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 经部四十四

译每一个蒙古字都用汉字标注读音，少则四、五个字，多则二、三十个字，末尾附有一百六十多个避讳字样。大概这是公文案牍中通行、供查检使用的书。元代的国书、国语，音译早已流传失真。朱宗文生于至正年间，虽然自称能够通晓音译，但由于南方人与蒙古语隔膜，只凭自己的见解牵强比附、推求考索，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不能吻合。例如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元代国字以“可侯”二字为首，而这部书又依照《韵会》，以“见、经、坚、訇”字为首，字母已经不相符合。《元史》既然说有二合、三合、四合的方法，这部书却只采用逐字对音，不采用切音，甚至累列几个字来解释一个音。清浊、重轻完全没有区别。并且字字都只是对音，不能翻译成语。考察《元史》和其他书所载的蒙古字诏旨、公文，都能够用国语连接成文。这说明当时必定另有翻译的方法，而这部书完全没有涉及，终于导致这种方法湮没而无法再考。大概当时朝廷既没有颁行固定格式，官府中的胥吏又辗转传习，错误彼此沿袭。看国姓“却特”被讹写成“奇渥温”并载入史册，其他错乱大致也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刻本早已散佚，现在保存的只有抄本。其点画既不是抄写小吏所能辨识的，其中的错误也不是文士所能校正的，不过是依稀钩摹、模仿大概形状而已，更不能据此作为典范。我朝统一文字、文治昌盛，超越古今，《钦定元史蒙古国语解》的考订十分精确。凡是长期沿袭的错误，全都已经阐明剔除，没有遗漏。这种以讹传讹的本子，终于可以拿去覆瓿了。△《正韵笺》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时伟撰写。杨时伟著有《春秋编年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前有崇祯辛未年的《自序》，大意是认为《洪武正韵》在当代没有流行，所以依据原本，在下面增加注释，称为“补笺”。又取吴棫《韵补》、陈第《古音考》等书所依据的古书音读，附在各韵之后，称为“古音”。又取熊忠《韵会举要》、杨慎《丹铅录》等书所收的字，增补附列在韵后，称为“逸字”。他的用意相当勤苦。然而，《洪武正韵》的分合本来就有错误，阻滞难通。即使凭天子的尊贵地位，传国十几代，把这部书悬为法令，也始终不能使它在天下施行。在二百六七十年间，它时存时亡，没有人加以议论。杨时伟却在举世不用的情况下，故意标新立异，希望凭一个平民的力量颠倒千古的是非，这也实在困难。况且他所注的古音，杂取吴棫、陈第两家的说法，却不知道两家的体例各不相同。他所收的逸字，不能探究《广韵》《集韵》的源流，只根据杨慎等人的书，更加疏漏。他所补的笺注也都是辗转抄袭贩卖的内容。例如“日”字在“木”中就是“东”，这是许慎所引官溥的说法，明明记载在《说文》中，他却引用郑樵《通志》，足以说明他不是根本性的学问。△《声音文字通》三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赵捴谦撰写。赵捴谦著有《六书本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就是他制定的韵谱。考察《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日、月、星、辰共有一百六十个声音，作为体数；去掉太阴、少阴、太柔、少柔四项的四十八个体数，得到一百一十二，作为日、月、星、辰的用数。水、火、土、石共有一百九十二个声音，作为体数；去掉太阳、少阳、太刚、少刚四项的四十个体数，得到一百五十二，作为水、火、土、石的用数。赵捴谦这部书则把音取作字母，把声取作切韵，分别配合，并把所切的字注在上面。每一个音配合十个声。大概是根据邵子的图错综推演出来的。然而，把一个卦配一个音，又把一个卦配十个声，使音与声相互唱和，卦与卦相互唱和，想在邵子《经世图》之外增加新的意义，却不知道这对声音之道反而更加穿凿附会，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焦竑《笔乘》记载，赵捴谦死后，他的门人柴广敬把这部书进献朝廷，还没有来得及刊版流行。《明史·艺文志》记载这部书为一百卷。这个本子还保存三十二卷，大概是另一本流传下来的版本。然而卷首从“一之四”开始，也是残缺的书，不足以作为证据。把它当作废纸看待就可以了。△《韵学集成》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章黼撰写。章黼字道常，是嘉定人。这部书划分韵部，完全以《洪武正韵》为准。每一部中，按平声、仄声相次排列。四声齐全的有九部，缺少一声的有十一部。字在各部中的先后次序，则依照《韵会举要》的例子，以字母为序。他划分五音时，影、晓二母依照《玉篇》旧图归入宫，不依《韵会》归入羽；匣、喻二母依《韵会》归入羽，不依《玉篇》图归入宫；帮、滂、并、明四母依《玉篇》归入宫，不依《韵会》归入羽。非、敷二母，旧韵谱都错误地归入宫，他则改为归入徵。他的字收录了很多《篇海》《龙龛手鉴》中的怪异字体；读音还兼载《中原音韵》的北方读音。总计四万三千多个字。《自记》说，始于宣德壬子，成于天顺庚辰。计算他用力的时间共有二十九年，可以说专心精通于此。然而以《正韵》为根本，而根本先已错误，其他方面就不值得再说了。△《韵略易通》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兰廷秀撰写。兰廷秀字止庵，是正统年间人。爵位和籍里不详。他的书把平声合并为二十部，其他三声随平声附列。把《东洪》《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缄咸》《廉纤》这十部有入声的韵编为上卷；把《支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这十部没有入声的韵编为下卷。又把字母合并为二十摄，用“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二十个字，完全改变古法以适应方音。他的《凡例》说：“只把日常应用、便于通俗的字样收入，读经史的人应当以正文的音释为准，不可拘泥于此。”这样看来，他自己也知道这部书浅陋。△《韵学大成》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濮阳涞撰写。濮阳涞字贞庵，是广德人。嘉靖丁酉年中举人，官任南昌府通判。这部书大体取法于《中原音韵》，但不采用把入声归隶三声的说法，又把原来的十九部扩充为二十部，例如把《鱼模》分为《须鱼》《苏模》，把《江阳》分为《江黄》《姜阳》，就是这样。他所定的字母，专门用“新鲜”“仁然”等名称立法，稍作增益成为三十个声母，不采用见、溪、群、疑四等的分类方法，意在简便快捷。然而“新鲜”等声母仍然只是字母的变体；连字母都不认识，又怎么能认识这些名称呢？他所划分的各部也没有什么义例。既然说“宏萌”不应收入《东钟》，却又不把它附入《庚青》，还把《庚青》分为《庚生》《京青》两部，真可说是进退失据了。△《读易韵考》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张献翼撰写。张献翼著有《读易纪闻》，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考察《易》中的韵。按《易象传》确实有韵，至于《彖词》《系词》之类则没有固定格式，也如同《淮南子》等书，只是偶然押韵而已。张献翼却把它们一概当作押韵处理，不仅把汉、魏以后各时代的音混杂在一起，甚至还广泛引用佛教偈语、道教章咒来证明圣人经典，实在过于芜杂。比如《爻词》“潜龙”的“龙”字，他忽然认为与“勿用”的“用”同音，读作“庸”，这是依照本音。《文言传》却说“龙”应读作“性”，与“遯世无闷”押韵；又说“龙”应读作“庞”，与“不成乎名”押韵。颠倒混乱，哪里还谈得上体例呢？这真是自己不懂却强作解释。△《古今韵分注撮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甘雨撰写，陈士元作注。甘雨字子开，是永新人。万历丁丑年中进士，由翰林院检讨贬为德安府推官，后来升任南京刑部郎中。陈士元著有《易象钩解》，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列今韵，后面附古韵。今韵错误地称为沈约所定，足以看出它毫无根据。古韵又错误地拘泥于通转之说，既然说《东》通于《冬》，转入《江》《阳》，那么四韵就是一部了。然而《东韵》后所列的古韵字，与《冬韵》《江韵》《阳韵》后所列的古韵字却各不相同。这说明它只是随着押韵需要选择读音，只知道有通转，却不知道为什么通转。征引越繁多，反而越混乱，简直像整理乱丝，结果把它弄得更乱了。△《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五卷，附《难字直音》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登撰写。李登著有《六书指南》，已经著录。这部书刻于万历丁亥年，前面有姚汝循、焦竑、王兆云的《序》，以及李登的《自序》和《例论》。它的韵部划分既不合古法，也不完全符合《洪武正韵》。例如《灰》《皆》已经分开，《支》《微》《齐》反而没有分开。《庚》《青》已经分开，《江》《阳》反而没有分开。而且《真》兼收《侵》，《寒》兼收《覃》，《咸》《先》兼收《鉴》，尤其错乱而没有头绪。至于三十六个声母中，知、彻、澄、娘并不是五母重复出现，前人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然而他竟然删去它们，又把并母改为平母，把定母改为廷母，这未免太任性了。按照他的说法，那么敷、奉二母，端、定、穿、床四母，心、邪二母，也都应当合并；为什么仍然不合并呢？又，字的平仄虽然分开了，声纽却从来没有两套；入声部分虽然少了，但上声、去声的转轴却相同。如今他说平声有三十一母，仄声有二十一母，凭臆测改创，谁会相信呢？他认为仄声纯用清母，似乎简截明白。然而清浊相配，正如阴阳、律吕的道理；六律可以包括六吕，却不能把六吕的名称全部删去。既然平声的清浊已经分开，那么四声依次转变，自然可以顺流溯源，如同叶子由枝条而来、枝条由树干而来，不能因为有平声就废弃仄声。他的论说实在偏颇枯窘。此外，他每韵所收的古字，多沿用篆书、籀书的字体。虽然这种体例创自《集韵》，但也没有怪僻到这种程度。李登曾作《摭古遗文》，搜集材料庞杂，又加以杜撰；作为字书尚且不可以，作为韵书就更加荒谬了。他所编的《难字直音》尤其错误、遗漏很多。例如“佟”注音为“同”，“侦”注音为“称”之类，都夹杂着方言，怎么可以拿来注释韵书呢？△《并音连声字学集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明万历二年，会稽人陶承学在吴中得到这部书，请同乡毛曾删削其中繁杂冗余的部分，编成此书。陶承学亲自为它作序。此书把上平、下平合起来分为二十二部，又把上、去、入三声分别归附在平声之下，并大略笺释字义。书前列有《切字要法》，删去群、疑、透、床、禅、知、彻、娘、邪、非、微、匣十二个声母，又增加勤、逸、叹三个声母。大概是以勤代群、逸代疑、叹代透，从而省去并合原有的九个声母，却没有说明理由，实在是任意妄为。陶承学的《序》竟把它比作徐锴的《说文韵谱》和李焘的《说文五音谱》。作者、删订者和刻印者，都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考证了。△《交泰韵》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译明代吕坤撰。吕坤有《四礼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制定的切韵简要方法，只有序文、凡例和总目，还没有完成全书，但全书的体例和要旨已经概括具备于此。其方法是：平声的字分别用阴声和阳声互相切拼。例如“同”字，旧法用“徒红切”，“通”字旧法用“他红切”。吕坤认为“他红”二字仍然切的是“同”字，不是“通”字，于是把“通”字改为“他翁切”。上声、去声又各自以本声作为声母，例如“宠”字用“楚陇切”，“送”字用“素瓮切”之类。平声和入声则互相作为声母，例如“空”字用“酷翁切”，“酷”字用“空屋切”之类。“交泰韵”这个名称，就是取平声和入声互相作为终始的意思。大概是在古来合声方法的基础上，又加以辨别。因此不用字母摄法，而是与字母摄法相互辅助却不相妨碍。他论述确定韵部首领的一条说：‘东、董、冻、笃’是多么明白，然而旧韵谱沿袭已久，领韵却用‘东、董、送、屋’，领声则用‘公、孔、贡、穀’，实在混乱。他的说法也很有道理。只是分部完全采用河南土音，把《盐》并入《先》，把《侵》并入《真》，把《覃》并入《山》；《支》《微》《齐》《佳》《灰》五部又都拆分后分别归隶，这就过于追求简便了。对于没有入声的韵部，强行配上入声；又把强行配出的入声转而与平声字离合，这又过于纠缠。终究不免改乱古法，不足以作为规范。△《音声纪元》六卷（通行本） 明代吴继仕撰。吴继仕有《六经图》，已经著录。这部书的主旨是认为，沈约以来的各种韵书只论四声、七音，却不以律吕和风气为根本，还不算完善；只有邵子《皇极经世书》和李文利《律吕元声》能够穷究天地的本源、纠正律吕的错误，于是依据这两部书写成此书。全书以五音综合，以八风配合；加上十二律，对应二十四气。有图、有表，有议论、有叙述，并附有《风雅十二诗》。然而见解并不精确，得失各半。例如八风配八卦，本于服虔《左传注》；十二律配十二支、八风分为十二风，以及十二支、十二律配二十四气，本于郑康成《周礼注》，这些说法还算有根据。至于黄锺律管长九寸，历代相传，起初从没有不同说法。只有李文利独自依据《吕氏春秋》，说黄锺的长度是三寸九分，并认为司马迁所说九寸是错误的。他又根据三寸九分的说法推论，认为黄锺极为清亮，而把宫声极为浑浊的说法判为错误。只有孤立的一段文字和一个证据，悖谬难以凭信。而这部书偏偏把它作为根本，于是导致宫、羽二声错乱，清声和浊声颠倒。用这种方法审定音声，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而且书中的论述和表格彼此矛盾，体例也不统一。其他如把《风雅十二诗谱》说成传自汉代儒者，把《礼部韵》说成毛晃所作，把《平水韵》说成《韵会》，把《礼部韵略》说成《唐韵》，又说那就是今天流传的诗韵；考据失误之处不胜枚举，其他更不必说了。△《字学元元》十卷（内府藏本） 明代袁子让撰。袁子让字仔肩，郴州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眉州知州。这部书针对刘鉴《切韵指南》所载音和、类隔二十门，在出切、行韵方面参差不一，取字有依据切法的，也有依据韵部的，学者多感到纠结难明，于是加以疏理说明，使之有条理。又把等子门法扩充为四十八类，比《玉钥匙》《贯珠集》等书清楚得多。书名叫“元元”，大概取自班固“元元本本”的话。然而它只凭口舌议论，没有参看古书，甚至说《礼部韵略》是陆明德所作，因此把《元魂》分成两部，又把《东冬》《清青》合为一部。它一会儿讨论七音，一会儿讨论六书，体例混杂，毫无头绪。所论六书，也完全凭臆测，不考察许慎、顾野王以来的旧说。所谓聪明超过学问的人，说的不就是袁子让吗？△《韵表》（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叶秉敬撰。叶秉敬有《字孪》，已经著录。这部书共《韵表》三十篇，又有《声表》三十篇。《韵表》采用刘渊的旧韵部，把《东》《冬》《江》《阳》《鱼》《虞》《佳》《灰》《支》《微》《齐》《寒》《删》《先》《萧》《肴》《豪》《歌》《麻》《尤》二十部作为居中开口音，称为“中韵”；把《庚》《青》《蒸》三部作为向内开口音，称为“内韵”；把《真》《文》《元》三部作为向外开口音，称为“外韵”；把《侵》《覃》《鉴》《咸》四部作为向外合口音，称为“合韵”。因此颠倒了原来的次序，与旧法不同。《声表》在三十六字母中删去知、彻、澄、娘、敷、疑六个声母，只保留三十个。它的方法是以轻清为阴、重浊为阳，以腭、舌、唇、齿、喉、半舌、半齿七音为经，以纳口、出口、半出口三种阴声，以及半出口、出口、半纳口三种阳声为纬。把旧韵谱的四等改为二等，又以粗大、细尖、圆满、圆尖区分庚干、经坚、觥官、扃涓四纽，作为四派的祖宗来统摄它们。又认为《真》《文》《元》等部向外的韵不是四位祖宗所能统辖的，于是在庚干派中附加根干一派，在经坚派中附加巾坚一派，在觥官派中附加昆官一派，在扃涓派中附加君涓一派。它的用法不能说不严密，但也只是叶氏自创的方法罢了。他竟自称‘圣人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这话谈何容易！旧说把没有入声的十三部分配入声始于章黼，然而考察章黼《韵学集成》，其中仍然沿用旧韵谱；按自己的意思分配，实际始于叶秉敬这部书，说成是章黼，是错误的。△《音韵日月灯》七十卷（问南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吕维祺撰。吕维祺有《四礼约言》，已经著录。这部书包括《韵母》五卷、《同文铎》三十卷、《韵钥》三十五卷。他批评沈约只知道纵向有四声，却不知道横向有七音；司马光只知道横向有七音，却不知道纵向有四等，所以撰写这三部书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总名为《音韵日月灯》，取日、月、星三光之象。又名《正韵通》，是为了遵循使用《洪武正韵》和续刊的《洪武通韵》二书。《韵母》以一百六韵为经，以三十六母、四等为纬，又把开口、合口标在韵部上方，把独音、众音注在字旁。《同文铎》列举一百六部的字，用三十六母改变它们的先后次序。大体依据《韵会》，只是注文稍有删减；所谓《通韵》，就是孙吾与《韵会定正》的改名。所注古韵通转，只是吴棫《韵补》的余绪罢了。《韵钥》则仍采用《同文铎》收录的字，删去细注，只互相注明每字共有几种音、几种叶音，以便检索，所以名叫“钥”。《自序》说，《同文铎》像编年体，这部书像纪传体，就是这个意思。吕维祺在等韵学方面颇有见解，但对今韵、古韵的源流未能深入考察。看他把古韵二百零六部说成沈约合并为一百零六部，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律古词曲赋叶韵》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程元初撰。程元初字全之，歙县人。这部书成于万历甲寅年，开头有《自序》和《凡例》。全书的主旨，是把古韵、律韵、词韵、曲韵、赋韵、叶韵合编为一书。体例是每一韵部把四声排列在一起，以三十六母作为横向分类；各种通转的方法则列在各部开头。体例冗杂，立论也没有根据。《凡例》说沈休文因为律诗而把四声编成诗韵。齐、梁时期哪里有律诗，又哪里有诗韵呢？△《韵谱本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茅溱撰。茅溱字平甫，丹徒人。这部书成于万历年间。它在世间通行的韵书中每个字的下面写出一个篆文，并略微摘取《说文》的原注列在下面，所以称为“本义”。然而《说文》中已有的篆文，这部书有的采用，有的却不采用，完全没有统一的条例。每个韵部后面又附列通叶字，却不注明出处，同样毫无根据。△《韵总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朱简撰。朱简字修能，是万历年间人。他的书第一卷为《古韵》。用干、葛、该等十四个字标示全部韵部，使各字归入相应类别。又选取安、干、丁等三十八个字作为阴平、阳平的标准，分别注在各类之中。这与陈第、顾炎武考订的古韵没有一个字相合，不知凭什么称作“古韵”。第二卷为《唐韵》。其实是世间流传的《平水韵》本，却把它当作《唐韵》，错误尤其严重。第三卷为《元韵》。也就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它的《前例》说，古人有上平、入、下平三声，没有上声、去声，并举《诗经》《离骚》中把上声、去声读作平声的例子作为证明。却不知道这只是四声通用，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上声、去声这两种声调。《释文》中一个字有多种读音，往往兼具四声；《类篇》《集韵》的说法也相同，只是朱简没有详细考察罢了。△《韵会小补》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方日升撰。方日升字子谦，永嘉人。万历年间，他在京山李维桢家任馆客，完成了这部书。李维桢的门人周士显任建阳知县时把它刻印出来。《韵会》原本收录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这部书完全依照原书，没有增减。只是考察每个字的某个读音是本音、某个意义是本义，其余的音义依次列在后面。注文增补很多。凡是一字有多个读音的列在前面，只有一个读音的则标作“独音”列在后面。若某字在其他韵部而可以读入此韵，就标作“古读”；可以叶入此韵，就标作“古叶”，也都附列在后面。他搜集考察相当勤勉，在原书之外多有引用材料加以辨正，然而有时也有错误。例如《一东》中“曈”字、“犝”字和“昽”字之类，都引用《说文》；却不知道这些是徐铉新增加的字，实际上《说文》原书中并没有。又如《韵会》“稷”字的注文引用《周礼》注说：‘四秉叫作筥，十筥叫作稷，十稷叫作秅’，却不知道这是《仪礼·聘礼》中的文字。“鍐”字的注文引用《后汉书·舆服志》的“金鍐”，却不知道《舆服志》原文作“”，读音为“亡范切”。这一类情况很多，他大多没有加以驳正。其他关于古音、古读的内容，错误尤其多。顾炎武《音论》指责他耗费口舌、浪费书册，比前人更严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篇韵贯珠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释真空撰。真空号清泉，是万历年间京师慈仁寺的僧人。这部书分为八门，编成歌诀。第一是《五音篇首歌诀》，第二是《五音借部免疑海底金》，第三是《检五音篇海捷法总目》，第四是《贴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捷法》，第五是《订四声集韵卷数并韵头总例》，第六是《贴五音四声集韵捷法总目》，第七是《创安玉钥匙捷径门法歌诀》，第八是《类聚杂法歌诀》。全书大体以《五音集韵》《篇海》为根据。这两部书卷帙稍多，门类和条目也很琐碎，所以另立便捷方法以供检索，并没有新的发明和考证。又因俗僧不懂文义，却勉强编作韵语，读起来十之八九无法理解。注文中的语助词也多有误用，比《篇》《韵》更加难以读通。△《西儒耳目资》（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金尼阁撰。金尼阁字四表，西洋人。这部书作于天启乙丑年，成于丙寅年。它用西洋语音来沟通中国语音。书中分为三谱：第一是《译引首谱》，第二是《列音韵谱》，都是根据声音来归列字形；第三是《列边正谱》，则是根据字形来寻找声音。他说元音有二十九个。其中自鸣的有五个，叫作丫、额、依、阿、午；同鸣的有二十个，叫作则、测、者、撦、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额、勒、麦、搦、色、石、黑；没有字形的有四个。自鸣音是万种声音的开端，没有字形的音是中国所不用的。因此只把从则、测到石、黑的二十个字作为“字父”。他把列出的音分为：一丫，二额，三衣，四阿，五午，六爱，七澳，八盎，九安，十欧，十一硬，十二恩，十三鸦，十四叶，十五药，十六鱼，十七应，十八音，十九阿答切，二十阿德切，二十一瓦，二十二五石切，二十三尾，二十四屋，二十五而，二十六翁。二十七至二十九是中国没有的声音，都标出西洋字而不注切音。三十隘，三十一尧，三十二阳，三十三有，三十四烟，三十五月，三十六用，三十七云，三十八阿盖切，三十九无切，四十阿刚切，四十一阿干切，四十二阿根切，四十三歪，四十四威，四十五王，四十六弯，四十七五庚切，四十八温，四十九碗，五十远。这些都称为“字母”。由它们辗转切出的字，则称为子、孙、曾孙，都分为清、浊、上、去、入五声，而五声又各有甚、次，连同本声共为三类。大体说来，所谓“字父”，就是中国的字母；所谓“字母”，就是中国的韵部；所谓“清浊”，就是中国的阴平、阳平；所谓“甚次”，就是中国的轻重等子。至于三合、四合、五合而成音的情况，是西域的方法，不是中国韵书所具有的。考察“句渎”作“穀”、“丁宁”作“钲”，见于《左氏传》；“弥牟”作“木”，见于《檀弓》。通过相切而形成声音，大概是声气自然的道理。因此，华严字母出自梵经，而这种方法在中国普遍流行。后来虽然略有增删，但大体上终究不可更改。这是因为文字虽有不同，而声气相同。郑樵《七音略》说：“七音的韵出自西域，即使相隔很远、经过多次翻译，到了一个字也无法互通的地方，声音和意义仍然可以传达。所以瞿昙的书能够传入中原，而宣尼的书却不能传到跋提河，是因为声音之道存在障碍啊。”这或许也是一种说法吧？欧逻巴的地域连接西部荒远之地，所以也讲求声音之学。该国风俗喜好精细微妙的言论，凡事都刻意深入研究，因此体例颇为繁琐细碎，但也自成一家之学。我国皇上平定疆域、建立功业，拓展土地直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收并包各种文字，大小体例一并收录。欧逻巴考察海洋、占候风向，长期修行职贡之礼，本来就应当把这部书保存记录下来，以备象胥掌管翻译之用。只是此本残缺很多，《列音韵谱》只保存了第一摄至第十七摄，从第十八摄至第五十摄全都散佚，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所以姑且附存其书名目录。△《元韵谱》五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乔中和撰写。乔中和有《说易》，已经著录。此书把上平声作为阳，下平声作为阴，上声作为阴，去声作为阳，入声则是阴气达到极点而阳气开始产生。删去三十六母，减为十九母，再把它们分为四重，共七十六类。除去“蒙”音四类，得到七十二类。而七十二母中又分为柔律、柔吕、刚律、刚吕。又依据律法十二宫分成十二“佸”，用“佸”统领声母，用声母统领各韵的字。全书从《英》韵开始，到《穀》韵结束，共五十四韵，分析得极为细密，似乎已经穷尽了精微奥妙，实际上却完全采用俗音。沈约、陆法言以来的旧法，荡然无存。例如把《东》《冬》并入《英韵》，把《岑》《林》并入《寅韵》等，即使《洪武正韵》有乖谬之处，也还没有到这种程度。△《皇极图韵》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荩谟撰写。陈荩谟字献可，嘉兴人，是黄道周的门人。这部书以邵子《皇极经世》中关于声音相互倡和的学说为基础加以推演，专门用经纬、子母来说明，实际上就是邵子所说的阴阳、刚柔。书中认为天数为九，地数为十二。平、上、去、入是四声，每声各有辟辟辟、翕翕翕、辟之翕、翕之辟四等，每等九声，共得三十六声，这就是四天九。开、发、收、闭是四音，每音又有纯清、次清、纯浊、次浊四等，每等十二音，共得四十八音，这就是四地十二。又推演这些数目，使之合于九宫、八卦、九畴；虽然道理上有相通之处，但声音声气的根源实际上并不在这里。△《元音统韵》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荩谟撰写，他的门人胡邵瑛增订修补。全书包括《通释》二卷、《类音》六卷、《统韵》十卷、《古韵疏》二卷、《唐韵疏》二卷，共二十二卷。后六卷是《字汇补》，为本朝吴任臣撰写、范廷瑚补入的。《通释》详细讨论七音三十六母，以邵子《皇极经世》中天声地音的方法推演成《四声经纬图》，用来标明纲目条理。《类音》取用梅膺祚《字汇》的各部，删去训释，分别注出韵部和音纽，以便查检核对。《统韵》把平、上、去三声各分为三十六部，入声分为二十部，每部的字都按三十六母排列。它把部母改用《一弓》《二枵》《三乩》《四居》等名称，分合重新设置，把《广韵》以来的旧法全部改掉。《古韵疏》采用吴棫叶音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古韵。《唐韵疏》采用近代韵书《一东》《二冬》《三江》等部，却把字母颠倒，也不是《唐韵》。大概在辨别等韵方面偶尔有所收获，但对于音学的源流却没有考察。其中《字汇补》六卷，收录了许多俗字，并不精审核实。既然已经附在这部书中加以说明，如今也就不另行著录了。

译△《青郊杂著》一卷、《文韵考衷六声会编》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桑绍良撰写。桑绍良字遂叔，零陵人。这部汇编开头列《青郊杂著》一卷，说明编纂宗旨和体例，并依据旧韵列为《东》《江》《侵》《覃》《庚》《阳》《真》《元》《歌》《麻》《遮》《皆》《灰》《支》《模》《鱼》《尤》《萧》十八部。又按照重、次重、轻、次轻分为四科；按照喉、舌、腭、齿、唇分为五位；按照启、承、进、止、衍分为五品；按照浮平、沉平、上仄、去仄、浅入、深入分为六声。又用“国开王向德，天乃赉祯昌。仁寿增千岁，苞盘民弗忘”分为二十母，进一步推演为三十母，提出七十二母的说法。这些说法全都支离破碎，凭主观臆测而谈。看他尊崇兰廷秀《韵略易通》，却诋毁徐铉兄弟为《说文》的蛀虫，称韩道昭父子为《集韵》的虫蠹，既是非颠倒，又轻率放肆地讥刺弹劾；又说《广韵》每声分为五十多个部，《唐韵》约分为三十部，可见他对韵书的沿革还没有详细考察。△《古叶读》五卷（通行本） 明代龚黄撰写。龚黄的爵位、籍贯无从考知。这部书考究古韵，从屈原《离骚》以及汉、晋以后的词赋，都加以征引、参证，大体上以吴棫《韵补》为准绳。它的错误在于根本立论，其余之处就不必再深究了。△《诗韵辩略》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代杨贞一撰写。杨贞一字孟公，新都人。这部书认为朱子《毛诗》的叶韵并不完全完善，于是采用吴棫《韵补》、熊忠《韵会举要》的说法，参考编成此书。其实它完全以《洪武正韵》为准，对于音韵的源流，本来就没有广泛考察。△《重订马氏等音外集》一卷、《内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这个版本是康熙戊子年宣城梅建刊刻的。书中自称“槃什马氏自援”。梅建的《序》只说此书得自霑益州明经张圣功，也不知道“自援”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现在考察这部书引用梅膺祚《字汇》，那么作者应当生活在明末。又自称祖籍本在秦地而出生于滇地，那么就是云南人。从霑益得到这部书，大概是因为霑益是他的乡里。又说自己所学得自江右杨夫子、嘉兴李夫子，却不写姓名，因此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他自立新说，把三十六母合并为见、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审、晓、影、非、微、来、日二十一母，再以光、官、公、裩、囗、垂、口、规、戈、国、孤、骨、瓜十三韵作为纬。认为旧谱的四声不完备，又增加为五声，称为平、上、去、入、全。他又说，旧谱中有些没有入声的韵，都是错误，于是创立借入之法来贯通它们。他删并字母的做法，就是兰廷秀《韵略易通》用《早梅诗》概括字母的说法。他在四声之外增加一个“全声”，就是周德清《中原音韵》阴平、阳平的说法。他借用入声，就是叶秉敬《韵表》的说法。他在书末附录《传响射字法》，夸称其法神妙，其实就是宋代赵与时《宾退录》中的“击鼓射字”法。但这些书他实际上都没有见过。看他竟说《礼部韵》是沈约所作，其浅陋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查考他所引用的证据，不过是根据《洪武正韵》和《字汇》的“韵法横直二图”，凭个人心意推测，编成这部书。其中只有把平声分为阴阳，稍微符合古法。米芾《画史》曾明确说明这个道理，而晋代李登《声类》把宫、商、角、徵、羽分别编为一篇，应当就是它的来源。然而把全声列在入声之后，例如通、桶、痛、突、同，滩、坦、炭、忒、坛这些字，终究不符合先发声、后收敛的次序。总之，不过是一知半解，自己产生妄见罢了。△《古韵通》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本朝柴绍炳撰写。柴绍炳字虎臣，仁和人。这部书的主旨，是在今韵的分部基础上建立三种方法，用来寻求古韵的相通。第一种是全通，如《东》《冬》《江》之类。第二种是半通，如《元》韵归入《寒》《删》《先》，《魂》《痕》归入《真》《文》之类。第三种是旁通，就是俗话所说的叶韵。平、上、去声分为十一部，入声分为七部。他引用的材料很多，考证也很详辨。然而，按今音读今韵时，同一部中的字字字都能相谐；若按古音来读，各字又都归入本来的音，难以再按照今天的韵部使它们相齐。例如《支部》的“仪”字，古音实际读作“俄”；《齐部》的“西”字，古音实际读作“先”。如果一概说《支》和《齐》相通，就等于使“俄”和“先”押韵。这样，柴绍炳所说的全通、半通，就和古韵不免相抵牾了。况且今韵本来与古韵不同，古韵本身也各随时代而不同。例如《东》《冬》《江》原来各自为部，到汉代《东》已经和《阳》相通；《鱼》《虞》《尤》原来各自为部，到魏、晋时《虞》又兼与《灰》相通。声音辗转逐渐迁移，各自随着时代变化。柴绍炳于是向上追溯到《风》《雅》，向下截至晋、宋，把凡是在四声尚未确定以前的韵，统统称为“古韵”，杂乱地编在一起。这一处的读音刚刚和谐，另一处的音已经相冲。条例越来越多，路径也越来越繁杂。所谓“旁通”，使古音更加混乱。至于把许敬宗制定的东西说成是沈约制定的，把陈彭年所注的音说成是孙愐所注的，那还只是小节上的错误。△《古韵叶音》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杨庆撰写。杨庆字宪伯，秦州人，前明的诸生。这部书首先编《类从》，注释各韵部之间的通转；其次编《审音》，列出每一韵部可以相押的字；再次编《集引》，杂采古书作为证据。《凡例》说，《类从》仿照焦弱侯、陈季立、吴才老、周伯温四人的著作。不知道这四家之中，只有焦竑、陈第的观点相合，其余各家完全南辕北辙。杨庆把它们合在一起，自然不免像乱丝一样纷杂。他又把上平声从《东》到《山》分为二十三部，下平声从《仙》到《严》分为二十三部，上声从《董》到《范》分为四十四部，去声从《送》到《梵》分为四十八部，入声从《屋》到《乏》分为二十六部，共一百六十四部；这与《广韵》的二百六部、《壬子礼部韵略》的一百零七部都不相符合，也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佐同录》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杨庆撰写。据他的《自序》，此书本来应有四集，共一百多卷。这个本子题名为“潜斋更删补释佐同录类要集”。卷首是《五音图》，其次是《更删补释举要》，都讨论六书的偏旁，想把隶书改从篆书。接着是《释略》《发例》《俚噡》，体例庞杂，无法寻得头绪。之后才是《新定等韵》，考察《等子》的旧法，从果字到流字共十六摄，分开、合为二十四类。有通、广、狭、局、内、外六门，每门各有四声。每等分为四层，排列整齐而不混乱。杨庆却以“如是观”三字统领，分为前后六摄。他把字母“敷”“奉”二字改为“凡”“铉”二字，把敷母的各字归入非母，又把奉母的各字收入凡母。铉母之下只收“弦、威、磈、橚、碗、汪、盎”七字。至于《分韵辑呼合图》，共分四十三转，前二十八转都是平、上、去三声，后十五转都是入声。终究不免喜好标新立异，反而更加造成混乱。这大概是有志于小学，却既没有老师传授，又没有多见古书，只是任凭臆测而写成的。△《声韵丛说》一卷、《韵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先舒撰写。毛先舒字稚黄，一名骙，字驰黄，仁和人。这部汇编杂论《三百篇》以及古来有韵的文章，共列四十条，见解大致与柴绍炳《古韵通》相同。《韵问》一卷则假设问答，用来畅述自己的学说。△《韵学通指》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本朝毛先舒撰写。这部书与柴绍炳《古韵通》、沈谦《词韵》同时出现。三人本来相互友善，所以书中兼采两家的说法。它们的得失、异同也大致相当。例如说“风”字可以归入《侵韵》，但并不是《东韵》的字都可以归入《侵》；“舒”字可以归入《支韵》，但并不是《鱼韵》的字都可以归入《支》。他认为古韵的差等有三种，今韵的差等有四种，所见都把前人的说法看作确定无疑。只是他所说的沈约韵、孙愐韵，以及唐人韵入声表、孙愐二百六部、唐人一百七部等说法，大多没有依据，只是凭主观意思制作出来的。沈约的四声早已散佚，不必再说（详细内容见《韵经》条下）。孙愐《唐韵》如今只保存《广韵》卷首的《序》。徐铉校正《说文》，仅保存反切。原书早已散佚，又怎么能够把宋人的韵目当作孙愐原书的根据呢？二百六部的划分，如果追溯到后来的情况，是陈彭年等人的书，有《广韵》可以考察；如果追溯到最初，则是沈约的旧法，有沈约所辑诗赋可以考察。孙愐只是增加其中的字、补缀注文，并没有分部的说法。忽然把这些都归到孙愐名下，古书中没有这样的记载。至于“同用”“独用”的注释，在唐代是许敬宗制定的，见于封演《闻见记》；在宋代则是贾昌朝把狭韵合并为十三部，见于《东斋记事》，《玉海》中也有记载。在贾昌朝以前，从来没有一百零七部的说法。又如唐代参加程试时使用官韵，自己作诗歌时却多用私韵。例如《东》《冬》《锺》分为三部，这是官韵。其他如孟浩然《田家元日》诗、杜甫《雨晴》诗、魏兼恕《送张兵曹赴营田》诗之类，都是近体律诗，却把《东》《冬》《锺》通押，这是私韵。《萧》《宵》《肴》《豪》分为三部，这是官韵。李商隐《送从翁赴东川尚书幕》诗之类，也是五言长律，却把《萧》《宵》《肴》《豪》通押，这是私韵。“画”字在《卦部》，属于官韵，李商隐《无题》诗却和“衩”同押；“妇”字在《有部》，属于官韵，白居易《琵琶行》却和“故”同押；这些也都是私韵。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除了程试之外，韵本来就不统一，哪里有所谓遍考唐人诗作而没有一首不符合一百零七部的说法呢？尤其奇怪的是，上、下平声共五十七部，其中有入声的三十四部、没有入声的二十三部，自唐代以来从未有过异说。直到明代叶秉敬撰作《韵表》，才按照后世方音割裂分配，使每一部都有入声。毛先舒沿袭了他的说法，又稍加损益，却题作《唐人韵入声表》，这就不只是考察不详尽，而且还像郭正域伪托沈约《韵经》那样，假托古人。△《韵白》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译国朝毛先舒撰写。全书杂论古韵、今韵、词韵和曲韵，大概是他《韵学通指》一书的余绪。其中“驳古诗三声相通”一条，考证最为失当。古代本来没有四声，只要声调相近就可以和谐诵读，这类例子在各种书中不胜枚举。即使以常见的例子来说，古诗《上山采蘼芜》一首中，“素”和“馀”同押。刘琨《握中有玄璧》一首中，“璆”和“叟”并用。难道也是没有查考吗？他驳斥苏轼《屈原庙赋》，说《东部》本来不能和《阳》相合，这是拘泥于《三百篇》的规则。不知道《易象传》本来就有“中”与“当”相谐，《老子》本来就有“盲”与“聋”相谐。又说宋人填词用韵，才开始把《江》与《阳》相合，这又是拘泥于魏晋以前的规则。不知道沈演之《嘉禾颂》、徐陵《鸳鸯赋》中，《江》与《阳》相通已经很久了。总的说来，他审定今韵的功劳较多，而考证古韵的力量较少，所以往往只知道其中一面，却不知道另一面。《韵统图说》（没有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耿人龙撰写。人龙字书升，号岵云，江阴人。这部书在三十六母中删去知、彻、澄、娘、敷、微六母，定为三十位；又用呼、呵、嘻、嘘四声来分配宫、商、角、羽。每一声之中兼收平、上、去、入四声，又分清针、浊针，另列为十二通，再分析为四十八韵。又在十二通中分别列出三转。他的图表有横、直二母：用直母统摄三十位，用横母统摄四十八韵，所以称为“韵统”。其中苦心思考、周密审察，也耗尽了一生的功力。然而，古往今来的语音随时代而不同；同一时代的语音随地域而不同；同一地域的语音随人而不同；同一个人的语音又随年龄而不同。因此，周公凭圣人的才智行天子的职事，而《周礼》说“保氏用六书教国子”，“小史掌管把文字名称通达于四方”，都是为了使天下的文字相同，却不能使天下的语音相同。《三百篇》中，如今有些诗已经不能辨认其韵，并不是本来没有韵，而是韵不同。历代韵书，大体上都是守住大纲来保存古制，疏通细节来适应时代。语音逐渐变化，人们自己也不知道它为何如此，从来没有谁能毅然决然地割断旧法，把前代的旧制度全部改掉。应当知道声音变化万端，不能凭一个人的私意来规定。人龙却想凭一个人的口音，强使天下后世都依从自己。他自称已经穷尽了精微奥妙，可是拿去叩问别人就会彼此抵牾，哪里能实际推行呢？他不用见、溪、群、疑等字作为字母，而改称一英轩、二英烟直到三十焚烦作为声母，不过是改头换面，实际用法相同。他论述反切的方法，认为切比反更严密，切可以通作反，而反不能通作切。反是翻转读音，途径容易宽泛；切是快速拼读，用法尤其确切。不知道从孙炎以来，只称“某字某反”；唐人忌讳说“反”，于是都称“切”，唐玄度《九经字样》中有明文记载。后来才兼称“反切”，没有必要穿凿字义，凭空制造区别。他说徵音不另立专部，而寄托在角部转音的唏韵之中；宫、商各部又都杂入正徵、变徵等音，这就是把徵音附会为事物，散见于君、臣、民、物的道理中，也实在是牵强附会。至于他说今韵没有入声的十三部，古韵都有入声；今韵有入声的各部，古韵都没有入声，这正是回旋转换、相互沟通的由来。这样又是故意把说法颠倒过来，希望用来耸动世俗听闻罢了。《韵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徐世溥撰写。世溥著有《夏小正解》，已经著录。这是他所撰的韵书。书前有《自序》，其中所说的华严字母像曲涧中的泉水流行，各韵依次相及像九重台阶，四声依次排列像司天刻漏，经世交切像织机中的锦缎。后来又绘图加以解释，所见没有不相合的地方。至于他论说韵，却以《洪武正韵》为主，对《广韵》似乎没有读过，只执着于当今通行的《平水韵》，来谈古今上下的韵学，见识实在狭窄。他又想在三十六母的影、喻之外，增加乌、汪等母；至于他辨析上平、下平的说法，大体都是任凭主观、自以为是的学问。《诗韵更定》五卷（内府藏本）。国朝吴国缙编。国缙字玉林，全椒人。顺治壬辰进士。编写韵书，是为了辨别声音，并不专门为写诗设置。世俗称为“诗韵”，却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来源。毛奇龄《古今通韵》认为，所谓诗韵，是“试韵”讹传而来；然而唐宋以来根本没有“试韵”这个名称，毛奇龄不免是凭空臆说。考察吴澄《支言集》，其中有张寿翁《事韵撷英序》说：“荆国、东坡、山谷，开始把用韵奇特险峻当作工巧。大概是因为他们胸中积有万卷书，随手取用都能找到。假如记诵阅览的广博程度比不上前贤，就不能免于查阅，于是便有了《诗韵》一类的书。然而其中往往陈旧，用起来不能激发人的意趣。”如此看来，它起初是因为《韵府》一类的书便于作诗押韵使用，于是称为诗韵。后来只收录韵字、不记载词藻的书，也就沿用了这个名称。国缙这部书以“诗韵”为名，已经是不加考察。又把每一韵部的字分为一选、二选、三选、汰字四类，大体上把最熟悉、最容易押韵的列为上选，稍难使用的列为次选，不常用的就删去。例如《一东》删去“潼”字，《二冬》删去“淞”字，这样连临潼、吴淞也成了偏僻字而禁止使用了。这样的诗应当写成什么样的话呢？《声韵源流考》（没有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国朝万斯同撰写。斯同著有《庙制图考》，已经著录。他编写这部书，大概是想详细考察声韵的沿革。开头列出历代可考的韵书，接着列出历代无从考查的韵书，并摘录它们的序文、凡例、目录，以保存大概情况。上起魏李登《声类》，下至国朝顾炎武、毛奇龄、邵长蘅的著作，没有不采录的。但草创未完，几乎毫无头绪；框架大致具备，遗漏却非常多。例如开头列出的李登、吕静、周颙、沈约、萧该、阳休之、陆法言、唐玄宗、孙愐、颜元孙、颜真卿、李舟、李涪、徐锴、陈彭年、丁度、吴棫、毛晃、刘渊、周德清、韩道昭、黄公绍、阴时夫、宋濂（按：这部书以乐韶凤为首，而它的《序》是宋濂所撰，却专门归到宋濂名下，实在错误）、孙吾与、杨黼（按：《韵学集成》的作者是章黼，把此处的杨黼也弄错了）以及张之象、潘恩的著作，已经很不完备。而李涪《刊误》不过偶然论及韵的一条，并不是韵书，尤其是只看名称而不顾实际。接着列出历代韵书总目，从周研到张贵谟，共三十二家，都是宋以前的人，注说“前篇已经见过的就不再收录”。然而其中有些名称可以考查的书，如唐代僧人智猷《辨体加字切韵》五卷，见于《唐志》《宋志》；宋代僧人的《鉴聿韵总》五篇，见于欧阳修文集，都是前篇遗漏的，竟然漏掉没有记载。又记载李启《声类》十卷，注说“魏校书令”。隋、唐两部史志都没有记载，不知道万斯同的依据是什么。大概是辗转抄取、贩卖材料，把“左校令”误作“校书令”，又把李登误作李启，却没有能够考订正误吗？他所列的各部韵书目录，只有《广韵》《平水韵》《韵会》《正韵》《韵经》五家，其他的姑且不说。《广韵》有繁本、简本之分，其中有《殷》《文》独用、《欣》《文》同用的区别；《集韵》和《唐韵》又有改并窄韵十二部的区别。这些都是韵书沿革中的大事，却竟然遗漏了。至于论述古韵，吴棫、陈第、顾炎武、毛奇龄、邵长蘅等人的说法南辕北辙，彼此攻击，而他把各家的文章全部抄录下来，一字也没有考订。由此可知，这只是一本杂乱抄录的书，不过是储存著书材料的底稿，还没有能力写成正式著作。后人因为他的名望很重，便把这部书抄录流传，所以到处有这样的疏漏。《谐声品字笺》（没有卷数，内府藏本）。国朝虞德升撰写。德升字闻子，钱塘人。他认为字韵之学一向分成两途，彼此不能统摄，于是取六书中谐声的意义，分类排列字数。他的方法总列五十七声，分为三十九字，合成九十六音，共有一千六百个声母，使六万多个字全都归入其中，让学习者可以根据声音查找字。这大概是以他父亲咸熙草创的底本为基础，又续加完成的。不知道谐声只是六书之一，不能概括六书的全部。因此历来的字书、韵书，始终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德升一定要强行把二者合而为一，弄得支离破碎，本来也就难免了。《类音》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国朝潘耒撰写。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潘耒曾向顾炎武学习。顾炎武的韵学，想要恢复古人的遗法；潘耒的韵学，则致力于穷究后世的变化。他的方法把三十六母增加为五十母，每一母的字横向分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中的字分别纵向转列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之中又各按四呼划分。只有入声分为十类，其余三声都分为二十四类。总共有有字的类别二十二类、无字而有声的类别二类。把有字的类别编排成韵谱，平声有四十九部，上声有三十四部，去声有三十八部，入声有二十六部，共一百四十七部。这是依据等韵的方法，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推求；对古代未必相合，对今天也未必能够施用，只不过是独自形成一家之言罢了。李光地《榕村语录》说：“潘次耕如果肯把他的老师所著《音学五书》撮取总括、编纂订正，使它精确恰当，难道不是大快人心吗？可是他偏偏自行提出意见，想要超过亭林，反而造成了破绽。凭着自己的乡音，受到影响便任意猜测，就想武断地改变历来相传的旧说，怎么可以呢？”这也正是对这部书的定评。《韵学要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写。奇龄著有《仲氏易》，已经著录。在此之前，毛奇龄撰有《古今通韵》十二卷，进呈御览，早已刊刻单独流行。由于卷帙繁重，于是摘取其中最重要的议论，编成这部书。李天馥为它作序。然而与《通韵》相比，只删去了各部所收的字，而保留了条例和考证。本意在于简便易懂，但韵字没有保存，等于只有判定而没有依据。想要探究他的学说，反而更加费力查阅。编纂《西河合集》的人，废弃《通韵》而保存这部书，这并不是毛奇龄韵学的完整面貌。《韵雅》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国朝施何牧撰写。何牧是苏州人。康熙戊辰进士。他的书仍然采用刘渊的分部，因为收字必须出自经典，所以用“雅”来命名。书中所载《古通》不算十分错误，但引用的依据都不是根本材料。其中《杂论》十条，所说的话大多只是根据传闻和影响而来。至于说元朝选取士人，不用诗而用曲，实在毫无根据。末尾又附有《识馀》数十条，在每一韵下面杂录古事，挂一漏万。看起来像是想编成一部韵府却没有成功，更加没有体例。《古音正义》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熊士伯撰写。士伯字西牧，南昌人。官任广昌县教谕。这部书成于康熙丙子，又在戊寅年重新订正。版心和书首都题作“卷一”，似乎还有别的卷数。但核对它的目录，首尾已经完整，而且附录三篇也在其中，那么就是刻版时出了错误。这部书的论述，大体上把《说文》的谐声看作古音的根源，把后世方言看作古音的转变，又把等韵作为贯穿其中的纲维。说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译韵从谐声开始，来由已经很古老了。然而许慎的《说文》以解释字义为主，并不以辨别声韵为主。所谓“某字某声”，不过是大略说声音相近。例如“年阝”现在读作“奴颠切”，却说“读若宁”，这是“宁”和“年”双声的转变。又如“虔”现在读作“渠焉切”，却说“读若矜”，这是“矜”和“鳏”古字相通的缘故。这些本来不能据以确定韵部。况且用今韵、古韵互相参照，其中有些可以解释，有些不能解释。例如“江、杠”都以“工”为声，这是谐声字已经变化，而作为声符的字没有变化。“阄”以“龟”为声，“波”以“皮”为声，这是谐声字没有变化，而作为声符的字已经变化（“龟”古音为“邱”，“皮”古音为“婆”）。“仪、议”都以“义”为声。这是谐声字和作为声符的字都已经变化的情况（“义、仪、议”古代都读作“俄”）。“祖”以“且”为声，“姐”也以“且”为声，这是谐声字和作为声符的字一半变化、一半没有变化的情况（“且”字既入虞韵，又入马韵）。“诸、渚”以“者”为声，“奢”也以“者”为声，这是作为声符的字完全变化，而谐声字一半变化、一半没有变化的情况（“者”古音为“主”，今韵中“诸、渚”与这个声相谐，而“奢”字则入麻韵）。“风、凤”以“凡”为声，“泛”也以“凡”为声，这是作为声符的字没有变化，而谐声字一半变化、一半没有变化的情况。这些都与今人说明古韵的说法完全没有不同。又如“<木咎>”以“咎”为声，读若“皓”，这是《萧》《肴》《豪》《尤》通用的情况。“魔”以“麻”为声，这是《歌》《麻》通用的情况。“哇”以“圭”为声，读若“医”，这是《支》《佳》《齐》通用的情况。“魂”以“云”为声，这是《文》《元》通用的情况。“茜”以“西”为声，“移”以“多”为声，这是古今音不同、一个字可以通用的情况（“西”古音为“先”，“多”古音为“夷”）。“槐”以“鬼”为声；“遗”以“贵”为声，这是古代没有平仄区别、三声可以通用的情况。这也与今人说明古韵的说法完全没有不同。凡是这些可以解释的例子，何必一定要等到依据《说文》的谐声才知道呢？至于“衮”以“公”为声，“辂、赂、路”分别以各自的声符为声，“讦”以“干”为声，“莙”以“君”为声，却说读若“威”，“挚”以“执”为声，却说读若“晋”，这些已经难以解释了。至于说“熊”是“炎”的省声，“訇”是“匀”的省声，“杏”是“可”的省声，更加茫然不知它究竟在说什么。甚至像“萆、椑”以“卑”为声，而“卑”又以“甲”为声，那么“萆、椑”都应当读若“甲”。“{需鬼}”以“需”为声，而“需”又以“而”为声，那么“{需鬼}”就应当读若“而”（“{需鬼}”读“奴豆切”，去声“而”，音相差极远）。这样辗转推求，最终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凡是这些不能解释的地方，有的可能是传写讹误，有的可能是汉代方音，都无法知道，又怎么能据此确定古音呢？何况经典最初都是古文，许慎所说的是小篆；字体发生转变，有时相同，有时不同。例如“慎”以“真”为声，而古文写作“昚”；“津”的声符字原文有缺；“续”以“卖”为声，而古文写作“赓”；“虹”以“工”为声，而古文写作“<虫申>”；“囿”以“有”为声，而古文作字缺失：这些都没有可以用来谐声的声符。即使是《说文》所载的字，也已经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想要根据小篆的偏旁来探究三代的语音，恐怕也是走错路了。至于方言，人的唇吻之间的发音随时代逐渐变化，也随地域而大不相同。同一时代的发音相同，地域未必相同。刘熙《释名》所载“天坦”“天显”的区别，就是五方不同称呼的证据。同一地域的发音相同，时代也未必相同。《左传》说楚国把乳称为“穀”，把虎称为“於菟”；《穀梁传》说吴国把善称为“伊”，把稻称为“缓”，狄人把贲泉称为“失台”。如今考察各地士人和百姓的语言，没有一项相合。这就是古今语言不同的证据。偶然拘执一两个字，拿来作为证据，那么曾慥《类说》记载真宗时闽人作赋，拿“何”“高”押韵，岭南人作诗，把《先》《添》合在一起押韵，难道也要说宋代韵书就是这样吗？至于等韵的分别，更是似是而非。考察《隋书·经籍志》说：“自后汉佛法流行于中国，又得到西域的书，能够用十四个字贯通一切声音。文字省简而意义广博，称为婆罗门书，与八体六字的意义不同。”可见等韵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审察语音的人并不采用它；唐代以前没有取它来确定韵部的。宋代以后，这种说法逐渐流行，于是把字母列入韵书。实际上是根据韵来划分等第，并不是根据等第来确定韵。古书所记载的源流次序非常清楚。用等韵来核验今韵，已经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至于用等韵来确定古韵，更是把根本和末流颠倒了，完全迷失了头绪。于是有人指责陈第《古音考》不懂等韵，这就好比责怪审理汉代案件的人不能引用唐律。大体说来，三代距离现在已有几千年，当时的语音，只能根据经典中有韵的文章来约略推求，就像考察地理，可以根据名山大川知道某省应当是古代的冀州、某省应当是古代的扬州罢了。若一定要根据今天州、县、村、堡彼此犬牙交错的地方，来确定古代某州的疆界，那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士伯这部书引用的证据越广，辨析驳论越巧妙，却越严重地不合古代的方法。总的原因，就是没有推究根本。至于说经典都是北方人所作，连屈、宋也是向中原学习的，所以古代没有入声，像周德清《中原音韵》那样把入声摊入三声，那就更加是凭空臆断的说法了。《等切元声》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熊士伯撰写。这部书成于康熙癸未年，也是他阐明今韵的著作。考察等韵的方法，大约把三十六母分作二十三行，把端、精排列在第一、第四等，把知、照排列在第二、第三等。因此，出切、行韵之间彼此交错纠缠。元代刘鉴用“类隔”“交互”等二十门方法取字，后人都遵从他的说法。这部书对等子门法颇多驳正。至于内外八转、通广侷狭之类，辨论尤其详尽。然而，等韵之学只凭唇吻发音，即使精通此事的人，也不能不夹杂方音，所以他认为这样是对的，别人认为那样是对的，各有各的是非。双方都像身佩双剑，彼此讥笑，争论不休。各自认为自己丝毫没有缺憾，但听来又总有另一番说法。就拿这部书来说，它以内外门都以照二为界限。内门的第二等只有照母有字，全部切入第三等，这就是所谓“内转切三”。外门的牙、舌、唇、齿、喉五音第二等都有字，仍然切入第二等，这就是所谓“外转切二”。内三、外二的门法，不过如此。但《臻》摄的开口、合口两类中，第二等只有照母有字，为什么称作外转呢？“通广”“侷狭”在等子中明明列为四门，而切法把第三等和第四等相切称为“通广”一门，把第四等和第三等相切称为“侷狭”一门。此外又有“小通广侷狭”门，又有“通广侷狭不定”门。可见这些门法与等子彼此不同。他又说，知、彻、澄与照、穿、床相同，泥与娘相同，敷与非相同，都可以省略。按说，照、穿、床属于齿音，知、彻、澄属于舌音。士伯说庄与章是照母内部的区别，不是非母与知母有差异。他不知道章与张本来就有区别，只有《中原音韵》中钟、追、锥之类不加分别，不能拿它来规范等子。既然如此，泥、娘以一等、二等的上下为区别，非、敷以清浊的次序为区别，又怎么可以废除呢？只有他对于双声、叠韵以及《五音九弄反纽图》的分析细密精到，足以证明前人的错误，这一点不可埋没。《古今韵表新编》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清朝仇廷模撰写。廷模字季亭，宁波人。康熙辛卯年中举人，官至知县。他的书把每个韵分为舌声、齿声、喉声、唇声、牙声。至于末卷讨论古韵，大多遵循毛奇龄“两界五通”的说法。毛奇龄的《古今通韵》想以广博辨析胜过顾炎武，已经不免空泛支离。廷模沿袭他的论述，又创造出经通、纬通、变通、正叶、变叶、外叶等条例，更加枝蔓繁杂。古人用韵的方法，轨迹可以寻求，又哪里会有这样纷纷复杂的情况呢？《八矢注字图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顾陈垿撰写。顾陈垿另有《钟律陈数》，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所制定的韵书。“八矢”是把字比作靶子，用八支箭来标注：第一，区分四声；第二，辨明经声；第三，确定清浊的界限；第四，审察五音；第五，区分阴阳；第六，区分正变；第七，区分轻重；第八，区分留送，共八门。经声分为先天九声、后天九声。凡是四声直下的，属于先天。他的《二九并入图》中，列有“枯、苦、库、酷”“伊、倚、意、乙”之类。四声旁转的属于后天，如“空、恐、控、酷”“因、引、印、一”之类。四声之外又增加一个下声，这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的。他的《纬音清浊正变阴阳轻重留送图》，把宫分为浊、商分为清，实际上全都是喉音。角、徵、羽都各分清、浊；在清、浊二徵之外，又增加浅徵、中徵、深徵三种徵音，此外还有清闰、浊闰两种音，实际上就是非、敷二母的轻唇音。他所说的“正”“变”，正就是开口呼，变就是合口呼。又把轻、重、留、送分为三类。全都是变换面目，另外树立名称，却反过来说三十六母是乱道，实在过分了。《声韵图谱》（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钱人麟撰写。人麟字铸庵，武进人。康熙庚子年中举人，官至萧山县知县。这部书就是把等韵的旧方法加以变通。它用三十五母确定声母，删去四个徵音和一个轻唇音，拆分五个齿头音声母。用十四摄确定韵部，把“江”并入“宕”，把“曾”并入“梗”，又把“蟹”的第三等剔出并入“止”。把四十五韵编成图谱，把“光”并入“广”，把“黔”并入“兼”，把“肱”并入“觥”，又把“诸”字的第四等并入第三等。卷首列有《诸母阴阳均变之图》和《诸韵正闰内外等第之图》。末尾为《韵法》八条、《丛论》十八条，并附《翻切古韵转音例》和《词曲韵通转例》。《类字本意》（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莫宏勋撰写。宏勋字诚斋，钱塘人。书前有康熙庚子年的《自序》。他的书取用梅膺祚《字汇》中的字，按照该书卷末所列《韵法横直二图》，逐一分类归属。平声、上声、去声归为一类，入声另自成一类。把自古以来的韵部旧制全部改掉，又完全违背自古以来的等韵旧制，不足以作为典范和要典。《韵学臆说》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清朝王植撰写。王植另有《四书参注》，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列出《唐韵》韵目、吴棫古韵目以及他所作的《臆说》十条。接着列出“光、官、公、昆、高、乖、钩、规、过、皆、孤、基、瓜”十三个字的首群字谱。大体上是不懂韵学演变和源流，只凭唇吻之间的发音，用等韵来辨别。这就像用近代词曲的工尺来评定夔、旷的乐章。他辨析得越精细，说法越周密，却越是南辕北辙，一生也找不到正确方向。他所引用的依据，不过是宋代吴棫、近时毛奇龄、马自援的说法，却用激烈的言辞攻击顾炎武，见解已经错了。《韵学》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译清朝王植撰写。音韵之学从古到今不断变化，并且推演得越来越细密。古音多次变化而成为今韵，历代各不相同，这是变化而没有固定不变；今韵既已确定，又进一步剖析成为等韵，这是推演而更加细密。古韵和今韵的音读各不相同，分部也不相同。吴棫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把音读的不同称为叶，把分部的不同注为通转，于是古韵就被弄乱了。今韵先确定，等韵后来才划分，实际上是根据韵字来分等，而不是根据韵等来分字。韩道昭、熊忠不知道这个原因，于是把字母倒过来安排韵字，今韵也随之改变。明代以来，只有陈第、顾炎武以及近来的江永懂得它的源流。其他如马自援讲今韵，越讲越细，却越失去旧法；毛奇龄讲古韵，越辨析越使头绪混乱。王植作这部书，不能顺着源流来分辨流变，却反而执着于末流来议论根本；攻击本来不可能攻破的，遵从本来不应遵从的，所以用力越勤，却越不合古代的方法。《五方元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樊腾凤撰写。腾凤字凌虚，尧山人。这部书讨论切字的方法，把阴平、阳平从四声中分出，于是四声变成五声，这还属于旧有的做法。它的韵部分为二十类，称作《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地》。字母合并为十二类，称作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全都纯粹采用方言，不考究古义。例如把《覃》《盐》《咸》合并到“天”，把《庚》《青》《蒸》合并到“龙”，它扰乱韵部，比《洪武正韵》还要严重。《诗经叶音辨讹》八卷（通行本） 清朝刘维谦撰写。维谦字让宗，自号双虹半士，松江人。这部书开头列出《等子图》，其次是《分隶字母总音》，再次是《音叶互异汇辨》，接着是《叠韵变声》，然后是《辨论顾炎武音学五书毛奇龄古今通韵》，最后是《发明康熙字典》。对于《诗经》三百零五篇的叶音，则逐句详细作注，考证议论相当勤勉。然而，古音之学从宋代吴棫起逐渐晦暗，到明代陈第才逐渐明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清朝顾炎武等各家阐明发挥了其中的宗旨，早已成为定论。刘维谦想创立不同的学说，超过前人，反而认为吴棫正确、陈第错误，已经把黑白颠倒了。他又用等韵三十六母来牵合古音。等韵所区分的是今音，而《诗经》三百篇使用的是古音。语音随时代变化，两者截然不同。刘维谦却拿后代的音来约束前代，这与拿行书、草书的偏旁来解释仓颉、史籀的篆文有什么不同？至于双声、叠韵，那是永明以来的方法，古人有时偶然相合，实际上并非有意安排。刘维谦牵合经文，也有很多附会。照他的推论发展下去，恐怕连“覯闵既多，受侮不少”也要说古诗中有对偶了吧？《诗传叶音考》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吴起元撰写。起元字复一，震泽人。这部书专门讨论《诗经》三百篇的叶音。例如《关雎》中“服”字的古音为“匐”，并引用《礼记》“扶服救之”作为证据，其中也偶尔有可取之处。至于“吁嗟乎驺虞”，明明是不押韵的句子，他却说“虞”和“乎”相叶。那么《周南》的“吁嗟麟兮”、《郑风》的“狂童之狂也且”，又用什么方法来使它们押韵呢？大体说来，他的问题在于不知道古音本来就有自己的分部，只按照今韵的分部来读；又不知道古代没有四声，还用华严字母来分等，所以越辨析就离题越远。《四声切韵表》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清朝江永撰写。江永另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列出《凡例》六十二条，详细讨论分析、考定的宗旨，后面列出韵表。他认为古代的七音、三十六母不可增加、减少、移动或改易，凡是加以改定的都是妄作，这一点最有见识。他对入声的讨论尤其详细，大意是认为顾炎武《古音表》致力于纠正旧说的错误。但江永也没有遵守古法，颇多根据自己的臆见加以改变。字的数量有限，而语音没有穷尽，所以没有没有音的字，却有没有字来表示的音。江永既然知道《冬韵》没有上声字，《臻韵》没有上、去二声字，《祭》《泰》《夬》《废》四韵没有平、上二声字，却又一定要使入声完备。有时把一个韵部的字分到几个韵部，有时又把几个韵部的字合到一个韵部。自称已经穷尽精微，他用心不可谓不周到。然而，像“伐”这一个字，《公羊》本身就有两种读法；“天”这一个字，《释名》也有不同读音；陆法言还说“吴楚时患轻浮，燕赵多伤重浊”。顾炎武甚至说孔子传授《易》，也不能避免方音，他的说法江永也深为赞同。可是他却想用一个人、一个地方的语音，来改变古来入声的分部，难道沈约、陆法言等人只会辨别三声，却不会辨别四声吗？至于他杂引偏旁、谐声来申说交互之说，虽然有些道理可以讲通，但牵强附会也很严重。江永作《古韵标准》，知道不能用今韵确定古韵，唯独在这部书中却用古韵确定今韵，也可以说是没有贯彻自己的原则。《本韵一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龙为霖撰写。为霖字雨苍，成都人。由拔贡生做到潮州府知府。这部书是他所制定的新韵。卷首载有《答赵国麟论韵书》，其中有“此道自汉以后，如漆室长夜，千数百年于兹”的话。他自命甚高，因此历代相传的旧法，没有一种不受到诋毁，也没有一种不被他改乱。大体上，他用十二律来划分平声，用七音来划分入声；又因为四声不能完备五音，把阳平、阴平分为二声，以凑足五声的数目。骤然看去，用乐律确定声音，再用声音确定分部，头绪井然，言之成理，似乎掌握了声气的自然规律。他的附会之处不能立即看出，也不能立即驳倒。然而探究根本来论说，律吕的创制，是顺应阴阳之气而用声音表现出来，这是出于天的。至于文字的创制，起初是用来记载事物，分别成为形体，因而适应语言，又分别成为声音；这种声音是从点画产生的，并不是从律吕产生的，这是由人所确定的。所以古人对于律吕的奥妙，能够穷尽细微之处加以分析，而语音却并没有平仄之分。这正是韵并不是与律吕同时产生的明证。颜之推《家训·音辞篇》说：“郑玄注释《六经》，高诱解释《吕览》《淮南》，许慎编造《说文》，刘熙撰写《释名》，才开始用譬喻、比较和假借来证明音与字；古语和今语彼此不同，其中轻重、清浊的区别，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孙叔然创作《尔雅音义》，是汉末才有人独自知道反切。”这说明韵的萌芽开始出现时，并没有说要配合律吕。封演《闻见记》说：“魏代有个叫李登的人，撰写《声类》十卷，共收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用五声给字命名。”这才是逐渐配合五声，但每一声之中还没有进一步分出平、仄。《南齐书·陆厥传》说：“沈约等人的文章都使用宫商之音，把平、上、去、入定为四声，并用它来制定韵部。”《梁书·沈约传》说：“撰成《四声谱》，自称是出神入化之作。”这就是今天韵书中平仄的开端，但也没有说到叶乐。自从释神珙开始创作等韵，他的韵图如今载在宋刻本《玉篇》的末尾，相传他是北魏人；但在他的《自序》中，却说从前梁代沈约创制了纽字图。又有南阳释处忠撰写《元和韵谱》。“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释处忠应当是晚唐人。因此，唐代一代的诗人都没有谈到字母，到宋代这种学说才大为流行。把韵与律相配，逐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沈括《梦溪笔谈》说：“乐工所使用的音，随着律来命名，本来没有固定的音高。通常把浊音作为宫，稍清的作为商，最清的作为角，清浊不定的作为徵、羽。切韵家则把唇、齿、牙、舌、喉分别定为宫、商、角、徵、羽，其中又有半徵、半商，如‘来’、‘日’二字就是这样。”可见在盛行谈论等韵的时候，仍把韵与乐律截然分作两件事。如今为霖却因为字母有七音的例子，便进一步扩大其例，以十二律为界限。他把隋代陆法言以来的上平声、下平声五十七部合并为十二部。音乐有十二律，难道不像天有十二宫吗？古代圣人划分土地、分设州郡，建立诸侯、树立国家，各自依据山川的形势，起初并不是取法于天象。后来观测验证的方法兴起，才把列宿的分野隶属于十二宫的次序。声韵开始时，随着呼吸取音读字，也如同分州建国一样。等到把它配合音律，也如同把列宿分配到各地。二者的道理未必不能相通，但其形势不能用彼者改变此者。如今把韵与律相通，便合并为十二部来对应十二律，难道还要把地理同星野相通，把天下成百上千的郡县合并起来，把天下的疆界割裂开，合成十二州来对应上天吗？何况自汉代以来，有韵书不止一种，有韵文也不止一种，如果一下子全部举而废弃，只把为霖一人的书标为千古韵学的圣典，那么即使他的学说果真能够贯通，也实在难以推行于天下。何况把根本和末节颠倒了，连道理也牵强附会了吗？至于把入声合并十二部为七部，更是违背道理。声音产生于口，一次发声就具备四声；文字产生于六书，如果没有所取的意义，就不会有这个字。所以二百零六部中没有入声的有二十七部。这二十七部中没有平声、上声的又有四部。不是没有这种声调，而是没有相应的字。为霖一定要逐一配合，使所有没有入声的部都具备入声，这是错误地把字看成产生于声音，却不知道声音产生于文字，又一次颠倒了根本和末节。现在撮述其中大意，略加驳正如下，希望讲习韵学的人不至于用新说改动古法。△《音韵源流》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咸撰写。潘咸另有《易蓍图说》，已经著录。他的书分为三部。第一部叫《仓沮元韵》，共三十六卷，分为《翁》《鸯》《罂》《安》《阿》《丫》《衣》《埃》《乌》《隈》《讴》《爊》《谙》《屋》《垩》《搤》《遏》《匼》十八韵；又把其中的翕音、辟音称为谐字，把本音、转音称为分音。第二部叫《诗骚通韵》，第三部叫《中都雅韵》，各十卷，也用十八韵加以分合。《元韵》另有《卷首》二卷，《通韵》《雅韵》也各有《卷首》一卷。大体上都是凭主观臆想杜撰出来的，既违背古法，也不合于今。他叙述古韵的源流，说魏李登的《声类》、周颙的《四声》，《隋志》只列出书名，《唐志》已经不再著录，但潘咸却说自己独自见过这些书；又说这些书都分为《东》《阳》《耕》《真》《寒》《侵》《覃》《支》《佳》《鱼》《萧》《歌》《尤》十三类。

译陆法言的《切韵》、孙愐的《唐韵》如今都已失传，只有孙愐书中的反切音还散见于徐铉校订的《说文》中，而潘咸也说自己独自见过这两部书；他又说共有二百零六部，是陆法言所分的，其中哪些独用、哪些通用，是孙愐所规定的，多与今天不同。韩愈的著作有明确文献可考，唯独没有听说他有过什么韵书，但潘咸却说自己见过韩愈的《唐韵》，并说其中同用、独用的规定与今天的《广韵》相同。他又把《礼部韵略》、毛晃《增韵》、刘渊《平水韵》列在陈彭年《广韵》之前，并说《广韵》比《礼部韵略》多出许多韵部，又说丁度《集韵》分为七音，《东部》以“公”字为首而不是以“东”字为首。拿各种书核对，也彼此不相符合。大概是乡曲之士不知道古书的存亡，只是姑且凭主观臆想加以解释罢了。△《韵岐》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江昱撰写。江昱另有《尚书私学》，已经著录。这部书在官韵中选取一个字有多个读音的字，分别辨析它们字义的异同，大概也属于宋人《押韵释疑》一类的书。△《音韵清浊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祚祯撰写。王祚祯字楚珍，大兴人。这部书把金代韩道昭《五音集韵》、元代刘鉴《切字玉钥匙》和周德清《中原音韵》合成一书，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窜改。韩道昭的书配有三十六母，刘鉴的书配有内、外十六摄，周德清的书则是北曲的音谱，把入声配入平、上、去三声。王祚祯既然拘泥于方音，把四声合并为三声，混淆了古法，却又烦琐地划分门类、辨别等第。既不是今法，也不是古法；既不是曲谱，也不是等韵，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又有什么可取之处。他在《序》中自称广泛研究诸家著作，如扬雄《训纂》、许慎《说文》《玉篇》《唐韵》《广韵》《韵会》《篇海》《集韵》《正韵》、吕氏《同文铎》《日月灯》，无不推究其中的论说，考证它们的异同。《说文》《玉篇》以下的书都还存在，不知道扬雄的《训纂》、孙愐的《唐韵》，王祚祯是从哪里见到的？他又说隐侯《四声》、宣城《字汇》《正字通》，家家诵读、处处吟咏，更不知道王祚祯是凭什么见到沈约的书的。△《声音发源图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遂先撰写。潘遂先是句容人。这部书是潘遂先草创的，由他的儿子命世续成。它把四声分为六声，称为初平、次平、终平、初仄、次仄、终仄。初平属于少阳，从舌根发出；次平属于阳明，从舌后发出；终平属于太阳，从舌中发出；初仄属于少阴，位于舌前；次仄属于太阴，属于舌梢；终仄属于厥阴，从舌尖发出。他说五音中，羽音发于下门牙，徵音发于上门牙，角音发于上下槽牙，商音发于上下尽牙，宫音发于上下虎牙，但都通达于舌，因此形成五音。又把舌根、舌后、舌中、舌前、舌梢、舌尖六个舌位分为十二舌。以黄锺、大吕作为第一舌、第二舌，也就是舌根的后位、前位，主管冬至以后；以太簇、夹锺作为第三舌、第四舌，也就是舌后的后位、前位，主管雨水以后；以姑洗、仲吕作为第五舌、第六舌，也就是舌中的后位、前位，主管穀雨以后；以蕤宾、林锺作为第七舌、第八舌，也就是舌前的后位、前位，主管夏至以后；以夷则、南吕作为第九舌、第十舌，也就是舌梢的后位、前位，主管处暑以后。以无射、应锺作为第十一舌、第十二舌，也就是舌尖的后位、前位，主管霜降以后。又把宫分为五音，把音分为五位，于是有二十五位；用五个韵乘它，便有一百二十五位；每位具备六声，便有七百五十声。商分为五音，音环绕九位，有四十五位；用四个韵乘它，便有一百八十位；每位具备六声，便有一千零八十声。角分为五音，音环绕八位；用三个韵乘它，便有一百二十位；每位有六声，便有七百二十声。徵分为五音，音环绕七位；用七个韵乘它，得到二百四十五位；每位具备六声，得到一千四百七十声。羽分为五音，音环绕六位；用六个韵乘它，得到一百八十位；每位具备六声，得到一千零八十声。总计五音的韵，共二十五个；分音一百二十五个，位共八百五十个，声共五千一百个，而都统属于元宗。现在考察潘遂先所说的初平，他把上声的浊音作为初平。不知道《指南》说浊上应当读作去声，这一点有实际证据。例如《止摄》群母，奇字上声读作技；《蟹摄》匣母，孩字上声读作亥。《遇摄》旁母，蒲字上声读作部；《咸摄》奉母，凡字上声读作范；《果摄》从母，矬字上声读作坐。《效摄》澄母，鼌字上声读作肇。这些上声的读音都另作去声，现在读来确实有这种音。而潘遂先却把它们指作初平，可见并没有达到相合。只有《皇极经世》中多把上声作为平声，例如《通摄》泥母，农字上声读作[OCR疑误：“<多农>”]，邵雍把[OCR疑误：“<多农>”]作为平声，入声属于乃母；《蟹摄》来母，雷字上声读作磊，邵雍把磊作为平声，入声属于吕母；《臻摄》微母，文字上声读作吻，邵雍把吻作为平声，入声属于武母；《宕摄》来母，良字上声读作两，邵雍把两读作平声，入声属于吕母。如今潘遂先把舌根作为初平，但上声归为平声的字未必都是舌根音，那么也就不能据此认定为初平，显然如此。自从六声之说错误以后，他又支离穿凿，完全废弃齿、腭、唇、舌，只用牙音来确定宫、商、角、徵、羽；又完全废弃齿、牙、腭、唇，只用十二舌来确定平仄六声，甚至把雨水以后至立夏以前定为中商音、立夏以后至大暑以前定为中角音，这与《月令》《管子》《逸周书》完全相反，尤其没有根据。──以上是“小学类”韵书一属，共六十一部、五百三十七卷，其中有七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卷四十五 史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