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五 子部四十五

译卷一百三十五　子部四十五 ○类书类一 类书一类的书籍，兼收经、史、子、集四部的内容，但又不属于经书、史书、子书或文集。在四部之中本来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皇览》起始于魏文帝时期，晋代荀勖编《中经》时把它归入哪一门，如今已无从考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子部》，应当是有所依据的。历代相承，没有人改变它。明代胡应麟撰写《笔丛》，才开始议论应将它改列入《集部》，但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徒然进行繁琐改动，所以不如仍旧沿袭原来的分类。这种体例一兴起，读书作文的人查检起来较为容易，注书的人也从中得到剽窃的便利，辗转抄袭贩卖，真正的学问反而大受荒废。然而古籍散亡，至今十部中保存不了一部。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闻，往往借助类书才得以保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搜集了许多残篇断简，直到今天仍取之不尽，实在不能说毫无补益。至于专门考察一件事情、如《同姓名录》一类的书，另无类别可归，旧例都列入类书，今天也仍然沿用这个例子。△《古今同姓名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写。这部书见于《梁书》本纪和《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都作一卷。唐代陆善经续编并扩充了它，所以《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都作三卷，但它们的版本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个版本是《永乐大典》所收，又经过元代叶森增补。虽然辗转增益，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但幸好体例分明，彼此没有混杂。凡是陆善经和叶森补入的内容，都一一作了标注，还可以考见梁元帝原本的内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那么，类事之书没有比这部书更古老的了。《史记·淮阴侯列传赞》提到有两个韩信，这是辨析同姓名人物的开端。然而刘知几在《史通》中还讥讽司马迁完全没有区别，班固也没有加以改正。司马迁因为不知道有两个子我，便把宰予说成参与了田恒之乱；因为不知道有两个公孙龙，便把坚白、同异的学说附会给孔门弟子公孙龙。这样人物相混，事情也全都混淆，甚至连叙述都失实。因此，辨析异同、严格区别时代，也未尝不是读书的重要事务，并不只是搜集琐闻供人谈论而已。明万历年间，余寅另撰《同姓名录》十二卷，周应宾又增补一卷，清代王廷灿又增补八卷，所收内容比这部书更详细。不过，开创体例、奠定条例，最终仍应以这部书为最初的起点。△《编珠》二卷、《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内府藏本） 《编珠》二卷，旧本题为隋代杜公瞻撰写。《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则是清康熙戊寅年詹事府詹事、钱塘人高士奇辑录的。考查《编珠》，《隋书·经籍志》没有记载，《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杜公瞻《荆楚岁时纪》一卷，没有这部书。《宋史·艺文志》才开始著录它。但世上没有流传的版本，直到高士奇家才出现。高士奇在序中说，是从内府废纸中得到的。原目录共有四卷，已经散失了一半。他遍寻而不可得，便依据原目录补成四卷；又把原来类别不完备的内容扩充为二卷。卷首载有大业七年杜公瞻的自序，说是奉诏撰写进呈，署衔为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又有徐乾学的序，说杜公瞻没有其他著作，《谈薮》记载隋代京兆杜公瞻曾邀请杨玠到家中，酒兴浓时相互嘲谑，说的就是这个杜公瞻，毫无疑问。如今看这部书，是把事类编排成对偶，体例大略像徐坚的《初学记》，但前面没有叙事，后面也没有诗文。原目录分为天地、山川、居处、仪卫、音乐、器玩、珍宝、绘采、酒膳、黍稷、菜蔬、果实、车马、舟楫等类，现存的只有音乐以前的五类。只是因为隋炀帝名讳为“广”，所以“广川”改作“长河”，《广雅》改作《博雅》。可是这部书在“桂林水”条下引用《广州山川记》，在“治鸡水”条下引用《广州记》，在“柏心桂”条下引用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在“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用班固《西都赋》说“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的父亲名讳为“忠”，所以《隋书》把“忠节”改为“诚节”。可是这部书在“斩马剑”条下引用《汉书》记载王莽杀董忠的事情，这还可以说是行文时不避讳，未必完全拘泥。又如“菖蒲海”一条本来应当同“茱萸江”相对，“菖”字从草字头，显然没有疑问；但条下注释却引用《汉书·西域传》说，于阗河与葱岭汇合，向东流入菖蒲海。如今查考《汉书》，写的是“蒲昌”，不是“菖蒲”。唐代以前的书不应荒谬到这种地步。这还可以说是一时记错。至于“音乐”门中的“南城鼓”一条，引用《乐府解题》说：“鼓吹曲有《巫山高》《战城南》。”这不仅文理不通，而且《乐府解题》一书古代从未著录，最早见于《崇文总目》，其中说不知道撰写人的姓名，列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之后。郭茂倩《乐府诗集》在“汉铙歌”上卷的《回篇》中引用它，直接题作吴兢所撰，虽然未必准确，但这部书出现较晚，必定不是六朝旧籍，这是毫无疑问的。杜公瞻怎么能够见到它呢？或者是明人假托之作，而高士奇偶然没有考察清楚吗？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和张萱《内阁书目》都没有著录。《永乐大典》对于前代类书，如《四六丛珠》《截江网》之类，无不广泛采录，却连这部书一个字也没有收录。由此可知，它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因为它采集辞藻，颇为鲜明华丽；高士奇所续的内容，也都取自唐代以前的史事，比其他类书更接近古代，所以姑且把这种可疑的传说保存下来，以备参考。△《艺文类聚》一百卷（内府藏本） 唐代欧阳询撰写。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隋代任太常博士。入唐后官至太子率更令、宏文馆学士。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这部书根据他的自序，大概也是奉诏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注说，是令狐德棻、袁朗、赵宏智共同编修的。《新唐书》欧阳询本传又说，武德七年，唐高祖下诏让他与裴矩、陈叔达共同编修。大概因为欧阳询负责总成，所以流传下来时只署他的名字吗？叶大庆《考古质疑》说，书中“正月十五日”门有苏味道的夜游诗，“洛水门”有李峤的游洛诗，“寒食”门有沈佺期、宋之问的诗，这四人都是后来的人，欧阳询怎么能够预先把他们编入书中呢？那么，传抄过程中又有篡改混乱之处，并不全是欧阳询等人的原本。

译序中说，《流别》《文选》专门收取文章，《皇览》《遍略》直接记载事实，文字义理既然不同，查找检索就难以统一。这部书按事类分别编排，事实放在前面，文章列在后面，使读者容易查阅，也给作者提供了写作资料；在各种类书中，它的体例最好。全书共分四十八类，其中门类名称有的过于繁琐，有的又过于简略，分合也有不恰当之处。例如《山水部》五岳只保存三岳，四渎缺少一条；《帝王部》不收三国时期的蜀汉，只记载北朝的高齐；《储宫部》把公主附在太子项下，却把诸王另列入《职官》；《杂文部》把纸、笔、砚附在其中，而《武部》之外又另列“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应当列入《地部》，坛应当列入《礼部》，却列在《居处》；针应当列入《器物》，钱应当列入《宝玉》，却列在《产业》；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应当列入《器物》，却列在《服饰》；疾病应当列入《人部》，却列在《方术》；梦、魂魄也应当列入《人部》，却列在《灵异》。此外，茱萸、黄连列入《木部》，芙蓉、菱、藤列入《草部》；在“鸿”之外又另列“雁”，在“蚌”之外又另列“蛤”，在“鹤”之外又另列“黄鹤”，在“马”之外又另列“騊駼”。像这一类，都免不了杂乱琐碎而缺少条理。唐觐《延州笔记》曾摘出书中所载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把“诔德”误作“累德”，认为讹误从这部书开始。考察刘熙《释名》，“诔”就是“累”，是累述死者的德行。因此欧阳询的书并没有错，错的是唐觐。至于王楙《野客丛书》摘出它把《汉书》中长陵“一抔土”的故事误将“抔”作“杯”，收入“杯”门之下。王楙又摘出书中《蒲柳门》收录赵高把蒲草捆起来当作肉脯的故事，说出自《史记》，但《史记》中没有这段文字。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也摘出它引用梁君射白雁的故事，说出自《庄子》，但《庄子》中没有这句话。这些确实都是它的错误。然而，隋代以前遗留下来的文章和秘籍，直到今天十之八九已经亡佚。能够得到这样一部书，仍然多少有助于考证。宋代周必大校订《文苑英华》时，多次引用这部集子；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中采录的内容尤其多。这也就是所谓残余的油脂和香气，滋润流传于百代之后。△《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内府藏本） 唐代虞世南撰写。虞世南字伯施，余姚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宏文馆学士，谥号文懿。事迹详见《新唐书》本传。“北堂”是秘书省的后堂。这部书大概是虞世南在隋代任秘书郎时所作。刘禹锡《嘉话录》说，虞公任秘书时，在秘书省后堂汇集的群书中，凡是可以作为写文章材料的内容，都称作《北堂书钞》；如今北堂还在，而《书钞》盛行于世，等等。说的就是这件事。原书分为八十卷，八百一类。《新唐书·艺文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沿用了这一卷数。《中兴书目》作一百六十卷，《宋史·艺文志》也沿用了它。今本卷数与《中兴书目》相同。但书中《地部》写到泥、沙、石就结束了，恐怕不是完整的卷帙，难道原书在宋代已经亡佚了吗？王应麟《玉海》说，两馆旧藏中缺少《书钞》，只有赵安仁家有一本。宋真宗命内侍取来，亲自下诏褒奖。可见当时已经非常珍视这部书了。这个版本是明万历年间常熟人陈禹谟校订刊刻的。钱曾《读书敏求记》说，世间流行的《北堂书钞》任意增删错乱，无法订正。以前听说嘉禾有收藏家保存着原本，访求了十多年才得到。翻阅之后，使人心情和眼界都豁然开朗。朱彝尊《曝书亭集》也说，曾见过《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反复观看，原来就是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如今世间流行的本子出自陈禹谟删补，甚至把贞观以后的事情以及五代十国的书混杂进去，完全失去了旧貌；《大唐类要》大体上出自原书，只是世上很难得到，等等。大概明人喜欢增删古书，任凭主观臆见私自改动，其庸俗妄作、毫无见识，确实像钱曾、朱彝尊二人所讥讽的那样。然而如今嘉禾旧本和《大唐类要》都已经无法见到，只有陈禹谟这个本子还保存着。他增补的各条，幸好都注明“补”字，仍然可以寻找到痕迹。即使只能保存千百中的十分之一，也未尝不是借此使唐人的旧籍得以流传后世。只是他改动和删削的部分，删去之后竟无法考查，这样看来，刊刻的功劳也不能抵消篡乱原书的过错。△《龙筋凤髓判》四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唐代张鷟撰写。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是深州陆梁人。调露初年考中进士。授任襄阳尉，历任四门员外郎等官，最后任龚州长史。事迹详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唐书》把他的传附在其孙张荐的传记中。书中说，他小时候梦见一只紫色羽毛的大鸟停在庭院里。他的祖父说：“我听说紫色羽毛的大鸟就是鸑鷟。你长大后，或许会凭文章成为朝廷的祥瑞吧？”于是便给他取名为鷟。员半千称赞他的文章如同青铜钱，万篇文章万篇都能中选，当时号称“青钱学士”。日本、新罗的使者来到唐朝，一定拿出金帛购买他的文章。然而他的著作大多没有流传，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朝野佥载》和这部书。《朝野佥载》已经被窜改错乱，失去原貌，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原来的篇帙。书中铺陈排列各级官曹，分条列目，编排得很工整。唐代制度以身、言、书、判四项考核选拔官员，今天见于《文苑英华》的这类文章很多，大都没有署名。只有白居易将这类文章编入文集，以及张鷟把它们自编成一部书的作品，最为流传于世。白居易的判词以流畅明快为主，这部书则以繁缛华丽为主，不过是各自代表一个时代的文体罢了。洪迈《容斋随笔》曾讥讽它堆砌典故，不切合判定罪行、议定法律的实际需要。但是，张鷟编写这部书，是为了供应科举程试的使用，本来就是为了排列典故而作，并不是为了制定法律而作，自然以征引广博、详尽周全为主。每句话都有适当的用途，本来不能因此指责为张鷟的缺点。原本附有注文，是明代刘允鹏辑录的。征引摘录颇为详尽，只是稍嫌冗长。因为没有别的注本，姑且仍按旧本录存。刘允鹏原名继先，字敬虚，是武定人。嘉靖辛卯年举人。曾著有《续事类赋》，今天已经没有传本。只有这部注文附在张鷟的书中，还保存于世。△《初学记》三十卷（内府刊本）

译唐代徐坚等奉诏撰写。考察《唐书·艺文志》，记载有《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另有《初学记》三十卷。注文说，张说撰《类集要事》用来教导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人分头撰写。这样看来，似乎两部书都由张说总领其事，而徐坚等人分工修撰。晁公武《读书志》则说，《初学记》三十卷，唐代徐坚等撰写。起初，张说撰《类集事要》来教导诸王，开元年间，皇帝下诏命徐坚与韦述等分门别类编撰。这样又似乎《事类》是张说所撰，而徐坚等人又奉诏选择其中精华编成此书。考察《南部新书》记载，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人编纂经史文章的精要，按类别归类，皇帝命名为《初学记》。这样看来，晁公武所说应当符合事实。《唐志》的注文叙述不清楚，只是偶然把两部书合并为一部罢了。这部书分为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个子目，大体与其他类书相同。只有地部在五岳之外还记载了终南山，在四渎之外还记载了洛水、渭水、泾水；又把骊山汤泉、昆明池另列为两条，这都是因为它们属于唐代两都的旧迹。它的体例是：前面叙述事实，接着列举事对，最后收录诗文。叙事部分虽然杂取群书，但次序好像彼此相连，这一点与其他类书不同。所收诗文兼及初唐作品；诸臣的作品附在前代作品之后，而太宗的御制诗文则提升到前代作品之首。与《玉台新咏》把梁武帝的诗夹杂在诸臣作品之中的做法相比，它也有自己特别的体例。它所采集的材料都是隋代以前的古书，取舍谨严，其中很多可以实际应用。在唐代类书中，博大不及《艺文类聚》，但精审则胜过《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和《六帖》则远远不如这部书。《春明退朝录》和《温公诗话》都称中山刘子仪喜爱这部书，说它不只是供初学者使用，也可以作为终身记诵的书。李匡乂《资暇集》却说：《初学记》的月部用“吴牛”对“魏鹊”。所谓“魏鹊”，是引用曹公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作为依据，这实在很疏略。汉武帝《秋风辞》说：“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如今月部既然用了“魏鹊”，那么风部也可以使用“汉雁”了。若只是采集文字，还有什么不可以采用的呢？东海徐公是博学的大儒，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失误呢？如此等等。这番议论说得很有道理。后来李商隐作诗，因为鲍照《代白头吟》中有“清如玉壶冰”一句，便以“鲍壶”对“王佩”，实际上沿袭了徐坚的错误。不过，不能因为这一处过失就掩盖全书的价值。△《元和姓纂》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唐代林宝撰写。林宝是济南人，官至朝议郎、太常博士。序文称“元和壬辰岁”，大概就是宪宗七年。林宝在《唐书》中没有传记，他的名字见于《艺文志》，各家书目记载都相同。只有《唐会要》称此书为王涯所撰，大概是因为王涯曾经作序，因而讹误。郑樵《通志》又称李林宝撰写，这是因为李吉甫命林宝撰写此书，当时两人的名字连写，传抄时脱去了“吉甫”二字，于是误合为一人。看郑樵在《姓氏略》中讥讽林宝作《姓纂》，却不知道林姓的来源，由此可以知道《艺文略》中本来写的是林宝。焦竑《国史经籍志》也因此写作李林宝，错误得很。林宝论述得姓受氏的起初情况，大多取材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今天已经失传的书，也依靠他的征引而清楚可见。郑樵撰写《族略》，完全承袭了他的文字，大概也是佩服其广博。只是林宝在二十旬内完成此书，征引之间有些讹误。况且，当时正是看重门第的时候，各家都依据自己的谱牒所记载的内容，牵强附会、攀援关系，这些情况都不可避免。看《白居易集》自叙家世，竟以白乙丙为祖先，却说自己出自白公胜，时代颠倒，谬误显而易见；其他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荒诞妄说最多，大概是有原因的。但若论唐人的世系，这部书却记载得详细而且核实。此书传到宋代，已经散佚很多。因此黄伯思《东观馀论》称得到富弼家藏本时，已经缺少数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称绝无善本，只剩七八卷。今本藏在《永乐大典》中，原文都被割裂，分别编载在太祖《御制千家姓》之下，而且也不是原来的篇次。幸好原序还保存着，可以据此考察它的体例。现在仍依照《唐韵》，按四声二百零六部排列先后，又采用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辨证》所引的各条，补足缺失散佚之处。仍整理为十八卷。至于字句的讹误，则参照校勘各书，详细订正，并分别在下方附上案语。原序说皇族以外的姓氏都按四声分类编集，那么李姓必定位于第一卷。如今却独独没有保存一个字，难道是在修纂《永乐大典》时，第一册已经散佚了吗？不过，这些残编断简终究还是可以作为考证文献的依据。△《白孔六帖》一百卷（内府藏本） 考察《文献通考》，《六帖》三十卷，是唐代白居易撰写的；《后六帖》三十卷，是宋代知抚州孔传撰写的。两书合计为六十卷。这部书把两书编成一书，不知道是谁合并的。又编成一百卷，也不知道是谁分卷的。考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其中称《六帖新书》是在东鲁遭受兵火之后出现的，南北隔绝，书本没有传到江左，使学者无法借此增加见闻。这样看来，南宋南渡之初还没有传本。王应麟《玉海》才开始称孔传也有《六帖》，如今将它合为一书。由此可知，两书合并应当是在南宋末年。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记载，白氏《六帖》有元祐五年博平王安世所作的序，这个本子已经失传。卷首冠以韩驹的序，则是专门为孔传的续书所作。杨亿《谈苑》说：白居易作《六帖》时，使用几十个陶制瓶子，每个瓶子上题写一个门类，制作七层架子排列在书斋中。他命诸生搜集有关事类，投入瓶中，再倒出来抄录成书。所以书中所记时代大多没有次序。《唐志》称此书为《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大概是它的别名。程大昌《演繁露》称，唐代开元年间实行科举考试的办法，帖经考试时把所学习的经书遮住两端，中间只露开一行，把纸裁成帖子。每帖三个字，根据当时情况增减，标准并不一致，有的答对四字、五字、六字便算通过。

译“六帖”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取答中帖经较多这一点来给书命名。但是，这部书杂采成语和典故，是为写作词藻而准备的，与进士的帖经考试完全没有关系，无法详细说明它取名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程大昌所说的，大概也是凭主观臆测附会吧？它的体例与《北堂书钞》相同，但割裂材料、堆砌琐碎内容，反而比《北堂书钞》更差。《资暇集》摘举它误引朱博乌集的故事，《南部新书》摘举它误引陶潜五柳的故事，《东皋杂录》摘举它误引“鸟鸣嘤嘤”的故事，《学林就正》摘举它误引毛宝放龟的故事。不过，它所征引的毕竟都是唐代以前的书。散落的简册和遗佚的文章，往往还保存在其中，终究不能说对考证毫无帮助。《容斋随笔》又称，像《云仙散录》一类世俗流传的浅陋荒诞之书，都非常可笑。孔传的《续六帖》把其中的事情全部收录进来，反而玷污了自己的书。但《复斋漫录》（按：《复斋漫录》如今已经散佚，这条材料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引文）称：东鲁孔传，字圣传，是先圣孔子的后裔，也是中丞孔道辅的孙子。他为人博学多闻。从唐代以来直到我们宋朝的诗、颂、铭、赞，以及奇异的编著、深奥的记录，他竭尽力量加以考订研究，细微之处也不遗漏。摘取其中的关键，分类汇集，把有益于世的内容续接唐代白居易的《六帖》，称为《六帖新书》。韩子苍为它作序，认为孔侯的书如同富裕人家储藏的木材，椽、栋、枅、栱堆积如云、聚集如山，木匠得到它们，随手取用也不会穷尽，这种用途难道会小吗？如此等等。这样看来，宋人也相当看重这部书。《玉海》引《中兴书目》称，白居易采集经传百家的言语，摘取其中精华，按类别分门编排，并在每条下面详细注明所出书籍的卷帙和作者姓名。晁公武《读书志》则称，白居易的原本没有记载出处，是他的曾祖父秘阁公为它作了注文，流行于世。两种说法不同。但晁公武叙述的是自家的事情，应当不会有误。而且《玉海》又引《中兴书目》称，白居易把天地间的事情分门归类，编成声偶，却没有记载出处；这个说法本身也前后矛盾。大概当时流行的版本本来就有已经注明出处的本子，也有没有注明出处的本子，王应麟只是各自按照他所见到的书来记述罢了。这个本子的注文很简略，也没有题写注者的姓氏，是否就是晁公武所注，已经无法考定。现在也仍按原本录存，不再增题注者姓名。白居易一生的始末，详见《唐书》本传。他还有《东家杂记》，已经著录。△《小名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代陆龟蒙撰写。陆龟蒙有《耒耜经》，已经著录。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古人的小名，起于秦代，终于南北朝。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记作三卷，而这个本子只有二卷。赵希弁称，神仙、玉女的名字，以及妇女、奴婢的称呼，也没有遗漏。这部书现在也只有妇女、奴婢的称呼，没有神仙、玉女的名字。赵希弁又称此书记载从秦代到隋代的人，而这个本子没有隋代人物，大概不是完整的书。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杂乱琐碎，例如秦二世名胡亥、汉光武帝名秀之类，都不是小名。王戎称阿戎，王僧谦称阿谦，不过像吕蒙称阿蒙、崔鸿称阿鸿、王平子称阿平、米元章称阿章一样，只是用本名表示亲昵，都不应列入小名之中。至于匡衡的小名叫鼎，出自《西京杂记》，颜师古注《汉书》时已经严厉驳斥过这种说法，陆龟蒙仍然沿袭它，实在是没有考察。再如本书本来旨在记载小名，却因为小名而牵连记述事实，已经属于枝蔓，如谢朗、王恭、王修等人的事例。至于同一内容反复出现，更与体例不合。王楙《野客丛书》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中都有陆龟蒙《小名录》五卷，只可惜没有见到。王楙博览群书，却这样说。或许原本已经散佚，后来有人凭臆测补缀，假托为陆龟蒙所作吧。但是，唐人的著述流传到后世的日益稀少，陆龟蒙这部编著虽然不能确信一定是真的，也没有办法断定一定是伪作；既然长期相传，把它作为古书的一种保存下来也可以。△《蒙求集注》二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晋代李瀚撰写。李瀚的生平事迹不详。考察李匡乂《资暇集》，称同族人李瀚作《蒙求》，那么他也是李勉的族人。又据《五代史·桑维翰传》称，起初，李瀚任翰林学士，喜欢饮酒，常因饮酒过度失态，晋高祖认为他浮薄，说的应当就是这个人。他的注文没有署撰注者的姓名。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补注蒙求》八卷，徐子光撰写。它给李瀚《蒙求》的句子作注，除解释原句外，还涉及其他人的事迹。所说情况与这部书相合，只是卷数为八卷，而这个本子只有二卷。不过，这个本子的篇帙很重，大概是后人把八卷合并而成的。书中把《蒙求》原文列在卷首，随后每两句作为一节，分别作注。注文虽然稍嫌冗长，但相当精审。例如“吕望非熊”一句，因为《六韬》原文没有“非熊”二字，便引用崔骃《达旨注》，说明“非熊”一语最初的用法；“周嵩狼抗”一句，因为《晋书·周嵩传》写作“抗直”，便引用《世说新语》原文作“狼抗”来加以说明；“贾谊忌鵩”一句，因为《鵩赋》中没有“忌”字，便引用孔臧《鸮赋》中“贾生有识之士，忌前鵩焉”的话来加以说明。“燕昭筑台”一句，因为《史记》记载的是筑宫而不是筑台，便引用孔融《与曹操书》和鲍照《乐府》都称“筑台”的材料来加以说明。“胡昭投簪”一句，因为胡昭本传中没有“投簪”二字，便引用挚虞所作《昭赞》来说明。像这类地方，都不是随意处理的。凡是事迹不详，而旧注所说又不知道依据何在的，如“赵孟疵面”“子建八斗”“苏章负笈”“申屠断鞅”“龙逢版出”“何谦焚词”等，都是对有疑问的传说仍照样存疑相传，也不失为详慎。其中偶尔有考察不周的地方，朱翌《猗觉寮杂记》曾摘出毛宝、韩寿两件事。现在考察“纪瞻出妓”一句，事情见于《世说新语》，旧注所引没有错误，却说今本没有记载；“江革忠孝”一句，事情见于《南史》，却认为是后汉的江革，并把“忠孝”改为“巨孝”；“颜叔秉烛”一句，说事情出自毛公《诗传》，但今天所见《诗传》中实际上没有这段文字。这些都免不了有小的差错。又如“刘惔倾酿”一句，竟误读《世说》，把“倾家”的“倾”理解成“倾酒”的“倾”，也没有加以纠正。不过总体来说，这部书广博通达，确实是初学者入门的津梁。△《事类赋》三十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吴淑撰写，并亲自作注。吴淑字正仪，是丹阳人。在南唐任内史。归附宋朝后，被推荐参加学士院考试，授任大理评事。后来官至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这部书是他所作的分类记事之书。卷首署衔称“博士”，大概是他进献此书时的官职。前面有吴淑的进书状，说自己先前进献的著作，每个字题作一赋，共一百首；退下来后只觉得内容芜杂烦冗，因而非常惶恐忧惧。忽然奉到皇帝的训令，让他加以注释。又说，先前进献的二十卷，加上注解后，卷帙稍有扩大。如今扩充为三十卷，题名为《事类赋》，等等。由此可知，吴淑最初进献这部赋时是二十卷，尚且没有书名；后来奉诏亲自作注，才增加卷数，确定为现在的名称。全书天部三卷，岁时部二卷，地部三卷，宝货部二卷，乐部一卷，服用部三卷，什物部二卷，饮食部一卷，禽部二卷，兽部四卷，草木部、果部、鳞介部各二卷，虫部一卷。分列子目一百个，与进书状中所说的数目相合。类书始于《皇览》。六朝以前的旧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对》三卷，这些是以偶句编排典故的开始。然而如今全都失传了，无法知道它的体例。高士奇所刻的《编珠》，称为隋代杜公瞻所撰，其实是伪书。如今所见唐代以来的各种本子，讲究骈偶、辞藻对偶的编排，始于徐坚的《初学记》；熔铸古代典故，协调声律，始于李峤的单题诗；把这些联缀成赋，则始于淑。李峤的诗如今还存有一卷，但注已经散佚。例如《桂诗》中“侠客”一条，写作“马仙人叶作舟”之类。由于古书散失，如今都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世上也不再流行使用。淑本是徐铉的女婿，学问有渊源，又参与编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部大书，见闻尤其广博。因此，他的赋既工整雅正，注释又与赋出自同一人之手，所载事实没有错误，所以一直流传诵读到今天。看他进献此书的表状中说，凡是谶纬之书以及谢承的《后汉书》、张璠的《汉记》《续汉书》《帝系谱》、徐整的《长历》《元中记》《物理论》，如今都已经散佚，但著述之家世代相承，仍把它们作为依据，不忍心丢弃，所以也保存下来，等等。那么，除去这几种已经散佚的书以外，其余内容都是采自原书，并不是辗转抄取、零碎摘录之作。它的精审程度更加值得珍视，不能因为常见就轻视它。△《太平御览》一千卷（侍讲张焘家藏本） 宋代李昉等奉诏撰写。太平兴国二年接受诏令，到八年成书，起初名为《太平编类》，后来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书成以后，宋太宗每天阅读三卷，一年读完一周，所以赐名《太平御览》。全书分为五十五门，征引材料极其丰富，因此洪迈《容斋随笔》说，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御览》时，所引用的书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它的纲目都载在第一卷（按：这就是今本前面列出的旧目录，是宋代官刻本留下的旧目录），但其中杂书、古诗、古赋又不能全部记录。以今天考察，已经不流传的约占十分之七八。胡应麟《经籍会通》则认为，这部书所引用的材料大多采自类书，并不是因为所引的原书在宋初还存在。他极力驳斥洪迈说法的错误，所说确实有道理。然而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说，有人认为宋朝初年古书大多还没有亡佚，是因为《御览》所引用的书名可以作为依据。其实并不是这样，只是沿用了各家类书的旧文而已。根据三朝国史考察，当时馆阁和宫禁中的藏书总计三万六千多卷，而《御览》所引用的书大多没有著录，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洪迈所说的这些话，陈振孙已经先行驳斥过了；胡应麟只是抄袭了他的说法。胡应麟又说：《御览》过去一直以抄本流传，近十年来才开始刻印，但错误特别严重。若不是资深的老师宿儒，连一篇文章、半片竹简都不能断句。至于姓名颠倒错乱、世代混淆，初学者读了以后，有时还拿去写诗作文，误导人的地方很多。按：此本前面有万历元年黄正色的序文说，从太平兴国年间到现在将近六百年，宋代刻本都已经湮没。近来云间朱氏所保存的本子，也残缺了一半以上。天下的抄本虽然很多，但辗转传抄，错误更加严重。我们无锡有爱好文章的士大夫，借助福建省刻工，用活字校订刊印，始于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才印出十分之一二，福建刻工便散去了。于是，浙江人倪炳伯同郡邑中的几位大夫谋划此事，合力召集工匠，将它刊刻在梨枣木板上。国子监生虞允一元竭力承担校勘工作，却在隆庆六年去世，未能完成此事。如今又苦于版本错讹，薛宪副应登得到了一部校勘过的善本，将它收藏在自家的私塾里。他的次子名逢，便让倪氏抄写后付梓刊行，如此等等。关于刊本讹误的原因，基本上与应麟所说相合。然而，此书流传于世，实际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活字印本，版心题作共印五百部；那么正色所说印成十分之一二便散失的说法，就不确切了。另一个就是倪氏这一版本。两个版本同出于一份稿本，脱漏错误大致相同，但校勘者各不相同，字句也略有异同。现在将两个版本互相参校，并用其他书籍加以考证，把能够确定的地方订正；对于不能确定的地方，仍旧保留原样。古书的义理深奥，文句与后世多有不同，存疑不改，终究胜过妄加改动。宋初距离古代还不远，即使是所采录的类书，也都有自己的渊源，和后来拼凑堆砌的书截然不同。因此，即使经过蠹虫侵蚀、残断破烂，仍然可以据此考察古书的出处。世上流传的宋以前书籍中，能够考见古籍佚文的，只有六七种：一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二是郦道元的《水经注》，三是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四是李善的《文选注》，五是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六是徐坚的《初学记》，另一种就是这部书。于是浙江人倪炳伯向郡邑中两三位大夫谋划，合力召集工匠，刻印在木板上。国子监孙虞允一承担校勘工作，但在隆庆六年突然去世，没能完成此事。如今又苦于文字错讹，薛宪副应登校得一部善本，收藏在自家私塾中。他的次子名逢，便让倪氏抄写后付梓刊刻，等等。黄正色所说刻本产生错误的原因，大体与胡应麟相同。然而这部书流传于世，实际上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活字印本，版心称共印五百部，这就是黄正色所说印出十分之一二后散失的本子；所以他的话并不确切。另一个就是倪氏这个本子。两本同出于一份稿本，脱漏错误大致相同，但校勘者各不相同，字句也略有异同。现在把两本互相参校，再用其他书籍加以验证，把能够考定的订正，不能考定的仍旧保留。古书含义深奥，文句与后世多有不同，保留疑问总比任意改动好。宋初距离古代还不远，即使所采的类书，也都有来源和依据，与后来拼凑堆砌的书迥然不同。因此，虽然经过虫蛀、侵蚀和残断，仍然可以作为考察古代文献的出处。世上流传的宋代以前的书中，能够考见古籍佚文的，只有六七种：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李善的《文选注》、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以及这部书。△《册府元龟》一千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王钦若、杨亿等奉诏撰写。真宗景德二年，诏令编修历代君臣的事迹，由王钦若总领，参与编修的共十五人。到祥符六年成书，赐名并作序。周必大《文苑英华》跋、王明清《挥麈录》都说这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修撰的，错了。全书分为三十一部，每部都有总序；又分为一千一百零四个子目，每门都有小序。总序和小序都由李维等六人撰写，后来由杨亿删改订定。又命孙奭为它作音释，其中的体例和义例，多出自宋真宗亲自审定。此书只取六经、诸子和史书，不收小说。对于悖逆和非礼的事情，也多有删削，裁断极其精审。考察洪迈《容斋随笔》，他说，当时编修官上奏，凡是臣僚自述的事情，以及子孙追述家世的文字，如《邺侯传》一类，都不予采用。遗弃的材料很多，所以也不能完备无遗。袁氏《枫窗小牍》又说，打开书卷，都是平常所能见到的内容，没有罕见奇闻，因此不受文苑重视。典籍如此繁多，按情势不可能全部搜罗；删去虚妄、保存真实，不能因为有所遗漏就一概责难。何况参与编纂的臣僚都是当时学识渊博、贯通各学的士人，虽然卷帙繁多，难免有相互抵牾之处，但考订明晰，也有许多地方足以帮助人们阅览和考察古代。张耒《明道杂志》说，杨亿修撰《册府元龟》，每完成几卷，就立即奏报。每次进呈书稿，宋真宗便立即交给陈彭年。陈彭年学识广博，不能用任何细微之处欺骗他，所以有错误的地方都贴上签条。有一点小差错也一定能发现，甚至有时会贴上几十张签条。杨亿心里很是惭愧，于是极力推荐陈彭年的文章，请求让他参与共同编修。这些话不能全信，但也足以看出当时校核讨论，务求详尽谨慎，所以能够融会贯通、条理编排，使数千年的事迹都井然有序。据《玉海》记载，此书有目录十卷、音义十卷。如今有目录而没有音义，大概是传抄过程中久已散佚了。△《事物纪原》十卷（编修严福家藏本） 明代正统年间南昌简敬刊刻。书前有简敬的序文说：作者姓名已经失传。考察赵希弁《读书附志》，其中说，《事物纪原》十卷，作者是高承。高承是开封人。从博弈、游戏等细小事情，到鱼虫飞鸟走兽之类，没有不考察它们的起源，双溪项彬为此书作序。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中兴书目》记作十卷，高承撰。高承是元丰年间人。全书共二百一十七事。如今这部书虽然仍是十卷，却有数百事，应当是后人扩充的，等等。由此可知，此书确实出自高承，简敬的序文大概没有详细考证。只是查阅这个本子，所载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五事，比陈振孙所见的多了几倍，却仍然作十卷，而且没有项彬原来的序文。这与陈振孙、赵希弁两家的说法都不相合。大概后来又有所增益，已经不是宋本原来的面貌了。全书分为五十五部，名目颇为繁琐。它考论事物起源，有时也不准确。例如引用《秦本纪》说，设置县名始于秦孝公，却不知道《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楚子把陈设为县，杜预的注已经明确说是灭掉陈国后把它设置为县。又说诸葛亮开始制造木牛，就是现在有前辕的小车；流马就是现在由一人独自推行的车，民间称作江州车子，却不知道《三国志注》引用诸葛亮文集，详细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制造方法，与今天独轮车的形制完全不同。又如“祓禊”一条，不引用《晋书·束晳传》中所说周公营建洛邑、秦昭王在河曲举行祓禊的事情，也是遗漏了眼前的材料。然而其他各类大多编排整齐、考述详尽丰富，足以资助核查考证，在宋代的类书中，本书毕竟还是有体要的。△《实宾录》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马永易撰写。马永易字明叟，扬州人。宋徽宗时曾任池州石埭尉。他的事迹已无法考见，只有《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记载，他著有唐代《职林》《元和朋党录》《寿春杂志》等书。大概也是一位学识广博的人。这部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时，称为《异号录》二十卷；但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说是马永易撰写、蜀人句龙材校正、文彪增广，共有本书三十卷、后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又把《实宾录》《异号录》分别记为三十卷，都题作马永易撰。各家记载颇多错乱，彼此不合。如今把这些说法互相参证，怀疑陈振孙所说的本书，就是马永易原撰、原名《异号录》的书。陈振孙所说的后集，就是文彪续写的部分，开始取“实宾”的意义命名，并且把本书也改题为现在的书名。《宋志》大概误把它分成两部书，而晁公武所见的是未经增广的本子，所以仍题作《异号录》。自元代以来，此书长期散佚，陶宗仪收入《说郛》的，也只有寥寥几条。近来浙江进呈的范氏天一阁藏本，也只是从《说郛》抄出，文字一字不差。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共得到六百多条，都是《说郛》没有收录的。但原书书帙既已湮没，它的体例已经无法考察。即使是马永易的原本和文彪增补的部分，也错杂在一起，无法再辨别。谨慎地搜集、辑录、编排，删去重复内容，订正错误，使各条按类别相从，编为十四卷。仍按《书录解题》的做法，统一题名为《实宾录》，以保存宋代传本的旧名。此书都是选取古人的异名别号，以扩充见闻、搜罗奇异新颖的称谓，颇有助于采集材料。至于搜集范围既广，偶尔也会涉及错误。例如把沈传师推为颜子，只是比拟性的空泛说法。刘长卿被称为“五言长城”，只是品评人物的泛泛之论。以上都不是正式的称号，不应混杂收录其中。又如吉茂说侍中拿着虎子，这句话本来出于诙谐；白居易所作《新丰折臂翁》，其文辞是由考察事实而来。这些都与称谓无关，却一概滥收特殊说法，实在失于选择。因此，喜好奇异、贪求繁多，是千百年来著书的通病，并不只是马永易如此。自然不能因此损害全书。△《书叙指南》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宋代任广撰写。任广字德俭，浚仪人。如今的《文献通考》作“任广浚”，大概是传刻时错误脱漏，把人名、地名误连成了一处。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此书，但尤袤的书目没有注文，无法考察它的始末。只根据陈振孙《书录解题》，可以知道任广是崇宁年间的人。此书最初刊刻于靖康年间，书版不久便被毁。有一位俞氏携带旧本渡过长江南迁，此后辗转传抄，大多已经不是完整书帙。到本朝康熙初年，金券得到韩氏所藏本，抄录尚未完成，金券便去世了，连同原本第十卷也一起散佚。雍正三年，金汇得到一部不完整的宋本，恰好还保存着第十卷，于是重新抄补刊刻，这部书才又恢复完整。大概若隐若现地流传了五六百年，能够没有亡佚，实在是幸运。此书都是采录经传中的成语，供书信写作用，所以取名《书叙》。明代浦南金曾把这部书与《尔雅》《左腴》《汉隽》合编为一书，改名为《修辞指南》，内容混乱杂糅，实在不值得取法。这个本子仍是金券的原刻本，还没有失去原来的面貌。其中征引既多，又不免有冗长之处；但每句话都标明出处，仍然是从原书采集而来，终究比南宋书坊刊行的俗本更有根据。当然不能把它同《启劄青钱》一类的书等量齐观。△《海录碎事》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代叶廷珪撰写。叶廷珪字嗣忠，崇安人。政和五年进士。出任德兴县知县。绍兴年间任太常寺丞，因与秦桧意见不合，以左朝请大夫的身份出任泉州军州事。王之望《汉滨集》中有为叶廷珪起草的除官制书，颇称赞他的学问丰富。可见他在当时也以学识广博著称。这部书是他编纂的分类记事之书。《闽书》说，叶廷珪生性喜欢读书，每当听说士大夫家有奇异的书，没有不借来阅读的，读了也没有不读完的；他常常遗憾没有钱财，不能把书全部抄写下来。于是制作了几十本大册，选择有用的内容亲手抄录，取名《海录》。他任泉州知州后，公务之余没有其他事情，便把这些材料分类编排。全书分为七十五门，共二十二卷。所载事情多新奇，是前人没有引用过的，指的就是这个本子。然而叶廷珪自序说有一百七十五门，与《闽书》的说法已经不相合。查检此书，实际上分为十六部、五百八十四门，与自序也不相合。《宋史·艺文志》记载此书作二十三卷，《文献通考》又作三十三卷，卷数也有不同，或许是后人有所窜改，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吧。此书每条只标出三个字的标题，注释也不过三五句话。大概是因为取义在于简约摘取，所以取名为“碎事”。其中例如把分守、县令分列为两门，而太守的事迹却收入“留守”门。又如韩偓自称“玉山樵人”，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张志和自称“元真子”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号，却收入“私谥”门。赵至写给嵇茂齐的信中所说“鸡鸣戒旦，飘尔晨征，日薄西山，马首靡托”，本是自述出行劳役的词句，却收入“军旅”门，在分类归属上多不相合。大概这部书是随笔记录而成，编次偶有疏漏在所难免。然而它简明而有要点，终究比其他本子好。△《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邓名世撰写，他的儿子邓椿编次整理。邓名世字元亚，临川人。祖父邓孝甫，见于《宋史·隐逸传》，就是原序中所称的文昌先生。邓椿有《书继》，已经著录。李心传《系年要录》说，绍兴三年十月，诏令抚州进士邓名世赴行在，是因为御史刘大中的推荐。绍兴四年三月乙亥，邓名世进呈了这部书。当时吏部尚书胡松年认为他贯通群书、用心刻苦，于是引见皇帝，任命他为右迪功郎。王应麟《玉海》的记载也相同，只是说邓名世起初以平民身份被召，进书以后才诏令赐予出身，任史馆校勘。《朱子语类》又说，他是因赵汝愚推荐，以白衣身份被起用为著作郎，后来触忤秦桧而被勒令停职。这些说法都与李心传的记载不同，所以不知道哪一种正确。 《文献通考》《宋艺文志》都作四十卷，只有《宋会要》作十四卷，《中兴书目》作十二卷，大概是传抄时的错误。此书长于辨析论证，大体以《左传》《国语》为主要依据；自《风俗通》以下，各书中凡是正确的说法都予以采纳，而对《元和姓纂》考辨摘录得尤其详细，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两书相互参校，往往足以补充史传的缺漏。大概此书始作于政和、宣和年间，完成于绍兴中期，父子相继完成这部编纂，所以比其他姓氏书尤其精审核实。《朱子语类》说邓名世学问非常广博，关于姓氏的一门考证得很详尽，大概并不是虚夸。后来邓椿撰写《书继》，也号称内容完备广博，大概是承接他父亲讨论研究的余绪吧。宋代绍兴年间有刻本，现在已经散佚。《永乐大典》把它分散附在《千家姓》之下，已经不是原来的编次。只是考察王应麟所引用的原序，原序说从国姓开始，其余按四声分列，那么它的体例与《元和姓纂》相同。如今也按韵部归列姓氏，重新编排，仍分为四十卷，目录二卷。复姓则以第一个字为主，附列在各韵之后。偶有征引错误的地方，也附上按语，分别加以订正。△《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永乐大典》本）。宋代唐仲友撰写。唐仲友字与政，是金华人。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词科。后来任台州知州，与朱子发生抵牾，被朱子弹劾而罢职，所以《宋史》没有为他立传。只有王象之《舆地纪胜》称赞他博闻强识，尤其崇尚经世制度之学。又有朱右《白云稿》中的一篇题为宋濂所作仲友补传的文章，说他在台州开仓发粮赈济饥民，抑制奸邪、安抚弱者，修建浮桥以帮助人们渡过险阻，百姓都从中获利。因此，唐仲友立身行事，自有始末，并非一概可否定。

译他与朱子相互倾轧，大概是因为陈亮的诬陷构罪。看周密《齐东野语》所记唐仲友与朱子交相上奏的始末，以及台妓严蕊一事，事情经过十分清楚，不能因此责难唐仲友。这部书原本十卷，《永乐大典》所收因图谱数量较多，析分为十五卷，但只是平均分配篇页，并没有重新分别门类，割裂错乱，原来的次序于是无法寻得。现在详细加以整理订正，按类别编排，分为十六卷。体例混乱之处、字句错误之处，也分别考核订正，并在下方附上案语。此书分类编纂内容，大体以《周礼》为纲，诸经史传则按类别附列。对于先圣的大经大法，都纵横贯串，曲折详尽地加以说明并旁通各方面，所以题作《帝王经世图谱》。其中所绘州郡位置分布，经纬交错，详明而有条理。它所辨析订正的内容，并不很以注疏旧说为依据，但征引广博，也不是凭空杜撰、空发议论。大概考证之学，议论容易而图谱困难；图谱之学，推求阴阳奇偶等无形的道理容易，考察有文献依据的名物制度却困难。唐仲友编写此书，可以证明他的学问是有根基的。自宋以来，儒者拘守门户之见，很少有人相互称引。这部书沉埋在虫蛀的简册中将近数百年，一旦自行发出光彩，竟得以仰承皇帝的亲笔题赞，又特别下令刊刻来扩大流传。难道不是是非曲直确实要等圣人出现之后才能确定吗！我们编次整理完毕，既仰慕皇帝睿智鉴识的高深，也借此庆贺这部书所遇到的机缘。△《职官分纪》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孙逢吉撰写。孙逢吉字彦同，是富春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书前有元祐七年秦观所作的序，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记载了此书。考察孙逢吉在宋隆兴元年考中进士，距离元祐七年共七十二年。又考察朱子被罢去经筵直讲之职后，孙逢吉代替他讲解《诗经》中的《权舆》篇，这件事发生在绍熙五年，距离元祐七年共一百三年。到宁宗朝，孙逢吉还担任秘书监、吏部侍郎、知太平州，距离元祐七年已经一百几十年了。说这是元祐年间秦观所作的序，大概是错误的。此书对每一种官职先列周代官制典章，接着叙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官员姓名和事迹，则依据经书注释，沿袭考察史传，搜集得相当丰富。至于它引用《易纬》所说黄帝与司马容光在元扈观看某事，以及引用《论语纬》所说孔子为素王、颜子为司徒之类的内容，就与典章要义无关，只是因为喜爱广泛搜集而保留下来。然而，类书与考订典章的书体例不同，取材也不同，当然不能拘泥于引用纬书解释经书的说法，责备它内容泛滥。△《历代制度详说》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此书共分十三门：第一为科目，第二为学校，第三门原本缺页，标题已经散佚，所讲的是考课之事；第四为赋役，第五为漕运，第六为盐法，第七为酒禁，第八为钱币，第九为荒政，第十为田制，第十一为屯田，第十二为兵制，第十三为马政。各门都是先列制度，叙述简明概括，后面再作详细说明，议论明白切实。元泰定三年刊行。前面有庐陵彭飞的序，称这是吕祖谦没有完成的书，所以只写到这里。或许确实如此。刻本早已散佚。这一版本辗转传抄，又有很多讹误和缺漏。钱币门缺少两页，荒政门缺少两页，现在全部依据《通考》所引用的内容补足。中间的错字，也考核校正。只有第二卷脱去标题的那几页，无法查找补全，只好姑且保留原样。彭飞序中所说的“紫阳浙学功利之论”，他的意思大概有所指涉，永嘉诸位君子未免会因此提出批评。吕祖谦凭借中原旧有的文献学术，成为南渡之后屹立不倒的一代宗师。紫阳朱子在东南倡导道学，吕祖谦实际上辅佐了他。关于性命道德的本源，他已经讲论得很透彻，又尤其专心于史学，仍想把永嘉之学和紫阳之学合为一体，等等。大概到了元代中期，新安之学盛行，彭飞担心人们执守朱子的学说而轻视这部书，所以才这样说。考察吕祖谦年谱，并没有记载此书，大概只是搜集编排各类事例，准备应答策问，是本来供家塾私下课业使用的书，后来辗转传抄，最终才付梓刊行。它原本并不是特意撰成一部著作，用来建立教化。它与讲学是两回事，彼此并不相干；所谓言论并非只有一种，各自都有适当之处。彭飞一定要牵强附会、调和两者，这和叶盛《水东日记》一定要说文章的关键也是讲学的一端一样，同样迂腐浅陋。《参同契》、《阴符经》朱子都有论说和注释，难道彭飞也要说朱子是想把孔子、孟子、黄帝、老子合为一体吗？△《永嘉八面锋》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卷末有明代宏治癸亥年都穆所作的跋，说宋代常常有刻本，只是都称作“永嘉先生”。考察陈傅良、叶适当时都被称为永嘉先生，世间相传此书是陈傅良所撰，也有人说是叶氏所作。现在看书中内容，有很多是陈傅良平日的言论，肯定是陈氏所作，等等。案：《宋史》陈傅良本传记载，他所撰写并流传于世的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传左氏章指》，却没有记载此书。至于它究竟是否出自陈傅良，此外并没有确凿证据。然而看它第二卷中说：今天劝农的责任，不应只责成江浙，而应责成两淮；大江以北，黄茅白苇，草木茂盛，满眼都是。又说：太上皇朝中，隅官成为百姓的祸害，太上皇毅然将其罢除。第三卷称“国朝熙宁中”，那么它确实是南宋的书。书中把鲁桓写成鲁威，犯了钦宗的讳；把魏徵写成魏证，犯了仁宗的嫌名。这大概是明人重刻时改动的。此书共列提纲八十八条，每条提纲又各有子目。这些内容都是预先拟定用来应付科举考试答策的，并不是为了著书，所以没有署名。宋人喜欢发表议论，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但概括它的主旨，并没有失去醇厚正大的本色。永嘉之学由吕祖谦倡导，经叶适和陈傅良加以发扬，后来在南宋诸儒中另成一派。朱子很怀疑它过于涉及事功。然而事功着眼于经世，功利则着眼于谋求私利，二者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不能因此把永嘉之学全部斥为霸术。况且圣人之道，有体也有用；天下的形势，有缓也有急。陈亮上书宋孝宗的奏疏中所说的像风痹一样不知痛痒，正是针对轻视事功这种弊病而言的；也不能因此把永嘉之学全部斥为世俗之学。这部书虽然是科举用书，专门谈论时务，但又何曾涉及申不害、韩非、商鞅、孔丘的术数呢！

译△《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自序，题为淳熙十五年十月一日所作，大概是宋孝宗时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作《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却没有《后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则除了前集、后集、续集之外，还有别集三十卷。现在考察序文，其中明确说从九华归来后，粗略编成三集，每集分为四十卷。由此可知，后集是陈振孙偶然遗漏，别集则是后人续增的，不在原来编纂的数量之内。因此明人的刻本也只刊刻三集。序中说命名的人是乌江萧恭父（案：尤侗《明艺文志》注称此书为萧恭父所作，大概就是因此话而误），以及河南胡恪，但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前集末尾单独附载衢州卢襄《西征记》一篇，与全书体例很不相同；或许撰写此书的人也是衢州人，所以附载本乡先辈的著作吧？另外，此书既然成于淳熙年间，却在纪年类中记载理宗绍定、端平年号，在帝后诞节类中记载宁宗瑞庆节、理宗天基节等名称，并且称理宗为“今上”。这说明当时书坊已经对它有所增补，并不是淳熙年间原本的旧貌。前集共二百四十二类，后集共三百二十六类；续集从第一卷到第十四卷共四十六类，从第十五卷到第四十卷则全都是按姓氏分类。书中所收大多琐碎零散，错杂而失去条理，因此颇受陈振孙讥评。地理一门只列偏安时期的州郡，类姓一门考证事迹仅涉及几条。至于古人称号一类，又另立名目，广泛引用而罗列繁多的称呼，都不免粗杂混乱，有违全书体要。只是其中有些久已散佚的书，如《职林》、《郡阁雅谈》、《雅言系述》、《云林异景记》等，颇依靠此书保存了大略。并且每一类后面仿照《艺文类聚》的体例附录诗篇，也有很多散佚的篇章和残存文字，是其他版本没有收载的。略去它的繁杂芜杂，选取其中精华，未尝不能作为考证的材料。△《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遗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考察这部书是元代麻沙版，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四集都由宋代祝穆撰写。《新集》、《外集》由元代富大用撰写，《遗集》由元代祝渊撰写。它们合编为一部书，则不知道从何人开始，怀疑就是建阳书商所为。祝穆有《方舆胜览》，已经著录。此书后集第十卷内有吕午题写的《跋祝公遗事》后一首，记载祝穆的事迹尤其详细。富大用字时可，不知道是哪里人。祝渊与撰写《古赋辨体》的祝渊姓名相同。书中所记载的制度沿革，都截至元初，时代也相互符合。然而前一个祝渊字君泽，这一个祝渊字宗礼，明显完全不同。怀疑只是姓名偶然相同，实际上不是同一个人。前集开头有淳祐丙午年祝穆所作的自序，每一集都分设总类，并附列子目，分条列举事类，颇为完备。每一类先列群书中的重要语句，其次列古今事实，再次列古今文集，大概沿用了《艺文类聚》、《初学记》的体例，只是略作改变。其中如“双南金”一词，最初见于张载拟作的《四愁诗》，第二次见于杜甫诗，而在其下标注说出自《淮南子》；其实《淮南子》中并没有这段文字。又如罗邺《咏草诗》中的“闲门要路一时生”一句，被误写成“侯门要路一时生”，也受到叶盛《水东日记》的讥评。大概经过辗转贩卖，已经弄不清它的源头，远不如前人的精审。然而像《锦绣万花谷》一类的书，所收古人著作大多删节摘录而不完整，唯独此书所载必定列出全文，因此前代贤人的散佚篇章，有时可以凭借它得到证实。例如束晳《饼赋》，张溥《百三家集》只摘录了几句话，而此书完整载录全文，这也是它体例上的一个优点。在宋代类书中，它仍然是值得查阅参考的书。它的《新集》、《外集》、《遗集》都沿袭祝穆的书续作，只是补充原书未涉及的门类，体例则完全没有改变；但它们所采引的材料颇为杂糅，比原书逊色。可是它们作于元代，当时古籍保存较多，按类联缀收录，也可以用来备作参考。只是祝穆的书成于淳祐年间，而书中却有称理宗庙号的地方，大概是富大用等人后来追改的，并非全是原文。这种窜改扰乱古书的做法，开创了明人一代的恶习，实在令人厌恶。△《记纂渊海》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潘自牧撰写。据《浙江通志》，潘自牧是金华人。庆元元年考中进士。官至龙游县令。此版本题作“教授”，大概是他撰书时所任的官职。这部书分门编排事类，与其他类书大致相同。只是全书一百卷中，叙述天道的有五卷，叙述地理的有二十卷，叙述人事的有六十四卷，叙述物类的只有十一卷。它详述大的方面而略写细节，与其他类书稍有不同。郡县一部把临安列在首位，大概是依据南渡以后疆域割裂的情况；但在五岭、两川之后，又涉及开封诸府，保存了东京全盛时期的旧貌，这也与《方舆胜览》等删去淮河以北内容而不载的书，体例不同。其中性行、议论等各部子目，未免琐碎，但也不能说不完备。此本刻于万历己卯年，卷首在潘自牧姓名后题作“中宪大夫、大名府知府、前监察御史东鲁王嘉宾补遗”字样。因此它也像陈禹谟改编《北堂书抄》一样，已经不是潘自牧的旧本。又有陈文燧的序，说他的先世在闽蜀寻求此书，得到前编；后来往来吴越之间，又买到后编。此版本不分前编、后编，大概又经过合并，更加失去了原貌。序文还说，到了中叶书籍残缺衰败，受到蠹鱼蛀蚀而残损。戊寅年冬，他任职畿南，公务之余冒昧作了补注；对于剥落太严重的部分，便嘱托别驾蔡公、司理顾公、学博吴君搜集诸书，补足缺漏并整理次序。

译有一天，他把书拿给太守越峰王公和县令吴君看，希望捐出俸禄刊刻此书，等等。根据卷首所列姓名考察，别驾蔡公是大名府通判蔡之奇，司理顾公是推官顾尔行。学博吴君则可能是府学训导吴腾龙，也可能是魏县教谕吴嶙，不能确定指的是哪一人。县令吴君是南乐县知县吴定，太守王公应当就是王嘉宾。因此，补订此书的是陈文燧与蔡之奇等三人，王嘉宾只是特意负责刊刻，并没有亲自执笔；这与书中的题名也相互抵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大概明人刻印书帕本时，称作校订、补订，往往任意填刻姓名，不能作为凭据，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至于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不必再追究；总的说来，它的根本仍是宋人的旧书。△《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章定撰写。章定是建安人，仕宦履历无从考察。只有此书第二十六卷记载他的曾祖章元振，建炎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广东提举常平；祖父章才邵，年轻时跟随杨时游学，只知道曾任临贺、辰阳的官职。这部书作于嘉定己巳年。它按姓氏分韵编排，各姓之前分别叙述姓氏源流，再按姓氏编列历代名人的言行。这大概是把谱牒和人物传记合编为一部书。考察《隋书·经籍志》，其中有贾执《姓氏英贤谱》一百卷，这部书早已散佚。据李善《文选注》所引用的内容，书前列出人物的爵位和乡里，后面详细叙述事迹，体例与此书相同。章定大概是仿照它而作的吧？书中所列共有一千一百八十九个姓，其中单姓一千一百二十一，复姓六十八。所记载的前代人物，时常有次序颠倒、遗漏简略的情况。例如冯姓开头列春秋时的冯简子，其次列唐代人物，再次列冯驩；既然把汉人排在战国人之前，而上党守冯亭的事迹显著，却遗漏不载。又因为它的意图在于准备笺启使用，只记录善行而不记载恶行，于是连杨再思一类的人也掩盖其重大罪恶，只记载他们的细小节操，这也不是实录。然而它对有宋一代的记述相当详细，其中人物和事迹，往往是史传没有记载的，很能补充缺漏、考核异说。所以在宋代时不过是书坊刻本，流传久了以后，却成为考证者所凭借的材料。这就像汉碑、汉印，当时里胥、工匠都能制作，但后世保存下一个字，便把它珍视为古代法式。△《群书会元截江网》三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篇首题作《太学增修》。书中有淳祐、端平年号，大概是理宗时程试策论的底本。元代麻沙刻本，前面有至正七年东阳人胡助的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是指称此书为胡助所撰，错了。此书共分六十五门，每门有时还附有子目。各类之中，分段标出历代事实、宋朝事实、经传格言、名臣议论、奏疏以及诸儒至论。又有所谓主意、事证、时政、警段、结尾等项目。至于排比骈偶而成的句子，也都备载其中。考察宋代礼部条式和元祐旧制，第一场考试把经义、诗赋分为两科。第二场都考一篇论，限定五百字以上。第三场都考三道策。御试也都考一道策，限定一千字以上。绍兴六年改革制度，分四场考试士人。第三场仍考一道论，第四场减少为两道策。御试也仍然考一道策。因此，讲习科举之学的人，大都辑录旧文，以备考试时采用。那些出自士大夫之手的，便有《永嘉八面锋》《东莱制度详说》。那些出自书坊刻本的，则有这部书一类。大抵是希望广泛搜罗，所以内容杂乱烦琐，日益增多。不过，其中每件事大多都具备首尾，颇便于查阅；对于宋代典故的引用尤其详细，间或可以补助史书的缺漏。大概在当时属于通俗书，在后世却成了古籍。这也说明评价可以各不相同，各有其恰当之处。△《鸡肋》一卷（内府藏本） 宋代赵崇绚撰写。赵崇绚字元素。据《宋史·宗室世系表》，他大概是简王元份的八世孙。撰写《诸蕃志》的赵汝适，就是他的父亲。这部书开头自称是汴人，是不忘根本。书中杂采古代故事，有姓名相同而实际不同的，例如“玉环”，一个是唐睿宗的琵琶名，一个是杨贵妃的名字；有相似而相反的，例如周亚夫放纵纹理进入口中而饿死，褚罗放纵纹理进入口中而长寿终老；有一件事多次出现的，例如栾巴、郭宪、佛图澄都曾喷酒救火；有事情相类似的，例如记载口吃者有韩非等十三人，记载酒量有于定国等十一人；有姓名相同的，例如两个张禹、两个李光进。不过，像萧詧厌恶妇人、刘邕嗜食疮痂这类事，又各自单列成条，并不彼此类比，就不清楚它采用的体例究竟是什么了。书名叫《鸡肋》，大概是偶然记录下来的材料汇成一册，又没能广泛采集各书，编成完整的书帙，所以含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意思吧。明代陈禹谟的《骈志》以及本朝方中德的《古事比》，其体例实际上都源自此书。类事书中有这样的书，就如同史书中有纪事本末体。它们都在古代旧有体例之外另创一种格式，而后来终于不能废弃。因此把它保存下来，并说明这种体例的起源。△《小字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陈思撰写。陈思有《宝刻丛编》，已经著录。此书因袭陆龟蒙《侍儿小名录》的体例，又稍加扩充，汇集史传所记载的人的小字，编成一书。明代沈宏正为它刊行。陈思认为陆龟蒙的书杂乱无章，因此加以分条析理：先列历代帝王，汉代以后各代的臣子则按时代逐一载录，比陆龟蒙的书更有条理。不过，像北周晋公宇文护的小字萨保，见于他的本传，这里却偏偏遗漏了，因此也免不了有疏漏。只是它搜罗旧籍，十成中能得到七八成，也足以备查考检索。因此保存此书，作为了解琐细事物的一项帮助。△《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代陈景沂撰写。陈景沂号肥遯，是天台人。仕宦经历不详。此书前面有宝祐元年韩境所作的序。据序文所说，此书在理宗时曾进献朝廷，但这件事也无从考查。全书中，前集二十七卷记载的都是花。

译后集第一卷至第八卷为果部，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卉部，第十三卷为草部，第十四卷至第十九卷为木部，第二十卷至第二十二卷为农桑部，第二十三卷至第二十七卷为蔬部，第二十八卷至第三十一卷为药部。它的体例是每一种物类分为事实祖、赋咏祖两类，大概仿照《艺文类聚》的体例。事实祖分为碎录、纪要、杂著三个子目，赋咏祖分为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十个子目，条理就更加详细。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就是以此书为蓝本。虽然唐代以前的事实和赋咏记录寥寥无几，但北宋以后特别完备，南宋尤其详细，其中有许多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以及原来的文集已经散佚的，都可以用来帮助考证。△《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代章如愚撰写。章如愚字俊卿，是婺州金华人。庆元年间考中进士。起初授任国子博士，改任贵州知州。开禧初年被召入朝，上疏陈述时政，触犯韩侂胄，被罢职归乡。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史书称他所撰文集流传于世，如今已经散佚，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全书分为四集。《前集》六十六卷，分为六经、诸子、百家、诸经、诸史、圣翰、书目、文章、礼乐、律吕、历数、天文、地理十三门。《后集》六十五卷，分为官制、学制、贡举、兵制、食货、财用、刑法七门。《续集》五十六卷，分为经籍、诸史、文章、翰墨、律历、五行、礼乐、封建、官制、兵制、财用、诸路、君道、臣道、圣贤十五门。《别集》二十五卷，分为图书、经籍、诸史、文章、律历、人臣、经艺、财用、兵制、四裔、边防十一门。宋朝自南渡以后，博通的儒者尊崇性命之学而轻视事功，文士崇尚议论而少有考证。章如愚这部书却独以“考索”为名，所说必有证据，所记必有依据，广泛采集各家材料而以自己的意见加以折衷。不仅熟悉通晓历代掌故，也颇有经世致用的用心。在讲学者中，还算具有实际内容。只是此书卷帙浩繁，而且四集不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难免有重复和前后抵牾之处。例如《前集》在六经门之外又设立诸经一门，两门文字彼此重复交错。诸子百家门中，把晏子、荀子、扬子、文中子一类列为诸子，把《管子》《商子》《韩非子》《淮南子》一类列为百家，也不知道依据什么加以区别。又如《前集》第三十五卷详细列举六宗之说，却没有专门主张哪一种。《续集》第十卷却主张郑康成的说法。《前集》第三十卷既主张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认为宋代制度与古制相合，《别集》第十四卷又专门主张颜达龙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的说法。《前集》第三十三卷专门主张郑康成祫大禘小的说法，《别集》第十四卷又专门主张颜达龙禘大祫小的说法。《前集》第三十八卷既主张天子五门、诸侯三门，《别集》第八卷却又说天子六门、诸侯二门。这些都是前后矛盾，疏于判断取舍。不过，总的说来，它搜罗广博丰富，考据方面也多有心得。在宋人著述中，与《通考》相比，虽然体例稍显杂乱，却胜过它解释经书；与《玉海》相比，虽然博大丰富有所不及，却比它详于时政；与《黄氏日钞》相比，则条目特别清楚；与吕氏《制度详说》相比，则源流更加完备。前人称苏轼的诗好像武库中的兵器，锋利与钝拙并列；章如愚这部书，也可以作这样的评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谢维新撰写。谢维新字去咎，是建安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自署“胶庠进士”，大概是太学生。此书成于宝祐丁巳年，前面有谢维新的自序，后面有莆田守黄叔度的跋，称谢维新应朋友刘德亨的请求而作，大概是当时的坊刻本。总目后面又有一篇跋说，过去刻印的《古今备要》四集，在世上盛行，但门类和子目不完备，于是再刻《外集》等等。这篇跋没有署名，大概就是刘德亨所题。此书《前集》分四十一门，子目四百九十一；《后集》分四十八门，子目四百一十六，其中“致仕”一目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注说已经见于《前集》；《续集》分六门，子目五百七十；《别集》分六门，子目四百一十；《外集》分十六门，子目四百三十。引用材料最为详尽。只是郡县山川名胜已经有祝穆《方舆胜览》详备记载，因而没有再行收录。每一门前面是事类，后面是诗集。所收内容都兼及宋代。虽然不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那样都以古籍为根本、追溯源流而完整详尽，但所采集的毕竟都是宋代以前的书，其中有许多是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宋代遗留下来的轶事和散佚诗篇，例如苏轼把“富贵势力”分作四首来咏雪的诗，是其文集没有收录的，往往也能在此书中见到，所以厉鹗撰写《宋诗纪事》时大量采用了它。又如宋代官制极为冗杂，《宋史》只大略保存了官名，当时诗文中所称的官职，如今有许多已不知道是什么官。只有此书《后集》列举得最为清楚，尤其可以用来帮助考证。在类事书中，它还算是有可取材料的一部。△《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内府藏本）

译《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由宋代林駉撰写；《别集》十卷，由宋代黄履翁撰写。林駉字德颂，是宁德人。曾经凭《易》学在乡荐中夺魁，事迹详见《闽书》。考察卫湜《礼记集说》，其中引用了林坰的话；他的名字究竟是从“土”旁写作“坰”，还是另有其人，尚不能确定。黄履翁字吉父，不知道籍贯，怀疑也是闽人。宋代自神宗废除诗赋考试、改用策论取士以后，士人崇尚广泛通晓古今、参考历代典制。但这些材料又浩瀚无边，不可能很快穷尽。于是类事书作者往往把材料排比贯串、汇集编成书，供科举考试时摘取使用。当时麻沙书坊刻书最多。大抵出自乡塾中浅陋的儒生，抄袭沿用陈旧说法，多数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二人〕 只有章俊卿的《山堂群书考索》最为精深博大。这部书对于经史百家的异同、历代制度的沿革，也按条分项排列，仍然颇有体要。虽然它也是专为科举而设的，但宋代一朝的朝廷章程和国家典制，它都分门别类，叙述得详细明白，其中有许多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确实是考证家所要取用的材料，不能因为体例接近通俗书而废弃。△《玉海》二百卷，附《辞学指南》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有《郑氏周易注》，已经著录。此书分为《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共二百四十多类。宋代自绍圣设置宏词科，大观年间改为词学兼茂科，到绍兴时定名为博学宏词，重新确立考试规格，于是南宋一代博通的儒者和有学问的人多由此科出身，最被称为得人，而王应麟尤其博学广闻。他撰写此书，就是为词科应试使用而设。因此列举的条目大多是重大典章和宏伟文章。他所采录的旧事，也都是吉祥美善之事，和其他类书的体例完全不同。不过，他所引用的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没有不完备具备的；而宋代一朝的掌故，大多依据实录、国史、日历，尤其有许多是后来史志记载不详细的。他贯通奥义而又博大，唐宋各类大型书籍没有能超过它的。何焯点评《困学纪闻》时，动辄以词科来贬斥王应麟，只是故意说大话，不值得相信。此书元代曾刊刻于庆元路，刻版早已散失。如今江宁有南京国子监刊本，把王应麟所著《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通鉴地理通释》《王会篇解》《汉制考》《践阼篇解》《急就篇解》《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周易郑注》《六经天文编》《通鉴答问》等书附刻在后面。考察明代贝<王京>《清江集》，其中有他为应麟之孙王厚所作的墓志铭，称王应麟撰写《玉海》，尚未脱稿就遗失了，后来又找回，其中有许多缺漏错误。王厚考订研究并编排次序，请求阃帅刊刻，并把其他十二种书一同刊行流传。根据这段记载，这些书附刻在后面，实际上始于元代。只是琼说庆元初年刻书时附有十二种书，而现在成为十三种。《庆元刊书原序》也说王公的书在郡学刻印的共有十四种，《玉海》是其中之一。那么十三种的说法没有错误，或许是《清江集》传抄时产生了讹误吧。又据卷首所载浙东道宣慰司刊书牒文，《玉海》实际为二百卷，而今本却把《辞学指南》合在一起成为二百零四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卷〕 婺郡文学李桓序中所列的卷目，已经与今本相同，怀疑是当时校刊者附入的。此后沿袭已久，如今也仍然如此。至于其他附刻的书，则各自按照所属类别，另行著录。书名叫《玉海》，取自《张融集》的书名，实际上仿效梁武帝编集《金海》的例子，只是改变了名称。△《小学绀珠》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它分门归类记事，和各类书大致相同。但每门之中以数字为纲，把所统属的项目系列在下面，这一点又和各类书完全不同。大概是仿照世传陶潜《四八目》的体例，按数字分列旧事，于是成为类事书另创的一种格式。书中有些是随笔记录，或有来不及编排的地方。例如律历类开头先叙述六律六吕，直到度量权衡，接着排列四时、八正、二气、十二月等，大概是由律写到历；但后面又叙述五音、六十四声、八十四调，随后又叙述七闰、八会等，前后完全没有条理。又如五卜、三兆、四兆、九筮等内容，王应麟《玉海》把它们归入艺术类，而此书却收入律历类，也自行扰乱了体例。书中有时采集得不完备，遗漏了眼前应该看到的内容。例如天文类中既然记载《淮南天文训》的八纮、八极，却没有记载东西南北中五官，以及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府。器用类中既然记载《周官》的八尊，却没有记载贾氏疏文所说的十有六尊。既然记载《春秋传》所说禘、饫、宴三蒸，却没有记载《仪礼疏》所说牲体有二十一种。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阎若璩《潜邱札记》只摘举它把九经不分唐、宋，以及遗漏十三经的名称等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说尽。可是后来张九韶的《群书拾唾》、宫梦仁的《读书纪数略》，虽然有所采集编纂，较为明备，但实际上都以此书为蓝本。沿袭前人成果容易，最初创立却困难；王应麟披荆斩棘、艰苦创始的功劳，又怎么可以埋没呢？△《姓氏急就篇》二卷（通行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此书仿照史游《急就篇》的体例，把各种姓氏的字编排成章，以便记诵，文词古雅，不比史游的书逊色。又虽然以记录姓氏为主，但列举名物、组织典故，意义贯通，也可以作为小学的资料。篇中所有单姓都不出现重复字，篇末列出二字、三字等姓氏，就免不了有字重复出现。这是因为意在兼收并载，实际上很难避免。其中有些字很生僻，如《梁四公记》一类，虽然假托为沈约所撰，实际上是虚构的名号，本来没有这个人，未免显得稍微杂乱。不过，既然典籍中已经有这样的姓，删去它反而会受到遗漏之讥。

译即使有过失而保存下来，也不足以成为累赘。每个句子下面，都分别注出姓氏来源；对于历代知名人士，也一定逐一标明所依据的书籍，尤其详细严密。篇末有一篇自跋，把自己同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篇》相比。欧阳修这部书如今载于《居士集》中，文字不多，也没有注释，实际上不如这部书好。那篇跋也写成韵文，旧本于是误把它同正文合在了一起。考察应麟所作的《尔雅翼序》，正是采用这种体例。它大概是马融《广成颂序》的支流，实际上同本书没有关系。现在把这篇跋从书中析出，希望不至于失去应麟的本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六帖补》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杨伯嵓撰写。杨伯嵓有《九经补韵》，已经著录。这部书用来增补白居易《六帖》和孔传《续六帖》没有完备的内容，共分二十类。其中多处割裂引用宋人的诗句，征引事迹很不详尽。大概是因为两部书中已有的内容便不再收录。书中所载古代事迹又多不注明出处，未免让人嫌其无所依据。不过，虞世南的《北堂书抄》已经有很多这种情况，《六帖》中也常常如此，大概是沿袭旧例，没有来得及改写；它的缺失也有其原因。吕午的序说，杨伯嵓能够知道“云璈”一词出自《太平广记》，但《太平广记》实际上是引用《汉武内传》。杨伯嵓不举出原书，只列举类书的名称，可见他的学问也只是搜集摘取的功夫，所以常常不知道事情的本源。只是他在白居易、孔传两家书中拾遗补缺，并非没有功劳；宋代的逸闻遗文也颇多借此得以考见。与明代那些内容琐碎、辗转贩卖旧文的类书相比，终究还算较为接近古意。△《韵府群玉》二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阴时夫撰写，他的弟弟中夫作注。考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说：阴幼遇一作阴时遇，字时夫，是奉新人。几代人共同居住。考中宋宝祐九经科。进入元代后不做官。他的兄长中夫名叫幼达。这样看来，时夫是幼遇的字，而中夫又是时夫的兄长，同世人传说的不同，应当一定有所依据。不过旧刻都题作他的字，究竟是什么意义还不清楚。从前颜真卿编纂《韵海镜源》，成为按韵编排事类的鼻祖，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南宋人的类书很多，也很少有人沿用他的体例。只有吴澄《支言集》中有张寿翁《事韵撷英序》，说荆公、东坡、山谷开始把用韵奇特险僻视为工巧。大概是因为他们胸中藏有万卷书，随手取用便能得到；如果记诵广博不如前代贤人，就不能不查阅资料。于是便有了《诗韵》等书，不过其中常常有陈旧的内容，如此等等。所以，押韵的书在元初盛行，阴时夫这部书大概就是作于那个时期。康熙年间，河间府知府徐可先的妻子谢瑛又把这部书重新辑录，题名为《增删韵玉定本》。如今书坊刊行的都是谢瑛改订的本子。这部书是大德年间刊刻的版本，仍然是阴时夫的原书。明成祖很喜欢这部书，所以解缙《大庖西封事》中说，陛下喜欢阅读《韵府杂书》，书中抄录辑集的内容污杂芜乱，几乎没有文采。曹安《谰言长语》也说，《韵府群玉》收录得确实很广，但其中正要紧的内容反而遗漏了。例如“足”字缺少管宁濯足的事，“栅”字缺少青溪栅，以及苏峻攻打青溪栅、卞壸抵抗他，高颎在青溪栅杀死张丽华的事。两个字尚且遗漏到这种程度，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等等。如今拿《钦定佩文韵府》来考察，阴氏所遗漏的，哪里只是这些。曹安所举的例子，就像一片叶子、一朵花，只是偶然拾取，还没有看见邓林那样茂盛的全貌。不过，元代押韵的书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以这部书最为古老。另外，《今韵》说是刘渊合并编成的，而刘渊的书也没有流传于世。如今通行的韵书，也就是从这部书中摘录出来的；因此，《韵府》和《诗韵》都把它当作大车的车轮，自己只是从它发展出来的部分。有了末流，就必定有它的本源。这样看来，这部书又怎么可以完全斥弃呢？△《翰苑新书前集》七十卷、《后集上》二十六卷、《后集下》六卷、《别集》十二卷、《续集》四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根据明代陈文烛的序，也只称它为宋人所作。如今另有刊本，题为宋代谢枋得撰写，是书坊商人伪托的。陈文烛的序说，这部书旧时没有传本，慈溪袁炜任大学士时，才从内阁抄录出来，但时间久了丢失了首卷。后来得到华亭徐阶所抄的本子，才补足全书。此书分为前集、后集、别集、续集四集，疑心未必出自一人之手。《前集》都是供写书信、启事使用的，从第一卷到第六十卷都按职官分类，即使盐官、酒官之类也全部载入；第六十一卷至第七十卷则按家世、阀阅、座主、门生等分类。每一门中，先列历代事实，其次列宋朝事实，再次列自叙，再次列旁征，再次列群书中的精辟语句，再次列前贤诗词，最后列四六文中的警策语。《后集》只为准备表、笺使用，第一卷至第十九卷按重大典礼分类，并附载谢恩、陈乞；第二十卷至第二十六卷则收录宋代表、笺文章。《后集下》第一卷至第五卷是按姓氏分类；第六卷只列发举、词科、入学三项，大概是补充《前集》的遗漏。《别集》都是收录宋人的劄状、致语、朱表、表文、青词、疏语、册文、祝文、祭文之类。其中劄子按五提头、七提头、九提头分类，大概是当时的格式；其中朱表就是青词一类。《续集》收录宋人的书信、启事，第一卷至第二十三卷按官职分类，第二十四卷至第四十二卷按事情分类，也是用来扩充《别集》所未完备的文体。这部书本来是为应酬而作，只求便于查阅使用，不免显得繁杂重复。但对于宋代的典章故事和史实，最为完备；在沙中淘金，往往能够发现珍贵材料。与孔传《续六帖》一类的书相比，反而更有助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