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礼类存目三△《礼经奥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托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三礼考》一卷（内府藏本）旧本题“宋真德秀撰”。诸家书目不著录，惟曹溶《学海类编》载之。书止五页，引程朱诸儒之说凡九条，条下系以案语。然案语内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礼》，又引吴澄《三礼考注》，德秀何由得见之？其伪不待言矣。△《三礼考注》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於《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於此书不及考订，授意於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张尔岐《蒿菴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於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於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於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从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之说，故曰“二礼”。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总论凡七义，附录七十七图。
译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礼类存目三 △《礼经奥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郑樵撰”。考察其文字，就是《六经奥论》中的一卷。《六经奥论》本来是危邦辅托名郑樵所作。这又是在伪书中制造伪书，摘取其中一卷，另立书名来炫耀于世。曹溶随意把它收入《学海类编》，考察得实在很不仔细。△《三礼考》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宋真德秀撰”。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曹溶《学海类编》收载。全书只有五页，引用程朱诸儒的说法共九条，每条下面附有案语。然而案语中引用元泰定年间邱葵重新订定《周礼》的说法，又引用吴澄《三礼考注》，真德秀怎么可能见到这些书？它是伪书，不必再说了。△《三礼考注》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吴澄撰”。这部书依据《尚书·周官篇》来改订《周礼》六官所属的职官。把《大司徒》的一半分出补入《冬官》，并把《考工记》另列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作为正经，又从《大戴记》《小戴记》中取六篇作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作为《仪礼》传。另有《曲礼》八篇。然而吴澄作《尚书纂言》时不相信古文，为什么反而依据《周官》来订定《周礼》呢？即使考察吴澄的《三礼叙录》和《礼记纂言》，其中所列篇目也不相合。经义混乱、前后矛盾的地方，不胜枚举。虞集撰写吴澄墓志，宋濂所作《元史》吴澄本传，也都没有说吴澄有这部书。相传这部书起初藏在庐陵康震家中，后来被郡人晏璧得到，于是掩饰为自己的著作，经过杨士奇等人抄录流传并加以改正。然而杨士奇的《序》和成化年间罗伦的《校刻序》都怀疑这部书是晏璧所作，可见当时本来就有不同的议论。杨士奇又说：“听长老们说，吴澄晚年没有来得及考订这部书，只把意图交代给他的孙子当，当曾经替他编写，但没有完成。” 朱彝尊《经义考》说：“我曾经买到吴当补订的《周官礼》，拿来验证现在这部书，其中多处不相合。”又张尔岐《蒿菴闲话》说：“我读《仪礼》时，偶然得到吴氏《考注》，其中的注释都采自郑玄、贾公彦，往往丢失了原文的首尾。他不采用郑玄、贾公彦说法的有四十多处。只有《少牢篇》‘尸入正祭’一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对经文有所补益，其余都非常支离。草庐这样的名宿，怎么会疏漏谬误到这种地步？后来得到《三礼考注序》，其中说：‘只是因循朱子所分的礼章，重新加以编次；《经》后面的《记》，依照《经》的篇章次序编排，其文字不敢割裂，完全保持旧状。’如今这部书却把《记》的文字割裂开来，分散附入《经》中。《序》又说：‘二戴的《记》中有属于经的篇章，把它们分出作为逸经。礼各有义，这就是经的传。’ 把戴氏保存的内容同刘氏补充的内容合在一起作为《传》，《传》共十五篇。如今这部书的十五篇虽然齐全，但《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只是摘取《礼记》的文字来凑数，寻找所谓清江刘氏的书，却根本没有。至于逸经八篇，《序》中详细列出了篇目：《公冠》《迁庙》《衅庙》取自《大戴》，《奔丧》《投壶》取自《小戴》，《中霤》《禘於太庙》《王居明堂》取自郑氏《注》。逸经虽说有八篇，实际上有完整书文的只有五篇，另外三篇仅保存篇名，并没有实际的书文。如今这部书把《大戴》的《明堂》列为第二篇，大概是不知道《王居明堂》和《明堂》有所区别。以上三点同《序》都不相合，它确实不是吴氏所作。《序》又说，正经列在最前，逸经次之，传列在最后，都分别成卷而不相混乱。除此之外，全部归入戴氏的《记》。朱子所辑的内容以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也交错参合，删去重复，名为《朱氏记》，这样就同二戴的《记》合为三类。本书的次序，大略就是这样。如今这部书中《朱记》完全看不见，却又杂取二戴的书，命名为《曲礼》的有八篇，内容庞杂汇集，令人看得眼花缭乱。这同所谓“全部归入戴氏的《记》”又不相合。是什么妄人，竟把先儒诬蔑、歪曲到这种地步！”如此看来，这部书是伪作，已经完全不必怀疑了。△《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代湛若水撰写。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吏部、礼部、兵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书依据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的说法，所以称为“二礼”。将《戴记》中的《曲礼》附以《少仪》，作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作为下经十七卷；将《冠义》等十六篇作为《仪礼正传》十六卷；将《王制》等二十三篇作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另取小戴《郊特牲》等五篇和大戴《公符》等四篇，编为《仪礼逸经传》。每一节都分别说明章旨，篇目划分尤其烦琐，所作注释也都是空泛的议论。△《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季本撰写。季本曾撰有《易学四同》，已著录。这部书总论共有七项义理，附录七十七幅图。
其中如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庙，其说主郑康成《注》。惟《书咸有一德》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似商以前已有七庙，无以为解。乃谓自太甲逆溯至相土为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今考《鲁语》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将观列祖之德，何远不及契，近不及汤，而独举相土？又考《殷本纪》，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报丁、曰报乙、曰报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汤、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谓太甲上溯相土为七世，其说舛谬。盖缘伪古文《尚书》之言七庙，致生穿凿。不知《吕氏春秋》引《商书》实作“五世之庙”，无庸如是牵合也。本又谓禘非审谛昭穆，惟有功德而庙不毁者，则当禘於所出之祖庙，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长发》之《诗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汤，是特审谛其贤君而以汤配也。今考《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则祀之。”是汤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闻商人列诸不毁之庙。今本谓相土有功德而庙不毁，拟於三宗，殊为疏舛。况相土本在毁庙之列，而《长发》为大禘之诗，得及相土，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得与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说，而本反引以为难乎？至谓公刘、太王、王季庙皆不当毁，不特文、武，则益不经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说，谓禘祫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营洛邑，特立文、武庙，父子同庙，而其庙无妣主。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於同盟，不祔于姑，则弗致也。”据此，则夫人薨于寝、殡於庙、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庙矣，何得云妣主不得与於禘祫乎？《祭统》：“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郑《注》：“同之为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据此，则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诰》：“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传》曰：“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据云皆至其庙，则祭文、武别庙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庙？《雝诗序》：“禘太祖也。”郑《笺》：“太祖谓文王。”而其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谓洛邑之文庙独无文母乎？本又谓七庙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为尊，当於太祖庙之东，平行以次而东为四亲庙。今考庙以昭穆为左右，虽不见於经。然考《周礼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则昭穆分左右之明证也。故贾《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庙之昭穆。今本谓庙之昭穆皆在祖庙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别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贾《疏》引《祭义》注云：“周尚左。”又考《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纳於太庙。”何休云：“文家左宗庙，尚尊。”据此，则於王宫之外立祖庙与社稷既尚左，而立祖庙与群庙则又尚右，何同一地而所尚顿异耶？真无据之谈也。本又谓禘祫在太庙，容主多，则太庙宜大。高祖以下群庙，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礼祭仆》言“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言“大丧复於小寝、大寝”是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则《春秋》禘祭有于群庙者矣，而未见群庙之不容多主，则亦未见群庙之必小於太庙也。《周礼》言小寝、大寝、小庙非以规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郑《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曰：“庙门容大扃七个，於凡庙之门同。”可以知凡庙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别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语》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汤。”而本不信之，尤荒经蔑古之甚矣。其论历代庙制，若谓汉光武但当立高祖舂陵节侯以上四世庙，不当为宣、元、成、哀立庙，则明世宗《明伦大典》之说，时势所牵，又当别论者也。前明三《礼》之学，本最著称，后世儒者往往承其谬说，故举其最误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实焉。△《三礼纂注》四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其中，他认为天子有五庙，周代加上文王、武王两座世室，便成为七庙；这种说法以郑康成的《注》为依据。只是《尚书·咸有一德》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似乎说明商代以前就已有七庙，这一点便无法解释。于是他又说，从太甲向上追溯到相土正好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现在考察《鲁语》说：“商人禘祭舜而以契为祖，郊祭冥而以汤为宗。”如果是为了考察历代祖先的德行，为什么远的不涉及契，近的不涉及汤，却唯独举出相土？又考察《殷本纪》，相土以后依次是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汤、太丁、太甲，从太甲向上追溯到相土共有十四世。而季本却说从太甲向上追溯到相土为七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伪古文《尚书》说七庙，才牵强附会出这种解释。他不知道《吕氏春秋》引用《商书》时实际作“五世之庙”，根本不必这样牵强拼合。季本又说，禘祭不是审察昭穆次序；凡是有功德、庙不毁的祖先，就应当在其所出之祖的庙中举行禘祭，并以受命之祖配祭。《长发》的《诗小序》说：“大禘也。”其中叙述契、相土直到汤，这正是审察这些贤君而以汤配祭。现在考察《鲁语》说：“上甲微能够继承契的事业，商人因此报祭他。”《祭法》说：“冥勤勉履行职务而死于水灾；如果因勤于职事而死，就祭祀他。”可见汤以前，只有微和冥能够永远列入祭祀典礼，却没有听说商人把他们列入永不毁去的庙中。季本现在却说相土有功德，庙不毁，地位相当于三宗，实在疏漏错误。况且相土本来就在应当毁去的庙主之列，而《长发》是大禘之诗，既然能够涉及相土，那么毁庙和未毁庙的祖先都可以参与禘祭了。这正可以用来驳倒季本的说法，季本反而引用它来作为难题吗？至于他说公刘、太王、王季的庙都不应毁，不仅文王、武王如此，那就更加不合经典了。季本又批评朱熹关于考妣一同参加祫祭的说法，认为禘祭、祫祭只有男性神主可以参加，女性神主不能参加；所以周公营建洛邑时，特意建立文王、武王庙，让父子同庙，而庙中没有妣主。现在考察《春秋·僖公八年》记载：“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并把夫人迎入。”《左氏传》说：“举行禘祭时把哀姜迎入，这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没有死在正寝、没有停柩于庙、没有讣告同盟诸国、没有附祭于姑，就不能迎入。”据此，夫人如果死于正寝、停柩于庙、讣告同盟诸国、附祭于姑，就都可以通过禘祭迎入太庙，怎么能说妣主不能参加禘祭、祫祭呢？《祭统》说：“铺设筵席，设置同几，是为了凭依神灵。” 郑玄《注》说：“‘同’的意思是共同。祭祀时以其妃配祭，也不是只设置一张几案。”据此可知，凡是祭祀都有配祭。《洛诰》说：“举行烝祭，献给文王一头赤色牛，献给武王一头赤色牛。”又说：“王进入太室，举行祼礼。”孔安国《传》说：“王以宾礼接待周公，杀牲并专心致意来祭祀文王、武王，都是亲自到他们的庙中告祭。”既然说都到他们的庙中，就可知文王、武王有各自的庙。季本怎么能说父子同庙？《雝》的《诗序》说：“禘祭太祖。”郑玄《笺》说：“太祖指文王。”而诗中说：“既以烈考配祭，也以文母配祭。”这就明确说明以文母配祭。季本又怎么能说洛邑的文王庙唯独没有文母？季本又说七庙制度中，太祖居中，昭不一定在左，穆不一定在右；古人以右为尊，所以应当在太祖庙的东面，平行排列，依次向东设置四座亲庙。现在考察庙制以昭穆分左右，虽然经文中没有明文记载，但考察《周礼·冢人》说：“先王的墓葬居中，以昭穆分列左右。”《注》说：“昭在左，穆在右，夹在东西两侧。”这就是昭穆分左右的明确证据。所以贾公彦《疏》便根据墓葬的昭穆来推知庙制的昭穆。季本现在说庙的昭穆都在祖庙中，又怎样解释墓葬的昭穆分别列在左右呢？又考察《匠人》说：“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贾公彦《疏》引用《祭义》的注说：“周人崇尚左。”又考察《桓公二年》：“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送入太庙。” 何休说：“文家把宗庙置于左边，以尊贵为尚。”据此，在王宫外设置祖庙和社稷时既然尊左，而设置祖庙和群庙时又尊右，为什么同一地点所尊尚的方位却突然不同呢？这真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季本又说，禘祭、祫祭在太庙举行，能够容纳许多神主，所以太庙应当建得大些；高祖以下的群庙，只需容纳考妣即可，因此制度较小。《周礼·祭仆》说“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说“大丧复于小寝、大寝”，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考察《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定公八年》：“冬十月辛卯，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可见《春秋》所记禘祭也有在群庙举行的，但没有看到群庙不能容纳多个神主，也就不能证明群庙一定比太庙小。《周礼》所说小寝、大寝、小庙，并不是按照建筑规模大小来说的，只是按照尊卑来说的。所以郑玄《注》只说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说：“庙门能够容纳七个大扃。”这与一般庙门的规定相同，由此可以知道各庙的殿室也相同，哪里有什么大小之别呢？季本又不相信商人的祖先是契、周人的祖先是后稷。现在考察《周语》明确说：“这是我太祖后稷所经营规划的。” 《祭法》明确说：“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季本却不相信这些说法，实在是荒废经典、轻视古制到了极点。他论述历代庙制时，认为汉光武帝只应当为高祖、舂陵节侯以上四世建立宗庙，不应当为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建立庙宇；至于明世宗《明伦大典》的说法，是受当时形势牵制的结果，又应当另作讨论。前代明朝关于“三礼”的学问，本来最为著名，后世儒者往往承袭其中的错误说法，所以列举其中错误最严重的部分加以辨析，希望能够得到它的是非实情。△《三礼纂注》四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贡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诏。其书《周礼》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说，而变本加厉。不惟移其次第，且点窜其字句，涂改其名目，甚至於别造《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则《礼记王制》、《月令》两篇也。《仪礼》十六卷，以《礼记冠义》附《士冠礼》，《昏义》附《士昏礼》，《乡饮酒义》附《乡饮酒礼》，《射义》附《乡射礼》，《燕义》附《燕礼》，《聘义》附《聘礼》，《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士丧服》，《问丧》、《间传》二篇附《士丧礼》，《丧大记》附《既夕礼》，《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士虞礼》，《祭义》、《祭统》、《祭法》三篇附《有司彻》。后附《仪礼逸经》四卷，则《投壸》、《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仪礼馀》八卷，则《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礼记》十二卷，所存者《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而《大学》、《中庸》不与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吴澄诸说。其《周礼序》自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盖袭《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时势。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序》，乃诋贾、郑诸人用力愈勤，大义愈晦，而称汝成是书，周公复起不能易。傎之甚矣。△《三礼编绎》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邓元锡撰。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举人，万历中以翰林待诏徵，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以“三礼”为名，而实非历代相传之三《礼》。一曰《曲礼》，以《礼经》所载杂仪细曲者为《经》，以《表记》、《坊记》、《缁衣》为《记》。二曰《仪礼》，以十七篇为《经》，以《射义》诸篇为《记》。三曰《周礼》，以《周官》为《经》，而《考工记》、《大戴礼》、《家语》及《礼记》诸篇不可分入《曲礼》者，皆汇列於后为《记》。句下夹注，音训颇简，盖非所重。其自为发明者，则大书而附《经》文下，所谓“绎”也。昔俞庭椿首乱《周礼》，儒者所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至吴澄《礼记纂言》，始删削其文，颠倒其次。贡汝成因而更定三《礼》，弥为变乱纷纭，已大乖先儒谨严之意。至元锡此书，则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於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二礼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为嘉靖间无锡人，亦据卷首题“锡山”、卷末题“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无他证也。是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故《周礼》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陈氏例。《仪礼》逐节分注各章之后，用杨氏例。其说率循文笺释，罕所考证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辅说见《经义考》），如谓“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与焉。除太宰与府史胥徒，其馀六十二人，自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项官也。后五官仿此”云云一条，盖欲以解设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内，事事摄官，恐亦非先王之体制。又称“疑六官之属，卿大夫之数，与《礼记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条。不知《王制》一篇，汉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闻，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礼经类编》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李经纶撰。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嘉间诸生。是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大意谓圣人之命礼有三：曰经礼也，曲礼也，制度之礼也。经礼所以接神人，曲礼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礼所以治名物。后儒昧於分辨，知有经、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而各系以目。《曲礼》之目分为五：一曰《曲礼正经》、二曰《曲礼别经》、三曰《曲礼逸经》、四曰《曲礼传》、五曰《曲礼增经》。诸目中又杂分子目。其《别经盛德篇》，皆《大戴记》之文。《逸经》则兼采三《传》、《国语》及《说苑》、《列女传》。其所谓《增经》则全录《乡党》、《孝经》文也。
译明代贡汝成撰写。贡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年间任翰林院待诏。他的《周礼》分为六卷，采用俞庭椿所谓《冬官》并未亡佚、只是散见于五官之中的说法，而且变本加厉。不仅移动篇章次序，还改窜字句、涂改篇名，甚至另外造出《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是《礼记》的《王制》《月令》两篇。《仪礼》十六卷，把《礼记·冠义》附在《士冠礼》后，把《昏义》附在《士昏礼》后，把《乡饮酒义》附在《乡饮酒礼》后，把《射义》附在《乡射礼》后，把《燕义》附在《燕礼》后，把《聘义》附在《聘礼》后；又把《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在《士丧服》后，把《问丧》《间传》两篇附在《士丧礼》后，把《丧大记》附在《既夕礼》后，把《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在《士虞礼》后。后附《仪礼逸经》四卷，是《投壸》《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仪礼馀》八卷，是《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他的《礼记》十二卷，保存的是《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但不包括《大学》《中庸》。大体上也是剽取朱熹和吴澄等人的说法。他的《周礼序》自称“如果有人任用我，就拿着这套书去实行”，大概是袭用《文中子》的话，尤其不明白当时的形势。书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的序，竟诋毁贾公彦、郑玄等人，说他们越用力钻研，大义反而越晦暗；又称赞贡汝成这部书，即使周公复生也不能改动。荒谬得太过分了。△《三礼编绎》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邓元锡撰写。邓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年中举人，万历年间被征召任翰林待诏，尚未到任便去世。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书以“三礼”为名，但实际上并不是历代相传的三部《礼》。第一称《曲礼》，把《礼经》中记载的各种琐细仪节作为《经》，把《表记》《坊记》《缁衣》作为《记》。第二称《仪礼》，把十七篇作为《经》，把《射义》等篇作为《记》。第三称《周礼》，把《周官》作为《经》，而把《考工记》《大戴礼》《家语》以及《礼记》中不能归入《曲礼》的各篇，全部汇列在后面作为《记》。句下夹注，音义训释相当简略，大概不是他所重视的。至于他自己提出的发明，就用大字写出，附在《经》文下面，这就是所谓“绎”。从前俞庭椿首先扰乱《周礼》，受到儒者讥议。朱熹撰写《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列入并附上《礼记》，但仍以《仪礼》为主，不过是引用其他经典来证明《仪礼》。到了吴澄的《礼记纂言》，才开始删削经文、颠倒次序。贡汝成于是进一步重新确定三《礼》，使其更加变乱纷杂，已经严重违背先儒谨慎严密的宗旨。至于邓元锡这部书，不仅扰乱篇章次序，还割裂《经》文，把甲篇移入乙篇，另立篇目分别归类，甚至摘取其他书籍，凭主观臆想窜入其中，于是古经几乎荡然无存了。不是圣人却擅自删定六经，不是很奇怪吗？△《二礼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黼撰写。李黼的生平始末不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他为嘉靖年间无锡人，也只是根据卷首题有“锡山”、卷末题有“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等字样，此外没有别的证据。这部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所以《周礼》在每类官职开头分列《序官》，采用陈氏的体例；《仪礼》则逐节分注在各章之后，采用杨氏的体例。其说大多只是依照文字作笺释，很少有考证和新的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的内容（按：元辅的说法见《经义考》），例如说：“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共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包括在内。除去太宰以及府、史、胥、徒，其余六十二人，从宫正以下的凡中大夫，就是这里的小宰中大夫；凡下大夫，就是这里的宰夫下大夫；凡上士、中士、下士，就是这里的上士、中士、下士。并不是在这六十二人之外另外还有一类官员。后面的五官依此类推。”这一条大概是想解释官员设置过多的疑问。然而，如果王朝内部事事都由官员兼摄，恐怕也不是先王的制度。又说：“六官所属的官员、卿大夫的数目，与《礼记·王制》所说的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少不同，令人疑惑。” 他不知道《王制》一篇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各自叙述所听闻的制度，不能拿来与《周礼》相比并视为相同，这样只会徒然增加纠缠。△《礼经类编》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经纶撰写。李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德、嘉靖年间为诸生。这部书把《周礼》《仪礼》《礼记》汇合编纂。大意认为，圣人制定礼有三类：一是经礼，二是曲礼，三是制度之礼。经礼用来沟通神与人，曲礼用来规范言语行为，制度之礼用来治理名物。后世儒者不明白三者的区别，只知道有经礼、曲礼，却不知道还有制度之礼。因此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各自系联篇目。《曲礼》的篇目分为五类：一是《曲礼正经》，二是《曲礼别经》，三是《曲礼逸经》，四是《曲礼传》，五是《曲礼增经》。各类之中又杂分子目。其中《别经·盛德篇》全是《大戴记》的文字。《逸经》则兼取三《传》《国语》以及《说苑》《列女传》。所谓《增经》，则全部抄录《乡党》《孝经》的文字。
《经礼》之目亦分为五：一曰《经礼之经》，二曰《经礼之变礼》，三曰《经礼之曲礼》，四曰《经礼之制礼》，五曰《经礼之传》。然仍以吉、凶、军、宾、嘉为经，而以五者纬焉。其经文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之别，传亦如之。《正经》者，《仪礼》之正文。《析经》者，旧混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采乎《家语》、藉田之采乎《国语》，则名《逸经》。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增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之文补天王听朝礼，则名《增经》、《补经》也。《制礼》之目分为二：一曰《制礼之经》，则《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礼之传》，《学记》、《乐记》等篇是也。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谓经、曲、制度合而论者不可以强分，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是也。合是数者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大学》曰：“礼冒之经”，谓其规模节目之该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礼藉之经”，谓由博返约，所以为承藉，犹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学》，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诸篇之疵复者别为《外记》一卷，以示区别。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参糅杂说，取凭胸臆，随意增删，殊失先儒谨严之意。是欲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三礼合纂》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张怡撰。怡一名遗，字自怡，初名鹿徵，号瑶星，江宁人。前明登莱总兵官可大之子。崇祯中，袁崇焕用陈继儒之言，杀皮岛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为变，可大死之。荫怡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僣位，逼之使降，不从。自成败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寿终。是书《凡例》，称从周子雪客借卫湜《礼记集说》。雪客为周在浚字，则康熙初年所作也。其书大体仿《仪礼经传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从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礼》，则首《周官》，而以《仪礼》《觐》、《聘》、《燕》、《射》诸篇附焉。其言曰：“《礼记》昉於汉儒，中间性道微言、天人奥义，时时吐露。然真赝相杂，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诸篇，皆未经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术，详於政而略於教。《仪礼》皆周旋升降之节，仪则繁而义则疏。先儒欲推二书为经，以记为传，似非定论”云云。然《仪礼》、《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云，颇与之远，强为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则大不可。且以《周礼》为“有政无教”，《仪礼》为“仪繁义疏”，则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训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学。凡先王大典，皆视为粗迹，无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义会通、彼此互举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怡於《昏》、《聘》诸篇咸裁截《记》文，分附《经》次，较其发凡，亦属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复古编》之说，差为有见耳。△《读礼窃注》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孙自务撰。自务字树本，号立菴，安邱人。岁贡生。是书撮举三《礼》，凡五十七条。其中间有可采者，若《释名》、《字林》皆以侄为兄弟之女称，自务引《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证姑於兄弟之子亦有侄称，引据颇为明确。至谓《祭法》以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各称为始祖及高、曾之别为字义不清，又斥《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为附会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经》，并无明证。又谓朱子以门屏之间为皋门，今检全集及各注并无此文。若袭万斯大之论，以大社为方丘，不免好从异说。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礼。盖天子将入庙受觐，至宁，先下车而立。诸公於是分班朝见，以通姓名，即所谓朝也。觐礼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仪礼》本篇未觐之前自郊劳授馆至於侯氏释币，既觐之后自三享听事至於三劳及赐车马，虽繁文曲节，无不详载。而独谓略此朝礼，殊考之未详。《郊特牲》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若天子先见诸侯於路门外，则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务甚推此说，亦轻信也。观其篇首叙所见礼家诸书，寥寥无几。盖皆据理推测，而以意断制之耳。△《稽礼辨论》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经礼》的篇目也分为五类：一是《经礼之经》，二是《经礼之变礼》，三是《经礼之曲礼》，四是《经礼之制礼》，五是《经礼之传》。但仍以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为经，而以这五类内容交织其中。经文又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的区别，传文也同样分类。《正经》是《仪礼》的正文。《析经》是把旧来混在一起的文字现在析分出来。又如郊天礼取自《家语》，藉田礼取自《国语》，就称为《逸经》。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的文字增加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的文字补充天王听朝礼，就分别称为《增经》《补经》。《制礼》的篇目分为两类：一是《制礼之经》，即《王制》《月令》《周官》的文字，以及《深衣》《考工》等篇。二是《制礼之传》，即《学记》《乐记》等篇。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认为经礼、曲礼、制度之礼合在一起论述，不能强行分开，例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哀公问》等篇就是如此。把这些内容合在一起后，又以《大学》列在开头，以《中庸》作为结尾。《大学》说“礼冒之经”，意思是它概括礼的规模和条目，如同五玉中有瑁，所以把各篇分别用明德、新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配属。《中庸》说“礼藉之经”，意思是由博返约，用来承接依凭，好比四圭有邸座一样。在《大学》中，则用“止于至善”与之相配。最后又把《明堂位》《儒行》以及各篇中重复有弊病的内容另编为《外记》一卷，以表示区别。这种分条剖析、细密辨别，所下功夫也确实勤奋专注。然而它割裂《经》文，杂糅各种说法，任凭个人臆见，随意增删，实在违背先儒谨慎严密的宗旨。这是想要接续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做法，却失去了朱熹原来的宗旨。△《三礼合纂》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怡撰写。张怡又名遗，字自怡，起初名鹿徵，号瑶星，江宁人，是前明登莱总兵官张可大的儿子。崇祯年间，袁崇焕采纳陈继儒的意见，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作乱，张可大死于其中。朝廷荫授张怡为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僭越称帝，逼迫他投降，他不肯。李自成败逃后，他便逃入深山。到康熙三十四年，以高寿去世。这部书的《凡例》说，是从周在浚周雪客那里借来卫湜的《礼记集说》。周雪客就是周在浚的字，因此此书作于康熙初年。此书大体仿照《仪礼经传通解》，但编排次序略有不同。首先是《通礼》，其次是《祭礼》，再次是《王朝之礼》，最后是《丧礼》。《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采用王守仁所解释的古本，不采用朱子改定的本子。其次的《王朝之礼》以《周官》为首，并把《仪礼》中的《觐》《聘》《燕》《射》等篇附在后面。他说：“《礼记》起源于汉代儒者，其中关于性命道德的精微言论、天人关系的深奥义理，时常有所流露。然而真伪夹杂，瑕疵和优点也不能完全掩盖。例如《月令》《王制》等篇，都是孔子没有删定过的。《周官》多是急切求取富强的办法，详于政事而略于教化。《仪礼》全是进退升降的礼节，仪式繁多而义理疏略。前代儒者想把这两部书推尊为经，把《礼记》作为传，似乎还不能算定论。”然而，《仪礼》和《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说的内容却与它们相距很远，若强行把它们贯通，必然造成纠葛。如果因此斥责《周官》，那就更加不可取了。况且把《周礼》说成“只有政事而没有教化”，把《仪礼》说成“仪式繁多而义理疏略”，尤其没有领会先王借具体事务寄寓教训的宗旨。大体说来，他的解释出自郝敬，又增入了姚江学派的心学。这样一来，凡是先王的大典，都被看作粗浅的形式，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的《凡例》又说：“凡是文义相互贯通、彼此互相发明的内容，一律按照原篇编排，不敢割裂。”现在考察《仪礼》一书，有《经》也有《记》，但张怡在《昏》《聘》等篇中都删截《记》的文字，分别附在《经》的次序之后，这与他所说的编纂原则也相互矛盾。只是《周官》没有采用俞氏《复古编》的说法，这一点还算有见识。△《读礼窃注》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代孙自务撰写。孙自务字树本，号立菴，安邱人，岁贡生。这部书撮要论述三《礼》，共五十七条。其中有些内容还值得采纳。例如《释名》《字林》都把“侄”解释为兄弟的女儿，孙自务引用《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来证明，姑母对于兄弟的子女也可以称“侄”，引证相当明确。至于他认为《祭法》把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分别作为始祖以及高祖、曾祖等的称谓，是字义不清；又斥责《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是附会孔子的话，这些都是凭个人意见怀疑经文，并没有明确证据。他又说朱子把门屏之间称为皋门，现在查考朱子的全集和各种注本，都没有这句话。如果沿袭万斯大的说法，把大社视为方丘，就未免喜欢听从异说。他又叙述万斯大的话说：“《曲礼》说：‘天子面向屏风站立，诸侯面北拜见天子，叫作觐。天子面向朝堂站立，诸公面东、诸侯面西，叫作朝。’这只是一种礼。大概天子将要进入宗庙接受诸侯朝觐，到了宁处，先下车站立。诸公于是分班朝见，通报姓名，这就是所谓朝。觐礼中没有详细记载，是文字省略了。”等等。现在考察《仪礼》本篇，在觐见之前，从郊外慰劳、安排馆舍一直到侯氏行释币礼；觐见之后，从三享、听受政事一直到三次慰劳以及赏赐车马，虽然繁琐的文辞和细小的礼节都很多，却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唯独说这里略去了朝礼，实在是考察得不详细。《郊特牲》说：“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如果天子先在路门外会见诸侯，那么这种做法比下堂还要失礼。孙自务极力推重这种说法，也属于轻信。看他篇首所叙述的自己见到的礼学著作，寥寥无几。大概都是根据道理推测，凭自己的意见裁断罢了。△《稽礼辨论》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於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缭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於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適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適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適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为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衮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於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於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壻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谓止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於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
译清代刘凝撰写。刘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出任崇义县训导。这部书有《论》十六篇、《辨》六篇，共二十二篇。引证相当古雅，但考核并不精确。例如《月令论》一篇，认为太尉并非始于秦代，就是《国语》中的元尉和《夏官》中的军司马。现在考察《汉百官表》，太尉和大司马曾经更替设置。《黄霸传》也说：“由丞相兼任。”《续汉志》又说：“太尉，公一人。”至于《夏官》的军司马，职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的尊卑相差悬殊。又《晋语》说：“知道祁奚果断而不过度，使他担任元尉。”韦昭注说：“元尉，就是中军尉。”又说：“知道铎遏寇恭敬而诚信坚强，使他担任舆尉。”韦昭注说：“舆尉，就是上军尉。”大概古代三军都设有尉。《尉缭子》说：“长伯教成之后，把他们交给兵尉；兵尉教成之后，把他们交给裨将。”兵尉就是《国语》中的元尉、舆尉，职位在军将之下。现在刘凝把元尉当作太尉，尤其不合体例。又如《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认为诸侯封地方圆百里，作为井田的有一万井，以十井出一乘；天子封地千里，作为井田的有一百万井，以百井出一乘。现在考察井田制度，是以一甸出一乘，并不区分天子和诸侯。《成公元年》说：“三月，作丘甲。”杜预注说：“长毂车一乘，是一甸所应缴纳的，现在鲁国让一丘出车。这是讥讽赋敛加重，所以记载下来。”丘是十六井。诸侯以十六井出一乘，尚且已经违背制度，那么说以十井出一乘，不是更加错误吗？又如《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认为《诗经》和《左传》中的公行就是《周礼》中的诸子。《文王世子》所说的庶子，专门掌管庶子的政令。《诸子》篇说“掌管国子的副贰”，这是相对于嫡子和同母弟而言，所以说是副贰。现在考察《诸子》的职掌又说：“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子送到太子那里。”《周礼》全经凡是称为国子的，没有不是统称嫡子和庶子的。《师氏》说“用三种德行教育国子”，《保氏》说“以道养育国子”，《大司乐》说“用乐德、乐语、乐舞教育国子”，《乐师》说“掌管国学的政令，教国子学习小舞”，都是如此。现在刘凝偏偏把诸子所率领的国子说成妾子，与全经没有一处能够贯通。况且刘凝既然知道诸子就是庶子，而《文王世子》说：“庶子让公族中没有职事的人留守公宫，让正室守护太庙。”郑玄注说：“正室，就是嫡子。”由此可见，庶子明明掌管嫡子的政务，刘凝却错误地把国子的副贰理解为嫡子同母弟的副贰，于是又错误地认为诸子所掌管的只是妾子的政务，以便与《左传》的公行相合。不仅没有理解郑玄注中“倅”字的意义，而且连《周礼》全经和《文王世子》的文字也都违背了。又如《十二章服辨》一篇，认为郊祀上天还没有到达泰坛时，先穿狐白裘，再加上衮服，作为裼衣；在衮服外面再加大裘。狐白裘与黑羔裘互为表里，这就是《家语》所说的“天子大裘以黼之”。举行祭祀时，脱去大裘而穿狐白裘和衮服，这就是《家语》所说的“既至泰坛，王脱裘”。现在考察《司服》说：“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按照刘凝的说法，就是穿着狐白裘戴冕了。又《玉藻疏》引用刘氏的说法，认为六冕所用的裘都用羔裘；又引用熊氏的说法，认为六冕都用狐青裘。大概冕服都是玄色，羔裘和狐青裘的颜色也都是玄色。现在把狐白裘作为衮服的外衣，那么裘和裼衣就是不同颜色。又《玉藻》说：“只有君主有黼裘用来举行誓戒和巡省。”郑玄注说：“用羔裘和狐白裘杂合织成黼文。”刘凝却认为内穿狐白裘、外穿黑羔裘就是黼文，穿凿附会尤其严重。刘凝研究三《礼》相当勤奋，间或也能在汉魏诸书上下功夫，但喜欢标新立异，所以立论往往不准确。△《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竭力诋毁三《礼》的经文：引用《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认为婚姻必须有媒人通报姓名，但《士昏礼》却没有说行媒；引用《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认为亲迎之前必须先告祭宗庙，但《士昏礼》没有说告庙；引用《春秋·桓公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的文字，认为新妇到达的当天应当朝拜宗庙，但《士昏礼》没有说朝庙；引用《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认为女子的父亲既然在门外迎接女婿，也应当在门外送女儿，但《士昏礼》却说不下堂送行；引用《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认为只应有四种礼，而《士昏礼》却错误地增加了“纳吉”一礼，又错误地把亲迎列入六礼之中；引用《诗经·关雎》的“琴瑟”“钟鼓”，认为嫁娶也应当用乐，而《郊特牲》却说昏礼不用乐。他的说法相当广博有辨析。其中关于告庙、朝至仪式的论述，虽然颇有依据，但考察其大体内容，穿凿附会之处很多，不能作为定论。△《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这部书大体遵从王肃而驳斥郑康成。郑康成认为天子有五庙，周代增加文王、武王二祧，所以是七庙。王肃认为天子有七庙，周代增加文王、武王二庙，所以是九庙。汉唐以来，论述宗庙制度的人互相承袭这些说法。
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於《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於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於《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於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於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於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於长子。”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於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明堂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以门人姜尧问九室、五室之辨发端，而终於九宫卦位。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郊社考辨》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立论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龄。△《三礼约编》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汪基撰。基字警斋，休宁人。是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汰全篇，节录其文，盖取其便於诵习。然若《周礼天官》六十职，删宫正、宫伯而宿卫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职，存闾师而删县师，则六乡有徵税之官，而都鄙丘甸遂无职长。此其关系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为点窜也。
译礼是根据义理建立的，本来不必拘泥于某一种说法；然而，还没有像这部书这样严重混乱旧文的。天子七庙见于《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毛奇龄既然都认为不只是说周代，那么《礼器》称“周旅酬六尸”，明明就是在说周代。郑玄注、孔颖达疏认为，后稷的尸主发爵而不接受旅酬，其余从文王、武王到四亲庙，共有六尸。周代只有七庙，这就是确证。毛奇龄却说六尸是六庙昭穆之尸，文王、武王二尸不在其中，所以祫祭时出堂，后稷尸与文王、武王二尸都面向南，其余面向东西。考察《礼器》孔颖达疏，旅酬时被毁庙的神主都在场，只是没有尸主罢了。又《春秋·文公二年传》说：“文王、武王不先于不窋。”《鲁语》也说：“周代举行烝祭，从未把汤和文王、武王升居上位。”毛奇龄却说文王、武王二尸独自与后稷同向，那么被毁庙的神主从太王、王季以上都排列在文王、武王旁边，这岂不是子孙可以把父祖升居其上位，而还说文王、武王会享用这种祭祀吗？毛奇龄又认为《曾子问》所说七庙没有空缺的神主，说明迁庙、文王庙和武王庙都可以有空主。现在考察《曾子问》，明明说：“天子巡守时，带着迁庙的神主同行。”又说：“如今如果取七庙的神主一同出行，就是错了。七庙、五庙都不应有空缺的神主。” 据此可知，能够有空缺神主的只有迁庙。至于文王、武王的庙，即使毛奇龄也知道它们是百世不迁的庙，却在《经》文所说的迁庙之外，强行增加一个文王、武王庙；这样又把不迁的庙说成可以有空主，与《经》文“迁庙”二字明显相冲突。原来毛奇龄认为周代有九庙，想把高祖、曾祖以上两代增加到七庙之内，因此不得不把文王、武王二庙排除在七庙之外；又因为它们在七庙之外，就不能说没有空主，所以凭空杜撰出这种说法。他其余那些因袭前人而早已废弃的说法，更是难以一一列举。若按照“德厚则流传广大，德薄则流传低微”的义理来衡量，那么天子九庙在义理上并没有违背。但自从毛奇龄这样解释后，考察经传，反而有很多地方不相符合。他的强词辨说实在太过分了。△《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这部书说，郑康成在《礼记·大传注》中认为，别子的世长子是大宗，别子庶子的长子是小宗；这样一来，别子这一代没有大宗，继承别子的这一代没有小宗，凡是国君世代相继，必然有三代没有大小宗，于是便认为别子本人就是大宗。现在考察《大传》的文字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如果别子本人就可以成为大宗，那么经文为什么不说“别子为宗”呢？经文既然明白把祖和宗相对举出，就显然不能混同。毛奇龄却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是违背经文。毛奇龄又认为郑康成把别子说成妾子；假如只有一个同母弟而没有庶子，难道要因为没有庶子而反倒断绝宗法吗？现在考察《仪礼·丧服传》说：“庶子不得为长子服丧三年。”这句话也包括作为父亲后继者的同母弟，并不专指妾子。所以贾公彦《疏》说：“庶子，是妾子这一称呼；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也同样称为庶子，用来与长子区别。” 这样看来，《仪礼》经文已经把庶子一词包括嫡子在内了，为什么偏偏要对郑康成提出责难呢？至于毛奇龄认为别子的各个弟弟的儿子也都可以各自成为小宗，并不只是别子、庶子的儿子才如此，这个说法颇有根据。《晋语》说：“黄帝的儿子有二十五人。”又说：“黄帝的儿子有二十五宗。”韦昭注说：“把他们作为小宗。”这可以与毛奇龄的说法相互证明。如果按照《丧服要记》的说法，别子的庶兄弟各自以嫡长子继承，就各有一个大宗，那么别子有十人，大宗也就有十个了。这与宗子统领族人的意义很不相合。毛奇龄认为《丧服要记》所说各有一个大宗，应当改为各有一个小宗，这个意思比较合理。也不能因为他喜欢强词辨说，就把他的长处一并抹杀。△《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开头回答门人张希良关于学校名称的问题，接着回答门人吴鼎关于庙学中称先师、为先师设立神主的问题，并涉及乡饮酒礼和养老礼。考察夏后氏的学校名称为“序”，州学也称“序”，但两者的制度不同：一个有屋室，一个没有屋室，二者并不相同。州学的“序”，就是《尔雅》所说的“没有屋室的叫榭”。这个字有的写作“谢”，有的写作“豫”。《尔雅》又说：“东西两边的墙叫作序。”这样看来，室内的墙叫墉，堂上的墙叫序，堂下的墙叫壁，都是墙的名称。因此“序”这个名称有三种含义，而意义各不相同。毛奇龄却说：“五架的房屋，从门窗向北是室，门窗向南是序，是堂。堂和序的区别，是两根楹柱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校中，楹柱东边是东序，楹柱西边是西序。兼称庠序，就有室；单称序，就不包括室。”这实在是牵强附会、混淆不清。△《明堂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书以门人姜尧询问九室、五室的区别开头，最后论述九宫卦位。它的主要意思是专门指责郑康成主张五室的说法不对，认为五室就是九室，九室就是十二堂。考察《月令》，四个正方位的堂称为太庙，它们左右分别称左个、右个，而最中央的一室称太庙太室。由此明确可知，四个正方位的堂都以这一处为室，那么左右各堂也以四隅的室为室，就可以知道了。太庙太室只有一个，《月令》把它归于中央土所居之处。毛奇龄却说：“太庙太室有五个。”这是连《月令》的文字也没有考察清楚，并且把室和堂混为一谈。轻率地议论前代儒者，反而难免形成错误和疏漏。△《郊社考辨》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代李塨撰写。李塨有《周易传注》，已经著录。这部书立论主张南郊、北郊分别祭祀，大体都依据毛奇龄的说法。△《三礼约编》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汪基撰写。汪基字警斋，休宁人。这部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去整篇，节录其中的文字，大概是为了便于诵读学习。然而，像《周礼·天官》的六十职，删去宫正、宫伯，因而使宿卫制度残缺；《地官》的七十八职，保留闾师而删去县师，于是六乡有征税的官，而都鄙、丘、甸、遂却没有职掌长官。这些都是关系最大的地方。周公制定的制度，本来不容许任意删改。
△《三礼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国朝张必刚撰。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进士。是书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谓礼本於天，因而胪举《礼》文之与天相应者以实之。夫天秩天叙，谁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后掇残缺之古经一名一物，必锱铢比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则几於凿矣。其间至以六门配六爻，果周公本义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与圜丘、方泽牵混，而国内外之社又相牵混，而其礼不明。汉郑氏以《郊特牲》之郊属孟春，不与圜丘混，其说本确，而王肃顾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礼》以证王肃之误，其说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误，引《逸周书》“辛亥柴上帝”、《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以证之，其论亦辨。然於《周书》“丁未祀周庙”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说又不可通。遂谓五日误为三日，辛亥误为庚戌。操是术以往，将义有所窒，即改经文以就之。天下无不可通之说，天下亦竟无可据之经矣。──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礼乐合编》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黄广撰。广，无锡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以经典古训与说部小史杂采成文。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殊鲜条理。所立门目，分《本纪》、《统纪》诸名，亦皆漫无体例。前有郑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标榜之辞，不足据也。△《礼学汇编》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盖仿《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之例而稍变通之，分为六十一篇，视朱子、黄榦旧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变其名，然往往参以臆见。如《王祭》一篇，郑康成《郊特牲注》谓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儒相承，初无异说。而捴谦乃谓朝践在室，馈食在堂。引《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谓朝践用醴醆，醴醆在室户内，即知朝践当在室；馈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即知馈食当在堂。今考《仪礼特牲礼》：“尊於户东。”郑《注》云：“室户东。”《少牢礼》：“尊两甒於房户之间。”郑《注》云：“房西室户东也。”是皆在堂之明证。即此知醴醆虽在室，而朝践自得在堂；醍粢虽在堂，而馈食自得在室，亦犹《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礼之地，与设尊之地异所耳。又安得以设尊之地即为行礼之地耶？又郑注《司尊彝》谓王以圭瓒酌郁鬯，后以璋瓒酌亚祼，则再祼也。今捴谦乃据《大雅》“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之文，增以宾祼为三祼。考《周礼小宰》云：“祭祀行祼将之事。”《注》云：“又从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祼。”《注》云：“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大宗伯。”然则“殷士祼将”亦第奉而助王祼耳，岂自行祼祭乎？至所谓郊天当有十二献，不特为经典所不载，亦为史志所不传，益不足辨矣。夫三《礼》郑《注》，合经者十得八九，而捴谦必一一反其说。舍康庄而旁骛，其惑於多岐，亦宜也。△《仪礼节要》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於丧、祭二礼尤详。附图三卷，则其门人王叶滋所为，轼所订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於今古之间，故於今礼多所纠正，於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惟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礼乐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胡抡撰。抡字应麟，武进人。抡以《仪礼经传通解》五礼杂糅。又不能各详始终本末，疑非朱子亲笔，故作是书。首以《通论》一卷，次《吉礼》、《凶礼》各六卷，次《宾礼》二卷，次《军礼》一卷，次《嘉礼》七卷，而终以《乐制》七卷。然其间杂引经史，丛脞少绪。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朱子未竟之书，属黄榦续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证。抡欲窜改其书，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为之辞，谓非朱子之亲笔。盖即宋儒删改诸经托言於汉儒窜乱之故智。虽出尔反尔，足验好还，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三礼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必刚撰写。张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年进士。这部书共分为《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认为礼本于天，于是列举《礼》中与天相应的文字来加以证明。天有常秩、天有常叙，谁能说不是这样呢？然而，在千百年以后，从残缺的古经中逐字逐物地搜取材料，必定要丝毫不差地比较，以探求其中效法天道的地方究竟在哪里，那就几乎流于穿凿了。其中甚至把六门配合六爻，难道真是周公的本义吗？《郊社辨》认为祭祀没有比奉祀天地更大的，奉祀天地没有比郊社更大的。自从把郊社同圜丘、方泽混为一谈，又把国内和国外的社相互混淆，相关礼制就不清楚了。汉代郑氏把《郊特牲》中的“郊”解释为孟春之郊，不与圜丘混同，这个说法本来很确切，但王肃却非难它；张必刚于是根据《郊特牲》和《周礼》来证明王肃的错误，这个说法是对的。他又辨析“周之始郊日以至”一句，认为“至”字是“辛”字的错误，并引用《逸周书》“辛亥柴上帝”和《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来证明，这一论说也有辨析。然而，对于《周书》“丁未祀周庙”下面的“越三日庚戌”，他的说法又讲不通。于是他便说“五日”误作“三日”，“辛亥”误作“庚戌”。照这种方法继续下去，只要义理有所窒碍，就改动经文来迁就它。这样，天下就没有不能讲通的说法了；天下也终于没有可以依据的经文了。──以上“礼类”中属于《三礼总义》一类的著作共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礼乐合编》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黄广撰写。黄广，无锡人。这部书成于崇祯癸酉年。它把经典古训和说部、小说中的小史杂采在一起编成文字。而且每件事都不详细说明源流和始末，只举出其中一句话。又有一些本来并非礼乐的内容混杂其中，条理很少。所设置的篇目，分为《本纪》《统纪》等名称，也都漫无体例。书前有郑鄤等九人的序，都是明末人物自我标榜的话，不足以作为依据。△《礼学汇编》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应捴谦撰写。应捴谦有《周易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仿照《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的体例而略加变通，分为六十一篇；同朱子、黄榦的旧篇目相比，有的删减，有的增加，有的保留原文而改换篇名，但往往掺杂了个人臆见。例如《王祭》一篇，郑康成在《郊特牲注》中说，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世儒者相承此说，起初没有不同意见。但应捴谦却认为朝践在室，馈食在堂。他引用《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认为朝践用醴醆，醴醆在室内的门边，由此可知朝践应当在室；馈食用粢醍，粢醍在堂，由此可知馈食应当在堂。现在考察《仪礼·特牲礼》说：“尊设在户东。”郑氏注说：“在室户的东边。”《少牢礼》说：“在房与户之间设两甒酒尊。”郑氏注说：“房的西边、室户的东边。”这些都是在堂的明证。由此便可知道，醴醆虽然在室内，朝践却自然可以在堂；醍粢虽然在堂，馈食却自然可以在室。这也如同《士冠礼》中，侧边的一个醴尊设在服席北面举行礼仪的地方，而设置酒尊的地方与行礼的地方并不相同。又怎么能把设置酒尊的地方就当作行礼的地方呢？郑氏注《司尊彝》说，王用圭瓒酌取郁鬯，后用璋瓒酌取亚祼，这就是第二次祼祭。现在应捴谦却根据《大雅》“殷士肤敏，祼将于京”的文字，增加宾祼，认为共有三次祼祭。考察《周礼·小宰》说：“祭祀时负责执行祼将之事。”注说：“又跟随太宰协助王行祼礼。”《小宗伯》说：“凡祭祀、宾客之事，按时奉送瓒以行祼礼。”注说：“将，是送的意思，也就是奉持。祭祀时，按时奉持并交给王；接待宾客时，按时奉持并交给大宗伯。”这样看来，“殷士祼将”也只是奉持器物来帮助王行祼礼罢了，难道是他自行举行祼祭吗？至于所谓郊天应当有十二次献酒，不仅经典没有记载，史志也没有流传，更加不值得辨析了。三《礼》的郑氏注，合乎经文的十有八九，而应捴谦却一定要一条条反对他的说法。舍弃宽广平坦的大道而向旁边乱跑，他被歧路众多所迷惑，也就难怪了。△《仪礼节要》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朱轼撰写。朱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经著录。这部编著分为《冠》《昏》《丧》《祭》四大纲。《冠礼》之后附《学义》，《昏礼》之后附《士相见》《乡饮酒》，对于丧礼、祭礼尤其详尽。附图三卷，是他的门人王叶滋所作，由朱轼审订确定。全书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各位儒者的说法，再由自己作出判断。大概是想在古今之间权衡，所以对当时的礼制多有纠正，对古礼也多有变通。然而像《士相见》《乡饮酒》两篇，朱子认为如今不能实行，这是通达的儒者根据事势作出的明晰判断。朱轼事事遵从朱子，唯独这一条的看法同朱子相反，非要恢复实行不可。但他的说法最终不能实行，于是最后还是以朱子的意见为正确。这部书另有一本，只有三卷，是朱轼的初稿。此本成于康熙己亥年，大概是他后来确定的定本。△《礼乐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胡抡撰写。胡抡字应麟，武进人。胡抡认为《仪礼经传通解》把五礼杂糅在一起，又不能分别详细说明始末源流，怀疑不是朱子亲笔所作，因此撰写了这部书。书首为《通论》一卷，其次《吉礼》《凶礼》各六卷，其次《宾礼》二卷、《军礼》一卷、《嘉礼》七卷，最后是《乐制》七卷。然而其中杂引经史，材料丛杂而缺少头绪。而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来是朱子没有完成的书，后来由黄榦续成，传授承接的源流有明确证据可考。胡抡想要窜改这部书，又嫌直接说改动朱子，于是巧妙地编造说辞，称这不是朱子的亲笔。这大概就是宋儒删改诸经时，把责任推给汉儒窜乱经文的旧伎俩。虽然这是自相矛盾，足以验证他喜欢以改动来求取报偿；但明知这种做法有问题还去仿效，也实在没有必要。△《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内编》首《嘉礼》，以《士冠礼》冠之，《大夫冠礼》以下继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膰》、《贺庆》又次之。次《军礼》。次《宾礼》。次《凶礼》。次《吉礼》。《外编》为《丧服本经》，又《补丧服》，又《采经》四篇，终之以《图考》。大率以《仪礼》为主，《仪礼》所未备，则采他书以补之。类多因袭前人，发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礼》，在古礼本无可据。此本但取《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又引《国语》“赵文子冠”一段，以此为足以补大夫之冠礼。是欲以空言当实义。揆其著书之意，盖欲补正《仪礼经传通解》，然不及原书远矣。△《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国朝梁万方撰。万方字广菴，绛州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未竟之书，至黄榦乃续成之。此本名为“重刊”，实则改修。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又采近代诸说，参以己意发明之。其中间有考证，而亦颇失之芜杂。如所补《学礼书》数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许氏《说文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万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详，已无裁制。至於以“楷书运笔诸法”为一章，更为泛滥。又不采古人旧说，而惟取近时傅山、冯班之论。其中“傅山”一条云：“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掩其书名而观之，殆莫能知为《仪礼经传通解》之文也。──右“礼类”《通礼》之属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元郑泳撰。泳字仲潜，浦江人。官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义门八世孙涛之弟也。其书依五礼分为五篇，盖本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而损益之，并录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编次成书。后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十五世孙崇岳《祭田号亩记》。是书为崇岳所刊，盖即所附入也。△《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馀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惟所称“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书。《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於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又称“或曰信如此言，图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字。愚案南雝旧本，於立祠堂下注圈外止云‘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无‘见前图’三字。不知近本何据改‘治葬章’三字为见前图”云云。其辨证颇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条下并无“见治丧章”字，乃有“详具图”三字，与濬所言不合。又图散於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杂论冠、昏、丧、祭之礼，皆与门人问答之辞。末载《入学仪》及渭阳公《祭仪》之类，则此书之附录也。朱彝尊《经义考》载柟《礼问》内外篇二卷，云“未见”。今本卷数相符，而不分内外篇，或彝尊传闻未确欤？其中如正《子夏传》“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二语之误，本於郑《注》；解《曾子问》接祭之接为接续之接，本於卫湜《礼记集说》：持择颇为有见。至论庙制，谓古之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诸侯五庙。今考《王制》、《祭法》，诸侯五庙皆有始祖庙。则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况《王制》郑《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别子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则诸侯不得祖天子。
译清代姜兆锡撰写。姜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内编》以《嘉礼》开头，用《士冠礼》列在最前面，以下依次是《大夫冠礼》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膰》《贺庆》又列在后面。其次是《军礼》，其次是《宾礼》，其次是《凶礼》。最后是《吉礼》。《外编》包括《丧服本经》《补丧服》，又有《采经》四篇，最后以《图考》收尾。大体上以《仪礼》为主，《仪礼》没有完备的地方，就采录其他书来补充。大多因袭前人的内容，发明很少。比如《大夫冠礼》，在古礼中本来没有可以依据的材料。这部书只是取《礼记》中没有大夫冠礼而有大夫昏礼这一点。古人五十岁以后才获得爵位，怎么会有大夫冠礼呢？又引用《国语》中“赵文子冠”的一段，认为这就足以补充大夫冠礼。这是想用空泛的言语充当实际的义理。考察他撰书的意图，大概是想补正《仪礼经传通解》，但比原书差得远了。△《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清代梁万方撰写。梁万方字广菴，绛州人。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本来是没有完成的书，直到黄榦才续成。这部书名义上说是“重刊”，实际上是改修。大体依据杨复的序文，说朱子称赞黄榦所续的丧礼、祭礼二礼规模很好，想依照它来改定全书却没有时间，于是用黄榦的体例改变朱子的体例，把它同黄榦的书合编为一部，补充缺文，删去冗余重复，订正讹误。又采录近代各家的说法，参照自己的意见加以阐发。其中有些考证，但也颇为芜杂。例如他所补的《学礼书》数篇，朱子原来的序文说，本篇取许氏《说文序说》和《九章算经》编成。梁万方却铺衍到五百四十部的开头，又附上周伯琦的《字原》，不简略也不详尽，已经没有裁制。至于把“楷书运笔诸法”列为一章，更加泛滥。又不采录古人的旧说，只取近时傅山、冯班的议论。其中“傅山”一条说：“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 “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如果遮去书名来阅读，几乎没有人能知道这是《仪礼经传通解》中的文字。──以上“礼类”中属于《通礼》一类的著作共六部，二百四十七卷，都附在《存目》中。△《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郑泳撰写。郑泳字仲潜，浦江人。官任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他是义门八世孙郑涛的弟弟。这部书依照五礼分为五篇，大概以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为基础加以增删，并且记录郑氏家族日常使用、平常实行的礼仪格式，编次成书。书后附有郑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有十五世孙崇岳所作《祭田号亩记》。这部书是郑崇岳刊刻的，大概就是把这些文章附录进去的。△《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代邱濬撰写。邱濬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庄。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取世间流传的朱子《家礼》，按照当时的制度加以增删。每章末尾又附有余注和考证，已经不是原本的旧貌了。只是书中说：“文公《家礼》五卷，没有听说有图。现在刻本把图载在卷首，却不说明作者，而且有许多地方同本书不合。《通礼》说要建立祠堂，图却画成家庙，这是第一处。深衣缁冠，冠梁包住武而使末端弯曲，图却把冠梁安在武的上面，这是第二处。正文说用黑色丝带，图下注释却说用白色，这是第三处。《丧礼》陈列袭衣，有深衣等物，却不用《仪礼》所说的质、杀二冒，图却把它们陈列出来，这是第四处。正文没有说明大敛布绞的数目，图中却有，这是第五处。大敛没有棺中结绞的文字，图下注释却说在棺中结绞，这是第六处。《尺式图》下附有天台潘时举的说法，末尾记载年月为嘉定癸酉。” “这个时候距离文公去世的庆元庚申年，已经十三年了，怎么能说是文公所作呢！”又说：“有人说，如果确实如此，图当然不是朱子所作，那么为什么‘祠堂’章下面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个字？我考察南雝旧本，在‘立祠堂’下注的圈外只写着‘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没有‘见前图’三个字。不知近来的版本根据什么，把‘治葬章’三个字改成了‘见前图’。”他的辨析考证相当明白。然而，这个版本在“祠堂”章“神主”一条下没有“见治丧章”几个字，却有“详具图”三个字，同邱濬所说的不合。而且图分散在各章之中，庞杂错落，完全没有条理。其《香案图》前面画着两个梳丫髻的童子执幡前导，像佛教徒的样子，绝不是旧图中所有的，也绝不是邱濬所作，大概又是书坊刻本被窜改混乱的地方。△《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柟撰写。吕柟有《周易说翼》，已经著录。这部书杂论冠、昏、丧、祭四礼，都是同门人问答的话。末尾记载《入学仪》和渭阳公《祭仪》之类，是这部书的附录。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吕柟《礼问》内外篇二卷，说“未见”。现在的版本卷数相同，却不分内外篇，或许朱彝尊听来的情况不确切吧？其中比如订正《子夏传》中“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两句话的错误，根源在郑氏注；解释《曾子问》中“接祭”的“接”为接续之接，根源在卫湜《礼记集说》，这些取舍判断颇有见地。至于论述宗庙制度，他认为古代诸侯大多出自天子，他们的始祖由天子祭祀，所以诸侯有五庙。现在考察《王制》《祭法》，诸侯五庙都有始祖庙。这样看来，诸侯原本就祭祀自己的始祖，并不只是由天子祭祀。何况《王制》郑氏注说：“太祖，是另一个儿子中最初获得爵位的人。” 孔氏疏说：“凡是最初受封的君主，是指王的弟弟受封为诸侯，成为后世的太祖。”如果把这个最初受封的别子当作始祖，天子怎么能祭祀他呢？如果把始祖理解为最初受封之君所出自的王，那么诸侯就不能以天子为祖。
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孔《疏》皆以为非礼之正，安得据以为通例耶？柟又谓《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则从生母嫁者当三年。不知《仪礼》经文必特著“从”之一字，是知继母嫁，必从乃服期，不从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卫。”郑《注》：“嫁母，齐衰期。”则知生母嫁即不从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继母，义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岂不念嫁母有绝族之义，安得与无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从与不从，盖准郑义，柟说似过於情。其他条亦多循旧义，少所阐发。若全载《家祭》及《焚黄》文，则更为泛滥矣。△《别本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前有慎《序》，词极鄙陋。核其书，即邱濬之本，改题慎名。其图尤为猥琐。《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真无知坊贾所为矣。△《四礼初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宋纁撰。纁字伯敬，号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礼，略仿古经词句而统用后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为今制南面为尊，长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与宾。昏有六礼，今合纳采、问名为一，请期、纳币为一，与《家礼》所删并者又不同。大都以意为之也。△《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嘉靖丙寅烈《自序》，称尝於其乡之嵩阳社创射圃，择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乡射之礼。因作是书。前列《嵩阳射圃记》一篇，述复古之义。其书则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然意取简明，或往往刊削过甚，晦其本旨。如经文“司射”节“将乘矢”之下有云：“执弓不挟，右执弦。”盖司射既发乘矢之后，矢虽尽而弓不释。其执弓之仪则右手执弦，左执弣也。烈於“将乘矢”之下删此二语，则执弓南面揖之节，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经》文“初射”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数语，烈又删去，则“降自西阶”之后，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袭之节，皆不可考。是书虽不主於释《经》，然《经》义不明，则仪节俱爽，於行事亦多违碍矣。△《四礼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吕坤撰。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通礼》一卷、《冠》、《昏》、《丧》、《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於《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如谓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无子者当亦同制。长幼尊卑，未有不报者。嫡与妾不报服，犹云名分称尊。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为之期，而诸子不报，非礼也。今考《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据此，则公之妾自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为妾母服，则诸子安得为父妾报？又《丧服》“緦麻”章曰：“士为庶母。《传》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马融曰：“以有母名为之服緦。”盖妾之子於己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为妾之有子者，盖取《仪礼》之义。《唐会要》载长孙无忌之奏，谓己之庶昆弟为其母不杖衰，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凶吉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緦麻。则为庶母服緦麻，亦全从有子起义。妾若无子，则无为人母之道，《传》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及《明集礼》皆本《唐律》。坤乃横生异议，过矣。坤又谓《经》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
译鲁国有文王庙，郑国有厉王庙，孔氏疏都认为这不是合乎礼制的正常做法，怎么能据此把它们当作通例呢？吕柟又认为，《仪礼·丧服》说“父亲去世，继母改嫁，跟随她出嫁的人，为她服齐衰期服”，那么跟随生母出嫁的人应当服三年丧。他不知道《仪礼》经文特意写出“从”这一个字，正说明继母改嫁后，只有跟随她出嫁才服期服，不跟随就不服丧。《檀弓》说：“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郑氏注说：“改嫁的母亲，服齐衰期服。”由此可知，生母改嫁后，即使没有跟随她出嫁，也一定要服期服。生母比继母受到更优厚的待遇，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一定加重到服三年丧，难道不考虑改嫁母亲有断绝宗族关系的意义吗？怎么能同没有特殊原因而服三年丧的人相同呢？如今律文把生母改嫁者列在期服一章中，不区别跟随与不跟随，大概是采用郑氏的义理；吕柟的说法似乎过于违背人情。其他条目也多沿袭旧义，很少有所阐发。如果把《家祭》和《焚黄》的文字全部收录进去，那就更加泛滥了。△《别本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杨慎编纂，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杨慎的序，文辞非常鄙陋。考察其书，实际上就是邱濬的版本，只是改题为杨慎的名字。书中的图尤其猥琐。《送葬图》中甚至画着四个僧人在前面引导，四个乐工在后面鼓吹相随，真是无知书坊商人所作。△《四礼初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宋纁撰写。宋纁字伯敬，号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号庄敏。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著分为冠、昏、丧、祭四礼，大略仿照古经的文辞，而一概采用后世的礼法。例如嫡长子在阼阶行冠礼，是古代制度。宋纁认为现在的制度以面向南方为尊，长子、宗子都应面向西方，以避开父祖和宾客。婚礼有六礼，如今把纳采、问名合为一项，把请期、纳币合为一项，同《家礼》删并的地方又不一样。大多是凭自己的想法制定的。△《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林烈撰写。林烈是福州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据嘉靖丙寅年林烈所作《自序》说，他曾在家乡嵩阳社创办射圃，选取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日、望日举行古代乡射礼，于是写成此书。书前列有《嵩阳射圃记》一篇，叙述恢复古礼的意义。书中节录《仪礼》经文，各条大略加以解释，并附上图。可是作者意在简明，有时删削得过分，反而使经文原意晦涩。例如经文“司射”一节“将乘矢”以下有“执弓不挟，右执弦”二句。司射发完四支箭以后，箭虽已用尽，弓却不能放下。执弓的仪节是右手拿弓弦，左手拿弓把。林烈却在“将乘矢”以下删去这两句话，那么到了执弓面向南方作揖的仪节，便不知道应当如何做了。又《仪礼》经文“初射”一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以下有“从司射南面返回，走到堂西，放下弓，重新穿好衣服，回到原位，站在司射南面”等几句，林烈又删去了。这样，“降自西阶”以后，他从哪条路返回原位、站在什么方向，以及由袒露上身重新穿衣的仪节，都无法考知了。这部书虽然不以解释经文为主，但经义不明，仪式环节就会全都错乱，实际举行仪式时也会有许多妨碍。△《四礼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坤撰写。吕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开头载《通礼》一卷，以及《冠》《昏》《丧》《祭》各一卷。他的意图是斟酌贯通古今，自成一家的学说。大体宗本于《书仪》《家礼》，但喜欢凭主观臆测立说，不能作为礼制的准则。例如他说，有子女的庶母服杖期，无子女的也应当同样规定；长幼尊卑之间，没有不相互服丧的。嫡子与妾不相互服丧，还可以说是因为名分上嫡子尊贵；但诸子不尊敬父亲的妾，父妾为诸子服期，而诸子不为父妾服丧，是不合礼的。现在考察《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一章说：“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说：“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据此可见，公妾自己为其子服期，而其子尚且不得为妾母服丧，那么诸子怎么能为父亲的妾服丧呢？又《丧服》“緦麻”一章说：“士为庶母。”《传》解释说：“为什么服緦麻？因为有母亲的名分，所以服丧。”马融说：“因为她有母亲的名义，所以为她服緦麻。”大概妾的儿子对自己来说是同父兄弟，兄弟的生母对自己也可以有母亲的名分。因此《唐律》把有子的妾规定为庶母，大概就是取用《仪礼》的意思。《唐会要》记载长孙无忌的奏议，说自己的庶出兄弟为其母服不杖衰，而自己与他们之间却不服丧。同胞兄弟之间，凶礼和吉礼竟然截然不同。按礼的情理寻求，这实在不是最合理的道理。请依照典章旧例，服緦麻之丧。这样，为庶母服緦麻，也完全是从“有子”这一点立义的。妾如果没有儿子，就没有作为他人母亲的道理，《传》又怎么能说“因为有母亲的名分而服丧”呢？从《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直到《明集礼》，都以《唐律》为依据。吕坤却横生异议，实在过分了。吕坤又说，《经》既然说“日中而虞”，又说“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
葬日即虞，安问刚柔？其意盖谓虞葬同日，葬既无刚柔定日，则虞又安得择刚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绳今，犹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礼》曰：“丧事先远日。”《注》曰：“葬与练祥也。”盖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馀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诘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於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於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业於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於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馀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於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於《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下葬当天就举行虞祭，还问什么刚日、柔日呢？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虞祭和下葬在同一天；下葬既然没有规定必须用刚日或柔日，那么虞祭又怎么能选择刚日、柔日呢？他不知道古代制度不能拿来约束今天，正如今天的制度也不能反过来推论古代。古代下葬通常用柔日，所以始虞自然可以用柔日。《曲礼》说：“丧事要预先选择较远的日子。”《注》说：“指下葬和练祭、祥祭。”大概特意在十天之外占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考察《春秋》经传，共记载下葬三十五次，其中用柔日的有三十一次。《宣公八年》记载：“十月己丑，安葬敬嬴。下雨，不能下葬。庚寅日才下葬。”《定公十五年》记载：“九月丁巳，安葬定公。下雨，不能下葬。戊午日才下葬。”可见即使占卜后改在别日下葬，仍然使用柔日。只有《成公十五年》“八月庚辰，安葬宋共公”，以及《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然改变了这一惯例。可见下葬用柔日，是古代确定的制度。虞祭和下葬在同一天举行，二者相互关联，所以《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规定始虞、再虞都使用柔日。吕坤不了解古礼，便贸然议论《经》文，他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其余攻击《经》文的地方也不止一处。例如《戴记》所说庶子代替宗子摄行祭祀，不必请假、不必配祭、不归还祭肉；宗子去世，庶子代替他，有爵位的称“介”，无爵位的称“子”，祭祀时一定要到宗子墓前禀告；三年之丧以及齐衰、大功之丧，因服丧而行冠礼，不改戴丧冠为“次”，而是在中门外举行；以及三年之丧期间不吊丧哭泣等条文，吕坤都说不是孔子的话。至于《仪礼·士冠礼》一篇，他更是逐句责问驳难，几乎没有一句不被他说得体无完肤。吕坤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唯独这部书轻率地怀疑古礼。美玉上的瑕疵，虽说不写这部书也就罢了。△《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坤撰写。《自序》说，他把民间日常生活中通行的、浅近鄙俗而可以让家家户户都明白的内容，分解为若干条目。《冠礼翼》共两篇：一篇叫《蒙养》，一篇叫《成人》。《婚礼翼》共两篇：一篇叫《女子》，一篇叫《妇人》。《丧礼翼》共两篇：一篇叫《侍疾》，一篇叫《修墓》。《祭礼翼》共两篇：一篇叫《事生》，一篇叫《睦族》。△《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马从聘撰写。马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被攻破，他与三个儿子一同殉节。乾隆乙未年，赐谥“忠节”。这部书也有很多地方是凭个人意见制定的。考察《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古代天子、诸侯都在十二岁行冠礼，士和庶人在二十岁行冠礼，所以《曲礼》称二十岁为“弱冠”。《后汉书·马防传》记载，马防十六岁时，仍自称“未冠”。这部书的《冠礼目录》却说，男子十五岁到二十岁都可以行冠礼。像这一类说法，都与古义不相符合，不能据此作为确切的论断。△《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韩承祚撰写。韩承祚自署“东鲁”，不知道是哪个郡县的人。这部书成于万历壬子年。大体上以朱子《家礼》为宗旨，并参照《明会典》。冠、婚、丧、祭依次分条，杂录前人的仪式；图说、仪注、祝文等，则按类别附在相关条目之后。△《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吕维祺撰写。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开封时，他守节而死。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分为冠、昏、丧、祭四项，都借用古礼的名目而删去仪式环节，力求简易，使其通俗易行。然而用于一家之内尚可，不宜制定成规范来教化天下。△《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本朝许三礼撰写。许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他曾在孙奇逢门下受业，所以书中虽然多有讲学家的言论，但对五礼也颇多考证核实。大体依据《书仪》《家礼》《会典》等书，折中取一是，以便实行。对于俗礼，纠正错误的有八条，解释疑惑的有十条。此外，如《增哭奠家礼仪注》《增定招魂葬服说》等篇，也都有不少考据。只是他说古代丧服为二十五月，今天为二十七月，这个说法很错误。考察丧服二十五月，不过是王肃一家的说法。《士虞礼》说：“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隔一个月举行禫祭。”郑玄注说：“中，就是间隔。” 《丧服小记》说：“妾附葬于妾的祖姑；祖姑已亡，就隔一代附葬。”又《学记》说：“每隔一年考核一次。”这些话都把“中”解释为间隔。所以应当到二十七个月才举行禫祭。《杂记》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妻子服丧，十三个月举行大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为母亲、妻子服丧，尚且祥祭和禫祭不在同一个月，难道三年之丧反而祥祭、禫祭在同一个月吗？戴德《丧服变除篇》说：“礼制规定，二十五月举行祥祭，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白虎通德论》说：“三年之丧，经过两周年，共二十五月。”又说“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释名》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这些都是郑玄《注》的确证。《三年问》说：“三年之丧，到二十五月便结束。” 这是根据丧事已经结束、脱去丧服、放下丧杖来说的；其余悲哀之情还没有忘却，还要延续两个月，这已经不是丧礼的正期，所以只根据二十五月来表述罢了。六朝诸儒大多遵从郑玄《注》。如今的律令规定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三年之丧，是万世通行的道理。《三礼》却把王肃一家的说法当作古代制度，难道是宏大通达的论断吗？△《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本朝李塨撰写。李塨有《周易传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制定的家礼仪式。一为《冠》，二为《昏》，三为《丧》，四为《祭》，五为《士相见》。李塨的学术出自颜元，而他的礼乐学则出自毛奇龄。毛奇龄讲论礼制，喜欢说些诙谐通俗的话，所以这部书也多主张简易。他所作《士相见礼》一卷，被张潮摘录在《昭代丛书》中，但天下始终没有实行它的人。△《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濬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殁，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又明邱濬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盾？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赝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著》，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译本朝王复礼撰写。王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这部书创始于康熙壬午年，到丁亥年定稿。它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加以增删，仍分为冠、昏、丧、祭四类。每一类中，首先是《事宜》，是王复礼斟酌确定的内容；其次是《论辨》，阐明重新订定的意图；再次是《人鉴》，引用古事来证明得失；接着是《律例》，申明王法所禁止的事项；最后是《择日》，用来代替卜筮。最后是《启式》，为不熟悉文辞的人设置。它删去繁复文辞，采用吕维祺的说法；删去图式，采用邱濬的说法。考察李方子所作《朱子年谱》，其中说：“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完成《家礼》。晚年对它多有损益，只是没有来得及重新订定。”朱子门人黄也说：“这部书刚定稿时，被一个行童偷走后逃走。先生去世后，这部书才流传出来，今天行于世间。但其中有些地方与先生晚年的议论不相合。” 明代邱濬又说：“没有听说《家礼》有图。如今书卷开头的图和注文，多与本书不合，文公难道会自相矛盾吗？不知道标明的年代是嘉定癸酉年，那时距离文公去世已经十三年了，怎么能说是文公所作呢？显然是杨氏附加进去的。”根据这几种说法，《家礼》实际上是朱子尚未定稿的本子，而且原稿早已散失。等到它重新出现时，真本和伪本已经无法辨别，又夹杂了门人增补的内容，本来就不能拘泥地把它当作不可更改的经典。近来王懋竑是笃信朱子之学的人，他所作《白田杂著》也深深怀疑《家礼》。王复礼对《家礼》加以辨析订定，并非不可以。但他所辨订的本意在于使礼制适合古今，结果却纯凭臆断，以至于既不合古代，也不合当今。他又广泛引用律例，还滥引五行家的说法，尤其杂乱。书中引用辱骂、斗殴、赌博等律条，已经不合体例；又引用“官吏宿娼律”和“擅食田园瓜果律”两条，合上书卷想一想，这些内容同四礼有什么关系呢？△《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心敬撰写。王心敬有《丰川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冠、昏、丧、祭四礼不以繁重为可贵，应当崇尚质朴，才容易遵行。于是取前人流传的《家礼》纂本，重新删改，力求省约。又名《丰川家规》，大概是用来教导子弟的。它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的用意大致相近，不过所立的礼法尤其简略。△《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曹廷栋撰写。曹廷栋有《易准》，已经著录。这部书详细考察昏礼，卷首列有《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计入卷数，以表示尊重功令。其后广泛考察旧事，按类别编排。然而核对它的体例，有许多地方不合适。“通”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天子通达到庶人，贯通上下；二是从先王延续到后世，贯通古今。既然考察昏礼，就应当按贵贱分别设立门目，使人知道等级威仪的区别；古今则分别写明沿革，使人知道异同的由来；再分别考核典籍文字，分成子目，以理清头绪。然后把变礼（如《曾子问》所说迎亲途中遇到丧事之类）、俗礼（如阴阳家的拘忌以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止的割襟、指腹之类）分别汇列在后面，以求完备。这样才可以使源流次序井然，足以供考证使用。曹廷栋这部书采集虽然丰富，但头绪混杂；所分的子目，不合古代，也不合当今。第十四卷甚至把《妆资》列为一门，这在古代属于哪一种礼呢？《媒氏》一门又载有索紞占冰时所说的人的话、韦固遇见月下老人查书等故事。这实际上只是类书，不是贯通礼制的著作了。△《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本朝张文嘉撰写。张文嘉字仲嘉，钱塘人。这部书依据《书仪》《家礼》等书，斟酌制定古今通行的礼制，分为《居家礼》《童子礼》《义学约》《师范》《家诫》《家规》《宗讲约》《乡约》《社约》《冠礼》《昏礼》《丧礼》《祭礼》。每一门前面引用经传和新定仪注，间或附有论说，折中取舍相当详细谨慎。但他依据沈尧中的说法，认为三年之丧应当是三十六月。现在考察《三年问》说“二十五月而毕”，《檀弓》说“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张这一说法，把它作为二十五月的证据。《士虞记》说：“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隔一个月举行禫祭。”郑康成把“中月”解释为间隔一个月，那么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至于说丧期三十六月，则始于唐代王元感，张柬之加以驳斥后，这一议论便停止了。相关内容载在《唐书·张柬之传》中。张文嘉却采用唐人已经废弃的说法，认为宣公新宫发生火灾是在宣公去世后二十九个月，当时神主还在寝宫，以此证明古人的丧期不止二十七个月，实在是错上加错。考察《春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发生火灾。”杜预《注》说：“三年之丧结束，宣公的神主刚入宗庙，所以称为新宫。”据此，宣公的神主已经入庙。《公羊传》说：“新宫，是宣公的宫。宣公的宫为什么称作新宫？是不忍直说宣公之宫。”《穀梁传》说：“新宫，是父庙。因为距离去世不久，不敢称谥号，是恭敬。”据此，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定不是因为神主尚未在庙中。直到胡安国《传》才引用刘绚的说法，认为不称宣宫是因为神主尚未迁入宗庙，但这一说法在《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中都没有任何依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
译然而绚说，宣公去世到这时已经二十八个月，迁主却迟缓；那么，把迁主迟缓视为过失，就明白错了。如今文嘉却引用这句话来证明三十六个月，这就把二十八个月不迁入宗庙的做法当成守丧的正经制度了。他的错误比绚更严重。文嘉又说，凡是期丧都有禫祭。现在考察《杂记》说：“服期丧的，十一月举行练祭，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注》说：“这是指父亲在世而为母亲服丧。”《丧服小记》说：“为父亲、母亲、妻子、长子服丧，都举行禫祭。”可见期丧中能够举行禫祭的，只有母亲、妻子和长子。该书又说：“庶子住在父亲的房室中，那么为生母服丧不举行禫祭。”又说：“宗子母亲在世，为妻子服丧可以举行禫祭。”这明确说明父亲在世时为妻子服丧不得举行禫祭；这样看来，即使母亲、妻子的期丧，也有不能举行禫祭的情况。如今文嘉说凡是期丧都可以举行禫祭，尤其是没有详细考察。大概这部书没有能够从《礼经》的注、疏中彻底探究源流，只是从《家礼》等书中大略寻求礼仪条目，所以它的说法有相合也有不合，是很自然的。——以上“礼类”中的杂礼书一属共十七部，八十七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都附列在《存目》中。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 说经家形成门户之见，是从《春秋》的三部《传》开始的；不过三者直到后来仍能并立于世。其中各位儒者的议论，中唐以前是《左氏》占优势，到了啖助、赵匡直到北宋，则是《公羊》《穀梁》占优势。孙复、刘敞这一类人，名义上说是抛弃《传》而遵从《经》，但他们所抛弃的只是《左氏》的事迹，以及《公羊》《穀梁》关于月日的条例。他们推究阐发讥刺贬斥之意，往往少数可取而多数否定，实际上暗中依据的还是《公羊》《穀梁》的方法，就如同声称要诛杀邓析，却采用竹刑一样。既然删去事迹，又凭什么知道是非？没有依据就作判断，这样《春秋》就成了猜谜之书。圣人禁止人作恶，也允许人行善。经典所记载的并不缺少褒扬的话，可是一旦执笔面对文辞，竟然没有一个人不加以诛绝，《春秋》难道是罗织钳制人的严酷法网吗？至于采用夏历，就说是更改正朔；削去尊号，就说是贬低天王；《春秋》又何以如此僭越而造成混乱呢！沿着这种流弊而不回头，这类情况实在太多。旧说虽然流传已久，不能全部废弃，但总要以切实有依据、平易近情理的说法为根本。各种说法优劣相杂的，就分别辨明后保存；那些游谈臆说、凭个人意见扰乱圣经的，则只保留书目。大概《六经》之中，只有《易》包容各种道理，件件事情都可以贯通；《春秋》具体列举事实，也人人都能理解。略知一二、见识片面，议论很容易产生。著录繁多的书，在这两部经中最为突出。因此选取这些书时，不敢不谨慎。△《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代左丘明传，晋代杜预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疏。刘向、刘歆、桓谭、班固都认为《春秋传》出自左丘明，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了《春秋经》。魏、晋以来的儒者，再没有异议。到了唐代赵匡，才开始说左氏不是左丘明。大概想要攻击《传》与《经》不相合，必须先攻击作《传》的人并非从孔子那里接受《经》；这与王柏想要攻击《毛诗》，先攻击《毛诗》不是子夏所传，所用的心思相同。宋、元诸儒相继兴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列举十一件事来证明左氏不是左丘明。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这是依托之作。如今没有见到这部书，不知道所谓十一件事依据什么。其余的辨论中，只有朱子说“虞不腊矣”是秦人的话，叶梦得说记事终止于智伯，这部书应当是六国时代的人所作，似乎比较合乎道理。然而考察《史记·秦本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