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译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别集类二十 △《玉井樵唱》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尹廷高撰写。尹廷高字仲明，别号六峰，遂昌人。这部集子开头有尹廷高的《自记》，记载了他的父亲竹坡的一联诗。大概是取法戴复古《石屏集》、把父亲遗诗列在卷首的意思。竹坡名栋，宋宝祐年间曾任绍兴府幕官，见于《此君亭诗话》。但尹廷高的行迹生平大体没有记载。只有《遂昌志》称他在大德年间任处州路儒学教授。顾嗣立《元诗选小传》又说他曾经掌教永嘉，任期届满后到京师，以病辞职回乡，这与《遂昌志》不同。永嘉地方志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现在考察集中有《永嘉书所见》一首，诗中说：‘此邦幸小稔，窃禄似有缘。’又有《永嘉任满代者未至诗》和《告病致仕谢掌尚书诗》，那么尹廷高在瓯地任职以及因病辞职，确实不是没有根据的；怀疑是《遂昌志》考证失误。他的诗气格不高，但意趣清新俊秀，还能不沾染世俗气息。集中有《题虞集》《邵陶二菴诗》，可见他也重视虞集等人的文章笔墨。△《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袁桷撰写。袁桷有《延祐四明志》，已经著录。他的文集根据苏天爵《行状》和《元史》本传，都称为五十卷。这部书的卷数相同，大概还是旧本。袁桷年轻时曾跟随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等前代遗老游学，学问渊博，都有来源。他在朝廷任职时历任清贵显要的官职，两次进入集贤院，又进入翰苑任职；朝廷的制书、册命以及功臣碑刻，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因此他的文章博大宏伟、华美壮丽，具有盛世气象。他尤其熟悉典章掌故，长于考据。集中如《南郊十议》《明堂郊天异制议》《祭天无间岁议》《郊不当立从祀议》《郊非辛日议》等篇，都是成宗初年所上。他引用经书训诫，追溯根源、详尽周备，不是空谈争论的人所能做到的。当时因为它们精深博大，朝廷加以采用。他的诗格调俊逸高华，造语也多有锤炼，卓然能够自成一家。袁桷本来就是旧家文献的遗裔，又正值大德、延祐年间元朝政治最为盛隆的时期。因此他的著作丰富宏大，气象光明昌盛，蔚然成为太平时代雅正颂歌般的作品。他的文采风流，于是成为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人的先导。他承接前代、开启后世，被称为一代文章的巨擘，确实当之无愧。△《此山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周权撰写。周权字衡之，号此山，处州人。他曾游历京师，以诗作投赠翰林学士袁桷。袁桷非常看重他，推荐他担任馆职，但最终未被任用。然而他的诗名日益增长，唱和的诗作也一天比一天多。集中有《赠赵孟頫诗》说：‘瓣香未展师道敬，携琴暂出松萝中。’《赠虞集诗》说：‘远游非涉声利途，愿谒国丈开榛芜。’《赠揭徯斯诗》说：‘嗟予观光老宾客，瓣香仰止怀生平。’《赠陈旅诗》说：‘下榻清风延孺子，高楼豪气卧元龙。’《赠欧阳玄诗》说：‘床头萍绿多矜色，长价还从薛卞门。’《赠马祖常诗》说：‘绝怜白发南州士，山斗弥高独仰韩。’赵孟頫《赠权诗》中也有‘青青云外山，炯炯松下石。顾此山中人，风神照松色’这样的句子，并且亲自书写‘此山’二字制成匾额赠给他。当时文坛的老前辈不过这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没有不作诗酬答的，看起来周权也属于借声望和关系求进谒见的一类人。然而赵孟頫等人都以儒雅风流照耀一世，他们奖掖后进的气度，与南宋末年结党分朋、互相标榜的私心大不相同。因此元朝一代，士大夫没有遭受朋党牵连的祸患。周权与这些人的深厚交情，大概是由于在文章上彼此相知，当然不能据此说他是依附门户、攀附权贵。此集由陈旅选定，陈旅以及袁桷、欧阳玄等人各自为它作序，揭徯斯又为它作跋。陈旅本身就是作者，因此取舍尤其精当。《陈旅序》称他的诗简洁淡泊、平和，没有郁结愤懑和放纵傲慢的神色。《袁桷序》称他的诗以苏轼、黄庭坚为法度准绳，通达《离骚》《文选》的旨趣。《欧阳玄序》称他的诗没有险峻刚劲的词句，却有深厚悠长的意味；没有轻浮柔靡的习气，却有从容和厚的风韵。现在看他的诗，欧阳玄所说的尤其是知音之论。△《申斋集》十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刘岳申撰写。刘岳申字高仲，吉水人。因吴澄推荐，被征召任辽阳儒学副提举，但没有赴任。后来授任泰和州判，之后辞官。此集是他的门人萧洵编纂的，李祁为它作序。元朝末年曾经付梓刊刻，后来长期遭受兵乱毁坏。顾嗣立《元诗选》搜罗得非常完备，却唯独没有涉及这部编集。《江西通志》也说‘岳申文集如今已经失传’。现在这部抄本仅存，也可以说是难得的版本了。刘岳申的文章以韩愈、苏轼为宗法，因此气骨劲健高拔，没有南宋末年的卑弱冗杂习气。《豫章人物志》称他的作品简约、峻拔、洁净，大概并非虚言。集中碑志类作品占十分之四五，尤其可以据此考证史事。如《文天祥传》，比《宋史》记载得详细；《夏贵墓志》说夏贵出奇计、立战功的情况非常详尽，但对于夏贵失节偷生，也完全不加隐讳，并且深深寄托惋惜之情，这也不是那些为墓主曲意逢迎、粉饰谀墓的文章所能相比的。看他不轻易虚加褒许，就可以知道他的文章品格是多么自重珍贵。△《霞外诗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马臻撰写。马臻字志道，号虚中，是钱塘道士。仇远为这部集子作序，称他隐居在西湖边，士大夫仰慕并愿意同他交往的，不过是学习清静虚无、谈论淡泊，从没有一句话涉及权势名利。《龚开序》则说，大德辛丑年，嗣天师张真人到燕京，主持举行内醮，玄教名流纷纷像鸟儿跟随凤凰一样前来，王子繇、马志道也在其中。这个人大概处在通达与耿介之间。集中有几篇铺陈富贵的作品，如《嗣师吴真人诗》之类，与山林隐逸的格调颇不相合。但他的作品都神采骨力秀拔，风格气势劲健高昂，铿锵有金石之声。虽然不能具备金鳷劈开大海、香象渡过大河那样的力量，但也不像寒酸琐碎、如虫在草间鸣叫。看他的《述怀》一诗，简直像宋末遗老寄托于道士身份的作品；其中豪放飘逸、俊秀高迈的气概，无所不有，确实不以枯寂恬淡为高境。

译这部书是毛晋刊刻的。末尾有《晋跋》，称继伯雨之后又有虚中。现在考察各家序文，都作于仁宗大德初年，那么马臻还在张雨之前，毛晋偶然没有核查清楚。△《西岩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张之翰撰写。张之翰字周卿，邯郸人。《元史》没有为他立传。只有《松江府志》记载，张之翰在至元末年由翰林侍讲学士出任松江府知府，具有古代清正能干循吏的作风。当时百姓苦于荒歉，租税数额以十万计，张之翰竭力革除其中弊端，使这些租税得以免除。直到现在仍在名宦祠中祭祀他。他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晚年号西岩老人，所以用‘西岩’作为文集名称。他的诗清新奔放，有苏轼、黄庭坚的遗风；文章也颇具唐、宋的旧有格调。他的文集根据《松江府志》的记载，原本是三十卷。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缀辑，按文体编次，厘定为二十卷。虽然不知道当时旧本篇章页数的多少，但大略估算，已经得到原集十分之六七了。《永乐大典》所收内容有标题作《张西岩集》，但核对其中的诗文，实际上是张起岩所作。张起岩字梦臣，济南人，有《华峰漫稿》《类稿》《金陵集》流行于世，与张之翰完全是两个人。大概当时抄写的人因为《张西岩集》和《张起岩集》的读音略近，所以顺着读音抄错，导致两人的作品混杂。现在一并厘正，各自保存其真实面貌。△《蒲室集》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僧人大▯撰写。大▯字笑隐，是南昌陈氏的儿子。居住在杭州凤山，后来迁到中天竺。又主持建康集庆寺。这部集子诗六卷，文九卷。前面有《虞集序》，说他的文章如洞庭原野，众多乐器一齐奏响，声音铿锵宏大、轩昂高亢，仿佛蛟龙腾跃，妖物退避，深沉幽冥之处也被激发出兴致。至于名教节义方面，则感发激励、奋发振作，即使老于文学的人也不能超过他。虽然称誉他时稍有超过实际，但他的五言古诗，确实足以在士大夫之间相互揖让争胜；其他诗体也没有僧诗常有的蔬笋气，在僧人诗中仍属于雅正之音。又因文宗入继大统，把建康潜邸改建为集庆寺，特意起用大▯居住在那里，授予大中大夫。因此他虽然属于僧侣，却颇为熟悉朝廷掌故。如他所作《王可毅尚书历任记》，用《元史·文宗本纪》来考证，二者都相互符合。只是《本纪》说，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耀珠告发托欢彻尔等与亲王勾结，于是文宗被迁居海南；而这篇《记》却说，至治二年因谗邪构成祸乱，文宗迁往海南，与《本纪》相差一年。或许传抄时把‘元’字误写成‘二’字，所以与《元史》不同吧。集中有许多与赵孟頫、柯九思、萨都剌、高彦敬、虞集、马臻、张翥、李孝光往来的作品。而第九卷《杭州路金刚显教院记》、第十二卷《金陵天禧讲寺佛光大师德公塔铭》，都注明‘代赵魏公作’，由此可知赵孟頫也曾借助大▯代笔，可以看出他不是普通的僧人。△《弁山小隐吟录》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黄玠撰写。黄玠的姓名不见于史传。只有《弘治湖州府志》记载，黄玠字伯成，是慈谿人，宋代黄震的曾孙。他生活清苦而勤奋求学，没有什么不通晓的。他游历西湖，喜爱吴兴的山水，于是在弁山选择居处，与赵文敏交游，赵文敏很称许他。黄玠著有《卞山集》《知非稿》《唐诗选纂》《韵录》等书，唯独没有记载这部集子的名称。或许是后人把《卞山集》和《知非稿》合编为一部，又改题了这个名称吧？他的诗不作近体诗，与宋末江湖诗人只专写五言、七言律诗相比，志趣格调高得多。其中多有劝诫之词，写得好的有元结遗留下来的意味，次一等的也接近白居易。虽然宏阔深厚比不上元结、白居易二人，但在世俗声音嘈杂之中读它，仿佛听到古代的钟磬声。卷前有《自序》，说自己“没有什么美好的德行，不敢说是隐士”。只是认为自己从上天得到的禀赋浅薄，所以将要退隐以终其一生。又引用文中子的话，说希望在上位的人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使时令调和、年成丰收，自己已经受到他们的恩赐。这尤其是纯正有德之人的言语，比那些矫饰言辞、标榜高隐的人强万万倍。△《续轩渠集》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洪希文撰写。《附录》一卷，是他父亲岩虎的诗。岩虎字德章，号吾圃，是莆田人，宋末曾任教谕。希文字汝质，号去华，曾任训导。岩虎的诗集名为《轩渠集》，所以洪希文的诗集以“续”为名。然而《轩渠集》已经残缺散失，因此搜集他的遗诗附在卷末。旧有洪希文的《自序》，又有至治辛酉、至正壬辰、癸巳年林以顺、林以抃、卓器之、南誉等人的《题词》。这些都写于刊刻之前，没有说原编有多少卷。嘉靖癸巳年，他的七世族孙、绍兴知府洪珠请山阴蔡宗兖刊定此书。《宗兖序》说删去一百三十五首，保存四百三十五首，编为十卷，另附刻一卷。这样看来，原集共有五百七十首。《王凤灵序》则说诗集有二卷，其中七言律诗一百九十二首、古诗九十七首、绝句一百首，数量不同。而且都没有提到其中的词和杂文。这一版本共有诗三百六十九首、词三十三首、杂文十八首，与两篇《序》所说的都不相符，怀疑传抄者又有所删削。《宗兖序》说，他以山泽中清瘦之人的姿态，写出山泽中人的语言。把它比作夏鼎、商鬲，华美的色彩虽然似乎不足，但浑厚朴素的质地，却使观看它的人知道这是古器。《凤灵序》称赞他能够以质朴取胜，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如今看他的诗，完全沿袭宋代的格调，与元末年间华丽繁缛的风气、明代中叶堂皇壮盛的文体，截然不同。因此二人有这样的评论。实际上，他的诗清劲雄壮，也足以卓然独立。只是把岩虎的诗附在希文诗集的末尾，仿照《山谷集》后面附《伐檀集》的做法，以儿子的作品排在父亲之前，终究在义理上不妥。而且篇幅不多，又不能像《伐檀集》那样自成卷帙、单独流行。因此现在特意把它提升放在本卷卷首，置于希文集之前，仿照《石屏集》《玉井樵唱》的例子。△《定宇集》十六卷、《别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陈栎撰写。陈栎著有《书传纂疏》，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由他的族孙嘉基刊刻。全书中文集十五卷，诗和诗余一卷。《别集》一卷，则附有序、记、志、状一类的文章。陈栎生长在朱子的故乡，所以极力推崇朱子之学。集中如《澄潭赞》说：“只有千载不变的心，像秋月寒水一样清明；儒、释共处于此，我听闻朱子如此说。”这是牵强附会《斋居感兴诗》的句子，硬把它与禅学合在一起，未免自添瑕疵，与朱子所传的学说不同。然而集中各篇文章，大多醇厚端正、质朴实在，不涉及诡奇荒诞之说。如《深衣考》一类文章，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古代制度，但援引材料进行考证，终究与空谈说经的人有所不同。只是他的诗属于《击壤集》一派，大多不合格律。顾嗣立《元诗选》中所称“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听水声。柳枝水洒一溪月，豆子雨开千嶂烟”等句，都是沙中金屑，不是可以屡屡遇到的。△《艮斋诗集》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侯克中撰写。侯克中字正卿，是真定人。他幼年失明，听一群孩子诵读书籍，不到一天，就能全部记住他们所教的内容。稍长以后学习词章，自以为即使不学习也可以有所成就。后来他对此感到后悔，认为删削浮华、充实内容，没有比研究义理更重要的。于是寻求《易》的本原来研究，终于有所获得。从此专心研读《易》，著书名为《大易通义》。他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如今《通义》已经失传，但袁桷所作的《序》还见于《清容居士集》中，可以大略看出侯克中的生平始末。这是他所作的诗集，仍是元代的旧刻本。卷首有毛晋的私印，大概是汲古阁所收藏的。集中律诗最多，其中七言律诗尤其多。卷一、卷二都是吟咏经史的作品。卷八是谐音格，即每首诗都用同音而字形不同的字相押。例如一东韵用“同、峒、桐、铜、童”等字相押，二冬韵用“镛、庸、容、墉、蓉”等字相押。七言诗共三十一首，五言诗二十一首。这也是侯克中自己创制的诗格，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形式。他的诗很接近《击壤集》一派，多涉及义理。至于抒情写景的作品，也不时有值得资助吟咏的篇章。从前唐汝询幼年失明，成年后能作诗，《姑蔑》一集被明人惊叹为古来未有，却不知道侯克中已经在他之前；这也足以作为这部诗集少有流传的证明。况且唐汝询能够作《注唐诗解》，而侯克中甚至能够诠释经书，他的学问又在唐汝询之上了。△《知非堂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何中撰写。何中著有《通鉴纲目测海》，已经著录。据何中的《自序》，他所著的书还有《易类象》三卷、《书传补遗》十卷、《吴才老叶韵补遗》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六书故》三十二卷、《通书问》一卷、《苏邱述游录》一卷、《搘颐录》十卷。如今除了《通鉴测海》外，只有《通书问》和这部集子保存下来。然而《自序》说有《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顾嗣立《元诗选》载《知非堂稿》十七卷，与《自序》相合。王士祯《居易录》作十六卷，也与《自序》《外稿》相合。这部集子只有六卷，似乎不是完整的书。然而顾嗣立所辑录的内容和王士祯所称述的内容，都已经在这六卷之中，又好像没有散失。难道是后人传抄时合并了卷数，或者重新选录，删去了繁冗之处，所以篇幅虽然减少，而名篇佳句却一一保存下来吗？诗集丰富，唐代没有比得上白居易的，宋代没有比得上陆游、杨万里的。但珠玉和砂砾并存，往往使后人遗憾其数量太多。这一编中优秀的作品都保存着，杂乱的词句较少，可以说是删去糟粕而保存精华。即使不是足本，也不必因为它不完整而遗憾了。△《云林集》六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贡奎撰写。贡奎字仲章，是宣城人，官至集贤直学士，追封广陵郡侯，谥号文靖。李黼为他撰写行状，马祖常奉诏撰写碑文，二人都是天下所重望的人物。他著有《云林小稿》《听雪斋记》《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南州纪行》，共一百二十卷。明永乐年间征入秘府，因为家中没有副本，于是完全失传。只有宋濂为之作序的《云林小稿》，还保存在他的曾孙贡兰家中。洪熙年间，福州人陈嵦重新作序，使它流传开来。宏治年间，他的后裔孙贡元礼又从各书中搜集所载贡奎的诗和两篇遗文，增补编成一书，这就是今天的版本。贡奎的诗风格介于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之间，是元代诗人中的巨擘。王士祯在《居易录》中评论他的境界未能深入，大概是专门从神韵方面来要求他的吧。吴澄为他的文稿作跋，称赞其文章温润纯粹，具有典雅的体格；与那些追求工巧、喜好奇异，最终却既不工巧也不奇异的人相比，相差极远。可惜如今已经无法看到他的文稿了。卷末增收《见妇人》《偶兴》二首，语言鄙俗淫秽，必定是坊间附会之说。贡元礼不知道这一点而误将它们收入，其谬误浅陋，不只是像《谢康乐集》收入东阳所作《溪中赠答》那样。△《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郭豫亨撰写。郭豫亨自号梅岩野人。籍贯不详。根据他的《自序》，此书作于至大辛亥年，书名大概取自宋代晏殊词中“唱得红梅字字香”一句。《离骚》遍取香草，唯独没有提到梅花。六代和唐代，逐渐有人作赋吟咏梅花，但只是偶然寄托情意，看待梅花也和看待其他花卉一样。自北宋林逋等人相继特别推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等句子以后，作者才开始另立品题。南宋以来，于是把咏梅当作诗人创作中的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是否喜爱梅花，没有不借梅花来抬高自己的。各种别号和斋馆名称，大多带有“梅”字，以求附会于雅士。黄大舆甚至辑录词的余篇，编成《梅苑》十卷。方回编作《瀛奎律髓》，凡是咏物诗都收入《著题类》，而咏梅诗则单独列为一类。这样一人倡导、众人应和，纷杂不止。名义上说是耐寒之交，实际上却近似依附权势的场合。郭豫亨生活在至大年间，距离南宋末年还不远，所以也沾染了山人诗客长期形成的习气。

译前后二集的《咏梅》七言律诗多达二百首，与张洽的数量相等。然而张洽的诗层层叠叠地出现，总不超出“幽香高格、沉溺幽寂而躲避喧闹”的意思，描写落入窠臼，未免令人厌看。郭豫亨则用集句作诗，又开辟了新的境界。而且对偶颇为工巧，也胜过李龏《翦绡集》大量集成绝句的做法。一花一石之间，有时也能遇到佳妙之作。保存下来作为诗家的一种小品，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中菴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刘敏中撰写。刘敏中著有《平宋录》，已经著录。《元史》记载刘敏中的《中菴集》有二十五卷。《文渊阁书目》作五册，没有记载卷数。梁维枢《内阁书目》没有收录它的名称，可见当时官府藏书已经散失。明代藏书家中，只有叶盛《菉竹堂书目》把它著录下来，也没有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有它的名称，却独自记作三十五卷，与史书不符。大概黄虞稷所列的各书，是广泛征取各家书目编成的，大多没有亲自见到原书，所以卷数多有讹误，存佚情况也不确实，不能全部拿来作为依据。苏天爵《元文类》中只载有他的《贺正旦表》《忠献王庙碑》两篇，其他作品一概没有见到。如今从《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中搜集编纂，按类别编次，还可以得到二十卷，那么散失的部分不过是十分之二三。他的诗文大都平正通达，没有雕琢章句、造成艰涩的习气。在元代作家中，也仅次于元明善、马祖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本传称赞他的文章义理明白、文辞完备。《韩性原序》也说，他不加藻饰却自然华美，不经雕琢却自然工巧，如同门户的转轴和门闩、庭院中旅列的台阶，已经接近古人的作品。这确实不是妄言。史书称刘敏中任御史时弹劾权臣僧格；任集贤学士时，上书陈述十件事情。他的这些文章如今都不见于集中，大概已经散失。集中有《星变奏议》《皇庆改元奏议》，这是本传没有提到的，大概是史书散佚了相关记载。他的金石文字，如巴延庙碑、哈剌哈孙、纯直海、大达立、咬住、不阿里、李唐诸神道碑记、《大智全寺裨》《罔极寺碑》，都是奉诏撰写的作品。如今考察《元史·哈剌哈孙传》，其中就采用了刘敏中所撰的墓碑文字。然而该传没有记载他任宗正时跟随世皇北巡，突然遇到叛乱，突出击破敌军的事情；也没有记载他在中书省任职时“每次退食，都接见四方宾使，询问各地民情得失、吏治好坏、人才是否显达或埋没、年成丰歉，采纳可以施行的意见”等几句话。又如“度地置两仓”一句，其中的“两”字讹写成了“内”字。《纯直海传》也采用了刘敏中所撰的碑文，但纯直海的儿子当达里劝降襄阳、攻取汉口、击破婺州贼寇，功劳并不在沙札该之下。而《沙札该传》的末尾却只附带提到他的儿子昂阿喇的名字，对当达里的事情一个字也没有说，尤其是错漏。大概《元史》仓促成书，疏漏脱误确实很多。不只是顾炎武所讥讽的那样，存在重复、割裂的问题。因此这部集子的保存下来，还可以用来订正史传中的错误和差异，并不只是因为它的文章本身可贵。△《王文忠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王结撰写。王结字仪伯，是定兴人。仁宗还在潜邸时，王结因被荐举而充任宿卫。仁宗即位后，升任集贤直学士。元统年间，官至中书左丞。“文忠”是他的谥号。事迹详见《元史》本传。史书称王结有集十五卷，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的也相同。如今早已散失。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的作品，经搜集整理，尚得到诗一百三十四首、诗余十三首，编为三卷；又有杂文九首，编为一卷。《问答》五首编为一卷，《善俗要义》三十三条编为一卷，共合成六卷。王结是元代名臣，张珪称赞他不是圣贤的书就不读，不合仁义的言语就不谈。如今看这部集子，大概并不是虚夸。诗多为古体，大体从容和平，没有艰涩尖刻的姿态。文章也明白流畅，不涉及雕饰华丽。其中《上宰相论八事书》，是王结二十多岁游历京师时所作。他一生的见识和能力，已经在这篇文章中充分显现。《问答》五条，都是与吴澄往复问答的言语，有的阐明儒家义理，有的说明经书大义，可以大略看出他的学问根基。《善俗要义》是王结任顺德路总管时所作，用来教化引导乡里。其中教养的方法，细微详尽，样样具备。虽然谈的是琐事和日常常理，却周详恳切。谋划周密，就像慈父兄长教训子弟一样。循吏仁爱百姓的心意，在言辞之间充分流露出来，尤其足以看出他政务处理的大概。通观他的作品，正是所谓言辞一定合乎正理，学问一定切合实用；他本来就不与文章之士争论辞采的工拙。△《静春堂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袁易撰写。袁易字通甫，是长洲人。他不求出仕进取。部使者准备向朝廷推荐他，他辞谢而不接受。行中书省任命他为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不久他也辞职归来。他居住在吴淞、具区之间，建造厅堂，名为“静春”。他收藏书籍一万卷，亲手校订。有时划船载着书床、茶灶和古器，在江湖间游览。赵孟頫曾为他画《卧雪图》，称袁易与龚璛、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这部集子是袁易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袁泰编成的。延祐四年，龚璛为此集作序，对袁易推崇到了极点。然而把他比作王安石，实在不相类。卷末有《厉鹗跋》，把他比作黄庭坚、陈师道，也并不完全恰当。袁易的诗出言自然天成，接近陈与义；至于黄庭坚熔铸锤炼、刻意删削的作法，以及陈师道深刻瘦硬的风格，他的门径实际上各不相同。元代作者大多偏于绮丽繁缛。袁易的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风骨劲健高雅，确实足以在一时诗坛上高步独行。龚璛等人所作的集序墨迹，直到明代正统年间还保存着。吴讷在卷末题写文字，深深表达仰慕之情。大概他的人品和诗品，都足以引发后人的悠远遐想。△《惟实集》四卷、《外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元代刘鹗撰写。刘鹗字楚奇，永丰人。皇庆年间因被推荐授任扬州学录。历任江州总管、江西行省参政。任韶州守时，赣地盗寇包围城池，他竭力抵御但最终不能支撑，被俘后仍坚持气节而死。这件事十分壮烈。明初修撰《元史》时，因采录失误，没有为他立传，连他的姓名也失载了。近来邵远平撰写《元史类编》，才把他补入《忠义传》，但也只涉及他守节而死这一件事。他一生的经历和事迹，已经无法考见了。文集由他的儿子刘遂、刘述编纂，起初名为《鹫溪文献》。称为《惟实集》，大概是取自他祖训中“以诗道贵实”的话。刘鹗曾任翰林修撰，和虞集、欧阳玄、揭徯斯等人交游。他居住的地方有浮云书院，诸人都曾在那里题诗作赋。欧阳玄为他的文集作序，称赞他的诗六种体裁都写得好。《揭徯斯序》也说，他诗文的高妙处在陶渊明、阮籍之间。虽然这是朋友推重赞许的话，按例必然多少有些超过实际，但如今读他的文集，大多卓异不群，没有米盐琐屑、猥琐局促的气息，从中可以想见他的生平为人。两人的赞许也不完全是出于互相标榜。况且刘鹗亲自捍卫边疆，慷慨以身殉国，千秋万世之后，精神仍可贯通三光。即使他的文章稍稍不合格调，也应当因为他的人品而受到尊重，何况他的文章体裁高雅秀美，风骨清峻劲健，确实有卓然可传之处呢？《外集》二卷，全是前人的序文、记文和挽诗，是他的后裔刘于廷等人重新辑录的。现在仍把它附在文集末尾，用来补充史传的缺漏。△《勤斋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萧氏撰写。字维斗，奉元人，历任集贤学士、国子祭酒，谥号贞敏，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卒于仁宗延祐五年，诗文大多散佚。顺帝至正四年，苏天爵任职西台，才开始搜集整理他的遗稿，得到文八十篇、诗二百六十首、乐府二十八篇，分为十五卷，由官府在淮东刻版刊行。这距离他去世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自明代以来，刻本早已散佚，只有《永乐大典》所收还保存了大略。现谨按类别编辑，得到文四十二首、诗二百六十一首、词四首，厘定为八卷。考查焦竑《国史经籍志》，称作萧氏《勤斋贞敏集》，而《永乐大典》只题作《勤斋集》，颇不相合。不过姚广孝等人修辑《永乐大典》时，距离至正刻本的时间并不远，他们所依据的本子应当就是苏天爵编的本子，不可能有误。大概是焦竑误自增添了“贞敏”二字。又考查苏天爵《滋溪集》，其中载有墓志铭一篇，称萧氏无不通晓六经百家，尤其精通《三礼》和《易》，并且深究六书。起初，他在终南山下凿土筑室，把经传排列在室内左右。他思索经义，到了忘记睡眠的程度，这样持续了三十年。因此对经义内外都能彻底贯通。关辅地区自从许衡倡明理学之后，实际上是由他继承发扬；他的文章全都以经书为根本。《元史》也称他操守品行很高，确实能够践行所学。他教育人一定从小学开始。写文章时立意精深，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一概以洙泗之学为根本，以濂、洛、考亭之学为依据，是一代醇正的儒者。现在考察他的文章，气势格调虽然不算很高，但质朴真实、简洁明白，往往与名教有关。他的《辞儒学提举书》和《辞免祭酒司业》等奏状，尤其可以看出他在出仕、退处和进退取舍方面的大节。诗歌不是他的长处，但能够陶冶性情，完全摒弃纤巧浓艳的流派，也足以窥见他志趣的高雅。△《石田集》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马祖常撰写。马祖常字伯庸，世代为雍古部人。居住在靖州天山。高祖锡里济在金朝末年任凤翔兵马判官。按照子孙以官职为氏的惯例，后来遂称马氏。曾祖雅哈跟随元世祖南征，于是定居汴地，后来迁到光州。延祐年间恢复科举，马祖常乡贡、会试都考第一，廷试第二，授任应奉翰林文字，升任监察御史，弹劾罢免丞相特们德尔。后来特们德尔再次任丞相，便报复旧怨，把他贬为开平县尹，他因此避祸退居。特们德尔死后，才授任翰林待制，历次升任礼部尚书。不久参与中书省事务。元统初年任御史中丞，转任枢密副使，请求归乡。至正四年去世。谥号文贞。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这部文集共收诗赋五卷、文章十卷。名为《石田集》，是因为他的居所有石田山房。他的文章精深丰富、宏大华美，一扫柔弱靡曼、卑下冗杂的习气。他的诗才力充沛刚健，如《都门壮游》等作品，长篇巨制气势回旋奔腾，具有不受束缚的气概。至元年间苏天爵编撰《文类》，收录他的诗二十首、文章二十篇，比收录其他人家的作品多。苏天爵又向朝廷请求刊行他的文集，并亲自为它作序。序中称马祖常承接隋唐的传统，上追汉魏，后来的文人争相仿效他，文风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轮流唱和，彼此如金石之声相互应和，文章也更加奇伟。大概大德、延祐以后，是元代文章最为兴盛的时期；而主持文坛风气的，则是马祖常等几位巨擘。△《榘庵集》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同恕撰写。同恕字宽甫，他的祖先是太原人，迁居奉元。同恕十三岁时，凭《书经》在乡校考试中取得第一。至元年间授任国子司业，他推辞而没有接受。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求设置鲁斋书院，让同恕主持教务。延祐六年册立皇太子，召同恕任奉议大夫、左赞善。第二年英宗继承帝位，他因病归乡。致和元年授任集贤侍读学士，又推辞没有赴任。去世后追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号文贞。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他所著《榘菴集》，原本三十卷。至正初年，陕西行台御史观音保、潘惟梓等人才在江淮刊行，赵郡苏天爵为它作序。《文渊阁书目》也记载有《榘菴文集》一部、八册。焦竑《经籍志》却写作二十卷，疑为传抄错误。自明代以来，这部书久已散佚失传。所以叶氏《菉竹堂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都没有记载它的名称。只有《永乐大典》中还零散地见到他的诗文，现谨慎地抄录汇集，按类别编排，厘定为文十卷、诗五卷，与原本相比还保存了一半。

译他一生的著作不追求粉饰，但在淳厚敦朴之中，时时流露出峻拔清正、刚劲严厉的气质。贾仁《行状》称他写诗喜爱陆放翁，写文章仰慕周益公。富珠哩翀《神道碑》又称，至元三十一年修撰《国史·世祖帝纪》时，朝廷向四方搜集史事，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宁王征召他担任属官，主管编录事务。所以对于元初的典章故事，他最为详尽丰富。文集中志状一类的作品，有许多可以同金、元正史相互参校订正。只是《祈禳青词》本来就不是文章的正体，同恕一向以阐明道理、振兴教化自任，更不应该稍稍涉及异端，却贸然动笔写作，实在很不检点。现在因为原集本来收有这篇文字，姑且把它附录在这里，同时也在此指出它的错误。△《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虞集撰写。虞集另有《平猺记》，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分为四编，分别叫《在朝稿》《应制稿》《归田稿》《方外稿》。其中诗稿又另名《芝亭永言》。据金华黄溍的序，这部集子是虞集亲手编定的。然而他的《天藻诗序》说：“友人临川李本伯宗辑录旧诗，称为《芝亭永言》。”又在《赋谢李伯宗题》中说：“至元庚辰年冬天，临川李伯宗、黄仲律来山中访问，拾取残稿二百多篇加以抄录。”李本的序又说：“至正元年十一月，福建宪司韩公征求先生的文稿本，与先生的小儿子翁归及同门友人一起编辑，得到《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 这些说法与今天的版本正好相合。又考察《道园遗稿》前有至正己亥年眉山杨椿的序，认为这部集子是虞集的小儿子翁归及其门人编成的，这与李本的序相合。虞集的母亲杨氏是衡阳守杨文中的女儿，杨椿正是他外家一族的后人，他的话自然应当没有错误，也可以证明黄溍所说的不足凭据，因此这部书无疑是李本定编的。自元代直到明代，曾多次刊刻，但都从建本翻刻，间或有参杂错乱、不相符合的地方。大概多是后人窜改造成的，应当以元本为准。文章发展到南宋末年，道学一派夸耀谈论心性，江湖一派矫饰地谈说山林，作品庸俗拖沓、猥琐琐碎，古代文法荡然无存。事理发展到极点、气数走到尽头，必然会循环反复。元代一朝，作家如云涌起；大德、延祐以后，尤其达到极盛。而词坛老宿，必定要把虞集视为主要宗师。这部书所收虽然不足以包括虞集全部著作，但精华荟萃，已经可以看出大概。考察他陶冶铸造群材的成就，并不逊于北宋的庐陵。明代人夸张妄言，动不动就说元代没有文章，他们大概是没有详细查阅吧。△《道园遗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虞集撰写，由他的从孙虞堪编纂。这大概是用来补足《道园学古录》遗漏的部分。共收古体诗、近体诗七百四十一首，附有乐府，至正十四年刻刊。考察搜集虞集遗文的书，另有《道园类稿》。拿它来校对这部编本，《类稿》已经收录的只有一百多篇，《类稿》没有收录的还有五百多篇。虞集著作虽然丰富，但散佚的也很多。当李本编纂《道园学古录》时，已经有“泰山一毫芒”的感叹，那么像云烟一样消散的作品，不知有多少。虞堪继续搜访，辑录缀合成编，即使不能做到一张纸片也不遗漏，总的来说，他的名篇佳作遗漏的已经很少了。集中《题花鸟图》一首，《元诗体要》认为是揭徯斯的诗。如今看它的格调意趣，确实更接近揭徯斯。也可能是虞堪一时误收，未可断定。然而《元音》和《乾坤清气集》都载有这首诗，而且都题作虞集之作。这应当按照互见的例子，对疑问保留疑问，不足以作为这部书的缺陷。△《杨仲弘集》八卷（内府藏本） 元代杨载撰写。杨载字仲弘，浦城人，后来迁居杭州。起初以平民身份被推荐，授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调任海船万户府照磨。适逢仁宗恢复科举制度，于是考中延祐二年进士，授任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最终任宁国路总管府推官。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焦竑《国史经籍志》记载杨载《仲弘集》四卷。这一版本有八卷，不知道是谁分成的。元代诗人，世人历来推重虞集、杨载、范梈、揭徯斯，合称“虞、杨、范、揭”。《元史》称他：“文章一概以气为主，而在诗歌方面尤其有法度。自从他的诗作出现，彻底洗去了宋末诗歌的鄙陋习气。”大致说来，宋代诗歌流派曾多次变化。西昆体弊在雕琢过度，变化为元祐时期的质朴雅正；元祐诗风弊在平易，又变化为江西诗派的生新；南渡以后，江西诗派盛极而衰。江湖诗人想改变它，却力量不足，于是从偏僻小路旁出，竞相写成琐碎、寒陋的作品，宋诗至此便声名扫地了。杨载生在诗道衰弊之后，弊端发展到极点便发生变化，于是恢复了诗歌的本源。他的风格规范雅正丰赡，和谐庄重，具有元祐诗风遗留下来的声调。《元史》的评价，确实不是过分赞美。所以他的清新思致比不上范梈，秀美韵味比不上揭徯斯，奇崛飞动更比不上虞集，但四人并称，他始终没有惭色，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瞿宗吉《归田诗话》说：“杨仲弘凭《宗阳宫玩月诗》获得声名。然而他的其他作品，如‘风雨五更鸡乱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挟书万里朝明主，仗剑三年别故乡’、‘窗间夜雨销银烛，城上春云压彩旗’、‘空桑说法黄龙听，贝叶繙经白马驮’，沉雄典雅而充实，先叔祖常常称赞它们。长篇如《古墙行》《梅梁歌》，也都受到当时人的称许。杨夫人瞿氏，是我的祖姑。她曾把杨仲弘亲笔写的几张草稿交给我。字迹端正谨严，但前后修改几乎遍布全篇。可见他就是这样不草率写作。那么杨载在诗歌上的成就，也正是靠苦心吟咏取得的。”陶宗仪《辍耕录》说：“虞伯生先生、杨仲弘先生同时在京口。杨先生常说虞伯生不会作诗，虞先生带着酒来请教作诗的方法。杨先生酒喝到兴浓时，把作诗的全部奥妙倾囊相授，虞先生于是彻底领悟其中的道理。”如此一来，竟说杨载的诗高于虞集，这并不符合事实。△《范德机诗》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元代范梈撰写。范梈字亨父，又字德机，清江人。因被推荐任左卫教授，升任翰林院编修官。出任岭海廉访使照磨，历任江西、湖东等地职务。后来选任翰林应奉。又改任闽海道知事，因疾病请求归乡。天历二年授任湖南岭北道廉访使经历，因母亲年老没有赴任。第二年母亲去世，他最终因哀毁过度而死。他所著有《燕然稿》《东方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共十二卷。这一版本为七卷，不知道是谁合并编成的。叶子奇《草木子》记载：范梈与危素傍晚散步，得到“雨止修竹闲（按各本多把‘闲’误作‘开’，今据原本改正），流萤夜深至”两句，非常高兴，后来又说：“语意太幽深，大概像鬼所作。”这就是今天集中所收的《苍山感秋诗》。诗句清幽微妙、意境深远，为诗家所称道。然而范梈的诗豪放纵逸而清峻劲健，兼有各种长处，实在不只是这一种风格。《闽书》又记载，他任闽海道知事时，文绣局征取良家子弟充当绣工，他作《闽州歌》叙述这件事，廉访使于是上奏朝廷革除这一弊端。这首《歌》如今也收在集中。不过那件事值得记载，诗的语言却颇为接近俗语。它与沈作喆的《哀扇工歌》只是在高下上大致相当，更不能凭这首诗概括评价范梈。揭徯斯为他的诗集作序说：“虞伯生称赞德机像唐人临摹晋人法帖，始终不能达到逼真的程度。”我改评说：“范德机的诗像秋空中的流云、晴天里的雷声卷起暴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所拘联；又像空山中的道士辟谷学仙，瘦骨嶙峋而神气自若；又像豪鹰掠过旷野、孤鹤向群鸟鸣叫，四顾无人，万里一片碧色。”揭徯斯的话虽然有意反驳虞集的评价，但不免形容得过分。不过范梈的诗格确实很高，构思运笔也多出自自己的创造，从不拘拘模仿古人，因此确实不能只依据“像唐人临摹晋帖”一句话来下定论。△《文安集》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揭徯斯撰写。揭徯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延祐初年因被推荐，授任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升任国子助教，请求归乡。后来又被召回。天历初年开设奎章阁，首先擢升他为授经郎，参与修撰《经世大典》。历任翰林侍讲学士，总负责修撰辽、金、宋三部史书。死于任上，追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揭徯斯与虞集、范梈、杨载齐名。他的文章叙事严整，语言简洁恰当。凡是朝廷重大典礼的册文以及碑刻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人推许为宏伟之作。只有诗歌方面，他写得清丽婉转，另有一种风韵，仿佛与他的文章出自两个人之手。然而他的诗神采骨力秀美峭拔，寄托深厚，绝不是徒然炫耀姿态妩媚的嫣红姹紫之作所能相比的。虞集曾评价他的诗像新婚三日的新妇，而评价自己的作品像汉代朝廷的老吏。揭徯斯对此颇不服气，所以作《忆昨诗》时有“学士诗成每自夸”一句。虞集看见后，作诗回答说：“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 而且还在后面题写道：“今天新妇老了。”这样看来，两人的交情虽然最深，但在甲乙之间却彼此不相上下。考察杨维桢《竹枝词序》说：“揭曼硕的文章，在虞集之下，正如欧阳修之下有苏轼、曾巩。”这大概是定论了吧？顾嗣立《元诗选》收有揭徯斯的诗，题作《秋宜集》，如今已经看不到了。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徯斯集》一卷，如今也看不到了。这部书共诗四卷，另有《续集》二卷、《制表书序记碑志杂文》八卷，是他的门人燮理溥化编成的。燮理溥化字元普，泰定四年进士。第九卷有《送燮元普序》，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他编的书虽然不能完全收尽揭徯斯的著作，但师徒相传，都是亲自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终究比其他本子好。看《元诗选》所收《秋宜集》，其中《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绝句》说：“步出城南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这其实是把汉乐府的一半诗句割裂出来，当作揭徯斯的诗，那么它所收的诗一定不很精审了。△《翠寒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宋无撰写。宋无字子虚，苏州人，曾被举荐为茂才却没有就任。这部集子前面有《自序》，又有元贞乙未年《赵孟頫序》和延祐庚申年《冯子振序》。然而卷末有《题孟頫遗墨诗》，不应当有《孟頫序》。根据《自序》考察，大概这部书是宋无晚年亲自编定的，由冯子振作序并刊刻。赵孟頫所作的序，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因为赵孟頫名望很高，所以仍然刊出，把它放在集子前面罢了。《子振序》仿照李中《碧云集序》的体例，详细摘录了宋无的佳句。所举如《古研歌》中的“神娲蹋云去补天，留下一团焦黑烟”，大概粗犷得已经不像成语了。又如“杨柳昏黄晚西月，梨花明白夜东风”这样的句子，也不够自然。不过，他对其他作品的品评，大体上精确恰当。通看全集，七言古体诗完全学习李贺、温庭筠，时常有警隽的语句。乐府短章往往想写出新意，反而失于纤巧。五言律诗、五言长律最为擅长，七言绝句次之，七言律诗又次之。全集中五言古诗只有《建业怀古》一首，也只是像一首拗体律诗。句句都用对偶，只是平仄不协调罢了。大概是他不擅长这种体裁，所以避开不写，也可以说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短处了。△《桧亭集》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丁复撰写。丁复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年游历京师，与杨载、范梈一同被荐举，但丁复推辞没有就任。他放情于诗酒之间，浪迹江淮一带。总共三次迁居，晚年才寄居在金陵城北。他一生所作不少于数千篇，写成稿子就丢弃，因此散佚很多。他的女婿饶介之和门人李谨之各自根据所得，搜集编成书帙。饶介之编的称为《集》，李谨之编的称为《续集》，如今都看不到原本了。这部书是至正十年南台监察御史张惟远把两集合编为九卷，刊刻在集庆学舍的。称作《桧亭》，大概是因为他居所中有两株桧树，丁复每天在树下吟诗，因而用来命名。集中有《次韵介之双桧亭诗》，就是指那个地方。丁复作诗不事雕琢，但意趣超然脱俗，自然俊逸。他才气横溢，几乎接近魏文帝所说的“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偶桓《乾坤清气集》收录了很多他的诗，如《饯赵公子》《送王伯庸》《郭生生子》等诗，字句有些小的不同，大概是因为传本各不相同。又如兰堂上人《金陵因寄宪府张使君》等诗，这部集子没有收录，说明遗稿散落在人间，饶介之等人偶然没有见到罢了。△《伊滨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王沂撰写。王沂字思鲁，祖先世代是云中人，后来迁到真定。他的父亲王元父，官做到承事郎，监管黄池税务。马祖常《石田集》中有他所作的《元父墓碣铭》，叙述王沂家世很详细，但对王沂的生平始末却没有概括记载。现在根据王沂集中自述的内容，再参考其他书籍，还可以得到他生平的大概。据马祖常《碣铭》说，马祖常与王沂同榜，因此王沂应当是延祐初年的进士。据集中《送李县令序》，王沂曾任临淮县尹。据《义应侯庙记》，说他延祐四年辅佐伊阳郡政；考察《地理志》，伊阳在嵩州，因此他曾任嵩州同知。诗中又有“纶巾羽服卧伊滨”的句子，那么集名《伊滨》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据《祀南镇》《北岳》等记，至顺三年他曾任国史院编修官。据《送瞿生序》和《胡节母诗序》等篇，他在元统三年曾任国子学博士。据《送余阙序》说元统初年辅佐主持考试，见到余阙的对策等等，可知他曾进入试院担任同考官，而余阙实际上就是他录取的士人。据《祀西镇记》《御书跋》等篇，至元六年他曾任翰林待制，并且曾在宣文阁待诏。另外，《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在至正五年完成，书前列出的修史诸臣中有“总裁官中大夫礼部尚书王沂”的姓名，那么这时王沂已经做到列卿的职位。此后他的升迁调转便无法考察了，猜想他大概是以致仕身份离职的。然而集中《壬寅纪异诗》有“壬寅仲春天雨雹，南平城中昼惊愕。自从兵革十年来，澒洞风尘亘沙漠”的句子。又《邻寇逼境仓皇南渡诗》有“邻邑举烽燧，长驱寇南平。中宵始闻警，挈家速远行”的句子。又有《寓吉安林塘避桃林兵警诗》。壬寅是至正二十二年，正值中原盗贼兴起之时。距离王沂中进士已经五十年，他还辗转于战乱之中，推算他的年纪也应当超过七十岁了。王沂历来不断升任馆阁官职，多任掌管文书的职位。朝廷的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与傅若金、许有壬、周伯琦、陈旅等人一同唱和。因此他所作的诗文，雍容和雅，仍然具有前代正统的法度。可惜他的名声不太显著，文集也极少流传，选录元诗的人甚至不能列举他的姓名。如今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次，厘定为二十四卷。希望大致情况还能够保存，不至于终于湮没无闻。△《渊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吴莱撰写。吴莱字立夫，浦阳人。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制度，他以《春秋》经义被乡里贡举，参加礼部考试没有中第。后来因被荐举，任饶州路长芗书院山长，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享年只有四十四岁。他的门人金华宋濂等人私下为他谥号“渊颖先生”。根据谥议，取经义深奥玄妙之意为“渊”，取文章辞藻坚贞敏锐之意为“颖”。吴莱与黄溍、柳贯一同师从宋方凤，第二传传到宋濂，于是开创了明代文章的流派。因此他年纪不到中寿，一生没有任过一个官职，却在元代文人中卓然享有文章宗师的名声，与黄溍、柳贯相当。他的遗稿很多，宋濂摘取其中有关学术议论的重要内容，编成这部书，由青田刘基作序。碑文、谥议一卷，另编为《附录》。张纶《林泉随笔》说：“吴立夫的《谕倭书》，大概是他十八岁时写的，规模仿效司马相如的《谕蜀》文。文章末尾所写劝谕倭王的话，即使古代的辩士，也没有人能超过它。其他《大游》《观日》两赋，以及《形释》《泰誓论补》《牛尾歌》等篇，都雄奇深厚、卓绝不凡，确实是先秦、先汉时期作者的水平。” 黄溍也称赞他的文章峭拔绝妙、雄奇深厚，类似秦汉时期的作者。这些评价都不免有夸大的成分。胡助说：“别人担心文章浅陋，而吴莱独自担心文章宏博。”这才是确切的评论。王士祯《论诗绝句》说：“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侭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实际上是把吴莱拿来与杨维桢相配。他所选的七言古诗，却收录吴莱而不收录杨维桢。大概杨维桢是以词人气质写诗，吴莱则是以诗人才情写诗；前者凭借纵横的气势，后者依靠深思锤炼，两人的门径本来就不同。王士祯的《论诗绝句》作于他任扬州推官的时候；而《古诗选》一书，是他后来编定的，见解尤其深刻。△《黄文献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黄溍撰写。黄溍有《日损斋笔记》，已经著录。他的文章根本出于经术，严格遵循绳墨法度，动辄合乎规范。学者接受他的指授，大多有所成就。宋濂、王祎都曾拜他为师。《濂序》称他所著《日损斋稿》二十五卷，黄溍去世后，县尹胡惟信刻版流传。又有危素编成的本子，共二十三卷。如今都看不到了。这部书只有十卷。前面有嘉靖辛卯年《张俭序》，说旧本缺漏很多，而且还兼收了他一时泛泛应酬以及迎合异端要求的文章，恐怕不是黄溍本意。于是寻访世家，得到善本，以及黄溍所作的一编笔记，稍加删定，交付建瓯尹沈璧、陈珪重新刊刻流传等等。这样看来，张俭已经有所删削，并不是宋濂作序的那个本子。卷首题有“虞守愚、张俭同校”一行，又题有“温陵张维枢重选，会稽王廷曾补订”一行。这样看来，这两个人又有所改动，并不是张俭所刻的本子。卷数不同，原来就有这种情况。明代人荒诞妄作，凡是古书经过一次刊刻，必然遭到一次涂改。多次变动之后，终于失去原貌，大概往往如此。然而他们有意损害原书，却未必有意增益原书。虽然这部书残缺不全，但还可以看出黄溍的大概面貌。△《圭斋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欧阳玄撰写。欧阳玄有《拯荒事略》，已经著录。欧阳玄一生三次任职于成均，两次任国子祭酒，六次进入翰林，三次拜为翰林承旨。凡是朝廷重要的文章、典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揭徯斯作《玄集序》，说他的文集有《诗流》三卷、《钅公中》十卷、《驱烟》十五卷、《强学》十卷、《述直》三卷，是他的门人王师模编成的。明代宋濂《序》则说，原集有一百多册，都毁于战乱，只有辛卯至丁酉七年间的作品二十四卷留存下来，由他的孙子祐持编录。这部书有诗赋四卷、文章十一卷、《附录》一卷，题为宗孙铭镛编集，又不是祐持的旧本了。孔齐《至正直记》说：“欧阳玄写文章，一定询问事实然后落笔，从不代替世俗夸张虚饰。”当时人认为他的文法不如虞集、揭徯斯、黄溍，但在不虚构事实方面却超过他们。不过宋濂称赞他的文章“如雷电恍惚，雨雹交下，可怖可愕；等到云散雨停，长空万里，一片碧蓝如同洗过”，实际上也没有逊色于那三个人。虞集《道园学古录》中有《送玄谒告还浏阳诗》说：“忆昔先君早识贤，手封制作动成编，交游有道真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 原来虞集的父亲在潭州任教授，看到欧阳玄的文章后大为惊异，亲手封好一帙寄给虞集说：“将来他一定能和你并驾齐驱。”所以虞集的诗才这样说。这样看来，欧阳玄刚开始崭露头角时，声望和身价已经可以与虞集相提并论了。△《待制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柳贯撰写。柳贯字道传，浦江人。大德四年被荐举为江山县教谕。延祐四年授任湖广儒学副提举。延祐六年改任国子助教。至治元年升为博士。泰定元年升为太常博士。泰定三年出任江西儒学提举。至正元年升任翰林待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仅七个月就去世了。因此世人称他为“柳待制”。事迹附载于《元史·黄溍传》。柳贯虽然向金履祥学习经学，但他的文章法度却出自方凤、谢翱、吴思齐、方回、龚开、仇远、戴表元、胡长孺；他的史学和掌故旧闻则出自牟应龙，这些在宋濂所作的行状中都有详细记载。他的学问源流，都各有师承。因此他的文章根本出于经术，精深宏放，与金华黄溍不相上下。他早年不保存自己的稿件。四十多岁时北游燕地，才开始编成《游稿》。后来又有《西雝稿》《容台稿》《锺陵稿》《静俭斋稿》《西游稿》《蜀山稿》。至正十年，余阙从柳贯的儿子卣那里得到稿本，因为宋濂和戴良都是柳贯的门人，便请宋濂编次。共得到诗五百六十七首、文二百九十四首，刻定为二十卷。余阙以及危素、苏天爵分别为它作序，宋濂作了后记。《天爵序》又称另有《别集》二十卷，如今没有看到流传的本子。考察《濂记》，说还剩下诗九百零七首、文二百四十八首，誊录为二十卷，交给柳贯的儿子卣收藏。大概删汰之后的稿本，原来没有刊刻。按数量计算，诗只保存了十分之四，文只保存了十分之六，难怪删选得如此精当。《附录》一卷，收有杂录、诰敕、祭文、像赞、行状、墓表之类，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卷首也题作“柳贯著”，其荒谬浅陋可想而知。又有一篇墓表如今收在黄溍集中，题作戴良所记，错误混乱尤其严重。拿其中记载与正史相比，虽然较为详细，还可以考见柳贯的生平始末，所以姑且仍按旧本保存下来。△《闲居丛稿》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蒲道源撰写。蒲道源字得之，号顺斋，世代居住在眉州青神，后来迁居兴元。起初任郡学正，罢官回乡。皇庆年间被征召为国史院编修官，升任国子博士，这时已经六十岁了。过了一年又借口有病离职。十年后被召为陕西儒学提举，他没有就任。考察他的生平，他对仕宦很淡泊，大多数时间是在闲居中度过的。因此他的儿子蒲机搜集编纂遗文，题名为《闲居丛稿》。全书有诗赋八卷、杂文乐府十八卷。诗文都平实明白，不崇尚华丽辞藻。黄溍为它作序，称道：“国家统一天下，士人的风俗淳厚美好，当时博学大儒所作的文章，都雄奇深厚，而没有浮靡绮丽的习气。太平日子延续得久了，文风没有衰落。皇庆、延祐年间，蒲公把性理之学施用于台阁文章。譬如良金美玉，不用锻炼雕琢，光彩也自然无法遮掩。”这些话也是在说他的文章真实质朴。大概元代大德以后，也如同明代宣德、正统以后一样，文章大体雍容从容，浅显而不空疏。虽然流弊滋生，平庸拖沓在所难免，但不能说这不是文运昌盛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引用黄溍这段话，认为当时的风尚就是如此，可以由此观察世道的兴衰。这话确实正确。△《所安遗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元代陈泰撰写。陈泰字志同，别号所安，长沙茶陵人。延祐二年进士。授任龙泉县主簿。他困顿地担任低微官职，只以吟诗为自我排遣，最终死在这个官职任上。他的著作也没有编成集子。到了他的曾孙陈朴，才开始搜集编成这部书，所以称为“遗稿”。明成化年间，他的来孙陈铨等人重新刊刻。卷末有旧题六字说：“后段蠹损，惜哉！”这样看来，连陈朴所搜集的也不是完整本子。陈泰与欧阳玄一同在乡里被举荐，凭《天马赋》得到荐举。考官在他的试卷上批道：“气骨苍古，音节悠然，天门洞开，天马可以自行显现了。” 如今《天马赋》和考官的批语都载在集子开头。后来欧阳玄升任显要官职，文章震动、光耀一世；陈泰的文集却几乎不再流传。现在看他所作的诗，七言歌行占十分之七八，大体气势格调接近李白，而造句则多像李贺、温庭筠。虽然有时不免驰骋过度，剽悍而缺乏含蓄停蓄；又不免有时显得粗犷，不如欧阳玄那样风格端正高雅，具有典范性。总的说来，他才气纵横，颇有许多奇特的句子，也自有不能湮没的地方。长期埋没而最终流传于世，也是有原因的。△《至正集》八十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元代许有壬撰写。许有壬字可用，是汤阴人。延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兼任太子左谕德，后来退休。死后谥为文忠。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许有壬在朝廷任职五十年，三次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对于国家大事，他直言不阿，有许多值得记载的事。他的文章也雄浑宏放，切合事理，不说空话，被称为元代馆阁中的巨擘。他所著《至正集》，原有一百卷。据他的弟弟许有孚《圭塘小稿序》说：“门生们编录、抄写刚刚完成，先生就去世了。侄孙、太常博士许桢又突然遭遇起遣，在仓促慌乱之中，只身向南而去。

译书籍被丢弃，稿本也全都亡失了。” 这说明他的文集自许有壬死后，就已经散失，没有流传。明代弘治年间，他的五世孙许容刊刻《圭塘小稿》时，也没有见到这部书。所以叶盛《水东日记》记载，许容曾说先祖《至正集》一百卷，已经遗失很久了。听说杨少师曾收藏有副本，便向叔简少卿求取。少卿说：“书籍在泰和，是否还在，尚且不能确定。”这部书不知什么时候又重新出现，但仍缺少其中十九卷。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卷数正好相同。大概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部本子，它或许就是杨士奇家所收藏的吧。书中像笺表、传状、书简等文体全都缺失，还有些只记录了篇名而失去了正文的作品：诗十一篇，乐府八篇。《有孚序》又说，他议论天下大事的嘉言和正论，都见于《至正集》。可是此本的奏疏稿中一篇也没有，那么散失的内容也还很多。然而看《元史》本传，记载许有壬在泰定初年说特扪德尔的儿子索南参与了大逆之事，请求依法处死；平章政事赵世延所受祸患尤其惨重，他为赵世延辨明冤屈，使其恢复职务；以及上奏正始十件大事等重要内容，都见于本集《公移类》中，也足以窥见其大概。至于他议论特克什的妹妹，不应让她受到宫中玷污，更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本传却没有提及，这尤其可以用来补充史书的缺漏。△《圭塘小稿》十三卷、《别集》二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许有壬撰写。《小稿》是许有壬亲自编订的。至正庚子年，他的弟弟许有孚抄录下来并为之作序，这就是所谓取自《至正集》而没有全部收录的部分。等到许有壬死后，文集原本散失，而许有孚随身带着的这部本子独自保存下来，于是重新编排，得到诗文二百四十三首，厘定为十三卷。又辑录许有壬曾寄给许有孚的诗文八十五篇、缑献可所收《文过集》以及林虑记游诗文九十三篇，编为《别集》二卷。从残缺的篇章断简中，在倚尖野人家得到的，编为《外集》一卷。许有孚又为它作序，题署为屠维作噩年二月，即洪武二年己酉，在元朝灭亡以后。子孙世代收藏这部书。宣德年间，《外集》又遗失了。成化己丑年，他的五世孙、南康知府许容才校订刊行，并把家谱中所载的志文、祭文以及许有孚等人的唱和作品编成《续集》一卷，附在末尾。叶盛《水东日记》说：“相台的许可以许中丞，文章在当时显著一时，声名很大，如今世上所能见到的已经很少了。”耿好问说，他的后代许容还收藏着若干卷文集，可惜没有能够见到。这就是此本。后来《至正集》又重新出现在世上，但已经残缺不全。现在拿两部书互相校对，虽然大体相同，也有彼此出入的地方。例如《忍经春秋经说》《成中丞诗》的若干序文，《雪斋书院》《龙德宫》《上清储祥宫》《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辽山县儒学》的若干记文，《武昌万寿崇宁宫》《林州同知孙承事怯烈公神道》的若干碑文，都是《至正集》中没有的，却只见于此本。又如《别集》中的长短句，《至正集》没有收载的也有二十三阕。其他文字的异同、详略之处很多。因为此本是许有壬亲自订定的原稿，又经过许有孚编排，相比后来出现的集本更为详尽精确。因此一并著录，以备参考考证。△《礼部集》二十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吴师道撰写。吴师道有《战国策校注》，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原名《兰阴山房类稿》。此本题名为“礼部”，大概是因为吴师道退休以后，被授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便用他后来担任的官职来命名。（考察张枢撰写的《师道墓表》、杜本撰写的《师道墓志》，都说他退休后被授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而宋濂所作《墓碑》却说他以礼部郎中的身份退休，《元史》本传也相同。大概《元史》就是宋濂所撰，所以与墓碑相合。不过张枢和杜本都是吴师道的旧友，不应有误，也可能是宋濂记载得不真实。）全书诗九卷、文十一卷，流传很少。此本是新城王士祯从昆山徐秉义家抄录的，因此得以流传于世。吴师道年轻时曾与许谦一同拜金履祥为师。他所著有《易杂说》二卷、《书杂说》六卷、《诗杂说》二卷、《春秋胡氏传附正》十二卷，在经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为鲍彪《战国策注》作补正，以及撰写《敬乡录》，在史事方面也有不少考证。他又与黄溍、柳贯、吴莱相互往来唱和，所以诗文都具有法度。他的文章多阐明义理，排斥佛教和老氏之学，能够忠实地遵守师传。他的诗则风骨劲健高峻，意境也深，出色地进入作者之堂，已经不再是《仁山集》中的格律了。他早年本来就留心记诵阅读，专心致力于辞章；到了二十岁以后，才开始研究真德秀的著作。因此他的作品，与那些讲学家用余力写成的文章截然不同。△《积斋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程端学撰写。程端学有《春秋三传辨疑》，已经著录。他的文集《元史》本传没有记载，世上也没有见到传本，只有《文渊阁书目》著录。如今查检《永乐大典》各韵部中，还能零散见到一两篇。考察曹安《谰言长语》，记载欧阳玄担任浙省考官时，本房得到一卷《四灵赋》，文辞意旨高远奇拔。复试考官说它不合赋体，想把作者黜退。欧阳玄极力争辩，并且说：“这个人的赋写到如此程度，他的经义文章一定很高。”督掌试卷的官员取来他的经书文章，果然是笔力雄伟、老成稳健的文章。等到拆开试卷，才知道是程端学。欧阳玄作《端学墓志》，也说：“至治癸亥年，浙江乡试秋试第二场的《四灵赋》，文辞气势高远奇拔，因此得以被选取。”

译那么程端学一定是凭这篇赋成名的，它必然收在文集中。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阳燧赋》一篇，而这篇赋已经散失，可见散亡的作品也很多了。谨慎地搜集残存的篇章，厘定为诗一卷、文四卷，以保存元代一家之作。程端学论说《春秋》，敢于相信自己的见解，却轻易怀疑古人，很不免有偏执拘泥的弊病。然而他为人端正谨慎，学术也醇厚，所以文章结构严密，很有宏大深沉、庄严简括的风格。因此曹安又记载，他在会试中经义策论名列全场第一，考官对宰相说：“这份试卷没有三十年的学问根基，是写不出来的。”大概他的根基深厚，以义理取胜而不是以辞藻取胜，所以不同于那些雕琢章句的人。诗歌还沿袭南宋末年的流派。看墓志称程端学在泰定初年随驾到上都，当时虞集任国子司业，十分器重他，但现在没有看到两人很多唱和的作品。那么程端学并不以诗歌唱和见长，也可以由此看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燕石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宋褧撰写。宋褧字显夫，大都人。泰定元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直学士，兼经筵讲官。谥号文清。宋褧博览群书，和他的哥哥宋本先后进入馆阁，二人都有文集流传于世，当时人把他们比作“大宋”和“小宋”。宋褧的文集由他的侄子、太常奉礼郎宋彍编纂。全书诗十卷、文五卷。卷首载有至正八年御史台咨浙江行中书省刊行的咨呈一道，以及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吕思诚、危素五篇序，末尾附有谥议、墓志、祭文、挽诗。又有洪武年间何之权、吕荧的两篇跋。这大概还是旧本。《欧阳玄序》称他的诗“力求去掉陈旧的言辞，燕地人的凌云而不受拘束的气概、慷慨激昂而合乎节奏的声音，一转而成为清新秀美、雄伟奇拔的风格”。《苏天爵序》称他的诗“清新飘逸，间或显出奇特古朴的意味，如卢仝、李贺”。《危素序》则称他的诗“精深幽丽，长于讽谕”。核对这些说法，大体上也接近实际。至于他的词藻光彩焕发，有时却苦于才气过多。句子有时不加检点，押韵时形成牵强拼缀。例如《正献公坟所寒食诗》中有“高坟白打钱”一句。考察韦庄诗中的“上相间分白打钱”，这里的“白打钱”并不是纸钱。张氏女的挽诗，却有“贞魂埋不得”一句。《序》中说她女儿善于属对，十岁就夭折。考察李商隐诗中的“万古贞魂倚暮霞”，说的并不是尚未出嫁的十岁女孩。像这一类情况，大多是词语丰富过头造成的。他贪多求全，于是不能像刮垢磨光那样精心锤炼。不过，武库中的兵器，锋利和钝拙总是并存的。从总体上评论，他完全足以自成一家，当然不能因为个别字句而责累他。他的文章只是作诗之外的余事，但温润洁净，也没有失去文章的体裁。△《秋声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黄镇成撰写。黄镇成有《尚书通考》，已经著录。据顾嗣立《元诗选》所称，原本十卷，并且记载有《郑潜序》。此本只保存四卷，又只有黄镇成的《自序》一篇，没有收录《郑潜序》，似乎不是完整的本子。王士祯《居易录》称他的《秋风》一首、《秋山小景》一首、《五曲精舍》一首，认为都很有风调。如今看他的文集，大体上篇幅稍显狭窄，气韵稍显单薄，大概是才力较弱所致。然而近体诗写得雅正洁净，古体诗写得清新简练，也算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因此格调韵味楚楚动人，很有钱起、郎士元遗留下来的意味。与元代纤细浓艳的诗体相比，本来就超出尘俗之外。《闽书》称黄镇成至正年间在城南筑室，号称南田耕舍。部使者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出仕。看起来像是一位高隐之士。《郑潜序》则说他有所激愤，因而发声表达不平。如今考察集中《南田耕舍诗序》说：“耕作者大多把自己比作老农，人各有志，即使同床而卧，也不能彼此体察。”其中第二首说：“在南山下种田，土地贫瘠，良苗稀少。稊、稗等杂草一天天长高，荼、蓼塞满了田畦。路上遇到荷锄的人，彼此相看，只是徒然叹息。我想除掉这些杂草，只是想到自己的筋力微薄。最终如果缺少好的谷物，拿什么来供给年荒时的饥饿？是谁让恶草的根也受到雨露滋润？难道没有有力耕作的人吗？这种情况使我长久地陷入思索。” 那么黄镇成大概是身逢乱世，有匡救时局的志向却不能施行，于是有所寄托而退避。因此他的诗中多有忧虑时局、感慨世事的话。《郑潜序》了解他的内心，却只把他看作甘于退隐的人，仍不足以完全说明他的抱负。△《雁门集》三卷、《集外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萨都剌撰写。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他的祖父叫思兰不花，父亲叫阿鲁赤，因为世代承袭功勋镇守云代，居住在雁门。所以世人称他为雁门萨都剌，他实际上是蒙古人。旧本有干文传的序，说“萨都剌”是译语，意思是济善。（考察可知，“萨都剌”在蒙古语中是结亲的意思，这里说成济善，怀疑是干文传不懂译语而造成的错误；现在姑且沿用原文，并附带订正于此。）那么这个名字本来是用蒙古语连续三个字组成的。然而集中《溪行中秋玩月诗》中，他又自称为萨氏子，实在难以理解。孔齐《至正直记》又记载，萨都剌本来姓朱，并不是阿鲁赤所生。这个说法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难道他本来不是蒙古人，所以不懂蒙古语，竟然错误地把名字当成了姓吗？对有疑问的传说姑且存疑，缺少依据的地方不作妄断也就可以了。据他的《自序》说，他最初以进士身份入仕，任京口录事长，后来南行台征召他任属官。接着御史台奏请任命他为燕南架阁官，升任闽海廉访知事，又升为河北廉访经历。《干文传序》则称他考中泰定丁卯科，任应奉翰林文字，授燕南经历，升任侍御史。在南台任职时，他弹劾权贵，被降为镇江录事宣差，后来升任闽宪幕职。

译这与《自序》略有不同。不过，《自序》应当更符合实际。虞集作《傅若金诗序》，称进士萨天锡最擅长抒发情感，诗风流丽清婉。如今读他的文集，确实如此。杨瑀《山居新语》曾辨析他宫词中“紫衣小队”等说法，以及《京城春日诗》中“饮马御沟”的说法，认为他不熟悉国家制度。他的说法确实正确。不过，《骊山诗》中误用荔枝，又怎么会损害杜牧的诗格呢？文集原有八卷，世上很少流传。毛晋得到别本并刊刻，将它编为三卷。后来得到荻匾王氏旧本，便把此本没有收载的诗另编为《集外诗》一卷，这样他的文集又算完整了。其中《城东观杏花》一诗，如今收在《道园学古录》中，显然是误收进去的。可见编排归类也不十分准确。然而八卷本如今已经无法得到，所以姑且仍按此本著录。《晋跋》又称，还有无题七言八句诗一百首，另编为一集，可惜没有见到。如今距离毛晋又有一百多年，它们是否存亡就更加无法知道了。△《杏亭摘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洪焱祖撰写。洪焱祖字潜夫，是歙县人。这部集子前面有危素的序，称他退休时任徽州路休宁县尹。但叙述他的仕宦经历时却说，他二十六岁任平江路儒学录，浮梁州长芗书院山长，绍兴路儒学正，调任衢州路儒学教授，升任处州路遂昌县主簿。天历元年，六十二岁时退休。序中却没有说他担任过县尹。考察宋濂的序，称他从儒官起家，四次转任后成为遂昌主簿，因而以休宁县尹的身份退休。大概当时还沿用宋代的旧例，退休者通常晋升一级官职让其回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担任这个职务。洪焱祖曾作《罗愿尔雅翼音释》，至今附在罗愿的书后流传。又有《续新安志》十卷，也是继罗愿《新安志》而作。可见他也是一位博学多闻的人。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浦江县尉编纂。他所居之处有一棵银杏树，大到要用一百围才能环抱。洪焱祖曾以“杏亭”自号，于是用它为集子命名。他的诗按古体、近体分别编排。不过，五言律诗下注明“长律附”，没有按照高棅的称呼叫作排律；七言律诗下注明“拗律附”，也是宋人的旧称。这大概还是当时的原本，没有遭到明人的删改扰乱。他的诗虽然完全沿袭宋代的声调，但还保留石湖、剑南的风格；若要与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诸家相抗衡，则有所不足，但与南宋末年江湖诗派相比，却已经如蝉脱离泥滓一般了。△《安雅堂集》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陈旅撰写。陈旅字众仲，是莆田人。因被推荐，任闽海儒学官。中丞马祖常认为他非同寻常，和他一同游于京师，又受到虞集的赏识。平章事赵世延引荐他任国子助教。任满考核后再次任职。后来出任浙江儒学提举。又被召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至元元年升任国子监丞。过了两年，死于任上。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他的文集在本传中记为十四卷。此本只有十三卷，是他的儿子陈籥编纂的。有张翥、林泉生两篇序，一篇作于至正九年，一篇作于至正十一年。目录次序与焦竑《经籍志》相合。大概本传笔误，把“三”写成了“四”吧。史书称他的文章典雅峻洁，一定要求合于古代作者的规范，不只是迎合世俗爱好。又称虞集看过他的作品，说过“我老了将要退隐，把这方面的文章交给你”的话。《张翥序》也称，天历、至顺年间，学士虞公凭文章闻名天下，对陈旅特别赞许，陈旅也得以与他相互熏陶浸润，文章法度更加严密。这大概是实情。苏天爵编纂《元文类》时，当时作者很多，却不把作序之事交给别人，唯独交给陈旅，大概也是知道他的文章足以流传取信。△《傅与砺诗文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傅若金撰写。傅若金起初字汝砺，揭徯斯替他改字为与砺，是江西新喻人。曹安《谰言长语》记载，他年轻时家境极其贫困，靠编织席子为生，后来又改行做针工。此后受到某种激励，才开始读书，诗文于是广为传诵。若以此来勉励人自我磨砺，那么他也算是一位奇士了。他的诗法传自同郡的范梈。虞集、宋褧以他才质非凡而荐举他，任安南使者的辅佐。归来后授任广州文学教授。至正三年去世，年仅四十岁。他所著诗集有《初稿》《南征稿》《使还新稿》《牛铎音》等编，范、虞等人都曾为它们作序。至正年间，他的弟弟若川汇辑刊刻，题名为《清江集》。明洪武年间，又刻印其文集十一卷、《附录》一卷。如今诗文总合为一编，不知是谁合并的。揭徯斯说，每次读与砺的诗，就好像又见到了范德机。范德机的七言歌行较为擅长，与砺的五言古诗和律诗较为擅长，其他方面也大致相当。王士祯《居易录》则说，他的歌行诗得到老杜诗歌的一鳞片甲，七律也有格调。这与揭徯斯的评论略有不同，应当以王士祯的说法为正确。古文大概只是他的余力所及，但也和平雅正，没有尖刻刺耳的声调。虽然不能超过各家，但也确实是一时的俊才。△《瓢泉吟稿》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朱晞颜撰写。考察元代有两个朱晞颜：一个是作《鲸背吟》的人；另一个是长兴人，字景渊，就是撰写此稿的人。朱晞颜的生平始末不太可考。只有《吴澄集》中有朱晞颜父亲文进的《墓表》，提到朱晞颜，说他能写诗文而且是良吏，却也没有详说他担任过什么官职。如今考察集中诗作，可知他最初因学习国书被选为平阳州蒙古掾，后来又任长林丞，主管煮盐赋税；还曾任江西瑞州监税。大概一生只是郡县中的低级官吏。他的文集藏书之家很少有著录。只有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瓢泉集》四卷，但世上没有传本。顾嗣立辑录元诗三百家，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抄录辑次，厘定为诗二卷、诗余一卷、文二卷。又有牟巘、郑僖的《原序》二篇尚存，仍把它们置于各卷卷首。集中与他酬答赠诗的人有鲜于枢、揭徯斯、杨载等。因此耳濡目染，具有诗文法度。所作虽然篇幅和格局稍显狭窄，但精神意理自然清朗。《牟巘序》中所说的拟古之作，如今都收在集中。颇能得到汉魏诗歌遗留下来的意趣，不同于把割裂雕琢字句当作工巧。他的杂文也用心研磨锤炼，没有失去法度。

译只是郑僖所称赏的《麯生传》《菊隐传》，沿袭《毛颖传》《革华传》的体例，自罗文、叶嘉以来，已经成为陈旧因袭的窠臼。郑僖却认为它们奇特而内容丰富，大概正是所谓士人的俗见已经无可救药了。△《筠轩集》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唐元撰写。唐元字长孺，歙县人。泰定丁卯年，因文学被授任平江路学录。后来再次任建德路分水县教谕。以徽州路学教授之职退休后去世。集中《朱克用总管诗会序》作于至正乙酉年，自题为七十七岁。这样看来，他应当生于宋咸淳五年己巳。其一生都处在元朝盛时，所以作品大多有和平温厚的声调。他还曾著有《易大义》《见闻录》等书，对经学颇有造诣。因此议论也不违背正道。根据朱文选所作行状，唐元有《敬堂杂著》《思乐杂著》《吴门杂著》《分阳杂著》《金陵杂著》《老学藂稿》等，近七千篇，分为五十卷。这是他的儿子桂芳亲手编纂的，所以集中间有桂芳的题识。此本是程敏政编入《唐氏三先生集》的，只有诗稿八卷、文稿五卷，与原来的规模很不相同。看他的后裔孙泽请汪抑之作序的启文，也说兵火之后，原作十篇只存二三篇。那么这部集子也必定已经遭到虫蛀侵蚀、残缺零落，只是幸而保存了下来。只是唐元一生以乡校教职终老，从未在台阁任过一官，而集中却有《扈从氵栾阳清暑》四首，又有《玉堂夜直诗》，以及《察罕淖尔》《李陵台》等诗，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或许是误收了他人的作品吗？△《俟菴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李存撰写。李存字明远，改字仲公，安仁人。年轻时广泛涉猎典籍，喜欢写文章。后来跟随上饶陈立太学习陆九渊的学说，于是把以前所著的书全部焚毁。他的论学以省察本心为主。他论文章说，唐、虞时代所有的言论，三代可以不必再说；三代所有的言论，汉、唐也可以不必再说。即使没有六经，这个道理也不会隐藏。前代圣贤只不过把它直接描绘出来罢了，哪里还能有所增加或删减？这些都是陆氏的观点。然而李存所学笃实，并不是金谿一派那种陷入玄虚渺茫、同时又丧失陆氏本意的人所能相比。因此他的诗文都平正醇雅，不露锋芒，纯然具有儒者的意味。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李卓编纂的，共诗十一卷、文十九卷。前面有永乐乙酉年《邹济序》，以及危素所作《墓志》；末尾附有虞集所书一篇。考察《道园学古录》，其中《送李彦方闽宪诗序》说：“近来的后辈小子，不肯细心读书、穷究义理，却妄自引用陆子静的话来欺骗自己、放弃自己。甚至想改动章句，直接斥责程、朱之说为错误；这也不是对陆氏真正有所见解，不过是拿它来文饰自己狂妄不学，以欺骗别人罢了。这种人在《王制》所规定的制度中，是必定不能被容纳的。闽中自从中立归来以后，已经有了“道南”的感叹。仲素、愿中直到元晦，学术源流和头绪都很清楚，全都在闽中。我不能不因彦方此行而把这些话说出来。除掉一个贪赃的官吏，整治一项弊政，都不如这件事能够用来端正人心。”如此等等。他的言辞偏狭急躁，同陆氏学派仿佛势不两立；可是给李存写信时，却又对他极力推重，这难道不是因为看重李存这个人吗？这也足以看出元代儒者敦厚质朴，并没有门户之见。△《滋溪文稿》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苏天爵撰写。苏天爵有《名臣事略》，已经著录。他的著作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诗稿》一书，《元百家诗》还曾收录，如今没有见到它的本子。这是他的《文稿》三十卷，是苏天爵任浙江行省参政时，让属吏高明、葛元哲编纂的。葛元哲字廷哲，临川人，以乡贡第一名考中进士。赵汸《东山存稿》中有《别元哲序》一篇，记载他的经历很详细。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考中进士，调任括苍郡录事。赵昉又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说的就是这个人。苏天爵年轻时跟随安熙学习。然而安熙的诗文粗野而不合格调，苏天爵却文辞华美深厚，根基牢固，卓然成为元代著名作者。他文章的波澜和意趣，往往出入于欧阳修、苏轼之间，远远超过他的老师。至于叙述事情的文章，详明而符合典制，尤其具有法度。集中碑版文章将近一百多篇，对于元代制度和人物，史传记载缺略的地方，很多都可以借此考见。《元史》本传称他“身任一代文献之寄”，也并非过分赞美。虞集《赋苏伯修滋溪书堂诗》中说：“积学抱沉默，时至有攸行。抽取简册，保存鲁史；采集诗歌，兼收《商颂》。”这说明他的文章根本在于沉潜研读典籍、研究掌故，并不完全是从安熙那里学来的。△《青阳集》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元代余阙撰写。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是色目人。世代居住在武威。因父亲任官于合肥，于是便在当地安家。元统元年考中进士。屡次升任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庆。陈友谅攻陷城池后，他自刎而死。追赠行省平章，谥号忠宣。事迹详见《元史》本传。余阙凭文学才能立身，对五经都有传注。篆书、隶书也精美，可以流传后世。他奋力捍卫东南，功烈前后可与许远、张巡相争。因此集中所作，都关系到当时国家的安危。他的《上贺丞相》四封书信，论说抵御蕲、黄一带敌寇的策略，尤其深切。如果余阙的计策果真施行，那么陈友谅能否攻陷江东、江西，尚且还不能确定。他的第二封信说，过去泰不华、蛮子海牙合力攻打蕲、黄，贼寇几乎就要被消灭；忽然下令遣散各军，只留下卜颜帖木儿驻扎在兰溪。盗贼于是又攻陷沿江各郡，实在是人谋不善。以卜颜帖木儿本传来相互验证，便知道丞相托克托虽然在江淮有功，但实际上却成为蕲、黄地区发生乱事的助缘。

译他的第四封信又说，兰溪之战的功劳，以卜颜帖木儿平章为最大，蛮子海牙中丞只是借此而成事。《卜颜帖木儿传》也采用了这种说法。由此可见，他辨别是非公允，足以让后代信服。他的诗以汉魏为宗旨，情思优柔深沉，在元人中另成一格。胡俨《杂说》说：“当初危太朴因文学才能被征召起用，士大夫都想一睹他的风采。有人问虞文靖公：‘太朴的事业将会怎样？’虞文靖公说：‘太朴入京以后，他的文辞多有夸饰，事业方面我不敢知道。若一定要寻求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余阙吧。’问凭什么知道，回答说：‘从余阙的文章集中可以看出来。’后来余阙果然以忠义显名。由此才知道前辈观察人物，自有确定的鉴识。”如此看来，文章虽然只是余阙的余事，但内心情感的流露，见识和气度自然不同，也足以窥见他的生平。△《鲸背吟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朱晞颜撰写。前面有《自序》，署名说他的字为名世；末尾又有《自跋》。《序》中说，至元辛卯年，他乘船渡海到燕京，在船中写成七言绝句三十多首，每首诗末都用古诗句补足。最后一章说：“早知在鲸背上推敲诗句艰险，悔不如来时只骑牛。”因此取名《鲸背吟》。曹学佺把它编入《十二代诗选》。长洲顾嗣立编《元百家诗》，依据赵孟頫所作《宋无翠寒集序》，说宋无过去以晞颜的字行世。其先世从晋陵迁到吴地，冒用朱姓。至元年间，他的父亲任征东万户的案牍，临行时患痿病，他没有办法，只好代父亲本人前往，于是出海。经过高丽各山，一直没有停止吟诗，《鲸背吟》正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然而《序》中说他偶然寄身于曹科，不曾忘情于笔墨；又说缘木求鱼、乘桴浮海。这些话与代父亲进入征东幕府的事情，在情理上没有丝毫关联；与《孟頫序》中所说西溪王公以茂才荐举他、他推辞不就，也不相符合。又不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缘故。姑且把它作为传闻存疑，也是可以的。△《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周伯琦撰写。周伯琦有《六书正讹》，已经著录。当顺帝在位时，周伯琦因文章受到知遇，出入宫禁。于是另外辑录所作，编成这两部集子。《近光集》收录的是后至元八年庚辰年，他由国史院编修升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至正元年辛巳，任授经郎、经筵译文官；二年壬午，任帘内官；四年甲申，升任监书博士；五年乙酉，改任崇文监丞，直到出任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共五年间的诗作。《扈从诗》则是至正十二年壬辰年，他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任监察御史，扈从皇帝前往上京时所作。《近光集》中记述朝廷典章制度的内容很多，可以用来补备掌故。《扈从诗》中详细记载边塞的见闻，可以用来考察当地风土。而周伯琦文章深厚雅正，也足以描摹和叙述这些事情。追溯元末遗闻的人，这两部集子与杨允孚《氵栾京百咏》，也大致具备其梗概。△《经济文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李士瞻撰写。李士瞻字彦闻，先世是新野人，后来迁居荆门。至正初年，考中大都路进士。中书省征召他充任右司掾，授任刑部主事。屡次升任户部尚书，出任福建海漕督办，并就地授任行省左丞。召入朝中任参知政事，改任枢密副使，授任翰林学士承旨，封楚国公。至正二十七年去世。《元史》没有为他立传。只有《顺帝本纪》记载：“至正二十二年，枢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极力陈说时政，共二十件事。”并详细列出各项，大体都是当时的紧急政务。他大概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的人。这部集子是他的曾孙李伸编纂的，所收作品始于任右司掾时，止于奉使闽中之时。因此《元史》所载的《时政疏》不在其中。然而其中收录往来书信七十多通，几乎占全集的一半。虽然大多属于一时酬答之作，但当时朝政的姑息、军事措施的失当、藩臣的跋扈，很多都可以借此考见。他弥补缺失、匡正挽救、委曲周旋以及拳拳忧国的诚意，也不在所上《时政疏》之下。《元史》对于顺帝时期的事情最为疏略，保存这部集子，对考证史实确实很有帮助，当然不只是因为它的文章价值而受到重视。△《纯白斋类稿》二十卷、《附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胡助撰写。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州东阳人。起初以茂才被举荐，任建康路儒学学录。历任美化书院山长、温州路儒学教授。因荐举再次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任期届满后授承信郎、太常博士，退休回乡。当时是至正五年。这部集子是胡助亲自编纂的，原本三十卷。年代久远后，残缺散乱、次序失当。明正德年间，他的六世孙胡淮搜集散佚的篇章，重新编成此本。现在只存赋一卷、诗十六卷、杂文三卷；另有当时投赠的诗文《附录》二卷。仍以《纯白斋类稿》为名，但卷数已经减少三分之一，不是原来的版本。虞集曾为他的《上京纪行集》题跋，称他龙门以后的诗尤其好，如今已经散入集中。邓文原、吴澄曾为他的《銮坡小录》和《升学祭器文》题跋，此本没有收载。那么这些作品应当就在已经亡佚的十卷之中。胡助的诗文都平易近人，没有深沉奇警的思想，但也没有支离破碎的毛病，总的说来不失为合乎中正之声。吴澄称赞他的诗“像春兰刚刚发芽，夏竹尚含笋箨，经露水滋润、雨水洗涤之后，鲜明而幽雅，娟秀而静美”。这样描写实在过分，反而不像他的品格了。△《圭峰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卢琦撰写。卢琦字希韩，号立斋，是惠安人。“圭峰”是他居住的地方。抄本有的题作《圭斋集》，是传抄时的错误。至正二年考中进士。授任州录事，升任永春县尹，改调宁德。历任漕司提举，授任平阳州，任命下达后便去世了。事迹详见《元史·良吏传》。徐火勃《笔精》说：“《圭峰集》流传多年后已经失传，近年惠安庄户部徵甫搜集并刊刻了它，却误收入萨天锡的诗六十多首。”这部集子是元代陈诚中编纂的，明万历初年由本邑人朱一龙、福州人董应举作序并刊刻。它刊行在庄本之前，但已经有许多作品窜入其他人的作品。比如五言古诗《春日思远游》，就在陈旅的集中。又如五言古诗中的《过岭至崇安》《送吴甫至扬州》《题焦山方丈壁》《秋日池上》《度闽关》《宿台山寺绝顶》《早发黄河》等篇，七言古诗中的《有事居庸关》《走笔赠孟礼》《乐陵台望月》《夜泊钓台》《江南乐》《江南怨》《雪山辞》《崔镇阻风》《游吴山驼峰》《紫阳菴》《江上闻笛》《别友》《寒夜闻笛》《黯淡滩歌》《清湖曲》《海棠曲》《儒有萨氏子》等篇，七言律诗中的《高邮城楼晚望》《燕将军出猎》《寄鹤林长老》《和王维学海南还韵》《三衢守索题烂柯石桥》《登镇阳龙兴寺阁》《寄参政许可用》《送佥宪王君实》《金陵道中》《再过锺山万寿寺》等篇，共三十二首，全都在萨都剌的集中。至于萨都剌的《溪行中秋玩月》一篇，他的《自序》中说“我就是萨氏之子”等话，证据清清楚楚，可以考察。这部集子却改题为《儒有萨氏子》，《序》末又删去了“至元丁丑仲秋书”一句。尤其明显是伪作，不能说只是误收。大概编纂时一味追求充实篇卷，以夸耀搜集丰富，所以真作和伪作混杂到了这种程度。卢琦的官职虽然不高，却列名《良吏传》，难道还需要借诗来流传吗？即使只论诗，他清丽的词句和高雅的韵致，也不在陈旅、萨都剌之下。编录者把甲的作品移作乙的作品，也并非毫无缘由。集子还收有赋三篇、记六篇、志铭二篇、祭文一篇、启三篇、杂著九篇，这些确实出自卢琦之手，并非借用他人作品。现在删去其中误收的诗，只把文章收录下来，以保存卢琦的真实作品。△《蜕菴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张翥撰写。张翥字仲举，是晋宁人。至元初年，因为隐逸之士的推荐，被召任国子助教，分赴上都任教。不久退居淮东。适逢修撰《宋史》《辽史》《金史》，被起用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多次升迁至翰林学士承旨，退休后加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终身领取俸禄。事迹详见《元史》本传。考察金明昌、承安年间，也有一个张翥，字仲扬。刘祁《归潜志》记载他“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等句，称其诗浮艳。各书引用时，有的误以为是同一个人，并不是这样。张翥曾跟随李存学习，传承陆九渊的学说。诗法则受教于仇远，得到其中音律的奥妙。他的诗清新圆润、稳妥贴切，格调颇高。近体诗和长短句，极受当时推重。不过他的古体诗也刚健爽朗，值得诵读；词作多有讽谕，往往得到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的遗风，也不是随便写成的。王士祯《居易录》说：“蜕菴是元末的大家，古体诗和今体诗都合乎法度。不必说赵子昂、袁伯庸这些人，就是范德机、揭曼硕，也未必能判定谁高谁低。”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元史》称张翥的遗稿没有流传，流传下来的只有律诗、乐府，仅三卷。王士祯则称有“《蜕菴集》四卷，明洪武三年锡山郎成抄本”。这部本子是朱彝尊收藏的明初释大杼手抄本，前后有来复、宗泐二人的《序》和《跋》。大概大杼与张翥是方外朋友，元末张翥去世而没有子嗣，大杼把他的遗稿带回江南，另行选编抄录保存。考察《元音》《乾坤清气集》《玉山雅集》等书，所收张翥的诗还有这部集子以外的作品，可见这也不是全集。△《五峰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李孝光撰写。李孝光字季和，是乐清人。他隐居在白野授徒，泰哈布哈曾拜他为师。至正七年，朝廷下诏征召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的身份征召他。第二年升为文林郎、秘书监丞。他所著的诗文，年代久远后散佚了。这部编本是弘治甲子年怀远人钱杲任乐清县令时，访求遗稿，在儒生周纶家得到全集，于是让周纶编次刊刻。钱杲亲自为它作序，仍以《五峰集》为名。诗文不分卷帙，只按各种体裁分别编排。现在定为：乐府四言诗一卷，五言、七言古诗一卷，五言律诗一卷，七言律诗一卷，绝句一卷，杂文一卷。卷首另有四篇逸文目录，题为《南村草堂记》《郭翼迁善斋记》《姚文焕书声斋集记》《孝善坊记》，都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大概因为传抄时再次散佚，现在也缺失了。元代诗歌多纤丽绮靡，唯独李孝光风骨劲健高峻，竭力想超越古人。乐府和古体诗都刻意写得奋发刚劲，不作平庸之声。近体五言诗疏朗秀逸，具有唐诗格调。七言诗颇有出入于江西诗派之间，但俊伟之气自然不可遏止。其中如《赠潘九霞绝句》所说：“道士自称潘九霞，身骑黄鹤大如车。借我北窗眠一夜，酒醒共吃白丹砂。”失于粗犷的地方，也偶尔有一些，但不妨害他的风格。杂文共二十篇，全都挺拔有力，没有平庸的语句。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出元代四位作者，把李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也不是虚夸。末尾附有《题朱泽民画》一首，大概是古乐府的末章，误编入文集，现在仍移附在乐府末尾。△《野处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元代邵亨贞撰写。邵亨贞字复孺。杨枢《淞故述》记载，他本是淳安人。至正年间任松江训导，登记户籍于华亭。现在考察他的集中有《送族兄安仲还乡序》说：“至元年间，祖父处县君因为没有在宋朝任职到最后，隐居在华亭别业，先父于是出生在华亭。至德年间，祖父归葬故里，先父不能带全家离开，直到今天成为华亭人。”这样看来，从他的祖父起就已经登记户籍于松江，杨枢所记仍不够详尽。这部编本后有冯迁、汪稷二人的《跋》，说此书原出自上海陆深家，陆深的孙子郯把它交给汪稷刊行。连同他所著的《蛾述诗选》《蛾术词选》共十六卷。如今诗、词二选已经失传，只有这部本子独存。共收杂文六十八篇。邵亨贞最终只是儒官，足迹又没有走出乡里，所以没有雄伟篇章和巨制作来发抒他的奇特气概。但他的文章大体清新明快，结构步调井然，还能遵守前代先贤遗留下来的法则。他的诗词世上流传不多。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他所作的《咏眉目沁园春词》二首，意味隽永、清丽可爱，很有观赏价值。大概他的长处尤其在这里，可惜《词选》如今已经失传很久了。△《梦观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释大圭撰写。大圭字恒白，姓廖，是晋江人。至正年间，居住在泉州的紫云寺。他的集子原有二十四卷。开头是《梦法》一卷、《梦偈》一卷、《梦事》一卷，接着是诗六卷，文章十五卷。所谓梦法、梦偈、梦事，都是佛教宗门的语录，不应列入诗文集中。他的杂文也多是青词、疏引，没有超出佛教徒的本色，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他的诗气势骨力磊落，没有元代诗歌纤细浓艳的习气，也没有宋末江湖诗派的粗疏浅俗之气。吴鉴原序称赞他的作品华美与质实相称，文词通达而意思到位，不雕琢却工巧，去掉织锦般的修饰而仍然美丽，摒弃耕耘般的刻意经营而自有秀色。虽然这是朋友推许赞美的话，但拿他的作品核对，也并不全是过分夸奖。大概石湖、剑南的余风，在方外之士中仍然存在。现在删去他的《梦法》等卷，也删去他的杂文，只收录古体诗和近体诗，编为五卷。沙砾既然除去，精华就显露出来了。取其长处、舍弃其短处，希望不失去高雅的诗歌声调。至于他的三乘佛教宗旨，任凭佛教徒自己去传述，当然不必替他们考虑佛法了。△《金台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乃贤撰写。乃贤有《河朔访古记》，已经著录。这部集子是危素编纂的。前面有欧阳玄、李好文、贡师泰三篇《序》，作于至正壬辰年。又有黄溍《题词》，作于至正庚寅年。末尾有至正乙酉年揭徯斯的《跋》、至正辛卯年程文的《跋》、至正乙未年杨彝的《跋》、至正己丑年泰哈布哈的题字、至正戊子年张起岩的题诗。又有虞集诗一首，以及危素的一篇《跋》，都没有注明年月。《危素跋》说：“易之的《金台前稿》，我已经为它作过序。等到再次来到京师，又得到《后稿》一卷。”那么，这部两卷本集子就是合并两部稿本编成的。因此集中称揭徯斯的谥号为“揭文安”，而集末又有揭徯斯本人的《跋》。乃贤天资宏大秀美，与元好问较为接近。虽然晚年在内任翰林官，在外参与军府事务，但他并不急切追求仕进，只以游览和唱和为事。因此气度格调高举飞扬，没有世俗鄙陋琐碎的姿态。他的名声稍稍仅次于萨都剌。考察他的作品，与萨都剌相比没有一处不相当。△《子渊诗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考察《子渊诗集》，它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但只题作元人所作。《文渊阁书目》也著录此书，却没有注明作者姓名。考察集中有《岁尽诗》说：“照我乡关梦，相随到鄮城。”鄮故城在鄞县东部，唐代从鄮县分置鄞、慈、奉、镇四县，隶属于明州。元代为庆元路。纳新《金台集》有《怀明州张子渊》七言律诗一首，又有《依韵奉答子渊》七言律诗二首。现在唱和的诗都在集中，所用韵也相合。那么，他应当是庆元路人。又《铁釜中莲诗》题下注释，叙述同时作赋的诸人，有“暨仲深”的话。那么他的名字应当是仲深。又有《怀兄子益在横浦诗》。根据他兄长的字来推断，“子渊”应当就是他的字。此集久已不再流传。现在按诗体分编辑录，共得到诗六卷，其中多是与乃贤、杨维桢、张雨、危素、袁华、周焕文、韩性、乌本良以及斯道兄弟唱和的作品，其中与纳新的唱和尤其多。古诗冲淡，颇有陶渊明、韦应物的风格；律诗虽然颇涉江湖诗派末流，格调意境并不高。然而五言诗如“晓市鱼虾集，秋田笋蕨多”“驿路随江尽，湖云类海宽”“地通江栈阔，天入海门低”“明月孤城柝，秋风弱客心”“枯萑晴似雪，独鹤夜如人”。七言诗如“江村夜迥传金鼓，池馆秋深老芰荷”“满面炎尘依客帽，一川离思属荷花”“家僮解事故携酒，野鸟避人低度墙”“北风吹沙弓力劲，落日照海旌旂寒”“林荒乏酿茶为酒，鱼熟难赊米当钱”“西江返照连虹影，南镇残山入雁行”，也都明丽有情致。他受到当时名流重视，也是有原因的。△《午溪集》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陈镒撰写。陈镒字伯铢，是丽水人。曾任松阳教授。后来在午溪上修筑房屋，于是用“午溪”作为集子的名称。卷首题写“前进士曲阜孔旸编选，前进士青田刘基校正”。有黄溍、张翥、孙炎以及孔旸、刘基五人的《序》。《张翥序》称陈镒向外舅周衡学习。《孙炎序》又称他向张翥学习。所以他的诗才和资质虽然觉得稍弱，但语言清新脱俗，没有失去诗歌的风调，大概是有传承来源的。前面还载有刘基、孔旸亲笔书信各一通。刘基的信称赞他的作品“体制都很好，只要删去近期应酬作品中的一两成，便纯正了”。孔旸的信则称赞他的诗“篇篇合乎格律而合于中吕，字字如金声玉振般铿锵”。现在看他的集子，刘基的评价是正确的。《刘基序》称《午溪集》一卷。《孙炎序》称二卷。《孔旸序》则称四百多篇。这部本子有十卷，难道是刘基想删去的作品，孔旸仍然把它们保存下来了吗？

译△《药房樵唱》三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吴景奎撰写。吴景奎字文可，是兰溪人。三十岁时，海道万户刘贞任浙东宪府掾，曾征召他担任从事。第二年刘贞离任，吴景奎也回去了。过了很久，因为部使者的推荐，代理兴化县儒学录；因母亲年老，辞谢没有就任。至正十五年在家中去世。黄溍为他撰写墓志，深感惋惜。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履和门人黄琪编纂的。其中五言古体诗都源出白居易，七言古体诗有些像李贺。近体诗音节也宏大开阔，豪放自得。宋濂为它作《集序》，也极力推许。只是编次时没有很好地删汰。例如《偶成诗》说：“凭借才华胜过德行，是世人所鄙薄的；难道我辜负别人，老天就可以欺骗吗？士人的言行如果竟然如此，那么圣贤经典和传记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大概就是刘克庄所说的“有韵的语录”，很不合诗格。其他迎合世俗的作品，也有许多杂乱粗劣、没有删削的。这是吴履等人编录的过失。不过他的精华自有其价值，也不会因此被掩盖。△《栲栳山人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岑安卿撰写。岑安卿字静能，是余姚人。他居住的地方靠近栲栳峰，所以用此自号。志向品行高尚纯洁，最终在困穷困顿中去世。他的诗说：“老成而惭愧于苟且求得，年少时又以没有官职为羞。”又说：“人们会根据所侍奉的主人来评判他，结交朋友要谨慎，不要攀附求援。”由此足以看出他坚苦自立的意志。集中编在韩明善《题推篷图诗》之后，称“坡翁仙去二百春”。按照苏轼死于建中靖国元年来计算，大概是在元代中叶。因此，往上可以见到厉元吉，往下可以见到危素。这部集子由安卿同乡宋禧编纂。宋禧最初名叫元禧，洪武年间被召修撰《元史》，曾为安卿题像，叙述他的生平。现在也附载在集中。他的诗孤峭独行，正如他的为人。只有七言古诗有时杂用李贺、温庭筠的体制。大概有元一代的风气就是这样。不过他的气骨本来清正，究竟不同于纤弱妩媚、浓艳冶丽的格调。顾嗣立《元诗选》说：“安卿曾作《三哀诗》，悼念乡里中的宋朝遗民。寄托深远，含有俯仰今昔的感慨。”考察《三哀诗》，第一首写厉元吉，他在宋末考中进士，任乌程尉，进入元朝后终身不做官，是安卿的老师；第二首写高师鲁，他的本名已经失传，是安卿家三代的朋友，安卿幼年时曾见过他；第三首写李天锡，是他乡里的老儒生，安卿没有来得及与他相识。详细考察诗中的词意，前两篇是追念旧日朋友，后一篇是表彰隐藏不显的德行。其中虽然有“新亭”“黍离”等语句，但那是追叙三人的遗事，并不是安卿自己产生了这种感慨，诗中的语意十分明白。顾嗣立贸然把它解释为思念宋朝，牵强附会得太厉害了。又如集中《出门偶赋诗》说：“听说朝廷征召遗逸之士，集贤院、著作局空有满庭官员。中书堂上每天享用羊肉，世祖的山河平坦如砥。”这说明他亲眼看见元朝政事逐渐松弛，文官安逸、武将嬉游，正为国事深深忧虑，并希望不要忘记祖宗创业的艰难。难道他还会对宋朝念念不忘吗？顾嗣立因词句而损害诗意，于是使安卿显得首鼠两端。现在谨慎订正他的错误，使读者不再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