卷五十 史部六

译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中没有“史”的类别名称，《战国策》《史记》都附见于《春秋》之下。此后著作逐渐增多，《隋志》才分列《正史》《古史》《霸史》等类别。不过，梁武帝、梁元帝的《实录》列入《杂史》，义例并不妥当。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用来安置上不属于正史、下又不属于杂史的书，义例最为完善，今天特意遵从它。因为编年体不列入正史，所以凡属编年体的书，都可以归附在这里。《史记》《汉书》以下，已经列为正史了；其中分流旁出的，如《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可以先作为草创性的资料。《逸周书》《路史》之类，可以相互取用来作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可以用来核校异同。这些书都足以相互补助，但书名却不能并列在同一类别中。命名为《别史》，就像嫡长宗族中有旁支别子一样。由于所包罗的范围已经很广，如果一定按体例分类，反而会显得琐碎。因此现在编录这些书，统一按照年代先后排列。△《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名为《汲冢周书》。考察《隋经籍志》《唐艺文志》，都说这部书在晋太康二年从魏安釐王墓中得到。因此，关于汲冢出土的说法，流传已经很久了。然而《晋书·武帝纪》以及《荀勖传》《束晳传》记载，汲郡人不准得到《竹书》七十五篇，并且各篇都有篇名，却没有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记载汲冢诸书，也没有列出《周书》这个名称。由此看来，《周书》并不是出自汲冢。考察《汉书·艺文志》，早已有《周书》七十一篇；现在的本子与班固所记相比，只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共有七十篇，另有《叙》一篇在末尾。京口刊本开始把《序》分散编入各篇，于是篇数仍为七十一篇，与《汉志》相合。司马迁记载武王灭商的事情，也与这部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用《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用《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用《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用《周书·王会》；注《仪礼》，引用《周书·以唐以闾》。这些引用都早于汲冢出土的说法，由此可知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旧书。郭璞注《尔雅》时称它为《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用的，也称为《逸周书》。由此可知，从晋代到唐初，旧本还没有题作“汲冢”。后来相沿称为汲冢本，大概是因为梁朝任昉得到《竹简漆书》，无法辨识，便拿给刘显看。刘显认出那是孔子删定《尚书》后剩下的文字。当时《南史》还没有出现，流传的情况没有得到考察，于是误把《汲冢》和《竹简》当成一回事，而修撰《隋志》的人又误将此说采入了吗？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说《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彼此相出入。《汲冢书》在晋太康年间出土，不知道为什么会与它相似，等等。这种说法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文献通考》所引用的《李焘跋》和刘克庄《后村诗话》，都认为汉代原本就有这部书，后来逐渐隐没，依靠汲冢竹简出土，才重新显现。这又是心里知道它并非汲冢出土，却巧妙编造调和说法。只有旧本所载嘉定十五年丁黼的《跋》，反复考证，明确认为它不是出自汲冢。这才是定论。这部书记载太子晋的事情，因此应当成书于周灵王以后。书中所说文王接受天命而称王，武王、周公私下谋划向东征伐，俘获并割取殷朝遗民，残暴地毁弃原野中的野兽，搜括宝玉，动辄达到亿万之数；又说三次发兵下车，悬挂纣王首级于太白山，并且又在南郊使用它——这些全都是古人必定不会有的事情。陈振孙认为这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似乎并非没有根据。然而《左传》引用《周志》说“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用《书》说“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用《书》说“居安思危”，还说“周作九刑”。这些文字都在今天的《书》中，可见春秋时期已经有这些内容。只是战国以后又辗转增益，所以言辞驳杂罢了。追究它的根源，终究还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文字，不可以废弃。近代通行的本子，都缺少《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其余各篇也有很多文字散佚脱落。现在考察《史记·楚世家》引用《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用《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用《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用《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用《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这些文字现在的本子都没有。大概都是已经散佚的十一篇中的文字。看李焘所作的跋，书中已经有脱落残烂、难以阅读的话，那么宋代刻本就已经如此了。△《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译考察《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说是长水校尉刘珍等人撰写的。现在考察范晔《后汉书》，刘珍并未担任过长水校尉。而且此书开始编纂是在明帝时期，也不应把刘珍等列为最初的撰作者。考察《范书·班固传》说：明帝开始下诏，让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完成《世祖本纪》。于是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的事迹，编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是《汉记》的初创。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安帝下诏，让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于建武，止于永初。《范书·刘珍传》也称，邓太后下诏让刘珍与刘騊駼撰写《建武以来名臣传》。这是《汉记》的首次续修。《史通》又说：刘珍、李尤相继去世后，又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撰写《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以及《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又命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共同撰写《孝穆皇帝》《孝崇皇帝》二帝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补《外戚传》，收入安思等皇后的事迹；在《儒林传》中收入崔篆等人。崔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共同撰写《百官表》，以及顺帝时期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记，共一百一十四篇，名为《汉记》。《范书·伏湛传》也说：元嘉年间，桓帝下诏让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人共同撰写《汉纪》。《延笃传》也称，延笃与朱穆、边韶共同撰写《东观》。这是《汉记》的第二次续修。大概到这时，史书体例才大致完备，于是开始有了《汉记》这个名称。《史通》又说：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撰述，接续编写可以完成的纪传。蔡邕另撰有《朝会》《车服》二志。后来因获罪被迁往朔方，他上书请求返回，续成十志。董卓作乱后，旧有文章散失。到许都时，杨彪还保留着一些注释纪传的文字。考察《范书·蔡邕传》，蔡邕在东观时，与卢植、韩说等人撰写补充《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撰各类《列传》四十二篇。后来因李傕之乱，大多散失。《卢植传》也称，熹平年间，卢植与蔡邕、韩说一同在东观，补续《汉记》。刘昭补注《司马书》时，又引用《袁崧书》说：刘洪与蔡邕共同撰述《律历纪》。又引用《谢承书》说：胡广广泛综合旧有礼仪，蔡邕据此编成志书。又引用《谢沈书》说：蔡邕把中兴以来所修订的内容汇编为《祭祀志》。章怀太子为《范书》作注，称蔡邕上书说：臣整理各志，有一项想删定，有四项应当续接，前志没有而臣想要撰写的有五项。这是《汉记》的第三次续修。至于称作《东观》，《后汉书注》引用《雒阳宫殿名》说：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说：永初年间，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的蓬莱山。大概东汉初年，著述都在兰台；到章和以后，图书典籍在东观大量汇集，修史的人也都在那里，所以用它来命名此书。《隋志》称此书共一百四十三卷，而《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则说是一百二十六卷，另有著录一卷。大概到唐代时已经有了缺佚。《隋志》又称此书起于光武帝，止于灵帝。现在考察《列传》的文字，其中偶尔记载献帝时期的事情，大概是杨彪补写的。晋代把这部书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许多人都学习它。因此六朝和初唐的人考订典故、解释书籍，大多征引它。自从唐代章怀太子汇集诸儒为《范书》作注，并在当世广泛流行以后，这部书便逐渐衰微了。北宋时还存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都称，此书是高丽进献的，大概已经很难得到。南宋《中兴书目》则只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蜀中有刊本流传，但错误多得无法阅读。上蔡人任始才用秘阁本进行校勘，罗愿作序使之刊行，在江夏刻版。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他所见到的版本共分十二卷，但缺少第七、第八两卷。卷数虽然似乎稍多，但核查其中《列传》的篇数，也只有九篇。因此与书目所载本来没有不同。自元代以来，此书已经散佚。《永乐大典》在“邓”“吴”“贾”“耿”等韵部中，都没有“《汉记》”一语。这样看来，所谓九篇，在明初就已经不存在了。本朝姚之骃撰写《后汉书补逸》，曾搜集遗文，析分为八卷。但他所采材料只依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部书。而且常常搜集得不完整，遗漏很多。现在谨慎依据姚本旧文，再以《永乐大典》各韵部所载内容参考其他书籍，补足其中缺佚，所增加的约有十分之六。此书长久没有刻本，传抄中错误很多。姚本按原文抄录，谬误极多。况且《汉记目录》虽然已经亡佚，但纪、表、志、传、载记等体例，在《史通》及各书所记载的内容中，大致仍然一一可以考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拟定篇名，割裂错置，数量多得无法尽数。现在全部加以整理订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那些篇次无法考定的，另编为《佚文》一卷，并把《汉纪》与《范书》的异同附录在末尾。虽然只是残缺的玉器和断裂的璧玉，零散而不完整，但其中古代遗泽斑斓，哪一样不是珍宝。书中所记载的，如章帝下诏增修群祀、杜林议论郊祀、东平王苍议论宗庙舞乐，都是一代的大典，而《范书》都没有详细记载这些文字。

译其他如张顺预先谋划起义、王常赞助昆阳之策、杨政的严正、赵勤的清廉，也都完全缺失不载，实在过于疏略。幸亏还有这部残存的书册，读史的人还可以有所考察。因此它对于考证确实很有帮助，尤其不能不赶快加以表彰。△《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许嵩撰写。许嵩自署籍贯为高阳，大概是因为郡望在那里。他的生平始末则无法考知。书中详细记载六朝事迹，起于吴大帝，止于陈后主，共四百年，后来又附载后梁。六朝都以建康为都城，所以用建康命名。按它计算的年代，记到唐至德元年丙申为止，因此作者是唐肃宗时期的人。书前有《自序》，说如今考订传闻，旁采遗文，详细记载君臣的行事。事情有详有略，文字有取有舍，不必全部列举。至于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则都明确说明所在，以保存古迹。那些奇异的事情和别的见闻，如果文字不能相互连贯，就都加以注记，使读者全面浏览而不感到烦琐，简约而没有遗漏，等等。大概它的体例以分类叙述兴衰的大端、按编年记事为主，同时尤其重视古迹。其中像晋以前诸位臣子的事迹，都采用实录的体例，附载在去世的条目之下；而宋以后又沿用正史的体例，各自为他们立传，这样体例未免不纯。又常常同一件事重复记载，彼此抵牾。至于名号称谓，大体像《世说新语》，随意标举名目，没有一定规范，在史书体例上尤其不合。但它征引广泛，很多材料出自正史之外。唐代以来考察六朝遗事的人，大多引用它作为证据。例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用它来证明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的画品。郑文宝《南唐近事》引用它来证明玄武湖。刘羲仲《通鉴问疑》记载，《宋书·高祖纪》在景平二年记载日食的日期有误；刘恕修撰《长编》时，确定日食发生在这一年二月癸巳朔。这些都取此书作为依据。又如陈后主时期，覆舟山和蒋山的松柏常常流出木醴，俗称雀饧之类的事情，《陈书》遗漏而没有记载。王巩《甲申杂录》也取此书作为依据。谢尚说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乎因《劝学》而死（考察《劝学》，它是《荀子》的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就是这一篇中的话），《晋书》误写成“勤学”。姚宽《西溪丛语》也依据此书加以驳正。另外，裴子野《宋略》在当时被称为良史，是沈约自认为不如它的史书，如今已经失传。《资治通鉴》还保存了其中几条论赞，但大多首尾不完整。而此书记载刘宋一代，完全以《宋略》为蓝本；连同裴子野论赞的文字，也还保存了十分之一。这也是喜爱古代文献的人应该拿来参证的。《新唐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史类》，大概因为它所记的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又没有使用纪传的名称，这样分类还算接近实际。《郡斋读书志》把它列入《实录类》，已经不免拘泥名称而失去实质。马端临《经籍考》把它列入《起居注类》，就更加错误。至于郑樵《艺文略》编年一类，原本按照朝代分别编排，却把此书列在刘宋之下，与《宋春秋》《宋纪》并列，更是错误。现在考察它所记载的内容，只有吴属于僭越建立的国家；但是《三国志》已经列入正史，所以应当把它归入《别史类》。△《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曾巩撰写。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召入任集贤校理，出任福州、明州等州知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此书记载太祖至英宗五朝的事情，共分为二十六个门目，体例类似《会要》。又为二百八十四人立传，各自按其官职分类。书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所作的序。它的记载简略琐碎，很不符合史书体例。晁公武《读书志》摘录其中记载《太平御览》和《总类》把两部书混为一谈的错误，因此怀疑不是曾巩所作。现在考察曾巩本传，其中没有记载这部集子。曾肇作《巩行状》，韩维撰写《巩神道碑》，详细列举他所著的书，内容都很完备，也没有这部集子。根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曾巩充任史馆修撰；十一月，曾巩进呈《太祖总论》，不符合皇帝的旨意，于是停止修撰五朝史。曾巩在史馆前后只有五个月，不可能仓促撰成这部书进呈。它出于假托，几乎可以肯定。然而从北宋末年起已经流传于世。李焘撰写《续通鉴长编》时，像李至被任命又罢免等事情，间或采用其中的说法，那么当时此书本来就存在，并没有被废弃。到了元代修撰《宋史》、袁桷制定《搜访遗书条例》时，也都列及此书，认为可以作为援引和考证的依据。大概它虽然不是曾巩所作，终究还是宋人的旧书。所以现在也姑且保留下来，以备作为一种说法。△《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苏辙撰写。苏辙有《诗传》，已经著录。苏辙认为司马迁《史记》多半没有领会圣人的旨意，于是依据司马迁的书，上起伏羲、神农，下至秦始皇，撰成《本纪》七篇、《世家》十六篇、《列传》三十七篇。苏辙自称是追述记录圣贤遗留下来的意旨，以便明确地展示给后世；至于得失成败的关节，也都详细论述其中的原因。现在考察此书，例如在《三皇纪》中加入了道家一派的内容，说黄帝以无为作为宗旨，他的著作与老子相互出入；在《老子传》中附入佛家的学说，说释氏看待老子，认为他体察大道还不够深远，却站立在世俗之上；在《孟子传》中说，孟子向子思学习，得到他的学说却逐渐偏离，反而称誉田骈、慎到一类的人。又说孟子是佛家所谓的钝根声闻一类人。班固评论司马迁的错误，首先就在于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苏辙所作的改定，怎么能说是在纠正司马迁呢？《朱子语录》说：伯恭、子约尊奉太史公的学问，我曾经同他们激烈辩论。子由《古史》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习，疏漏而轻信。这两句话最能切中司马迁的过失，伯恭非常厌恶它们。

译《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他们一定行善，就像火一定是热的、水一定是冷的一样；他们不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吃谷物一样。”这句话说得最好。我曾经问伯恭，这难道是司马迁所能达到的吗？然而子由这句话虽然说得好，却也有毛病。例如他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只是把开头的气势说得很大，但下面的功夫却都空疏，等等。大概是因为他平日与吕祖谦议论相互激发，所以曾作《杂学辨》来攻击苏辙，此时反而替苏辙辩护。但是苏辙混合儒家、墨家学说的过失，最终也不能替他掩盖。平心而论，史学到了司马迁，正如诗歌到了李白、杜甫，书法到了钟繇、王羲之，绘画到了顾恺之、陆探微，不能拿一枝一节来比拟他们的长短。苏辙却想对《史记》加以删定点评，恐怕免不了轻率妄为。至于他所作的纠正和补缀，例如《史记》记载尧按照典礼把女儿嫁给舜之后，瞽<目叟>还想杀舜；苏辙则依据《尚书》，说嫁舜是在瞽<目叟>答应之后。《史记》记载伊尹背着鼎去游说商汤、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见西王母的事情，苏辙则删去。《史记》没有记载桑林祈雨的事情，苏辙则加以补入。《宋世家》中，《史记》赞美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行为是合乎礼让，苏辙则贬斥他。苏辙辨析《管子》一书，认为是战国诸子增益附会而成。在《晏子传》中加入晏子处置崔杼之乱、预知陈氏篡夺以及进谏等几件事；对于宰我，则辨析他没有参与叛乱的事情；对于子贡，则辨析他没有扰乱齐国的事情。又依据《左氏传》撰写《柳下惠传》《曹子臧传》《吴季札传》《范文子传》《叔向传》《子产传》等，以补充《史记》没有涉及的内容。《鲁连传》中附入《虞卿》，《刺客传》中不记载《曹沫》。在取舍之间，也颇为不当。把它保存下来，与司马迁的书相互参照，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书中有时附有注释，根据叶大庆《考古质疑》考察，大概是他儿子逊之所作。旧本没有记载他的姓名，现在附带著录于此。△《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 宋代郑樵撰写。郑樵有《尔雅注》，已经著录。通史的体例，始创于司马迁。所以刘知几《史通》论述二体时，把《史记》《汉书》合为一体；论述六家时，又把《史记》《汉书》分别列为两家，因为一家叙述一个朝代的事情，一家总括历代的事情。这种体例综括千古，归结为一家之言。如果学问不足以贯通古今，文章不足以熔铸众说，就很难写成这样的书。梁武帝撰写《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便散佚了。因此后来有作者，大多不敢在这方面用心。郑樵凭借自己学识广博，于是搜罗旧籍，参照新的见解，撰成这部书。全书有《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中《纪》《传》删取各史，略有移改取舍，大体仍沿用旧有篇目，体例不够纯一。《年谱》仿照《史记》各表的体例，只是间或把大规模封爵任官、大政事交错记在其中，有时繁琐，有时遗漏，分歧也很多，这些都不是它用力的所在。他一生的精力和全书的精华，只有《二十略》而已。第一类是《氏族》，第二类是《六书》，第三类是《七音》，第四类是《天文》，第五类是《地理》，第六类是《都邑》，第七类是《礼》，第八类是《谥》，第九类是《器服》，第十类是《乐》，第十一类是《职官》，第十二类是《选举》，第十三类是《刑法》，第十四类是《食货》，第十五类是《艺文》，第十六类是《校雠》，第十七类是《图谱》，第十八类是《金石》，第十九类是《灾祥》，第二十类是《草木昆虫》。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是旧史中没有的。考察《史通·书志篇》说：可以立志的内容有三种：一是都邑志，二是氏族志，三是方物志。郑樵增设《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大概是暗中据取了这段话。至于《六书》《七音》，只是小学的支流，并非史家的本旨。郑樵以猎奇炫博为能事，泛泛涉及这些内容，按体例来说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其余十五略虽然都是旧史已有的，但《谥》和《器服》本是《礼》的子目，《校雠》《图谱》《金石》本是《艺文》的子目，把它们分列为不同类别，岂不是既冗杂又琐碎吗？而且《氏族略》遗漏很多，《六书略》多有穿凿附会；《天文略》只记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全部抄录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虽然前面先列出几行水道，但也只是杂取《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几十条，连《禹贡》所载山川也没有逐一详细记载。《谥略》另立若干门类，却把沈约、扈琛等人的《谥法》全部删去不录，甚至《唐会要》所载以“杲”字为谥的诸谥，也一并遗漏。《器服略》中，关于器物只记载尊、彝、爵、觯等器的制度，既不详细，又与《金石略》重复；关于服饰则全抄杜佑《通典》的《嘉礼》。其中《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也只是删节抄录《通典》，没有进行辨析考证。至于《职官略》中，把《通典注》所引用的典故全部改作大字案语，更加草率。《艺文略》分门过于繁杂。此外，韩愈的《论语解》《论语类》前后重复出现；张弧的《素履子》在儒家、道家两类中各出现一次；刘安的《淮南子》在道家、杂家两类中各出现一次。

译荆浩的《笔法记》是论述绘画的文字，却列在《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是传记一类的著作，却列在《名家类》；段成式的《玉格》本是《酉阳杂俎》中的一篇，却列在《宝器类》，尤其荒谬。《金石略》所载钟鼎碑碣，用《博古》《考古》两部图录和《集古》《金石》两部录来核对，遗漏竟达到十分之七八。《灾祥略》则全部抄录各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连《诗经》《尔雅》的注疏也不能详细核考。大概宋人以义理相互标榜，对于考证之学很少留意。郑樵自恃学识广博，蔑视当世，料想不会有人出来诘难他，所以趾高气扬、迈步阔行，不再详细检查，终于不能做到逐条精密，导致后人多有讥评弹劾。只是他的采集广博，议论也多有警策精辟之处。虽然其中纯正与驳杂相互夹杂，但瑕疵不能掩盖优点，终究不是那些空泛无根的言论所能比拟的。直到今天，人们仍借此书作为考察鉴戒之资，并且与杜佑、马端临的著作并称“三通”，也是有道理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代王偁撰写。王偁字季平，眉州人。父亲王赏，绍兴年间任实录修撰。王偁继承家学，又广泛搜集九朝事迹，采集编纂成书。洪迈修撰四朝国史时，上奏进呈此书，因此王偁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他的书有《本纪》十二卷、《世家》五卷、《列传》一百〇五卷、《附录》八卷。叙事简约而内容完备，议论也都持平。例如没有把康保裔列入《忠义》，对张方平、王拱辰的瑕疵也不加隐讳，这些都体现了史学见识。对于熙宁年间的启衅、元符年间的绍述，尤其反复致意。《朱勔传》后附载僧人祖秀的《艮岳记》，大概仿照《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和陈寿《进表》的体例。虽然不合史书体法，也足以供考证使用。然而南宋诸人却多不满这部书。大概王偁闭门著述，没有加入讲学的宗派。党同伐异是势所必然，因此不能据此作为定论。近来汪琬又说，元代修撰《宋史》，实际上把这部书作为稿本依据。现在考察起来，只有《文艺传》是《宋史》取材于此书的，所以其中记载北宋的内容较多，南宋文人却寥寥无几。其余事迹中有异同之处，例如符彦卿的两个女儿后来都成为周室皇后，而《宋史》遗漏了其中一人。刘美本来姓龚，冒充外戚而附会进入《外戚传》，这部书直接记载了他的事情，《宋史》却采录他的家传，反而替他避讳。赵普事先看过章奏，田锡极力论说这是错误的，而《宋史》却误认为群臣的章奏一定要先禀告田锡。杨守一凭宦官涓人的身份补任右班殿直，升任翰林副使，《宋史》却误写成翰林学士。新法刚开始施行时，因仓中籴米一事获罪，吴申等人说这样做不方便，《宋史》却误认为这是司马光的意见。至于地名和谥法，《宋史》的错误尤其多。元人修史，大概从未考证过这部书。汪琬的话没有说中实际情况。其中如张齐贤在雍熙三年因违背圣旨而被调出京外，《宋史》却误写成他自己请求出兵边地；把副使王履的《楚辞》误归给李若水；又没有把王履载入《忠义传》。这部书虽不免偶有抵牾，但宋人私家史书中，卓然可以流传的，只有王偁、李焘、李心传三人的著作。因此，它本来就应当是考察宋史的人所珍视的。△《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罗泌撰写。罗泌字长源，庐陵人。这部书成于乾道庚寅年。全书有《前纪》九卷，叙述上古三皇直到阴康、无怀的事迹；《后纪》十四卷，叙述太昊直到夏履癸的事迹；《国名纪》八卷，叙述上古直到三代各国的姓氏、地理，下及两汉末年；《发挥》六卷、《馀论》十卷，都是辨难考证的文字。《国名纪》第八卷中，载有《封建后论》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国姓衍庆纪原》一篇，大概是因为类别相近而附列在一起。只有归愚子的《大衍数》一篇、《大衍说》一篇、《四象说》一篇，与《封建》毫无关系。考察《发挥》第一卷卷首，有《论太极》一篇、《明易彖象》一篇、《易之名》一篇，与《大衍数》等三篇类别相同。怀疑这些本来是《发挥》的文字，校刊者因为卷次相连，错误地把它们窜入《国名纪》。罗泌《自序》说：皇甫谧的《世纪》、谯周的《史考》、张愔的《系谱》、马总的《通历》、诸葛耽的《帝录》、姚恭年的《历帝纪》、小司马的《补史》、刘恕的《通鉴外纪》，这些著作的学问浅陋狭窄，不足以取信。苏辙的《古史》只是阐发、说明了旧有的索隐之说，并不是完整的史书，因此罗泌据此撰成这部编著。《馀论》开头解释书名的含义，引用《尔雅》把“路”训释为“大”，所谓《路史》，大概就是说“大史”。句下注文题作罗泌之子罗苹所撰。核对其词义，与罗泌的书在详略上相互补充，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恐怕是罗泌自作注释而假托儿子的名字吧。上古的事情本来就模糊难明。罗泌大量采录纬书，已经不足凭据；至于《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都是道家假托的言论，他却一一据为典要，实在难免受到内容庞杂的讥评。《发挥》《馀论》都深深斥责佛教，但论说《易》数的几篇，却在义理上取法道家。其中《青阳遗珠》一条，论说最大的迷惑有九种；把贪图成仙作为有才者的迷惑，把谄媚外物作为无才者的迷惑，尤其偏颇驳杂。然而，这部书引用的材料广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说：伏羲、神农、轩辕、太皞的源流，山川、河流、钟律的要旨，白鱼、赤乌的祥兆，黄金、紫玉的瑞应，事情丰富奇伟，文辞富丽丰润；对经典没有益处，却有助于文章。因此后来的文人采集其中的精华。罗泌的这部书，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至于《国名纪》《发挥》《馀论》，其中考证辨难的内容，语言多精审核实，也颇有破除疑惑、坚持正理的论说，实在不能因为它好标新立异就一概斥责。△《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叶隆礼撰写。叶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任官职，做到秘书丞。他奉诏编纂辽朝事迹，写成这部书。全书有《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这部书史法谨严，笔力详细充实，具有良史的风格；苏天爵《三史质疑》却说叶隆礼没有见过国史，他的说法大多来自传闻，并且多处讥评其失实。现在看这部书，大体上是取用前人的记载原文，分条摘录，排比编成。穆宗以前的纪传，取自《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以及各种杂纪，取自李焘《长编》等书；其中《胡峤陷北记》取自《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以及《达锡伊都》等传，取自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取自武圭《燕北杂记》。（案：武圭的书现在已经失传，其中的话大略见于曾慥《类说》。） 这些内容全都照袭原书文字，没有改动。偶尔有节略摘录，也多有不恰当之处。例如《通鉴》记载辽太祖最初被拥立为王的事情，上文说他倚仗强力而不接受替代，因此下文说七部请求依照约定；如今这部书删去了“不接受替代”的文字，那么所谓“依照约定”究竟指什么呢？又如《长编》记载圣宗南侵，说天雄军听说契丹到来，全城惊慌；契丹军暗中进军到城南，在狄相庙设下埋伏，于是向南进攻德清；王钦若派将领追击，伏兵突然杀出，天雄军不能进退，事情的经过十分清楚。如今这部书在“全城惊慌”之后立即接写伏兵杀出等事，却把暗中进军、设下埋伏的文字全部删去，那么埋伏的究竟是哪一方的军队呢？又如《松漠记闻》记载黄头女真，金人每次出战都让他们充当前锋。这是洪皓亲眼所见，他们属于金人，事情十分明确。如今这部书却径直把“金人”改成“契丹”，采入《辽志》，于是更加颠倒事实了。又如《帝纪》中凡是日食、星变等事，都取自《长编》的记载，按年份分条列出。然而辽、宋两国历法不一致，朔日和闰月往往不同。例如圣宗开泰九年，辽国在二月置闰，宋朝在十二月置闰，宋朝的七月在辽历中应当是八月。可是这部书仍然按照宋朝历法记作七月朔日日食。这类地方也都没有经过考证。大概叶隆礼生于南渡以后，距离辽朝灭亡已经很久，北方的典籍在江左也很少流传，他只能依据宋人所修的史传和各种杂说抄撮编成，所以事情的始末不能全部具备。苏天爵的论断，深深切中了它的缺失；钱曾大概没有详细核查。只是各家目录所载的《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等书，在叶隆礼当时还没有全部散佚，所以这部书所记也颇有可以依据的地方。例如道宗寿隆年号，这部书确实写作“寿昌”，与《辽史》所遗漏的碑刻文字相合，可以证明《辽史》的错误。又如《天祚纪》所载与金朝交战以及兵马、渔猎等事，比《辽史》的本纪、志记得详细，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参考。只是它的体例参差不齐，记事笔法颠倒错乱。有时把宋朝列为正统，便有时称辽帝，有时称国主；有时又把辽朝列为正统，于是把宋帝年号分注在辽帝年号之下，前后已经自相矛盾。至于杨承勋劫持父亲、背叛君主，蔑视伦理、伤害教化，却采用胡安国的错误说法，认为这种变故并没有失去正道，更是毫无辨别裁断。而且，这部书是奉宋孝宗敕令撰写的，所引用的胡安国说法却直接称其谥号。按照君前不直称臣名的义理，这也有违背之处。现在一并恭敬遵从圣训，改正其中的错误，用来昭示千古的大公，成为史册上的定论。△《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宇文懋昭撰写。书前有端平元年《进书表》一通，署名自称是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却没有详细说明籍贯。《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读父书”等话，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人。书中搜集编次金太祖至哀宗九位君主、一百十七年的事迹。全书有《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看起来像是杂采各书、排比编成的。书中所称义宗就是哀宗。《金史》说这是息州行省呈上的谥号，而本书却说是金朝遗臣所上的谥号，与《金史》很不相合。宇文懋昭既然投降宋朝，就应当把宋朝作为正统来叙写；可是书中分注宋朝年号，又直书康王出质，并把北迁的宗族列入献俘之中，实在不合体例。因此钱曾《读书敏求记》曾称这是对君主无礼到了极点的书。然而它可疑的地方还不止这些。详细检阅考核，错误遗漏很多。例如《进书表》题为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朝灭亡就在这个月的十日，相隔只有五天，怎么可能仓促写成此书并进献呢？又如它把蔡州被攻破的事情记载得如此详细，按情理也很难令人相信。端平年间正是理宗在位，而这部书却大书特书宋宁宗太子不能即位、改立他的侄子为理宗，以及济邸的废立，对此完全没有避讳。又把生前就称作谥号，错误显而易见。宇文懋昭作为金人归降宋朝，却对两国都直接斥称其国号，唯独把元军称为“大军”，又称元朝为“大朝”，反倒像是出自元人的措辞，尤其令人难以理解。又《开国功臣传》只有寥寥几句话，《文学翰苑传》却多达三十二人。检验其文字，都是完整抄录元好问《中州集》中的小传，只略加删削。考察元好问撰写这部书时，已在金朝灭亡以后，原序说得很明白；宇文懋昭更不应预先抄袭其中的文字。这些都是最大的疑点。其他如爱王作乱等事，也多轻信伪书，内容冗杂，次序失当。恐怕已经被后人窜改扰乱，不再是宇文懋昭的原本，所以抵牾之处竟如此之多。然而，这部书首尾完整，偶尔有与《金史》不同之处，都足以用来订正考证。书中所列制度、服色，也能与《金史》各志相互参照。因此旧本一直流传而没有废弃。现在也说明它是伪书，却仍然收录其书。△《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震撰写。黄震字东发，慈谿人，官至浙东提举，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

译这部书撮取各部史书，概括其中的纲要。上起三皇，下至宋哲宗元符年间。每记一位皇帝的事迹，就把这位皇帝的大臣附在后面；对于僭窃帝位、割据一方的人，也随时附带记载。文字简约而事情完备，颇有条理。它不是曾先之《十八史略》那类只粗略具备梗概、失于疏略浅陋的书所能相比的。所叙前代各位大臣，又分别列出品目。只有北宋大臣的事迹比历代稍微详细，却没有设置“忠臣”“奸臣”之类的标题，大概是有意不敢妄加评定。朱子撰写《通鉴纲目》，才开始遵循习凿齿《汉晋春秋》的体例，贬黜魏帝而尊奉蜀汉。同时张栻撰《经世纪年》、萧常撰《续后汉书》，所持论点也都相同。震继承朱子的学说，所以这部书也采用《纲目》的体例。有人谈论昭烈帝时，常常因为他的族属关系疏远而表示怀疑。假使昭烈帝果真不是汉朝皇帝的子孙，曹操是盖世的奸雄，难道不能声讨他的罪行并诛灭他的伪统吗？如今反而要在千百年以后，创意怀疑他的谱牒吗？他所阐发的道理，可以说简明而完备了。△《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篯家藏本） 宋代萧常撰写。萧常是庐陵人，以乡贡身份中进士。起初，萧常的父亲萧寿朋因不满陈寿《三国志》尊魏帝、贬蜀汉，想要重新订正此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萧常于是继承父亲的志愿撰成此书。书中以昭烈帝为正统，撰《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又把《吴》《魏》改作《载记》，共二十卷；另撰《音义》四卷、《义例》一卷。在《蜀志》中增加列传四十二篇，删去列传四篇；把《魏志》的十篇列传移入《汉书》；删去《吴志》列传二十篇；删去《魏志》列传八十九篇。书中多引用裴松之注的材料写入列传，所增加的列传也都取材于裴注。偶尔有裴注没有涉及的内容，建安以前的事情依据范晔《后汉书》，建安以后的事情就不能再有所增益了。可见它的主旨在于史书体例和褒贬笔法，而不在于考订事实。然而它的义例精细严密，实际上很能掌握史法。例如魏、吴两国的大臣本来附见在两国《载记》之后，其中有些人事迹自成一节、可以单独立名的，如孟宗、陈表等，就另列入《孝友传》；杜德、张悌等，就另列入《忠义传》；管宁、吴范等，就另列入《隐逸方技传》。它的体例实际上取法于《晋书》。又如曹操受封魏公、加九锡等事，《陈志》都说是天子命令曹公，而此书却写成曹操自作如此之事。这是取法于范蔚宗《后汉书》的本纪。其他删削增改之处，也大多谨慎严密。只是《陈志·先主传》称刘备受封为涿县陆城亭侯，萧常在《昭烈纪》中却只说受封为陆城侯。《陈志》记载建安十四年魏延任都督，萧常却说擢用魏延为镇远将军。《裴注》中完全没有这些话，不知萧常依据什么。然而萧常的长处不在考证，大概只是偶然笔误，并不是另有典籍依据。萧常完成此书时，曾经把《表》进献朝廷。他当时列出的只有《本纪》《表》《传》《载记》，没有《音义》。到了周必大作序时，才把《音义》一并提到。或许是书完成以后，又续加辑录进去的吧。△《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郝经撰写。郝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死后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号文忠，事迹详见《元史》本传。郝经在中统元年出使宋朝，被贾似道拘留，留居仪真十六年。他在使馆中撰写了七种书，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萧常的《续后汉书》还没有在北方流传，所以郝经没有见到它，特意撰写此书来纠正陈寿尊魏帝的错误。即使是《三国志》的旧文，也重新加以编排，并以《裴注》的异同和《资治通鉴》的取舍相互校勘、订定。原书九十卷，中间各自分为子卷，实际共一百三十卷。提升《昭烈》为《本纪》，贬吴、魏为《列传》。对于各国大臣，则分别按汉、魏、吴归类。又另立《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等传。又因为陈寿的书没有《志》，便撰作《八录》来补足缺失。各篇开头都冠以《序》，结尾则用《议赞》。另有《义例》，用来申明全书的大旨。他的论说颇为严谨，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出入。例如士燮、太史慈都曾向吴廷交付忠诚，却把他们列入汉臣；李密起初仕于汉朝，最后仕于晋朝，《晋书》把《陈情表》列入《孝友》，这里却把他列入《高士》，这在名分和事实之间都是不相合的。又黄宪死于汉安年间，葛洪显达于晋元年间，却都被收入此书，时代也完全错乱。其他汉、晋两代的大臣，只因事迹间或涉及三国而收入《列传》的，也不止一人。又《八录》中往往杂采《史记》《前汉书》《晋书》的文字，记载重复繁冗，也都失于界限。按照《义例》来衡量，这些都属于不够妥当。然而郝经崇尚气节，学术有根本，所以他的论说大多有益于世道人心。况且郝经作为使臣被拘执，经历困苦艰辛，却不肯稍微屈服自己的志节。因此对于气节之士，他反复低回、寄意尤深。读他这部书，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这也不是萧常、谢陛等人只是一味推衍《紫阳绪论》的著作所能相比的。此书和郝经所撰《陵川集》，都是延祐戊午年由官府刊行的。然而自明代以来，传本极少。

译只有《永乐大典》所收还比较多。拿原目录核对，只有《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完全散佚，未能流传。全篇保存完好的仍有十分之六七；其中《序文》《议赞》保存下来的也有十分之八九。现在分别依据原目录，进行编辑校正。原书所分的子卷，全部仍按旧制。偶有残缺之处，如果文字在《陈志》中已经具备，就不再采录补入，以免繁复。又郝经所见的是《陈志》的旧本，其中字句同今天的本子往往有异同，谨慎地分别加上按语加以标明，以供考证。书中的原注，是书状官、河阳人苟宗道所作。郝经文集中载有《寿正甫诗》，其中有“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两句。正甫就是苟宗道的字，也就是《元史》所说郝经久留宋地时，书佐都通晓学问，后来苟宗道官至国子祭酒的那个人。苟宗道《序》中有“缱绻患难十有三年”的话。考察郝经是在庚申年出使宋朝，那么这篇《序》应当作于壬申年，而书中没有写至元九年。大概当时南北隔绝，还不知道中统已经改为至元了。他在注文所涉及的取舍和义例方面颇有阐发，但《列传》中有的整篇都没有注，大概是传抄时有所散佚脱漏吧。△《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薛虞畿撰写。书前有薛虞畿的《自序》，没有署明年月。序中说，他曾经阅览注疏文书，看见《春秋》中君臣往事不下千件，散见于百家著作，都是三氏传注没有记录的；有时只能略微取得事情的端绪，却没有探究完整头绪，保存一半而没有采录全部。于是便不自量力，略仿《左传》的体例，分为十二公，以统贯那个时代；考察《三传》中的人名，用来串联各项事情，共十五卷。书末又有他的弟弟薛虞宾所作《跋》，说长兄辑录《春秋别典》，尚未脱稿便不幸去世，难免有“挂甲漏乙”、年代颠倒的弊病。因此自己特意广泛阅览、博搜资料，互相参照考订；时代相隔的加以更正，数字有差别的加以分析，删去繁复的十分之一，补足缺略的十分之三等等。由此可知，此书是薛虞畿兄弟二人相继完成的。旧时没有刊刻本。这一版本是朱彝尊家所收藏的，有康熙辛巳十月朱彝尊的题字。可惜他抄录采集时确实很费苦心，只是各条末尾没有说明出自哪部书。明人的习惯，大多如此，所批评的确实切中了他们的弊病。然而此书搜罗丰富，很能扩大见闻，也可以说是博学广识的一项助益。《虞畿序》署名为“粤瀛”，《彝尊跋》说他的字和籍里，地方通志没有记载，无法知道详细情况。《虞宾跋》中说长兄列身章缝之士，研治博士家的学说，大概是广东的诸生。考察胡恂《潮州府志》说：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起初是诸生，后来弃去功名，隐居在韩山山麓，以耕种园圃自娱。郡中长官想招致他，他便凿穿墙垣逃走。著有《听雨篷稿》等等。应当就是这个人。又考察潮州在梁代称东阳州，后来改称瀛州，与“粤瀛”的称号也相合。只是《潮州府志》没有说他有这部书，疑心只是偶然没有见到罢了。《虞畿序》又说《书目》《凡例》列在左方。如今卷首有《凡例》七条，却没有《书目》，那么就是传抄者把它散佚了。△《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起初，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平民龚士炯进献《历代年表》，所记载的内容到隋朝为止。于是下诏命工部侍郎周清源重新修订，但尚未完成周清源便去世了。又下诏命内阁学士王之枢接续修订，并让周清源的儿子周嘉祯协助他，于是相继编成此书。所记载的事迹，上起帝尧元载甲辰，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首尾共三千七百二十五年。表以年份为经，以国家为纬，只有正统列在第一格，这是全书通用的体例。其余时代不同、世局有异，不能用一种方法局限，于是每一代改变体例，并分别把说明体例的文字系在表的开头。大体上取法于《史记·年表》《月表》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只是每一条大多附有史评，每一代又各自冠以《地理图》《世系图》，全书总冠以《三元甲子纪年图》，这是对旧式的小小变通。考察《南史·王僧孺传》，说太史公《年表》采用旁行斜上的形式，体例仿照《周谱》，可见史表确实是三代的旧法。然而从《史记》以后，通常是一类事情各自编成一表，不能贯通起来；《资治通鉴目录》也只是粗略列举大纲，不能详细完备。近来万斯同撰写《历代史表》，颇称得上完备广博，但它的主旨只是考核封爵和世系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能够贯通上下数千年，使条目清楚、脉络相连。这部书搜罗历代史事，总括始终；记载没有遗漏，义例又极其严密；剪裁得体，史书笔法又极其明白，确实符合韩愈所说“记事一定要提取纲要”、欧阳修所说“《春秋》的文辞简约而有法度”。读史的人掌握这一本书，也可以知道治史的门径了。△《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写；其中《纪》《传》《谱》《略》的体例，一仍郑氏旧制。只是郑氏《列传》因袭各史旧文，篇名彼此错杂，又略有改窜。例如《史记》没有《隐逸传》，便析取伯夷、四皓等人来充当；《史记》没有《方术传》，便析取司马季主、扁鹊等人来充当；《后汉书》没有《孝友传》，便析取毛义、江革等人来充当；《三国志》没有《忠义传》，便析取典韦等人来充当。体例彼此自相矛盾，既不完全因袭，也没有另创新例，以至于不成马也不成骡。如今参考各书的异同，折衷历代沿革，确定为两种处理办法。第一种是名称不同的归为一类。例如《五代史》的《家人传》析入《后妃》《宗室》，《一行传》析入《隐逸》《孝友》；《元史·儒学传》析入《儒林》《文苑》。

译《宋史·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释老传》并入《方技》；《唐书》《明史》的《公主传》附入《宗室》。这样大概可以分别核实事实，不至于分歧过多。第二种是原来不完备的加以增修。例如《唐书》的《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明史》的《阉党传》《流贼传》《土司传》，都是各史所没有的，但这些篇目实际上不可更改。现在考核事实和体例，也分别设立这些门类。又如孔氏的世系和封爵，《明史》附入《儒林传》，如今则依照郑氏原书《孔子列传》的先例，补立《孔氏后传》。至于五朝国史，把贰臣另立为《列传》，是新近出自圣上的裁定。在表彰善良、区别邪恶之中，寄寓扶植纲常的用意，确实彰明褒贬最为公允，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也完全遵循常法，在前代分别设立这一门类，以彰显应当褒奖和应当贬斥的人。与原书的体例相比，确实更加详备而核实。《二十略》中，改变郑氏体例的也有三项。第一项是《艺文略》，郑氏只列卷数和书名，如今各自补写撰著人的姓名、爵位和籍里。第二项是《图谱略》。郑氏原来用《索象》《原学》《明用》三篇辨析学术的源流，又用《记有》《记无》两篇考察书籍的存佚。如今删去这些篇名，另以《经学》《天文》《地理》《世系》《兵刑》《食货》《算术》《儒学》《医药》作为子目。第三项是《昆虫草木略》。所记载的动植物之类，不像文章典制那样有时代可以区分。考察郑氏原书，只是把他所撰《诗名物志》《尔雅补注》《本草外类》删取简约后编成一书。例如《百蔬》没有列入瓠匏，《九谷》没有收录麰麦；解释鱼类只保存鳣而遗漏鲔，解释兽类只有虎而没有貔；把葍々混同于琼茅之葍，把芸薹合并为夫须之台，错乱遗漏之处不胜枚举。如今只对原书未记载的补足遗漏，已记载的纠正错误。至于炼石、煮丹之类，事情涉及迂诞怪异，便一概不再续增。这样虽然同属一部《传》，条理却清楚了一倍；虽然同属一部《略》，考证却更加精审。这是由于仰承圣上的明察，得以折衷取舍，与郑氏一类空发宏论的做法，当然大不相同。△《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本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有《庙制图考》，已经著录。这部编书以十七史为依据；自《后汉书》以下，只有《新唐书》有表，其余都没有，所以分别补写。仿照《史记》《前汉书》的体例，撰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仿照《新唐书》的体例，撰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是万斯同自行创立的体例。他的书除正史的本纪、志、传之外，还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等书，以及各家的杂史，按次序汇集记载，使历代朝廷掌故的头绪清楚分明，对史学很有帮助。考察宋代以前，只有《后汉书》有熊方补写的《年表》。至于郑樵《通志》，《年谱》只记一朝的大事以及正统、闰统的始末；对于诸王、将相、公卿、大臣兴废和任免的原因，大多略去不写。近人所作《十六国年表》，也有很多错乱遗漏。它搜罗丰富，分类编排，也都比不上万斯同这部书的完备。只是《晋书》既然补有《功臣世表》，那么历代都应当补写。十六国中成、赵、燕、秦既然已有《将相大臣年表》，那么南唐、南汉、北汉、闽、蜀十国不应独独缺少。又魏国的将相大臣中没有记载上大将军。五代《诸王世表》唯独缺少后汉，注文说后汉子弟未曾封王。然而考察承训死后追封魏王、承勋死后追封陈王，这与后周郯、杞、越、吴诸王的事情属于同一例，为什么唯独删去而不予登记？这些都是它偶然有所脱漏的地方。然而考察它的大体，精密之处居多，也就是所谓过失一分而功劳十分了。△《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姚之骃撰写。姚之骃，字鲁斯，钱塘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搜集辑录了今已失传的八家《后汉书》。其中《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刘知几《史通》说，范蔚宗所采集的材料，共有编年史四家、纪传体史书五家。如今袁宏的《后汉纪》尚有传本，所以这里只列八家。他搜集琐碎遗文，用力颇为勤苦，只是没有注明所依据的书，使读者无法考证，这是他的短处。至于司马彪的《续汉书》虽然已经散佚，但章怀太子曾取其中十篇《志》来补充范《书》的缺失。如今《后汉书》中刘昭所作的部分，就是司马彪的《续汉书》，而姚之骃没有考察清楚源流，竟把它说成范《后汉书》的《志》，于是另行采录其他书中引用司马《志》的内容。两处字句相同，竟没有人察觉，这个错误实在最为严重。不过洪迈博览群书，他所作的《容斋随笔》也把司马《志》说成范《志》，可见这种错误也是有所承袭的。至于《东观汉记》，拿《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核对，和姚之骃所辑录的相比，十篇中还多出五六篇。大概是宫廷秘府珍藏的书，不是草野之士所能看到的，因此也不能因为疏漏而责怪姚之骃。△《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清代陈厚耀撰写。陈厚耀有《春秋长历》，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群书中记载的、与《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有异同的材料，按国家分别编次，以备考证，间或也加以辨析订正。又取《史记》的《十二诸侯表》和《六国年表》合并联缀，编成《通表》二卷。其中诙谐谈说、琐碎记载以及神仙方术等与史书体要无关、难以按年代编排的材料，另编为《摭遗》一卷，附在书后。《通表》排比详明，很有条理。《异辞》把切实可靠的材料作为正文，而把百家小说中荒谬虚妄的言论降低一格，附在正文下面，也颇有体例。只是其中真伪混杂，例如《庄子》、《列子》的寓言和《亢仓子》这部伪书，都采录其中，未免稍微缺乏裁断。不过，他采集的材料浩繁，用力可以说非常勤勉。又因为所引用的书大多注明某篇某卷，大概是仿照李涪《刊误》、程大昌《演繁露》的体例，使读者容易查核，也没有明代人杜撰夸耀博学的弊病。大体上，马骕的《绎史》采用袁枢的纪事本末体，陈厚耀这部书则采用齐履谦《诸国统记》的体例。马骕的书还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陈厚耀则全都从“五书”之外搜集材料，尤其独自增加了难度。虽然内容涉及较为芜杂，也不可以因此斥责它。陈厚耀所著《春秋长历》和《春秋世族谱》，都与这部书相互参证、互为表里。他自己说，平生精力用于这部书的部分很多。△《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代李锴撰写。李锴，字铁君，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襄平”。考察可知，襄平是汉代辽东郡的郡治，今为盛京辽阳州一带，大概是他的祖籍。康熙年间，邹平人马骕撰写《绎史》，采集百家杂说，上起洪荒时代，下至秦代，仿照袁枢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各自拟定标题，分类编排，凡是征引的材料全部录下原文。虽然表面上似乎彼此不相连接，实际上自有头绪。李锴这部书以马骕的书为稿本，把其中文字分解开来，重新删裁连接，改成纪传体。撰有《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仍然在每段下面分别注明所出书名。遗文琐事中没有收入正文的，就按类别附注在句子下面。大体上，体例仿照《史记》，而编排方法则仿照《路史》，并稍作改变。《自序》说，他于雍正庚戌年开始做这件事，到乾隆乙丑年完成，历时十六年才成书。他用力颇为勤苦。考察古代以来搜集百家材料编成一部史书的做法，实际上始于司马迁。如今考察《史记》各篇，其中出自司马迁亲自撰写的部分，大多结构脉络清楚，详略得当，安排变化自如，完全随着自己的意图而行。而那些杂采各种书籍材料编成的篇章，不但事迹有异同，时常彼此抵牾，也往往经过删改、补缀，不能掩盖斧凿加工的痕迹，可见融会众说是很困难的。这部书完全采用旧文，通过删裁编排，使事迹彼此联属，语言意思贯通。它的体例像诗人集取前人诗句成篇，在历代史家中尤其是一种创格，比融会众说更加困难。虽然运用材料有时不够自如，组织有时也不够严密，但也可以说是有条理而不紊乱。至于《晋逸民传》中列入杜蕢、狼瞫、鉏麑、提弥明、灵辄，《逆臣传》中列入赵穿却不列赵盾，《乱臣传》中列入郤芮、瑕吕饴甥，《嬖臣传》中列入头须，《鲁列女传》中列入施氏妇，对这些人的取舍有许多地方不够恰当。又如各国公子都另立传记，而鲁、宋、蔡、曹、莒、邾六国的公子却混杂列在各国大臣之中。《叛臣传》中，巫狐庸叛楚投吴，吴、楚两处都列有他；公山不狃叛鲁投吴，吴、鲁两处也都列有他，已经是重复出现；但屈巫列在楚国，却没有列在晋国。苗贲皇列在晋国，却没有列在楚国。又反过来自己扰乱了体例。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他也没有做到逐条精细考核，当然不必替他曲意隐讳。──以上“别史类”二十部，共一千六百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语：《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这一类书，本来都属于正史。但由于书已经不完整，如今又不列入《正史》类，所以一概归入这一门。它们的先后次序按照作者所处时代排列，也与《编年类》的体例相同，只是稍微表示它们与《正史》有所区别罢了。） ○别史类存目 △《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叙述历代帝王的世系、年号、在位年数，也略微涉及他们的贤能或昏庸。每位帝王都用几句话概括，内容十分简陋，大概是村塾中流行的俗书。《永乐大典》竟然收载了它，也可以说是漫无选择了。因为它是宋人的旧稿，所以姑且附存其书目。△《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赵居信撰写。赵居信，字季明，许州人，至治年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这部书遵从《资治通鉴纲目》的观点，以蜀汉为正统。起于桓帝延熹四年昭烈帝出生，终于晋泰始七年后主去世。书末有《总论》一篇，题称作于至元九年戊子；书完成于至元十二年辛卯。《前序》一篇，不知是谁所作，其中说朱子出现后删削修订《纲目》，使它符合天道、合乎人心，信都赵氏又因此扩充其中未完备的文字，参照其中最为恰当的论断。然而这部书所采用的议论，没有超出胡寅、尹起莘等人的范围；所取事迹则《三国志》中记载的还不到五成。它只不过从《资治通鉴纲目》中截取数卷，略微改动字句罢了，不足以称为著书。△《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曾先之撰写。曾先之，字从野，庐陵人。他自称“前进士”，但《江西通志》的选举部分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大概在前明制度中，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两者都可以经过铨选授官。从唐、宋到元代，在乡里被贡举的都称为进士。参加礼部考试而中选，才称为登第；没有中选的人，下一次考试仍须由本贯取得解额。南宋末年，才规定三次参加礼部考试不中选的人可以一律直接参加礼部考试，称为免解进士。

译曾先之所说的进士，大概是乡试被举荐而参加礼部考试却没有中选的人，所以志书中没有他的姓名。然而李肇《国史补》说，唐代进士登第的人，遇到旧日题名的地方，便在姓名前增加“前”字。如今曾先之自称“前进士”，可见又是沿袭旧说而失于考察了。他的书只是抄录节略史文，十分简略。卷首冠以《歌括》，尤其浅陋。大概是乡塾用来教儿童的课本，比同时代胡一桂的《古今通略》差得远了。△《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范理撰写。范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这部书上起西汉，下至唐代，先把各位皇帝列在前面，随后摘录叙述各位大臣的事迹。大体上都是依据正史，并参照《纲目》。其中分设《谋臣》、《丞相》、《名将》、《名臣》等名目，把材料割裂得烦琐零碎，完全没有体要。例如把季布列入《名臣》，却把曹参列入《名将》，这类义例尤其无法理解。大概只是随笔记录，在史学上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明太祖的历代世系，以及他从微贱时期直到即位以后的事迹，大略按编年次序排列。凡是皇后、太子、诸王的谥号和封爵，都详细列出。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可见是永乐年间编成的。书中记载懿文太子是各位妃嫔所生，而说高皇后所生的只有成祖和周王二人，这与史书不合。大概是当时阿谀妄说的话，不能把它当作实录来依据。（案语：这部书叙述明代世系，按体例应当归入《谱牒》类。但谱牒类传本很少，不能单独设立门类，所以附列在《别史类》中。大概是因为它的文字与本纪、世表互有出入。） △《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王洙撰写。王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年进士，仕宦履历不详。这部书依据《宋史》重新编修，自以为是地另创义例。它的主旨是要说明明朝继承宋朝的正统，因此不但把辽、金两朝都列入外国，连元代的年号也全部删去。在宋益王统治末年之后，他立即把明太祖的高祖追尊为德祖元皇帝，承接宋统大德三年；把明太祖的曾祖追尊为懿祖恒皇帝，接续延祐四年；把明太祖的祖父追尊为熙祖裕皇帝，接续后至元五年；把明太祖的父亲追尊为仁祖淳皇帝，接续至正十一年，并把这一年作为明朝元年。又在瀛国公投降元朝以后，年年记载“帝在某地”等语，仿照《春秋》记“公在乾侯”和《纲目》记“帝在房州”的例子。荒唐悖谬之处，多得难以逐一列举。自从有史籍以来，从未有像这个人这样疯狂丧失理智的。他的书应该焚毁，刻版应该砍掉，连书目本来都不应保存。然而从明代以来，印本已经很多，恐怕它还会存留于世，迷惑无知者的听闻，成为世道人心的祸害，所以特意撰文加以驳斥，使人人知道这部书只是狂妄叫嚣，希望邪说不至于欺骗百姓。△《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柯维骐撰写。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嘉靖癸未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尚未任职便回去了，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史书称他居家三十年，才完成这部书。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他写这部书时甚至发愤自宫，以便专心思考，可以说勤奋精力已经到了极点。全书有《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对于纠正错误、补充遗漏，也颇有考订。然而脱脱等人撰写《宋史》，其中最没有道理的，莫过于把《道学传》和《儒林传》分开立传；其中最有道理的，莫过于《本纪》止于瀛国公而不记二王，以及辽、金两朝各自成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的体例。古代的圣贤也不过都是儒者罢了，并没有所谓道学者。如果认为儒者有悖于道，那么悖道的人何必还要为他立传？如果认为儒者虽不悖道，但“儒者”这个名称不足以涵盖道，那么孔子告诫子夏，难道是在错误地示意他要取法于下等人吗？这种妄自分别，只会徒然增加门户之争。而且《太平御览》五百十卷中曾引用《道学传》两条，一条是《乐钜》，一条是《孔总》，他们都是清静自守、隐逸的人。沿袭原来的名目，也是不妥当的。这本来是必须改正的地方，但柯维骐仍然沿用。至于元朝攻破临安以后，宋朝的正统已经断绝，二王困顿奔走于海岛，在断桅破船之间建立年号，在鱼鳖鼋鼍出没的洞窟中苟且求生。如果把帝统归给他们，那么淳维远遁以后、武庚发动叛乱之初，他们难道不也是夏、商嫡系宗室、神明后裔吗？为什么三代以来排列正统的人没有把他们列入呢？其他如辽从滑水、盐水兴起，金由肃慎兴起，都承受天命，跨有中原。若完全仿照《元经》尊魏为帝、排斥南朝的做法，当然属于偏执。至于南北分立、各自修史，这是李延寿的成例。虽然朱子生在南宋，他编写《通鉴纲目》时也沿用旧有轨迹，并不认为这样不对。元代同时修撰三史，确实是公认的定论。但柯维骐却强行援引蜀汉的例子，又增列《景炎》、《祥兴》年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又把辽、金两朝列入《外国》，与西夏、高丽并列。这难道又是公正的议论吗？大纲方面的错误已经如此，那么那些微小的补缀功劳也就不值得称道了。△《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郑晓撰写。郑晓有《禹贡图说》，已经著录。郑晓起初撰写《吾学编》，记载当时的事情。后来又逐条分列、分析，编成《今言》三百四十多条。又重新刊削淘汰这两部书，摘取其中的要旨，编成这部书。体例大致与纪事本末体相近，共三十一篇。然而史实本来繁多，篇幅却过于简短。荀悦删节班固的书，尚且不能不写成三十卷；如今却想用区区两卷概括一个朝代。即使有左氏、司马迁那样的史才，恐怕也不能把它全部概括。△《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李纪撰写。李纪，字大正，金谿人。当初，元代庐陵人曾先之撰写《十八史略》，写到宋代为止。明初临川人梁孟寅增加元代史事，命名为《十九史略》。嘉靖戊戌年，李纪又认为旧有注释不完备，增补编成这部书，但内容也十分浅陋。根据它所列的十多种引用书目，有万氏《史略筌蹄》、郭氏《帝王世纪》、朱子《四书》、倪氏《四书辑释》、蔡氏《书传》、邹氏《音释》、陈氏《礼记集说》、朱子《诗传》、《资治通鉴》、《吕氏集注》、刘氏《翰墨全书》、《左氏春秋传》、《林朱音训》以及李氏、刘氏《宋鉴》。凭这些书，哪里足以谈论史学呢？△《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士元撰写。陈士元有《易象钩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叙述洪荒开辟以来的事情。在《九头》等十纪之前，增加《元始本纪》，叙述盘古；增加《二灵本纪》，叙述天皇、地皇，共十二纪。《疏仡纪》写到帝挚为止，共三卷。《帝师》、《帝臣》、《叛臣》三传各一卷。大体上以罗泌《路史》为蓝本，稍加增益，都是恍惚无据的说法。胡宏的《皇王大纪》还没有夸大谈论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经有“没有证据便不可信”的疑虑，何况动辄引用《道藏》来作为史书依据呢？△《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贽撰写。李贽有《九正易因》，已经著录。这部书上起战国，下至元代，分别采集史实，编成纪传体。纪传之中，又分别设置名目。书前有《自序》说：“前三代的事情我就不谈了。后三代指汉、唐、宋。中间相隔千百多年，却偏偏没有是非，难道那些人真的没有是非吗？他们都是把孔子的是非当作是非，本来就从未有过自己的是非罢了。既然如此，那么我所说的是非也是针对人的，又怎么能停止呢？”又说：“《藏书》是什么书？意思是说，此书只能供自己怡悦，不能给别人看，所以名为《藏书》。可是无奈有一两个好事的朋友，不断来索要阅览，我又怎么能拒绝呢？只是告诫说：诸位要看，尽管任凭诸位看，只要不要拿孔夫子所定的本子来施行赏罚，那就好了。”李贽的著作全都狂妄悖逆、乖谬荒唐，违背圣人、无法无天。唯独这部书排斥孔子，另立褒贬标准，把古往今来相传的善恶全都颠倒错置，尤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这样的书可以毁掉，李贽这个名字也不值得污辱简牍。只是因为李贽说大话欺骗世人，同时代又有焦竑等人，几乎把他推尊为圣人。直到今天，乡间浅陋的儒生仍被他的虚名震慑，尊奉信从而不怀疑。如果置之不论，恐怕好奇求异的人反而会夸耀这是自己的创获，贻害人心。所以特意保存这一书目，以便深刻揭露他的罪过。△《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贽撰写。李贽所著《藏书》，是小人中最为肆无忌惮的作品。这部书又辑录明初以来事业较为显著的若干人，用来续补前书的不足。全书分为《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等门类。由于记述的是本朝的事情，所以议论背谬荒诞之处比《藏书》略少。然而内容冗杂、次序颠倒之处多得数不清。例如同一个刘基，既列在《开国名臣》中，又列在《开国功臣》中；同一个方孝孺，既列在《逊国名臣》中，又列在《文学名臣》中。经世济民本来没有大小之分，怎么能说守令的施政不足以称为经世济民，于是在《经济名臣》之外另立《郡县名臣》呢？又如王祎在滇南殉节，却不收入《忠节传》，反而列在《开国名臣》之内。种种错杂驳乱，毫无编排义例，总的说来没有一处长处值得取法。△《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邓元锡撰写。邓元锡有《三礼绎》，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仿照郑樵《通志》编成，上编就是其中的《纪传》，下编就是其中的《二十略》。但是，郑樵的《纪传》弊病在于因循，所以体例各自沿袭旧史，不能统一；他的《二十略》弊病在于好创新，所以有许多夸大而没有根据的议论。邓元锡这部书则是《纪传》过于创新，各《志》又过于因循。例如《纪传》另立许多名目：上古开始到商代称为《表》；周代以后，正统王朝称为《纪》，偏霸诸国列为《志》；后妃称为《内纪》；宰相称为《谟》；一般儒者称为《述》；大儒称为《训》；尊贵如孔子，则另名为《表》；次一等的西汉经学家以及王通，则合称为《训》；其余一概称为《列传》。《列传》之中，又分为《大臣》、《贞臣》、《良臣》、《争臣》、《忠节》、《名将》、《循吏》、《独行》等子目。又分别为《经学》、《行义》、《文学》、《笃行》、《道学》、《儒学》、《循良》另立传记，分列附在历代末尾。

译又把《隐逸》、《方技》、《货殖》、《列女》合并各立一传，一概附在全书末尾。这样已经十分杂乱。至于《物性》一志，有时把它归入《下编》，还算有一定体例；但把它缀在《上编》中，与人物并列，就更加不伦不类。其中尤其荒诞的是，南北朝史中，南朝完整记载吴、晋、宋、齐、梁、陈，而北朝却只有北魏，北齐、北周、隋都删去其君臣而不予记载，只记录隋代的王通一人；宋、金、辽、元四史中只记宋、元，连辽、金一字也不涉及；反而十六国能够单独立志。错乱颠倒，几乎难以一一数清。《下编》共有《天官》、《方域》、《人官》、《时令》、《历数》、《灾祥》、《土田》、《赋役》、《漕河》、《封建》、《任官》、《学校》、《经籍》、《礼仪》、《乐律》、《财贿》、《刑法》、《兵制》、《边防》、《戎狄》、《异教》二十一门。其中有三门名为“书”，八门名为“考”，八门名为“志”，两门名为“记”，同样杂乱得令人厌烦。其中的叙述，也只是类似类书和策论中的陈旧言辞，毫无新的发明和考订。与他所作《五经绎》一样，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邓元锡撰写。这部书所记，上起明太祖，下止明世宗。全书有《帝典》十卷、《后妃内纪》一卷、《外戚传》一卷、《宦官传》一卷、《臣谟》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节》一卷、《将谟》二卷、《名将》一卷、《理学》三卷、《文学》二卷、《笃行》一卷、《孝行》、《义行》、《货殖》、《方技》合一卷、《心学》三卷、《列女》一卷。按语说：二十二史都把后妃列入《传》，只有《后汉书》把后妃列入《纪》，因此受到后世儒者讥议。邓元锡独自尊崇并采用这种体例，很是乖谬。其他如把《臣谟》、《名臣》、《将谟》、《名将》分别列出，又把《笃行》、《义行》另分在《孝行》之外，都是邓元锡创立的体例，繁琐得厉害。至于在《道学》之外另立《心学》一门，考察邓元锡的学术源流出自王守仁，但又没有完全宗奉他的学说。在心学盛行之时，人们都说治学只求内心觉悟，不必致力于博览群书；邓元锡竭力排斥这种说法，把《心学》区别于《道学》之外，他的主张本来是对的。然而史书是记载一代的政事，其他内容都应置于次要地位。《宋史》把《道学》从《儒林》中分出来，已经形成门户之见。现在又把《心学》从《道学》中分出来，这就成了学术史，而不是国史了。至于史家的体例，必定把《外戚》、《宦官》列在各传之后。这里却先列《外戚》，再列《宦者》，而《臣谟》等传又排在后面。次序颠倒，尤其令人无法理解。至于把张璁、桂萼列入《臣谟》，更不免有曲笔之嫌。△《彩线贯明珠秋檠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所记历代帝王，从伏羲到明武宗为止，因此是嘉靖以后所写的书。也是《史略》、《蒙求》一类的书，但言辞不够雅正通顺，从它所取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郑汝璧撰写。郑汝璧是缙云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任佥都御史，总督宣大。这部书专门记载明代帝后即位、册立的年月，以及生辰、寿数、谥号、山陵等事项，而不记载事迹，所以称为《纪略》。上起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止于穆宗。卷首冠有《帝系图》，末尾附录藩封。诸王只记录拥有封国的，其余只在《帝系》中出现一次姓名而已。△《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朱谋<土韦>撰写。朱谋<土韦>有《周易通》，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上起盘古，下止有虞。全书提纲记事，并杂引各书作为条目。大体出入于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所引用的多是纬书中荒诞的说法，既不是可信的史书，又很少有奇异的见闻。朱谋<土韦>号称博学广闻，一生著述一百多种，如今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在流传下来的著作中，这部书是最差的。△《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代谢陛撰写。谢陛字少连，歙县人。他的书遵循朱子《纲目》的义例，尊奉汉昭烈帝为正统。从汉献帝到少帝，作《本纪》三卷，并附诸臣为《内传》。吴、魏的君主另列为《世家》，把他们的臣子列为《外传》。又把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以及吕布、张邈、陶谦等人列为《载记》。凡是先后事奉几个姓氏，或者依附董卓、袁绍等人的，则列为《杂传》。又另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用来概括全书的纲要和脉络。卷首列有《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用来揭示全书的宗旨。书中义例繁多，所创立的名目往往不恰当。例如晋代的刘氏、石氏、苻氏、姚氏擅自称号尊位，各自称雄一方，本应列入《载记》，却把董卓、袁绍一类也列入其中，实在不相称。五代更替五姓、十主，做臣子的无法按照时代确定归属，本应编为《杂传》；董卓、袁绍的宾客和僚属，也同样应按此例处理。谢陛却沿袭旧名，实际上免不了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如西京的国祚延续到建安年间，续汉的基业开始于章武年间，虽然世系只延续一线，实际却分属两个朝代。谢陛却在《帝纪》中兼记山阳。那些在《后汉书》、《晋书》中已有专传的人，谢陛也一概摘取收入其中。尤其像多余的手指和脚趾，流于繁复。薛冈《天爵堂笔馀》称，谢陛把蜀改称为季汉，是替今人做事而偶然胜过古人。不过陈寿的《季汉辅臣赞》已经早于他，并不是谢陛创立的先例。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世上议论谢陛的人说，吴中吴尚俭已经写过这样的书。

译却不知道元代的郝经、宋代的萧常，都已经先行编纂过此书。（按语：《宋史·艺文志》又记有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并不只有萧常，这里未及考察。）谢陛的书不仅不是出于创见，就连吴尚俭的旧本也不过是白费苦心罢了。他的这番话确实说得恰当。△《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茅国缙撰写。茅国缙字荐卿，归安人，万历癸未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后被贬为淅川县知县，最终任南京工部主事。此书的书名见于《浙江通志》，卷数与这个版本相同。全书的宗旨是认为《晋书》原本繁杂冗长，所以删削保存其中的要点。然而他并不深知史书体例，删削多有不当。例如把各《志》一概删去，使一个朝代的制度典章无从考证。因此，他以《新五代史》的标准来裁定各史，却不知道《新五代史》本身就不合古代史法。至于合并纪传，更常常违背体例：羊祜、杜预合为一传，是因为二人同镇荆州，都涉及吴国事务；郭璞、葛洪合为一传，是因为同属方技之流；陆机、陆云合为一传，是因为同为文士；阮籍、嵇康等人合为一传，是因为同属放达之士；陈寿、王隐等人合为一传，是因为同有记述著作。这些都是断然不能任意移动和合并的，茅国缙却随意改动。甚至把庾亮列在《葛洪传》之后，把谢安列在《陶回传》之后。最为疏漏错乱的，是《阮嵇诸人传》后的《史臣论词》，本来专门评论放达之流；茅国缙把傅玄等人也合并到《阮嵇传》中，却仍在卷末记载“《史臣论曰》”等语，矛盾非常严重。而且《晋书》之所以杂乱，正是因为喜欢采录小说；茅国缙却又大量采录琐碎的旧事和清谈戏语，与房乔等人的取舍完全相同，这就如同在污泥上再涂污泥一样。至于把一篇传记的原文前后调换位置，又把传中数语节录出来，移作其他传记的分注，大多只是徒然造成纷乱更改，却毫无体例可言。用这种方式来改订《晋书》，恐怕无法使修撰《晋书》的人心服。△《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钱士升撰写。钱士升有《周易揆》，已经著录。这部书因为《宋史》繁杂冗长，所以加以删削。但是，他删削的不过是奏疏和历任官阶罢了，此外没有增加或删省史事文字的地方，也看不出剪裁熔铸的功夫。他又取消《奸臣》、《叛臣》的分类体例，仍把这些人列在众人之中。按语说：《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来不另立传，《新唐书》才开始分别列传。后来的作者大多沿用这一体例，也足以看出彰善惩恶的公正。如今把他们合并为一，实在失去了以此示警的意义，不能说是恢复古制。至于增加的郑思肖等人的列传，也写得疏略不详。只有遵循古代体例，不把《道学》、《儒林》分别立传，能够扫除门户之见，这算是缺点中的一个长处。△《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蒋之翘撰写。蒋之翘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他曾详细校订《晋书》，刻版刊行；而《嘉禾献徵录》又称他有《晋书注》一百三十卷。这个版本又题作《删补晋书》，书名不同。现在考察蒋之翘所作《释例》，其中说，他删定此书数十卷后，拿去请陈继儒评议。陈继儒说：“这可以称作《晋书别本》了，为什么不用这个名称来题名呢？”并且引用孙盛作《晋阳秋》时先写别本的话作为证明。因此，《晋书别本》才是它最终确定的书名。唐代修撰《晋书》，本来依据臧荣绪等人的旧史，又增入诸家小说；其中烦琐杂乱以及抵牾错乱之处，都无法避免。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篇》中已经极力指出了它的弊病。蒋之翘于是删去重复冗余，订正遗漏和缺失，另编成这部书。其中删节原文的约占十分之四，全部删去的约占十分之二，订正错谬的约占十分之三。对于文义遗漏简略的地方，则依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分别加以润色，并稍微用小字书写以作区别。遇到史事有异同，也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在下方加以解释说明。虽然体例并不完全精密严谨，但也算是井然有序。其中删得过于简略的地方，如《职官志》、《艺术传》全部删去，《武十三王传》删去其中七篇，《简文四王传》删去其中两篇，《四夷诸国》删去其中十篇，甚至《明穆皇后》、《孙惠》等传中有关国家大事的内容也多有删削，未免矫枉过正。又沿袭宋祁的说法，删去骈体诏令，对于其他文章也多加评判优劣。凡是《文选》已经收载的，就不再完整记录，这很不合史书体例。又在卷首列《列籍志》，全用焦竑的《经籍志》；《年表》则全用郑樵《通志》的年谱，尤其没有意义。△《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王光鲁撰写。王光鲁字汉恭，淮安人。这部书专门供读史者考订使用。《地图》一卷，全部用朱笔写今地名，用墨笔写古地名，以显示古今沿革的不同。《地理直音》二卷，对于地图不能详尽记载的内容，又在这里作了详细说明。《历代事变官制图谱》一卷，属于世表、年表、百官表一类。《古语训略》一卷。《元史备忘录》一卷，因为元代同名的人很多，容易彼此混淆，所以记录同姓名的人，以便区别。《自叙》称，评论人物容易，解释名物制度困难，很是自夸自己用力勤苦。然而这部书只是便于初学者查找检索，并不精深，而且也不免有错谬。至于《训略》一篇，采用《释名》、《广雅》的体例来训释史文，既不能完备涵盖，便只是徒然枝蔓烦琐罢了。△《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

译明代俞焕章撰写，管一骖删定订正。俞焕章字文伯，管一骖字左仲，都是宣城人。这部书成于万历辛亥年，共列图五十七幅。上起三皇，下至明神宗，分别按世系、地域绘制成图。对于那些割据僭伪的国家，也依照名分和时代附列，并附上历年的甲子。金、元两代没有地图，疑心是因为长城以外的情况考察得不详细。然而辽代却有地图，其中的体例实在无法理解。明代除帝王世系外，又增加一幅《世系图》，叙述其世系所出，这也有《春秋》详记鲁国、略记其他国家的意思。只是从明太祖以下，把庙讳和神宗的御名一一明确注在下方，不但不避讳，连字也没有缺笔，这在礼制上实在非常悖谬。△《唐纪》（没有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孙悫撰写。孙悫字士先，是华容人。撰写《古微书》的孙瑴，就是他的弟弟。这部书认为新、旧《唐书》都存在错乱驳杂之处。他所指出的问题，例如《旧唐书》把杨朝晟一人分作两传；《新唐书》既设《武后本纪》，又另立武后传；《旧唐书》把薛怀义列入《外戚》；《新唐书》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附在《张行成传》中；《旧唐书》对元和四年、麟德元年都缺略不载。穆宗即位那一年，桂仲武诛杀杨清、收复安南的事，在六月、八月两处重复出现。《李光弼传》中擒获周贽的事，也重复记载。李光颜的弟弟李光进随郭子仪收复西京的事，误载入李光弼弟弟李光进的传中。代宗出生时，李林甫还没有做官，但《新唐书》的文字却涉及李林甫；安禄山到洛阳时已经不能看见东西，《新唐书》却记载他到达长安。祖孝孙的乐律、僧人一行的算术，《新唐书》都没有收入《方技传》。又如谭忠效忠王室、沈既济议论拥立中宗的事，都是申明《春秋》之义，《新唐书》却都没有为他们立传。他的这些说法大体上都是正确的。这部书的体例介于编年体和纪传体之间，把诸臣的《列传》分别附在《本纪》之后。这大概是仿照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的体例，也不能算特别创立。至于删去《宰相世系表》，只保留《宰相》《方镇》《公主》三表，其体例和义理也还恰当。不过《宰相》《方镇》两表都十分简略。《公主》仍然是删节《新唐书》的文字，完全不像表的体例。大概把它们分散附在《本纪》中，就不能各自成为一传；合起来写成一传，又会自行破坏原有体例。改题为《表》，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变通体例。至于删除各《志》，说是想把汉、唐、宋三代贯通合为一《志》，其用意大概仿效《宋书》《隋书》。然而宋代距离汉、晋不远，许多事情相互承袭，不得不追溯其沿革。唐朝享国三百多年，自有一代的典章制度，其情况完全不同。《隋志》原名《五代史志》，不过是附编在《隋书》中，更不能作为例子。书前列出引用的书目，下至明人的文集，也一一完备载录。但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极为重要，唯独没有引用。王铚伪造的《龙城录》却屡次据以考订异同，难怪全书庞杂冗长了。书页开头和字旁有许多批评文字，是他侄子禔瞿所写，其中相当多没有经过考证。例如“徐勣赐姓”这一条，上面的批语说：“赐姓这件事，在唐代尤其严重，这种弊端直到明代才革除。”这连江彬、钱宁也不知道了。△《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大章撰写。唐大章字士一，是仙游人，天启年间贡生。这部书摘录汉代以来的诏令、奏疏以及前人的事迹概要，记到元代为止。他认为史家把善恶都传载下来，劝善惩恶的规范就都具备了。这部书只记录善行而不涉及恶行，是为了培养人的善心，使恶念自然消退。大概《春秋》的意义在于褒贬同时存在，《尚书》所记录的内容，则多是为了垂示法则。这部编书名为《书系》，实际上是想续写《尚书》，所以体例才是这样。过去刘知几排列史书的六种体裁，把《尚书》原本列为其中一类；然而王通仿拟经书，儒者尚且议论他僭越。这部书取舍错乱，却自称续写《尚书》，也太过抬高自己的地位了。△《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郭之奇撰写。郭之奇是揭阳人，崇祯戊辰进士。《类姓登科考》记载郭之奇官至副使，升任詹事府詹事；但这部书署名官衔却称武英殿大学士。考查《明庄烈帝五十相传》，其中没有郭之奇的名字。而他文集中所载的年代上有缺文，只写着“著雍阉茂”。这是戊戌年，应当是顺治十五年。考察《梧狱纪略》，记载桂王的诸位臣属中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那么这里所说的大学士，也是桂王授予他的官职。大概当时云南还没有纳入版图，所以仍然题署他的私自官署。这部书所记从上古到秦代为止。它把各代君臣分为表和传。夏代以前完全抄录《路史》《禅通》等书的纪事。三代至秦代大多采用《史记》《汉书》。其中所叙述的君臣各表，列有《圣贤》《大贤》《希贤》等名称，杂乱得很。《汉书》设立《古今人表》，后世儒者多批评它不合伦次。这部书的体例多有乖谬，又沿袭并进一步犯了这种失误。△《识大录》（没有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刘振撰写。刘振字自成，是宣城人。这部书记载明代君臣的事迹，仿照各史的体例。只是把《本纪》改为《帝典》，从太祖到穆宗共二十四卷。《列传》则不分卷，从母后、储宫、宗室、宰辅一直到四裔，都按类别编排。大体以实录为依据，同时旁采各家文集、墓志铭等资料；但叙述疏漏错乱，体例混杂，不足以自称一部史书。△《从龙谱》（没有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原书题为锡山莘公李泽长编集。李泽长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书中多次引用邱濬的话。又据元代《陆正传》末尾称陆正的曾孙宗秀编入《大明臣谱》，可知他是明代人。这部书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前面也没有序例。大概是抄撮《宋元通鉴纲目续编》编成的。“从龙”这个名称，不知取义于什么。宋代部分题为《历朝从龙谱》。开头记载《谱系图》，却命名为《南北宋赵氏谱系》，名称已经错了；又把夏元昊窃据的谱系与宋并列。其次是《太祖纪》，再其次是《家谱》，记载宣祖以及太后、皇后、太子、皇弟。再其次是《前朝附谱》，专门记载周恭帝及诸臣的事。再其次是《藩国谱》，记载南汉刘鋹、蜀孟昶、北汉刘钧、南唐李煜、吴越钱俶以及周行逢、符彦卿二人的事。再其次是《文武人才谱》，记载太祖时期诸臣的事。太宗以下直到宋末，都是先列《帝纪》，再列《藩国》；有的称《藩寇》，有的称《镇国叛寇谱》。《文武人才谱》有时称《文武臣谱》，有时称《文武大臣谱》，有时称《诸臣士行谱》，有时称《文武官士民谱》。全都是随笔随意创立体例，茫然没有固定的规则。《金元谱系图》却列在徽宗之前。金、辽两朝的事实，分散附载在徽宗、钦宗之后以及南渡各帝篇末；元宪宗以前的事也分散附载在那里。又有《南宋黑白谱》，专门记载从元太祖到宪宗以及诸臣的事，用黑●白 ○黑丶白作为标识。元世祖则单独编成一部，只题作《从龙黑白谱》，也不标明元国号；而诸臣的谱又称《元朝从龙黑白谱》。成宗以下九帝则完全不列谱。次序进退颠倒，体例混乱，完全没有条理。考察其中细小密集的行款、朱墨和甲乙标记，仍然是当年的手抄稿，也可以说是费力而没有功效了。△《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傅维鳞撰写。傅维鳞原名维桢，是灵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这部书由他的儿子、汀州府知府燮詷刊刻。书前冠有移取、咨送等各项案牍。大概康熙十八年下诏修撰《明史》，征召他的书送入史馆。全书有《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闱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他自称搜求明代行藏、印本、抄本等书，以及家乘、文集、碑志，汇集书籍三百多种、九千多卷。参照互校实录，考订其中的异同，可以说搜罗广博了。然而体例错杂，无法一一列举。《学士祭酒表》已经被认为过于繁复了，却又另设《制科取士年表》，上面列考官，下面列会试第一名和殿试一甲三人。这是把志书和家乘的体例施用于国史。《司天》《历法》分为两志，是因为一志主管占候，一志主管推算历法。但天象星纬的变化既已载入《司天》，又另立一部《禨祥志》，这不是越理越乱吗？嘉靖年间重新制定祭祀典礼，最为纷乱喧嚣，仿照《汉书》另立《郊祀志》还可以。《纶涣》一志只记载诏令，这是刘知几创立的说法，史家从来没有采用过。照这样发展下去，不采用它所规定的载录文章的体例就不会停止了。《土田》《赋役》《食货》分为三志，《服玺》《舆卫》分为两志。这是《通典》《文献通考》一类典籍的体例，不是史书的体例。所谓《记》，大概沿用《东观汉记》所称“载记”的名称，却把皇子、诸王和元末群雄合为一类，未免不合伦次。《世家》只列王公，侯伯以下则另外列入《勋臣传》，却不知道《史记》的《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所记都是侯爵。难道王公可以世袭，而侯爵以下反而不能世袭吗？《列传》分为《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二十一门，没有一门单独立传，已经完全违背古代体例。它的分类尤其不恰当。《忠节传》把逊国诸臣列入其中，竟达四卷；梁良玉、雪菴和尚、补锅匠却另外列入《隐逸传》。如果说以死与未死作为区别，那么《忠节传》中的程济、叶希贤、杨应能本来并没有死，《隐逸传》中的东湖樵夫又并非没有死，这是什么体例呢？刘基没有列入《勋臣》，宋濂没有列入《文学》，只是因为他们曾经仕于元朝，于是都和危素等人一起收入《杂传》。纳哈出是元代色目人，为什么又列入《勋臣传》？张玉、谭渊因为是靖难时辅佐建立功业的人，被列入《乱贼传》，还与唐赛儿并列，已经不合伦次了。朱能、邱福的事例相同，为什么又列入《武臣传》？姚广孝首先倡导叛逆谋划，尤其是叛乱的首要人物，为什么又列入《异教传》？《儒林传》中列有邱濬，《名臣传》中列有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那么他们在儒林、名臣中究竟属于哪一类？严嵩列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却把姓名一并抹去了；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列入《奸回传》。难道严嵩等人的罪过反而比这四个人轻吗？石亨、石彪确实有战功，只是为人跋扈罢了。仇鸾结交严嵩，冒领战功、放纵恶行，也从未得到世宗宠幸，却和马昂、钱宁一起列入《佞倖传》，这并不是他的罪行。陆炳有保全善类的事迹，却被列入《残酷传》，而许显纯、田尔耕竟然连姓名都没有记载。这也不足以使陆炳心服。大概一代的史书，记载繁多，如果不能综合贯通、把握始终，就无法理清条理。而傅维鳞逐节逐页拼凑成编，动不动就互相矛盾，当然也是形势使然。△《廿二史纪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吴绥撰写。吴绥字韩章，是无锡人。这部书成于顺治年间。他从各部史书中选择大事作为纲目，并概括原文来制作标题。上起太古，下至明末，所以取名为《廿二史》。但实际上取材于坊间刻本《纲鉴》，并不是采自完整的各部史书。△《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凤雏撰写。李凤雏字梧冈，是东阳人，康熙年间由拔贡生出任曲江县知县。这部书改变编年体，采用司马迁的体例。以周为《本纪》，把列国和孔子列为《世家》，卿大夫列为《列传》。又编有周、鲁《列国世系图》。征引资料以《左传》《国语》为主，辅以《公羊传》《穀梁传》《檀弓》《战国策》《孔子家语》等书。搜集考核相当详备。只是采录繁多，却都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它的缺点。《列国世系图》完全取自马骕《绎史》，也嫌讳言其来源。△《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永圜撰写。潘永圜字大生，是金坛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丙午年。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明代。属于正统的标作《世纪》，属于偏霸的标作《世次》，僭伪、叛乱以及藩镇则标作《本末》。都详细列出世系，只简略标示事实。书前列有甲子编年及年号考同，末尾附有《传国玺考》《古今都会考》。△《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写。王复礼有《家礼辨定》一书，已经著录。这部编书认为陈寿《三国志》只把昭烈写到列传，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传记也过于简略；至于王隐《蜀记》等书，荒谬之处尤其多。于是参考各类书籍，重新编纂叙述。开头是《昭烈本纪》，其次是诸葛亮以下四篇传记，前面冠以《总记》，中间附有杂事、杂文，打算补足《陈志》的缺漏。只是陈寿的缺失，儒者大都能够谈论，不必烦劳辨驳。昭烈君臣的声名如日月高悬，也不需要再加以表彰。至于《三国演义》，本来就是书坊中不合经传的书，何必费心辨析？这样反复申说而不停止，恰好损伤大雅，也真是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体刚撰写。龙体刚号铁芝，是永新人。这部书编录历代史事，分别撰成歌谣，每首歌后缀有简略说明。前三十八卷从上古起，直到明代为止；第三十九卷至第四十二卷则分为《乾象》《坤舆》《官制》《经史》等七类，分别撮取要点归入其中。这也只是供启蒙教学的读本，与考据无关。△《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郭伦撰写。郭伦字凝初，号酉山，萧山人，是乾隆丙子科举人。这部书前面有郭伦的《自序》，说他读《晋书·荀勖传》，读到“高贵乡公欲为变”一句，认为这实在极不合乎事理。又如宣帝、景帝、文帝，生前并未称帝，却被列入《本纪》。孙旂、牵秀是助乱之徒，却和缪播、阎鼎同列。《贾充传》《姚苌传》叙述鬼神之事，竟像优伶演戏。诸国《载记》不记年月，内容杂乱而没有条理。谯登、许肃的忠义事迹，却缺漏不载。潘岳等人的文章与治乱无关，却都列入本传。其中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的谋略，以及刘、石诸人的雄才武略，本传却芜杂冗长，竟不足以显扬他们不可磨灭的气概。至于那些娓娓而谈的清谈，正是司马氏所以祸乱灭亡的原因，却反而反复铺陈而不停止。这些地方全都取舍失当，是非混乱。因此重新加以刊定，编成这部书。其中只有各《志》稍有可取之处，全部仍按旧本；其余部分都删去冗琐内容，改写旧文。全书分为《世系》一篇、《本纪》三篇、《内纪》一篇、《志》八篇、《列传》四十一篇、《十六国录》十四篇，历时十五年才完成。与原本相比，颇为明白简洁。然而其中也有体例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把司马懿父子改列为《世系》，这还说得过去。至于《吕后本纪》，《史记》中已经列载，实际上是因为她临朝执政；范氏《后汉书》沿袭这一做法，已经失去了编年的本义。郭伦把《传》改为《纪》，在体例上很不合适。《平吴功臣》另立名目，史家也没有这种体例。推究它的依据，大概是袭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但那里采用的是《表》的体例，并不是《传》的体例。《五行志》分散编入《本纪》，固然足以破除附会之说；如果删去《列女》，让她们因事附见于各传，那么像陶婴这一类人，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关，又没有可以归系的族属，难道最终要把她们遗漏吗？阮籍虽然没有仕于晋，但有一篇劝进的笺文，收入他的文集中。这说明他心中存有拥护篡夺之意，即使众口争辩也无法为之辩解。本来应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中的论断为正确，将此事载入《晋史》，用来揭露其内心。可是却把它附在《阮咸传》中，使阮咸和陶潜一样都被称作晋人，这并不是最公正的处理。桓温虽然没有亲自篡位，但跋扈而不守臣节，甚至擅自废立。他为桓玄作了先导，哪里只是像曹操为曹丕开创条件那样而已。按照诛伐无道、不得容忍叛逆的原则，应当把他写作叛臣，为什么不这样写？郭伦故意没有删减这部分，也是喜欢坚持异论。其他如史家所面对的难题，没有比《表》《志》更难的了。《晋书》既然没有设置《表》，本来就应当补作。各《志》遗漏简略之处很多，《地理志》尤其没有头绪，也很应当搜集散佚材料，加以修补完整；但他害怕改作，竟然仍旧照抄原书，这也未免是因陋就简了。△《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前面列有各帝的世系图，后面是辽、金两表。两表都把年份列在上方，再把各位大臣的姓名、爵位交错列在下面。大体上是根据两史《本纪》所载任命官员的年月，编次成书；只是为了便于查检，并没有进行考订。──以上“别史类”共三十六部、一千三百零六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三百六卷〕

译（按：晋、宋以及明，都是帝王的正传。郭伦的《晋记》、柯维骐的《宋史新编》、邓元锡和傅维鳞的《明书》，也都是一代的纪传体史书。现在把它们一并列入《别史》的存目，是因为有的是私人撰写的本子，有的是已经被斥退淘汰、不再采用的书。《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然本来列在正史中，但在废弃以后，必须有朝廷的命令才能恢复。因此其他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 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没有史书的名称；《战国策》《史记》都附见于《春秋》。后来著作逐渐增多，《隋志》才分列《正史》《古史》《霸史》等名目。然而梁武帝、梁元帝的《实录》列入《杂史》，在义理上并不妥当。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用来安置上不够列入正史、下又不属于杂史的书。它的分类原则独为完善，现在特意依从它。大体说来，编年史没有列入正史，所以凡属编年体的书，都可以归附在这一类。《史记》《汉书》以下，已经列为正史了。那些从正史旁出、分支而成的书，如《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是最初的草创材料。《逸周书》《路史》之类，则相互取用以作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用来校检异同。这些书都足以彼此辅助，但书名却不能并列在同一类别中。称作《别史》，就像嫡长宗族中另有支子一样。由于包罗很广，六种体裁都保存其中；如果一定按体裁分类，反而会显得琐碎。因此现在编录的书，全部按照年代先后排列。△《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名为《汲冢周书》。考察《隋经籍志》《唐艺文志》，都说这部书在晋太康二年从魏安釐王墓中发现。因此，关于汲冢出书的说法，流传已经很久了。然而《晋书·武帝纪》以及《荀勖传》《束晳传》记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篇名都很明确，却没有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记载汲冢诸书，也没有列出《周书》这一书名。由此可见，《周书》并非出自汲冢。考察《汉书·艺文志》，早已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与班固所记相比，只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全书共七十篇，《叙》一篇在末尾。京口刊本开始把《序》分散编入各篇，于是篇数仍为七十一篇，与《汉志》相合。司马迁记载武王攻克商朝的事，也与此书相应。许慎撰《说文》，引用《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用《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用《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用《周书·王会》；注《仪礼》，引用《周书·以唐以闾》。这些材料都早于汲冢出书，由此可知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旧书。郭璞注《尔雅》，称它为《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用的，也称为《逸周书》。由此可知，从晋代到唐初，旧本还没有题作“汲冢”。后来相沿称为汲冢书，大概是因为梁代任昉得到《竹简漆书》，无法辨识，便拿给刘显看。刘显认出它是孔子删定《尚书》后遗留下来的篇章。当时《南史》尚未出现，流传情况没有得到审察，于是误把《汲冢书》和《竹简》说成一件事，修撰《隋志》的人又误将此说采入了吗？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说《文王官人篇》和《汲冢周书·官人解》有相同之处。他又说：“《汲冢书》出自晋太康年间，不知道为什么会与它相似如此。”这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文献通考》所引用的《李焘跋》以及刘克庄《后村诗话》，都认为汉代本来就有这部书，后来渐渐隐没，幸赖汲冢竹简出土，才重新显现。这又是心里明知它并非如此，却巧妙地编造调和说法。只有旧本所载嘉定十五年丁黼的跋文，反复考证，明确认为它不是出自汲冢。这才是定论。书中记有太子晋的事，因此应当成书于周灵王以后。书中所说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下谋划向东征伐，俘获并割取殷人的首级，残暴地杀害原野中的野兽，搜括并搬运宝玉，动辄达到亿万之数；又说武王三次发兵下车，在太白山悬挂纣王首级，并且又把它用于南郊祭祀，这些都是古人绝不可能做的事。陈振孙认为这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似乎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左传》引用《周志》说“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用《书》说“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用《书》说“居安思危”，又说“周作九刑”。这些文字都在今天的《尚书》中，可见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只是战国以后又辗转增益，所以言辞驳杂罢了。追究它的根源，终究还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文字，不可以废弃。近代通行的版本，都缺少《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其余部分也有很多文字散佚脱落。现在考察《史记·楚世家》引用《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用《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用《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用《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用《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这些内容如今的版本都没有了。大概都是已经散佚的十一篇中的文字。看李焘的跋文，书中早已有脱落腐坏、难以阅读的语句，可见宋代版本就已经如此了。△《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译按《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说是长水校尉刘珍等人撰写的。现在考察范晔《后汉书》，刘珍并未担任过长水校尉。而且此书开始编纂于汉明帝时期，不能把刘珍等人列在书名或作者首位。按《范书·班固传》说：明帝开始下诏，让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编成《世祖本纪》，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是《汉记》的最初创编。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安帝诏令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分别撰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于建武，止于永初。《范书·刘珍传》也说，邓太后诏令刘珍与刘騊駼撰作《建武以来名臣传》。这是《汉记》的第一次续编。《史通》又说：刘珍、李尤相继去世后，又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撰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以及《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又命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分别撰作《孝穆崇》二皇以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加《外戚传》，收入安思等皇后的事迹；《儒林传》收入崔篆等人。崔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分别撰作《百官表》，以及顺帝时期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记，共一百一十四篇，名为《汉记》。《范书·伏湛传》也说：元嘉年间，桓帝诏令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人共同撰修《汉纪》。《延笃传》也称延笃与朱穆、边韶共同撰作《东观》。这是《汉记》的第二次续编。大概到这时史书体例大致完备，才开始有《汉记》这个名称。《史通》又说：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撰作，接续那些已经能够完成的纪传。蔡邕另作《朝会》《车服》二志。后来因事获罪被迁徙到朔方，他上书请求返回，继续完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有文字散失。到了许都，杨彪还保存着一些注释纪传的文字。按《范书·蔡邕传》，蔡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人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十意》，又补写各类《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卢植传》也说，熹平年间，卢植与蔡邕、韩说都在东观，补续《汉记》。刘昭补注《司马书》时，又引用《袁崧书》说：刘洪与蔡邕共同撰述《律历纪》。又引用《谢承书》说：胡广广泛综合旧有礼仪，蔡邕据此编成《志》。又引用《谢沈书》说：蔡邕把中兴以来所修撰的内容编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蔡邕上书说：臣考订编排各《志》，想删定的一篇，应当接续的四篇，前志没有而臣想撰写的五篇。这是《汉记》的第三次续编。所谓《东观》，《后汉书注》引用雒阳宫殿名说：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说：永初年间，学者称东观为老氏的藏室、道家的蓬莱山。大概东汉初年，著述在兰台；到章和以后，图书典籍在东观兴盛，修史的人都在那里，因此用它来命名这部书。《隋志》称此书共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说一百二十六卷，另有一卷。大概唐代时就已经有所缺佚。《隋志》又称此书起于光武，止于灵帝。现在考察《列传》的文字，其中有时记载献帝时期的事，大概是杨彪补入的。晋代把这部书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很多人学习它。因此六朝以及唐初人的记事、注书，往往大量征引它。自唐代章怀太子汇集诸儒为《范书》作注以后，该书在世上广泛流行，这部书便逐渐衰微。北宋时还存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都说，这部书是高丽所进献的，大概已经很难得到。南宋《中兴书目》则只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当时有蜀中刊本流传，但错误很多，已经无法阅读。上蔡人任始才用秘阁本进行校勘，由罗愿作序刊行，在江夏刻版。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说，他所见的版本共分十二卷，但缺少第七、第八两卷。卷数看似稍多，但核对其中《列传》的篇数，也只有九篇，因此本来就与书目所载没有不同。自元代以来，这部书已经散佚。《永乐大典》在邓、吴、贾、耿等字韵中，都没有“《汉记》”一语。这样看来，所谓九篇，在明初就已经不存在了。本朝姚之骃撰写《后汉书补逸》，曾搜集遗文，分为八卷。但他所采材料只根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部书；又常常搜集得不完整，遗漏很多。现在谨慎地以姚本旧文为基础，根据《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足其中的缺逸，所增加的内容约占十分之六。这部书长期没有刻本，传抄中讹误很多。姚本随文抄录，错误极多。而且《汉记目录》虽然已经散佚，但《纪》《表》《志》《传》《载记》等体例，在《史通》以及各书的记载中，大致都还可以一一寻见。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拟定篇名，割裂、颠倒原文，错误多得无法尽数。现在全部加以厘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那些篇次已经无法考察的，另编为《佚文》一卷；又把《汉纪》与《范书》的异同附录在末尾。虽然只是残缺的玉圭和断裂的玉璧，零散而不完整，但其中仍保留着古代的光泽，无不是珍贵的宝物。书中所载，如章帝下诏增修各项祭祀、杜林议论郊祀、东平王苍议论宗庙舞乐，都是一代的大典，而《范书》都没有详细记载这些文字。

译其他如张顺预先谋划起义、王常赞助昆阳的计策、杨政的严正、赵勤的廉洁清白，也全都缺载，实在过于疏略。幸亏还有这部残存的书册，读史的人才仍有可以查考的材料。它对于考证的帮助确实不小，尤其不能不赶快加以表彰。△《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许嵩撰写。许嵩自署“高阳”，大概是因为他的郡望。关于他的生平始末，已经无法考察。本书详细记载六朝事迹，上起吴大帝，下至陈后主，共四百年，后来又附载后梁。六朝都以建康为都，所以用“六朝”作为书名。书中计算年代，一直记到唐至德元年丙申为止，因此许嵩是唐肃宗时的人。书前有《自序》，说如今以质朴的文字订正史传，旁采遗文，详细记载君臣的行事；事情有详有略，文章有机要，不必全部列举；至于土地山川、城池宫苑，都分别说明所在，以保存古迹；其中异事和别闻，若文辞彼此不相连，就都加以注记，使读者能够周详浏览而不感烦琐，文字简约却没有遗漏，大意如此。可见它的编纂体例，主要是分类叙述兴亡废替的大事，按年代记载史事，同时尤其重视古迹。其中像晋代以前各位臣子的事实，都采用实录的体例，附载在他们去世的条目下面；但到了宋代以后，又沿用正史的体例，分别为人物立传，因此体例不免不统一。并且常常同一件事重复记载而彼此矛盾。至于名号和称谓，大略像《世说新语》，随意标列题目，没有一定规则，这尤其违背史法。不过本书征引广博，很多材料出自正史之外。唐代以来考察六朝遗事的人，大多援引它作为证据。例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曾引用本书，来证明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的画品；郑文宝《南唐近事》曾引用本书，来证明玄武湖；刘羲仲《通鉴问疑》记载《宋书·高祖纪》景平二年所记日食的日期有误，刘恕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确定日食发生在这一年二月癸巳朔，都是取本书作为依据。又如陈后主时，覆舟山和蒋山的松柏常常流出木醴，俗称雀饧之类的事，《陈书》遗漏而没有记载，王巩《甲申杂录》也取本书作为依据。谢尚说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乎因为《劝学》一篇而丧命（按：《劝学》是《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就是这一篇中的话），《晋书》误写成“勤学”。姚宽《西溪丛语》也根据本书加以辨正。此外，裴子野的《宋略》是当时所称的良史，沈约自认为比不上它，如今已经失传。《资治通鉴》保存了其中几条论赞，但大多首尾不完整。而本书记载刘宋一代，完全以《宋略》为蓝本，并且连裴子野的论赞之辞也还保存了十分之一。这也是好古之人应当参照考证的材料。《新唐书·艺文志》把它收入《杂史类》，大概是因为它所记不是一代的事情，又没有采用纪传的名目，这样还比较合理。《郡斋读书志》把它收入《实录类》，已经不免因循名称而失去实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把它收入《起居注类》，就更加错误。至于郑樵《通志·艺文略》编年一类，本来按照时代分别编排，却把本书列在刘宋之下，同《宋春秋》《宋纪》并列，尤其错误。如今考察它所记的内容，只有吴属于僭越称号的国家；但《三国志》已经列入正史，所以把本书归入《别史类》。△《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曾巩撰。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召入任集贤校理，出任福州、明州等州的知州。宋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本书记载宋太祖至宋英宗五朝的事情，共分为二十六个门目，体例类似《会要》。又为二百八十四人立传，分别按他们所任官职归类。书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的序。它的记载简略而琐碎，很不符合史书体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摘出其中把《太平御览》和《总类》记作两部书的错误，因此怀疑它不是曾巩所作。如今考察曾巩本传，里面没有记载这部集子。曾肇作《巩行状》，韩维撰写《巩神道碑》，详细列举他所著的书，也都没有这部集子。据《玉海》记载，元丰四年七月，曾巩充任史馆修撰；十一月，曾巩上呈《太祖总论》，不合宋神宗的心意，于是停止修撰五朝史。曾巩在史馆前后只有五个月，不可能仓促写成这部书进呈。它出于假托，几乎毫无疑问。然而从北宋末年起，它已经流传于世。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像李至被授官又罢免等事，间或采用本书的说法，可见当时本书确实存在，并没有被废弃。到元代修撰《宋史》、袁桷制定《搜访遗书条例》时，也都列举并提到这部书，认为可以作为援引和考证的依据。可见它虽然不是曾巩所作，终究是宋人的旧书。所以如今也姑且保留下来，以备作为一种说法。△《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苏辙撰写。苏辙有《诗传》，已经著录。苏辙认为司马迁《史记》多半没有领会圣人的本意，于是依据司马迁的书，上起伏羲、神农，下至秦始皇，写成《本纪》七篇、《世家》十六篇、《列传》三十七篇。苏辙自称这是追述圣贤遗留下来的思想，以明白地传示后世；至于得失成败的关头，也详细论述其中的原因。现在考察这部书，例如在《三皇纪》中增入道家人物，认为黄帝以无为作为宗旨，他的著作同老子的学说相互出入；在《老子传》中附入佛家的说法，认为释氏看待老子，距离体悟道还更远，却能超然立于世俗之上；在《孟子传》中说，孟子向子思学习，得到他的学说却逐渐有所失误，反而称赞田骈、慎到一类的人。又说孟子是佛家所谓根器迟钝的声闻之人。班固评论司马迁的过失，首先在于尊崇黄老而轻视六经。苏辙所作的改定，哪里能够纠正司马迁呢？《朱子语录》说：“吕伯恭、林子约尊奉太史公的学问，我曾经同他们对此事激烈辩论。子由的《古史》说司马迁浅陋而不求学，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吕伯恭非常厌恶它。”

译《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一定行善，就像火一定是热的、水一定是冷的一样；他们不做坏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吃谷物一样。”这句话说得最好。我曾经问吕伯恭，这难道是司马迁所能达到的吗？然而子由这句话虽然说得好，却又有弊病。例如他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的话，只是把大的纲领说得很宏阔，但下面的功夫却都空疏了，等等。大概这是因为他同吕祖谦的议论相互激发；吕祖谦平日撰写《杂学辨》攻击苏辙，这时反而替苏辙辩护。不过，苏辙混合儒家、墨家思想的缺失，最终也无法替他掩盖。平心而论，史学到了司马迁，犹如诗歌到了李白、杜甫，书法到了钟繇、王羲之，绘画到了顾恺之、陆探微，不是可以拿一枝一节来比拟长短的。苏辙却想评点改定他的书，恐怕不免轻率妄为。至于他订正、补缀史事，例如《史记》记载尧把女儿嫁给舜以后，瞽<目叟>还想杀舜，苏辙就依据《尚书》，说嫁舜是在瞽瞍能够顺从之后；《史记》记载伊尹背着鼎去游说商汤、造父驾车载周穆王见西王母的事情，苏辙就删去了；《史记》没有记载桑林祈雨的事情，苏辙却增补进去。《宋世家》中，《史记》称赞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行为是礼让，苏辙却贬斥他。他辨析《管子》一书是战国诸子增补而成的。在《晏子传》中增入晏子处理崔杼之乱、知晓陈氏篡夺以及进谏的几件事；对于宰我，则辨明他没有参与叛乱；对于子贡，则辨明他没有在齐国制造动乱。又依据《左氏传》为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人立传，以补足《史记》没有涉及的内容。《鲁连传》中附入虞卿，《刺客传》却不载曹沫。这样取舍之间，也颇为不合于道理。把它同司马迁的书保存下来相互参照，当然也没有不可以的。书中间有附注，根据叶大庆《考古质疑》考察，大概是苏辙的儿子苏逊所作。旧本没有记载他的名字，现在附带著录于此。△《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 宋代郑樵撰写。郑樵有《尔雅注》，已经著录。通史的体例，起源于司马迁。所以刘知几《史通》论述二体时，把《史记》《汉书》合为一体；论述六家时，又把《史记》《汉书》分为两家，因为一部记载一代的事情，一部总括历代的事情。这种体例综括千古，归纳成一家之言。如果学问不足以贯通古今，文章不足以熔铸众长，就难以写成这样的书。梁武帝撰写《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便散佚了。因此后来有作者，大都不敢再留意于此。郑樵凭借自己的广博学识，于是网罗旧籍，参以新的见解，撰成这部书。全书有《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中《纪》《传》删取各史，稍有移改，大抵沿用旧有篇目，体例不够统一；《年谱》仿照《史记》各表的体例，只是间或把重要的封爵任官、大政事错杂写入其中，有时繁琐，有时遗漏，也多有分歧，都不是他用力的所在。他一生的精力和全书的精华，只在《二十略》而已。第一是《氏族》，第二是《六书》，第三是《七音》，第四是《天文》，第五是《地理》，第六是《都邑》，第七是《礼》，第八是《谥》，第九是《器服》，第十是《乐》，第十一是《职官》，第十二是《选举》，第十三是《刑法》，第十四是《食货》，第十五是《艺文》，第十六是《校雠》，第十七是《图谱》，第十八是《金石》，第十九是《灾祥》，第二十是《草木昆虫》。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是旧史所没有的。按《史通·书志篇》说，可以撰作志书的内容有三类：一是都邑志，二是氏族志，三是方物志。郑樵增设《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大概是暗中依据了这段话。至于《六书》《七音》，只是小学的支流，不是史家的本旨。他炫耀新奇、显示博学，泛泛地把这些内容也收入书中，在体例上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其余十五略虽然都是旧史已有的内容，但《谥》和《器服》是《礼》的子目，《校雠》《图谱》《金石》是《艺文》的子目，把它们拆分为另外的类别，不也显得烦琐而零碎吗？而且《氏族略》遗漏很多，《六书略》多有牵强附会，《天文略》只记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把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全部抄来，前面虽然先列出几行水道，却只是杂取《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几十条材料，连《禹贡》所载的山川也不能逐一详细记载。《谥略》另立若干门类，却把沈约、扈琛等人的《谥法》全部删去不录，甚至《唐会要》所记载的杲字一类谥号，也一并遗漏。《器服略》中，关于器物，只记载尊、彝、爵、觯等器物的制度，制度本身既不详细，又同《金石略》重复；关于服饰，则全都抄自杜佑《通典》的《嘉礼》。其中《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也只是删取《通典》，没有进行辨析考证。至于《职官略》中，把《通典》注文所引用的典故全部改成大字书写的案语，更加草率。《艺文略》分门过于繁琐。此外，韩愈《论语解》《论语类》前后重复出现；张弧《素履子》同时列入儒家、道家；刘安《淮南子》同时列入道家、杂家。

译荆浩《笔法记》本来是论画的文字，却列在《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本来属于传记一类，却列在《名家类》；段成式的《玉格》本来只是《酉阳杂俎》中的一篇，却列在《宝器类》，尤其荒谬。《金石略》中的钟鼎碑碣，用《博古图》《考古图》二书以及《集古录》《金石录》二书来核对，遗漏竟达到十分之七八。《灾祥略》则全部抄录各史的《五行志》。《草木昆虫略》甚至连《诗经》《尔雅》的注疏也没有能够详细考核。大概宋人以义理相互推重，对于考证之学很少能够留意。郑樵自恃学问广博，轻视当时所有人，料想没有人出来诘难他，所以眼光高、步子大，不再详细检查，终于不能做到处处精密，以致后人多有讥评弹劾。只是他采集材料既然十分广博，议论也多有警策而透辟之处。虽然精纯与驳杂相互并见，但瑕疵不能掩盖优点，终究不是那些空泛无根的谈论所能比的。直到今天，人们仍把它作为考察和借鉴的资料，并同杜佑、马端临的书合称“三通”，也是有原因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代王偁撰写。王偁字季平，眉州人。他的父亲王赏，绍兴年间任实录修撰。王偁承继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集编成此书。洪迈修撰四朝国史时，上奏推荐此书，王偁因此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他的书有《本纪》十二篇、《世家》五篇、《列传》一百零五篇、《附录》八篇。叙事简约而完备，议论也都持平。例如没有把康保裔列入《忠义传》，不避讳张方平、王拱辰的瑕疵，都体现出史学见识。对于熙宁年间的启衅、元符年间的绍述，尤其反复致意。《朱勔传》后附载僧人祖秀的《艮岳记》，大概仿照《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和陈寿《进表》的体例。虽然不合史书体例，也足以作为考证资料。但南宋诸人却大多不满于这部书，大概是因为王偁闭门著述，不加入讲学的宗派。党同伐异是形势所必然，不能据此作为定论。近来汪琬又说，元代修撰《宋史》实际上以本书为稿本。如今考察，只有《文艺传》是《宋史》取材于本书的，因此本书所载北宋人物较多，南宋文人却寥寥无几。其余事迹的异同，例如符彦卿的两个女儿都是周室的皇后，而《宋史》漏记了其中一人；刘美本来姓龚，冒充外戚而附入《外戚传》，本书直接记载了这件事，《宋史》却采用他的家传，反而替他隐讳；赵普先行阅看章奏，田锡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对，《宋史》却错误地认为群臣的章奏一定要先向田锡报告；杨守一以涓人的身份补任右班殿直，升任翰林副使，《宋史》却错误地写成翰林学士。新法刚开始实行时，有人因负责仓中籴米而获罪，吴申等人说这样做不方便，《宋史》却错误地认为这是司马光的意见。至于地名、谥法，《宋史》的错误尤其多。元人修史，大概从未考证过这部书，汪琬的话并没有得到事实。书中又有这样的记载：张齐贤在雍熙三年因违背皇帝旨意而被调出京城，却误写成他自己请求出征边地；把副使王履的《楚辞》误归给李若水；又没有把王履载入《忠义传》。本书虽然不免间或有相互抵牾之处，但宋人私家史书中，卓然可传的，只有王偁、李焘、李心传三家的著作。因此，它本来就应当成为考证宋史的人所珍视的资料。△《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罗泌撰写。罗泌，字长源，庐陵人。这部书成于乾道庚寅年。全书包括《前纪》九卷，叙述从最初的三皇到阴康、无怀时期的事情；《后纪》十四卷，叙述从太昊到夏履癸时期的事情；《国名纪》八卷，叙述上古到三代各国的姓氏、地理，直到两汉末年；《发挥》六卷、《馀论》十卷，都是辨析疑难、考证史实的文章。《国名纪》第八卷中，载有《封建后论》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国姓衍庆纪原》一篇，大概是因为类别相近而附在一起。只有归愚子的《大衍数》一篇、《大衍说》一篇、《四象说》一篇，与《封建》毫无关系。考察《发挥》第一卷卷首，有《论太极》一篇、《明易彖象》一篇、《易之名》一篇，正好与《大衍》等三篇同类。疑心这三篇本来是《发挥》的文章，校刊者因卷帙相连，误把它们窜入《国名纪》了。罗泌《自序》说：皇甫谧的《世纪》、谯周的《史考》、张愔的《系谱》、马总的《通历》、诸葛耽的《帝录》、姚恭年的《历帝纪》、小司马的《补史》、刘恕的《通鉴外纪》，这些著作的学问浅陋狭隘，不足以取信。苏辙的《古史》，只是阐发、说明前人索隐的旧说，并不是完整的史书。因此罗泌撰成了这部编书。《馀论》开头解释书名的含义，引《尔雅》训释“路”为“大”，所谓《路史》，大概就是说“大史”。句下的注文，题为他的儿子苹所撰。核对词义，注文与罗泌原书在详略上互相补充，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恐怕是罗泌自己的注释而假托为其子所作吧。上古的事情，本来就模糊难明。罗泌大量采纳纬书，已经不足为据。至于《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都是道家假托的说法，他却一一据为重要典籍，实在难免受到内容庞杂的讥评。《发挥》、《馀论》都极力斥责佛教；而论述《易》数的几篇，取义却出自道家。其中《青阳遗珠》一条，论述“大惑”有九种，把贪图成仙说成有才者的迷惑，把谄媚外物说成无才者的迷惑，尤其偏颇而悖谬。然而，这部书引证广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说：羲、农、轩、皞的源流，山川、渎流、钟律的要旨，白鱼、赤乌的祥符，黄金、紫玉的瑞应，事情丰富奇伟，文辞富丽丰润。虽然对经典没有益处，却有助于文章。因此后来的文人采撷其中的精华。罗泌这部书，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至于其中的《国名纪》、《发挥》、《馀论》，考证辨析疑难，语言多精审核实，也颇有扫除疑惑、维护正理的论说，当然不能因为它喜好奇异就一概斥责。△《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叶隆礼撰写。叶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起，历任至秘书丞。奉诏编撰辽朝史事，写成此书。全书包括《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这部书体例谨严，笔力详备丰富，有良史的风格。苏天爵《三史质疑》却说叶隆礼没有见过国史，他的说法多得自传闻，并严厉讥评其失实之处。如今考察此书，大体上是取用前人的记载原文，分条摘录，编排成书。穆宗以前的纪传，依据《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的纪传以及各种杂纪，依据李焘《长编》等书；其中《胡峤陷北记》，依据《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以及《达锡伊都》等传，依据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依据武圭《燕北杂记》。（按：武圭这部书如今已经失传，其中的说法大略见于曾慥《类说》。） 这些内容都完全抄袭原书的文字，没有改动。间或有所节录，也大多删得不恰当。例如《通鉴》记载辽太祖最初被拥立为王的事情，上文说他凭借强力不接受替代的人选，所以下文说七部请求按照约定办；如今这部书删去了“不受代”的文字，那么所谓“如约”究竟指什么事情呢？又如《长编》记载圣宗南侵，说天雄军听说契丹到来，满城惊慌。契丹军队暗中进至城南，在狄相庙设下埋伏，于是向南进攻德清。王钦若派将领追击，伏兵出动，天雄军进退不得，事情经过十分清楚。如今这部书在“阖城惶遽”之后就直接接上“伏起”等文字，却把契丹暗中行军、设伏的文字全部删去，那么埋伏的究竟是谁的军队呢？又如《松漠记闻》记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都让他们作为前锋。这大概是洪皓亲眼所见，他们属于金人，事实十分明确。如今这部书却直接把“金人”改成“契丹”，采入《辽志》，这样就更加颠倒事实了。又如《帝纪》中凡是日食、星变等事情，都取自《长编》的记载，按年份排列记载。然而辽、宋历法不一致，朔日和闰月往往不同。例如圣宗开泰九年，辽朝在二月置闰，宋朝在十二月置闰，宋朝的七月，在辽朝应当是八月。可是这部书仍然按照宋朝历法记作七月朔日发生日食。这一类情况也都是没有经过考察的。大概叶隆礼出生在南渡以后，距离辽朝灭亡已经很久，北方的史籍在江左也很少流传，他只是依据宋人编修的史传和各种杂说抄撮编成，所以始末不能全部完备。苏天爵的评论，深刻切中了它的弊病；钱曾大概没有详细核查。只是各家目录所记载的《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等书，在叶隆礼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部散佚，所以书中所录也颇有可以依据的地方。例如道宗寿隆年号，这部书实际写作“寿昌”，与《辽史》保存下来的碑刻文字相合，可以用来证明《辽史》的错误。又如《天祚纪》记载与金朝攻战以及兵马、渔猎等事情，比《辽史》的纪、志更为详细，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参考。只是它的体例参差不齐，记事方法颠倒错乱。有时把宋朝置于正统地位，于是有时称辽帝，有时称国主；有时又把辽朝置于正统地位，在辽帝年号之下注明宋帝年号。这已经自相矛盾。至于杨承勋劫持父亲、背叛君主，蔑视人伦、损伤教化，却采用胡安国的错误说法，认为这种变乱并没有失去正道，尤其表现出毫无辨别裁断的能力。而且此书是奉宋孝宗诏令撰写的，所引用的胡安国说法，却称用了安国的谥号。对于“在君主面前臣下应直称名”的义理，也同样有所违背。现在一并敬遵圣上的训示，改正其中的错误，用来彰明千古的大公之理，给史册留下确定的论断。△《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宇文懋昭撰。书前有端平元年《进书表》一篇，署名自称是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但没有详细说明籍贯。《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读父书”等话。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书中把金太祖到哀宗九位君主、一百十七年的事迹搜集汇编起来。全书包括《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看起来是杂采各书、排比编成的。书中所称义宗就是哀宗。《金史》说这是息州行省呈上的谥号，而此书却说是金朝遗臣所上的谥号，与《金史》很不相合。况且宇文懋昭既然投降宋朝，就应当把宋朝作为正统来叙述；可是书中却分注宋朝年号，又直接写康王出质，并把北迁的宗族列在献俘之中，实在有失体统。因此钱曾《读书敏求记》曾称这是对君主无礼到了极点的书。然而其中可疑的地方还不止这些。详细检阅考核，错误遗漏很多。例如《进书表》题为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朝灭亡就在这一月十日，两者相隔只有五天，怎么可能仓促之间就写成书并进献呢？又如书中把蔡州被攻破的事情记载得如此详细，从情理上说很难令人相信。况且端平年间正是理宗在位时，而此书却大书特书宋宁宗太子不能即位、改立他的侄子为理宗，以及济邸废立之事，完全没有避讳。又把生前称为谥号，明显荒谬。宇文懋昭作为金人归降宋朝，却在涉及两国时都直接斥称其国号，唯独把元军称为“大军”。又称元朝为“大朝”，反倒像是出自元人的措辞，更加无法理解。又《开国功臣传》只有寥寥几句话，而《文学翰苑传》却多达三十二人。检验其中的文字，都是把元好问《中州集》中的小传全文抄录下来，只略作删削。考察元好问撰写《中州集》时，已经是在金朝灭亡以后，原序说得很清楚。宇文懋昭更不应预先抄袭他的文字。以上这些，都是极大的疑点。其他如爱王作乱等事情，也多轻信伪书，内容冗杂、次序错乱。恐怕已经被后人窜改扰乱，不再是宇文懋昭的原本，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矛盾。然而，这部书首尾完整，间或有与《金史》不同的地方，也都足以用来校订考证。《大金国志》所列的制度、服色，也能与《金史》各志互相参照。因此旧本一直流传而没有废弃。如今也著明它是伪书，却仍然把它的内容收录下来。△《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黄震撰写。黄震字东发，慈谿人，官至浙东提举，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

译这部书撮取各史，概括其中的纲要。上起三皇，下至哲宗元符年间。每记载一位帝王的事情，就把这位帝王的臣属附带记入。对于僭越、窃据和割据的政权，也随时附带记载。文字简约而事情概括全面，颇有条理。不是曾先之《十八史略》那类只有粗略梗概、失于疏略浅陋的书可以相比的。书中叙述前代各位臣子，分别划分品类。只是北宋臣子的事迹比历代略为详细，却没有设置“忠”“佞”之类的标题，大概是有意不敢作出定论。朱子撰写《通鉴纲目》时，才遵循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先例，贬抑魏帝、尊奉蜀汉。同时张栻撰写《经世纪年》，萧常撰写《续后汉书》，所持的论点也相同。黄震传承朱子的学说，所以这部书也采用《纲目》的体例。他说论及昭烈帝的人，常常以其宗族关系疏远为疑问。假如昭烈帝果真不是汉朝子孙，曹操是盖世的奸雄，难道不能声讨他的罪行、诛灭他的伪统吗？如今反而要在千百年之后来否定他，并创设疑问去怀疑他的族谱吗？他所阐明的道理，可以说简要而完备了。△《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篯家藏本） 宋代萧常撰写。萧常是庐陵人，乡贡进士。当初，萧常的父亲寿朋因不满陈寿《三国志》尊魏为帝、贬黜蜀汉，想要重新订正，但还没有成书就去世了。萧常于是继承父亲的志向撰写了这部书。以昭烈帝为正统，撰写《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把《吴志》、《魏志》称为《载记》，共二十卷。又另撰《音义》四卷、《义例》一卷。在《蜀志》中增加列传四十二篇，删去列传四篇；把《魏志》的列传移入《汉书》十篇；删去《吴志》的列传二十篇；删去《魏志》的列传八十九篇。又多引用裴松之注文编入列传。他所增加的列传，也都取材于注文。偶尔有注文没有涉及的内容，建安以前的事情就依据范晔《后汉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再有所补益。大概他的主要宗旨在于史书书法，而不在于补充事实。然而他的义例精密审慎，确实很懂得修史的方法。例如魏、吴两国的臣子，本来附带记在两国《载记》之后，其中有些事迹可以立为一类的，如孟宗、陈表等，就另列入《孝友传》；杜德、张悌等，就另列入《忠义传》；管宁、吴范等，就另列入《隐逸方技传》。他的体例实际上取法于《晋书》。又如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等事情，《陈志》都说是天子命令魏公，而他却记作曹操自行采取了这些举动。这是依据范蔚宗《后汉书》的本纪。其他删改文字，也大多谨严。只是《陈志·先主传》称刘备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而萧常在《昭烈纪》中只说封为陆城侯。《陈志》记建安十四年魏延任都督，萧常却说擢用魏延为镇远将军。《裴注》中完全没有这些说法，不知道萧常依据什么。然而萧常的长处不在考证，恐怕只是偶然的笔误，并不是另有典籍依据。萧常完成这部书时，曾经把《表》亲自进呈朝廷。当时所列的只有《本纪》、《表》、《传》、《载记》，没有《音义》。到了周必大作序时，才同时提到《音义》。或许是成书以后，又续加辑录补入的吧。△《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郝经撰写。郝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事迹详见《元史》本传。郝经在中统元年出使宋朝，被贾似道拘留，留居仪真十六年。他在使馆中撰写了七种书，这部书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萧常的《续后汉书》还没有在北方流传，所以郝经没有见到它的版本，特意撰写此书，纠正陈寿尊魏为帝的错误。即使是《三国志》的旧文，也重新编排改写，并把裴松之注文中的异同以及《通鉴》的取舍参照校订。原书九十卷，中间又分成各个子卷，实际为一百三十卷。提升《昭烈》为《本纪》，贬吴、魏为《列传》。对于各国臣子，则分别按汉、魏、吴区分。又另立《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等传。又因为陈寿的书没有《志》，便撰写《八录》来补足缺失。各篇开头都冠以《序》，结尾则用《议赞》。另有《义例》，用来申明全书的大旨。他的论断颇为严谨，但也不能说毫无出入。例如士燮、太史慈都向吴廷献身效力，却把他们列为汉臣；李密起初出仕汉朝，最终出仕晋朝，《晋书》把《陈情表》列入《孝友》，他却把李密列入《高士》，这在名分和事实之间就不相符合。又黄宪死于汉安年间，葛洪在晋元年间显达，却都列入此书，时代也完全错乱。其他汉、晋两代的臣子，因为事迹间或涉及三国而被收入《列传》的，也不止一人。又《八录》中往往杂采《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的文字，记载重复繁杂，也都失于划定范围。按照《义例》来衡量，这些做法都不妥当。然而郝经崇尚气节，学问有根源，所以他的论说大多有益于世道人心。况且郝经作为使者被拘执，经历困苦艰辛，却不肯稍稍屈服自己的志节。因此对于讲气节的人，他反复低回咏叹，寄托的情意尤其深厚。读这部书的人，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这也不是萧常、谢陛等家只是推演朱熹余论的著作所能相比的。这部书和郝经所撰《陵川集》，都在延祐戊午年由官府刊行。然而自明代以来，传本极少。

译只有《永乐大典》所载还比较多。核对原书目录，只有《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完全散佚不传。全篇保存完好的部分仍有十分之六七。《序文》、《议赞》保存下来的也有十分之八九。现在分别依据原书目录，进行编辑校订。原书所分的子卷，全部仍旧保留。间或有残缺的地方，因为相关文字在《陈志》中都已经具备，便不再抄录补入，以免繁复。又郝经所见的是《陈志》的旧本，其中字句与今天的本子往往有异同，谨慎地分别加上案语予以标明，以供考证。书中的原注，是书状官、河阳人苟宗道所作。郝经文集载有《寿正甫诗》，其中有“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的句子。寿正甫就是苟宗道的字，也就是《元史》所说的郝经久留宋地、书佐都通晓学问，后来苟宗道官至国子祭酒的那个人。苟宗道《序》中有“缱绻患难十有三年”的话。考察郝经以庚申年出使宋朝，那么这篇《序》应当作于壬申年，而书中没有记载至元九年。大概当时南北隔绝，还不知道中统已经改为至元。苟宗道在注文中对取舍和义例颇有阐发，但《列传》中有的整篇完全没有注文，恐怕是传抄时有所脱佚吧。△《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代薛虞畿撰写。卷前有薛虞畿的《自序》，没有署明年月。序中说，他曾经阅读各种注牒，看到《春秋》中君臣往来的事迹，不下千件，散见于百家著述之中，都是三家传注没有收录的；有时只略略摘取了开头，却没有考究其后续，保存了一半而没有全部采录。因此不自量力，大致仿照《左传》的体例，分列十二公，以统贯各世；考察《三传》中的人名，用来系联相关事件。全书共十五卷。书末又有他的弟弟虞宾所作的《跋》，说兄长辑录《春秋别典》，尚未完稿便不幸去世，其中难免有简牍错漏、年代倒置的问题。因此自己特意广泛阅读、搜集资料，互相参证考订；年代相隔久远的加以订正，数字不同的加以分析，删去繁复内容十分之一，弥补缺略内容十分之三，等等。这样看来，这部书是虞畿、虞宾兄弟二人前后续成的。旧时没有刻本。此本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朱彝尊的题字。可惜其中抄录辑取颇费苦心，只是每条末尾没有明确注明出自哪部书。明人的习惯，大多如此，所批评的确实切中了这一弊病。不过此书搜罗丰富，很能扩展见闻，也算是博洽著述的一种助益。《虞畿序》自署“粤瀛”，《彝尊跋》说地方志中没有记载他的籍贯和字号，无法详考。《虞宾跋》中说，兄长列身于章缝之士，研治博士家的学说，大概是广东的诸生。考察胡恂《潮州府志》说：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起初是诸生，后来弃去功名，隐居在韩山山麓，以耕种园圃自娱。郡中长官想招致他，他便凿开墙壁逃走。著有《听雨篷稿》等。这应当就是此人。又考察潮州在梁代称东阳州，后来改称瀛州，与“粤瀛”的称呼也相合。只是《志》中没有说他有这部书，疑心只是偶然没有见到罢了。《虞畿序》又说，《书目》《凡例》列在左边。现在卷首有《凡例》七条，却没有《书目》，可见是传抄者把它遗失了。△《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起初，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时，平民龚士炯进献《历代年表》，所记只到隋代为止。于是下诏命工部侍郎周清源重修，尚未完成周清源便去世了。又下诏命内阁学士王之枢接续修撰，并让周清源的儿子嘉祯协助他，于是前后相继编成此书。所记史事，上起帝尧元载甲辰，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首尾共三千七百二十五年。表以年份为经，以各国为纬，只有正统王朝置于第一格，这是全书通行的体例。其余各时期情况不同，不能用同一种方法限定，于是每一代都改变体例，并分别把说明体例的话系在表的开头。大体上依据《史记·年表》《月表》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的体例。只是每条大多附有史评，每代又各自冠以《地理图》《世系图》，全书总冠以《三元甲子纪年图》，这是对旧式的小有变通。考察《南史·王僧孺传》，说太史公《年表》采用横向书写、斜向上行的形式，体例仿照《周谱》，可见史表确实是三代的旧法。然而《史记》以后，通常每一类自成一表，不能贯通；《资治通鉴目录》也只是粗略列举大纲，不能详尽完备。近来万斯同撰写《历代史表》，相当完备周详，但它的主旨只是考核封爵和世系之间的关系，也未能使上下数千年的条目分明、脉络相连。这部书搜罗历代史事，总括始终；记载没有遗漏，义例又极其严密；剪裁恰当，史表的书写方法又极其明晰，确实是韩愈所说的“记事一定要提纲挈领”、欧阳修所说的“《春秋》的文字简约而有法度”。读史的人凭借这部书，也可以知道考察史事的门径了。△《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写；其中纪、传、谱、略，仍旧沿用郑氏的体例。只是郑氏《列传》因袭各史旧文，篇名彼此错杂，又稍有改动窜改。例如《史记》没有《隐逸传》，便把伯夷、四皓等人分列出来充作这一类；《史记》没有《方术传》，便把司马季主、扁鹊等人分列出来充作这一类；《后汉书》没有《孝友传》，便把毛义、江革等人分列出来充作这一类；《三国志》没有《忠义传》，便把典韦等人分列出来充作这一类。体例彼此自相矛盾。既不因袭旧例，也没有创立新例，以至于不伦不类。现在参考各书异同，折中沿革，确定为两种处理办法。第一种是名称不同的归为一类。例如《五代史》的《家人传》分入后妃、宗室，《一行传》分入《隐逸》《孝友》；《元史·儒学传》分入《儒林》《文苑》。

译《宋史·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释老传》并入《方技》；《唐书》《明史》的《公主传》附入宗室。这样大概可以各自核实实际情况，不致产生多种分歧。第二种是原来不完备的加以增修。例如《唐书》的《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明史》的《阉党传》《流贼传》《土司传》，都是各史原本没有的，但这些篇目实际上不可更改。现在考核事实情况，也分别设立这些门类。又如孔氏世系、封爵，《明史》附入《儒林传》；现在则依照郑氏原书《孔子列传》的先例，补立《孔氏后传》。至于五朝国史，把贰臣另立为《列传》，是新近出自圣裁的决定。在表彰善恶之中，寄托扶植纲常的意义，确实彰明了褒贬最公正的原则，实在是古今共同的道理。现在也严格遵守这一成规，在前代史中另立此门，以彰明褒善贬恶。与原书的体例相比，确实更加详备而且核实。《二十略》中，改变旧例的也有三项。第一项是《艺文略》。郑氏只列出卷数和书名，现在则分别补写作者的姓名、爵位和籍贯。第二项是《图谱略》。郑氏原书以《索象》《原学》《明用》三篇辨析其源流，又以《记有》《记无》两篇考察其存佚。现在删去这些篇名，另以《经学》《天文》《地理》《世系》《兵刑》《食货》《算术》《儒学》《医药》作为子目。第三项是《昆虫草木略》。所记动植物之类不同于文章典制，不能按时代划分。考察郑氏原书，只是把他所撰《诗名物志》《尔雅补注》《本草外类》约略编成一书。例如各种蔬菜没有记载瓠匏，九穀没有收录麰麦；解释鱼类时记有鳣却遗漏鲔，解释兽类时有虎却没有貔；把葍々混同于琼茅之葍，把芸薹合并于夫须之台，错乱和遗漏不一而足。现在只对原来没有记载的补充其缺漏，对已经记载的订正其错误。至于炼石、煮丹之类，事情涉及迂诞怪异，便一概不再续增。这样虽然同样是一部传，条理却清楚了一倍；虽然同样是一部略，考证却更加精密。这是由于仰承圣明鉴裁，能够有所折中，与郑氏一类自夸的大言之作，确实大不相同。△《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本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另有《庙制图考》，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十七史中自《后汉书》以下，只有《新唐书》有表，其余都缺少，所以分别加以补撰。遵循《史记》《前汉书》的体例，撰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遵循《新唐书》的体例，撰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是万斯同自行创立的体例。这部书除正史的本纪、志、传以外，还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等书以及各家的杂史，按次序汇总记载，使历朝掌故的头绪清楚分明，对史学很有帮助。考察宋代以前，只有《后汉书》有熊方补作的《年表》。其他如郑樵《通志》，《年谱》只记一朝的大事以及正统、闰统的始末，至于诸王、将相、公卿和大臣升迁、废黜、授官、罢免的原因，通常简略而不记载。近人所作《十六国年表》，也有许多错漏。那些书搜罗虽多，分类聚合、区分条理都比不上万斯同这部书的完备。只是《晋书》既然补作了《功臣世表》，那么历代都应当补作；十六国中成、赵、燕、秦既然有《将相大臣年表》，那么十国中的南唐、南汉、北汉、闽、蜀就不应单独缺少。又如魏国的将相大臣中，没有记载上大将军。五代《诸王世表》唯独缺后汉，注文说后汉的子弟不曾封王。然而考察承训追封魏王、承勋追封陈王，这与后周郯、杞、越、吴诸王的情况属于同一例，为何唯独删去而不予登载？这些都是其中偶有遗漏的地方。不过考核其大体，精密之处居多，也就是所谓过失一分而功劳十分了。△《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本朝姚之骃撰写。姚之骃字鲁斯，钱塘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书搜集辑录今已失传的《后汉书》八家：共《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刘知几《史通》说，范蔚宗所采的史书，编年史有四家，纪传体史书有五家。现在袁宏的《后汉纪》还有传本，所以只列八家。姚之骃搜集琐碎材料，用力颇为勤勉，只是没有注明所出书名，使读者无从考证，这是他的短处。至于司马彪的书虽然散佚，但章怀太子曾取其中十《志》来补充范书的遗漏。现在《后汉书》中刘昭所作的部分就是司马彪的《续汉书》，而姚之骃没有考究其中的源流，反而称作范氏《志》，于是另行搜集其他书中引用司马氏《志》的材料来抄录。这些材料的字句相同，他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这个错误实在最为严重。不过洪迈博览群书，他所作的《容斋随笔》也把司马氏《志》称作范氏《志》，可见姚之骃的错误是有所承袭的。至于《东观汉记》，用《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核对，比姚之骃所辑录的多出十之五六。大概秘府珍藏的书籍，不是草野之士所能看到的，也不能因为材料疏漏而责怪姚之骃。△《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本朝陈厚耀撰写。陈厚耀另有《春秋长历》，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群书中与《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记载有异同的内容，按国家分编次序，以备考证，有时也加以辨析订定。又取《史记》的《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合并贯联，编成《通表》二卷。其中诙谐谈说、琐碎记载、神仙方术等与史书大体无关、难以按年代编排的内容，另编为《摭遗》一卷，附在书后。《通表》排列比较详细明白，很有条理。《异辞》把切实可靠、可以作为依据的内容列为正文，而把百家小说中荒谬怪诞的说法降为次一等，附在正文下面，体例也颇有可取之处。虽然其中真伪混杂，如《庄子》《列子》的寓言、《亢仓子》的伪书，都加以采录，未免稍微缺少裁断；但采集材料浩繁，用力可以说非常勤勉。又如所引用的各书，大多明确注明某篇某卷，大概仿照李涪《刊误》、程大昌《演繁露》的体例，使读者容易查核，也没有明人杜撰材料以炫耀博学的弊病。大概马骕《绎史》采用袁枢的纪事本末体，陈厚耀这部书则采用齐履谦《诸国统记》的体例。而马骕的书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陈厚耀则把材料都从“五书”之外搜取，尤其独自增加了难度。虽然内容稍显芜杂，却不能因此斥责它。陈厚耀所著《春秋长历》和《春秋世族谱》，都与这部书相互参照、互为表里。他自己说，平生精力用在这部书上的很多。△《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本朝李锴撰写。李锴字铁君，是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襄平”。考察可知，襄平是汉代辽东郡的治所，今为盛京辽阳州一带，大概是他的祖籍。康熙年间，邹平人马骕撰作《绎史》，采集百家杂说，上起鸿荒时代，下至秦代，仿照袁枢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各自标立标题，按类别编排，凡是征引的内容全都录下原文。虽然各部分看似互不相连，实际上都有头绪。李锴这部书以马骕的书为稿本，把其中文字分解开来，进行剪裁联缀，改写成纪传体。撰有《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仍然在每段下面分别注明所出书名。那些没有收入正文的遗文琐事，则按类别附注在句子下面。大概体例取法《史记》，编排方法则仿照《路史》而稍有变通。《自序》说，开始撰写于雍正庚戌年，完成于乾隆乙丑年，历经十六年才告成。他用力颇为勤勉。考察自古以来搜罗百家材料、编成一部史书的做法，实在是从司马迁开始的。现在看《史记》各篇，其中由司马迁亲自撰写的，大多经纬分明、疏密得当，运笔安排变化自如，完全随意而行。而那些杂采各书材料编成的篇章，不仅事迹有异同，时常彼此抵牾，也往往需要删改补缀，不能掩盖斧凿加工的痕迹，可见融会众说是很困难的。这部书完全采用旧文，通过剪裁排比，使事迹彼此连贯、语意通顺。体例如同诗家集句，在历代史家中尤其属于创格，比融会众说更加困难。虽然运用安排有时不够自如，组织有时不够严密，也可以说是条理清楚、没有紊乱。至于《晋逸民传》中列入杜蕢、狼瞫、鉏麑、提弥明、灵辄，《逆臣传》中列入赵穿却不列赵盾，《乱臣传》中列入郤芮、瑕吕饴甥，《嬖臣传》中列入头须，《鲁列女传》中列入施氏妇，取舍有许多地方不够允当。又各国公子都分别立传，唯独鲁、宋、蔡、曹、莒、邾六国的公子混列在各国大臣之中。《叛臣传》中，如巫狐庸叛楚投吴，在吴、楚两处都出现；公山不狃叛鲁投吴，在吴、鲁两处都出现，已经是重复记载；而屈巫出现在楚国部分，却没有出现在晋国部分。苗贲皇出现在晋国部分，却没有出现在楚国部分。又再次自行扰乱了自己的体例。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此书也不能做到逐条精密考核，当然不必替它曲意隐讳。──以上“别史类”共二十部、一千六百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语：《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这一类书，本来都属于正史。但书已经残缺，如今又不列入《正史》，所以一概归入此类。它们的先后次序按照作者所处时代排列，也与《编年类》的体例相同，只是略微表示与《正史》的区别罢了。） ○别史类存目。△《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叙述历代帝王的世系、年号、年数，也略微涉及人物的贤能与否。每位帝王都用几句话概括，内容十分简陋，大概是村塾中流行的通俗书籍。《永乐大典》把它收载其中，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选择了。因为它是宋人的旧书，姑且附列保存其书目。△《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元代赵居信撰写。赵居信，字季明，许州人，至治年间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这部书遵循《资治通鉴纲目》的观点，以蜀为正统。起于桓帝延熹四年昭烈帝出生，终于晋泰始七年后主灭亡。末尾有《总论》一篇，称作于至元九年戊子；全书则成于至元十二年辛卯。《前序》一篇，不知是谁所作，称朱子出世后删削编定《纲目》，能够合乎天道、符合人心，信都赵氏又据此扩充其未完备的文字，参取其中最为恰当的论述。然而，这部书所采用的议论，没有超出胡寅、尹起莘等人的范围；所采用的事迹，记载于《三国志》的还不到五成。只是从《资治通鉴纲目》中截取数卷，略微改动字句罢了。不足以称作一部著作。△《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曾先之撰写。曾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前进士”，但《江西通志》的选举记载中没有他的名字。大概前明的制度是，会试中式称为进士，乡试中式者称为举人，二者都可以经铨选注授官职。从唐、宋到元，乡试取贡者都称为进士；在礼部考试中选后，才称为登第。没有中选的人，下一次考试仍须由本贯取解。南宋末年，才规定三次参加考试而不中选者，一律可以直接参加礼部考试，称为免解进士。

译曾先之所说的“进士”，大概是指乡试中举而礼部考试未被选中的人，所以志书和史籍中没有他的名字。然而，李肇《国史补》称，唐代进士登第者，遇到旧日题名的地方，便增加“前”字。如今曾先之自称“前进士”，又是沿袭旧说而失于考察了。他的书抄录节取史书文字，极其简略。卷首冠以《歌括》，尤其浅陋。大概只是乡塾中教授蒙童的读本，比同时代胡一桂的《古今通略》差得远了。△《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范理撰写。范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这部书上自西汉，下至唐代，先把各位皇帝列在前面，再把诸臣的事迹摘录叙述在后面。大体都依据正史，并参考《纲目》。其中分设《谋臣》《丞相》《名将》《名臣》等名目，割裂烦琐，实在没有体制要旨。例如把季布列入《名臣》，却把曹参列入《名将》之类，分类原则尤其无法理解。大概只是随笔记录，对于史学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明太祖历代世系，以及他从微贱时期直到即位以后的事迹，大致按编年排列。凡皇后、太子、诸王的谥号和封爵，都详细列出。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可见是永乐年间编成的。书中记载懿文太子是诸妃所生，而说高皇后所生的只有成祖和周王二人，这与史书记载不合。大概是当时阿谀而荒诞的说法，不能据此当作实录。（按：这部书叙述明代世系，按体例应收入《谱牒》。但谱牒传本很少，不能单独设立一类，所以附在《别史类》中。大概是因为其中文字与本纪、世表互有出入。） △《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代王洙撰写。王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年进士，仕宦经历不详。这部编书依据《宋史》重新修订，任凭自己的臆见，另创新的编纂体例。大意是想把明朝接续宋朝作为正统，不仅把辽、金两朝都列入外国，连元代的年号也全部删去。对于宋益王末年，又把明太祖的高祖追称为德祖元皇帝，接续宋统的大德三年；把太祖的曾祖追称为懿祖恒皇帝，接续延祐四年；把太祖的祖父追称为熙祖裕皇帝，接续后至元五年；把太祖的父亲追称为仁祖淳皇帝，接续至正十一年，并把这一年定为明朝元年。又在瀛国公投降元朝以后，年年记载“帝在某地”等语，仿照《春秋》记“公在乾侯”和《纲目》记“帝在房州”的例子。荒唐悖谬之处，屈指难以数尽。自有史籍以来，从未有像此人这样疯狂失心的。这样的书可以焚毁，版本可以砍掉，书名本来就不应保存。然而自明代以来，印本已经很多，恐怕它还会存留于世，迷惑无知之人的听闻，成为败坏世道人心的祸害，所以特意用言辞加以驳斥，使人人知道这部书只是狂妄的吠叫，希望邪说不至于欺骗百姓。△《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代柯维骐撰写。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嘉靖癸未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尚未任职便归乡，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史书称他居家三十年，才完成此书。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他写这部书时甚至发愤自行阉割，以便专心思考，可谓勤奋精专到了极点。全书有《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纠正错误、补充遗缺，也颇有考订。然而，脱脱等人编撰《宋史》，其中最不合理的，莫过于把《道学》和《儒林》分别立传；其中最合理的，莫过于《本纪》到瀛国公为止而不记二王，以及辽、金两朝各自成史，不采用把《岛夷》《索虏》互相附录的做法。古代圣贤也不过都是儒者罢了，并没有所谓“道学者”。如果认为儒者有违背道的地方，那么违背道的人何必为他立传？如果认为儒者虽然不违背道，但“儒者”的名称不足以概尽道，那么孔子告诫子夏，难道是错误地教他取法于下等人吗？妄自制造区别，只会徒然滋长门户之争。而且《太平御览》五百一十卷中曾引用《道学传》两条，一条是《乐钜》，一条是《孔总》，他们都是清静隐逸之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十卷〕 沿袭旧有的名目，也不妥当。这是必定应当改正的地方，但柯维骐仍然沿用。至于元朝攻破临安以后，宋朝正统已经断绝，二王在海岛上艰难辗转，在断桅残樯之间建立年号，在鱼鳖鼋鼍出没的巢窟中苟且喘息。如果把帝统归给他们，那么淳维远遁以后、武庚发动叛乱之初，他们难道不也是夏、商的嫡系后裔、神明的后代吗？为什么三代以来排列正统的史书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呢？其他如辽从滑盐兴起，金由肃慎兴盛，都承受天命，跨有中原。如果一定要仿照《元经》把魏奉为帝统、完全排斥南朝，当然属于偏执。至于南北分开修史，则是李延寿的体例。即使朱子生在南宋，他撰写《通鉴纲目》时也沿用旧有轨迹，并未认为这样不对。元代同时修撰三史，确实是定论。然而柯维骐却强行援引蜀汉，又增列《景炎》《祥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又把辽、金两朝置于《外国》之中，与西夏、高丽并列。这难道又是公正的议论吗？既然大纲如此荒谬，那么那些微不足道的补缀功劳，也就不值得称道了。△《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郑晓撰写。郑晓有《禹贡图说》，已经著录。郑晓起初撰写《吾学编》，记载当时的事情。后来又逐条分列、分析，编成《今言》三百四十多条。再次刊刻并删汰这两部书，撮取其中的要旨，编成了这部书。体例大致接近纪事本末体。全书共三十一篇。然而，事情本来繁多，篇幅却过于简略。荀悦删节班固的史书，尚且不能不写成三十卷；如今想用寥寥两卷包括一个朝代的历史，即使有左氏、司马氏那样的史才，恐怕也不能总括。△《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李纪撰写。李纪，字大正，金谿人。当初，元代庐陵曾先之撰写《十八史略》，写到宋代为止。明初临川梁孟寅增加元代史事，命名为《十九史略》。嘉靖戊戌年，李纪又认为原有注释不完备，予以增补，编成这部书，但内容也十分浅陋。根据书中列出的十多种引用书目，有万氏《史略筌蹄》、郭氏《帝王世纪》、朱子《四书》、倪氏《四书辑释》、蔡氏《书传》、邹氏《音释》、陈氏《礼记集说》、朱子《诗传》、《资治通鉴》、《吕氏集注》、刘氏《翰墨全书》、《左氏春秋传》、《林朱音训》以及李氏、刘氏《宋鉴》。凭这些书，哪里足以谈论史学呢？△《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士元撰写。陈士元有《易象钩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叙述洪荒开辟以来的事情。在《九头》等十纪之前，增加《元始本纪》，记述盘古；又有《二灵本纪》，记述天皇、地皇，共为十二纪。《疏仡纪》记载到帝挚为止，共三卷。《帝师》《帝臣》《叛臣》三传各一卷。大体以罗泌《路史》为蓝本，稍加增益，都是恍惚无据的说法。胡宏《皇王大纪》尚且没有夸谈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经有无证据便不可信的疑问，何况动不动引用《道藏》来当作史书呢？△《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贽撰写。李贽有《九正易因》，已经著录。这部书上起战国，下至元代，分别采集事迹，编成纪、传；在纪传之中，又各自设立名目。书前有《自序》说：“前三代的事我就不说了。后三代就是汉、唐、宋。中间一千多年，难道唯独没有是非吗？难道那些人没有是非吗？只是都把孔子的是非当作是非，本来就不曾有自己的是非罢了。既然如此，那么我来评判人的是非，又怎么能够停止呢？”又说：“《藏书》是什么？就是说这部书只能用来自我怡悦，不能给别人看，所以命名为《藏书》。可是无奈有一两个好事的朋友不断索要翻阅，我又怎么能拒绝呢？只是要告诫他们：阅读它完全由诸位自便，但不要拿孔夫子确定的本子来施行赏罚，那就好了。”等等。李贽的著作都狂妄悖谬、违背正道，不尊圣人、不守法度。唯独这部书攻击孔子，另立褒贬标准，把自古相传的善恶全都颠倒置换，尤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他的书可以毁掉，他的名字也不值得玷污竹简。只是李贽用大话欺骗世人，同时代如焦竑等人几乎把他推崇为圣人。直到今天，乡里的浅陋儒生仍被他的虚名震慑，有人尊崇信奉而不加怀疑。如果置之不论，恐怕好奇异的人反而会以为自己有了新的发现，给人心留下祸害。所以特意保留书名，以便充分揭露他的罪过。△《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李贽撰写。李贽所著《藏书》，是小人中最为肆无忌惮的作品。这部书又辑录明初以来事业较为显著的若干人，以续补前书的不足。全书分为《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等名目。由于记载的是本朝事迹，所以议论背谬荒诞的地方比《藏书》略少。然而内容冗杂、次序颠倒之处不胜枚举。例如刘基一人，既列入《开国名臣》，又列入《开国功臣》；方孝孺一人，既列入《逊国名臣》，又列入《文学名臣》。经世济民本来没有大小之分，怎么能认为守令的施政不足以称为经世济民，却要在《经济名臣》之外另立《郡县名臣》？又如王祎在滇南殉节，不把他列入《忠节传》，却列在《开国名臣》中。种种错乱驳杂，完全没有分类原则，总之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邓元锡撰写。邓元锡有《三礼绎》，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仿照郑樵《通志》编成，上编就是其中的《纪传》，下编就是其中的《二十略》。然而，郑樵的《纪传》弊病在于沿袭，因此体例各自随着旧史，不能统一；他的《二十略》弊病在于创新，所以有许多夸大而无根据的议论。邓元锡这部书则是《纪传》过于创新，各《志》又过于沿袭。例如《纪传》分设许多名称：上古至商代称为《表》；周代以后，正统称为《纪》，偏霸和列国称为《志》；后妃称为《内纪》；宰相称为《谟》；儒者称为《述》；大儒称为《训》。像孔子这样尊贵的，另命名为《表》；次一等的，如西汉经学家和王通，则合称《训》；其余统称《列传》。《列传》之中，又分为《大臣》《贞臣》《良臣》《争臣》《忠节》《名将》《循吏》《独行》等子目。又把《经学》《行义》《文学》《笃行》《道学》《儒学》《循良》分别另立一传，分附在历代篇末。

译又把《隐逸》《方技》《货殖》《列女》各自合并立为一传，全部附在全书末尾，已经混杂不堪。至于《物性》一志，若把它归入《下编》，还算有体例可循；但把它缀在《上编》中，与人物并列，就更加不合伦类。其中最荒诞的是，南北史中，南朝完整记载吴、晋、宋、齐、梁、陈，而北朝却只有北魏，把北齐、北周、隋的君臣全部删去不录，只记载隋代王通一人；宋、金、辽、元四史中只记宋、元，连辽、金一个字也不涉及；反而十六国可以单独立志。错乱颠倒，几乎难以一一列举。《下编》共有《天官》《方域》《人官》《时令》《历数》《灾祥》《土田》《赋役》《漕河》《封建》《任官》《学校》《经籍》《礼仪》《乐律》《财贿》《刑法》《兵制》《边防》《戎狄》《异教》二十一门。其中三门称“书”，八门称“考”，八门称“志”，两门称“记”。同样杂乱，令人厌烦。其中的叙述，也只是类书和策论中的陈旧话语，完全没有新的发明或考订。与他所作的《五经绎》一样，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邓元锡撰写。这部书记载从太祖到世宗的历史。包括《帝典》十卷、《后妃内纪》一卷、《外戚传》一卷、《宦官传》一卷、《臣谟》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节》一卷、《将谟》二卷、《名将》一卷、《理学》三卷、《文学》二卷、《笃行》一卷，以及《孝行》《义行》《货殖》《方技》合为一卷、《心学》三卷、《列女》一卷。按：二十二史都把后妃列入《传》，只有《后汉书》把后妃列入《纪》，因此受到后世儒者讥议。邓元锡却独自尊崇采用这种做法，实在乖谬。其他如分设《臣谟》《名臣》《将谟》《名将》，又把《笃行》《义行》与《孝行》分开，都是邓元锡创立的体例，十分烦琐。至于在《道学》之外另立《心学》一门，考察邓元锡的学术源流出自王守仁，但并不完全尊奉他的学说。当心学盛行时，人们都说求学只在求得觉悟，不必致力于博览群书；邓元锡竭力排斥这种说法，把《心学》另列于《道学》之外，他的观点本来是对的。然而，史书是记载一代政事的，其他内容都应当置于次要地位。《宋史》把《道学》另列于《儒林》之外，已经形成门户之见。如今又把《心学》另列于《道学》之外，这就成了学术流派的学案，而不是国史了。至于史家的体例，必定把《外戚》《宦官》列在各传之后。这里却先列《外戚》，其次《宦者》，而《臣谟》诸传又列在后面。次序颠倒，尤其无法理解。至于把张璁、桂萼列入《臣谟》，则更免不了曲笔了。△《彩线贯明珠秋檠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中记载历代帝王，从伏羲起，至明武宗为止，因此是嘉靖以后所写的书。它也属于史略、蒙求一类，但言辞不够文雅典雅，从书名的立意便可以看出来。△《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郑汝璧撰写。郑汝璧是缙云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任佥都御史，总督宣大。这部书专门记载明代帝王、皇后的即位和册立年月，以及生辰、寿数、谥号、山陵等事项，却不记载他们的事迹，所以称为《纪略》。上起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至穆宗为止。卷首冠以《帝系图》，末尾附载藩封。诸王只记录那些拥有封国的，其余只在《帝系》中出现姓名而已。△《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朱谋<土韦>撰写。朱谋<土韦>有《周易通》，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从盘古开始，到有虞为止。它提纲叙事，并杂引各书作为条目。大体上在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取材出入。所引用的多是纬书中的荒诞说法，既不是可信的史书，也很少有奇异的见闻。朱谋<土韦>号称博学广闻，一生著述一百多种，如今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在流传下来的著作中，这部最为低劣。△《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代谢陛撰写。谢陛，字少连，歙县人。他的书遵循朱子《纲目》的义例，尊奉汉昭烈为正统。从献帝到少帝，列为《本纪》三卷，并附载诸臣，称为《内传》。吴、魏的君主另列为《世家》，把他们的臣子列为《外传》。又把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以及吕布、张邈、陶谦等人列为《载记》。凡是先后更事数姓以及依附董卓、袁绍等人的人，则列为《杂传》。又另外编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两表，用来概括全书的纲要和脉络。卷首列有《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用来揭示全书的宗旨。书中义例过于繁多，所创立的名目往往不恰当。例如晋代的刘氏、石氏、苻氏、姚氏擅自称号称尊，各自成为雄长，本应列入《载记》。董卓、袁绍之类与他们并不是同一类。五代更替五姓、十主，他们的臣子无法按照时代确定，本应编入《杂传》。董卓、袁绍的宾客僚属，也明显属于这一体例。谢陛却沿袭旧名，实际上难免只是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如西京汉朝的国统延续到建安，续接汉统的基础在章武年间建立，虽然帝统只延续一线，实际上已经分属两个朝代。谢陛却在《帝纪》中兼记山阳。对于《后汉书》《晋书》中已经有专传的人，谢陛也一概摘取后附入本书。这尤其像多长出无用的手指脚趾，显得繁复。薛冈《天爵堂笔馀》说，他把蜀改称季汉，是替今人做事，偶尔胜过古人。然而陈寿的《季汉辅臣赞》已经早于他，并不是他创立的体例。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世上议论谢陛的人认为，吴中吴尚俭已经曾经写过这部书。

译他们不知道元代的郝经、宋代的萧常，都已经先行编纂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七卷〕 △《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茅国缙撰写。茅国缙，字荐卿，归安人，万历癸未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后被贬为淅川县知县，最终任南京工部主事时去世。这部书的书名见于《浙江通志》，卷数与此本相同。大意是认为《晋书》原本繁杂冗长，所以删削而保存其中的要旨。然而他不深知史书体例，删削之处多不恰当。例如把各《志》全部删去，使一个朝代的制度典章无从考证。因此，他以《新五代史》为准绳裁削各史，却不知道《新五代史》本来就不合古代史法。至于合并纪传，更常常违背体例。如羊祜、杜预合为一传，是因为他们同镇荆州，涉及吴国之事；郭璞、葛洪合为一传，是因为同属方技之流；陆机、陆云合为一传，是因为同属文士；阮籍、嵇康等人合为一传，是因为同属放达之士；陈寿、王隐等人合为一传，是因为都从事记述。这些都是绝不能随意改动的地方，茅国缙却任意改并。甚至把庾亮列在《葛洪传》之后，把谢安列在《陶回传》之后。最为疏漏错乱的，是《阮嵇诸人传》之后的《史臣论词》，专门针对放达之流而言。茅国缙把傅玄等人一并合入《阮嵇传》，却在卷末仍然记载“《史臣论曰》”之类的话，矛盾极其严重。而且《晋书》之所以杂乱，正是因为喜欢采录小说。茅国缙却又大量采用琐碎的旧事和清谈戏谑之语，这与房乔等人的取材眼光正相同，真是如同在污泥上继续涂抹附会了。至于把一篇传记的原文前后调换位置，又摘录传中的几句话，移作另一篇传记的分注，大多只是徒然造成纷乱更改，完全没有什么体例意义。这样来改订《晋书》，恐怕无法使修撰《晋书》的人心服。△《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钱士升撰写。钱士升有《周易揆》，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宋史》繁杂冗长，所以加以删削。然而，他所删削的不过是奏疏和任职经历、官阶而已，除此之外并没有增删文字的地方，也看不出剪裁熔铸的功夫。又取消《奸臣》《叛臣》的体例，仍然把他们列在众人之中。考察《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来不另立传，《新唐书》才开始另行列出。后来的作者大多沿用这一体例，也足以看出彰善贬恶的公正。如今把他们合并为一，实在失去了以此警戒的意义，不能说是恢复古制。至于增补郑思肖等人的列传，也写得疏略不详。只有遵循古代体例，不把《道学》《儒林》分别立传，能够扫除门户之见，这是全书缺点中的一项长处。△《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蒋之翘撰写。蒋之翘，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他曾经详细校对《晋书》，刻版刊行；而《嘉禾献徵录》又称他有《晋书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题作《删补晋书》，书名不同。如今考察蒋之翘所作《释例》，其中说，他删定这部书数十卷后，拿去请陈继儒评议。陈继儒说：“这可以称作《晋书别本》了，为什么不就用这个名称给它命名呢？”并且引用孙盛作《晋阳秋》时先写别本的话作为证明。因此，《晋书别本》才是他确定的书名。唐代修撰《晋书》，本来依据臧荣绪等人的旧史，又增入诸家小说；其中烦琐杂乱以及抵牾错乱之处，都无法避免。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篇》中已经极力指出了它的弊病。蒋之翘因此删去其中冗余重复的部分，订正遗漏缺失之处，另编成这部书。凡是节略原文的约占十分之四，全部删去的约占十分之二，订正错误的约占十分之三。对于文字意义有遗漏简略的地方，就依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各自加以润色，并稍微用小字书写以作区别。对于史事有异同的地方，也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在下方加以诠释说明。虽然体例不完全精密严谨，但也算条理清楚。其中失于过分简略的，如《职官志》《艺术传》便全部删去，《武十三王传》删去七篇，《简文四王传》删去两篇，《四夷诸国》删去十篇，甚至《明穆皇后》《孙惠》等传中涉及国事的内容也多有删削，未免矫枉过正。又沿袭宋祁的说法，删去骈体诏令，对于其他文章也多加评定优劣。凡是《文选》已经收载的，便不再完整记录，这很不合史书体例。又在卷首记载《列籍志》，完全采用焦竑《经籍志》；《年表》完全采用郑樵《通志年谱》，尤其没有意义。△《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王光鲁撰写。王光鲁，字汉恭，淮安人。这部书专供读史者考订使用。《地图》一卷，全部用朱笔写今地名，用墨笔写古地名，以显示古今沿革的不同。《地理直音》二卷，是地图无法详尽说明的内容，又在这里加以详细说明。《历代事变官制图谱》一卷，属于世表、年表、百官表之类。《古语训略》一卷。《元史备忘录》一卷，因为元代同名的人很多，容易相互混淆，所以记录同名者，以便区别。《自叙》说，评论人物容易，解释名物制度困难。他颇为自夸自己用功勤勉。然而，这部书只是便于初学者查找，并不精深，而且也不免有错误。至于《训略》一篇，采用《释名》《广雅》的体例训释史文，既不能完备涵盖，便只是徒然枝蔓附赘而已。△《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

译明代俞焕章撰写，管一骖删订校正。俞焕章，字文伯；管一骖，字左仲，两人都是宣城人。这部书成于万历辛亥年。共列图五十七幅。上起三皇，下至明代神宗，分别按照世系、地域绘制成图。对于割据僭伪的国家，也依照相应的名代附列其事，并附上历年甲子。金、元两代没有地图，恐怕是因为长城以外的情况考察不够详细。然而辽代却有地图，这种体例实在无法理解。明代帝系图之外，又增加一幅《世系图》，叙述其先世来源，这也有《春秋》详于记载本国之事的意思。只是从明太祖以下，把庙讳和神宗的御名一一明确写在下方，不但不避讳，连缺笔也不采用，在礼制上实在十分悖谬。△《唐纪》（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孙悫撰写。孙悫，字士先，华容人。著作《古微书》的孙瑴，就是他的弟弟。这部书认为新、旧《唐书》都有错乱驳杂之处。它所指摘的，如《旧书》把杨朝晟一人写成两传；《新书》既立《武后本纪》，又另立传；《旧书》把薛怀义列入《外戚》；《新书》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附在《张行成传》中；《旧书》在元和四年、麟德元年都缺载不书；穆宗即位那一年，桂仲武诛杀杨清、收复安南之事，在六月、八月两处重复出现；《李光弼传》中擒获周贽的事情也重复出现；李光颜的弟弟李光进随郭子仪收复西京之事，误载入李光弼弟弟李光进的传中；代宗出生时，李林甫还没有出仕，但《新唐书》的文字却涉及李林甫；安禄山到了洛阳便已经不能视物，但《新唐书》却记载他到达长安；祖孝孙的乐律、僧一行的算术，《新唐书》都没有收入《方技传》；谭忠效忠王室、沈既济议论拥立中宗以及申明《春秋》义理的事情，《新唐书》都没有为他们立传。他的这些说法大体上都是正确的。这部书的体例介于编年体和纪传体之间，把诸臣的《列传》分别附在《本纪》之后。大概是仿照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的体例，也不能算特别创制。至于删去《宰相世系表》，只保留《宰相》《方镇》《公主》三表，其义例也还说得通。然而，《宰相》《方镇》两表都十分简略，《公主》表仍然是删节《新书》的文字，实在不合表的体例。大概把内容分散附在《本纪》中，就不能各自成为一篇传；合并写成一篇传，又会自行扰乱原有体例。改题为《表》，也是不得已的变通体例。至于删去各《志》，说是想把汉、唐、宋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志》，其用意大概是仿照《宋书》《隋书》。然而宋代距离汉、晋不远，事情多有沿袭，不能不追溯其沿革。唐朝享国三百多年，自有一代的典章制度，其情况完全不同。《隋志》本来名为《五代史志》，不过是附编在《隋书》中，更不能作为范例。书前列出引用书目，甚至明代人的文集也一一完备收载。然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极为重要，却偏偏没有引用。王铚伪作的《龙城录》却屡次据以考订异同，难怪内容庞杂冗长。书页开头和字旁有许多批评文字，是他的侄子禔瞿所写，其中有不少未经考核。例如“徐勣赐姓”一条，上面的批语说：“赐姓一事，在唐代尤其严重，这种弊端到明代才革除。”这就连江彬、钱宁也不知道了。△《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大章撰写。唐大章，字士一，仙游人，天启年间贡生。这部书摘录汉代以来的诏令、奏疏以及前人的事略，到元代为止。他认为史家把善恶一并立传，法戒两方面都具备。这部书只记录善事而不涉及恶事，是为了培养人的善心，使恶念自然消除。大概《春秋》的义理，是褒贬并存；《尚书》所记录的，则多用来垂示法则。这部书名叫《书系》，实际是想续接《尚书》，所以体例才这样安排。从前刘知几排列六种史体时，《尚书》原本列为其中一家；然而王通仿作经书，儒者尚且议论他僭越。这部书取舍错乱驳杂，却自命为续作《尚书》，也实在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了。△《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郭之奇撰写。郭之奇，揭扬人，崇祯戊辰年进士。《类姓登科考》记载郭之奇官任副使，后来擢升为詹事府詹事，但这部书署名官衔却称武英殿大学士。考察《明庄烈帝五十相传》，没有郭之奇的姓名。其文集中所载的年月上有缺文，只说“著雍阉茂”。这是戊戌年，应当是顺治十五年。考察《梧狱纪略》，记载桂王的诸臣中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那么这里所说的大学士，也就是桂王授予他的官职。大概当时云南还没有纳入版图，所以仍然题写他在桂王政权中的私署官衔。这部书所记从上古到秦代为止。它把各代君臣分别编为表、传。夏代以前完全抄录《路史》《禅通》等书的纪载。三代到秦代，则多采用《史记》《汉书》。它所叙述的君臣各表，有《圣贤》《大贤》《希贤》等名目，杂乱得很。《汉书》设立《古今人表》，后来的儒者多批评它失于伦次。这部书的体例多有违背，又沿袭流弊而更加严重。△《识大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刘振撰写。刘振，字自成，宣城人。这部书记载明代君臣的事迹，仿照各史的体例。只是把《本纪》改称为《帝典》，从太祖到穆宗共二十四卷。《列传》则不分卷，从母后、储宫、宗室、宰辅直到四裔，都按类别编排。大体以实录为依据，同时旁采各家文集、铭志之类的材料；然而叙述疏漏错乱，体例杂糅，不足以自称一部史书。△《从龙谱》（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原书题为锡山莘公李泽长编纂。李泽长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书中多次引用邱濬的话。又据元代《陆正传》末尾说，陆正的曾孙宗秀编入了《大明臣谱》，可知李泽长是明代人。他的这部书，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前面也没有序例。大体上是摘抄《宋元通鉴纲目续编》编成的。“从龙”这个名称，不知道取义于何处。宋代谱系则题作《历朝从龙谱》。开头载有《谱系图》，却称为《南北宋赵氏谱系》，名称已经错误；又把夏元昊窃据的谱系同宋朝并列。其次是《太祖纪》。再其次是《家谱》，记载宋宣祖以及太后、皇后、太子、皇弟。接着是《前朝附谱》，专门记载周恭帝及诸臣的事。然后是《藩国谱》，记载南汉刘鋹、蜀孟昶、北汉刘钧、南唐李煜、吴越钱俶以及周行逢、符彦卿二人的事。再后是《文武人才谱》，记载宋太祖时期诸臣的事。宋太宗以后直到宋末，都是先列《帝纪》，再列《藩国》，有的称《藩寇》，有的称《镇国叛寇谱》。《文武人才谱》有时称《文武臣谱》，有时称《文武大臣谱》，有时称《诸臣士行谱》，有时称《文武官士民谱》。这些内容都是随笔起例，茫然没有固定的体例。《金元谱系图》却列在宋徽宗以前。金、辽两朝的事实，分散附在宋徽宗、宋钦宗以后以及南渡各帝的篇末，元宪宗以前的事实也分散附在那里。又有《南宋黑白谱》，则专门记载元太祖直到元宪宗以及诸臣的事，以黑●白 ○黑丶白作为标识。元世祖则单独列为一部，只题作《从龙黑白谱》，也不标明元朝国号；而诸臣的谱又称《元朝从龙黑白谱》。元成宗以下九帝则根本没有列谱。次序前后颠倒，体例混乱，完全没有条理。考察它细密的小字和行款，以及朱墨、甲乙等痕迹，还只是当年的手抄稿，也可以说是费力而没有成效了。△《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本朝傅维鳞撰写。傅维鳞起初名叫维桢，是灵寿人，顺治丙戌年进士，官做到工部尚书。这部书由他的儿子、汀州府知府燮詷刊刻。书前冠有移取、咨送等案牍。大概是康熙十八年下诏修撰《明史》时，征取他的书送入史馆。全书有《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闱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他自称搜集明代官员行迹以及印本、抄本等书，又把家乘、文集、碑志汇集起来，共聚书三百多种、九千多卷。参照互校实录，考订其中的异同，可以说是广博了。然而体例错杂，无法逐一列举。《学士祭酒表》已经被认为过于繁琐了，却又设立《制科取士年表》，上面列考官，下面列会试第一人和殿试一甲三人。这是把志书和家乘的体例施用于国史。《司天》《历法》分为两志，是因为一志主管占候，一志主管推算历法。可是天象星纬的变化，既然已经记载在《司天》中，又另外设立《禨祥志》，这不是越整理越混乱吗？嘉靖年间重新制定祭祀典礼，事情最为纷扰，仿照《汉书》另立《郊祀志》还可以。《纶涣》一志只记载诏令，这是刘知几创立的说法，史家从来没有采用过。照这样继续下去，不采用专门载录文章的体例就不会停止了。《土田》《赋役》《食货》分为三志，《服玺》《舆卫》分为二志。这是《通典》《文献通考》一类政书的体例，不是史书的体例。所谓《记》，大概是沿用《东观汉记》“载记”的名称，却把皇子诸王和元末群雄合并为一类，未免不相称。《世家》只列王公，侯伯以下却另列入《勋臣传》，却不知道《史记》的《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都是侯爵。难道王公可以世代承袭，侯爵以下就不能世代承袭吗？《列传》分为《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二十一门，却没有专门单独立传的名目，已经完全违背古代史书体例。它的分类归属尤其不恰当。《忠节传》把逊国诸臣列入其中，竟达四卷；梁良玉、雪菴和尚、补锅匠却另列入《隐逸传》。如果说是以死与不死作为区别，那么《忠节传》中的程济、叶希贤、杨应能本来并没有死，《隐逸传》中的东湖樵夫又并非没有死，这是什么体例呢？刘基没有列入《勋臣传》，宋濂没有列入《文学传》，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元朝的官，于是同危素等人一起列入《杂传》，也是如此。纳哈出是元代色目人，为什么又列入《勋臣传》？张玉、谭渊因为是靖难时的佐命之臣，竟列入《乱贼传》，还与唐赛儿并列，已经很不相称了。朱能、邱福所做的事属于同一类，为什么又列入《武臣传》？姚广孝首先倡议叛逆谋划，尤其是乱贼的首领，为什么又列入《异教传》？《儒林传》中列有邱濬，《名臣传》中列有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他们在儒林、名臣中究竟属于什么等级？严嵩列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却把姓名一并抹去，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列入《奸回传》。难道严嵩等人的罪过反而轻于这四个人吗？石亨、石彪确实有战功，只是为人跋扈罢了。仇鸾勾结严嵩，冒领战功、纵容恶行，也不曾得到世宗的宠幸，却和马昂、钱宁一同列入《佞倖传》，这并不是他的罪状。陆炳有保全善类的事情，却被列入《残酷传》，而许显纯、田尔耕竟然连姓名都没有记载，这样也还不足以使陆炳受到公正评价。大概一代史书，记载浩繁，如果不能总括始末，就无法理出条理。维鳞把零碎材料一页一页地拼凑成编，动不动就相互矛盾，固然也是形势造成的。△《廿二史纪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吴绥撰写。吴绥字韩章，是无锡人。这部书成于顺治年间。他从各史中选择重大事件作为纲目，概括原文编成条目。上起太古，下至明末，所以取名为《廿二史》。然而实际上取材于坊间刊刻的《纲鉴》，并不是采自完整的史书。△《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凤雏撰写。李凤雏字梧冈，是东阳人，康熙年间由拔贡生出任曲江县知县。这部书改变编年体，采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以周为《本纪》，把各诸侯国和孔子列为《世家》，卿大夫列为《列传》。又编有周、鲁《列国世系图》。征引材料以《左传》《国语》为主，辅以《公羊传》《穀梁传》《檀弓》《国策》《孔子家语》等书。搜集考核，颇为详备。只是采录材料繁多，却都不注明出处，这是它的缺点。《列国世系图》完全取自马骕《绎史》，也有意避讳不说出来源，这同样令人不满。△《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潘永圜撰写。潘永圜字大生，是金坛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丙午年。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代。属于正统的，标作《世纪》；属于偏霸的，标作《世次》；僭伪、叛乱以及藩镇，标作《本末》。都详细记载其世系，只简略标举事实。书前冠有甲子编年和年号考同，末尾附有《传国玺考》《古今都会考》。△《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复礼撰写。王复礼有《家礼辨定》一书，已经著录。这部编书认为陈寿《三国志》对昭烈帝只写到作传为止，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传记也失之简略；至于王隐《蜀记》等书，荒谬之处尤其多。于是参考群书，重新编纂。开头是《昭烈本纪》，其次是《诸葛》以下四篇《传》，前面冠以《总记》，中间附有杂事、杂文，想以此补足《陈志》的缺漏。只是陈寿的缺失，儒者大都能够谈论，不必烦劳辨驳。昭烈帝及其君臣的名声如日月高悬，也不需要再加以表彰。至于《三国演义》，不过是书坊里不合经传的书，何必费心辨析？反复议论不止，反而有伤大雅，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龙体刚撰写。龙体刚号铁芝，是永新人。这部书编辑历代史事，分别编成歌诀，每首歌后缀以简略说明。前三十八卷起自上古，终于明代。第三十九卷至第四十二卷则分为《乾象》《坤舆》《官制》《经史》等七类，分别摘取要点归入各类。这也只是教育蒙童的读本，与考据无关。△《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郭伦撰写。郭伦字凝初，号酉山，是萧山人，乾隆丙子年举人。这部书前有郭伦的《自序》。他称自己读《晋书·荀勖传》读到“高贵乡公欲为变”一句，认为这句话非常违背事理。又如宣帝、景帝、文帝，生前并未称帝，却列入《本纪》。孙旂、牵秀是参与乱事的人，却与缪播、阎鼎同列。《贾充姚苌传》叙述鬼神之事，竟像优伶演戏。诸国《载记》不记年、不记月，内容杂乱而没有章法。谯登、许肃的忠义，缺漏而没有记载。潘岳等人的文章与治乱无关，却都铺陈在本传中。其中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等人的谋略，以及刘渊、石勒等人的雄武，而本传却芜杂冗长，竟不足以发扬他们不可磨灭的气概。至于清谈之言却娓娓道来，这正是司马氏导致乱亡的原因，却还细细铺述而不停止。所有这些取舍都失当，是非也混乱不清。因此重新刊定，编成这部书。其中只有各篇《志》稍有可取之处，全部沿用旧稿；其余部分都删去冗琐内容，改易旧文。全书作《世系》一篇、《本纪》三篇、《内纪》一篇、《志》八篇、《列传》四十一篇、《十六国录》十四篇，历时十五年才完成。与原本相比，较为明白简要。然而体例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把司马懿父子改列为《世系》，就是一例。至于《吕后本纪》见于《史记》，本来是因为吕后临朝执政；范晔《后汉书》沿袭这种做法，已经失去了编年体的本义。郭伦把《传》改为《纪》，在体例上很不合适。《平吴功臣》另立名目，史家也没有这种体例。推究其依据，大概是沿袭《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但那是《表》的体例，不是《传》的体例。《五行志》分散编入《本纪》，固然足以破除附会之说；如果删去《列女》，使她们因事附见于各篇传记，那么像陶婴这一类人，黄鹄不双的事既与时事无关，又没有可以归属的宗族，难道最终要把她遗漏吗？阮籍虽然没有在晋朝做官，但劝进的一篇笺文，已经完整收在他的文集中。他的用意在于支持篡夺，众口也无法替他辩解。本来应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中的议论为正确，在《晋史》中记载此事，用来揭露他的内心。可是却把它附在《阮咸传》中，使他和陶潜都以称晋为同一类，这并不公正。桓温虽然没有亲自篡位，但跋扈而不守臣节，甚至擅自废立。他为桓玄开路，哪里只是像曹操为曹丕开路那样而已？按照“无将”的义理，应当以叛逆之辞书写。郭伦却故意不删改，仍然喜欢坚持异论。其他方面，史家最难处理的莫过于《表》《志》。《晋书》既然没有设立《表》，本来就应当补作；各篇《志》遗漏简略很多，《地理》尤其没有头绪，也应当赶紧搜集散失材料，加以修补完成；他却害怕改作，竟然仍旧沿用原样，这也未免是因为原来的简陋而迁就简便了。△《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列出各帝的统系图，后面编成辽、金两朝的年表。两表都把年份列在上方，再把诸臣的姓名、官爵横向列在下方。大体上依据两部正史《本纪》所记载的授官年月，编次成书。只是为了便于查检，没有进行考订。——以上“别史类”共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

译（案：晋、宋、明三代，都是帝王的正传。郭伦的《晋记》、柯维骐的《宋史新编》以及邓元锡、傅维鳞的《明书》，也都属于一代的纪传体史书。如今一并存目于《别史》类，是因为它们有的是私人撰写的本子，有的是被斥退淘汰、不再采用的书。《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然原本列在正史中，但在废弃之后，必须有朝廷的法令才得以恢复。其余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 卷五十二 史部八 ○杂史类存目一 △《左逸》一卷、《短长》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这部书共收《左传逸文》三则、《战国策逸文》三则。两书各有一篇《小引》。前一篇说，峄阳樵夫得到一个石匣，里面有用漆书写的竹简《古文左传》。读后发现其中有三处小小的抵牾，其余内容便由我抄录下来。有人说这是秦、汉人流传下来的作品，后来假托而成，我无法辨别。后一篇说，有人在齐地田野耕作时，地面隆起处挖出一卷大篆竹简，题为《短长》。刘向叙述《战国策》时，曾称其另一个名称为《短长》。所谓《短长》，难道就是《战国逸策》吗？然而其中多记载秦朝以及汉初的事情。推想是文帝、景帝时期，好奇的人伪托撰写的。前面题作延陵蒋谨手次，后来由他的儿子世枋重新订正。又冠有《世枋序》，说这两卷是他的先人亲手抄录、收藏在匣中已有四十年，但不知道作者是谁。连序中所说的峄阳、齐野二事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只是认为这部书记事用意深刻，笔法刚健古朴，不是秦、汉以后的人所能说出一个字，等等。漆书竹简怎么可能经历二千年而不毁坏？它的伪造，实在不值得辨析。△《战国策谈棷》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张文爟撰写。张文爟字维昇，是仁和人。这部书完全采用吴师道补正的鲍彪本。只是增加了李斯《谏逐客书》、《楚人以弱弓微缴说顷襄王》、《中山君飨都士大夫》三章，这些是吴师道本中没有的。给中国名人作注，有时补充几句话。其余内容都采集各家的评论，写在书前，十分冗杂。所谓“谈棷”，指的就是这些内容。“棷”字，《集韵》音苏后切，与“薮”相同。“谈棷”就是“谈薮”，只是特意改换字形来显示不同罢了。△《七雄策纂》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穆文熙编。穆文熙字敬止，是东明人，嘉靖壬戌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这部编书选取《战国策》的文章，加上评论，又把各家的议论汇集起来附在上栏。大体上是剽窃沿袭陈旧说法，没有考证。△《战国策去毒》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清代陆陇其编。陆陇其著有《古文尚书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记》，说《战国策》一书，文章奇特，足以使人赏心悦目；但其中机变权术的巧妙，也足以败坏人的心术，就像浓厚美味中含有剧毒一样。因此现在把文士们共同阅读的篇章列举出来，指出它们的得失，希望读者品尝其中的滋味而不至于中毒，所以命名为“去毒”。他的立论很正当。然而，诸子百家各自著书，本来不能完全用儒家的道理来约束。既然《战国策》把纵横作为权术，又何必责怪它只谈纵横呢？何况自汉代以来，孔孟之道已经大为彰明。像《战国策》这一类书，不过是史家有时考察其中的事迹，文人有时取用其中的文章，所以直到今天仍然保存着。原本没有人把它奉为典范，悬挂起来作为教化标准。这同佛教以近似道理混淆真理、异端学说援引儒术而纳入墨家思想那种必须辨别的情形，截然不同。这本来不必因为怕烫而连冷食也不敢吃。△《艺祖受禅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宋代赵普、曹彬共同撰写。记载太祖出生以及幼年时期的事情尤其详细。末尾说：“在这以前，晋天福年间，两浙儿童聚在一起嬉戏，牵强地把‘赵’字当作语助词使用，例如说‘赵得’、‘赵可’等等。”又夸张地铺陈符瑞的旧说。帝王受天命自有根本，难道能以这些小小的征兆作为验证吗？△《龙飞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宋代赵普撰写。这部书写于建隆元年，记载太祖接受禅让的事情。赵普当时任枢密学士，大概是在太祖即位之初撰成的。然而赵普既然已经有《受禅录》，为什么又撰写此书？怀疑《受禅录》和此书都是后人托名伪作，只是因为赵普、曹彬分别被视为辅佐宋太祖建立帝业的文武功臣，所以借用了他们的名义罢了。△《景命万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太祖接受禅让的事情，大体与赵普的《龙飞记》相同，但对宋太祖获得赵姓以及此前数代的事情记叙得尤其详细。末尾记载，显德末年有一个男子进入中书政事堂，靠着案几坐下，说：“宋州官家叫我来的。” 范质说：“这个人患有风病，赶快把他送走。”那人忽然不见了。当时太祖刚刚镇守许州，到这时才应验，等等。很像小说家的说法，明显是牵强附会。△《青溪寇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代方勺撰写。方勺字仁声，婺州人。元祐年间，苏轼任杭州知州，正值省试，曾经推荐他参加选拔。《浙江通志》记载潘良贵的话，称赞他超然脱俗、志向高远，神态洒脱开朗，像晋、宋之间的高士。看起来他似乎是以隐居终身的。但他所作的《泊宅编》中，记载虔州安远、龙南两县有瘴气，并且自述曾任管勾常平季点，到各县办理事务，那么他也曾经在江右做过官。这部书记载宣和二年青溪妖寇方腊作乱，童贯、谭稹等人将其讨平的事情，原本载在方勺的《泊宅编》中。曹溶摘录收入《学海类编》，于是改用这个书名。书中所述睦州陷落，以及谭稹任两浙制置使、刘延庆、王禀、王涣、杨维忠的功绩，都与《宋史》不相符合，大概是传闻各有不同。书后附有两篇《论》。其中一篇追述魔教的起源，没有署姓名。另一篇署名“容斋”，详细追叙导致祸乱的原因。还记载韩世忠当时任王渊的副将，秘密行走在山谷中，询问乡野妇人，得到一条小路后，便挺身直进，越过数重险地，捣毁方腊的巢穴，格杀数十人，擒获方腊带了出来。又说这是泊宅翁所作的《志寇轨》，蕲王当时还没有名声，所以略去不记。而且当时的宰相大多还在朝中，方腊等人的阴谋也有许多忌讳，所以删削不载。现在把它表彰出来，以此告诫后世掌管百姓的人。“容斋”是洪迈的号，怀疑或许是洪迈附加的题名。《宋史·韩世忠传》记载他平定青溪的功绩，与这里所载相合，应当就是依据这段记载收入的。△《清溪弄兵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王弥大编。王弥大字约父，爵位和籍贯不详。这部书记载宣和年间方腊寇乱睦州的事情，分为前、后两篇。前篇从方勺《泊宅编》中辑录出来，后篇从《续会要》第二百五十三卷《出师门》中辑录出来。书后有《自识》，说嘉泰元年夏天，自己在金陵时命令表侄陈知新摘录，以备参考。可见这是汇合旧文编成的，并不是王弥大亲自撰写的。青溪县就是今天的浙江淳安县，宋代属睦州，字应当写作“青”。这个本子把“青”写成三点水旁的“清”，是传抄者的错误。

译△《避戎夜话》一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宋代石茂良撰写。据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石茂良字太初；至于他的爵位和籍贯，陈振孙也不知道，已经没有可考的资料。这部书记载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攻陷汴京的事情。大概作者亲自在围城之中，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其中多次谈到都统制姚友仲守卫东、南两面城壁的功劳。《宋史》没有为姚友仲立传，但《钦宗本纪》颇多采用这部书的记载。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九十八卷引用此书说：“汴京城陷落后，我逃难到乡人王升卿的舍馆中。夜里谈论朝廷守御的办法。每一句话都经得起验证；记录事实，直率而不肆意攻击。不是亲自见闻的，就略去不写。”等等。这大概是石茂良《自叙》中的话。这个本子是明末李蘅刊刻收入《璅探》的。检查核对后发现其中根本没有这篇文字，可知这是删节不全的本子。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靖康夜话》，怀疑就是这部书。晁公武《读书志》列有《金人背盟录》七卷、《围城杂记》一卷、《避戎夜话》一卷、《金国行程》十卷、《南归录》一卷、《朝野佥言》一卷，总注说是皇朝汪藻编。内容记载金人背叛契丹，直到宣和乙巳年进犯京城。《围城杂记》等五部书，都记载靖康年间的事情。晁公武的意思大概是说，从《金人背盟录》以下六部书，都是靖康时期的人所作，汪藻把它们汇合编纂罢了。但由于文字和义理混杂不清，似乎六部书都出自汪藻之手，所以有人引用这部书时便说作者是汪藻。实际上，《书录解题》记载《朝野佥言》是夏少曾所作，《南归录》是直秘阁沈琯所作，这部《避戎夜话》是石茂良所作，各自都有明确的作者。何况汪藻没有随军北行，怎么会有《金国行程》呢？△《孤臣泣血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太学丁特起撰写。所记从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开始，到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为止。记载汴京失守、徽宗和钦宗二帝被迫迁徙的事情。徐梦莘《北盟会编》颇多采录。《文献通考》记载此书为三卷，另有《补遗》一卷。这个本子只保存一卷。然而首尾完整，年月相互连贯，不像有所缺失，大概是后人合并成一卷的吧？但其中称范琼为高义，对于范琼杀害吴革一事也没有贬斥的话，很不符合公论。丁特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又有三处直接写“太学生丁特起上书”，都不像作者自述的话。书前载有丁特起《自序》，文字粗鄙而缺少文采；叙事中也多用俚语。难道是当时好事之人所作，因为丁特起上书而有名，所以托名于他吗？这个本子是明代吴思刊刻的。前面有《思序》，又附载《汪旦复评语》。这些话都平庸鄙俗，仍然有许多错误。例如“吴革起兵谋反正”一句，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有伪楚僭越称号，所以用“反正”作为行文。吴思却误把“正”字归入下句，认为这是以“谋反”来书写吴革，是丁特起含蓄的贬意。这样的错误实在不值得争辩。△《靖康蒙尘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所记载的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行的事情，与世间流传的《南烬纪闻》在文字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载采集的书目非常详细，也没有这部书。大概是书坊商人改换书名来欺骗世人的。卷后附有《建炎复辟录》一卷，似乎是为高宗时期的苗、刘之变而作的。但所记仍然是二帝北行的始末，只有寥寥几条。年月全都错乱不合，是伪造得最严重的作品。△《靖康纪闻拾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据考，《文献通考》记载《靖康拾遗录》一卷，为何烈所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怀疑就是这部书。考察《东都事略》，记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癸巳，迎来土牛以借春，却没有说明原因。这部书则说，前一年十二月冬至，术士认为这是大忌，因此在这个月借春。这类记载颇足以考察旧事。又《东都事略》记载王云在靖康元年二月出使金国，十月再次出使金国；而这部书却说九月再次派王云出使金国，也可以用来考察异同。只是这部书的主旨，在于责怪宋朝没有在太原尚未攻下之前，早早割让三镇给金国，因而导致青城之祸。考察《宋史》记载，靖康元年十月，金人派杨天吉、王汭前来，要求割让三镇，朝廷按照三镇的税额派王云与王汭同行。可见在太原攻下以后，金国何尝不仍旧以割让三镇作为讲和条件，宋朝又何尝不是以三镇的税额交给金国。然而最终仍不能避免汾州、泽州被攻陷。因此，这部书关于割地求和的说法，仍然只是误国言论留下的余波。△《北狩行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蔡鞗撰写。蔡鞗是蔡京的儿子，娶茂德帝姬为妻，靖康元年随徽宗北行。但这部书卷末说：“太上北狩以来还没有行纪。太上对王若冲说：‘自从向北迁徙以来，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所经历的风俗和奇异事情，不能说不多。我很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问到蔡鞗时，认为在学问和文采方面没有人比得上你，请替我把它记下来。”等等。这样看来，这部书是王若冲所作的。只是《宋史·艺文志》也把此书列为蔡鞗撰写，实在无法确定。或许是蔡鞗叙述事情，王若冲替他润色文字吧？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这部书时，也把两人的姓名并列。当时距离靖康只有一百多年，应该还看得到旧本。只是书中把“鞗”写成“绦”，是刊本的错误。按《宋史》记载，蔡绦这时早已流窜岭南，从未随徽宗进入金国。书中有许多赞颂徽宗的话，作为当时臣子的言论，本来不得不这样说，不足为怪。只是书中说太上继承并阐述神考的志向，从未忘怀；正好有人出售《王安石日录》，他便欣然用十匹绢换取，等等。这说明蔡鞗等人始终坚决维护绍述的政治格局，直到国家败亡也没有改变，实在令人痛恨。书中还说徽宗在金国时，曾得到《春秋》，反复阅读而不知疲倦。凡是有关治乱兴废的迹象、贤明君主和忠臣的行为，无不采集其中的精华和事实，探究它们的源流，钩取编纂其中的关键，再删节编排，改换岁时而成书。又说太上作诗寄给渊圣，采用亲近仁德、友善邻国的事情，说这是出自《春秋》。

译这样看来，徽宗曾经删削编纂《左传》，刻印成一部书了。这是历来记载经籍的人都没有涉及的事情，朱彝尊《经义考》中也没有引用，确实可以作为一条奇异的见闻。△《靖炎两朝见闻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为陈东撰写。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钦宗时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曾经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罢免蔡京、王黼而任用李纲。高宗即位后，召他到行在，他又弹劾黄潜善、汪伯彦，被二人构陷而论罪处死。后来追赠承信郎，又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记载徽宗北迁以及高宗改元时的事情尤其详细。末尾涉及绍兴以后的事情，也足以供考证。然而陈东在建炎元年八月被杀，怎么可能记载绍兴以后的事情？大概是传本缺失了撰写人的姓名，后人没有考察，错误地题为陈东所作。△《建炎时政记》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李纲撰写。李纲字伯纪，邵武人，政和二年进士。逐步升任至太常少卿。钦宗时授任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南渡后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被御史弹劾，罢职为观文殿大学士。这部书是李纲奉诏编纂的，前面有《奏书原序》。起于建炎元年六月，止于八月，是他《奏议》《附录》中的一种。《永乐大典》也另行载录了它，那么在明代以前，它已经析出单独刊行了。只是李纲代高宗起草的《通问徽钦二帝表》中，所称“臣某言”的“某”，是高宗署名，所以避讳而不写。《永乐大典》本全都错误地写成“臣纲言”。大概是明代人不知道这一点而擅自改动的。现在这部书还保留原文，可见它所依据的是没有改动过的本子。△《建炎通问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傅雱撰写。傅雱的生平始末不详。考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元年六月，宣议郎傅雱特意升为宣教郎，充任大金通问使。这部录就是记述他出使之事的。《文献通考》记载此书，称为宣教郎傅雱撰写，是建炎初年李丞相进呈的。大概是李纲把他的书上奏朝廷的。书写到馆伴李侗的言语便结束，文章没有写完。《北盟会编》第一百一十卷所载，缺失的地方也相同。大概是后人从徐氏的书中抄录出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建炎维扬遗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记载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的事情。高宗从建炎元年十月前往扬州，到建炎三年二月前往杭州。这部书所记的是从扬州进入杭州的事情，所以用“维扬”命名。《文献通考》说：《戊申维扬录》一卷，没有作者姓名。戊申就是建炎二年，应当就是这部书。另有《维扬巡幸记》一卷，从二月初十日以前，文字与这个本子略有不同，但叙述完全相同，只是遗漏了无锡县令任谠的姓名；二月初十日以后则只记到十五日为止。凡是这里所载的诏书，全都没有抄录。大概是同一本书在传抄过程中各有不同，中间又有所删改，不如这个本子详细。△《维扬巡幸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建炎三年金兵到达天长，高宗从扬州逃往杭州的事情。起于正月十三日，止于二月十五日。大意是责备汪伯彦、黄潜善苟且偷安，事变突然发生时却毫无所知。《北盟会编》第一百二十三卷所载，与这个本子完全相同，也是后人抄录出来另行流传的。△《己酉航海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李正民撰写。又称《乘桴记》。李正民字方叔，扬州人。政和二年进士。高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徽猷阁待制。建炎三年己酉七月，高宗在金陵，听说金兵深入，于是前往平江，经过越州、明州。十二月乘船航海，在台州、温州之间躲避金兵。李正民当时以中书舍人的身份随行，按日记载皇帝驻跸的地点，大概属于起居注的体例。李正民不久奉命出使，前往隆祐宫通问，所以所记止于建炎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大概不是完整的稿本。《北盟会编》第一百三十四卷、王明清《挥麈三录》第一卷，都完整载录了这篇文字。王明清记载，尤袤说高宗向东巡幸四明，几个月之间，按日排列的事情无法考查。后来他在茂苑得到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相当完备。看来当时的国史，实际上就是借助这部书来考订的。△《燕云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子砥撰写。赵子砥是宗室子弟，任鸿胪寺丞。靖康丁未年，他跟随徽宗、钦宗二帝北行。建炎戊申年逃回南方，带着徽宗的御札，在扬州拜见高宗，高宗仍命他担任原来的官职。赵子砥在金国时，曾秘密刺探金国的事情，详细了解其内情，又同续归的杨之翰相互参证。他所记述的金国事情有六项：一是宗室和随从官员被俘陷没，二是百姓被俘陷没，三是金人族帐的来源及设置官职的实际情况，四是政事的纲纪，五是虚实情况，六是南北离散溃败的情形。这些都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写成，同《金史》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只有书末说“金人必不可和”，后来果然应验，仿佛早已握有契券，可以说真正掌握了金国的虚实。《建炎复辟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录解题》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只是说它叙述苗傅、刘正彦事件的始末，文字颇为繁琐冗长。书末叙述韩世忠的战功特别详细，怀疑是韩氏的门客所作。或许确实如此。《绍兴甲寅通和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代王绘撰写。绍兴四年，因为和议没有成功，朝廷派魏良臣出使金国，王绘任副使。当时金军逼近边境，朱胜非仍然主张和议，赵鼎却很不赞成。魏良臣等走到天长，只递交了国书便返回。王绘因此详细记录了这件事，大概是鄙视朱胜非等人的无谋。王绘的父亲名叫仲通，宣和年间任平海军承宣使。他曾写信给蔡攸，极力说明用兵有十条不可行之处。这封信附在书末，大概他们父子都有审察时势的见识。《顺昌战胜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杨汝翼撰写。绍兴十年刘锜在顺昌作战时，杨汝翼正好在军中，于是记录了这件事。书末附有顺昌倅汪若海的札子，所说的大致相同。《淮西从军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根据书中所说，大概是刘锜的幕客所作。书中叙述刘锜从绍兴十年春天赴任东都留守，中途在顺昌作战；绍兴十一年在柘皋作战；以及张俊、杨沂中在濠州战败后，刘锜全军得以返回的事情。《回銮事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代万俟卨撰写。万俟卨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绍兴十二年，宣和太后从金国回来。万俟卨当时刚任参知政事，记录这件事并献上颂词，称这是千载难逢的荣耀际遇。这大概是阿谀奉承的话，并不是事实。《采石战胜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代员兴宗撰写。员兴宗字显道，是仁寿人。尚未中第时，在九华山读书，于是用“九华”作为自己的号。因被推荐，授任教授。经召试后，升任著作郎、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乾道年间上疏弹劾权贵宠臣，受到谗毁，奉祠离职，侨居润州直到去世。他所著的《辩言》和《九华集》，因年代久远而散失。近来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取编成书卷。只有这部书在世间有传本，所记载的是虞允文在江上统率军队，抵抗并击败金国海陵王军队的事情。大体上同史书文字有出入。《永乐大典》也收载此书，题名为《采石大战始末》，但篇首冠有“九华集”三字。大概这是《九华集》中的一篇，后来人们析出另行刊刻，另立了这个书名。《南渡录》二卷、《窃愤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这两部书所记载的内容，文字彼此相似。旧本有的题作无名氏，有的都题为辛弃疾撰写。大概是出自同一个人的伪托，所以记载的内容全都不是事实。考察金太宗使用“天会”作为年号，在位十三年去世。熙宗继承旧号，两年后才改元，所以天会年号止于十五年。天辅是金太祖的年号，止于七年。这部书既错误地把天辅说成太宗年号，又妄称天辅十七年改元天眷，错误荒谬得厉害。金太宗的生日在十月，称为“天清节”；金熙宗的生日在正月，称为“万寿节”。这部书记载天辅十一年徽宗、钦宗二帝在云州，正月正逢金主生日而设宴。这只是听说金主有在正月过生日的，却不知道时代并不相合。金太宗天会五年三月，宋二帝到达燕，被迁往中京。六年七月，又迁往上京。八月，因为要谒见太祖庙，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又迁往韩州。熙宗天会十四年，昏德公去世。皇统元年，改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重昏侯为天水郡公。这些事情都见于《金本纪》。可见天水的封号，实际上是在徽宗去世以后才有的。这部书却说靖康二年五月到达燕京，拜见金主，封太上皇为天水郡公、皇帝为天水郡侯。后来迁往安肃军，又迁往云州。天辅十一年三月，迁往西汉州；十四年，迁往五国城。用正史核对，没有一处不是错误妄说。二帝不能为国家守节，带着全族向北被押送，他们的耻辱固然很重，但怎么至于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卑污苟且呢？况且金朝开国自有规制，野利怎么会当面侮辱二帝的祖先、奸淫他们的女孙，制造所谓二帝共同听闻的丑恶传闻呢？这一定是南北宋之间不得志于君主和父辈的乱臣贼子编造出来，用来发泄愤恨怨气的，绝对不是实录。《御侮录》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宋室南渡以后同金人交战以及和议的事情。书中称高宗为太上皇帝，大概是孝宗时期的人所作。《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为一卷，而这个版本实际上是二卷，怀疑是后人分析而成。书中对金人初起时的事迹记载很简略。至于绍兴三十二年金海陵王南侵，以及孝宗初年张浚出兵受挫的始末，则分条记载得很详细。自乾道元年魏杞出使归来、和议达成以后，便不再详细记载。前后都按日期编次，对于朝廷官员的任免、祭祀等大事，也间或有所涉及。它似乎是从日历、国史等书中节选编成的。其中如刘彦宗在辽朝任佥书枢密院事，辽国灭亡后投降金国，从未侍奉宋朝，却称他为“吾叛臣”；金世宗由东京留守即位，却说成由燕京留守即位。这类记载都不符合事实。由此可知它是邻国的传闻，并不完全是实录。《重明节馆伴语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倪思撰写。倪思有《班马异同》，已经著录。这部书根据《永乐大典》的标题来看，是倪思《承明集》中的一篇。绍熙二年七月，金国派完颜兖、路伯达来祝贺重明节，倪思担任馆伴，于是记录当时问答的话语和馈送礼物的情况。考察宋代制度，凡是奉命出使、负责陪伴使者的人，按惯例都要向朝廷进呈语录。马永卿《懒真子》记载苏洵和两个儿子一起阅读《富郑公使北语录》，可见这种做法北宋时就已有了。这是偶然保存下来的一部。当时金强宋弱，宋朝正忙于奉承应付，而书序却说北方人侍奉朝廷非常谨慎，派遣使者首先以厚重为务，这已经是粉饰之词。其他虚夸荒诞之处也不止一处。上下互相欺骗，只求蒙蔽耳目，也可以说是说这些话时毫不感到惭愧。《正隆事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代张棣撰写。张棣的生平始末不可考。书中只称他为归正官，大概是从金国归入宋朝以后，叙述自己所见所闻。所记全是金海陵炀王的事情。从他刚即位开始，至瓜州之变结束，共十二年。炀王一共三次改年号，但书中只称正隆，是概括说到最后。大体上只是根据传闻粗略记述，疏漏非常严重。书末附录金世宗即位后的几条事情，也很草率。不能把它当作可信的史书。《金图经》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又名《金国志》。内容从京邑到族帐、部曲，共分十七门。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淳熙年间归正人张棣撰写，记载金国事情很详细。”陈振孙又说：“另有一卷，没有署姓名，似乎是节略张棣之书，末尾又杂录金主完颜亮以后的事情。”这个版本只有一卷，没有署张棣的名字，怀疑就是陈氏所说的节本。《炀王江上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叙述宋朝内侍梁汉臣被金人俘获后，图谋削弱金国的事情。书中所载梁汉臣劝金主迁都燕山、营建汴梁、开辟海口、进军采石、退到瓜州以及被部下杀害等事情，首尾完整。看它称海陵王为“炀王”，应当是金人所撰。因此对虞允文拒守采石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及。

译《使金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代程卓撰写。程卓字从元，休宁人，是程大昌的侄子，淳熙十一年进士。历任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死后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号正惠。嘉定四年，程卓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同赵师岩一起担任贺金国正旦国信使。往返共四个月。这部书就是他途中记录行程所作。对于山川道路里程以及所见古迹，都按日期记载。其中如顺天军厅的梁上题名、光武庙石刻诗句之类，偶尔也可以用来扩充见闻。但文字过于简略，不能为考证提供多少帮助。又说接伴使李希道等人与他往来始终没有交谈一句，没有什么可记录的。因此对于当时金人的情况，完全没有涉及，所记的只是道路上的琐事。世间流传的宋高宗骑泥马渡江的故事，就出自此书所记磁州崔府君一条。大概建炎初年，宋朝流离溃败，暂且借这个神道故事进行教化，以鼓舞人心，实际上是权宜谋略，起初并不是事实。程卓所记录的，也只是当时臣子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襄阳守城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赵万年撰写。赵万年的籍贯不详。开禧二年，元兵二十万人包围襄阳，赵淳刚任知府，率一万多人抵御。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大战十二次，水陆进攻劫掠三十四次。他采取多种部署，出奇制胜，元兵最终解围离去。赵万年当时任幕僚，详细记录了这件事。书后附有各种战具的使用方法，记载颇为详细。只是文字有很多残缺，不能全部辨认清楚，这是很可惜的。《诛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张革之撰写。张革之字西仲，是潼川人。吴曦占据蜀地反叛后，合江仓官杨巨源倡议起兵讨伐逆贼，并同随军转运使安丙共同谋划诛杀吴曦。后来安丙嫉妒杨巨源的功劳，设法将他杀害。张革之写这部书，大概是为了替杨巨源申诉冤屈。《自序》说：“当时我从旁亲眼看见，担心时间久了这件事会失传，因此直截了当地写下来，以告知后世。” 《丁卯实编》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毛方平撰写。毛方平不知是哪里人。安丙害死杨巨源时，毛方平任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于是写成这部书。主旨同张革之的书相同。《自序》说：“一个人没有得到救助，就会六月飞霜；一个妇人怀着怨恨，就会导致三年旱灾。”言辞极其痛切。考察郭士宁《平叛录》，暗中谋划诛杀吴曦的九个人中，毛方平居首。书中记载应当是实录。所谓“丁卯”，是因为吴曦在开禧二年丙寅年反叛，在三年丁卯年被诛杀。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是李珙撰写。现在查考《永乐大典》的标题和序文中的署名，都作毛方平，因此陈振孙的记载错了。《平叛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郭士宁撰写。郭士宁的生平始末不详。他写这部书时，同毛方平一样任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吴曦反叛时，不接受伪官任命的有蜀帅杨辅、泸帅李寅仲、史次秦、范仲壬、陈咸、毛午；起义的有薛九龄；为节义而死的有杨震仲；暗中谋划诛杀吴曦的只有毛方平、李好义、李好古、杨君玉、党公济、程梦锡、李坤辰、陈安、杨巨源等人。这部书的记载比正史详细，大概也是为了表彰忠义。《辛巳泣蕲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代赵与{容衣}撰写。赵与{容衣}是宗室子弟，任蕲州司理，代理通判事务。宁宗嘉定十四年，金兵包围蕲州，赵与{容衣}同郡守李诚之一起抵抗防守。当时朝廷命令代理殿前司职事冯榯率兵援救。冯榯迟疑停留，没有前进；李诚之等竭力防御，共守了二十五天，城池陷落，李诚之及其僚佐、家属全都为此而死。赵与{容衣}全家十五人也一同死于这场灾难，只有他本人幸免。后来事情平定，才写成这部记录。书中详细记载了遭受兵乱的始末，以及同时遇难的人。朝廷褒奖、追赠李诚之等人的勘状和告词，也一一完整记录。考察赵与{容衣}的姓名，《宋史·李诚之传》写作赵与裕，大概是“{容衣}”字转写成“褣”，因讹误而写成“裕”。书中又记载赵与{容衣}率领一百多名民兵夺关出城等事。与这部编录所说的单独出城、在尸体堆中死而复生、半夜从南门逃奔等话，都有不同。而且十五人又写成十六人，人数也不相合。怀疑十五人的数字应以自叙为依据。至于夺关出城的事情，则是自叙中有意避讳不说。《使北日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邹伸之撰写。理宗绍定六年癸巳，史嵩之任京湖制置使，同蒙古会合军队攻打金国。（按：当时还没有建立“大元”的国号，所以史书仍然用国名来称呼。）正好蒙古派王檝来通好，于是借给邹伸之朝奉大夫、京湖制置使参议官的身份出使。那年六月，他同王檝从襄阳出发。到第二年甲午二月，才在行营拜见蒙古主。不久便被遣返回国，到七月抵达襄阳。计算起来，他在路上共十三个月。于是把听到、看到的事情以及往返问答，编排记录下来，作为这部书。按《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宋朝同大元合围汴京（金按：这里的“大元”是史臣追述时使用的称呼），金主逃往蔡州。大元再次派使者商议攻打金国，史嵩之让邹伸之出使答谢，大概就是这件事。只是《宋史》称王檝来商议攻金，而这部记录只说是通好；又《宋史》记载邹伸之出使在绍定五年十二月，而这部记录实际说他是在六年六月出境。这些事情都应当以这部记录为符合事实的记载。当时孟珙已经同蒙古会合灭掉金国，朝廷商议于是想出兵夺取河南。蒙古又派王檝来责问宋朝背弃盟约，于是再次给邹伸之升两级官秩，派他出使答谢。史书记载一同出使的是李复礼、乔仕安、刘溥等人；根据这部记录，他们都是此前曾任副使同行的人。李复礼代理京西路副总管，刘溥代理京西兵马都监，乔仕安以东南第七正将、神劲马军统制的身份担任防护官。他们的官爵，正史也没有记得这样详细。《广王卫王本末》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宋代陈仲微撰写。陈仲微字致广，是高安人，嘉泰二年考中进士。调任莆田尉。咸淳年间任兵部侍郎。丙子年宋朝灭亡，他跟随二王进入广东。亲眼见到当时的事情，按日抄录。厓山战败后，陈仲微逃入安南并在那里去世。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后来安南国使者携带此书入朝觐见，于是流传于世。文字多有简略，内容不很完备。这部书被收入《宋季三朝政要》，后来人们抄出单独刊行。但卷末的《跋》仍然是《政要》的原文，这是刊刻删削不当造成的。《三朝野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理宗、度宗、恭帝三朝的轶事琐闻，只有十九条。怀疑不是完整的版本。书中附带记载丙子年三宫北迁的事情，大概也是宋朝遗民所作。文辞和旨意都很鄙琐，实在不值得观览。《平巢事迹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旧本题作宋人撰写，没有署姓名，曹溶收入《学海类编》。近来平湖人陆烜又刊入《奇晋斋丛书》。书后有陆烜的跋，说它是元人的抄本。现在考察这部书，实际上就是明代茅元仪的《平巢事迹考》，只是删去了茅元仪原来的《序》。大概曹溶被狡猾的书商欺骗，陆烜又沿袭了曹溶的错误。《碧溪丛书》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没有记载编纂者的姓名。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书目共列八种：一是《吴武安公功绩记》，记载吴玠的战功；二是蔡绦（按，“绦”应作“鞗”）《北狩行录》，记载随徽宗进入金国的事情；三是万俟卨《皇太后回銮事实》，记载韦太后南归的事情；四是《顺昌战胜录》，记载刘锜抵御金兵的事情；五是洪皓《松漠记闻》，记载金国的事情；六是洪皓《金国文具录》，记载宇文虚中为金国制定制度的事情；七是湘水樵夫《绍兴正论》，记载不附和秦桧和议者的姓名；八是杨尧弼《伪豫传》，记载刘豫僭越叛逆的事情。这些书都是删节本，大概是书商从《说郛》中抄录拼合，假造出这些书名的。（按：这部书把八种书编为一帙，按照丛书的体例，应列入《杂编》。但是，“杂编”这个名称，是为不属于某一家的书而设的。这八种书都属于史书的流别，所以仍列入《杂史类》。） △《焚椒录》一卷（内府藏本） 辽代王鼎撰写。王鼎字虚中，涿州人，清宁五年进士，官至观书殿学士，事迹详见《辽史·文学传》。此书记载道宗懿德皇后萧氏被宫婢单登诬陷的事情。书前有大安五年《自序》，说自己“待罪可敦城”，大概是被贬居镇州时所作。王士祯《居易录》说：《契丹国志·后妃传》记载道宗萧皇后的本传说：她性情恬静，欲望很少；鲁王宗元作乱时，道宗正在一同打猎，不知道外面的消息。后来她整顿军队，镇抚内外，声望很高；死后葬在祖州，如此而已。《焚椒录》所记，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又，《焚椒录》称她是南院枢密使惠的女儿，而《契丹国志》说她是追赠同平章事显烈的女儿。《契丹国志》说她整顿军队，似乎熟悉武略；但《焚椒录》说她幼年就能诵诗，旁及经书、子书所载的《射虎》应制诗，以及《回心院》词，这些作品都极为精工，却没有一句提到武事。并且，《本纪》记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有三次，即清宁、咸雍、寿昌，从来没有“太康”这个年号；但耶律乙辛密奏中却说“太康元年十月”等事，彼此都矛盾不合。考察《辽史·宣懿皇后传》，虽然记载简略，却与《焚椒录》所记相同，大概是《契丹国志》的疏漏。现在考察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其中内容都是杂采宋人的史书、传记写成的，所以苏天爵《三史质疑》讥讽它没有见到辽国国史，传闻失实。又，沈括《梦溪笔谈》说，辽人对书籍禁令非常严厉，传到中国的书，按法律都要处死传书者。这部书所记涉及宫闱之事，在当时更加不敢公布，宋人自然没有途径知道。王士祯用史书来证明叶隆礼书中的疏漏，确实是正确的论断。有人拿《契丹国志》来怀疑这部书，那就错了。△《南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金代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张师颜撰写。记载金国爱王大辨叛乱并占据五国城，以及元兵围攻燕地、贞祐年间迁都汴京的事情。考察《金史》，世宗的太子允恭生了章宗，而夔王允升是最年幼的。可是此书却说长子是允升，其次是允猷，再次是允植。允升、允猷因谋害允植而被诛杀，允植的儿子后来即位成为章宗。世次全都不合。又说章宗被弑杀，磁王允明即位为昭王；磁王又被弑杀，于是立濰王允文为德宗；德宗去世，又立淄王允德为宣宗。与史书核对，多出一代，尤其不可信。至于《金史》所载郑王允蹈被诛杀而绝后，并没有听说还有爱王大辨这个人。书中所说的“天统”“兴庆”等年号，《金史》也没有这样的纪年。错误荒谬之处，多得无法列举。因此赵与旹《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都断定它是伪书。陈振孙又说：有人认为是华岳所作。华岳就是宋代殿前司的军官，曾经撰写《翠微南征录》。现在看此书所说，扰乱金国的人是章宗、大辨，而这些人都是赵氏的后代；又说大辨刚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人骑马持刀，自称是南宋绍兴皇帝派来的，等等。这大概一定是出自宋人为泄愤而写的言辞，又假造事实来作为佐证，所以彼此矛盾、不相符合到了这种程度。假如确实出自华岳之手，也未可知。罗大经《鹤林玉露》因为秦桧遣人南还的事情，在这部书所载《张大鼎疏》中找到了证据，便据此证明此书可信，未免是喜欢猎奇。然而《金史》所载宣宗见浮碧池中有狐狸相互追逐而行，于是决定南迁，这件事实本来出自此书。不知道元代修史者又是看到了什么，才把它采用了。△《南宋补遗》（不分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作古吴谢朱胜复庐撰写。不知道朱胜是什么地方的人。书名称“南宋”，但其中有“宋末”的说法，应当是元人所作。《跋》文中所说的丙申，大概是元成宗元贞二年，而不是宋理宗在位时的丙申年。记载南渡以后将帅的轶事，也采录诗词、书信和启文，对韩世忠、岳飞记载尤其详细，间或涉及靖康年间的事情。但是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其他书中常见的，罕见新奇的材料很少。大概也是抄录、撮取宋人的说部编成的吧。△《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开头记载元太祖起兵之初以及元太宗时期的事情。从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开始，才记载干支，直到辛丑，共四十年。史书载，元世祖中统四年，参知政事、修国史王鹗请求广泛访求元太祖的事迹，交付史馆。这一卷大概就是当时有人撰写后上报的。此书叙述没有章法，文辞也很艰涩拙劣。而且其中译语错误怪异，往往失去原意，于是有些地方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然而拿它与《元史》相比较，所记元朝初年的许多事实，大体上都是以此书为依据的。《元史》说元太祖灭亡了四十个国家，却没有列出这些国家的名称；此书也不能全部记载。由此可知，元太祖时期的事情，到元世祖时期已经无法详细了解，并不全是宋濂、王祎遗漏造成的。△《平猺记》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代虞集撰写。虞集字伯生，号道园，崇仁人，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元统二年冬，猺人侵犯贺州、富州；至元元年，广西宣尉使章伯颜将其讨伐平定。虞集为此记载了事情的始末。书后有旧《跋》说：这篇记载章伯颜平定粤西猺洞的事迹，是供国史采录的材料。但一同出兵作战的人，没有记载姓名；向朝廷报功的各位大臣姓名，也用“某某”概括，这是违背史家体例的。现在考察它的文体，原来是勒石纪功之作，并不是刻成一部书上交史馆的。因此现存稿本都空缺姓名，等待填补。正如唐、宋文集开头写“某年某月某日某再拜”，墓志铭末尾写“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原”，都是惯例。竟然因为它有违史法就加以诋毁，是不对的。△《大狩龙飞录》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御撰。嘉靖十八年二月，皇帝巡幸湖广承天府，察看显陵。三月，在龙飞殿祭祀上帝，奉睿宗配享。四月，返回京城。这部编书全都记载这些事情。上卷记载从启程到回銮，以及祭告郊社、宗庙和沿途山川的各种祭祀文辞。下卷是前后颁下的敕谕，末尾附有《龙飞殿奏告上帝乐章》以及途中御制赋一篇、诗十六首、诗余二首。△《洪武圣政记》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宋濂撰写。宋濂有《篇海类编》，已经著录。这部书大略仿照《贞观政要》的体例，分立标题记载。分为《严祀事》《正大本》《肃军政》《绝倖位》《定民志》《新旧俗》六类。其中《新旧俗》下面又分为《申禁令》《核实效》《育人才》《优前代》《正礼乐之失》《去海岳之封》《严宫阃之法》《厉忠节之训》《刬积岁之弊》九个子目。宋濂亲自撰写《序》，见于他的《文宪集》中，大概是当时上奏皇帝的书。梅纯《损斋备忘录》说：“本朝在洪武初年，掌管文章的近臣是学士宋濂，他记载当时盛美政绩，有《洪武圣政记》。永乐以后，则有少师杨士奇，撰有《三朝圣谕录》。到天顺改元时，则有少保李贤，撰有《天顺日录》《二录》。这些书近来都有印本，唯独《圣政记》失传，只能见到它的《序》文，真可惜啊。”按照他所说，这部书在成化年间已经没有传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能保存下来。但是考核查验其中的文义，确实不是伪造冒托的。或许只是偶然没有见过它，就贸然认为已经散佚了吧。不过，这部书在明代没有流传，也由此可以看出来了。△《庚申外史》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权衡撰写。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吉安人。元末兵乱时，避居彰德黄华山。明初回到江西，寄居临川直到去世。这部书见于《明史·艺文志》，卷数和篇目与此本相同。陈继儒曾将它刻入《秘笈》，但书中有脱漏和错误，几乎无法阅读。这是另外流传的抄本，还保留着当日原来的卷帙。书中记载的都是元顺帝即位以后第二十八年间政治治乱的大纲。当时顺帝还没有获得追谥，因为他生于庚申年，所以称他为“庚申帝”。又因为《元史》也还没有修成，所以另名为《史外见闻录》。书中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元史》相合，对于宫廷中构陷煽动、盗贼横行等事，都能剖析始末。至于顺帝诛杀博啰，是和秀才徐思畚谋划的；博啰被杀后，徐思畚没有接受赏赐，逃走了；以及危素替权臣起草诏书等事情，都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只是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之子的一条，最为没有根据。后来袁忠彻把它写入文集，宁王权把它载入《史略》，程敏政又选取袁忠彻的文章收入《明文衡》，钱谦益又引用余应的诗来证明宁王权的说法。这个说法的源头其实就是从此书产生的。大概元朝中叶，宋朝遗民还有人活着。因为虞集起草诏书时有“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一句，于是有人编造出这个说法来发泄怨恨。明人又敌视元人，于是附会此说，使它广泛流传。用事实核查，完全没有可以凭据的地方，实在是荒诞至极，不是可信的史书。书前另附一篇《序》，说洪武二年迪简奉命访求庚申帝史事等等，但没有记载他的姓氏。详细考察这篇文章，原来是《庚申帝大事纪序》，不是这部书的《序》，是后人把它移接到这部书中来的。考察王祎《造邦勋贤录》，其中称刘迪简为宜春人，明朝初年征召授官尚宾副使，那么迪简应当姓刘。又考察黄溥《间中今古录》，其中称刘尚宾编集《庚申帝大事纪》，那么这篇《序》显然就是刘迪简《大事纪》的序。△《国初礼贤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刘基撰写。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至顺年间考中进士。授任高安县丞，后来被罢免离职。

译不久又被起用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再次上书请辞归乡。后来又被征召为元帅府都事，被方国珍构陷，拘禁管束在绍兴。后来跟随石抹宜逊剿捕山寇，执政者压制他的功劳，只授予总管府判，于是弃官回到故里。明初受聘进入礼贤馆，参与机密事务，授任御史中丞，兼任太史令。又授弘文馆学士，按功劳封为诚意伯。正德九年，追赠谥号文成。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艺文志》《千顷堂书目》都题作刘基撰写。但是书中记载的，正是明太祖任用刘基以及叶琛、章溢、宋濂四人的事情，而且有“刘基乘驿车回到故里，在家居住一个月后去世”的文字，那么显然不可能是刘基自己所作。其中的记述，大多与史传相合，没有其他明显异同。刘基、章溢的记载都写到他们临终时的事情，而宋濂获罪迁徙蜀地的事情却没有记载，叶琛的事迹也非常简略。大概是后人杂采材料编成此书，所以详略会有这样的不同。△《平蜀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记载明洪武四年派遣汤和等人征伐蜀地，以及明昇出城投降的事情。书后附有刘基《平西蜀颂》一篇。末尾有《袁褧跋》，说《定远黄金开国功臣录》在颍川侯傅友德、德庆侯廖永忠的传记中，对平定蜀地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只有平章杨璟写给明昇的信，在这篇记载中写得详细。△《北平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记载明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击王保保以及袭击攻破应昌府的事情。记载相当简略。只有徐达、李文忠上奏的两篇表文，以及太祖封赏爵位给诸臣的诏谕，全部载入书中。怀疑是后人从实录中抄录出来的。△《别本北平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记载明洪武元年命令徐达、常遇春等北征的事情，结尾用君臣互相鉴戒的话作结。书中年月都与史书相合。核对检查其中的文字，也确实是从实录中抄录出来的。△《云南机务钞黄》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张紞编。张紞字季昭，富平人。洪武初年，因为通晓经学被举荐送往京师。历任云南左布政使，后被召回任吏部尚书。燕王篡位后，仍任原来的官职。后来因建文年间发生变乱、违背祖制的事情受到诘责，张紞害怕而自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书是洪武初年云南梁王尚未被平定，朝廷命颍川侯傅友德等率军征讨时，张紞以左参政身份随军出征。后来云南平定，张紞升任布政使，留在当地治理。于是他检查阅览录黄的稿本，选取前后制、敕、诏、诰中有关军务的文字，汇编成一部书，收藏在文庙尊经阁。从洪武十五年二月到二十一年七月，共三十七篇。张紞亲自为它作序。《明史》本传记载张紞出任左参政是在平定云南之后，大概只是偶然没有考察张紞的这篇《序》吧。△《明高皇后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书前有明成祖永乐四年与徐皇后所作的两篇《序》，都说永乐九年编纂《古今列女传》，把高皇后的圣训与古代后妃合编为一卷，而诸侯、大夫以及士庶人家的妻子分别编为各卷。徐皇后请求把《高皇后传》单独刻印，普遍赏赐给宫内外的人，那么这就是从《古今列女传》中分出的文字。书中文字是永乐初年词臣所撰。书前又有世宗写给楚王的信，以及《章圣太后诰谕楚藩》一道。章圣太后就是兴献后，嘉靖七年上尊号为慈仁。嘉靖九年，向天下颁布太后所制定的《女训》。这篇诰谕在嘉靖十年春，大概是与颁布的《女训》一同赏赐给藩王的。当时高帝、高后的谥号还没有改定，所以仍沿用此前的称号。这里的楚王就是端王荣氵戒，他于嘉靖十三年去世，是昭王桢的四世孙。因此世宗称他为叔祖。（按：这部书也属于传记一类。但是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仪，与皇帝地位相当，不可以同其他传记混列。现在改变体例，把它列入《杂史》，也是所谓依据义理而制定礼制。） △《汉唐秘史》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宁王朱权撰写。朱权自号臞仙，是太祖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受封。过了两年，前往大宁就藩。燕王谋反时，挟持他一同出行。他替燕王起草檄文，约定事成后平分天下。永乐元年秋，改封南昌，但仍保留原来的王号。正统十三年才去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本传记载此书为二卷，与今本相合。朱权《自序》说：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编纂，至辛巳年六月完成。考察这一年其实是建文三年，朱权当时已经被燕军劫持，所以不书写建文年号。而他的弟弟安王朱楹的《跋》，也只写“岁在壬午”。此书把刘三吾等人在洪武年间进讲的汉、唐史实分类编成，所以文字多通俗易懂。书中各位皇帝的《论赞》，都是太祖亲自撰写的。唐末部分附录《司马光论》，也是奉诏收入的，所以特别题作“钦取”。全书的大意是认为后世的动乱和灭亡，都应追溯到遗留谋略不善；这种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取材不够精审，常采街巷传闻，例如高帝斩蛇、蛇死后转生为王莽之类，都是虚妄不实、无需辨说的内容。△《奉天靖难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载明成祖起兵至即位的事情。大概是永乐初年的人所作。书中对懿文太子和惠帝都诬称有罪，极力加以丑诋；对王师则一概斥为贼军。因此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说，此书言语多有诬陷和伪造，很不可信。考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在白沟河战胜后，给惠帝上书，又向天下发布移檄；当时军中仓促成文，言语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载最为接近事实。此书对《上惠帝书》颇有删改润色，而对《移檄》则置之不录，由此可见它大体上是经过文饰的。△《别本洪武圣政记》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此书与宋濂的《洪武圣政记》同名，但记载一直到太祖末年。又有成祖时期夏元吉等进呈《太祖实录》的表文。卷首有浙江丁敬题写的几行文字，说它抄写得古雅，怀疑出自永乐时沈度等人之手。查检连江陈氏所藏本只有四卷，绛云楼所藏本也只有八卷；而此本竟有十二卷，题跋说它是真正的秘册，等等。然而书中文字都是抄录、撮取《实录》而成，并没有别的奇闻。它的抄写也只是抄书人的俗体字，看不出所谓的古雅。怀疑此书和题跋都是书商假托伪造的。△《国初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刘辰撰写。刘辰字伯静，金华人。太祖起兵初期，任吴王典签。后来又进入李文忠幕府；建文年间升任监察御史；永乐初年经李景隆推荐，参与修撰《太祖实录》。后来官至北京刑部左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卷首有“臣刘辰今将太祖高皇帝国初事迹开写”一行字。后面都分条列项叙述，很像案牍文书的格式。大概就是修撰《实录》时进呈的事略草稿。刘辰在明初曾出使方国珍，也曾在李文忠幕下任职，所见旧事都真实确切。他的文字质朴直率，没有隐讳，明代史书多有采用。因此他的文字也散见于其他书中，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异闻可供采录了。△《北征录》一卷、《后北征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金幼孜撰写。金幼孜原名善，以字行世，是新淦人。建文己卯年中举，授任户科给事中。燕王篡位后，改任翰林检讨，历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金幼孜在永乐年间参与机要事务。因北征阿噜台时随从出塞，记载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古迹以及行营中的见闻，写成《前录》。本传说，成祖看重幼孜的文学才能，所经过的山川要害之处，总是命他记下，幼孜常常据鞍起草，立即完成。又说他所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就是这两部书。《前录》记载永乐八年二月至七月，《后录》记载永乐十二年三月至八月，都是按日记载。他们往返的大致经过，都与史传相合；其中琐碎的言语和杂事，则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内容。△《后北征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杨荣撰写。杨荣起初名叫子荣，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年中进士，授任翰林编修。燕王篡位后，进入内阁当值，改用今名。历任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敏。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杨荣在永乐二十二年四月随从北征，记载这次出征往返的始末，撰成此书。书中按月日编排，叙述相当详细。榆木川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次出征中的事件。关于此事，世间有许多不同说法，而杨荣所记与史书相符。大概史官把他看作帷幄中的近臣，又亲自参与顾命之事，所以采用他的记载作为依据。不过它是否确实是实录，也无法考证了。△《小史摘钞》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明史·艺文志》也没有著录。大概是洪武、永乐年间的人编纂的。全书都记载明太祖的琐事，末尾附有建文遗事八条。大多是街巷传闻，例如说李文忠向张士诚投诚、刘基死后焚烧尸体并扬灰，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荒谬虚妄之处本来就不值得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