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译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录类一　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目录这一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其中有解题，胡应麟在《经义会通》中认为始于唐代李肇。考察《汉书》著录《七略》的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有二十卷，这难道不是有解题吗？《隋书·经籍志》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理，各自有序，推究考察事迹。从此以后，不能辨明书籍的流别，只记载书名罢了。”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胡应麟错了。现在流传的目录书，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都把它作为编撰目录的格式。只有郑樵撰写《通志·艺文略》时，开始不作解释，并建议废除《崇文总目》的解题，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沿用了这种做法。从此以后，便有两种体例并行。现在也兼收两种，以供考核。金石文字，隋、唐《志》附在《小学》类中，《宋志》才附在《目录》类中。现在采用《宋志》的例子，也将它们列在这一门中；但另立子目，不使它们同经籍混在一起。△《崇文总目》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王尧臣等奉诏撰写，大概是把四馆的藏书合并著录的。宋代制度：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太平兴国三年，在左升龙门东北建造崇文院，称为“三馆新修书院”。端拱元年，诏令把三馆的一万多卷书分出，另设书库，命名为“秘阁”，以便与三馆区别，专门收藏禁中的典籍；秘阁与三馆合称四馆。景祐元年闰六月，因三馆及秘阁所藏书籍有错误、滥收和不完整之处，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等审阅详定，决定保留或废弃。错误的删去，缺漏的补写。于是诏令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编撰次序，最终确定为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共编成六十六卷。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进呈，赐名为《崇文总目》。后来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时又因此改此书名为《秘书总目》。但南宋以来，各书引用时仍称《崇文总目》，这是沿用其原名。李焘《续通鉴长编》说，《崇文总目》六十卷，《麟台故事》也这样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六百六十九卷〕 《中兴书目》说是六十六卷，江少虞《事实类苑》则说是六十七卷，《文献通考》又说是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则根据《中兴书目》作六十六卷。各种说法参差不一。考察原本，每条之下都有论说；到了南宋郑樵撰写《通志》，才说这些文字繁琐无用，绍兴年间于是删去了它的序和解释，所以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时都说是一卷。这部书删除序和解释以后，完整本已经不大流行。南宋各家有的没有见到原书，所以记载的卷数各不相同。考察《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编成，班固已经加有自注。《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相互注明书籍的存亡，也沿用了这个做法。《唐书》对于作者姓名没有见于本传的，还间或附有注文，以供考核。后世得以大略了解古书的概况，实在就是由于这些注文，不能说它们是繁琐的文字。郑樵撰写《通志》二十略，极力想超过前人；但《艺文》一略，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书籍，就不能详细考究原委。他自认为只是海滨的寒微士人，不能看遍秘阁全部藏书，没有办法超越前人，于是便厌恶这些内容妨害自己，因而删去了它们。这是宋人的嫉妒刻薄之计，并不是出于公心。后来脱脱等撰写《宋史·艺文志》，错漏颠倒，弊病百出，在各史的志中最为杂乱。这正是高宗错误采用郑樵意见、删除序和解释所造成的弊端。宋代官私书目，流传到今天的有四家。晁公武、陈振孙的两部目录，各家都借以作为考证资料；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和这部书却时存时亡，几乎湮没。这也正是有解说和没有解说所产生的明显效果。这个版本是范钦天一阁所藏本，朱彝尊抄录传播后，才稍稍流传于世，但也没有序和解释。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康熙庚辰年九月所作的这部书跋文，说想根据《六一居士集》和《文献通考》所载，另行抄写一部来补足它。然而当时朱彝尊已经七十二岁，最终未能办成。现在根据他的话考察，其中各类的序文，见于《欧阳修集》的只有经、史两类和子类的一半。《文献通考》所载的论说也是这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在《文献通考》之前，只有晁公武所见的内容大多被《文献通考》引用。陈振孙则只见到六十六卷的目录，题作“绍兴改定”而已。《永乐大典》所引用的内容，也只是从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目录中采录，未有增加，已经不能再看到它的完整原貌。然而搜集编排之后，还可以得到原书的十分之三四，这也总比完全没有好。现在谨依照原来的次序，按类别补入，整理为十二卷。原书六十六卷的次序，仍分别注明在各类之下。又据《续宋会要》记载，大观四年五月，秘书监何志同说：“庆历年间，汇集四馆藏书编成目录。如今按目录查找，十部中只剩下六七部。应当把书名和类别颁行天下；《总目》以外另有的书，也一并借来传抄。”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说：“请下令给本省，把《唐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中缺少的书，在书名下面注明‘阙’字，交给各州军，照此搜访。”现在流传的版本中，每部书下面多注有“阙”字，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现在也仍然保留这种做法。王应麟《玉海》说，当时国史认为《总目》的序录多有错误。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有校正《崇文总目》的十七条。郑樵《通志·校雠略》则完全是为了攻击这部书而作，李焘《长编》也说《总目》中有些书重复，有些书本来可以收取却错误地舍弃而没有著录。如今看这部书，所载典籍浩繁，彼此抵牾确实难以避免。然而数千年来著作的书名，总汇于此。即使过了百代以后，仍可借它考察书籍的存亡，辨别真伪，核对异同；它固然不失为皇家藏书中的深渊、学术林苑中的玉圃。

译△《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郡斋读书志》四卷，宋代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也是晁公武所撰，由赵希弁重新编排。《附志》一卷，则是赵希弁续加辑录的。晁公武字子止，钜野人，是晁冲之的儿子。官至敷文阁直学士、临安少尹。岳珂《桯史》记载，隆兴二年汤思退被罢免宰相，洪适起草制书，措辞平和，侍御史晁公武加以抨击，可见他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的人。赵希弁是袁州人，宋朝宗室的后代。他自题为江西漕贡进士、秘书省校勘。按辈分推算，大概是宋太祖的第九世孙。起初南阳人井宪孟任四川转运使，家中藏书很多，全部拿出来赠给晁公武。晁公武于是亲自校勘，把书籍的大略分类编排成这部书。当时他正在荣州任职，所以命名为《郡斋读书志》。后来书籍散失，只有这部目录保存下来。淳祐己酉年，鄱阳人黎安朝任袁州知州，于是让赵希弁根据他家所藏的书目进行参校，删去重复的，辑取原来没有的，增成《附志》一卷，并重新刻印，这就是袁本。当时南充人游钧任衢州知州，也取晁公武门人姚应绩编成的蜀本刊刻流传，这就是衢本。当时两种版本同时流传于世。只是衢本分为二十卷，增加的书目很多。卷首有晁公武自作的一篇序，文字也有详略不同之处。赵希弁认为衢本增加的内容是晁公武晚年续行搜集的书，而不是井氏旧藏的书，于是另行摘出，编成《后志》二卷。又根据袁本、衢本的异同，另编《考异》一卷，附在书末。大概原来的《郡斋读书志》四卷是井氏的藏书目录，《后志》二卷是晁氏的藏书目录，两者都记到南渡为止。《附志》一卷则是赵希弁家中的藏书，所以兼记庆元以后之事。马端临撰写《经籍考》，完全以这部书和陈振孙《书录解题》为依据。然而拿这个版本同《经籍考》互相校对，往往抵牾不合。例如《京房易传》，这个版本只注了三十多个字，而马氏所引用的文字多达十倍。又如《宋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建康实录》《汲冢周书》等，这部志书原本只叙述撰写者、时代和卷数就停止了，而马氏引用的内容还有考据议论，总共几十句话。其余文字多寡、词语增删彼此不同的地方，更是数不胜数。又赵希弁《考异》说，袁本作《毗陵易传》，衢本作《东坡易传》；袁本作《芸阁先生易解》，衢本作《吕氏章句》。现在《经籍考》所题的名称都同衢本相同，似乎马端临原来是依据衢本采录的。然而像《晋公谈录》《六祖坛经》这类书，赵希弁《考异》说袁本有记载、衢本遗漏，现在《经籍考》实际上又同时引用了晁氏的说法。这样看来，当时也兼用了袁本。或许这部书已经被后人删削，不仅衢本无法再见，即使袁本也并非全是旧文，所以同马氏所引用的内容不能一一相合吧？又如前志《子部序录》称：第九为《小说类》，第十为《天文历算类》，第十一为《兵家类》，第十二为《刑家类》，第十三为《杂艺类》，第十四为《医家类》，第十五为《神仙类》，第十六为《释家类》。但志中列在《小说类》的《鸡跖集》之后，紧接着就是《群仙会真记》《王氏神仙传》《葛洪神仙传》三种。这说明《天文》《历算》等五类全部散佚，而《神仙类》的类目标目也脱落了。由此推想，其他各类也有残缺，大概可以依此类推。然而此书虽然不是原貌，基本轮廓仍然保存，终究仍可作为考证者的资料。△《遂初堂书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尤袤撰。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简。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尤袤遂初堂的藏书是近世最丰富的。杨万里《诚斋集》中有替尤袤写的《益斋书目序》，书名与此不同。然而《文献通考》引用杨万里的序文时列在《遂初堂书目》条下，可知是同一部书。现在这个版本没有这篇序，却有毛幵的一篇序，以及魏了翁、陆友仁的两篇跋。此书把经部分为九门：称为《经总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论语、孝经、孟子类》《小学类》。把史部分为十八门：称为《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故事类》《杂传类》《伪史类》《国史类》《本朝杂史类》《本朝故事类》《本朝杂传类》《实录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姓氏类》《史学类》《目录类》《地理类》。把子部分为十二门：称为《儒家类》《杂家类》《道家类》《释家类》《农家类》《兵家类》《数术家类》《小说家类》《杂艺类》《谱录类》《类书类》《医书类》。全书分为五门：一是《别集类》，二是《章奏类》，三是《总集类》，四是《文史类》，五是《乐典类》。它的体例大致与史志相同。只是同一部书兼载几个本子，以便相互考校，这一点与史志略有不同。各书的解题，查检马氏《经籍考》，没有一条引用尤袤的说法，可知原书就是这样。只是没有记载卷数和撰写人，怀疑是传抄者删削所致，并非原书本来如此。《子部》另立《谱录》一门，收录香谱、石谱、蟹录等无类可归的书，所定体例最为妥善。其间偶尔也有分类不当的，例如《元经》本属史书，却列入《儒家》；《锦带》本属类书，却列入《农家》；《琵琶录》本属杂艺，却列入《乐》类。有的书偶然重复出现，例如《大历浙东联句》一处列入《别集》，一处列入《总集》。又有姓名讹误不同的，例如《玉澜集》原本作朱槔，却称为朱乔年。不过，宋人的目录流传到今天的，《崇文总目》已经没有完整的书，只有这部书和晁公武的书志最为古老，本来就是考证家必定查考的。

译△《子略》四卷、《目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有《剡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列有目录，先列《汉志》所载，次列《隋志》所载，再列《唐志》所载，接着列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所载，再列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载，都是删去门类而保留书名。书名下略注撰写人和卷数。一部书如有多家注本，只列本书，另用小字附录各注家。有题识的书，包括《阴符经》、《握奇经》、《八阵图》、《鬻子》、《六韬》、《孔丛子》、《曾子》、《鲁仲连子》、《晏子》、《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战国策》、《管子》、《尹文子》、《韩非子》、《墨子》、《邓析子》、《亢桑子》、《鹖冠子》、《孙子》、《吴子》、《范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素书》、《淮南子》、贾谊《新书》、《盐铁论》、《论衡》、《太玄经》、《新序》、《说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隐书共三十八家。其中《说苑》和《新序》合为一篇，《八阵图》附在《握奇经》之后，实际上共三十六篇。只有《阴符经》、《握奇经》把原书录在前面，其余都不录原文。看来这是后人删节的本子，未必是完整的书。马端临《通考》多次引用它，也颇有考证和发明。不过，高似孙能够知道《亢仓子》是伪书，却把《阴符经》、《握奇经》、《三略》、诸葛亮《将苑》、《十六策》之类都认为是真书，可见他的鉴别也不十分准确。他尤其推重《鬼谷子》，实在是偏好奇异。由于此书汇集各家，而且高似孙所见的本子还比较接近古本，终究不是像焦竑《经籍志》那样辗转贩卖、徒然编造空泛言辞的书可比。因此把它著录保存下来，以备考证。△《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陈振孙撰写。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是安吉人。厉鹗《宋诗纪事》称，他在端平年间出仕，任浙西提举，后来改任嘉兴府知府。考察周密《癸辛杂识》中“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为振孙，当时以倅的身份代理郡政。又考察“陈周士”一条，称周士是直斋侍郎振孙的长子。这样看来，振孙起初在州郡任职，最终官至侍郎，并不只是任浙江提举，厉鹗大概考察得不够详细。《癸辛杂识》又说：“近年以来，只有直斋陈氏的藏书最多，大概他曾在莆田做官，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的旧书，达到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并且仿照《读书志》撰写解题，极其精详。”由此可见，振孙这部书在宋末已经受到世人重视。它的体例把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分别详列卷帙多少、撰写人姓名，并品评其得失，所以称为“解题”。虽然没有标明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目，但核对它所列书籍，经部共十类，史部共十六类，子部共二十类，集部共七类，实际上仍不超出四部的范围。马端临《经籍考》只是依据这部书和《读书志》编成。可是《读书志》如今还有刻本，这部书却早已散佚，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着它的完整篇帙。只是当时编纂草率，讹误脱漏很多，而且卷帙被割裂，完全失去原貌；现谨慎地详细校订，定为二十二卷。如今圣明天子考察古代、崇尚文教，搜集散佚典籍，列入四库之中的书浩瀚如烟海。这不过是一家所编的书，确实不足以抵得上其中万分之一。然而，古书中有些今天已经失传的，可以借助它来探求大略；有些流传到今天的，也可以借助它辨别真伪、核对异同。这也是考证所必需凭借的资料，不可以废弃。原本有时在解题后附有随斋批注。随斋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不过，这些批注能够补缺拾遗，对本书颇有帮助，现在也仍按旧本保留。△《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行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经著录。《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修订的。凡是句下的注释，没有标明姓氏的，都是班固原文；标作“某某曰”的，则是颜师古汇集各家的说法。不过，颜师古注释班固的全书，《艺文志》只是其中八志之一，所以只略略疏注明注者的姓名和时代。他所考证的内容，例如指出《汉著记》就是《起居注》，《家语》不是今天流传的《家语》，邓析并非被子产所杀，庄葱奇、严助的驳文，以及逢门就是逢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已。王应麟开始搜集旧文，分别加以补注。不录《汉志》全文，只把有辨论内容的部分摘录出来作为纲要，大致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传记中有这些书名而《汉志》没有载录的，也按类别附录进去。《易类》增加《连山》、《归藏》、子夏《易传》；《诗类》增加《元王诗》；《礼类》增加《大戴礼》、《小戴礼》、《王制》、《汉仪》；《乐类》增加《乐记》、《乐元语》；《春秋类》增加《冥氏春秋》；《道家》增加《老子指归》、《素王妙论》；《法家》增加《汉律》、《汉令》；《纵横家》增加《鬼谷子》；《天文》增加《夏氏日月传》、《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巫咸五星占》、《周髀星传》；《历谱》增加《九章算术》、《五纪论》。《五行》增加《翼氏风角》；《经方》增加《本草》。总计二十六部。每部都在下方疏注明它的注释情况，并用“不著录”字样加以区别。其中像子夏《易传》、《鬼谷子》这样的书，明明是依托伪作，却一概泛泛收载，不能割舍。又如庾信《哀江南赋》说，栩阳亭有一篇离别赋，实际上是误记《艺文志》；这与把“桂华冯冯”误读为《郊祀志》中的文字，是同一类错误。王应麟于是又据此附会，把栩阳当作汉代的亭名，也未免偶尔有嗜好奇异之失。不过论其博洽，终究不是其他各家所能相比的。△《文渊阁书目》四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杨士奇编。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前面有正统六年的题本一通，称各书自永乐十九年从南京取来后，一直收藏在左顺门北廊，尚未有完整的书目。近来奉旨移藏到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清点整理，编定字号，抄写成一部，总名为《文渊阁书目》。请用“广运之宝”钤盖印记，以备查照，这样大概可以避免遗失。这本书本来是当时阁中登记册籍的记录，所以所载书籍大多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氏；又有册数而没有卷数，只大略记载多少部为一橱、多少橱为一号而已。考察明代从永乐年间开始把南京的藏书运送到北京，又命礼部尚书郑赐四处搜购。所谓刻板书十三种、抄本十七种，在正统年间还完整无缺。这部书按《千字文》排列，从“天”字排到“往”字，共得到二十号、五十橱。现在拿它与《永乐大典》对勘，其中所收而世上没有传本的书，往往可以在这部目录中见到，也可由此知道当时藏书储存之丰富。杨士奇等奉诏编录，却不能考订撰次，勉强编成书，只是草率塞责。与刘向编《七略》、荀勖编叙《中经》相比，实在有愧。不过，据王肯堂《郁冈斋笔麈》考察，这部书到明代已经残缺不全。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中也有记载。明朝初年，曹贞吉任内阁典籍时，文渊阁的藏书已经散失殆尽。曹贞吉检阅时，看到宋刻欧阳修《居士集》八部，没有一部完整。如今又过了一百年，已经散失得一无所有。幸亏有这部目录保存下来，还能大略看见一代秘阁藏书的名称和数量，这对于考察古代也仍然不可废弃。旧本没有分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列为十四卷，不知依据的是哪一个本子，大概是传抄者凭自己的意思分析出来的。现在厘定为四卷。△《授经图》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睦撰写。朱睦有《易学识疑》，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述的是经学的源流。考察《崇文总目》，其中有《授经图》三卷，叙述《易》、《诗》、《书》、《礼》、《春秋》三传的学术传授，这部书已经失传。宋代章俊卿《山堂考索》曾经追溯其宗派，分别绘制图表，也未能完备，而且颇有错误。朱睦于是根据章氏旧图加以增补订正。开头叙述授经世系，接着列出诸儒传记，再列诸儒著述以及历代经解的书名和卷数。每经四卷，五经共二十卷。朱睦自序称分为四卷，怀疑传抄时有脱文。旧时没有刻本，只有黄虞稷家藏有抄本。康熙年间，黄虞稷于是与钱塘龚翔麟共同校订并刻印。黄虞稷序中说：“西亭旧本（考察，西亭就是朱睦的别号），前后次序不免有错杂，我与龚子蘅圃重新加以厘正。《易》以复古为先，《书》以今文为首。其他经传中残缺散佚的部分，又取历代史书《艺文志》以及《通志》、《通考》所载，全部补入；近代可以流传的传注，也间或收录。与西亭所编相比，或许可以稍微完备一些。”又朱睦《义例》称，从周、汉以下直到金、元，作者共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本朝三十九人；经解共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万一千七十一卷。黄虞稷等人在下面附注说，新增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共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这样看来，黄虞稷等人作了大量窜改，已经不是朱睦的旧本了。现在考察他们改动的内容，《易》说以复古为先，却列入《子夏易传》，实际上是王弼本，并非古《易》；《书》说以今文为首，却列入朱子《书古经》，实际上是孔安国本，并非今文。按照这个例子推断，大概不能完全妥当。而且朱睦编这部书，大旨是忧虑汉学失传，于是追溯各专门学派的传授，希望儒者饮水思源，所以所列传记只到两汉为止。他的儿子勤{艹美}在跋中也说：“秦代焚书之后，六经残缺灭失。汉朝兴起后，诸儒大多传承了没有断绝的遗绪，于是专门之学非常兴盛。到了东京，传授承接很少有条理，经学也逐渐衰落了。所以这部书所列内容，大多对前汉记载得详细。”这些话把他著书的意图说明得十分清楚。黄虞稷等人却杂取各家来加以补充，与朱睦原来所见的情况恰好相反。不过，在朱彝尊《经义考》问世以前，能够分条辨析各经源流的，这部书确实是开端。正因为它有所删改，也不应连同原书一起废弃。△《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写。起初，乾隆九年，命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选取善本，进呈御览。书架陈列在昭仁殿，收藏安置，并赐名为“天禄琳琅”。到现在三十多年，珍贵秘籍和精美书函，搜集得更加丰富。又因下诏征求遗书，充实四库藏书。宛委丛编、嫏嬛坠简，都在应逢昌盛之时而出世。于是选取其中的精华，重新加以整理编次，并命令编成目录，以传示后世。目录卷首列有丁卯年御题的昭仁殿诗，以及乙未年重华宫茶宴所作、使用“天禄琳琅”字样的联句诗。这部书也以经、史、子、集分类，而每一类中又按宋、金、元、明刻本和影写宋本的时代排列。有的书两种刻本都精工，就把两个本子一并保存，这和尤袤《遂初堂书目》的体例相同；同一刻版而两次印本都精美，也把两个本子一并保存，这和汉代秘书有副本的例子相同。（考察，此事见《汉书·叙传》。）每部书都有解题，详细说明刻印年月、收藏家的题识和印记，并逐一考证其时代、爵位、里籍，记述授受的源流。考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其中有十六篇论述，第十一篇记鉴定、收藏、阅玩，第十二篇记自古以来的题跋、署押，第十三篇记自古以来的公私印记。此后鉴赏诸家相继沿袭。到《铁网珊瑚》所载书画，才开始对这些事情记载得特别详细。然而，收藏书籍的著录，过去还没有像这样考辨订正的。即使钱曾在《也是园书目》之外另编《读书敏求记》，记述所藏旧刻、旧抄，也只是粗略具备大概，不能像这样逐条分析。

译至于每部书的卷首，大多有御制诗文题识，也恭敬地抄录在旧跋之前，皇帝的文采光辉，为书册增添光彩。旁考旧典，自古帝王中只有唐太宗有《赋尚书》一篇、《咏司马彪续汉志》一篇，宋徽宗有《题南唐旧本金楼子》一篇而已。从来没有像这样御览广博、御制文章丰富、鉴别详细明白、品评题识精确的。臣等抄录之后，更加赞颂圣学高深，超越三古。△《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黄虞稷撰写。黄虞稷字俞邰，祖先世代是泉州人。崇祯末年，流寓上元。书首自题为闽人，是不忘本。所著录的都是明代一朝的书。经部设十一门，既把“四书”作为一类，又把《论语》、《孟子》各列为一类；又把解释《大学》、《中庸》的书列入《三礼类》，大概是想略微保存古代的体例，用意颇为深远。然而，明人所说的《大学》、《中庸》，都是作为“四书”来解释，不是作为《礼记》来解释；即使《论语》、《孟子》，也是因“四书”而讲说，并不像古人那样分别作为一经，专门传授承受。这样分合，实在不恰当。《乐经》虽然已经亡佚，但不设置这一门，律吕诸书就无处归附；删去这一门，也不妥当。史部设十八门，其中《簿录》一门，采用尤袤《遂初堂书目》的体例，收录钱谱、蟹录等自古以来无类可归的书，最为妥当。至于在《典故》之外又设置《食货》、《刑政》二门，就是多余的设置了。子部设十二门，其中把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合为一类，总名为《杂家》，虽然也简略概括了，但名家、墨家、纵横家传述的人少，遗留下来的书也不多，合并起来是可以的。并且把法家删去了，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该书把集部分为八门，其中《别集》按朝代和科分排列先后；没有科分的，就斟酌附在各朝的末尾。与唐、宋两部志书的混杂紊乱相比，尤其清楚，体例可以说是最完善的。只是《制举》一门其实可以不设。明代以八股文取士，擅长这种技艺的人，连首篇也数不尽。即使在一天之内，铺纸提笔写作的人，也不知道有几亿万篇；那些不久便化为废纸和灰烬的，又不知道有几亿万篇。它们的产生和消亡，就像烟云的变幻、泡沫的聚散一样。虞稷竟然只根据自己所见的来排列它们，难道不是荒谬吗？每一类的末尾，各附有宋、金、元人的著作，既不完备，又没有涉及五代以前；这种体例很特殊，也无法理解。然而焦竑《国史经籍志》荒诞妄诞，不足凭信；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和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又尤其冗杂而没有条理。考察明代一朝的著作者，终究还是以这部书最为可凭，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多采录。略去它的错谬驳杂而取其完备丰富，也就可以了。△《经义考》三百卷（通行本） 本朝朱彝尊撰写。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是秀水人。康熙己未年，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奉召考试后授任检讨，入内廷值班。朱彝尊的文章深厚雅正，起初还是平民时，声望就已经与王士祯相齐。他博学多闻，学问有根基，又与顾炎武、阎若璩相互抗衡，难分高下。凡是他所撰述的，都有根源依据。这部书总括考察历代经义类著作的目录，起初名为《经义存亡考》，只列“存”“亡”两类。后来把类别分为“存”“阙”“佚”“末见”，于是改用今名。全书分类如下：御注敕撰一卷，《易》七十卷，《书》二十六卷，《诗》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礼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二卷，群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立学共一卷，刊石五卷，书壁、镂版、著录各一卷，通说四卷，家学、自述各一卷。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三卷，都是有目录而没有书，大概是编撰尚未完成。每部书之前，列出撰写人的姓氏、书名和卷数。卷数有不同的，就注明某书作多少卷。接着列出“存”“佚”“阙”“未见”等字样。然后列出原书的序跋、各位儒者的论说，以及作者的爵位和籍贯。朱彝尊有考订订正的地方，就在后面附列按语。即使序跋各篇对本书没有什么发明，也连篇完整抄录，未免稍显冗长。另外，《隋志》著录的书中，凡是在全经范围内专门解释一篇的，如《易》类的《系辞注》《乾坤义》，《书》类的《洪范五行传》《古文舜典》，《礼》类的《夏小正》《月令章句》《中庸传》等，都同解释全经的书一起按先后叙述，使条理容易明白。朱彝尊这部书却把专门解释一篇的书附录在全经之后，因而使时代次序交错，按照体例来说也不够完善。然而上下二千年间，凡是经书流传的源流始末，都一一可以考查，也可以说是详尽丰富了。至于他所注的“佚”“阙”“未见”，如今拿四库所收的书来校对，往往发现那些书还完整保存着。朱彝尊所说的，不能完全作为依据。但皇家藏书府中所收藏的秘本，并不是世间人能够全部看到的。又恭逢我皇上重视考古和文教，搜集散佚的书籍，嫏嬛异笈、宛委珍函，无不乘此时机汇集齐备。图书的丰富，是古来所没有的。儒生固守残缺的书册，只能用眼力查阅手抄目录，穷尽一生的力量，也不能测知学海的边际，这是形势使然，本来不足以责怪朱彝尊。──以上“目录类”经籍一属，共十一部、四百二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语：《隋志》以下，都把法书、名画列入《目录》；如今书画列入《子部艺术类》，只有记载金石的书没有类别可以归入，仍列入《目录》。但另立子目，不与经籍相混。因为《目录》都是为经籍而作，金石书只是它的附属。）

译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录类二 △《集古录》十卷（通行本） 宋代欧阳修撰写。欧阳修有《诗本义》，已经著录。古人看重法书，唯独重视真迹。自梁元帝开始，搜集编录碑刻文字，写成《碑英》一百二十卷，见于他所撰的《金楼子》，这是金石文字著作的鼻祖。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曾巩想撰作《金石录》却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篇序，保存在《元丰类稿》中。欧阳修开始搜集散佚资料，积累到一千卷，再撮取其中大要，分别加以说明。到嘉祐、治平年间，欧阳修在政府任职，又分别写在各书卷末。因此文字有些小的不同，大概是随着时间有所删改订定。欧阳修亲自写下后记，题为嘉祐癸卯。到熙宁二年己酉，欧阳修的小儿子棐又摘取其中概要，另编成目录。上距癸卯大概六年，但棐记载说《集古录》完成已有八年，那么这部书应当完成于嘉祐六年辛丑。真迹上的跋尾，多数是治平初年所写，也有少数写于熙宁初年，由此可知棐编的目录本来就是奉欧阳修之命编成的。各种碑刻的跋文如今都收入欧阳修文集中。他亲自书写的跋，则是宋代方崧卿搜集真迹后刻在庐陵的。曾宏父《石刻铺叙》称有二百四十六篇跋，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有三百五十篇跋，欧阳修之子棐所记则说共有二百九十六篇跋，欧阳修自己又说共有四百多篇有跋。近来刻印《集古录》的人又对此作说明说：“世上流传的《集古录》跋文有四百多篇，而棐却说有二百九十六篇。虽然当时欧阳修还健在，但续写的跋文不应超过一百篇，因此怀疑抄本误把三百写成了二百。”如今考察起来，这十卷合计起来，正好符合四百多篇跋文的数目。大概这是把集本与真迹合编，和只依据集本的本子不同。宋代庐陵刻本如今已经失传，无法核定，不必因此怀疑棐的记载。这部书原本只是得到一篇就随即记录一篇，不再按年月编排。所以欧阳修的自序说：“有卷帙而没有时代先后，大概是因为所取很多而且还没有停止。”近来的刻本却按时代先后排列，并在每卷末尾附列原本的卷帙次序。反而出现年月倒置以及更多需要补正的地方，所以钱曾《读书敏求记》认为这失去了原来的意图。然而考察毛晋为此书所作的跋说：“自序称上自周穆王以来，那么就应当把吉曰癸巳石刻作为卷首。毛伯敦三铭是在写成序目以后得到的，应当放在卷末，即使棐也不敢妄自编次。大概周益公没有考订……”据此看来，周必大时的本子已经按时代先后编次，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今刻印欧阳修文集的人，只按时代排列，不再保存每卷末尾原来的次序，这就更加疏略了。现在仍依照现行篇次著录于此。△《金石录》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赵明诚撰写。赵明诚字德父，是密州诸城人。历任官职，做到知湖州军州事。这部书把所收藏的三代彝器以及汉、唐以来的石刻，仿照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编排成书。绍兴年间，他的妻子李清照把它上表献给朝廷。张端义《贵耳集》说，李清照也曾参与删削校订其中的文字，按道理说可能确实如此。书前有赵明诚自序，后有李清照后序。前十卷都按时代排列，从第一件到第二千件全部列入目录；每条题目下面注出年月和撰写书文者的姓名。后二十卷是辨证，共有跋尾五百零二篇。其中邢义、李证、义兴茶舍、般舟和尚四碑，目录中没有列出名称。或许是编次偶有疏漏，或许是后来续得的本子还来不及补入卷中吧？最初在龙舒刻版。开禧元年，浚仪赵不譾又重新刻印，此刻本如今已经很少流传。所以归有光、朱彝尊所见的都是传抄本，有人便把它指为未完成的书。其实当时有所考证的内容，是作为题识写入的。因此李清照的跋说，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只有五百零二卷。原本并不是每卷都有跋，不能因为有所残缺就怀疑它是不完整的。李清照的跋，据洪迈《容斋四笔》记载，原本并没有刊载在龙舒刻本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二篇、五百二卷〕 洪迈在王顺伯家见到原稿，于是摘述大意载录下来。如今这个本子所列的内容，和洪迈摘述的不同，说明是后人补入的，并不是李清照跋文的全文。自明代以来，人们辗转抄录，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有的删去了目录中的次序，有的又窜改扰乱了目录中的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有的连每卷的细目也删去了，有的甚至散失了卷末的后序，沿袭错误、接连谬误，越来越失去原貌。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章邱刻本把后序中的“壮月朔”刻成了“牡丹朔”，由此可大致看出这部书的错谬。近来流传的本子，只有焦竑从秘府抄出的本子、文嘉据宋刻本影抄的本子、昆山叶氏本、闽中徐氏本、济南谢氏重刻本，以及长洲何焯、钱塘丁敬的校本，较为完善。如今扬州刻本全部加以采录。又在注释中引用《隶释》《隶续》等书增补按语，考订得比较详细。另外还有范氏天一阁、惠氏红豆山房的校本，都稍逊一筹。因此现在采用扬州刊本著录于此。△《法帖刊误》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黄伯思撰写。黄伯思有《东观馀论》，已经著录。起初，米芾对《淳化阁帖》逐一评定真伪，大多凭主观判断，少有考证。黄伯思又取米芾所作的判定，重新加以订正，写成这部书。

译书前有大观戊子年自序，称米芾疏漏很多：有的伪迹非常明显却没有察觉，如李怀琳所作的卫夫人书、逸少《阔别稍久帖》之类；有的已经审定为伪作，但讥评并不恰当，如知道伯英夫人的几篇草书帖是唐人所写，却不知道那只是书写晋人帖文之类；有的讥评虽然恰当，书写者的姓名也很清楚，却不能辨认，如认为田畴字不是李斯所书，却不知道那是李阳冰《明州碑》中的字之类；有的错误地标明书写者姓名，如把晋人的章草《诸葛亮传》中的语句，便认为是诸葛亮所书之类。他的议论大多确切，其他辨别真伪的地方，也大都各有依据。末尾有政和年中王珍、许翰二人的跋。据王珍跋文，这是黄伯思任职洛中时，观看王珍家所藏《阁帖》后写成的。这部书本来单独编为一书，所以至今还有单行本，各家书目也分别著录。后来他的儿子讠乃才把它编入《东观馀论》中。汤垕《画鉴》说：“宋人的鉴赏精妙，没有谁能超过米元章。然而米公天资极高，立论时也有过失。后来黄伯思字长睿的人出现，作《法帖刊误》，专门指责米公的错误。我于是接着辨析其中的详细情况，作《法帖正误》，专门指出长睿的过失。”如今没有见到汤垕的书，不知道他所订正的究竟是什么错误。但汤垕也只是空谈鉴别，并不以考证为要务，恐怕他所订正的也未必正确。△《法帖释文》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刘次庄撰写。刘次庄字中叟，是长沙人。崇宁年间曾任御史。曹士冕《法帖谱系》说：“临江《戏鱼堂帖》，是元祐年间刘次庄把家藏的《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在上面。删去卷末的篆书题字，而增加释文。”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刘殿院次庄从小喜爱书法，曾经寄居新淦，把所住屋子的窗户、墙壁几乎都题写遍了。临江郡库有《法帖》十卷，用小楷作释文，这是其他法帖所没有的。”考察这两部书的记载，刘次庄所作《法帖释文》原本是附在石刻之中的，并没有另外编成一部集子。这个本子大概是后人从《戏鱼堂帖》中抄录合编成册，同时仍按阁本原来的卷次编排的。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武冈人曾经传刻绛州潘氏帖。嘉定年间，汪立中又把刘次庄的释文分编到二十卷中，将官帖没有的内容增补进去。大概《绛帖》是以《阁帖》为基础加以扩充的，所以汪立中的释文也因循刘次庄的释文而加以扩充。这又是另一部书了。△《籀史》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代翟耆年撰写。翟耆年字伯寿，是参政翟汝文的儿子，别号黄鹤山人。这部书开头载有《宣和博古图》，其中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等语，大概是南宋初年所作。原书上下两卷，年代久远后散佚了。只有嘉兴曹溶家还藏有抄本，但也只剩上卷。如今各藏书家著录的本子，都是从曹本传抄来的。王士祯曾把它的目录载入《居易录》，想借此访求下卷，最终没有得到，由此可知很久以来就没有完整本子了。它以“籀”命名为“史”，只是因为所载多为金石上的款识，篆书、隶书字体较多，实际上并不是专门记述籀文。所记录的各种器物、碑刻之后，都附有论说，概括说明其大意。对于岐阳石鼓，翟耆年并不深信是史籀所作，和唐代流传的说法特别不同。他也各自保存自己的见解，但还没有像金马定国那样坚持认为是宇文周所作。书中所录不如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对篆文的完备收载，但所叙述的源流始末却比薛书详细。这两部书相互补充流传，本来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部。其中说赵明诚有《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奏汉器二卷。河间刘跂作序，洛阳王寿卿篆书题写。按照他说的情况，这十五卷全都是古器物铭文，没有石刻。应当是在《金石录》之外另有一部书。但王士祯认为它就是《金石录》，这种说法非常错误。难道王士祯偶然没有查检《金石录》吗？△《隶释》二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洪适撰写。洪适起初名叫洪造，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字景伯，是饶州鄱阳人，洪皓的长子。绍兴壬戌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号文惠。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成于乾道二年丙戌年，当时洪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任安抚浙东。第二年正月作序并刊刻。周必大在墓志中说“喜爱隶书古文，编纂释文二十七卷”，指的就是这部书。他的弟弟洪迈为娄机《汉隶字原》作序说：“我的兄长文惠公，把汉隶分别编成五种书：一名《隶释》，一名《隶缵》，一名《隶韵》，一名《隶图》，一名《隶续》，其中四种已经完成，只有《隶韵》没有完成。”洪适自己又在《隶续》跋中说：“《隶释》有续编，共有汉代隶书碑碣二百八十五通。”又在《淳熙隶释》后跋中说：“《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在乾道年间本书刚开始形成。十多年间，拾取遗文、补足缺失，前后一再增刻，共有碑版二百五十八通。”然而乾道三年洪迈的跋说：“所收藏的碑刻有一百八十九通，翻译它们的文字，又说明其中的道理，编成二十七卷。”淳熙六年喻良能的跋又说：“文惠公从前任越地帅，曾经汇集汉隶一百八十九通，编成二十七卷。”这两篇跋都与这部书相符，那么他自己题作《淳熙隶释》的，便是把后来续得的内容也合编为一部书。如今他的原本已经不流传了。流传下来的，是《隶释》和《隶续》各自成书的本子。这个本子是万历戊子年王鹭刻印的。

译《汉魏碑》共十九卷，《水经注》碑目一卷，欧阳修《集古录》二卷，欧阳棐《集古目录》一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卷，无名氏《天下碑录》一卷，合计正好二十七卷。每通碑的题目下面，都详细记载郦道元、欧阳修、赵明诚三书中是否收录。欧阳修、赵明诚的书只是摘录碑目，并不记载碑文；而这部书是为了考释隶书而作，所以每篇都按照碑上的文字加以摹写。对于把某字认作某字的地方，又都在下面详细疏释，同时考核其中涉及史事的内容，并加以论证。自从有碑刻以来，推重这部书为最精博的著作。其中偶尔也有遗漏，例如《卫尉卿衡方碑》中，把“宽懔”作“宽慄”，把“声香”作“馨香”，把“邵虎”作“召虎”，把“疣”作“厖”、把“讠血”作“谥”，把“克长克君”作“克长克君”，把“謇謇”作“蹇蹇”，把“乐旨”作“乐只”。《白石神君碑》中，把“幽赞”作“幽赞”，把“无畺”作“无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都列举并指出了这些疏漏。又有一些小的错误，例如《郑固碑》中的“逡遁退让”，适引用《秦纪》的“逡巡遁逃”来解释。考察《管子》说：“桓子蹵然逡遁。”《汉书·平当传赞》说：“逡遁有耻。”大概“巡”与“循”相通，而“循”又转为“遁”。《集古录》说“遁”应当作“循”，这个说法最为妥当。适把它解释为逃跑，实在错误。武梁祠堂画像中，武氏没有标出姓名，适因为《武梁碑》有“后建祠堂雕文刻画”的话，便断定是武梁祠堂。考察之，武梁死于桓帝元嘉元年，而画像文字中有“鲁庄公字不讳改严”，那么应当是明帝以前制作的。《金石录》称为“武氏石室画像”，说得较为周详审慎。适未免把文字牵强附会了。至于“唐扶颂分郏之治”一句，考察《公羊传》，从陕地向东的地区由周公主持。陆德明《释文》说：“‘陕’有一种说法认为应当作‘郏’，古洽切。” 王城称作郏鄏，所以古代确实有把“分陕”写作“分郏”的情况。适认为这是用字不同，并不是这样。《李翊夫人碑》说：“三五{七木}兮衰左姬。”根据《山海经》“刚山多柒木”，以及《水经注》“漆水下有柒县、柒水、柒渠”，这些字都写作“柒”。隶书取“柒”的省体，去掉水旁便成为{七木}。适认为它就是“末”字，也不对。然而即使一百处考证中有一处驳误，终究不妨害它的宏大主旨。又如《杨君石门颂》，杨慎讥笑适不认识“<辶业>”字。考察碑文，正是“凿石”二字，另外根本没有“<辶业>”字。这样看来，是杨慎杜撰的文字，也不足以拿来指责适了。△《隶续》二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洪适撰写。洪适既作《隶释》，又辑录后来续得的各种碑刻，按照前书的体例加以释读，编成这部书。乾道戊子年，开始在越地刻印十卷，他的弟弟洪迈为之作跋。淳熙丁酉年，范成大又在蜀地刻印四卷。此后第二年己亥，德清人李彦颖又在越地增刻五卷，喻良能为之作跋。第二年庚子，尤袤又在江东仓台刻印二卷，把刻版运回越地。前后合计二十一卷，洪适亲自作跋。再过一年辛丑，洪适又把前面的《隶释》合并成一部书，嘱托越地长官刊行，并再次亲自作跋。这就是所说的“前后增补，次序错乱，命属吏整理旧版，有所取舍、移动、改易，首尾焕然一新”。然而辛丑年所刻的本子，世上没有流传本。《隶释》还有明代万历戊子年刻本，《隶续》于是几乎散佚。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一篇这部书的跋说：“范氏天一阁、曹氏古林、徐氏传是楼和含经堂所收藏的本子，都只有七卷。近来我客居吴地，访得琴川毛氏旧抄本，虽然残缺过半，但在七卷之外又多出一百一十七翻。末尾有乾道三年洪适弟弟洪迈的后序”等等。大概从朱彝尊开始，才把两家残存的书册合并起来，参照校订，编成此书，后来在扬州刻版，就是这个本子。根据喻良能的跋说：“后来有所得的，编成十卷，称为《隶续》。刻入版后，又广泛搜寻、旁搜博取，又得到九卷。”那么当时所刻的实际上只有十九卷。朱彝尊因此怀疑剩下的二卷就是所谓《隶韵》《隶图》，然而洪迈的跋说“既已释读，又有所获得，编列在二十七卷以后”等等，那么《隶续》应当也像《隶释》一样，专门记载碑文。这个本子第五、六卷突然记载碑图，第七卷记载碑式，第八卷又是碑图，第九、十卷缺失，第十一至二十卷又全都记载碑文，第二十一卷残缺不全，而洪适自己的跋却在第二十卷末尾，大概前后次序已经错乱，不是原书的旧貌了。考察朱彝尊所说的七卷本，是元代泰定乙丑年宁国路儒学刻本，与现在流行的扬州本相比，讹误稍少，但残缺得太厉害。现在仍然收录扬州本，并用泰定本详细校勘异同。对于残缺而无法考证补足的地方，就姑且仍照原样保留。△《绛帖平》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姜夔撰写。姜夔字尧章，是鄱阳人。根据曹士冕《法帖谱系》，绛州旧帖是尚书郎潘师旦把官府法帖私自摹刻的，世人称为“潘驸马帖”。又说潘氏分居后，法帖的石刻分成两处。后来绛州公库得到其中一部分，于是补刻其余法帖，称为东库本。各卷分别标以字号，用“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作为区别。如今姜夔所论述的内容，每卷字号都与曹士冕所说相合。这样看来，姜夔得到的就是东库本。宋代评论法帖的人，从米芾、黄长睿以下，各有疏密得失。姜夔想综合折衷他们的观点，所以取汉代官职“廷尉平”的含义，给自己的书命名。卷首有嘉泰癸亥年的自序说：“法帖虽是小技，但上下千年，涉及史传的地方很多。”看这部书考证精博，可以说没有辜负他自己的话。只是第五卷中论及智果书法和梁武帝评书的话，说梁武帝收藏钟繇、张芝、二王的书法，曾让虞龢、陶隐居加以订正。考察可知，虞龢是宋代人，他的《上法书表》作于宋孝武帝时期，距离梁武帝很远。这只是考证议论中的偶然疏漏。

译据《墨庄漫录》记载，这部书原本有二十卷。过去只以抄本流传，还没有来得及雕刻。所载字号只到“山”字为止；“河”字以下的十四卷已经亡佚，最终无法再找到。然而即使是残缺的圭玉断裂的璧，终究仍然值得珍藏。△《石刻铺叙》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代曾宏父撰写。曾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是庐陵人。这部书虽然广泛征引石经和秘阁等处的各种本子，但对自己所辑集的凤墅帖叙述尤其详细。凡是征引采录的内容，都有典据，不过藏书家能够见到它的很少。国朝初年，朱彝尊得到射渎抄本，亲自为它作跋，并以珊瑚、木难作比喻。这个本子末尾有这篇跋以及朱彝尊姓名的两方印章，大概还是他的手迹。然而跋中说曾宏父名惇，以字行世，这未免有错误。考察宋代有两个曾宏父，其中一人名惇，字宏父，是曾布的孙子、曾纡的儿子。后人为了避宁宗的讳，多以字行世，于是和这个曾宏父混为一人。实际上，他们与本书作者是两个人。跋中又说陈思的《宝刻丛编》征引依据很广，却没有涉及这部书。考察凤墅帖刻于嘉熙、淳祐年间。《铺叙》所记各石刻在戊申年仲春完成，也是在淳祐八年。至于《丛编》，成书于绍定辛卯年，正是理宗即位第七年，两者相距总共有十七八年，怎么可能预先见到曾宏父所刻的东西？朱彝尊也是偶然记错了。近来厉鹗等人刻《南宋杂事诗》，直接题作曾惇撰写，正是承袭了朱彝尊的错误。△《法帖谱系》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曹士冕撰写。根据《书史会要》，曹士冕字端可，号陶斋，是昌谷的后人。昌谷是曹彦约的别号，因此曹士冕是都昌人。他的仕宦经历无法考知。只有在“三山木版帖”条下，他自称“三山帅司库中有历代法帖版本，嘉熙庚子年，我充任帅府幕僚，还来得及看到它们”；在“绛本旧帖”条下，又有“淳祐甲辰年在霅川任官期满”的话，大概是先任幕僚，后来出仕州郡的。他的书叙述宋代法帖的源流。卷首是谱系图。上卷从《淳化法帖》以下，列有二王府帖、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大观太清楼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庆历长沙帖、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乌镇本、福清本、澧阳帖、鼎帖、不知处本、长沙别本、蜀本、庐陵萧氏本，共二十二种。下卷从绛本旧帖以下，列有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又一本、武冈旧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有木本前十卷，共十四种。大概是把《淳化阁帖》作为正宗，把《绛帖》作为旁支，各种版本都是它们的支派。每一条都叙述摹刻的始末，同时考订各本的异同和工拙，很足以帮助考证。《书史会要》称曹士冕广泛参究书法，长期学习《兰亭》，他的鉴别应当确实严谨。古今法帖都是拓本，只有这部书记载了印本法帖，也扩大了见闻。这部书成于淳祐乙巳年，前面有自序；根据书中自记考察，大概是在霅川任官期满的第二年。△《兰亭考》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桑世昌撰写。桑世昌是淮海人，世代居住在天台，是陆游的外甥。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记载《兰亭博议》十五卷，注说是桑世昌撰写。叶适《水心集》中也有《兰亭博议跋》，说：“字书从《兰亭》出，自上下数千年来，再没有可以相比的，而定武石刻遂成为当世最大的议论对象。桑君这部书，确实足以使他名垂后世。桑君对各种事情都精通熟悉，尤其擅长诗。他的《即事》诗说‘翠添邻堑竹，红照屋山花’，大概像是一幅着色画。”《书录解题》又记载：“《兰亭考》十二卷，注说就是前面的书。由浙东庾司刻印，与最初的本子相比有很多删改。原来十五篇，现在保存十三篇。删去了集字篇，即后人集《兰亭》字作诗、铭等一类内容。又附有见篇，兼及王羲之其他书迹，其中对《乐毅论》尤其详细。这部书刚完成时，原名《博议》，由高内翰文虎、字炳如为它作序。到刊刻时，他的儿子似孙主持删改，删去这两篇本来是合适的；但其他地方一味追求省略文字，因而多有失实，有的还违背原意。最严重的是，序文本来条理通达、颇为可观，也被窜改得没有一篇完整。首尾都有缺漏，文理时断时续。对于自己的父亲尚且如此，实在令人深感奇怪”等等。由此可知，这部书经过高似孙窜改，已经不是桑世昌的旧本了。如今没有见到《博议》的原本，无法检验陈振孙所评论的是非。然而，这部书是为王羲之《兰亭序》而作的，集字成文，与王羲之本人无关；王羲之的其他书迹，与《兰亭》也无关。高似孙删去的内容，严格划定范围，很合适，陈振孙也不能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其中有些评论彼此不同，例如有人说梁朝发生战乱时，《兰亭》真迹流传到外地，陈天嘉年间被智永得到；又有人说是王氏子孙世代传掌，传到第七代孙智永。这是关于《兰亭》真迹流传经过的不同说法。又如有人说石晋之乱时，把石刻丢弃在中山，宋初归于李学究。李学究死后，他的儿子摹刻出售。后来他拖欠官府钱财，宋祁任定武帅时，拿公款买下它，收藏在官库中。又有人说，有个游士带着这块石头走遍四方，此人死在营妓家中，伶人取得石刻后献给宋祁。

译又有人说，唐太宗把拓本赐给各方镇，只有定武用玉石刻成，世人称为定武本。薛绍彭见公厨中有一块垫肉的石头，于是另刻一块石头来交换。这也是关于定武石刻流传经过的不同说法。推究评论部分所说，按照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年计算，那么在兰亭修禊时他五十一岁。辨明《笔阵图》所说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写《兰亭》的错误，这是正确的。然而，前卷已经引用王铚的话，认为刘餗的说法正确；这里却又说在东墅阅览高似孙校订的书画时，看见萧翼《宿云门留题》二诗，并说：“假如御史没有这次出行，哪里能得到这样的说法？”可见他杂录旧文，也没有能够作出判断。至于《八法》一门，把《书苑》《禁经》等书的各条内容专门归到《兰亭》名下，尤其不如姜夔《禊帖偏傍考》精密。因此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许姜夔的考证，而不采用这部书。不过它征引各家资料相当完备，对宋人题识的征引尤其详细。桑世昌的原本既已亡佚，保存这一编书，仍足以看出《禊帖》的源流。不能因为陈氏的排斥攻击，就仓促废弃这部书。△《兰亭续考》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代俞松撰写。俞松字寿翁（考察可知，俞庭椿也字寿翁，两人同姓同字，又都生活在宋末，但实际上不是同一个人，谨在这里附带说明），自署吴山，大概是钱塘人。书后有自跋，称甲辰年写于景欧堂，大概是淳祐四年。他的仕宦经历无法考知。只有高宗临本的跋中有“承议郎臣松”的话。至于他是否终身做到这个官职，也无法详细知道。这部书大概是继桑世昌之后而作的，所以命名为《续考》。跋中所说“近年士人作《兰亭考》，总计数万字，名流的品评题识大都收载完备”，指的就是桑世昌的书。然而书中的体例与桑世昌的书大不相同。上卷兼载俞松自己收藏的本子和其他人家的藏本，下卷则全是俞松自己收藏的本子。经过李心传题跋的那些本子，跋文都题于淳祐元年至三年。根据《宋史·李心传本传》考察，大概是在他被罢祠之后、寓居临安的时候。前卷所载跋语表明，他知道辨正永嘉说法的错误，却仍沿袭《笔阵图》所说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写《兰亭》的说法。他没有作出判断，这一点与桑世昌相同。然而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这部书的跋，称赞它的跋语条理通畅，不像董逌等人的文字那样晦涩。因此鉴赏家本来也是取重它的。至于李心传的各种跋语，尤其熟悉史事。例如“宋祁摹碑”“青社谥法”等条目，都足以备考核，并不只是记录书画而已。又据《宋史·李心传本传》，记载他在淳祐元年被罢祠；但他最初进入史馆时，因为言官论奏而被罢职，却没有记载具体年代。如今这部书的跋中有“绍定末年，罢去史职归居山岩”的话，由此可知他是在绍定末年被罢职的，也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宝刻丛编》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代陈思撰写。陈思是临安人。他所著《小字录》前面有官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为开庆元年，因此是宋理宗时人。此书搜集古代碑刻，以《元丰九域志》所载京、府、州、县为纲目。凡碑刻所在地理可以考见的，按各路编纂；不能考明所在的，附在卷末。又兼采各家辨析考证、审定的说法，全部记在条目下面。现在拿《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互相参照核对，其中改并地名的地方，往往没有统一。即使卷中记载与目录题名，也不完全相合。例如目录称镇江，卷中却称润州；目录称建康，卷中却称昇州，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大概各家著录，多依据古碑原来的碑额；陈思编次时，又都沿用各家的旧文，所以产生了这些讹误和差异。至于所引用的各种说法，不标明某书某集，只称作者的字，如蔡君谟、王厚之之类；又有只称其别号的，如碧岫野人、养浩书室之类。至于茫然不知究竟是什么人的，尤其是宋元书坊的陋习。然而在南北隔绝之时，他不能像欧阳修、赵明诚诸家那样见到许多拓本，却能推求前人的见闻，广泛考察方志，在征引文献、考核史料之中，寄托补辑图经的意图，他所用的功力实在很勤苦。况且宋代因记载地理而兼记碑刻的书，没有比王象之《舆地碑目》更详尽的；但河、淮以北，大体都没有记载。只有此书对各道的郡县，纲目分明，沿革清楚，比王象之的书尤其完备。朱彝尊曾想取其中所引用的《隶续》各条，来补原书二十一卷的缺漏。现在考察它所引用的书，如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录》《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丰碑目》《资古绍志录》等，今天都已散佚失传，还可以借此书看见它们的大概。此外，《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题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都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也可以借此书窥见其大略，也可以说对考证很有帮助。传抄本流传的第四卷京东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以下，第十一卷廉凤路、河东路，第十二卷淮南东路、西路，第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第十七卷成都路，都已经缺失。第十五卷江南东路饶州以下至江南西路，也缺失了一半。第十八卷梓州利川路只有渠、巴、文三州，却错杂收入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的许多碑刻。其余部分也有很多篇章错乱。例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意还没有完，忽然接上“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等语。这其实是王羲之所书《乐毅论》的跋语，被传抄者错置在这里。朱彝尊《经义考》在“刊石门”内的“魏石经”条下，引用欧阳棐、赵明诚所说的“石藏高绅家”等语，大概没有详细考察原书，所以沿袭了这个错误。现在一一加以厘正。至于缺失的卷数，就无从考订补足了，姑且仍按旧本保存。《舆地碑记目》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宋代王象之撰写。王象之是金华人，曾任江宁县知县。他所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天没有见到传本；这就是其中的四卷。书中把天下碑刻和地理志书的目录按郡分编，并在每项下面注明其年代、姓氏等大略。起于临安，止于龙州，所记都是南渡以后的疆域。其中有不少考订精确之处。例如镇江府丹徒的《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考辨出碑中所称的是梁武帝的父亲；《成都府殿柱记》作于汉兴平初年，由此知道不可能是锺会所书；嘉定府《移水记》中有“嘉州”二字，由此知道不可能是郭璞所书。台州临海庆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以及婺州义乌真如院的各碑，福州乌石《宣威感应王庙碑》，都题有“会同”年号，由此知道吴越确实曾使用契丹年号。这些都有确实证据。至于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军已经记载过，却又记在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镇江府已经记载两次，却又记在江阴军和昌州。又如徽州记载歙州折绢的始末，澧州记载柿木形成“太平”二字。这些都与碑刻、地志没有关系，颇为不合体例。另外，在思州条下单独记载《夏总幹墓志略》一篇，并用大字附入，体例更加庞杂。不过，它所采录的金石文字与其他书互有出入，可以用来订正异同。而且其中的图经、舆记，也比史书和地志的著录详细。虽然这是残缺的本子，终究不是对考证毫无帮助。《宝刻类编》八卷（《永乐大典》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宋史·艺文志》没有记载它的书名，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只有《文渊阁书目》记有此书。然而世上没有传本，只在《永乐大典》中可以见到。考察它编写的次序，从周、秦开始，到五代结束，并且记载宣和、靖康年号，可知是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年，才开始把筠州改为瑞州，而此编多以瑞州作为标题，因此是理宗以后的人所作。此书分为八类：一为《帝王》，二为《太子诸王》，三为《国主》，四为《名臣》，五为《释氏》，六为《道士》，七为《妇人》，八为《姓名残阙》。每类以人名为纲，记载其所书碑刻的目录；下面各自附列年代、地名。而且在《名臣类》中，凡石刻所见历任官职先后的，也都列在姓氏下方，以备参考，编排很有条理。其中如碑文篆额出自两人之手的，就分别把两人的姓名都列入，近于重复。又如欧阳询终于唐代，却把他列在隋代；郭忠恕终于宋代，却把他列在五代。只是根据他所书的第一通碑来确定时代，因此时代和年月的先后难免混淆，在体例上都不够严密。然而金石目录除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只有陈思的《宝刻丛编》比较完备，但又有许多残缺不全。唯独此书搜集丰富，叙述详细明白，比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目》增广几乎达到数倍。前代金石著录的丰富，没有超过这部书的。它非常足以作为考据、审定的资料，确实是爱好古代文献的人所要取证的。原本屡经传抄，讹误脱漏很多。现在谨慎地详细加以订正，编次如下。其中《名臣类》十三之三，《永乐大典》原本已经缺失，所以从唐天宝到肃宗、代宗两朝的碑目不全，现在也仍按原样保存。《古刻丛钞》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陶宗仪编。陶宗仪著有《国风尊经》，已经著录。此编前后没有序跋。所抄碑刻共七十一种：汉代一，后汉二，晋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没有年代的六种。全部抄录原文，以原来的碑额为题目。没有考辨，也没有先后次序。大概是随手得到便随手抄录，并不是专门著书。然而所记载的各碑，流传于世的非常少。只有汉代建平郫县刻石见于《隶续》《汉隶字源》，唐薛王府典军《李无虑墓志》见于《金石录》。其余如宋代《临澧侯刘袭墓志》、梁代《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唐代《汝南公主墓志》《尉州刺史马纡墓志》，多能与史传相互发明。又记载唐人曹汾等人的《别东林寺》、徐浩的《题宝林寺》和《谒禹庙》、释元孚与王謩的《游天台诗》，共七首，也是历来记录唐诗的人所没有涉及的。古人的著作，借助金石流传到后世，但金石有时也会磨灭损坏。那些幸而保存下来的，重要的不在于仅仅保存目录，而在于录下它的文字，这样以后才能无穷流传。因此洪适《隶释》《隶续》比《金石》《集古》等著录更有助于考证。此书搜集散佚文字，首尾完整，不仅可以补金石家的缺漏，即使读史、谈论文学艺术，也都很有帮助。《名迹录》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代朱珪编。朱珪字伯盛，昆山人。旧本有的题作元人。看它开头列出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诰，并把它置于元代玺书之上，就像徐坚编《初学记》时把唐太宗的诗列在前代各诗之前一样。而且顾阿瑛到洪武年间还跟随他的儿子迁居临濠，书中又有他的墓志铭，可知朱珪确实是明代人。称为元人，是错误的。朱珪擅长篆书、籀书，精于刻印，杨维桢曾为他作《方寸铁志》。郑元祐、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瓒、张雨、顾阿瑛等人，也多作诗歌赠给他。他又精于摹写、镌刻碑石，于是把自己一生所镌刻的作品汇集起来，编成这部集子。题为“名迹”，他的序说是取《穆天子传》中“为名迹於弇兹石上”的意思。考察《穆天子传》，原文说的是“为铭迹於元圃之上”。其中的字写作“铭”，不写作“名”；朱珪大概因为《说文》中没有“铭”字，所以把“铭”改成了“名”。但是“铭”并不是弇兹所说的意思，而是说把他的事迹刻记在弇山的石头上；并且原文没有“名字”，不知道朱珪依据的是哪一种本子。汉代各碑，多数不署撰文人、书写人，刻工更不显姓名。自《魏受禅碑》由邯郸淳撰文、梁鹄书写、锺繇刻字开始，才是士大夫亲自镌刻的开端。欧阳修、赵明诚等人辑录金石，只题写标题并记录跋尾而已。

译自洪适《隶续》完备地列录碑文，才是完整抄录刻石文字的开始。如果亲自刻写文字，又亲自把这些文字辑成一部书，那么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从朱珪编这部书才开始。开头是一篇诰文、五篇御制祭文、七篇玺书。大概是尊重帝王的作品，不敢与臣民的作品混杂；虽然篇页不多，仍单独编成一卷。这是采用元好问《中州集》把御制诗放在开头、另成一卷的例子。其次是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圹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最后《附录》一卷，都是当时的赠言。原目录注明缺失的，共有《石室铭》《三佳铭》《灵槎诗》、柯敬仲《题桃花鸟诗》四篇。如今有目录而没有书的，又有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碑八篇、记十四篇、碣一篇、行状一篇、圹志十四篇、墓志铭二篇、杂刻六种。其中元代《故处士易府君圹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圹志》前面，但目录却列在《青村场典史沈公圹志》之后。又《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之后有《故王子厚墓志铭》一篇，但目录没有记载。大概是传抄时发生了讹误和脱漏，已经不是原来的本子了。魏代张晏注《史记·儒林传》，依据《伏生碑》，知道伏生的名望。晋灼注《汉书·地理志》，依据《山上碑》，知道黎阳在黎山的北面；之所以称为“阳”，还兼取河水在其北面的意思。唐代司马贞注《史记·高祖本纪》，依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道“母媪”应当是“母温”。宋代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也都是把石刻本作为依据。而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用碑刻来证明史传错误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这部书所录的，都是朱珪亲手镌刻的，当然胜过在年代久远之后，从已经磨灭的遗迹中搜求所得的材料。例如元末郭翼，各种书都记载他在洪武年间出任学官；如果不是此书记载卢熊所作的郭翼墓志，就不会知道他死于至正二十四年，从未改节出仕明朝。这足以看出它有助于考证。《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陈暐撰写。陈暐字耀卿，河南人。弘治年间任苏州通判，与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人，搜集郡中的石刻，汇集起来加以记录。从学校、官署、仓库、驿站、水利、桥梁，到祠庙、寺观的碑碣，分类编纂。分为七类，共一百多篇，全部载录全文，采用朱珪《名迹录》的体例。搜集编录金石文字的人，本来着重于搜寻隐僻遗文、考核旧闻。因此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只着重搜求古刻。此编因为汉唐旧迹多已见于各种书中，独自选取明初的碑刻，体例虽不免稍显狭窄；然而它所录的，如《济农仓记》《永农仓记》，详细陈述积储粮食的制度；《许浦记》《湖川塘记》，也具体列出疏浚的要点。都是选取与郡中利弊有关的内容。至于歌颂功德的文章、谀颂墓主的作品，都删削而不收入。它的用意很是谨严。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地方志、史书和文集没有记载，只有依靠此书才得以流传的，也很足以作为守土官员考察借鉴的资料。因此把它作为《舆地记》的外篇，确实不是毫无补益。《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都穆撰写。都穆著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经著录。此书仿照《隶释》的体例，选取金石文字，搜集编次，分别加以辨析考证。共收周刻二种、秦刻六种、汉刻二十三种、隋刻五种、唐刻二十七种；对于古碑都抄录原文。碑文剥落不全的，就取洪适《隶释》来补足，并不完全依据石刻原本。《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评论它收录《韩敕造孔庙礼器碑》，说它不知道《隶释》所录只有碑阴而没有碑的两侧，竟误把两侧文字合在碑阴中，又反过来讥责洪适有所缺漏。又评论它释读碑两侧文字时，把“河南匽师”释作“河浦退师”，把“任城亢父”释作“俟成交父”，错误非常严重。现在考察其中的文字，例如第七石鼓内“斿”字下面的一字，石鼓本作“<▯圣>”，薛尚功本作“忧”，这里却作“夏”。《会稽石刻》中“无辠”的“辠”就是“罪”字，此书却作“辜”字。书体方面也有不少错误。又如《泰山石刻》“既天下”一句，《秦篆谱》在“既”字下面有“平”字，与史书相合；而此碑在“既”字下面却不注明缺文，疏略之处往往如此。然而它所录的碑刻都完整载录全文，如今有些已经不能全部见到。《金石文跋尾》说，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如今已经损失三十多个字，这就可以用来备作参照核对。都穆另有《南濠文略》六卷，后面两卷就是这部书。书中所载各碑的跋，大概是采用《集古录》把跋尾编入本集的体例；但都穆的文章处在可传可不传之间，不如让这部书单独流行。《法帖释文考异》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顾从义撰写。顾从义字汝和，上海人。嘉靖年间下诏选取善于书法的人入宫当值，授任中书舍人、直文华殿。隆庆初年，因为参与修撰国史完成，升任大理寺评事。这就是他所作的《淳化阁帖释文》。他对前人的音注辨析其中的错误，分析字形和释义的同异，依照法帖原本的次序，刻成十卷，亲手抄写后刊行。《阁帖》自米芾、黄长睿以后，接续进行考订的人寥寥无几。顾从义开始参酌汇集各家学说，辑成一编，评论书法的人常常以它为依据。不过，他在考证方面相当疏略，又没有得到善本进行校勘，所以搜集虽然广泛，精密审慎却还没有达到完善。如今恭逢我皇上公务之暇临池习书，裁定书艺，特意取内府收藏的《阁帖》，选定淳化四年赐给毕士安的本子，作为初拓本中最好的版本，命内廷诸臣详细加以校订，选派工匠摹写镌刻，使它恢复旧貌。其中搜集各家的释文，极为完备。凡是非得失的缘由，都承蒙皇上明鉴，审查核对得十分精细。凡是顾从义的说法，其中正确的已经全部加以采用，错误的也都驳正无遗。这部书原本不过是白茅的铺垫之作，只因流传于世已经很久，而它用心勤勉至极，也颇有可取之处，所以仍然著录保存，以免埋没他汇集编纂的功劳。△《金石林时地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译明代赵均撰写。赵均字灵均，吴县人，是寒山赵宧光的儿子。赵宧光研究六书，虽然勉强装作通晓文字学的样子，但所著《说文长笺》颇受评论者非议；不过，他对篆书、隶书的笔法还能够讲解。因此赵均继承家学，也喜欢搜求金石碑刻。这部书取材于《东观馀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菉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以及各家书目所记载的内容，连同近代续出的、自己听见和看见的材料，仿照陈思《宝刻丛编》的体例，按郡、按省编排，分别标明时代，以便查访搜求。其中例如南直隶漏载《岑君德政碑》等五种，颇有疏漏；福建《玉枕兰亭》误作褚遂良书写之类，也不免考核失误。不过，其中也有足以订正其他书籍错误的地方。明代距离现在还不远，与陈思所记相比，本书自然有更多可以凭据的内容。△《石墨镌华》六卷、《附录》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赵崡撰写。赵崡字子函，盩厔人，是万历乙酉科举人。赵崡家乡靠近汉、唐两代的旧都，古代石刻很多。他生性爱好搜奇访古，常常带着纸和墨四处访求拓本，并且请那些出仕、游历四方的朋友代为搜集，积累了三十多年，所以收藏的旧碑相当多。他在自序中说，自己的收藏超过都穆、杨慎，而只有欧阳修的三分之一、赵明诚的十分之一。不过，宋、元以前的石刻中，有许多是欧阳修、赵明诚没有收录的；他想把全文刊刻出来，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供给工匠。所以只刻录碑刻的题跋末尾，共二百五十三种。书名叫《石墨镌华》，是取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中的语句，因为所收的都是有石刻而没有金文的材料。每通碑文目录下面，仿照陈思《宝刻丛编》的体例，分别注明地点。金、元时期的国书，世上不多见，也仿照《集古录》摹写著录钟鼎文字的做法，钩摹其文字。体例相当详备。只是所作题跋详于笔法而略于考证，所以像《岣嵝碑》《比干墓铭》之类，都持两可的态度。他评论笔法，对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都有不满，也偏执于一家之言。不过，一时的题识，言语有出入，自《集古录》以来都是如此，不能只把这件事归咎于赵崡。至于所著录的古碑，颇有许多不完备之处，这是因为赵崡本是贫寒的读书人，他的力量只能做到这样。看看《附录》二卷所载的三篇记和诗，就可以知道他搜求这些材料的辛劳，也可以说已经竭尽心力，不必因为有所遗漏而讥讽他了。△《金石史》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郭宗昌撰写。郭宗昌字允伯，华州人。他一生喜欢谈论金石文字。他居住的沚园在白厓湖上，曾经建造一座亭子，柱础、墄磶等处都有题款、识语、铭文和赞语，亲手书写并刻制，前后共三十年却始终没有完成。他大概是个迂腐孤僻、喜好奇异的人。他与同时代的盩厔人赵崡都以搜集剔选古代刻石为事。赵崡著有《石墨镌华》，郭宗昌著有这部书，但本书所收只有五十种，仅及赵书的五分之一。上卷起于周代，止于隋唐；下卷收唐碑二十多种，却把宋代《绎州夫子庙记》一篇杂在其中，大概是仿照原本《集古录》目录不按时代编排的例子吧？他评论《石鼓文》时，主张董逌《广川书跋》的说法，依据《左传》断定它是成王所作，这已经是喜好标新立异了。他又说把石头称为鼓没有什么意义，而且石头也不像鼓的形状，于是改称为《岐阳石碣文》，就更加乖僻了。他评论《峄山碑》的一条，引述唐代封演的说法，说这块石碑“被曹操推倒了，又说拓跋焘再次把它推倒，为什么一块石头会两次被推倒”，等等。考察封演《闻见记》原文说：“秦始皇刻石，李斯用小篆书写，后来魏太武帝登山，派人把它推倒。” 其中并没有曹操推倒它的话。大概郭宗昌看到的版本偶然脱漏了“太”字，因而误读成魏武帝，于是错误地说它曾两次被推倒。他引用材料的疏漏错乱，也不足以作为依据。不过，郭宗昌和赵崡都以评论书法为主，不太考究史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看他们评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等条目，都明确指出其为伪作，颇为近于合理。他认为《怀仁集圣教序》胜过《定武兰亭》，大概出于乡土私情，是夸耀关中所藏之物，不能作为定论。因此后来孙承泽对此很不满意。然而孙承泽撰写《庚子销夏记》时，评论和排列各碑，实际上很多采用了这部书的话，所以也并没有完全废弃郭宗昌的说法。只是他喜欢说夸大的话，希望以此惊骇世俗，这是明朝末年山人以诡谲荒诞来求取名声的惯用伎俩，可以置之不论了。△《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乾隆三十四年，诏令将内府收藏的宋代毕士安家《淳化阁帖》赐本详细加以整理校正，重新镌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卷首冠以御题“寓名蕴古”四字，以及《御制淳化轩记》。命诸臣校正、摹写、镌刻。谕旨末尾载有原帖的旧跋和诸臣的题跋。帖中各古帖的次序，完全依照旧刻；至于朝代的先后、姓名的标题，都援引史书文献为证，并依据书法体例加以裁定，使其不违背《春秋》的义例。每卷都恭敬地摹录御笔论断，以显示裁定衡量的标准。又参酌刘次庄、黄伯思、姜夔、施宿、顾从义、王澍等人的说法，并以大观太清楼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各体，都在字旁注出释文，又分别撰写校订异文，以辨明是非，区分真疑。实在是墨林的最高规范、书苑的盛大景观。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简认为石刻收藏在禁宫之中，除了皇帝赏赐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得以瞻仰，于是恭敬地抄录释文，请求用聚珍版摹印，使人共同窥见书法八法的精微。由此流传到民间，终于遍及天下。考察张彦远《法书要录》，末尾有《右军书记》一卷，所载王羲之法帖四百六十五件，附有王献之法帖十七件，并且逐一为它们作了释文。刘次庄解释《阁帖》，大概就是以此为蓝本。不过张彦远的书在传抄中错误很多，刘次庄的书到了南北宋之间，陈与义已经奉诏撰写《法帖释文刊误》一卷，如今附刻在韦续《墨薮》的末尾。

译由此可知，刘次庄所作的释文不能全部作为依据。只是各家虽然知道其中有错误，但辨析订正又不能完全准确，彼此相互驳斥，结果分歧反而越来越多。恭逢我皇上天资聪慧，留心翰墨，裁定颉书、籀书，陶铸锺繇、王羲之的书法，教示儒臣，详细加以整理确定，书法家于是有了可以遵循的指南。这不仅是临池学书者的幸运，也同样是汉、晋以来所有擅长书法者最大的幸运。△《求古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写。顾炎武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经著录。顾炎武生性爱好远游，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他搜集金石文字，亲手抄录编纂。凡是已经见于地方志的，不收；已有拓本流传的，不收；近代文集仍然保存的，也不收。上起汉代《曹全碑》，下至明代建文年间的《霍山碑》，共得到五十六种。每一刻石必定载录全文，大概采用洪适《隶释》的体例；同时都记载其地理位置，考察建立的缘由；对于古代文字、篆书、隶书，也逐一加以注释。其中的官职、年月，很多可以与正史相互参证。像“茶荼”“准准”“张弡”等字，也可以用来补正字书的错误。顾炎武另有《金石文字记》，但只记载题跋末尾，不如这部编录详细明白。只是《曹全碑》碑题说是中平二年十月丙辰建造。根据《后汉书》考察，《灵帝本纪》记载这一年十月有庚寅日，距离丙辰日此前二十六天；《天文志》记载这一年十月有癸亥日，距离丙辰日以后七天。这样一来，其间不可能有丙辰日，很怀疑这块碑是伪造的。根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用长历推算，才知道这一年十月丙申日为初一，丙辰是这个月的第二十一日，癸亥是这个月的第二十八日，实际上并没有庚寅日。又以《谯敏碑》所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日为证，《灵帝本纪》和《五行志》都记载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日为晦日，干支日的数目一一相符。这样看来，是本纪记错了，并不是碑刻伪造。顾炎武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辨析，这就是考证偶有疏漏。△《金石文字记》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写。前面有顾炎武的自序，说自己抉发史传，阐明经典，有不少是欧阳修、赵明诚二人的著录所没有完备的。现在看这部书，它汇集所见汉代以来的碑刻，按时代排列，每条下面各附题跋；没有题跋的，也都写明立石的年月和撰写、书写者的姓名。它用古今材料相互作证，辨析订正错误，与《集古录》《金石录》二书相比，确实更加精密核实，并不是过分自我标榜。所收共三百多种。后来又有顾炎武的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多种。碑中文字有不同的，又另行摘录在书末。这也如同洪适《隶释》在每通碑后摘录古今异文、说明某字作某字的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曾摘出其中六条错误：一是《齐陇东王孝感颂》，顾炎武没有见到碑额，凭臆测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二是《唐寂照和上碑》，原碑本没有镌刻年月，顾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而且没有考察开成年间根本没有六年；三是《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都有押字，顾炎武看得不够仔细，误以为没有押字；四是《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原本是行书，顾炎武却认为是正书；原题为孙崇望书写，顾炎武又遗漏了他的姓名，这些都说中了他的错误；一是《后汉荡阴令张迁颂》，顾炎武误把“既且”二字合成了“暨”字；一是《后汉州从事尹宙碑》，碑上把“钜鹿”写作“钜鏕”，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和《北史》为证，都写作“钜鏕”，顾炎武却错误地说不应从“金”旁。考察《张迁颂碑》的拓本，“既且”二字截然分开，并不相连，顾炎武确实过于武断。不过，字形笔画虽然清楚，文义却始终无法解释，应当暂且存疑。《金石文跋尾》的解释，也没有达到十分确切的程度。至于“钜鹿”的“鹿”字，从《史记》以下的古书都不用“金”旁，《说文》也不收“鏕”字，直到《玉篇》才开始收录。这个字究竟是顾野王原本所有的，还是孙强增补的，或者是宋代《大广益会玉篇》窜入的，都已经无法知道。不过，《玉篇》的注释说：“钜鹿，乡名，俗作‘鏕’。”由此可见，采用“金”旁确实是俗体字，有明确证据。北朝时流行许多俗字，《颜氏家训》曾经说到这一点，这部书也摘录了不少这类错误。北魏人的书写，似乎不能据此作为典范。《广韵注》尤其不太可靠，例如开卷“东”字的注释说“东宫，复姓”，又说齐国有大夫东宫得臣；难道也可以据此驳斥《左传》吗？所以这些材料终究不足以使顾炎武信服。只是他斥责《石鼓》为伪作，说它不配与《二雅》并列，未免太勇于否定古物；解释校官碑时，说东汉时期设有校官，也未免考据疏略。这就是他凭主观臆断而产生的错误。不过，在近世著录金石的学者中，他对金石学的本末源流阐述得灿然明白，最终仍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石经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写。考订石经七种，其中裴頠所书的石经已经失传。开元年间以后所刻的石经，也没有什么争议。只是汉、魏两种石经，因为《后汉书·儒林传》的错误，竟使究竟是一字、三字的问题争论纷纭。欧阳修撰写《集古录》时，怀疑却不能说明清楚；赵明诚撰写《金石录》、洪适撰写《隶释》以后，才开始详细核定，认定一字石经属于汉代，三字石经属于魏代。不过，考证虽然精密，引用的依据却不够广泛，评论者仍然有所怀疑。顾炎武这部书广泛列举各家说法，互相参照比较。其中例如依据卫恒《书势》，认为《三字石经》不是邯郸淳所书；又依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订正《经籍志》把石经从邺载入长安的错误。尤其是发明了前人没有阐发的内容。至于洪适《隶续》中还有《汉仪礼》一碑、《魏三体石经》一碑，《开封石经》虽然已经沉没在河水中，但世间流传的拓本中还保存有两碑，顾炎武偶然没有考察到，竟然置之不论，这就是千虑中的一次疏失。△《石经考》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译国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经著录。石经的沿革和异同，自唐、宋以来评论者意见不一。昆山顾炎武首先汇辑各家的说法，编成《石经考》，确实有开创之功。万斯同这部书全部采用顾炎武的说法，又增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等人的论述，并且涉及顾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间或附载自己的意见。虽然不如杭世骏《石经考异》辨析得详细，但与顾氏的书相比，已经更加完备。而且顾炎武详于汉、魏，略于唐、宋；万斯同则对唐、宋石经的引证特别详细。万斯同虽然在杭世骏之前，但杭世骏撰写《考异》时没有见到这部书，所以本书详细论述的内容，《考异》有时反而没有涉及。总之，把三家的书合起来互相参照考证，这件事才算完备，实在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家。△《来斋金石考》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侗撰写。林侗字同人，侯官人。林侗喜欢著录金石文字，曾经游历长安，在淳化山中寻得汉代甘泉宫瓦。又带着拓工走遍唐昭陵的陪葬地，得到英公李勣以下十六通碑，当时人称赞他喜好搜求古物。这部书总录古今碑刻，其中夏、商、周三代六种，秦、汉十九种，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种，全都是根据亲眼见到的材料写成的。书中辨析考证的内容，大体取自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但也颇多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裁定，考据内容很多。又收录唐代各帝御书碑十四种，唯独斥责武后而不收她的碑，这也很符合排斥压抑僭伪之物的原则。只是卷首列入夏禹《岣嵝碑》，并载录他的朋友刘鼇的说法，认为它应当在祝融峰顶，未免流于好奇。又在各碑后收入赋和诗篇，也不是欧阳修、赵明诚以来题跋的体例。只是它搜罗广博，鉴别还相当详细审慎，所以考究金石的人也有所取用。△《嵩阳石刻集记》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本朝叶封撰写。叶封字井叔，黄州人。顺治己亥年中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这部书是康熙癸丑年叶封任登封知县时所作。登封位于嵩山南面，所以他所记录的碑刻，以“嵩阳”为名。考察此书刚问世时，顾炎武、潘耒都曾评论过它。顾炎武说：“《开母庙石阙铭》中‘重曰’二字出自《楚辞·远游篇》，是所谓言语不足而用长声反复吟咏。井叔误以为是‘重日’，并说这一行是记载年月。考察这一行现在还存六个字，在‘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石面空着没有镌字，更清楚地说明它不是记日。”潘耒说：“太安二年的《后魏中岳庙碑》，现在在登封县。天宝十四载少林寺的《还天王师子记》，现在在少林寺。井叔的《石刻集记》不知道为什么遗漏了这些？”他们说的确实如此。然而，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采录此书所记的碑刻不止一处，景日昣的《说嵩金石类》也全部采用了这部书。古今金石著作中，完整收录全文的，宋代只有洪适的《隶释》《隶续》，明代只有陶宗仪的《古刻丛钞》、朱珪的《名迹录》和都穆的《金薤琳琅》。本朝则只有顾炎武的《求古录》、陈奕禧的《金石遗文录》和叶万的《续金石录》。其余的不过是题跋而已。这部书收录碑文，便于查考。《汉嵩山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代的《则天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欧阳修、赵明诚、洪适都没有收录，而这部书能够收录。洪适的书只收录汉魏碑刻，欧阳修、赵明诚的两部目录只记到五代；这部书则收录到宋、金、元、明。东魏《嵩阳寺碑文》中“东”误作“柬”，“矩”误作“短”，“驯”误作“巡”，“苑”误作“菀”，“洋”误作“庠”，这部书能够订正。王士祯《蚕尾集》中有叶封的墓志，称他精通《尔雅》《说文》的训诂，擅长篆书、隶书；又称他亲手编纂《嵩志》二十一卷，并广泛搜求汉唐以来的碑版文字，另编成《石刻集记》二卷。其辨析考证精密而广博，人们把他比作刘原父、薛尚功，那么当时也确实很看重他的书了。△《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光暎撰写。李光暎字子中，嘉兴人。嘉兴收藏金石的人，前有曹溶的《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的《吉金贞石志》。朱彝尊所收藏的金石刻，后来又归了李光暎，于是他汇集所得，搜集各家的论说，编成这部书。书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复的序，称其丰富程度不亚于曹溶的《古林》。然而，《古林金石表》中有时材料参差、互相抵牾，而且没有评论，条理不如这部书。《吉金贞石志》很久没有编成完整的书，有人怀疑朱彝尊当日原本没有成书；但这部书中却有一条引用《吉金贞石志》的内容，那么也可能只是保存了其残稿的十分之一，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所采录的金石著作共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有六十种，可以说既勤奋又广博。只是关于《瘗鹤铭》没有引用张弨的释文，关于《天发神谶碑》没有引用周在浚的释文，《兰亭序》没有引用俞松的《续考》，这算是遗漏简略。从前著录金石的各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见闻加以评说。只有宋代陈思的《宝刻丛编》，杂取《金石录》《复斋碑录》等书，汇集编纂而成。这部书也采用这种体例，每条下面分别注明所引用的书，间或有李光暎自己考识的，不过十分之一而已。金石著录著作的丰富，没有超过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但这部书对于《隶释》所引用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一，对于《集古录》《金石录》两部书所引用的内容也不很详细。至于《隶续》和娄机的《汉隶字原》，则都没有涉及。大概那些书长于考证史事，而这部书则以品评书法字迹为主。因此，论汉隶便以郑簠的评论为依据，论唐碑便取用赵崡的意见。虽然同样都是著录金石，但著书的宗旨本来就有明显区别。△《分隶偶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万经撰写。万经字授一，号九沙，鄞县人。康熙癸未年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译这部书上卷首先讲书法，其次讲分隶书法，再次论述分隶，然后讨论汉代、唐代分隶的异同，最后考证汉魏碑刻。下卷是古今分隶书家姓名，从程邈开始，到明末马如玉为止。邝露以前的人名，都引用各书为依据；只有马如玉没有注明所载于哪部书，这大概是万经自己增补的。汇集金石的书，梁元帝所编的已经看不到了。欧阳修、赵明诚以后，很少有论及分隶笔法的。万经所记录的内容颇为详细清楚，很有条理。他所列汉魏碑刻虽然只有二十一种，但考证剖析，比那些一味追求数量的各家还要精审。至于他说唐代以后隶书与八分分别成为两种字体：隶书就是今天的楷书，八分就是古代的隶书。把八分称为隶书，赵明诚已经讥讽过这种说法。本朝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把汉碑一概称为八分，把楷书称为正书，恐怕仍然犯了欧阳修的错误。他的说法也明白而有依据。△《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王澍撰写。王澍有《禹贡谱》，已经著录。当初，宋元祐年间，米芾作《法帖题跋》，用来辨别真伪；但米芾精于鉴赏，只是根据笔迹凭意判断罢了。虽然细微处也没有差错，终究不能确切指出其中的道理。大观年间，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开始援引史籍，订正其中的错误，征引事实都有依据，是非黑白清清楚楚。明嘉靖年间，上海顾从义又更加仔细地勘察字画的曲折，像姜夔校订《兰亭序》那样。本朝何焯又摘取姜夔的《绛帖平》，增补注释在上面，徐葆光又杂采各书加以补充。于是，《阁帖》的得失异同逐渐明白完备；王澍编写这部书，又研究各家说法，权衡其是否恰当，兼取米芾、黄伯思、顾从义三家的用意来运用：用史传纠正讹误，用笔迹辨别托名伪作，对于行款、标题以及释文之类，也一一考核。仍依照法帖原来的目录，分为十卷。又另编《古今法帖考》一卷，追溯《阁帖》的缘起以及各帖的流传沿革和作者。又把自己所得的笔法编成一卷，附在后面。虽然它在考订、鉴别、分析疑点、辨正讹误方面，连钦定《释文》的万分之一也不能窥见，但大车的制造起源于小车；泰山那么高，也不拒绝泥土。像这样的书，本来也不妨作为旁证资料来参考。△《竹云题跋》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澍撰写。全书都是他临摹古帖时所作的题跋，汇集编成。王澍本来擅长书法，所以精于鉴别；对于源流和异同，考证尤其详细。例如，他论述《西岳华山庙碑》，认为郭香察的书法是为校勘刻石；钟繇《荐季直表》中，祝希哲误写作“焦季直”，而且钟繇的结衔与史书记载不同；《兰亭序》的流派；《圣教序》的始末；王羲之《裹鲊帖》的释文误作十九字；《瘗鹤铭》既不是顾况所作，也不是陶弘景所作；同州《圣教序》署称龙朔三年，而当时褚遂良已经去世五年；魏代《栖梧善才寺碑》伪托褚遂良之名；褚遂良《高士赞》误把永徽二年题作甲寅；岳珂题跋《宝章集》误把“窦臮”写成“窦泉”；《朱巨川诰》不是徐浩所书；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的篆文有讹字；《灵飞经》不是钟绍京所书；裴耀卿等人的奏状不是裴耀卿所书；唐明皇批答中桓山的颂文，实际上用的是王献之的事；颜真卿《宋广平碑考异》《乞米帖》中所说的太保，是李光弼而不是颜光；《争坐位帖》的年月，顾炎武《金石文字》没有考证；《祭侄文》《告伯父文》的结衔与史书记载不同；《江淮帖》是集字拼成的伪作；《李绅告身》与史书记载不同；《叶慧明碑》不是韩择木书写并撰作的。这些说法都引用了有根有据的材料。只是说褚遂良的书法出自《曹全碑》，就很属于主观推测。这块碑近代才出土，明代以前没有人这样说过。他又排斥郑簠、蒋衡，却自称腕中有“元章鬼”，也未免有文人相互轻视的习气。△《金石经眼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本朝褚峻摹绘图形，牛运震补写说明。牛运震有《空山堂易解》，已经著录。褚峻字千峰，郃阳人。擅长镌刻文字，以贩卖碑刻为业。他每次带着干粮，奔走在深山穷谷、荒废的墟址和遗址之间，搜求金石文字。凡是前人没有收录的，以及虽有收录但不是亲眼见到、不能详细说明的，都依据亲自看到的情况，绘出形状，摹写字画，连同剥蚀、磨损、残缺之处，也都亲手一一勾勒，制成缩小的摹本。再镌刻在枣木版上，细微之处都十分逼真。从太学石鼓以下，直到曲阜颜氏所收藏的《汉无名碑阴》，共四十七种。牛运震分别为它们作说明，详细记载碑刻的高低、宽窄和所在地点。对于假借、通用的字，也略作训释。虽然收录的范围颇窄，但与向来那些有的只见拓本、有的只凭传闻的金石书相比，尤其精审。此书成于乾隆元年，褚峻亲自作序。后来牛运震就在褚峻这部书的基础上，增加巴里坤新出土的《裴岑纪功碑》，改名为《金石图》。牛运震没有到过西域，只得到模糊的拓本，所摹写的很失真。又仿照岳珂的做法，在说明后各加一篇赞语，也属于多余。褚峻又自行增补唐碑，另编为下卷，体例完全不同，尤其显得杂乱。现在著录这部书，而续刻的本子另行存目。△《石经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杭世骏撰写。杭世骏有《续方言》，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因为顾炎武《石经考》仍有采录不完备、辨正不明之处，于是加以纠正讹误、补充缺漏，刻成二卷。上卷列十五个题目，分别是：《延熹石经》《书碑姓氏》《书丹不止蔡邕》《三字一字》《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魏文帝典论》《汉魏碑目》《隋书经籍志正误》《鸿都学非太学》《魏太武无刻石经事》《顾考脱落北齐二条》《唐艺文志载石经与隋志不同》《唐石台孝经》《唐石经》《张参五经文字》。下卷列三个题目，分别是：《蜀石经》《宋开封石经》《宋高宗御书石经》。考证都极为精审。书前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三篇序文。厉鹗的序说，它考核五经、六经、七经的实际情况，确定一字、三字石经的归属，分析二十五碑、四十八碑的数目，辨别堂东、堂西的排列差异，区分石经从洛阳迁入邺、从汴京迁入燕地的地域问题，驳正鸿都门学不是太学、魏石经不是邯郸淳所书等说法，直接揭开了千古以来的蒙昧和滞塞。他又引用何休《公羊传注》证明汉石经是一字石经，引用孔颖达《左传疏》称魏石经是三字石经，以补充杭世骏没有涉及的内容。全祖望的序也引用《魏略》《晋书》《隋志》，证明邯郸淳并非对石经毫无功劳；又引用《魏书》中崔浩、高允的传记，证明魏太武帝时并不是没有建立石经之事，与杭世骏的说法一并保存，以供参考。汪祚、赵信、符曾等人，又各自发表见解，互相订正。如今都并列收在书中。这是汇合几个人的力量，参照订正而编成，并不只是依据一个人的见闻。它比顾炎武所考证的更加完备严密，也是有原因的。然而，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成都石刻，称有《论语》、九经、《孟子》《尔雅》，比晁公武、曾宏父所记少了一经，也应当加以辨正。杭世骏竟然偶然遗漏而没有记载，这就是遗漏在眼前的事实，也足以看出考证实在困难。──以上“目录类”中的金石一属，共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察：《隋志》把秦代《会稽刻石》和各类石经都列入小学类，《宋志》则把金石书附在目录类之后。现在对于汇集古代刻石、分条列出名目的书，依照《宋志》列入目录类。像《博古图》这一类因器物而涉及铭文款识的，另行列入谱录类。石鼓文音释这一类，依照《隋志》另行列入小学类。《兰亭考》《石经考》这一类，只是考证旧事，并非考订文字，仍归入这一门，以便按类别排列。）

译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录类存目 △《宁藩书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当初，宁献王朱权在永乐年间改封南昌，天天同文士交往，他所编纂、辑录和刊刻的书很多。嘉靖二十年，多焜求得这部书目，于是命教授施文明校订刊行。书中所载的书共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等各种仪式，也都附列在内。书前有多焜的序和一篇启，后面有施文明的跋。多焜启文中所称“父王”，是弋阳端惠王朱拱樻，他在嘉靖初年奉命代理宁府事务。多焜后来也承袭了封爵，谥号为恭懿，见《明史·诸王世表》。△《秘阁书目》（没有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钱溥撰写。钱溥有《使交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前有自序，大概是他退休回乡以后所作。钱溥说，自己被选入东阁任史官后，每天阅览中秘书，计有五十多个大橱柜，于是记录它们的书名，收藏起来等待考察。后来儿子山从京城授职归来，他又记录了尚未收录的书目，删去重复部分，合编成一集。书中所载只有册数，没有卷数，大致与《文渊阁书目》多有出入。正统六年杨士奇等人的一篇奏疏，也附在书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这部书为马愉所撰，而钱溥另有《内阁书目》一卷。然而，钱溥的序确实载在这部书的卷首，怀疑黄虞稷所记有误。△《菉竹堂书目》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叶盛撰写。叶盛有《叶文庄奏议》，已经著录。这是他家藏书的目录。其中《经》《史》《子》《集》各一卷，首卷称为《制》，收录朝廷颁行的各种书以及赐书、赐敕之类。末卷称为《后录》，收录他家刊刻的书以及叶盛自己著的书。前有成化七年自序，说把《制》列在前面，是为了表示尊重朝廷。叶氏书独自称为《后录》，是因为这是我们一家的书。它的编排体例，大体依据马端临《经籍考》。但例如《集部》另列《举业类》，却没有《诗集类》，也略有增删。叶盛的书，按册计算有四千六百多册，按卷计算有二万二千七百多卷。在藏书家中称得上极为丰富，所以旧日著录中收录它的内容很多。只是它不记载撰写人的姓名，颇有缺略。此外又有《新书目》一卷附在后面，其中收录夏言、王守仁等人的文集，都不是与叶盛同时的书，大概是他的子孙续行增入的。△《文苑春秋叙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崔铣撰写。崔铣有《读易馀言》，已经著录。这部书的自序说，孔夫子删定书篇一百篇，用来寄托惩戒和劝善。后来选编文章的人，没有继承孔夫子的志向而仿照《尚书》编书，于是他从汉代诏书、奏疏一直录到明太祖讨伐元朝的檄文，共一百篇，命名为《文苑春秋》。又作《叙录》一卷，大略说明作者编书的志意。从汉文帝以下共分为十一目，如今已经散入《文苑春秋》，分别列在各篇篇首。这是单独刊行的别本。大体都仿照《尚书·小序》的文辞，是想把自己比作王通拟作经典，未免近于妄诞。它对文章的取舍，专门以阐明义理为宗旨。只是汉文稍多一些，其余各代各有几篇，更不足以穷尽文章的变化了。△《宝文堂分类书目》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晁瑮撰。晁瑮字君石，号春陵，开州人，是宋太子太傅晁迥的后代。嘉靖辛丑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他的儿子晁东吴，字叔权，是嘉靖癸丑年进士，选任翰林院庶吉士。父子二人都喜欢收藏书籍，曾经刊刻发行各种书，有《饮月圃》《百忍堂》等刻本。这部书以御制书籍为首。上卷分为《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类，中卷分为《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类，下卷分为《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类。它所著录的书极为丰富，虽然不能全部算作古本，但每部书下面有时注明某种刻本，也足以考察明代版本的源流。只是它编排没有章法，分类混杂，而且同书重复出现的情况也很多，实在妨碍查阅。这大概是爱好广博却不能精审的缘故。△《经序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睦撰。朱睦既撰有《授经图》，又取各家解说经书的著作，各自选取篇首的一篇序，编成一部集子，用来记述其大概。只是遗漏颇多。△《国史经籍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焦竑撰。焦竑有《易筌》，已经著录。这部书首先列出《制书类》，凡是御制著作以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等书都附在其中。其余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末尾附《纠缪》一卷，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各《艺文志》，以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等各家分类上的错误。原来万历年间陈于陛提议修纂国史，邀请焦竑专门负责此事。书尚未完成便停止了，只完成了这部志，所以仍以“国史”为名。但这部书杂抄旧有书目，没有进行考核。不论书籍是否存世，往往草率滥加著录。自古以来的目录中，只有这部书最不值得凭信。世人因为焦竑负有博学多闻的名声，没有人敢责问他，常常贻误后来的读书人。他用诡辩的言辞炫耀于世，比杨慎的《丹铅录》更加严重。△《经厂书目》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这是明代内府所刊的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有这部书，也作一卷。《经厂》就是内府的翻经厂，明代由宦官主管。书籍的刻版都收藏在这里。书中所列书籍共一百十四部，凡是册数、页数以及纸幅多少，都一一详细记载。大概这是当时通行的规章，有好事者将它抄录下来流传。可是其中大多是常见的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也列在其中，实在十分杂乱。如今印行的版本还有流传，往往错讹，误导后来的读书人。这本来是天禄阁、石渠阁所承担的职任，却由宦官掌管，这同唐代让鱼朝恩主管国子监有什么不同！明代政纲败坏，这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当时竟没有人论及此事。难怪冯保要刻私印，印文说是“内翰之章”。（按：冯保印文，见他所作《经书辑音序文》的末尾。） △《读书敏求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钱曾撰。钱曾字遵王，自号也是翁，常熟人。他家中藏书丰富，收藏了许多旧书。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他收藏的最佳版本，以及亲手题写的识语，大致仿效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的分支有六类，叫作《礼乐》《字学》《韵书》《书》《数书》《小学》。《史》的分支有十类，叫作《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传记》《谱牒》《科第》《地理舆图》《别志》。《子》的分支有二十类，叫作《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类家》。《集》的分支有四类，叫作《诗集》《总集》《诗文评》《词》。它区分门类，大多很难理解。例如把五经合并为一类，却把字学、韵书、小学分成三类。把纪传、编年、杂史等合并为一类，却又为器用、食经等设置许多分目。把儒家、道家、纵横家合并为一类，却又把墨家、杂家、农家、兵家以下各家逐一细分。全都分合不当。又如书法、数书本来属于艺术，却列入《经》；种艺、豢养本来属于农家，却列入《史》，都没有合理的归属。至于把《朱子家礼》列入《礼乐》，而把《司马氏书仪》《韩氏家祭礼》列入《史》；把吾衍《续古篆韵》列入《字书》，而把夏竦《古文四声韵》列入《韵书》；甚至把《北梦琐言》本来属于小说的书列入《史》，把《元经》本来属于编年的书、《碧鸡漫志》本来属于词品的书都列入《子》，编排次序失当的地方，更是数不胜数。其中的解题，大致多议论抄写、刊刻工拙，对于考证并不十分留意。如《韵略》《易通》明明是极其错误的版本，却认为已经使人心目清楚；东坡《石鼓文》的完整本，实际上是杨慎伪托的，却认为篆籀文字保存得特别完整。《臞仙史略》记载元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这是诬妄无据的说法，他却认为修撰《元史》的人见识不如自己。《了证歌》称作者为杜光庭，《太素脉法》称作者为空峒仙翁，这些本来都是伪托的，他却认为确实如此。《玄珠密语》最为荒诞，他却认为这是阐发《素问》六气深奥内容的书。李商隐《留赠畏之诗》后面的两首诗，本来是原题散失造成的误题，他却硬要作曲解。《声画集》本是孙绍远撰写的，他却认为作者是无名氏。《岁寒堂诗话》本是张戒撰写的，他却认为作者是赵戒。魏校《六书精蕴》最为穿凿附会，他却说徐官音释六书的学问极好。《四声等子》与刘鉴《切韵指南》有许多不同，他却认为就是同一部书。古《三坟书》以及《东家杂记》中的琴歌，伪托的情况显然可见，他却含糊其辞，不能断定。萧常续撰《后汉书》，纠正《三国志》的错误，他却大加非难。王弼注《老子》，世间有刻本流传，他却说已经失传。庞安常《圣散子方》，宋人已经极力辨明苏轼误信其说，他却又称述并赞扬这种说法。屈原赋、宋玉赋，《汉艺文志》中有明文记载，他却斥责钱杲认为《离骚》属于赋的说法是错误的。欧阳詹赠给歌妓的诗的真迹，到邵伯温时还存在，他却认为那是寄托怀念隐士之情的作品。这些都不能算确切的论断。然而，他叙述书籍传授、承袭的源流，考究抄写、刊刻的异同，见闻既广，辨别也尤其精细。只从版本方面来说，也可以称作鉴赏家了。△《述古堂书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钱曾撰。这部编目是他收藏书籍的总目录。所列门类琐碎繁杂，完全不遵循古代目录的体例。他把各种书归类，尤其错乱颠倒，无法形容，比《读书敏求记》更加没有条理。例如杨伯岩《九经补韵》是摘取九经中的字来补充《礼部韵略》，并不是九经音释，却把它列入《经》；《玉篇》《龙龛手镜》《篇海》都是依据古代正字的字书，却把它们列入《韵学》；《啸堂集古录》属于博古图一类，却把它列入《六书》；《东观馀论》是杂编题跋，《宝章待访录》是搜求书画的著作，却把它们列入《金石》；《班马异同》《两汉刊误补遗》《后汉书年表》是正史的支流，《两汉博闻》是类书，《唐阙史》是小说，却把它们列入《杂史》。

译《资治通鉴》列入《正史》，而所谓《编年》一门却收录甲子纪元之类的书。《政和五礼新仪》列入《礼乐》，而《大金集礼》列入《政刑》。《五木经》是李翱所作，本来是博戏之书；《禁扁》是王士点所作，杂记宫殿，却都列入《营造》。《东国史略》一类的书列入《外夷》，而《高丽图经》《真腊风土记》《安南志略》《越峤书》《西洋番国志》又列入《别志》。《澉水志》本来是地理书，却列入《掌故》。《释名》本来属于小学，却列入《杂子》。《伯牙琴》本来是别集，《入蜀记》本来是传记，却列入《小说》。《土牛经》本来属于五行，却列入《鸟兽》。《帝范》是唐太宗所作，却列入《疏谏》。《容斋五笔》本来属于说部，《群书归正集》本来属于儒家，《沧海遗珠》本来属于总集，却把它们列入《类书》。《诗律武库》本来是类书，《沧浪吟卷》本来是别集，却把它们列入《诗话》。《文章轨范》本来是总集，却把它列入《诗文评》。大体上只是按照书名分类，不检查原书。郑樵所讥讽的把《树萱录》列入农家，大概与这种情况相近。至于把汪藻《浮溪文粹》误作汪应辰的著作，把王焘《外台秘要》误作林亿的著作，撰作者张冠李戴的地方，更是无法一一列举。钱曾自称见过很多古书，却荒谬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事。△《读书蕞残》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钺撰。王钺有《粤游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原题为长洲顾嗣立、大兴王兆符共同编纂。第一卷全是为《汉魏丛书》作的跋，后两卷全是为《说郛》作的跋。另有刻本收入《任菴五书》中。前一卷单独作为一书，题名为《墨馀笔记》；后两卷仍名为《读书蕞残》。但删去了每部书的书名标目，使人十分昏乱，无法辨识。这大概就是它的原本。△《别本读书蕞残》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钺撰。他为《汉魏丛书》所作的跋，对于书籍真伪大多不能辨别。例如，他在《易林》跋中说，焦延寿的《易》是从孟喜那里得到的，却不知道刘向记载过施雠证明焦延寿说法虚妄的事情；他说《汉武内传》出自班固，却不知道晁公武记载此书本来没有作者；不知道《秘辛》出自杨慎，不知道《续齐谐记》是续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反而说古代没有这部书，只是借用庄周的文章；又不知道《西京杂记》出自吴均。他大多沿袭错误，因讹传讹，没有进行订正。他评论各种书，说《白虎通》文情诡异激切，时常出现痛快的言语；说《独断》属于奇情快笔一类，尤其与该书完全不像。只有辨析《吴越春秋》和《天禄阁外史》两条，稍微有些考证罢了。△《明艺文志》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朝尤侗撰。尤侗字展成，号悔菴，又称艮斋，又号西堂，长洲人。由拔贡生出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年，奉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授任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这部编书就是他初入翰林、参与纂修《明史》时所拟的志稿。全书有《易类》二百六十八部、《书类》一百五部、《诗类》九十部、《礼类》一百六十一部、《乐类》八十四部、《春秋类》一百五十七部、《孝经类》三十部、《诸经类》八十二部、《四书类》一百七十七部、《小学类》一百八十三部、《正史类》四百七十一部、《稗史类》一百十部、《传纪类》二百五十部、《典故类》二百四十六部、《地理类》五百九十一部、《谱系类》一百四部、《儒家类》五百十一部、《道家类》一百十部、《释家类》二百二十部、《农家类》八十七部、《法家类》五十一部、《兵家类》六十六部、《小说类》三百七十一部、《五行类》八十二部、《艺术类》二百十三部、《奏议类》二百九十八部、《诗文类》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选纂类》三百七十八部。它所搜集的书籍既有许多遗漏，而且往往不记卷数和作者姓名。它的体例只记载有明一代的著作，前代史书所记载的著作则不收录，大概是采用了刘知几的说法。然而，像朱鉴《朱子易说》、薛季宣《书古文训》（按：原本作“薛士龙”，士龙是薛季宣的字）、郑敷文《书说》、段昌武《毛诗集解》、张虙《月令解》、傅崧卿《夏小正解》、余允文《尊孟辨》、杨伯嵒《九经韵补》（按：原本误作“杨嵒”，大概偶然脱去一字）、徐子光《蒙求补注》、胡舜陟《孔子编年》、陈埴《木钟集》（按：原本误作“陈植”）、邱濬《牡丹荣辱志》（按：此邱濬与明代大学士邱濬同名，所以尤侗误认为是明人）、陈思《海棠谱》、庞元英《谈薮》、陈郁《藏一话腴》、陈应行《吟窗杂录》、潘用牧《记纂渊海》、萧恭文《锦绣万花谷》、章如愚《山堂考索》，全都明确是宋人著作。朱公迁《诗传疏义》《四书通旨》，史伯璿《四书管窥》，毛应龙《周礼集传》，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陆辅之《吴中旧事》，王惲《中堂纪事》《玉堂嘉话》，潘昂霄《河源志》（按：原本误作“潘昂”），王桢《农书》，张养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学丛谈》，李冶《测圆海镜》，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语》，以及周伯琦、杨允孚、李存、吴海、陈基的各部文集，也全都明确是元人著作。

译甚至袁昂《书评》收录了南齐人，而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是黄省曾刊刻的，《管子》《韩子》是赵用贤刊刻的，他们都只有刊刻书版的功劳，并没有注释书籍的事情，他却把它们分别说成黄省曾的《两汉纪》以及赵用贤的《管子》《韩子》。只要是谁刊刻的，就署上谁的名字，恐怕有明一代的书版，目录就多得无法收尽了。各代史书的《艺文志》中，只有《宋史》杂乱荒谬，不足凭信；这部志又在《宋史·艺文志》之下。后来钦定《明史》时删去了尤侗这份稿子，重新加以编定，确实是非常恰当的鉴别。△《易传辨异》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翟均廉撰。翟均廉字春沚，钱塘人。乾隆乙酉年举人，官任内阁中书舍人。他的书考察自汉代至元代各家《易》注的源流和得失，共一百一十四条。其中只有辨析朱彝尊误引张氏《易》、毛奇龄误引刘表《易》，以及朱彝尊误把荀煇说成长倩、宋咸没有见到鲜于侁《易》的四条，稍微有些考证；其余一百一十条，都是摘取《经义考》的文字，再加以排比贯串而成。──以上是“目录类”经籍一属，共十四部四十一卷，其中二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吴下冢墓遗文》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都穆撰写。都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经著录。都穆喜爱金石遗文，所作《西使记》《金薤琳琅》等书，收载的古碑很多。这部书专门辑录吴中碑铭墓志之文，共三十四篇，都是各家文集中未曾大体见到的，所以称为《遗文》。△《水经注碑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从前宋代洪适编撰《隶释》，曾把《水经注》所载的各种碑刻汇编为三卷。杨慎偶然没有查检，便又编写了这部书，未免成了床上之床，而且精密程度也不如洪适。其中关于梵经仙笈的内容荒远难以考查。例如《阿育王巴达佛邑大塔石柱铭》《泥犁城师子柱铭》《王母昆仑铜柱铭》《希有鸟铭》，都没有收录，这自然是为了保存可信传闻。然而《覆釜山金简玉字书》难道果真有遗刻可以征验吗？为什么要由此扰乱体例呢！此外，其他注文中有而本书遗漏的也很多。即使只谈《河水》一篇，海门口的《大禹祠三石碑》、夏阳城西北的《司马迁庙》二碑、邵阳城南的《文母庙碑》、临洮的《金狄胸碑》、陕县的《五户祠铭》、洛阳县北的《河平侯祠碑》、黎阳县南的《黎山碑》、凉城县的《伍子胥庙碑》以及濮阳城南的《邓艾庙碑》，全都缺载，他根据什么见闻删去这些呢？至于每条下面的注释，有时作标识，有时采用郦道元的话。例如《郎山君碑》说“在今保定府”，这是杨慎的话；卢龙《九峥山刊石碑》称“其铭尚存”，却是郦道元原文。把两者混杂起来而不加区分，也没有体例。书后附有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碑目、曾巩《金石录跋尾》所载唐代以前的碑刻，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王象之是南宋人，曾巩是北宋人，把王象之列在曾巩之前，更是考查失误。嘉靖丁酉年，云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为此书刊刻成版，大概是没有察觉其中的疏漏错误。△《苍润轩碑跋》五卷、《续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盛时泰撰写。盛时泰字仲交，是上元人。以诸生身份贡入太学。他擅长画水墨竹石，居所靠近西冶城，家中有一间小轩，文徵明题名为“苍润”。这是因为盛时泰的画仿效倪瓒，而沈周题写倪瓒画作的诗中有“笔踪要是存苍润”一句。这部书所记载的碑版，以金陵六朝遗迹为多。大多是向别人借来观看，并非全都出自自己的收藏；而且很多只是依据墨拓本，未再详细考察原石。比如孔庙《汉史晨碑》后面有武周时期一些人的题字，他却怀疑这些题字是从别的刻石上得到的，说明他并没有见到完整的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书写晋代王羲之书法的《周孝侯碑》，碑文是陆机所作；陆机的文章既不应由王羲之书写，而且碑中唐代各帝王的名讳都缺笔避讳，其伪造性质不辨自明。但这部书竟相信是王羲之所书，那么在考证方面就完全疏漏了。△《瘗鹤铭考》（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顾元庆撰写。顾元庆有《云林遗事》，已经著录。顾元庆是都穆的弟子。这部书所收录的铭文和跋语，大概是从都穆那里得到的，与今本《玉烟堂帖》颇为相似。考察可知，都穆自己说能够辨读的只有二十字，因而拓拓本带回；又说碑铭已经残缺，却录下了全文。然而碑铭既已残缺，就可知不可能有全文。宋代的黄伯思《东观馀论》、董逌《广川书跋》，元代的陶宗仪《辍耕录》，所载内容虽然彼此有些不同，但都不是首尾完整的版本。本朝张弨撰写《瘗鹤铭辨》，也只是在董逌、黄伯思之外又考得八个字。直到陈鹏年才把这块石碑从江中发掘出来，增加了确凿的证据，不能再假借混淆。都穆究竟从哪里得到全文呢？至于书中列举的各家说法，纷繁纠结，最终不能判定是非，尤其说明这部考证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金陵古金石考》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顾起元撰写。顾起元字太初，江宁人。万历戊戌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谥号文庄。他的书按照年代编排金陵现存的古代金石，分别记载所在地以及撰文者、书写者的姓名，没有进行考证。△《碑目》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孙克宏撰写。孙克宏是华亭人。万历戊戌年进士，官至汉阳府知府。他的书大致仿照陈思《宝刻丛编》的体例，统收天下碑目，但错误很多。例如在顺天府名下列有《汉北岳安天王碑》。考查《金石录》《集古录》《汉隶字源》等书，汉代并没有《北岳安天王碑》。只有《金石录》载有《唐安天王碑》碑阴，说明是在天宝七年五月建立的；那么这里不只是误写朝代，连碑文字形也弄错了。又据《石墨镌华》记载，宋代也有《安天圣帝碑》，说是在岳庙。宋代的岳庙，应当是属于真定的曲阳，却又被列入顺天。像这类错误无法逐一列举，实在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唐碑帖跋》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周锡珪撰写。周锡珪字禹锡，会稽人。这部书所载全是唐碑，只有末尾附带五代杨凝式一人。都是根据周锡珪亲眼所见的碑刻，分别撰写题跋。例如《尉迟敬德碑》的碑石还存在，他却遗漏未载，可知他并不以求全为主。其中他辨析锺绍京《灵飞六甲经》是玉真公主奉敕检校书写的，但玉真公主在天宝元年去世，天宝三年才开始改年号为载，书中所说与史书不合，也颇可见其考证功夫。至于他辨定《肚痛帖》是伪作、不是张旭所书，又辨定《停云馆帖》所刻颜真卿书写的《朱巨川告身》和《多宝塔碑》都是徐浩所书；他说书法有性情，就像人的老少肥瘦各不相同，而性情却不会轻易改变。这部书与颜真卿的各通碑刻相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其格调严整而法度谨慎，是东海颜氏的家学，别人很少怀疑它接近佐史。根据这些推究，便说再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这些说法没有别的明显证据，只是凭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罢了。黄伯思、米芾鉴定精深入神，他们所判定的《阁帖》真伪，后人尚且有不同意见，这种事情又谈何容易呢。△《金石备考》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作关中来濬撰写。作者自署其字为梅岑，但没有注明时代，陕西地方志也都没有记载他的姓名。考察《太学进士题名碑》，陕西有来聘、来俨然、来复，都是三原人，来濬难道是他们的族人吗？书中有万历年间颍井出土《兰亭》刻本的事情，因此作者是明代万历以后的人。又称国学所藏《兰亭》就是定武本，那么赵孟坚、柯九思收藏的肥本、瘦本尚未著录流传之时，这部书大概写成于明末。原本没有标明卷次，按照它分省的次序，应当是十三卷，加上《附载》一卷，共十四卷。它之所以称为《备考》，大概是因为只把前人著录过的内容保存名目，以便查检，并不是像欧阳修、赵明诚诸书那样汇集材料而加以论述。然而既然汇编成一部书，也应当稍作考证，使碑刻的存亡和真伪能够清楚考察，才足以成书。但它完全没有分别取舍，在详细程度上超过孙克宏、于奕正等书，错误却也同样不少。其中最严重的，例如把《周穆王赞》皇坛山吉日癸巳的字误认为史籀所书；把济宁《王安石诗碑》误认为党怀英诗；把慈恩寺塔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误认为临摹王羲之书；把《释梦英篆千文》误认为李阳冰所书。这些都是人名方面的错误。又把皇象篆书《吴纪功碑》误认为八分书，这是字体方面的错误。把唐代高正臣书写的《明徵君碑》误认为宋人所作；把《辰州桐柱记》误认为晋代刻石；把谢灵运误认为唐人，这是时代方面的错误。《房玄龄碑》在西安，《鲁峻碑》在济宁，却都误说在章邱；《衡方碑》在汶上，《张九龄碑》在韶州，却都误说在西安。又如《汉周憬碑》，同时记在湖广桂阳和广东乐昌两处；房山《隋石经》、许州《上尊号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兴颂》、长沙岳麓寺《李邕碑》，则同一处碑刻被记载了两次。这些是地理方面的错误。即使是它在各条下面注出“今断”“今残阙”等语，也只是因为所依据的书这样记载，并不是作者亲眼见到的。编写备考之书，当然不妨保留疑问，但在搜集编纂方面也实在太草率了。△《天下金石志》（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于奕正撰写。于奕正有《帝京景物略》，已经著录。这部书详细记载历代金石所在之处，大略注明撰写者姓名、年代，有时也作一些考证。其中例如《衡方碑》在山东，却认为在陕西。唐代《颜氏家庙碑》现在在西安府儒学，却认为在曲阜。杭州府儒学还有宋高宗御书石经，古刻至今仍存，而这部书没有收录，未免有所疏漏。根据《因树屋书影》所叙述的于奕正生平，他大概生长在京师，一生没有出过国境，晚年才到江南游历一次，最终在那里旅居而死。他耳目所能接触到的范围狭窄，不能详细考察各地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书前有金铉的序，又有刘侗《略述》六则，文辞颇为轻佻，大概是受竟陵、公安文风影响的缘故。只是其中说孙雪居错误地把李翕《郙阁颂》列在冀郡，把颍川《荀淑碑》列在颍上；说周少鲁没有把董仲舒《汉赞》列入真定，也没有把《天宁寺隋碑》列入宛平，这些都属于错误。于奕正这部书，纠正孙本的有十四处，纠正周本的有十七处，这一点还算是公允的评论。△《禊帖综闻》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胡世安撰写。胡世安有《大易则通》，已经著录。这部书汇集古今关于《禊帖》的题识，内容都是常见的陈旧说法；后来又考察同时会集者的仕宦履历，这尤其与书法无关。至于指摘帖中“岁”“会”“兰”“亭”“禊”“弦”“快”“倦”“撰”等字不符合六书，这又另成一家之学，不应当用来评论古帖。△《金石表》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本朝曹溶撰写。曹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列他所收藏的碑帖目录。书前有自序，说：“我出行塞上时，看见古碑横卧在荒草之间，偶然想到，古人的遗迹经历千百年，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湮没，实在可惜。于是从境内搜集，直到远方。积累了五年，得到八百多本。以碑为经，以撰文者、书写者的姓名以及碑刻建立的地点、时代、年份为纬，合编成表。”然而这部书与其他各家的碑目相差不多，并没有所谓仿照《周谱》、采用旁行斜上格式的体例。以“表”为名，实在不相称。其中既不像欧阳修、赵明诚那样不分时代，又所列时代既不按年份先后，也不按地理次序；六朝以前的碑刻合在一起，更是杂乱混合。它似乎还是未经编次的稿本，而且八百多本之中，只有杨珣残碑下注了“疑非是再考”五个字，其余一概不置一词，也不足以资助考证。又如王羲之书写的《曹娥碑》《乐毅论》等条目下，都注有“宋拓”二字。这说明它杂录的是古代法帖，并不是现今仍存的金石。△《闲者轩帖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孙承泽撰写。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载的，从《兰亭》以下直到文徵明的《停云馆帖》，共有三十八种。对每一种都考察其源流，评定其等级次第。这部书成于顺治丁亥年，在《庚子销夏记》之前，所以两书所记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天发神谶碑释文》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本朝周在浚撰写。周在浚字雪客，祥符人，后来寄居江宁。这块碑原先在江宁城南的岩山，后来移到天禧寺门外。到宋代，胡宗愈把它移置到转运司后园；元代杨益又把它移到府学中。它又名三段碑，是吴天玺元年刻石。黄伯思认为是皇象所书，有人则认为是苏建所书。碑中文字奇异雄伟，加上碑体断裂，很难辨识。周在浚把断石合拢，用巨大的铁件贯连起来，重新作了释文，并把各家的题跋附在后面。考察《吴志》和许嵩《建康实录》，都说天玺元年吴郡上言，在临平湖得到石函，里面有一块青白色小石，长四寸、宽四寸，上面刻着“皇帝”二字，于是改元天玺，并在岩山立石刻文以记功德，说的就是这块碑。但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天发神谶碑》，却说天玺元年秋八月，鄱阳上言，历阳的石头纹理形成文字，共二十字；第二年改元并大赦，以符合石上的文字。如今这块碑却在金陵，实在无法考究。不知道《吴志》所载秋八月在历阳获得石头，是在临平湖获石之后的另一件事，还是赵明诚误把这块碑当成那块石头，所以才彼此抵牾。此外，欧阳修《集古录》记载吴国《国山碑》，说孙皓在天册元年到国山行禅礼，改元天玺。考察《吴志》，吴国改元天玺以后，又在吴兴阳羡山得到一块十多丈长的石头，称为“石宝”，于是到国山行禅礼，第二年改元天纪。这件事也发生在这块碑之后。所以《金石录》既记载《天发神谶碑》，又记载吴国《国山碑》。欧阳修错误地把两件事合为一件，也是没有考察清楚。这部书前面列出断碑残字，后面列出金石舆地类书中可以用来考证的内容，共有几十条。然而《金石录》和《集古录》二书却独独没有采录，大概是因为它们存在差异错误，所以不予采用吧？书中所列碑刻的残文，比《金石录》多出一百七十七字。大概赵明诚依据的是不完整的拓本，而周在浚则亲自到当地勘验了原石。△《昭陵六骏赞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张弨撰写。张弨字力臣，山阳人。他博学而喜好古物，尤其用心研究金石文字。后来因耳聋而废弃仕途，但考证更加勤勉。关于《昭陵六马图赞》，有人认为是太宗亲自撰写，有人认为是殷仲容撰写；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写，有人认为是殷仲容书写。赵崡等各家辗转相传，错误各异。张弨于是亲自到碑旁勘验并绘图，以赵明诚《金石录》为依据，确定《六马赞》是欧阳询所书，各位降将的姓名是殷仲容所书。碑文已经全部磨灭，究竟是谁撰写的，张弨也无法考定。△《瘗鹤铭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张弨撰写。张弨亲自到焦山拓取原碑铭文，比宋代黄长睿、董逌所记载的多得到八个字，所作辨析也比顾元庆的书更加详细严密。△《瘗鹤铭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本朝汪士鋐撰写。汪士鋐字文升，长洲人。康熙丁丑年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瘗鹤铭》在镇江府焦山下面，因为雷震而坠入江中。碑石破碎不完整，所以文字多有残缺，各种传本往往不同。又有人认为书写者是王羲之，有人认为是陶弘景，有人认为是顾况。自宋代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此碑的有几十家，彼此讥评驳斥，几乎像众人争讼一样。而海昌陈氏《玉烟堂帖》本，尤其经过辗转传抄而失真。康熙丁未年，淮安张弨亲自到水边，仰卧着用手拓取，共得到六十九字，比其他各本都多，于是写成这部考证。四十六年以后，陈鹏年任镇江守，才招募工匠把石碑从江中取出，嵌入焦山亭的墙壁中。石碑分成五块，现存七十七字，另有九字不完整；没有字的地方用空白石面补足。按照碑文的辞义，把残片补缀连合，因而更加完整。汪士鋐于是广泛采录前人的论述，又引用张弨的说法加以折中；以陈鹏年出水的石碑为图，列在卷首，汇编成这部考证，搜集材料相当详尽。查元代郝经《陵川集》，记载焦山寺僧人寄赠的《瘗鹤铭考证》一卷。明代司马泰家藏书目中也有《瘗鹤铭考》这一书名。如今这些书都已失传。此书应当是在原石出水以后编成的，内容比张弨所录的更为详尽。△《金石遗文录》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陈奕禧撰写。陈奕禧字子文，号香泉，海宁人。由贡生出仕，官至南安府知府。陈奕禧以书法著名，这部书是为书法而作的。他把所得到的金石文字采录下来，汇编成书。王士祯《分甘馀话》说，陈奕禧收藏秦、汉、唐、宋以来的金石文字尤其丰富，都为之题跋考辨，认为他属于米元章、黄伯思一流的人物。大概指的就是这部书。但他采集前人的论说，以及陈奕禧自己撰写的论述，只有汉碑数种；唐碑以后，十篇中还不到一篇。因此，这部书的意图在于记录碑文，并不完全在于题跋。即使只从记录碑文来说，也很少有统一体例。例如汉碑中收录侯成、唐扶、逢盛等篇，都是如今已经没有拓本流传的。不知道陈奕禧究竟见过这些拓本，还是只从金石书中抄录。如果确实见过拓本，这些就是稀有的遗迹，必定应详细注明来源；如果只是从金石书中抄取，那么遗漏便在所难免了。至于碑的原额、原题，颇有改动窜改之处；又在题目下面列出姓氏，形式类似书坊刻印的时文。篇中的讹误脱漏，更是数不胜数。如果一块碑有摹拓先后、真迹不同的情况，同一块石碑又有存字多寡以及拓本传写不同的情况，这部书也都没有加以审慎选择。

译甚至少林寺《戒坛铭》一篇，真本、赝本两种同时存在。又如唐明皇的《孝经注》、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却连篇全部收载。浯溪《中兴颂》则对王士祯《浯溪考》中的文字一个也没有遗漏。而汉、唐诸碑中前人最有考辨价值的部分，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录。书后收录陈奕禧亲自书写的各碑，大概是采用宋代曾宏父把《凤墅帖》载在《石刻铺叙》卷末的做法。不过，他对于本朝人的各件石刻，只收录傅山、郑簠两通。接着收录他自己书写的各碑，而元、明碑也只有寥寥几件，都是体例互不相称之处。此外，这部书既然是为书法而作，每块碑本来都应详细记载其字体，但书中有的记载，有的没有，参差不齐；各碑所在的地名也没有详细注明。这些都不符合金石辑录的体例，似乎是一部尚未编成的汇辑之书。△《续金石录》（无卷数，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清代叶万撰写。叶万字石君，常熟人。卷首有汪士鋐、何焯、顾有典共同校订的姓名。这部书著录金石文字，采用洪适《隶释》的体例，多数收录全文，同时记载缺字的数目和行列的格式，想要用来续接赵明诚的著作。所收古碑，对于《金薤琳琅》等书中的缺文漏字，偶尔也有所补充。然而，金文和石刻混杂在一起，体例不伦；石刻与法帖又取舍偏颇、收录不全。甚至娄坚所作《戏鸿堂帖》的各篇题跋，也混入石刻之中。虽然曾宏父《石刻铺叙》曾有这种体例，但不知道《石刻铺叙》的主旨是以《凤墅帖》为主，专门为法帖而作，所以从淳化、大观以来的情况都逐一详细叙述。这部书编录金石，体例显然不同。至于镜、砚、刚卯，本应另列为《古器》一门，却杂乱地一并收录，也没有编排次序。所记古今聚集金石刻的各姓氏，前后杂乱无章，而且遗漏不一。甚至把刘攽的《先秦古器记》误作《先秦奇器录》，大概没有看过原书，只是转相抄袭贩卖，所以造成了这种错误。△《金石续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清代刘青藜撰写。刘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这部编书收录他家所藏的各种金石刻，每件分别作题跋。他的儿子伯安编纂成书，他的弟弟青震为之作序。所见的金石刻既缺少奇特珍秘之物，所作题跋也很少有考证。△《中州金石考》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清代黄叔璥撰写。黄叔璥有《南征记程》，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河南开归道时编纂的。成书于乾隆辛酉年。所收中州金石，从商、周直到元、明，搜集颇为丰富；但既然按十府三州分列篇目，疆域界限就应当清楚，不容牵混，而郏县苏轼《蜀冈诗》的石刻却在第八卷中收录了两次。这类情况未免是检查不严。又所记金石，都没有注明现存还是亡佚。比如作者在自序中明说汉碑只存七块，而所收汉代金石却达到一百二十种。这说明是根据前人的记述一概录入。其中重刻的、传闻存疑的，又没有全部注明来源，实在不是记载事实的本意。每一种之下，本应逐一写明立石年月和撰文、书写者姓名；无法考查的，则应注明缺失的文字，这样才足以取信于人。但这部书有的记载，有的没有，体例也不统一。至于郡县地名古今沿革不同，有时前人著录说某碑在某州县，而今天已经改名，也应当加以疏注明白，以便考核。例如石梁如今已经成为县，却说《徐庶母碑》在州城东，这类情况尤其没有把原委说明白。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编书时不曾亲自看见原碑，有的依据旧金石书，有的依据郡县的各种志书造成的。△《石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看它所记的碑刻，虽然记到金、元时期，但称江南而不称南直隶，称江宁而不称应天府，可知是清代人所撰。此书按地区编录，遗漏很多。例如记顺天府有金代《国子学石经》，却不收杭州府的《南宋石经》；阶州的《西狭颂》是人所共知的，也没有收录。有《绛帖》，却没有《潭帖》《汝帖》。这类情况无法全部列举，也许只是把他家收藏的东西著录下来吧？△《金石图》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代褚峻摹绘图形，牛运震补写说明。起初，褚峻先刻成此书，上卷名为《金石经眼录》，当时还没有收录后汉永和二年的《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后来与牛运震重新编订此图，牛运震才把副使郭朝祚赠送的摹本补入其中。但是，这块碑出土最晚，又远在玉门、阳关以外，并非亲眼所见，所以字体很失真，连字形笔画也有许多错误。例如“<广火>”字，碑本从“广”，这里却从“疒”；碑本写“边竟乂安”，这里却写成“又安”；碑本写“立德祠”，这里却写成“立海祠”。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它的刊刻工艺也不如其他图本精美。难道这块碑不是褚峻摹绘的，而是牛运震后来得到它时，另外让拙劣的工匠补刻的吗？下卷则从吴代《天发神谶碑》《魏受禅碑》以下，直到唐代《颜真卿家庙碑》，共六十图。每块碑都绘出形制，并在图上作说明。碑文只在每块碑中钩摹几十字或几个字，用来保存其笔法，不像汉代以前的碑那样全文收录。大概是想节省刻版工夫，于是改变了体例。所摹的字又任意摘取，前后文辞不能相连，在意义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这些碑的拓本大多流传于世，也不需要借助这几十个字来流传，白白招来“买菜求益”的讥评。所以现在仍以《经眼录》著录，而把这部刻本附存其书名。──以上“目录类”中的金石类，共二十二部、六十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