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史部二十

译卷六十四 史部二十。传记类存目六。《西征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卢襄撰写。卢襄字赞元。看他的《自序》，大概是衢州人。这部书附载在《锦绣万花谷前集》的末尾，不知道是什么人抄录出来另行刊刻。它是卢襄赴京参加春试时所作的旅行记。书末题有“庚辰仲春元日”。考察北宋共有三个庚辰年：吴自牧所作《历科状元表》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和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都没有进士科；只有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有李釜榜进士，因此此人参加应试，可能是在这一年。书中所叙述的内容都与考据无关，又杂有诗歌，文字多粗俗鄙陋，很接近传奇小说一类。虽然是宋人所作，也没有什么可以采录的。《乙巳泗州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胡舜申撰写。胡舜申是绩溪人，胡舜陟的兄长，官至舒州通判。宣和乙巳年，胡舜申在泗州，亲眼见到朱勔父子往来以及宋徽宗临幸泗州的事情，因此写成这部记录。书中记载寥寥，没有什么可供采择的内容。《己酉避乱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胡舜申撰写。建炎己酉年，金兵攻打平江，宣抚周望出逃。胡舜申的兄长胡舜陟当时任参谋，全家避难，胡舜申依次记录此事，写成这部书。书中言辞颇多诋毁韩世忠的话，结尾又记载韩世忠携带歌妓的一件事，似乎是带有旧日怨恨的言论，未必是实录。这部书和《乙巳泗州录》，王明清的《玉照新志》都完整收录了原文。大概就是后人从明、清人的书中抄出，另行刊刻流传的。《逢辰记》一卷（《永乐大典》本）。没有注明作者姓名。《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注文说是吕颐浩历任官职的次序。书末有附记说：“先生平日所作的文章和奏议，都收载在《别集》中。此外还有先生的《勤王记》及遗事可以考察，所以写成家传来记载事迹。”那么，这部记载应当是吕颐浩的后人所撰写的。《勤王记》一卷（《永乐大典》本）。旧本题作宋代臧梓撰。臧梓的籍贯不详。这部书的署衔题为左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大概是写书时所任的官职。关于他的生平始末也无法考察。考察《原序》，其中说绍兴五年史馆修纂《建炎日历》，命令勤王的臣僚吕颐浩等人，各自记录建炎三年金人攻打泗州以及各路勤王的事迹。臧梓于是依据吕颐浩的记述，编成这部书。这样看来，臧梓只是编次吕颐浩的文章，并不是这部书的实际作者。《西征道里记》一卷（《永乐大典》本）。宋代郑刚中撰写。郑刚中有《周易窥馀》，已经著录。这部书是郑刚中任左宣教郎、试秘书少监、充枢密行府参谋时所作的行记。前面有《自序》，说绍兴己未年，陕西刚刚收复，朝廷命签书枢密楼公传达朝廷安抚、整顿的意旨，自己以秘书少监的身份参与参谋。把沿途经过的道路里程汇集起来记录下来。虽然搜集阅览不能周全，但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情况，也可以用来验证遗迹、了解古代往事；至于兵火摧残之后，人事的兴衰、物情的向背，也时常有可以窥见的地方。同行的有右通直郎、尚书员外李若虚等九十五人。《乌台诗案》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作宋代朋九万编。它就是苏轼御史台狱案的供词。考察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说：“元丰己未年，东坡因为作诗讥刺诽谤而获罪，被押送到御史台监狱。当时所供录的《诗案》，现在已经刊行，这就是所谓《乌台诗案》。靖康丁未年，御史台官吏随驾携带原案到了维扬。张全真任参政时担任中丞，南渡后把它取来收藏。后来张丞相德远为张全真作墓志铭，张全真的几个儿子把其中一半送给德远作为润笔费，另一半还在张全真家中。我曾借来观看，全部是苏轼亲笔；凡有涂改，都在下面押字，并加盖御史台印。”周必大一定亲眼见过真迹，但没有说明真迹与刊本是否有异同。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这部书有十三卷，胡仔《渔隐丛话》所收则三卷多，都与这个版本不相合。胡仔说，他的父亲胡舜陟在靖康年间曾任御史台长官，台中保存着苏子瞻的《诗案》，于是抄录得到一部；与近来刊行的《乌台诗话》相比，这部更为详细，现已节录收入《丛话》。这样看来，胡仔书中所载已经是节本。现在考察《丛话》中的各条，不过比这个版本少一两件事，其余条目都相同，那么未必就是胡仔亲眼见到的版本。陈振孙说，朋九万所编的是苏东坡被押入御史台狱的案件文书，并附有《初举发章疏》以及被贬官后的表章、书启、诗词。这个版本只有开头冠以《章疏》，却没有被贬官后的表章、书启、诗词，因此也不是陈振孙所见的版本。或许是后人搜集胡仔所记录的内容，稍加增益，又追题朋九万的姓名，使它与陈振孙所记相合；这大概不是朋九万原书。《客杭日记》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元代郭畀撰写。郭畀字天锡，号云山，是京口人。这部书是他所作的日记。原本共四册。真迹在扬州程氏家中。雍正乙巳年，厉鹗游历扬州时得以看到它。厉鹗是杭州人，于是亲手抄录其中的《客杭》一册带回去。这部日记从至大戊申年九月初一日写到第二年二月初九日，逐日琐细记录交游和见闻。其中颇多记载请托吏胥之事，大概是郭畀在江浙行省谋求担任学正、山长时所作。厉鹗称，郭畀所记白塔以进士题名碑为基座，铜钟上有淳熙改元年间曾觌用篆书所作的铭文，这些都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寺院墙壁上的一首诗，以及《桯史》所记康与之题写在宋徽宗画扇上的诗，也可以用来考察彼此的异同。《使西域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代陈诚撰写。陈诚是吉水人，洪武甲戌年进士，永乐年间任吏部员外郎。陈诚曾作为副使，随中使李达出使西域各国，所经过的哈烈、撒马儿罕等共十七国。他叙述当地的山川、风俗和物产，编成这部记。永乐十一年回朝复命，把这部书进呈皇帝。《明史·艺文志》记载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就是这部书。书末有秀水人沈德符的《跋》。他认为，书中所载的音译名称已经有很多错误，而且所经过的地方不过是越过嘉峪关外一二千里就停止了。见闻不广，大多是转述而失实，不足以作为可靠的凭证。《使交录》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钱溥撰写。钱溥字原溥，是华亭人，正统己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号文通。

译这部书是他在天顺六年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时出使安南所作的。书中多记载赠答诗文，而对于当地的山川形势、土地风俗和人情世态，则写得简略而不详细。《东祀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李东阳撰写。李东阳有《燕对录》，已经著录。这部《录》记载弘治十七年阙里孔庙重建落成后，李东阳奉命出使前往祭祀，把途中所作的记、序、铭文、奏疏、诗章等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并在卷首冠以敕文和祝词，又把《记行志》附在后面。已收入《怀麓堂集》中。这是另行刊刻的本子。△《七人联句诗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循吉撰。杨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杨循吉与王仁甫、徐宽、陈章、王弼、侯直、赵宽六人聚会饮酒、联句作诗，因而写成的记。后面列有六人的《小传》，又把他自己撰写的《小传》附在后面。又把《会中盛事》附在卷末。大概只是偶然寄托兴致之作。书中所记的盛事，以六名官员和一名隐士为最奇特，却也没有能够免俗。△《归田杂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毛纪撰。毛纪有《密勿稿》，已经著录。毛纪于成化丁未年取得出仕资格，嘉靖甲申年获准退休。他自认为官位已经做到台辅，保全了节操和声名，于是制作《四朝恩遇图》一册，共有十六幅。每幅图都先叙述作图的始末，再把制词、敕旨详细抄录在左边。又修建寻乐轩，与两三位老朋友举行忘形之交的聚会。寻乐轩有记，聚会有约、有启。又把这些文字与《恩遇图》一同刊刻。全书分为上下二卷，总题为这个书名。△《归闲述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赵璜撰。赵璜字廷实，号西峰，安福人，弘治庚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号庄敏，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追述他一生任官的经历。卷首载有《自序》一篇和诗数首，文词都很朴俗。大概也属于家传一类，只是出自本人撰写。赵璜本是名臣。他所叙述的内容与本传核对起来相差不大，仍不是那些粉饰事实、失去真实的传记可比；不过其大要在史书中已经具备了。△《淮封日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深撰。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在正德七年以编修身份充任册封淮府副使时，途中所作的记录。记载行程到苏州为止，没有说明所册封的是谁。据陆深的儿子陆楫所作《年谱》，这是去饶州册封淮王。但《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淮定王朱祐棨在弘治十八年已经袭封，直到嘉靖三年去世，不应当到正德年间才举行册封礼。这与陆深的《年谱》不同，无法详知其中缘故。书中记载马中锡抚治叛贼的事情，比史书所载更加完备，也可以作为旁证参考。△《南迁日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陆深撰。嘉靖年间，陆深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侍讲经筵，因为争论阁臣删改讲章，被贬为延平府同知。这部书记载他南行途中经过的道路。由于他在船中每天阅读《汉书》，所以其中也夹杂着评论史事的话。△《使西日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都穆撰。都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经著录。都穆在正德八年奉命出使，册封庆藩寿阳王妃，从京师到宁夏，因而记载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江南通志》说他奉命出使秦中，寻访那里的灵秀胜景、地形和古宫遗址，写成《西使记》，就是这部书。书中对碑刻和古迹记载得相当详细。但大多依据见闻，很少加以考证。其中不时夹杂齐东的传闻。例如把赵州石桥说成张果骑驴的地方，把获嘉故地说成妲己梳妆台，都很可笑。只有辨明黄粱梦的故事是误传给吕洞宾的，颇为典雅确实。书中记载石龙涡金崇庆二年静难军节度判官张玮的诗，也是研究金石的人尚未涉及的。△《断碑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方豪撰。方豪字思道，开化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在《明史·文苑传》中附载于《郑善夫传》。这是他任沙河县知县时，重新树立颜真卿所书《宋璟神道碑》，并记载其始末的书。（按：《明史》记载方豪由昆山县知县调任刑部主事，没有说他曾任沙河县知县，大概是偶然遗漏。）这块碑在沙河食膳铺。宋崇宁年间，有一位负责检阅编修国史会要文字的编修官范致君，另写了一块碑来替换它，于是旧碑就不再显著。正德年间，方豪才寻得原碑石，但已经断成两截，于是用铁箍固定后重新树立起来，并搜集当时的题咏和案牍文字，编成这部集子。编排次序烦琐，仍未脱离地方志的鄙陋体例。只有其中所载颜真卿的文章，与世间流传的《鲁公集》很有一些异同。例如《鲁公集》本写道“尝梦大鸟衔书，<口主>口中而咽之，遂来而上”，石刻本“<口主>”作“吐”，“来”作“乘”。《鲁公集》本写“襟怀益爽”，石刻本“怀”作“灵”。《鲁公集》本写“年十六七时，或读易，旷时不精”，石刻本在“六”字下面、“读”字上面只缺两个字。《鲁公集》本写“有司特闻”，石刻本“特”作“时”。《鲁公集》本写“异而召还”，石刻本在“异”字上多了一个“后”字。《鲁公集》本写“吾比欲优游自免”，石刻本“自免”作“乡里”。《鲁公集》本写“不宜与执政通同”，石刻本“通同”作“通问”。《鲁公集》本写“玄宗将幸西蜀”，石刻本作“中宗将幸西京”。《鲁公集》本写“又复迁相州”，石刻本没有“复”字。《鲁公集》本写“东宫有大功，宗庙社稷主也”，石刻本作“春宫有大功，主安得异议”。《鲁公集》本写“无敢不蔇”，石刻本“蔇”作“畏”。《鲁公集》本写“变以陶瓦”，石刻本“陶瓦”作“陶旅”。《鲁公集》本写“燕国公张说者”，石刻本没有“者”字。《鲁公集》本写“寻入为洛州长史”，石刻本作“又为洛州刺史”。

译《鲁公集》本写“思勖以将军贵幸，泣诉於帝”，石刻本“幸”作“达”，“诉”作“辞”。《鲁公集》本写“改号侍中”，石刻本作“复兼侍中”。《鲁公集》本写“明年驾幸洛阳”，石刻本“洛阳”作“东都”。《鲁公集》本写“驰道险隘，行不得前”，石刻本作“驰道隘，稽车骑不得前”。《鲁公集》本写“必若致罪二臣”，石刻本没有“必”字。《鲁公集》本写“以臣言免之”，石刻本没有“言”字。《鲁公集》本写“上嘉而从之”，石刻本“上”作“遂”。《鲁公集》本写“母宠子爱”，石刻本“爱”作“异”。《鲁公集》本写“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不宜”，石刻本没有“不”字。《鲁公集》本写“上药异殊”，石刻本作“殊异”。《鲁公集》本写“蹑公而殁”，石刻本“蹑”作“亻聂”。《鲁公集》本写“河西节度行军司马”，石刻本“河西”作“河南”。《鲁公集》本写“忠孝之盛，人伦之纲”，石刻本作“人伦纪纲”。《鲁公集》本写“功成生让，事轶屠羊”，石刻本“生”作“牢”。《鲁公集》本写“略无交言”，石刻本“略”作“路”。《鲁公集》本写“谠论泱泱”，石刻本“谠论”作“右揆”。一篇之中，文字相互错异的地方共有二十八处，都足以订正传抄造成的错误。所以这部书虽然不值得保存，但其中这一点长处，特意附记在这里，以供考证。△《东观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舒芬撰。舒芬有《周易笺》，已经著录。这是他所著《梓溪内集》中的一种。舒芬在嘉靖二年被召回任官，路过济宁时，拜谒阙里孔林，举行释菜礼。于是收录他所撰的《谒庙记》以及《阙里形胜图》《夫子宫墙图》《释菜礼仪》《士相见礼仪》，并附有《问答》五章、《与伍馀福联句》三十韵，汇编成一册。△《滇程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杨慎撰。杨慎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被谪戍永昌时记载行程的作品。其中只有《记崇宁寺僧满空遗像》《记段思平遗迹》《记叫狗山故事》等条目，可以用来补充奇闻；《辨晃州非夜郎》一条，可以作为考证资料。其余不过是记述山川，表述地方风俗，采录民间歌谣罢了。末尾有《附录》一篇，是杨慎又从一位张姓医士那里得到的材料，用来补充本书所未记载的内容。△《却金传》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王世懋撰。王世懋字敬美，太仓人，是王世贞的弟弟，嘉靖己未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在《明史·文苑传》中附见于其兄王世贞的传记。这部书是他任福建提学副使时，适逢参政王懋德病危，同僚凑钱赠给他，王懋德坚决不接受。等到王懋德去世后，同僚又凑集六百金，派使者渡海送到他家，他的父亲良弼也坚决不接受。王世懋赞赏他的清廉节操，于是叙述事情始末，写成这篇《传》。又把同时代士大夫的歌咏附在后面，大概是想用此来教诫贪官。王懋德是琼州文昌人，隆庆戊辰年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金华知府，升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又调任福建布政使参政，所到之处都以廉洁著称。△《南内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南内就是明英宗居住的南城，复辟以后增建宫殿房屋，都极其华丽。这篇记作于嘉靖庚子年，对建筑规制的叙述排列相当完备。与彭时《可斋笔记》、朱国桢《涌幢小品》的记载相比，彼此各有详略。书末自称是韦布之士，大概是以平民身份游历京师，跟随太常卿李开先等人进入观看，私下记录下来的。朱彝尊《日下旧闻》没有采录，大概是偶然没有见到。△《奇游漫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董传策撰。董传策有《奏疏辑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在他上疏弹劾严嵩、被严嵩构陷，谪戍南宁时写的。第一卷题为《出戍道经》，第二卷题为《楚南结缆》，记载他从京城前往粤地所经过的地方。第三卷题为《粤徼征次》，第四卷题为《行役载途》，记载他在粤地时游历的地方。他称为“奇游”，大概取自苏轼《谪儋耳渡海诗》中的“老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之语。末尾附有方瑜《南宁青山记》、吴时来《混混亭记》、陈大纶《洞虚亭记》，三篇也是记载他在粤地居住之处的文章。△《西迁注》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张鸣凤撰。张鸣凤字羽王，丰城人，嘉靖壬子年举人，官桂林府通判。这部书是张鸣凤被贬任利州官员时，从京城前往蜀地，又从蜀地返回京城，记载沿途所见名胜古迹的作品。对于碑刻大多收录全文，对考证颇有帮助。前面有《自序》，后面有他儿子张揆的《跋》，说他在路上没有带书随行，只是直接写下自己记得的内容。因此征引的资料也有许多抵牾之处，例如把良乡的料石冈当成辽石冈，就是这样。△《历仕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之垣撰。王之垣号见峰，山东新城人，嘉靖壬戌年进士。这部书自己记述历任官职和所做的事情，从荆州府推官历任御史、给事中、太仆寺少卿、鸿胪卿、顺天府尹、湖广巡抚，直到户部左侍郎为止。后面有《附录》两条，另有《纪友》《纪梦》《纪异》各一条。王之垣就是弹劾何心隐并使他被杀的人，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此事。万历年间，御史赵崇善指责他杀害何心隐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所以他的曾孙王士祯在杂著中多次为此辩解。这部书的《跋》也只争论这一件事。△《黄粱遗迹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明代杨四知撰。据《太学题名碑》，明代有两个杨四知。一个是万历甲戌年进士，祥符人；另一个是崇祯戊辰年进士，六安人。这部书题作“巡按直隶御史开封杨四知”，因此是万历年间的那一位。《黄粱遗迹》一事，唐代沈既济《枕中记》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杨四知又增补明代人的序记数篇、元明诗数十首，编次成这部书。内容十分寥落，没有什么可采录的，大概只是当时的书帕本。△《恩命世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国祥编。张国祥在万历丁丑年袭承爵位，成为第五十代天师。于是汇集明太祖以来直到神宗二十五年的诰敕，按时代先后编成这部书，并把第四十二代天师劝进明太祖的笺文附在后面。大概是他家的家谱。△《饥民图说》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东明撰。杨东明有《青琐荩言》，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万历年间杨东明任刑科右给事中时上呈的。《明史·王纪传》说，杨东明上奏《河南饥民图》，指的就是这部书。全书共有十四幅图。前十三幅详细描绘流民的情状，各图都配有说明，全部用通俗语言记述实情，大概是为了容易让人明白。最后一幅图是杨东明叩拜上疏的画像，疑心是他的后人添加的。然而图末也有一篇《跋》，说“这个望着宫阙叩头的，就是刑科右给事中小臣杨东明”等语。这样看来，也可能是原本就有的。大概因为神宗安居深宫，没有办法知道外廷的紧迫情形，所以连这副窘急上告的形象也一并画了出来吧。卷首冠有奏疏批答、户部议论赈济的奏疏，以及两宫拿出内库财物、百官捐献俸禄的谕令。看来当时神宗还没有完全不理政事。这幅图本来是用来告知君主的，原本不必刻版流传于世，否则便有居功求名之嫌。看卷末有“男春育、春融刊”和“六世孙榴重刊”的字样，就知道是他的子孙表彰先人，并非杨东明本人所刻。△《视履类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同芳撰。李同芳字济美，号晴原，昆山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山东巡抚。这部书自己记载一生所做的善事，共分四十门类，都用美好的名称作标题。自古以来，写自传的人是有的，大都只是叙述自己的经历和事情始末。至于写成一部书来称誉自己，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宫省贤声录》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高曰化撰。高曰化是澄海人，万历年间任楚府右长史。这部书因为楚府承奉嵫阳人郭伦辅佐楚王华奎治理政事有功，于是记载他前后请求退休以及被挽留的事情。凡是请求的文书以及当时人的称颂之作，都一并收录。华奎因为不是楚恭王的儿子，被宗室成员告发。郭正域极力主持此事，内外争斗了几年才平定下来。事情的真伪始终不能弄清。这部书体例杂乱，所说郭伦辅政的功劳，也不能全部相信。△《绣斧西征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何钋编。何钋是泰兴人，万历戊子年举人。这部书记载他的祖父何棐在正德年间以御史身份监军，征讨蜀地盗寇鄢本恕、蓝廷瑞的事情。所收录的都是序、记和赠诗咏诗之类的文章。一打开书就是题作第十二卷第二十二页。书中的标题又写作《泰兴何氏家乘》，中间还题作《西征捷音》《西征图咏》，名称十分混乱。大概原本刻在《家乘》中，这只是从中拆出半卷另行刊刻罢了。△《礼白岳记》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李日华撰写。李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述他在万历庚戌年到白岳祭祀神灵的事。卷末又题作《蓬栊夜话》。大概这部书有两个书名吧。《因树屋书影》说：“我曾见过槜李李君实所作的《礼白岳记》。分开来看，每首诗各自是一则；合起来看，共同构成一篇游记，而诗也连缀在记文之中。分开看是诗，合起来看，诗也就是记。诗文相互映照，使山水的神韵无处隐藏在其中，真是配合得好。如今人写游记，心思放在谋篇布局上，最终很难随着景物而变化。章法固然自相贯串，但境界终究不够分明。而且游记只是游记，诗只是诗，使读者凭游记来回忆诗，拿诗来记录游记，笔墨彼此隔离，神情不能相通，读不了几行就伸懒腰想睡了。所以我认为李公的这篇记，可以作为今人的典范。”这类话。他推崇得过分了，但这篇文章终究没有超出万历以后纤巧的文风。所谓才士的文章，并不是作者真正的文章。△《玺召录》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代李日华撰写。记述他在天启乙丑年被召任尚宝司司丞、赴京途中所经过的地方。起于二月二十四日，止于四月十五日。大略仿照《吴船录》《入蜀记》的体例，但内容寥寥，没有什么记载。△《两宫鼎建记》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代贺仲轼撰写。贺仲轼字敬养，获嘉人，万历庚戌进士。当初，万历二十四年修建乾清、坤宁两宫时，贺仲轼的父亲、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主管工程。后来在京察中因冒领、虚销工料而被罢官。贺仲轼于是详细叙述父亲统筹核查、节省工料的数目，写成这部书为父亲申辩冤屈。下卷还附录历年修建的各项工程，末尾录有贺盛瑞的《京察辨冤疏》。陈继儒曾把它刻入《普秘笈》中，改题为《冬官记事》，但遗失了《辨冤疏》一篇。这一版本是朱彝尊《曝书亭》所抄，仍然是完整的书。△《北行日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朱祖文撰写。朱祖文字完夫，自号三复居士，长洲人，是都督朱先的孙子。他年轻时很有气节，同周顺昌友善。周顺昌因阉党之祸被逮捕，朱祖文从小路前往京城，为他送去稀粥、汤药。到追征赃款的命令紧急时，他又为周顺昌奔走借贷。周顺昌的灵柩归来后，朱祖文悲痛成疾而死。后人让他配享周顺昌的祠堂。《明史》也把他附载在《顺昌传》中。这部书是他北行时亲手记录的，由他的儿子寿阳刻印。△《鉴劳录》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孙传庭撰写。孙传庭字伯雅（小说有的把他的名字写作傅庭，是名字的讹误），代州镇武卫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督师征讨流寇，在柿园之战中阵亡，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孙传庭从崇祯九年三月奉命安抚秦地，到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在这期间平定寇乱、清理屯田，认为自己所取得的功劳，没有不仰赖皇帝鉴察的。于是随时记录，积累成册，因而题名为《鉴劳录》。卷首卷末都有孙传庭的《自识》文字，可知当时已经付梓，现在只剩抄本了。孙传庭因为“功高丛忌”等几句话，被枢部督责。虽然朝廷下令赐予褒奖，却被搁置不行，最终因流言而被逮捕。看这部书，可以由此看出明朝政治纲纪的败坏。△《定变录》六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许徽编。全书共六种，都是副都御史、铜梁人张佳允的事迹。《滑县擒盗记》一卷，黎阳卢柟撰；《靖皖纪事》一卷，云间莫如忠撰；《宣抚降罚记》一卷，太原王道行撰；《定浙二乱志》一卷，吴郡王世贞撰；《浙镇民变传》一卷，姑苏钱有威撰；《浙镇兵变始末》一卷，山阴郑舜民撰。其中关于浙江的有三种。许徽是浙江人，所以为这些书作序并汇集刊刻。△《南征纪略》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廷铨撰写。孙廷铨字伯度，又字次道，益都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进入国朝后，官至大学士，谥号文定。顺治辛卯年，孙廷铨奉命出使祭告禹陵和南海。这是他记述行程的书。上卷从出京到杭州，下卷从杭州到会稽，直到南方祭祀完毕为止。其中多有游览古迹时因而追述史事的内容。同时酬答赠送的诗，也一并载在书中。△《李赘》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文学撰写。胡文学有《疏稿》，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真定推官时，自己叙述政绩十八件事。推官又称“司李”，所以题名为《李赘》。每件事大多先列举一两条古人的遗迹，然后再叙述自己的事迹，好像要同古人前后相比。即使所说并不完全是诬妄，也颇有自我夸誉之嫌。△《蜀道驿程记》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康熙壬子年，王士祯任四川乡试正考官，记述往来途中所经过的地方。上卷从京城到成都，下卷从成都到河南新乡县为止。大概王士祯这一年在新乡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便返回家乡，来不及回京，所以如此。书中多有考辨古事的内容，比王士祯其他的行记精确严密得多。大概其他行记是当时随手记录的，这一部则过了二十年，到康熙辛未年才补写完成。因为查阅修改历时已久，考订自然更加详细严密。△《南来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这部书是康熙甲子年王士祯任少詹事时，奉命出使祭告南海，记述途中驿程所经过的地方。全书完全仿照范成大《吴船录》的体例。记载从京师到广州为止，所以题名为“南来”。△《北归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这部书是王士祯在康熙乙丑年二月到达广州，四月初一日才开始返程，记述归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到六月十六日抵达家乡新城为止。当时他的父亲王与敕还在世，因此借此便道回家探望。书中所记山水名胜，比《南来志》详细。大概是出使之事已经办完，沿途可以游览的缘故。△《秦蜀驿程后记》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祯撰写。康熙丙子年，王士祯以户部左侍郎身份奉命出使祭告西岳、西镇、江渎，续记往返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写成这部书。上卷从京城到华阴，绕道到汧阳吴山，即所谓西镇；从汧阳到成都。下卷从成都到他的家乡新城为止。△《粤游日记》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写。王钺号任庵，诸城人，顺治己亥进士，官任广东西宁县知县。这部书是他的《世德堂遗书》中的第二种，记述他从家乡赴西宁任职时途中所经过的地方。起于康熙己酉年正月二十四日，止于四月初八日。体例仿照陆游《入蜀记》，按日期记载。叙述颇为简洁，但没有考证。△《使琉球记》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张学礼撰写。张学礼字立庵，镶蓝旗汉军，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这部书是康熙元年张学礼以兵科副理事官的身份，与行人司行人王垓奉命出使册封琉球国王时所作的记述。前面叙述请求册封、派遣使者的始末以及往来道路的险阻。后面是《中山纪略》，记载当地的风俗。那时琉球国王尚质交还故明的敕书和印信，举全国归附，因此张学礼等人有这次出使。大概国家派遣使者前往东瀛，这是首次。△《治禾纪略》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卢崇兴撰写。卢崇兴字斗瞻，广宁人。康熙二年任嘉兴府知府，不久升任台州巡道。于是辑录他在郡中办理的公文、条约、判词以及禾地百姓请求留任的状牒，合编成这部书。△《粤西偶记》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陆祚蕃撰写。陆祚蕃字武园，平湖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贵州贵东道。这部书多叙述他任广西学政时道路险阻的艰苦，以及地方守土官员对他不恭敬的事情。大体都是琐碎细小的事情，本来不值得记载。△《海岱日记》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榕端撰写。张榕端字朴园，磁州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部书是康熙丙子年张榕端奉命祭告时所作。他在这一年正月出京，登上泰山，经过东镇沂山、东海，往返共四个月。按日记载沿途道路和所见景物，并附有诗歌。对于山川古迹没有考证，但善于点染景物，叙述描写有时很值得观赏。其中的诗已经刊入《宝啬堂集》，这里是重复收入。△《何御史孝子祠主复位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当初，萧山有德惠祠，祭祀宋代县令杨时，以报答他开凿湘湖的功劳。明代尚书魏骥因为修筑工程有功，也附带祭祀在祠中。后来御史何舜宾因清查厘定侵占之事遭祸，他的儿子何竞自杀以报仇，也一并得到附祀。年代久了，祠堂毁坏，几位神主都寄放在门廊下面祭祀。祠堂修好以后，杨、魏二位神主进入祠中，但何氏父子的神主没有进入。毛奇龄建议恢复旧有章程，魏氏子孙便同毛奇龄一起向官府互相控诉。这就是有关此案的公文和诉状，毛奇龄把它们记录下来保存。△《滇行日记》二卷（通行本） 国朝李澄中撰写。李澄中字渭清，号渔村，又号雷田，诸城人，原籍成都。康熙己未年因召试博学鸿词入仕，官至翰林院侍读。这部书是康熙庚午年李澄中主持云南乡试时，在途中所作的记录。全书共八十四天的记录。对于山川、风土、古迹和旧事，没有不详细记载的，但考证的地方较少。大概是因为出行行箧中没有带书吧。△《塞程别记》一卷（通行本） 国朝余寀撰写。余寀字同野，山阴人。这部书记述从京城出古北口到喀尔伦，一千五百多里的行程。当时道路刚刚开通，无法进行考证，只叙述风土、气候、山川、草木之类。△《塞北小钞》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写。高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康熙癸亥年六月癸未日，高士奇随从皇帝北巡时所作。当时高士奇患病，走到鞍匠屯便返回了。他记述途中所受的恩遇以及往返经过的地方，编成这部书。从鞍匠屯以后皇帝驻跸的地方，仍按日期恭敬地记载下来。到闰六月丁酉日皇帝回銮时，在塞外所传示的以及所得盘羊、夜光木等事情，也一并记录下来。《自序》说，他任职七年，皇帝巡幸所到之处，都各有记录，依次编成书。但皇帝所咨询的事情以及恩遇的隆厚之处，他谨慎而没有记载。偶然查阅明代金幼孜的《北征录》，见其中凡是皇帝赏赐的东西，细小详尽之处都必定记载，也是不忘君恩的意思。因此这部书记载皇帝赏赐和询问的内容，比其他游记特别详细。至于所考证的塞外古迹，拿今天的情况核对，大多不很准确。例如把喇嘛洞当作卧如来馆之类，尤其属于牵强附会。大概是因为亲身没有到过，只根据明代以前人的典籍，所以难免只是依稀相似、捕风捉影罢了。△《滇游记》一卷、《附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毕曰澪撰写。毕曰澪字秋岐，益都人，康熙年间由贡生出任县知县。这部书是毕曰澪的父亲毕忠谷任云南布政司参议时，毕曰澪前往探亲所作。按日记载道路见闻及旅途中的杂事，从三月十六日开始，到十月十一日结束。但序文和卷首都没有说明是哪一年，实在显得疏漏。考察毕曰澪所作《苍洱小记》，其中有孙宝文的题词；题词的序说，丙子年腊月，毕曰澪邀他饮酒，想要阅读《滇记》等等。那么这部书应作于康熙丙子年以前。《附记》一卷记的是途中所见的风俗，不能分别归入某一天，所以总汇记录在书末。△《滇行纪程》一卷、《续钞》一卷，《东还纪程》一卷、《续钞》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许缵曾撰写。许缵曾字孝修，号鹤沙，华亭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云南按察使。《滇行纪程》是他赴云南时所作，《东还纪程》则是他从云南归途所作。两书都叙述所见山川古迹、物产风俗，大体都是地方志和史乘中已有的内容。△《南征纪程》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璥撰写。黄叔璥号玉圃，大兴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常镇扬通道。这部书是他任监察御史时巡视台湾，从京师到福建途中所作的记录。开始于康熙后壬寅年正月，止于这一年六月，按日分别记载。△《鹿洲公案》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写。蓝鼎元有《平台纪略》，已经著录。这部书记录他任普宁县知县时审理的各个案件。他自己叙述审讯推究案件的始末，共分为二十四篇。△《念贻剩纪》一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周宣智编。周宣智自号镜亭老人，长沙人。当初张献忠侵扰湖广时，周宣智的曾祖父周继圣聚集乡勇自行防守。张献忠招降并授予伪官，周继圣不肯服从，张献忠便劫持他的母亲马氏、妻子吴氏，以及他弟弟周继珩的妻子陈氏、周继随的妻子项氏来威胁他。马氏和三位妇人都痛骂贼人而死。周继圣也被砍断手腕，后来暗中逃脱而免死，最终伺机击破贼军，为亲人报仇。湖广总督何腾蛟上奏他的功劳，授予他教授之职。事情载于《湖广通志》。乾隆壬午年，周宣智搜集周继圣的行状、墓铭一类的文字，合编成一部书，并附上周继圣遗诗十二首。△《东游纪略》二卷（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 国朝张体乾撰写。张体乾字确斋，浮山人，官任刑部郎中。这部书是他居家时从山西、河南向东游览泰山，记述往来行程的作品。按日记载见闻，对于古迹颇有考订。途中吟咏的诗二百多首，也都附在每天记载的后面。他的诗体仿效白居易、陆游，有时也很有具体风貌。──以上“传记类”杂录之属，共五十八部、一百一十二卷，都附入《存目》。△《安禄山事迹》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代姚汝能撰写。姚汝能的生平始末不详。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他曾任华阴县尉，但他的籍贯居处不详。可见到宋代时已经没有可以考察的资料了。本书上卷叙述安禄山出生直到受到玄宗宠遇的经历，起于长安三年，止于天宝十二载；中卷叙述天宝十三、十四载安禄山酝酿发动叛乱的事情；下卷叙述安禄山僭越称号、被杀，以及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的事情。下卷写到宝应元年，记述相当详细。世间流传的安禄山《樱桃诗》，就是出自本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摘取此诗作为笑谈。由此可知本书内容琐碎杂乱。△《张邦昌事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代王称撰。核对其中的文字，实际上就是《东都事略》的《僭伪传》。有人摘取其中一卷，另立名目，又把“王偁”改成“王称”，可以说是越伪造越拙劣。曹溶把它收入《学海类编》，大概是偶然没有考察清楚。△《伪豫传》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宋代杨克弼撰写。记述刘豫投降金朝以及僭号称帝的始末。书中《序》说，刘豫是逆臣，不应称为伪齐，所以删去他的国号，只称其名，以表示贬斥。《传》中记载，刘豫在阜昌八年派宣义郎杨克弼向大金请求援兵，杨克弼以其他理由推辞，于是改派韩元美。这样看来，杨克弼也曾在刘豫政权中做官，只是在刘豫被废后才重新归附宋朝。陈振孙《书录解题》题作《逆臣刘豫传》，署名杨尧弼、杨载等撰写，与这个本子不同。“克”和“尧”字形相近，不知道究竟哪个正确。△《徐海本末》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茅坤撰写。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戊戌年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茅坤喜欢谈论军事，罢官后正值倭寇之事十分紧急，曾被胡宗宪招入幕府，与他共同筹划军事。这部书就是记述胡宗宪诱杀倭寇首领徐海的事情。都是茅坤亲眼所见，因此叙述特别详细，与史书所载也多相符合。袁褧把这部书与《汪直传》合刻收入《金声玉振集》，题名为《海寇后编》。现在将它们分别析出，著录于此。△《汪直传》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记述嘉靖年间汪直引倭寇进入海上侵扰，以及总督胡宗宪用计诱杀汪直的事情。书中把功劳归于胡宗宪，到了极点，或许是他的幕客所撰写的。△《刘豫事迹》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本朝曹溶撰写。曹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经著录。此书以杨克弼《伪豫传》为本，又杂采其他书籍加以增补，比原《传》记述得更详细。──以上是“传记类”中另行著录的一类，共六部、八卷，都附列于《存目》。（考：以上所列都是叛逆作乱之人，单独为他们立传的书。命名为《别录》，表示不与其他传记相提并论。那些割据一方、僭越窃取政权的豪雄，另附入《载记》；记载征讨、削平叛乱的事情，另收入《杂史》。这些都不与本类同等看待。）

译卷六十五 史部二十一 ○史钞类 从黄帝以来的史书，共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其中一百篇。这就是史钞的始祖。《宋史·艺文志》才开始专门设置这一门类。然而《隋书·经籍志》的《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称“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写，约取《史记》的重要言论，按类别编排在一起”。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吴国太子太傅张温撰写。此后，专门抄录一部史书的，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张缅《晋书钞》三十卷；合并抄录多部史书的，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这样看来，史钞的源流已经很古老了。到了宋代，又增加了四种做法：《通鉴总类》一类，是分解史事、分类编纂；《十七史详节》一类，是删去繁琐、加以删节；《史汉精语》一类，是采录文句保存下来；《两汉博闻》一类，是割取词藻、编次成书。到了明代末年，这种余风更加蔓延。人们趋向简易，贪图剽窃，史学因此荒废了。总的来说，含咀史书精华、删除冗余，这就是韩愈所说的记事而提纲挈领的意义，不能因为后来的流弊杂乱泛滥而责怪这种做法的本源。广泛取材而约略保存，也有助于循序阅读。至于倪思《班马异同》只是品评文字，娄机《班马字类》只是说明字音字义，以及汇集文章的《三国志文类》，则各自归入本类，不列在这一门中。△《两汉博闻》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嘉靖年间黄鲁曾刊刻的本子，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晁公武《读书志》，这部书是宋代杨侃编纂的。杨侃是钱塘人，端拱年间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晚年任知制诰，为避宋真宗旧讳，改名大雅。这部书摘录前、后《汉书》，不依照篇次，也不划分门类，只是选择其中的字句和故事列作标题，再摘取颜师古以及章怀太子的注释列在标题下面。全书《前汉书》七卷、《后汉书》五卷。虽然与史学没有直接关系，但比其他类书采录杂说的作品终究更为雅正驯顺。《后汉书》中间有引用《前汉书》的地方，必定标明颜师古的文字；而所引用的梁代刘昭《续汉志注》，却同《章怀注》没有区别，体例未免稍显疏略。至于所列纪传篇目，也往往有许多错误。然而，如《四皓》条下引用《颜师古注》说：“四皓这个称号，本来就起源于这里，再没有可以称说的姓名。大概隐居的人隐藏踪迹、远离祸害，不自己显露名声，隐秘自己的姓族，所以史书传记无法详细记载。至于皇甫谧、圈称之类的人以及各种地理书的说法，竟然给四个人安排了姓和名。这些说法彼此错杂矛盾，言语又不合情理。班氏没有把它们载入书中，诸家都是凭空臆测。现在一并舍弃不取，完全不采用。”明代监本《汉书注》竟然散佚了这一条，只有依靠此书才幸而保存下来，那么它也不是没有可以用来考证的价值。△《通鉴总类》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沈枢撰写。沈枢字持要，德清人，绍兴年间进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禄卿，谥号宪敏。这部书是他退休时编纂的。他取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史事，仿照《册府元龟》的体例，分为二百七十一门。每门都用史事作为标题，大致按照时代先后编排，间或也采录司马光的议论附在后面。所分门目颇为繁琐。例如在《赏罚》门之外又设置《贬责》《功赏》二门，在《外戚》门之外又设置《贵戚》一门，在《近习》门之外又设置《宠倖》一门，在《隐逸》门之外又设置《高尚》一门，在《积善》门之外又设置《阴德》一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安重荣上奏请求超越职分，这不过是骄傲傲慢，却把这一条另立为《僭窃》一门，分类归属就不准确。东周直到五代，兴盛衰亡的事情很多，却只选取申彻论说燕国必亡、黄泓论说燕国必复两条，立为《兴废》一门，遗漏就太严重了。然而《通鉴》内容浩博，仓促之间难以全部阅览。司马光曾说，只有王胜之曾经通读一遍，其余人连读几卷就已经困倦想睡了。因此，采录其中的精华，按事情类别加以区分，使考察古事的人容易查检。此书虽然简陋，也不妨经过时将它保存下来。嘉定年间在潮阳刻版，楼钥曾为它作序。元代至正年间浙江行省重新刊刻，周伯琦又为它作序。两人都是博学多识的君子，却肯用文章为这部书冠首，大概是因为抄录典故、考究史事，仍然有“一壶千金”那样的用处吧。△《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沈名荪、朱昆田共同编纂。沈名荪字涧芳，钱塘人。朱昆田字文盎，秀水人，是朱彝尊的儿子。这部书仿照《两汉博闻》的体例，取《南史》《北史》中辞藻鲜明华美、事迹新奇特殊的内容，摘录编成一书。不分门目，只按照原书次序逐条排列，并分别注明篇名。也不加训释，只摘取几个字作为标题，把原文载在标题下面，说明这些话的出处而已。《文献通考》记载陈正敏的话说：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大体掌握了撰史的体例。所以《唐书》李延寿本传也说，他删去污秽的言辞，比原书好得多。然而他喜欢记述妖异、祥瑞、兆象、谣谶，特别繁杂琐碎。又引用司马光的话，也说李延寿的书对于祥瑞、诙谐嘲笑的小事，没有不记载的。大概从沈约《宋书》以后，大多竞相标举文采，致力于采集奇闻，文辞常常涉及骈偶裁对，史事有时取自小说。李延寿沿袭旧习，没有完全涤除，因此应当为评论者所惋惜。然而从史书体例来看，固然可以说稍有违背；至于赋家取材、诗人用典，则无论樵采、汲取、渔猎，搜集材料从来没有穷尽。这就好比楠木的瘿瘤本来是树木的病，而制作枕头的人反而看重它的纹理。沈名荪等人采撷其中的精华，以供选用，使散失的文章和琐碎的史事，打开书卷便灿然可见。这部书虽然由近人编成，但所采录的都是唐以前的事情，与《艺文类聚》等书大致相似。保存它以备考察，比那些繁冗杂乱的类书有价值多了。──以上是“史钞类”三部、四十八卷，全部著录于文渊阁。○史钞类存目 △《史记法语》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洪迈编纂。洪迈字景卢，鄱阳人，绍兴乙丑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端明殿学士，谥号文敏，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从《史记》一百三十篇中，凡是两个字以上、句法古雅隽永的语句，依次摘录出来，间或也记录旧注。大概与《经子法语》等编一样，都是为修辞作文而准备的。《书录解题》将它列入《类书类》，称为十八卷。这个本子只有八卷，似乎不是完整的书。然而卷末有一行题识说：“淳熙十二年二月刊于婺州。”这样看来，当时的刻本实际只有八卷，《书录题解》所载的十八卷，显然是多出了一个“十”字。△《南朝史精语》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洪迈撰写。洪迈对各类书籍多有节本。他所编纂的书，从《经子》到《前汉》都称为《法语》，从《后汉》到《唐书》都称为《精语》。这里摘录的是宋、齐、梁、陈四朝史书中的语句。全书《宋书》四卷、《齐书》三卷、《梁书》二卷、《陈书》一卷。它的取舍多不可理解。仅以卷首《宋本纪》考察，例如《桓玄与刘迈书》中有：“北府人情云何，近见刘云何所道”，却只摘取“北府人情云何”一句。《宋顺帝反正诏》说：“故顺声一唱，二溟卷波，英风振路，宸居清翳”，却只摘取“二溟卷波”一句。宋高祖北伐，加领征将军、司州刺史、豫州刺史，以世子担任徐州刺史、兖州刺史，下书说：“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中，弱嗣叨蒙，复忝今授”，却只摘取“复忝今授”四字。又如《加高祖九锡》的策文，骈偶华丽的词句层出不穷，却只摘取“出藩入辅，锋无前对”两句。大概南宋最重视词科，士大夫多摘录古书，以备应试或实际使用。至于把这些内容排比编成书的，则有王应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这一类。巾箱中秘藏的抄本，本来不是有意撰写的书，不幸被人流传下来，就有这类作品。后人因为作者名望很高而保存它，实际上并不是作者的本意。由于流传已经很久，姑且保存其书目；实际上没有什么可采录的。只是其中所录《宋书》的编次，《本纪》为第一，《列传》为第二、第三，《志》为第四，《志》反而排在《列传》之后。考察刘知几《史通》说：“旧史把《表》《志》的篇卷分列在《纪》《传》之间。到了蔚宗，才开始加以改革。沈约、魏收相继撰作，又彼此因循。如今北监本《魏书》中，《志》排在《列传》之后，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与《史通》所说相合。” 但《宋书》却改变了这种次序，把《志》列在《纪》《传》之间。看洪迈所编的次序，仍然沿用古本。由此可知刘知几的话并没有错，这也是可以用来考证的一点。十卷之中，只有这一点值得取用。△《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吕祖谦编纂。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这大概是他读史时删节、以备查检的本子，后来由建阳书坊刻印流传。全书《史记》二十卷、《西汉书》三十卷、《东汉书》三十卷、《三国志》二十卷、《晋书》三十卷、《南史》二十五卷、《北史》二十八卷、《隋书》二十卷、《唐书》六十卷、《五代史》十卷。书前冠有《疆理》《世系》《纪年》三种图表。所收内容大体是随时节录抄写，并不一定全是精要。例如《东汉》《晋》两史中，四言赞语在原书中已经属于多余的附加文字，却一概摘录保存，实在很繁杂。又如《北史》的纪传是为隋代而撰写的，已经并入《隋书》，却独有《四夷》一传仍然记及隋代的事情，于是《隋书》中反而删去了这些内容，编纂体例也偶有不纯。然而南宋诸儒大多研究性命之学而轻视史学。因此朱子撰写《贡举私议》，想分年考察士人，把《史记》《两汉》作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作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作为一科。可见空谈而没有实际内容的弊病，朱子也深深忧虑。吕祖谦虽然也从事讲学，却博通典籍，不肯借用程子“玩物丧志”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学问空疏。因此朱子称赞他的史学格外仔细。附录保存这部书的书目，使读书人知道前人读书一定贯通首尾。即使只是删节本，也可以大体看出他用功之深。这样看来，这二百七十三卷虽然不能包括各史的全部内容，却足以作为宋代儒者没有废弃史学的明证。△《东汉精华》十四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代吕祖谦撰写。这部书是他的《两汉精华》之一。它从范氏的《后汉书》中摘取重要的语句加以评论，有时还把同类内容排列在一起进行说明。对于光武、明、章、和四位皇帝的《纪》，尤其记述详细。所略去的只有《表》《志》。然而它不具备史事的完整始末，每条评论仅有一两句话，只略略表达大意，也不说明其中的原因。大概这部书是吕祖谦阅史时摘录在册、用来准备文章和议论的。后人看重吕祖谦的名声，于是将它刊刻流传。它与洪迈《经史法语》一样，都不是有意撰写成书的作品。△《诸史提要》十五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钱端礼撰写。钱端礼字处和，临安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六世孙，荣国公钱忱的儿子。他年轻时因恩荫入仕，历任官职至参知政事，兼任权知枢密院事。因庄文太子妃是他的女儿，罢任后任资政殿太学士。再次任宁国知府，调任绍兴，又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洞霄宫。去世后谥号忠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选取各史中可供辞藻使用的文字，按史书部分摘录，汇编成书。各条都用一两句话作标题，并在下面分注其内容的首尾。全书《史记》一卷、《前汉书》二卷、《后汉书》二卷、《三国志》一卷、《晋书》三卷、《南史》一卷、《北史》一卷、《新唐书》三卷、《五代史》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书，与这个本子的卷目相同。书前有他的门人刘孝韪所作的《序》，没有注明年月。详细考察序文的意思，大概是钱端礼任参政时刊行的。它的体例与洪迈《史汉法语》《诸史精语》颇为相近。陈振孙《书录解题》曾讥讽它泛泛抄录，完全没有义例。大概南宋最崇尚词科，以骈偶辞藻互相争高，所以当时形成了这种抄录古书的学问。△《汉隽》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林越撰写。考查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卷数与今本相同，但注说作者是“括苍林钺”。《处州府志》也记载林钺。这个版本却都写作林越，究竟哪个正确，无法详考。此书选取《汉书》中的古雅字句，分类编排为五十篇。每篇都以篇首两个字命名，也间或附有原注。书前有绍兴壬午年林越所作《自序》，说上等可以详知史事，次等也可以玩味文辞。然而把字句割裂开来，漫无头绪，却说能够详知史事，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书后有延祐庚申年袁桷重刻时所作的《跋》，说《汉隽》的创作，大概是为了使学习者习于宏博而使用便利，这才是定论。△《元史节要》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张九韶撰写。九韶字美和，清江人。洪武十年，因为被推荐而任国子助教，升任翰林院编修。这部书由于当时修成的《元史》版本收藏在内府，民间大多无法看到，于是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的体例，删取其中要点编成一书。按编年记载事件，则仍然采用《通鉴》的体例。书前有洪武甲子年所作《自序》一篇。但其中的记载多不具备完整首尾，还不够完备。而且此书成于洪武年间，《顺帝纪》中却多次出现称“明太祖高皇帝”的话，怀疑是后来的人删改窜入的，并非九韶原本所有。△《两晋南北奇谈》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宋代王涣撰写。王涣是仁宗庆历末年睢阳五老之一。王辟之《渑水燕谈》说他的官职是太子宾客，祝穆《事文类聚》收录钱明逸《五老会诗序》，说他是太原人，但他的事迹并不详尽。然而世间只流传王涣《五老会诗》一首，从未听说他撰有此书。郑樵以下各家书目，也都没有著录。考察太学进士题名碑，弘治丙辰科有王涣，是象山人。《明史·艺文志》记载有王涣所著《墨池手录》三卷。此书自称“墨池王涣”，与“墨池”这个字号相合，由此可知此书是明代王涣撰写的。书中称其为太原人，大概只是举其郡望而已。此书摘录《晋书》以下八史中的琐碎言语和杂事。王士祯《居易录》说，他曾见书商携带《两晋奇谈》，但不知道是谁所作，怀疑就是这部书。△《分类通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明代弘治年间，河间知府施槃在郡斋刊刻此书，也没有说明作者是谁。此书分类十分杂乱，标题浅陋，大概就是《通鉴总类》的节略本，又是沈枢的重新编订之作。△《读书漫笔》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方澜撰写。方澜是莆田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此书上起《汉书》，下至《唐书》，随笔摘取其中的字句，同时涉及训诂，有时也评论其中的是非，但很少有新的阐发。△《诸史品节》三十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陈深编纂。陈深著有《周礼训隽》，已经著录。此书所采内容，从《国语》直到《后汉书》，都是随意杂抄，毫无体例。△《史纂左编》一百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顺之撰写。唐顺之著有《广右战功录》，已经著录。此书把历代正史所载的君臣事迹汇集编成一书，另立义例，分为《君》《相》《名臣》《谋臣》《后》《公主》《戚》《储》《宗》《宦》《幸》《奸》《篡》《乱》《莽》《镇》《夷》《儒》《隐逸》《独行》《烈妇》《方技》《释》《道》共二十四门。他的意图是选取千古兴衰治乱中重要的事例，切实说明其中的原因，所以体例与其他史书略有不同。然而其中详略取舍，实在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例如《君纪》只列汉、唐、宋三朝，偏安的政权都不得列入，隗嚣、公孙述、李筠、李重进等人反而被附列其中。书中对历代宦官、酷吏叙述得极其详细，本来是想用来垂示鉴戒，但唐代的杨复恭、来俊臣、周兴等尤其是罪大恶极之徒，却反而被遗漏。又把房琯当作中兴之相，把高骈当作平乱之将，褒贬已经失去公允。把“纥石烈”当作人名，几乎使其姓氏无法辨识。其他任意升降人物、颠倒错乱的地方，更是多得无法尽数。它大概与李贽《藏书》的狂诞程度相同。李贽的书世人还多加以诟病，而这部书却一直没有人纠正它的错误，大概是震慑于唐顺之的名声，不敢议论吧。△《史记钞》六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茅坤编纂。茅坤著有《徐海本末》，已经著录。这部书删削《史记》的文字，也略加评点。但茅坤虽然喜欢讲论古文，恐怕未必能够刊正司马迁的文字。△《史要编》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梁梦龙编纂。梁梦龙字乾吉，真定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号贞敏，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的书杂采各史文字，分为《正史》三卷、《编年》三卷、《杂史》三卷、《史评》一卷。《自序》说，学者很少能看到完整的史书，这部书纵贯上下数千年，兴盛衰亡、得失成败的事迹大体都具备，大概是为乡塾中没有书籍的人编写的。△《左国腴词》八卷（内府藏本） 明代凌迪知撰写。凌迪知字穉哲，乌程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这部书摘取《左传》《国语》的字句，分类编排。其中《左传》五卷，分为四十类；《国语》三卷，分为四十三类。所摘内容都只保留一两句话，既不具备事情的始末，也不标明是谁说的话。而且注释和正文混在一起，无法分辨。不但不足以供考证，甚至不能作为寻章摘句的材料。它与凌迪知所撰《太史华句》《两汉隽言》《文选锦字》等书，体例都仿效林越的《汉隽》。但它冗杂破碎，又比《汉隽》更差。例如“以从欲鲜济”这句话，被列在《涧溪类》中，大概是误把“济川”的“济”字当成了这里的“济”字。这还值得拿来评论吗？△《太史华句》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凌迪知编纂。这部书成于万历丁丑年。《明史·艺文志》有著录，卷数与这个版本相同。全书都是摘取《史记》的字句，按类别编排。司马迁是史家巨擘，他的文章怎么可以拆成句子摘取，而句子又怎么可以用“华”字来命名。大概王、李割裂秦、汉文章的风气，到明代末年还没有消失，所以书坊还刊刻这类书，以迎合当时的爱好罢了。△《两汉隽言》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凌迪知编纂。宋代林越撰写《汉隽》，所采内容只到《西汉》。凌迪知于是仿照林越的体例，辑录《后汉》的旧事，与林越的书合编为一部，改用现在这个书名。从第一卷到第十卷，都是林氏的旧作，题为《前集》；第十一卷到第十六卷，是凌迪知续编的，题为《后集》。所采内容也很完备。然而不另自编一书，却补缀旧本、创立新名，这正是明人的积习。△《四史鸿裁》四十卷（通行本） 明代穆文熙编纂。穆文熙著有《七雄策纂》，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录《左传》十二卷、《国语》八卷、《战国策》八卷、《史记》十二卷，都只是略注字义，没有什么阐发，批点尤其浅陋。他把这四部书概称为“四史”，也是凭空杜撰、没有根据。△《全史论赞》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项笃寿编纂。项笃寿著有《小司马奏草》，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各史内容浩繁，难以查找研究，特意摘取其中的《论赞》，以备阅读浏览。共计《史记》七卷、《汉书》六卷、《后汉书》五卷、《三国志》三卷、《晋书》四卷、《宋书》《南齐书》各三卷、《梁书》二卷、《陈书》《魏书》各三卷、《北齐书》《后周书》《南史》各二卷、《北史》三卷、《隋书》二卷、《唐书》七卷、《五代史》五卷、《宋史》六卷、《辽史》《金史》《元史》各四卷。然而读史必须先知道事情的始末，然后才可以判断人物的是非。如今项笃寿只保存其中的《论》，使读者称赞善行却不知道为什么善，称说恶行却不知道为什么恶，对读史的人仍然没有益处。（考查：此书全都取自各史的《论赞》，本应收入《史评类》，但都是从各史摘录，并不是作者自己评论的。因此仍将它收入《史钞类》。） △《宋史纂要》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王思义撰写。王思义字允明，松江人。《宋史》极其繁冗，这部书只删存二十卷，可以说是很简约了。然而班固、范晔都号称谨严，两部《汉书》的篇卷仍然很多。宋朝延续的年数几乎与汉朝相当，却压缩成寥寥数卷，说是事情增加而文字反而减少，大概一定不是这样。至于把《辽史》《金史》附在《宋史》之后，与《晋书》记载刘渊、石勒相提并论，更是南北史臣互相诋毁的偏见，不是公正的评论。△《古今彝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汪应蛟撰写。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号清简，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杂录史书文字，上起唐、虞，下至元代，取舍全无一定原则，只是随着兴致所至而编罢了。△《史书纂略》二百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马维铭撰写。马维铭字新甫，平湖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主事。此书取“二十一史”的《本纪》《列传》，分别摘取大略，汇编成一书，大概也是通史的体例。然而取舍不当，删略过分，既不广博，也不简约，大概两方面都没有做到。△《史裁》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吴士奇撰写。吴士奇字无奇，歙县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这部书节选史书文字，起于《春秋》，止于宋、元，杂采旧有史论，有时也用自己的意见作判断。它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只是随意摘抄罢了。△《史觿》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谢肇淛撰写。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明史·文苑传》附见于《郑善夫传》中。这部书摘取“十七史”中的冷僻字句。编列成书。每一史为一卷。称作“觿”，《自序》认为是解开绳结的意思。人的疑惑比绳结更难解，所以寻求解答并把它写下来。然而对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原来有旧注的书，所记还比较清楚；对于《晋书》以下原本没有注释的书，也只是抄录旧文，完全没有考证，仍然不足以解释学者的疑问。那么所谓寻求解答，也不过是空话罢了。△《读史快编》四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赵维寰撰写。赵维寰字无声，平湖人，万历庚子举人。这部书从各史中摘录新奇的事，起于《史记》，止于《新唐书》，把原文割裂删剪，毫无一定的义例。

译△《史脔》二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余文龙编纂。余文龙字起潜，古田人，万历辛丑进士，官南京工部主事。他的书杂录旧史，拼凑得非常厉害，与《读史快编》完全相同。只是《读史快编》止于《唐》，此书则抄录到《金》《元》。△《南北史钞》（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周诗雅撰写。周诗雅字廷吹，武进人，万历己未进士。这部书摘录《南北史》中新奇、琐碎而轻佻的事，作为谈资，但比不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所作的书有条理。△《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彭以明编纂。彭以明是庐陵人，万历年间的诸生。这部书采录各史的《论赞》，用来教导他的儿子。这种抄摘式的学习，不是读史的正确方法。△《史品赤函》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仁锡编纂。陈仁锡著有《系词十篇书》，已经著录。这部书所收内容，上起远古，下至《晋书》，有时摘录原文，有时节录一两件事，茫然没有一定的义例。尤其还不时掺入伪造的作品。例如《云长遇害不屈》一篇，不知道出自哪里；《刘聪辱怀愍》一篇，称刘聪为汉昭烈帝的玄孙，说出自《续三国志》，但也没有见过有这部书。△《读史集》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杨以任撰写。杨以任字维节，瑞金人，崇祯辛未进士，官国子监博士。这部书摘取各史中值得痛快、可恨以及有胆略、有见识的事迹，分为《快》《恨》《胆》《识》四集，每条下面略加评语，文辞多轻佻纤巧。△《宋史存》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文德翼撰写。文德翼字用昭，德化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嘉兴府推官。这部书摘取《宋史·列传》的内容，并删改润色文字。起于宗泽，止于文天祥。大概是福王时期所作，所以只是在绍兴以后寄托了特别的用意。△《读史汉翘》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施端教编纂。施端教字匪莪，泗州人。这部书选取《史记》《汉书》中新奇的字句，编录成册。大概仿照林越《汉隽》、洪迈《史记法语》《西汉法语》的体例，但卷帙不多，分类却很繁琐，对考证实在没有什么帮助。△《二十一史论赞》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国元编纂。沈国元字飞仲，吴县人。这部书摘录“二十一史”的《论赞》，加上圈点评语，完全采用批评选文的格式。如果把它当作评论史书的著作，那么《纪传》中记载的内容，并不是《论赞》所能概括的；事情没有首尾，凭什么判断是非？如果把它当作评论文章的著作，那么《晋书》以下八史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四史，难道可以作为文章的格式吗？实在是两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三国史瑜》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张毓睿撰写。张毓睿字圣初，钱塘人。这部书成于崇祯癸未年。在陈寿《三国志》中选择事迹较为显著的内容，分条编排，并附上评论。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三国的分立尚未确定，仍称为季汉；从魏黄初元年到咸熙元年，三国同时建立，便称为三国。《晋书》中凡是属于魏朝的事情，也采入书中，以补其缺漏。它既不是纪传体，也不是编年体，完全没有条理。又在曹操处已经改称其名，编年时却又把他作为魏主，体例本身也互相矛盾。评论大多采用锺惺的说法，由此可以知道它所尊崇的对象了。△《史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姚允明撰写。姚允明字汝服，休宁人。这部书从三皇写到元代，搜集史书文字，删节压缩编成一书。前面有张溥、吴应箕的两篇《序》，大概也是依附复社的人。因此书只有十卷，但卷首列出的参阅者姓名竟有二百八十三人。这种声势和相互标榜的情形，大致可以看出来了。《吴应箕序》甚至说它的文字简洁深奥，接近《尚书》，这是什么话呢？△《廿一史识馀》三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张墉撰写。张墉字石宗，钱塘人。这部编书又名《竹香斋类书》。它摘录“二十一史”中的佳事和隽语，分类编排，共分五十七门，末尾又附有《补遗》一门。体例大略仿照《世说》，但每条下面都注明原史书的名称。书中开篇批评何良俊的《语林》滥收稗官野史。然而《世说新语》自古以来本来就列在小说家类，确实属于稗官一流；责备它滥收稗官，就如同责备造弓的人不应当造弓、造箭的人不应当造箭一样。而且正史所重视的地方，在于叙述兴亡、阐明劝善惩恶的道理、考核典章制度罢了。抛开这些大要，却责备它记载琐事，那么它与稗官野史也相差不远了。△《史异编》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俞文龙撰写。俞文龙是晋江人。这部书把各史所记载的灾异、祥瑞和神怪之事汇编成一书。它既不是占卜验证吉凶的书，也与学问没有关系，只能看出作者喜好怪异罢了。△《读史蒙拾》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士禄编纂。王士禄字子底，号西樵，新城人，顺治壬辰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这部书选取各史中新颖的语句，标出几个字作为题目，然后在后面抄录原文，也属于洪迈《经史法语》一类。不过全书只有一卷，只是姑且寄托意思罢了，实际上没有完成这件事。称作《蒙拾》，是取自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童蒙者拾其香草”一句。△《史纬》三百三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陈允锡撰写。陈允锡字亹斋，晋江人，顺治己未年因荐举授任平湖县知县。这部书大概仿照吕祖谦《十七史详节》的意旨。不过吕祖谦只是撷取精华，以便读者省时阅览；陈允锡却在其中大量改动文字。有合并重复内容的地方，例如把周、秦以前的内容收入《史记》，而把汉高祖至汉武帝的内容割取出来收入《汉书》；《宋史》《齐史》《梁史》《陈史》《魏史》《齐史》《周史》《隋史》八史，则与《南史》《北史》相互参照，合并归为一体。其余表、志、纪、传中互相重复出现的内容，也都按照这种办法删去。

译有删削繁杂冗长内容的地方，例如《宋史》的宗室世系只保留族谱，《元史·刑法志》全部抄录律文，以及《列传》中只叙述官职门第而没有褒贬的传记。有改变原有次序的地方，例如把魏国退置在蜀国之后，把二牧删置在昭烈帝之前，把吕布、二袁、刘表移到东汉部分之中。有篡改旧有名称的地方，例如项羽、吕后、武后不称作《本纪》，宋代留从效、陈洪进不称作《世家》等。其他如对《新唐书》只校正其文句，对《元史·食货志》则把篇次连接起来的地方，数量尤其多。卷帙浩繁，所下功夫可以说非常勤勉了。然而其中繁简失当、分合没有道理的地方，也还不少。大概要网罗百代史事，本来就是困难的。梁武帝撰写《通史》六百卷，刘知几对此深加讥刺。司马光的《进通鉴表》也说其中相互抵牾，无法自圆其说。陈允锡这部书耗尽一生力量来编撰，最终却不能协调于体例和要旨之中，本来就是它的必然结果。△《两晋南北集珍》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维崧撰写。陈维崧字其年，宜兴人，康熙己未年奉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授任翰林院检讨。陈维崧以擅长四六文而闻名。这部书采集南北朝的旧闻史实，分别加上标题，大概就是为了备作骈体文采择使用。前面有《自序》，写于康熙丙辰年，正是他参加制科考试前四年。──以上“史钞类”共四十部、一千六百十九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卷六十六 史部二十二 ○载记类 五代时期，晋室南渡，中原局势纷乱。地方政权各自割据，并分别设置史官。它们的事迹也不能任其湮没，所以阮孝绪撰写《七录》时，设立了“伪史”一类。《隋书·经籍志》改称为“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这两个名称。然而年代久远，文献散失，当时僭越而撰写的史书，早已不存在了。如今保存下来的，大多只是后人追述记录的内容。称为“霸史”或“伪史”，都不能反映它们的实际情况。考察《后汉书·班固传》，其中说撰写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的书称为《载记》。《史通》也说，平林、下江等人的事迹，在《东观汉记》中列为《载记》。又如《晋书》附带叙述十六国，也称作《载记》。可见，《载记》实际上是中原王朝以此为名，用来叙述列国的史书。现在选录《吴越春秋》以下，凡是叙述地方割据和僭乱遗迹的著作，依照《东观汉记》《晋书》的例子，统称为《载记》，在义理上是恰当的。只有《越史略》一书是该国自己撰写的，僭越使用帝号和年号，才真正属于伪史。至于地方上私自撰写的记载，不过附带保存其名声、声讨其罪行并显示诛伐之意，用来彰明名分，本来没有必要为它们另外划分出这几卷的类别和目录。△《吴越春秋》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汉代赵煜撰写。赵煜是山阴人，事迹见于《后汉书·儒林传》。这部书前面有旧《序》，说《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都记载为十二卷，如今保存的只有十卷，大概不是全书。又说杨方撰有《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有《吴越春秋传》十卷。这两部书，如今很少有人见到，只有赵煜的书流传于世。《史记注》中有徐广引用《吴越春秋》的话，而《索隐》认为今天的《吴越春秋》中没有这些话。其他如《文选注》引用季札见到遗金的故事，《吴地记》记载阖闾时期夷亭的事情，以及《水经注》曾记载几条越国的史事，大体都援引自《吴越春秋》。如今赵煜的版本全都没有这些文字，等等。这篇考证相当详细，但没有写出作者姓名。《汉魏丛书》所收的本子把十卷合为六卷，并删去了这篇《序》和注文，也没有题写撰写者，更加失去了原貌。这个本子是元大德十年丙午刊刻的。后面有题识说，前文由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祐作音注。这样才知道注文中所说“徐天祐曰”的徐天祐，就是注者自己的姓名，并不是引用其他书的话。只是后面又列出绍兴路儒学学录留坚、学正陈昺伯、教授梁相、正议大夫、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四人，不知道这篇序究竟是谁写的。赵煜所叙述的内容虽然稍嫌铺陈过多，但文辞颇为丰富华美。其中如伍尚占卜甲子日，时辰加在巳；范蠡占卜戊寅日，时辰加在日出时，并有螣蛇、青龙等说法；文种占得阴画六、阳画三，并有玄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等神名。这些都不是三代的卜筮方法，未免有许多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更接近小说家的说法。不过，这本来就是汉、晋之间稗官杂记的体例。徐天祐认为它不像汉代文章，是用马融、班固史书的标准来要求它，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类。徐天祐对史事异同颇有考证，其中像季孙出使越国、子期私下与吴国进行交易之类，虽然还有没有来得及详细辨析的地方，但对于原书失实之处，能够纠正的很多。他旁征博考各种说法，并不拘守原书，仍然保留着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的遗意。△《越绝书》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没有写明撰写者的姓名。书中《吴地传》说勾践迁徙到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为止，共计五百六十七年，因此作者应是后汉初年的人。书末《叙外传记》用隐语隐藏自己的姓名。其中说“以去为姓，得衣乃成”，这是“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这是“康”字；“禹来东征，死葬其疆”，说明是会稽人。又说“文词属定，自於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这是“吴”字；“楚相屈原，与之同名”，这是“平”字。这样看来，这部书是会稽袁康所作，由同郡的吴平审定。王充《论衡·案书篇》说：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袁文衡、会稽的吴君高、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没有达到公卿，确实都是能够掌握知识财富、具有文雅才华的杰出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童句》（按：“童”字疑为“章”字）、文术的《箴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也不能超过他们。所谓吴君高，大概就是吴平；所谓《越纽录》，大概就是这部书吧？杨慎《丹铅录》、胡侍《珍珠船》、田艺衡《留青日札》都有这种说法。核对其中的文义，处处都相吻合。《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都说是子贡所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它的文字纵横铺陈、繁衍多姿，与《吴越春秋》相类似；但内容博大华美、深奥铺张，则超过《吴越春秋》。其中如《计倪内经》所说的军气之类，夹杂了许多术数家的说法。这些都是汉代人的专门学问，不是后人所能假托的。这部书与《吴越春秋》都是大德丙午年由绍兴路刊刻的。卷末有一篇跋文，是各本所没有的，只阐明复仇的道理，没有署名。详察它的措辞意思，也许是南宋人题写的吧？郑明选《秕言》引用《文选·七命》的注文，说《越绝书》记载：大翼船一艘长十丈，中翼船长九丈六尺，小翼船长九丈。又说王鏊《震泽长语》引用《越绝书》，有“风起震方”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