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 经部四十二

译卷四十二 经部四十二 ○小学类三 △《广韵》五卷（内府藏本） 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考察世间流行的《广韵》共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宋代陈彭年、邱雍等重新修订的本子，另一种就是这个本子。前面有孙愐的《唐韵序》，注文比重修本简略得多。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说这是明代内府刊刻的版本，中涓想使各字的字数均等，便取来删削了它。然而《永乐大典》引用这个本子时，都称为陆法言《广韵》；引用重修本时，都称为《宋重修广韵》。世间还流传一种麻沙小字本，与明代内府刻本同样题作“乙未岁明德堂刊”。其中“匡”字的纽部下有十三个字都缺少一笔，是为了避太祖的讳；其他宋代帝王的讳字则不避。邵长衡《古今韵略》把它认定为宋刻本，虽然未必如此。但《平声》“东”字的注释中引用“东不訾”的故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误作“舜之后”。熊忠《韵会举要》已经引用过这个本子，那么它应当是元刻本，不是明代中涓删削的。又因为宋人避“殷”字讳，所以重修本把“二十一殷”改为“欣”，而此本仍作“殷”，可知它不是宋代所作。而且唐人的各类文集中，因为《殷韵》的字少，难以成诗，有时便把它附入《真韵》《谆韵》《臻韵》中。例如杜甫《东山草堂》诗、李商隐《五松驿》诗，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说文》所载《唐韵》反切中，“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许巾切”，也是借用《真韵》中的字来取音，并没有一个字可以通用。《广韵》此本在“殷”字下注明“独用”，重修本才注作“欣与文通”，这更加确实是它不是宋韵的一个证明。考察《唐志》《宋志》都记载陆法言《广韵》五卷，那么陆法言的《切韵》也兼有《唐韵》的名称。孙愐以后、陈彭年等以前，修订《广韵》的还有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三家，重修本中都列有他们的姓名。郭忠恕《佩觿》上篇还引用裴务齐《切韵序》，辨析“老”“考”二字左回右转的错误。由此可知，三家的书在宋初还存在；这个本子大概就是三家中的一种。所以陈彭年等所确定的本子不称“新修”，而称“重修”，可见在此以前已经有这部《广韵》。又据景德四年《敕牒》称旧本的注文不完备，显然在此以前已经有了这部注文简约的《广韵》。朱彝尊精于考证，却把这个本子认作后出的，不免是千虑一失。只是新、旧《广韵》都在《集韵》之前，而上声、去声两声都采用了《集韵》移并的部分，平声、入声两声又不按《集韵》移并。推测在贾昌朝上奏合并十三部以后，校刻《广韵》的人认为《豏》《槛》《俨》《陷》《鉴》《酽》六部的字数太少，便改依《集韵》，以便使用；《咸》《衔》《严》《洽》《狎》《业》六部的字数稍多，于是仍旧，没有改动。看徐锴《说文韵谱》，上声依次为《湛》《槛》《俨》，去声依次为《陷》《鉴》《醶》，由此可以知道唐人的旧次序。这在四声的次序上前后矛盾，实在不合体例。由于宋刻本就是这样，现在姑且仍按旧本录入，并把它的错误订正在这里。△《重修广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陈彭年、邱雍等奉诏撰写。起初，隋代陆法言认为吕静等六家的韵书各有乖谬不合，于是与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编撰成《切韵》五卷。此书成于仁寿元年。唐仪凤二年，长孙讷言为它作注。后来郭知玄、关亮、薛峋、王仁煦、祝尚邱相继有所增补。天宝十载，陈州司法孙愐重新刊定，改名为《唐韵》。后来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又各自增添了字。宋景德四年，因为旧本偏旁有差错，传抄有脱漏，注文解释又不完备，于是下令重修。大中祥符四年成书，赐名《大宋重修广韵》，就是这部书。旧本没有题撰写人的姓名。用丁度《集韵》考察，知道它是陈彭年、邱雍等人所作。此书共有二百零六韵，仍沿用陆法言的旧制，所收共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考察唐代封演《闻见记》，记载陆法言的《韵》共有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那么增添的共是一万四千零三十六字。这个本子是苏州张士俊依据宋刻本翻刻的，中间已经避去钦宗的讳字，大概是建炎以后重刻的。朱彝尊为它作序，竭力斥责刘渊《韵》把《殷》合并到《文》、把《隐》合并到《吻》、把《焮》合并到《问》的错误。然而这个本子实际上正是把《殷》《隐》《焮》合并到《文》《吻》《问》，朱彝尊没有来得及核查。注文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比旧本详细，但也非常冗长。例如“公”字下面列举姓氏，竟达到一千多字，实在缺乏删削裁取。“东”字下面称东宫得臣是齐国大夫，也有很多错误。考察孙愐《唐韵序》，说其中已经详细记载异闻、奇怪之事、传说、姓氏、由来、土地、物产、山河、草木、禽兽、虫鱼等，已经极为铺陈。陈彭年等又在此基础上增加内容，难怪受到丁度的批评。潘耒在序中却把注文繁复视为可贵，这是要把韵书当作类书了。著书各有体例，难道可以因为便于抄取，就把它推为善本吗？它流传已经很久，保存下来作为韵书源流的资料，也就可以了。△《集韵》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旧本题作宋代丁度等奉诏撰写。前面有《韵例》，说：“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戬等上言：陈彭年、邱雍等所确定的《广韵》，多采用旧文，繁简失当。因此下诏令宋祁、郑戬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一同增修订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负责主持此事。”晁公武《读书志》说法也相同。然而考察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序》，说：“仁宗皇帝诏令翰林学士丁公度、李公淑增修韵学，自许叔重以来总共几十家的成果，汇编为《集韵》，并以贾公昌朝、王公洙为属官。治平四年，我奉诏接续编纂他们的职事，书成后进呈，皇帝下诏颁行。我曾趁考究之暇，把清音、浊音分类编成二十图。”如此看来，此书是在英宗时进呈的，不是在仁宗时；成书有司马光的参与，也不是完全出自丁度等人。此书平声四卷，上声、去声、入声各二卷，共收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与《广韵》相比增加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按：《广韵》共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应当增加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这样数字才相合。原本误把二万写成一万，现在改正）。熊忠《韵会举要》说：“旧韵只作平声一、二、三、四，《集韵》才改作上平、下平。”现在检查它的篇目，实际上旧韵作上平、下平，这部书改作平声一、二、三、四。熊忠所说的，实在是颠倒了。只是《广韵》所注的“通用”“独用”，封演《见闻记》称为唐代许敬宗所制定；改并、移动旧有韵部，实际上就是从这部书开始的。《东斋纪事》称：“景祐初年，因为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的建议，诏令丁度等改定韵部狭窄的十三处，允许与附近韵部通用。”说的就是这件事。现在与《广韵》相互校对，平声把《殷》并入《文》，把《严》并入《鉴》《添》，把《凡》并入《咸》《衔》；上声把《隐》并入《吻》。去声把《废》并入《队》《代》，把《焮》并入《问》；入声把《迄》并入《物》，把《业》并入《叶》《帖》，把《乏》并入《洽》《狎》。总共得到九个韵部，不足十三个。然而《广韵》平声的《盐》《添》《咸》《衔》《严》《凡》和入声的《叶》《帖》《洽》《狎》《业》《乏》，都与本书的部分相对应，却与《集韵》不同。只有上声把《俨》并入《琰》《忝》，把《范》并入《豏》《槛》；去声把《酽》并入《艳》《<木忝>》，把《梵》并入《陷》《鉴》，这些都与本书的部分不相对应，却与《集韵》相同。由此可知，这四个韵部也是《集韵》所合并的，而重刊《广韵》的人错误地依据《集韵》加以校订，于是移动了原来的次序。他驳正《广韵》的注文，其中凡是姓氏郡望的出处，广泛罗列世系，既违背字义训释，又像谱牒，确实是恰当的。至于说《广韵》兼载其他反切，只会造成细碎文字，于是连同删去各字下面的互注；这样一来，读音和意义都不同的字，以及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字，就难以立即分辨，实在是本来不该节省的地方却节省了。又韵书的主要任务是审定读音，而不是辨别字体，却把篆文、籀文一并收入，雅体、俗体并列，异体字反复出现，近似字书，也是本来不该繁琐的地方却繁琐了。它与《广韵》相比，大概也是各有得失。所以直到今天，这两部书仍然并行，没有哪一部能够偏废。△《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附检例》一卷，是邵光祖补正的。司马光有《温公易说》，已经著录。邵光祖字宏道，自称洛邑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考察《江南通志·儒林传》，记载元代邵光祖，字宏道，是吴地人。他精研经传，讲习将近三十年，通晓三部经书。著作有《尚书集义》。应当就是这个人。洛邑或许是他的祖籍吧？据王行作于洪武二十三年的《后序》说，他去世已经数年，那么他是元代遗民，进入明代后仍然在世的人。司马光的书以三十六字母分类辨别清音、浊音，编成二十图，第一类是独韵，第二类是开合韵。每一类内部，又按四等字的多少排列，所以“高”是独韵的首字，“干、官”是开合韵的首字。旧有《检例》一卷，邵光祖认为它完全违背韵图的宗旨，绝不是司马光所作，于是亲自撰写检阅韵图的条例，附在书后。考察司马光的《自序》，可知他确实是依据《集韵》编成这部韵图的。邵光祖却说，《广韵》共有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反切的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好选取其中三千一百三十字编定为二十图；其余七百六十字应当查检却不在图中的，就借用图中同声母同音的字作为参考来查求它们的读音。这样看来，他所依据的是《广韵》。然而，光祖依据光的图来制定条例，那么他的条例仍然与图相合。他所注出的七百六十个代字和字母，也足以补充原图的不足。光的条例既已散佚，即使以光祖的条例代替它，也没有什么不可。光的书所载反切方法，据景定癸亥董南一《序》说：依次使用的叫“音和”，旁求相通的叫“类隔”；同归于一个声母的叫“双声”，同出于一个韵的叫“叠韵”；同韵而分作两切的叫“凭切”，同音而分属两韵的叫“凭韵”；没有字可用，就点窠以补足，叫“寄声”，某韵缺字，就引邻韵来寄托，叫“寄韵”。所谓双声、叠韵等方法，与今世流传的刘鉴《指南》各门方法完全相同。只有“音和”“类隔”两门差别很大。《检例》说：“选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项都相同的，叫音和。选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组音中清浊相同的，叫类隔。”这样看来，音和统摄三十六母，类隔统摄唇、舌、齿等二十六母。刘鉴的方法则专门以见、溪、群、疑四母为音和的说明对象，又另立“一四音和”“四一音和”两门。

译类隔专门以端、知八母为说明对象，又另列“轻重”“重轻”“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门，似乎推演得更加细密。然而把两种方法互相校验，实际上不如原法简要而概括全面。他所谓“《广韵》的类隔，今改为音和”一条，都是直接用本母字作切字，取同等字为韵。取字符合音和的道理，极为明白。只有在辨析来、日二母时说“日字与泥、娘二字母下的字相通”，在辨析匣、喻二母时说“匣母缺三、四等字，就到喻母中寻找；喻母缺一、二等字，就到匣母中穷究”，这就是透切的方法，另一个名称叫“野马跳涧”。这种方法实在牵强。而且他的方法兼取疑、泥、娘、明等十母，这里却只举日、泥、娘、匣、喻五母，也是不完备的。由此看来，原法虽然粗疏，却不能因此另立制度。等韵的说法，自后汉以来就随着佛经传入。但《隋书》只有十四音的说法，并没有说明具体条例。《华严经》的四十二字母，也只是梵音系统，不能用中国文字来配属。《玉篇》以后所载神珙的两图，以及《广韵》后面列出的一图而不署名氏，都只是粗略举出大纲，没有逐条列明细目。能够成书流传于世的，只有光的这部书最为古老。孙奕《示儿编》考辨“不”字作“逋骨切”，只是依据光的说法。由此可知，宋人把它用作制定韵书的祖本了。只是光的《传家集》中，下至投壶、新格之类的著作，无不收载，唯独没有收录这部书，所以它的传本很早就绝迹了。如今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着完整本子，谨慎地详细校正，使它重新流传于世。由此可见，最早的等韵旧谱，其条例不过如此。而且由此可以看出，立法的最初确实是因为有《集韵》才有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有这部书才有《集韵》。后来一切纷繁纠缠的说法，都是好奇求异的人所造成的。△《韵补》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吴棫撰。吴棫字才老。武夷人徐蒇为此书作序，称吴棫与自己原本同乡，但吴棫的祖父后来迁居同安。王明清《挥麈三录》则认为他是舒州人，可能是王明清弄错了。宣和六年考中进士，奉召参加馆职考试，却没有就任。绍兴年间任太常丞，因为替孟仁仲起草奏表触犯秦桧，被外放为泉州通判，任职到去世。徐蒇《序》说，他所著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韵补》五种。陈振孙《书录解题·诗类》记载吴棫《毛诗补音》十卷，并注说：“吴棫又另有《韵补》一书，不专门为《诗》而作。”《小学类》记载吴棫《韵补》五卷，并注说：“吴棫又有《毛诗补音》一书，另见《诗类》。”如今《毛诗补音》已经亡佚，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自从陈振孙说朱子注《诗》采用吴棫的说法，朱彝尊编《经义考》时没有考察这部书只有五卷，便在《毛诗补音》十卷条目下误注了“存”字，世人于是都说朱子依据的就是这部书，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考察《诗集传》，如《行露篇》中两个“家”字，一个注音为“谷”，一个注音为“各空反”；《驺虞篇》中两个“虞”字，一个注音为“牙”，一个注音为“五红反”；《汉广篇》中“广”字注音为“古旷反”，“泳”字注音为“于诳反”；《绿衣篇》中“风”字注音为“孚愔反”之类，这部书中没有的例子，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兔罝篇》中“仇”字注音为“渠之反”，用来与“达”押韵；而这部书却依据《韩诗》，把“逵”写作“馗”，注音为“渠尤反”，用来与“仇”押韵。二者明显相互矛盾的地方也不止一处。又《朱子语录》说，吴棫把“务”注音为“蒙”，把“严”注音为“壮”。这部书有“务”而没有“严”。周密《齐东野语》说，朱子采用吴棫的说法，把“艰”注音为“巾”，把“替”注音为“天”。这部书有“艰”而没有“替”。那么朱子所依据的不是这部书，显然无疑。大概吴棫注《诗》的音、注《楚辞》的音，都是依据原文，推求古代读音，还能互相比较，大致掌握基本情况，所以朱子有所取用。这部《韵补》却广泛搜集旁证，没有取舍标准，所引用的五十种书，下至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的作品，上及张商英伪造的《三坟》，旁涉《黄庭经》《道藏》中的各种歌辞，因此错杂冗长，完全没有体例。至于韵部，《上平》下注说：“《文》《殷》《元》《魂》《痕》与《真》通，《寒》《桓》《删》《山》与《先》通。”《下平》忽然注说：“《侵》与《真》通，《覃》《谈》《咸》《衔》与《删》通，《盐》《沾》《严》《凡》与《先》通。”《上声》又注说：“《梗》《耿》《静》《迥》《拯》等六韵与《轸》通。《寝》也与《轸》通。《感》《敢》《琰》《忝》《豏》《槛》《俨》《范》与《铣》通。”《去声》又注说：“《问》《焮》与《震》通，而《愿》《慁》《恨》自成一部。” “《谏》《襇》与《霰》通，而《翰》《换》自成一部。《勘》《阚》与《翰》通，《艳》《<木忝>》《敛》与《霰》通，《陷》《览》《梵》与《谏》通，把它割分为三部。”《入声》又注说：“《勿》《迄》《职》《德》《缉》与《质》通，为一部。《曷》《末》《黠》《戛》《屑》《薛》《叶》《帖》《业》《乏》与《月》通，为一部。”这种颠倒错乱的说法，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臆说。世上的儒者没有考察，竟执持这部书来诬称朱子，实在荒谬至极。然而，自宋代以来，著书说明古音的，确实从吴棫开始，程迥的《音式》继承了他。程迥的书以三声通用、双声互相转换为说，见解比吴棫稍微准确，可惜如今已经失传。吴棫的书虽然矛盾百出，但后来论说古音的人都从这里推演阐发，使之更加细密，所以应当驳斥它的谬误而仍然保存它，以免埋没其筚路蓝缕的功劳。△《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附贡举条式》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译《礼部韵略》的旧本没有题署撰者。晁公武《读书志》说是“丁度撰”。如今考察它合并旧韵的十三部，与丁度所作《集韵》相合，应当出自丁度之手。它在《上平声三十六桓》中写作“欢”，是南宋重刻时改的。看卷首所载郭守正《重修条例》，称绍兴本还写作“桓”，就是证明。考察曾慥《类说》引用《古今词话》说：“真宗朝考试《天德清明赋》，有个闽地士人破题说：‘天道如何，仰之弥高。’恰好主考官也是闽人，于是考中。”这说明宋初的程试用韵还很随意，没有章程。景祐以后，朝廷下令编撰这部书，才把它制定为法令格式，一直到南宋末年都没有改变。然而它收字很少，例如《欢韵》漏收“判”字、《添韵》漏收“大”字之类，曾受到俞文豹《吹剑录》的批评。因此元祐年间的博士孙谔、绍兴年间的朝散大夫黄积厚和福州进士黄启宗、淳熙年间的吴县主簿张贵谟、嘉定年间的嘉定府教授吴桂，都曾多次请求增收字目。杨伯岩也作《九经补韵》来补拾它遗漏的字。但每次有人陈奏，朝廷必定下交国子监审察，反复审核确定，然后才附在韵书末尾刊行。其中有些未被认可，例如黄启宗增补的“跻一作齐”“鳏一作矜”之类，赵彦卫《云麓漫钞》还加以驳斥。大概因为既经过朝廷评议，又经过公众讨论，所以比其他韵书尤其谨严。然而，当时的官刻本已经看不到了，如今流传的本子题作《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每个字下面，先列官注；所附的互注则另题一个“释”字来区别。现有两种本子。一种是康熙丙戌曹寅所刻本，卷首有余文焴所作欧阳德隆《押韵释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条例》十条、淳熙《文书式》一道。考察郭守正重修的书名为《紫云韵》，如今还有传本，已经另行著录，那么这个本子就不是郭守正的书。又郭守正《条例》说欧阳德隆注释“痀偻”及其“挒”的辨析，似乎失之拘泥。如今这个本子没有这条注释，那么也不是欧阳德隆的书。看郭守正《序》说，书坊刻行的本子，涂改的有好几次，每涂改一次就重新刻印一次，而且必定增加若干注释，改换一个书名。这样看来，当时的《韵略》并非只有一个本子，这一部不知道是谁刻的，只是仍然冠以旧《序》和《条例》。它的《条例》与书中内容不相符合，而淳熙《文书式》中竟有理宗的御名，这明显是移掇添补的证据。有一种本子，是常熟钱孙保家中影抄的宋刻本。前五卷与曹本相同，只是卷首没有《序》文和《条例》，卷末却附有《贡举条式》一卷，共五十三页。所载内容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绍熙五年，凡是增删韵字、庙讳、祧讳、书写试卷格式以及考试校阅章程等，无不详细记载，补充了许多史志所未完备的内容，仍可据此考见一个时代的典制。与曹本相比，尤其精善。只是每卷末尾都把当时因避讳而不收入的字另附一页，据《跋》说，这是钱孙保增添的，并非原书所有。现在删去这些内容而不予记载，以保存原书旧貌。至于曹寅所刻而不完整的本子，就附带在这里说明，不另行著录。△《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毛晃增注，他的儿子毛居正校勘并重新增补。各家所称的《增韵》，就是这部书。毛晃曾作《禹贡指南》，毛居正曾作《六经正误》，都已另行著录。这部书因为《礼部韵略》收字过少，于是搜集典籍，依照韵部增补附入。另外，《韵略》的条例规定，凡是字有别体、别音的，都用墨线圆圈标出四周，但其中也常有错漏。毛晃一并加以厘定，对于字的音、义、字形笔画的错误，都逐一辨析考证。共增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加圈识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订正四百八十五字。毛居正继续拾补遗漏，又增加一千四百二字。每卷末尾都标明总数，每个字下面又分别作注。标作“增入”“今圈”“今正”的，都是毛晃所加；标作“重增”的，都是毛居正所加。辨论考证的文字，则分别署名以便区别。父子相继完成一部书，用力相当勤恳。然而，它对每个字重复收录异文，采用《集韵》的体例；每个字另列重音，采用《广韵》的体例。但他们既不了解古今文字的区别，也不了解古今声韵的差异。例如《东部》“通”字的纽下，依据《汉乐府》增列一个“桐”字，这是把假借字当作原本文字；“同”字的纽下，依据《豳风》增列一个“重”字，这是把省略字形当作正体；又如《先部》“先”字的纽下，依据《汉乐府》增列一个“西”字，这是把古音用于律诗；“烟”字的纽下，依据杜预《左传注》增列一个“殷”字，这是把借音当作本读：这些都属于所谓拿汉代音律来断定唐代问题，既不合古，也不合今，实在难以作为依据。“同”字的纽下依据《豳风》增列一个“重”字，是把省文当作正体；又如《先部》“先”字的纽下依据《汉乐府》增列一个“西”字，是把古音用于律诗；“烟”字的纽下依据杜预《左传注》增列一个“殷”字，是把借音当作本读：这些都属于所谓拿汉代音律来断定唐代问题，既不古，也不今，实在难以作为依据。与欧阳德隆互注本相比，差别几乎不只是上、下床的区别。只是它辨正训诂、考校字形笔画，也颇有助于小学。因此后来的字书、韵书多有征引，而《洪武正韵》的注释尤其多依据此书。把它著录保存下来，也足以作为取舍材料。明代刻版有很多讹误。这一部本子凡是宋代年号都空一格，仍保留旧式，末尾题作“太岁丙辰仲夏秀岩山堂重刊”。大概是理宗宝祐四年蜀中所刻的本子，与近来的版本相比尤其精善。△《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押韵释疑》由宋代绍定庚寅年庐陵进士欧阳德隆撰写，景定甲子年郭守正增修。郭守正字正己，自号紫云山民。《永乐大典》所引用的《紫云韵》，就是这部书。起初，欧阳德隆认为《礼部韵略》中有字同义异、义同字异的情况，便与朋友易有开根据监本分别作互注，以便程试使用。辰阳人袁文焴为此作序。后来书坊多次刊刻，文字被大量窜改。郭守正于是取欧阳德隆的书，参校各种本子，删削和增益各十余条，编成此书。卷首依次载有文焴《序》、郭守正《自序》《重修条例》《绍兴新制》《韵字沿革》《前代名姓有无音释之疑》《韵略音释与经史子音释异同之疑》《韵略字义与经史子字义异同之疑》《经史子训释音义异同之疑》《本韵字异义异经史子合而一之之疑》《两韵字同义异而无通押明文者》《出处连文两音之疑》《押韵经前史后之疑》《经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有司去取之疑》《世俗相传之误》《赋家用韵之疑》《疑字》《字同义异》《正误》《俗字》等篇目。每个字下面，先列监注，再列补释，然后列出其他韵、其他纽中相互参见的字，详细说明它们在音义和字形笔画上的异同，并辨析能否重复押韵、通用。书中大量引用当时程试中的诗赋，以及某年某人某篇曾经押用某字、考官审察的旧例来作证明。每一韵末尾，列出绍兴年间黄启宗、淳熙年间张贵谟等人奏请增添的字。有些是常用字而官韵没有收录的，如“帡幪”的“幪”等字，便注说“官韵不收，宜知”。考证相当详细严密。只是哪些是欧阳德隆原来的注释，哪些是郭守正增添的，已经不再分别说明，未免造成体例混乱。另一本《礼部韵略》的注文很简略，与这部不同，但也载有文焴、守正的两篇《序》和《重修条例》十条。然而那个本子与《条例》完全不相符合，怀疑它原来的《序》已经散佚，后人便把这部书中的内容移来补上。另一本卷首载有淳熙《文书式》数条，对当时避讳的条例记载得很详细，这个本子没有。但像“庆元年间议定‘宏’字、‘殷’字已经祧去，不避讳，可以押韵，不能用于命题”“绍兴年间指挥用‘威’字代替‘桓’字，如‘齐威’‘鲁威’之类可以使用，不可用来押韵”“丁丑年福州补试，士人因押用‘齐威’二字而被黜落”等条文，又比淳熙年间的各项文书格式记载得更加详备。书名叫《释疑》，可以说确实名副其实。这部书很久没有刻本了，这个本子仍然是从宋刻本抄出的。曹寅所刻的另一本《序》中缺六个字，《条例》中缺两个字，这个本子都完整无缺。由此可知，曹寅没有见过这个本子。△《九经补韵》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杨伯岩撰。杨伯岩字彦思，号泳斋，自称是代郡人。但南宋时的代郡已经属于金，这大概是署称郡望。他在淳祐年间以工部郎的身份任衢州守。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伯岩家所见的古器，将他列在高克恭、胡泳之后，似乎入元时他还在世。宋代《礼部韵略》自景祐年间丁度修订颁行后，和《九经》同列为学官所用的书，没有人敢擅自增删其中的字。若要增加字，必须奏请详细审定后才能收入。但书中所载后续颁行的六十三字、补遗六十一字，仍分别在字下注明。至于音义不顺以及出自丧制的字，仍不得奏请收入韵书。因此拿它和《广韵》《集韵》校对，遗漏的字还很多。伯岩这部书，大概是因为官修韵书有遗漏简略，打算搜集《九经》中的字来补充。列入《周易》《尚书》的各一字，《毛诗》六字，《周礼》《礼记》各三十一字，《左传》五字，《公羊传》《孟子》各二字，共七十九字。每字都注明应当增入某韵之内或某字之下，另外还附载音义不顺以及出自丧制的字八十八个。大概当时对于丧制这一条，拘泥忌讳过于严重。例如《檀弓》“何居”的“居”本来是语气词，也因为被认为涉及凶事，便不敢收入韵书，所以附载在这里。然而《自序》说自己不敢把它上报官府请求增补，那么连书中列出的应当补入的字也没有实际通行使用。此书考证经书义理，精确的地方很多。只是其中如《周礼·司尊彝》“修爵”的“修”读作“涤”，《礼记·聘义》“孚尹”的“孚”读作“浮”之类，都是古字假借，不能用于今天的韵书。又如《诗·泮水》的“黮”字、《周礼·占人》的“篡”字、《公羊传·成公五年》的“氵不”字，都是重文异体，和韵部没有关系。把它们一概拟作应补之字，未免在界限判断上稍有失误。△《五音集韵》十五卷（内府藏本）。金代韩道昭撰。韩道昭字伯晖，是真定松水人。世人称说以等韵的方式颠倒字纽始于元代熊忠的《韵会举要》，但这部书按照三十六母分为四等，排列各字的先后，已经在《韵会举要》之前。所收的字，大体以《广韵》为蓝本；增加的字，则以《集韵》为蓝本。考察《广韵》卷首说：“共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韵条例》说：“共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本书也说“共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计这些数字，比《集韵》只少一个字，大概是传抄时偶然脱漏。又《广韵》注出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本书说“注三十三万五千八百四十言，新增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八言”。它所增加的数字，正好相互符合。这足以证明它确实以这两部书为依据。另外，《广韵》关于独用、同用的规定，实际上仍沿袭唐人的旧制，封演《闻见记》所说许敬宗奏请制定的就是这件事。

译唐朝整个时期直到宋景祐四年，法令规定所遵用的韵部，从未有所改动。到了丁度编定《集韵》，才因贾昌朝请求，改并了十三处窄韵。综合《广韵》各个版本来看，《俨》移到《豏》之前，《酽》移到《陷》《鉴》之前；其中关于独用、同用的注，如把《殷》通入《文》，把《隐》通入《吻》，都是《集韵》颁行后窜改而造成的错误。本书把二百零六韵改为一百六十韵，并把《忝》并入《琰》，把《槛》并入《豏》，把《俨》并入《范》，把《<木忝>》并入《艳》，把《鉴》并入《陷》，把《酽》并入《梵》。这足以证明《广韵》原本上声、去声末尾六韵中有两韵是相通的，和平声、入声并没有不同。其余如《废》不与《队》《代》相通，《殷》《隐》《焮》《迄》不与《文》《吻》《问》《物》相通，仍然保持《唐韵》的旧制，并没有和《集韵》混淆错乱。因此，这十三处都清楚可考，尤其足以订正重刻《广韵》的错误。他对于等韵之学也深入探究了其中精微深奥的地方。虽然用这种方法颠倒音纽，违背古代的成例，但和那些不懂音韵而妄自创作的人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元代熊忠撰。熊忠字子中，昭武人。考察杨慎《丹铅录》，其中说蜀地孟昶有《书林韵会》，元代黄公绍选取它的大要编成此书，所以用此命名。但这部书以《礼部韵略》为主，辅以毛晃、刘渊所增补的内容，实际上和孟昶的书没有关系。旧本《凡例》开头题作“黄公绍编缉，熊忠举要”，而第一条就说“现在根据《韵会》补收遗漏，增添注释”。可见《韵会》另是一部书是很明确的。书前载有刘辰翁的《韵会序》，正如《广韵》开头载有陆法言、孙愐的《序》一样，也不能因此说《举要》是黄公绍所作。自金代韩道昭的《五音集韵》开始，才用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颠倒唐宋韵书中的字纽，韵书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南宋刘渊的《淳祐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开始合并通用的部分，韵书又发生了一次变化。熊忠这部书的字纽遵循韩氏的方法，部分采用刘氏的成例，把两家的变法兼收并用，于是韵书旧有的次第到这里完全改变了。他在《字母通考》的开头，拾取李涪遗留下来的论说，竭力排斥江左吴音。《洪武正韵》的粗疏，这里已经显露出它的征兆了。另外，书中对今韵、古韵完全不加区别，如《东韵》收入“窗”字、《先韵》收入“西”字之类，虽然旧典中有依据，但实际施行起来颇令人惊骇。它的注文繁杂，体例混乱，也有杂乱粗疏的毛病。只是它征引广博，足以供考证使用；对于每一个字、每一句，必定列出依据，没有凭空臆断、伪造撰述的地方。与后来明人的韵谱相比，它还保留着可供取法的规范。△《四声等子》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钱曾《读书敏求记》说，这就是刘鉴所作的《切韵指南》，曾经重刻一次，只是改了书名。现在拿两部书互相校勘，像辨音和、类隔、广通、局狭、内外转摄振救、正音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以及双声叠韵的体例，虽然在《指南》《门法玉钥匙》中都已经具备，但词义的详略、明白与隐晦，却截然不同。至于内摄的《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摄的《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摄图，虽然也和《指南》相同，但本书《曾摄》作内八，《指南》作内六；《流摄》本书作内六，《指南》作内七；《深摄》本书作内七，《指南》作内八：这些都有小小的不同。至于把《江摄》外一附在《宕摄》内五之下，把《梗摄》外七附在《曾摄》内六之下，而《指南》则各自另作一图，这在体例上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指南》也把《假摄》外六附在《果摄》内四之下，但偶尔合并两个摄。然而《假摄》统辖《歌》《麻》两韵，《歌》《麻》本来相通，所以《假摄》可以附在《果摄》之下。像本书把《江》附在《宕》下，却不知道《江》与《东》《冬》相谐而不与《阳》《唐》相通；把《梗》附在《曾》下，又误把《庚》《蒸》通作一韵，看来似乎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另外，本书《七音纲目》把帮、滂、并、明、非、敷、奉、微这些唇音列为宫，把影、晓、匣、喻这些喉音列为羽，这相当改变了《玉篇》五音的旧制。《指南》的《五音诀》明明还在，并没有把唇音列为宫、把喉音列为羽，因此也不能把它们混作一部书。《切韵指南》卷首有后至元丙子熊泽民的《序》，说古代有《四声等子》，是流传下来的正宗，但其中的分析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关西刘士明著书名为《经史正音切韵指南》，那么刘鉴《指南》的十六摄图，就是因此书而改正了把《宕摄》附在《江摄》下、把《曾摄》附在《梗摄》下的错误，可见此书确实不是刘鉴所作。以字学中论述等韵的书来说，除司马光《指掌图》外，只有此书保存了较多古法，所以一并抄录保存，以备一家之学。△《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译元代刘鉴撰。刘鉴字士明，自署为关中人。关中地域广大，不知道他究竟隶属于哪个郡县。《切韵》一定以《等子》为宗，司马光作《指掌图》，等韵的方法到这时才详备。刘鉴撰写这部书，就以《指掌图》为底本，同时参考《四声等子》，增加格子门法，对于出切、行韵、取字等问题，才开始分辨清楚。因此学者使用起来很方便。至于开合二十四摄、内外八转以及通广、局狭的差异，刘鉴都略去不说。大概在创立方法之初，已经有许多牵挂和纠纷，所以姑且把它们搁置了吧？然而谈论等韵的人，直到今天大多称引《切韵指南》。现在姑且把它著录下来，用来备考这种方法沿革的源流。原本末尾附有明代释真空的《直指玉钥匙》一卷，查验后就是释真空《编韵贯珠集》中的第一门、第二门，不知是什么人割裂了其中的文字，缀接在此书之后。又附有《若愚直指法门》一卷，文辞和旨意都拙劣艰涩，和《贯珠集》相同，也没有什么可采录的地方。现在一并删去，不予著录。△《洪武正韵》十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洪武年间奉诏撰成。当时参与编纂修订的有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编修朱右、赵埙、朱廉，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答禄与权；参与评定的有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陶凯。此书成于洪武八年，宋濂奉诏为它作序。它的主旨是斥责沈约的音为吴音，一概用中原的韵来纠正沈约的错误。又把平、上、去三声各分为二十二部，入声分为十部。这样一来，古来相传的二百零六部合并为七十六部。它的注释一概以毛晃《增韵》为稿本，只是又参考其他书稍作增删。大概历代韵书从此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考察《隋志》记载沈约《四声》一卷，《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著录，可见他的书到唐代已经失传。陆法言《切韵序》作于隋文帝仁寿元年，但他编书是在开皇初年。序中所说的韵书作者，只有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完全没有提到沈约。这说明沈约的书在隋代已经不在北方流行。现在考察沈约所编诗赋，在上、下平声五十七部中，《东》《冬》《锺》三部相通，《鱼》《虞》《模》三部相通，《庚》《耕》《清》《青》四部相通，《蒸部》《登部》各自独用，这和今天韵书的分合都不同。这十二部的仄声韵也都与之相应。其他如《八咏》诗把“苇”字押入《微韵》，和《经典释文》中陈谢峤的读法相合；《梁大壮舞歌》把“震”字押入《真韵》，和《汉书·叙传》相合；《早发定山》诗把“山”字押入《先韵》，《君子有所思行》把“轩”字押入《先韵》，和梁武帝、江淹的诗相合；《冠子祝文》把“化”字押入《麻韵》，和《后汉书·冯衍传》相合。这些和今天韵书收字也很不一样。宋濂的《序》竟把陆法言以来的韵书说成是沈约所作，错误实在太严重。陆法言《切韵序》又说：“从前在开皇初年，有仪同刘臻等八人，一同到法言门下住宿，谈论到音韵问题。由于当今的声调本来就各有区别，各家取舍也不相同。” 吴、楚一带的声调有时失之轻浅，燕、赵一带的声调则多失之重浊。秦、陇一带把去声读成入声，梁、益一带的平声近似去声。江东采用的韵，又和河北不同。于是谈论南北音韵的是非、古今音韵的通塞，想要重新搜集选择精确切当的材料，删去疏缓不切的部分，萧该、颜之推作了许多决定。魏著作对法言说：‘先前的论难，疑难之处全都解决了，我们几个人，应该确定的也都确定了。’法言于是就在烛光下握笔，略记下纲要。”现在《广韵》卷首列出共同审定的八人姓名，说是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那么不仅韵书并不是由吴人审定的，而且《序》中“江左取韵”等话，已经深深斥责吴音的弊病，怎么还能反过来说是吴音呢？至于唐代李涪，没有深入考察，就撰写《刊误》，任意放肆地讥评，诬蔑实在太过分。宋濂在明初被称为博学宿儒，不应当沿袭错误、继续谬说到这种地步。大概明太祖既想重新编造这部书，以改变古法，如果不诬陷古人有罪，就没有改动它的名义。宋濂也不过是曲意求学、迎合世俗，强行舞文罢了。然而源流本末，古籍记载清楚，天下后世怎么可能完全蒙蔽自己的眼睛呢？看《广韵》平声三《锺部》“恭”字下注说：“陆法言把恭、蜙、纵等字收入《冬韵》，这是错误的。” 可见一个字纽的错误，古人早已经改定了。又《上声二《肿部》“湩”字下注说：“是《冬部》的上声。” 这是因为《冬部》的上声只有这一个字，不能另立一部，所以把它附入《肿部》之中，同时一定加以注明，不让它和其他字混淆。古人分析音韵，谨慎竟到了这种程度。宋濂却凭个人臆见妄加改动，蛮横地毫不顾忌，难道不是荒谬吗？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国初顾禄作宫词，有人因此进言，朝廷想治他的罪。等看到他的诗集，才知道原来用的是《洪武正韵》，于是释放了他。”这是因为此书刚刊行时，急于推行它的缘故。然而整个明代终究不能使它通行天下，这说明是非之心最终还是有不可强夺之处。另外，周宾所《识小编》说：“洪武二十三年，《正韵》颁行已经很久，皇上认为其中字义、音切仍有很多不恰当之处，命令词臣再次校订。学士刘三吾说：前后的韵书，只有元代国子监生孙吾与编纂的《韵会定正》，音韵归于统一，应该可以流传。于是把这部书进呈上去。皇上阅览后认为很好，改名为《洪武通韵》，命令刊行。现在这部书已经不流传了。”如此看来，太祖自己也明白它并不完善。这部书本来不值得著录，但因为它关系到有明一代统一文辞的治理，如果删去不载，韵学沿革就不完整。正如记载前代典章制度，即使那些制度极为不完善，也一定要载入史册，本来不能抹去它们的痕迹，使后世无从考察。△《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馀》五卷、《古音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杨慎撰。杨慎另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四部书虽然各自分为卷帙，但考察它们的体例，实际上本来是一部书。只是因为陆续写成，来不及等到全部完备，每得到几卷就拿出来刊行问世，所以题名各不相同。看《古音猎要》的《东》《冬》两韵，共同标出“鞠朋众务调萝窗诵双明萌用江”十三个字；这些字和《古音丛目》《东》《冬》两韵所标的完全重复，和《古音馀》《东》《冬》两韵所标的也有五字重复。这正是随着记忆所及、随手编成，彼此参差、互相重复，没有归于统一的明证。这些书都仿照吴棫《韵补》的体例，按照今韵划分韵部，再把古音相合的字分别归入其中。然而，条理大多不够严密。例如《周易·涣》六四爻“涣有丘，匪夷所思”中，“丘”与“思”押韵。《无妄》六三爻“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中，“灾”古音为“菑”，“牛”古音为“尼”，与“灾”押韵。《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中，“能”古音为“奴来反”，与“知”押韵。慎在《古音丛目》的支韵中，“丘”字下只注“《诗》”，“牛”字下只注“《楚词》”，而“能”字下却不注明出处。又如《系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慎在《古音丛目》《五歌》韵中，知道“宜”字读“牛何切”，便在字下注明“《易》：神而化之”；至于“为‘毁禾切’”，却只注“见《楚词》”。又《易彖传》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其中“妇”与“子”“弟”二字押韵。慎在《古音丛》四纸韵中“妇”字下，只引用《西京赋》，标作“房诡切”。《丰》六二爻：“丰其蔀，日中见斗。”“蔀”古音为“蒲五切”，“斗”古音为“滴主切”，所以九四爻中“蔀”“斗”二字与“主”押韵。又《系辞传》：“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母”字与上文的“度、惧、故”押韵。慎在《古音丛目》语麌韵中，“斗”字下只注“《毛诗》”，“母”字下只注“《易林》”。这些都没有追究根本，只是随意搜集材料。况且古音都是字的本来读音，不可以随意借谐声字辗转分列。比如江韵的“江、窗、双、控”四字，《古音猎要》全都收入冬韵；《注》说：“读作‘駹’。‘駹车’在古书中写作‘龙车’。”《犬人》说：“凡是举行珥祭、沉祭、辜祭，都可以使用駹。”《注》说：“古书写作‘龙’。” 可见，“駹”的本音就是“龙”，它归入东韵是本来的读音，不能为了押“駹”韵而把“龙”改读。“封”与“邦”相通，“邦”的古音与“丰”声相谐；“红”与“江”相通，“江”的古音与“工”声相谐。它们也都是以东、冬二韵为本韵，不能把“封”“红”改收入江韵。大概慎在博闻广识方面超过陈第，但在深入通晓古音的根本方面却不如陈第。因此，他搜集秦、汉古书，材料相当完备；可是安置材料不得其当，于是常常出现错乱、遗漏和抵牾。由于他的征引考据十分丰富，终究不是明代那些空疏之作所能相比的，所以仍然收录此书，以备择取。△《古音略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杨慎撰写。这部书选取《易》《诗》《礼记》《楚词》以及《老子》《庄子》《荀子》《管子》等诸子书中有韵的词语，标作《略例》。例如《易例》中的“日昃之离”，“离”读作“罗”，与“歌”“嗟”押韵；“三岁不觌”，“觌”读作“徒谷切”，与“木”“谷”押韵；“并受其福”，“福”读作“偪”，与“食”“汲”押韵；“吾与尔靡之”，“靡”读作“磨”，与“和”押韵。这些都颇与古音相合。又如“嘒彼小星，维参与昴”，旧时把“昴”读作“力求切”，杨慎根据《史记·天官书》徐邈的注音，把“昴”读作“旄”；下文“抱衾与裯”的“裯”读作“调”，“寔命不犹”的“犹”读作“摇”。现在考察郭璞注《方言》说“裯，丁牢反”，《檀弓》说“咏斯犹”，郑玄注说“犹应当作摇”，可见这两个读音确实都有根据。杨慎又说：“吴棫对《诗》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一句，认为‘劳’一定要叶音读作‘僚’；对‘我思肥泉，兹之永叹’一句，认为‘叹’一定要叶音读作‘他涓切’；‘出自北门，忧心殷殷’一句，认为‘门’一定要叶音读作‘眉贫切’；‘四牡有骄，朱幩镳镳镳’一句，认为‘骄’一定要叶音读作‘高’。他没有想到古韵宽缓，即使按字的通常读音也可以押韵，何必劳累唇齿、耗费简册呢？”这种论说也颇为切中要点。至于《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资财有馀。是谓盗夸”，杨慎根据《韩非子·解老篇》把“夸”改为“竽”，认为“竽”才与“馀”字押韵，柳宗元诗中仍押“盗夸”韵都是错误。现在考察《说文》，“夸”字从“大”，“于”声，那么“夸”的本音显然不是“枯瓜切”。所以《楚词·大招》说：“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 《集韵》说：“‘姱’有时写作‘夸’。”又《吴都赋》说：“列寺七里，侠栋杨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可见“夸”与“馀”押韵，正合古音，杨慎反而斥责它，实在是考察不周。又《易》说：“《晋》，昼也。《明夷》，诛也。”

译杨慎认为古代“诛”字也有“之由切”的读音，与“昼”押韵。孙奕把“诛”改为“昧”，将“昧”叶音读作“幕”，这是错误的。现在考察《周礼·甸祝》“禂牲禂马”，情况也与此相同。郑玄把“禂”读作“诛”，那么杨慎的说法似乎也有根据。但是，“昼”字的古音读如“注”。张衡《西京赋》说：“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又《易林·井之复》中“昼”与“据”押韵，《井之涣》中“昼”与“故”押韵，《涣之蛊》中“昼”与“惧”押韵。由此可知，古韵中的“昼”不读作“涉救切”，怎么能舍弃它的本音，反而取“诛”的别音来押韵呢？又如《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杨慎把“诛”读作“之由切”，却不知道“侯”的古音为“胡”，正好与“诛”押韵。又《易林》说：“蜘蛛之务，不如蚕之緰。”杨慎把“务”读作“蝥”，把“緰”读作“钩”，却不知道“緰”的古音为“俞”，正好与“务”押韵。大概这部书是靠搜集材料拼成的，所以有些说法相合，有些说法不合，不如后来顾炎武、江永等人能够贯通古音的本末。△《转注古音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慎撰写。此书前有《自序》，大意认为《毛诗》《楚词》中有叶韵，其实并没有超出《保氏》转注的方法。《易经疏》说“贲有七音”，最早阐发了这一例证。宋代吴才老撰写《韵补》，才开始编成专书。学者如果知道叶韵只是叶韵、转注只是转注，就好比只知道二和五相加等于十，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考察叶韵之说，始于沈重《毛诗音义》（见《经典释文》）；后来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都沿用了这种说法。后人称作叶韵，从这里开始发生错误；但它与六书中的转注完全没有关系。杨慎的书仍采用叶韵之说，却把名称改成转注，这就像把“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一样。例如四江中的“釭”字，《说文》说“从金，工声”；“{窗心}”字，《说文》说“从穴，声”。那么“釭”读“工”，“{窗心}”读“”，都是它们本来的读音，既没有所谓转音，又哪里用得着他的注释呢？姑且只从杨慎这部书来评论，它所注的转音也有很多错误。例如蒸韵的“龙”字，引用《周礼》“龙勒杂色”，认为应当转入三江。却不知道《玉人》“上公用龙”一句，郑司农说“龙应当作尨”；而《左传》“狐裘尨茸”，就是《诗经》“狐裘蒙戎”。所以应当是“尨”从“龙”转音，而不应把“龙”读作“莫江反”。又如蒸韵的“朋”字，杨慎引用逸诗“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认为应当转入一东。却不知道“弓”的古音为“肱”，《小戎》《采绿》《閟宫》以及《楚词·九歌》等篇章中的相关语句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应当是“弓”从“朋”转音，而不应把“朋”读作“蓬”。像这一类情况，都是不明白古音的根本。由于此书引证相当广博，也有足以供考证之处，所以顾炎武撰写《唐韵正》时仍有所采纳。△《毛诗古音考》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第撰写。陈第有《伏羲图赞》，已经著录。论述古韵的人始于吴棫。然而《韵补》一书庞杂割裂，错误的说法流传开来，使古韵反而更加混乱。本朝顾炎武撰《诗本音》，江永撰《古韵标准》，用经书证明经书，才廓清了妄说；而首先开辟道路的，实在是这部书。它的大意认为，古人的语音原本与今天不同。凡是今天所谓的叶韵，都是古人的本音，并不是随意改读、辗转牵强迁就。例如“母”一定读作“米”，“马”一定读作“姥”，“京”一定读作“疆”，“福”一定读作“偪”等，逐篇考察，都截然分明而不紊乱。又《左传》《国语》《易象》《离骚》《楚词》、秦碑、汉赋，乃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都与《诗经》相合，可以相互证明。于是他排比经文，参照各种典籍，确定为本证、旁证两条。本证，是《诗经》内部相互证明，用来探求古音的源头；旁证，是其他经书所载，以及秦汉以后距离《风》《雅》时代还不远的材料，用来推究古音的流变。这样钩稽考察、互相验证，本末秩然有序。他所下的功夫可以说十分深厚。虽然其中如把“素”读作“苏”这一类，不知道古代没有四声，不必再分平声、仄声；又如把“家”读作“歌”、把“华”读作“和”这一类，不知道这是汉魏以后发生的转韵，不能用来贯通《诗经》三百篇，都还不够严密。然而，他所列的四百四十四个字，每一条说法都有根据，每一条典故都追究了本源。与其他学者拘泥于今天的韵，把古音妄加通转相比，差距实在极大。当初陈第写成此书，除了焦竑以外，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学说，所以刻版很快散佚。这一版本以及《屈宋古音义》，都是建宁徐时作购买所得的旧刻本，后来重新刊刻流传。虽然篇卷不多，但要想探求古韵的津梁，除去这部书便没有途径了。△《屈宋古音义》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第撰写。陈第已经撰成《毛诗古音考》，又认为《楚辞》距离《诗经》中的风人时代不远，也是古音的遗存，于是选取屈原所作《离骚》等二十五篇，删去《天问》一篇，得到二十四篇；又选取宋玉《九辩》九篇、《招魂》一篇，再加上《文选》所载《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共得十四篇，合计三十八篇。其中韵与今天不同的字有二百三十四个，分别推求它们的本音，与《毛诗古音考》相互发明。只是每个字都列出本证，旁证则有时附在字下，不另列条目。体例略有不同，是因为前一部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原书为一卷，后面两卷则把三十八篇分别作笺注，读音仍分别列在各句下面。大概是因为考察古音，又涉及训诂，所以附录在书后，并以“音义”为名。实际上篇卷前后相连，并不是另外一部书。因此不拆分置于集部，仍与《毛诗古音考》一同收入小学类。

译△《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写，雍正四年完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详细说明圣祖仁皇帝亲自指授编纂的宗旨，并刊刻颁行。自汉明帝时，西域的切韵之学随着佛经一同传入中国，所谓用十四种音贯通一切文字，就是这种学说。然而，这部书没有流传于世。到了汉魏之间，孙炎创制反切；齐梁之际，王融创作双声；等韵之学逐渐萌芽，实际上暗中合乎这种遗法。到神珙以后，这门学问大为流行。流传到今天的，有司马光《指掌图》、郑樵《七音略》、无名氏《四声等子》、刘鉴《切韵指南》。条例日益严密，但格局上的限制也日益增多。只有我朝图书中的十二字头，采用合声相切的方法，缓读时是两个字，急读时是一个音，完全依据人声的自然规律。用《左传》的“丁宁”读作“钲”、“句渎”读作“穀”，《国语》的“勃鞮”读作“披”，《战国策》的“勃苏”读作“胥”等例子来验证，与三代的古法也相符合。因此特地下诏命儒臣，以此建立标准。书首列出韵谱，确定四等韵的轻重。每一部都沿用今天韵书的名称，同时附载《广韵》的子部，以保存旧制，并据此考察哪些应当合并、哪些应当分开。字按三十六字母排列，采用韩道昭《五音集韵》、熊忠《韵会举要》的体例。字下的读音则详细列出各家的异同，协调的便采用，不存心标新立异；不协调的就改用合声，也不迁就着去强求相同。大体上，用上字确定声母，都取自支、微、鱼、虞、歌、麻几个韵部，因为这几个韵能够生成各种声音，也就是国书的第一部。用下字确定韵母，清声都取自影母，浊声都取自喻母，因为这两个声母是本韵的喉音，所有声音都从喉部发出并在喉部收束。有的音有其音而没有相应的字，就借用其他韵、其他声母中读音相近的字来代替。书中有今用、协用、借用三种例法，使读音可以曲折相求、委婉旁证，这也就是汉儒所说“某读如某”“某音近某”的意思。只是它辨别细微，善于比拟，不是古人所能达到的。自从有韵书以来，再没有比这种方法更简捷的，也没有比这部书更精密的了。△《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写。它以西番字母参照天竺字母，贯通、合并二者的异同，并分别用汉字标注其读音。第一部分是《天竺字母谱》，共列音韵十六字、反切三十四字。第二部分是《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十二谱》，把十六个音韵字母与三十四个反切字交错配合，形成一千二百一十二字。第三部分是《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其中字母共有三十个；天竺所有的有二十四个，天竺没有而西番有的有六个。除去与天竺相同的字母所产生的字也相同以外，由这六个字母产生的字共有四百三十四个。大概佛经中的各种咒语都是天竺音，只有佛号、地名多用西番语，所以另行列出，以便使用。第四部分是《天竺西番阴阳字二谱》，分别列为阴字、阳字、可阴可阳字、可阳可阴字四类。第五部分是《大藏字母同异谱》，以钦定天竺字母为经，以僧伽波罗等十二家所翻译的字母为纬，互相验证其分合、增减。第六部分是《华梵字母合璧谱》，把中西各种音、新旧各种方法一一贯通，汇集而成大成。西域有这种音而中国没有这种字的，全都用合声方法取出。两个音相合的，就把两个字并列书写；三个音相合的，就把三个字并列书写。前面有发声、后面有余声的，就把相应的字重叠书写。其中音有轻重的，重音用大字书写，轻音用小字书写，并在下面详细注出反切以及喉、牙、齿、唇、舌等发音部位。各种区别都精确到分寸，细微之处也探究殆尽。考察声韵之学，它起源于西域，自汉明帝时随着佛经一同传入中国。由于文字彼此不同，所以在中国没有流行。关于它的起源，只见于《隋书·经籍志》。所谓“十四声贯通一切文字”，其方法已经无法详考。晋太始初年，沙门竺昙摩罗察翻译《光赞般若经》，开始传授四十一字母。此后各僧人所译，彼此有所不同，但都只在印度教法中自行使用。唐贞观年间，吐蕃宰相阿努才用西番文字翻译天竺五十字母，也只在吐蕃本土自行使用。自沙门神珙撰作《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收入《大广益会玉篇》末尾，字母之学才开始流入儒家书籍。自郑樵得到西域僧人的《七音韵鉴》，才在中国大为流行。然而西域的语音无穷无尽，中国的文字却有定数，其中有音而没有字的，占十分之六七。等韵图有的用空圈记录，有的竟然只留空格，让人根据上下左右的关系，联类排比来推求；不是心领神会的人，无法得到答案。所以郑樵《六书略》说，汉语有二合音，却没有二合字；梵语有二合、三合、四合音，也各有相应的文字。他举娑缚的二合、啰驮曩的三合、悉底哩野的四合为证。沈括《梦溪笔谈》也说，梵语“萨嚩诃”三个字合起来说，就是《楚辞》中的“些”字。然而沈括没有完成这部书，郑樵所作《七音略》对于没有文字的音仍然只留空格，难道不是已经知道这种方法，却没有把同类情况全部补充完备吗？我皇上的声威远播，绀园中的高僧大德仰慕圣德而东来。梵文经典和梵呗声调，都由皇上亲自翻译而得；既能不失原意，编校这部书时，又按照国书十二字头的方法补足了原先的不足。并且说明体例、创立条例，也多次经过圣上裁定修改，之后才完成。所以古代重视翻译却始终不能通晓的内容，如今一打开书卷便能心领神会。声韵相通，歌颂同文之盛，这确实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事。△《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成。

译字数和分部都仍依照《佩文诗韵》。只是根据今韵分合的情况，区别古韵的异同。例如，《江韵》单独使用，就以一韵为一部；《东》《冬》两韵通用，就以两韵为一部；《支》《微》《齐》三韵通用，就以三韵为一部。每一部都附列叶韵，大致如同吴棫《韵补》。只是《韵补》对今韵的每一部都分别列载叶韵；本书则是一部单独使用的，附在本部末尾，几个部共同使用的，就总附在这些部的末尾。例如“蒙”字叶“莫邦切”，就单独附在《江部》之后；“江”字叶“户公切”，就总附在《东》《冬》两部之后；“鱼”字叶“鱼羁切”，就总附在《支》《微》《齐》三部之后。古今语音的递变，也如大篆、小篆、隶书、八分的递变，有的相互承袭，有的相距十分遥远。用相距很远的语音来歌咏，古代虽然有依据，今天却不能完全协调。唐人的古诗，大体使用的都是彼此相近的语音。所以《东》《冬》《江》三韵的古音虽然相同，本书仍把《东》《冬》列为一部，把《江》另列为一部。《支》《微》《齐》《佳》《灰》五韵的古音虽然相同，本书把《支》《微》《齐》列为一部，把《佳》《灰》列为一部。这些安排都是既不违背古音，又能在今天实行。至于叶韵的说法，自宋代以来争论更加纷繁。有人说庚韵收穿鼻音，真韵收舐腭音，两者不能互相叶韵；然而“嘉名”“灵均”这样的用韵，竟见于屈原的《骚》。有人说《江》韵本来通《东》韵，《阳》韵本来通《庚》韵，两者不能互相叶韵；然而“成双”“鸳鸯”这样的用韵，竟见于徐陵的赋。这里认为不同，那里却认为相同；这里认为相通，那里却认为有碍。各人都坚持一套道理，彼此互有胜负，这就是所谓越整理反而越纷乱。本书所收，只依据古书注文中确实记载有这种音的字，使它们按类别归在一起。前面有所承接，后面就有所依据，不再旁牵博引、广泛争辩，以免枝蔓横生。它能够排解纠结、消除纷争，尤其抓住了要领。对于数百年来讲论古韵的人来说，确实是独自斟酌而取其中正理的一部书。△《钦定音韵述微》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成。本书合声切字的方法，完全依据《钦定音韵阐微》。稍有不同的是，《阐微》以三十六母作为字纽的排列次序，所以《东韵》以“公”字为首这一类情况，与部首标目有时相应，有时不相应，并不拘泥。现在则某部部首字属于哪一声母，就以该声母为首；其下各声母所统属的字，依次排列，使之统一。分部仍然遵从御定《佩文诗韵》。稍有不同的是，依照《音韵阐微》把《文》《殷》分为两部，并把《殷部》附在《真部》之后，而不附在《文部》之后。本书所收字数，除《佩文诗韵》收录的一万二百五十二字外，凡是续行增收的字，都按每个字纽排列：依据《音韵阐微》增补的列在前，依据《广韵》增补的列在其次，依据《集韵》增补的又列在其后。有的字笔画略有不同，音义训释稍有差异；旧韵中重复收录而实际上已经不能再相互押韵的，就删去不收。至于旧韵没有而今天通常使用的字，例如“阿”字，旧时只作“陵阿”的意义，收入《歌韵》；现在它是国书十二字头之首，于是收入《麻韵》。“鎗”字旧时解释为酒器，收入《庚韵》；如今酒器已没有这个名称，而军器中有这个字，于是增入《阳韵》。又如“查”字本义是浮木，而今天解释为察看、核查；“参”字本义是稽考，而今天解释为纠察弹劾；“炮”字本义是飞石，而今天解释为火器；“埽”字本义是泛除，而今天解释为楗茭。这些字既然已经人人都读作同一音，就属于势在必行、不能废除的情况。这就像《麻韵》的字，古音都与鱼、虞二韵相通，自从字母传入中国以后，才有《麻韵》这一呼，于是不能不增设这一韵。姬本来是周姓，自战国以后才用作妾御的名称，于是也不能不增加这一义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总之，既要顺应实际，也要顺从习俗，各种意义都有适当之处，不能再拘泥于古法。相互注释的体例是：凡一个字在两个韵部都收录的，意义相同，就注“又某韵”；意义不同，就注“与某韵义异”。体例与《礼部韵略》相同。若它与另一韵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就注“又某韵，与某韵音异”。有的字有多种训释而只有一个义项可以相通，就注“惟某义与某韵同，馀异”。这样就比《韵略》更加严密。诠释的体例是：凡《说文》《玉篇》《广韵》《集韵》中已经有的内容，因为这些书并非罕见之书，没有必要再烦琐地注明篇名。其他材料则一个字、一句话都必定注明出处，以表明有所依据，同时也补充各韵书所没有的内容。因为《音韵阐微》重在字音，所以训诂不求详尽；本书重在字义，所以考据务求核实。两部书相互补充并行，小学的深奥内容确实没有丝毫遗漏和遗憾了。△《音论》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顾炎武撰。顾炎武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经著录。自陈第撰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以后，古音研究的门径才开始明晰。但陈第开辟草莱、清理纷乱，仍未能深入精密地研究。到顾炎武才探究根源，推考经传，撰作《音学五书》加以订正。这是五书中的第一部。上卷分三篇：一为《古曰音今曰韵》，二为《韵书之始》，三为《唐宋韵谱异同》。中卷分六篇：一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二为《古诗无叶音》，三为《四声之始》，四为《古人四声一贯》，五为《入为闰声》，六为《近代入声之误》。下卷分六篇：一为《六书转注之解》，二为《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三为《反切之始》，四为《南北朝反语》，五为《反切之名》，六为《读若某》。共十五篇，全部引用古人的说法相互验证。其中只有关于入声改变、扰乱旧法的论述不很准确，其余都从根本上详尽说明，足以订正俗学的错误。这大概就是《音学五书》的纲领。本书成于崇祯癸未年，当时旧本《集韵》和别本《广韵》都还没有刊行，所以不知道唐、宋韵部分的异同，是由于陈彭年、丁度所造成的。

译另外，唐代封演的《见闻记》当时也尚未刊行，所以也不知道唐人的官韵是由许敬宗制定的。然而全书立论精深广博。一百多年来，讲论韵学的人虽然越阐发越细密，有的已经超出顾炎武的论述；但在阐明古义方面，自陈第以后，顾炎武始终屹立为正宗。陈万策《近道斋集》中有《李光地小传》，称李光地的音学得自顾炎武。陈万策又作《李光地诗集后序》，称李光地推尊顾炎武的音学，与古代先贤的见解精妙契合。因此，所注古音不采用吴棫的《韵补》，而采用顾炎武的《诗本音》。那么这部书是善本，也就大致可以看出来了。△《诗本音》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顾炎武撰，是《音学五书》的第二部。本书遵从陈第关于《诗》没有叶韵的说法，不与吴棫的《补音》争论，也完全不采用吴棫的体例。只是把《诗经》原文所用的音相互参照，再用其他书来证明，说明古音原本就是这样读的，并不是为了迁就而强行解释，所以称为“本音”。每一首诗都完整列出经文，并在句下注明其音。与今韵相合的，注作“《广韵》某部”；与今韵不同的，就注作“古音某”。总体说来，本书比陈第的书细密，却比江永的书疏略。因此江永撰作《古韵标准》，对本书加以驳正的地方很多。然而本书与江永意见相合的有十分之九，不合的有十分之一。南宋以来随意改读叶韵的错误说法，到这时才一一得到廓清，其功劳很大。应当用江永的书来辅助本书，不能因为江永的书而废弃本书。至于毛奇龄卖弄博学、争强好胜，一定要同顾炎武反复诘难，这只是文人相轻的习气，更不足以作为定论。△《易音》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顾炎武撰，是《音学五书》的第三部。本书依据《周易》来考求古音。上卷是《彖辞》《爻辞》，中卷是《彖传》《象传》，下卷是《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其中的用音往往与《诗经》不同，有时甚至不押韵。因此顾炎武作注时，凡是与《诗经》音不同的，都认为是偶然使用了方音；不押韵的地方则缺而不注。考察《春秋传》所记载的繇辞，没有不押韵的，有人认为那是《连山》《归藏》的文字。然而汉代儒者所传的不过是《周易》，而《史记》记载大横的征兆时，其繇辞也是这样。推想占卜者另有自己的书，像焦赣《易林》一类，并不是《周易》的原书。而《周易》原书则像周、秦诸子的著作一样，有时押韵，有时不押韵，原本没有固定体例。其中的韵有时夹杂方音，也不能要求每一处都推求出确切读法。所以《彖辞》《爻辞》中不押韵的很多，押韵的也只是间或有之。《十翼》中押韵的固然很多，但不押韵的也交错出现其中。它不像《诗经》三百篇那样要协调音韵、用于歌咏并配合管弦乐器，不押韵就不能成章。顾炎武对于那些无法押韵的地方，例如《乾卦》九二与九四中间隔着一爻，却说因为意义相承接，所以韵也相承接之类，不免有穿凿附会。又如六十四卦的《彖辞》只有四卦押韵，大概只是偶然相合，却把它标举为例，也不免牵强。然而，他考核精确的地方，对于古音仍有许多帮助，当然可以保存下来作为旁证。△《唐韵正》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顾炎武撰，是《音学五书》的第四部。本书用古音来订正《唐韵》的错误。书首《凡例》说：“凡是韵部中的字，今音与古音相同的，就不注；不同的，是韵谱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就注作‘古音某’，并引用经传文字加以证明。同一韵中大都相同、只有几个字错误的，只注这几个字，《一东》就是这样。同一韵全部错误的，就每个字都注，《四江》就是这样。同一韵中一半相同的，相同者略注，不同者详注，并说明它本来是两个韵而误合为一，《五支》就是这样。同一韵全部相同而没有错误的，就不注，《二冬》《三锺》就是这样。”大致说来，就是逐字考求古音：应当移出的就移出，应当移入的就移入。与其他家拘泥于今韵来谈古音，只知道某字应当收入，却不知道某字应当移出，以至今音古音纠缠在一起、无法究明的做法相比，本书体例尤其清楚。它与顾炎武所作《韵补正》都是善本。然而，《韵补》把错误的叶韵当作古音，可以说应当加以订正；至于《唐韵》，本来是为四声而设，并不是讲古韵的书。语音随着时代迁移，这是变化而不是错误，一概称为‘正’，在意义上并不恰当。” 这就是顾炎武拘泥古法的过失，他的偏颇之处也不能不了解。△《古音表》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顾炎武撰，是《音学五书》的第五部。全书分为十部：以《东》《冬》《锺》《江》为第一部；以《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为第二部；以《鱼》《虞》《模》《侯》为第三部；以《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为第四部；以《萧》《宵》《肴》《豪》《幽》为第五部；以《歌》《戈》《麻》为第六部；以《阳》《唐》为第七部；以《耕》《清》《青》为第八部；以《蒸》《登》为第九部；以《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为第十部。各部都以平声为部首，其他三声随附其后。移入的字和拆分、合并的韵部，也附列在其中。用古法考察，大多能够相互吻合。只是关于入声拆分配置的说法，论述十分详细。然而，改变并扰乱旧韵部的安排，评论者多有不同意见。他的门人潘耒撰作《类音》八卷，受到李光地《榕村语录》的严厉批评。潘耒此书的滥觞，就在这部《古音表》。它与顾炎武所著的五部书合在一起编成卷帙，应当一并保存，以完整体现一家之言。况且它对古音的配列归属，确实有足以纠正吴棫以来错误的地方，所以仍予著录，作为参考。△《韵补正》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清朝顾炎武撰。考察《宋史·艺文志》，吴棫有《毛诗叶韵补音》十卷，又有《韵补》五卷。自朱子撰作《诗集传》而采用他的《毛诗叶韵补音》以后，儒者因为朱子而不敢议论吴棫。

译又因为连《毛诗叶韵补音》都不敢议论，也就不敢议论他的《韵补》。顾炎武这部书，对于吴棫虽然也委婉地回护，曾说“哪里能找到像才老这样的人同他讨论韵学呢”；但他所作《诗本音》已经不再遵从吴棫的说法，到了这部书中，更是一一加以纠正驳斥，毫不宽贷。大概说来，攻击《韵补》是他的本意，推重吴棫只是委婉的说辞。考察《朱子语录》，其中说“吴才老的《补音》很详细，但也有推论不通的地方”，可见朱子对于吴棫的书，本来也不认为完全没有可议之处。马端临《经籍考》特意把朱子这条话列在《毛诗叶韵补音》之下，也是有深意的。顾炎武这部书，完全没有叫嚣攻击的言辞；只是分别说明古音叶读的错误和今韵通用的不合理之处，使得是非得失自然显现。可以说既不违背辨明是非的正道，也没有陷入门户之争。△《古今通韵》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为了排斥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而作。书中创立了“五部、三声、两界、两合”的说法。所谓五部，是把《东》《冬》《江》《阳》《庚》《青》《蒸》归为一部；把《支》《微》《齐》《佳》《灰》归为一部；把《鱼》《虞》《歌》《麻》《萧》《肴》《豪》《尤》归为一部；把《真》《文》《元》《寒》《删》《先》归为一部。把《侵》《覃》《盐》《咸》归为一部。所谓三声，是平声、上声、去声三声相通，但不与入声相通；与入声相通的，称为“叶”。所谓两界，是把有入声的《东》《冬》《江》《阳》《庚》《青》《蒸》《真》《文》《元》《寒》《删》《先》《侵》《覃》《盐》《咸》十七韵归为一部，把没有入声的《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萧》《肴》《豪》《尤》十三韵归为一部，二者互不相通；能够相通的，称为“叶”。所谓两合，是把无入声的十三韵的去声同有入声的十七韵的入声通用，但不与平声、上声相通；能够同平声、上声相通的，称为“叶”。考察毛奇龄的论例，他既然说所列五部是按照五音分配的，即使想增加一部或减少一部，也有不可行之处。可是他又把它们分成两界，这样五音的条例就混乱了。既然分成两界，又把无入声的十三韵的去声同有入声的十七韵的入声合用，这样两界的条例又混乱了。至于三声的条例，原本说的是平声、上声、去声相通，而不与入声相通。而两合的条例又说去声、入声相通，却不与平声、上声相通，那么三声和两合岂不是又彼此自相矛盾了吗？大概他的问题在于，不是用古音来探求古音，而是拘泥于今韵的分部来探求古音；又不知道古人的语音也会随时代而变化，却把它们一概比附而合并。因此，引用的材料越广博，异同就越多，不得不设置许多条例来包容它们。等到条例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严重，于是不得不以遁辞自我解说，“叶”的说法便由此产生了。这都是逞强炫博、争强好胜的念头牵引而造成的。不过，他所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其中颇有足以资助考证的内容；作为保存一家之学说的著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虽然已经排斥，最终还是保存了它。△《易韵》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古人的辞语，大多讲究音韵和谐。《周易》的爻辞、象辞，大体上也有韵，但往往不拘泥于押韵。因此，吴棫撰写《韵补》时，很少引用《周易》。到了明代，张献翼才开始撰写《读易韵考》七卷。但张献翼不了解古音，有时随口取读，有时牵强附会，十分庞杂而没有条理。毛奇龄这部书，同顾炎武的《易本音》一样，撇开《周易》中没有韵的文字，只讨论有韵的文字，所以所说的内容都很有条理。两家所撰写的韵书彼此有出入，因此他们论述《周易》韵例时也时有不同。大体说来，论据的广博、辨析的详细，毛奇龄超过顾炎武；至于能够疏通可通之处，而对不可通之处加以阙略，毛奇龄的书又不如顾炎武谨慎周详。例如《乾卦》上九、用九合为一节，原本只是毛奇龄的臆说，而本书还牵强援引古韵来加以证实，就更加穿凿附会了。并且所谓“两界”“两合”的相互押韵，其中都在申说他《古今通韵》的条例，也不如顾炎武偶尔掺杂方言的说法通达而没有弊病。不过，顾炎武的书过于简略，而毛奇龄则征引广博完备，也很足以相互印证。用韵读《周易》的人，可以以顾炎武的书为主，再参考这部书来疏通其中的变化，取长补短，并非不能相互辅助使用。△《唐韵考》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代纪容舒撰写。纪容舒字迟叟，号竹厓，献县人。康熙癸巳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起初，隋代陆法言撰写《切韵》，唐代礼部用它来考试士人。天宝年间，孙愐增补修订此书，命名为《唐韵》。后来宋代陈彭年等人重修《广韵》，丁度等人又撰写《礼部韵略》，成为一代科场使用的规范，而孙氏的书逐渐散佚。唐代旧韵于是再也没有完整的篇帙了。只有雍熙三年徐铉校定许慎《说文》，在大中祥符重修《广韵》以前；所使用的反切完全依据《唐韵》，这见于徐铉等人的《进书表》。纪容舒认为，反切的方法是上字必须与被切字同声母，下字必须与被切字同韵部，这叫作“音和”。偶尔使用“类隔法”的，也只是借用上字而不借用下字。根据反切的下字，互相参照考察，辗转相互验证，仍然可以推知它所属的韵部。于是他取《说文》所载的《唐韵》反切，排列比较、分析归类，分别归入各类，编成这部书。由此才知道，《广韵》的韵部仍然同《唐韵》一样，只是所收的字不同。有些字《唐韵》收录而《广韵》没有收录。例如《东部》的“詷”字、“[字形不详]”字、“[字形不详]”字，就是这种情况。有些字在《唐韵》中属于这一部，在《广韵》中却属于另一部。例如“賨”字，《广韵》作“藏宗切”，列在《冬部》；《唐韵》作“徂红切”，则列在《东部》。又如“珑”字，《广韵》作“卢红切”，列在《东部》；《唐韵》作“力锺切”，则列在《锺部》，就是这种情况。

译有些字《唐韵》在两个韵部都收录，而《广韵》只保存其中一个。例如《虞部》的“[字形不详]”字，《广韵》注又作“子余切”，这与《唐韵》相合；可是《鱼部》有“子余切”，却不再收“[字形不详]”字，就是这种情况。有些字《广韵》移动了韵部，却没有改动反切。例如《谆部》的“麕、菌、囷、頵”四字移入《真部》，仍然使用《唐韵》谆部的反切；《删部》的“鳏”字移入《山部》，仍然使用《删部》的反切，就是这种情况。有些字《唐韵》原本有两个读音，而徐铉只取其中一个。例如“规”字作“居追切”，本应列在《脂部》；但用“隓”字作“许规切”、“窥”字作“去隓切”来互相验证，就知道“规”字应当还有“居随”一切，并且兼入《支韵》，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推求考订，都很有条理。《唐韵》分合的条例以及宋代韵书改并的痕迹，都可以由此大致了解。这也是研究小学的人应当用来参照验证的书。△《古韵标准》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清代江永撰写。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自古以来论述古音的书不止一家，只有宋代吴棫、明代杨慎、陈第、清代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的著作最为流行。他们的学说各有所长，但有的失误在于用今韵的分部来探求古韵，有的失误在于把汉魏以后、隋陈以前随时代逐渐变化的语音都称为古韵。因此，拘泥的一类最终隔阂不通，泛杂的一类最终繁琐而没有条理。江永这部书只以《诗》三百篇为主，称为“诗韵”；又把周、秦以来音近于古音的材料附在后面，称为“补韵”。同各家相比，它的界限较为清楚。它把韵分为平、上、去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每部开头先列出韵目。同一韵分歧为两个韵部的，称为“分某韵”；本来不相通而有些字应当归入此部的，称为“别收某韵”。四声不同的，称为“别收某声某韵”。与各家体例相比，这种体例也是最好的。每个字下面分别作注，每部末尾又作总论。书首还冠有《例言》和《诗韵举例》一卷。大体说来，对于明代的学者，取法陈第；对于清代的学者，取法顾炎武，并且又补充订正了他们的错误和缺漏。对吴棫、杨慎、毛奇龄的书，间或有所驳斥。至于柴绍炳以下的人，则根本不值得评论。古韵书中最有条理的，应当以这部书为最，不可以因为它成书较晚就轻视它。──以上“小学类”韵书一属共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韵书是小学中的一类，而这一类中又自行分为三类：一是今韵，二是古韵，三是等韵。它们本来各自是一家之学；到了金代，等韵同今韵合流〔韩道昭《五音集韵》开始用等韵颠倒今韵的字纽〕；到了南宋，古韵也同今韵合流〔吴棫《韵补》开始把古韵分别隶属于今韵，又注出今韵某部古代通于某部之类〕；到了清代，等韵又同古韵合流〔如刘凝、熊士伯等人的书〕，三类于是相互牵连而不能分开。现在姑且只按照时代先后排列。至于《篆韵》之类，本来不是作为韵书编写的，仍然归入《字书》。） ○附录 △《六艺纲目》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代舒天民撰写。舒天民字埶风，鄞县人。这部书取材于《周礼·保氏》所说的“六艺”，依据郑玄的注释，列出条目，并分别用四字韵语概括。舒天民的儿子舒恭为它作注，同郡的赵宜中为它作附注，两人都能精确详尽地考证，在小学方面颇有发明。只是其中论述六书“转注”一门时，认为转注就是字形转动而互相通用，有倒、有侧、有反、有背。现在考察他的说法，比如说“倒”为“为”，“反正”为“乏”，虽然依据传记文字，但终究属于会意字。至于说“尸”是侧着的人形，“匚”是侧着的“凵”形，则是错误地采用了周伯琦《说文字原》的说法，反而违背了造字的本意。至于其中“九数”一门，用密术推求郑玄的注解，颇为详细周到。用它来补正贾公彦的《疏》，对于考察礼制也是一种帮助。舒恭字自谦，号说斋。赵宜中字彦夫。这部书刊刻于至正甲辰年，前面有张翥、胡世佐、揭汯、刘仁本四篇《序》，都没有提到赵宜中的附注一事。末尾有舒睿的《后序》，题作戊申年，已经是洪武元年，也没有提到赵宜中。那么赵宜中恐怕是明代人，他的生平始末就无法考知了。（考：六艺都是古代的小学内容。但自《汉书·艺文志》以后，“小学”一类只收录声音、训诂方面的著作，这部书反而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现在把它附录在《小学》类的末尾，是为了保存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