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译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 △《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程子的《春秋传》不是完整的书，于是汇集各位儒者的说法来补充它。其中词义高深简约的，重新加以阐明；缺略的地方，详细补缀。此书成于康熙九年。考察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记作一卷。陈亮《龙川集》中有《跋》说：“伊川先生为这部书作序时，大概已经七十一岁了，过了四年先生便去世了。如今他的书能够见到的，才有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只是略略举出大义，不能逐一作出解释。襄公、昭公以后尤其简略。” 考察程子《春秋传序》，写于崇宁二年；书尚未定稿，党争之论便兴起，内容只写到《桓公九年》为止。门人间或取《经说》续写在后面，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能够见到的二十年”。此书将《桓公九年》以前的内容全部载入程《传》；十年以后用《经说》补充；《经说》中没有的，再采录诸家说法补足，其中采用新安汪克宽《纂疏》的最多。《纂疏》就是明代《春秋大全》所依据的书。它坚守胡安国《传》，所以仍然只是胡氏一家的门户之见，未必完全合乎程子的本意。并且所补的各《传》都不标明姓氏，对原文也多有删改；程子在《桓公九年》以前没有《传》的地方，也替他补上了。这样看来，这其实是孙承泽自作的一部书，只是借托程子的名义罢了。考察陈亮《跋》中说：“先生在这二十年之间，所阐明的义理非常精微，所涉及的类别和条例非常广博。学习的人如果从容涵泳、充分体会，能够在言语文字之外自行领会，那么不必为它的缺略而惋惜。”既然如此，又何必借助孙承泽来补呢？△《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余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入国朝后官至奉天府府丞。这部书依循原文推演义理，所依据的特别是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并参照朱申《句解》。他所引用的材料，又都不标明出处，仍然沿袭明代末年著书的习惯。△《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王夫之有《周易稗疏》，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其大义承受于父亲，所以取名为“家说”。他驳斥胡《传》的错误，往往合乎道理，但也喜欢发表高论，不顾是否稳妥，其弊病于是与胡《传》相同。如文姜参与弑杀之事，王夫之说，不加讨伐就免不了忘记父亲；加以讨伐又免不了杀害母亲。作为庄公，只有一死，并另立桓公的庶子；庶子可以申明对文姜的诛罚。他不知道，儿子本来就没有杀母亲的道理，即使是桓公的庶子，难道也有杀嫡母的道理吗？把生母看作母亲，却把嫡母看作不是母亲，这是末世风俗中极其刻薄的见解，难道可以用来判定《经》义吗？关于闵公被弑，王夫之说，应当把罪责归给庆父，不应归给哀姜。哀姜以母亲身份残害儿子，与文姜不同，不能用人的爵位压倒天伦。这也是被世俗情感牵制，按照常人的情理立论。他不知道，在国家中制造动乱，就是得罪宗庙。唐武后以母亲身份废黜中宗，天下哗然并想要讨伐她，君子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对。她难道偏偏不是中宗的母亲吗？首止之会确定王的世子，是为了在祸乱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根。世子并非不应当被立，就不能说他是在图谋夺取君位。诸侯既然不是奉行不应当奉行的人，就不能说他们是在要挟狭迫。王夫之如果一定要用伯夷、叔齐的标准来责备他们，那么张良辅佐惠帝，君子为什么不责罪他呢？这类说法，都是以私人感情损害大义。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是文辞胜过思想内容。全书完全是议论体，不是解说经义的正当轨道。至于《桓公元年》，无端谈到君主改元应当建立年号之类的问题，连篇累牍，横生枝节，与《春秋》更加没有关系。△《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他的说法认为，孔子想要讨伐陈恒却未能做到，所以撰作《春秋》来告诫三家。不从惠公开始而从隐公开始，是因为隐公有锺巫之难，特意借此来发明凡例。不以陈恒、简公之事为终，而以获麟为终，是想用隐讳的方式不加记载，暗中使三家感到惭愧。又认为《春秋》是治理大夫，而不是治理诸侯；以三十六位国君的事迹为经，其余为纬。把文公以前的内容作为宾，以后的内容作为主。经部的义理应当明白，纬部的义理可以不问；主部的义理应当明白，宾部的义理可以不问。他又认为，《春秋》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史官旧有的文字，圣人并没有删削改定。他的用意大概是极其厌恶那些解说《春秋》的人穿凿附会，想把这些说法一扫而空，却不知道矫正过度，反而流于偏激驳杂。△《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严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这部书共九十九篇。每篇大致仿照袁枢《纪事本末》的体例，标举事件名称，把相关《经》文集中列在前面，再在下面附上议论。它的体例介于阐释经义和评论史事之间。但立论严酷，也颇有轻薄之处。他在《庄公忘父雠》一篇中说：“王姬去世，是文姜的幸运。不然，怎么会夺去新婚宴饮的欢乐，又重新叙说私通私奔的欢好呢？文姜屡次和齐侯宴饮会见，这又是庄公的幸运。不然，怎么能同齐侯结欢，而有打猎驰骋、射获卫国俘虏之事呢？”这难道是儒者解说经书的体例吗？△《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金瓯撰。金瓯字完城，又字宁武，秀水人。这部书专为科举应试而设，以胡《传》为主。凡是《经》文中不能用来命题的，都删掉了，极其荒诞。又在上栏标出单题、合题等名目，每道题都缀写一个破题，并详细讨论作文的方法，与《经》义如同风马牛毫无关系。这部书本来不值得保存。然而自从制艺产生以来，坊间刊本中像这样的五经讲章并不少见。时文家从剽窃中获利，这类书比先儒的传注更容易流行。如果置之不理、不加批评，势必蔓延不止，给学术造成的祸患会更加深重。因此保存它而加以驳斥，使人知道凡是类似这种书的，都应当斥责。△《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张尔岐撰。张尔岐有《周易说略》，已经著录。这部书的意图在于折中三《传》，归于最恰当的解释；然而阐发胡《传》的地方较多，仍然不敢破除门户之见。同时，乐安李焕章替张尔岐作《传》说：“他撰写《春秋传议》，尚未完成就去世了。”如今这个本子残缺简略得特别厉害，大概是未完成的稿本，被好事者刻印流传的。△《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万斯大有《仪礼商》，已经著录。万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后来毁于火灾。此后又重新搜集整理，编成这部书。他的学问根基在三《礼》，所以解释《春秋》时，也多以《礼》经为依据，这与宋、元以后各家空谈《春秋》书法的做法不同。然而万斯大解说《经》文，以新奇见解为长处，也以穿凿附会为短处。如解释《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他说四时祭祀中，只有禘祭特别隆重，所以又称“大事”。《王制》说：“天子举行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次祫祭中只有禘祭特别隆重，所以又称“大祫”。先儒因为《僖公八年》《宣公八年》《定公八年》都有禘祭，便推断三年举行一次禘祭。哪里知道僖公、宣公、定公八年的禘祭，都是因为有特殊原因才记载，并不是说只有八年才举行禘祭，六年、七年和九年都不举行禘祭。现在考察《礼纬》说：“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公羊传》说：“五年举行两次大祭。”这就是五年举行一次祫祭和一次禘祭，《公羊传》一定不是没有依据的。万斯大认为每年都举行祫祭，就是把四时祭祀当作祫祭；这大概是沿袭皇氏关于虞、夏两代每年都举行祫祭的说法，却不知道皇氏本来从未把四时祭祀当作祫祭。《王制》说：“天子举行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举行犆礿，禘祭一次，犆祭一次、祫祭一次，尝祭举行祫祭，烝祭举行祫祭。”《注》说：“天子先举行祫祭，然后举行四时祭祀；诸侯先举行四时祭祀，然后举行祫祭。”如果说禘、烝、尝就是祫祭，那么它们与祫祭便没有先后之分，为什么《经》文对于天子先说祫，后说禘、烝、尝；对于诸侯却先说禘、烝、尝，后说祫呢？又如“禘一犆一祫”，《疏》说：“诸侯在夏季举行禘祭时，不举行禘祭，只举行一次犆祭和一次祫祭而已。”皇氏说，诸侯在夏季如果举行祫祭，就不举行禘祭；如果举行禘祭，就不举行祫祭。两种说法都认为四时禘祭不与祫祭同时举行。如果四时禘祭就是祫祭，那么《经》文又为什么说“禘一犆一祫”呢？至于说四时祭祀中夏季禘祭最为隆重，所以称“大事”，又称“大祫”，尤其是牵强穿凿。《周礼·司勋》说：“凡是有功劳的人，都把事迹铭刻书写在王的大常旗上，并在大烝祭中享祭。” 《礼记·祭统》说：“在内举行的祭祀中，以大尝祭、禘祭为大。”这样看来，尝祭、烝祭也可以称为“大祭”。怎么能抓住一个“大”字，就武断地认定只有夏季禘祭才是“大事”呢？至于附祭之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处举行特祭，在宗庙举行烝祭、尝祭、禘祭。万斯大认为，附祭是在祖庙举行，神主不再返回寝宫；还引用黄宗羲的说法，认为祥祭、禫祭在祖庙举行，特意祭祀新近去世的人，不涉及皇祖，所以说是在神主处祭祀。烝祭、尝祭、禘祭则只涉及皇祖，不涉及新近去世的人，所以说是在宗庙举行。现在考察郑玄《士虞礼注》说：“凡是举行附祭以后，神主仍然回到寝宫。”这个说法最为精确。《大戴礼记·诸侯迁庙》说：“迁庙那天，国君穿黑色礼服，随从者也都穿黑色礼服，跟随国君到庙中。”卢辩《注》说：“这里的‘庙’指殡宫。”该篇下面又说：“捧持衣服的人到达墓碑处，国君跟随，有司都按次序跟随。出了庙门到达新庙。”据此可知，在迁庙以前，神主明确是在殡宫中的。郑玄《注》说在练祭时迁庙，杜预《注》说三年时迁庙。如果在卒哭后举行附祭，神主就一直在宗庙中，那么到了练祭和三年祭时，又怎么能再从殡宫迁移神主呢？万斯大又引用王廷相的说法，认为迁庙礼中所谓“出庙门到达新庙”，是从举行附祭的宗庙迁往新庙。现在考察《丧服小记》说：“没有事情时，不要打开庙门。”《注》说：“庙，指殡宫。”《杂记》说：“到达庙门，不拆毁墙，就进入停殡的地方。”把殡宫称作庙，在经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把《大戴礼记》中“出庙门”的“庙”解释为附祭之庙，是因为不知道殡宫也可以称为庙。又考察《礼志》说：“重新为它的庙举行衅礼。”那么必定是先把高祖迁入太庙，然后再安置祖考的神主。还要等到把祖考迁入新庙以后，才可以重新为旧庙举行衅礼，并安置新附祭的神主。由此可见，新神主附祭于祖庙后就是迁入祖庙，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说是从举行附祭的宗庙迁往新庙，那么附祭所在的是一座庙，迁移所到的又是另一座庙，这就完全违背《礼志》了。万斯大竟然沿袭这种说法，反过来攻击郑玄和朱子，尤其错误。又如《成公元年》记载：“三月，作丘甲。” 万斯大认为，车战的制度是每车有三名甲士：一人居左，负责射箭；一人居右，负责击刺；一人居中，负责驾车。偶尔有四个人共同乘一辆车的，就称为“驷乘”。鲁国畏惧齐国强大，于是每辆战车增加一名甲士，都成为驷乘。因此又规定每丘出一名甲士。现在考察《春秋传》，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富父终甥就是驷乘，记载在《文公十一年》。那么在成公元年以前，鲁国人已经有驷乘了；可知并不是由于成公元年三月命令每丘出一名甲士，才开始实行驷乘。又考察《襄公二十三年传》：“齐侯讨伐卫国，烛庸之越为驷乘。”如此说来，驷乘难道只是鲁国才有吗？说鲁国因为畏惧齐国才开始实行驷乘，尤其属于主观臆测。又《成公十年》记载：“齐人来媵。”《左氏》说：“同姓为之陪嫁，异姓则不这样做。”所以杜预《注》认为，记载此事是为了表示讥刺。万斯大沿袭刘敞的说法，认为诸侯可以让异姓女子陪嫁。现在考察《公羊传》说：“诸侯娶一国的女子为妻，另外两个国家前来陪嫁，并让侄女、妹妹随从。”《白虎通》说：“准备侄女、妹妹随从，是因为她们必定不会彼此嫉妒。为什么不娶两个妹妹？是为了广泛采用不同的气质。为什么要娶三个国家的女子？是为了扩大不同的类别。”又《国语·周语》说：“君王所御幸的女子，不选用同一族的三人。”韦昭《注》说：“参，就是三。一族，就是同一父亲的子女。” 所以选取侄女、妹妹来凑足三人，是为了不同时选用同一族的女子。根据这些话，同姓但不同族的女子是可以陪嫁的。如果说异姓女子可以共同陪嫁，那么《周语》应当说“不选用同一姓氏的三人”，不应当说“不选用同一族的三人”。至于把仲子当作惠公的嫡妻，把孟任当作庄公的元妃，把叔姬归于纪解释为归于纪季，那就更加是毫无根据、完全凭主观臆测的说法了。△《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汤秀琦撰写。汤秀琦著有《读易近解》，已经著录。这部书编有八种表：一是《春秋事迹年表》，二是《春秋大纲年表》，三是《天王年表》，四是《十二伯主年表》，五是《鲁十二公年表》，六是《列国年表》，七是《经传小国年表》，八是《列国卿大夫世表》。论述书法的有四种：一是《书法精义》，二是《书法条例》，三是《书法比事》，四是《书法遗旨》。表是用来考察史事的，书法是用来考察义理的。考察《南史》可知，司马迁编制表，采用横排斜上的形式，体例仿照《周谱》。大概是因为事物的头绪参差错杂，担心混乱，所以有的以国为经、年代为纬，有的以国为纬、年代为经，使纵横交错，如丝线牵引、绳索贯串；即使篇章彼此隔开，脉络仍然可以寻得。汤秀琦所作的八种表，只有《列国年表》没有失去古法；其余年表只是根据字数多少，每半页分成若干格，横向读可以成文，纵向读却不能贯通。超过半页以后，格子的宽窄和多少彼此不同，即使横向读也无法通顺。他的《经传小国年表》和《列国卿大夫世表》，有的在半页之中、同一行内交错分界书写，各自成文，这样纵向读、横向读都彼此不相连；这样哪里还算是年表呢？《书法精义》全都依违于胡安国的说法，《书法条例》也剽窃崔子方的体式；只有《书法比事》说，有的是按照上下文顺序进行比较，有的是分别按事类进行比较。例如，正逢有天王的事情，却突然记载会于虫牢，用来说明当时没有王；楚灭江而晋伐秦，却讥刺晋国不去救援；已经伐邾而鲁公又到齐国，于是可以知道这是侵凌小国、依附强国；介国两次朝见之后才侵袭萧国，于是可以知道这是先求援而后出兵。像这一类，都是顺着上下文来显示褒贬，这种说法是沈棐等诸家所没有涉及的。又如《书法遗旨》自行抒发自己的见解，虽然不免有时持论骑墙、模棱两可，但在驳正旧说的地方时常有独到见解，这一长处也不能抹杀。大体说来，汤秀琦的说法本来可以分别系在《经》文之下，合成一部书；但他一定要改变体例、标新立异，设置许多门目，反而造成重复纠缠，像治理乱丝却使它更加纷乱。也可以说是不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春秋备要》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翁汉麐撰写。翁汉麐字仔安，常熟人。他的书以胡《传》为主，也节录《左氏》来说明史事的始末。至于在书的上栏标出分题、下栏标出合题，则完全不是诠释经书的体例。△《春秋类义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写。王芝藻著有《大易疏义》，已经著录。这部书以《左氏》《公羊》《穀梁》和胡《传》为主，也间或采用程子以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的说法作为注释。他自己提出的见解，则加上“臆解”二字以示区别。书后附有《总论》二十条。此书成于康熙三十五年。《自序》说，《公羊》抄取《穀梁》的著作而续写成书，但这种说法不知道依据何在。全书大意认为，《左传》可信的占十分之四，不可信的占十分之六；《公羊》也有很多荒谬乖戾之处；只有《穀梁》还没有失去圣门的旧传。书前有自题的《口号》说：“我读《春秋》四十年，只觉得它如同群动面对青天。近来深入考察流传下来的义理，才觉察到先儒多有错误的传述。”他的立意所在，大体可以由此看出。△《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写。张沐著有《周易疏略》，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经》文就是鲁国史书，而《左传》是孔子所作。它说，孔子取用鲁国史书，尊奉它为《经》；至于那些不能作为《经》的内容，就按年顺月附在《经》文左边，命名为《左传》。这种说法真是奇异！自从有经籍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春秋类考》十二卷、《春秋疑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华学泉撰写。华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年间是布衣。他的书把《春秋》的重大事件分为八十八门，按类别排列比较；每件事下面附上诸家的注释，间或穿插自己的说法。全书大旨推崇宋儒，尤其多采用胡《传》的观点。他的《疑义》一卷，则专门阐发《类考》中没有说尽的内容。不过，其中有些是本来不必怀疑却加以怀疑的地方。例如他说，《司马法》所说一甸有五百一十二家，可以出战车一乘、甲士和步卒共七十五人；如果一万二千五百人编成一军，就要有八万五千三百家才能满足一军的数额。天子的六乡只有七万五千家，不能供给一军。他不知道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是采地出军的办法；每家都出一人，是乡遂出军的办法。天子的六军出自六乡，并不出自采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出七万五千人，哪里会担心不足以组成六军的数额？华学泉把两种办法混为一谈，所以才产生这种疑问。像这一类地方，颇有考察失误之处。近来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也大致仿效此书，但总体内容都没有超出宋代程公说的《春秋分纪》。我怀疑这两个人都没有见过程公说的书。△《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写。李集凤字翙升，山海卫人。现在那里是临榆县。李集凤曾任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他博通群籍，尤其精通《春秋》。他汇集先儒的注解，详细考订辨析，历经三十年，先后修改四稿，才写成六十五卷，名为《春秋辨疑》。这个本子字小行密，共五十二大册，不分卷帙，大概还是没有编定的稿本。按纸张数量计算，应当有一百多卷，《通志》所说似乎不确。他书中所载《经》文都依据胡《传》，而三《传》的异同则附录在后，未免相信新本而轻视古《经》。解释经文时，史事多以《左传》为主，义理多以胡《传》为主，所以把二者并称为“左子”“胡子”，这样的比拟也不恰当。对于各家的解释，则逐一列出并加以参考。书中征引广博，辨论繁复，几乎有《尧典》两个字竟解释出十四万字的气势。△《春秋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国朝徐世沐撰写。徐世沐著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在《经》的义理上刻意推求，却往往失于迂曲。例如对于“春王正月”，明知绝对不能解释为夏正，却一定要曲意维护自己的说法，认为在“春”前加“正”，是为了显示周正的不善，并在言外表现实行夏时的意思。至于《经》末“春西狩获麟”，也说这里的“春”是夏历的冬天，大概始终坚持夏时的意思。《经》文如果一年没有事情，才空记正月以备载天道；二月、三月有事时，正月可以不记，这是通常的体例。但在《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一条中，大概因为《穀梁氏》在“春王”二字下面发《传》，所以注疏家把“春王”二字断开另列为一条；其实这两个字与“三月”相连。徐世沐见它们被另列为一条，便认为没有君主就不能书写正月，所以只写“春王”二字。圣人难道会有这种书法吗？对于“郑伯克段”，他则说郑庄公谋划驱逐弟弟，鲁国本应加以讨伐。圣人记载这件事，与记载讨伐陈恒意义相同。这样一来，便成了臣子讨伐君主，纲常完全颠倒了。“纪履緰来逆女”一条，他又怀疑鲁国的丧制尚未结束，不应当嫁女，圣人借此表示讥刺。考察当时，距离隐公即位已经二十二个月。在逾年改元以前，不知道已经经过了几个月，怎么能断定惠公之死不在前一年的春夏呢？其他许多节外生枝的说法，大都属于这一类。此外，从《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定增记孔子的事迹。《左传》记载孔子去世，二《传》记载孔子出生，先儒已经认为这不合礼制。如今把先师的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几乎成了周朝有两个王、鲁国有两个公。尊崇圣人，不应当用圣人所不接受的方式来尊崇他。△《春秋蓄疑》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写。刘荫枢著有《大易蓄疑》，已经著录。这部编书认为治《春秋》的人相信《传》而不相信《经》，所以在《经》文各条之下列出三《传》和胡氏《传》作为案据，再用自己的意见判断其得失。对于胡《传》尤其多有驳正，很能洗去附会穿凿的习气。但有时连《左传》所载的事实也加以怀疑，那就未免过于只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了。△《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捴谦撰写。应捴谦著有《周易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节录三《传》和胡安国《传》，参照各家的说法加以考证，再用自己的意见折中判断。书前有《自序》，末尾附有《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是他的门人钱塘凌嘉邵增补辑录的。凡是应捴谦的说法，称作“应氏”；凌嘉邵的说法则退后一格书写，以示区别，都是摘录讨论《经》中的疑义。又附《春秋提要补遗》一卷，把军赋、祭祀等事分门别类记载，不写应捴谦的姓氏，大概也是凌嘉邵所作吧？△《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邱锺仁撰写。邱锺仁字近夫，昆山人。康熙戊午年应博学宏词科，年老未参加考试，特赐中书舍人。他的《凡例》说，这部编书本来是阐述孟子、朱子解释《经》的义理，所以把二人的说法列在篇首。《集说》则兼采诸家的说法。不过，这部书优点和缺点并存。例如关于“春王正月”的解释，自张以宁以后，辨析已经没有疑义，他却仍然反复支离地讲夏时的谬论。又如“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竟认为这是记载楚国的强盛，以此表彰后来齐桓公的功绩。像这一类说法，大多不足以作为依据。其他如“叔孙得臣卒”一条，把没有记载日期看作缺文，并认为胡安国依从《公羊》的说法不对；“许世子止”一条，采用欧阳修的说法，并以蔡景公记载葬礼的事来作证明。像这一类说法，也间或有可取之处。然而通盘考察全书，优点终究不能掩盖缺点。△《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著有《仲氏易》，已经著录。当初康熙乙丑年，毛奇龄充任会试同考官，分阅《春秋》房。旧制中，《春秋》有一道单题、两道双题、一道脱经题。当时刚刚废除脱经题，双题还没有废除（按：合题是在乾隆初年废除的）。毛奇龄与监试御史对于双题的看法不合，于是谈到《经》的条贯必定出自《传》中的话（按：这是杜预的说法）。毛奇龄认为《经》文自身就有条贯，不需要依靠《传》，于是把《经》文排比起来，标明首尾，使它们彼此联络，编成这部书。大体上采用章冲《类事本末》的意思。只是章冲按类别编排《传》，毛奇龄则按类别编排《经》。章冲对《传》有所取舍，毛奇龄对《经》则把十二公的事迹仍按原来的次序排列，只把因果相承的事情移到第一条下面附列。又给每条附上论说，用来阐发比较史事、组织文辞的意义。他把《隐公三年》的“四月尹氏卒”、《六年》的“春郑人来输平”和《十一年》的“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视为一个条贯，大概依据金履祥《通鉴前编》的说法，把尹氏看作郑国的尹氏。然而尹氏不是卿，他去世时不见于《经》的记载，与叔肸因是鲁公之弟而被记载的情况不同。看似巧妙相合，实际却是牵强附会，这是不该合并却合并了。至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以及《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这些记载之间国与国的交往有离有合，事情也彼此相承，却归入一条简文，这是本不该分开却分开了。按照他的体例，既然在《经》文开头分别题明“与某事相因”，为什么不仍按《经》文原有次序，逐条标明其中的缘故？这样脉络自然可以寻得，又何必把后面的内容移到前面，使次序相互凌乱？毛奇龄论说《春秋》的其他书，颇有可观之处；只有这一部编书，想要整理它，反而把它弄得更加纷乱，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写。张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译这部编书前有《自序》，说：“善于解释《经》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康侯。我私下认为仍有不满足的地方：圣人的心意忠厚宽恕，刻意解释就会偏离；圣人的心意简明正直，曲意解释就会偏离；圣人的心意明白而正大，过分琐细就会偏离。左氏即使没有亲眼见过圣人，也一定曾暗中窥见鲁国史书。公、穀二氏得到的是传闻，难以作为依据。康侯依据二氏来驳斥左氏，也不能算完全正确。因此我完全以左氏为根本，错综考察当时的事势。平心静气地体会圣人的心意，而姓名、爵位、时日等书法体例一概不取。”他的立论很准确。然而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他说这是因为纳饘、货医而记载；《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他说这是因为孔子向他学习官制而记载。难道《成公三年》的孙良夫、《襄公元年》的公孙剽、《七年》的孙林父，都属于卫国的君子，而《春秋》记载来朝的事有四十次，竟然全都是因为孔子向他们询问吗？这又是过分拘泥于《左氏》，把《经》文以外附录的事情横加发挥议论。至于《宣公八年》的“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他说二人在八月之内一同登上鬼籍，是有人暗中夺走了他们的魂魄。《春秋》的书法是评判是非，不是评判祸福。以此来建立义理，见识就更加浅薄了。△《春秋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写。姜兆锡著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旨。对于他认为确实难以安然接受的地方，也间或附带提出一两条议论，但一定引用朱子的说法。大概是担心别人议论他与胡氏不同，所以借称朱子来作证明。《书经参义》也是担心别人议论它与蔡氏不同，必定引用朱子来加以订正。因而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对于孔、孟的说法题作“特标”，对于诸儒的说法题作“汇辑”“汇录”，只有《朱子语录》六条题作“遵录”。他的宗旨由此大体可以看出。△《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写。这部书分为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另附《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部分题为《纪时》《系名》。《考》中部分题为《正位》《大婚》《丧纪》《祀典》《赋税》《工役》《军旅》《蒐狩》《刑法》《朝聘之属》《会盟之属》《侵伐之属》《归遗之属》《徵求之属》《告假之属》《取窃之属》《游观之属》《奔执之属》《归入之属》《削亡之属》《弑杀之属》《灾荒之属》《变异之属》。《考》下部分题为《事词通义》《事同书异》《书同文异》《释文明义》《隐文存义》《省文约义》《互文推义》《单文错义》《阙文》《衍文》《误文》。《考前》题为《圣经本末》《列传本末》《王侯邦国》《王侯世系》《庶邦杂服》《伯功本末》《圣治本末》。《考后》说：“《左传》有传文而没有经文。”每一条都分门别类地辨析论说，大体旨在辅助和发挥胡《传》。然而，《春秋》一书自古至今争论纷纭，胡氏曲意为之解释，已经有很多抵牾之处；姜兆锡又进一步割裂分配，使其更加烦琐而不恰当。△《公穀汇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写此书。他认为《公羊传》《穀梁传》着重阐发经义，这与《左传》着重记载史事不同。况且《左氏》有失实和妄诬之处，其中史事、文辞和义理的问题自不待言。至于二《传》，有把文辞混淆而损害义理的，有拘泥文辞而损害义理的，还有窜改文辞、使史事和义理都受到损害的。只有“以正终来对应正始”“重道而不重恩惠”之类的说法，确实是衡量道义的准则、圣哲的规范，所以选择取舍应当谨慎。因此，他汇编二《传》记载不同的地方，分别辨明是非；《左氏》阐发凡例、解释《经》文的内容，也附带列出。对于三家褒贬的条例，他不偏向任何一家，颇可供参考，比姜兆锡注释的其他经书似乎更值得取法。然而，《春秋》的史事，二《传》多依据传闻，《左氏》所述则都依据简策。姜兆锡驳斥二《传》的史事，往往连《左氏》也一并驳斥，这终究没有超出宋人凭主观臆断进行学术研究的范围。△《春秋义疏》（不分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写。蒋家驹有《尚书义疏》，已经著录。这部书以胡《传》为蓝本，稍微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修正，但终究没有摆脱胡《传》苛刻的习气。有时自创新说，却往往也不妥当。例如他说孝公、惠公的贤德尚未显著，隐公是贤君，所以《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又称隐公亲爱亲族、尊崇周王，和睦邻国、遵守礼制。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以说是亲爱亲族；但平王下葬时隐公不赴会，凡伯来聘时隐公不予答复，能说是尊崇周王吗？无骇进入极地，翚攻打郑国、攻打邾国、击败宋国，能说是和睦邻国吗？把祊地换给郑国，在棠地观鱼，能说是懂得礼制吗？后文每件事都显示讥刺之意，而开篇却极力称赞隐公，这是自相矛盾。宰咺归还仲子的赗礼，《左氏》只说子氏还没有去世。蒋家驹却认为，既然把仲子当作夫人，惠公应当死，仲子也应当死，所以周天王一并赗赠，以此表示自己的意思。因此，他把车马的赏赐解释成灰钉的赐予，暗示让仲子自杀。真有这样的情由吗？△《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后事》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储欣、蒋景祁共同撰写。储欣字同人，是康熙庚午科举人；蒋景祁字京少。二人都是宜兴人。这部书在三《传》和胡氏《传》之外，还多采用冯梦龙的《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两书，大概是为科举而作的。末尾附有《春秋前事》一卷，都是《国语》的文字；《后事》一卷，详细抄录《左传》从“小邾射来奔”以下的各种事件，也采用冯氏的体例。△《春秋详说》（不分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冉觐祖撰写。冉觐祖有《易经详说》，已经著录。这部书大体上，史事多取自《左传》，而评论判断多以胡《传》为依据。间或有与胡《传》不同的地方。例如胡《传》认为惠公想立桓公是邪心，隐公窥知他的邪心而促成了这件事；冉觐祖则说，父亲的命令可以施行于儿子，儿子的孝行不应拒绝父亲，按照泰伯、伯夷的事迹来看，不能说隐公是窥探并迎合父亲的邪心。假如桓公没有弑君，而隐公最终让位，难道不能称为贤君吗？这个说法颇为平允。又如论孔父之死，驳斥杜预、孔颖达所说的孔父随君主陷入非义；论滕子来朝，则采用杜预、孔颖达所说的滕子是当时被周王贬黜的说法；此外也时时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他征引各家说法，颇为杂乱；又略于考证而详于议论。例如关于夏正、周正，连篇累牍地讨论，最终却没有说出一句要领。至于《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的《传》文，他又说圣人删削文字，宁可作深入探求，不可泛泛看待。存着这种想法来解释《春秋》，大概很容易失于穿凿附会。△《宋元春秋解提要》（不分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纂。黄叔琳有《研北易抄》，已经著录。这篇书杂采宋、元各家的说法，却不加评论判断。前面有《总论》《凡例》，也都是采集旧文。卷首有四十二条自注脱落未写，书中也有很多空白。大概和他的《宋元易解提要》一样，都是尚未完成的稿本。△《或庵评春秋三传》（不分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写。王源字昆绳，号或庵，是大兴人，康熙癸酉科举人。这部书原名《文章练要》，分为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而，六宗中只有《左传》有评论本，百家中也只有评论《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和文章虽然不是两回事，但三《传》终究是以传述《经》的义理为要，不只是以文章传世。抛开《经》的义理而评论文章，是舍本逐末；按照文章写作的方法加以评点、取舍，就更是舍本逐末了。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才开始收录《左传》，古代本来没有这种先例，王源却又沿袭了这种余波吗？按照全书体例，本应归入《总集》类；但因为只完成了三《传》，难以用《总集》命名，所以姑且仍附在《春秋》类中。△《春秋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写。朱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经著录。这部编书没有完整载录《经》文，只把有所论说的地方标出《经》文作为题目，并在下面注明某年。他的《叙》虽然说“只是谨慎遵守胡《传》，偶尔遇到文辞旨意不畅通以及意思有不妥之处，才冒昧陈述自己管窥所得的见解”，但驳斥胡《传》的地方却不止一处。例如，他对“春王正月”驳斥夏时之说；对“伯姬归于纪”驳斥诸侯亲自迎亲之说；对“州吁弑其君完”驳斥不称公子是为了责备君主之说；对桓公、宜公所记“有年”驳斥灾异之说；对“诸侯盟于幽”驳斥首先背叛盟约之说；对“楚宜申来献捷”驳斥应当竭力拒绝楚国使者、上告周天王之说；对“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驳斥书“人”是表示示弱、书“师”是表示埋伏众兵之说；对“阳处父救江”驳斥责备晋国不与诸侯会合之说；对“齐人弑其君商人”驳斥把罪责归于齐国国人之说；对“楚子围郑”驳斥赞许楚国讨伐贼臣之说；对“新宫灾”驳斥神主尚未进入、哭临便属非礼之说；对“甯喜弑其君剽”驳斥这是废立国君之说；对“叔孙豹会虢”驳斥这是崇尚信义之说；对“公如晋，至河乃复”驳斥这是顺从权宜、适应变化之说；对“暨齐平”驳斥“暨”表示不得已之说；对“季孙意如会厥慭”驳斥这是力量不能施加之说；对“盗杀卫侯之兄絷”驳斥把罪狱归给宗鲁之说；对“从祀先公”驳斥这是出于阳虎之说。像这一类的地方，数不胜数。所谓谨慎遵守胡《传》，不过是谦逊的说法。至于攻击《左传》，则颇多主观臆断。例如把郑叔段“餬口四方”说成是诡辩之辞，认为叔段如果真的出奔，郑庄公怎么会置之不问？把“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解释为凡伯忍受耻辱而自行回来，而不是被戎人挟持带走；把“楚执蔡世子有用之”解释成如同后世拘执盖来行酒一类的事，认为绝无杀死他而用来祭祀的道理；把《哀公八年》“宋执曹伯阳”解释为宋国并未灭亡曹国。这些说法考察古书都没有证据，按照事理推究也并不完全妥当。又如“以成宋乱”的说法，他采纳刘敞的意见而驳斥杜预。然而，圣人作《经》的用意，正是让事情开始于义、结束于利，把前后两节相互映照，史事写得委婉而明白。如果直截了当地写先公帮助制造祸乱，公开宣扬本国的恶行，《春秋》不会采用这种笔法。“许叔入许”一事，是责备许叔没有向周王报告，却不知道乘机恢复国家，时机就在顷刻之间；如果往返向周王报告，岂不是像穿戴整齐后才去救火救溺一样吗？召陵之战，不明说楚国僭越王号的罪过，自己却把王樵的说法当作定论，必定要说如果只以去掉王号来责备楚国，楚国迫于大义就没有不服从的，这似乎不符合当时的形势。至于首止之会，责备周王世子不能像伯夷、泰伯那样，又是强求天下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他的立论大体往往都是这样。虽然驳斥胡《传》，实际上仍在胡《传》的范围之内，远不如他所作的《周易传义合订》。△《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写。方苞有《周官集注》，已经著录。方苞写成《春秋通论》后，担心学者对三《传》还不熟悉，不能很快找到头绪，于是把史事相同而记载笔法各异的内容分类汇编，共八十五类。然而，宋代沈棐、元代赵汸都已经有过这种著作。沈棐的书只有抄本，赵汸的书也直到近来才刊行。方苞在康熙年间时，这两部书还没有流传出来，所以不知道已有前作，竟在屋里又造了一间屋。这就像顾栋高没有见到程公说书，于是写作《春秋大事表》一样。△《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国朝卢轩撰写。卢轩字六以，是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把三《传》所说的《春秋》记事笔法条例汇编成表。《经》文直排，作为经；《传》文横排，作为纬。共分三格：《左氏》列在上格，《公羊》列在中格，《穀梁》列在下格。都只是列出旧文，对于异同是非不加考证。大概卢轩想写《三传择善》一书，所以先编成这张表，以便查阅；还没有来得及订正各说的得失。△《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写。朱元英字师晦，是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这部书摘取《左传》中的一百一十件事，写成一百一十一篇文章，大概仿照《东莱博议》的体例。只是《博议》多阐发《经》的义理，这部书则多在订正《传》文。然而，他喜欢提出新见解，也往往失于过分苛刻。例如《桓公十七年》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说：“不书日，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了。”朱元英却认为不记日期是特意下笔，以此讥刺《左氏》不知道圣人的用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请求观看周乐，演奏《小雅》时有“周德之衰”一句，朱元英认为这是训诂上的错误，并引用《九章算法》，说“差分”就是“衰分”。这些说法都不能确定。△《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写。田嘉穀有《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以胡《传》为主，三《传》中有被胡《传》采用的内容，也附带收录。胡《传》所引用的史实，则依照《春秋大全》的小注抄录。卷首兼论作文的方法。大概这部书专门为科举考试而作。至于遣词调度、锤炼文辞，都列入《凡例》，与解释经书的体例相距很远。△《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写。孙嘉淦字锡公，是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孙嘉淦认为，《春秋》一书是通过排列史事、组织文辞来表达意义的，《经》文本身已经十分明白，不需要依赖《传》，于是完全删去各家《传》，反复研读《经》文，把史事的前后联系起来，考察其起始和终结，贯通其脉络。史事都保存下来了，义理也可以看见。至于日期、月日、姓名、氏族、爵位、谥号之间的差别，就不再穿凿附会。然而，他大体以《公羊》“平常的事不记载”之说为根本，对于《春秋》的本旨未能完全符合。后来他自己意识到其中的错误，很快毁掉了刻版。这里保存的还是他最初刊刻时印行的本子（详细情况见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写。李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经著录。这部书大体宗奉胡《传》，但略微采纳各家说法，改变了原有面貌，往往蔓延到《经》义之外。例如解释元年，却牵扯到改元，已经属于旁枝；又因为改元而深深称赞前明十三帝不改元，岂不是徒增蛇足吗？《卫桓》记载下葬，是根据史事把它写入册籍，却牵扯到卫侯不应谥为桓，认为这是用来显示卫国人的私心。那么凡是下葬都一定记载谥号，又凭什么区别哪些是讥刺呢？许世子没有尝药，他引用张氏的说法，认为药中一定用了煅炼不熟的砒霜，这已经属于主观臆测；又责备他不能穷究事理、居心恭敬，和原来的史事相距不是太远了吗？这只是知道拾取五子的一些余论，却不曾知道三《传》的古义。△《左传杜注补义》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本洁撰写。苏本洁字幼清，是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至兴化府知府。这部编书因为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还有未尽之处，于是作此书加以补充。多从文句入手推求，体会语意，很少引用资料进行考证，所以名为《补义》。前面有康熙庚子陶贞一的《序》，说苏本洁原稿兼补林尧叟的注义，陶贞一将其删去。由此可知，他所依据的是坊间刊刻的杜预、林尧叟合注本，而不是注疏本。△《左传姓名考》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写。高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与《地名考》相辅而行，但体例庞杂，像是出自不同人的手笔。例如，不论嫡妻、妾都称为夫人，已经在篇首说明体例，却在齐国另列“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的人按世系排列而不论年代，也在篇首说明体例，但晋国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并不相连；楚国伯州犁、吴国伯嚭仍分别系于晋、楚；管修仍系于齐，而巫臣的儿子却不系于楚。鲁国妇人戴己、楚国妇人斗伯比之妻、齐国妇人棠姜、陈国妇人夏姬、宋国妇人荡伯姬之类，各自列为一条，其他国家却都不记载。“僖负羁”下面旁注一个“妻”字，尤其不统一。鲁君之女纪伯姬、楚君之女江羋之类，也各自列为一条，其他国家却不记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列在夫人一条中，尤其错误。周国石速因为是膳夫而列入大夫，晋国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却都以卑贱差役列入士。许叔的名字见于《传》，却删去不载。滕、薛、杞、莒各自成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都俨然列在与桓公同等的诸侯行列中，却又和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合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彼此矛盾的地方，几乎翻开书页处处都是，无法一一列举。难道他把这些事交给门客去做，高士奇竟一次也没有亲自过目吗？△《春秋测微》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写。朱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是海宁人，康熙年间贡生。这部书前面冠有《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每一公分为一卷。他的说法大多以胡《传》为依据，只稍微纠正胡《传》中刻酷过当的论断。然而，胡《传》没有涉及的地方，朱奇龄加以锻炼推求的也不少。全书大体凭主观揣测，根据道理作判断，而不相信《左氏》所记的史实，所以往往不考察典章制度，也不合乎情理。例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这是妾侄的称呼；朱奇龄见今人把续娶的妻子称为继室，便认为声子是嫡妻，隐公是嫡子，应当继立。胡《传》把灭项归罪于季氏，已经是不加考察；但至少没有指明具体主谋。

译奇龄于是把罪责归于行父，认为凡是在文公时代任执政的，都应移到僖公时代。像这一类说法，都是由于没有考察清楚。至于“葬卫桓公”一条，他认为“桓”是谥号，不应加在卫完身上；因为怜悯卫完没有做过失德之事，不忍心给他加恶谥，所以《春秋》沿用了这个称呼。既然如此，假如卫完有失德之处，孔子难道就应当替他改用恶谥吗？“戎伐凡伯”一条，本来发生在卫地，却责备鲁国没有做好护送工作，把境外发生的事拿来责备主人。这样说来，凡是有使臣出行，都应当大规模配备甲士，护送使臣进入本国后才返回吗？用这种说法解释《春秋经》，恐怕不是孔子删削史书的本意。他所自信的地方，在于用《春秋经》解释《春秋经》。可是他解释“刺公子买”一条时说，鲁国没有杀大夫的事，只有这一件；却没有考察《成公十六年》又记载“刺公子偃”。他解释“刺公子偃”一条时说，“刺”不是公开正明他的罪过，而是暗中杀掉他的意思；但他又没有考察“刺买”一条，《经》文写道“不卒戍，刺之”，《左传》也说“以不卒戍说於楚”，这明明是在公开正明他的罪过。这也很难说是用《春秋经》解释《春秋经》了。△《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吴陈琬撰写。吴陈琬字宝崖，钱塘人。他的书把三《传》中人名、地名的差异以及史事的不同之处分别写入各篇；又辨析三《传》义例的得失，最后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清朝顾宗玮撰写。顾宗玮字廷敬，吴江人。他的书每年占半页，横向分为十格：第一格是周，第二格是鲁，第三格是列国，第四格是灾异，第五格是郊祀，第六格是朝聘，第七格是会盟，第八格是征伐，第九格是城筑，第十格是土田。各项都把《春秋经》文分条写在其中；《左传》文字中有《经》文没有记载的，也附列在里面。根据他的《凡例》，原来还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大概不是完整的书。△《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清朝冯李骅、陆浩共同编纂。李骅字天闲，钱塘人；陆浩字大瀛，定海人。这部书开头载有《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为上、下两格，下格列出杜预《经传集解》和林尧叟《左传解》。杜氏《解》完全依照原文，林氏《解》则常有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和清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两书中与杜氏说法有异同的内容，附在后面。除此之外没有新的义理。上格都是李骅和陆浩的评论，于是竟然用时文的方式讨论《经》《传》了。△《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朝应麟撰写。应麟有《易经粹言》，已经著录。这部编著也摘取《春秋经》文作为标题，分别加以解释。他论说“春王正月”时，认为孔子施行夏代的时制，改用了周代的正朔，这个根本原则已经错了。其他论述也都是陈陈相因的说法。△《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陆奎勋撰写。陆奎勋有《陆堂易学》，已经著录。这部书竭力驳斥《春秋》一字一句都寓含褒贬的说法，很能扫除《公羊传》《穀梁传》拘泥义例的弊病以及宋儒深刻严酷的论说；但矫枉过正，认为孔子完全因袭旧史的文字，那么所谓“笔削”又在哪里？所谓“暗中取其义”又在哪里？何况《公羊传》记有不修《春秋》的文字，《左氏传》记有河阳书狩的说法，距离圣人时代还不远，必定有所传承。举出一两处，就可以类推其他。可是他却说，除了这几条以外，全部都是因袭鲁国已有的史书。难道一定要像倪思的《班马异同》那样，逐字标明原本、改本；像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那样，逐篇区分本来歌词和入乐歌词，然后才相信孔子曾经有所修改吗？他怀疑胡《传》而相信《左氏传》，也足以破除用《春秋经》解释《春秋经》的空谈。可是他又另出新奇说法，想用孔子的话解释《春秋》。凡是诸子书、纬书中引用的文字，不问真假，一概收入，已经十分芜杂。至于其中有些文字与《春秋》毫无关系，例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用《坊记》说：“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这一节，又引用《文言传》“积善之家”这一节，注释说：“考察前一条的意义，是针对齐僖公说的；后一条的意义，是针对齐襄公说的。”这似乎认为孔子一生没有一句话不是因《春秋》而发的，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用《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这一节，用来附合《左传》关于夷礼的说法；但又注释说：“考察杞称为子，《左传》认为《春秋经》贬斥他为夷，不如《穀梁传》注所说的，是因为当时的王降低了他的爵位，这种说法更好。”这样一来，连孔子的义旨也一起驳斥了。全书大体都是这类情况。这些都是一味追求高深、务求胜过别人的过错。△《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清朝刘绍攽撰写。刘绍攽有《周易详说》，已经著录。这部书采集《公羊传》《穀梁传》附会的说法以及孙氏、胡氏等各家的臆断，汇编成一书，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穿凿附会。全书大旨只把名字、月日作为褒贬依据，对《左传》的攻击尤其用力。他说《左氏传》不过是叙述史事，对于《春秋》的义旨毫无阐发，却不知道先有史事，然后才有是非；有了是非，然后才有褒贬。只根据《春秋》所用的字来判断褒扬，那么褒扬的原因，刘绍攽能够通过考究这个字而知道吗？只根据《春秋》所记的人来判断贬斥，那么贬斥这个人的原因，刘绍攽能够通过考究一个人的名字而知道吗？例如宰咺赠送赗礼给惠公的仲子被认为是贬斥，假如没有《左传》，怎么知道仲子是妾，因而知道为什么要贬斥他？齐国高子来鲁被认为是褒扬，假如没有《左传》，怎么知道这是因为高徯保存鲁国，所以要褒扬他？幸亏借助《左传》才知道这些事情，却又避讳说明事实的来源，认为《左传》不足凭信，这同迷路的人借助别人引路，找到道路后却鞭打那个人并把他赶走，有什么不同？△《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刘绍攽撰写。这部书与他所著的《笔削微旨》互相配合，但往往只是沿着文字铺陈敷衍，很少有所发明。例如《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隐公时期的一次，桓公、文公、成公时期各两次，僖公、宣公、定公时期各三次，庄公时期四次，襄公时期九次，昭公时期七次。其中日全食有三次，即本年以及《宣公八年》七月、《襄公二十四年》七月，都是变化最严重的。”又如《庄公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说：“《春秋》在外国事件中记载‘侵’五十七次，从这一次开始，到《哀公十三年》晋国魏曼多侵卫结束；记载‘伐’二百一十三次，从《隐公二年》郑人伐卫开始，到《哀公十三年》公子申伐陈结束。天下无道已经到了极点。”《僖公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说：“用人祭祀的事有两次：本年用鄫子，《昭公十一年》楚国拘执蔡国世子有并用他祭祀。那种残虐已经到了极点。”日食是灾害，侵伐是不道，杀人祭祀是残虐，这些难道还需要多说吗？△《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清朝牛运震撰写。牛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解释《春秋经》，不相信三《传》，动辄加以驳斥，大概属于宋朝刘敞、孙复一类人。由于他记诵广博通达，足以支持他的博辨，所以常常产生与众不同的论说。△《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清朝魏枢撰写。魏枢有《东易问》，已经著录。这部书杂采《春秋》三《传》和胡《传》的文字，又在后面附上自己的注释。然而大体上用意苛刻深险，没有超出胡氏的门径。他自己提出的新意，尤其常常乖谬。例如《春秋》是鲁国史书，以鲁国纪年，所以在正月上面写“王”，用来表明正统。魏枢却擅自改动《经》文，用周纪年，把鲁国纪年作为附注。这只是知道抄袭《通鉴纲目》的体例，却不知道用周纪年以后，正月再写“王”就重复了。这和伪造的《元经》既写“某帝某年”，又写“帝正月”是同一种错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本来应当以“获麟”为重点，魏枢却说：“冬天打猎叫作狩。《春秋经》虽然在十四年春天绝笔，实际上却是十三年冬天的事。不能抹去其中的春字，是为了奉行正朔并尊崇大一统；一定要终止于冬天，是为了说明天道并顺应四时的次序。这大概暗中寄寓着施行夏代时制的意思。” 这又是在正题之外枝节横生，委屈孔子的意思来迁就自己的说法。像这一类情况比比皆是，都不足以作为准则。△《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杨方达撰写。杨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经著录。当初孙嘉淦撰写《春秋义》，大旨宗法胡安国的说法。后来逐渐觉察其中不对，不久便亲自毁掉刻版（按：孙嘉淦亲自毁版的事，见本书《凡例》第三条）。杨方达曾经受到孙嘉淦的知遇，因此替他删改增补原文，编成这部书。全书大旨在三《传》中多取《公羊传》《穀梁传》的《经》文。例如把“裂繻”写作“履緰”，把“矢鱼”写作“观鱼”，把“叔孙婼”写作“叔孙舍”，把“定姒”写作“定弋”之类，也多从《公羊传》《穀梁传》。至于《左传》所载的史事，往往加以排斥。例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有明确文字记载，他却说：“或者鲁国史书原本就写作‘狩’，或者是孔子写作‘狩’，都无法知道。”这样连《左传》中可以采信的说法也不相信。他对各家学说多采纳宋朝以后的说法，对于唐朝以前的说法只采录刘向《灾异》中的一两条。例如“文公丧娶”一条，全都采用《春秋繁露》，却不肯标明董仲舒的姓名，大概是忌讳承认宗法汉儒。他的立论尤其务求深刻。在二百四十二年中，偶尔没有受到讥刺弹劾的，只有“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等十八九条而已。至于召陵之盟、甯俞来聘两件事，孙嘉淦所赞许的，杨方达又推论其中的过失：责怪齐桓公没有声讨楚国僭越王号的罪行，责怪甯俞只知道聘问鲁国，却不知道朝见周王。实际上，侥幸得到宽泛评论的，只有十五六件事。其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既说隐公是篡位，又说桓公是弑君，这是把讨伐篡位说成弑君。既说州吁弑杀桓公而周王不加过问，又说卫人拥立晋而周王不加过问，认为过错在于天王；但对于王人子突救卫，却又责怪他只知道顺逆而不知道众寡。这难道是说，作为天王，无论怎样进退都没有不获罪的吗？朱子说孙复解释《春秋》像商鞅施行的法律；像这部书，难道还只是商鞅式的严酷吗？最严重的是拘泥于“通常事情不记载”的说法，对于十二公去世，即使最终死在路寝、完全合乎礼制的正当情况，也一定要寻找其中受到贬斥的原因。这样说来，假如没有可贬斥之处，国君更替，史书就可以不详细记载了吗？至于“纪季姜归于京师”，他说季姜不是嫡长女，不能作为王后；“许叔入于许”，他说许君有儿子，许叔却不奉立他而自行即位；这些说法又不知道依据在哪里。△《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清朝王心敬撰写。王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不载《经》文，也不涉及《经》中所记载的史事，只泛泛讨论孔子的意思。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叫《讲读八法》，第二篇叫《通论》，第三篇叫《原春秋之由作》，第四篇叫《诸儒论春秋》。全书大旨本于《孟子》的说法，以尊王抑制诸侯霸权为主，立论很正。他认为孔子并不在一字一句上寓含褒贬，这也足以破除各家纷纷纠缠的陋说。但他矫枉过正，加上悬揣臆断，不顾事理是否通顺。至于说《左传》中的史事都是圣人删削后留下的，不应再保存这些说法。考察古代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属于左史一类。

译《春秋》属于右史一类。刘知几撰写《史通》，叙述史书的源流，讲得极其明白。王心敬却援引《尚书》作为例子，说可以保存的史事，圣人一定保存了，例如《典》《谟》《训》《诰》就是这样；不可以保存的史事，圣人一定删去了，例如《左传》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因此把所有《传》都废弃，只用《经》解释《经》。他没有想到《经》文简略质朴，如果没有《传》就难以明白。例如“郑伯克段於鄢”一条，假如没有《传》文，那么段是郑国的什么人，郑伯为什么攻克他，《经》文都没有明说；仅仅根据这六个字，抱着残缺的经文去探究事情的始末，即使圣人重新活过来，苦苦思考一生，也无法知道段是郑伯的弟弟，以及姜武公夫人在内应并发动叛乱。这样一打开书读几行，就已经窒碍难行了，更不用说其他内容。何况自从有了《六经》以后，从汉代直到今天，博通的儒者不断出现，他们误解经意的固然很多，真正理解经意的也不少。王心敬却一概排斥，认为孔子以后只有孟子能够理解《春秋》，孟子以后直到王心敬才有人能够理解。甚至说孔门弟子没有见过《春秋》，所以《论语》没有一个字提到它；子思也没有见过《春秋》，所以《中庸》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它；直到孟子寻访阙里，才看到《春秋》原经。按照事理推究，难道会是这样吗？△《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清朝许伯政撰写。许伯政有《易深》，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孔子既然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那么鲁史中记载的事实就成为孔子为《春秋》所作的传。如今《左传》中那些只叙述而不作判断、言辞简约而旨意精深的文字，就是孔子所作的。其中有加以注解的，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有加以论赞的，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这些文字语气浮夸，很多与《春秋》的旨意相违背，于是认为是左氏增添设置的。书中都把它们列为小注，使它们不与原《传》混在一起。凡是《传》中有而《经》中没有的文字，则全部删去，不予收录。考察近来河南张沐撰写《春秋疏略》，认为“左”是列在《经》左边的意思，不是人的姓。许伯政大概继承了这种说法。但他又觉得《传》中的论赞有时称孔子，有时称仲尼，终究不像孔子亲自写的，所以进一步改变说法，归结为左氏后来增加的。至于《春秋》使用周正，本来没有可疑之处。它兼用夏正，以便于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的文字，显然可以作为依据。许伯政只摘取经书中使用夏正的文字来相互诘难，大概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又认为《左传》“王周正月”一句尤其是确证，却把“王周”二字斥为不通，认为是后人添加的。这样一来，凡是古书中妨碍自己说法的，都一概说成后人窜入，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替自己伸张的理论了。只是，他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的甲子以及节气的时刻，使二百四十年间置闰的得失、干支的次序一一可以看见，用来证明自己的说法符合夏正，这一点似乎还有根据。却不知道周正、夏正的区别在于月份，不在于日期。两者的月份虽然相差六十天，但日期按六十甲子计算，恰好已经循环一周。无论采用周正还是夏正，朔日和望日原本都没有改变，不能拿来作为以寅月建正的依据。这也不是不探究根本而只整齐枝末。△《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朝郜坦撰写。郜坦是淮安人。这部书成于乾隆乙丑年。开头是《纂例》十五篇，末尾是《或问》六卷，用来说明取舍各家说法的意图。《经》文全部遵从《左氏》，不遵从《左氏》的只有三条：把“纪子帛”改从“伯”，把“君氏卒”改从“尹”，把“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书中所述事迹也依据《左氏》。他所汇集的传注，多采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的说法，另外采录宋、元诸家的意见作为辅助。在历来解说《春秋》的学者中，他也不是只崇尚空谈的人。不过他的论断也有失于苛深之处，而且时时喜欢提出新意，却不完全妥当。例如把“君氏”改为“尹氏”，仍认为就是鲁公被囚禁于郑国时的“尹氏”，这是沿袭金履祥的说法，实在牵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后越境便可免罪一事，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等儒者都认为必定不是孔子的话。但郜坦在《或问》中却说：“越境而不返回吗？晋国的董狐又凭什么说这是为了端正弑君之罪呢？”在《集古传注》中又说：“离开本国而不回来，这样君臣之义才断绝。所谓越境就可以免罪的话，是给如今怀有‘无将’之心的人开了一条门路。”等等。《春秋》写成以后，乱臣贼子都感到畏惧，难道圣人反而会给后世开一条门路，让奸雄借此作为借口吗？至于修筑楚丘城的说法，他的《传注》本来主张刘敞的意见，而《或问》却认为应当采用孙复的意见。两部书中偶尔不免互相抵牾，这还只是小节。△《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清朝刘梦鹏撰写。梦鹏字云翼，是蕲水人。乾隆辛未年进士，官职为饶阳县知县。这部书卷首列举孟子、朱子论说《春秋》的文字，分别称为《述孟》《述朱》。其次是《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按十二位鲁君分为十二卷。全书大旨尊崇《公羊传》《穀梁传》，斥责《左氏传》。他的《自序》说：“《公羊》《穀梁》根据事例连缀文辞，义理并不违背儒者，却拘泥于日月、姓名、爵号来寻求凡例，难道《春秋》的宗旨全都如此吗？至于《左氏》，记事虽多却有错误，解释《经》文又疏略而谬误。比如莒密州的事，《经》文没有说是世子展舆，《左氏》却认为是展舆。莒庶其的事，《经》文没有说是世子仆，《左氏》却认为是仆。蔡侯申的事，《经》文以身份低贱者书作‘盗’，《左氏》却认为是公孙翩。晋州蒲的事，《经》文没有说是栾书、中行偃，《左氏》却认为是栾书、中行偃。晋夷皋的事，《经》文认为是赵盾，《左氏》却认为是穿。郑伯夷的事，《经》文认为是归生，《左氏》却认为是宋。

译吴僚的事，《经》文没有说是公子光，《左氏》却认为是公子光。郑髡顽，《经》文认为他是自然死亡，《左氏》却认为是公子騑谋划的。楚子麇，《经》文认为他是自然死亡，《左氏》却认为是公子围发动叛乱。齐阳生，《经》文认为他是自然死亡，《左氏》却认为是陈乞用说服吴国的办法造成的。其他大夫出奔的事，《经》有时只写一两个人，《左氏》却增加写入数人。会盟、侵伐之事，《经》各自记载本事，《左氏》有时却牵连、移换成别的事情。滕、薛，杞、宋，蔡、邾，各是两个国家，《经》记载得很清楚，《左氏》却错误地合为一国。缘陵、城杞，实际是两个地方，《左氏》却认为都属于淳于。入祊和假田，各有各的事情，《左氏》却认为是鲁、郑两国互相交换。子帛、君氏，是讹误的字，《左氏》却认为是名称。甲戌、己丑，是两个分别记载的日期，《左氏》却认为是两次报告。葬桓王，是有所避讳，《左氏》却认为是改葬。子般是自然死亡，《左氏》却认为是被杀。子牙是自然死亡，《左氏》却认为是被鸩杀。像这类世次增添、事迹错误的情况，难以完全列举。”他的论说非常善于辨析，几乎接近季本、郝敬、毛奇龄。然而，《经》是垂示书法，《传》是叙述事实。如果一定认为《经》没有记载的内容就是后来增设的，那么河阳之狩就应当是真的周天子巡狩了。他的说法表面上似乎通达，实际上却是错误的。至于文辞深刻而失当之处，更是凭个人臆测轻率断定。例如认为隐公是在窃取国位，欺骗年幼的桓公而夺取国君之位，并且垂涎国位十多年；认为子同出生就是哀姜日后入鲁的铺垫，从子同出生到哀姜嫁入，说明他过了婚期仍不娶，婚姻安排不合时宜；认为季友的志向在于奉立僖公，借助齐国使其复位，因此杀害闵公的不是庆父而是季友；认为齐国崔杼的事情，也是因为景公依附崔杼，所以崔杼为了拥立景公而产生了叛逆的谋划；认为昭公三十二年吴国讨伐越国，所指的是南越芊姓，而不是于越的越国：这些也可以说是过于自信了。△《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朝姜炳璋撰写。炳璋有《诗序补义》，已经著录。这部书想要纠正历来解释《春秋》的人委屈《经》文而迁就凡例的弊病，认为《春秋》没有固定凡例，《左传》所说的凡例都是史官旧有的文字。他把凡例分为五类：一是西周旧典，二是东迁以后列国相沿的凡例，三是鲁国史官相互传授的凡例，四是霸国重新制定的凡例，五是鲁国君臣私自制定的凡例。杜预所谓通常凡例都是周公的礼经，变例都是圣人的新意，不能算作定论。他引用的材料相当典雅广博，考证参照也颇为融贯。不过，假如说史官相沿有这五类凡例，左氏于是就可以根据它们推测圣人所作的《经》文吗？假如说《春秋》完全因袭这五类凡例的旧文，那么圣人不过是照录鲁史，既不增写也不删削，又怎么能说圣人暗中取法于此？又怎么能说“了解我、责罪我，恐怕只有《春秋》吧”？看《襄公二十年传》，甯殖说：“我的名字藏在诸侯的史册上，写着：孙林父、甯殖放逐了他们的国君。”可是《经》却记载：“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这也是没有完全采用史册记载的明证。他的注释采用杜预《解》的约十分之六七，同时兼采其他说法，并参杂自己的意见，也相当简洁。但他在《传》后面一定附上解说，在书卷开头又冠以评论，有时评论事情，有时评论文章，就像书坊选编古文的体例，实在不是注释经书的体例。△《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清朝孙从添、过临汾共同编纂。孙从添号石芝，是常熟人；过临汾是长洲人。这部书开始刻于乾隆己卯年。它取《春秋》三传以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面列出书法，后面记载事类，事类之中又分为《经》《传》两部分。他的《自述》说，本书取法于苏轼“《春秋》应当按类别来探求”这句话。虽然也想阐发根据事例连缀文辞的宗旨，但割裂得繁琐细碎，反而更加难以查找。卷首列有《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也是取自苏轼的《指掌图》。却不知道《指掌图》是后人伪作，并不是苏轼的书。△《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清朝阎循观撰写。循观有《尚书读记》，已经著录。不过，《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明帝王治理天下的大法；这部编书则对《春秋》删削笔削的大义有许多阐发。例如说：“胡氏关于夏时冠以周月的说法，从道理上说绝不可能。孔夫子作《春秋》，是为了阐明文王、武王之道和文王、武王的制度，难道孔夫子反而会改动它吗？”又说：“武氏子来请求赙赠，这是在责罪鲁国。”又说：“州吁不称公子，是在卫国断绝与他的关系。胡氏说庄公没有按照对待公子的礼道对待他，认为这是对做人君、做人父者的告诫；这样怎么能震慑乱臣呢？”又说：“诸侯不得擅自杀大夫，所以凡是大夫被杀，《春秋》都称为某国杀了某官，不论其有罪无罪，也不论杀得是否与罪相当。这层意思先儒多有误解。”又说：“解说者认为天子不称‘天’，是《春秋》贬斥天子，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春王正月’不说‘天王’，那么天王和王是同一个称谓。”又说：“梁山崩塌，穀梁氏说：国君亲自穿缟素，率领群臣哭吊，之后又祭祀它。这是把山崩看成堵塞河流的事情了。这是术士的说法。左氏说：国君因此不举行宴饮，降低服饰等级，乘坐没有帷幕的车，撤去音乐，离开正寝居于别处，祝官用币帛、史官用祝辞，按照礼制办理。” 这体现了有关官署仍在履行职守。胡氏说：古人遇到灾异而对外采取这些仪式，内心一定先产生了恐惧和修身反省之心；如果只是举行这些仪式，实际上却没有相应的内心作为，又怎么能够消除灾异呢？这才是儒者的道理。”他的言论大多如此，明白而正大。可惜全书只有八十八条，未能写成完整著作。△《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清朝李文渊撰写。文渊字静叔，是益都人。《春秋左传》本来是用来解释《经》的，自从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以后，便相沿把它当作文章来评论。近来宁都魏禧、桐城方苞对文章法度的推阐尤其详细。李文渊认为二人的论说仍有未尽之处，于是自己按照个人见解加以评点。书稿只写到《僖公二十四年》，李文渊便早逝了，这部书于是没有完成。他的哥哥文藻收集整理遗稿，编成三卷，在潮阳刻版刊行。书末有文藻的《跋》，说李文渊潜心研习《易》《礼》两经，花了几年时间搜集并阐释古人的图象、传注，直到患病并死亡。因此他所作的评阅，大多没有完成一卷。△《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清朝吴守一撰写。守一字万先，是歙县人。这部书推考岁差的增减，用来证明《春秋》所记载的日食有错误。《春秋》所记日月，用《长历》考察，往往有讹误，这一点已经见于杜预《释例》。这部书进一步详细考察日月运行进退的迟速，以求得日食发生的交限；末尾附有《诗书日食考》两条，用来互相参证。但他认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应当是三月己巳朔，记为二月是晦朔的错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应当是五月癸丑朔，记为三月，可能是夏正造成的讹误。近来陈厚耀撰写《春秋长历表》，认为隐公元年以前不是少了一个闰月，而是多了一个闰月。把月份推迟一个月来校正，隐公元年正月应为庚辰朔，比《长历》实际要退后两个月，这样推算一直到僖公五年为止。如果迁就闰月小建的说法，那么隐公、桓公三年的日食就更不必怀疑了。《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吴守一认为应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认为应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接连发生日食，吴守一和顾栋高都依从《大衍历》，认为八月没有日食。其他地方吴守一、顾栋高的说法也多相同，但都不如陈厚耀考证得严密。生在几千年以后，却一定要在秒忽之间考求岁差，也未必能够全部得到正确结果。姑且保存他的说法，也就可以了。△《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朝汤启祚撰写。启祚字迪宗，是宝应人。他的书自称“不传”，是说对四种《传》没有专门遵从哪一家。现在看他的解说，其实只是不遵从《左传》而已。对于《公羊传》《穀梁传》和胡氏《传》，他都采录其中的余论，而对于日月书法的凡例尤其笃信《公羊》《穀梁》。不过三家的《传》都以讥刺、贬斥为主，同时又各自有所平反。汤启祚却专门取用三家严苛深刻的说法，合成一部书。照他的论述来看，圣人制定的法度，比商鞅、韩非的还要残酷。△《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吴应申撰写。应申字文在，是歙县人。他认为《春秋》经解的卷帙浩繁，难以全部阅读，于是汇集各家学说，选择符合《经》旨的内容，详细注在《经》文下面，以便记诵和查阅。《自序》说，这些文辞可以计算日程来诵读，对愚钝的人来说十分便利。可见这只是专供学习诵读的本子，并不是有意阐发《经》义的著作。△《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没有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它采集各书所记载的春秋时期事迹，列在三《传》之下，意在使各种材料相互参证。然而，左氏亲自见过国家史书，《公羊》《穀梁》两家已经比不上它的确实程度；这部书却又兼采诸子百家的杂说和寓言，想用来考察校正其中的是非，结果也只是使全书更加庞杂罢了。对于《经》义没有帮助。──以上“春秋类”共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其中十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考察：明代科举的制度，各经的传注都沿用元代制度，采用宋儒的说法。不过程子撰写《春秋传》没有完成，朱子又没有注释《春秋》，由于胡安国的学术出自程子，张洽的学术出自朱子，《春秋》于是确定采用这两家的说法。这大概是看重他们学术渊源的深厚，并不是真正认为二人的著作果然胜过其他各家。后来张氏《传》因为文字繁多而逐渐废弃，胡氏《传》最终得以单独流行，这又是考官和举子共同趋向简便的缘故，并不是法令所规定的。而且其他经书即使限定只能依据一家立论，仍然以经文为主；《春秋》这部经却只是以阐发《传》的义理为主。用《经》文出题，不过是作为《传》文的标识，只要知道是某位鲁公某年某事就够了。看张朝瑞《贡举考》，其中详细列出明代一朝的试题。其他经书都具列经文的首尾，只有《春秋》仅列题目中的两三个字，如“盟密”“夹谷”之类，由此可知它把经文看得并不重要。因此，《春秋》虽然列在学官所掌的经书之中，实际上是把胡氏《传》当作一经，孔子只徒有经书的虚名罢了。经学义理荒疏，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各家学说，折中圣人之言，凡是胡安国迂曲错误的言论，全都逐一驳正。这足以说明，是非公论终究有不能强行掩盖的地方。现在校勘检查遗留下来的书籍，对于明代解说《春秋》的学者，多有删削。希望不要让科举中的俗学侵蚀圣经的本旨，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