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八 史部二十四

译卷六十八 史部二十四 ○地理类一　古代的地志，只记载地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这类书如今已经看不到了。不过，《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大体上就是这类书的体例。《元和郡县志》还多涉及古迹，大概是采用了《山海经》的体例。《太平寰宇记》又增加了人物，有时还涉及艺文，于是成为州县志书的开端。元、明以后，体例相互沿袭。人物列传多得像家谱，艺文内容多得超过总集。末流内容反而大于根本，地图却反倒像附录。其中借用失实、夸张粉饰以炫耀地方风土的情况，也更加严重。王士祯说《汉中府志》记载木牛流马的方法，《武功县志》记载织锦璇玑图，这只是文士以博闻为好而发的议论，并不是古代的制度。不过，既然沿袭旧例而不断增饰，形势上很难立即改变。如今只去除过分和严重失实的内容，选择尤其雅正的加以著录。凡是芜杂泛滥的编书，都排斥而列入《存目》。这类书的编排，首先是宫殿疏，以表示尊崇帝王居所；其次是总志，以体现大一统；再次是都会、郡县，以辨明地域；然后是河防、边防，以重视实际功用。其次是山川、古迹、杂记、游记，用来备查考核；其次是外纪，用来扩大见闻。至于《山海经》《十洲记》之类，体例杂糅小说，就各自归入它们原来的类别，这里不予著录。△《三辅黄图》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没有注明作者姓名。晁公武《读书志》根据书中引用刘昭《续汉志注》的情况，断定是梁、陈之间的人所作。程大昌《雍录》则说，晋灼所引用的《黄图》，许多内容今本没有；而今本中的“渐台”“彪池”“高庙”“元始祭社稷仪”四条，都明确引用旧图，由此可知并非晋灼所见的本子。程大昌又根据书中把“槐里”改作“兴平”，这件事发生在至德二载，断定作者是唐肃宗以后的人。他的说法比晁公武更有根据。这个本子只有“高庙”一条没有引用旧图，“沧池”一条引用了旧图而程大昌没有提到，其余三条都相同。大概就是程大昌所见的本子，只是偶然把“沧池”误作了“高庙”。书中都记载长安的古迹，间或涉及周代灵台、灵囿等事；但以汉代为主，也偶尔记到河间日华宫、梁曜华宫等事，而以京师为重点，所以称为《三辅黄图》。所谓三辅，颜师古《汉书注》说，长安以东是京兆，以北是左冯翊，渭城以西是右扶风。书中所记宫殿、苑囿的制度，分条析理，极为详细完备，是考察古代制度的人经常取资参考的资料。只是兼收《西京杂记》《汉武故事》等伪书，以及《洞冥记》《拾遗记》等杂说，因为喜好多闻、嗜好奇异，反而失去了精审核实的特点，难免如白玉上出现了瑕疵。△《禁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王士点撰写。王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这部书共列一百一十六个条目，分十五篇，厘分为甲、乙、丙、丁、戊五卷。考察何晏《景福殿赋》说：“爰有禁楄，勒分翼张。” 注释引用《说文》说，“扁”字从户、册，意思是题署门户；“扁”与“楄”相同。这部书详细记载历代宫殿、门观、池馆、苑篽等名称，所以从这里取义命名。卷首有欧阳玄至顺庚午年序、虞集至顺癸酉年序，都认为此书内容详尽丰富。其中比如解释“东西箱”，把“西清”附在它下面，大概根据前汉《司马相如传》注所说“西清就是西箱”。但他解释“东西”的条目，却把它与“东西箱”另列一类，不知道《景福殿赋》说：“西箱踟蹰以开宴，东序重深而秘奥。”注释说：“西箱，就是西序；东序，就是东箱。”这本来属于互文，却把它们析分为两个地方，可见对宫室制度并没有详细考察。又如解释“秦云阳宫”，说它一名林光，一名甘泉。考察程大昌《雍录》，汉代的甘泉宫在渭水以北的云阳，秦代的甘泉宫在渭水以南的鄠县。说秦代甘泉宫又名云阳，实在错误。又据孟康《郊祀志》注说：“汉甘泉宫一名林光。” 颜师古说：“汉朝在秦代林光宫旁边另建甘泉宫。”如果说汉代甘泉宫又名林光，也不对。因此，在地理学方面也难免偶有疏漏。至于秦代的祈年宫，《三辅黄图》认为是秦穆公所建，这部书却独自依据《汉书》和《水经注》的说法，认为建于秦惠公时期，似乎并非毫无根据。又如“曲台宫”之类，兼采《雍录》来补充《黄图》遗漏的内容，颇可作为参考。书末附有《名释》一篇，训诂也极为典雅精确。虽然有时详略不同，但总的说来，对史学并非没有补益。──以上“地理类”宫殿疏一类，共二部、十一卷，全部由文渊阁著录。（考察：《太平御览》所引用的有《汉宫殿疏》，刘知几《史通》所引用的有《晋宫阙名》，这些都是各自独立的记载，不与地志混杂。现在另立子目，把它列在《地理类》的最前面。）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代李吉甫撰写。李吉甫字宏宪，赵州人，是御史大夫李栖筠的儿子，因父荫补任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死后谥号忠懿。他的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据宋代洪迈的跋文说，此书是元和八年进呈的；但书中另列“宥州”一条，而宥州是在元和九年才设置的，大概这件事是李吉甫规划办理的，所以书成后又亲自续入书中。卷首有李吉甫的原序，说从京兆府开始，到陇右道结束，共四十七镇，编成四十卷。每镇篇首都有地图，置于叙事之前。加上目录二卷，共四十二卷，所以命名为《元和郡县图志》。后来有淳熙二年程大昌的跋，说地图到当时已经亡佚，只有志书保存下来，因此《书录解题》只称《元和郡县志》四十卷。这个本子又缺少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六卷，第十八卷缺了一半，第二十五卷又缺两页，也不是宋本的原貌了。篇章前后断续，很难查找。考察《水经注》原本为四十卷，到宋代已经散佚五卷，所以缺少二十一条水名。南宋刊刻时，仍旧配成四十卷，使各部分相互连接。现在采用这个做法，也重新编为四十卷，以便查阅；仍把缺卷情况注明在卷中，以保存原来的卷次。

译《唐志》记作五十四卷，用李吉甫原序来验证，应当是《唐志》记错了。又据《唐六典》和新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初年，把天下分为十道：一是关内道，二是河南道，三是河东道，四是河北道，五是山南道，六是陇右道，七是淮南道，八是江南道，九是剑南道，十是岭南道。这部书却把陇右道移作第十，大概因为中唐以后陇右陷于吐蕃，所以退居末位。至于淮南道，在今本缺卷之中。拿《唐志》中淮南道所属各州来考察，今本河南道中有所属的申州、光州列在蔡州之后，江南道中有所属的蕲州、黄州、安州列在鄂州、沔州之后，似乎是传抄时次序错乱了。然而考察《唐书·方镇表》，大历十四年，淮西节度使重新治所设在蔡州，不久改号为申光蔡节度使。永泰元年，蕲州、黄州隶属鄂岳节度，升鄂州都团练使为观察使，增加统领岳州、蕲州、黄州。元和元年，升鄂州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增加统领安州、黄州。这样看来，申州、光州曾经由淮南道划出而隶属河南道，蕲州、安州、黄州也曾经由淮南道划出而隶属江南道。这是《唐志》偶然漏记了调移合并的情况，并不是今本次序错乱。《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的书，大多已经散佚无存。流传到今天的地理书中，只有这部最古老，它的体例也最好。后来各书虽然不断有所损益，却没有能够超出它的范围。现在把它著录在地理总志的最前面，说明后世各家取法的源头。△《太平寰宇记》一百九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乐史撰写。乐史另有《广卓异记》，已经著录。宋太宗时期，刚刚平定闽、越以及北汉，乐史于是根据舆图所列的辖属，考察各地沿革始末，分条分类编成此书。内容起于东京，终于四方边远地区。然而当时幽州、妫州、营州、檀州等十六州，是后晋割让给辽国作为贿赂的，实际上并没有收入版籍。乐史于是依据贾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旧说，把这些州的名称一概列入。大概宋太宗设置封椿库，希望收复燕、云，终身都没有稍稍放弃这个愿望。乐史也预先探知他的意图，所以把这些内容载入书中，并不是毫无根据地随意记录。乐史进书的序文讥刺贾耽、李吉甫有所遗漏，所以他的书搜采极为丰富，只求完备博大。历代人物，都一一收入。至于题咏古迹的诗文，如张祜《金山诗》之类，也全都收录。后来方志必定列入人物、艺文，这种体例都是从乐史开始的。地理书的记载，到这部书才开始详备，体例也从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乐史的书虽然卷帙浩繁，考据却特别精审，不应因为后来的地理志流于冗杂，就反过来责怪其滥觞之源。原本二百卷，各家藏本大多残缺。只有浙江汪氏进呈的本子，缺少第一百十三卷至第一百十九卷，仅亡佚七卷。而且每卷末尾都附有一页校正，不知道是谁所作。辨析相当详细，比其他版本最为精善，现在据此著录。《文献通考》写作《太平寰宇志》。这个本子的书名实际写作《太平寰宇记》。各书引用时，书名也有两种写法。现在考察乐史进书的原序，也写作“记”字，那么《通考》是传抄造成的错误，不足为据。△《元丰九域志》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承议郎、知制诰丹阳王存等奉诏撰写。王存字敬仲，丹阳人。考中进士，调任嘉兴主簿，历任官职至尚书右丞。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当初，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先后编修《九域图》。到了熙宁八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认为州县名称多有改动，上奏请求重新修订。于是命馆阁校勘曾肇、光禄丞李德刍删削修订，由王存总领其事。因为旧书名为“图”却没有图绘，便请求改名为“志”。到元丰三年闰九月，书编成。这个本子前面有王存等人进书的原序，说：“本朝以来，州县的废置，以及镇戍、城堡的名称，山泽中虞衡所掌的物产利益，前书略去的，现在谨慎地记录下来。至于道路远近、地域广狭的数目，过去很少有人能记得详细。现在则在一州之内，先叙述州境，接着说到邻近各郡，彼此互相发明，不使内容混淆。总计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厘分为十卷。”王应麟说这段文字见于《曲阜集》，大概是曾肇所撰。此书从四京开始，到省废的州军以及化外羁縻州结束，所有州县都按照所属路分隶。开头列出赤、畿、望、紧、上、中、下等等级名称，接着列地理，再列户口，最后列土贡。每县下面又详细记载乡镇，名山大川的名称也一并列出。对于距离京城、府治以及邻郡的远近，交错记载四至八到的数目，分析得最为详细，深得古人辨别方域、丈量土地的旨趣。叙述次序也简明而有法度。赵与旹《宾退录》尤其称赞它的《土贡》一门，完备记载贡物的额数，足以帮助考核，是其他地志所没有达到的。自序所说的“文辞正直，事实核实”，确实没有辜负这句话。它的书在当时最受重视。民间又有另一本刊行本，其中多出《古迹》一门，所以晁公武《读书后志》中有《新旧九域志》的书目。这是明代毛晋影抄的宋刻本，正是元丰年间进呈的原本，后来收藏在徐乾学的传是楼中。字迹清楚，错误和缺漏也少，只是散失了第十卷，现在用苏州朱焕家的抄本补足，首尾仍然完整。考察张淏《云谷杂记》，说南渡以后闽中刊书不精确，如睦州在宣和年间才开始改称严州，而新刻《九域志》却直接改成严州。现在查验这个本子，其中“睦州”的名称还没有被改动，由此可知它出自北宋刻本。近来冯集梧校刊这部书，每卷末尾都列出考证，他所依据的也是这个本子。△《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宋代欧阳忞撰写。晁公武《读书志》说实际上没有欧阳忞这个人，是著书者假托的姓名。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成于政和年间，欧阳忞是欧阳修的从孙，并以“忞”字和他的名都带有“心”字为依据。考察这部书并没有触犯当时的禁忌，何必隐姓埋名？我怀疑陈振孙的说法是对的。不过，欧阳修是庐陵人，而这个本子有欧阳忞的自序，竟自称广陵人。难道是“广”“庐”字形相近，传抄时造成了错误吗？这部书前四卷先叙述历代疆域，提纲挈领。第五卷以后，才列出宋代郡县名称，体例尤其清楚。至于宋朝不能拥有的前代州邑，如燕云十六州之类，也附列在各道末尾，称为化外州，也足以供考证参考。虽然当时宋朝土地狭小，不能包括天下地域的全部，但叙述详明，容易查阅，也是舆地记中的佳本。△《方舆胜览》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祝穆撰写。祝穆字和甫，建阳人。《建宁府志》记载，祝穆的父亲祝康国曾跟随朱子居住在崇安。穆少名丙，和弟弟癸一同在朱子门下受业。宰执程元凤、蔡抗把他所著的书抄录进呈，朝廷授他迪功郎，任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这部书前面有嘉熙己亥年吕午所作的序，大概成书于理宗时期。书中把所记内容分为十七路，每一路下面列出所属的府、州、军，并以行在所临安府为首。大概由于中原与南方隔绝，早已不再列入舆图，所以书中记述的只是南渡以后的疆域。书中的体例，大体对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等其他志乘详载的内容都予以省略，唯独对名胜古迹列举很多；而诗、赋、序、记，收载尤其完备。这部书是为登临游览、题诗咏物而设，并不是为考证而设。名义上是地理志，实际上却近似类书。不过，它采集材料颇为恰当，虽然对掌故考证没有帮助，却有益于文章写作。辞章家铺陈文采，常常引用它。因此自宋、元以来，文人们一直没有废弃这部书。考察叶盛《水东日记》，其中说元绛题写的悯忠诗石刻在广州，《方舆胜览》却记载在封州，又误认为是魏矼所作，还把几个字写错了。幸好真迹石刻仍保存在三洲岩中；这样的小小错漏也是难免的，但终究不妨碍它大体上内容详尽丰富。△《明一统志》九十卷（内府藏本）。明代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诏撰写。考察沈文《圣君初政志》，其中说洪武三年，朝廷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编纂天下郡县的地理形势，编成《大明志》，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后来成祖采集天下郡县的图经，命儒臣汇编成一部书，也没有完成便中途停止了。到英宗复辟以后，才命李贤等重新编纂。天顺五年四月，书成后进呈，赐名为《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置于书首，刻版颁行。考察地理志书，出自官府编撰的，除了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元丰九域志》以外，只有元代岳璘等编修的《大元一统志》最称繁博。国史《经籍志》记载它的目录，共有一十卷，如今已经散失，没有流传。虽然《永乐大典》各韵部中还能看到一些文字，但都被割裂成零碎片段，又有很多脱漏，已经不能重新排比成完整书帙了。只有浙江汪氏所进献的书中，还保存着原刊本二卷，颇可据以考见它的体制。由此可知，明代修撰此书时，其编纂体例完全沿袭《元志》的旧例，所以书名也沿用了《大元一统志》的名称。当时参与编修的大臣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文字错讹、彼此抵牾，疏漏谬误尤其严重。例如把唐代的临泃当作汉代的县；辽代没有章宗，却说章宗的陵墓在三河；金宣宗葬在大梁，却说陵墓在房山；把汉代济北王刘兴居当作东汉的名宦；把箕子所受封的朝鲜说成在永平境内。这些说法全都乖谬不合，受到顾炎武《日知录》的极力讥刺。至于它摘录王安石《处州学记》中“最旷大山长谷荒”这句话，连句读都不通了。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嘉靖、隆庆时期的建置，大概是后人已经续加进去的，也不完全是天顺时期的旧本。我朝辨明方位、确定疆界，首先重视舆图。《大清一统志》近来又奉诏重新修撰，制定体例、阐明凡例，更加完备精善。这部书的错漏简略，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只是职方图籍是国家长期遵守的常典，各朝都有编成的书，不应唯独到了明代反而缺失。因此仍然把它著录保存下来，以备考察一代掌故。△《大清一统志》五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诏撰写。这部书起初在乾隆八年编纂成书，每省都先设置统部，开头列有图表。首先是《分野》，其次是《建置沿革》，其次是《形势》，其次是《职官》，其次是《户口》，其次是《田赋》，其次是《名宦》，这些都是统括全省的内容。各府及直隶州又各自设置一表，把所属各县列在下面。每表都首先记《分野》，其次是《建置沿革》，其次是《形势》，其次是《风俗》，其次是《城池》，其次是《学校》，其次是《户口》，其次是《田赋》，其次是《山川》，其次是《古迹》，其次是《关隘》，其次是《津梁》，其次是《堤堰》，其次是《陵墓》，其次是《寺观》，其次是《名宦》，其次是《人物》，其次是《流寓》，其次是《列女》，其次是《仙释》，其次是《土产》，各自分为二十一门，共编成三百四十二卷。此外，外藩和朝贡诸国另行附录。到了乾隆二十年，天威大为震动，平定伊犁，拓展土地二万余里，这是自古以来的舆图从未记载过的。府、州、县的分合和改隶，以及职官的增减、迁移驻扎，也多与旧制有所不同。于是特地下诏重新修撰，编定为这部书。

译后来到乾隆二十八年，西域的爱乌罕、霍罕、启齐玉苏、乌尔根齐诸回部，以及滇南的整欠、景海诸土目，都相继归附朝廷。乾隆四十年，又出兵讨伐平定两金川，开设屯田，部署戍守，疆域更加扩大。因此一并把这些内容载入简册，以彰显天下大一统的盛大典范。这部志书的版图比以前更加广大，搜集材料也更加广博；门类大体沿用旧制，而体例更加详备。一打开书卷，九州的疆域归属、八方的会同归附，都可以在掌握之间得到了解。从前唐代把天下分为十道，陇右道本来排在第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却把它退列为第十，是因为它的土地已经陷没于吐蕃。宋代的疆域最为狭小，欧阳忞《舆地广记》对于那些不能拥有的地方，另立“化外州”的名称，已经属于巧饰。到了祝穆《方舆胜览》，甚至连淮北也一个字没有提到。大概衰弱的朝代，土地疆域一天天缩小，所以记载不得不一天天减少；圣明的时代，疆域版图一天天扩大，所以编纂也不得不一天天增加。如今这部志书距离下诏修撰旧志仅仅几十年，但职方所属已经不是旧志所能包括的了。威德远播，声势所到之处纷纷归附，这就是明显的验证。虞舜扩展土地的图籍，也只不过把九州划分为十二州，这又怎么足以同圣明朝代相比呢？──以上是“地理类”总志一属，共七部、九百四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吴郡图经续记》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朱长文撰写。朱长文字伯原，苏州人。未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乙科，因为脚疾没有出仕。后来经苏轼推荐，充任本州教授，召入朝廷任太常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这部书成于元丰七年。上卷分为《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十五门；中卷分为《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六门；下卷分为《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七门。它征引广博而叙述简洁，文章典雅，仍然保有古人的风格。书首有朱长文自序一篇，末尾有后序四篇：一篇是元祐元年常安民所作，一篇是元祐七年林虙所作，一篇是元符二年祝安上所作，一篇是绍兴四年孙佑所作。州郡志书在五代以前没有听说过；北宋以来，还没有比《长安志》和这部书更古老的了。朱彝尊为《咸淳临安志》作跋时，历数南宋、北宋的地理志，却没有提到这部书。可知朱彝尊没有见过它，因为这是罕见的版本。朱长文的自序说，古今文章另编为《吴门总集》，书中也多次说某篇文章见于《总集》。如今《吴门总集》已经失传，这部《续记》也只是侥幸保存下来了。△《乾道临安志》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宋代周淙撰写。周淙字彦广，湖州长兴人。乾道五年以右文殿修撰任临安府知府，创修这部《志》。原本共十五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后来淳祐年间施锷、咸淳年间潜说友，先后从事编纂，都各自完成了书。如今只有潜说友的《志》还保存着抄本，周淙、施锷的两部《志》世上已经失传。这个版本是杭州孙仰曾家收藏的宋代刻本，卷首只题作《临安志》，但书中称“高宗”为“光尧太上皇帝”，称“孝宗”为“今上”，记载地方长官直到周淙为止，所以它是《乾道志》无疑。只是从第四卷以下都已经残缺散佚，现存的仅有十分之一二，实在可惜。第一卷记载宫阙、官署，题为《行在所》，以区别于一般郡志，体例最好。后来潜说友的《志》实际上遵循了它的体例。第二卷分为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廨舍、学校、科举、军营、坊市、界分、桥梁、物产、土贡、税赋、仓场、馆驿等子目，后面又附列亭台、楼观、阁轩。叙述简明概括，深得纲要。第三卷记载从吴到宋乾道年间的历任地方长官，详略都非常恰当。周淙任京官时，疏浚湖泊沟渠，很留心于地利，因此他的著述也很有条理。如今这部书虽然残缺不全，但在南宋地理志中是最古老的版本。考察武林掌故，必定要把这部书列为首要依据。△《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代梁克家撰写。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授任平江签判，召入朝廷任秘书省正字。乾道年间，屡次升官至右丞相，封仪国公，去世后谥号文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宋史》称他的文章深厚明白，自成一家；所作制诰尤其温雅，多流传于世。如今他的著作大多已经很少流传，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抄本。全书分为九门：一是地理，二是公廨，三是版籍，四是财赋，五是兵防，六是秩官，七是人物，八是寺观，九是土俗。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这部书的跋文，认为它把山川附在寺观之后，未免失去编排次序。如今看它的人物部分只收录科举及第者，土俗部分有时出现谣谶，这些做法也都不合义理。不过，这部《志》以记录掌故为主，并不在于夸耀乡贤、铺陈名胜，本来也是核实记录的一种方法，自成地志的一种体例，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苛求。它所记十国时期的事情，有许多是史籍遗漏的，也足以供考证。与后来何乔远《闽书》之类门类杂乱、徒然混淆视听的书相比，差别就远了。△《吴郡志》五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译宋代范成大撰写。范成大另有《骖鸾录》，已经著录。这部书是范成大晚年所作，郡人龚颐、滕茂、周南共同协助完成。当时有人想把自己的事迹附入书中却没有成功，恰逢范成大去世，便散布诽谤，说这部书不是出自范成大之手，于是书就搁置没有刊行。因此《至元嘉禾志》的序说，《吴郡志》因为受到妄议而不能刊刻。绍定初年，广德人李寿朋才开始刻版，赵汝谈为它作序。根据周必大撰写的《成大墓志》，确定“这部书确实是范成大亲自撰写的，龚颐三人只是经常替范成大搜集访求材料，所以诽谤并非没有来由”，这场争论才算定论。李寿朋又认为，这部书只记到绍兴三年，此后的重大建置，如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迳移屯，都没有记载，于是又命校官汪泰亨补充，汪泰亨自称仿照褚少孙补写《史记》的例子。然而褚少孙补写《史记》虽然荒诞浅陋，尚且没有混入原书；汪泰亨所续内容，当时没有另题为续志，于是同原书混杂在一起，体例很不合宜。全书共分三十九门，征引材料浩博，叙述简明核实，是地理志中的善本。刻版早已散失，这个版本仍是绍定旧刻，往往在夹注里面又有夹注。考察范成大以前，只有姚宏补注《战国策》曾经有过这种做法，却没有这部书这样多，也可以说是著书体例上的创举了。△《新安志》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罗愿撰写。罗愿另有《尔雅翼》，已经著录。当初，梁代萧几作《新安山水记》，王笃又作《新安记》，唐代也有《歙州图经》。到了宋代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编撰《州郡图经》，颁行天下，于是旧志都散失了。等到经历方腊之乱，新《图经》也随之散失。罗愿曾杂采各种书籍，创作稿本，但没有完成。淳熙二年，赵不悔任州守，于是让罗愿续写完成。全书第一卷为《州郡》；第二卷为《物产贡赋》；第三至第五卷记所属的歙、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六县；第六、七卷为《先达》；第八卷为《进士题名》，贤良、明经、赐策、献策、特奏名、武举都附在其中，义民、仙释也一并列在这一卷；第九卷为《牧守》；第十卷为《杂录》。叙述简洁概括，引据也十分典雅准确。对于先达，都记载他们担任过的官职，有别于史传，比较合乎体例。《物产》一门是罗愿专门研究的学问，征引尤其完备。它所记载的贡物，如乾蓣药、腊芽茶、细布之类，都是史志中没有记载的。所列先达的小传，都完整记述了他们事迹的始末。例如汪藻曾任符宝郎之类的事情，也有很多是史传遗漏的。赵不悔的序说，罗愿博物洽闻，所以论述记载很广；而且叙事简明不繁，又自有立言的方法。罗愿的自序也自认为这是儒者的著作，含有深微的旨意，不同于抄录记簿，完全无愧于此。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记载罗愿所作《胡舜陟墓志》后说：“《鄂州新安志》对于王黼陷害王俞、秦桧杀害胡舜陟，都略去不写；如果不是杏庭、虚谷两人分别加以辨明，这些事迹就湮没了。这样看来，这部书内容精密博洽，固然不容易赶上；但在义例和取舍之间，恐怕有很值得议论的地方。姑且记下两件事，以供读者验证。”考察刘克庄《后村诗话》，其中说胡舜陟想替秦桧的父亲建立祠堂， 高登不同意，于是胡舜陟弹劾高登，以讨好秦桧。恰逢胡舜陟又因别的事情触怒秦桧，被关进狱中而死，高登才得以免祸。这样看来，胡舜陟之死，是因为想依附秦桧，反而受到排挤。罗愿没有记载这件事，大概并非没有原因，不能立即认为他有意曲笔隐讳。△《剡录》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代高似孙撰写。高似孙字续古，号疏寮，余姚人。淳熙十一年考中进士，历任校书郎，出任徽州通判，升任处州知州。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高似孙任馆职时，进献《韩侂胄生日诗》九首，每首都暗中使用“锡”字，寄寓“九锡”的意思，因此受到清议人士鄙弃。他任处州知州时尤其贪婪残酷，读书把冷僻深奥当作博学，把怪异艰涩当作奇特，以至于有些做法十分可笑。其中诗还算值得观赏。周密《癸辛杂识》也记载，他任处州知州时，私下携带官妓洪渠一事，他的人品大概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诗有《疏寮小集》，还流传于世，文章却很少见到。这部书就是他所作的《嵊县志》。嵊县是汉代剡县的土地，所以命名为《剡录》。书前有嘉定甲戌年高似孙的自序，以及嘉定乙亥年嵊县令史之安的序，大概成书于甲戌、刊刻于乙亥，所以书中题署的先后相差一年。全书首先是县的纪年，其次是城境图；其次是官治志，附有县令、县丞、主簿、县尉题名；其次是社志、学志，附有进士题名；其次是寮驿、楼亭、放生池、版图、兵籍；其次是山水志；其次是先贤传；其次是古奇迹、古阡；其次是书；其次是文；其次是诗；其次是画；其次是纸；其次是古物；其次是物外记；其次是草木禽鱼。征引极为广博完备，唐代以前散佚的轶事和遗文，很大程度上依赖它才得以保存。它的《先贤传》每记一事，必定注明所依据的书籍，可以作为地志记载人物的方法。它的山水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的体例，脉络清楚，景物仿佛亲眼可见，也可以作为地志记载山水的方法。总的考察全书，叙述都有章法，简洁古雅，远远高于后来武功诸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怪僻艰涩、可笑之处。陈振孙所说的那些话，大概令人难以理解。难道是他的其他文章怪僻奇异，而与这部书不同吗？△《嘉泰会稽志》二十卷、《宝庆续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会稽志》二十卷，宋代施宿等人编撰；《续志》八卷，宋代张淏编撰。施宿字武子，湖州人，是司谏施元之子，曾任馀姚县知县，后升任绍兴府通判。张淏字清源，原籍开封，侨居婺州，官至奉议郎，他的籍贯和履历大略见于《金华志》。但他所作《续志序》自称侨居此地，那么他后来又曾在会稽置业定居。《宋书》自南渡以后，将越州升为绍兴府，其长官常由宰执重臣兼任，号称大藩，但地方志一直没有完备。直龙图阁沈作宾任知府时，才开始谋划编纂。华文阁待制赵不迹、宝文阁学士袁说友等人相继编订，而实际上施宿一人始终参与其事。此书成于嘉泰元年，陆游为它作序。它不称《绍兴府志》而称《会稽志》，是仿照《长安志》《河南志》《成都志》《柏台志》等书的体例。又过了二十五年，张淏认为事物的沿革今昔已经不同，于是汇集编次嘉泰年间及辛酉年以后之事，写成续编；又在前志中补充遗漏，扩充简略之处，订正错误，分为八卷。书成于宝庆元年，张淏亲自为它作序。书中所分的门类，不采用以大纲统摄细目的体例，而是各自用细目作标题。前志有一百一十七个目，续志有五十个目。内容既不遗漏，也不枝蔓，叙述编排很有条理。例如“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遗书”“藏书”等条目，都是其他地方志记载不详细的，唯独施宿能够搜集材料，加以编排，使条理井然。张淏所续的部分也简明核实而不苟且，都是地方志中有纲要和体要的内容。此书刊版年代久远，已经失传；明正德庚午年，郡人王綖又寻访旧本重新校刻，如今也散佚了。因此藏书之家很少著录它，大概也是仅存的版本了。△《嘉定赤城志》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陈耆卿编撰。陈耆卿字寿老，号筼窗，台州临海人。嘉定七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他的事迹不见于《宋史》，只有谢铎《赤城新志》略微记载他的仕履，也并不详细。现在根据他所著《筼窗集》考察，得知他嘉定十一年曾任青田县主簿，嘉定十三年任庆元府学教授。又据赵希弁《读书附志》称，陈耆卿的文集中为沂王府所作的笺表很多。考《宋史》，孝宗的孙子吴兴郡王赵柄，死后追封为沂王；他的嗣子赵希瞿，宁宗曾立为皇子，就是济王赵竑。陈耆卿一定曾任他的王府记室，而赵希弁只是略去了这些文章。这是他所编撰的《台州总志》，把所属的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分条编排，共分十五门。书名称“赤城”，是因为《文选》所载孙绰《天台山赋》说：“赤城山霞光升起，作为标志。”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序》说：“过去到天台，曾经由赤城山作为道路。”又引孔灵符《会稽记》说：“赤城山的山石颜色全是红的，形状像云霞。” 又引《天台山图》说：“赤城山是天台山的南门。梁代起初设置赤城郡，大概是因山而命名。” 陈耆卿这部志书，就是采用了梁代郡名。陈耆卿向叶适求学，文章的法度都有师承，因此叙述全都合乎体裁。明代谢铎曾续写此书，但远远不如原书。旧时曾与陈耆卿的书合编，现在析出另存，只保留这个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这部志书前面原有地图十三幅；这个版本却一幅也没有，大概是传抄者不擅长绘画，图久而失传了。△《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开庆续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罗濬编撰。罗濬是庐陵人，官任赣州录事参军。《文献通考》写作“罗璿”，大概是传抄错误。此前，乾道年间，明州知州张津开始编纂《四明图经》，但搜集的材料还不完备。宝庆三年，焕章阁学士、通议大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庐陵人胡榘又命校官方万里依据《图经》旧本重新增订。像唐代刺史韩察迁移州城，以及唐代和五代郡守的姓名等，多据碑刻和史传补入。事情还没有完成，恰逢方万里赴任调动，编纂便中途停止。罗濬与胡榘是同乡，正好游历四明，于是胡榘便委托他编定。全书用一百五十天完成，前十一卷是郡志，分为《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九门，各门又分为四十六个子目；第十二卷以下则是《鄞》《奉化》《慈谿》《定海》《昌国》《象山》各县志，每县都各自设置门目，不与郡志混杂。大概当时明州虽然建立了府的名号，却没有设置附郭县，州和县各自统辖疆域。这就是如今直隶州的体制，只是和其他郡有所不同。《宋史·艺文志》只著录张津《图经》十二卷和《四明风俗赋》一卷，没有记载这部书。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它，卷数与这个版本相合，大概还是从宋代刻本抄存下来的。《志》中所列的职官、科第、姓名以及其他事迹，有的已经记载到咸淳年间，距离宝庆三四十年，大概是后人有所增补，并不全是罗濬的旧文。但只是逐条附加，体例没有改变，所以叙述谨严，没有失去古法。《续志》十二卷，是开庆元年庆元府学教授梅应发、添差通判镇江府刘锡所撰。全书共分三十七个子目。书中自序说，写作《续志》，是为了记载大使、丞相履斋先生吴公在鄞县任治三年的政绩；已经写过并叙述过的事情不再记载，所以所述多是吴潜任官时的事实。至于山川疆域，旧志已经详细记载的，就一概不再涉及。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而另外编修一郡的志书。

译名义上叫作舆图，实际上却成了家传，这和著作的体例很不相合。不过考察《宋史·吴潜传》记载，吴潜因右丞相职罢免后任观文殿大学士，不久授任沿海制置大使，兼判庆元府。到任后，他分条陈述军民长远的计划，向政府报告，所上奏议都得到施行。他又积聚钱一百一十七万三千八百有余，代百姓缴纳绢帛，前后减免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余。因此，吴潜治理鄞县以后，政绩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两人的记述还不完全是谀颂。至于吴潜所著文集，流传久远后已经失传。后人从残缺散乱的材料中搜集编成遗稿，也非常残缺简略。这部志书载有吴潜《吟稿》二卷，共古今体诗二百零九首；《诗馀》二卷，共词一百三十首，都是世人从未见过的。虽然他的词未必篇篇精工，但名臣的著作借此得以保存，本来就足以作为考证依据。因此现在仍把它和罗濬的书一同著录保存。△《澉水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常棠编撰。常棠字召仲，号竹窗，海盐人，仕履不详。澉水在海盐县东三十六里，就是《水经》所说“谷水流出成为澉浦”的地方。唐开元五年，张庭珪上奏请求设置镇。宋绍定三年，监澉浦镇税、修职郎罗叔韶让常棠为它编志。全书分十五门：称为《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坊场》《军寨》《亭堂》《桥梁》《学校》《寺庙》《古迹》《物产》《碑记》《诗咏》，并以舆图置于卷首。前面有罗叔韶和常棠的两篇序，叙述简明核实，纲目完备。可是八卷的书，篇幅只有四十四页。明代韩邦靖所撰《朝邑县志》，文字简约而事情完备，世人认为是特别绝妙的作品。现在看这部书，才知道《朝邑县志》的源流出于此书。可以说它体例精严，不任意铺陈文辞。（谨慎考察：澉水虽然见于《水经注》，但这部书是记载地方的，不是专门记载水道的，不能把它归入山水类。因为镇也是郡县的分区，所以把它附列在《都会郡县类》中。）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周应合编撰。周应合是武宁人，自号溪园先生。淳祐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实录院修撰，因上疏弹劾贾似道而被贬为饶州通判。这部书是他以承直郎身份差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时所作的。起初，建炎二年在金陵修建行宫，改称建康府；设置江南东路安抚司治理此地，使它成为沿江重镇。乾道、庆元年间，曾多次编修地方志，但记载仍有许多缺略。景定年间，宝章阁学士、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马光祖，才委托周应合把乾道、庆元两部《志》合为一书，增入庆元以后之事，订正错误，补充缺漏，另行编成此书。卷首是《留都》四卷，接着是《图表志传》四十五卷，末尾是《拾遗》一卷。征引材料广博，条理清楚，凡是考订辨析之处，都符合典籍规范。例如论述丹阳之名本来出自建业，论述六朝时扬州曾经治所设在建业，后来才成为广陵一郡的名称，都极其精确详实。马光祖在序中称赞它“博物洽闻，学力充赡”，并非虚言。明嘉靖、万历年间，这部书尚有刻本存于南京国子监，见于黄佐《南廱志》。然而现存书版只有七百五十九面，因此也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这部书几乎断绝流传，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一篇关于此书的跋文，说：“周在浚曾告诉我，他亲眼见过这部书的残缺本，寻找了三十年也没有得到。后来从曹寅那里借来，抄录后归还，这才又在世间流传。” △《景定严州续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郑瑶、方仁荣共同编撰。郑瑶当时任严州教授，方仁荣当时任严州学录，他们的生平始末都不详。书中记载始于淳熙年间，止于咸淳年间。书名只题作《新定续志》，没有写地名。大概是刊刻时附在绍兴旧志之后，而旧志如今已经散失。宋代严州是遂安军，度宗曾任其节度使，即位以后，升为建德府。因此卷首载有立太子诏和升府省札，体例与其他志书略有不同。只是除《物产》外，另增加“瑞产”一门，但只记载景定年间“麦秀四岐”一条；在《乡饮》之外，另增加《乡会》一门，但只记载杨王主持乡会一条。这些都违背了编志的义例。不过叙述简洁，仍是地方志中保有古法的作品。书中《户口》门记载宁宗杨皇后是严州人，《乡会》门也记载主持聚会的是新安郡王、永宁郡王。新安郡王就是杨谷，永宁郡王就是杨石，都是杨皇后兄长杨次山的儿子。但《宋史》却说杨皇后是会稽人，这一定有错误。这可以用来订正史传中的错误。△《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潜说友编撰。潜说友字君高，处州人。宋淳祐甲辰年考中进士，咸淳庚午年以中奉大夫代理户部尚书，任临安军府事，封缙云县开国男。当时贾似道权势正盛，潜说友曲意逢迎、随声附和，所以得以升迁。过了四年，因误捕贾似道的私秫而被罢官。第二年起任平江知府，元兵到来时，弃城先行逃走。宋朝灭亡后，他在福州投降元朝，接受元朝宣抚使的任命。后来因为官军支取不到米，王积翁用言语激怒众人，于是潜说友被李雄剖腹而死。这个人实在不值得称道，但他所编的书却颇有条理。前十五卷是《行在所录》，记载宫禁和各官署的事情；从第十六卷以下，才是府志。区分规划清楚，体例井然，可以作为都城记载的典范。它把宋代诏令编排在前代之后，是采用徐陵《玉台新咏》把梁武帝的作品置于第七卷的先例。其他所叙述和收录的内容，也分条析理，可供考据。因此明代人编写《西湖志》等书，大多采用它。朱彝尊说，宋人幸存的地方志，如宋次道的《长安志》、梁叔子的《三山志》、范致能的《吴郡志》、施武子的《会稽志》、罗端良的《新安志》、陈寿老的《赤城志》，常常嫌它们过于简略；只有潜氏这部志书独自详细。但这部书流传时间久了，往往残缺不全，过去没有完整的篇帙。朱彝尊先后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那里得到宋代刻本八十卷，又借抄十三卷，但其中碑刻七卷始终缺失，无法考订补足。现在也姑且依照旧貌保存。

译△《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徐硕编撰。徐硕的籍贯不详，生平始末也无从考察。他编写此书时，正任嘉兴路教授。秀州自宋初以来没有图经。淳熙年间，知州张元成才邀请博学之士闻人伯纪创编图经。后来岳珂任郡守，又邀请郡人关栻续修。恰逢岳珂改任调动，事情于是中途停止，只留下五卷。至元年间，嘉兴路经历单庆委托徐硕编纂，于是沿袭关栻的旧本续成此书。徐硕扩大门类为四十三类，卷数也增至二十七卷。郭晦、唐天麟各自为它作序，嘉兴路总管刘杰与郡中官员共同刊刻发行。志书中还涉及松江府华亭县，大概元代时本来隶属于嘉兴路，明初才分割出来设置。此书编排非常详细，每条下面有时附有考证，尤其符合典籍规范。其中《碑碣》一门多达十一卷，从三国、六朝一直到南宋，凡是石刻文字，全都完整收载，没有遗漏。例如《吴征北将军陆祎碑》《梁秦驻山碑》《唐黄州司马陆元感陈府君环墓铭》《宗城令顾谦墓志》，都是欧阳修、赵明诚没有著录的。《吴越静海镇遏使朱行先碑》，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实际上就是依据它为朱行先立传。其他零篇断简中，还有很多是人们耳目从未见过的，实在足以帮助考证典籍、征求文献。只是书中只有人物和进士题名，却没有另立《官师志》，使前人的仕宦政绩缺少传述，未免有所遗漏。此外又把江、海、湖、泖、浦、溆、溪、潭、陂塘、河港、泾沟、堰插分为八类，使水道的源流支脉一打开书就井然有序，体例非常恰当。但楼阁、堂馆、亭宇又分为三类，这是强行拆分名目，未免过于琐碎。这就是它的缺点。△《大德昌国州图志》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冯复京、郭荐等人共同编撰。冯复京是潼川人，官任昌国州判官。郭荐的籍贯不详，官任鄞县教谕。昌国州就是今天的定海县；宋熙宁六年设置昌国县，元至元十五年才升为州。此书成于大德二年七月。全书分八门，称为《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前面有《州官请耆儒修志牒》一篇，末尾有郭荐等人的《缴申文牒》一篇，卷首冠以《复京序》。根据序文所述的始末，大概是冯复京寻得旧志，委托郭荐等人订正编纂，而由冯复京审定。全书大旨在于删削浮泛辞藻，所以简明而有要旨，不在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之下。康海的书和韩邦靖的书受到作者大力推重，但这部书在世上却不太为人称道。大概是年代较远，抄本流传稀少吧？根据原书目录所载，卷首本来应有环山、环海和普陀山三幅图。这部书之所以称为图志，实际就是因为这些图。这个版本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大概是传抄者把图志正文遗失了。△《延祐四明志》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袁桷撰写。袁桷字伯长，是庆元人，宋代知枢密院事袁韶的曾孙。年轻时任丽泽书院山长，因荐举改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历次升迁至侍讲学士。死后追赠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追封陈留郡公，谥号文清。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袁桷文章博大丰富，是一时台阁文章中的佼佼者。他所著《易说》《春秋说》等书，见于《苏天爵墓志铭》中的那些，世间已久无流传。现在只有《清容居士集》和这部《志》还保存着。此书成于延祐七年，大概是庆元路总管马泽委托袁桷编撰的。全书分为十二考，分别是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条目简明，最能掌握要点。袁桷的先世在宋代大多以文学知名，被称为东南世家中保存文献的人。袁桷死后，适逢朝廷修史，派使者寻求各郡国散佚的文章和旧事，只有袁氏所传最多。因此，他对于乡邦旧有典章，尤其熟悉贯通。书中考订精密审慎，不枝蔓也不过滥，很有良史的风格。与至元年间的《嘉禾志》、至正年间的《无锡志》相比，更加完备通达。只是从第九卷到第十一卷被抄写者脱漏，已经不是完整的书帙了。然而元代的地志，流传下来的抄本并不多。保存它也足以供考察研究，当然不能因为不完整就废弃。△《齐乘》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于钦撰写。于钦字思容，是益都人，历任官职至兵部侍郎。这部书专门记载三齐的地理，分为八类，分别是《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亭馆》《风土》《人物》。叙述简洁而考核精确、贯通，在元代地志中最有古代体例。其中间或有错误，例如宋建隆三年改濰州为北海军，并把昌邑县隶属于它；乾德三年又恢复为濰州，并增加昌乐县隶属，以上都见于《宋地理志》，而这部书却独独遗漏了。又如寿光是古代纪国，也没有详细记载。其他如把华不注说成靡笄山，把台城说成在济南东北十三里，顾炎武《山东考古录》都曾加以辨析。然而于钦本是齐地人，引用经史，考察见闻，比起其他地志只依据地图、凭空议论的，所得终究多得多，所以历来被推为善本。卷首有至元五年苏天爵的序，也极力推重它，大概并不是过分赞美。△《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张铉撰写。张铉字用鼎，是陕西人，曾任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至正初年，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官员准备重刻宋代周应合所撰《建康志》，但原书只记到景定年间，之后七八十年的记载有所缺略。虽然郡人戚光在至顺年间曾编修《集庆续志》，但任意改动删窜，多处改变旧例，未能详审。于是又商议增补编纂，接续《景定志》之后，便聘请张铉主持此事，过了六个月书就编成了。开头是图考，接着是通纪，再是世表、年表，然后是志、谱、列传，最后以摭遗、论辨收尾。

译下令由本路儒学雕版印行。到明代嘉靖年间，黄佐修撰《南雍志》，还记载保存着这部书的书版一千一百六十四面。如今流传的印本，仍然出自原刻。此书大略依照周应合《志》的凡例，而元代的旧事则依据戚光《续志》以及路、州、司、县上报的事迹。其中如官属姓名已经收入前志的，就不再详细抄录；但世谱、列传中前志已有的内容，仍然搜集记载，没有遗漏，体例很是自相矛盾。又如它的凡例认为戚《志》删去地图不合古义，这一批评确实有道理。至于世表、年表，地志的情况不同于国史，本来不必仿照旁行斜上的书写方法，反而会使内容泛滥而无所依据。戚《志》删去这些内容，深合体例。张铉却一概诋毁，也是不恰当的。不过张铉学问广博高雅，所以对材料有所汇集、删削和增益，首尾本末都清楚明白，没有后来地志家附会杂乱的弊病。其中《古迹》一门所记载的梁始兴忠武王、安成康王两通碑，朱彝尊都曾为它们作跋，却没有引用这部书作为证据，难道是偶然没有见到吗？△《无锡县志》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考察《千顷堂书目》，其中有元代王仁辅《无锡县志》二十八卷，与这个版本卷数不相合，大概是另一部书。考察《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年四月才开始把无锡州改为县；这部志书的《古今郡县表》末尾虽然只记到无锡县升为州，但标题实际称作《无锡县》，已经是明初的制度了。又《郡县表》只记到元贞年间，而《学校》类中记载至正辛巳年乡试中举的陆以道，说明所记已经下及元末，因此这是洪武年间的书。第一卷为《邑里》，第二卷为《山川》，第三卷为《事物》，分为上、下两个子卷；第四卷为《词章》，也分为上、中、下三个子卷，其中又分为二十一小类。文辞简洁而记事完备，也是地志中的善本。可惜第一卷的原序已经散佚，无法考察它编撰的始末。《元史·地理志》说，成宗元贞元年无锡升为州，这部志却说是元贞二年。编写志书的人记录当时的事情，年月必定准确。由此推断，可以知道《元史》的疏漏很多。这也是古旧版本之所以可贵的一项证明。△《姑苏志》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鏊撰写。王鏊有《史馀》，已经著录。苏州自宋代范成大、明代卢熊的两部《志》之后，长期没有编纂。弘治年间吴宽曾与张习、都穆续修，但没有完成，只留下遗稿。后来广东人林世远任苏州知府，把这件事委托给王鏊。王鏊于是与郡人杜启、祝允明、蔡羽、文璧等共同讨论，制定体例，全部以吴宽的工作为基础，同时删去繁琐、订正讹误，作了许多增补和修改，八个月书就编成了。开头列出沿革、守令、科第三表；从沿革、分野以下分为三十一门，人物门中又分为十三个子目。繁简适中，考订准确。在明人的地志中，还算接近古法。陈继儒《见闻录》说，王鏊修志时，因为杨循吉喜欢造谣议论，不愿与他共事。志书完成后，派使者送给杨循吉。杨循吉当时正在梳洗沐浴，没有时间抽出来翻看，只看着书签说：“不通，不通。”使者回来转述了这句话。王鏊拿这件事去问他，杨循吉说：“府志修于我朝，本来应当以苏州作为有名的书名。姑苏是吴王台的名称，用它作为这部志的书名可以吗？”王鏊这才非常佩服，如此等等。然而考察王鏊的自序，其中记载他刚开始修志时说过：“想把这件事托付给杨仪部，但杨仪部坚决推辞。” 这样看来，王鏊并没有排斥杨循吉，也不是不愿与他共同办事。陈继儒所记载的情况，恐怕不值得相信。至于志书题用古地名，从宋代起就已经有这种例子。按照名称和实际情况来核对，确实有不妥之处。无论这段话是真是假，它的说法总不能算完全没有道理，实在不必委曲为王鏊讳饰。△《武功县志》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康海撰写。康海字德涵，是武功人。弘治壬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翰林院修撰。因营救李梦阳一事获罪，被认为是刘瑾党羽而削除名籍。《明史·文苑传》附见于《李梦阳传》中。这部志只有七篇，分别是《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凡是山川、城郭、古迹、宅墓，都归入《地理》；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归入《建置》；祠庙、寺观，总归于《祠祀》；户口、物产，附在《田赋》中；艺文则采用《吴郡志》的体例，分散附在各条之下，以便去除冗余泛滥。对于官师，不论善恶都加以记载，用来寄托劝善惩恶之意。王士祯说它“文字简洁，事实核实，训词典雅”；石邦教称赞它“义理明白，足以劝善鉴戒，尤其严正而公允。乡国的史书，没有比这部更好的”。这并不是过分赞美。志书刻于正德己卯年，万历年间又重刻了一次，不久便再次散佚。乾隆二十六年，武功知县玛星阿从孙景烈那里得到抄本，于是重新刊刻。书中的圈点和详细批评，都出自孙景烈之手，很有些嫌其繁赘。又王士祯说《武功志》记载了《璇玑图》，但这个版本没有。考察康海的孙子吕赐曾刻《璇玑图读法》，前面的题识说：“我抄录先祖太史县志的真本，完全依照原来的编次；只是苏氏的诗没有抄录，并非敢于轻率地加以改变，所以附写几句话，录在抄本末尾。叙述先祖太史的意思，是希望后来的人把我这篇志作为鉴戒。”这样看来，这个版本是吕赐刊刻时删去了《璇玑图》。遗文轶事，原本就是志书中可以兼收的内容。王士祯认为完整收录这幅《图》是此书的优点，本来就不是确定不移的结论。吕赐一定要刊刻时删去它，在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朝邑县志》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代韩邦靖撰写。韩邦靖字汝庆，号五泉，是朝邑人。正德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事迹附见于《明史·韩邦奇传》。此书成于正德己卯年。上卷四篇，分别是《总志》《风俗》《物产》《田赋》；下卷三篇，分别是《名宦》《人物》《杂记》。上卷只有七页，下卷只有十七页。古今地志中，简略没有超过这部书的。然而大的纲要和细小的条目，大体都已经具备。大概其他志书多夸饰地方风土，而这部志能够提取要点，所以文字省略而事实并不遗漏。

译然而它的叙述编次和点缀，仿佛还有余裕，舒展自然，没有局促束缚的痕迹。自明代以来，关中的地理记载中，只有康海《武功县志》和这部《志》最为有名。评论者说，《武功志》的体例谨严，源出《汉书》；这部《志》的笔墨疏宕开阔，源出《史记》。但后来编写的志书大多以康氏为宗法，而这部《志》却没有能够继承它的道路。大概这就是所谓“不可没有一个，却不能有两个”的情况。书前有韩邦靖自序，又有康海序，书末有吕柟后序，以及朝邑知县、陵川人王道的跋。这些文章文格都高雅纯洁，和这部志书很相称。△《岭海舆图》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代姚虞撰写。姚虞字泽山，是莆田人。嘉靖壬辰年考中进士，官至淮安府知府。这部编著是他任监察御史时巡按广东所作。共绘图十二幅，第一幅是全省图，接着是十府十图，最后是南夷图。每幅图都有说明，说明的体例是：首先叙述沿革、形势和利弊，其次是州县，再次是户口，然后是田粮课税，最后是官兵和马匹。总图则首先记职官，分别由布政、按察二司统辖。因为当时抚按都属于使臣，还没有确定为守土官。对于南夷各国，把通贡的列在前面，通市的也附列在后面。这样安排是为了海防的谋划，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奉行正朔。全书大旨是对前代记载简略，对当代记载详细；对山川简略，对险要关塞详细；对职官简略，对兵马钱粮详细；对文事简略，对武备详细。在地志中另成一种体例。然而与那些铺张山水、夸饰人物、搜辑诗文的书相比，它有用和无用的差别非常明显。我想古代的舆图，大概不过如此。后来的人接着增饰铺陈，反而失去了根本。书前有嘉靖壬寅年湛若水的序，极力称赞它。钱曾《读书敏求记》也称它简明而切要。△《滇略》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谢肇淛撰写。谢肇淛有《史觿》，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任云南官职时所作，分为十门：第一是《版略》，记载疆域；第二是《胜略》，记载山川；第三是《产略》，记载物产；第四是《俗略》，记载民风；第五是《绩略》，记载名宦；第六是《献略》，记载乡贤；第七是《事略》，记载旧事；第八是《文略》，记载艺文；第九是《夷略》，记载苗种；第十是《杂略》，记载琐碎传闻。虽然大体依据图经旧文，稍微增补了一些新事，但谢肇淛本来属于文士，记诵也相当广博，所以此书引用材料有凭有据，叙述有条理，比各家地志的体例格外雅洁。薛承矩的序说，它上可以搜集杨终、常璩所没有涉及的内容，下可以补充辛显怡、李京、杨慎、田汝成等记载中的遗漏。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有此书的跋，也说它对久远之事记载详细、对近事记载简略，广泛观察而择要取用；在苍山、洱水的遗迹之间，可以称为善史。这些都不是过分的赞辞。△《吴兴备志》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董斯张撰写。董斯张字遐周，是乌程人。这部编著记录湖州的旧事，分为二十六征，分别是《帝胄》《宫闱》《封爵》《官师》《人物》《笄袆》《寓公》《象纬》《建置》《岩壑》《田赋》《水利》《选举》《战守》《赈恤》《祥孽》《经籍》《遗书》《金石》《书画》《清閟》《方物》《璅》《诡》《匡籍》。采集摘录极其丰富，对于吴兴一郡的遗闻琐事，引用大致完备。每一门都完整抄录古书，载录原文；有考订纠正的，就附写在后面。大概张鸣凤《桂故》《桂胜》的体例就是这样，董斯张沿用了它。虽然立意在于博大深奥，不免有内容泛滥的问题；但是对于当时著书家相互影响、附会传说的言论，以及剽窃搜刮的习气，确实能够一举清除。因此所摘录的内容，大多典雅确实，足以供考据使用。明代末年的各种书中，这部书还算比较有实际内容的。在众多粗陋之作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了。△《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写。这是依据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原本，删去繁杂、补充缺漏，援引古事来考证今事，逐一详细考核后定成的版本。原书分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十三门。当时城西玉泉、香山等处的台、沼还没有营建，所以列在《郊坰门》中，这与现在的制度不相合。各处官署都收入《城市门》，太学石鼓却单独列为三卷，在体例上也不协调。现在增加《苑囿》《官署》二门，连同原有各门共为十五门；《石鼓考》三卷则并入《官署门》的国子监条下。原本《城市》《京畿》二门中，五城以及各州县所属的地方，今昔不同，现在一律按照新确定的界址加以移正。原本所列古迹，都是引用旧文，贪多求博，不能实地查验其有无，不免有传闻错误、彼此歧异的地方。现在也都逐一实地勘察遗迹，订正虚妄以保存真实，保留疑问以传达可信内容。所引用的艺文，有的补充原书没有完备的地方，有的删去可以省略的内容，务求使它们都与考证有关，不遗漏，也不枝蔓。至于历代圣帝的御制文章以及皇上的御制作品，凡是涉及神京风土的，都按照门类恭敬地载入，尤其足以彰明并传示典章实录，文饰山川。自古以来记载都城的书，前代没有比《三辅黄图》更好的，后代没有比《长安志》更好的。朱彝尊原本搜罗详细而完备，已经超过这两部书。如今仰承皇上的明察，为它订正错误、补充缺漏，又超过朱彝尊原本而更进一步。千古以来的舆图，应当以这个版本作为准则了。△《钦定热河志》八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写。

译热河就是古代的武列水，避暑山庄坐落在那里。过去设置热河道，辖有四厅。现在设置承德府，辖平泉一州，以及滦平、丰宁、赤峰、建昌、朝阳五县。这部志书仍以“热河”命名，是因为这里是神州的腹心和幽深之区，皇帝每年都要驾临，举行搜狩、朝觐等活动，朝廷内外都来瞻仰；此地地位重要、体制尊崇，不能用府县的名称来命名，所以仍以行宫所在之地为名。全书分为二十四门。皇帝时常驾临，御制文章日益丰富，恭敬地记录在篇首，称为《天章》。巡视四方、察看民情，励精图治而不自逸，按年代记载，称为《巡典》。珍宝贡物纷纷汇集，各地使者跋涉而来，威德由此彰显，称为《徕远》。车驾仪卫随行，明堂也在此营建，详细陈述其规制，称为《行宫》。操练武事、学习劳作，秋季举行大规模围猎，周围设置围墙，遍及原野山麓，称为《围场》。这里接连尧帝分封的疆域，边界依据周代疆界划分，四至八到，称为《疆域》。自周、秦以来，这里有时属于荒服，有时是瓯脱，有时实行羁縻，有时设置侨置，有时设为郡县，有时成为京邑；征引史书传记，辨别订正是非，并列八表十二图，称为《建置沿革》。删去关于星野的空泛谈天之说，测定北斗极星的出地高度，称为《晷度》。以大河为经流，以众多河川为纬流，称为《水》。分区排列各方，标明地势形态，称为《山》。涵泳于圣人教化之中，以诗书教泽人民，称为《学校》。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奈曼、敖汉、巴林、喀尔喀右翼等部，隶属于境内的，列出它们的世系，称为《藩卫》。青色佛寺和金色佛地，有的是奉敕建造的，有的是为祈福而营建的，称为《寺庙》。划分疆界、分设职掌，各部门如臂指般相互维系，称为《文秩》。羽林仪卫连营驻扎，直到察哈尔四旗，称为《兵防》。本朝在这里任职的官员，按迁调任用的年月依次详细记载，称为《职官题名》。前代在这里任职的官员，无法全部详尽考察，只记录其中有功绩、值得记载的，称为《宦迹》。灵秀之气所孕育的杰出人物，能够流传光耀史册的，称为《人物》。山林水泽肥沃，金谷粮食丰盛，称为《食货》。草木禽鱼，分别考订名称，列举各种物类，称为《物产》。古代遗址流传至今，遗留下来的文字有所凭证，称为《古迹》。前朝遗留下来的旧有典章，称为《故事》。各部族的逸闻，称为《外纪》。与当地风土有关的诗歌创作，称为《艺文》。全书兼考古代、验证今日，辨析疑点、传述可信之事，既精审又广博，蔚然成为舆地志书中的宏大观览。考察热河所属地区，在汉、魏以前都是鲜卑、乌桓的土地。慕容氏在龙城兴起，才开始设置郡县。《魏书·地形志》的记载大致可以考见。齐、周以后，大体上与契丹、库莫奚错杂居住。前代各史，务求夸大疆域，常常把边境郡名移置到长城以外。核验地理，实在不足凭信。后来只有辽、金、元三朝确实占有此地。但因为没有记载，所以舆地志也无从考证。明朝放弃大宁后，这里渺远得如同隔绝的地域。关于这里的叙述，更加因传闻而失去真实。我国家开创华夏，统辖天下，太宗文皇帝每日擒获十四台吉，首先平定了这一地区；圣祖仁皇帝校阅训练七萃军，首次出兵松亭。后来喀尔喀汗进贡他们最肥美的土地，进一步扩大文囿刈兰的疆界。向北越过临潢，于是仙苑由上天开辟，卜居的部众全都汇集于此。我皇上效法上天运行不息，遵循祖先的行动，巡视所到之邦，这里的地位与三辅相同。四方认为这种和会十分盛大，各种物产也更加繁茂昌盛。郡县分别划分，学校鼎然建立，百姓富足、风俗美善，光明显著地与三代同风。这种盛况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因此词臣执笔，恭敬地编述了这部书。这也是自古以来未曾听闻的事情，难道不是因为此地蕴藏着神灵之气，上天珍爱它的幽深，从开辟以来直到今天，经历千万年，正等待圣朝来使它发出光辉吗？△《钦定满洲源流考》二十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成。我朝的祥瑞源自朱果，根基开创于东土。白山、黑水，确实是古代肃慎氏旧有的封域。典籍和遗文，清楚可考。只是年代久远，道路遥远艰险，传闻难免失真；又由于文字彼此不同，语言屡经翻译，记载也不能没有错误。因此历代考订地理的人，大多无法获得它的源流。这部书仰承圣上裁定，参考各种史籍，以地形方位相互验证，以旧俗流传加以检验，广泛征引、详细校订，分为四门：第一门称为《部族》，自肃慎氏以后，汉代为三韩，魏晋时为挹娄，元魏时为勿吉，隋唐时为韎{韦曷}、新罗、渤海、百济诸国，金代为完颜部，并逐一考订异同，保存真实、辨明虚妄；至于索伦、费雅喀等彼此毗邻、相互依附的部族，也一并记载。第二门称为《疆域》，凡渤海的上京龙泉府、韎{韦曷}的黑水府、燕州、勃利州，辽的上京黄龙府，金的上京会宁府，元的肇州，都考察核验道路里程，辨正方位，并把一切古迹附带记载。第三门称为《山川》，凡境内名胜，分条详细列载；例如白山有时称太白山、徒太山，黑水有时称完水，有时称室建河，松花江就是粟末水，宁古塔就是忽汗水，凡古今名称不同的，都详加辨证。古代有而今已无法考察的，就另列为存疑，附在末尾。第四门称为《国俗》，例如《左传》记载的楛矢贯穿隼鸟，可以看出骑射的源流；《松漠纪闻》记载的软脂蜜膏，可以看出饮食的大概。至于《后汉书》记载辰韩生下孩子便用石头压头之类荒诞无稽的说法，则考订并证明其错误。至于渤海以来的文字、金源以来的官制，也都一并列出。体例是每一门以本朝为纲，详细叙述历代，以追溯源头；引用资料以御制文献为依据，同时广泛采集各书，以扩大参照考核。确实足以订正各史的错误，传信于千古，不是诸家地志牵强附会的记载所能相比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奉敕撰成。乾隆二十七年，初稿编成。后来疆域日益开拓，规制更加详备，在进呈御览时，皇帝随事加以训示，又增订为今天的定本。开头四卷为《天章》。我皇上平定西域，题咏极多，地势和军事机要，都包罗融会其中。只是恭敬地抄录总论西征全局的文章，置于篇首作为冠冕。

译那些因地记事、触物抒怀的诗文，仍分别载入各门。其次是《图考》三卷，从疆域所达到的地方，到符节所通行的区域，共有新图二十一幅，又附有历代旧图十二幅。把古今相互校对，更加彰显圣朝开拓疆土的功绩。其次是《表》二卷，上起秦汉，下至元明，用来说明国土的分合以及建置沿革。其次是《晷度》二卷，河川陆地的曲折，道路里程的远近，多数不足以作为依据；只有用日影测定北极的高度，以中星验证西界的偏度，才算得到真实情况，这就是古法所谓的飞鸟图。其次是《疆域》十二卷，分为四路：一是安西南路，嘉峪关外的州县隶属此路；二是安西北路，哈密至镇西府、迪化州隶属此路；三是天山北路，库尔喀喇乌苏至塔尔巴哈台、伊犁隶属此路；四是天山南路，关展至和阗诸回部隶属此路。其次是《山》四卷。其次是《水》五卷。玉门关以外，山峰连绵、重重叠嶂，大河洪流往往绵延千百里，不能割裂归属某一处，所以分别以山、水分类编排。其次是《官制》二卷。其次是《兵防》一卷，台站附在其中。其次是《屯政》二卷，户口附在其中。《贡赋》、《钱法》、《学校》各一卷。《封爵》二卷。这些都体现了皇帝驾驭远方、长久控制边远地区的睿智谋略，以及文治武功并举的宏大典范。其次是《风俗》、《音乐》各一卷，《服物》二卷，《土产》一卷，体例都如同地志。只有《音乐》一门是新创的体例，因为它隶属于协律之职，因而备列禁佅、兜离等乐舞之数。其次是《藩属》三卷，所记都是奉行正朔、前来朝贡的国家，以及新近通过梯航到达的国家。其次是《杂录》二卷，以琐闻、逸事作为结尾。记载流沙以外地区的著作，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列传》开始才较为详尽。但关于异域的传闻，错误荒谬的也很多。至于法显、玄奘所记，又多附会佛典，更多属于虚妄。大概龙沙、葱雪一带道路遥远，不是前代的兵力所能抵达的；即使偶然到过那里，最终也不能占有。因此记载这些地方的人只能得到模糊的影像，无法核实实际情况。我皇上远征奋发，张弓威临，完全收取月<出骨>，既使二万里之外都隶属于版图，又设置戍守、开屯田、划分疆界、设置郡县，经营规划宏大长远，足以巩固万年。每年虎节往来，使臣出入，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事情，都能得到真实情况。因此下诏编纂这部书，足以补充前朝舆地志的遗漏，纠正历代史书的错误。圣人的威势和恩德如此昭著，经营谋划如此长远，件件都不是二帝三王所能相比的，这就是它的明证。难道只是要同甘英等人夸耀珍奇异物吗？△《钦定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成。我国家发祥于长白山，确实是在俄朵里城奠定了根基，后来肇祖原皇帝开始迁居赫图阿拉，这就是兴京。太宗文皇帝平定辽东，实际上建成了周代的城邑。到了世祖章皇帝定都顺天，便把奉天作为盛京。两都并建，奠定了传之万万世的伟大基业。不只是山海形势险要，可以控制八方，凡是开创基业的规划、征伐的功业，都光明显赫地具备于此。过去有三十二卷的志书，草创经营，叙述不够详尽。因此下令补充订正旧书，编定为此本。创立体例、说明凡例，一一都遵照皇帝裁定。圣制、御制文章，旧本只收录十分之三，现在全部补录。又把御制文章分为《纶音》、《天章》二门，各自依照文体编排。旧本在《京城》门中，没有记载盛京、兴京、东京创建、修葺的缘由，也没有记载太祖、太宗克敌制胜、确定都城的始末。《坛庙》门中，旧本没有记载营造制度和重修年月，也没有记载尊藏册宝以及堂子每年祭祀的各项仪式。《宫殿》门中，旧本也没有记载重修年月、御题楹联匾额以及尊藏圣容、圣训、实录、玉牒、战图和乾隆四十三年设置谏木的事情。《山陵》门中，旧本没有记载谒陵和每年有关事务的仪注，所记三陵官制也有很多错误。《山川》、《城池》两门中，旧本都没有记载太祖、太宗的战绩。《人物》门中，没有记载开国宗室王公；此外，各位功臣的事迹也没有全部具载，现在一并详细考订增修。其余《星土》、《建置沿革》、《疆域形胜》、《祠祀》、《古迹》、《陵墓》、《杂志》、《风俗》、《土产》八门，也都征引经史，纠正错误、补充遗漏。《关邮》、《户口》、《田赋》、《职官》、《学校》、《官署》、《选举》、《兵防》八门，旧本记载只到乾隆八年，现在都按年份续载。《名宦》、《历代忠节》、《孝义》、《文学》、《隐逸》、《流寓》、《方技》、《仙释》、《列女》、《艺文》十门，也都参照考订，删削增补，使其不繁冗也不遗漏。其中的官名、人名、地名，旧本用音译记录，往往失真，现在都逐一厘正。体例精密，考证详明。追溯丰邑最初的根基，叙述阪泉伟大的继承发展。开创经营，留下无穷的福泽；启迪保佑的规划，万年之间都如同亲眼看见。这当然与偏远一隅的舆地志只夸饰山川人物的著作有明显区别。△《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通行本）。本朝兵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等监修。自元代以来，如《析津志》等书，所记只涉及京师。到了明代，由于畿内地区直属六部，而各省州县分别统属于布政司，体例不同，所以各省都有《通志》，唯独直隶没有。本朝定都京师后，特意设置直隶巡抚，专门统辖此地。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上奏，请求下令天下郡县分别编纂志书，诏令准许了他的请求。于是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等开始创修此书，交由翰林院侍讲郭棻主持其事。仅仅几个月书便编成，但考订议论并不详尽准确。雍正七年，世宗宪皇帝命令天下重新修纂《通志》，上送史馆，以备《一统志》采择。总督唐执玉恭敬奉行诏令，于是延请原任辰州府同知田易等人，在莲花池设局，搜集材料、编纂汇集。后来刘于义和李卫相继接任主持此事，到雍正十三年书编成。全书分为三十一目，《人物》、《艺文》二门又各分子目。订正错误、补充缺漏，比旧志相当完善。

译（按：《通志》都由总督、巡抚主持其事，但他们并不负责具体纂录，这同总裁官负责领修有所不同。因此现在不题某人撰写，而题某人监修，这是按照实际情况。监修者往往有数人，只题名负责进呈的一人，这是唐、宋以来的旧例。谨在这部书中说明凡例，后文都依此办理。） △《江南通志》二百卷（通行本）。本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此前，康熙二十二年，总督于成龙与江苏巡抚余国柱、安徽巡抚徐国相等奉部檄开始编修《通志》，共七十六卷。雍正七年，署理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奉诏重新修纂。于是到雍正九年冬，在江宁设局，任命原任中允黄之隽等人主持此事。因循旧志加以讨论润色，删去错乱驳杂之处，补充缺漏。历时五年，到乾隆元年书编成，总督宏恩以及江苏巡抚顾琮、安徽巡抚赵国麟等上表进呈。卷首恭敬地录入圣谕及御制诗文，以尊崇《谟典》。其次为《舆地》，其次为《河渠》、《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创立凡例、说明体例，比旧志颇有章法。只是编纂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略有抵牾。黄之隽在《<广吾>堂集》中曾说，此书刻本与原稿有很多错乱不合之处。例如灊山在六安州的霍山，却仍说它就是元代设置的潜山县。黄积、程元谭都是东晋时的新安太守，却误列入西晋。其他遗漏、重复的地方也很多，都是黄之隽离开编修机构以后被他人窜改造成的。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把《史记》以下的部分交给刘攽，三国以下交给刘恕，唐代以下交给范祖禹，始终不改变分工，他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吧。△《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通行本）。本朝江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谢旻等监修。《江西省志》创修于明代嘉靖年间，由参政林廷<木昂>主持；此后很久没有续纂，旧有传闻散失。到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巡抚安世鼎才开始续修。康熙五十九年，巡抚白潢又加以增修，题名为《西江志》。它的体例条目虽然多依据旧志，但广泛搜集、访问，订正错乱、纠正错误，在地志中号称善本。雍正七年，巡抚谢旻奉诏编修省志，于是与原任检讨陶成等设局编辑。其规模一依白氏《志》，间或加以折衷。文字简洁，事实核实，条理清楚而有次序。这部志书记载人物，如宋代的京钅堂、章鉴，一个因为身为宰辅而依附权奸，一个因为位列宰辅而抛弃君主、私自逃遁，都删去不载，也颇为符合大义。只是元代刘秉忠，他的先世虽然是瑞州人，但自辽、金以来，向北迁徙已经很久，于是援引他的祖籍，把他列入乡贤。这样的话，孔子自称殷人，也可以列入中州的志书吗？这就是地志长期积习尚未完全清除的地方。△《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通行本）。本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兼管浙江和江南总督嵇曾筠等人负责监修。浙江自明代嘉靖年间提学副使薛应旂开始编纂《通志》七十二卷，到本朝康熙二十一年，总督赵士麟、巡抚王国安又根据薛氏《志》增修，斟酌增删，体例大致完备。这部书于雍正九年辛亥由总督李卫设局编纂，到乙卯年完成。嵇曾筠等上表进呈，负责此事的是原任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全书共分五十四门，比旧志增加了十七门。所引用的各书，都完整列出原文，并标明出处。对于近来的事情，凡是没有记载的，也都列出相关案牍；和其他志书的体例相比，特别完善。遇到见闻不同、说法不一的地方，就在下方附加考证。虽然过分追求完备，或许不免繁多杂乱。然而，就所记内容真实而有凭据这一点来说，已经差不多可以无愧了。△《福建通志》七十八卷（通行本） 本朝浙闽总督、兵部尚书郝玉麟等人负责监修。福建自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以后，记载地理的著作不下几十家，只有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颇称善本，但也不免有缺漏。又自明代设置福建布政司，分建所属郡府，把福、兴、泉、漳列为下四府，把延、建、邵、汀列为上四府。国家的恩德和威势远播，鲸海风平浪静，台湾已经纳入版图，而福州所属的福宁也由州升为府。泉州所属的永春、漳州所属的龙岩，又分别析置为直隶州。建置沿革大多与过去不同。拿旧志比较，常常与现行制度不同。而且福建三面环海，港汊向内贯通，岛屿在外耸立，所有设置险要、分列戍守等要务，旧志也大多没有详细记载。雍正七年，奉诏编纂《通志》，于是取旧志中繁琐芜杂而不恰当的内容，删去冗文，另外增补新事。疆域和制度一概以现行制度为准。到乾隆二年成书，郝玉麟等上表进呈。从星野到艺文，共分三十类，成书七十八卷。比旧志增加十四卷，例如沿海岛屿、海澳等图，都是旧志没有记载的，全都详细绘制并补入，足以作为考察鉴戒的资料。在体例方面也颇为恰当。△《湖广通志》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译本朝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迈柱等人负责监修。楚地的地理记载，见于前代史籍的，如盛宏之的《荆州记》、庾仲雍的《湘州记》《汉水记》、梁元帝的《荆南地志》、郭仲彦的《湘州记》《湘州副图记》、陶岳的《零陵总记》、韦宙的《零陵录》、范致明的《巴陵古今记》、吴从政的《襄沔记》，大多已经湮没失传，即使流传下来的，也残缺错乱、次序失当。魏裳的《湖广通志》、廖道南的《楚大纪》、陈士元的《楚故略》出自近代，又往往有缺漏和繁杂之弊，不足以作为依据。这部《志》成于雍正十一年，是迈柱以及湖北巡抚德龄、湖南巡抚赵宏恩奉诏编纂的。它把湖南、湖北合编为一书，体例与《江南通志》把上江、下江合为一书相同。大体以康熙甲子年的旧志为底本，再按类别增补。各门有的增加，有的合并，共分三十一门，另附列十三门；人物门内又另分四个子目。条理分明，逐项剖析，按照书籍记载可以考查。只是长沙远隔洞庭湖，当时在武昌设局，采访不够周全，所以记载稍显简略，不如湖北的详细完备。△《河南通志》八十卷（通行本） 本朝总督河南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王士俊等人负责监修。河南这个名称，宋代只指洛阳一郡。因此宋敏求撰写《河南志》，只记载西都的典故，而没有涉及其他州。自明初设置河南布政司，所属八府实际上跨越黄河以北。疆域与古代略有不同，所以各郡各县虽然都有偏记，却一直没有合编为一书的。嘉靖年间才开始创修，但也只是大略具备而已。征引的资料不能完备融通，考证也不够精确。本朝顺治十八年，又加以续修，条理大致完备。黄之隽说，康熙年间曾经颁发各地作为编修格式。后来过了六七十年，一直没有修订。郡县的分合与现行制度多不相合。雍正九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奉命编排纂修，于是聘请编修孙灏、进士顾栋高等人，设局搜集考订。田文镜去世后，王士俊接任总督，才完成此书并上表进呈。考察古代、证明当今，体例颇为整齐严密。只是成书以后，陈州、许州升为府，郑州改隶开封，卢氏改隶陕州，南召重新设置县治；由于刊版已经完成，都来不及增补修改。△《山东通志》三十六卷（通行本） 本朝山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岳濬等人负责监修。起初，明代嘉靖年间，山东巡按御史方远宜首先让副使陆釴钺等人创修《通志》四十卷，分为五十二目，附目十个。本朝康熙十二年，巡抚张凤仪、布政使施天裔又重新修辑。大体上沿用旧文的占十分之八九，新增的只占十分之一二而已。这部书是在雍正七年岳濬奉诏重修的。他聘请检讨杜诏等人设局编排，到乾隆元年才完成，后来接任的巡抚法敏上表进呈朝廷。书中体例对旧志有许多改革。例如《宦绩》《人物》两门，旧志对列国卿大夫逐一记载，没有遗漏；这部书则凡是经传中已有记载的，一概删去，而从汉代开始记载。此外，田赋、兵防方面，旧志记载疏略而不完备；运道、海疆方面，则完全缺失，这部书都加以补辑。旧志除了《人物》外，另分《隐逸》《孝义》《儒林》《文苑》等门，往往归类不当；这部书全部删去这些分目。又如把北兰陵当作南兰陵，把今济阳当作唐宋时期的济阳，把复置旧县后的新泰当作两处设置的新泰，这些都是沿袭讹误中最严重的例子；这部书都加以辨明，也作了许多考证。△《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通行本） 本朝山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觉罗石麟等人负责监修。山西有《通志》，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督学佥事胡谧；后来嘉靖年间副使周斯盛、万历年间按察使李维祯，都接续进行编纂。到本朝康熙壬戌年，督学道刘梅又根据旧本重新编写，前后五次改稿才完成。全书分类共三十二类，增辑的内容很多，但讹误和重复之处也相当不少。雍正七年，石麟等奉诏编纂，于是在省城设局，沿用旧本继续增订。又从各方面咨询、广泛访求，把分类扩充到四十类。凡是遗闻故事，都比旧志记载得详细。负责说明编纂原则、制定体例的是原任庶吉士储大文。储大文对地理学颇有研究，他所著《存砚楼集》多有订正地理记载之处。因此，这部志书对于山川形势的记载，大都抓住了要领。它特地设置《经籍》一门，是采用施宿《会稽志》、袁桷《四明志》的体例，也有助于考证。△《陕西通志》一百卷（通行本） 本朝署理陕西总督、吏部尚书刘於义等人负责监修。陕西旧《通志》是康熙年间巡抚贾汉复所修，当时都称赞它简明恰当。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制度的沿革、增删损益，已有很大不同。雍正七年，朝廷命令各省大员编纂《通志》，陕西督抚把这件事交给粮储道沈青崖办理。沈青崖于是依据贾汉复的旧本，参照明代马、冯两家的著作，斟酌增删，整理成一百卷，分为三十二类。雍正十二年，刘於义等才上表进呈。陕西省治本是汉、唐旧都，所以记载较多。例如《三辅黄图》《长安志》都是前人称赞的善本，但卷帙繁多，异同也很多；至于所辖的分支郡，如绥、葭、凤、兴之类，又因为地处边远，志书记载荒疏简略，难免沿袭旧说而传讹。这部编书考订古代、验证当今，详略都很恰当，比其他志书中摘取拼凑、牵强附会的作品优胜。书中间有案语，用来参考异同，也都典雅精核，值得取法。△《甘肃通志》五十卷（通行本） 本朝甘肃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容等人负责监修。甘肃所辖八府三州，明代都隶属于陕西布政司。到本朝康熙二年，才以陕西右布政司分驻巩昌，管辖临洮等府。后来又改设为甘肃布政司，增置甘州、凉州等郡，设置巡抚统辖，于是甘肃便另成为一个省。

译雍正七年，各直省奉诏纂修《通志》，巡抚许容认为甘肃过去与陕西合并、如今分开，应当创立新稿。但旧闻缺略，案牍又没有保存，卫所新改设的州县，过去也没有志书可查考，尤其难以考核。于是详细搜集资料，选择可以依据的内容，按条目编缀汇集，分为三十六类。乾隆元年刊刻完成，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等上表进呈。此书虽以旧时《全陕志》为蓝本，但经过考核订正，增补的内容有十之六七，与旧志很不相同。那些制度涉及两省的，如总督、学政的题名，以及前代的藩、臬、粮、驿各道都驻在西安，兼管整个陕西，不能强行分开；因此也有许多内容与《陕志》相互参见。△《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通行本） 本朝四川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廷桂等人负责监修。《四川通志》在明代共修过四次，只有《艺文》出自杨慎之手，最为高雅丰富；其他部分则没有完全符合体要。本朝康熙十二年，总督蔡毓荣、巡抚张德地又继续进行编纂。由于战乱以后文献无从查考，也有许多脱漏。这次编修是在雍正七年黄廷桂等奉诏重修的，共分四十九类；旧志缺失的加以补充，简略的加以增补，比旧志详细完备。其中沿袭旧志错误、来不及全部删改的，例如唐代韦昭度征讨陈敬瑄，无功而返；宋代岳云任忠州防御使，是遥授的官职；这些都不应列入《名宦》。虞允文任四川宣抚，是总制全蜀的官员，应列入《统部》，不应只列入保宁府。唐代鲜于仲通依附杨国忠，在南诏战败丧师，新旧《唐书》记载得很清楚，却反而说他因违逆杨国忠而被贬，并把他列入《人物》。这类地方仍不免有地志牵强附会、粉饰修饰的习气；然而它综合编排材料的做法，比旧志还是更有依据。△《广东通志》六十四卷（通行本） 本朝广东巡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玉麟等人负责监修。岭南是炎热海滨中的深奥地区，从汉、魏以来，地理图籍还可以考察。然而像《南方草木状》只是记载物产适宜之处，《岭表录异》也只考察杂事，对于山川险要，有的地方仍未详细记载。明代有戴璟、郭棐、谢肇淛、张云翼等人的著作，犹如大车之前的粗陋车轮，也不过大略具备轮廓。本朝康熙二十二年，才开始编纂《通志》，与旧本相比逐渐有了条理。这部书是在雍正七年郝玉麟等奉命编纂的，采集补充资料，较为完备。雍正八年六月设局，九年五月完成，比其他省的志书最先告成。因此书中有的沿袭旧文而失于冗长蔓延，有的体例不一致、前后抵牾，都未能全部订正。然而全书三十五门中，新增四门，修订旧有三十一门，大体首尾详明，足以供查阅。至于《外番》一门，是其他志书少有的。但广东商船云集，正如韩愈所说“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没有不瞻仰星辰、戴奉北斗，汇聚到朝廷来朝见的。把这些汇集记录下来，足以显示圣朝声教传播得远，也符合《通典》记述边防而兼及海外诸国的体例。△《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通行本） 本朝广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鉷等人负责监修。从桂林、象郡之名见载于《史记》以来，此后南方荒远地区的地理志书逐渐有了编本。流传到今天的，如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段公路的《北户录》、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明代魏濬的《峤南琐记》、张凤鸣的《桂故》《桂胜》，都叙述典雅，地方掌故也可以考查。只是其中郡县沿革，前代本来就有增损变更而不一致；本朝版图更加扩展，建置也很完备，如泗城、镇安、东兰、归顺、宁明等府州，都已经改土归流。凡是过去称为羁縻州的地方，无不隶属于王朝官府并登记入户籍。它们与前代一半隶属蛮獠的情形大不相同，不能拘泥于旧文来谈论新制度。这部书成于雍正十一年，也是当时奉诏编纂的。其中关于遗闻故事的记载，虽然颇多以各家遗留下来的书籍为依据，但对于本朝的良好制度，都分别分析并详细记载，条理清楚，尤其足以帮助考察。它当然不同于《骖鸾录》等只着重描摹山水景物的书。△《云南通志》三十卷（通行本） 本朝大学士鄂尔泰等人负责监修。云南在汉代本来属于益州，后来被南诏占据，到元代才纳入版籍。关于云南的地志，唐代才开始出现；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樊绰的《蛮书》，所记都是六诏的山川。年代久远，旧迹大多湮没。拿它与今天的情况验证，能够相合的十件中只有一二件。《明史·艺文志》记载，太祖最初平定云南后，曾下诏命儒臣考订，编成《志书》六十一卷，如今已经散佚。其他如杨慎的《滇程记》《滇载记》等书，都是搜集零散材料编成，难免挂一漏万。谢肇淛辑录的《滇略》号称善本，但记述只到明代。本朝康熙三十年才开始草创《通志》，稍具规模，但仍有很多错误和疏略。雍正七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奉诏编纂，于是交给姚州知州靖道谟根据旧志增修。全书分为三十门，每门一卷。乾隆元年成书，后来接任的总督尹继善等上表进呈。其中与旧志相比，门类有的增加、有的合并；例如图说以及府、州、县题名，都是补充旧志没有的内容。《大事考》《使命》《师命》等门，旧志虽有，但内容冗复、不合体例，便加以删除。另外，《课程》原来附在《盐法》之后，《闸坝》《堰塘》原来附在《城池》之后，如今都分别另立为门。纲目清楚，比原本颇有条理。△《贵州通志》四十六卷（通行本）

译本朝大学士鄂尔泰等人负责监修。这部书与《云南通志》同时编纂，负责此事的也同样是姚州知州靖道谟，继任编修的是仁怀知县杜恮。它比各省《通志》最后成书。到乾隆六年才刊刻完成，总督兼管巡抚事务的张广泗上表进呈。这部书的编纂对象是偏处西南、苗蛮杂居的贵州；明代才开始设置都指挥司，后来改设布政司，分立郡县，与各行省并列。但在唐、宋以前，这里不过是羁縻而未断绝，尚未能完全开发荒僻丛林。因此自古以来记载很少，最为荒疏简略。明代赵瓒首先创修《新志》，此后谢东山、郭子章以及本朝卫既齐等人，陆续增修，逐渐有了轮廓。终究因为文献难以考查，不免缺漏。只有田雯的《黔书》，文笔颇称奇伟，但用意在于修饰文采，对事实也没有全部陈列。这部书综合各家的著述，汇编成一书。虽然还不能通贯古今，但在贵州省的地理记载中，远比旧本详细。△《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本朝顾炎武撰写。书中所记都是历代建都的制度，上起伏羲，下至元代，仿照《雍录》《长安志》的体例，详细记载城郭、宫室、都邑、寺观，以及建置的年月和事迹。前面为总论二卷，后面十八卷则分别按时代详细记载始末。征引详尽而核实，考证也相当精审。这大概是因为地理学本来就是顾炎武所擅长的。此书的抄本不止一种，浙江采进的本子只有总序二卷；与这个本子相比，则多出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侵犯京畿、皇帝巡幸陕州一条，以及元顺帝至元二十五年将南京路改为汴京路、北京路改为武平路、西京路改为大同路、东京路改为辽阳路一条。大概因为过去没有刻本，辗转传抄，出现讹误、缺漏和异同，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以上“地理类”中属于都会郡县的著作，共四十七部、二千七百五十二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