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四 集部二十七

译卷一百七十四　集部二十七 ○别集类存目一 △《董子文集》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汉代董仲舒撰写。董仲舒有《春秋繁露》，已经著录。《隋书·经籍志》记载《仲舒集》一卷，并注说：“梁代为二卷，已经亡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仍记载为二卷。《宋史·艺文志》又作一卷。后来的两种书都已散佚。明正德己亥年，巡按御史卢雍巡视所属地区到达景州，那里是董仲舒的故里。于是修复广川书院，祭祀董仲舒，并搜集他的散佚文章编成这部集子。然而除采录本传以外，只增加了《西京杂记》《古文苑》所载的几篇文章，不如张溥《百三家集》完备，所以这里只保存它的书目。△《诸葛丞相集》四卷（内府藏本） 清朝朱璘编。朱璘字青岩，常熟人，官至南阳府知府。这部书第一卷所收诸葛亮遗文一卷，陈寿所上目录都没有记载，大概是从《三国志注》以及各类书籍中搜集而成。其中的《黄陵庙记》，明代杨时伟作《诸葛书》时，曾经以它抄用苏轼“大江东去”词中语句为理由，考辨它是伪作。现在考察陆游《入蜀记》作于乾道六年，记载黄牛庙的事情，引用古谚以及李白、欧阳修的诗，张咏的赞语也记得很详细，唯独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诸葛亮的这篇记文。袁说友刻印的《成都文类》作于庆元五年，也没有这篇文章。这样看来，伪托的本子出于南宋以后，显然无疑；朱璘却仍然把它收入，完全没有考订。至于《心书五十条》，显然是伪托之作，他也拿来敷衍充数。并且《武侯十六策》的伪造性质与《心书》相同，晁氏《读书志》已经著录，它还应当是出自宋人之手。既然收取《心书》，又不收取这部书，是什么缘故呢？第二卷以下都是附录，所列《八阵图》以及分野等条目，杂乱尤其严重。最后一卷全是朱璘及其儿子瑞图的诗文。这已经不是刊刻诸葛亮的文集，而是刊刻朱璘的家集了。△《陶诗析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黄文焕撰写。黄文焕有《诗经考》，已经著录。崇祯年间，黄文焕因被征召考试而升任翰林。恰逢他的同乡黄道周因评论杨嗣昌、陈新甲而被逮捕审问，供词牵连到黄文焕，两人一同被下入诏狱。黄文焕在狱中笺注《楚辞听直》八卷，并撰写了这部书。《自序》中所说“首夏之廿五日，襆被就白云”的话，指的就是这件事。他分析陶诗的体例有三点：一是锤炼句子、锤炼篇章，不专门追求平淡；二是忧虑时局、思念乱世，不只是表现隐逸；三是以理学为宗旨，自己以圣贤自任。每首诗都在句下附批语，又在篇末总论。陶诗的妙处，在于所谓把极深的意味寄托在淡泊之中，把纤细浓丽的情致表现于简约古朴之中，它的神韵义理存在于笔墨之外。只能涵泳体会、与之融合，却不能在规矩格套之内逐字逐句地寻求。正如伯英、逸少的书迹，不能用笔画波磔去钩摹；襄阳、云林的书法，不能用外在形象去比较衡量。黄文焕遭逢世道灾难，借陶诗寄托自己的意思还可以，但一定说他领会了陶诗的精微，就不对了。另有版本或作四卷，又附黄文焕自作《赭留集》一卷，虽然有意攀附名家，却像续貂一样不相称；现在析出，另行著录。△《陶诗笺》五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清朝邱嘉穗撰写。邱嘉穗有《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为陶潜集作的注。揣摩语气，完全像时文批语。他竭力辨说陶潜不信佛，是为了尊崇正学、远离异端，这种说法尤其拘泥。陶潜值得看重的地方，在于他的人品和志节。他不加入白莲社，只是因为性情疏放自在，不能忍受禅门仪式的拘束，并不是因为心中存有儒、佛门户之见。邱嘉穗刻意讲学，所以把陶潜不加入慧远的社团看作千古第一大事，却不知道唐代以前的人本来就不以此评论贤与不贤。△《陶诗汇注》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清朝吴瞻泰撰写。吴瞻泰字东岩，歙县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乙酉年。第一卷载有宋代吴仁杰、王质两家的年谱，末卷附诗话一百多条。他对陶诗的注释，采纳宋代汤汉、元代刘履、明代何孟春、张尔躬、黄文焕等家的说法。刘履从未注过陶诗，大概是从他的《文选补遗》中搜取出来的。其中如辨析《辛丑岁游斜川诗》的“开岁倏五日”，仍沿用旧注，没有特别解释。辨析《读山海经诗》的“形夭无千岁”一句，则对曾季貍、周必大两家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不能立即断定。按：精卫本来属于含冤之物，所以借它寄托忠臣志士复仇的志向。至于刑天争夺帝位失败，本来属于乱臣贼子死后化形起舞，仍是妖魂，正可以拿来比作卓莽一类违逆常理、冒犯纲纪的人。对于《山海经》的文字，这些情况都清楚可考，陶潜为什么反而取用并推重它的勇猛志气呢？吴瞻泰没有考察其中本义，只是在字形相近、意义可疑之处争论，不能算得当。又如《赠长沙公族祖》一首，吴仁杰、张縯反复考证，最终仍与世系不合。只有杨时伟订定的陶集认为，序文开头“长沙公於余为族”应当断为一句，“祖同出大司马”应当断为一句。诗题中的“族祖”二字，是后人误把序文中的“祖”字读成句读，因而妄自增加到诗题中的。他的说法相当确实，但吴瞻泰没有引用，难道是偶然没有见到那部书吗？集中《归田园诗》末一首，根据《遯斋闲览》确定为江淹的诗，有《文选》可以作证。《问来使诗》这一题的一首，根据《七修类稿》确定为苏舜钦的诗，有《苏子美集》可以作证。他的《四时》一章，只根据许顗《彦周诗话》确定为顾恺之的诗。但顾恺之的诗在其他古书中没有别的出处，似乎还应当保留疑问，不能贸然删去。《读史述》九章，旧本不收入诗集，吴瞻泰因为它是四言韵语，便移到卷末。然而题画扇的各篇赞语也是四言韵语，为什么偏偏舍弃那些而选取这些呢？△《漫叟拾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这部书选录唐代元结的文章，没有注明编选者姓名。卷末有《竹冈居士跋》说：“《元次山全集》近来已在广南重刻，湛甘泉太史为它作序，叙述得很详细了，这里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这几篇文章在警醒人心、感慨时事方面很有切中之处，所以另外抄录下来，并不是有所取舍。”末尾署名戊寅冬季，没有注明年号。按照湛若水任翰林官的年月推算，大概是正德十三年。

译△《李诗钞述注》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兆珂撰写。林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经著录。林兆珂任衡州知府时，曾刊刻《杜诗钞述注》。这部书是他任安庆知府时刊行的，因为李白游历的足迹多在皖地，仍然像在衡州刊刻杜甫诗的旨趣一样。此书也按诗体分类选录，每篇开头笺释典故，结尾加以阐发，也很重视考订，想超过萧士赟、张齐贤的旧本。然而其中有误解原诗的地方，如《王昭君诗》“一上玉关道”，玉门关与西域相通，并不是汉朝与匈奴往来的道路。《怀子房诗》“我来圯桥上”，东楚把桥称为“圯”，不应在“圯”字下面再加“桥”字。有传抄造成的错误，如《拟古》“因之寄金徽”，根据《汉书·和帝纪》《唐书·地理志》，“金徽”应作“金微”，是山名。《听新莺》“百啭歌还过，茝石听新莺”，根据《西都赋》，“茝石”应作“茝若”，是殿名。现在书中的注释都没有辨明这些问题。至于那些必须有注释才能明白的诗句，例如《拟古》中的“苍然五情热”，是用了《尔雅》“春苍天”和郭璞注“万物苍苍然”的话，意思是五种情感苍然而生。《开元寺赠衡岳僧》中的“五峰秀其骨”，则是用了《传灯录》所载慧可大师一日头痛、头顶骨像五座山峰一样突出的故事。如今这部书的注释中也没有说明这些，文章的意思便无法明白。像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还不能称为善本。△《杜律注》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虞集撰。虞集有《平猺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所注的杜诗，共七言近体诗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有《杨士奇序》，说他解说《题桃树》一篇，清楚地阐明了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旨意，深得杜甫诗意，一定是伯生所作。然而欧阳玄撰写的虞集墓碑，却没有记载他有这部书。看它的措辞和意思，也都浅近。考察元代赵汸曾向虞集学习诗歌，而他所注的杜诗却没有一句提到自己的老师。董文玉为《赵注》作序，也怀疑虞注并非虞集真作，但没有说究竟出自谁手。考据曹安《谰言长语》，书中说元代进士、临川人张伯成著有《杜诗演义》，曾昂夫作传时有这个书名，而且还有刻本，只是流传很少，往往被误认为是虞伯生所作。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也说：“徐竹轩以道曾对我说：‘《杜律》不是虞伯生注的。宣德初年已经有刻本，是张姓某人所注，我亲眼见过。’”综合两家的说法来看，这部注实际出自张伯成之手，只是后人借用虞集的名义刊行罢了。王士祯《池北偶谈》说，张伯成名性，是江西金谿人，曾注《尚书补传》。吴伯庆有一首挽诗说：“笺疏一定能使杜律流传，墓志铭又有谁来继承唐代碑文。”这尤其可以作为明确的证据。△《读杜愚得》十八卷（通行本） 明代单复撰写。单复字阳元，会稽人。《千顷堂书目》说他是嵊县人，洪武年间任汉阳河泊官。又说他一名复亨，考中怀才抱德科，授任汉阳知县。传闻说法不一，究竟哪一种正确，无法详知。这部书前面有宣德九年黄淮所作的序，说杨士奇在湖湘得到他的稿本，交给江阴朱善庆兄弟刊刻。考察黄伯思《东观馀论》，书中说他曾撰写《杜诗编年集》，可见杜诗编年实际上始于黄伯思。他的书如今已经失传。后来鲁訔、黄鹤等人穿凿附会于字句，考索年月，大多不妥。这部书开头列有新定年谱，也未免牵强附会。它所笺释的典故，都是抄取各家注本，没有考证。注释之后概括诗的大意，略作训解，也只是依照文字敷衍，没有新的发明。至于每篇仿照《诗传》的体例，注上“兴也”“赋也”“比也”等字，更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杜诗通》十六卷、《本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綖注。张綖字世文。《千顷堂书目》作字世昌，疑心是传抄错误。他是高邮人，正德癸酉科举人，官至光州知州。这部书依据清江范德机批点评注的杜诗三百一十一篇编成，每首诗先说明训诂和名物，后面解释创作意图，很能排除诗家穿凿附会的说法，但它的缺点又在于解释浅近。《本义》四卷，都是解释七言律诗。大体上只是顺着文字推演诗意，都不能窥见杜甫诗歌的门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杜律意注》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赵统撰写。赵统字伯一，临潼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户部郎中。这部书解释杜甫的七言律诗。开头论述拗体，认为拗体是杜甫粗率的律诗，这是完全不懂声调的人才会有的说法。书中所作解释也都是主观臆测，不太合乎作者的原意。《凡例》说他所见到的杜诗只有虞注二卷，所以虽然颇有校正，却完全没有考证。例如《崔氏东山草堂诗》把“芹”字说成出韵，是因为不知道唐韵中“殷”字归附真韵而不归附文韵，直到宋代贾昌朝才把它移入文韵。许观《东斋纪事》、王应麟《玉海》都可以作为考证。△《杜诗钞述注》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兆珂撰写。林兆珂任西曹时就亲手编纂这部书，等到出任衡州长官，便刊刻了它。他说杜甫曾游历衡州，在衡州刻印杜甫的诗，是为了增加衡州的声望。《自叙》说自己广泛采集群书，补充解释过去没有完备的地方，有时附加自己的见解，按诗体分类选诗作注，共成十六卷。然而杜甫诗全集共有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巨制和名篇往往不收；对于《杜鹃行》《虢国夫人》两首诗，过去因为黄鹤、陈浩然两种本子误收入杜诗，反而一并选入。至于《秦州杂诗》二十首，只选了八首；《游何氏山林》十首，只选了六首，竟然用“其一”“其二”标写次序，好像原诗只有这些首数，尤其令人无法理解。至于注释中引用史实，大多不注明出处。这又是明代著述的通病，并不只是林兆珂一人如此。△《杜律意笺》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颜廷榘撰写。颜廷榘字范卿，永春人，官任九江府通判，最终任岷府左长史。这部书选取杜甫七言律诗一百五十一首，先作疏解，再加以考证引证，名为《意笺》，大概取的是“以意逆志”的意思。他讥评伪虞注草率，所持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考察他自己的解释，与伪虞注实际上正好相同。

译△《杜诗分类》五卷（内府藏本） 明代傅振商撰写。傅振商字君雨，汝阳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杜诗分类始于王洙的《千家注》。傅振商这部书又依据《千家注》稍作改定，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杜诗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德周撰写。杨德周有《澹圃芋纪》，已经著录。这部书把诗家中论述杜诗的言论汇集为第一篇。大概是继承蔡梦弼《草堂诗话》的意思，再加以推广，但分类不免琐碎。最不加检点的地方，例如八卷《补注例》第一条说：“韩昌黎说：‘人各有能有不能。压抑自己的本性去行动，一定会发狂生病。所以杜甫说‘束带发狂欲大叫’。’像这样作注，怎么能不补充说明呢？”等等。杜诗明明是采用韩愈的话，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又如杨慎辨析“槎”字的一条，既完整地载在《订讹字》中，又再次出现在《正讹例》中。像这样的情况，也往往是因为过分嗜好广博而失当。△《杜律注评》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与郊撰写。陈与郊有《檀弓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依据元代张性《杜律演义》略加评点。每首诗都有旁批，注文中也时常有删改，大体上都是刘辰翁的《绪论》。△《杜诗说》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黄生撰写。黄生有《字诂》，已经著录。这部书按诗体注释杜甫诗，对句法、字法都逐一分析辨别。大意是说，前人注释杜诗探求得太深，都是出于个人臆测，所以撰写此书来驳正他们的错误。他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分章别段，完全采用评点时文的格式，又不免失之浅薄。其中例如他说《行经昭陵诗》不是安禄山之乱以后所作；又依据《文苑英华》本，在《寄裴施州诗》末尾增添“遥忆书楼碧池映”七字。虽然其中间或也有考证，但与他的《字诂》《义府》相比，水平相差远不止一等。这大概是长于小学而疏于诗法的人。△《读书堂杜诗注解》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溍撰写。张溍字上若，磁州人，顺治壬辰进士，官任翰林院庶吉士。这部书是他晚年居家时所作。以《千家注》为底本，只稍微删节其中重复繁琐的内容。凡是称为“原注”的，都是《千家注》的注释；每首诗下面的评语和圈点，则是张溍增加的。他自称从己丑年开始到癸丑年结束，经历二十四个寒暑，五次修改稿本才完成。用力非常勤苦，但大多依傍旧文，还不能独自创出新面貌。△《杜诗会稡》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张远撰写。考察康熙年间有两个张远。其中一个是侯官人，有《超然诗集》，另有著录。这里的张远字迩可，是萧山人，由贡生出任缙云县教谕。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送远之桂林诗》，说的就是这个人。这部书采集各家注释编成，所以叫《会稡》。它分析段落、解释文意，对初学者颇为便利；但不免只是逐字逐行地寻求解释。诗歌按照年谱编排，和其他版本互有不同，考核也不够详细审慎。△《杜诗论文》五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见思撰写。吴见思字齐贤，武进人。这部书完成于康熙壬子年。根据他的《凡例》，大概原本打算把杜诗典故另编成一部书，名为《杜诗论事》。所以这部书只解释诗的创作意图，称为《杜诗论文》。笺注典故，是为了阐明文章的意义；论说事情自成论说事情，论说文章自成论说文章，这样一来两者都失去了依据。而且他所论说的文章，也都是敷衍铺陈。就拿开头来说，《望岳诗》“齐鲁青未了”，正是极力描写“望”字；他的注释却说：“走到齐地，才看见泰山的山色；等走到鲁地，泰山的山色仍然如此，所以说‘青未了’。”《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中杜甫自注说：“员外的四弟任执金吾，在代宗时受到知遇，所以有下句。”这话已经很明白了；他的注却说：“落在执金吾上作结。”像这类地方，都颇嫌用词过多。《重题郑氏东亭诗》“华亭入翠微”一句，《尔雅》说山还没有登到山顶的地方叫作“翠微”，古书已有明确训释；他的注却说：“山叫翠微，是秋山。”像这类地方，考证也多不够详尽。书首列有章法、句法、字法等论说。其中关于“三折句法”的一条，引用“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一联，说“尘中”二字和“岁晚”二字是一折，“老”字和“病”字是一折，“尽力”二字和“伤心”二字是一折，已经显得支离破碎。又引用“峡云笼树小，湖日落船明”一联，说“峡”字和“湖”字是一折，“云笼”二字和“日落”二字是一折，“树小”二字和“船明”二字是一折，诗家哪有这样的句法呢？△《杜诗阐》三十三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卢元昌撰写。卢元昌有《左传分国纂略》，已经著录。这部书完成于康熙壬戌年。前面有《自序》，说杜诗有因注释而显明的，也有因注释反而晦涩的。有一种是训诂过于杂乱而造成的晦涩，有一种是讲解过于穿凿而造成的晦涩，有一种是征引过于繁多而造成的晦涩。反过来，又有些肤浅庸俗的说法说：“我用杜诗来注杜诗，就会太简陋。”他的立论很恰当。然而他的注释像《四书讲章》，评语也像时文批语。解说诗歌不应当这样，解说杜诗尤其不应当这样。△《杜律疏》八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纪容舒撰写。纪容舒有《唐韵考》，已经著录。这部书因为顾宸所撰《辟疆园杜诗注解》过于繁琐，又多穿凿附会，于是删去其中芜杂的部分，参照自己的见解，编成此书。起初名为《杜诗详解》，后来因为所解释的都是律诗，而且对每字每句都作了完备的解释，体例接近疏，所以改成现在的书名。△《读杜心解》六卷（通行本）

译国朝浦起龙撰写。浦起龙有《史通通释》，已经著录。这部书总题为六卷，但卷首分成上下两册，不计入卷数；卷一分为子卷六，卷二分为子卷三，卷三分为子卷六，卷四分为子卷二，卷五分为子卷五，卷六分为子卷二，实际是二十六卷。从前注杜诗的人，有的按诗体分类，有的按年代编排。浦起龙这部书则在按诗体分类的同时，又分别编年，实在十分繁琐。例如《江头五咏》，把其中两首编入五言古诗，三首编入五言律诗，尤其割裂而失去体例。《赋》和杂文，旧本都编在卷末，浦起龙也把它们分散附在各首诗之后，如《杂述》附在《送孔巢父诗》后，《秋述》附在《秋雨叹》后，《祭房琯文》附在《别琯墓诗》后，《说旱》附在《大雨诗》后，《封西岳赋》附在《赠献纳使田舍人诗》后，这些还算事由相连。把《三大礼赋》附在《赠崔国辅于休烈诗》后，是因为诗中有“谬称三赋在”一句；把《皇甫淑妃碑》附在《宴郑驸马宅诗》后，是因为公主是淑妃所生；把《华州试进士策问》附在《洗兵马》后，是因为策问所问的是中兴的政事，这已经是牵强附会了。至于把《天狗赋》附在《灵湫诗》后，把《雕赋》附在《义鹘行》后，把《画太乙天尊图文》附在《李道士松树障子歌》后，就更是强行牵连了。自从有别集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编排方法。他其中考订年月、印证时事，颇能纠正各家疏漏错乱之处；但诗句下面的注释却特别简略，篇末的解说也多有迂回烦琐之处。而且在解释中经常夹杂评语，接近评点时文，更加杂乱混杂。这与他所撰《史通通释》把评论和注释夹杂成文一样，都违背了体例。大概是一个好学深思、却不善于运用自己长处的人吧？△《类笺王右丞集》十卷、附《文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顾起经撰写。顾起经字长济，后来改字元纬，无锡人，嘉靖年间以国子监生出任广东盐课副使。这部集子把王维诗分类重新编排。五言古诗分为十一门，七言古诗分为六门，五言律诗分为十一门，五言排律分为八门，五言绝句分为七门，七言绝句分为五门。各类分别作笺注，并把刘辰翁的评语分散附在诗句下面。书前列有王维本传、年谱，书后另附外编、遗诗以及同咏、赠答、画评。《文集》四卷则完全没有笺注。大体上分类琐碎，比王洙割裂杜诗、王十朋窜乱苏轼文集还要严重。例如《清如玉壶冰》诗，虽然题意出自鲍照《白头吟》，但实际上是省试之作，却把它列入闺情类，实在很不相类。其他配属归类也有很多错误。△《樊绍述集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写。孙之騄辑录的《尚书大传》，已经著录。樊宗师的文章受到韩愈称许。韩愈所撰墓志说，他的著作中名为《魁纪公》的有三十卷，名为《樊子》的又有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以下杂文共二百九十一篇，另有杂铭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首。《唐书·艺文志》说：《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而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这二卷。《绛守居园池记》旧时有宋代王晟、刘忱的注释，到元代时已经失传。《辍耕录》所载共有两个本子，其中一个是氵栾阳赵仁举、字伯昂所作的笺注，另一个没有注明注者姓名。然而宗仪也只标出了它的句读，没有把它的笺注全部记录下来。这个本子以宗仪所得的前一个本子为主，又把后一个本子和其他本子的注释、题跋附在后面。至于《绵州越王楼诗序》一篇，则是从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得到的，原来没有句读，孙之騄根据文意创意补出。樊宗师的文章本来就诡异奇特，并不是正当的文章规范。韩愈因为与他交游，委曲地以文辞通顺来称许他。然而所谓二百九十一卷的著作最终没有流传下来，那么是非公论，即使韩愈也不能改变。孙之騄于是拾取废弃的文字，为它作注，称作好奇可以；若说对文章本身有益，就不行了。因此特意保存旧注中的《绛守居园池记》一篇，用来表示对好奇的警戒；至于这部书，则附入《存目》。△《香山诗钞》二十卷（内府藏本） 清代杨大鹤编纂。杨大鹤字芝田，武进人，康熙己未年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谕德。这部书采用明代马元调刊刻的《白氏长庆集》版本。全书只收录其中十分之三四，删去原书所分的门类，只按五言、七言诗分别编排古体和近体。△《玉川子诗集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孙之騄撰。卢仝的诗，《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一卷；《书录解题》作二卷，另有《外集》一卷；明代正德年间刊本作二卷，大概没有《外集》；《全唐诗》又增收二十二篇，编为三卷。孙之騄又增入《栉铭》一篇、《月诗》一篇，编为五卷。然而，《月诗》见于《锦绣万花谷》，文辞不像卢仝所作。《栉铭》则只同《梳铭》相差几个字，原本是一首诗，却讹传为两个题目，不应重复收入。而且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根据罗衮《四铭小序》，知道《栉铭》是罗衮所作，《唐文粹》误题为卢仝。孙之騄都没有订正，实在是考订得不够详尽。（按：朱彝尊《明诗综》把《栉铭》认作明人所作，只删去两个“兮”字，更为荒谬，现一并附记于此。） 卢仝的诗本来就写得粗犷，不是风雅诗歌的正声。孙之騄喜爱奇特的作品，所以特意为它作注。卷首《月蚀》一篇，考证元和庚寅年的时事，笺注最为详尽。但“后幅天若不肯信，试唤皋陶鬼一问，而今三台文昌宫”等句，应该以“问”字断句。孙之騄却以“而今”二字断句，实在把文意割裂了。其他注释也多有枝蔓。例如《客答蛱蝶》一首，引罗隐的诗来解释“黄雀”二字，却没有顾及罗隐生活在卢仝之后，也未免失于核查。△《西昆发微》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吴乔撰。吴乔又名吴殳，字修龄，太仓人。这部书是讲解李商隐诗歌的。按《唐书·商隐传》说，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都因擅长四六文而成名，号称“三十六体”。那么，李商隐所作的诗，原本并没有“西昆”这一名称。杨亿《西昆倡酬集序》说，取玉山册府之义，命名为“西昆”。这样看来，“西昆”之名又不是李商隐作品的名称。这部书的标题首先就已考证失误。书中所讲解的诗，凡是《无题》诗，没有一首不归到令狐綯身上。例如《锦瑟》一首，刘攽《中山诗话》认为“锦瑟”是令狐楚家歌妓的名字，这种说法本来就是错误的。计有功《唐诗纪事》称其为令狐丞相家的歌妓，大概是沿袭了这篇说法，只是特意省去了令狐楚的名字。吴乔不考察这一说法的来源，只根据“丞相”二字，也认定是令狐綯家的歌妓。至于《少年》一首，明明说“外戚平羌第一功”；《富平少侯》一首，明明说“十三身袭富平侯”；《可叹》一首，明明说“赵后楼中赤凤来”，这些同令狐綯有什么关系，他却都牵强附会到令狐綯身上。这样说来，《柳枝》五首明明不是李商隐所作，也一定会说成是令狐綯所作了。△《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琦撰。王琦有《李太白诗注》，已经著录。为《昌谷集》作注的，宋代有吴正子，明代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另有宋代刘辰翁的评本。然而，贺铸的诗用心深刻，构思多在文字笔墨之外，往往可以意会而不能用语言完全说明。各家大多钻研字句来寻求诗意，结果反而离诗意更远。王琦这部注本兼采各家版本，所以称为《汇解》，但也不免有拘泥于逐行逐字的见解。有的牵强附会、穿凿解释，有的引用依据不当。例如《雁门太守行》“塞土胭脂凝夜紫”一句，旧注引用《古今注》所说的“紫塞”来解释，本来并没有错；王琦却一定依从别本作“塞上”，又引用王勃“烟光凝而暮山紫”一句，来附会“凝紫”二字，这难道是说塞上夜间的景色吗？又如《勉爱行》“洛郊无俎豆，弊厩惭老马”一句，旧本误把“惭”写成“斩”。曾益于是注说“斩老马以祖别”，简直是说杀马供客人食用，当然不合事理。余光注释“斩”字为“绝”，说马厩中没有马可以乘坐，也牵强而不妥。王琦不采用他的说法，这是对的。但他不知道这里用的是陶潜诗中“马厩讲肆”的意思，说明儒者不得志，却把它理解为没有俎豆来为人饯行；即使有马可乘，也不是强壮的马，仍然是把意义牵强地解释错了。至于《苏小小墓诗》“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其中“下”与“雨”押古音韵，是采用古音。诗集中还有把“来”读作“厘”、押入支韵之类的情况，数不胜数。王琦却把末句改成“风雨”，以便同“待”“彩”二字押韵，更加违背古代的押韵法则。这类情况多得无法逐一列举，他同其他各家的做法相比，也不过是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彼此相差不多。△《丰溪存稿》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吕从庆撰。前面有任启运所撰的小传，说吕从庆字世膺，大梁人。他的祖父吕伸在金陵做官。广明元年黄巢攻打金陵，吕从庆逃到歙州的堨田。朱温篡夺唐朝后，他便隐居在旌德的万山之中，隐居不仕，自称唐朝遗民。到南唐时期才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他的文集历代史志和书目都没有著录。这部书是乾隆庚申年由他的后代孙积祚刊刻的，称是由他的从叔高祖元进亲手抄录。黄之隽、邵泰、储大文都为它作序，说它湮没八百年后才重新显现。然而这部书出世较晚，传授和流传源头已经无法考察。从宋、元、明一直到现在，突然流传于世，评论者颇为怀疑。书中的诗，如《贼警》“何以慰时匆”，《游多宝寺》“先供座佛歆”，《村径即景》“啼鸟断还仍”以及“长此乐清礽”，《草堂坐雨》“惫黍转馀精”，《薄暮步村径》“飞虫抟涧舞，鸣鹊抱巢修”，《醉卧田间里人扶归》“垂手引模糊”，《咏菊》“风雨困秋曦”，都不像晚唐、五代人的语言。其中还有《怀严子陵前辈》这个题目。按李肇《国史补》说，进士之间互相推重，称为“先辈”，但没有把古人称为“前辈”的事情。杜甫诗中“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又有“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也只是把“前辈”用作辞藻，并没有称某人为某位前辈的说法。何况相隔千年，忽然被称为“前辈”，唐人的各部诗集确实从未有过这种用法。又，《春雪往栅山》诗题中有“敲诗驴子背上”的话。按贾岛吟咏“推敲”二字未能决定用哪一个字的故事，见于《唐摭言》。郑綮说，作诗的灵感是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得到的，见于《唐诗纪事》。这个故事在今天已经成为典故，但在唐末仍属于近来的事情，不应由吕从庆采用。而且把吟诗说成“推敲”，已经是割裂原意；至于改成“敲诗”，明代以前的人实际上没有这种说法。怀疑这部书是伪作，大概也是有根据的。△《谭藏用诗集》一卷、《集外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唐代谭用之撰。谭用之字藏用，他的籍贯和生卒时代，史书中没有记载。《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谭藏用诗》一卷，排列在刘言史、黄滔之前。《全唐诗》也收录谭用之诗一卷，认为他是五代末人。而《宋史·文苑传》又说：“开宝初年，有颖贽、刘从义擅长文章，张翼、谭用之擅长作诗，张之翰擅长笺启。”这样看来，他又应当是宋初人。厉鹗《宋诗纪事》于是把他列入宋代。各种说法纷纷，无法考定。现在这部集子前面题有“姑苏吴岫家藏本，悉依宋钞”十一字。后面有谭氏子孙的一通札记，说这部集子是元人抄录宋版，抄书家珍藏，世间少有流传等等。由此看来，这部书应当是在明代中叶出现的。而《全唐诗》所收的七律四十首，则另编为《集外诗》附在后面。大概也是谭氏子孙题写这些诗，以便同本集区别。然而从宋代以来经过数百年，收藏者从来没有著录过它，突然在吴岫家中发现；而且《集外诗》中的各首都取自《唐诗鼓吹》，当时郝天挺选录的诗已经不少，却没有一篇出自本集。

译其中的缘故很难解释。而且反复检查校勘，疑点很多。例如“经历”这一官名，不仅《唐百官志》中没有，宋代也从未设置，到元代才开始有这个职务。但集中《梦祝直诗》中却有“忽梦浔州祝经历”一句，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又如《吴真人奉旨求贤诗》，也不像唐人的语言。考察元代有一位道士吴全节，受到成宗、仁宗、英宗的礼遇，被封为崇文弘道真人，见于《元史》。延祐年间，元朝曾命真人王寿衍寻访有道德操行的人，这同诗中所说奉旨求贤的事情相近，似乎应当是吴全节所作。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又如集中《赠胡守诗》铺陈叙述当时的事态十分详细，大意说：“因思闽广间，壤地有深阻。凶豪据深洞，老幼负戈弩。幸逢天子圣，元帅复神武。诏书一日下，海内尽歌舞。横筭罢舟车，求贤复科举。”而《金盘山诗》又有“贞元”的纪年。按“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距离唐末一百多年，时代相差很远。用《唐书》来考证，也没有闽、广地区发生叛乱的事情。只有《元史》记载，成宗元贞元年，昭、贺、藤、邕、澧、全、衡、吉、赣、南安等地有蛮寇偷偷发动叛乱；元贞二年，上思州叛贼黄胜许攻打劫掠水口思光寨，此后又多次见于《本纪》，似乎同诗中闽、广凶豪的说法相合。而仁宗皇庆二年才开始实行科举，也同“求贤复科举”的说法相近。大概元代从未有过这一制度，仁宗才仿效古制举行，所以说“复”。如果是唐代，科举一代相沿不绝，就不能说是“复”了。“贞元”这个年号恐怕是“元贞”的讹误。只是元贞年号只使用了二年，而这里却写作七年，又不相符合。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又如《送赵容诗》说：“武林杨柳旧依依，甲第楼台有是非。莫道天涯龙已化，但看云际鹤还飞。”诗意似乎指向南宋灭亡。如果是在唐末、五代，当时钱氏占据临安，势力正盛，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难道是谭用之的遗集散佚残缺，他的子孙剽取别人的作品，夹杂在其中，以补足篇卷，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矛盾吗？△《范文正公尺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范仲淹撰。范仲淹有《范文正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全是他一生亲笔写的书信，其中家书三十六首、给交游的书信八十一首。大概是他的家族子孙辑录的，宋代已经在文集之外另行流传。后面有张栻和朱子所作的《文正书帖跋语》两则，也应当是后人附入的。原本五卷，现在只剩三卷，是陈振孙重新编排的。△《曾乐轩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张维撰。张维是乌程人，仁宗时任卫尉寺丞，是都官郎中张先的父亲。张先曾选取张维自己喜爱的诗十首，绘成《十咏图》，孙觉为此作序。周密《齐东野语》详细收录了这些诗和《孙觉序》，并且十分详细地叙述了这幅图的始末。这部书是安邑葛鸣阳刊刻的，就是从《齐东野语》中抄录出来的。原图已经残缺，失去了第五首诗，所以这里也只保存九首。△《别本公是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代刘敞撰。刘敞有《春秋传》，已经著录。他的文集早已散佚，现在才从《永乐大典》中重新编排成集。这部书是钱塘吴允嘉从各种书籍中搜集辑录而成的。考察《宋文鉴》还收有刘敞所作《续谥法》一篇，唐顺之《右编》中有奏议六篇，这部集子都没有收入。又误收了刘攽的诗，以及诗与文重复、文题不同的数篇。又从《舜让禹》以下三篇，抄录错乱，原来的目录也颇为失去先后次序。然而同新喻所刻的《三刘集》相比，它采集的内容稍为丰富。因此现在仍保留它的书目，不埋没吴允嘉搜集编纂的功劳。△《陈副使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洎撰。陈洎字亚之，彭城人，是陈师道的祖父。皇祐年间官至三司盐铁副使，《宋国史》和《实录》都没有为他立传，所以《宋史》也失载其人。这部书只有诗十二首，金侃在跋语中说，是陆绳仲从宋人墨迹卷中抄录出来的。前面有熙宁九年曲阜颜复所作的序，后面有张徽、司马光、苏轼、任希夷、李五的跋。《颜复序》说，陈洎的事业属于卿大夫一类，可以补益国家、造福百姓，值得流传。跋语也说，他的德行和文章都很美好，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曲阜长道颜公、侯官宏中郑公以下的各位大贤，把陈洎表彰出来，辑成一幅巨轴，大概都是当时题写在诗卷上的文字。跋作于嘉定癸酉年。从皇祐改元到这一年已经一百六十多年，贤士大夫仍然共同珍藏他的遗篇，仰慕追怀而不停止，由此就可以知道陈洎的为人了。金侃又说，在跋语之后题跋的还有林希、孙觉、苏辙、徐积、钱世雄等人，只遗留下侯官郑宏中的一篇跋。如今林希等人的跋都已散佚不存，可见这已经不是金侃所见的版本了。颜复称诗有二十二篇，苏轼称诗有二十五篇，现在保存的仅有一半，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散失了。厉鹗《宋诗纪事》收录陈洎诗十三篇，比这部书多出《过项羽庙》《过田文墓》两篇；只是这部书所收的《黄鹄诗》，厉鹗没有采录。△《居士集》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欧阳修撰。前面列有《苏轼序》和《年谱》。旧本每卷都有熙宁五年子发等人编排的若干字样。《苏轼序》说这部书是从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那里得到的，于是重新编次并加以论述。大概序作于元祐六年，当时欧阳发已经去世，所以序中没有提到他。庆元年间，周必大编次欧阳修的文集；除《居士集》外，还有《外集》等九种，共一百五十三卷。这部书只有其中的三分之一，但出自欧阳修亲自编定。《文献通考》引用叶梦得的话说：“欧阳文忠公晚年取自己一生所作的文章，亲自编次。现在所谓《居士集》，往往一篇文章读了几十遍，有的经过多日取舍仍不能决定。”可见他的选择最为审慎。这一版本又取淳熙年间孙益谦校订的本子重新刻印，卷末列出各版本字句的异同，极其详尽精确。另有一种明代朝鲜刊本，校正也非常精审。由于周必大编的《文忠集》已经全部收入这些作品，不必再抄录，所以现在只保留这部书的书目。

译△《欧阳遗粹》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郭云鹏编。郭云鹏的爵里不详。卷首有嘉靖丁未年郭云鹏所作的《自叙》。他认为陈亮《欧阳文粹》只收录一百三十篇，收得太少，于是补录八十三篇，附刻在书后。然而，陈亮所收的作品取舍精审，同这部集子有许多不同。宋人的旧本保存下来，可以作为参考；这部书却完全从本集采录，字句没有其他版本可以互相印证。它的精审不如陈亮所录，而广博又不如欧阳修亲自编定的《居士集》，实际上两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所以另行析出，只保留它的书目。△《老泉文》（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郭祥鹏编。郭祥鹏是泰和人，成化辛丑年进士。这部集子从《苏洵集》中摘取《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笺策》二篇，另编为一集。按《苏洵全集》完整保存，苏洵文章的精妙难道只有这些吗？这部选本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东坡外集》八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前面有《焦竑序》，说：“世间流传的《东坡集》，常常把别人的作品混杂进去。例如老苏的《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首诗，叔党的《飓风》《思子台》两篇赋，人们都知道是错误的。至于《和陶拟古》九首、《大悲圆通阁记》，原本是子由所作，见于《栾城遗言》。《虚飘飘》三首，是苏公与黄、秦唱和的作品，见于《少游集》。《睡乡记》《拟无功醉乡记》也是子由所作，如今却都归给了子瞻。《代滕甫辨谤》，王铚说是他父亲所作的四六文，并且完整地收载了它的文字。大体说来，编排次序没有条理，真作和赝品混杂在一起。后来又得到《外集》阅读，其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收载的，而且卷帙编排有次序。例如《题跋》一部，以及游行诗、文字画等，都各按类别归入，并且完全删去了《志林》《仇池笔记》的名目，最为精审。这个版本是从秘阁传出来的。”考察《和陶拟古》九首，虽然见于《栾城遗言》，实际上轼、辙各自都有诗。所谓“客从远林薄，依墙种杨柳”，是辙的诗；“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是轼的诗。焦竑所考订摘出的错误，并不完全正确。又如苏辙所作的苏轼墓志，记载苏轼所作的文集一共有六部。晁、陈两家所著录的，多是《应诏集》十卷。《宋史·艺文志》所载总共是十一集，都没有这种八十六卷的本子。而且“外集”这个名称，是用来区别“内集”的。苏轼的诗文既然已经全部收载在这里，另外并没有所谓《内集》，那么“外集”这个名称就毫无依据。焦竑说此书得自秘阁，却不知道明代的书籍，到杨士奇、张萱所著录的已经全部见于记录。两家的书目都没有收载，焦竑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只不过是焦竑按照自己的意思删削合并，假托为旧本罢了。△《黄楼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鲁点编。胡廷宴补充。鲁点有《齐云山志》，已经著录。胡廷宴是漳州人。鲁点的书成于万历甲辰年，胡廷宴补刻则在丁未年，相隔二三年；但胡廷宴的序却说，书版年久渐渐损坏，次序也逐渐错乱，几乎无法看懂。这大概是因为明代官员入京朝觐，按惯例要用厚重的财物贿赂权要。其余朝官，则刊刻一部书，再用一条手帕作为辅助礼物送去，称为“书帕”；这种书也就叫“书帕本”。那些仓促之间来不及亲自刊刻的，便借用以前官员刊刻的书，只稍微改换版式就拿来使用，往往以旧刻本漫漶不清为理由，却偶尔忘了两者相隔其实并不久。宋熙宁十年，苏轼任徐州知州，正遇黄河在澶渊决口，向南漫溢到泗水，徐州城几乎被淹没。苏轼采取各种办法防御，城池因此得以无恙。于是取土能克水的意义，在城东门修建楼阁，用黄土涂饰，命名为黄楼。他的弟弟苏辙和秦观都为此作赋，陈师道为此作铭，苏轼也有《九日黄楼》《黄楼观月》等诗，于是成为古迹。鲁点任徐州官员，便把苏轼在徐州所作的诗文汇集为一部，题名《黄楼集》，实际上并不都是为黄楼所作。把它收入《地理》类，名实不相称，如今仍收入《别集》，附在苏轼文集之后。△《东坡守胶西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阎士选编。阎士选字立吾，是绥德州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这部书是阎士选任莱州府知府时，搜集苏轼在胶西所作的诗文，刻成一帙；后来任按察使时，因为还有遗漏，又把它补全。他所依据的王宗稷年谱，也只摘录了熙宁八年乙卯苏轼到密州，以及熙宁十年丁巳从密州调任河中府知府、又改任徐州知州这一段。大概是借重苏轼来提高胶西的声望。△《苏文奇赏》五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陈仁锡编。陈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经著录。这部书从《东坡七集》中按文体选录，完全用时文的标准加以批点评注。至于《志林》一类的文字，也都摘录进去，却不知道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以文章来论定的。《飓风赋》是苏过所作，后人误题为其父苏轼所作。陈仁锡因此把它录入，也完全没有考证。△《东坡禅喜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凌濛初编。凌濛初有《圣门传诗嫡冢》，已经著录。起初，徐长孺曾把苏轼谈论禅理的文章汇集成书，由唐文献作序并刊刻。凌濛初认为它还不完备，便重新增订。万历癸卯年，凌濛初与冯梦祯在吴阊游历，带着这部书乘船同行，两人都在书眉上加写评语。到天启辛酉年，又与《山谷禅喜集》一起付梓。凌濛初喜欢选取前人的小品文，用套版刊刻，雕版技术颇为精工，但对文苑并没有什么补益；这部书也是他这类作品中的一种。△《东坡养生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如锡编。王如锡字武工，是江宁人。这部书前面有《王思任序》，那么应当成于前明末年；然而又有康熙甲辰年的《邱象升序》，大概是书成于崇祯年间，而批点后流传于世则出自邱象升之手。这部书选取苏轼诗文杂著中有关闲适和颐养的内容，分为《饮食》《方药》《居止》《游览》《服御》《翰墨》《妙理》《调摄》《利济》《述古》《志异》十二门。苏轼凭文章和气节雄视百代，他那些游戏之作，大多是在患难中有所寄托，以求暂时逃避。

译王如锡却只选录他的这些小品，正所谓“飞鸿翔于寥廓，而弋者索之薮泽”。假如苏轼只凭这些作品见长，那么苏轼也不过是明代末年的一个山人罢了，哪里还足以成为苏轼呢？△《苏诗摘律》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长垣县知县无锡刘宏集注”，时代不详，只为苏轼文集中七言律诗作注，文字十分潦草。△《吕次儒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吕南公撰。吕南公有《灌园集》，已经在《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一部。这部书是后人搜集拼成的。仅有《麻姑山诗》二十四首、《福山诗》一首以及文章三首，仍以符行中的《原序》置于卷首。其中《麻姑山诗》大概出自《麻姑山志》，前面有《小引》。《西江诗话》所载的《葛仙峰诗》，就在这部书中，题目作《上葛仙坛》，名称略有不同。其中《钱邓州不烧楮钅强颂》一首，则是从吕祖谦《宋文鉴》中抄录出来的。篇帙很少，搜采所得尤其寒窘。如今既然另行编成大部书，这部书就成了废稿。△《支离子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一名《竹堂集》。宋代道士黄希旦撰。黄希旦是邵武人，又名晞，字姬仲，自号支离子。熙宁年间曾被召到京师，主持太乙宫事务。后来因病去世，他的弟子传说他成仙离去，但没有可以验证的证据。这部集子是淳祐己酉年九龙观道士危必升编的。书后附有小传，说黄希旦是九天弥罗真人，掌管上帝的章奏，言语十分怪诞妄诞。他的诗也平庸浅近，没有深厚的意趣，不像出世有道之人的言论。而且黄希旦死于熙宁甲寅年，史料并没有说他有诗。过了一百七十五年，这部集子忽然从道士中出现，那么不仅所谓成仙离去的说法荒诞可疑，连这部集子恐怕也是假托的。△《山谷刀笔》二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黄庭坚撰。《庭坚全集》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所作的书信。按年代编排，从最初任官到任馆职，四卷；居丧期间，三卷；在黔州，三卷；在戎州，七卷；在荆渚，二卷；在宜州，一卷，都是从《全集》中摘出另行刊印的。不过，这部书过去就有宋刻本，并不是后人伪作。考察《宋史·艺文志》，杨亿也把自己的文章以《刀笔》之名另行刊刻，大概当时有这种文体。△《精华录》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任渊编。这部书都是摘录黄庭坚的诗文。前面有《任渊序》，没有注明年月。又有朱承爵的题词，说曾经得到过这部书的《目录》，大概是宋元祐年间刻成的版本，但正文已经亡佚。他心中珍惜这个书名，却暗自担忧其内容的真伪。过了很久，才开始从旁搜考各种典籍，按照目录寻找词句，使原有的内容得以恢复。至于《太史大全诗》，以及《宋文鉴》《文苑英华》《文翰类选》《光岳英华》等各种集子，都说已经全部搜集而没有遗漏。考察黄庭坚死于徽宗崇宁四年乙酉年。这部书的选编虽然没有年月，但其中说黄太史的《山谷集》有将近几万篇，自己曾删节其概要，却错误地注释了三十分之一，由此可知它成于《内集》注本之后。《内集注》中已经称徽宗为徽考，鄱海许尹为《内集注》所作的序也说成于绍兴年间。这部集子既然说是在元祐年间刊刻的，为什么反而在《内集注》之后？而且考核《录》中所收诗文的年代，已经有崇宁年间的作品，为什么能在元祐年间预先刊刻？集中的篇目也常常与本集不合。例如《夜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这一题目，当时黄庭坚正从武昌前往宜州贬所，所以亲友追送到汉阳。这个本子割裂原文，改作《汉阳亲旧追送》，这样一来，亲友就成了汉阳的亲友，“追送”二字也讲不通了。又如《用前韵赠高子勉》这一题，是黄庭坚自己使用前诗的韵，本集可以考见。这个本子却作《和高子勉》，于是事实完全错乱。《谢公定和二谢秋怀邀予同作》这一题，末有四个字，正是显示唱和之意。这个本子删去末四字，就变成《谢公定自和二谢》，与黄庭坚无关了。甚至《双井茶诗》中“人间风日不到处”四句，本是七言古诗的前半段，却被割出来当作绝句，并把题目改为《内直观化》。第十一首《竹笋初生》绝句，又被改题为《二月江南》。《修水记》一篇，是取黄庭坚的《书幽芳亭》一文，摘出其中一段，略微增添末尾几句话。其余窜改错乱之处，多得数不清。任渊所作《内集注》，按年代编排、以事相贯，考证详细明白，为什么这部集子却混乱到这种程度？至于所收而本集没有的诗，《西湖徙鱼和苏公》二首，是陈师道三首诗中的两首，见于《后山集》。任渊也曾为陈师道的诗作注，为什么两部集子同时收录，却没有随意说一句订正的话？其中《新竹》一首，是陆游的诗，题为《东湖新竹》，见于《剑南集》，任渊怎么可能在几十年前就预先见到它？它是伪托之作，自然不必费力考辨就可攻破。况且朱承爵的序既然说是依据目录寻找词句，那么集中一题数首的情况，目录中并没有明文说明。既然说是摘选某首，为什么实际摘出的篇目却更多？又说所采诗作有《文苑英华》，但《文苑英华》是宋太宗时宋白等奉诏编撰的，所收诗文止于唐代，为什么会有黄庭坚的作品？“排律”这个名称，唐、宋、元人都没有使用，旧集完整存在，完全可以查证。

译直到元末杨士宏选编《唐音》，才开始以“排律”作为篇目名称。明初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仍然沿用不改，于是一直使用到今天。这个本子如果刊刻于宋代，为什么已经有“五言排律”？它是朱承爵假托制作的，也确实毫无疑问。何景明说：“山谷的《精华录》是任渊选编的，其中所采录的，多不合人意。”王士祯说：“《精华录》八卷，有天社任渊的《自序》，书中的取舍不合人意。”张宗柟也说：“看它选录的大意，只是为了备具各种体裁，而且多混入游戏之作，并不是上乘的选本。”张宗柟所见的本子，称是嘉靖年间摹刻的宋刻本；王士祯所见的本子，称是明代章邱李开先家中的宋刻本，都在朱承爵之后。何景明虽然是正德年间的人，但比朱承爵也要晚一些。大概他们所见的都是朱承爵刻的这个本子，只是假托为宋刻本。看王士祯所记载的《任渊序》，与这个本子没有一个字不同。而朱承爵的《序》和《任渊序》外表上看似有错杂差异，实际上像出自同一人之手。他伪造的痕迹，确实清清楚楚。过去藏书之家一直把它当作珍秘之书，大概只是因为看重它的名声，并没有来得及逐一核查事实。△《山谷禅喜集》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陶元柱编。陶元柱的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书从黄庭坚集中摘录阐发禅理的文章，另编为一书。大概是想用它来与《东坡禅喜集》相配。△《后山诗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师道撰。陈师道有全集，已经著录。这部书是雍正乙巳年嘉善陈唐刊刻的。《正集》六卷，仍沿用魏衍编定的旧本；《逸诗》五卷、《诗馀》一卷，则是陈唐从各种书中搜集，补足原来遗漏的部分。《正集》旧有《任渊注》，如今全部删去了。另刻别本流行，本来没有什么不可；陈唐同乡吴谆却为此作序，极力论说他的注本应当删去，这就荒谬得厉害了。△《襄阳遗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范明泰编。范明泰有《米襄阳外纪》，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辑录米芾的遗文。考察米芾的《宝晋英光集》，世间有流传的版本，范明泰大概没有见过。因此他搜集各书，汇编成这部书，但遗漏非常严重。至于倒写《心经》咒语一则，原本是佛书中的旧文，并不是米芾所撰，却也收入简牍之中，这就更加错误了。△《斜川集》十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苏过撰。苏过是苏轼的幼子，字叔党，“斜川”是他的自号，事迹附载于《宋史·苏轼传》。他的集子，《文献通考》记作十卷，世间没有流传本。王士祯《香祖笔记》说，康熙乙酉年，有书商来到益都的颜神镇，携带苏过叔党《斜川集》，仅有两册，价格却达到二百多金。可惜没有能够见到它，如今不知它究竟是否还存在。但王士祯所记载的多是传闻之辞，未必确实。这部集子是近来书坊刊刻的。书本只有边栏，每行却没有用乌丝界格。这一版本把纸染成古色，每页补画乌丝界格，又伪刻“虞山汲古阁毛子晋图书”一印，盖在卷末，大概是想把它冒充宋版来炫惑世人。然而考察晁说之所作《苏过墓志》，苏过死于宣和五年。这部集子中所称的却是嘉泰、开禧等年号，以及周必大、姜尧章、韩侂胄等人，苏过怎么可能见到他们？其中所指的时事，也都发生在南渡以后，尤其荒谬悖逆。考查刘过《龙洲集》中所载的诗，和这部书完全相同。大概伪造者因为二人都名为“过”，便抄出刘过的诗，冒题为《斜川集》，刊刻出来牟利罢了。《龙洲集》已经另行著录，这部书本来不值得保存。只是世间流传的刊本、抄本不止一种，而且卷数与《文献通考》所载相合，恐怕会使人受到迷惑，所以保存它的书目，同时加以辨明。△《双峰存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宋代进士舒邦佐、字平叔所撰。《宋志》和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厉鹗《宋诗纪事》也没有载录他的姓名。书前有《自序》，说自己早年困于举子业，考中进士后才学习四六文。又说尚书刘公曾任辛丑年省试官，我以晚辈门生的礼节侍奉他。辛丑是徽宗宣和三年，那么舒邦佐应当是北宋末年人。集中有《和洪龟父岁晏诗》。洪龟父就是黄庭坚的外甥洪朋的字。黄庭坚最为赏识他的诗。但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洪朋早逝，那么舒邦佐与他唱和，也应当在徽宗以前。《序》末署甲子年四月，其中却说“投绂西归，老於三径”。甲子是高宗绍兴十四年。这样看来，他到老年退休是在南宋初年；可是集中有《贺黄察院启》，作于绍熙四年；又有《迎潭帅朱殿撰启》，作于绍熙五年。这距离高宗甲子年已有五十年，舒邦佐那时应当已经一百多岁，却又在仕途任职，似乎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舒邦佐既然见过洪朋，那么他就与苏轼、陈师道、僧道潜都是同时代人，只是生卒先后相隔而已。《自序》说希望借用后山“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这句话，说明这句话是陈师道说的。《真隐集序》说传抄流传，难免有“鱼鲁”之误，并谨守古人“白鸥没浩荡，采菊见南山”的戒语，这又是苏轼的话。他的诗中还说：“不如陶靖节，客至空持瓯。不如苏东坡，胜败两忘忧。”又说：“大苏文章继老苏，魏徵勋业付魏谟。”又说：“参寥已似絮沾泥，天女虽来暖非肉。”这些都把后世人物和语句作为典故使用，更加令人怀疑。其他如“池平初斗蛤，柳老半藏鸦”，就是仿照苏轼诗中的“夜凉初吠蛤，柳老半书虫”；“早为挂铜钲”，就是仿照苏轼诗中的“树头初日挂铜钲”；“小雨止还作，虚窗暗又明”，就是仿照苏轼诗中的“微雨止还滴，小窗幽且妍”；“蜜熟花蜂亦惯营”，就是仿照苏轼诗中的“蜜熟黄蜂亦懒飞”；“卷地风来忽吹散”，就是仿照苏轼诗中的“蓦地风来忽吹散”。这显然是刻意模仿，不应当雷同到这种程度。

译这部书是摘取苏轼诗作伪造的，痕迹十分明显。至于宋璟的《梅花赋》，宋代以后已经失传，所以《李纲集》中有补作，其序文说得很清楚。如今这部集中有《读广平梅花赋诗》，可知它的成书在刘埙《隐居通议》之后。“梅子又生仁”一句，是把唐寅诗中“试尝梅子又生仁”一句截去两个字而成的，由此可知它出现在唐寅之后，大概是近代人的作品罢了。△《别本海陵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周麟之撰。周麟之的《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已经著录。这部书只有诗六十三首、文章四篇，就是《外集》一卷；书商删去标题中的“外集”二字，另行伪造一部书，用来欺骗出售罢了。△《李忠定集选》四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代李纲撰。李纲有《梁溪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共收奏议十五卷、文章十六卷、诗六卷、《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卷首冠以本传一卷、行状三卷。这是明代万历年间福建人李嗣元所撰。他的凡例说，因财力有限，不能全部刊刻。后来书版毁于兵火而散失。国朝康熙己酉年，建宁李荣芳又重新刊刻，称购得三部旧本，都有残缺，合在一起才成为完整的一部书；他所费的心力很大。《梁溪全集》大概只有藏书的旧家才有，世上不多见。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这一部。因此把它的书目附存下来，以免埋没刊刻者的功劳。△《林泉结契》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王质撰。王质有《诗总闻》，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商丘宋荦从《绍陶录》中摘取《山友辞》、《山友续辞》、《水友辞》、《水友续辞》、《山水友续辞》，各编为一卷。宋荦说这些文章有赏玩事物、怡悦性情的趣味，于是改题为这个书名，但文章本身没有增加或删改。△《北山律式》二卷、附《王炎诗》一卷、《晁冲之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这是宋代叶梦得所选的程俱诗。叶梦得有《春秋传》，程俱有《麟台故事》，都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叶梦得的《序》，说：“致道的《北山集》四十卷，我已经替它作过序。人人都知道致道的文章，却不知道他的诗；即使知道他的诗，也只知道他的古风，而不知道他的律诗有多么精妙。他的门生郑晦，是致道的同乡，刚开始学习作诗。我说，他为什么舍近求远呢？于是选录致道的近体诗二卷，命名为《北山律式》。”这篇文字浅薄鄙陋，不像叶梦得的其他作品。《北山集》已经另行著录，这部书不过是多余的枝指，无论真伪都不必再论了。卷末又附录王炎《双溪类稿》十多首、晁冲之《具茨集》数首，更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大体上，这是杂乱拼凑的书，只是姑且用来充作书架上的数量罢了。△《别本汪文定集》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汪应辰撰。《应辰全集》已经在《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另行著录。这部书是明代程敏政根据内阁所藏本选录编成的，不是完整的书。△《延平文集》三卷、《附录》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李侗撰。李侗有朱子编纂的《延平问答》，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李侗的后代孙葆初重新汇辑诗文一卷，附在后面，并改题为这个书名，所以《宋志》没有记载。前面三卷都标作“朱熹编”，其实朱子只编了《问答》，没有编诗文，不过是借朱子的名望来抬高这部书罢了。后面两卷是《附录》，则是朱子所作的行状之类的文章。△《别本芦川归来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张元幹撰。这部集子已经在《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另行著录。这部书共诗二卷、杂文三卷，末尾附《幽岩尊祖事实》一卷。诗中只有近体诗，而且编排没有条理，甚至把《题米元晖瀑布横轴》一诗、《题苏养直绝句后》一诗、《题江天暮雨图》一诗、《题江贯道绝壁古松》一诗收入《杂文跋类》中，大概是残缺后搜集拼合而成的本子。△《陈文恭公集》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陈康伯撰。陈康伯字长卿，是弋阳人，宣和三年考中上舍丙科，仕途最终做到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号文恭，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是他的后代孙以范编次的，并把诰敕以及各种书籍中涉及陈康伯的文字汇集附在后面。然而遗文只有二卷，附录却有十一卷，末尾反而大于正文，完全不合体例。而且遗文中也有许多伪作。例如所载《谢敕命修家谱表》，说“昨天进呈家谱，诏令史院编修，填入讳字”。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它的答谢语说“伏惟圣躬保重，圣寿隆长”，开头却称“臣康伯叩头拜谢曰”，末尾又称“臣等不胜欣跃，无任感戴叩谢之至”，尤其不懂宋人章表的体例。卷首还载有《原序》一篇，称“乾道七年新安门人朱熹顿首拜书於碧落洞天”。文辞鄙陋得厉害。《朱子年谱》完整存在，却没有说朱熹有这样的老师。朱子的文集中也没有这篇文章。可见其中没有一处不是伪作。△《志道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顾禧撰。顾禧字景繁，是吴郡人。居住在光福山，闭门诵读，不求做官。

译绍兴年间，有司以遗逸荐举他，他没有出仕。后来在邳村修筑房屋，题匾为“漫庄”。他一生居住田间五十年而去世。曾经与吴兴施宿给苏轼诗作注，这部注本流传于世。《陆游序》中所说“以顾君景繁的博洽来辅助”，指的就是这件事。这部书称顾禧的儿子宏闻搜求遗稿，从江浙提刑转运任某处抄得若干首，取《鲁论》中隐居求志的含义，题名为《志道集》。但不知道这些诗文究竟从哪里来。卷首有顾禧侄子长卿的《序》，说顾禧以文章著名，受到乡里同学嫉妒，被指称作了周世宗的宫词，灾祸几乎无法解除。恰逢有人以遗逸荐举，才得以洗清。于是他借酒祭奠，把平生所写的著述全部焚毁，共一百多卷，再没有留下一个字。序文叙述顾禧生平颇为详细。只是《序》末署至元壬辰年，这是元世祖即位的第二十九年。顾禧是宋高宗、孝宗时期的人，前后相隔一百多年，怎么会有他的侄子还在世并为他作序？又考察集中多有洪兴祖唱和的作品，洪兴祖在绍兴年间因触犯秦桧而被贬死，顾禧正与他同时代，这些作品又似乎确实出自顾禧之手。只有《赠行省任古》一首，宋代没有“行省”这一官名；而《序》中却写作“提刑转运任公”，又与宋代制度相合。长卿署名的官衔又称“石泉书院山长、福州路教授”，这也不是宋代官职，彼此杂乱错置，实在无法解释。诗只有三十多首，而且多是俚俗语句，怀疑是托名伪作。△《千虑策》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万里撰。杨万里有《诚斋易学》，已经著录。这部书包括《君道》三策、《国势》三策、《治原》三策、《人才》三策、《论相》二策、《论将》二策、《论兵》二策、《驭吏》三策、《选法》二策、《刑法》二策、《冗官》二策、《民政》三策。前面有《自序》，已经收入《诚斋集》中。这是江西刊刻的单行本。杨万里本传说，虞允文任宰相时读到这些策论，推荐杨万里为国子博士，那么这部书当时已经单独流行了。△《锦绣论》二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为宋代杨万里撰。考察宋代贡举条式，第二场考试考论一道，限定五百字以上，那么这部书大概就是当时应试的程式文。然而体例拘谨浅陋，未必真是杨万里所作，怀疑连同书中那些国子监的批点，都是书坊商人托杨万里之名伪造的。△《分类诚斋文脍后集》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没有署编辑者的姓名。这部书分为三十二类，摘取杨万里《易传》、《千虑策》中的语句作为标题，每篇又加上批点，十分庸俗。还有题目见于这部集子、注中却说“文章见前集”的，也不是完整的书。看它的版式，是麻沙的旧刻本，大概是宋末书坊刊刻的陋本。△《蕊阁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辛弃疾撰。辛弃疾有《美芹十论》，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六朝和唐人的诗句汇集起来，编成五言、七言近体诗，共平声上下三十韵，每一韵编为一首。前面有辛弃疾的《自序》。现在考察《唐韵》和《宋礼部韵》，上平都分二十八部，下平都分二十九部。到理宗末年，平水刘渊才开始把上下平各合并为十五部。辛弃疾生活在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平水韵尚未出现，怎么可能使用它的韵部？而且平声分为上平、下平，从《广韵》以来就是如此。这部书却把“一先”列为“十六先”，直到“咸韵”列为第三十部，这是历来韵书都没有的。又据魏了翁的说法，《唐韵》下平作二十九先，这部书只是对它略加变动罢了。集句诗始于晋代傅咸，宋代王安石、孔武仲也都有这种体裁。如今这篇序一开头就说集韵不是古法，又舍弃王安石、孔武仲而只举陈后山、林莆田，尤其荒谬错乱，文笔也很像明末竟陵一派， निश्चित不是辛弃疾所作。△《别本攻愧文集》三十二卷、《诗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楼钥撰。楼钥有《攻愧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前后都没有序跋。《文集》有目录，《诗集》却没有目录，比原集少七十八卷，大概是后人选录编成的。不过世上流传抄写的，大多是这部书，现在也姑且把它的书目附存下来。△《朱子大同集》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利用编，明代林希元增辑。林希元有《易注存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所收都是朱子任同安官职时所作的文章。考察《朱子年谱》，朱子二十四岁时任同安主簿，过了两年，向李侗求学；又过了四年，任期届满而归，共在同安任事七年。书名中称“大同”，是因为唐贞观年间曾在同安设置大同埸，宋代也有大同驿，这是沿用古名。诗文都已收入全集，问答也已收入语录，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因为贤者曾经任职于此地，人们争相攀附，借此抬高它的地位。所以同安人搜集刊刻这部书，用来夸饰本地。实际上，它不足以收尽朱子的著作，朱子也不需要借此来彰显自己。△《晦菴文钞续集》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崔铣编。崔铣有《读易馀言》，已经著录。宣德年间，常熟吴讷有《晦菴文钞》六卷。崔铣认为吴讷的书还不完备，于是又续加编选，并在每篇末尾略作大意说明。这部书大概与吴讷的书相互配合流行；《目录》从七卷开始计算，也是与吴讷的书合计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百十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朱玉编。朱玉是建阳人，朱子的十六代孙。这部书把朱子的正集、续集、别集合并为一部，使各种文体各自归类。每一类内部又按编年排列，分为八册。第一册收道学渊源、世系、题赞、事实、年谱、祭文、行状、褒典、祠庙以及门人姓氏附录，共三卷。第二册收赋、诗、诗馀，共十卷。第三册收封事、奏札，共二卷。第四册收政迹、宫观、经筵、表文、疏文，共十一卷。第五册收书劄，共十四卷。第六册收问答，共三十五卷。第七册收杂著，共十五卷。第八册收序记、祝文、碑文、行状、墓志、事实、年谱、遗事以及庭训、墨迹，附编著书目，共二十一卷。每卷都作了引言，可见编者用力颇勤。然而割裂烦琐，终究不如大全集的原本，只是能够保存旧貌罢了。

译△《别本象山文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陆九渊撰。旧本题为陆九渊门人傅子云编。第一卷是年谱，第二卷是讲学语录，后四卷是诗文，末尾附有谥议、行状。前面有万历乙卯年金谿傅文兆重刻的《序》，说陆九渊的文集已经刻印过七次，却没有什么善本。友人周希旦得到全集，在金陵刊刻，集中一字也不敢删削。又说我家先人子云与先生是同乡等语。考察陆九渊的儿子陆持之所作年谱，其中说：开禧元年乙丑，陆持之把遗文编为二十八卷、《外集》八卷，由杨简作序；开禧三年丁卯，抚州太守、括苍人高商老在抚州刊刻，这是第一个版本。又说：嘉定五年壬申八月，张衎编成遗文，傅子云为之作序，没有说是否刻版，这是第二个版本。同年九月，江西提举袁燮在仓司刊刻他的文集三十二卷，称是陆持之搜集增益而成，这是第三个版本。绍熙四年辛卯，袁燮的儿子甫文重新刊刻，这是第四个版本。《文献通考》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卷数与三十二卷相合，并把《燮序》附载在后面。《宋史·艺文志》也相同，没有所谓六卷本，也没有所谓傅子云编纂之事。这部书的文章只有全集的五分之一，那么所谓“一字也不敢删削”的说法尤其荒诞，大概是后人选取刻印的本子。文兆因为宗族关系，借张衎本来有子云作序这件事，便题上了自己的名字，实际上并不是当时的旧本。它的年谱也多有窜改错乱之处，例如记载形家为其祖先墓地占卜时的话，其中有“糊糊涂涂生一个大孔夫子”的说法，显然是没有学问的人妄自添加的。△《别本缘督集》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曾丰撰写。曾丰的文集长期没有完整本，最近才从《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中搜集缀辑成册，已经著录。此本是他的十世孙自明编辑的。万历癸未年，詹事讲为它选编并刊刻。据詹事讲《自序》说，他的祖先本是曾氏后裔。所选只有诗三卷、文九卷，遗漏颇多。现在已经把其中《永乐大典》没有收载的部分编入新本，所以只附存它的书目，不再另行抄录。△《止斋论祖》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陈傅良撰写。陈傅良有《春秋传》，已经著录。当初，陈傅良在城南茶院讲学时，所讲的是科举旧学，人人都没有异议。于是他删去旧有说法，阐发新意，学者都一致跟从他。这部论五卷，大概就是为应试而作的。开头列有《作论要诀》八章，中间分为《四书》《诸子》《通鉴》《君臣》《时务》五门，共有论九十二篇。考察《止斋文集》卷末所附杂文数首，其中编内的《守令》《文章》《民论》三篇还保存着，其余都删去没有收录。怀疑陈傅良当时自己后悔这些早年作品，所以他的门人编纂文集时没有收入。特意著录此本，是想私下保存，供科举程式考试使用罢了。△《南塘四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赵汝谈撰写。赵汝谈字履常，是太宗的八世孙，居住在馀杭，淳熙十二年中进士，官至权刑部尚书，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赵汝谈在当时很以诗著名，历任掌管制诰的职务，也因文章典雅而受到称赞。他的《嘉定贺玉玺表》中有“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瑑刻孔彰，咸曰宁王之大宝”四句话。王应麟《困学纪闻》极力称赞它。现在全文都收入文集中。不过，他其他作品并不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别本后乐集》十卷、《附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卫泾撰写。卫泾的文集原有五十卷，刊行于元代，年代久了便散佚。现在从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内容编次成册，已经著录。此本是他的十四世孙楫编辑的。楫把志书和传记以及遗像放在卷首，又把廷试策作为第一卷。奏疏编为第二卷至第九卷，分别按时代编次。末卷则收卫泾与他人往来的书信以及所题诗，后面又附上后人祠记之类。楫的主旨是以奏疏为主，所以把诗另行录在末卷。但它与后人的文章混杂编排，终究不合体例。他搜集得很不周全，也不如新编本完备。△《骚略》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有《剡录》，已经著录。这部编集全是仿作《离骚》体裁的赋，共三十三篇。后面有《欸乃词》一篇，集取杜甫诗八句、柳宗元诗四句写成，格调很纤巧诡异。△《棠湖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岳珂撰写。岳珂有《金陀稡编》，已经著录。这部编集是他所作的宫词一百首，全都咏写北宋的事情。前面有岳珂的《自序》，说：“我在棠湖垂纶钓鱼之余，正好有一个侄子从汴京从军回来，吟诵说：‘宫殿中的钟和虡，庄严肃然，仍旧存在。’我感慨追想东京盛世时文物典章的宏伟景象、圣君贤相的美好典范，于是仿照王建的体裁，写成一百首，用来表达像《黍离》哀叹宗周末世那样的心情。”此本是鲍氏知不足斋刊刻的。宋代以来，公私书目全都没有著录，不知道它从何处流传而来。《珂序》也没有年月。考察岳珂《桯史》，其中说绍熙壬子年他十岁，那么端平甲午年金朝灭亡时，他只有五十二岁，确实还来得及看到宋军进入汴京。又据他所作《玉楮集》，岳珂在绍定癸巳年因事获罪被罢黜，到嘉熙戊戌年才重新召用，那么金朝灭亡时岳珂正闲居在家，这也与《序》相合。然而，汴京的图书典籍全都落入金人之手，史书有明文记载。诗中却说“卷帙异书三十万，至今光采动奎星”。所谓“至今”，究竟指什么时候？况且褚遂良临摹《兰亭序》，最终仍保留自己的笔法；苏轼和陶渊明的诗，也没有掩盖自己的本色。岳珂的《玉楮集》完整保存着，其中的文辞与这部书大不相同。他虽然极力学习唐人，也未必会突然失去自己的旧有风格，达到这样的程度。又如王建、王珪、花蕊夫人、宋徽宗、杨皇后等人的宫词，现在有些已经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这是因为宫禁旧事，典籍不能全部记载，往往无从查考。这一百首诗却查阅宋人的小说笔记，几乎没有一首不能考注其来龙去脉。为什么岳珂所述之事，竟全是后人所知道的呢？过去厉鹗编写《宋诗纪事》时，凡是鲍氏所藏的书，没有不加以校勘的；如今进呈的本子上，各项标记仍然完整保存，唯独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部书，可见它是出现在厉鹗之后的。

译怀疑厉鹗和符曾等七人曾经合编《南宋杂事诗》，而他们的《北宋杂事诗》则还没有编成书。或者是遗稿偶然保存下来，有好事者把它假托为岳珂的作品呢？△《松垣集》十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幸元龙撰写。幸元龙字震父，是高安人。《宋史》没有为他立传。据文集中所说，他曾考中进士。理宗时任朝奉郎、郢州通判。因为议论史弥远，被陈<目亥>弹劾，罢职归乡。这部集子《宋志》也没有著录。所收共有疏三篇、书四篇、记事六篇、序一篇、行状一篇、墓志铭一篇、诗十首。前面原有画像赞和传记，现在已经散佚。后面有事迹一卷，记载他审判岳飞、万俟卨的子孙争夺田产的案件，不知道是什么人记录的，怀疑就是集中所说的滨谷居士所作。滨谷名叫鸣鹤，是元龙的后裔，搜集遗稿编成这部书的人。诗文各篇都附有评语，间或有注释，但也相当疏略。幸元龙的事迹无法考查。书名题作“幸清节公”，也不清楚他得到这个谥号的原因。开头《论国是疏》中自己引用了他写给陈<目亥>、刘之杰的两首律诗，最后说“这两首诗的意思已经很恳切了”。这实在不合臣子面对君主时的文体。他的其他文章也多浅陋粗俗。至于诗中把一篇诗说成一个韵，更是古来没有这样的体例，大概是伪托之作。其中《事迹类》记载，万俟卨的子孙与岳飞家族争夺田产，先后委托询问十三个州府县都无法裁决，理宗便御批发下金牌，敕赐诸侯剑、皂纛旗、衮龙笔架、玳瑁砚，委托幸元龙裁断。又说判决完毕上奏后，皇上大为高兴，赐绯鱼袋一、象笏一、玉带一、金帛百端、梅花金台盏一副。这简直是街谈巷语，古代真有这样的事情吗？△《臞轩四六》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王迈撰写。王迈有《臞轩集》，已经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另行著录。这部书是他所作的骈体文，共一百零五篇，大概就是从原集摘出另行刊印的。△《献丑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许棐撰写。许棐有《梅屋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前面有嘉熙丁酉年的《自序》，只有短文十一篇、樵谈三十则。它收在左圭《百川学海》中，似乎不是完整本。文辞旨趣浅陋庸俗，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渔父词集句》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释少嵩撰写。少嵩字亚愚。他的《序》说：“嘉定壬申年，我十九岁。那年秋天，我从穆湖买船，经鄱阳、九江到巴河，来回共有几个月。每当遇到景物有所感触，便集取前人诗句作《渔父词》，来自我消遣。”所集诗句不算精工，也不过是李龏《翦绡集》一类的作品罢了。△《断肠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朱淑真撰写。朱淑真是钱塘女子，自号幽栖居士，嫁给市井平民为妻，终身不得志而死。宛陵魏端礼把她的诗辑成《断肠集》，就是这个本子。她的诗浅薄柔弱，摆脱不了闺阁诗的习气。世人因为她的沦落而哀怜她，所以流传到了后世。前面有《田艺蘅纪略》一篇，文辞很粗俗，似乎是依托之作。至于说朱淑真寄居尼姑庵，每天勤恳祈求来世，有时又对才子产生感情，更是荒诞之言。大概是因为世间流传朱淑真的《生查子》词，才附会出这些说法。那首词其实是欧阳修所作，现在收在《六一词》中，怎么可以诬称为朱淑真所作呢？（详细说法见《词曲类·断肠词》条下。）王士祯记载，他在康熙辛亥年见到朱淑真绍定二年亲笔书写的《璿玑图记》一篇，并把全文详细抄录在《池北偶谈》中，还说《断肠集》没有收录这篇文章。各家撰写闺秀诗文笔记的人，也都没有提及它，等等。不过，流传的墨迹千件中难有一件是真的。这篇文章是否出自朱淑真，已经无法考证。姑且保留这种存疑的说法，也就可以了。△《巽斋四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危昭德撰写。危昭德字子恭，是昭武人，宝祐元年中进士，官至权工部侍郎，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危昭德所著有《春山集》，现在已经久已散佚。此本摘录其中的骈体文，只有四十九篇，不是完整本。△《石堂遗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普撰写。陈普有全集，已经著录。此本把《浑天仪论》十六条和各种体裁的文章编为第一卷；赋三首、词四首、歌二首以及各种体裁的诗编为第二卷；第三、第四两卷收七言绝句二百多首，都是咏史诗，末尾附杂纂十二条。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陈普同乡阮光宁选编刊刻的，不是完整的书。△《东涧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汤汉撰写。汤汉字伯纪，是安仁人，因为被荐举而授任信州教授；度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号文清，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史书称汤汉的文集有六十卷。现在只有他编的《妙绝古今》还有传本，而文集早已散佚。此本不知道是什么人编辑的，杂乱摘取史传所载奏疏七段，而且都不是全文。又增入《陶靖节诗注序》一篇、《重修杨龟山旧宅记》一篇、《真西山读书记序》一篇、《石鼓书院记》一篇、《妙绝古今序》一篇、《遗诗》三首。并附上各家题跋和告身。与原来的全帙相比，大概只是泰山上的一粒尘芥。△《翦绡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李龏撰写。李龏字和父，号雪林，是菏泽人。这部编集全是集取唐人的诗句。上卷共二十八首，只有一首五言律诗，其余都是古体诗。下卷共九十首，全是七言绝句。大概是因为难以安排对偶吧，不如石延年、王安石、孔平仲所集的诗多。△《汪水云诗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汪元量撰写。汪元量有《湖山类稿》，已经著录。此本末尾有崇祯辛未年的《旧跋》，说夏日晒书时，理云间人所抄的旧诗册，得到《水云诗》二百二十多首，抄录成一册。刘辰翁批点刊行的本子，藏书家一定有完整本，应当和爱好此道的人共同购买，等等。大概当时《湖山类稿》还没有刊本，所以所见只有这些。附录的元代纳新《读水云集诗并序》说，这些诗多记载亡国时的事情，以及汪元量与文天祥在狱中的唱和作品。此本没有与文天祥唱和的诗，大概也是从《金台集》中抄入的，并非原本所有。△《须溪记钞》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刘辰翁撰写。刘辰翁有《评点班马异同》，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原有一百卷，明代已经失传。只有记七十篇保存下来，他的十八世孙棻等重新刊刻，就是这个本子。现在全集已经在《永乐大典》中重新搜集编纂成册。这个残缺的本子不必再行著录，但因为它单独流传已经很久，姑且附存其书目。△《鸡肋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何希之撰写。何希之是抚州乐安人，咸淳甲戌年中进士，署理零陵教授。宋朝灭亡后，隐遁终身。此本开头列有廷试、省试策各一篇，后面附有诗文五十多篇。都是他的子孙搜集编成的，所以体例错乱，编次尤其毫无法度。文章格调也多平庸铺陈。大概在残缺的篇帙中，精华已经不再保存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牧莱脞语》十二卷、《二稿》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陈仁子撰写。陈仁子字同俌，号古迂，是茶陵人，咸淳十年漕试第一名，宋朝灭亡后不再出仕。这部集子名叫“牧莱”，意思是到草野之间放牛。初稿题作由他的门人李懋宣编，二稿题作由他的门人谭以则编。看卷首余恁、邓光荐、萧龙友的序文，那么陈仁子大概是自己编定的，只是托门人记名罢了。陈仁子作《文选拾遗》，沿袭真德秀《文章正宗》的主张，评定古今作者的取舍进退，似乎有独到见识。现在看他的作品，却很是杂乱浅陋。各篇序文都推重他的《南岳赋》，特意把它列为卷首之作。邓光荐把它比作司马相如，萧龙友把它比作班固。然而赋中说“高高的山冈争相伸长，奔走在平坦的田垄和荒野之间。各方都有山，山各自有山脉。譬如要观看水势的曲折回旋，就一定要航行到大海和九泽的浩荡水面；要探问花谱的繁盛华丽，就一定要考察上林、艮岳的高低起伏”，恐怕司马相如、班固绝不会有这样的说法。又常常把表、启中的骈俪词句和语录中的俚俗字句掺入古文。例如《与衡阳邹府教书》，全篇都是散文，却突然说：“士人修养自身，将要被任用于天子的朝廷。在春风中耕作于莘野，而登陑的规模已经确定；在夜月下垂钓于磻溪，而牧野的格局已经形成。”等等。不只是韩愈、欧阳修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即使“春风夜月”四个字，难道也可以说是有根据的吗？大概只是喜欢说大话的人罢了。△《宝峰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赵偕撰写。赵偕字子永，是慈谿人。自认为是宋朝宗室，进入元朝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大宝山东麓。这部集子是他的外孙顾恭编的。后来因兵火散失。明代嘉靖年间，他的后裔、广东佥事继宗从杨昔济、向纯夫那里得到旧本，重新刊刻流传。现在抄传的就是这个本子。上卷多是与邑令陈文昭讨论治理县政的规条。下卷全是古今体诗，也多陈旧腐俗。大概他的学术以杨简为宗，所以不免把语录当作文来写。△《方韶卿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方凤撰写。方凤有全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前面有《曹溶图记》，大概是曹溶家藏的抄本。然而前半卷全都摘自《宋遗民录》，后半卷从《钱塘诗》以下，则全是汪元量的作品。大概是书商为了牟利而伪造抄本，曹溶没有辨别出来便收下了。△《待清遗稿》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潘音撰写。潘音字声甫，是天台人。自咸淳末年遭遇世乱后，便隐居不出仕，把居所题名为待清轩。进入元朝以后，仍然隐遁终身。他的文集旧日没有传本。明代嘉靖年间，他的后人从破败的竹篓中发现遗稿，请徐云卿校订并作序。文辞气势颇为粗率，不知道果真是不是潘音的手迹。△《心史》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郑思肖撰。郑思肖有《题画诗》《锦钱集》，以及所著杂文，连同其父郑震的《菊山清隽集》附载于后，均已著录。此书到明朝末年才出现，吴县陆坦、休宁汪骏声都曾刊刻发行。书中称，崇祯戊寅年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的僧房挖井时，得到一只铁匣。打开后，里面有一部书，封口题着“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个字。于是此书流传于世。全书包括《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都是各种体裁的诗歌；《久久书》一卷、杂文一卷、略叙一卷，都是记载宋朝灭亡时杂事的文字。书后附有《自序》《自跋》、盟言以及一则疗病咒语。文章词句都艰涩难懂，所记事情也多与史书不合。例如杂文卷中把魏徵为避仁宗讳而改写的“征”字写作“证”，但李觏却没有避高宗讳。又把蒲寿庚记作“蒲受耕”。如果原稿确实是郑思肖亲笔所写，就不应错漏到这种程度。书中记载二王在海上的事情，说少保张世杰奉祥兴皇帝逃奔，有人传说如今还驻军在离里。卫王沉海而死，这一点当时的国史和野史记载都相同，郑思肖尤其不应作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这一定是明朝末年喜好猎奇的人伪作此书来欺骗世人，故意把文辞写得错乱迷惑。徐乾学《通鉴后编考异》认为这是海盐姚士粦伪托的，看来他这样说一定有所依据。△《罗沧洲集》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旧本题作宋代罗公升撰。考厉鹗《宋诗纪事》记载，罗公升字时翁，永丰人。他的祖父罗开礼跟随文天祥起兵勤王，兵败后被俘，绝食而死。罗公升因军功被授予本邑尉，向北游历以图谋恢复宋朝，但没有成功。书中说他有《沧洲先生集》等著作。他的文章不很明白。文天祥已经败亡，所谓军功究竟是什么功劳；所谓本邑尉又是谁授予的；况且宋朝灭亡以后，他只是孤单的一个平民，凭什么还能北上图谋恢复宋朝？这些说法都不大合乎事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译难道是根据地方志、家谱一类的文字，把本来可疑的传闻又当作传闻流传下来的吗？此本有曹溶的两方姓名印，大概是他收藏的本子。书名题作“宋礼部侍郎邓中斋中甫批点，明翰林国史修撰七世孙伦校正”。卷首收有一篇赋。以下按各种文体分别编排，但每种文体之中又分为《无名集》《还山稿》《抗尘集》《痴业集》《北行卷》五个名目，各自作为标题。这种体例已经十分繁琐；而且把绝句排在律诗前面，把律诗排在古体诗前面，也颇为颠倒。或许起初这五集各自成卷，后来编者又按文体重新划分，所以才混乱成这样吧。第二卷卷首有《皇帝阁春帖子》二首、《端午帖子》一首、《皇后阁春帖子》一首、《夫人阁春帖子》一首、《端午帖子》一首。考察帖子词是翰林学士的职掌，罗公升只是一个县尉，怎么会有这些作品？况且他的祖父既然在宋朝末年殉节，他的孙子必定不可能赶上南宋承平时期的盛况，但这些词却全都是太平时代的声调，实在令人怀疑。又如第一卷末有《得家问》二首，一首说：“刚刚高兴得到平安的消息，转眼又增添了被放逐的愁苦。”又说：“东风吹过严濑水，这不是一叶寒冷的扁舟。”罗公升并没有被放逐到严州；另一首说：“万里之外梦见平泉，只可怜创业艰难。”又说：“长平门下的宾客，知道还剩下几个任安。”罗公升也不是前代的将相；这些内容也都与他的生平不相符合。至于《燕城俗吏》等作品，词句气格鄙俗浅陋，像是出自另一人的手笔，大概是他的子孙所作，用来装点他的忠义事迹，因而窜改混杂，失去了真实面貌。它究竟是否真的出自罗公升之手，实在只在似是而非之间。△《林屋山人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代俞琬撰。俞琬有《周易集说》，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只有一册诗，附有几篇杂文，大都浅薄庸俗，不值得观览。其中《题杨妃图》一首绝句和《食鳗辨》一篇，尤其鄙俗浅陋。大概俞琬是凭数学著名，而不是凭文章著名。后人看重他的高名，搜集保存他的遗文，反而成了他的瑕疵累赘。△《遗山诗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金代元好问撰。《好问全集》已经著录。这部《诗集》二十卷，是毛晋从《全集》中摘出，刊入《十元人集》的本子。它单独流传已经很久，姑且附存其书名。考察元好问虽然进入元朝，却没有出仕元朝，毛晋把他当作元人，实在错误。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初集》把元好问的诗列为首篇，又沿袭了毛晋的错误。现在仍题作金人，是按照他的实际情况。△《水云村泯稿》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代刘埙撰。刘埙有《隐居通议》，已经著录；又有《水云村稿》，也已著录。这部集子上卷共有赋三篇、记十一篇、传一篇、题跋四十九篇、碑二篇、墓表二篇、圹志一篇、墓志铭五篇、赞十四篇、铭五篇、启二十篇、书十一篇、诗九十篇、笔记七则；下卷则全是他的笔记。怀疑这些笔记当时本来单独成一卷，是传抄者误把几段割入上卷。考察其中诗文都载于《水云村稿》，笔记也都载于《隐居通议》。大概是洪武癸丑年，孙瑛摘录这两部书，合编成一册，并不是它的旧本。下卷中载有两段《瑛跋》，杂乱地混在书中，怀疑是后人传抄时误乱了次序。又有《齐东野语》中的一段，突然插入，文意不相连，也是孙瑛附录进去的，误与刘埙的书合在了一起。△《别本松雪斋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代赵孟頫撰。《孟頫全集》十卷，另有《外集》一卷，已经著录。此本由明代江元禧刊刻。书后有万历甲寅年的《跋》，说文敏的文集已经散失，于是检出枕中收藏的作品，又加上自己所见所记的文字，刊行流传。大概江元禧没有见到《全集》，所以又搜集编成了这个本子。△《安南即事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代陈孚撰。陈孚有《观光》《交州》《玉堂》三稿，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的诗和自注，都是从陈孚的《交州集》中抄出，另题了这个书名。大概是书商伪造出来牟利的本子，收藏者没有辨别就收下了。△《辉山存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萧国宝撰。萧国宝字君玉，号辉山，山阴人，寓居吴江。他的文集是在至顺二年由他的嗣子萧英编次，孔东涛为它作序。序中称赞他的诗清新警策，句法格律整齐严密。但这个本子只收二十四首，是明朝崇祯年间由他的后裔萧云程重新编成的。怀疑旧稿已经散失，萧云程搜集残篇编成此书，所以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全书只有五页，不能算成卷帙。它已经见于顾嗣立《元诗选》，所以不再著录。△《草庐吴先生辑粹》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这是明代王蓂选辑的吴澄文集。王蓂有《忠义录》，已经著录。这部编本认为《草庐全集》内容浩繁，难以全部读完，于是选择其中尤其精粹的文章编成六卷，以便诵读。吴澄的学问表面上诵说程颐、朱熹，源头实际上出自陆九渊。王蓂是金谿人，与陆九渊同乡，所以极力替他表彰。△《吴草庐文抄》（不分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没有记载编者的姓名。卷首题作“甲辰春退谷手选”。大概这是康熙三年孙承泽编定的本子。从吴澄《支言集》中抄录了十分之一，前后没有序跋，也没有目录，更没有分卷。大概只是偶然抄写，来不及编成正式集子的本子。△《剡源文钞》四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本朝黄宗羲编。黄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经著录。当时戴表元的《剡源集》传本还很稀少，因此选取其中记十六篇、序三十六篇、墓志铭四篇、题后九篇。黄宗羲也间或加以批点订定，他的取舍相当精审，但仍不足以概括戴表元的全部文章。△《赵仲穆遗稿》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旧本题作元代赵雍撰。赵雍字仲穆，是赵孟頫的儿子，官至集贤待制、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这部集子共有诗十七首、词十七首。卷末题作“延祐元年春正月寄呈德琏姊丈”。后面有《文徵明跋》，说这一卷兼用行书、楷书书写，越发显得妍美，他从乌程王天羽那里借来观看，于是在后面题跋。大概这是从墨迹抄录出来的。诗词都浅薄软弱，像所谓“坐对荷花三两朵，红衣落尽秋风生”这样的句子，实在不多见。《徵明跋》又说：“德琏是赵孟頫的女婿王国器，擅长乐府，杨铁崖极力称赞他”等等。怀疑是好事者假托赵雍之名作诗，又借用了王国器的名字。顾嗣立《元诗选》已经把它附录在其父赵孟頫诗集末尾，现在姑且保存这个书名。△《清江碧嶂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杜本撰。杜本字伯原，清江人，事迹详见《元史·隐逸传》。他的父亲杜谦曾在文天祥幕府中，曾经毁掉家产来资助军队。杜本读书能写文章，很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吴越一带发生饥荒时，杜本上书提出救荒策略，江浙行省丞相布呼密采用了他的意见，米价立即平稳下来。于是推荐给武宗，召他到京城。后来他离开京城，居住在武夷山。文宗即位后，再次征召他，他没有应召，最终死在家中。他曾编纂宋代遗民诗，名为《谷音》一卷，鉴别取舍极其精当。但他自己所作的诗却粗浅而不合格律。顾嗣立《元百家诗选》讥讽他的诗多是应酬性的鄙俗浅近之作，并不是苛刻的评论。△《太平金镜策》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元代赵天麟撰。赵天麟自称东平布衣。他的生平始末无从考察。书中有“国家道光五叶”的话，那么应当是在仁宗时期。全书以建八极、修八政、运八枢、树八事、畅八脉、宣八令、示八法、举八要为纲，下面再分列六十四个子目。文章全是骈偶辞藻，没有提出任何实际主张。大概是延祐年间刚刚恢复科举时，书坊商人牟利而刻的书。卷首题有“经进”二字，又冠以《进表》一篇，语言意旨浅陋鄙俗。例如说：“如果国家让臣随流等待诏命，便能再倾倒三峡的波涛；如果国家让臣无罪容身，自然会有五湖的烟月。”自古以来，哪里有这样的应对君主之文体？篇末又说“谨上书死赦以闻”，尤其没有道理，大概是故意用诡异的题目来炫惑世俗人的眼目。△《水镜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元代元淮撰。元淮字国泉，号水镜，临川人，至元初年因军功在闽地显达，官至溧阳路总管。这部编本又名《金集》。“古渊”二字，与仇远的《金渊集》同名。大概仇远也曾任溧阳教授，两人都取义于投金濑。他的诗有《击壤集》的风格，但其中的义理趣味比不上《击壤集》；若与仇远的诗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农务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作元代王桢撰。王桢有《农书》，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有赋五首、诗一百九十四首、赞铭七首，全都已经载在《农书》中。大概就是从《农书》里抄出，却故意另立这个书名。第二卷四言诗《民社诗》，其实是《农书》中祭祀社稷的祝词。第三卷《茧馆赞》，其实是《农书》的《先蚕坛赞》。《农书》中《挞诗》下面还有《耰诗》一首，这部集子却没有收录。又如《铁搭赋》缺失了首句。因此可知，这是后人搜集拼凑而又有错漏的本子，显然不是王桢亲自编成的。△《山林清气集》一卷、《续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代释德净撰。德净字如镜，钱塘人。泰定、天历年间，曾与仇远、冯子振、白珽等人交游。他的诗全是五言、七言律诗。《续集》又只有诗七十六首，其中咏物诗竟有五十三首，格调也都浅薄软弱。末尾有《附集》一卷，全是同时代众人酬答赠送的作品。前面有三山王都中题写的五言律诗一首。又有一首题署“蒙古作”，也是和王都中的诗韵而作，大概就是集中所说的“钱蒙古松壑佥事”。△《道园集》（不分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虞集撰。虞集有《平猺记》，已经著录。这部集子不列卷数，只分为八册。前七册题作《道园学古录》，后一册题作《类稿选》。然而前七册并不是《学古录》的全本，后一册也不是《类稿》的全本。大概是书坊刻本从原书摘录而成，疏漏确实很多。而且每册卷首都题作“崇仁虞集”。考察虞集虽然寓居崇仁，但他一生的诗文都自称蜀人，不应当因为侨居之地而改写他的祖籍。这一定是抚州书商所作，想借虞集来抬高本乡的声望，不足以作为依据。△《虞伯生诗续编》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元代虞集撰。全书只有诗九十多首。目录末尾有《至元后庚辰刘氏日新堂识语》一则，称这部集子“是学士晚年所作，尤其是他得意的作品，恭敬地刊刻出来与诗坛共同流传”等等。考察所谓至元后庚辰，是顺帝至元六年。这一年虞集六十九岁，李本到山中拜访虞集，编纂他的诗文为《学古录》，就是这一年冬天的事。李本所作的序则在第二年辛巳十二月。这时《学古录》尚未刊行，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了“续编”的书名。书中间的篇名、字名也常常有错误。这一定是当时的书坊商人因为虞集声名很大，便搜集他的几十篇诗，刊印成书来牟利。△《范文白诗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元代范梈撰。范梈的诗另有七卷本，题作《范德机集》，是临川葛雝编成并在闽中刊刻的，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明代杨翚选编的，所取仅为原作的十分之六，而且删取也不完全恰当。△《揭曼硕遗文》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揭傒斯撰。揭傒斯有全集，已经著录。这部编本收录记、序、碑、述共九篇，是宜黄刘肇虞辑录的。前面有《肇虞序》，说揭集的刻版已经在兵火中毁掉，现在不能很快买到，于是从各种书中散见的文字里搜集了一些，不再另行选择，统统编排起来等等。大概他不知道原集仍然保存着。只有其中《吴澄墓志》一篇，是全集没有收录的，但已经刻在《支言集》卷首。△《鼇溪文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元代周闻孙撰。周闻孙字以立，庐陵人。这部集子前面有永乐辛丑年《邹缉序》，说他三十五岁时考中进士，会试中乙榜，揭傒斯推荐他进入史馆。因为他对修撰《宋史》的看法与人不合，被调出任鼇溪书院山长；后来又任贞文书院山长。遭逢战乱后回到乡里，被行省推荐，依照权宜办法授为白鹭书院山长；改任袁州教授，还没有赴任，战乱就更加严重，于是没有出仕。他所著的书共有二十卷，如今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个本子是明代正统壬戌年由他的曾孙、翰林院侍读编次的，只剩诗、文各一卷。文章末尾附有《奏修三史以宋为正统论》一篇，全文已经散佚，只保存了概要。《邹缉序》中所说与《宋史》意见不合的地方，就是指这篇文章。自晋代以来，《南史》《北史》并列记载。朱子作《纲目》，也把南北朝分开记注。周闻孙一定是尊崇宋朝，把它比作蜀汉，而贬低辽、金，不承认它们可以与北魏相比。他不知道辽、金各自建立国家，与曹氏、孙氏作为汉朝臣子，乘时篡夺窃取政权，并不相同。周闻孙的主张实在偏颇驳杂。因此被罢官，不能看出有什么合理之处。△《王鲁公诗钞》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代王士熙撰写。王士熙字继学，是东平人，翰林学士承旨王构的儿子。他凭借文学承继家业，历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在馆阁任职期间，曾与虞集、袁桷等人唱和，评论者把他们比作唐代的岑参、贾至和宋代的杨亿、刘筠，认为这是有元盛世的诗歌之声。这个本子不知道是谁抄写的，与顾嗣立《元诗选》中收录的王士熙《江亭集》八十多首诗逐一相同，只是编排次序略有不同。怀疑就是书商从《元诗选》中抄出，伪称旧本来谋利罢了。△《存复斋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朱德润撰写。朱德润字泽民，是睢阳人，后来寄居吴中。延祐末年，因被推荐授任翰林应奉文字，兼任国史院编修官。不久授任镇东行省儒学提举。皇帝召见他，他进献《雪猎赋》，合乎皇帝心意。当时，集中了擅长书法的人用金泥书写梵文佛经，于是让朱德润总管这件事。后来以疾病为由归家。至正年间，起用为江浙行中书省照磨官，参与军事事务，镇守杭州、湖州二郡，代理长兴的守职。这部集子有虞集的《题词》、黄溍的《序》，都含有微妙的讥刺之意。只有合沙的《俞焯序》称赞他的文章文理通达、文辞不凡，稍微说到了实际情况；至于诗作却浅薄而缺少深厚的意味，更不是他的长处。△《啽呓集》一卷（内府藏本）。元代宋无撰写。宋无有《翠寒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始于《禹鼎》，终于《留梦炎》，每件事作七言绝句一首，共一百零一首。每首诗后都叙述事情的始末，像自注一样。咏史诗始创于班固。此后文人间或创作，常常反复咏叹，把意旨寄托在语言之外。到了周昙、胡曾，诗意和文辞都浅近，古法便逐渐衰微。宋无的诗颇为可观，但这部集子也不免有把议论写成诗歌的弊病。其中如《金明池》《龟胡琴》《婢胜儿》一类，旁征杂取小说，未免过于泛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论范》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题署为元代进士欧阳起鸣撰写。欧阳起鸣不知道是哪里人。这部书杂取经书、史书和诸子著作中的语句作为题目，各自配以议论，其中谈论史事的居多。共六十篇。书中的见解大多乖僻，不值得采录。△《书林外集》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袁士元撰写。袁士元字彦章，是鄞县人，也就是袁珙的父亲。因被推荐授任县学教谕。不久升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没有赴任。他的诗由危素作序，称赞其诗清新秀丽、令人喜爱；然而往往粗浅，而且多有累赘的句子。例如《寿吕瀛海诗》说：“我刚到而立之年，脚却先已衰弱；您到了古稀之年，鬓发还没有苍白。”这是其中尤其严重的例子。△《黄杨集》三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华幼武撰写。华幼武字彦清，是无锡人。他一生笃厚地奉行孝友之道，不喜欢做官进取。建造春草堂来奉养母亲。凡是自己能力所及、能够使母亲快乐的事，没有不去做的。他生性喜爱吟诗。友人陈方给他的集子题名为《黄杨》。大概是因为他非常喜爱诗歌，又被许多事务牵累，所以陈方勉励他不要在诗歌创作上受到阻碍。然而他的诗还不足以成为名家，世人是因为重视他的人品，才把他的诗集流传下来。△《肃雝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元代女子郑允端撰写。郑允端字正淑，是平江人，宋丞相郑清之的五世孙女，嫁给同郡人施伯仁。至正丙申年，张士诚攻入平江，她的家被军队破坏，贫困多病，忧郁而死，年仅三十岁。集子开头有《叙传》，记载她一生的始末。这部集子是郑允端死后，施伯仁搜集她的遗稿编成的，钱塘钱惟善、青城杜寅为它作了《前序》和《后序》。明嘉靖年间，她的五世孙郑仁才把它刻印出来。她的诗词意境浅薄柔弱，失去黏对、脱落韵脚的地方，多得数不清。钱惟善等人都是一代名流，不应当过分称许到这种程度。考察集中《桃花集句》所谓“任凭一簇桃花无主地开放，始终不留下崔护题写的诗句”，杨循吉《吴中往哲记》认为是苏州李氏女子所作。或许正德年间这部集子还没有刻印，杨循吉偶然听闻错误而加以传讹。至于《碧筒》一首，是在王夫人席上所作，结尾有“可笑那狂生杨铁笛，风流又何必饮鞋杯”的句子。“铁笛”是杨维桢的号，他与郑允端虽然是同时代人。然而瞿宗吉《归田诗话》称，杨维桢曾到瞿宗吉叔祖瞿士衡家，把《香奁八题》拿给他看，并依照这种体裁作了八首诗呈给杨维桢，杨维桢十分称赏。于是便以“鞋杯”为题，瞿宗吉作《沁园春》等词。瞿宗吉虽然没有记载年月，但《铁崖复古诗》中《香奁八咏》有杨维桢的《自序》，说是在至正丙午年春三月。瞿宗吉先作和诗，后来才咏写鞋杯，因此一定是在丙午年以后。根据《郑允端小传》考察，那时郑允端已经去世十年了，怎么可能听说鞋杯的事情？这大概是郑允端原来确实有诗集，只是年代久远后散失了。她的后人后来伪造诗集刊行，只知道杨维桢关于鞋杯的事情发生在元末，却不知道有可以考查的具体年月。又有万历丁酉年《江盈科序》，说把它改题为《姑苏郑姬诗》，尤其是荒谬。如果把“姬”当作郑姓，那么这件事就太古老了，因为汉、唐以后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把“姬”理解为对女子的美称，那么这就和蔡京等人相同了。现在仍按原名《肃雝集》保存其著录。△《倪云林诗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元代倪瓒撰写。倪瓒有《清閟阁集》，已经著录。这个本子是明代潘瓒校订刊刻的。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一卷，七言古诗一卷，五言律诗一卷，七言律诗一卷，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不如新本完备。△《韩山人集》（没有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元代韩奕撰写。韩奕有《易牙遗意》，已经著录。他的古体诗失于浅薄率直。近体诗如《新秋次韵》说：“丰收年稻谷成熟，村庄仿佛图画；南国莼菜生长，水也带着香气。”《送县学教谕》说：“为官清廉便如同身居高位，任职时间长久就像一直住在故乡。”《东湖放舟》说：“树影不随流水而去，荷花香气常随着远处的风飘来。”《晚晴》说：“西风飒飒吹动林间树叶，乍一听还以为是雨声。”只是一知半解，却还稍稍掌握了宋人的诗歌格律。他所崇尚的诗风应当在陆游一派。然而像《桃源小隐》说：“山路回转，水流曲折，仿佛无路可走；树木茂密，花朵幽深，另有一番香气。”则完全袭用陆游的旧句，未免有生吞活剥之嫌。△《九灵山房遗稿》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元代戴良撰写。戴良有《九灵山房集》，已经著录。当初，戴良的文集世间很少有流传本。国朝康熙年间，他的同乡张以培搜集各种书籍，编成这个本子。傅旭元为它刊刻版片，秀水曾安世又为它校订、编排次序。如今天下所藏的书籍都已收入秘府，戴良的全集又重新出现了。这个本子只是搜集残缺篇章，已经可以不再著录。但因为它在世间流通已久，而且张以培等人辛勤搜集、补缀的功劳也不能埋没，所以姑且附带保存其著录。△《书山遗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元代吴会撰写。吴会字庆伯，是金谿人。至正三年，曾经乡试荐举第一。进入明代后不出仕，到洪武戊辰年才去世。因一只脚患病残废，自称“独足先生”。他所作的诗文，题名为《独足雅言》，共二十卷。李梦阳《怀麓堂诗话》还引用他的《挽张性诗》，用来证明《杜律注》不是虞集所作，可见到正德年间这部书还存在。近世已经很久没有流传本了。这部集子是他的后裔吴尚絅搜集编成的。因为已经不是原本，所以改题为《书山遗集》，但仍编为二十卷，以保存旧貌。原刻的《独足雅言解》一篇，仍置于卷首。吴会《自序》说：“和乐畅易，是太平时所作的，列为最早；愁苦急迫、感慨激愤，是避乱时所作的，列为其次；超然放逸、豪迈奔放，是学仙时所作的，列为最后。”如今看他的诗，雕琢文饰有余，而兴寄意味颇浅。在元末明初的诗人中，尚且不能自成一派。卷首载有明初潭王所作的一篇序，文理鄙俗荒谬。又说吴会死后托梦给潭王，请求他作序。这件事荒诞怪异、不合常理，大概不值得辨析，或许是好事者编造的。△《高闲云集》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代董养性撰写。董养性有《周易订疑》，已经著录。董养性进入明代后不出仕，作《高闲云赋》来自我比况，于是用它给文集命名。集前有洪武年间王翌的《序》，极力推重他的文章和诗歌。这个本子只有诗五卷、赋一卷，文章已经散佚。他的诗颇为清新劲健，但比兴手法不足。往往把意旨和言辞都直接说尽，缺少含蓄深婉的意味。△《程梅轩集》四卷（湖北巡抚采进本）。元代程从龙撰写。程从龙字登云，别号汉章，是嘉鱼人。自元末起隐居授徒，进入明代后仍不出仕，直到去世。这部集子是他的孙子程鉴编成的。前面有他的门人李德庸所作的《序》和《从龙小传》，又有王进、王恺二人所作的《序》以及程鉴的《跋》，都作于永乐年间。《鉴跋》称程从龙的著作已经散佚，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前三卷共收赋二首、词七首，其余都是古体诗和近体诗。后一卷为杂文，只有八篇。诗文都清新，但过于浅薄，还不足以在作者之间与人并列。△《茶山老人遗集》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元代沈贞撰写。沈贞字元吉，自号茶山老人，是长兴人，进入明代后不出仕。劳钺《湖州府志》称他所著《茶山稿》十二卷；而顾应祥《长兴志》则称他所著《茶山集》共五十卷。朱彝尊编纂《明诗综》，只搜集到《乐神曲》十三首，而且还有很多文字残缺，可见原集已经散佚很久了。这个本子共诗一卷、文一卷，是乾隆戊午年由长兴知县鲍鉁与吴江王藻、归安姚世铨、姚世锺搜集编成的。《鉁序》称，《县志》中记载寥寥无几，只有从书商的船上买到顾箬溪的《长兴旧志》，其中记载稍多一些。于是从各种书中摘取材料，编录后刊刻。但所摘取的书没有注明书名，未免缺乏证据，难以令人相信。《静志居诗话》称沈贞的人品高于杨维桢，至于他的诗文却颇为粗浅，比杨维桢差得远。例如《南川军砦诗》“关塞森严，虎豹般的气势笼罩着千山月色；野外住宿，貔貅般的军队升起万灶炊烟”这一联，对句完全使用苏轼的语句。出句把“令严”改成“关严”，把“钟鼓”改成“虎豹”，把“三更月”改成“千山月”，这是把金子点化成了铁。《了臼岭诗》“把彭祖和殇子看作同样长寿，全是荒谬的说法；为什么还要在牛山哭泣，沾湿衣襟”，袭用杜牧的语句。而“牛山衣”三字更加拙劣，怀疑是后人有所附会，并不全是沈贞的旧稿。△《得月稿》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代吕不用撰写。吕不用字则耕，是上虞人。元朝灭亡后不出仕，洪武初年被举荐为教谕，因耳聋而推辞，自号“石鼓山聋”。这部集子是他的孙子吕凤编成的，共诗三卷、文一卷。前面有洪武九年曾衍、王霖二人的《序》，推重他到了极点。然而他的诗大多粗俗浅陋，文章尤其冗长散漫。△《拱和诗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曹志撰写。曹志字伯康，自号拱和居士，是金华人。至正末年遭逢战乱，隐居不出。洪武年间，因遗逸之士被推荐，但不肯起用，终于家中。这部集子是他家刻印的。前面有两篇《序》，没有署年月，也没有署撰写人。末尾附有《拱和诗序》和《志小传》。又附有他的《家传》三篇，只有《曹俸传》称为六世孙服所撰，《曹光远传》称为姚坦所撰，《曹煜传》称为野史氏容所撰，却没有写出他的姓氏，其余都不知道是谁所作；但这些文章的文格却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又附有《曹光远诰》一篇，后面有《吕祖谦赞》；《曹彬诰》一篇，后面有《米芾赞》。最后以《竹卷记》一篇作结，也是为曹志所作。编排次序完全没有体例。他的诗只有近体诗，没有古体诗。大体上都是流连于眼前景物，千篇一律。△《兰雪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代松阳女子张玉娘撰写。张玉娘聪明秀慧，知书达理，年轻时许配给沈佺。后来双方父母发生了意见冲突，张玉娘不肯从命。沈佺恰逢患病，张玉娘写信给他，以死发誓。沈佺死后，张玉娘便因忧伤而死。叶子奇《草木子》深以为她私下通问为不当。到嘉靖年间，同县人王诏在《道藏》中发现她的遗诗，于是为她作传来表彰此事，并把她比作无盐和孟光。总的说来，她失于礼法的过错自然无法掩饰，但她的志节却实在令人悲悯。诗的格调浅薄柔弱，没有超出闺阁女子的情态。卷首题作张献编录，大概是张玉娘的族孙。△《荻溪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作元代王偕撰写。前面有洪武癸亥年冯原智的《序》，称王偕字叔与，是琅琊人，官任昆山学教授，元朝灭亡后不出仕，寄居在荻溪西面，自号荻溪翁。如今检查集子中与他唱和酬答的人，全都是国朝顺治年间常熟的文士。他又曾进入京师，作有《慈仁寺双松歌》。慈仁寺建于明代，这也与王偕所处的时代不相合。只是诗中有《岁暮还荻溪》等题目，应当是国初寄居荻溪的人。只是集名偶然相同，书坊商人便妄取《原智序》置于卷首，指称此集为王偕所作，以此欺骗牟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