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译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别集类三 △《毗陵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独孤及撰写。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官职做到司封郎中、常州刺史。死后谥为“宪”。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权德舆作《独孤及谥议》，称赞他“立言遣词，具有古代的风格；疏浚文章的波澜而去掉放纵，取其精华而没有枝蔓”。皇甫湜《谕业》也称独孤及“文章如危峰绝壁，穿插倚立于云霄之间；长松怪石，错落倒置在山岩沟壑之中”。王士祯《香祖笔记》却认为，他的序、记仍沿袭唐代旧习；碑版中的叙事，稍微显得有真情实感。《仙掌》《函谷》二铭、《琅邪溪述》《马退山茅亭记》《风后八阵图记》是他的杰作，《文粹》已经大略收载。对此，我很不赞同皇甫湜的说法。考察唐代自贞观以后，文士都沿袭六朝文体。经过开元、天宝时期，诗歌风格大为改变，但文章风格仍沿袭旧有规矩。元结和独孤及首先奋起革除旧习，萧颖士、李华从旁协助。此后韩愈、柳宗元相继兴起，唐代古文于是蓬勃发展到极盛。削去雕饰而归于朴实，这几个人实在是首先立了大功。《唐实录》说韩愈学习独孤及的文章，必定有所依据。（按：这里依据的是晁氏《读书志》所引的话。）只是当时文风刚刚开始改变，明白而还没有融会贯通罢了。王士祯却在文风刚开始开辟、条件艰难的时候，责备他们没有做到制定礼制、制作礼乐，这是没有推究他们所处的时代。文集是他的门人安定人梁肃编成的，李舟为它作序。诗三卷，文章十七卷。旧本长期湮没，明代吴宽从内阁抄出后，才流传于世。其中如《景皇帝配天议》、郭知运和吕諲等人的《谥议》，都是纯正的儒者之言，并不只是以文辞华采见长。不仅王士祯所举的那些篇章如此，至于《马退山茅亭记》其实是柳宗元所作，后人误收入独孤及文集。王士祯一概称赞它，尤其显得考证疏略。另外，《文苑英华》载有独孤及《贺赦》表二篇、《代独孤将军让魏州刺史表》《为崔使君让润州表》《代于京兆请停官侍亲表》，《唐文粹》载有《招北客文》，共六篇，文集内都没有。考察《贺赦表》中所说的“诛翦大憝，清复阙廷”和“归过罪己，降去鸿名”等事，都是德宗兴元年间的事情。独孤及死于大历十二年，已经来不及看到这些事情。《招北客文》，《文苑英华》又认为是岑参所作。两部书彼此相互错置，情况难以详细考明，现在姑且依照旧本缺载。△《萧茂挺文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萧颖士撰写。颖士字茂挺，颍川人，是梁鄱阳王的后裔。世系详载在他的《赠韦司业书》中。开元二十三年考中进士，对策列第一。天宝初年任秘书正字，因搜求散佚的书籍，长期滞留而没有得到上报，被弹劾罢免。不久又被召为集贤校理，因触犯李林甫，调任广陵参军。韦述推荐他任史馆待制，又因触犯李林甫而被免职。李林甫死后，调任河南府参军。安禄山反叛，萧颖士逃往山南，源洧征召他任掌书记。后来任扬州功曹参军。他再次弃官离去，最终客死于汝南。事迹详见《新唐书·文艺传》。萧颖士曾作《伐樱桃赋》来讽刺李林甫，《唐书》本传讥讽他性情偏狭；而晁公武《读书志》则称，他“每俯临于萧墙，奸回得而窥伺”这句话，表现出能够预见祸乱的见识，认为《唐书》贬低他是不对的。现在考察萧颖士在安禄山受到宠信、势力正盛时，曾和柳并一同策断安禄山必然反叛。后来果然应验，于是他到河南采访使郭纳那里献上守御的计策，郭纳没有采用。安禄山的别将进攻南阳，山南节度使源洧想要逃走，萧颖士极力劝阻，于是源洧坚定决意抵抗贼军。永王璘曾召见他，他没有前往。他又给宰相崔圆写信，请求预先防备江淮地区的变乱，后来刘展果然再次叛乱。他的才略和志节都超过常人，不只是像晁氏所说的那样而已。文章的根基，本来就不只在于学问广博深奥。萧颖士的文章和李华齐名，而萧颖士尤其受到当时人的推重。李邕享有一代文坛前辈的声望，却让萧颖士代写《进芝草表》，由此可见李邕对他的推许。《唐志》记载萧颖士有《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只记载《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经散佚。本书前面有两方刻着曹溶姓名的印章，大概是曹溶收藏的。书中只有赋九篇、表五篇、牒一篇、序五篇、书五篇。史书所说的《与崔圆书》，如今文集中没有。《书录解题》所说的柳并序，如今也已散佚。此外，本书还是后人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抄录辑成的，已经不是旧日十卷的原貌了。但即使只是残存的精华，仍然足以滋润后学，实在不必因为不完整而感到遗憾。△《李遐叔文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唐代李华撰写。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多次考中进士宏辞科。天宝年间升任监察御史，调任右补阙。安禄山反叛，李华被叛军俘获，伪署为凤阁舍人。叛乱平定后，被贬为杭州司户参军。李岘上表推荐他，安排在幕府任职，提拔为吏部员外郎。后来因风痹病离职，去世。新、旧《唐书》都把他列入《文苑传》。《旧唐书》称李华有文集十卷；独孤及的序却说，他任监察御史以前的文章十卷称为前集，之后二十卷称为中集，卷数很不相合。马端临《经籍考》没有列出他的书名，可见到南宋时，原本已经亡佚。这部书不知道是谁编的，大概取自《唐文粹》《文苑英华》所载的文章，汇集后分类编排，并且仍然把序文放在前面。它有篇次而没有卷目。现在整理为四卷，著录于此。李华遭逢危乱，受辱于叛军朝廷，晚年常常自我伤感，每每寄托在文章中来表达心意。例如《权皋铭》说：“虽经污辱而不受玷污，像美玉一样有光泽而没有瑕疵。”《元德秀铭》说：“像贞洁的玉和洁白的花，不因染污而变黑，也不因挫折而改变。”《四皓铭》说：“道义不可屈服，于是到南山采芝。” “仰慕玄妙的道术，在古祠前徘徊。”由此可见他已经悔恨自己的志向。然而大节一旦亏损，万事便如瓦片般崩裂，天下人并不只是要同他讨论内心。至于他的文辞绵密华丽、光彩焕发，确实可以追配古代的作者。萧颖士见到他所作的《含元殿赋》，认为其成就在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即使这是朋友推崇抬举的话，也大概接近事实了。集子原来有《卢坦之传》和《杨烈妇传》两篇传记，查核其文字，都见于李翱集中。应当是误行采入，今后一并删去。

译△《钱仲文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钱起撰写。钱起字仲文，是吴郡人。天宝年间考中进士。官做到考功郎中。大历以后，诗歌风格开始变化。开宝年间那种浑厚的气象，逐渐疏远而淡薄；风格声调彼此争高，稍稍趋向浮华的声响。这种升降变化的关键，实在是“十子”造成的。钱起和郎士元，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人。不过钱起的诗温润秀美、含蓄有致，并没有失去《诗经》作者的旨趣。前代诗人的典范，仍然保存在其中。他的集子，《唐书·艺文志》作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二卷。如今的本子有十卷，大概是后人分编的。其中凡是古体诗，都题作“往体”。考察陆龟蒙《松陵集》，也把古体诗称为“往体”。大概唐代诗集的篇目名称中，有“古体”和“往体”这两个称呼；只是偶然出现文字不同，并没有别的含义。集末还有《江行》绝句一百首，胡震亨《唐音统签》认为这是钱珝的诗，误收入钱起集，考证辨析得很详细。不过旧本流传，相沿已久；而且钱珝本来就是钱起的孙子，即使附录在祖父集子的末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现在仍将它们一并保存。△《华阳集》三卷、附《顾非熊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顾况撰写。顾况字逋翁，是海盐人。至德二年考中进士。德宗时任秘书郎，升任著作郎，后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晚年退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集子有皇甫湜的序，序中称为三十卷。《读书志》作二十卷。《书录解题》只记载他的诗集，说原本十五卷，如今只剩五卷。那些原本如今都已经失传。这一部是明代万历年间顾况的后裔顾端搜集他的诗文编成三卷，末尾附有顾况之子顾非熊的诗十多首。《文苑英华》和《唐文粹》中还保存顾况的诗四首、顾非熊的诗一首，但都没有收入此集，因此仍不能算完备。顾非熊的诗有父亲的风格。长庆年间考中进士。大中年间任盱眙县主簿，也弃官隐居在茅山。《酉阳杂俎》记载，顾况作《殇子诗》，早晚悲伤吟诵，他儿子的魂魄听到后，于是再次投生为顾况的儿子，就是顾非熊。这件事荒诞怪异，不足以相信。《本事诗》又记载顾况“红叶题诗”的故事，更是荒诞无稽。他题写的诗也鄙俗不堪，不值得流传，都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旧本中既然已有，姑且保存下来作为谈资罢了。△《翰苑集》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唐代陆贽撰写。陆贽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考察《艺文志》，记载陆贽《议论表疏集》十二卷，另有《翰苑集》十卷，为常处厚编纂。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陆宣公集》二十二卷，其中把《翰苑》和《榜子》分为两集，篇目也与史志相同。只有晁公武《读书志》所记载的，只有《奏议》十二卷，并且称旧有《榜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年间苏轼请求校正后进呈，改用现在的名称。我怀疑这是把各集汇编成此书，所以与史志所记名称完全不相合。如今考察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确实作《翰苑集》；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他所见的宋代大字刻本二十二卷，也作《翰苑集》。这样看来，从南宋以后，已经把议论、表、疏合为一集，总题为《翰苑》。晁公武所见的是元祐本，恐怕不是全册。如今世上刊行的陆贽集，也有题作《陆宣公奏议》的，则又是沿袭《读书志》而产生的错误。宋祁撰写陆贽传的赞语，称他的论谏文章有几十篇乃至上百篇，讥切陈述时政弊病，都以仁义为根本，明亮鲜明如丹青，只可惜德宗不能完全采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所以《新唐书》按照惯例不收录排偶文，只选取陆贽的文章十多篇，作为后世的规范。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尤其重视陆贽的议论，采录他的奏疏三十九篇。后来苏轼也请求把陆贽的文章校正后进呈阅读。大概他的文章虽然多是针对一时局势、进行匡正救助和规劝切责的话，但对于古今政治得失的原因，没有不深刻而明白的，其中有足以成为万世借鉴的内容。因此历代都珍视它。陆贽另有诗文别集十五卷，早已散佚不传。《全唐诗》所收，只剩《试帖诗》三首以及《语林》所记载的逸句。不过，关于经世致用的言论，全都具备在这部书中。他之所以受到重视，本来就不必在于雕琢篇章、描绘辞句这些末节。△《权文公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权德舆撰写。权德舆字载之，是天水人。起初受征召进入河南幕府，历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权德舆曾亲自编纂制诰文集五十卷，由杨凭作序。他的孙子权宪又编纂他的诗文为五十卷，由杨嗣复作序。如今制集已经散佚，文集也早已没有流传的刻本。这一部是明代嘉靖二十年杨慎在滇南得到的，只保存目录以及诗赋十卷。刘大谟作序并刊刻，又删去了那些没有书籍内容的目录。这样一来，权德舆的文集便无法考见了，只是在《文苑英华》和《唐文粹》中还时常零星可见。考察王士祯《居易录》，记载《权文公集》五十卷，并注明：诗赋十卷、文四十卷、碑铭八卷、论二卷、记二卷、集序三卷、赠送序四卷、策问一卷、书二卷、疏表状五卷、祭文三卷。又称这是无锡顾宸所藏的本子，由刘体仁的儿子刘凡抄写后赠给王士祯的。这样看来，权德舆的全集到康熙年间还存在。不知道为什么如今保存下来的都只是杨慎得到的残本。只是王士祯所注的卷目按数量计算竟是八十卷，与五十卷的说法不合，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代方崧卿撰写。方崧卿是莆田人。孝宗时曾任台州军事知州。此书后面有淳熙己酉年方崧卿的自跋，称现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又增补考订年谱一卷，并把各本的异同重新编次为《举正》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记相同，但多出《外钞》八卷。其注中称年谱为洪兴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补考订，并且撰写《举正》来校勘异同，刊刻在南安。《外集》只是依据嘉祐年间刘煜所抄录的二十五篇，又附上石刻、联句以及见于其他集子的诗文遗篇。

译后来葛峤刊刻柳宗元文集，又把大庾韩郁编注、题作《外集》的各本一并考订疑误，辑录遗事，合编为《外钞》刊刻。因此，《外钞》不是方氏的著作，只是葛氏刊刻柳集时为了配合韩集而增入的，所以方崧卿的跋中没有提到它。根据方崧卿自跋和陈氏所记，这部书大概与《文集》、《外集》、《附录》、《年谱》一起刊刻。这个本子只有《举正》，大概现存的仅有这些。十卷末又有《外集举正》一卷，但方崧卿的跋中没有提到。陈氏也没有核查原刻，不标明卷数，大概就是附在十卷之中吧？后来朱子依据方崧卿这部书撰成《韩文考异》，由于声名太盛而遮蔽了原书，原本于是逐渐不显。到了元、明时期，几乎已经湮没。这个本子的纸张和墨色都很精良，其中“桓”字缺少笔画，是为了避钦宗的讳；“敦”字在全书中都完整书写，并不避光宗的讳。这大概就是淳熙旧刻，历经五百多年而有幸保存下来的本子。大概也是因为它刻印时用力精勤，本身足以流传后世，所以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其中加以护持，并非人力所能阻遏吧！阎若璩的学问号称最为博洽，他在《潜邱劄记》中不知道“李浙东”是谁，说曾得到《李翱全集》，或许可以据此考查。如今看这个本子，第六卷《代张籍书》下面明确注作李逊，并且引用旧书本传说：“李逊在元和五年任浙东刺史，元和九年召回，这封书写于元和六、七年之间。”这样看来，阎若璩也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可以称为罕见的书册。书名叫《举正》，大概是沿用郭京《易举正》的旧例，这一点见于第一篇的自注。考订异文时删去了这条，于是便不知道它命名的意义了。书中改正的字用朱书标出（按：刻本实际上作阴文，大概因为古代没有套版的方法，不能刻成两种颜色。考察《政和本草》称《神农本经》用朱书，而实际上都刻作阴文，这就是明显的证据。谨附记于此）；删去的字用圆圈围住，增入的字用方圈围住，颠倒的字用墨线曲折标作“乙”，体例似乎也比《考异》更加清楚。所依据的碑刻本共有十七种。所依据的各家书本，共有唐代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本，并参考唐代赵德《文录》、宋代白《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他把这些材料相互参校、贯通考察，用力也很勤苦。虽然偏信阁本，这是他的一个过失，应当受到朱子的纠正；然而司马迁依据《国策》撰写《史记》，并没有因为有《史记》就废弃《国策》；班固依据《史记》撰写《汉书》，也没有因为有《汉书》就废弃《史记》。倪思曾汇集《国策》、《史记》、《汉书》的异同，编成两部书，如今他的《班马异同》仍有传本。既然如此，即使已有《考异》，也不妨让它们一并保存。这部书是为了备作参照校订，又何必固守门户之见，完全湮没前人著作的功劳呢！《书录解题》又说：“《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朱侍讲用方氏本校定。凡是各本不同之处，都确定归于一处，发明很多。《外集》都依照旧本，只有采用方本增补《大颠三书》。”如今考察《外集举正》所列，从《海水诗》到《明水赋》，二十五篇的数目全部具备，没有所谓《大颠三书》，也没有所谓石刻、联句以及散见于其他集子的诗文遗篇。不知道《考异》依据的是什么本子。这也是千古以来的大疑问，姑且对不知道的地方存而不论吧。△《原本韩文考异》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朱子撰写。这部书是因为韩集各本之间互有异同而作的。方崧卿所作《举正》虽然参校众本、取长舍短，实际上却只是以馆阁本为主要依据，对许多地方都迁就附会。即使是《南山有高树》诗中的“婆娑弄毛衣”一句，被傅安道指出为可笑之处，也不敢明确说它错了。因此重新加以考订，编成十卷。凡是方本与其他本相合的地方就保留下来，不相合的地方则一一详细辨析考证。它的体例原来只是把正文中的一两个字摘出，用大字书写，再把考证夹注在下面，如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并且在全集之外另行刊刻。到了宋末王伯大，才把它取来分散附在各句下面。因为这样便于查阅，所以流传到今天，反而不再知道朱子原本的样子。其间有讹误、脱漏、窜改和错乱，已经很失去原来的面貌。这个本子出自李光地家，是依据朱子门人张洽校订的旧本翻刻的，最为精善。第一卷末有张洽补注一条，称《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诗中“长沙千里平”一句，“千里”应当作“十里”，并说自己亲自到岳麓寺见到这一写法，方崧卿和朱子都不知道。第四卷末又有张洽补注一条，称《辨原性》一篇，唐人实际写作“性原”，并引用杨倞《荀子注》所载全文，证明方氏《举正》没有错，只是朱子偶然没有来得及考察。第七卷末还有张洽补注一条，辨析《曹成王碑》中“抟力句卒”的意义，这些都是今本没有载录的。书中文字经过徐用锡校订，点画一丝不苟。然而李光地去世后，刻版很快散失，所以传本很少。这个本子仍然是当时的初印本，没有丝毫磨损和缺失，尤其可贵。△《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伯大编。王伯大字幼学，号留耕，是福州人。嘉定七年考中进士。理宗时官至端明殿学士，授任参知政事。事迹详见《宋史》本传。王伯大认为朱子《韩文考异》在本集之外另编卷帙，不便查阅，于是重新编排。把《考异》的文字拆开，分散附在本集各句下面，刊刻于南剑州。又采录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各篇作音释，附在篇末。后来麻沙书坊把注释缀在篇末，仍然不便查阅，于是也把它们取来分散到各句下面。大概王伯大改了朱子的旧编次，书坊商人又改了王伯大的旧编次，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即使卷首题作“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条”，核验其中文字，也只是王伯大重新编排的凡例，并不是朱子《考异》的凡例。流俗相传，拿这个本子当作朱子的本子，实际上是一次错误之后又一次错误。根据李光地《翻刻宋版考异跋》，这个本子的错讹和遗漏数不胜数。大概由于多次重新编排，不可能逐一清理整顿，这是势所必然。

译不过，把注释附在句子下面，究竟比同文集分开刊行的本子更容易阅读。现在录入李光地所刻的十卷本，以保存旧有体式；同时也录入这个本子，便于相互考察。自宋代以来，《经典释文》、《史记索隐》都是在原书之外另行刊刻，而监本的经史书籍仍兼用把注释分散到句子下面的本子，这就是它们的例子。△《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魏仲举编。魏仲举是建安人。书前题记称庆元六年刻于家塾，实际上是当时书坊刻本。卷首列出评论、诂训、音释诸家的姓名，共一篇，从唐代燕山刘氏直到颍人王氏，总计一百四十八家。又附有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合计只有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数。而所谓新添的各家，都没有注明姓名，大体是虚构名目，务求炫耀博杂，并不是真的有这些书。即使所列的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张籍等，都是同时唱和的人；刘昫、宋祁、范祖禹等，也只是撰写《唐史》，从未解释过韩愈文集。如今只引用他们的片言只语，便列为一家，也很牵强附会。大概这与所刊《五百家注柳集》一样，都是书坊的习气。不过其中如洪兴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蒋璨、任渊、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张敦颐、严有翼、方崧卿、李樗、郑耕老、陈汝义、刘安世、谢无逸、李朴、周行己、蔡梦弼、高元之、陆九渊、陆九龄、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许开、周必大、史深大等，确实有考证音训的，凡有几十家。原书在世间大多已经失传，还依靠这部书得以见到其中一二，也不能说不是魏仲举的功劳。朱彝尊称此书还有宋代刻本藏在长洲文氏家中，后来归于李日华家。正集之外，还有《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有《论语笔解》十卷。这个本子只有四十卷，《外集》和《别集》没有包括在内。大概由于流传时间已久，又有所缺失散佚。△《东雅堂韩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只是每卷末尾都有“东吴徐氏刻梓家塾”的小印。考察陈景云《韩集点勘书后》说：“近代吴中徐氏东雅堂刊刻《韩集》，采用宋末廖莹中的世彩堂本。书中的注释，大多采自建安魏仲举的《五百家注》本。间或引用其他书籍的，只占十分之三。又删节朱子单独刊行的《考异》，分散放入各条注释之下。这些都出自廖莹中之手。廖莹中是贾似道的馆客，此事见于《宋史·贾似道传》。徐氏刊刻此书，却没有注明它的来历，大概是非常鄙视廖莹中的为人，所以删去了他的姓名以及开版年月。”现在考察这个版本，卷首列有重校凡例九条。其中有一条称避宋帝庙讳，确实是宋人的说法，因此陈景云的说法可信，可以知道这个版本的注释就是廖莹中所作。陈景云又在这段文字下自注说：“东雅堂主人徐时泰，是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工部郎中。” 现在考察明代进士题名碑，万历甲戌科有徐时泰，是长洲人，大概就是这个人了。△《韩集点勘》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陈景云撰写。陈景云有《通鉴胡注举正》，已经著录。这部书取廖莹中世彩堂所注的《韩集》，纠正其中的错误，汇编成书。卷首注说是校勘东雅堂本，因为廖注本是徐时泰东雅堂翻刻的。书末有陈景云的自跋，称：“廖莹中粗略涉猎文义，完全没有学识。他广泛采录各条注释，不仅选择不当，就是文义也多有疏漏错误。”现在看他所校订的内容，考核史传，订正训诂，删去繁杂，补足缺漏，比原本确实精密。如《别知赋》的“一旦为仇”，用《尔雅》加以证明；《元和圣德诗》的“麻列”，用李白《梦游天姥》诗加以证明；《城南联句》的“疆甿”，用《周礼》郑玄注加以证明；《梁国公主挽歌》的“厌翟”，用《毛诗》郑玄笺加以证明；《师说》的句读，用《经典释文》加以证明；《送韩侍御序》的“所治”，用魏文帝《与吴质书》加以证明。《祭李使君文》的“惊透”，用扬雄《方言》和左思的赋加以证明；《乌氏庙碑》的“立议”，用《汉书》颜师古注加以证明；《太原郡公神道碑》的“耆事”，用王安石的文章加以证明。《刘统军墓志》的“父讼”，用《汉书·段颎传》加以证明；《太傅董公行状》的“其子”，则用《唐书·李万荣传》加以证明。把《至郾城联句》的“谀噱”改定为“庾噱”，用《李藩传》加以证明。把《进学解》的“守正”改定为“宗王”，用《新唐书》和《文粹》加以证明。这些引用的依据都很精确。其他如引用《赤藤杖歌》证明“南宫”并不只是礼部的称呼；引用《唐志·五岳四渎令》证明庙令是老人；引用唐德宗祔庙、唐高宗已经迁祧之事，证明《讳辨》中的“治”字，也都有典籍依据。至于辨析时事尤其详细，可以称为善本。只是《尸子》先见于《公羊传》，他却说出自《汉书》，略有疏漏。又如《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诗，忽然插入一条宋人的诙谐戏谑之说，不仅与校勘无关，甚至与《韩集》也毫无关系，实在很不合体例。△《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内府藏本） 唐代柳宗元撰写，宋代韩醇作音释。韩醇字仲韶，临邛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柳宗元的文集由刘禹锡编纂。后来卷目有所增删，宋代时已经有四个版本：一是三十三卷本，为元符年间京师开印发行的版本。

译一是曾丞相家本；一是晏元献家本；一是这部四十五卷本，出自穆脩家，据说就是刘禹锡的原本。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刘禹锡作序，称把他的文章编为三十二通。韩愈的墓志和祭文附在第一通的末尾。”现在世间流行的版本都是四十五卷，而且又不附墓志和祭文，不是当时的版本。考察今本所收刘禹锡序，实际写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陈振孙所说不相符合。也可能是后人追改了刘禹锡的序文，以便与现行的卷数相合，这也无法知道。总之，刻印韩愈、柳宗元文集从穆脩开始，虽然不是刘禹锡编次的旧本，但各家版本也没有比它更古老的了。政和年间，胥山沈晦取各本参互校勘，唯独以此本为准本，把各本中此本所没有的内容另编为《外集》二卷，附在后面，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到淳熙年间，韩醇依据沈氏的本子为它作笺注。又搜集整理散佚的文章，另编成一卷，附在《外集》末尾。权知珍州事王咨为此书作序。韩醇先撰有《韩集全解》，到这时又注释柳宗元的文章。这部书大概与张敦颐的《韩柳音辨》同时刊行，而详细广博实际上超过了它。魏仲举《五百家注》也多次引用他的说法。明代唐觐《延州笔记》曾摘出他注释《南霁云碑》时不知道“汧城凿穴之奇”一句本出自潘岳《马汧督诔》，这确实是一处失误。但并不因此损害全书。△《增广注释音辩柳集》四十三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童宗说是南城人，生平始末不详。张敦颐有《六朝事迹》，已经著录。潘纬字仲宝，是云间人。根据乾道三年吴郡陆之渊的序文，称他为乙丑年甲科，官任灊山广文。也不知道他最后任至什么官职。陆之渊的序只题作《柳文音义》。序中所说的内容，也只涉及韩仿、祝充的《韩文音义传》和《柳氏释音》，没有提到童宗说和张敦颐。书中的注释，分别用“童云”“张云”“潘云”来区别，也不像是潘纬自己撰写的体例。大概童宗说的注释、张敦颐的音辩，本来各自是独立成书的。书坊商人把潘纬的音义合在一起，刊刻为一编，所以书首不以《柳文音义》为书名，而另题为《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这个版本把柳宗元的本集和外集合并在一起，分类编排，已经不是刘禹锡编纂的旧貌。不过它不收王铚伪造的《龙城录》之类，仍算谨严。它的音释虽然随文注解，没有多少考证，但对于生僻读音和难字，都逐一加以疏通；若说详尽博大，它还不够，但若说简明易懂，可以省去检阅篇韵的麻烦，对于阅读柳宗元文章的人也不能说没有益处。旧有明代刊本，错字很多。这个版本是麻沙小字版，还没有失去原貌。△《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附录》八卷（内府藏本） 宋代魏仲举编。它的版式宽窄、字画肥瘦，与所刻《五百家注昌黎集》没有丝毫差别。大概这两部集子是同时刊行的。书前列有评论、训诂诸儒的姓名，核查起来还不足五百家。书中所引用的，只有集注、补注、音释、解义，以及孙氏、童氏、张氏、韩氏的各家解说。此外很少征引其他资料，也不如《韩集》广博。大概评论韩愈的人多，评论柳宗元的人较少，所以采录的不过如此，只是姑且用“五百家”的名目与《韩集》相配罢了。书后的《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是原集没有收录的文章，共二十五首。《附录》二卷，则收有《罗池庙牒》和崇宁、绍兴年间加封的诰词之类，《法言注》五则也在其中。又附有《龙城录》二卷，序传、碑记共一卷，后序一卷；《柳文纲目》《文安礼年谱》则都置于卷首。其中如《封建论》之后附载《程敦夫论》一篇。又如扬雄《酒箴》、李华《德铭》、屈原《天问》、刘禹锡《天论》之类，也都采集附入。它的体例与《韩集》略有不同。虽然编排杂乱，不免繁琐多余，但广泛搜罗、远为征引，宁可冗杂也不遗漏，其中也有足以帮助考订的内容。而且它的刻板和雕印都很精工，在宋版书中也称得上善本。如今流传了五六百年，纸张和墨色却像新的一样，神采焕发。如今又与《昌黎集注》先后同归内府秘藏，有如珍珠回到合浦、宝剑相会于延津，这尤其值得珍视。△《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代刘禹锡撰写。《唐书·刘禹锡本传》称他是彭城人，大概是依据郡望而言。实际上他是中山无极人。这部书也叫《中山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原本四十卷，宋初散失了十卷。宋次道收集其中遗留下来的诗四百零七篇、杂文二十二首，编为《外集》，但未必都是散失的十卷中的内容。刘禹锡在元和初年因为依附王叔文而被贬，是八司马之一。召回之后，又因《咏玄都观桃花》触犯执政者，颇受轻薄的讥讽。然而韩愈很同他友好，他的文集中有《上杜黄裳书》，多次引用韩愈的话来加重说服力。又《外集》中有《子刘子自传》一篇，叙述过去的事情，仍不肯诋毁王叔文。大概他的品行与柳宗元相同。他的古文则纵恣奔放、广博善辩，在昌黎、柳州之外，另自形成一套风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七篇〕 他的诗含蓄不足，但精警锐利有余。气势和骨力也在元稹、白居易之上，大体可以与杜牧相抗衡，而诗歌尤其突出。陈师道称苏轼的诗起初学习刘禹锡。吕本中也说苏辙晚年让人学习刘禹锡的诗，认为其中用意深远，富有曲折。刘克庄《后村诗话》却说他的诗多有感慨，只有“在人虽晚达，於树似冬青”十个字略显闲适委婉。这似乎不是确切的评论。他的杂文二十卷、诗十卷，明代时曾经有刊本。唯独《外集》世间很少流传，藏书家把它珍藏为秘本。现在扬州进献的抄本，是毛晋汲古阁所收藏的。纸张和墨色精良，仍然是依据宋刻本影写的。现谨慎地把它合编为一部，著录在目录中，用来恢复它原有的卷目。△《吕衡州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唐代吕温撰写。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贞元十四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后来被贬为道州刺史，调任衡州，去世。事迹详见《唐书》本传。刘禹锡编排他的文章，称从《人文化成论》到《诸葛武侯庙记》截取为上篇。这个版本先收诗赋，后收杂文，已经不是刘禹锡编排的旧貌。又第六卷、第七卷的志铭缺了几篇。卷末有孱守居士跋文说：“甲子年从钱氏借得前五卷，戊辰年从郡中买得后三卷，都是宋本。第六、第七两卷全都缺失。于是取《英华》《文粹》按照篇目抄补进去，等待得到完整本子后再校定。”又说：“第二卷《闻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没有，是依据陈解元棚本抄入的。”孱守居士是常熟冯舒的别号，大概是冯舒重新编订的。吕温也是八司马一党的人。王叔文失败时，他因为出使吐蕃而侥幸免祸。他的品行本来并不纯正。但是，他向陆淳学习《春秋》，向梁肃学习文章，学术传承颇有渊源。文集中如《与族兄皋书》，对六经的旨意有很深的领会；《送薛天信归临晋序》，透彻地看到了文章的本源；《裴氏海昏集序》论诗也十分精深；《古东周城铭》能够阐明君臣之义，以纠正左氏的错误。他的《思子台铭序》说，遇到一件事物，只要可以用来端正世人的教诲，执笔写文章的人从来不会遗漏。由此可以看出他文章的根本。只是《代尹仆射度女为尼表》可以不保存；而《诸葛侯庙记》认为有才而没有见识，尤其喜欢发表高论，失于荒谬妄诞。把这些分别来看就可以了。△《张司业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代张籍撰写。张籍字文昌，和州人。贞元十五年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事迹附载于《唐书·韩愈传》中。张籍以乐府诗闻名一时，他的诗歌风骨体格实际上超过王建。后人笼统地并称“张、王”，不是确切的评论。韩愈称张籍学习古文，风格淡远，犹如轩鹤避开鸡群。这话是可信的。他的文章只有《文苑英华》收录《与韩愈》两封信，其余大都看不到。考察他的笔力，也在李翱、皇甫湜之间。与李观、欧阳詹有意雕琢文辞相比，也胜过他们。《昌黎集》中有《代籍上李浙东书》，说张籍因眼盲而残废。但文集中《祭退之诗》说：“您以前想写信，留下约定要修订文章。让我在末尾署名，作为日后的规程。”那么韩愈去世时，张籍仍能执笔写字，可知他的眼疾已经痊愈，世间传说他盲废，并不是真的。他的文集由张洎编纂。张洎序文称：“从丙午到乙丑，先后编缀辑录，得到四百多篇。”考丙午是南唐李昪昇元元年，也就是后晋开运三年；乙丑是宋乾德二年。大概张洎搜集整理二十年才编成完整的本子，也算勤勉了。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张洎编的张籍诗集名为《木铎集》，共十二卷。近代汤中季庸依据各本校定为《张司业集》八卷，刊刻于平江。”这个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和州张尚儒与张孝祥《于湖集》合刻的。张尚儒称买到了河中刘侍御本，又参考朱兰嵎太史的金陵刊本，得到诗四百四十九首，并收录《与韩昌黎书》二首，编定为八卷。这样就已经不是张洎、汤中的旧本了。但篇数相差不大，似乎没有散失多少。△《皇甫持正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皇甫湜撰写。皇甫湜是睦州人，“持正”是他的字。元和元年进士。初入仕任陆浑尉，官至工部郎中。他性情急躁、任性使气，多次触犯同部门的官员，要求分司任职。裴度特别喜爱他，征召他任东都判官。他的文集，《唐志》记作三卷；晁公武《读书志》记作六卷，杂文三十八篇，与今本相合。《唐书》本传记载皇甫湜为裴度撰写《光福寺碑文》，畅饮之后提笔立即写成，裴度赠给他车马、缯帛等非常丰厚。皇甫湜说：“我自己作《顾况集序》，从来没有向别人索取报酬。如今这篇碑文三千字，每字三匹缣，为什么给我的待遇这样薄呢！”高彦休《唐阙史》也记载了这篇碑文，并且详细记录了字数。大概确实有这篇作品，并不是史书记载错误。然而这个版本只收录了《顾况集序》，碑文已经散佚。即使《集古录》《金石录》两部著录金石文字的书也都没有收录。这块碑大概到唐末还存在，所以高彦休能够见到。五代战乱之后，就已经亡失了吗？这足以证明这个版本是宋人重新编纂的，不是唐代的旧本。他的文章与李翱同出于韩愈一脉。李翱得到韩愈文章醇厚的一面，皇甫湜则得到韩愈奇峭雄崛的一面。他的《答李生》三封信，意气盛大，攻辩有力，比韩愈更甚。不过像《编年》《纪传》《论孟子荀子言性论》等篇，也未尝不是持论平正允当。郑玉《师山遗文》中有《与洪君实书》，说：“借来的《皇甫集》，我连续多日仔细阅读，大体上不合人意。它的语言和叙次，确实是用力铺陈排比，往往反而伤于工巧，始终没有自然的气象。其中的记文又多用协韵的语句，实在不像大家的作品。”大概讲学之人不太懂文章的体例，持论往往如此，也不值得辩驳。集中没有诗，洪迈《容斋随笔》曾记载他的《浯溪》一篇，认为风格没有可取之处。陆游为皇甫湜集作跋，却认为这本来就是杰作，说洪迈的话是传抄造成的错误。现在考察这首诗，原来是为论述文章而作。李白集中的《大雅久不作》一篇，苏轼集中的《我虽不工书》一篇，就是这种体例，怎么可以一概诋毁呢！游所辨析的正是这个道理。游集又有一篇跋，说司空图论诗时有“皇甫祠部文集以外所作的诗，也很遒劲飘逸”的话。由此怀疑皇甫湜也有诗集。又说张文昌集没有一篇文章，李习之集没有一首诗，都是因为诗文分别编成了集子。他的说法却不完全正确。这三人并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如果果真另有诗集、文集，怎么会自唐代以来一直没有著录呢！△《李文公集》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代李翱撰。李翱字习之，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的后裔。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

译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事迹详见《唐书》本传。他的文集，《唐艺文志》记作十八卷。赵汸《东山存稿》中有一篇《书后》，称《李文公集》十八卷，共一百零四篇，是江浙行省参政、赵郡人苏公所收藏的本子，与《唐志》相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说蜀本分为二十卷。近来流传的共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明景泰年间河东邢让的抄本，国朝徐养元刊刻，错误最为严重；这个本子由毛晋刊刻，仍为十八卷，或许就是苏天爵家藏本吧！考察阎若璩《潜邱劄记》中的《与戴唐器书》，说：“特意借《旧唐书》来参考，却不知道李浙东叫什么名字。或许等《李翱习之全集》出来，还可以查到这个人。然而我已经老了，疲于寻访了。”如此看来，他似乎还不认为已经得到足本，不知依据的是什么。李翱是韩愈的侄女婿，所以他的学问都出自韩愈。集中收有《答皇甫湜书》，自称《高愍女传》《杨烈妇传》不在班固、蔡邕之下。他对自己的评价稍微过高了些。但看《与梁载言书》，论说文章十分详细。至于《寄从弟正辞书》，说世人把文章称作一种技艺，是当时世俗所喜好的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篇〕 能够达到古人境界的，是关于仁义的言辞，怎么能只把它称作一种技艺呢？所以他的才华和学问虽然都比不上韩愈，不能把诸家学说熔铸贯通，仿佛都出自自己一家，但他的立言确实有根基。总体说来，他的文章温厚平和，俯仰起伏都合乎尺度，不像李观、刘蜕等人那样带有矜持自负、刻意造作的姿态。苏舜钦说他的文辞比不上韩愈，但义理胜过柳宗元，确实是公允的评论。郑獬说他崇尚质朴而缺少工巧，那就贬低得太过分了。此集不知道是谁编成的。看其中有《与侯高》第二书，却没有第一书，可知编者取舍之间特别精审。只是集中有《皇祖实录》一篇，篇名颇为僭越。“皇祖”“皇考”这些称呼，文字见于《礼经》；到明英宗时，才明确作为禁令。李翱在此以前使用这个称呼，还可以有所解释。至于“实录”这个名称，自六代以来已经确定为帝王制度所专用。《隋志》所载，清楚可考。唐、宋以来，臣民没有敢这样称呼的。李翱竟用它来题称其祖父的行状，实在不合常理。编集者没有加以刊正，实在是失去了辨别裁定之责。陈振孙说集中没有诗，只收有《戏赠》一篇，而且很拙劣。叶适也说他不擅长作诗，所以集中没有流传。只有《传灯录》载有他《赠药山僧》一篇诗；韩退之《远游》联句记载了他的一联。陈振孙所说有一首诗，大概指蜀本；叶适所说不载诗，大概就是这个本子。毛晋跋说近来的抄本才开始附有《戏赠》一篇，大概没有考察陈振孙的话。然而，《传灯录》所载的一首诗，是从郑州石刻上得到的。刘攽《中山诗话》说：“唐代李习之不会作诗。郑州挖掘出石刻，上面有郑州刺史李翱所作的诗如此如此。这是另外一个李翱，不是李习之。《唐书》李习之本传没有记载他做过郑州刺史，王深甫编李习之集，却收录了这首诗，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苕溪渔隐丛话》所说也相同。只有王楙《野客丛书》单独依据僧录中记载李翱任官经历的文字，断定他确实曾任郑州刺史，而诸人都没有考察到这一点。考察开元寺僧人曾请李翱撰写钟铭，李翱复信说：“我学习的是圣人的心法，因此不敢在通晓圣人之道的人面前退让。我如果为这口钟作铭，是要阐明圣人之道，那么对释氏没有益处；我如果顺从释氏的教义来撰述，那么就是严重欺骗下面的人。既然如此，我先觉先知的身份又有什么可贵呢？”看这封信中的话，他怎么肯向药山僧人问道呢！这块石刻也和韩愈《大颠三书》的情况一样，因为李翱平素不信佛，而僧徒极力要说他归依佛教，用来彰显佛教罢了。王楙却因此认定李翱曾任郑州，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至于《金山志》所载李翱的一首五言律诗，完全抄袭五代孙鲂的作品。这就更像是近人托名所作，不值得再加辨析。叶梦得《石林诗话》说：“人的才力是有限的。李翱、皇甫湜都是韩退之的高足弟子，但两人偏偏没有诗流传，不应当一首也没有而全都散失了。推想起来，或许诗歌并非他们所长，所以不作罢了。两人因为不是所长而不作诗，比世上那些不能作却勉强作诗的人贤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这话确实正确。△《欧阳行周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唐代欧阳詹撰。欧阳詹字行周，是泉州人。考中进士。官至四门助教。事迹详见《新唐书·文艺传》。他的文集前有大中六年李贻孙所作的序，说韩侍郎愈、李校书观以及欧阳詹，都是几百年才出现的杰出人物。现在看欧阳詹的文章，与李观不相上下，但距离韩愈很远。大概这三人同年考中进士，都出自陆贽门下，并且同有声名。当时还没有评定他们的优劣，所以李贻孙才这样说。然而欧阳詹的文章确实具有古雅的格调，胜过当时那些讲究编织辞藻、排比对偶的文章。韩愈为他作《欧阳生哀辞》，称许极高，也不是过分抬举。《太原赠妓》一诗，陈振孙《书录解题》极力辨明其中关于“函髻”的诬说。考察《闽川名士传》，记载欧阳詹游历太原的始末非常详细。书中所载《孟简》一诗，是同时代人所作，也一定没有错误。又考察邵博《闻见后录》，记载那家妓院直到宋代仍隶属乐籍，并珍藏欧阳詹的手迹，邵博曾经见过。因此不能说这件事完全没有发生。大概唐、宋时期的官妓，士大夫往往与她们狎游，并不认为奇怪。各家诗集中记载的很多，也只是当时风气造成的。固然不必赞美这种风流行为，也不必讳言这是污点。只有王士祯《池北偶谈》摘录欧阳詹《自诚明论》中的话，说“尹喜从明诚而长生，公孙弘从明诚而成为卿，张子房从明诚而辅佐刘氏，公孙鞅从明诚而辅佐嬴氏”等句，认为这是背离经典、违背正道，那么他的说法确实有道理。然而在宋儒兴起以前，学者的议论大多驳杂混乱，很难一一纠正。保留下来而不加评论，也就可以了。△《李元宾文编》三卷、《外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唐代李观撰。李观字元宾，是赵州赞皇人。是李华的侄子。贞元八年考中进士，九年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太子校书郎。二十九岁去世。事迹详见《新唐书·文艺传·李华传》中。韩愈为他撰写墓志，文章载于《昌黎集》。这部集子的前三卷，是大顺元年给事中陆希声编成的，陆希声亲自作了序。后来又编成《外编》二卷，题为蜀人赵昂编。陆希声后来官至宰相，赵昂的仕履则不详。晁公武《读书志》称赵昂所编共十四篇。这个本子缺少《帖经日上王侍御书》一篇，而且不时有缺句、缺字。大概辗转传抄，脱落散佚已经很久了。李观与韩愈、欧阳詹是同年进士，都以古文互相砥砺。后来韩愈的文章雄视百代，而这两人的文集却只零星保存下来。评论者认为元宾早逝，文章没有达到极致；韩退之直到年老仍不停止写作，所以能够独自享有盛名。陆希声的序则说：“文章以义理为根本，而辞藻质朴是所崇尚的。元宾崇尚辞藻，所以辞藻胜过义理；退之崇尚质朴，所以义理胜过辞藻。退之虽然直到年老仍不停笔，终究也不能写出元宾那样的辞藻。假使元宾比退之晚死，也达不到退之那样的质朴。”现在看他的文章，大多雕琢深奥，有时文意艰涩，不能自然表达自己的意思。大概与刘蜕、孙樵同属一种风格；而在锤炼文章方面或许还不如他们，是因为不幸早逝，尚未完成自己的事业。这样看来，当时的评论，用来和刘蜕、孙樵比较是可以的，用来和韩愈比较则有所不及。陆希声的序很有见识，不应当赞同那些评论者。只是当时正值雕章绘句之风盛行，大家争相在骈偶文章上比试工巧，而李观却致力于古文，和韩愈相抗衡。虽然成就不及韩愈，当然不是其他人能够相比的。王士祯《池北偶谈》诋毁他写给吏部孟简、员外郎奚某等人的书信，说像醉汉借酒发作、辱骂席间众人，这种压低评价未免稍微过分。只有陆希声的序称他的文章不古不今，卓然自成一体，评价颇为恰当。现在一并抄录下来，把它放在篇首。△《孟东野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孟郊撰。孟郊字东野，是武康人。贞元年间考中进士。任溧阳尉。事迹附载于《新唐书·韩愈传》。韩愈文集中的《贞曜先生墓志铭》，就是为孟郊所作。这部集子前面有宋敏求的序，说世间流传的集子中，汴州、吴地刻本编为五卷，共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共三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濬编的共二卷，一百八十篇，取韩愈赠给孟郊诗中的句子，题名为《咸池集》。其余各家杂录的作品，没有编成卷帙，各种本子彼此不同。宋敏求总括搜集遗佚，删去重复，分为十四类编集，共得到诗五百一十一篇；又把杂文二篇附在后面，共为十卷。这个本子的卷数相合，大概就是宋敏求编的本子。孟郊的诗寄托深隐微妙，篇章结构古朴奥妙。唐人自韩愈以下，没有不推重他的。自从苏轼讥讽他的诗如同“空螯小鱼”之后，才出现了不同的评论。元好问《论诗绝句》中于是有“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的句子。应当是苏轼崇尚俊逸豪迈，元好问崇尚高雅华美，创作门径不同，所以一个肯定，一个否定。究竟说来，孟郊诗的品格并不会因这两人的评论而降低。△《长江集》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代贾岛撰。贾岛字阆仙，是范阳人。起初做和尚，法名无本。后来还俗，考进士没有考中。因被指责诽谤而获罪，降职授任长江主簿，最后死于普州司仓参军任上。贾岛被贬时，《唐书》本传说是在文宗时期，王定保《摭言》说是在武宗时期。晁公武《读书志》说长江祠中有宣宗大中九年的墨制石刻，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遂宁刊本开头载有这道墨制，二人都辨明它是错误的。现在考察集中卷二有《寄与令狐相公》诗，没有署名；卷五有《送令狐綯相公》诗，卷六有《谢令狐綯相公赐衣九事》诗，又有《寄令狐綯相公》诗二首，于是明确出现了“綯”这个名字。考察令狐綯本传，他在大中四年十月任宰相，与石刻上的大中年号相合。然而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诗，年谱列在元和六年。由大中九年向前推算到元和六年，共四十五年。这样韩愈赠诗时，贾岛才十二岁。贾岛从长江调往普州又在这以后，那么韩愈赠诗时，贾岛还不满十岁。这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现在考察与令狐綯有关的几首诗，都明说作于长江任职以后，仍然没有明显证据。至于送令狐綯的诗中有“梁园趋旌节”一句，又有“是日荣游汴，当时怯往陈”一句，应当是在楚镇河中任职时所作。如果令狐綯从未担任过这个官职，贾岛怎么会有这样的诗句呢？由此可知，原集只写作“令狐相公”，遂宁本为了迁就大中九年的墨制，分别增添了一个“綯”字。经过晁公武、陈振孙两家辨明之后，后来刊本删去了这道墨制，但诗题中擅自增添的字，却还没有来得及改正。晁氏称《长江集》十卷，共有诗三百七十九首。这个本子共保存三百七十八首，只缺少一首，大概仍是旧本。《唐音统签》载有贾岛《送无可上人》诗，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下面，自注一绝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晁氏是不是把这几句也合并计算在三百七十九首之内了呢？集中《剑客》一首，明代选本的末两句都作“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只有旧本《才调集》把“谁有”作“谁为”（按：“为”字读去声）。冯舒兄弟曾经讨论此事，认为“有”字是后人擅自改动的。现在这个集子正作“谁为”，那么仍然是未被改动的旧本。△《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唐代李贺撰。李贺的事迹详见《新唐书·文学传》。考察李贺出自郑王一系，所以自称郡望为陇西；实际上家居昌谷。昌谷靠近洛阳，在唐代属于福昌县，今为宜阳县辖地。集中多次说到归返昌谷。宋代张耒集中有《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宅》诗；又在《福昌怀古》诗中有《李贺宅》一首。这就是明确的证据。《幽闲鼓吹》说李贺的遗诗被他的表兄投入厕所，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然而它只说李藩收集到的诗如此。至于沈子明编成、杜牧作序的那部集子，实际上并没有亡佚。杜牧序中叙述沈子明编书的情况，说：“李贺将要死时，曾把平生所作的歌诗交给我，整理编为四编，共二百三十三首。”这样看来，卷帙也是李贺亲自确定的。唐、宋两代的书志都称李贺集五卷，比杜牧序所说多一卷。查考《文献通考》，才知道是正集四卷、外集一卷。吴正子《昌谷集笺注》说：“京师本没有后卷。有后卷的是鲍本。我曾听薛常州士龙说：‘长吉诗的蜀本、会稽姚氏本都是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如此等等。大概外集诗二十三首，合在一起就是二百四十二首，除去外集就是二百一十九首。实际上就是同一个本子。只是正集比杜牧序所说少十四首，而《外集》又比黄伯思《东观馀论》跋中所说少二十九首，这就无法考察了。《乐府诗集》载有李贺《静女春曙曲》一首、《少年乐》一首，现在的本子都没有。莫非是黄伯思藏本所遗失的吗？”吴正子又说，外集诗的词意轻薄浅俗，不像李贺所作，大概是后人摹仿的。然而正集中如《苦篁调》《啸引》之类，句法格调鄙俗率直，也不像李贺所作。古人下笔作文，也时常有好有坏。比如杜甫诗中的“林热鸟开口，水浑鱼掉头”，如果不是刊刻在杜甫本集中，谁会相信是杜甫所作呢！对此存疑并保留疑问，也就可以了。△《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作西泉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刘辰翁评点的《班马异同》，已经著录。至于吴正子，不知道是哪里人。近来王琦撰作《李长吉歌诗汇解》，也说吴正子的年代、爵位和籍贯都不详。考察这个本子把辰翁的评论列在后面，可知应当是南宋人的作品。又《外集》开头的注中说“曾听薛常州士龙说”之类的话。士龙是薛季宣的字。据《旧录解题》，薛季宣死于乾道九年。那么，正子也是宋孝宗时期的人了。自明代以来，给李贺诗作注的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五家的本子；又有邱象升、邱象随、陈愫、陈开先、杨研、吴甫六家的《辨注》，以及孙枝蔚、张恂、蒋文运、胡廷佐、张星、谢启秀、朱潮远七家的评论。王琦又采集各家的说法，编成《汇解》。这些著作相互订正，各有发明，但总的说来，还是正子的注最古。李贺作诗，专心探求独到境界，常常超出通常笔墨的路径，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严羽所说诗有特殊情趣、与说理无关，用来品评李贺的诗，最为相似。因此杜牧在序中说，李贺的诗如果稍微增加理致，就可以把《离骚》当作奴仆来使唤。可是各家评论一定要对每一个字、每一句作解释，所以不免辗转纠缠，反而成为拘泥的弊病。他所使用的典故，大多只是点化原意、藻饰文辞，曲折变化而兴味横生，不能归入某一种固定格调。比如“羲和敲日玻璃声”一句，是因为羲和驾驭太阳而产生了“敲日”的说法，又因为“敲日”而产生了“玻璃声”，并不是真有敲打太阳的事情。又如“秋坟鬼唱鲍家诗”，是因为鲍照有《蒿里吟》，于是产生了“鬼唱”；又因为“鬼唱”，于是产生了“秋坟”，并不是真有鬼唱诗的事情。顺着字面推演意义，哪里能得到它的真实含义呢？王琦解释“塞土胭脂凝夜紫”时，不采用“紫塞”的说法，而把“塞土”改作“塞上”，并引用《隋书·长孙晟传》所说“望见碛北有赤气，是匈奴将被消灭的征兆”。这哪里还是作者的原意呢！正子的注只是略微说明典故的出处，并不逐一穿凿附会地解释，仍然胜过各家的混乱说法。辰翁评论诗歌，以幽深俊逸为宗旨，开了后来竟陵派弊体的先声。他评论杜诗，常常舍弃大的方面而寻求细小之处。王士祯却极力称赞他，这种好恶的偏向，几乎无法理解。只有评论李贺诗时，他的宗派和见解才颇为相近，所以所得较多。现在也一并收录，用来作为参考验证。△《绛守居园池记注》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唐代樊宗师撰写。元代赵仁举、吴师道、许谦作注。樊宗师的生平事迹，详见韩愈所作的墓志。这篇文章是长庆三年樊宗师任绛州刺史时，在官署中营造园池，亲自为它所写的记。文章文字生僻艰涩，难以断句。董逌《广川书跋》说：“我曾到过绛州，得到它的旧碑。把碑上的文字剔除、刮磨、洗刷之后，看见碑后有樊宗师亲自作的解释。然而其中只是略微注释亭台水榭的名称，文章仍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所以喜欢猎奇的人大多为它作注。”据李肇《国史补》说，唐代有王晟、刘忱两家的注本，如今都没有流传。因此赵仁举补作了这篇注。皇庆癸丑年，吴师道认为它疏漏，补注二十二处，订正六十处。延祐庚申年，许谦仍认为不够，又补注、订正四十一条。至顺三年，吴师道依据许谦的本子，又重新加以刊定，并再次为它作跋。前后经过二十年多次删改，仍未能成为定稿。大概因为它的字句都不合古代文法，无法用训诂考证，只能根据文章的意义推测，前后钩连贯通以求理解。一篇文章只有七百七十七字，却有众多说法相互纠缠，始终没有定论，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由于它流传已久，就像古代器物上的铭文。虽然无法从音韵和训释方面解释，却不能不把它看作旧物，鉴赏家也会保存而不抛弃。樊宗师另有《越王楼诗序》，文字的生僻艰涩与这篇文章相似。计有功《唐诗纪事》还收载了这篇文章。各家没有作注，大概只是偶然没有查考到。国朝仁和人孙之騄才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作注，题名为《樊绍述集》。现在分别著录于此。△《王司马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唐代王建撰写。王建字仲和，颍川人。大历十年中进士。大和年间任陕州司马。据《文献通考》，王建的文集有十卷。这个本子是国朝胡介祉校订刊刻的，共有古体诗二卷、近体诗六卷，大概是后人合并而成。前面有胡介祉的序，说虞山毛氏曾有刊本流传，校对也不十分完善。至于《宫词》，自宋南渡以后散失了其中七首，好事者妄自补作。比如“泪尽罗巾”是白乐天的诗；“鸳鸯瓦上”是花蕊夫人的诗；“宝帐平明”是王少伯的诗；“日晚长秋”和“日映西陵”是乐府《铜爵台诗》中的句子；“银烛秋光冷画屏”和“闲吹玉殿昭华管”都是杜牧之的诗。只有《杨升菴集》另载七首，说“得自古本，今录在后面”之类的话。胡介祉的说法，大概依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他的考证都很精确。只是杨慎的话多半不足以凭信，石鼓文尚且能够伪造，何况王建的《宫词》呢？胡介祉仓促地依从并增入，未免有轻信的过失。至于《伤近而不见》，本来是《玉台新咏》的旧题，这个本子误作《伤近者不见》。《江南三台》这个名称，见于《乐府诗集》和《才调集》，这个本子误作《江南台》。这也算稍有疏失，不能完全责怪毛本。不过拿来相互比较，仍然是这个本子比毛本好。△《沈下贤集》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代沈亚之撰写。下贤是沈亚之的字。他本来是长安人，但原序称他为吴兴人，似乎是依从他的郡望。然而李贺集中有《送亚之》诗，也说“吴兴才人怨春风”，又说“家在钱塘东复东”。那么，他的籍贯似乎确实在吴兴。沈亚之考中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奉命宣慰德州，征召他担任判官。柏耆被罢职后，沈亚之也因受牵连而被贬为南康尉。这部集子共有：诗赋一卷，杂文杂记一卷，杂著二卷，记二卷，书二卷，序一卷，策问及对策一卷，碑文、墓志、表一卷，行状、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隐的集中都有《拟沈下贤诗》，可见沈亚之本来就以诗名扬于世。但这部集子所收的诗却只有十八篇。他的文章则务求险峻奇崛，处在孙樵、刘蜕之间。看他的《答学文僧请益书》，说“陶器容易出售却容易破败，锻炼的金属难以出售却能够长久”。《送韩静略序》又多次叙述韩愈的话。大概也是刻意使自己显得卓然不同。其中像《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解》，大多隐讳本来事情，假托为寓言，类似唐人的《后土夫人传》。刘克庄《后村诗话》斥责他名节扫地。王士祯《池北偶谈》也说，弄玉、邢凤等事情，大多接近小说家的说法。考察《秦梦记》《异梦录》两篇，见于《太平广记》第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见于《太平广记》第二百九十八卷。各篇都注明出自《异闻集》，没有说出自沈亚之的本集。这样看来，或许是沈亚之偶然写的游戏之笔，被小说家采录，后来编纂沈亚之集的人又从小说中摘取收入，并非原本旧有的内容吧！这个本子前面有元祐丙寅年重刊的序，没有署名。钱曾《读书敏求记》却说是元祐丙申年刻本。考察元祐元年为丙寅年，到甲戌年已经改元绍圣，中间不应有丙申年。大概就是这个本子，只是钱曾误把“寅”记成了“申”。此外，这部集子原本十二卷，钱曾记作二十卷，也是把文字颠倒误记了。《池北偶谈》又记载末尾有万历丙午年徐火勃的跋，这个本子却没有。另有一篇跋说：“吴兴文集十二卷，旨在取义艰深，文字多有脱误，不能一下子读懂。于是从秦对岩先生那里借来他所收藏的季沧苇抄本，校阅了一遍。”题署为辛卯年仲夏。有一方小印写着“邦采”，不知道是谁的。那么，这个本子是用季氏本校订的，季氏本又是从钱氏宋刻本抄来，其源流大致可以看清了。△《追昔游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代李绅撰写。李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中进士。唐武宗时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集子都是他未任宰相时所作。晁公武《读书志》记载，集子前面有开成戊午年八月李绅自作的序，这个本子没有。诗共一百零一首。《新唐书》本传所载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时祷告神灵使滩水上涨，以及任寿州刺史时老虎不再为害；任河南尹时恶少收敛踪迹，这些话都出自这部集子。史传中的事情应当据实记录，而宋祁却把李绅自己的说法作为依据，实在难以验证。况且考察李绅前往端州，在夏秋之间。他的妻子儿女乘船出行，十月才到达。那时滩水已经下降，所以他写信祝祷于媪龙祠，而江水又上涨。李绅诗中及其自注所说的就是这些。宋祁却认为是李绅翻越岭南时的事情，是读了他的集子却没有仔细审察。后来的儒者以名声轻重来判断文章是非，一定说《新唐书》胜过《旧唐书》，似乎不是笃实的论断。李绅与李德裕、元稹并称“三俊”。白居易也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的句子。现在看这部集子，诗歌音调节奏舒缓，似乎不能和同时代各家较量高下。然而它从容舒缓、恬淡雅正，没有雕琢琐碎的习气，格调究竟在晚唐各家刻意雕琢、纤巧细碎的作品之上。△《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唐代李德裕撰写。李德裕有《次柳氏旧闻》，已经著录。这部编集分为三集。《会昌一品集》全是唐武宗时期的制诰；《外集》全是赋、诗和杂文；《穷愁志》则是被贬以后闲居时论述历史的文章。明代袁州有刊本，但只有《会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这个本子的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就是《穷愁志》，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载相合，意思是它可能就是蜀本的旧本吗？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有《卫公备全集》五十卷、《年谱》一卷；又说蜀本之外还有《姑臧集》五卷，以及《献替录》《辨谤略》等书共十一卷。这样看来，他的这些本子已经失传很久了。史书说李德裕在唐穆宗朝任翰林学士，号令和重大典册都出自他的手笔，但很多文章没有流传。想来都收在五十卷中。《会昌一品集序》是郑亚所作，李商隐集中所说的荥阳公就是他。这篇文章也见于李商隐集的序中，称是代替郑亚所作。但两本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不止一处。考察文义，都以这个集子所收的为优，大概是郑亚修改定稿的本子。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别集类四 △《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补遗》六卷（通行本） 唐代元稹撰写。元稹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考察元稹《与白居易书》，说：“河东李明府景俭任江陵时，偏爱我的诗章。我于是编成卷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文辞接近古体的，称为‘古讽’；旨意也可观而流入乐府体的，称为‘乐讽’；文辞虽接近古体而只是吟咏描写性情的，称为‘古体’；文辞实际上属于乐府流派而只是摹写物色的，称为‘新题乐府’；声调气势流畅顺达、对偶稳妥贴切的，称为‘律诗’，又按五言、七言分为两体；其中稍微保存寄托兴味和讽谏意味的流派作品，称为‘律讽’。”又说：“有悼亡诗几十首，艳诗一百多首。从十六岁到元和七年，共有诗八百多首，编成二十卷。”又说：“昨天在巴南道中有诗五十首；又从书信中得到元和七年以后所作的将近二百篇。”这样看来，元稹三十七岁时已经有诗一千多首。《唐书》本传说元稹死时五十三岁，那么在此后十六年中，又不知道总共写了多少。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说“著文一百卷，题名为《元氏长庆集》”。《唐书·艺文志》又记载有小集十卷。然而原本已经散失，没有流传。这个本子是宋宣和甲辰年建安刘麟传下来的，明代松江人马元调重新刊刻。从第一卷到第八卷前半部分是古诗；第八卷后半部分到第九卷是伤悼诗；第十卷到第二十二卷是律诗；第二十三卷是古乐府；第二十四卷到第二十六卷是新乐府；第二十七卷是赋；第二十八卷是策；第二十九卷到第三十一卷是书；第三十二卷到第三十九卷是表状；第四十卷到第五十卷是制诰；第五十一卷是序记；第五十二卷到第五十八卷是碑志；第五十九卷到第六十卷是告祭文。它的卷数与旧说不相符，连篇目名称也与作者自叙大不相同，不知道是谁重新编纂的。前面有刘麟的序，说：“元稹的文章虽然一时广泛流传，后来渐渐不显。只有爱好书籍的人时时抄录。我的先人曾亲手抄写，谨慎地招募工匠刊刻流行。”这样看来，刘麟及其父亲都没有增删改动。大概到了北宋，就只剩下这个残本了。△《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通行本） 唐代白居易撰写。白居易有《六帖》，已经著录。考察钱曾《读书敏求记》，说他所见的两部宋刻白居易集都题作《白氏文集》，不叫《长庆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诗集》时也说，宝历以后的诗不应一概题作“长庆”。现在考察白居易曾亲自抄写自己的文集，分别放置在僧寺中。根据他自己的记载，大和九年放在东林寺的有二千九百六十四首，编成六十卷；开成元年放在圣善寺的有三千二百五十五首，编成六十五卷；开成四年放在苏州南禅院的共有三千四百八十七首，编成六十七卷。这些都题作《白氏文集》。开成五年放在香山寺的共有八百首，合为十卷，另题作《洛中集》。只有长庆四年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说“把他的文章全部征集起来，亲手编排纂集，编成五十卷，共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说“明年将改元长庆，到此为止，因此题名为《白氏长庆集》”。这样看来，《长庆集》这一集，特指唐穆宗甲辰年以前的作品。钱曾和汪立名的辨析，并不是没有根据。但《唐志》记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志》也记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这个名称反而没有著录。高斯得《耻堂存稿》中又有《白氏长庆集序》。宋人的目录流传到今天的，如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也都作《白氏长庆集》。那么说宋刻本一定题作《白氏文集》，也不完全正确。何况元稹的序本来就是为《长庆集》所作，而《圣善寺文集记》中载有白居易自己的注，说“元相公先作的集序和目录一卷放在外面”。可知《长庆集序》已经移作开成时期新编作品的目录序。由此知道，宝历以后的诗文都编为《续集》，沿用了旧名称。不能立即因为总题为《长庆》就说它错误。关于卷数，晁公武说《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五卷。如今亡失三卷，那么本来应当有七十二卷。陈振孙说七十一卷之外还有《外集》一卷，也应当是七十二卷。然而书上标出的总数却都仍是七十一卷，与今本相合，其原因已经无法详细考知。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说，集中《进士策问》第二道，通行本妄自有所增补。冯班《才调集评》又说，每卷开头所列“古调”“律诗”“格诗”等篇目，是重刻时改窜的。这样看来，现今流行的本子已经与当日的旧本大不相同了。△《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录《年谱》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立名编纂。汪立名有《钟鼎字源》，已经著录。唐代白居易的《长庆集》中诗和文各占一半。汪立名引用宋祁的话，说白居易擅长诗歌，其他文章却不能与之相称，于是另行刊刻他的诗，编成这部集子。又据元稹的序文，说长庆年间所作的只有前五十卷；宝历以后所作的，不应一概称为“长庆”。（按：关于立此书名的说法并不确切，已在《长庆集》条下详细辨析。）于是就以白居易归老之地为名，题作《香山》。参照、比较各个版本，重新编排次序，定为《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