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经部十三

译卷十三 经部十三。书类存目一。《书古文训》十六卷（内府藏本）。宋代薛季宣撰写。薛季宣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人，是起居舍人薛徽言的儿子。绍兴二十九年，年仅十七岁，就跟随荆南帅的征辟，任掌书记，调任鄂州武昌县令。因王炎推荐，改任常熟县知县。入朝任大理寺主簿，升任大理寺正，出任湖州知州。乾道元年，调任常州知州，尚未赴任便去世。然而宋人多称他为薛常州，具体情况并不详尽。他的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这部书所载《经》文，全部用古文奇字书写。按孔壁蝌蚪古文在汉代已经散佚，没有人见过它的字迹。《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在西川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直珍爱它。即使遭遇艰难困苦，也握持在身边不离手，拿出来给卫宏看”，等等。这是关于漆书古文最早的记载。又《儒林传》说：“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人贾逵为它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解》，”等等。如今贾逵、马融、郑玄的注都已经失传。然而考察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其中说马融、郑玄的注和伏生所诵读的《尚书》，都不是古文。 《隋书·经籍志》也说，杜林所传的本子，与贾逵、马融、郑玄三家所注的只有二十九篇，而且还杂有今文，不是孔壁旧本。这样看来，当时所谓古文，已经不是今天五十八篇的全部了。郭忠恕撰作《汗简》，其中引用了《古尚书》。 《玉海》记载，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校定《古文尚书》刻版。沈括《梦溪笔谈》说宋太宗得到古本《尚书》，把“云梦土作乂”改为“云土梦作乂”。这些本子都没有说明来源。晁公武《读书志》说：“古文《尚书》，是吕大防从宋次道、王仲至家得到的本子，用来校核陆氏《释文》；虽然有些小的异同，但大体相近。看它所写的字奇特古朴，不是那些牵强附会、穿凿造作的字书所能达到的；学者考察它，可以看出造字的根本。”如此等等，但也没有说宋、王二人的本子是从哪里来的。考察颜师古《匡谬正俗》，其中引用古文《尚书》时，“戮”写作“[缺字]”，“誓”写作“[缺字]”，可见唐初就已有这部书。又据《册府元龟》记载，天宝三年诏书说：“先王留下的法则，没有超过唐虞的；上古遗留下来的典籍，确实以训、诰最为著名。虽然百篇的深奥义理，前代有的已经亡佚；但六体的奇异文字，旧有的规范仍然存在。只是上古先王所制定的文字，与今天不同；辗转传写日益讹误，使后学产生疑惑。长久考虑刊正改革，必须采取适宜的办法。《尚书》应当使用古体文字，同时依照今字誊写施行。它的旧本仍收藏在内府书库。”如此等等。由此可知，宋次道、王仲至所传以及宋太宗所得的本子，就是郭忠恕所见的本子；郭忠恕所见的本子，就是唐代内府收藏的本子。然而《隋志》却说：“晋代秘书省所保存的，有古文《尚书》的经文，现在已经没有流传的了。” 既然唐初的古文《尚书》已经亡佚，玄宗时为什么秘府中仍然保存着它呢？只有魏江式《论书表》中说，他所撰写的《古今文字》共四十篇，采集了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等书，似乎当时河北还保存着传本。然而《经典释文叙录》说：“《尚书》的字本来是隶古体，既然是用隶书摹写古文，就不可能全是古字。如今宋、齐的旧本以及徐、李等人的音注中所保存的古字，大概也没有多少。那些穿凿附会的人，专门务求标新立异，依照偏旁部首，擅自改动经文，使后生疑惑，不能承用。”这样看来，魏江式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从这种本子出来的；玄宗秘府所藏的，正是这个本子。陆德明已经先行辨明了，为什么宋人又纷纷推崇它呢？季宣的这个本子，又把古文的笔画改成今体，字形奇怪怪异，无法辨认，比篆书本还更加令人惊骇、俗陋。它的训释义理也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朱子语录》说它只是在地名上用功，颇为切中它的弊病。所以，虽然是宋人的旧书，如今也没有采用的价值。△《书疑》九卷（内府藏本） 宋代王柏撰。顾炎武《日知录》称他为元代儒者王伯。考察王柏在度宗咸淳十年去世，从未进入元朝，顾炎武只是偶然弄错了。王柏字会之，号鲁斋，金华人。曾在何基门下受业。何基是黄榦的弟子，黄榦又是朱子的女婿。因此，托克托等人修撰《宋史》时，因朱子的缘故，把王柏列入《道学传》。然而王柏的学说，名义上出自朱子，实际上却任意以自己的心意为准，与朱子谨慎严密的学风完全不同。这是他辨论《尚书》的文章。《尚书》这部经书，最早怀疑古文篇的是吴棫、朱子（见《朱子语录》）；连今文篇也一并怀疑，则始于赵汝谈（见陈振孙《书录解题》）；最早改订《洪范》的是龚鼎臣（见他所作《东原录》）；最早改订《武成》的是刘敞（见《七经小传》）。至于把整部经书都加以移动、改易和补缀，则始于王柏。考察《汉书》记载：“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文，《酒诰》脱落竹简一枚，《召诰》脱落竹简二枚；每简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有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有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字有几十处。”如此等等，这说的是发现脱简的起始情况。然而刘向既然已经校知有脱简，就必然会逐一改正，绝不会任凭它仍旧错乱。并且只说《酒诰》脱简一枚、《召诰》脱简二枚，那么其余篇章都没有脱简，也就可以知道了；这也不是每一篇都有颠倒错乱。而且一枚竹简有的二十五字，有的二十二字，既然有明确记载，就必然不可能整整脱掉一章或一段。并且在这二十多个字中，也必然不会每次都恰好简首对应句首、简尾对应句尾，不会没有一句被截断而不完整。王柏撰写这部书，却动辄以脱简为借口，凭空进行移动和补缀。他把《舜典》并入《尧典》，删除姚方兴撰写的二十八字；把《益稷》合并到《皋陶谟》中，这些有孔颖达《正义》可以作为依据；把《大禹谟》、《皋陶谟》归为《夏书》，这有《左传》可以作为依据；又把《论语》中“咨尔舜”二十二字补在“舜让于德，弗嗣”之后。至于这二十二字究竟是《尧典》原文，还是其他书中所记载的文字，例如《鬻子》所述《帝王遗语》一类，如今已经无法知道了（按：《鬻子》所述《帝王遗语》，今本没有记载，见贾谊《新书》所引用）。

译他又把《孟子》中“劳之来之”二十二字补在“敬敷五教，在宽”之后；可是《孟子》明明说这是尧的话，王柏却认为是舜的话，已经彼此矛盾了。不过，这些地方尚且还有《论语》、《孟子》可以作为依据。至于《尧典》、《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则完全凭自己的意思加以改移，却一概托称为错简。有的割去一两节，有的割去一两句；脱简为什么会多到这种程度？而脱掉的竹简又为什么这样零星破碎、长短参差？竹简的长短、宽窄，文字行款的疏密，难道竟完全没有一定的标准吗？这显然是任性杜撰、窜改扰乱圣经，不必辨析就可以知道了。他的辨说，例如说盘庚的话所欠缺的是理明辞达；又相信《泰誓序》“十有一年”的说法，认为武王承受祖父留下的福泽，凭借友邦归附的人心，声势既已壮大，仪表气度又很盛大，于是改换年号、用年纪年，把纣王看作仍不过是诸侯；后世曲意为之掩饰，反而制造了许多障碍。又说《大诰》中“宁王贻我大宝龟，西土有大艰，人亦不靖”这几句话，与唐德宗奉天之难没有不同，都是把祸患推诿给命数。这样一来，他不仅不断排斥汉儒，连矛头也一齐指向经文了；这难道是濂、洛、关、闽诸儒立言垂教的本意吗？托克托等人修撰《宋史》，竟把他的《诗疑》学说也一并特意记入本传，作为美谈，见识浅陋得实在太过分了。△《古洪范》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贺成大撰。贺成大字季常，爵位和籍贯不详。他在《自序》中认为，《洪范》从“三八政”以下，次序紊乱不清，于是仿照朱子把《大学》分为经、传的例子，把每一畴中禹的话作为《经》，箕子的话作为《传》。例如从“五行：一曰水”到“五曰土”，是禹的《经》；从“水曰润下”到“稼穑作甘”，是箕子的《传》。“五事：一曰貌”到“五曰思”是禹的《经》；从“貌曰恭”到“睿作圣”是箕子的《传》。“三八政：一曰食”到“八曰师”是《经》，而把“惟辟作福”到“民用亻朁忒”移作《传》。“五纪：一曰岁”到“五曰历数”是《经》，又把“王省惟岁”到“则以风雨”作为《传》。“五皇极”则把“皇建其有极”一句作为《经》，把从“惟皇作极，无偏无陂”到“以为天下王”作为《传》。“三德”则把从“一曰正直”到“三曰柔克”作为《经》，把从“平良正直”到“高明柔克”作为《传》。“稽疑”则把从“择建立卜筮人”到“衍忒”作为《经》，把从“立时人作卜筮”到“用作凶”作为《传》。“庶徵”则把从“曰雨”到“曰时”作为《经》，把从“五者来备”到“恒风若”作为《传》。“五福”则把从“一曰寿”到“五曰考终命”作为《经》，又把从“敛时五福”到“其作汝用咎”移作《传》。“六极”则把从“一曰凶短折”到“六曰弱”作为《经》，又把“惟时厥庶民於汝极，锡汝保极，一极备凶，一极无凶。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不协于极，不罹于咎，无虐茕独而畏高明，时人斯其惟皇之极”移作《传》。这种颠倒错乱，完全出于主观臆断，却自以为是古代的《洪范》。自伏生以后，《洪范》的传授历历可考，哪里会有这样的古本呢？△《定正洪范》二卷（内府藏本） 元代胡一中撰。胡一中字允文，诸暨人。官至绍兴路参军。这部书因袭王柏、文及翁、吴澄三家改订《洪范》的本子，又参酌自己的意见。开头是《图说》，其次是《考订经文》，再次是《杂说》。按：《河图》、《洛书》的名称见于《系辞》，但没有说它们与《洪范》有关。《汉书·五行志》开始记载刘歆的话，说大禹治理洪水时，天赐给他《洛书》的法则，于是把它陈述在《洪范》中，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洛书》才开始同《洪范》联系起来，但还没有涉及《河图》。胡一中又根据刘歆所说“《河图》、《洛书》相互配合，八卦、九章彼此表里”的话，于是把《河图》、《洛书》一并附会到《洪范》中，又参杂陈抟先天学说。他列出的二十八幅图，大多支离破碎；甚至对“无偏无党”也用五行生克来立论，尤其没有道理。他把九作为《河图》，十作为《洛书》，沿用了刘牧的说法。在这种方法内部又自行产生纠葛，这还只是较小的问题。况且学说既然穿凿附会，义理多有窒碍，于是在实在无法解释的地方，又进一步遁入错简之说，以巧妙粉饰自己的谬误。于是割裂旧文，强行划分经、传。把“曰王省惟岁”以下八十七字移作第四、第五章的《传》；把“无偏无陂”以下五十六字移到“皇建其有极”一句之下，作为第五章的《经》；又把“敛时五福”以下的文字割裂开来，作为第九章的《传》。

译其余部分也多有移彼接此、凭主观臆断加以颠倒的地方。他还根据吴澄的说法，把“而康而色”一句改为“而康而宁”，把“是彝是训”一句改为“是彝是伦”，甚至连文字本身也一并篡改了。考察《尚书正义》，其中记载《汉书·五行志》把“初一曰五行”六十五字作为《洛书》的原文；孔安国则认为这是禹所排列叙述的内容；刘向认为龟背上原先就有三十八字；刘歆认为原先有二十字。孔颖达已经说这些说法都没有根据。他把“一，五行”以下的文字看作箕子推演的内容，这一点各家都相同，绝没有逐章分别设置经、传的说法。胡一中想仿照朱子考订《大学》、《孝经》的例子，强行加以区分，既然已经毫无根据。况且胡一中既然说一行有十三字，为什么“於庶民锡汝保极”七字却要错置一简，“五皇极，曰皇建其有极”九字却要错置一简，而“曰王省惟岁”以下又要以八十七字错置一简呢？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北宋余焘曾上书请求把《洪范》中“曰王省惟岁”以下八十七字移到“四，五纪”一节之下，但被台谏弹劾，最终没有实行。这件事在此前已经有人论定过了，为什么胡一中又要承袭他的说法呢？△《尚书旁注》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升撰。朱升有《周易旁注图说》，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尚书》正文用大字排在正文位置，把解释字义的内容用小字写在旁边，间或有疏通说明大意的文字，另起一行书写。大概是乡塾中教授蒙童的书，不足以用来谈论训释经书。梅文鼎《序》中说，朱升有《四书五经旁注》，明代嘉靖年间程闻礼重新刻印，后来只剩下《易》、《诗》、《书》三种，其余都散佚了。清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次刻版刊行。近来书坊所刻的《五经旁训》一类书，实际上是朱升首先创始的。经学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极其浅陋，又比朱申的《句解》更差了。△《书义卓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作“庐陵陈雅言撰”。按《经义考》记载，邹缉所作《墓表》称陈雅言是永丰人。“庐陵”大概只是举出他的郡名。又，卷首彭勖的《序》称“乡先生雅言陈公”，似乎“雅言”是他的字。旧本又把他列为元人。考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说他在洪武年间被荐举，却没有出仕，后来又担任永丰教事直到去世。《墓表》说他的著述多有发明，有《四书一览》、《大学管窥》、《中庸类编》、《书义卓跃》流传于世。如今其他书没有见到，只有这部书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大概元代以经义取士，于是有了这种拟题之书，以便剽窃。这部书大概也是其中一种。所以每一段开头必定冠以“此题”二字。所论述的也都是写文章的方法，对于经书的旨意没有什么发明。杨士奇《跋》也说它专门为科举而设。△《书传通释》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彭勖撰。彭勖字祖期，永丰人。永乐乙未年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的书卷首完整列出《四代谱系图》，以及《定时成岁》、《七政五辰》、《璿玑玉衡》、《河洛九畴》、《声音律吕》、《五服九州》等图。正文中，在蔡《传》之后摘录各位儒者的旧说，间或在篇题之后加上案语；每篇又有一篇总论来概括大旨，大多是陈陈相因的旧说。看他的《自叙》，大概是节录永乐年间的《书经大全》编成的。考察陆容《菽园杂记》说：“正统初年，南畿提学彭御史勖曾认为，永乐年间纂修的《四书五经大全》讨论得不够精密，诸儒的说法有同《集注》相违背的，应当删削订正，另编成一部书，想要誊写后进献。有人因为《大全序》出自御制而加以阻止。”如此等等。由此可知，彭勖对《四书五经大全》都编有删定本，这只是其中一种罢了。《大全》的谬误在于偏袒一家学说，荒废抛弃自古以来的经义。彭勖又认为这种偏袒还不够彻底，非要铲除一切异说而后罢休，门户之见尤其深固。史书称彭勖任建宁教授时，上疏请求春秋两季祭祀朱子，并免除朱子子孙的徭役。又创建尊贤堂，祭祀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大概是因为尊崇信奉得太深，所以想要彻底废弃汉、唐以来的旧注。△《尚书直指》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朱彝尊《经义考》说：“这部书是徐文肃任东宫讲官时进呈的，没有刊行过，也没有署名。后来中珰钱能从宫中带出来，于是刻版刊行。当时钱溥、刘宣为它作序，童轩为它作跋，都不知道是徐文肃所撰。我从曹侍郎溶家看到它，于是替它标明出来。”如此等等。由此可知，这部书是徐善述撰写的。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因荐举授任桂阳州学正。仁宗还是太子时，选任他为左春坊左司直郎，升任左赞善。当时东宫属官多获罪，徐善述也因受牵连而死。洪熙初年，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肃。事迹附见于《明史·邹济传》。他的书概括说明蔡《传》的大意，已经渐渐类似后来的讲章，但从未考订蔡《传》的得失。又，他所编的注释也有时有、时无，例如《禹贡》注释了震泽，却不注三江；注释了王屋，却不注太行、恒山；《顾命》注释了大训，却不注赤刀、琬炎之类；不应当遗漏到这种程度。推想是在刻版时连同注释一起脱漏了。钱能是内官，大概只是借着刊书来沽名，并没有真正校正过一次吧？△《书经提要》（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章陬撰。章陬字仲寅，黄岩人。正统丙辰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这部书认为天文、地理、图书、律吕四项都是解释经书的要领，所以分为四类。每一类又分别划分细目，并附上图说。《自序》说，蔡《传》中已经出现的内容就不再收录。然而，这些图都是从各种书中采录而来，其中的说法也大多袭用陈旧的言论，没有加以考订辨析。《召诰土中说》一条引用《周礼》“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说蔡《传》所引用的王氏之说，误写成“景朝多阳”“景夕多阴”。现在考察蔡《传》，只是把“多风”误作“多阳”，并没有误作“景夕多阴”。或许陬所见到的版本与今刊本不同吧？

译△《书传洪范考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世忠撰写。吴世忠字懋贞，金谿人。宏治庚戌年进士，官至延绥巡抚佥都御史。此书取蔡沈解释的《洪范》，把自己心中有疑问的地方略加考订辨正。全书大旨归结于治国之法，立意未尝不好。然而，例如把“六三德”解释为驾驭臣下的方法，把刚克、柔克解释为施恩和施威的意义，采用张景的说法，还算说得通；至于用《禹贡》中贡金之类来解释五行，就已经显得牵强附会了。至于把五福、六极都解释为刑罚和赏赐，把保全、爱护、养育而不使人早夭说成求寿的方法，把杀戮、剿灭而不使人得寿说成凶短折的方法，就牵强得太过分了。△《禹贡详略》（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韩邦奇撰写。韩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经著录。韩邦奇的学问有根基，著作非常丰富。但这部书的训释浅显，仅仅讲解拟题揣摩的方法。所附的歌诀、图考，也十分鄙陋。书前有韩邦奇自己写的《小引》，说：“所谓略，是为我家初学的子弟而作；所谓复讲说，是为科举业而作；所谓详释，是为了使他们进一步学习而有所考察。”书后有蓟门欧思诚的《跋》，转述韩邦奇的话，也说：“只是用来教导我的子弟，不敢把它传给所有人。”可见这本书原来是乡塾中私下讲授的课本，欧思诚把它刊刻出来，反而给韩邦奇增添了麻烦。至于在每州名下各加“某州之域”四字，夹杂在《经》文中，更不合体例。韩邦奇必不至于这样妄作，或许也是欧思诚校刊时移动了版式行款。朱彝尊《经义考》记载韩邦奇《书说》一卷，注说“未见”，却没有记载此书，卷数则相同。或许《书说》就是此书，只是流传中发生了讹误吧？△《尚书说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吕柟撰写。吕柟有《周易说翼》，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与门人讨论《尚书》的言论，编次成书，与蔡《传》间有不同。例如把《舜典》“在璇玑玉衡”解释为北斗，把《武成》看作并非错简之类，是改从古说而不同于蔡《传》的地方；把《洪范》解释为《洛书》，用《伊训》“元祀十有二月”证明三代不改月份之类，则是沿袭错误的解释，仍与蔡《传》相同。大体上，这部书推求文句，虽然间或有所阐发，但也都是凭个人意见揣测。例如说《尧典》仲夏称“日永”，仲冬却不称“宵永”，是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意思；又把《书序》中的“君奭不悦”解释为不愿意出来做官。这果真是《经》的本意吗？他所说《禹贡》中治水治土的次序以及五服远近，也都是凭空推测的话，没有经典依据。△《书经旨略》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王大用撰写。王大用字时行，号蘖谷，兴化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这部书不载《经》文，只推演阐发传注的意思，记载某段某句应该对看、某段某句应该串看，未超出科举之学的范围。而且拘泥牵强、浅陋，又在《书义卓跃》之下。△《尚书谱》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梅鷟撰写。梅鷟有《古易考原》，已经著录。梅鷟根据宋代吴棫、朱子以及元代吴澄的说法，撰作《尚书考异》和这部书。《考异》的引用考据颇为精审核实，这部书却只是凭空言论加以诋毁斥责，没有依据。例如说孔壁中的十六篇出自孔安国所作，实际上只是凭主观臆断，此外没有确凿证据。又说东晋的二十五篇出自皇甫谧所作，也只是根据孔颖达引用《晋书·谧传》中的“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句，所说也处在似是而非之间。而且文辞气势叫嚣，动不动就辱骂，也不合著书的体例。因此录入他的《考异》，而这部书只保存书目。△《书畴彝训》一卷（监察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明代蔡悉撰写。蔡悉字士备，合肥人。嘉靖己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尚宝司卿，后调任国子监祭酒。《明史·儒林传》附载于《王畿传》末尾，说他曾请求册立东宫，又极力陈说矿税的危害；为人有学问和品行，淡泊于仕宦之情，做官五十年，大半时间在家闲居。他清廉高洁、节操明亮，为淮西人所推重。在姚江学派的末流中，他是最能谨慎严整而不放纵的一人。这部书阐发《洪范》九畴与《易》象相合为一的道理。前五条总说其道理，接着九章分别剖析其旨意。大概就是刘歆所说“《河图》《洛书》相互成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互成为表里”的意思。△《禹贡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郑晓撰写。郑晓字窒甫，海盐人。嘉靖癸未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号端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从总图以下共有分图三十幅，旁边附有说明，后面仍载《禹贡》经文。其中精审可靠、可以采用的部分，胡渭《禹贡锥指》经常引用。然而考察全书，实际上错误疏漏很多，胡渭没有来得及一一辨析。△《禹贡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郑晓撰写。这篇书解释《禹贡》的文字。其中如解释“大野既潴”一条、解释“扬州”一条、解释“浮于江、沱、潜、汉”一条、解释“江汉”一条，都被阎若璩《潜邱劄记》所采用。不过全书大多只是随着文字发挥义理，文辞和旨意都浅显。郑晓的门人徐允锡在《跋》中说，自己曾向郑晓学习几个月，于是郑晓拿出这部书稿交给他，说：“你能弄懂这部书，《禹贡》就没有什么难处了。”可见这本书原本是为科举业讲授而设的。徐允锡尊重老师的学说，于是将它刊刻流传，并非郑晓本人的意思。△《古书世学》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丰坊撰写。丰坊有《古易世学》，已经著录。这部书先列今文、古文石经，之后用楷书加以解释。又采录朝鲜、日本两国的两种抄本来与古本相合，所以称为《古书》。又因为丰氏家族从宋代到明代世代传习《古书》，稷编为《正音》，庆编为《续音》，熙编为《集说》，道生编为《考补》，所以称为《世学》。他的《序》说：“正统六年，庆在京师任官，朝鲜使臣妫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朝进贡。两人都读书并且擅长文辞，讨论《六经》，见解出人意料，于是拿《尚书》来询问。妫文卿说：我的先王箕子所传的《尚书》，从《神农政典》开始到《洪范》为止。徐睿说：我的先王徐巿所传的《尚书》，从《虞书帝典》开始到《秦誓》为止。他们又嘲笑官刻本错误很多，认为孔安国伪造的《序》都不是古经的旧文。比如《虞书帝告》记载尧舜禅让的事，《汨作》记载四凶的过错，《九共》记载四岳、九官、十二牧考核政绩的事，《稾饫》记载后稷种植的方法，这些内容《序》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凡是把古经中的一个字传入中国的人，夷灭九族。使臣将要离境时，还要反复搜查，并派兵护送他们出境。那么六一翁所说法令严厉、不许把书传入中国，难道不是真的吗？他们坚持请求订正其中的错误，只抄录一《典》、二《谟》、《禹贡》、《盘庚》、《泰誓》、《武成》、《康诰》、《酒诰》、《洛诰》、《顾命》给我们看。只抄录下来附在先清敏公《正音》之后，使读这部《经》的人还能够考见麟角凤毛般的遗文。”又说：“梁代姚方兴擅自把《尧典》《舜典》分为两篇。伏生的今文、孔安国的古文、鸿都《石经》以及魏代三体《石经》合为一篇，只称作《尧典》。箕子朝鲜本、徐巿倭国本，总称作《帝典》，与子思《大学》相合。王鲁斋、王深宁都认为这样最正确，现今也依从这种说法。”《考补》说：“姚方兴原是齐国篡位君主萧道成的臣子，伪造增加‘若稽古帝舜曰’七字在‘重华’之上，改乱原文，分成两个《典》。他在建武二年把它进献上去。后来篡位君主萧衍即位，姚方兴因罪被杀。箕子受封于朝鲜，传授《尚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为止，后来又附有《洪范》一篇。徐巿是秦国博士，因为李斯坑杀儒生，便托言入海求仙，把古书全部带到岛上，在那里建立倭国，就是今天的日本。两国所解释的《书经》，先曾祖通奉府君和杨文懿公都曾抄录得到，收藏在家中。”顾炎武《日知录》说：“考察宋代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大概过去早已有这种说法。” 诗人寄托兴致而写的言辞，哪里一定真有其事呢？日本向唐朝供职纳贡已经很久了，从唐代到宋代，历代求取书籍的诏令都没有得到响应，过了两千年之后，庆却得到了这些书。他得到之后又不把它们献给朝廷，而是收藏在自己家中。这是什么道理？至于说箕子传授《尚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那么就不应当一篇《逸书》也没有，且每一篇都与伏生、孔安国所传的内容完全相同。所说后来附有《洪范》一篇，大概只是因为看到《左氏传》三次引用《洪范》，都称作《商书》；却不知道这是王者、周人使用的称呼，“十有三祀”是周史的记载，不能说是商人的书。《禹贡》把导山、导水移到九州之前，是不知道古人先说经、后说纬的义理。《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为不押韵，便改成“可不敬乎”，说这是根据鸿都《石经》来的。根据《正义》的说法，蔡邕所书写的《石经尚书》只有今文三十四篇，并没有《五子之歌》，丰熙又为什么不加考察而妄加声称呢？他的辨析可以说很清楚了。现在考察《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并没有这两个国家使臣的姓名，那么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已经可以不必辨析了。而且朝鲜如今是外藩，它所传的书与中国没有不同，根本没有箕子本的说法。日本刻印的《七经孟子考文》中，记载那些中国已经失传的书，只有孔安国《孝经传》和皇侃《论语义疏》；至于《孝经传》，山井鼎等人又亲自说它是伪书。至于其中的《尚书》，则一篇篇都与中国的注疏本相同，只是字句偶有差异。那么所谓朝鲜本、倭国本究竟从哪里来呢？因此，不必等到拿篇章字句来作证，就已经知道它是虚妄的了。△《书经直解》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代张居正撰写。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年进士，官至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忠。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万历初年为进讲而作的。当时神宗年幼，所以用日常语言翻译，使它容易理解。吴澄《草庐集》中所载的经筵讲义体例，也与此相同。△《书经说意》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伟撰写。沈伟号虹野，吴江人。嘉靖壬子年举人。这部书分节总论，大旨没有超出讲章的旧习。标出某句应截、某句应断的地方尤其浅陋。考察朱彝尊《经义考》，其中有杜氏伟《尚书说意》，没有记载卷数，注说“未见”。考证沈伟原本姓杜，年少时由沈汉家抚养，因此冒用沈姓，后来才归还本宗。这部书大概是在他尚未恢复杜姓时所撰写的，所以仍题作沈姓。朱彝尊所记载的，则是根据他后来恢复本姓的情况而言。△《书经讲义会编》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申时行撰写。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长洲人。嘉靖壬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大学士。谥号文定。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申时行任翰林、值日讲学时进呈的。书中的说法都恪守蔡《传》，务求浅显易懂。考察徐允锡为郑晓《禹贡说》所作的《跋》说：“曾经请徐瑶泉撰作《虞商周书说》，来补足尚未完备的部分。”徐瑶泉就是指申时行，大概申时行早年曾冒用徐姓。徐允锡的《跋》作于隆庆二年，当时申时行还没有恢复本姓。按照这些话来看，申时行大概精通《尚书》。然而他的《书》说最终没有完成，只有这部编书流传于世。△《禹贡山川郡邑考》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明代王鉴撰写。王鉴字汝明，无锡人。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事迹附见于《明史·邵宝传》。此书以《禹贡》的水道为主，每条以水名为标题，下面逐一引用各种书籍所记载的水源、流向以及分合情况。书名中那些《经》文没有而见于蔡氏《传》的水名，也一并加以解释；山名也采用同样的做法。至于郡邑名，则专门选取蔡《传》中已有的加以解释。不过，地名只记载其沿革到某一时期，山名所引书籍也相当简略。只有水道稍微详细一些，但也算不上广博。朱彝尊《经义考》没有著录。《无锡县志》把王鉴列在《文苑传》中，也没有说他著有此书。怀疑这是尚在草创阶段的稿本，未曾流传于世吧？△《禹贡玄珠》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俞鲲撰写。俞鲲字之鹏，嘉兴人。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没有著录，却另行记载他的《百家尚书汇解》，列在申时行、袁仁之后，屠本畯、邓元锡之前。俞鲲大概是嘉靖、隆庆年间的人。全书大旨是把《禹贡篇》中蔡沈《集传》的浮泛文字删节掉，使内容归于简要。对于青州的濰水、淄水，则依据毛晃《禹贡指南》的说法，认为淄水流入海中，而蔡《传》说淄水流入泲水是错误的，其中也间或有考证。但总的来说，这部书侧重于解释文句，对于山川地理还不能通晓其来龙去脉。卷末附有《九州总歌》《导山导水歌》《九州田法赋法歌》，尤其是村塾中用来记诵的学问了。卷十四 经部十四 ○书类存目二 △《书经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舜牧撰写。姚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经著录。这部书很少考订确定《经》的义理，只是推求文句，凭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往往穿凿附会、凭空杜撰。例如解释《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说：“汤汤，就像汤水沸腾那样。”解释《舜典》“有能奋庸熙帝之载”说：“‘载’字用得极为精妙。天下的事情既重大又繁重，帝王以一身承担负荷，就像车子承载东西一样。”可以说是浮泛空谈、没有根基了。△《书帷别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王樵撰写。王樵所著《尚书日记》十六卷，评论者称其内容广博通达，已经著录。这部书则是为科举而作，称为《别记》，是为了与《日记》相区别。书前原来有万历甲申年《自序》，见于朱彝尊《经义考》。这个版本没有收录，大概是偶然散失了。△《尚书要旨》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肯堂撰写。王肯堂字宇泰，金坛人，是王樵的儿子。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政。事迹附见于《明史·樵传》。这部书承接王樵所著《尚书别记》，摘抄其中的绪言，铺陈演绎其说法，用来供科举时文之用。书中的《经》文比讲义低两格，每节只写开头和结尾两句，也采用时文的体例。△《尚书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另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前八卷解释《伏书》二十八篇，后两卷辨析孔氏传书，所以名为《辨解》。他把“周公居东”解释为周公前往管叔处，以兄弟之义感化他；把“罪人斯得”解释为成王与太公、召公诛杀管叔，周公并未参与。至于把周公称成王为“孺子”，认为这是国史代周公所记之辞，并非周公亲口所说，等等，他的说法大多与先儒不同。大概郝敬解释经书，没有不是凭个人意见穿凿附会的，也不只是这部书如此。△《禹贡备遗增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胡瓒撰写，其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