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

译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总集类五。△《御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圣祖仁皇帝亲自选定，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奉诏编注。所收文章上起《春秋左传》，下至宋代，采用真德秀《文章正宗》的体例。不过，圣祖的鉴别精深，裁定恰当，不同于真德秀的拘泥迂腐。名物训诂各有笺释，采用李善注《文选》的体例；但考证明确，详略适当，不同于李善的烦琐。每篇各有评点，采用楼昉《古文标注》的体例；但批评指引切中要害，阐发精微，不同于楼昉的简略。完整收录前人的评论，采用王霆震《古文集成》的体例；但搜罗完备，取舍谨慎，不同于王霆震的芜杂。各位大臣的附论，都分别列出姓名，采用五臣注《文选》的体例。但由于他们早已承受圣人的教诲，言论能够说到根本源流，不同于五臣注的疏略浅陋。至于分列甲乙等级、亲自挥写御笔文章，辨别百家文章的工拙，穷尽三准的精微之处，这些都是自有总集以来前代帝王从未有过的著作，无法援引任何成例作为依据。这是因为圣人的心无所不通，圣人的道无所不备。不只是功业隆盛、德行深厚，远远超过唐尧虞舜；即使在乙鉴之余品评文章，也如同文苑中的金槌、儒林中的玉律。即使帝尧文章焕发光明，又怎么能超过它呢！△《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诗歌没有比唐代更完备的了。然而自北宋以来，只有选录诗歌的总集，却没有把一个朝代的诗歌全部辑为一集的。以明代海盐人胡震亨《唐音统签》为开始，搜集编成卷帙，大致显现出规模，但仍有许多错漏。这部书奉承圣训，以胡震亨的书为稿本，又增入内府所藏的《全唐诗》集；同时从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中旁搜材料，补足遗漏，共得到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卷首列帝王、后妃，接着是乐章、乐府，卷末列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以及各种杂体。其余都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次，另把补遗六卷、词十二卷编在末尾。搜罗完备，大小作品都没有遗漏。然而对于《册府元龟》所载唐高祖《赐秦王诗》，则考订为伪托。又有过去把六朝人误作唐人的，例如陈昭仪、沈氏、卫敬瑜妻等；把六朝人姓名讹误而误作唐人的，例如杨慎其实是陈阳慎、沈烟其实是陈沈炯等；把六朝诗误收入唐诗的，例如吴均《妾安所居》、刘孝胜《武陵深行》误题为曹邺所作，薛道衡《昔昔盐》误题为刘长卿所作等。还有把唐诗的诗题误作作者姓名的，例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被写成《高密诗》，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被写成《慕容承诗》之类，也都一并厘正。《唐音统签》收录道家的章咒、佛教的偈颂，多达二十八卷；这些本来都不是诗歌的体裁，容易显得冗杂的，全部加以删削。体例极其严谨。至于字句的异同、篇章的重复收录，都依据各个版本逐一校注，尤其周密。得到这部书后，唐诗的源流、正变，始末都清楚了。自有总集以来，再没有像这样既广博又精审的作品。△《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宋代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实际功业少，道学兴盛而文章衰落。中原的文献，实际上都汇入了金国。只是北方人质朴，性情不近浮名，不像江左的名流，动不动就刊刻书籍；等到汝阳版荡之后，文献散佚就更多了。元好问编撰《中州集》，搜集零散遗篇，得到诗一千九百八十多首、作者二百四十多人，并将乐府厘定为十一卷。每人各写小传，叙述其轶事，颇为详细。不过，元好问的意图在于借诗保存史实，所以对诗歌并不特别求全，所收还不够完备。郭元釪于是取元好问原本，重新修补编缀；所增加的作者，是旧本的两倍，所增加的诗，是旧本的三倍。仍保留元好问的小传，又选取刘祁《归潜志》来补拾遗漏，另题为“补”；还杂采《金史》以及各家文集、说部，作为考核材料，另题为“附”。郭元釪自己的论说，也附录在书中。金源一代的诗歌，至此可以说完备而文采斐然了。书编成后上奏进呈，蒙圣祖仁皇帝作序并刊行。恭敬拜读序文，才知道这部书的汇集、精粹和编纂，实际经过御笔裁定；而目录开头却仍题作“臣郭元釪补缉”一条。大圣人善于与人共同成就事业、发现他人的长处必定加以记录的盛大胸怀，尤其足以昭示千古。△《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右庶子张豫章等奉诏编次。全书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个朝代的诗歌之前，都详细叙述作者的爵位和籍贯。诗歌则先列帝王御制，其次四言诗，其次乐府歌行，其次古体诗，其次律诗，其次绝句，其次六言诗，其次杂言诗，按体裁分类编排。唐诗到了五代便衰落，到宋初还没有振兴。王禹偁起初学习白居易，正如古文有柳穆一样，明白晓畅却尚未圆融；杨亿等人倡导西昆体，一时流行。欧阳修、梅尧臣开始改变旧的格调，苏轼、黄庭坚进一步创出新意，宋诗在这时达到极盛。南渡以后，《击壤集》一派与其他诗风交错并行，流变到四灵、江湖两派，弊病终于发展到极点，不能再恢复。金人占有中原，所以诗歌格调大多沿袭元祐风格；到了金朝末期，国运与宋朝一样衰落，诗道却比宋朝更加兴盛。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诗》中说：“邺下曹刘气侭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难道是空话吗！元代一朝，作者如云涌起，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以下，数也数不清。

译到了元末，大家争相趋向绮丽，竟然类似小词。杨维桢仗恃才气，冲破旧有界限而写作，文坛风气为之一新，但最终也不能使诗歌回到古道。明诗总的来说杂乱，门户分歧很多；简略地说，高启等人达到了极盛。洪熙、宣德以后，诗体掺杂台阁气息，风雅逐渐衰微。李东阳稍稍振兴了它，而北地、信阳两派已经崛起与之争胜，诗体于是改变。后来再次变化为公安派，第三次变化为竟陵派，淫靡浮艳的作品竞相出现，明朝国运也就终结了。大体上，四个朝代各有盛衰，各位作者也各有长短。然而在七百多年中，著作浩繁，即使是博学多识的通儒，也无法遍读所有遗集。至于淘汰沙砾、披阅检取精华，把四个朝代合编成一部巨帙，形势上更是有难以做到的地方。我国考察古制、崇尚文教，石渠阁、天禄阁的藏书已经超过前代；我圣祖仁皇帝潜心于风雅，勤勉治学，在御览之余，没有一样不加以照察。因此能够辨别得失，裁定编成宏大的典籍；不只是四朝作者得以承受圣明鉴察而受到表彰，读者沿着诗歌流派的波流探求奇作，也能对诗家正变的源流一一认识其门径。圣人给儒林的恩惠，难道还少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开始，才把咏物诗分别归入各类。后来宋绶、蒲积中编有《岁时杂咏》，专门收录节令时序的诗篇。陈景沂编有《全芳备祖》，只是采录草木方面的作品，还没有搜集汇合散佚篇章、囊括历代，并分门列目的总集。明代华亭张之象首先编有《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两部集子，但也多按人事分类编排，并不专门收录咏物诗。全面辑录咏物诗的作品，实际是从这部书才开始的。所收诗歌上起远古，下至明代，共分四百八十六类，另有附带收录的四十九类。各种诗体都齐备，差不多可以把有关作品汇集无遗，真是词苑中宏大的观览。鸟兽草木，是学诗者借以增加见闻的材料，这正是孔门的训诫。郭璞作《山海经赞》，戴凯之作《竹谱》，宋祁作《益部方物略记》，都用韵文叙述物产，难道不是因为这样协调声律，容易记诵吗？学者坐下来诵读一部书，就能周遍了解万物，因此既有作文的功用，又兼有博物的功效。至于借题发挥寄托比喻，触景生情引起兴发，寄寓褒贬、劝诫和法戒，承继《诗经》作者的传统，又不只是《尔雅》注释虫鱼而已。由此可知，圣人能够随事寄寓教化，对文艺界的嘉惠是深厚的。原书没有标明卷数，只分为六十四册，篇幅页数稍多。现在按照类别分析编排，编成四百八十六卷。△《御定题画诗》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把题画诗汇集编成一部集子，是从宋代孙绍远开始的。但他的书只有八卷，所收仅限唐、宋作品，内容并不完备；所分二十六门，分类体例也不能完全协调。此后论述书画的著作，如无名氏的《铁网珊瑚》（按：《铁网珊瑚》旧时误称为朱存理所作，现已订正。详见本条下文）、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张丑的《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汪砢玉的《珊瑚网》、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吴其贞的《书画记》、高士奇的《江邨销夏录》、卞永誉的《书画汇考》，所收大多是题跋，诗句只附带收录一两首。即使御定的《佩文斋书画谱》，也是与此书同时编纂的，却同样没有另立题咏一门。臣等私下以管窥蠡测的见识揣度深奥之意，或许是因为古人题画的作品多，题书的作品少，若合在一起编纂，卷帙恐怕会偏重一方。又《书画谱》为一百卷，而此书篇章繁多，为一百二十卷；如果合编为一部，末尾就会大于根本，也不合体例。因此才分别命廷臣各自编校吗？全书共收诗八千九百六十二首，分为三十门。例如树石与山水分开，名胜也与山水分开，古迹又与名胜分开，古像与写真分开，渔樵、耕织、牧养与闲适分开，兰竹、禾麦、蔬果与花卉分开，编排归属都很有条理。末尾列人事、杂题两类，包罗内容也很简要。与孙绍远的旧编相比，确实既广博又有要领。翻阅之余，觉得其中的名物典故有助于考证，鸿篇巨制有益于文章创作。即使是山川景物，打开书卷也仿佛亲自遇见；鱼鸟令人留连，烟云足以供人欣赏，也足以使人愉悦性情。等到恭敬阅读御制序文，才知道它说：不用走出几席之间，就能纵观山川险易的形势；景物近在眼前，却可以考察、鉴照前代遗留下来的事迹。至于农耕蚕织，细微之处全都具备；鸡犬桑麻，也宛如亲眼看见。或许可以同古人《豳风》《无逸》的图画相互发明。由此更加明白，圣人的心意是从具体事物寄寓道理，见识宏大，并不只是把它当作技艺之事来观看。△《御定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赋虽然属于古诗的一支，但从屈原、宋玉以来，就已经同诗成为不同的文体。从汉代到宋代，文章的质朴与文饰不断变化，格律也日益更新。元代祝尧作《古赋辨体》，对赋的源流、正变说得很详细。至于历代的鸿篇巨制，却不能全部收载。明人编《赋苑》，近人编《赋格》，也只是在千百篇中选录十分之一，未能完备无遗。这部书所收，上起周代末年，下至明代末年，把有关经世济民和学问的作品列为正集，分三十类，共三千四十二篇。其中劳苦之人、思妇、哀怨穷愁之作，以及奇异之士、幽居之人和放言任性、旷达不拘的作品，另编为外集，分八类，共四百二十三篇。旁及散佚文章、残缺简册，以及见于诸书引文中的片言只语，虽如碎玉零珠，也多有助于考证，汇编为《逸句》二卷，共一百一十七篇。书成以后，又补遗三百六十九篇，另有散附于《逸句》的五十篇。两千多年间描写事物的作品，散在文苑中的，凡耳目所能及，大略也都齐备了。扬雄说过：“能读千赋，就能作赋。”这部书所收还超过四倍。学者沿着文辞的流波探得奇妙之处，借此润饰太平、光辅宏业，也足以调和声律、歌颂盛世了。△《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

译其中的注释，命诸臣编录，而由皇帝亲自裁定。诗发展到唐代，各种体裁无不齐备，各种流派也无不具备。编纂总集的人，有的取其性情所接近的作品，有的根据时代风气的趋向；各自编选，都可以形成一家之言。所以元结崇尚古朴淡远，《箧中集》所收都是古朴淡远的诗；令狐楚崇尚丰富充实，《御览诗》所收都是丰富充实的诗；方回崇尚生硬奇拗，《瀛奎律髓》所收便多是生硬奇拗的篇章；元好问崇尚高雅华美，《唐诗鼓吹》所收便多是高雅华美的作品。这大概是因为从唐诗中求取作品，就像从山海中取材，随意取用都能满足；但取舍是否恰当，却会如影随形，各自显出编选者的学识。自明代以来，诗歌流派屡次变化，评论唐诗的观点也屡次变化，大体都各执偏见，不能合乎中正的声律。只有我圣祖仁皇帝，学问超过历代帝王，深究《诗经》四始，所作御书宏富，足以陶铸唐代三期的诗歌。因此辨别优劣，就像身居高处俯视下面，能清楚看见细微之处。既已命人编纂九百卷《全唐诗》，以穷尽唐诗的源流；又亲自标定甲乙，编选这部书，以端正诗歌的规范，广泛收取而有所约取，淘漉精华，熔铸精粹。这好比古诗三千篇本来只是乡里民间的歌谣，一经尼山夫子删定，便列入六经，同日月一样长存。诗中的注释，在每位作者姓名之下详细说明其爵位、籍贯，以作为评论时代人物的依据；在每句下面分别考证所用典故，以及名物训诂，体例如同李善注《文选》。至于作者的用意，则让读者自己涵泳体会而得到，这尤其足以纠正宋代以来评论唐诗者穿凿附会的弊病。△《御定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一年奉敕编。恭敬地想，圣祖仁皇帝正逢昌盛的国运而承受帝位，幼年即登基，削平三藩，治理四海。圣德因持续光明而更加盛大，神功因开创福佑而昭著。因此能够使人敬仰、崇奉并永远保有福祉，安逸无忧而延年益寿，长寿康健，符合天下无边的祝愿。深厚的仁德恩泽滋养万物，广大盛大，洋溢着春日般的福气，桐树也生长出茂盛安乐的景象。这就是所谓君主建立中正的准则，收聚五福而广泛施给百姓，按照《洪范·箕畴》加以验证，确实符合古义。因此，太平祥瑞之气显现，辅佐国运的人都能登上高位；淳厚坚固的气象形成，享受和乐的人多得无法计数。鲐背老人和白发老人接连相随，既俯允臣民的请求，开始举行万寿盛典。欢乐之心普遍融洽，边远地区也发出山呼万岁的声音，已经恭敬地刻录成宏大的典籍，昭示并流传于后世。又下诏举行高年宴，盛大举办嘉宴，重申延续洪福的庆典，显示仁德长寿的征兆。酒醴、笙簧，接连歌唱、扬声拜贺，文雅盛美，自从摄提合雒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于是命令汇集诗篇，合编为一集。开头收录圣制诗，与伊耆神人畅曲这种远古乐章一同光照万代；接着收录群臣的和诗，与周京《天保》等诗篇的雅正乐声相互应和。其余各篇，也同《豳风》中举杯祝贺的文章、尧时百姓击壤而歌的诗篇一样，前后遵循同一轨辙。俯身恭读这些诗篇，仿佛华鲸奏出威严的乐声，凤凰仪态发出的声音铿锵震响，光耀汇聚于八音而五色显现。教化昌明的国家，岁月舒缓而绵长；盛世的声音，安宁而欢乐，都在这里充分表现出来。确实应当把它珍藏在琅函中，存放于石渠阁。△《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乾隆三年御定。明代茅坤曾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的文章，编成《唐宋八家文钞》；本朝储欣又增入李翱、孙樵，成为十家。皇上认为储欣的取舍还不完全恰当，评论也有不正确之处，于是指示儒臣，编定这部集子。其中有圣祖仁皇帝御批的，在篇首恭敬地用黄色书写；皇上的御批则用朱笔书写在篇末。至于前人的评语题跋中有发明之处，以及作者姓名、事迹有助于考证的，也分别用紫色、绿色附列在末尾。考察唐代的文体，是在韩愈时发生变化，柳宗元以下的人加以应和；宋代的文体，是在欧阳修时发生变化，苏洵以下的人加以应和。韩愈在给崔立之的信中，深深忧虑科举场屋中的文章；欧阳修主持贡举时，也黜退刘几等人，以挽回文风。由此可知，八家所论述的文章，并不是为科举程式考虑的。茅坤所选，大体用八股文的方法来说明。储欣虽然以有利于科举功业为由讥评茅坤，但考察他的评论，二人相差也不能说有丝毫不同。能够写八股文的人，其源流必定出自古文；明代以来，这样的例子历历可数。茅坤、储欣借古文来讲八股，并不是没有探究根本的见解。然而评论八股而上溯古文，是八股文的正统源流。如果评论古文却专门为八股文设置标准，那就不是古文的正统源流。这就像科举场屋中的策论，以能够根柢经史的人为上；掌握文柄的人，也必定根据是否能够根柢经史来判定高下。至于讲解经书、评论史书，却专门为策论服务，那么这样的经学就不足以称为经学，这样的史学也不足以称为史学。茅坤、储欣评论八家，正类似这种情况。幸逢我皇上表彰古学，显示所取的折中标准；皇上阅览之后亲自甄别取舍，其中上等作品足以阐明义理、承载道统，经世致用；次等作品也有关乎法则和戒惧之处，并非空话。上等作品以六经为规范，次等作品的气势、波澜和意态，也出入于周、秦、两汉诸家。至于品评、考订、辨析、疏通、证明，无不能剖析精微、研求深奥。大概唐宋文章以十家标明宗旨，十家文章又经过皇帝明睿的裁定而概括出精要了。茅坤等人管窥蠡测的见识，哪里足以仰望揣测圣人的权衡标准呢？△《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御定。唐诗选取四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诗选取两家：苏轼、陆游。诗发展到唐代，盛极一时；发展到宋代，变化达到极点。盛大到了极点，或许潜伏着衰落；变化到了极点，或许会失去正道。两代诗歌又最为繁杂，要在其中通评高下，确实应当以这六家为大宗。李白的源流出自《离骚》，才华超群绝妙，是唐人中的第一流；杜甫的源流出自《国风》和《大雅》《小雅》，性情真挚，也属唐人中的第一流。除此之外，平易而最接近真实情感的，没有超过白居易的；奇特创新而不违背义理的，没有超过韩愈的。选录这四家的集子，已经足以包罗众家之长。至于北宋诗歌，苏轼、黄庭坚齐头并进；南宋诗歌，范成大、陆游齐名。然而江西诗派，实际上是在韩愈、杜甫之间变化发展而来。既然已经收录杜甫、韩愈，便不必再收江西诗派。石湖集的篇章不多，才力和见识也都不能超过《剑南集》，既然举白居易来概括元代诗歌，自然应当保存陆游而删去范成大。这种权衡极其恰当，确实是千古不易的定评。考察本朝各家的选本，只有王士祯的书最为学者传诵。他所编的古诗选，五言诗不收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诗不收白居易，已经自成一家之言。

译至于《唐贤三昧集》，不但白居易、韩愈完全没有收录，就是李白、杜甫也一个字没有收入。这是因为明代诗歌摹拟的弊病，在太仓、历城一派达到极点；纤弱轻佻的弊病，在公安、竟陵一派达到极点。事物发展到穷尽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国初大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后来又产生弊病，王士祯于是持守严羽的余论，倡导神韵说来加以挽救。因此他推为最高典范的，只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然而《诗经》三百篇经过尼山夫子删定，他论诗，一方面说应归于温柔敦厚，另一方面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原本并不是只用来品评山石泉水、描摹烟霞景色的。到了奇异之士、超逸之人各自标举幽静的欣赏趣味，才另行形成所谓山水清音；这确实只是诗的一种体裁，不足以穷尽诗歌的全部。宋人只是不了解温柔敦厚的含义，所以把情意和言辞都写尽，流弊便成为迟钝浅薄。王士祯又不探究兴、观、群、怨的根源，所以流连于景物光色，变化为虚浮的声响。各自只阐明一个方面，于是各自偏执一端。只喜欢甘味而厌恶辛味，认为红色正确而白色错误，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现在适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诗篇的旨意品评作者，确定这六家，才共同认识到风雅的正道。臣等反复诵读，实在深深为诗教感到庆幸，不只是为这六家感到庆幸。△《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诏令大学士陈廷敬编录，尚未完成。世宗宪皇帝又下诏续编，但由于卷帙浩大繁多，也没有立即完成。我皇上再次命廷臣编纂，于乾隆甲子以前截取范围，编排成书，并把列位圣祖的御制文章列在书首。皇上的御制文二十四卷，接下来是诸臣的作品一百卷。臣等考察总集的兴起，远在西晋；奉当代帝王之命编纂当代文章的，也并不少见。如今世间流传的，只有唐代令狐楚奉宪宗之命编的《御览诗》，以及宋代吕祖谦奉孝宗之命编的《文鉴》。但令狐楚所收的作品遗漏了许多佳篇，吕祖谦所收的作品也有不少议论上的异同。这固然是因为时代太近，取舍困难；也是因为当时的君主不足以折中众人的意见，所以有时只任用一人的偏见，有时又不能裁决众说纷纭。我国定都立国之初，人心返归淳朴，已经完全改变前朝纤细偏狭的文体。因此顺治以来，浑厚朴拙的文章，都是开国的元始之音。康熙六十一年间，太平和谐、上下融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彼此交相辉映。作者大多学问深厚、文辞绝美，驰骋于古今之间。雍正十三年间，太平相继、光明重叠，和谐的声音歌颂盛世。作者大都从容典雅，洋溢着太平时代的声音。我皇上即位之初，开始举行词科，文教人才蓬勃兴起；治经的人大多凭借考证的功夫，探究古义；作文的人也大多凭借根柢深厚的学问，抒发宏大的文章。文章既有实际内容又有华美辞采，直到现在仍然蒸蒸日上；一代人的著作，本来足以超过古人。又恭逢我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天资聪明，创制不断更新。我皇上又把心思寄托在文章之府，显著表现出尧帝般的文治，足以陶铸群才、权衡各种文艺。譬如伏羲端坐执策推演卦象，谶纬一类的小技就不敢夸大其说；虞舜拍击石磬奏响《韶》乐，弦管的繁杂声音也不敢在旁边演奏。因此主管此事的臣子，既感到艰难又十分谨慎，经过将近三十年，才得以编排成书进呈御览，请求圣上裁定。直到如今翻阅考察这些宏篇巨制，仍能仰见国家文治的盛况和皇上圣明鉴识的高超，二者都超过千古。俯视令狐楚、吕祖谦的书，难道不就像日月比之于火把吗？△《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诏编纂《明文》。全书分为四集：化治文、正嘉文、隆万文、启祯文。国朝文章另编为一集，每篇都剖取精要，在篇后加以评定。卷首恭敬地载录谕旨，接着是方苞的奏折，再接着是八条凡例，也由方苞撰述，用来阐明取舍的宗旨。大概经义始于宋代，《宋文鉴》中所收张才叔《自靖人自献於先王》一篇，就是当时科举程试的文章。元代延祐年间，考试士人兼用经义和经疑。明代洪武初年制定科举法，也兼用经疑。后来才专门采用经义，大旨以阐发义理为宗旨。此后这种制度日益严密，文体日益变化，弊病也随之不断产生。明代二百多年间，从洪武、永乐直到弘治、正德，文风刚开始兴起，文章大多简约朴实；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号称达到极盛。隆庆、万历年间把机巧法式看得很重，文风渐渐趋于轻佻浮巧；到了天启、崇祯年间，警拔、奇特、杰出的气象日益增强，但也变得驳杂而不纯。其中也于是出现了狂妄放纵、任意妄为的作品。这样一来，启发了横加议论的风气，助长了偏邪不正的习气；文体乖乱，士人的风习更加败坏，士风败坏，国运也随之衰败。我朝国运重新兴盛，于是转而回归正道；历代圣主相继，都恳切地不断颁布诰诫，劝勉士风和文风。我皇上又重申清正、纯真、雅正的训诫。本编所收录的文章，都是恭敬地遵奉圣裁，大体上言辞通达、义理醇正，可以流传后世、传布久远。求学之士，对于前明各家文集，可以借此考察文风的得失；对于本朝文章，可以据此确定趋向和归宿。圣人的教化和思虑无穷无尽，其道理正在这里，并不只是向人展示获取科举功名的工具。因此，时文选本多得汗牛充栋，如今全都斥退不录，只恭敬地收录这一编，作为士林的标准。原本没有分卷编号，现在大致按照篇帙分为四十一卷。△《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纂。恭惟我皇上斟酌天地元气，执掌国家枢要，体察乾道而运行刚健，最终归于至极，德行与无边无际的天地相合。皇上长寿绵延，固然可以预先卜知亿万年；天下康强而逢吉祥，各类万物和百姓也都得以沐浴盛朝的涵养培育。

译万物也都得到广泛的施予而兴盛成长，各种生物繁茂秀美，和乐融融，仿佛处在华胥之国而无所不同。在朝廷任职、佩带绶带冠佩的官员，已经有许多符合君奭铭文所说的长寿者；即使是居住在蓬门茅屋中的百姓，每年因年满百岁而蒙受赐予的人，在春官的名册上也屈指难以数尽。难道只是东汉洛阳的耆旧中仅有潞公，晋国的老人中只流传绛县老人一个故事吗？这实在是太平盛治的征兆啊！从前我圣祖仁皇帝因海内承平、人人都登上仁寿之域，曾在康熙壬寅年下诏举行嘉宴，称为千叟宴。我皇上发扬先祖功业、仰承祖宗光辉，能够继承祖业，于乙巳年正月六日亲临赐宴，依照旧规加以继承。当时白眉白发、扶着鸠杖瞻望皇帝容颜的老人，计算有三千多人。仍以‘千叟’赐名，是举用成数，也遵循旧典。宴饮欢畅融洽，赏赐丰厚，皇上的诗文先行颁布，颂扬之声竞相创作。儒臣编排次序，编成此书，共得三十六卷。恭敬呈请御览后，刊刻颁行。谨慎恭敬地将它收入《四库全书》，以彰显久道化成的盛美。草木滋长繁荣，根基盘结深厚，人们知道草木滋生繁茂，却不知道这是上天的功劳；河流高山奔流耸峙，亘古以来坚贞稳固，人们知道河流高山奔流耸峙，却不知道这是上天的力量。既然如此，那么四海安宁和乐、老人长寿高龄，并不是臣民自己能够获得长寿，而是全靠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培育造成了这样的长寿。这就是我们臣下拜手叩首、为圣人歌颂的原因。况且德行与天地相等的人，寿命也必定与天地相应，我们臣下难道能不拜手叩首，为圣人祝寿吗？△《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本朝黄宗羲编纂。黄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经著录。黄宗羲在康熙乙卯年以前，曾选编《明文案》二百卷。后来又得到昆山徐氏所收藏的明人文集，于是重新辑成这部书。全书按文体分为二十八类，每一类中又各立子目。赋的子目有十六类，书的子目有二十七类，序的子目有五类，记的子目有十七类，传的子目有二十类，墓文的子目有十三类。分类实在过于繁碎，而且还颇有错杂、不合条理之处。例如议已经另立一门，奏疏中又重复出现这种文体；既已设立诸体文一门，却又把巧、瘗笔、放雀等篇另列为一类。并且只用‘文’作为篇目，尤其没有意义。其他如书序、传记等门类，有的把学校、书院拆分为两类，有的把文苑排列在儒林之前，有的把论文、论诗列在讲学、议礼、议乐、论史之前。编排混杂，很受后人的讥评。考察阎若璩《潜邱劄记》，其中辨析此书体例，说一定不是黄先生所编，而是他的儿子主一所编。阎若璩曾游学于黄宗羲门下，他的说法应当可以作为依据，大概这是黄宗羲晚年尚未定稿的本子。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以后，天下人纷纷形成沿袭剽窃的学风。到了嘉靖、隆庆以后，这种弊病更加严重。黄宗羲的用意，是要扫除摹拟之风，使文章不再有所依傍，以真情实感为根本。他又想使一代的典章制度和人物，都能够借此考察其大概。因此，即使是游戏性的小说家言，也兼收并采，不能免于失之泛滥。然而，他搜罗的材料极其丰富，所阅览的明人文集几乎达到二千多家；例如桑悦的《北都赋》《南都赋》，朱彝尊撰写《日下旧闻》时搜求而没有见到，黄宗羲却得到它们，并把它们列在这部选集之首。其他散失零落、依靠此书得以流传的作品，还有不少，也可以说是明代文章的渊薮。考察明人的著作，必定应当以这部书为最完备。此书卷帙繁重，传抄的人很少，这个本子还保存着原稿的面貌。四百八十一、四百八十二卷中有十二篇文章，只有著录而没有正文，无法考核补正，如今也一并保留原状。△《二家诗选》二卷（内府藏本）。本朝王士祯删定并选录明代徐祯卿、高叔嗣二人的诗。明代自弘治直到嘉靖，前后七子的诗歌规范大致相同。只有徐祯卿、高叔嗣虽然名列七子之中，却淡泊于追逐声名声华之外；他们的人品本来就高，诗歌上承取法陶渊明、谢灵运，下则摹拟韦应物、柳宗元，清幽细微而婉转含蓄，寄托深远，在七子中属于别调。过了一二百年，李梦阳、何景明受到众人攻击，而这两人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王世懋所说的话，竟然应验了吗？（详细说法见《苏门集》条下。）这难道不是只重外在修饰的人所得浅薄，而内心充实的人所达到的境界深厚吗？王士祯的诗实际上承袭了这一流派，所以将二人的作品合在一起，删取其中精华，编成这部诗集。徐祯卿的诗多取自《迪功集》，他少年时期见于《外集》《别集》的作品，十篇中保存不到一篇。高叔嗣只选取他的五言诗，七言诗则缺录。取其长处而舍弃短处，二人的佳作大致也都在这里了。△《唐贤三昧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本朝王士祯撰。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当初王士祯年轻时，曾与他的哥哥王士禄编撰《神韵集》，见于他所作的《居易录》中。然而这部书被别人改窜，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他晚年重新确定编成此书，全部收录盛唐诗作。题名为《三昧》，取自佛经中自在的意义。诗歌从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流，其弊病是浮浅；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深为宗旨，其弊病是诡奇。学诗的人穷尽这两条道路，不得不转而进入宋诗，其弊病又是滞涩而不灵活、直露而喜欢说尽，甚至语录、史论都可以写成诗篇。于是王士祯等重新申说严羽的理论，专门以神韵为主来矫正这种弊病。这也是补救弊端、纠正偏失，各自阐明一种道理。后来文士竞相崇尚风流，留连光景，赵执信等人于是又采用二冯旧法，起来与之争论。他所作《谈龙录》，对这部书极力排斥诋毁，毫不留情。他的议论虽然并非全无见地，但两种说法相互补益，道理才完整；道路虽不同而归宿相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现在仍把二者一并著录保存，以消除门户之见。又，阎若璩《潜邱劄记》中有一篇《与赵执信书》，诋毁这部集子所收的诗。例如张旭的四首绝句，本来是宋代蔡襄的诗，却被误收进来。他又指责其中祖咏的诗，把京水误作泾水；把孟浩然的诗中涔阳误作浔阳；把王维诗中的御亭误作卸亭、蔡洲误作蔡州；把高适《燕歌行》中的渝关误作榆关。完全不讲地理之学。他所引用的证据精确详尽，都切中了这部书的毛病。然而王士祯自己品评诗格，本来就不精于考证。阎若璩所说的这些问题，不必替这部集子隐讳，也不必把它们看成这部集子的根本弊病。△《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内府藏本）。

译本朝王士祯编。洪迈的《唐人万首绝句》一味追求足数，错误驳杂之处很多。宋代仓部郎中、福清人林清之字真父，抄取其中较好的诗，得到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百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编成四卷，题名《唐绝句选》，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这大概是在十分之中淘汰了八分多。然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知道它究竟好不好。王士祯这部选集删取保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已经是十分中取其一了。此书成于康熙戊子年，距离王士祯去世只有三年，是最晚编成的。又是在他闲居田园、有空暇的时候完成的，因此能够从容校订整理，比其他选本更加精审。不过，他在序中说此书可以充当唐代乐府，这并不完全正确。乐府以声调为主而不以歌词为主，采诗配入乐曲，也不专门选取绝句。王士祯这部书实际上是选歌词而不是选声调，没有必要勉强发表高论。△《明诗综》一百卷（通行本）。本朝朱彝尊编。朱彝尊有《经义考》，已经著录。明代诗歌流派，始终经历了三次变化。洪武开国初年，人心浑厚质朴，一扫元末的绮丽浮靡。作者各自发挥所长，没有门户异同的成见。永乐直到弘治年间，沿袭三杨台阁体，务求从容宽和、典雅，歌咏太平。它的弊病是冗长拖沓、浮泛空廓，众口一声，徒有形式而没有兴象。因此在正德、嘉靖、隆庆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在前面崛起，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在后面奋发，以复古学说相继倡导应和，导致天下人不再读唐代以后的书。天下纷纷响应，文体焕然一新。七子的名声于是最终夺取了长沙诗坛的地位。时间一久，摹拟剽窃的弊病一同产生，人们厌弃旧法而追逐新奇，另行开辟道路。万历以后，公安派倡导纤细诡奇的声调，竟陵派标举幽冷的情趣，细弦偏调，各种嘈杂声音争相鸣奏。轻佻浮巧动摇了人心，哀伤的情思关系到国运，而明朝也就在这时覆亡了。大体说来，二百七十年中，主持文坛盟主地位的人此消彼长，偏袒某一家的各派彼此左右。各种选本也都坚持各自的界限，各自尊崇所听闻的学说。到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问世，凭借记载丑事、说伪言的才能，再加上党同伐异的见解，任意发泄个人恩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再有公正的评论。朱彝尊因为众人的意见不相协调，于是编纂这部书来纠正他的错误。对每个人都简略叙述生平始末，不横加牵连其他事情，也不巧意放肆地讥刺攻击。在记载籍贯之后，各家评论都一一备载，又把自己所作的《静志居诗话》分别附在后面。虽然隆庆、万历以后所收作品未免稍显繁多，但时代久远的作品容易散佚，时代较近的文集大多保存下来；这也应当只是根据所见所闻编选，并不完全是为了标榜某些人。他对诗歌的评品，也颇为公允。对于旧人私下憎恶或偏爱的说法，他往往多有匡正。六七十年以来，钱谦益的书早已消亡殆尽，而朱彝尊这部编书却独独为诗家传诵，这也是人心中常存公正之性使然，只是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如此的力量。△《宋诗钞》一百六卷（内府藏本）。本朝吴之振编。吴之振有《黄叶村庄》诗集，已经著录。这部书因为宋诗选本杂乱，于是搜集散佚诗集，共得到一百家。没有专集的，以及虽有诗集但所选不足五首的，都不收录。每部诗集开头都附小传，大致仿照元好问《中州集》的体例；品评和考证，文字写得更加详细。大概明末诗歌流派最为芜杂，起初厌恶太仓、历下派的剽袭，于是转向清新；后来又厌恶公安、竟陵派的纤细轻佻，于是转向真率质朴。因此本朝初年的各家，颇多通过出入宋诗来矫正钩棘涂饰的弊病。吴之振这部选集，正是在这个时期编成的。因为按诗人各自编成诗集，所以刚刊刻出一帙，便摹印流传于世。流传下来的版本，往往卷数多少不同。这个本子开头所收而没有成书的，还有刘弇、邓肃、黄榦、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十六家。大概是刊刻尚未完成，所以最终没有完整的书帙。近来曹廷栋认为它不完备，于是又刻印《宋人百家诗存》，用来补足其中缺漏，所补的都是吴之振没有收录的作品。然而吴之振在遗集散佚之后，创意搜罗，使学者能够看见两宋诗人的大概面貌，不能说没有功劳。它与曹廷栋的书相互补充，辅助流传，固然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部。△《宋元诗会》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陈焯编。陈焯字默公，桐城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兵部主事。这部书汇辑宋、元诗歌，有的从《云散录》的零散抄本中得到，有的从山水图经中得到，有的从山崖碑刻的摹拓本中得到，还从市坊、村塾、道院、禅宫、破旧竹箱和残篇断简中搜求，年复一年积累，编成这部巨著。共收九百多家，每家姓名之后，仿照元好问《中州集》的体例，详细记载其籍贯、居处和出仕情况。正史以外，还旁采志书、稗说，用来补订缺漏，用心可以说很勤勉了。王士祯《香祖笔记》记载：‘甲子年祭告南海时，年末到达桐城，陈焯带着这部书来共同商讨，纵览了一整天。’但没有说这部书究竟好不好。如今考察此书，它不记载各首诗的出处，仍沿用明人著书的旧格式；其中搜罗虽然丰富，也不能免于疏漏和芜杂。然而宋、元遗集至今大多已经失传，陈焯能够搜辑散佚之作，在千百篇中保存十分之一，披沙拣金，往往能够发现珍宝，也未尝不对考据大有帮助。△《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附《粤西丛载》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汪森编。汪森字晋贤，桐乡人，休宁籍，官至桂林府通判。汪森在粤西任职时，认为地方志书缺略得非常严重，考据无从凭借，于是搜集历代诗文中有关此地的作品，广泛考察采录，编成书帙。归田以后，又借阅朱彝尊家所收藏的书，汇集整理并加以订补，共编成《诗载》二十四卷，附词一卷，《文载》七十五卷。又认为轶闻琐语中有可以载入诗文的内容，进一步辑成《丛载》三十卷。其中如把谢朓的诗误作晋人作品；又如唐代郑愚、蔡京被授为岭南节度使的两篇制诰，本是《文苑英华》所引《玉堂遗范》中的文章，原来没有撰写者姓名，却把‘玉堂’讹作‘王堂’，错误很多。志、传两门大多采自黄佐、苏濬的《通志》，也有不少遗漏。然而它的体例明晰整齐，所收碑刻、题咏，多采自金石遗刻；如宋代何麟、曾元、曹师孔、鲁师道、石天岳等人的作品，都是志书所没有完备记载的。它在《文载》中分出的山川、城郭、官署、学校、书院、宫室、桥梁、祠庙、军功、平蛮等子目，都是选取与政体有关的内容。因此，对于地势险要、关隘阻塞、控制设置的得失，以及兴废利弊等重大事项，记载尤其详细。与《全蜀艺文志》相比，虽然广博丰赡有所不及，但体例纲要大概胜过它。至于《丛载》所分的二十个门目，虽然颇为接近繁琐零碎，但其中遗文轶事多有助于扩充见闻，也足以供考证使用，固然不能因为它近似说部而废弃。△《元诗选》一百一十一卷（内府藏本）。本朝顾嗣立编纂。顾嗣立著有《温飞卿诗注》，已经著录。这部选集共分三集，每集之中又按十干分为十集。但所谓癸集，实际上只有目录而没有书，所以都止于九集。大概他的体例是把甲集至壬集分别编录有集传世的作者，把癸集总收零篇断简、不能成卷的作品。这项工作浩大繁重，所以想编成却没有完成。所收作品除了帝王另列于卷首外，初集共收元好问以下一百家；二集所收，从段克己兄弟以下共一百家；三集所收，从麻革以下共一百家。每位作者名下都保存原集名称，前面列有小传，并兼评其诗。虽然取舍未必完全恰当，但搜罗广博，逐一采自原书，作品概况都已具备，不是其他选本那种零碎拼凑者所能相比的。元代一朝的诗，大概要以这部书所展现的最为宏观了。顾嗣立说他所见到的元人诗集约有四百多家。如今奉诏征集遗书，天下秘藏大多汇聚而来，其中有顾嗣立未曾见过的，当然多得不可胜数；而顾嗣立见过、如今却没有著录的，也往往有之。这是因为相隔五六十年，隐没的人有的显现出来，而原来保存的书也有的偶然散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章〕 这些残存的光泽和余香，后来还要依靠这部集子来流传，正不可以因为它并不完备而嫌弃。△《全唐诗录》一百卷（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本朝徐倬编纂。徐倬著有《蘋村类稿》，已经著录。这部编书因为唐诗卷帙浩繁，便采集其中的精华，辑成一部。每位作者各附小传，又间或附上诗话、诗评，以备考证。康熙丙戌年，恭逢圣祖仁皇帝圣驾南巡，徐倬抄录进呈，得到旨意嘉奖。特由侍读升任礼部侍郎，以表彰其好学，并赐御制序文和帑金，刊刻书版。儒臣所受的荣遇，至今还流传着。这谨按：御定《全唐诗》采用胡震亨《统签》的体例，有的分体，有的不分体，各依照诸家原集，以保存旧貌。徐倬这部书只有仙、鬼之诗仍不分体，其余都按古体、今体分别编排。《全唐诗》把上官昭容、宋若昭姐妹列在帝后之后，徐倬则把长孙皇后、徐贤妃、江采蘋附在帝王之后，而把上官昭容等另列入宫闺。联句诗则随作者分别归类附入，不另立门类。韩愈《效玉川子月蚀》诗没有收入韩愈本人的诗集，而附在卢仝诗下。香山九老诗没有让各人分别列名，而附在白居易诗下。体例也与《全唐诗》不同。大概《全唐诗》编纂成书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徐倬这部书则早一年完成。虽然以《全唐诗录》为名，实际上没有见到颁行的《全唐诗》版本，所以编次稍有不同。△《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胡文学编纂。书中的传记由李邺嗣撰写。胡文学著有《疏稿》，李邺嗣著有《杲堂文钞》，都已经著录。辑录明州诗文的书，宋代有《鄞江集》，如今已经失传。王应麟编的《四明文献》也同样散佚残缺。到明代宋士之的《四明雅集》收二十家、戴鲸的续集收六十家、张时彻的《四明风雅》收一百二十家，在采集作者方面稍微广一些，但源流仍不完备。李邺嗣曾撰写《甬上耆旧传》，记载本乡先贤的事迹相当详细。胡文学于是就从传记中的人物搜集遗诗，考订编次，并分别把原传附在诗后。上起周文种、汉大黄公，下至明末诸家，共四百三十人，得到诗三千多首，原本是四十卷。刚交付刊刻胡文学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得迈因此先把前面三十卷刊行。每卷卷首都有小序，大致按照才华、品行、名位的高下排列，使同类相从；但并不完全以时代为界限，对于支派源流尤其详尽。其中如宋代袁燮的《絜斋集》、袁甫的《蒙斋集》，已经亡佚很久，如今才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成。胡文学等人当然应该没有亲眼见过这些书；至于楼钥的《攻媿全集》，尚有遗本流传，却只根据他的选集抄存，也说明搜罗还没有达到周全。不过它的体例精密审慎，在编排郡属、州次之中，寄寓着考察时代、了解人物的意义。征集文章、考核文献，条理井然，当然不是那些沽名钓誉、迎合世俗、把瓦砾混杂陈列的书所能相比的。△《槜李诗系》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沈季友撰写。沈季友著有《学古堂诗集》，已经著录。这部书辑录嘉兴一郡的诗，从汉、晋直到本朝，凡是缙绅、韦布、闺秀、方外、土著、流寓中有诗歌传世的，都收入其中；并把仙鬼题咏、歌谣谚语附在后面。每个姓氏之下又各写小传，略述大概。对于当地山川、古迹、土风、物产，也间或加以附注，以备考据。当初，明景泰年间，嘉兴朱翰曾经编次洪武、永乐以来郡人的诗，编成《槜李英华》，所收作品并不全都雅正驯顺。崇祯末年，秀水蒋之翘又续编为《槜李诗乘》。它的卷帙数量远多于《槜李英华》的十倍，但遗稿散佚，于是没有传本。沈季友这部书承接两家之后，又更加详细广博。残章断句，搜访无所遗漏；搜辑采择十分勤勉，绝不马虎。其中如赵孟坚的小传，沿袭《山房随笔》的错误，认为他死于元代。吴镇死于至正年间，和杨琏真伽所处时代相差很远，却说杨琏真伽发掘各坟，唯独没有涉及吴镇的墓。这一类都是考核不够严密；但它甄别综合相当完备，一乡的文献，也有赖它得以充分征考。△《古文雅正》十四卷（兵部尚书蔡新家藏本） 本朝蔡世远编纂。蔡世远著有《二希堂集》，已经著录。这部集子选录汉至元的文章，共二百三十六篇。前面有自序说：“命名为《雅正》，是因为它的文辞雅正，义理正当。”按《诗经》的《大雅》《小雅》和《尔雅》，古代注疏都把“雅”解释为“正”。然而《史记·五帝本纪》说：“诸子百家谈论黄帝，他们的文字并不雅正驯顺。”《司马相如传》说：“跟随车骑，举止从容，闲雅而且美好。”顾野王《玉篇》也说：“雅，就是仪态；娴，就是雅。”可见自汉代以来，“雅正”已经分为两种解释，蔡世远大概采用的是后一种意思。考察总集的流传，只有《文选》历代盛行，残存的光泽和余香，滋养流传无穷。然而潘勖《九锡》之文、阮籍《劝进》之笺，在名教方面有所违背，却同样列入篇章，君子常常讥刺它们。这就是文辞雅而义理不正。至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金履祥的《濂洛风雅》，它们的立论完全以义理为准。但收藏这些书的人家，只把它们充作书架上的陈列品。固然没有人站出来攻击它们，也没有人爱好并学习它们，难道不是义理正而文辞不雅吗？音乐本于极致的和谐，但五音六律不齐备，就不能发出呕哑吟唱来构成和谐；礼本于极致的敬意，但九章、五采不齐备，就不能通过袒裼、跪拜来表现敬意。文辞与质实相互辅助，和这有什么不同呢？蔡世远这部集子以义理为根本，不收录体制杂糅语录的文章；以文辞为羽翼，但凡语言流于浮华艳丽的也不收。刘勰所说的扶植质地、树立主干，垂下枝条、结成繁茂，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它在文坛流传诵读数十年，并不是没有道理。有人因为姚铉删《文苑英华》编成《唐文粹》，骈体文章全都不收，而这部集子却收有李谔《论文体书》、张说《宋公遗爱碑颂》等篇，似乎稍嫌宽滥。却不知道散体变为骈体，就如古诗变为律诗一样，只应当考察文辞义理的是非，不必计较格律是古是今。杜甫一部诗集，近体诗占了一大半，评论者并没有说它的格调低于古体诗。唯独对于文章，却把古文和四六文看得截然如鸿沟，这也是没有推究同类变化。兼收骈偶文体，正说明蔡世远深明文章正体与变体的缘故，又怎么能成为这部集子的累赘呢？△《鄱阳五家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史简编纂。史简字文令，是鄱阳人。这部书辑录本乡人的诗，从宋末到明初，共五家。第一家是《芳洲集》三卷，黎廷瑞撰。黎廷瑞字祥仲，宋咸淳辛未年进士，授官迪功郎、肇庆府司法参军。第二家是《乐庵遗稿》二卷，吴存撰。吴存字仲退，延祐元年在乡里中举，官至饶州路鄱阳县主簿。第三家是《松巢漫稿》三卷，徐瑞撰。徐瑞字山玉，号松巢，是宋末元初人，曾任鄱邑书院山长。集末附有他的侄子徐弢的诗三十六首，名为《仰山集》。第四家是《寓斋诗集》二卷，叶兰撰。叶兰字楚庭，号醉渔，任元太常寺礼仪院奉礼郎。明太祖召见他，他投水而死。卷末附有叶德新先生仅存的诗一卷。叶德新名懋，是叶兰的父亲，元代任嘉兴路总管。第五家是《春雨轩集》四卷，刘炳撰。所收以诗为主，间或也收诗余和赋。考察这五家中，只有刘炳的全集有传本，已经著录。其余四家以及附录的两家，刊本都非常稀少，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次刊刻才能保存下来。他们的诗大多谐和雅正，值得诵读，不是那些夸饰风土、滥充卷帙的作品可比。叶懋是叶兰的父亲，但他的诗却附刻在叶兰诗集之后，大概是采用《黄庭坚集》附刻《伐檀集》的例子，按义理并不恰当。现在把这一卷移到叶兰诗集之前。△《南宋杂事诗》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共同撰写。厉鹗著有《辽史拾遗》，已经著录。沈嘉辙字栾城，吴焯字尺凫，符曾字幼鲁，都是钱塘人。陈芝光字蔚九，赵昱字功千，赵信字意林，都是仁和人。七人之中，只有符曾因荐举做官至户部郎中，厉鹗于康熙庚子年在乡里中举，其余人最终都只是诸生。这部书因为他们的乡里是南宋故都，所以搜集遗闻轶事；每人各作诗一百首，并把所引用的典故注在每首诗下面。宗旨在于记事，不在于修饰文辞，所以警策的句子很多，但牵强连缀、填砌词句的地方也不少。然而采集依据极为广博，所引用的书几乎达到一千种，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根源依据。它汇集了说部的精华，采撷了词家丰润的文采。一代的旧闻事实，无论大小都兼收，颇有助于考证，当然不能只从文章角度评价了。△《宋百家诗存》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曹庭栋编纂。曹庭栋著有《易准》，已经著录。当初，吴之振辑录《宋诗钞》，虽然在世上盛行，但缺漏还很多，而且刊刻没有完成，常常只有目录而没有书。曹庭栋于是搜集散佚的作品，续编成这部书。所收共一百家，都是有原集传世的作者。起于魏野《东观集》，终于僧人斯植《采芝集》。

译贺铸本是北宋末年人，却把他的作品提升置于卷首，放在魏野之前，自己说这是因为年轻时最喜爱他。然而，选六朝诗的人，并不把陶、谢排在潘、陆之前；选唐诗的人，也不把李、杜排在沈、宋之前。按照甲乙次序而移动时代，这是曹庭栋创立的体例，古代没有这种做法。其中如穆修以古文著名，傅察以忠节传世，林亦之、陈渊以道学显名，在诗人中都不是本行。许棐、张至龙、施枢等人收入《江湖小集》，王士祯《居易录》斥责他们几乎全无可取之处，但这里仍各自收录他们的一点长处，并不遗漏采择。虽然分别裁定未必完全恰当，但宋人的遗集，徐乾学《传是楼》所藏二十八家本、朱彝尊《曝书亭》所藏五十家本，都还没有刊刻，只能辗转传抄，讹误很多。其余已经流传的专集，又各自独立成帙，不能汇合为一。曹庭栋搜集辑录编成此书，以补足吴之振书中的缺漏。宋诗的大致面貌，到这里两部集子已经几乎完备了。──以上“总集类”一百六十五部，九千九百四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总集类存目一 △《文选句图》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著有《剡录》，已经著录。考察以摘录诗句编成图表，始于张为。这部书以白居易等六人为主，以杨乘等七十八人为客。主人分为六派，客人也各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四个等级。排列联贯，事情类似谱牒，所以名为“句图”。后来九位僧人各自摘取名句，也称为句图，大概不是张为原书。高似孙这部书也沿用旧名，所录都是《文选》中的诗，取舍很难理解。例如苏武诗中的“馥馥我兰芳，芬馨良夜发”，上下联各截取一句，尤其是创立了奇特的体例。句子下面附录的诗句，大概就是钟嵘《诗品》中所谓追溯诗歌源流、说明出自某人的意思。至于句下附录一两首诗，就无法理解其体例了。△《文选纂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凤翼撰写。张凤翼著有《梦占类考》，已经著录。这部书杂采各家解释《文选》的说法，所以称为《纂注》。然而所引用的内容大多不注明出处。解释义理，可以融会各家说法；至于考证旧文，怎么可以不说明依据呢？言论各有适用之处，不能拿朱子的集传、集注来作为借口。他论说《神女赋》中“王”字误作“玉”、“玉”字误作“王”，大概采自姚宽《西溪丛语》的说法，极为精审。他给无名氏古诗作注，把“东城高且长”和“燕赵多佳人”分成两篇，于是《古诗十九首》变成了二十首。却不知道这是陆机模拟创作的诗，文辞义理都可以考寻，这样处理未免过于自以为是了。△《选诗约注》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林兆珂撰写。林兆珂著有《诗经多识编》，已经著录。这部书取《昭明文选》所收的各首诗，重新编排，以时代先后为顺序。它对文义的训释，比旧注稍微简约，也没有考证和新的阐发。△《文选章句》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代陈与郊编纂。陈与郊著有《檀弓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坊间刊刻的《文选》颠倒混乱，常常把李善的注窜入五臣注中，于是重新整理订正，删去重复内容，排斥五臣注而只保存李善注。凡是李善所收录的旧注，如《楚辞》的王逸注、《两京赋》的薛综注、《咏怀诗》的颜延之、沈约注，都仍然保存；又时时订正其中的错误，比闵齐华、张凤翼等版本略胜一筹。然而擅自改动古人的文字、增附自己的说法，终究没有超出明人的积习，不如保存原本为好。△《文选尤》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邹思明编纂。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