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译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法家类 刑名之学兴起于周朝末年，它的学说不被圣明时代所采用。然而通览遗留下来的篇章，也可以兼资借鉴和戒惧。考察管仲等各家的学说，可以知道只求眼前功效和小利的局限；考察商鞅、韩非等各家的学说，可以知道刻薄少恩的错误。以他们的前车之覆为鉴，正是用来端正治理的根本。曾巩所说“不毁灭他们的书籍”，大概就是善于宽容放任、而不彻底废绝吧。至于凝、<山蒙>所编的书（和凝、和<山蒙>父子相继撰写《疑狱集》），阐明疑难案件；桂、吴所录的书（桂万荣、吴讷相继撰写《棠阴比事》），以谨慎审理刑狱为意。它们都取义于持平公正，对辅助教化也有帮助，虽然按类编排收录，都归入法家。况且它们立论不同，用心各异，对于虞廷所说的敬慎体恤刑罚，也算有所补益。因此仍依照旧史的体例，收录这一家。△《管子》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作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用傅子的话说：“《管仲》一书，过半是后世好事者增补的，甚至说到管仲死后的事情；其中《轻重》篇尤其鄙俗。”叶适《水心集》也说：“《管子》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个时代写成的。根据其中谈到毛嫱、西施、吴王喜好宝剑等内容推断，应当是春秋末年的作品。”现在考察此书文字，大多是后人附会增益的，不是管仲原书。其他姑且不论，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而篇中到处称桓公，显然不是管仲亲手所作。书中称为“经言”的有九篇，称为“外言”的有八篇，称为“内言”的有九篇，称为“短语”的有十九篇，称为“区言”的有五篇，称为“杂篇”的有十一篇；称为“管子解”的有五篇，称为“管子轻重”的有十九篇。想来其中哪些是亲自撰写的，哪些是记录他的言论，类似语录，哪些是叙述他的逸事，类似家传，哪些是推演他的义理，类似笺疏，当时一定有所区别。考察其中五篇明确题作“管子解”，便可以类推：这些篇目必定是后人混合编在一起的，因而增添了许多疑点。晁公武《读书志》说，刘向校订的本子有八十六篇，现在亡佚十篇。考李善注释陆机《猛虎行》时说，江邃《文释》引用《管子》的话：“士人怀有耿介之心，就不会在恶树的枝下乘凉；恶树尚且能使人感到可耻，何况同恶人相处？”现在检阅《管子》，发现它大约已经亡佚数篇，恐怕这段话就在亡佚的篇章中，而江邃曾经见过。因此，唐朝初年流传的已经不是完本了。明代梅士享刊刻的本子，又把篇次颠倒了。例如把《牧民解》附在《牧民》篇后，把《形势解》附在《形势》篇后，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更加造成窜改混乱，失去原貌。这个本子是万历壬午年赵用贤刊刻的，题称由宋本翻刻。书前有绍兴己未年张嵲的后跋，说脱误很多，颇加以订正。赵用贤的序又说，订正脱漏错误的文字超过三万字。可见此书屡经窜改，已经不是刘向校订的旧本了；但最终仍胜过其他人妄加改动的本子，在近代版本中还算善本。旧时有房玄龄注本，晁公武认为是托名房玄龄，实际出自尹知章。但考察《唐书·艺文志》，其中没有著录房玄龄注《管子》，却记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由此可知原本没有托名，大概是后人认为尹知章地位低微，而房玄龄声名显赫，便改题房玄龄之名以炫耀于世。按《旧唐书》记载，尹知章是绛州翼城人。神龙初年，任太常博士。睿宗即位后，授礼部员外郎，转任国子博士。他有《孝经注》《老子注》，现在都已失传，只有这部注借着元龄的名义保存下来。它的文字浅陋，很不值得采录。但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苏轼、苏辙一同参加省试，有一道题苏轼不知道出处，苏辙用笔在桌上一点，又用嘴把它吹开，苏轼于是悟出这是《管子注》中的内容。这样看来，宋代也曾采用这部注来命题考察士人。况且自古以来没有其他注本，明代刘绩所作补注也只是略有订正，不能取代它。因此仍按旧本著录。△《管子补注》二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代刘绩撰。刘绩有《三礼图》，已经著录。《管子》的旧注相当疏略，所以宋代张嵲在书后跋文中说，《管子》一书有许多古字，例如把“专”写作“抟”，把“忒”写作“貣”，把“宥”写作“侑”，把“况”写作“兄”，把“释”写作“泽”，这一类很多。《大匡》记载召忽的话：“即使得到天下，我也不活了；兄长与我共同主持齐国的政事。”注释却说召忽称管仲为兄长。又如“泽命不渝”，注释却把它解释为恩泽之命。这类错误无法一一列举。黄震《日抄》也说，《管子》的注释错误最多，彼此抵牾。《四伤》篇被误题为《百匿》，又把《四伤》题名用在《七法》篇上。《幼官》篇第一章说：“若因夜虚而守静，人物则皇；其后方之图本可覆也。”注释却增衍“人物”二字，不知道应当以“夜虚”为句，以“守静人物”为句，反而把“人物则皇”作为一句，曲意解释说这是等待观察人物。《幼官》篇的五幅图，应以“形生理”为句，中央的注释却把“形生”单独归入上文。《明法》篇应以“比周以相匿”为句，下面又说“忘生，死交，其后方之”，《明法解》可以覆按此义；注释却把“相为匿是”作为一句，曲意解释说是“隐藏公认正确的事情而不实行”。《五法》篇说：“天下不担心没有财物，担心的是没有人来分配它。”这里的“分”，是像“分地之利”的“分”一样。注释却说，可以把财物分给别人的人是贤人。《立政》篇说：“道路上没有行禽。”这是指人而言，说的是人能够行走如禽；注释却解释为没有禽兽的行为。《版法》篇说：“喜悦在施爱，有众在废私。”现在因为文字残缺，写成“喜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已经不成文了，等等。这些指摘都很合乎道理。刘绩以这些问题为依据撰作此注，所以对旧注颇多匡正，都附在原注之后，并用“绩按”与原注区别开来。虽然他只是依照文字逐句解释，在训诂方面很少考订，但推求文义，务求明白妥帖，比原注所得已经多得多。考察明代有两个刘绩：一个是山阴人，字孟熙。《千顷堂书目》把这部书列在刘绩名下，注明籍贯为江夏，因此无疑是字用熙的刘绩。坊间刻本有的题作“宋刘绩”，是错误的。△《邓析子》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代邓析撰。邓析是郑国人。《列子·力命篇》说：“邓析持有两可的说法，设置无穷无尽的言辞。”

译子产执政时制定《竹刑》，郑国采用它；邓析多次责难子产的治理，子产被他说服。子产把他拘捕并杀戮，不久又诛杀了他。刘歆上奏进献这部书（按：高似孙《子略》误认为这篇奏文是刘向所作，现在依据《书录解题》改正），奏文说：根据《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去世，子太叔继任执政；定公八年，子太叔去世，驷歂继任执政；第二年才杀死邓析，并采用他的《竹刑》。这样看来，《列子》的记载是错误的。这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篇，今本仍分为《无厚》《转辞》两篇，合为一卷。但其文字段落前后并不相属，似乎也是后人搜集拼成的本子。书中说“天对于人没有偏厚，君对于百姓没有偏厚，父对于儿子没有偏厚，兄对于弟弟没有偏厚”，“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威势是君主的策略”，其旨趣与申不害、韩非相同。又说“法令烦琐，百姓就会欺诈；政事扰乱，百姓就不能安定；内心希望安静，思虑希望深远”，其旨趣又与黄帝、老子相同。但它的大旨在于以权势为本、统属于尊贵，以事实核验政事，在诸子中接近法家，所以《竹刑》被郑国采用。至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一条，文字与《庄子》相同。邓析远在《庄子》以前，不应当预先有这样的剽窃说法；而《庄子》所记载的内容又没有说是邓析的话。也许是篇章有所残缺，后人摘取《庄子》的文字来补足它吧。△《商子》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秦代商鞅撰。商鞅的事迹详见《史记》。商鞅受封于商地，号称商君，所以《汉书·艺文志》称为《商君》二十九篇，《三国志·先主传注》也称为《商君书》。“商子”这一名称，则从《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出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在只有二十八篇，已经亡佚一篇。晁公武《读书志》则说，原有二十九篇，现在亡佚三篇。《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既然说已经缺少三篇；《书录解题》成于宋末，反而比晁公武所见的本子多两篇。大概两家著录时各自依据所见的版本，所以篇数多少不同吧。这个本子从《更法》到《定分》，目录共二十六篇，似乎就是晁氏所见的本子。但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都只有篇名而没有正文，因此也不是宋本的原貌。《史记》说读商鞅的《开塞》书，按今本即第七篇，文义十分明白。司马贞作《索隐》时，却妄加解释，受到晁公武的讥评。由此可知，这部书在唐代流传得并不广，所以司马贞没有看到原文。又《文献通考》引用周氏《涉笔》，认为商鞅的书多有后人附会的内容，怀疑其中采用了别人的言论，并非商鞅本来论述的内容。但周氏只是根据文字臆测，不能确实证明它不是商鞅所论。现在考察《史记》说，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惠王于是把商鞅车裂示众。那么孝公去世后，商鞅立即逃亡求生都来不及，怎么能撰写著作？如果说是平日所作，就一定写于孝公在世之时；那又怎么能一开篇就称孝公的谥号？大概是法家一派的人搜集商鞅遗留下来的论说，编成这部书，就像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而书中却屡次称说桓公一样。诸子著作中，这种情况很多。既然不能确定真正的撰作者，也姑且沿用旧说，仍题托名的那个人。△《韩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周代韩非撰。《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阮孝绪《七录》，著录《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都与今本相符。只有王应麟《汉艺文志考》作五十六篇，大概是传抄时的文字错误。此书注释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考元代至元三年何犿本，称旧本有李瓒注，文字鄙陋，没有可取之处，已经全部删去，等等。那么注释者应当是李瓒。但李瓒是哪一代人，何犿没有说明。王应麟《玉海》已经说《韩子注》不知道是谁所作，各书也没有另外记载李瓒注《韩子》的文字，不知何犿的依据是什么。何犿本只有五十三篇，其序说《内储说》下篇亡佚一篇，《说林》下篇亡佚一篇，以及《内储说》下篇、“六微”篇中从“内似烦”以下的几章。明万历十年赵用贤购得宋刻本，与何犿本校对，才知道旧本《六微》篇末还缺二十八条，并不只是何犿所说的几章；《说林》下篇开头还缺“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等十六章。各本都脱漏了这些文字，竟把《说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直接接到此篇。又《虫有蚘》章、《和氏》篇末从“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以下，脱漏三百九十六字。《奸劫》篇开头从“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脱漏四百六十字。它的脱页正好在两篇之间，所以后一篇的篇名和正文一同亡佚。传抄者误把下一篇的一半接到上一篇后面，于是寻找下一篇却找不到；实际上它并没有全部亡佚。现在世间流传的，还有明代周孔教刊刻的大字本，字迹极其清楚端正。它的序没有署年月，不知道是在赵用贤本之前还是之后。考察周孔教在赵用贤之后十年考中进士，推测他所见的也可能是宋刻本。所以它的文字都与赵用贤本相同，没有脱漏缺失。现在就依据它抄录，并以赵用贤本校勘。考察《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看到韩国日渐削弱，多次上书劝谏韩王，但韩王不能任用他。他悲叹廉正耿直之士不能被邪曲之臣容纳，考察过去成败得失的变化，于是写成《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又说，有人把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看到了《孤愤》《五蠹》。这样看来，韩非写书应当是在入秦以前。《史记》自叙所谓“韩非囚秦”以及《说难》《孤愤》等内容，是史家驳杂拼接的文字，不足为据。现在本书以《初见秦》列为首篇，接着是《存韩》，都是入秦以后的事情，虽然似乎与《史记》自叙相符，但传记说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喜欢他，却没有任用他；李斯、姚贾加害他，把他交给司法官吏审理，李斯派人送给他毒药，让他自杀。推算这段时间，韩非未必有空著书。况且《存韩》一篇最后是李斯驳斥韩非的议论，以及李斯写给韩王的书信，事情和文章都没有完成。怀疑韩非所写的书原本各自成篇，韩非死后，他的门徒才收拾编次，合成一部书。因此，韩非在韩国和秦国所作的文章都被收入其中，连同他私下记下而没有写完的稿子也一并收入书中。名义上说是韩非撰写，实际上并不是韩非亲自编定的。因为它的根源出自韩非，所以仍题韩非之名，著录于书目中。△《疑狱集》四卷、《补疑狱集》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疑狱集》四卷，由五代和凝与他的儿子<山蒙>共同撰写。和凝字成绩，是郓州须昌人。起初任后梁义成军节度使的从事。唐天成年间任翰林学士。唐朝灭亡后归入晋，官至左仆射。晋灭亡后归入汉，授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汉灭亡后归入周，直到显德二年才去世。事迹详见《五代史杂传》。<山蒙>根据这部书，在书名下题写他的官职为中允，但他的生平始末已无法详考。书前有<山蒙>的序，以及至正十六年杜震的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集》三卷，上卷是和凝所作，中、下二卷是<山蒙>续作。现在的本子分为四卷，疑心是后人重新分卷的。《补疑狱集》六卷，是明代张景增补的，共记一百八十二条，内容都是平反冤屈、揭发奸邪的事情，使掌管司法的人能够触类旁通，得到启发。虽然人情千变万化，事情形势没有常规，不能用成法加以限制，但推寻以往的事例，举一反三，学习其中的精神而灵活运用，对于审理案件也不是没有益处。书中间有按语，称“讷曰”，却没有写出他的姓氏。又有“包拯杖吏”一条，说桂氏取来收入篇中，自己特意把它放在篇末，等等，也没有说明桂氏是谁。考察宋代端平年间，桂万荣摘取和凝父子所记载的事迹，又加入郑克的《折狱龟鉴》，编成《棠阴比事》一书。明代景泰年间，吴讷又加以删补。那么所谓“讷”，就是吴讷；所谓“桂氏”，就是桂万荣。张景剽窃割取其中文字，不注明出处，而且刊刻时又没有删削干净，这也仍然没有摆脱葛龚一类的做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张景号西墅，是汝阳人。嘉靖癸未年考中进士。这部书是他任监察御史时所作。△《折狱龟鉴》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郑克撰。这部书《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都题作《决狱龟鉴》，大概是同一部书而名称不同。全书大旨认为，五代和凝的《疑狱集》以及他儿子<山蒙>续写的部分都不够详尽，于是采集旧文，补足缺漏，分为二十门。其中的论断虽然旨在崇尚德治、宽缓刑罚，但有时偏重宽纵，不能完全符合中正之道。所辑录的旧事，务求广博，很多出自正史之外，也有时兼收琐碎内容，难免庞杂。然而它详尽考察事物人情，用来扩大见闻、提供启发，比和凝父子的书尤其完备。晁公武《读书志》称它仿照刘向《晏子春秋》的体例，提取纲要编成目录，体例严整，也可以说条理分明、毫不紊乱。《书录解题》记载，全书目录共有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件事。如今世上流传的刻本只保存五门，其余都散佚了。只有《永乐大典》所载还保存全书，但已经把各部分合并连写，原来二十卷的界限已无法考知。现谨慎地详细校订，析分为八卷。卷数虽然比旧本减少，文字却没有缺失。△《棠阴比事》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桂万荣撰，明代吴讷删补。桂万荣是鄞县人，由馀干县尉升至朝散大夫、直宝章阁、知常德府。吴讷字敏德，号思菴，是常熟人。永乐年间因精通医术被推荐。仁宗监国时，听说他的名声，派他教授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升为监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谥文恪。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集子前面有嘉定四年桂万荣的自序，说他取和鲁公父子的《疑狱集》，参照开封郑公的《折狱龟鉴》，把案件比类、文辞联缀，编成七十二韵。又有端平甲午年重刻时的自序，说自己以尚右郎的身份面对皇帝陈奏时，理宗告诉他曾经看过此书，并大加赞许，因此有人来求取此书。由于刻印在星江，路途遥远，无法送给他们，所以重新刻印流传。此书仿照唐代李瀚《蒙求》的体例，用四字韵语概括内容，便于记诵，并为每条自行作注。共一百四十四条，都是古代剖析疑难案件的事例。明代景泰年间，吴讷认为其中拘泥于声韵对偶，叙次又没有义理，于是删去不足以取法的内容以及重复出现的条目，保存八十条。按事情大小排列先后，不再依照押韵相连的方式编排，注释也略加删改。又补充遗说二十三条，附录四条，另编为一卷。万荣的书中附有七条评论：前五条辨析法律的意旨，最后两条则推论其他事情。不过，按理不应只有开头和结尾有这五条，中间全都不加论说；或者是传抄时又有所删佚吧。第四条下注说“存中，宋人”，却不记时代，这种写法也相同。它不像万荣的语气，应当也是吴讷所加的。吴讷续补的二十七条，每条在题目下都各有评语。这部书虽然比和<山蒙>等诸家简略，但叙述明白，比<山蒙>等书更简要切实，也是审理案件的人应当采纳参考的。以上“法家类”八部，共九十四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法家类存目 △《管子榷》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朱长春撰写。朱长春字大复，乌程人。万历癸未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这部书就是依据赵用贤的本子增补解释的，所以凡例和评论文字都沿用旧本，只是每篇各自增加了叙述和解释。放在篇首的叫“评”，多谈作文的方法；放在篇中的叫“通”，随文训释其意义；放在篇末的叫“演”，是总论一篇的大意。这些全都出自朱长春一人之手，是他创立的不同名称，并没有什么阐发。他在《七法篇》的评论中说，这是着意经营的作品，可以作为文章的格式。后世分段的人，精神松弛、气势懈怠，周末秦初的弊病就是这样。千年来的文人反而学习这种弊病，文章的败坏是从韩、苏以来如此等等。这也可以说是敢于说大话了。△《诠叙管子成书》十五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梅士享编。梅士享字伯献，宣城人。《管子》原来的目录列三十卷，已经无法考察。明代旧本都为二十四卷。梅士享把这部书合编为十五卷，并按自己的意思加以诠释和叙述。例如《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等篇的解释，全都移到原篇之后，已经打乱了次序。他又说其中文字繁杂冗长、前后不相称，于是在一篇之中分为上、下两格：认定是《管子》原文的列在上格；怀疑是后人掺入的以及义理不妥的列在下格；他自己发挥说明的，另称“梅生曰”以区别。如《牧民篇》中“国之四维”一段，他说朱晦翁解释为：由于不仁所以不智，由于不智所以不知道礼义所在，这才是贯通一致的宗旨。至于“若此节维绝则倾”以及“及倾可正也”等话，在义理上有违背，恐怕不是《管子》的话，所以列在下层。又如《权修篇》中“天下者国之本”一段，他说与《大学》《孟子》的旨意相违背，所以列在下层。阅读诸子的书却一定要用经书的义理去衡量，这同阅读晋、唐时期的行草书迹，却拿《说文》的偏旁来纠正，有什么不同呢？△《韩子迂评》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明代门无子评。前面列有元代何犿校订本。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结衔题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考察元世祖、元顺帝都使用至元年号，而至元三年七月按纪志和干支排列，根本没有庚午日，怀疑“子”字有误。奎章阁学士院设于文宗天历二年，当时只有大学士，不久升为学士院，才设侍书学士，那么何犿进呈此书应当是在后至元时期。看其序中说，当今天下最急迫的是法度废弛，所缺少的是像韩子那样的大臣，这正是顺帝时期的形势。门无子的自序说，坊间本子已经到了无法句读的程度，最后得到何犿本，逐字校勘，都没有失去原貌；于是为句子加句读，为文字品评，间或采用何氏的注释加以折中，交给刻书人刊刻等等。大概赵用贤翻刻宋本是在万历十年，这个本子刻于万历六年，所以还没有见到完整的书帙，仍然采用何氏的本子。然而何犿的序说李瓒的注释鄙陋而没有可取之处，已经全部删去；这个本子却还间有保存李瓒的注释，已经不是何本的旧貌。而且门无子的序又说，采用何氏注释加以折中，那么连何犿所加的旁注也有增删，并非完全保存原文。大概明代人喜欢窜改古书，使它迎合自己的意思，动不动就失去原来的面貌；万历以后，刻本都是这样，这部书也是其中之一。门无子不知道究竟是谁。陈深的序说，门无子姓俞，是吴郡人，品行笃厚的君子；然而新旧志书都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他所附缀的评语，大多是学究讲八股文的门径，而且又在何犿注释之下；他的见识如此，难怪敢于扰乱旧文了。△《刑统赋》二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宋代傅霖撰写。傅霖的籍贯和事迹不详，官为律学博士。法家书籍中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唐律》最为古老。周显德年间，窦仪等人依照《唐律》编成《刑统》，宋建隆四年颁行。傅霖认为它不便于记诵，于是把它押韵编成赋，并且亲自作注。晁公武《读书志》说，或许是别人为它作注，大概是没有考察清楚。后来作注的人不止一家。金泰和年间，李祐之作了删节要旨；元至治年间，程仁寿有《直解》《或问》两部书。至元年间，练进有《四言纂注》，尹忠有《精要》。至正年间，张汝楫有《略注》。这些都见于《永乐大典》。这个本子则是元祐年间东原郄氏编作的韵释（按：赵孟頫的原序只称“郄君”，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他的同乡王亮又为它增补注释；然而竟把傅霖亲自作的注全部删去了，已经不是完整的本子。王亮的注释也大多抄袭前人，没有什么发明。而且传抄中有讹误，第四韵、第七韵中脱漏的文字特别多，实在不值得采用。△《刑法叙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刘筠撰写。刘筠字子仪，大名人。咸平元年进士。历次升迁，任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进为龙图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这篇文章收录在曹溶《学海类编》中。现在考察它的文字，其实就是《册府元龟》“刑法”一门的总叙。△《洗冤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宋慈撰写。宋慈字惠父，生平始末不详。这部书的自序题为淳祐丁未年，结衔题作“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阁、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参议官”。序中说，四任臬司，对狱案反复审察，广泛采集近世各种书籍，从《内恕录》以下共若干家，汇集整理、订正，加入自己的见解编成一书，名为《洗冤集录》，刊刻于湖南宪治。后来各种检验方面的书，大体都以此书为蓝本。只是后来相互考订，各有增删，所以不如后来的书严密。△《无冤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跋。《永乐大典》收载此书，题作元代王与撰写。王与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书中自称过去任盐官时，检验过两名孕妇的案件，大概曾经担任海盐县令。《永乐大典》收有他的一篇自序，题为至大改元之年，也就是武宗戊申年所作。书中所载多是至元、元贞、大德年间的官府文书和条例，又多引用《平冤录》《洗冤录》的文字，并稍加驳正。上卷全是官吏办案的章程，下卷全是辨别尸体伤痕。关于用银钗试毒，书中说不是真银，接触秽物后颜色一定会改变；关于区分自缢和勒死，所论都阐发了二录没有阐发的内容，直到今天仍在遵照采用。至于上卷《驳洗冤录》中批评“食颡在前、气颡在后”的错误，而下卷“自割”条中却仍采用《洗冤录》所说的“一寸七分食气系并断，一寸五分食系断、气系微破”，那也就不算精密了。△《政刑类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彭天锡撰写。彭天锡字仁仲，湖州人。生平事迹无从考察。原序说他是才学广博、通晓事务的能吏，专长于法家；能编成这样的书，一定有人推重荐举，大概是吏胥一类的人吧。这部书按照当时的法令区别门类，在上面用大字标明标题，在下面用小字分别记载。大概是因为旧文繁重，于是改成简易的形式，以便阅读记览。△《名公书判清明集》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它辑录宋、元人的案牍判语，分类编排，并都署上有关人物的别号，大概是采用《文选》中称字的惯例。然而名声不太显著的人，究竟是谁便无法知道了。书中言辞大多以文采和对偶工整为长处，大概当时的文体就是这样。△《唐律文明法会要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原序，也没有署名。后面有沈侃的序，署他的字为和卿，署他的官职为陵州同知。考察陵州开始设置于元代，那么这就是元人所作。书中的说法都空泛迂腐，大概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祥刑要览》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讷撰写。吴讷有《棠阴比事》，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退休以后所作。上卷为经典中的重要训诫十六条，接着是前代贤哲的议论十五条；下卷为善行可以作为法则的人十三人，恶行可以作为警戒的人十人。他所列经典训诫中引用了《论语》《大学》，而开头《尚书》的一条，在皋陶下面注“舜臣”二字。大概是为了写成通俗文字，用来告诫不太读书的人，所以浅近到这种程度。△《王恭毅驳稿》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概撰写，高铨编。王概字同节，庐陵人。正统壬戌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号恭毅。高铨字宗选，江都人。成化己未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江右名贤编》说，王概先任大理寺卿，和两法司共同审理案件，平反了许多案件。这部书就是他任大理寺时的案牍文字。当时高铨正任左评事，于是为它编次成帙。开头列有参驳文书格式九条，后面分别收载被驳回的各个案件。△《法家裒集》（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明代苏祐的题辞说，他从史陈永那里看到这部集子，说是司台司籍潘智亲手抄录的，于是命人补缀，交付刊刻。那么这部编书就是陈永辑定的。书中设置问答，分析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很能体现审慎明察的意思。其中论述拒绝殴打追捕拘拿人的罪以及罪人拒捕的罪两条，与《唐律疏义》相合，怀疑他曾经见过《唐律》。△《折狱卮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士镌撰写。陈士镌有《江南治水记》，已经著录。这篇文章摘取四书诸经中慎重刑罚的言论，也涉及汉代诏令一两条，征引简略，没有什么发明。曹溶把它收进《学海类编》中，只是姑且充实卷帙罢了，不能说是著书。△《巡城条约》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写。魏裔介有《孝经注义》，已经著录。顺治丁酉年，魏裔介任左都御史，制定这项条约来整顿五城的事务，共四十条。然而其中有些规定琐碎得过分，例如禁止铺户唱曲，禁止敲打太平鼓，禁止小孩踢石头、抛球之类，都是必定无法实行的法令。即使果真能够禁绝，对于民生和国计又有什么补益呢？徒然增加吏役的扰民罢了。△《风宪禁约》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写。全是巡按方面的条约，共五十四条。考察《五朝国史·裔介本传》，记载他由庶吉士授任工科给事中，转任吏科、兵科给事中，屡次升迁至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却没有记载他巡按外省的经历。不知道这部书是什么时候写的。△《读律佩觿》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王明德撰写。王明德字金樵，高邮人。官为刑部陕西司郎中。这部编书完成于康熙甲寅年。它取用现行律例，分类编纂，分别作笺释，并附有《洗冤录》和《洗冤录补》。每一门先载《大清律本注》，其次载《明律旧注》，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辨析考证。他的说法喜欢进行驳难，但不免穿凿附会。所作《洗冤录补》杂记奇闻异事，旁涉鬼神、医药等事，尤其接近小说家的说法。△《续刑法叙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谭瑄撰写。谭瑄字子羽，嘉兴人。康熙乙酉年举人。官至给事中。这部书叙述宋、元、明三代的刑法，错乱而且简略得非常厉害。它之所以称为《续刑法叙略》，是因为曹溶《学海类编》把《册府元龟》中的叙文误题为刘筠的《刑法叙略》。然而刘筠的书既然是伪作，所谓续书的情况也就可知了。又不知道是从哪一类书中抄来几页，假托题作这个名称罢了。△《疑狱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芳生撰写。陈芳生有《捕蝗考》，已经著录。这部书的自序说，晋代和鲁公凝撰有《疑狱集》二卷，他的儿子宋代太子中允<山蒙>加以增补，成为四卷；明代巡按御史张景广又增补为六卷。现在又加以增删裁汰，总共编为三卷，并把和<山蒙>以及元代杜震眀、李崧的原序附在卷末。最后又辑录前代贤人的论说和审理案件的成法，另编为一卷。总名为《疑狱笺》。全书大旨在于使人保全性命，也体现古人怜恤慎刑的意思。然而像张差梃击一案，把主张疯癫的说法判为正确，把主张奸邪作乱的说法判为错误，那又是矫枉过正了。他论述妊娠超过期限时，甚至引用《佛经》中胁尊者在胎中六十年的说法，以及《神仙传》中老聃在胎中七十二年的说法，这些也不能作为典范和准则。以上“法家类”十九部，共一百零五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在《存目》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