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 子部十四

译卷一百零四 子部十四 ○医家类二 △《素问元机原病式》一卷（通行本） 金代刘完素撰写。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事迹详见《金史·方技传》。这部书因《素问·至真要论》详细论述五运六气盛衰、胜复的道理，于篇末附列病机十九条；又从十九条中摘取一百七十六字，推演成二百七十七字，作为纲领，并反复辨析论述，以加以阐明。全书共二万多字。主要旨趣多以火热为主，所以张介宾撰写《景岳全书》时，对它批评得最为用力。但是刘完素生于北方，他的禀赋大多强健，加上饮食醇厚浓腻，日久容易蕴积成热，这同南方的风土本来就很不同。又刘完素生活在金代，当时民情淳朴，习惯勤劳，大体上身体充实刚劲，也不同于南方人的脆弱，所以他所主张的多是用寒凉药剂攻治人体有余之证，都能够随手奏效。他写这部书，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各自阐明一个道理，补充前人未能涉及之处罢了。医者拘泥于成法，不察看虚实，概用攻伐之法而损伤生命元气，就像按照曲谱去进行角力，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过错其实不在曲谱。张介宾愤怒而极力排斥，把罪责全归于刘完素；但参、桂误用也能杀人，难道又要因此废弃张介宾的书吗？张机《伤寒论》说：桂枝药汤一下咽，阳气盛的人就会死亡；承气汤进入胃中，阴气盛的人就会死亡。这说明用药务必审察证候，不能执守一种方法。因此现在仍然收录刘完素的书，同时说明偏重一端的弊病，以求持平。△《宣明论方》十五卷（通行本） 金代刘完素撰写。这部书都是针对病证制定方剂的方法。开头是诸证门，从煎厥、薄厥、飧泄、<月真>胀以及各种痹证、心疝，共六十一种证候，全部采用《内经》各篇的理论，每种证候各有主治方剂，一概遵从张仲景。其次是诸风、热、伤寒、积聚、水湿、痰饮、劳、泄痢、妇人、补养、诸痛、痔瘘、眼目、小儿、杂病，共十七门。每门各有总论，也阐明运气的道理，同时涉及各家方论，对于黄帝、岐伯的深奥旨意，确实有许多发挥。但书中多使用寒凉药剂，偏执其说的人不能没有流弊，只在于善用者加以斟酌调节罢了。考察《原病式》自序说，曾撰写《医方精要宣明论》一部，三卷，十万多字；如今收入《河间六书》的却有十五卷。其中第二卷的菊叶法、薄荷白檀汤，第四卷的妙功藏用丸，第十二卷的荜澄茄丸、补中丸、楮实子丸，都注有“新增”二字；而第七卷的信香十方、青金膏没有注“新增”二字。根据这些方剂下面的小序，称它们是灌顶法王子所传，并且还有偈语和咒语。金代怎么会有灌顶法王呢？这显然是元、明以后出现的方剂，却被窜入书中而没有注明，像这样的情况不知还有多少。卷数增加于旧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伤寒直格方》三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通行本） 旧本都题为金代刘完素撰。《伤寒直格方》的大旨出入于《原病式》，但对伤寒的证候和治疗议论得更详细。前面有一篇序，不知道是什么人撰写的。马宗素《伤寒医鉴》引用平城翟公夜行遇灯的话，与这篇序完全相合，大概就是翟公所撰吧？《医鉴》又说，刘完素撰有《六经传变直格》一部，共一万七千零九字；又在《宣明论中集》中列有紧要药方六十道，分为六门，也名为《直格》。这部书有方有论，却不分门类，不能确定原来究竟是哪一种书。卷首又题为临川葛雍编，大概经过后人窜改混乱，未必是刘完素的旧本了。《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上卷分别论述表证和里证，辨别病势缓急；下卷则记载所用方剂。其中“传染”一条称，双解散、益元散都是神方。这两方正是刘完素所制定的，不应当自我夸赞到这种程度。考察刘完素《原病式》的序，说他汇集伤寒、杂病、脉证、方论等文字，题名为《医方精要宣明论》。现在查检《宣明论》，其中已经有《伤寒》二卷，那么刘完素治疗伤寒的方法已经包含在《宣明论》中，并没有另行编成一部书。这两部书恐怕是依托刘完素之名伪作的。但它们流传已经很久，姑且保存下来以备参考。△《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金代张元素撰写。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参加童子科考试，二十七岁参加进士考试，因为触犯庙讳而落第。于是离开科举，学习医学，精通医术。因抒发自己的心得，撰写了这部书。全书分为三十二门，首先是原道、原脉、摄生、阴阳等论，其次讲处方用药，再次讲加减方剂以及君臣佐使的法则，对于医学理论的精微之处阐发得极为深刻。这部书起初很少流传，金朝末年杨威才得到书本刊行，却题为河间刘完素所著。明初宁王朱权重刻时，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并伪造刘完素的序文和文辞声调放在卷首，以便附会。直到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才纠正这一谬误，确定此书出自张元素之手，并在序例中辨析得十分清楚。考察李濂《医史》，称刘完素曾患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吐恶心而不能进食，张元素前往诊视，让他服用某种药物。刘完素大量服用，按照张元素所说便痊愈了。张元素从此声名显著。可见他的造诣深邃，足以自成一家，本来不必假托刘完素来提高声望。现在特意加以改正，连同那篇伪托的序文也一并删去。△《儒门事亲》十五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金代张从正撰写。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人。兴定年间被召入补任太医，不久便辞职离去。

译事迹详见《金史·方技传》。张从正与麻知几、常仲明等人讲求医理，辑成这部书。刘祁《归潜志》称，麻知几字九畴，与张从正交好，让子和论说他的医术，因而记录成文；那么这部书实际是麻知几记录的。书中的体例有说、有辨、有记、有解、有诫、有笺、有诠、有式、有断、有论、有疏、有述、有衍、有诀，又有十形三疗、六门三法，名目相当烦琐零碎，但主旨在于采用攻邪治法。书名叫《儒门事亲》，是因为认为只有儒者才能明白其中道理，而侍奉父母的人应当懂得医术。张从正师法河间刘守真，用药多偏寒凉；他的汗、吐、下三法在当时已经受到许多异议，所以书中辨解诽谤之处很多。丹溪朱震亨也讥刺他偏执，后人于是连同他的书一起弃置不顾。然而病情千变万化，各有适宜的治法；该攻而不攻与该补而不补，弊病完全相同。偏执地坚持他的治法固然不对，彻底排斥他的治法也不对。只是书中有时意气用事、争强好胜，未免过于激烈。为了纠正庸医只知依赖补法的过失，有时甚至说得过于直率。后来传习他学说的人又不知道察看脉象的虚实、辨别病程的久暂，一概用峻猛峻利的药物治疗，于是终于给世人留下了攻击他的口实。总之，只是没有弄清楚张从正的本意罢了。△《内外伤辨惑论》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代李杲撰写。李杲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真定人。曾经通过纳资取得官职，任济源税监。考察元代砚坚所作《东垣老人传》，称李杲在辛亥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这样推算，他应当生于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金朝灭亡时五十五岁，进入元朝十七年后才去世。因此旧本有时也题作元人，《元史》也把他列入《方技传》。起初，李杲的母亲患病，被众多医生杂乱治疗而死，最终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病证。李杲自己悲伤于不懂医理，于是捐出千金，跟随易州张元素学习，完全掌握了他的医术，后来名声竟超过张元素，卓然成为医家的一代宗师。这部书阐明内伤病证有类似外感之处，辨别阴阳、寒热、有余、不足，而总的旨趣以脾胃为主。因此特别制定补中益气汤，专门治疗饮食劳倦以及虚人感冒。其治法取补土生金、升清降浊，领会了阴阳生化的旨意。它对医理的阐发，极其深刻精微。书前有自序，题为丁未年；序中称这篇论著搁置不用已有十六年。按照长历推算，这部书大概成于金哀宗正大九年辛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七年〕 △《脾胃论》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金代李杲撰写。李杲已经著有《辨惑论》，担心世俗之人不能领会，于是又写了这部书。他认为土是万物之母，所以特别重视脾胃。引用医经来立论，精确深刻，牢不可破。明代孙一奎《医旨绪馀》说：“东垣生于金、元交替之际，中原动乱，士人失去安身之所，百姓疲于奔命；有人因劳累而损伤脾，有人因忧愁思虑而损伤脾，有人因饥饱失常而损伤脾。疾病有缓有急，不得不把紧急的病放在首要位置。”这才是真正了解李杲的人。书前有元好问的序。考察《遗山文集》，其中有李杲所著《伤寒会要引》一篇，详细记载了他所治疗和验证的病例。《元史·方技传》全部采用了这篇文章，而这篇序却唯独不见于文集中，想来是偶然散佚了吧。另有罗天益的后序一篇。罗天益字谦父，是李杲晚年的弟子，完全继承了他的学术。元代砚坚《东垣老人传》称，李杲临终时，取出平日所著的书，检查校定卷帙，使它们依次排列在几案前，嘱咐谦父说：‘把这些书交给你，就是因为你是合适的人。’ △《兰室秘藏》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金代李杲撰写。书名叫《兰室秘藏》，大概取自《黄帝素问》所说“藏于灵兰之室”的话。书前有至元丙子年罗天益的序，此时距李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怀疑就是砚坚所说李杲临终时交给罗天益的书。书中把治病分为二十一门，以饮食劳倦列为第一。其他如中满腹胀、心腹痞、胃脘痛等门，也都反复强调脾胃，这正是他特别重视的地方。东垣阐明内伤与外感的区别，确实很有道理；并以土为万物之母，以脾胃为生化的源头。《脾虚损论》一篇，极力说明寒凉峻利药物的危害，尤其深刻明白。这是因为他预见到刘、张两家学说末流滥用攻伐的弊端，所以早早防止其发展。至于前代的医方，从《金匮要略》以下，大多药味不多。因此，《唐书·许允宗传》记载许允宗说：疾病如果与药物正好相当，只须单独使用一味药，直接攻治该病；药力专一，疾病便会立即痊愈。如今的人不能辨别脉象，也不能识别病证，只凭主观猜测，往往加入许多药味。这就像打猎时不知道兔子在哪里，便派出许多人马，把空地四面围住，希望其中一人偶然遇到兔子。这样治疗疾病，不也太疏忽了吗？这段话历代医家都传为名论。可是李杲这部书所记载的自制方剂，动辄达到一二十味药，而君、臣、佐、使彼此制约、相互配合，条理井然，别人很少能够仿效。这是由于他凭借神妙的领悟来处理，并非语言所能完全说明。读这部书的人，如果能够领会其法度之外的深意，就很好了。△《医垒元戎》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元代王好古撰写。王好古字进之，是赵州人，官职为本州教授。据王好古所作《此事难知》序来看，他的学问大概出自李杲。然而这部书在“海藏黄耆汤”条下称李杲为“东垣李明之先生”，在“易老大羌活汤”条下又称“先师洁古老人”。那么王好古实际上是受业于张元素的，大概就像赵匡、陆淳一同向啖助学习《春秋》，而陆淳又跟随赵匡讲习请教一样吧。王好古自跋说，此书在辛卯年（金哀宗正大八年）已经完成。到了丁酉年春（元灭金后的第四年），被人暗中盗取，原稿已经断绝，再也没有其他抄本。他当时任州学教授，闭门修养、安守拙朴，在粗茶淡饭之余无事可做，便凭想象追忆全书始末，恢复了十之七八。试着重新抄录首尾，才得以复原全书。书前有自序，也题为丁酉年。可见此书最初完成于金朝末年，后来在元朝初年重新辑成。这部书以十二经为纲，每一经都先论伤寒，再附列杂证。大旨承袭长沙医家（张仲景）的论述，同时参用东垣、易水的治法，也颇多采用《和剂局方》，与《丹溪门径》稍有不同。不过，例如“半硫丸”条下注说：“这种丸药古代使用，如今时代气运薄弱，不再使用。”可见他能够斟酌情势而变通。

译也未尝不详细而谨慎。书名叫《医垒元戎》，自序说，良医用药，就像临阵用兵一样。这部书原为嘉靖癸卯年辽东巡抚右都御史、余姚人顾遂所刻；万历癸巳年，两淮盐运使、鄞县人屠本畯又重新刻印，体例颇不一致。大概书帕本常常会改动旧有格式。如今没有原本可以校对，也姑且仍依照屠本抄录。△《此事难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王好古撰写。这部书专门阐述李杲的学术论述，尤其详细讨论伤寒的证候和治疗。书中询问三焦有几个，分别说明手三焦、足三焦，明代孙一奎极力称赞这一点。只是它把命门、包络与右尺脉合并论述，又说包络也有三焦的称呼，未免误解了经文的旨意。史书称李杲长于伤寒，而《伤寒会要》一书确实由元好问作序。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李杲的论述还要依靠本书保存一部分。书前有至大元年的自序，称自己得到老师不传的秘诀，日积月累，逐渐编成篇卷。大概是王好古自己搜集编纂的。如今《东垣十书》竟把它归在李杲名下，实在是错误。考察明代李濂《医史》，也把此书说成李杲所作。把甲书移作乙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汤液本草》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王好古撰写。“汤液”二字，取自《汉书·艺文志》所载《汤液经法》的含义。上卷记载东垣的“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并附有“五宜”“五伤”“七方”“十剂”。中、下二卷把本草中的各种药物配合三阳、三阴和十二经络，仍以主治该病的药为首，臣、佐、使药依次排列。每味药下面，先说明药性，再说明药味，接着说明归入哪一经。所谓“象云”，指的是“药类法象”；“心云”，指的是“用药心法”；“珍云”，指的是洁古的《珍珠囊》。其余各家虽也有所采辑，但王好古受业于洁古，又向东垣讲习，所以对这两家的用药理论引用尤其多。考察《本草》，药味不过三品，药名三百六十五种。自陶弘景《别录》以下，逐渐有所增加，往往有药名而没有实际用途。即使《本经》所说的主治，也有古今药性不同的情况，并不都能照搬。例如黄连如今只用于清火解毒，而《本经》却说它能厚肠胃，哪一个医家敢完全遵从呢？王好古这部书所列药物，都是根据名医的实践验证而来；虽然数量不多，但条例分明，简约而有要点，也可以说是适合实际应用的著作了。△《瑞竹堂经验方》五卷（《永乐大典》本）。元代沙图穆苏撰写。《元史》中没有沙图穆苏的传记，他的事迹无法考察。根据吴澂、王都中所作的两篇序来核对，他的字是谦斋，曾以御史身份出任建昌太守。这部书就是他在郡任上编撰的。原书本来有十五卷。杨士奇等人的《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一部一册，晁瑮《宝文堂书目》中也列有书名，可见明代中叶以前原书仍然保存，后来便很少有传本了。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收内容搜集编纂，计算起来，缺失的已经有十分之五六，但保存下来的仍然很多。谨慎地依照方剂加以诠释编次，分立二十四门，整理为五卷。其中如“调补”一门，不轻易使用金石类药物，所列处方最为醇正。又如妇科的“八珍散”，就是“四君子汤”和“四物汤”的合方，应用范围尤其广，明代薛己《医案》已经详细记载了。至于疮科所载的“返魂丹”，与当今疡医所用的“梅花点舌丹”“夺命丹”相类似；“内托千金散”用来治疗痈毒，也有特殊功效。这些都可以作为救治疾病的实用方剂。只是幼科的“褐丸子”与《苏沈良方》中所列的“褐丸”，名称相近，治疗作用也相同。只是后者用乌头、桂、香附、干姜、陈皮配合，攻补兼施，安排得相当周密。而这里却使用黑牵牛、京三棱、蓬莪术等药，实在令人担心药性过于峻猛攻利。金、元时期的方剂往往如此，大概是因为北方人的体质强壮，与南方人的治疗情况不同。因此，使用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斟酌调整，不能拘泥于固定成法。△《世医得效方》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元代危亦林撰写。危亦林字达斋，是南丰人，官职为本州医学教授。这部书汇集了他的高祖以下五代人所搜集的医方，合编而成。第一类是大方脉科，分为九十一项子目；第二类是小方脉科，分为七十一项子目；第三类是风科，分为十项子目；第四类是产科兼妇人杂病科，分为三十三项子目。第五类是眼科，分为十二项子目；第六类是口齿兼咽喉科，分为六项子目；第七类是正骨兼金镞科，分为二十九项子目；第八类是疮肿科，分为二十四项子目。全书共十九卷，另附孙真人养生法节文一卷。总目录中有针灸一科，但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校阅检查其文字，发现内容都散附在各科之中，应该是标题安排错误，实际上并没有缺失。自序称此书始创于天历元年，至后至元三年完成，可见作者用力勤奋专一。书前有至元五年太医院题识，详细列出院使十一人、同知院事二人、佥院事二人、同佥院事二人、判官二人、经历二人、都事二人、掾史一人的职衔姓名。大概是江西官医提举司把此书发文送交太医院，再由各路提举司重新校订，复核后报告太医院，之后才刊行，手续也相当谨慎。序中称其高祖曾遇到仙人董奉的二十五世孙，并传授了他的秘方。虽然这是技术家托古附会的说法，不值得深究，但书中所载古方很多，都可以用来考订文献，不能因为其中很少有新的发明就废弃它。△《格致馀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朱震亨撰写。朱震亨字彦修，是金华人。曾向罗知悌学习，得到刘守真的传授。他认为阳气容易妄动，阴气容易亏损，特别重视滋阴降火，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张介宾等人竭力攻击这一学说。然而朱震亨的主旨在于补益，所以反复告诫人们节制饮食和色欲；他所创立的各种补阴丸药，也有许多奇效。

译孙一奎《医旨绪馀》说：“丹溪生活在太平时期，看到人们大多酗酒纵欲，精气耗竭、火气炽盛，又使用刚燥峻烈的药剂，以至于死亡，因此创立这些挽救时弊的学说。后人不了解这一点，竟用寒凉药物害死人，这不是善于学习丹溪的人。”他的说法可以说是公平恰当的。这部书前有自序说：“古人把医术看作我们儒者格物致知的一件事，所以特意用这个名称来命名此书。”朱震亨本来是儒者，曾在许谦门下学习；学医只是他的余事，却是他性情所接近的领域，最终没有以儒学闻名，反而以医术闻名。不过，他终究比方技之流更能阐明医理，所以才有这样的言论。戴良《九灵山房集》中有《丹溪翁传》，叙述他的生平始末十分详细。△《局方发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朱震亨撰写。因为《和剂局方》不记载病源，只在各个方剂下面分条列出证候，虽然立法简便，却不能灵活变通，所以朱震亨逐条为它辨析论述。全书主旨专门用来批驳温补之法、告诫人们戒除燥热药物。张介宾《景岳全书》说：“《局方》一书，是宋神宗下诏让天下名医进献方剂而编成的。”（按：此方书是在宋徽宗时编成的，张介宾却认为是神宗时，实在错误，谨附带订正于此。）虽然其中有些内容或许过分修饰，但有奇效的方剂也一定不少，怎么可以轻易非议呢？他的意思颇不赞同朱震亨。考察朱震亨的学术出自宋代内官罗知悌，罗知悌的学问距离河间刘完素只隔一代。刘完素主张泻火，朱震亨则主张滋阴。虽然一人攻治有余，药性峻猛攻利；一人补益不足，药性平和，但他们的基本宗旨并未脱离共同的源流。因此朱震亨对《局方》中香窜、燥烈的药物反复加以辨析。明代以来沿袭其流弊的人，往往用黄药子、知母损伤元气。张介宾看到了这种末流弊端，所以只以益火为宗旨，对刘完素、朱震亨进行不遗余力的抨击。他把冰雪严寒比作不调和，把天气晴朗、阳光温暖比作调和，这个比喻本来是对的。然而，清风凉雨也不能说是不调和，熔化石头、流动金属的酷热也不能硬说是调和；两人各自阐明一个道理，却忘了各自执守一端，他们的弊病其实相同。因此，张介宾的学说不可不知道，但朱震亨的这部书也不能完全废弃。△《金匮钩玄》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朱震亨撰写，明代戴原礼校订增补。书中称“戴云”的部分，是戴原礼的说法。末尾附有六篇论述，未刻入目录：一是《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二是《气属阳动作火论》，三是《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四是《滞下辨论》，五是《三消之疾燥热胜阴论》，六是《泄泻从湿治有多法论》；这些篇目都没有标明作者。看其中《滞下辨论》引用朱震亨的话，可知也是戴原礼增补的。朱震亨以补阴为宗旨，实际上开创了直接补益真水的先例。他用疏解郁滞来治病，也精妙地阐发了《内经》的旨意，为各家医术开启了无穷的启发。虽然他所用的黄柏、知母不如后人使用六味丸那样能够直达本原，所制越鞠丸也不如后人使用逍遥散那样平和而没有弊端，但他是在艰难条件下开创道路的人，究竟应以朱震亨为首庸。此书文辞旨意简明，不愧“钩玄”之名。戴原礼所作增补，也多精确。《明史·方技传》把此书载入戴原礼传中，卷数与今本相同。书中称戴原礼附入自己的意见，世人认为不辱其师，由此可知它是医家善本。戴原礼是浦江人，洪武年间任御医。本名思恭，以字行世，所以史书写作戴思恭。朱国祯《涌幢小品》说：“戴元礼，是本朝的圣医，太祖称他为仁义之人。太孙即位后，任命他为院使，等等。”戴元礼就是戴原礼，大概朱国祯是从传闻中听来，所以读音相同而字不同。△《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元代王国端撰写。王国端是婺源人。这部书专门论述针灸方法。开头列出一百二十穴和《玉龙歌》八十五首；其次是《注解标幽赋》一篇；再次是《天星十一穴歌诀》十二首；再次是《人神》《尻神》《太乙九宫》歌诀；再次是六十六穴治证；再次是《子午流注心要秘诀》；再次是日时配合六法图。接着是《盘石金直刺秘传》，又附有针灸歌和杂录切要。书后有天历二年王国端弟子周仲良的序，说假托扁鹊之名，是为了尊重并神化这门医道。书中的名目颇为粗俗，文意也多浅近，未脱离方技家的鄙陋习气。但作为专门学问，其中确实有传授承继，分析简要，依次阅读容易理解；不是精通这件事的人，也不能说得这样切合准确。△《外科精义》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元代齐德之撰写。齐德之的生平始末不详。只知道他的职衔署为医学博士、充御药院外科太医。这部书先论述医理，后列方剂，对于疮肿诊察病候、辨别浅深虚实，最为详细。考察《周礼·天官》，疡医掌管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并负责祝药、劀杀之剂。注释说：“劀，是刮去脓血；杀，是用药物蚀去坏死的恶肉。”又说：“凡是治疗疮疡，要用五毒攻治。”注释说：“如今医方中有五毒之药，把黄堥放入其中，加入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烧三日三夜，烟气向上附着；用鸡毛把它扫取下来，敷在创伤恶疮上。” 肉被破坏，骨头就会完全露出。又说：“用五气来养护，用五药来治疗，用五味来调节。”注释说：“既然刮去并攻尽了积存的坏肉，就要进行调养。‘五气’应当作‘五谷’，这是文字上的错误。‘节’，是调节药力，使其发挥作用，等等。” 这就是古代疡医攻补兼施的明确证据。后世的疡医只掌握攻毒的方剂，治疗外部而不治疗内部，治疗末端而不治疗根本，所以失误总是很多。齐德之这部书致力于审察疾病发生的原因，再根据阴阳和强弱来施治。因此，在疡科著作中，它是最好的版本。这部书没有一个字提到李杲，李杲一生也没有以外科著称。原本附在《东垣十书》的末尾，大概是坊间刻本杂糅成书，为了凑足十部书的数目而收入其中，与所收朱震亨的著作一样，都是滥行混入的。孙一奎《赤水玄珠》引用它时，竟称为《东垣外科精义》，实在是考证得太不严谨了。△《脉诀刊误》二卷、《附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元代戴启宗撰写。戴启宗字同父，金陵人，官任龙兴路儒学教授。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王叔和《脉经》十卷，《唐志》也相同，却没有所谓《脉诀》的记载。吕复《群经古方论》说：《脉诀》一卷，是六朝高阳生所撰，却假托叔和之名，错误地创立“七表、八里、九道”等名目，以迷惑学者。通真子刘元宾为它作注，又续写歌括附在后面；文辞既粗俗，含义也更加晦涩。他的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如果把高阳生定为六朝人，那么《隋志》《唐志》就不应都不予著录，这也是考察得不够审慎。《文献通考》认为此书是熙宁以前的人伪托，才真正说中了实情。此书自宋代以来屡遭诸家驳斥，但都只是泛泛谈其大概，没有逐一核正其中的错误。而且它浅显粗俗，容易诵读，所以民间医生仍相互传习。戴启宗这部书，是考证旧文，逐句进行辨析；原书的伪妄之处，几乎都被揭发无遗，对脉学很有帮助。明代嘉靖年间，祁门人汪机刊刻此书，又把诸家脉书中的重要语句分类编成一卷，并将他所撰的《矫世惑脉论》一卷一并附在后面。因为这些内容足以相互发明，仍一并载录，以供参考。△《医经溯洄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王履撰写。王履字安道，昆山人。曾向金华朱震亨学习医学，完全得到他的医术，直到明初才去世。所以《明史》把他载入《方技传》，其实他是元代人。他曾认为，《伤寒论》的阳明篇没有“目痛”，少阴篇说“胸背满”却不说“痛”，太阴篇没有“嗌乾”，厥阴篇没有“囊缩”，一定是有脱简。于是取三百九十七法，删去其中重复的二百三十八条，又加以增补，仍定为三百九十七法。因而极力论述内伤与外感经典旨意的异同，以及中风和中暑的区别，撰成此书，共二十一篇。其中阐发清楚而切实的内容，如“亢则害，承乃制”以及“四气所伤”，都是前人没有论及的。其他如温病与热病的区别、三阴证寒热的辨别，以及泻南、补北等论述，也尤其确有见地。他又认为，《素问》说伤寒这种病属于热病，只说常态而不说变化，到了仲景才开始区分寒热，但其中的意义仍未完备，于是详细列举常态与变化，撰成《伤寒立法考》一篇。李濂《医史》有王履补传，记载他著书的始末非常详细。看他历数诸家医说，都不免略有批评，而《内伤馀议》又涉及东垣，可以说是少有肯定而多有否定的人。不过，他融会贯通、研究深入，洞察医道本源，在医学道路上确实能够贯通源流，并不是随意夸夸其谈来向世人炫耀。△《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代周定王朱橚撰写。朱橚有《救荒本草》，已经著录。此书收取古今方剂，汇辑编成一书，由朱橚亲自订定；又命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共同考订论述。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的方剂，有很多采自此书。但李时珍称其为周宪王，认为是朱橚的儿子有燉所作，这是错误的。原本一百六十八卷，《明史·艺文志》作六十八卷，大概是脱漏了“一百”二字。全书有一千九百六十篇论述、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种治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方剂、二百三十九幅图，采集丰富，编排详细分析；自古以来的经方，没有比它更完备的。此书搜罗务求广博，很难免有重复和抵牾之处。医家以它内容混杂为忧，很少有人能读完。又因卷帙浩繁，长期没有刊刻版本，好事之家辗转传抄，讹误越来越多，所以流传于世的版本很少，善本尤其稀有。不过，宋、元以来名医的著述，如今散佚了十分之七八；朱橚在明初编纂此书时，旧籍大多还存在。如今拿《永乐大典》所载的各种秘方来校验此书，往往有许多互相出入之处。可见古代专门的秘传医术，确实借此书而得以流传。后人能够参考它们的异同，推求其中正确与变异之处，广泛收集而择要取用，应用起来就不会穷尽。这也就是仰望高山来铸造铜器、煮海水来制盐，又怎么能因为它繁杂芜杂而责怪它呢！△《推求师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戴原礼撰写。戴原礼就是校订补充朱震亨《金匮钩玄》的人。这部书本着朱震亨尚未完成的意旨，进行推求和阐发，并写成书。世上没有流传的版本。嘉靖年间，祁门人汪机在歙县见到此书，才抄录带回。汪机的门人陈桷校订并刊刻此书，书名也是汪机所题。考察李濂《医史》，其中有戴原礼补传，称他一生著述不多见，仅有订正丹溪先生《金匮钩玄》三卷，间或把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又有《证治要诀》《证治类方》《类证用药》，总共若干卷，都是概括丹溪著作而编成的。这样看来，这二卷书莫非就是那三部书中的一部吗？戴原礼本是朱震亨的高足弟子，能够得到老师的真传，所以所记录的都是秘传的精微言论，不是那些道听途说、偷看窃取的人所能相比的。朱震亨以补阴为主，世人所说的直接补益真水，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书中的议论，大多以此为宗旨。然而，民间医生中不善于学习朱震亨的人，往往矫枉过正，反而用寒凉药物过度而使人丧命。只有此书能够曲折周全、融通无碍，使学习者掌握朱震亨的本意而不至于滋生流弊，也可以说是对朱震亨学说有功。△《玉机微义》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徐用诚撰写，刘纯续编增补。徐用诚字彦纯，会稽人；刘纯字宗厚，咸宁人。徐用诚原书名为《医学折衷》，分为中风、痿、伤风、痰饮、滞下、泄泻、疟、头痛、头眩、咳逆、痞满、吐酸、痓疠、风痫、破伤风、损伤十七类。刘纯认为其条目还不完备，又增加咳嗽、热火、暑、湿、燥、寒、疮疡、气血、内伤、虚损、积聚、消渴、水气、脚气、诸疝、反胃、胀满、喉痹、淋閟、眼目、牙齿、腰痛、腹痛、心痛、癍疹、黄疸、霍乱、厥痹、妇人、小儿三十三类，这才改成现在的书名。仍在目录中各项下注明“续添”二字，以便区别；有时在徐用诚原书十七类中附加论述，也注明“续添”二字来区别。此书是两人先后完成的，可以作为依据。《明史·艺文志》只著录刘纯的名字，大概是考察失误。此书虽然都采录诸家旧有的论述和方剂，但各篇又附有按语，多有订正，不是零碎拼凑、抄撮汇编之作可以相比的。嘉靖庚寅年，延平人黄焯在永州刊刻此书，卷首载有杨士奇的序，由此可知两人都是明初人。

译杨士奇的序说两人都私下师法朱震亨；如今考察此书，确实如此。序中又说，北方的张元素再传给李杲，三传给王好古，南方的朱震亨也私下师法这一传承。但就学派的源流而言，这种说法很是错乱。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的学说都以调理脾胃为宗旨，朱氏的学说则以补阴为主；朱氏与刘河间一派稍近，却与洁古、东垣、海藏一派稍远。相关遗书都还保存着，可以据此复核。王祎《青岩丛录》说：李氏的弟子大多在中州，只有刘氏把学说传给荆山的浮图师。浮图师到了江南，又把它传给宋代中州人罗知悌，南方的医生都尊奉他，等等。他们学派之间的传承授受，也说得极其清楚。杨士奇却把它们合并为一支，错误太严重了。△《仁端录》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徐谦撰写，由他的门人陈葵删削订定。徐谦字仲光，嘉兴人；陈葵字荩夫，武水人。此书专门论述治疗痘疮的各种方法，分别说明五脏所主以及经络传变，观察形态、察看气色，分条列出方剂和论述，末卷附有治疗疹子的办法。考察痘疮这种病证，古代记载并不详细，只有《书录解题》记载董汲《小儿癍疹论》二卷，作于宋代元祐年间。但此书已经失传，不知道所谓“癍”是否就是痘。钱乙《药证真诀》对小儿各种疾病都分条记载得十分详细，也没有谈到这件事。只有周密《齐东野语》说：小儿痘疮本来就是危险的病，但总之不能去惊扰它。赵宾旸说：有人大多用酒、面等食物来诱发它，这是不对的；有人用消毒饮、升麻汤等来解除它，也不对。大致说来，除了固护脏腑之气以外，只需任其自然罢了。但如果出现变证，就不得不借助药物，等等。书中列举的本事方、捻金散、四君子汤加黄耆，以及将狗蝇七枚研细后用酒送服来治疗倒黡，天花粉、蛇蜕同煮羊肝来治疗目翳，这些证候和药物都与今天相同。大概是人的嗜好欲望一天比一天深重，所以毒邪的根源在先天，而发病则受到时气的感触。自元、明以来，痘疮便成为人们普遍患有的疾病。至于著方立论的人，也从元、明以后才论述得比较详细。其中以固护元气为主的人认为，元气充盛，自然能够驱使毒气外出；以攻逐毒气为主的人认为，毒气解除之后，才可以保全元气无恙。于是攻补分成不同途径，寒温采用不同方法，痘疮医家遂分为两派，彼此固执门户之见。只有这部书能够审察证候而施治，不偏执于任何一方，推究病源始末，完备地记载治疗验案，很能平衡两家的主张。与那些预先制定固定法则，后来拘泥成法、如胶柱鼓瑟的人相比，差距几乎无法用道路里程来计算。△《薛氏医案》七十八卷（通行本） 明代薛己撰写。薛己字立斋，吴县人。此书共收十六种。薛己自己撰写的，有《外科枢要》四卷、《原机启微》三卷、《内科摘要》二卷、《女科撮要》二卷、《疠疡机要》三卷、《正体类要》二卷、《保婴稡要》一卷、《口齿类要》一卷、《保婴金镜录》一卷。他订定旧本并附加自己学说的，有陈自明《妇人良方》二十四卷、《外科精要》三卷、王纶《明医杂著》六卷、钱乙《小儿真诀》四卷、陈文中《小儿痘疹方》一卷、杜本《伤寒金镜录》一卷，以及他父亲薛铠的《保婴掇要》二十卷。此书初刻于秀水沈氏，版本已经残缺。天启丁卯年，朱明重新刊刻。书前有《明纪事》一篇，记载明氏患病危重时，梦见薛己教他方药，服用后痊愈；又梦见薛己请求刊刻此书，事情十分怪异。不过，精神所专注之处，魂魄可以凭依，这本来也是情理所能有的，不妨保存这种说法。薛己本来是外科医生，后来却凭内科闻名；年老时，最终也因疡病去世。责骂薛己的人认为，这是温补造成的弊端，最终导致他自取其祸。然而薛己治病务求探究根本，使用八味丸、六味丸直接补益真阳、真阴，以滋养生化之源，这确实是他自己首先提出的。他治病多采用古方，但在药味和剂量上有所增减，往往具有深刻的道理，神妙变化之处多在一两味药之间显现。后来赵献可撰写《医贯》，拘守他的成法，于是用八味丸、六味丸通治各种疾病，甚至用六味丸治疗伤寒口渴，拘泥成法而不知变通，流弊便越来越多。徐大椿因此把这些弊端一并归咎于薛氏，其实并不是薛己本来的宗旨，不能因为李斯的缘故而归罪于荀卿。世上流行的另一本书，增加了《十四经发挥》等书的内容，其实既不是薛己所著，也不是薛己所校，大概只是书坊商人为了标新立异而滥加进去的。就像《东垣十书》《河间六书》也泛泛收入其他人的著作来凑足篇数一样，当然比不上本书所载全是薛己原著。△《针灸问对》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汪机撰写。汪机字省之，祁门人。《明史·方技传》称，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都精通医术，治病往往有奇效，说的就是这些人。此书成于嘉靖壬辰年，前面有程鏸的序。上、中两卷论述针法，下卷论述灸法以及经络穴道，都是取材于《灵枢》《素问》《杂经》《甲乙经》和诸家针灸著作，逐条分析其中的学说，设为问答来阐明意义，措辞相当简明。书中论述针刺能够治疗有余之病，不能治疗不足之病；详细辨析《内经》所说的虚则补、实则泻，认为那是指虚邪、实邪，而不是指病体本身的虚实。又论述古人身体充实，疾病多在外部，所以针灸能够奏效。如今的人元气虚耗，疾病多在内部，针灸不如汤液。书中又论述误针、误灸的危害，以及巧立名目进行欺骗的情形，这些都是医术之士忌讳而不肯说的话，所论尤其诚实可靠。考察汪机《石山医案》，其中所治疗的病证，都是用药物进行攻伐或补益，没有只用针灸而奏效的。大概正因为他深知针灸的利弊，所以不妄加施用，这正是他与那些务求炫耀奇技的人不同之处。△《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汪机撰写。此书成于嘉靖辛卯年，共分一百四十七类，又补遗七类，总共一百五十四门，后面附有方剂一卷，共一百五十六通。前面有自序，称外科一定要以研究内科为根本，懂得内在病理来探求外在表现，那就如同看自己的手掌一样清楚。只治疗外在而遗漏内在，就是所谓不探究根本而只整治末端；这可以说是探求病源根本的论述。

译所谓“理例”，是说古人所论述的内容，治疗无不以医理为依据，希望学习者仿照古人的先例加以推广。全书大旨以调补元气为主，先巩固根本，不轻易使用寒凉、攻伐、通利的药剂。又分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以及“治疗无效时另求原因”三种方法，能够随证变通，也不同于拘泥固执的说法。只是文辞拙劣艰涩，突然阅读时或许不能完全明白，这是它的短处。不过，方技类书籍不能用文章的标准来苛求，保存下来而不加评论也就可以了。书中多次引用《外科精要》〔按：此书载于薛己《医案》中，没有署撰写人姓名；戴良《九灵山房集》的《丹溪翁传》中，记载朱震亨的著作有此书名。但汪机引用此书时，都另列为“丹溪曰”一条，又似乎不是朱震亨所作。如今姑且搁置这个疑问，谨附记于此。〕以及朱震亨的论述；又称在编成此书后，得到新甫薛先生阐发的心法，又采录他的说法参入其中。考察新甫是薛己的字，薛己的父亲薛铠在宏治年间任太医，那么薛己就是宏治、正德年间的人。此书在“杖疮”一门中，记载了治疗武宗时廷杖谏官的事情，由此可知汪机在正德年间已经很早就以医术闻名。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而汪机能够这样虚心采纳别人的长处，他的论说持平公允，确实也是有原因的。△《石山医案》三卷、《附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桷编。陈桷字惟宜，祁门人。他向同乡汪机学习医学，于是取汪机各位弟子所记录的汪机治疗病证的效验，汇集编成一集，每卷之中略分门类编排。自宋、金以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南方流行，《河间原病式宣明论方》在北方流行。《局方》多使用温燥药物，《河间》以泻火学说为主，两者的流弊也恰好相当。元代朱震亨开始纠正《局方》的偏颇，贯通《河间》学说的变化，于是产生了补阴学说。汪机校订的《推求师意》一书，实际上是由戴原礼上溯朱震亨，所以他的论说多以丹溪的方法为主。然而，王纶《明医杂著》拘守丹溪学说，以至于过度使用寒苦药物，汪机又撰文加以辨析，这篇文章如今附在《医案》的末尾。这样看来，汪机也是根据证候处方，并不拘泥于一种固定方法。他的治疗一经尝试就常常见效，确实是有原因的。旧本又有汪机门人陈钥所作的《病用参耆论》一篇，以及汪机所作的其父行状和李汛所作的汪机小传，如今也一并录入，以备参考。△《名医类案》十二卷（通行本） 明代江瓘编。其子江应宿增补。江瓘字民莹，是歙县的诸生。因患病而放弃原业学习医学，江应宿于是继承父业。此书成于嘉靖己酉年。所采录的治疗验案，从《史记》《三国志》记载的秦越人、淳于意、华佗等人开始，下至元、明两代的名医，几乎搜罗殆尽。全书分为二百零五门，分别详细说明各种疾病的病情和方药。魏之瓘根据具体事情所作的评论，也夹注在下方。例如《伤寒门》中许叔微治疗大便秘结而汗出的一案，众医认为是阳明经自汗，津液已经外泄，按法应当使用蜜兑；许叔微却用大柴胡汤取得疗效。魏之瓘则说，最终还是用蜜兑稳妥。又如《转胞门》中朱震亨治疗胎儿压迫膀胱的一案，记载让接生婆托起胎儿，魏之瓘则说没有这种治法，这话不准确。像这类情况，书中多有驳正和阐发，颇为精密审慎。只是《尸蹶门》中附载针灸应验的引文，以及引用《酉阳杂俎》所载高句骊人所说“发中虚”的事情，都与治病毫无关系。《难产门》中引用焦氏《类林》，记载于法开让孕妇吃十多片肥羊肉，针刺后胎儿立即产下。事情既不清楚吃羊肉有什么意义，也不清楚针刺的是哪个穴位，这也只是徒然增广奇闻，对医疗没有帮助，都不免是追求博杂、喜好奇异。不过，其中确实有十分之八九可以作为准则，也算是医家的规范了。魏之瓘起初编成此书，还没来得及刊刻。他去世以后，应宿又把魏之瓘的《医案》分类附在书中，同时也附入应宿自己的《医案》。年代久了，刻版磨损，近来歙县鲍廷博又重新刊刻。书中间附有考证、题作“琇案”的部分，是魏之琇增入的。魏之琇，字玉横，是钱塘人。△《赤水玄珠》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孙一奎撰写。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又号生生子，是休宁人。这部书分为七十门，每门又分别逐条详细分析。例如“风门”分为伤风、真中风、类中风、瘖痱；“寒门”则分为中寒和恶寒。全书大旨专以辨明证候为主，所以对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方面反复致意。他辨析古今疾病证候名称相混淆的地方，尤其清楚。只是第十卷“怯损劳瘵门”所附方剂“外还丹”，专门讲以人补人、采炼人身之法，实在不是正道。大概孙一奎凭医术往来于公卿之间，不免用这种说法迎合他们的爱好，于是成了全书的大缺点，这实在可惜。原本卷末附有《医旨绪馀》二卷、《医案》五卷，现在分别另编成册。焦氏《经籍志》记载孙一奎《赤水玄珠》十卷、《医旨绪馀》二卷，却没有提到《医案》，或许他所见到的不是全本吧。△《医旨绪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孙一奎撰写。全书大旨在于阐明太极、阴阳、五行的道理，说明它们完备于人的身心，并分别论述脏腑形质、手足经、上下、宗气、卫气、荣气、三焦、包络、命门、相火，以及各经络相互配合的道理。又引用《黄庭经》，以证明丹溪所说相火属于右肾的观点不正确；引用《脉诀刊误》，驳斥《三因方》所说三焦有形、如脂膜一般的谬误；把噎膈和翻胃分为两种证候；辨析癫、狂、痫的不同治法。这些都显示出卓越而独到的见识。他评论各家学说的长处和短处，说张仲景并非只凭治疗伤寒而成名，刘守真并非只凭治疗火证而获得声誉，张从正不应因擅长攻下而受到讥讽，李东垣也不只是以内伤治疗取得成就；“阳有余阴不足”的说法不可用来指责丹溪，而扌婴宁生的技艺也可以与他们一起流传不朽。这尤其是千古以来公允持平的评论。△《证治准绳》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译明代王肯堂撰写。王肯堂另有《尚书要旨》，已经著录。这部书据王肯堂自己的序文说，起先撰成《证治准绳》八册，专门论述杂证，分为十三门；又附有《类方》八册，都完成于丁酉、戊戌年间。此书采集材料非常丰富，同时参照脉象和证候，辨别异同，条理清楚，事情的始末也都具备，所以内容广博却不杂乱，详尽而又有重点，对于寒、温、攻、补没有偏执。与缪希雍的余派相比，那种不问虚实、只谈石膏功效的做法，以及张介宾末流那种尚未施行诊察，就先确定使用人参的见解，本书都能保持平允。他在各“伤门”中附载传尸劳虫的形状，虽然似乎涉及怪异之说，但考察北齐徐之才曾用死人的枕头治疗鬼疰，可见这类专门传授的医术应当有所传承，不能一概斥为荒诞。他的《伤寒准绳》八册、《疡医准绳》六册，则完成于甲辰年。《幼科准绳》九册、《女科准绳》五册，则完成于丁未年。这些书都是为了补充前书尚未完备的内容，所以仍总称为《证治准绳》。只是其中的方剂都附在各证之下，体例与《杂证》略有不同。史书称王肯堂喜爱读书，尤其精通医学；他所著《证治准绳》内容广博而精详，世人争相传抄。他所著的《郁冈斋笔麈》中，论述方剂药物的内容占十分之三四，可见他在这门技艺上用力很深，难怪能成为医家的准则。△《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代李时珍撰写。李时珍字东璧，是蕲州人。官职为楚王府奉祠正。其事迹详见《明史·方技传》。这部书汇集神农以来各家的本草著作，编纂成书；重复的删去，缺少的补充，错误的订正，共分十六部、六十二类，收录一千八百八十二种。每种药以正名为纲，附列释名为目，接着是集解、辨疑、正误，再列气味、主治和附方。分部的次序是：先水火，其次土，再次金石，接着是草、谷、菜、果、木，再次服器，然后是虫、鳞、介、禽、兽，最后是人。书前有图三卷、序例二卷、百病主治药二卷。对于阴阳、标本、君臣佐使等理论，分析得最为详细。考察各家本草，旧有药物一千五百一十八种，李时珍新补三百七十四种；他搜集群书，贯通百家。自称历时三十年，采录八百多家著作，稿本一共修改三次，才告完成。这并非虚言。此书最初刻于万历年间，王世贞为它作序。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又把它进献朝廷，并写了一篇进疏置于卷首。到了本朝顺治年间，钱塘吴毓昌重新订正付梓，于是行医的人家中没有不收藏一部的。《明史·方技传》对它极为推重，大概汇集本草学大成的著作，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了。△《奇经八脉考》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代李时珍撰写。书中说，人体经脉有正经和奇经之分；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是十二正经，阴维、阳维、阴蹻、阳蹻、冲、任、督、带是八奇经。正经是人们共同熟知的，奇经却容易被医家忽视，因此本书专门评论它们的病源和治法，并参考各家的学说，汇编成书。书中对源流始末论述精细，纵横贯通，确实是诊察脉象的人不可废弃的著作。又创制气口九道脉图，阐发《内经》的旨意，并详细说明诊脉方法，尤其能揭示前人未曾阐明的奥秘。考察明初滑寿曾撰《十四经发挥》一卷，在十二经之外增加督、任二脉，旧时附刻在薛己《医案》的卷首（按：薛己《医案》共有两种，其中一种不载此书），医家以它作为准则。李时珍这部书则更加精密。然而，这些论述都依据《灵枢》《素问》来探究其中曲折，因而获得了头绪。由此可知，求取实证的学问，是从考证而来的，并且会逐步推演、逐步精密。即使是一门技艺也是如此。△《濒湖脉学》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代李时珍撰写。宋人剽窃王叔和的《脉经》，改名为《脉诀》，这部书鄙陋荒谬，人人都知道，但还没有人能够逐条驳正。到了元代，戴启宗撰写《刊误》，逐字剖析、逐句辨难，此后《脉诀》的虚伪妄说才得以明白。戴启宗这部书精密严谨，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它只斥责伪本的错误，还不能详细建立一套方法，说明究竟为什么正确。李时珍于是撮取他父亲关于望、闻、问、切四诊的见闻和阐发，写成此书，用来纠正《脉诀》的过失。他的方法分为浮、沉、迟、数、滑、濇、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二十七种，细微差别都辨析精确，没有遗漏。又附载宋代崔嘉彦的一首四言诗，以及各家考证《脉诀》的说法，以便相互发明；它和李时珍所作《奇经八脉考》都附在《本草纲目》之后。可以说既能广泛考察，又能精细研究。自此以后，《脉诀》便被废弃了。它澄清医学的功劳，也不在戴启宗之下。△《伤寒论条辨》八卷，附《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痉书》一卷（内府藏本） 明代方有执撰写。方有执字中行，是歙县人。这部书刻于万历壬辰年。书前有方有执己丑年所作的自序一篇、辛卯年所作的后序一篇，另有癸巳年所作的引文一篇，这是刻成时增补的。全书大旨认为，后汉张机的《伤寒卒病论》最初由晋代王叔和编次时，已经有改动；后来金代成无己作注，又有许多窜改和扰乱。医家有的认为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书，于是搁置不学；有的沿袭王叔和、成无己二人的错误，使它更加失去原貌。方有执于是竭尽二十多年的力量，探寻其中的源流头绪，排比编次成书，逐一推求作者的本意，加以考订，所以命名为《条辨》。原本中的《伤寒例》一篇，不知道是谁增入的，竟然删去了；又把《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附在书末。又因为医家常把痉病误作惊风，导致许多人夭折枉死，于是历引《素问》《金匮要略》《伤寒卒病论》的各种说法，写成《痉书》一卷，也附在后面。方有执去世后，他的刻版散失了。

译江西喻昌于是采集方有执的学说，参杂自己的见解，撰成《伤寒尚论篇》，在世上广泛流行，方有执的书便逐渐湮没。本朝康熙甲寅年，顺天人林起龙得到方有执的原本，憎恶喻昌剽窃旧说却隐瞒来源，于是重新加以评点、刊刻，并把《尚论篇》附刻在末尾，用来证明这件事，这就是现在的版本。林起龙的序文对喻昌极尽辱骂诋毁之词，很不合雅正之道。他所作的评论，也全是赞美的话，对病证和方药没有任何阐发。现在一并删去，不再收载。所附刻的《尚论篇》，原书完整保存，已经另行著录。它与本书的异同、得失，可以相互校勘，不必在此版本中再次收载。现在也删去它，只把原来的目录附存于此。△《先醒斋广笔记》四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代缪希雍撰写。缪希雍字仲醇，是常熟人。《明史·方技传》把他附载在《李时珍传》中。天启年间，王绍徽撰写《点将录》，把东林党人分别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人，并称缪希雍为神医安道全，因为他精通医理。这部书起初名为《先醒斋笔记》，是长兴人丁元荐把缪希雍使用过的方剂汇集成编；缪希雍又增补各家方剂，并兼采本草中常用的药物，增加到四百多种，又增入伤寒、温病、时疫的治法，所以称为《广笔记》。缪希雍与张介宾同时，张介宾遵守法度，而缪希雍颇能灵活变通；张介宾崇尚温补，而缪希雍颇多使用寒凉药，也像易水、河间各自形成一门学派一样。不过实际上两人各有所长。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天启辛酉年，朱国祯患膈病，上下好像分成两截，中间疼痛得非常厉害，难以支撑。缪希雍到来后，用苏子五钱，疼痛立即停止。这也足以看出他的医术高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人〕 △《神农本草经疏》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缪希雍撰写。《明史·方技传》记载，缪希雍曾说，本草出自神农，可以比作五经；后来又增加《别录》，可以比作经书的注疏。可惜原文和增补文字朱墨错杂，于是他深入研究、剖析整理，以《本草》为经，以《别录》为纬。只是《本草》单方一书流行于世，却没有提到这部书，不知所说的是否就是这部书。全书把《本草》分为十部，先玉石，其次草，再次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都以《神农本草经》为主加以阐发，并附列名家所说的主治、药味和禁忌。次序完全依照宋代大观年间的《证类本草》；其中部类混杂的地方，也加以移正。开头是序例二卷，论说三十多篇，详细列举九方、十剂以及古人用药的要领。自序说，依据经文来疏通义理，依循义理来落实应用，彼此参照以发挥各自长处，删简错误以防止其弊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考察王懋竑《白田杂著》中的《用石膏辨》一篇，篇末附记极力批评此书大量使用石膏的错误，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至于其中说缪仲醇以医术闻名于近世，而他所作的《经疏》议论有很多错误，前辈说“《经疏》一出，《本草》便亡”，也并不过分。这就已经是说得过分了。△《类经》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张介宾编纂。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是山阴人。这部书把《素问》和《灵枢》按类别归并。一是摄生，二是阴阳，三是藏象，四是脉色，五是经络，六是标本，七是气味，八是论治，九是疾病，十是针刺，十一是运气，十二是会通，共三百九十条；又增加《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虽然不免割裂古书原文，但条理井然，便于查阅，注释也颇有阐发。考察元代刘因《静修集》中的《内经类编序》，其中说，李明之得到张氏的学问，镇人罗谦甫曾跟随他学习。有一天罗谦甫来拜访我，说先师曾教导我：古代虽然有方剂，但方剂都有其来源。你替我把经文中的病证分别归类，那么大概就能知道方剂的出处了。我接受命令后，稿子一共写了三次，而先师三次都把它毁掉。反复研磨、订正，三年后才完成，名为《内经类编》。由此可见，按照《内经》分类，实际上是李杲创立的体例，而由罗天益完成。如今罗天益的本子已经失传，张介宾这部书虽然不是按疾病分类，与李杲的体例略有不同，但大旨并没有相差太远。即使把它看作补足罗天益著作的散佚，也未尝不可。△《景岳全书》六十四卷（通行本） 明代张介宾撰写。这部书开头是《传忠录》三卷，总论阴阳、六气以及前人的得失；其次是《脉神章》三卷，收录诊脉家的重要论述。接着是《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痘疹诠》《外科钤》，共四十一卷；又有《本草正》二卷，采录三百种药味，把人参、附子、熟地、大黄称为药中的“四维”，又把人参、地黄比作良相，把大黄、附子比作良将。其次是《新方》二卷、《古方》九卷，都分为八阵，称为补、和、寒、热、固、因、攻、散。又另行辑录妇人、小儿、痘疹、外科方四卷，作为全书结尾。这些书名都沿袭明末纤巧浮薄的风气，甚至把伤寒称作“典”、杂证称作“谟”，已经僭越经书的名称；而且与字义也不相符，尤其荒谬。至于他的理论，认为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提出各种疾病都属于火的学说，丹溪朱震亨提出阳有余阴不足以及阴虚火动的学说；后人拘泥于现成方剂，不能审察虚实，寒凉药和攻伐药动辄造成危害，因此他竭力挽救这些偏弊。他认为人的生气以阳气为主，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只有阳气，既已失去而难以恢复的也只有阳气，因此专门以温补为宗旨。这足以纠正粗疏莽撞、支离破碎的弊病，对于医学并非没有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卷〕

译至于沿袭这种说法的人，不考察证候的标本，不探究气血的盛衰，一概使用补法、温法，还说这是医道的正途，却不知道误用人参、肉桂，也足以伤害人命。这样纠正偏差反而超过了限度，其弊害同寒凉攻伐一样。大体说来，病情变化万端，不能拘守一条道路；用药的人应当顺应病情，也很难拘泥于一种格式。如果一定要先确立一个宗旨，用来统摄各种治疗方法，没有不走向偏颇的。元代许衡《鲁斋集》中有一篇评论梁宽甫《病证书》的文章说：近世的医生，有以易州张氏为宗的，有以河间刘氏为宗的。张氏用药，依据四时阴阳而增减，正合乎《内经》所说的顺应四时、调养精神的道理。行医却不知道这一点，就是胡乱施治。刘氏用药，务求推陈致新，不使身体稍有郁滞，正合乎天地造化不断更新、没有停息的道理。行医却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没有医术。然而，尊奉张氏的人有时未能完全领会张氏的精妙，所以即使是可能产生瞑眩反应的药剂，最终也不敢使用，因而错过时机、延误病情而无法救治的很多。尊奉刘氏的人有时未能完全了解刘氏学说的深意，所以只求眼前迅速见效，暗中损伤正气，给日后留下祸患的很多。能够采用两家的长处，而没有两家的弊端，那么治病就差不多可以得当了。他这番话极其明白切实。扶助阳气、抑制阴气，是天地运行的规律。但是，阴气发展到极点会出现“龙战”，阳气发展到极点也会出现“亢龙”；如果六阴在坤卦达到极盛，而一阳不在复卦中产生，那么天地造化就会停止。如果六阳在乾卦达到极盛，而一阴不在姤卦中产生，那么天地造化也会停止。《素问》说：“亢盛就会造成祸害，承接它的力量才会加以制约。”圣人所立的训诫，其中的道理极为精微。懂得阴阳不能偏重一方，攻法和补法也不能偏废一方，或许就不至于除去一种弊端，反而产生另一种弊端。△《瘟疫论》二卷、《补遗》一卷（通行本） 明代吴有性撰写。吴有性字又可，震泽人。这部书成于崇祯壬午年。他认为四时不正常的气候之气会发生为瘟疫；这种病与伤寒相似，却有很大不同，古代医书未能加以区别，于是撰写此论来阐明它。大体说来，他认为伤寒从毫毛、腠理进入，侵入脉络，由表入里，所以传经有六个阶段，从阳到阴，逐步深入。瘟疫从口鼻进入，潜伏在募原，考察其邪气所在，处于不在表、也不在里的中间地带；它的传变有九种，有的在表，有的在里，各自形成不同的病证。有只在表而不在里的，有在表之后又传表的，有只在里而不在表的，有在里之后又传里的，有表里分别传变的，有表里分别传变后又分别再传的，有表证重于里证的，有先表后里的，有先里后表的；其中有十一件事与伤寒相反。又有变证、兼证，种种各不相同。他一并撰写论说、制定方剂，逐一加以辨别。那些显而易见的特征，是脉象处于不浮不沉之间，从中部取脉才能见到；舌头必定有舌苔，起初是白色，严重时变黄，太严重时变黑并出现芒刺。他说，数百个瘟疫病人中，才偶尔有一个伤寒病人；数百个伤寒病人中，才偶尔有一个阴证病人，这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处。然而，古人把瘟疫视为杂证，医书往往附带记载，并未另立专门篇章；有时又误解《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这句话，胡乱施治。吴有性因为崇祯辛巳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发生大疫，用伤寒的方法治疗无效，于是推究病源，参考考察医案，撰成了这部书。瘟疫这一病证，从此才开始有可以遵守的准则，也可以说是对世人有功了。这部书编排得不十分严密，似乎是随笔札记汇录而成。现在姑且保存它原来的样子。其下卷“劳复食复”条中载有安神养血汤，“小儿时疫”条中载有太极丸，但都只有方名而没有药物组成。又有“疫痢兼证”一条，也只是有记录而没有成书，所以另在末尾编成《补遗》。又有《正名》一篇、《伤寒例正误》一篇、《诸家瘟疫正误》一篇，原目录没有记载，大概是成书以后续加进去的。现在也一并录为一卷，使全书完整。△《痎疟论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卢之颐撰写。卢之颐字子繇，钱塘人。这部书论述痎疟的证候和治疗，对于虚、实、寒、热四个方面讲得最为详尽，足以阐发《素问·疟论》《刺疟法》等篇的深意。全书大意认为，疟属于阳，痎属于阴；每日发作的属于阳，隔日或间隔数日发作的属于阴；而温疟、寒疟、瘅疟、牝疟，都可以用痎疟一类来概括。其中主要的方剂多取自王肯堂《证治准绳》，其余列举的各方，也大多简明恰当。虽然全书不过一卷，但治疗疟疾的方法大略都包括在这里了。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有卢之颐的小传，称他早先著有《金匮要略模象》，被他的父亲焚毁；后来又著有《本草乘雅半偈》，如今仍流行于世；之后著有《摩索金匮》九卷，还有《伤寒金鎞钞》《医难析疑》两部书，如今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却唯独没有提到这部书的名称。或许杭世骏作传时没有见到这部书，所以也有所疏漏吧。△《本草乘雅半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卢之颐撰写。他认为，《神农本经》所载三百六十五种药物，符合周天的数目，不应有所删取。但是，古代有而今天没有的药物约占三分之一，因此他从《本经》中取二百二十二种，又从历代名家编纂的著作中采取一百四十三种，范围从陶宏景《别录》直到李时珍《纲目》，以合成三百六十五之数，未免拘泥牵强、附会解释。然而，他考证广博，辨析论述也相当清楚；对于各家所载药品，筛选记录颇为严格，虽然文字稍显枝蔓，但对于《本草》学究竟是有功劳的。书名中的“乘雅”，是因为“乘”取四数之意。这部书最初的体例有“核、参、衍、断”四项，每种药物下面都有这四个条目，所以称为“乘”。又称“半偈”，是因为明末兵火使原稿散失，卢之颐凭追忆重新修订，于是以“核、参”包括“衍、断”，已经不是原书的完整面貌，所以称为“半”。这样的书名也可以说是冷僻艰涩了。考察杭世骏所撰《之颐传》，称卢之颐的父亲卢复精通医理，曾撰写《本草纲目博议》，遇到椒、菊两药哪一种更好这一疑问，不能作出决定；后来得到卢之颐的私下评论，才作出判断，于是让他当面判定药匙中的药物，他所说的都有精深的道理。父亲病重时，催促他赶快完成这部书。经过十八年，《本草乘雅》才问世。书中冠以“先人”字样的部分，就是《博议》。这样看来，这部书实际上是继承他父亲的书而撰写的，只是现存本为十卷；而杭世骏的传记写作十二卷，就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了。△《御定医宗金鉴》九十卷，乾隆十四年奉诏撰写。全书首先是订正《伤寒论注》十七卷，其次是订正《金匮要略》注八卷。大概医书中最古老的没有超过《素问》，其次是八十一篇《难经》，但这些书都有理论而没有方剂。

译（案：《素问》中有半夏汤等一两个方剂，但只是偶然提到，并不是通常的体例。）有理论又有方剂，是从张机开始的；讲论伤寒和杂证的，也都以张机这两部书为宗旨。然而，《伤寒论》被各家医生搀乱，几乎像争论《大学》的错简一样；改本越多，意义反而越昏暗，这是因为它的学说过于杂乱。《金匮要略》虽然没有那么多争论，但注释者很少有所阐发，又嫌它的论述不够详细。因此首先订正这两部书，纠正错误、补充遗漏，以标明证候和治疗的正轨。其次是删补《名医方论》八卷。编辑医方的人往往只写某丸、某散治疗某病，却不知道症状相似的病，病根大多不同；古人论述药物的增减，君、臣、佐、使各有适宜，攻法、补法、缓治、急治各有次序；有时以相互辅助发挥作用，有时以相互制约取得功效，甚至以药性相反、相互激发而巧妙投用以取得疗效。必须明白制方的用意，然后才能详细审察病源，并据此进退、加减，所以把方剂理论一并记载下来。其次是《四脉要诀》一卷，取崔紫虚《脉诀》，参照《内经》，阐明虚实、表里的要旨。紫虚，是宋代道士崔嘉彦的号。他的书简约概括而精密，李时珍《濒湖脉学》曾把它摘录在篇首，所以这里也取它作为准则。其次是《运气要诀》一卷，阐明《素问》五运六气的道理。运气学说虽然不能拘泥遵守，也不能完全废弃，所以安排在诊法之后。其次是《诸科心法要诀》五十四卷，用来详尽说明各种杂证的变化。其次是《正骨心法要旨》五卷，古代虽然有正骨这门技术，但除了薛己《正体类要》以外没有专门著作，所以补充它的遗缺。这些书都有图、有解说、有歌诀，使学习的人既容易考查，又便于诵习。自古以来，只有宋代最重视医学；然而林亿、高保衡等人只是校刊古书，不能有所发明。宋代官方撰写的医书，如《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有的内容广博却缺少要领，有的偏执而失于中正，都不能真正有助于治疗。因此《圣济总录》只有节略本流行，而《局方》尤其受到朱震亨的抨击。这部书仰体圣主仁爱养育万民的心意，以古代医理为根据，同时能够通达变化；参考斟酌当时的实际情况，又一定寻求验证。对于寒热不拘泥于成见，对于攻补也不偏用一方，借此救济百姓，使他们共同登上长寿之境。涵养培育万民的恩泽，实在没有细微之处不达到。△《尚论篇》八卷（通行本） 本朝喻昌撰写。喻昌字嘉言，南昌人。崇祯年间以选贡身份进京，最终没有取得成就。他往来于靖安一带，后来又寄居常熟，所到之处都以医术闻名。这部书原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文字过于繁多，难以举述。世人所称《尚论篇》，是省略书名后的简称。全书开头是《尚论大意》一篇，认为张仲景撰写《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其中《卒病论》六卷已经无法再见，即使《伤寒论》十卷也只是劫火之后凭口授保存下来的。它的篇目先后错乱，幸亏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的名目可以用来校正；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又加入自己的意见，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如今世间流传的本子，是宋代直秘阁林亿校正的，也是宋人成无己作注解的。（案：成无己是金人，这里说成宋人是错误，谨附带订正于此。）这两人过于尊信王叔和，往往把传文置于经文之前，又把王叔和辅佐阐发的话混编成张仲景的著作。例如第一卷的《平脉法》、第二卷的《序例》，文字原本就不够典雅，却反而排在篇首。这样一来，所谓校正、诠注，实际上成了张仲景的不幸。程德斋因此撰写《伤寒钤》，其中有很多不合经典的内容。王履又把《伤寒例》放在前面，六经病放在其次，类似伤寒的病又放在其次；至于杂病、杂脉以及与伤寒无关的内容，都略去不论，确定为二百八十三法，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有方有执撰写《伤寒条辨》，删去王叔和的《序例》，很能得到尊重经文的宗旨。他把太阳篇分为三篇，改动王叔和原来的编排，将风寒伤害营卫的情况分别归类，尤其有卓越的见解，但没有领会立论宗旨的地方仍然很多。因此喻昌重新确定这部书，以冬季受寒、春季受温、夏秋受暑作为各种主病的大纲；四季之中，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之中，以太阳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各家注释的体例，到喻昌这里才开始改变。其次是《辨叔和编次之失》一篇，其次是《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一篇，其次是《驳正王叔和序例》一篇，这些都不计入卷数。对于《伤寒论》原文，则把六经各自编为一篇，并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在三阳经末尾，将过经不解、差后劳复病、阴阳易病三类附在三阴经末尾。每一经的正文都先列出大意，提纲挈领、分解条目，颇有条理，所以医家称它为善本。原书本来分为八卷，乾隆癸未年，建昌陈氏合并为四卷，另行刊刻喻昌《尚论》后篇四卷。后篇开头论述温证，其次是合论，其次是真中，其次是小儿，其次是会讲，其次是问答，其次是六经诸方，共成八卷，成为喻氏的完整著作。考察康熙甲寅年，顺天林起龙重刻方有执的书，把喻昌这部书附在后面，分别加以评点，极力指责喻昌的注释全都抄袭方有执。丑恶的言辞、恶毒的辱骂，没有什么不加上的。儒者著书，尚且重视相互继承，医家融会旧有理论，怎么能仓促加以否定？况且林起龙的评论，对方氏的说法则句句认为正确，对喻氏则一落笔就认为错误，也未免先存成见，有意吹毛求疵。大概这是门户之见，其中另有取舍，不能据此作为定论。因此现在仍把它同方氏的书一起著录。△《医门法律》十二卷、附《寓意草》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喻昌撰写。喻昌既已撰成《尚论篇》，阐明伤寒的道理，又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及各种杂证，分门别类，编成这部书。每一门先列论说，其次列治法，其次列律条。所谓“法”，是治疗的方法和运用治疗方法的机要；所谓“律”，是明确列出医生失误的原因，并判定其罪责，就像审理案件一样。古来的医书，只记载病源和治法，大多没有涉及施治的过失；即使有辨明错误的，也只是偶然附带论述，不能逐条完备地摘列其罪过。喻昌这部书专门针对庸医误人而作，辨别相似病证，深刻说明毫厘之差会造成千里之谬，使临证医生不敢轻率尝试。他揭露各种弊病，也使那些执守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方，苟且模棱、拖延迁就以致病情变化的人，都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状，也可以说是思考祸患、预先防范，深得有利于人的方法。书后附《寓意草》四卷，都是他所治疗的医案，开头列有两篇论说：一篇叫“先议病，后用药”，一篇叫“与门人定议病证”。其次是六十二条治验，都反复推论，力求阐明审察证候、使用药物的所以然。与各家医案只泛泛说某病用某药而痊愈相比，也很有发明，足以帮助人开阔领悟。△《伤寒舌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张登撰写。张登字诞先，吴江人。这部书详细列举伤寒观察舌象的方法，分为白苔、黄苔、黑苔、灰色、红色、紫色、霉酱色、蓝色八种，末尾附有妊娠伤寒舌象，共绘图一百二十幅，每一类都有总论。考察古代经典，在诊察证候之外，也涉及辨别颜色、听取声音，但从未用观察舌象来诊断疾病。舌有白苔且滑的说法，始见于张机《伤寒论》，这种传承也很古老，但其方法并不详细，也从未讲到种种差别。后来《金镜录》扩充到三十六幅图，仍不算完备；《观舌心法》又扩充到三十七幅图，却又很繁杂。张登根据自己的阅历，在这两部书之间互相参证，删去烦琐、纠正错误，编成这部书，比《脉候隐微》更容易考察验证。确实是诊治伤寒的人应当参考采用的。△《伤寒兼证析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张倬撰写。张倬字飞畴，吴江人，是张登的弟弟。这部书专门论述患伤寒而兼有杂病的情况，分为中风、虚劳、中满、肿胀、噎膈、反胃、内伤、宿食、咳嗽、咽干、闭塞、头风、心腹痛、亡血多汗、积聚动气、疝气、淋浊、泻痢、胎产，共十七种，设置问答来加以阐明。考察《伤寒论》所说的合病、并病，只讲六经的兼证，并没有涉及杂病。医生不明白兼证的意义，往往在脉象、证候互有参差的时候，或者顾及一方面而丢失另一方面，或者治疗这一方面而妨碍另一方面，造成的危害很深。这部书逐一剖析，使治病的人不拘泥于一端，不被多种歧路迷惑，也可以说是对伤寒学有功。△《绛雪园古方选注》三卷、附《得宜本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子接撰写。王子接字晋三，长洲人。自古以来，汇集医方的人不过是注出某丸、某散，说明主治某种证候罢了；兼论病源和脉象、证候的，已经不多见，至于说明制方意旨的，更从来没有人阐发过。近来才有《医方集解》，但其中见解较浅，也没有完全窥见运用方剂的根本道理。本书所选的方剂虽然并不秘奇，但其中药味增减的方法、分量轻重的适宜、君臣佐使的配伍意义，都能推究阐明其所以然。书前有自序，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专门阐明张仲景的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两卷阐发内科、女科、外科、幼科、眼科以及各科的方剂，末尾附有杂方和药性。按本书实际编排来看，和、寒、温、汗、吐、下六类剂法，以及内科以下各科上、中、下三品本草，都是各自编成一帙，并没有标明卷数。这大概是他的门人叶桂、吴蒙等人所分编的，并不是王子接原来的编次。现在仍定为三卷，以恢复旧貌；《得宜本草》则附在末尾。△《续名医类案》六十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本朝魏之琇撰写。魏之琇校刊江瓘《名医类案》后，认为其中仍有不完备之处，于是续作此编。他杂采近代医书以及史传、地志、文集、小说笔记等书，分门编排。大体上以明代以来的事例为多，古代事例中江瓘书里遗漏的，也间或加以补充，因此搜罗十分丰富，无论细小重大都不遗漏。例如“疫门”记载神人教人使用香苏散的一条，还可以说是保存药方。至于“脚门”记载张文定患脚病，道士给他两粒绿豆便痊愈的一条，显然不是平常食用的绿豆，怎么可以收录作为医案呢？又如“金疮门”记载薜衣道人接合已经断下的头，使人复生的一条，既没有药物，也没有方剂，只是徒然讲说怪异之事，更与医学无关。像这样的例子，书中往往都是，实在难免杂乱。此外，“虫兽伤门”在薜立斋所记虫子进入耳中的一条下面注说：“这个医案在耳病门中也收录了，并不是重复刊载，恐怕患这种病的人不知道是虫子，便查阅耳病门，等等。”可是“腹疾门”中记载金台一名男子误服乾姜理中丸而发狂跳井的一条，隔了五六页又重复出现，这又是什么编例呢？编排次序尤其难免草率。然而，它采集的材料既广，病证变化也都齐备，确实足以与江瓘的书相互补充、参考。并且书中附载的案语多有阐发和辨驳，比起只空谈医理的著作，当然有实证与虚拟推测的区别。△《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徐大椿撰写。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吴江人。世代流传的神农《本草经》共三卷，记载药物三百六十五味，分为上、中、下三品。如今单独流行的本子已经失传，只能在唐慎微所编《本草》中看到；其中用阴文刊刻的文字，都是《本草经》的原文。徐大椿认为旧注只说明药物应当如此，却不说明为什么如此，于是从三品药物中选取一百种，完整列出经文，并推究阐明其主治意义；其中有些常用药反而没有收入。他在凡例中说，目的在于辨明药性，使人不至于误用，并不是为了收齐药品以便查阅。全书笺注大多有精深的见解，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的发明诸条，颇为简要。不过，《本草经》虽然称为神农所作，但所说药物产地有时竟是后汉才有的郡县，可见后人增益的内容很多。至于所说长期服用可以使身体轻捷、延年益寿之类，大多是方士的说法，不足以全部相信。徐大椿对它尊崇过度，又逐条探究其所以然，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处。此外，徐大椿所作《药性专长论》说，药物治病，有些道理可以解释，有些则无法解释；这种说法最为圆通。因此，本书所论仍属于探求药理的辅助工具，但在各家《本草》中，确实具有启发作用。△《兰台轨范》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徐大椿撰写。徐大椿的论说以张机所传为主，认为那是古代的经方。他说唐人传下来的医方，有的符合古法，有的不符合；宋、元以后就更加失去古法。因此，本书所收录的病论，只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隋代巢元方《病源》、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到此为止。所收方剂也多取自这些书；宋代以后出现的方剂，则只采录其中义理可以推求、实际试用又多有效验的。取舍极为谨慎严格。每个方剂下面，大多附有注释，论述药物配伍的宗旨和施用的适宜情况，对于相近而容易混淆的地方，辨析尤其详尽。与各家方书只说主治某证而不说明原因相比，这部书特别精密。只是徐大椿天性好奇，颇为相信服食之说，所以他注释本草时，对于长期服用可以延年之类的说法，都没有加以驳正。本书列举的通治方中，像《千金方》、钟乳粉、《和剂局方》的玉霜丸之类金石类燥烈药物，也往往加以采用，这是他过分之处的一种弊病。读这部书的人也不能不知道它的缺点。△《伤寒类方》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徐大椿撰写。世间相传，后汉张机的《伤寒论》是晋代王叔和搜集编成的，本来并不是张机亲自编次的。金代聊城人成无己开始为它作注，又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动篇章。此后医家屡次加以刊定，正如研究《尚书》的人争论《洪范》《武成》的篇次，注释《大学》的人争论古本、今本一样，直到明代仍然没有定论。徐大椿认为，这不是张机依据经义创立方剂的书，而是用来挽救错误的书；当时是随着证候创立方剂，本来就没有固定的编排次序。于是删去阴阳、六经等门目，只让方剂按类别归并，证候随着方剂的主治证候排列，使人可以根据证候寻找方剂，而不必沿着经脉分类去寻找证候。这种做法未必确实符合古人著书的本意，但在众说纷纭的争论中，也算是一种剪除纠葛的办法。其中如大青龙汤下面注说：“脉象浮缓，身体不疼痛，只是沉重，偶尔有轻快的时候，没有少阴证的，用此汤主治。”徐大椿却认为病情很轻，不应当投用麻黄、桂枝、石膏，这一条一定有错误。又如甘草茯苓汤下面注说：“伤寒出汗而口渴的，用五苓散主治；不口渴的，用此汤主治。”徐大椿则认为这里说的出汗，是发汗以后汗出不止，并不是伤寒病自然出汗。他对证候的辨析和阐发，也有很多精当之处。全书分为十二类，共有一百一十三方，末尾附有六经脉法。又论述正证之外的别证、变证，并附有针刺方法，都可以考寻其来龙去脉。他自称历经七年，五次修改稿本才完成。△《医学源流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徐大椿撰写。全书纲目共七项：经络脏腑、脉、病、药、治法、书论、古今；又分出九十三个子目。书中立论大多精确而有根据。例如他说，疾病的名称有上万种，而脉象不过几十种，因此必须把望、闻、问三种诊察方法结合起来。又如病相同而患者不同的辨别，兼有证候与兼有疾病的区别，亡阴与亡阳的分别；疾病有不痊愈但也不死亡的，有虽然痊愈却最终必死的，还有因用药错误却不会立即死亡的；药性也有古今变化，《内经》关于司天和运气的说法不可拘泥，针灸的方法已经失传。这些说法都值得取法。其中《人参论》和《涉猎医书论》两篇，尤其深切明白。至于有些地方为了挽救庸医的弊病而矫枉过正，有些地方怀有胜过古人的心态而说出夸大的、不合事实的话，所以他论述疾病时，除了岐伯、黄帝之外，连秦越人也不免受到贬斥；论述方剂时，除了张机的《金匮要略》《伤寒论》之外，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也都遭到驳诘。在医学著作中，这几乎和毛奇龄的《说经》相类似。然而，其中切中庸医弊病的论述，仍然不可废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以上“医家类”九十七部，一千八百一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