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经部三十

译卷三十 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 △《左传节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欧阳修编”，也是明万历年间刊刻的版本。书中选取《左传》文字，略加删削。每篇开头分别标出《叙事》《议论》《词令》等类别，又标出《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等名目，以及《章法》《句法》《字法》等字样。书前有庆历五年欧阳修所作《自序》。序中还称及胡安国《春秋传》和真德秀《文章正宗》，这是不值得再加辨析的了。△《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这部书只分为上、下二卷，但抄本用小字写成，竟有八大册。不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是在卷首冠有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的《序》，说它是元祐年间《春秋》博士刘绚、字质夫所作。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刘绚有《春秋传》，却没有“道统”二字的书名。《文献通考》记作十二卷，《玉海》记作五卷，也都与二卷的数目不合。陈振孙又说刘绚的解释明白、正当、简约、切实，而这部书却没有解释《经》的文字，只是抄撮《左氏传》，间或涉及《公羊》《穀梁》《国语》，以及略微采录其他各家的一两条。而且不只是《传》文删节很多，就连《经》文也只摘录一两个字，像明代坊刻本的篇题一样。宋人的经说中也没有这种体例。序中竟把“何休学”连起来作为人名，鄙陋到了极点。又说后来对《春秋》有功的人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是在南宋中期的人，而伯成这篇《序》写于南宋初年，他怎么可能见到林尧叟呢？况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刻本，伯成又怎么会把杜预、林尧叟并称呢？再说，伯成在庆元初年任太府丞，宝庆初年才加授龙图阁学士。这篇《序》既然说写于乾道八年壬辰，当时伯成才考中进士，怎么能预先以龙图阁学士作为署衔呢？这类错误很多，无法一一说尽。伪书的拙劣，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了。卷首收藏印记也都是同一人伪造的，不值得相信。△《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李石撰。李石有《方舟易学》，已经著录。《左氏春秋传》中多有“君子曰”一类的字样，林栗指认为刘歆所添加，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考察：林栗的说法见《经义考》所引）。李石则认为，《左氏传》中有说“君子曰”的地方，又有称“仲尼曰”“孔子曰”的地方，都是向后学显示褒贬的大法，也就是圣人创作《经》的意义。因此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义例，共有“君子”七十三条，并把“圣语”三十二条附在后面，但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又因为《左传》所引《诗经》并不都同于今天解释《诗经》的说法，于是选取其中记载的一篇或一句，全部搜集起来加以阐述，希望符合断章取义的旨趣。共一百六十八条，名为《诗如例》。又选取《左传》所记载的筮词、歌谣三十八件，名为《诗补遗》。对于《春秋》的义理并没有大的补益。只是当时正值南宋、北宋之间，正统解释《春秋》的人攻击三《传》，而李石独自专心致志于古学，这是值得称许的。旧时它们载在《方舟集》中，李石的门人刘伯熊合编为一册，题名为《左氏诸例》，其实并不是李石原来的名称。现在仍分别标出原来的书名。至于书中文字，已经和《方舟易学》一起归入《方舟集》，这里不再著录。△《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人撰”，不署姓名。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这部书总论周及各诸侯国的大势，推究它们兴盛和衰亡的原因。周以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自写成一篇，吴、越合写一篇，全都搜集旧文，作为事后的成败评论。每句话都分别归属一事，并各自引用《传》作为注释。它的言论浅薄，没有什么发明。△《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代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旴江人。书前有《自序》，说：“所谓《握奇图》，是《春秋》家的学问。用一万八千字概括二百四十二年。按编年排列作为经，以五伯和内外诸侯作为纬。纵向取看，则年代和事类相应；横向切看，则各国的根本和始末都具备了。于是又分别在后面叙述事情的大略，看一遍就能理解大半。”按照他所说的，这部书重在《年表》。如今《年表》已经散佚，只剩下他的论说，已经不是利鸾孙著书的本意，不值得采用。△《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朱申撰。朱申有《周礼句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只解释《左传》，不参照《经》文，大概仍采用杜预以前的版本。同一件事而始末分别见于不同地方的，就各自附注在正文下面，事情的原委也交代得很详细。只是《传》文有不少删节，这是它的缺点。例如《隐公》开头删去“惠公元妃孟子”一节，那么隐公、桓公兄弟关系的缘故，又从哪里能够说明呢？△《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篪，庐陵人。《元史》记载：“仁宗皇庆三年恢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和经疑二问，题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经义一道，各人专治一经。元统以后，稍微改变程式。把汉人、南人第一场的《四书》改为本经。”黄复祖的序说：“至正辛巳大科，又载有经疑一条。”这就是《元史·选举志》所说的改变程式之时。这部书针对《经》《传》记事相同而措辞不同的地方，探求其中的常态和变化，考察详略，用《经》核对《传》，用《传》考察《经》，以等待学子的提问。大概也有比事属辞的遗意。它的主旨专门是为科场应试求取功名而作的，所以议论很多，而义理却很疏略。△《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译元代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起初任天台尹，改任钱清场盐司令。转任建德总管府推官，升任江西儒学提举。还没有赴任就遇到兵乱，于是不再做官，放浪于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奉命修撰礼乐书，不久因年老多病辞职归乡。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考察宋代《礼部贡举条式》和《崇宁贡举令》，《春秋义》的题目允许从三《传》解释《经》的地方出题。靖康元年改制，只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论说，《春秋》正经的文字简约，相比五经更为简略；题目所在的范围容易全部涉及，往往州郡所出的题目重复很多，每逢程文，很少有不相互重复的。于是请求仍然允许在三《传》解释《经》的地方兼出题。《元史·选举志》所记载的延祐条例，没有说明《春秋》的出题办法。从杨维桢这部书考察，大概也是因为《经》文容易重复，才改为合题。明代制度中《春秋》合题的方法，大概沿袭了元代旧制。杨维桢《自序》说：“《春秋》正变没有固定的条例，所以题目关联会合也没有固定的形式。删削文字中有微妙的旨意，所以会通贯穿其中也有微妙的意义。初学者不知道通过灵活变通的方法来求取义理，在科场中往往不能理解主管官员的意图。现在把应当合题的若干类题目分别列出，并为每题撰写说明，使人推求其中正变没有常规、纵横变化各自出现的情形，用来抵御科场中的对手。”他又说：“学者因此懂得灵活变通的方法，那么探求《经》的微妙意义，也没有超出这一点的，不只是为了取得科名。”然而这部书终究是为科举而作，并不是通晓《经》的人所推重的。△《春秋透天关》四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作“晏兼善撰”，不注明时代。根据它还涉及合题来看，是元代人。这部书专门为科场而作，义理非常浅薄。例如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如果就‘春’字和‘正月’上用功夫，那么春是上天所造成的，圣人记载人道的开始，完全从天道、王道立论也可以。”如此等等，那么全书的主旨就可以知道了。△《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纂的。开头载有杜预、何休、范宁、胡安国四篇《序》，其次是《春秋纲领》，叙述各家的议论；其次是《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鲁十二公以及会盟、战争、征伐的数目，都概括列举大要；其次是《春秋列国图说》；其次是《春秋二十国年表》；其次是《春秋诸国兴废说》。凡是《经》文下面，都分别注释《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而胡《传》则另外标出，间或加上音注，没有其他可以发明或供参考的地方。考察元代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是在三《传》之后附录胡《传》。吴澄的《序》说，他兼列胡氏之说，是为了顺从当时的风尚。由此可知，“四传”的称呼也已经见于吴澄的《序》中。可见胡《传》越过三《传》而列入其中，在元代初年就已经如此了。考察这部书的版式，仍然是元代刻本，大概是当时乡塾使用的读本。△《麟经指南》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自序》，署名“退修菴题”，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序》中说，自己幼年学习这部《经》，以考中进士为业；年老后退居山林，兵火之后，先世遗留下来的书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偶尔趁着空闲，分条说明大义，拟定题目、确定主旨。凡是可以引用的语句，都附在后面，又间或引用前代儒者的破题。大概是元末乡塾使用的简陋本子。△《春秋图说》（不分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列有一百二十二个篇目，起于《十二公年谱》，终于《诸儒传授》。中间的《列国世次》《舆地山川名号》，以及《经》《传》所记载的名物、典故，全都有图并有说明。它的年表都抄自《史记》。其中《名号归一图》就是冯继先所撰的那一篇，只是分成了十九图。至于《岁星》《八音》《四凶》《十六相》等图，则又从《五经图》中摘取；《春秋列国图说》则摘自东坡的《指掌图》。又列有郑樵《考定诸国地名》，以及《叙国邑地同异说》《叙山水同异说》。总的说来，内容杂乱驳杂、体例不相称，看不出精审核实之处。卷首题作《春秋笔削发微》。考察杨甲《六经图》，其中有《春秋笔削发微图》，与这部书相互校对，完全相合。大概是摘取杨甲书中《春秋》一卷，又夹杂一些其他说法，伪造出这个书名。卷首有“竹垞”二字的朱文印，大概是朱彝尊收藏过的，但《经义考》没有著录这个书名。这一定是后来发现它是假托之书，便弃置不录，而这部被弃置的本子又被吴氏收藏了。△《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饶秉鉴撰。秉鉴字宪章，号雯峰，广昌人。正统甲子年举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经义考》记载饶秉鉴有《春秋会通》十五卷、《提要》一卷。现在考察，这部书实际是四卷，与《春秋会通》是另外一部书。朱彝尊大概没有见到原本，所以传闻有误。这部书认为《春秋》记载时、月难以记诵，于是交错编排、重新次序，分十二公为十二篇。先把《经》文列在右边，再在后面总论它的义理，大旨以胡《传》为宗。△《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代邵宝撰。邵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庄。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编录是他阅读《左传》时所作的记录，杂论书法和注解，但文字很少。大概只是随意标记在《传》文上面，也属于《简端录》一类。其中有几条很精确的意见，顾炎武《左传补注》已经采录。其余留下的，都是糟粕。△《春秋经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校撰。魏校有《周礼沿革传》，已经著录。这部书名为《春秋经世》，大概取自《庄子》所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所注只有《隐公》一卷，注释大多依据《左氏》。

译但如“公矢鱼于棠”一条，全部抄录臧僖伯的劝谏言辞，只是把《传》末“非礼也，且言远地也”两句移到《传》开头，这又有什么必要校订抄录呢？其中偶尔有自己提出的新见解，例如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应当写作“纪侯子帛”，把子帛当作纪侯的名字；又说挟的死是异姓卿大夫被杀：这些也都是凭空杜撰的说法。△《春秋说志》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吕柟撰。吕柟有《周易说翼》，已经著录。吕柟所著其他书大都笃实而接近义理，只有这部书专门务求新说，进行苛刻的议论。凡是讥刺之处，都借其他事情来发挥，而把所记载的本事反而置之不论。例如把“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祭伯来”“公及戎盟于唐”“郑人伐卫”“卫人杀州吁”等事，都说成是周平王的罪过。又如“叔孙豹卒”，说《经》不写他是饿死的，是为贤者避讳；说“郯子来朝”，是因为他懂得礼，所以《经》才记录下来。大体上褒贬迂曲苛刻，不近人情事理。至于说《经》记载季孙意如之死，是为了显示天道的乖错，那就成了圣人也怨恨上天了。他的错误还不只是穿凿附会。△《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锺芳撰写。锺芳字仲实，琼山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这部书以《集要》为名，所以文字很简略。其中如认为“春王正月”是建子月，认为《桓公三年》记“有年”不是记载灾异，认为《襄公二十八年》记卫侯衎并非等待他改过，认为《昭公元年》记败狄大卤不是讥刺毁坏战车、崇尚士卒，和胡《传》不同的不过几条。其余大多依循胡氏的说法。甚至像《僖公十七年》夏季灭项一事，胡《传》误认为是季孙所为，他也因循不改，既不加以褒贬。又大量采纳董仲舒、刘向、刘歆关于灾异的说法，牵强附会地解释事物的应验。至于把《宣公八年》的大旱作为《宣公十五年》实行税亩的原因，事情发生在七年之后，应验却在七年之前，更是悖谬。他采用《公羊传》《穀梁传》关于月日的体例，已经多有附会；采用《左传》则尤其没有体例。最严重的是，《庄公二十年》“陈杀公子御寇”下面，突然注入“晋献公担忧桓、庄两族势力逼近，于是士蒍进谗使他们被除掉”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郑”下面，突然附录“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夷俗都是这样”十字；《僖公二十三年》“楚人伐陈”下面，突然附录“男女同姓，他们的后代不能繁盛”八字。这一类情况多得数不清。他采用《左传》义理的地方，如《襄公四年》“叔孙豹如晋”下面，只辨析古代自歌、工歌两种含义；《僖公九年》“会于葵丘”下面，责备宰孔不应阻止晋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面，责备伯宗掠夺他人的功劳；这些也都和《春秋》经文的义旨没有多少关系。陈烈在序中竟称他发挥了前人未曾发明的义理，实在是过分了。△《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季本撰写。季本有《易学四同》，已经著录。季本不相信三《传》，所以解释《春秋》经文的地方，谬误乖戾多得不可胜数。例如说惠公的仲子不是桓公的母亲，说盗杀郑国三卿是晋国派刺客杀的，说晋文公回国不是秦伯接纳的。诸如此类，全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论。孙复等人抛弃《传》，只是不接受《传》中褒贬的义例而已；程端学等人怀疑《传》，也不过认为其中记载的事情不真实而已。从来没有人在二千多年以后凭空杜撰事迹，来改易旧文。大概讲学家的恣意妄为，到明代达到了极点。△《春秋世学》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丰坊撰写。丰坊有《古易世学》，已经著录。这部书自称是根据他的先世、宋代御史中丞丰稷的《案断》加以解释，所以称为“世学”。然而，《案断》这个书名，宋人的书目和《宋史·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向来讲说《春秋》的人也从未听说过。它是伪作，大概没有什么可辨析的了。△《左氏春秋镌》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粲撰写。陆粲有《左传附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工科给事中时因弹劾张璁、桂萼而被贬为都匀驿丞，途中所作。全书都是纠正《左氏》议论中的错误，也属于柳宗元《非国语》一类的著作。不过，对于《左氏》解释《春秋》经文的谬误，可以加以驳斥；至于它所记的事情和言论，只应各自按照实际情况看待。事情不合事实、言论荒谬，过错在古人，与记载者无关。把这部书也称为“镌左”，就不是它应受的罪责了。陆粲实在太固执了。△《春秋读意》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唐枢撰写。唐枢有《易修墨守》，已经著录。他论说《春秋》，认为不应从褒贬角度看圣人，只是完整记录是非，使人自己看出来。这大概是为了挽救宋儒穿凿附会的弊病。然而，认为《春秋》字字都是褒贬，固然是片面的说法；认为《春秋》完全没有褒贬，那么其中几十处特意采用的笔法也明显不能诬称为没有褒贬。读者明白他矫正偏失的用意就可以了。△《春秋录疑》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赵恒撰写。赵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年进士，官至姚安府知府。这部书以胡氏《传》为基础，铺陈发挥其中的意思，专门为科举考试而作。因此，《春秋》经文中可以作为试题的，每条都在讲义末尾概括两句话，像八股文的破题一样。那些可以合并命题的，也附录在后面，标明可以互相参照、对举的意思。△《春秋国华》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严讷撰写。严讷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靖。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把《春秋》所记周朝和列国的事情分别归入各国，同时仍按鲁国十二位国君的年代编排，并杂采三《传》附在经文下面，间或也涉及《国语》《史记》等书。他的外甥陈瓒在序中说，严讷请求休假三个月后完成了这部书。这样草率编排，只求充满卷帙，看来应当只是抄录旧文，没有什么发明和考证了。△《春秋四传私考》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明代徐浦撰写。徐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监察御史。这部书列举《左氏》《公羊传》《穀梁传》和胡《传》的异同，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定。对于胡《传》中苛刻的地方多有驳正，立论相当平允。然而常常就事论事，彼此不能贯通。如“朱公和卒”，他说没有写“薨”是为了表示褒奖，却不知道外诸侯在《春秋》经文中都写作“卒”。又凡是徐浦没有论断的条目，都不保存《春秋》经文原文，仿佛删削圣经，也不合体例。△《左传注解辨误》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傅逊撰写。傅逊有《左传属事》，已经著录。这部书全都驳正杜预的解释，间或有考证，但多数是凭自己的意思推求。和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正的相比，不能相提并论。书前有《古字奇字音释》一卷，是《左传属事》的附录，装订者误把它放进了这部书中，内容很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后面附有《古器图》一卷，是他的孙子傅熙汇编的，也抄袭杨甲《六经图》，没有考订。△《左氏讨》一卷、《左氏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冯时可撰写。冯时可有《左氏释》，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先写《左氏讨》，接着写《左氏释》，最后写《左氏论》。《左氏释》主要是训诂，《左氏讨》和《左氏论》则都是评论事情的是非。不知道分成两部书，依据什么来区别它们的体例。然而，他所讨论的内容都凭主观臆断，往往失于迂曲。例如说阳虎攻打季氏一定是奉鲁君之命，这是真把他“张大公室”的说法当真了；难道《春秋》把他写成盗贼，是曲笔吗？所以现在只著录《左氏释》，而《左氏讨》和《左氏论》只附存书名。△《春秋翼附》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黄正宪撰写。黄正宪有《易象管窥》，已经著录。这部书的大旨认为胡安国《传》未免过于苛刻，于是广泛采集旧说，从唐代孔颖达以下各家加以折衷。对于明代各家，则多取山阴季本《私考》、金坛王樵《辑传》两书。现在看其中的论述，如说尹氏之死是吉甫的后代，并不是《诗经》中家父所讥刺的那个人；说仲孙蔑在无娄会见齐高固，地点不是牟娄；间或也有考证。然而考察其大体，仍不能说全部精确。△《春秋诸传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朱睦撰写。这部书共一百八十八条。《明史·艺文志》有著录，卷数与这个版本相同。然而，它和朱睦所撰《五经稽疑》中论说《春秋》的文字完全相同。根据朱睦《五经稽疑自序》，大概是这部书先完成，以另本流传于世，后来才编入《五经稽疑》中。如今《五经稽疑》已经另行著录，那么这个版本就不必再次收载，所以附存原书名，以备考核。△《春秋以俟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瞿九思撰写。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万历癸酉年举人。他被知县张维翰诬陷构罪，贬谪戍守边塞。张居正援救他，得以获释。后来被推荐授予翰林院待诏，他没有赴任。朝廷下诏让有关官府每年供给廪米，终其一生。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书多是穿凿附会的说法，如把十二位国君配十二个月，把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节气之类，都迂腐荒谬，不合经典。它和洪化昭《周易独坐谈》一样，都是明代儒者故意标新立异的作品。△《春秋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舜牧撰写。姚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经著录。这部书不完全遵从胡《传》，也颇能扫除各家的穿凿说法，纠正历来刻深严酷的论断。和他所注的其他经书相比，这部书较多可取之处，但也免不了凭主观意意见推求，自行创立义例。例如，他认为列国的事情在接到告知后才记载，这是左氏真正确定的说法。姚舜牧认为宿男死而经文不写名字，既然说是因为告知时没有说名字，那么到了“郑伯克段”一条却说：“这是郑国的事情，鲁国《春秋》为什么要记载？这是为了说明郑庄公处在母子、兄弟之间，却狠心伤害人伦道理，凡是友邦都不能轻易同他交往。这句话专门为后来渝平、归祊、帮助郑国攻打宋国等事作铺垫，并不是说这件事特别重大，所以随意写进鲁国的《春秋》。”这就是没有考察策书记事的体例，只是牵强附会地联系经文，横生枝节。至于解释纪季姜归于京师，他说自从季姜出嫁以后，周王朝不再增加对鲁国的聘问，由此可知此前三次聘问特别是在谋划婚事。这姑且不论本来没有确实证据，即使按年月计算，三次聘问的第一次是凡伯出使，事情发生在隐公九年，距离祭伯迎娶季姜已经十四年了。难道天子要为婚事求亲，会在十四年以前就开始谋划，唯恐不能成功吗？这样一来，连经文也无法牵强拼合了。解释经书不应当这样。△《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邹德溥撰写。邹德溥有《易会》，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模拟《春秋》合题，每道题拟写一个破题，下面引用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的方法。大概是乡塾揣摩科举考试的书。邹德溥浅陋，也不至于如此，怀疑或许是书坊刻书伪托他的名字吧？△《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读春秋》五十多条。他说：“如今读《春秋》，不要先以各家《传》为主，使一个字的先入之见左右自己。只要平心静气地观察其中的道理，圣人的心情自然会恍然显现。”这大概就是孙复等人废弃《传》的学说，而且更加走向极端。最后两卷题为《非左》，共有三百三十多条，全都摘取《左传》文字中的错误。其中如费伯城郎驳斥《左氏》认为“不是国君命令就不记载”的错误，论说十分明辨。国君替周天王向四国请求粮食，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有所避讳；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像这些地方，不能说不是替左氏争辩的忠臣。至于曲解经文、深文周纳，专门寻找过失，如“论宾媚人称五霸”一条，不相信杜预关于豕韦、昆吾的说法，必定要把宋襄公、楚庄王补足五霸的数目，并说“五霸”这个名称在当时不应存在。像这一类，就不免喜欢任意发表议论了。△《读左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译明代陈懿典撰写。陈懿典字孟常，秀水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中允，请假回乡。崇祯初年，起用为少詹事，他没有赴任。这部书大概是他阅读《左传》时随手漫记的文字，共二十七条。《嘉禾徵献录》记载陈懿典有《读左史》二卷，这就是其中的《读左》一卷。大体上像时文评语。例如开篇“石碏杀州吁”一条说：“石碏诱使州吁离开藏身之处而把他擒获，实在是见识高明。” 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条说：“孟僖子能够了解孔夫子，而且能够称述他的先世，并知道他后代会有通达之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有独到眼光的人。”这一类话，又何必多加评论呢？△《春秋阐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曹学佺撰写。曹学佺有《易经通论》，已经著录。朱彝尊《经义考》注明“未见”，大概流传得不广。全书大抵只是搜集抄撮旧文，没有什么新的阐发。△《麟经统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杞撰写。张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丁酉年举人，官福清县教谕。这部书不载《春秋》经文，只把经文中可以作为试题的地方截取其中两三个字作为标题，各用一个破题概括其意思，并在下面注释胡《传》。后面列出几条可以合并命题的题目，也各拟一个破题，并说明作文的要领。它的体例已经低于讲章了。△《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余敷中撰写。余敷中不知是哪里人。这部书完成于万历乙卯年。全书把《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的文字都抄录在《春秋》经文下面。《左传》《国语》全部抄录，《公羊传》《穀梁传》则删去重复部分。《国语》中有些发生在《春秋》以前的事情，另列为前面的第一卷，不作训释，也不作论断。前面有万历乙卯年的《自序》，说孔夫子获得一百二十国的宝贵书籍，撰作《春秋》，直到获麟才搁笔，所以题名为《麟宝》。这个书名取义，大概近于“札闼鸿休”。△《春秋续义发微》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郑良弼撰写。郑良弼字子宗，号肖岩，淳安人。万历年间举人。这部书选取胡安国《传》没有涉及的内容，拾遗补缺，继续阐明其中的义理。每一步、每一处都沿袭安国的义理加以推演，所以它的得失也和安国相同。朱彝尊《经义考》记载郑良弼有《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以及《续义》三卷，都注明“未见”。如今这个版本分为十二卷，与所记卷数不合，莫非是朱彝尊依据传闻而误载吗？△《春秋心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郑銶撰写。郑銶，上海人。万历年间由贡生出任青田县训导。这部书取林尧叟《春秋句解》中的提要，扩展其分类条目，按类别摘录《经》《传》《疏》列在下面，杂引各位儒者的说法，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前面列有《春秋总论》十二篇，言语多平庸浅陋，大抵凭个人意见揣测圣人。它的体例尤其重复繁琐。如《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列在“锡命”类。《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列在“周归脤”类；但在“五始”类中又都收载了。《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既列在“盟”类，又收入“会”类。《僖公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也既列在“盟”类，又收入“殊盟”类。类似的相互错杂，几乎数不胜数。他的《凡例》末尾有一条说：“这部书写成的时候，我梦见齐桓公、晋文公各自拿着一张单子，单子上各写着七件事，彼此作揖，把单子赠给我，神情好像在道谢并告辞。醒来后思考，各自开列七件事，两个七就是十四；全书完成十四卷，意思已经完备，表示不必再收录。此外，隆庆初年编纂《通史聚精》八十卷时，也梦见文公朱先生安慰我说：我的《纲目》很觉得繁琐。”这又是袭用吴与弼《日录》的旧法了。△《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王震撰写。王震字子省，乌程人。这部书把《传》附在《经》文下面，凡是先从《经》文开始说明义理、后来又以《经》文结束事情的，都汇辑成一篇。《左传》中称谓不一致的地方，全都改为依照《经》文的称名。有《经》而没有《传》的，就采录其他书来补充。前后的编排次序，也有时加以改动。考察朱彝尊《经义考》，有王氏《春秋左翼》，没有记载撰者姓名，也没有记载卷数，但所收焦竑的《序》，同本书卷首的《序》相合，应当就是这部书。《春秋衡库》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冯梦龙撰写。冯梦龙字犹龙，吴县人。崇祯年间由贡生出任寿宁县知县。这部书是为科举考试而作，所以只以胡《传》为主，杂引各家学说来阐发。书中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想要探究《经》中没有记载、《传》中没有说尽的事情的始末，因此内容也很杂乱。《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内府藏本）。明代冯梦龙撰写。这部书虽然以《春秋大全》为名，却不是永乐年间官修的原本。它的体例，只是全部抄录胡安国《传》，又间或附录《左传》的事迹，以备科举时文摘取使用。各家的学说，只略存数条。它的《凡例》说：“《大全》中各位儒者的议论，有许多胜过胡氏的。然而既然已经尊奉胡氏，就很难一并收录，以免扰乱视听。”这不就是明知它有错误却仍然这样做吗？《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陈士芳撰写。陈士芳字清佩，海宁人。这部书采辑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家《传》，删去繁琐冗长的内容。他的《左氏传》中凡是不附在《经》文下面的内容，全都删去，没有遗漏，间或还在下面附加自己的意见。因为董仲舒有“《春秋》没有一成不变的通用言辞，要随着变化而转移”的话，于是题名为“通辞”，用来说明义例是有定准的。然而名义上说是“四《传》”，实际上凡是同胡氏相合的就保留，不合的就删去，从来没有用《经》来校正《传》。《春秋左传典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陈许廷撰写。陈许廷字灵茂，海盐人。万历年间为诸生，因荐举授任兵部司务。这部书每一位鲁公各成一卷，都是摘取《左氏》中可供考核的片言只字，再用其他书来作证明，广泛称引，博采资料，以奇诡华丽为宗旨，并不专门以疏通《经》义为主。然而就他所论说的内容来看，也常常失于穿凿附会。例如卫懿公喜爱鹤，就取用浮邱公的话；秦人归还帑藏，就指为汉朝兴起的谶语：大多不能避免芜杂。《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黄道周撰写。黄道周有《易象正》，已经著录。这部书借天人之间的关系，仿佛用日影来加以表述。《春秋》以天道治理人事，所以用“揆”作为书名，全书合为一篇。他说：“揆，就是晷，就是用表测量日影。太阳在南面时，日影在北，属阴；太阳在北面时，日影在南，属阳。测量揆，就是观察它的影子。宣公三年，日影居中；僖公十七年，日影于是向南；襄公十年，日影于是向北。日影向南，是距离最近；日影向北，是距离最远。”他又说：“《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其中三分之八十一、两分之一百二十。从文王受命之年到仲尼去世，三分计算得到七，两分计算得到五。文王的五个《春秋》周期，会有五位文王出现；仲尼的六个《春秋》周期，会有六位仲尼出现。十一位大圣人，凭借这两个体系来施行，于是天地将再次开辟。”等等。这大概是用《皇极经世》的学说来解释《春秋》，自三《传》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即使邵子也没有阐发过这种义理。黄道周讲解《礼记》的各篇，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经文本旨，但借经书来抒发议论，对于人事仍有一定补益。至于这部书，确实只是无用的数学之学，不能因为是黄道周所作，就曲意替它辩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三百二十年、三千六百年〕 《春秋实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邓来鸾撰写。邓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年进士，官至武昌府知府。这部书专门为科举考试而作，所以《凡例》说：“《春秋》遵从胡氏，凡是左氏与胡氏相抵牾的，一定删去，用来判定是非。”又说：“《春秋左传》只记载同经题有关的内容，以求简便。”他的书也就不必再评论了。《春秋纂》（没有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明代朱之俊撰写。朱之俊有《周易纂》，已经著录。这部书大体上是随着文字随意生发义理，很少有所依据。例如“成风请救须”这一句，本来只是妇人为母家出面袒护的常见情态，却突然把它说成继承断绝之事的美德。类似这样的地方，见识很浅。又如解释芮伯万的母亲的事情，引用隋代独孤后责备她嫉妒，这与《经》的义理完全没有关系。至于遇到灾异就一定推求相应的人事，穿凿附会的地方尤其多。《麟旨定》（没有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陈于鼎撰写。陈于鼎字尔新，宜兴人。这部书成于崇祯庚午年。用“麟”字代替“春秋”二字来命名，书名已经很鄙陋。又只列出拟定的题目，每题都用一篇破题作为格式，然后在下面略作解释。即使放在科举文章中，也属于下等。《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明代张溥撰写。张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编叫《列国论》，共二十四卷；第二编叫《四传断》，共七卷；第三编叫《书法解》，共一卷。同时徐汧、张采为它作序。张采又有《例言》，说《列国论》中还缺少《杂国》一题，《四传断》中僖公一篇缺十多年，文公一篇全部缺失，襄公以下也全部缺失。张采间或加以补充。《书法解》列出的条目很多，只完成了一条。张溥与张采倡议建立复社，彼此声气相通，影响遍及天下，成为明末党争集团的首领。他们的学问大多来自广泛涉猎，还不足以称为专门之学。他所撰述的作品，只有《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搜集散佚文献，采录丰富，对文坛颇有贡献。然而在当时，也只是同梅鼎祚《文纪》等书并驾齐驱。与杨慎、朱谋<土韦>的考证相比，已经稍逊一筹。至于经学，本来就不是他的专长。这部书是尚未完成的稿本，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深奥义理。张采等人因为交游关系，为他搜集补缀后刊刻，实际上不足以用来尊重张溥。《春秋说》三十卷、《附录》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明代王浸大撰写。王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祯丁丑年进士。这部书杂采各家学说，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其中以卓尔康《辨义》为依据的最多。开头是《诸家考》，叙述历代研究《春秋》的学者及其著作；其次是《经传大旨》，辑录各家同自己意见相合的议论；再其次是《纪传》，辑录周及列国的事迹，分析《经》文，分别按类别编排，并附有《时义、地义论》；其次是《春秋总义》。其次是《比事》四十二则，并附有《自跋》。总共三卷，列在全书前面。接着才是解释《经》文，分十二公为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这部书由浸大的孙子云龙抄录，还没有来得及刊刻。王浸大认为《春秋》本来是鲁国史书的原文，孔子对它加以修订。他认为孔子是通过删改史文来显示义理，而不是改变史文来制造义理。自从解释《经》的人不从大义着眼，反而从名字、爵号、日月以及会盟之类寻找义例，大概始于《公羊》《穀梁》，到胡氏时达到极盛。解释越繁琐，经学反而越混乱。因此他写成这部书，用来驳正各家关于《春秋》书法的说法。然而《春秋》固然以鲁史为基础，其中也有圣人特意使用的笔法。例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详细叙述了改写修订的意义。《坊记》所引鲁国《春秋》、《公羊传》所引未加修订的《春秋》，以及宁殖所说“记载在诸侯的史策上”的话，与圣人所作的《经》相互考察，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想驳斥一字一句都有褒贬的说法，却认为圣人所作的《经》仅仅是鲁史的节略文字，未免矫枉过正。他解释《经》也有很多主观臆断。例如解释“尹氏卒”说：“《公羊》《穀梁》认为这是讥刺世代担任卿大夫，说得牵强。栾氏、郤氏、韩氏、范氏世代专擅晋国，七穆世代专擅郑国，为什么不加以讥刺，却偏偏讥刺王朝的大夫呢？”

译外诸侯的大夫去世，按例不见于《经》，《春秋》又怎么能够讥刺他呢？解释“肆大眚”说：“文姜的罪恶通天，死后必定会有阴祸；庄公大赦罪过，是替她求福免罪。”却不知道《春秋》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土，哪里会有罪福的说法？解释“郑弃其师”说：“这是高克的怨言。”高克是一个逃亡的臣子，怎么可能把他的事情遍告各国？杜预所说高克叙述此事并告知鲁国，本来没有确凿证据，怎么能突然断定是根据高克的话呢？又如《比事》中解释“城筑”一条说：“邑记作‘城’，台、馆、囿记作‘筑’。城属于土木工程，所以必须用‘筑’；南门、雉门记作‘作’，属于木工，所以必须用‘作’。”南门、雉门难道竟然不需要土木工程吗？况且两观为什么也记作“作”呢？这些都是任意从文字中生发意义，并不是典常准则。至于他的《纪传》叙事，从隐公元年开始，到哀公十四年结束。其中只说某件事在《经》中记载，某件事在《经》中没有记载。又从齐、晋以下都用鲁公的年数纪年，甚至《周本纪》也是如此。这是降低天王正朔的地位，迁就诸侯国的纪年。既不像经学的解释，也不像史书的裁断，大概两方面都不恰当。他的《诸家考》把胡氏《传》排在西汉诸儒之前，已经很没有见识。卷末又自己题识说：“吕大圭、灌甫、赵企明、姜廷善，未详。”考察灌甫是明代宗室朱睦的字，在《诸家考》中已经出现，他却突然忘记了。吕大圭字圭叔，是南宋末年人，著有《春秋或问》和《五论》。企明是宋代赵鹏飞的字，著有《春秋经筌》。廷善是明代姜宝的字，著有《春秋事义考》。然而王浸大都说“未详”。由此可见，他连这几家的完整著作都还没有看到，甚至引用杜预《集解》时也称作杜氏《疏》，更加没有根据。大概是见闻不广，所以议论很多而考证很少。《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代顾懋樊撰写。顾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经著录。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说“未见”。书前有顾懋樊的《自序》，说以胡《传》为宗旨，参照《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并用各位儒者的学说来辅助。现在考察这部书，只是为了科举文章而敷衍胡《传》罢了，从未用三《传》加以订正，也没有用各位儒者的学说加以订正。《锺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这部书是毛晋汲古阁所刻。只收录杜预《左传集解》，比坊间版本兼刻林尧叟《注》的，更接近古本。然而加上锺惺的评点，把书名改为《锺评左传》，实在是多此一举。锺惺撰写《诗归》，另辟蹊径，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解释经书，则不是他的长处。《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明代凌稚隆撰写。凌稚隆字以栋，乌程人。这部书解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旨，又广泛采录各家学说加以增补。对于《左氏》中不合之处，也间或加以辨析订正；又把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列在卷首，以便查阅，但这些内容都繁琐零碎，没有什么可观之处。朱彝尊《经义考》记作七十卷，《浙江通志》记作三十卷。这一版本同朱彝尊所记相合，可知《通志》是传抄时的错误。《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夏元彬撰写。夏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这部书杂乱拼凑而成，完全没有体例。隐公以前，冠以《国语》十几条，用来记载周朝东迁的始末。大概是仿照冯梦龙《春秋衡库》编成的，但疏漏简略得更加严重。《经》文下面，有时抄录《左氏》，有时选取《公》《穀》《国语》附在后面。有时标明《传》的名称，有时不标。有的附录标有“附”字，有的又没有“附”字。前后端绪茫然，突然之间很难查究。例如“费伯”的注释错误地放在“盟唐”之下。“楚杀公子侧”的《传》上，忽然注说：“出自宋楚平《传》。” “卫州吁弑君”下面只记载《诗经·绿衣》一章，没有其他注释。“壬午大阅”一条，全部抄录《周官》中“中春教振旅”以下四条，却一句说明也没有。像这样的地方，数不胜数。文震孟的《序》竟然称赞它在经术方面所得很深，也实在令人诧异。《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梅之熉撰写。梅之熉字惠连，麻城人。这部书专门为《春秋》制义中的比题、传题而作，每道题都必定载有一篇破题，并详细列出作文的方法。原来的制度认为《春秋》一经可以命题的不过七百多条，担心考生容易猜中，于是创制合题。等到合题的说法纷纷出现、混乱不清，考官和举子都没有定见，于是这类讲章便出现了。相信《传》而不相信《经》，先儒认为这是应当斥责的，但那还只是针对三《传》而言。至于抛开《经》文，只在胡《传》中推求语气来作文，《经》已经荒废了。它的弊端还在于，又从胡《传》中摘取一两个字，牵强拼合，把它们联缀成篇，这样连《传》也荒废了。这类讲章都是经学的蛀虫，本来不值得著录。特别保留它们，是为了说明科场的旧制度。所谓比题、传题，鄙陋就是这样，并没有另外什么精微之处；又是为了说明明末时文的弊病：名义上说是在发挥《经》义，实际上却割裂《传》文，同圣人删改史书以寓义的旨意南辕北辙。这些都可以作为鲜明的鉴戒。因此附带保存它的书名，用来告诫学习《春秋》的人。《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施天遇撰写。这部书虽然以三《传》为名，实际上以胡《传》作为取舍标准。凡是胡《传》所驳斥的，一概删去，所以保留下来的只是三《传》的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和《国语》的文字来补充，只不过是取来备作时文摘取之用罢了。《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刘城撰写。刘城字伯宗，贵池人。这部书前面列国名，后面列地名，都按照十二公时代的先后编排。地名下面各有注释，少的只有一两个字，多的也不过六七个字。大概是随手搜集记录，姑且用来备忘诵读，并没有考订校正。与后来高士奇、江永两家的著作相比，差得远了。《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明代张岐然编。张岐然字秀初，钱塘人。这部书采录《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又增加《国语》。《国语》也称《春秋外传》，所以称为“五传”。所谓“平文”，是说明五《传》兼收并取，没有偏重任何一家的意思。他的《自序》说：“我曾同虞子仲皜广泛阅览《春秋》七十二家的旨意，大概很少有不混乱的。等到考察近来经生家的学说，几乎已经不能再称为《春秋》了。探究它的弊病，大多是由于不能平心静气地参照各家，却过分尊崇胡氏。时间久了，只知道有胡氏《传》，更加不知道还有其他各家；再过了很久，就只从胡《传》中牵强附会，连《经》也不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乱到了极点”之类的话。考察胡安国在宋高宗时期，以《春秋》进讲，都是根据南渡时的形势来立论。他所说的“丧事希望迅速使国家贫困，死后希望迅速腐朽”，是有所指而发的。元、明两代，时代和形势已经不同，却因为这些话出自程子，便用来取士，这已经不是胡安国当初撰作《传》的本意了。元代制度兼用三《传》，明代制度兼用张洽《传》，大概也是暗中知道胡安国的说法多有偏僻之处，所以用来补救他的偏颇。永乐年间修撰《春秋大全》，沿袭汪克宽《纂疏》，于是专门尊崇胡《传》，这又不是延祐、洪武制定法规时的本意了。然而胡广等人的《大全》，虽然偏重一家，失之固陋，却还依据《经》文来阐明义理。后来剽窃沿袭不止，抛开《经》文只诵读《传》，仅摘取《经》文中的两三个字来标明某公某年。到了这种风气的末流，连《传》也不诵读了，只大略概括《传》的意思，标出一个破题，互相传授而已。这大概也完全不是修撰《大全》的初衷了。岐然明确指出流弊，可以说深刻而显明，所以他的书都参取四《传》，用来补救胡《传》的缺失。虽然其中取舍未必完全恰当，但总的说来，他针砭俗学、破除固守成习，对于《春秋》并非没有功劳。只是五《传》都已经各自编成书，人们也都在学习诵读，不必等到刊刻此书才得以流传。因此只取用他维护《经》文的用意，而不再收录他的书。△《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书后有《自跋》，说此书初成于天启甲子，重订于崇祯辛未。作者自署为“天畸人”。有三方小印：一方称“三峨”，一方称“仲先”，一方称“且止菴居”。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这部书仿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体例，以年份为经线，以各国为纬线，把各项大事分别写在相应年份之下。但体例相当杂乱。例如周列为第一格，周平王四十九年记作“宰咺来赗仲子”。这是鲁国方面的用语，应当系在鲁国，不应当系在周国。到了周平王五十九年记作“武氏子来鲁求赙”，其中称“来”似乎是鲁国方面的用语，称“鲁”又似乎是指鲁国为外部对象，更加没有体例可言。又把瓦屋之盟列在晋国一栏，是编排上的错误；晋国俘获秦国间谍，却增加“晋伐秦”三字，则事实或许有误：这些都不足以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