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译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别集类二十一 △《梅花道人遗墨》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吴镇撰写。吴镇字仲圭，自号梅花道人，嘉兴人。《嘉兴志》说他死于明代洪武年间。考察吴镇亲自书写的墓碣，称他生于至元十七年庚辰，死于至正十四年甲午。这样看来，他从未进入明朝，《嘉兴志》的记载是错误的。陈继儒《梅花庵集》又说，吴镇亲自题写的墓碣称为“梅花和尚之塔”。后来紥木扬喇勒智所到之处，都捣毁坟墓、焚烧棺椁，唯独吴镇的墓被怀疑是僧塔，于是放弃了。考察紥木扬喇勒智发掘宋朝陵墓是在至元甲申、乙酉之间，《元史》和《癸辛杂识》的记载相同。这时吴镇才五六岁，哪里会有预先题写墓碣的事情？这是好事之徒因为吴镇精通《易》数，便把这件事说得神奇，却没有想到年代已经颠倒错乱。陈继儒摘取此事作为说法，也很疏漏荒谬。吴镇凭绘画流传后世，起初并不是以文章受到重视。但他胸怀高尚、独立自守，即使贫困饥饿也不改变。胸襟既然高远，写出的文章自然能够超脱俗气。过去没有专门的文集。这部书题为《遗墨》，是他的同乡钱棻搜集题画之作，汇编而成。其中如《题竹诗》中的“阴凉生砚池，叶叶秋可数。东华客梦醒，一片江南雨”一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考察吴镇闭门高隐，终老于魏塘，足迹从未到过京师，不应有“东华客梦”这样的句子。拿高士奇《江村销夏录》核对，才知道这是鲜于枢的诗，吴镇只是偶然书写它，并不是他自己创作的；钱棻大概没有详细审察。吴镇对自己的画作十分珍重，不肯轻易替人作画。后来有人假借他的名义求售，伪作很多，也常有庸俗的画商伪造题识。例如题画《骷髅》的《沁园春》词。不必说历代画家从来没有画骷髅的事情，单是词中“漏泄元阳，爹娘搬贩，至今未休”等句，鄙俗荒谬，也绝不是吴镇所作。又如《嘉禾八景》的《酒泉子》词，词本来就浅陋，篇末却称“梅花道人镇顿首”。偶然自己作画，向谁行顿首礼呢？即使是题竹诗中散佚的句子“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亦”字和“也”字重叠使用，吴镇也不应昏昧到连字义都如此不明白。像这些作品，钱棻全都一概编入，未免失于选择。然而伪本虽然很多，真迹也还存在，正如从沙中拣取金子，往往仍能发现珍宝。总之，不能因为其中混杂了伪作，就一概废弃斥责。△《玩斋集》十卷、《拾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贡师泰撰写。贡师泰字泰甫，宣城人。以国子生身份考中江浙乡试。授任泰和州判官，经推荐充任应奉翰林文字。出任绍兴府推官。又入翰林，升任宣文阁授经郎。至正十四年升为吏部侍郎，授浙江都水庸田使。不久任礼部尚书，调任平江路总管。张士诚占据吴地后，他到海上避难，江浙行省丞相奉行制书授予他参知政事。至正二十年改任户部尚书，奉命督理海运。至正二十二年被召任秘书卿，途中去世。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明嘉靖年间，李默作此集《跋》说：“我在宣州时，诸生贡安国告诉我，他的先世礼部公流寓海宁时，亲自把自己的里命名为小桃源。元朝的国运已经改变之后，宋濂曾经路过那里，贡公为他置办酒席。到了半夜才起身，回到卧处仰头服药而死。”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则依据他的门人朱鐩所作《纪年录》和揭汯所作墓志，记载至正十六年正月，张士诚攻陷平江，贡公抱着官印隐居在吴淞江上，寄居在钓台山长吴景文家中，改姓名为端木氏，号戾契子、々翁，至正二十六年死于海宁寓所。这样可以证明《李默跋》中记载的是谎言。考察《明史·宋濂传》，宋濂请假回乡省亲是在至正二十五年乙巳。贡师泰死于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当时宋濂没有理由到海宁。况且太祖称吴王是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称吴元年是在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元顺帝向北逃往上都是在至正二十八年戊申七月，这一年就是洪武元年。贡师泰既然死于壬寅年，还在元朝灭亡前六年，怎么能说“元朝的国运已经改变”？这不过是他的后人修饰之词，想把他附会为王蠋那样守节的人，实际上并非事实。顾嗣立对此表示怀疑，是正确的。贡师泰著有《友迂集》，由余阙作序；《玩斋集》，由黄溍作序；《东轩集》，由程文作序；另外还有《奊集》《闽南集》，见于李国凤所作的《序》。他的门人谢肃、刘钦把各篇编类合为一集，总名为《玩斋集》，如今没有见到。明天顺年间，宁国守、会稽人沈性重新搜集编纂，得到诗文六百五十三首，分为十卷，另有《补遗》一卷，又把年谱另编一卷附在后面，这就是今天的版本。贡师泰本来凭政事流传后世，又从小继承父亲贡奎的家学，后来跟随吴澄学习，又与虞集、揭傒斯交游，因此文章也有渊源根基。他在元朝末年，足以凌厉于一时。诗歌格调尤其高雅，在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之后，可以说是晚出的杰出人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集中《题陶渊明五柳图》一首绝句，《明诗别裁集》认为是燕王篡位以后、建文旧臣江右袁敬所作，并且把袁敬的身世始末记载得很详细。如今考察明代孙原礼所撰《元音》，成书于洪武甲子年；张中达为它刊刻书版是在建文辛巳年，这些都在建文帝逊国以前，而其中已经收入此诗，题作贡师泰所作，那么显然是把贡师泰的诗错误地附会到袁敬名下，并不是袁敬的诗误收入贡师泰集中。△《羽庭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刘仁本撰写。刘仁本字德元，天台人。以进士乙科出身，历任温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当时方国珍占据温州、台州，招揽各郡士大夫，刘仁本进入他的幕府，参与谋划议事。方国珍每年整治海船，把江淮的粮食运送到大都，刘仁本实际负责这件事。他所署理的省郎官，大概就是元朝授予的官职。

译所以集中各篇作品，大多流露出对危急局势的感慨和对王室的眷恋。他跟随方国珍，大概是想借助方国珍的力量有所作为，逐步谋求复兴元朝，也像罗隐在吴越任职，实际上内心并没有忘记唐朝一样。看他的《赠李员外自集庆回河南诗》说：“汉兵早已定中华，孙述犹鸣井底蛙。”这显然是在指斥明太祖，他的志向由此可以知道。后来方国珍兵败，刘仁本被擒，坚守气节不屈，直到鞭打得背部溃烂而死。这样看来，刘仁本始终是元朝人，从未有一天进入明朝。《永乐大典》题作“国朝刘仁本”，并不符合事实。刘仁本学问深厚高雅，擅长吟咏，多次与赵俶、谢理、朱右等唱和。他曾在余姚主持军务，在龙泉山麓左侧建造雩咏亭，景物仿佛兰亭。他聚集当时的文士，举行修禊并赋诗，亲自为诗集作序。文章虽然没有收入集中，但石刻至今仍然存在。他的文采风流，由此可以想见。因此他的作品都清新俊秀、超凡脱俗，不沾染尘俗气息。他的序、记等篇章，记述方国珍与察罕互派使者，以及每年向大都运送漕粮等事情，其中有许多是传记和史书没有记载的，也可以补充史书的缺漏。原本早已散佚，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按类别编次，分为诗四卷、文二卷。仍改题为“元刘仁本”，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不系舟渔集》十五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陈高撰写。陈高字子上，温州平阳人。至正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庆元路录事。不到三年，就自行免职离去。平阳陷落后，抛下妻子儿女，往来于闽、浙之间，自号“不系舟渔者”。至正十六年，他渡海经过山东，在怀庆拜见河南王库库特穆尔，秘密议论江南的虚实。库库特穆尔想授予他官职，恰逢疾病发作而死。他当时正值国家命运危急，仍然竭力谋求匡救复兴。明太祖称王保保，也就是库库特穆尔，是“真男子”。像陈高这样的人，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志向也不愧于王保保。不只是诗歌值得流传。明洪武初年，苏伯衡寻访他的遗集，整理编定成书，题为《子上存稿》。这部书题为《不系舟渔集》，不知道是谁改的，文章格调颇为高雅洁净。诗歌只有七言古体不擅长，绝句也不太用心。他的五言古体诗源自陶潜，近体律诗的格调取法杜甫。面貌虽略有不同，但精神意趣相距不远，也是元末诗人中的杰出者。元代又有嘉定僧人祖柏，他的诗集也题为《不系舟集》，见于顾嗣立《元诗选》。集中有《题倪瓒芝秀图诗》，大概与陈高同时，但他的诗远远不如陈高。如今没有见到他的诗集原本。因为集名相同，容易混淆，所以把它与陈高集不同的地方附记在这里，希望后来者不再疑惑。△《居竹轩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成廷珪撰写。成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扬州人。他喜好学习，却不求做官，只以吟诗作赋自娱。侍奉母亲居住在市井中，在庭院里种竹子，很有山林的意趣。因此把自己休息的处所题名为“居竹轩”。晚年遭逢世乱，到吴中避难，踪迹多在松江。所以集中有《欲卜居海上》一作。后来最终死在云间，那年大概已经七十多岁。这部集子是他的朋友郜肃、刘钦搜集编纂他的遗稿后刊刻的。成廷珪与河东张翥是忘年交。他的诗歌音律、体制，多半从张翥那里得到方法，声望也与张翥相近。看诗中所记载的酬答对象，如杨维祯、危素、杨基、李黼、余阙、张雨、倪瓒，都是一代杰出人物。其中李黼和余阙的忠义、倪瓒的孤僻，更不是那些互相标榜、讲求声气的庸俗之辈。他们如此倾心于成廷珪，一定有取重他的原因。刘钦称成廷珪：“五言诗以自然为主，不事雕琢。七言律诗最为精工深厚，符合唐人的体制。” 如今看他的七言古诗，也颇为刚劲秀丽。只是五言古诗竟然一篇也没有，似乎不应是整卷都散佚了。或许他自知不擅长这种体裁，于是不再创作，也像宋无的《翠寒集》一样吗？△《句曲外史集》三卷、《补遗》三卷、《集外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张雨撰写。张雨有《元品录》，已经著录。他一生的诗文，曾亲手抄录成册，但当时来不及刊刻。因此零散的残篇断稿，鉴赏家大多传藏他的墨迹，而文集却没有流传下来。明成化年间，姚绶才买到他的稿本。嘉靖甲午年，陈应符才整理为三卷，校订后付梓刊行，并把刘基所作墓志、姚绶所作小传附在后面。崇祯年间，常熟毛晋又取乌程闵元衢所记录的散佚诗篇，编为《补遗》三卷，并附入同时代相互酬赠的作品。毛晋又与外甥冯武搜得张雨《集外诗》若干首，续刻在后面。仍然把徐世达原作的《序》置于卷首的，就是这部书。张雨的诗文豪迈洒脱，体格刚健高远。早年曾见过赵孟頫，晚年还来得及见到倪瓒、顾阿瑛、杨维桢；中间如虞集、范梈、袁桷、黄溍等人，也都以方外之交与他深相投契。因此耳濡目染，具有典范。虽然他托身于道士身份，但谈论文艺的人把他列在文士之中，不再把他当作异教徒看待，是有其原因的。△《侨吴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郑元祐撰写。郑元祐有《遂昌杂录》，已经著录。郑元祐家本在遂昌，后来迁居钱塘。但他流寓平江一共四十年，是一生中居住最久的地方，所以他的集子以“侨吴”为名。实际上杭州所作的文章也在其中，不过是从作品较多的地方来说罢了。文集是他晚年所定，交给谢徽。如今这部本子后面有弘治丙辰年张习的《跋》，其中说郑元祐原有《遂昌山人集》，与《侨吴集》有许多繁杂重复之处。因此把它们全部录入，选取其中诗文的精纯部分，合编为十二卷，仍命名为《侨吴集》，刊刻流传。这样看来，这部本子是张习重新订定的，不是郑元祐亲手编成的本子。全书文章六卷、诗六卷。其中《与张德常书》有“仆赞郡无补，尝移槜李”的话，而苏大年所作墓志、卢熊《苏州府志》都称郑元祐是经大府推荐，曾两次担任校官，没有说他曾任其他职务，这与郑元祐的仕宦经历不相符合。难道是代人所作的文章，因而失于注明吗？他的文章颇为疏宕而有气势，诗也苍劲古朴。郑元祐大概生于至元末年，还来得及见到咸淳遗老；其间又得以见到虞集等人，听到他们的言论。

译他晚年所交游的人，也都是顾阿瑛、倪瓒、张雨这一类人物。彼此相互熏染，他的气质韵味与众不同，本来也是有来由的。△《咏物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谢宗可撰写。谢宗可自称金陵人，他的生平始末没有考证。相传他是元代人，所以顾嗣立《元百家诗选》把这部诗集收入《戊集》末尾，但也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个朝代。从前屈原歌咏橘树、荀况作《蚕赋》，咏物作品由此萌芽，不过那还只是赋家一派的创作。汉武帝的《天马》、班固的《白雉》《宝鼎》，也都是因事抒发文辞，并不是专门刻画某一种事物。把情怀寄托在物上，见于诗篇的，以蔡邕《咏庭前石榴》为最早。沿至六朝，这种风气逐渐兴盛。王融、谢朓甚至以唱和诗相互争高，大体上多以铺陈典故为主。唐、宋两朝，作者大量涌现，已经无法屈指计算。其中特别突出的，杜甫的比兴深沉微妙，苏轼、黄庭坚的譬喻奇特巧妙，都超出一般作者。其余作品，唐代重在描摹形状，宋代兼有议论；寄托感情、寓含讽刺，则从旁边间接显露其中，这就是大致情况。其间如雍陶咏鹭鸶、崔珏咏鸳鸯、郑谷咏鹧鸪，都因摹写精工而闻名于当世。到了宋代，谢逸咏蝴蝶等作品，竟然围绕一个题目写到一百首，只以得到佳句相互夸耀，不一定是因抒发情感而作。于是分化为诗家的一种小品，咏物诗的变化也达到极点。谢宗可这部诗集共有一百零六首，都是七言律诗。比如不咏燕、蝶，却咏睡燕、睡蝶；不咏雁、莺，却咏雁字、莺梭。它的题目也都纤巧偏僻，大概沿袭了雍陶等人的流风，却更加趋向新奇巧妙。瞿宗吉《归田诗话》说：“谢宗可的百咏诗，世人多有传诵。除了《走马灯》《莲叶舟》《混堂》《睡燕》几篇，很难找到全篇都好的作品。” 他说得确实如此。不过这四首诗也不是高明的作品。顾嗣立选录了其中四十首，又摘取了二十联警句。其中如《笔阵》的“怒卷龙蛇云雾泣，长驱风雨鬼神惊”，就失于粗豪；《螳螂簪》的“鬓雪冷侵霜斧落，发云低压翠裳空”，就失于拼凑。只是它的格调虽然不高，才思还算艳丽；诗歌教化的范围广大，本来就不应有所不容。元人的旧稿，姑且保存下来，以备一种诗体。《归田诗话》又说：“从前我见邱彦能吟诵谢宗可《卖花声诗》一首，百咏诗中没有收录。大概他既然喜爱这一种体裁，便随事作诗，并不是编成这部集子后就停笔了。”邱彦能所吟诵的，大概是这部集子编成以后创作的吧。△《鹿皮子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陈樵撰写。陈樵字居采，婺州东阳人。至正年间遭逢战乱，没有出仕，隐居在圁谷。常常穿鹿皮衣服，因此自号鹿皮子。考察他所作《北山别业诗》三十八首，充分写出水、石、花、竹的情趣，那么他也是顾阿瑛、倪瓒一类人物，并不是穷乡僻壤中困苦寒微的读书人。郑善夫《经世要言》称他的经学有独到之处。然而他所说“神所知者谓之智”，实际上是陆九渊“慈湖”一派学说的余绪，也是姚江学派的先导。评论他的长处，仍然应当在文章方面。这部集子题名为《卢联子友编》。其中的古赋疏落却很有奇特的气势。诗歌方面，古体五言胜过七言，近体七言胜过五言。大体说来，七言古体学习温庭筠，以幽深艳丽为宗旨；七言近体学习陆龟蒙，但雕琢削饰往往过分。例如“春在地中常不死，月行天尽又飞来”之类，便失之粗俗；“诗无獭髓痕犹在，梦有鸾胶断若何”之类，便失之纤巧。可是顾嗣立的《元诗选》竟把它们标为佳句，列在小传中，实在失去了辨别裁断的能力。此外，他作古诗用韵，多把真、谆、臻、侵四韵通用，沿袭吴棫《韵补》的错误注说，实在违背古代韵法。近体诗又多把支、脂、之、微、齐五韵通押，大概也是误信吴棫之说。诗各有体裁，韵也各有界限。既然偏好复古，完全可以只作古诗，何必还要作近体诗呢。既然作近体诗，却又不用近体韵，那就像驴不像驴、马不像马，正是龟兹王所说的骡子了。这些都是贤者智士的过失，也不必曲意为樵隐讳。△《林外野言》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郭翼撰写。郭翼有《雪履斋笔记》，已经著录。郭翼学问广博，年老后不得志，困顿于学官，只专心致力于诗歌和古文。他曾自号东郭生，又称野翁，并把自己所著的文集命名为《林外野言》。现在流传的版本共二卷，附有《与顾仲瑛书》一篇。考察《玉山名胜》和《乾坤清气》等集所收录的郭翼诗作，没有收入此集的还很多。又如《题刘龙洲墓道》《道士游武当》等诗，也都另见于吕诚集。因此怀疑这是后人重新编纂的，因而多有错乱遗漏，未必就是郭翼亲自校定的稿本。郭翼曾跟随杨维桢交游，诗歌很接近杨氏流派。其中如《望夫石》《精卫词》等篇，都采用铁崖乐府的体制，尤其相似。总的说来，他的笔力挺拔强劲，绝没有软弱的声调，在元末诗人中可以说是卓然特出的了。△《傲轩吟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胡天游撰写。天游名乘龙，以字行世，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是岳州平江人。元末发生战乱时，他隐居不出仕。同乡艾科为他作传，称说：“假如上天让胡天游多活些年，遇到明太祖，他一定会成为刘基、宋濂那样的人。”可是胡天游在顺帝末年就去世了。他的文集经过兵火，只剩下十分之一。传记称他七岁就能作诗，已经具备作者的气势和风力，名声一时很大，即使与伯生、子昂相比，也不差一筹。现在看他的作品，大多悲壮激烈，但很受粗犷豪放之病。不仅不足以抗衡虞集，也不足以匹敌赵孟頫，传记中的称誉实在过分。不过，他在长歌慷慨激昂之中能够发自真情，又止于礼义；身处元末，仍深切地向往太平，尚且保有诗人忠厚的遗风。他在元末，毕竟也不失为一位作家。集中《陌上花诗小序》误把钱镠说成梁元帝，颇为错乱。这大概是兴致正浓、落笔写作时偶然记忆疏忽所致。庾信关于“桂华”的话，曾误读《汉书》；王维关于“垂杨”的诗句，也曾错误解释《庄子》。取其大体，细小的瑕疵可以略去；评论古人，原本不在于寻章摘句。△《师山文集》八卷、《遗文》五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元代郑玉撰写。郑玉有《春秋阙疑》，已经著录。这部编本的《文集》八卷，卷首有至正丁亥年《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年郑玉的《自序》，大概就是郑玉自己编定的。只是《自序》中说“命名为《馀力稿》，用来表明我的学问并不专在文辞”，那么集名似乎是后人追改的。然而《王祎序》和《杨士奇跋》都已经称作《师山集》，可见初刻时就已经改名了。《遗文》五卷，不知道是什么人编成的。程敏政为郑玉的《钓台诗卷》作跋，说是郑玉的后裔虬装潢成册。张骏《和敏政诗跋》也称郑玉的后裔鲸、虬，都能作诗，这部集子或许是出自虬等人之手。《附录》一卷，则是当时相互酬答赠送的诗文，以及后人题咏的作品。郑玉在《自序》中说：“韩、柳、欧、苏堵塞了天下人的耳目，使百姓处于无从听闻和见识的境地。道理不能彰明，是文章造成了障碍；道理不能推行，是文章加以阻滞。”他在《与洪君实书》中又竭力诋毁唐代皇甫湜，言论实在荒谬。汪克宽撰写郑玉的行状，称他的文章“凭正大刚直之气，发为雄浑警拔的文辞；感慨顿挫，简洁纯粹。但记事朴实，不作雕琢锻炼，也没有跌宕诡奇、神怪怪异的作品；出入于司马迁、班固之间，而以六经的最高道理作为根基”。这种推崇也过分了。不过郑玉的学术本来醇正，汪克宽所说的大体上以阐明正道、扶持世教为宗旨，并非虚妄。他的文章都雅正洁净而不枝蔓，欧阳玄所说的“严谨而有法度”（按：欧阳玄这句话在汪克宽的志文中也有记载），也确实当之无愧。他的《送葛子熙序》中说：“陆子的资质高明，所以喜好简易。朱子的资质笃实，所以喜好深邃严密。两人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等到达到了最高境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何况他们同样尊崇尧、舜，同样反对桀、纣；同样尊崇周公、孔子，同样排斥释、老；同样把天理视为公，把人的欲望视为私。根本大道和通达之道，没有什么不同。求学的人不探求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求寻找他们不同的地方，这难道是善于学习圣贤的人吗？”他又在《与汪真卿书》中说：“朱子把群贤的著作全部取来，分析其中的同异，使它们归于最恰当的结论。这样一来，我们的道在宇宙之间就像青天白日，万物都灿然显现，没有什么不能看见。然而从此以后，三尺高的儿童就能谈论忠恕；目不识丁的人，也听说性与天道。后来一变而成为只凭口耳相传的弊病。这是因为古人的学问，以所达到的深浅决定见解的高下，所说的都是实际的事情；今天人的学问，见解虽然高远，却都是空话。这难道是朱子穷尽精微来教化世人的本意吗？”这些话都在辨别真伪，洞察弊病的根源，没有讲学家门户之见。由此可知，他以生命践行仁义、支撑名教，并不是从语录中剽窃来的了。△《友石山人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王翰撰写。王翰字用文，他的祖先是西夏人。元初随军攻下江淮，被授予领兵千户，镇守庐州，于是就在当地安家。王翰年轻时承袭爵位，以才能闻名，屡次升任江西、福建行省郎中。陈友定把他留在幕府中，上表授予潮州路总管，兼管循、梅、惠三州。陈友定失败后，他渡海到交趾，没有成功。于是隐居在永福的观猎山，身穿黄冠服达十一年。洪武年间征召他的文书两次到来，王翰把幼子偁托付给故友吴海，便自行决绝而死。王翰本是将门子弟，立志挽救时局的危难，不幸遭逢国家倾覆，他慷慨激烈的气概，往往寄托在诗歌中。所以虽然诗篇不多，却深沉郁结、顿挫有力，凛然足以看出他的志节。如《题画葵花》说：“怜惜它本来只是无情之物，却还懂得倾心朝向太阳。”《送陈仲实还潮阳》说：“回去后故人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从此春山上蕨薇会更多。”《大都憔悴行吟》一诗，表现出他不忘故国。他的《绝命诗》说：“过去在潮阳时我想死，崇嗣像丝线一样微弱，而我没有儿子。那时我若死去，便是忠臣；祭祀覆灭、宗族断绝，实在可耻。今年征召的文书亲自送到门前，家中还有三个成年男子。寸刃在手，难道还会吝惜？一死便了结君主和双亲的恩义。”可见王翰在生死关头如此明决，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向来已经确定。顾嗣立《元诗选》只收录王翰的诗二十七首。这部书是他的儿子偁辑录的，共有各种体裁的诗八十四首。前面有《陈仲述序》，后面附有志、铭、表、词等七篇，都是吴海所作。△《闻过斋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吴海撰写。吴海字朝宗，是闽县人。至正末年遭逢兵乱，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明洪武初年，地方长官想把他推荐给朝廷，他竭力推辞才得以免除。后来朝廷征召他参与史局，他也竭力推辞没有前往。事迹详见《明史·隐逸传》。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王偁编成的。起初，吴海与永福人王翰交好。元朝灭亡后，吴海因为王翰曾经在元朝做官，劝他以死守节；同时又亲自抚养他的遗孤，教导他成人，这个人就是王偁。《史书》称吴海的文章“严整典雅，一概归于义理”。又记载吴海曾说：“杨、墨、佛、老，是圣人之道的盗贼；管、商、申、韩，是治国之道的盗贼；稗官、野史，是正史的盗贼；支离的言辞、艳丽的学说，是文章的盗贼。上位者应当命令通晓经学的大臣，会同诸儒确定它们的品级名目，颁行天下。民间没有这种审定的书，不得擅自收藏；书坊也不得擅自出售。”他的论说虽然稍显狭隘，不合古人兼收并蓄、广泛考察的意义，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宗旨是正的。书名题为“闻过斋”，是因为吴海一生虚心乐于行善，有人规劝他的过错，他就欣然立即改正，曾用“闻过”命名自己的书斋，王偁因此把它作为集名。△《学言诗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代吴当撰写。吴当字伯尚，是崇仁人，吴澄的孙子。他凭借荫补被授为万亿四库照磨，后经推荐任国子助教，参与编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授官翰林修撰后，屡次升任直学士。江南起兵后，他被任命为江西肃政廉访使，降为抚州路总管。不久罢官归乡，后来又升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还未赴任，陈友谅已经攻陷江西，于是隐迹不出。陈友谅派人召请他，吴当坚卧不起，以死发誓。陈友谅把他连床抬送到江州，拘留了一年，他始终不屈。陈友谅灭亡后，他才获释。洪武初年，又强行征召他。他拜见太祖时只作长揖而不下拜，最终得以放还。后来隐居在吉水的谷坪，保持节操直到去世。他著有《周礼纂言》，现在已经散佚。

译现在只保存了这部集子。原本九卷，是明代崇仁知县、新安人叶良贵刊刻的。这个六卷本，是本朝临川人李绂重刊时合并而成的。吴澄在元代官位显赫，被称为大儒；但实际上他是宋咸淳年间的乡贡士。在出仕和退处之间，仍不能免于受到对贤者的责备。吴当不接受僭越窃取之人的征召，这一点高于张宪等人。等到天下已经平定，他仍不向万乘之尊降低礼节，更在杨维桢等人之上。他大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没有成为谢枋得那样的人，只是特别幸运罢了。元朝遗老中，吴当大概是最为卓异挺立的。他的诗风格刚劲，忠义之气凛然如在眼前，也是元末诗人中的佼佼者。顾嗣立《元百家诗》只摘录了他的《浔阳舟中诗》三首、《送樊秀才诗》一首，附在吴澄《草庐集》的末尾。他大概没有见到这个版本吧？△《北郭集》六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许恕撰写。许恕字如心，是江阴人。至正年间经推荐被授为澄江书院山长，不久便弃官离去。适逢天下已经混乱，他于是隐迹在海上卖药，与山僧和乡野之人为伴。他善于隐蔽自己，很少有人认识他，所以没有受到征召。直到洪武甲寅年才去世。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礼部主事许节辑录的。《范馀庆跋》称，他的后人张简编为七卷；现在考定原本为六卷，可见今本六卷就是原来的卷数。顾嗣立《元诗选》说“所著《北郭集》十卷”，或许是“十”字和“七”字字形相近而误写了吧。集中每卷卷首都题作“五七言古”一行，实际上却是古体、近体混杂编排，实在无法理解，怀疑是传抄者擅自添加的。《补遗》卷中附录他的儿子许节的诗六首、孙子许辂的诗二首，又有许穆诗二首、许云诗一首，都是他的族孙后裔续加进去的。许恕的诗格和气力颇为刚劲，往往意境深沉郁结而音节高亢明朗，没有元末诗歌萎靡的声调。近体诗很像陈与义，也许他所取法的就是《简斋集》吧。集中有很多愁苦的言辞。不过，如《偶成诗》所写：“一条小径上豆苗碧绿，独自走在溪水西边。浓重的露水从丛竹上坠落，新涨的流水漫过芳香的堤岸。偶然同樵夫交谈，忽然听见幽静的鸟儿啼鸣。”这类诗也并非没有清逸高远的情趣。大概是遭逢丧乱，所以哀怨格外深重，不能完全保持他平素恬淡安适的本性。△《玉笥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张宪撰写。张宪字思廉，是山阴人。家住玉笥山，因此以玉笥为号。年轻时才华出众而不受拘束。晚年被张士诚招用，署任太尉府参谋，稍后升为枢密院都事。元朝灭亡后，他改名换姓，寄居僧寺，直到去世。《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陶宗仪传》的末尾。但两人的出仕和退处不同，并不是志趣相同的一类人。这部集子卷首有同时代杨维桢、周砥、戴良以及成化初年安成人刘釪所作的四篇序，还有孙大雅《玉笥生传》一篇、杨基《玉笥生传书后》一篇。他一生的事迹，大致还记载得比较完整。张宪早年进入元都时所作的《红骝马歌》《酬海一沤》等篇，都收在集中，奇特的气势郁积勃发，很有建功立名的志向。后来接受淮地张士诚的征召，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的《枕上感兴诗》说：“开拓疆土确实一直放在心上，选择可以栖身的树木，难道竟忘了惭愧。美好的谋略本来就长久怀抱在心中，忠诚和愤懑又想向谁施展呢？”他起初像王粲依附刘表，晚年又像韦庄在蜀地做官，也知道自己所托非人，只是贫贱之中承受了恩惠，不能自拔。读他的诗词，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张宪向杨维桢学习作诗，杨维桢称许他独能作古乐府。如今集中乐府《琴操》共五卷，都颇为得到杨维桢的体格。其他感怀时事、凭吊古迹的作品，大多磊落不平，豪气奔涌。诗末间或附有评语，大概也是杨维桢批点评定的。△《青村遗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代金涓撰写。金涓字德原，是义乌人。本来姓刘，祖先为了避开吴越王钱镠的嫌名，改姓金。他曾向许谦学习经学，又向黄溍学习文章。虞集、柳贯曾经赏识他，并共同推荐给朝廷，但他都辞谢不去。明初州郡征召他，他也坚决拒绝不出，最终在乡里教授学生直到去世。他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共四十卷，因兵火而不存。嘉靖年间，他的六世孙金魁才开始搜集散失的作品，编成此本。金魁的儿子金江开始刻版印行。由于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不是金涓亲自编定的原集，所以题名为《遗稿》。金涓与宋濂、王祎是同学，王祎《赠涓诗》中有“可惜承平之世，竟遗下这样磊落的才姿”之句，很为他的沉沦不显而叹息。金涓《送李子威之金陵诗》又说：“如果见到潜溪宋夫子，不要说江汉间有一叶扁舟。”这是深怕宋濂推荐他出仕，说明他的志趣很高。然而他的诗并没有超出江湖诗派的旧格调，只是描摹山林景物，篇篇大致相同，实在没有达到高超的境界。看集中有《钱塘行在》一篇，金涓是元统、至正年间的人，怎么会把钱塘称为“行在”？可知他沉迷玩味宋末诸集，因为熟习其中的说法而错误沿用了旧语。只是由于寄托情意于闲适萧散之境，不必故意说出清高的话，自然没有俗气的韵味。他又安于不做官，疏放散淡而少有经营，也没有什么怨恨不平，所以品格最终仍在江湖诗派之上。诗道与人的性情有关，这也是一个证明。△《丁鹤年集》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元代丁鹤年撰写。丁鹤年的字也叫鹤年，大概是仿照孟浩然字浩然的例子。丁鹤年是色目人，本来是世家子弟。他遭逢战乱，不求仕宦，坚定地崇尚志向和操守，又以孝行闻名。乌斯道、戴良为他作传，都把他比作申屠蟠。

译元朝灭亡后，他避居四明，后来归隐并终老于武昌山中。《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戴良传》末尾。他的诗集原名《海巢集》。这一版本题作《丁鹤年先生集》，不知道是谁编纂的。末尾附有丁鹤年长兄、浙东佥事都元帅吉雅摩迪音的诗九首，次兄翰林应奉阿里沙的诗三首，以及丁鹤年表兄、樊川人吴惟善的诗五首，也不知道是谁续加进去的。丁鹤年既然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专心深入地吟咏诗歌，所以作品所得很深。他尤其擅长五言、七言近体诗，往往沉郁顿挫，接近古人，没有元末纤弱浮靡的习气。自顺帝北狩以后，他对兴亡的感慨，全都寄托在诗中，情意缠绵悱恻，始终眷恋而不能忘怀故国。瞿宗吉《归田诗话》所称“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两句，以及《逃禅室与苏生话旧》一篇，可以看出他的平生志向。瞿宗吉又称赞他的《梧竹轩诗》，说当时作者的诗已经堆满书卷，而此诗一出，其他作品都只能恭敬退让。现在考察这首诗，其中间两联堆砌词藻而没有意味，只是开头两句用了凤凰的典故，以“栖梧桐”“食竹实”相照应；末尾两句用了蔡邕的典故，以“焦尾桐”“柯亭竹”相照应，颇为工巧罢了。用这样的作品来评价丁鹤年的诗，差得实在太远了。△《贞素斋集》八卷、《附录》一卷、《北庄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舒頔撰写。舒頔字道原，绩溪人。至元丁丑年，江东宪使征召他担任贵池教谕。任期届满后调任丹徒。至正庚寅年，转任台州路儒学正。因道路阻塞未能赴任，回到山中隐居。明朝兴起后，多次征召他都不出仕，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贞素斋”，以表明自守的志向。他著有《古淡稿》《华阳集》，现在都已经失传。这一版本是嘉靖年间由他的曾孙旭、玄孙孔昭等人辑录，绩溪知县、遂宁人赵春刊刻的。他的文章颇有法度。诗歌则纵横奔放，不崇尚纤巧雕琢、组织辞藻的习气。七言古体尤其擅长。卷首有舒頔的《自序》和他自己写的小传，都把陶潜作为自比对象。但他的文章却多有歌颂明朝功德的内容。大概是元朝纲纪失去控制，天下动乱，有德者兴起，民众归附、上天赞许，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容纳怨恨责怪的地方。只是遗老孤臣，义理上仍忠于故主，自己抱守着那一点志向罢了。舒頔不忘旧国的恩德，这是出仕或退处都合乎正道；不掩饰新朝的美德，这也是公正的是非判断。因此，实在不能把他同《剧秦美新》中的扬雄相提并论。《附录》一卷，收录俞希鲁、唐仲实等人所作的铭记数篇。《北庄遗稿》一卷，则是舒頔弟弟远逊遗留下来的诗，也由孔昭等人采录进去。现在一并按照旧本抄录下来。△《一山文集》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李继本撰写。李继本本名延兴，按字行世，是东安人，户籍登记在北平。考中至正十七年进士。授任太常奉礼，兼任翰林检讨。考察他代任雄县知县时所作的《祷雨文》，其中称“洪武二十七年”，那么这个人在明初还活着。此集前面有《李敏序》，说是他的儿子方曙、方煦辑录的；而景泰年间《黎公颖序》却说是他的孙子、容城教谕伸编纂的。大概是父子相继完成这件事吧。朱彝尊《明诗综》搜集最为完备，却唯独没有收录此集。大概因为他没有在明朝做官，所以和杨维桢等人一样没有被收录。顾嗣立《元百家诗选》也没有收入此集。那么可以推测它流传得很少，只是顾嗣立偶然没有见到。其诗文俊伟疏达，能够不失前人的规范。长歌纵横磊落，尤其擅长。其中有些诗学习李白却没有学成，流于卢仝、马异的格调。喜好奇异的弊病，使它不免粗犷而野俗。不过，这仍胜过那些剪裁红花、雕刻翠玉，把词藻当作诗歌的作品多得多。△《江月松风集》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代钱惟善撰写。钱惟善字思复，自号心白道人，钱塘人。考取至正元年的乡荐，官至儒学副提举。张士诚占据吴地后，他退隐于吴江的筒川，后来又迁居华亭。明洪武初年去世。钱惟善当初参加乡试时，试题是《罗刹江赋》。考场封锁的三千人都不知道这个题目出自哪里，只有钱惟善引用枚乘《七发》，考证钱塘的曲江就是罗刹江，大受主考官称赞，因此出了名。他所作《西湖竹枝词》，把断桥称作段家桥，被瞿宗范讥评，这件事见于瞿宗吉《归田诗话》。然而，考证的疏密与吟咏的工拙，各是各的事情，不能因为地理名称偶有错误，就连累他的诗。他的集子在明代不太显著，因此焦竑《国史经籍志》收录元人诗集很多，却没有著录钱惟善的作品。他流传到世上的作品，只靠赖良《大雅集》所收的诗九首而已。这一版本最初是钱惟善亲手书写的真迹，收藏在练川陆氏家中。后来归嘉兴曹溶所有，康熙年间金侃从曹溶家抄得，又拿甫里许氏的藏本校勘异同，才开始流传于世。顾嗣立《元诗选》所收的作品，就是依据这个版本采录的。前面有《陈旅序》，称赞他的作品“妥帖清丽，娓娓然有唐人的遗风”，评价颇为恰当。又有至元五年淳安人夏溥所作的序，把宋末四灵说成晚唐人，错误非常严重。现在只把《陈旅序》录在卷首，《夏溥序》则删去不收。△《龟巢集》十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代谢应芳撰写。谢应芳有《思贤录》，已经著录。《龟巢集》第一卷是赋，第二卷至第五卷是诗，第六卷至第十一卷是杂文，第十二卷是诗馀，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又是杂文，第十六、十七卷又是诗。编排颇为没有条理，怀疑是后人传抄时弄乱了原来的次序。或者原本是前集十二卷、后集五卷，一部先诗后文，另一部先文后诗；传抄时误合为一集，所以才会这样错杂。

译史书称他的诗文雅丽而含蓄深厚。现在看集中诗歌颇为雅洁，文章则多是应酬之作。不过其中如《上周郎中论五事启》《上奉使宣抚书》《与王氏诸子书》《上周参政正风俗书》《上何太守书》《上武进樊大尹书》《与林掌谕请建先贤祠书》等，都关系到国家财政、百姓生活、人心和风俗，并不是只把笔墨当作谋生工具。史书称他年纪越大，学问品行越高，达官缙绅经过郡城时，一定要到他的居所拜访。谢应芳身穿布衣、束着韦带，却能与他们行平等的礼。所议论的必定关系到世道人心，切中百姓的疾苦，这种记载大概并非虚妄。△《石初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周霆震撰写。周霆震字亨远，安成人。因为祖先世代居住在石门田西，自号“石田子初”，省略其文字便称作“石初”。早年专心求学，多与宋代各位遗老交游，得到他们的学术见解。这一集由庐陵人晏璧编纂，集后所附的行状、志铭之类，也都是晏璧附入的。周霆震生于前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卒于明洪武十二年己未，享年八十有八。他亲眼见到元代的兴盛，也亲眼见到元代的灭亡。因此他的诗忧虑时局、哀伤动乱，感慨愤懑极其深沉。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谣》《李浔阳死节歌》《兵前鼓》《农谣》《杜鹃行》《过玉成砦》《关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龙剑歌》《寇至杂咏》《寇自北来》《军中苦乐谣》《宿州歌》等篇，都是叙述战乱离散的，沉痛酸楚，即使相隔不同朝代，读者仍仿佛能看见当时的情状。从前汪元量的《水云集》，评论者认为是宋末的诗史。周霆震的这部集子，难道也可以算作元末的诗史吗？△《山窗馀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甘复撰写。甘复字克敬，馀干人。他的诗源自张翥。虽然才力丰富强健、诸体兼备方面比不上张翥，但他的情怀清澄淡泊，意境自由超然。五言古体很有韦应物、柳宗元的遗风。他的格调韵味甚至似乎高于张翥。这大概是才华各有偏长，造诣各有独到之处。元朝灭亡以后，他隐遁踪迹直到终老。著作散佚，只在同乡赵石蒲家中保存着他的手迹，共有文章数十篇、诗十多首。明成化年间，赵石蒲的孙子赵琥才开始缮录并刻印，使它重新流传于世。虽然只是零篇断简，所剩不多，但诗的格调和文章的笔力，一篇篇都高雅洁净。怀疑甘复当日亲自选择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手录成这一册，所以篇篇大都值得观赏。这反而胜过把珠玉砂砾混杂在一起，只求充满卷帙、徒然拿来覆盖瓦罐的作品。顾嗣立《元诗选》称赵琥刻印此编，刘宪作序。这一版本只有《赵琥跋》，没有收录《刘宪序》，大概是刊版散失后辗转传抄时把它遗失了。然而甘复的集子本身已经足以流传，也不因有无序文而轻重有所改变。△《梧溪集》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王逢撰写。王逢字原吉，自称席帽山人，江阴人。至正年间被荐举而没有出仕，避居吴淞江，在上海的乌泾筑室。正值张氏占据吴地，东南士人都为他效力，只有王逢远离尘世，退隐不出。到洪武初年，朝廷征召很急，他又以年老有病推辞。《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戴良传》中，因为两人都在义理上不背负元朝。王逢年轻时向陈汉卿学习诗歌，得到虞集的传授。他才气宏大开阔，却不失谨严。集中记载宋、元之际忠孝节义的事情非常完备。每写一篇诗都作小序来标明大略，足以补充史传没有涉及的内容，大概这正是他寄托的深意。这部诗集的传本相当稀少，王士祯嘱托同乡杨名时寻访，才找到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亲手抄录的本子，于是广泛流传于世。周荣起号砚农，深入研究六书，毛晋汲古阁所刻的版本，有很多是经过他校勘的，大概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吾吾类稿》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吴皋撰写。吴皋《元史》没有传，地方志书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只有《永乐大典》各韵中大量采录他的诗文，题作《吴舜举吾吾类稿》。另外还收有胡居敬等人所作的原序两篇，大略记载了他的生平经历。由此知道他是临川人，是宋丞相吴潜的几个孙辈之一。早年曾到吴澄门下游学，曾任临江路儒学教授。元朝灭亡后，他坚持自己的志向不肯出仕，隐遁终老，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只有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了《吴皋〈吾吾类稿〉》这一书名，而集中祝文中也有“皋忝游宦”的话。由此知道“皋”是他的名，“舜举”是他的字。吴皋擅长韵文，作品大多以朴素淡泊为主，没有沾染元末轻佻纤靡的习气。诗中纪年多有庚寅、壬辰以及癸卯、甲辰等年份。当时正值至正末年，盗贼横行，他亲眼看到艰难危急的局势，常常深感忧愤。如《和刘闻廷拟古十章》，反复写国家局势将要倾覆、藩篱和纲纪松弛，接着又写道：“堂堂浔阳守，重义知所本”等。他特意表彰李黼的忠烈，用来激励当时的人。他的志向有值得同情之处。虽然他的诗骨格还不够坚实，尚不能与古代作者并驾齐驱，但情意缠绵悱恻，终究没有失去变雅诗的遗意。诗集已经散佚很久。顾嗣立《元诗选》搜集最广，也缺漏未收。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共得到诗一百二十馀首，分编为三卷。他的杂文十多篇，也附在后面，以备考核。△《樵云独唱》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叶容撰写。叶容字景南，金华人。志向品行高洁。他在城山东边筑屋居住，把那里命名为云顶，自号云顶天民。这部集子是他的孙子雍编纂的。前面有《自序》，说：“柴薪如桂般昂贵而老，云山高耸而寒冷；音调古雅而岩谷中断绝了回声，所以命名为《樵云独唱》。”序共有两篇，题署都为至正甲午年。但集中收录了很多明代诗歌，而且后一篇序明明是明朝建立以后所说的话。怀疑原本后一篇没有写年月，传抄者误把前一篇的年月补了进去。顾嗣立《元诗选》记载：“叶樵云容，字伯恺，洪武中考中进士，任行人司副，后来辞官归乡。”考察集中《挽琳荆山上人》说：“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按年龄推算，到洪武戊申年，景南已经六十有九岁。他的《独乐歌》又说：“屈指今年七十五。”

译集中诗歌都是高远旷达的言语，完全没有涉及仕宦之事。袁布政凯在《序》中说：“假使先生晚生几年，赶上我朝政治清明、国势盛大的时代，和当时的俊杰一同担任各类官职，那么他的事业一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可惜不是这样，只能在言语文字之间看到他的才华，他的志向难道不可悲吗？”《袁序》作于成化年间，不应有错误。《元诗选》所引用的材料，不知道依据何处。又《震泽编》记载，东山人叶容字伯昂，曾经以乡贡身份担任和靖书院山长；这又是另一个同姓名的人，书中对此辨析得很清楚。考察太学题名碑，建文庚辰科有叶容，也是金华人。庚辰是建文三年，革除建文年号以后称为洪武三十三年。《元诗选》所引用的记载，一定是因此而产生了讹误，只是顾嗣立没有详细考证罢了。他的诗描写闲适的情怀，颇有流于颓唐的地方；但胸襟超然，很有自得的趣味。才情自然流露到哪里，本来就不必用绳墨规矩去刻意约束。△《桐山老农文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鲁贞撰写。鲁贞字起元，自号桐山老农，开化人。集中《万青轩记》自称曲阜人，大概曲阜是他的祖籍。这部集子共三卷文章、一卷诗。凡是元代所作，都题署至正年号；进入明朝以后所作，只题甲子，大概也是寄托栗里遗民的意思。诗歌没有超出元末的格调，而且间或有重复累赘的句子，实在不是他的长处。他的文章见闻也比较狭窄，有时考证失当。例如《武安王庙记迎神词》中有“兰佩下兮桂旗扬，乘赤兔兮从周仓”两句。考察周仓这个名字，史传中并没有记载，这其实是把民间巷陌中的俚俗传说刻在金石上，实在很不合乎大雅。然而他的品行既然高尚，胸怀又平易旷达，各种尘俗的神态和世俗的情状无法进入他的笔端。所以即使任意抒发议论，也自有清雅的韵味，好比深山幽谷中的老柏苍松，虽然不合绳墨规矩，却天然具有超脱尘俗的意味。他的长处本来就不在语言文字之中。△《静思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郭钰撰写。郭钰字彦章，吉水人。《江西通志》称他在元末遭遇战乱，隐居不仕。明初以茂才身份被征召，他称病推辞没有赴任。集子开头有洪武二年庐陵人罗大已所作的序，也称赞他“有经世济民之才，能够自守”。现在考察集中有“辛亥秋诏举秀才，余以耳聋足躄，县司逼迫非情，因成短句一诗”的话。辛亥是洪武四年，比作序又晚两年，那么所谓能够自守确实可信。又《癸丑首正诗》中有“盲废倦题新甲子，醉来谩说旧山川。贞元朝士今谁在，东郭先生每自怜”等句。由此可见他没有忘记故国，保持高洁的行迹，边行吟咏，志向操守可以概略看出。又有《乙卯新元六十生辰诗》，那么他进入明朝已经八年了。考察他的生平，大体上是在兵乱中辗转，在道路上流离。他亲眼看到时局危急的情状，所以吟咏中常有许多愁苦的词句。如《悲庐陵》《悲武昌》等篇，慷慨激昂，对元末盗贼毁坏郡邑的事实说得确凿，尤其足以补充史传的缺漏。他的遗集原本收藏在家中。嘉靖年间，罗洪先才为它作序，使之流传开来。但他的孙子廷诏等人不懂编排次序的方法，前后错乱，完全没有体例。因为它流传于世已经很久，现在也姑且仍按旧本抄录下来。△《九灵山房集》三十卷、《补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代戴良撰写。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曾经向柳贯、黄溍、吴莱学习文章，向余阙学习诗歌。《明史·文苑传》记载：明太祖初次平定金华时，任用他为学正，王良却弃官逃走。至正辛丑年，顺帝采纳荐举者的意见，授予他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后来他到吴中依附张士诚。知道张士诚不足以共谋大事，便带着家人渡海到胶州，想从间道归附库库的军队。库库就是世人所称的王保保，曾百战图谋恢复的人。适逢道路阻塞，未能到达，于是寄居昌乐。洪武六年南归，改换姓名隐居在四明山。洪武十五年，被征召入京，太祖想授予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推辞。太祖发怒，将他拘留不放；第二年四月，他在京师去世，但直到最后也没有领取明朝的俸禄。王良世代居住在金华九灵山下，所以自号九灵山人。他的文集有《山居稿》《吴游稿》《鄞游稿》。后来的跋文又说：“集外还有《和陶诗》一卷。”如今检看集中，《越游稿》里已经有《和陶诗》一卷。王良门人赵友同所作的墓志也说：“《和陶诗》一卷、《九灵集》三十卷，都不在文集目录之内。”或许原本另有《和陶诗》一卷，后来被后人合并到集中，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王良的诗风骨高峻秀拔，远远超出当时一般诗人。他眷恋故国，情怀慷慨激烈，发之于吟咏，多有磊落不平、抑郁难伸的声音。所以他的《自赞》说：“歌咏《黍离》《麦秀》那样的诗篇，吟诵面对残山剩水的句子。”苏伯衡为他的画像作赞，也说：“他跋涉道路，如同张良为韩国报仇；他徘徊山林水泽之间，如同正则自我放逐。” △《氵栾京杂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杨允孚撰写。杨允孚字和吉，吉水人。他的生平始末不详。只有文集后面的《罗大已跋》说：“杨君以平民身份，背着行囊，一年奔走万里，穷尽西北的胜景。凡是山川、物产、典章、风俗，没有不以诗歌记载的。”这样看来，杨允孚似乎没有列入仕籍。然而第四十九首诗的注释说：“每次汤羊一膳具备十六种东西，吃剩之后一定赏赐给左右大臣，每天都这样做，我曾经担任赏赐供奉之职，所以全都知道详情。”如此看来，他又是顺帝时尚食供奉一类的官员，并不是游历之士。又如末尾几首诗中，一首说：“宫中监官到了哪一年才百念俱消？惊见头发萧萧、头戴冠簪。挑灯细说前朝的事情，客子的红颜一夜之间凋残。”一首说：“强作欲以一杯酒浇除愁绪，解下马鞍，闲看古祠的碑刻。居庸关千年以来的兴亡之事，只有中天的月色知道。”还有一首说：“试着把往事从头记起，老去的鬓发和征衣全都带着愁意。天上人间，今昔更替，氵栾河啊，珍重你水流长久。”由此可见，这部集子大概是在进入明朝以后写成的。

译所以《罗大已序》中有“兵火经过的地方，茫然都成了废墟，回头看从前游历之处，不禁感慨长叹”的话。他的诗共一百八首，题为《百咏》，大概只是取整数命名。之所以称为“氵栾京”，是因为氵栾河经过上都城南，所以元代也有这种称呼。诗中记载元代避暑巡幸的典章制度，很多是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的。每首诗下面的自注，也都十分详尽。这些诗的体制本来取法王建的《宫词》，而其中面对故宫禾黍所产生的感慨，则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用意相同。△《云阳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李祁撰写。李祁字一初，别号希蘧，茶陵人。元统元年中进士。授任应奉翰林文字，改授婺源州同知。升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因母亲去世服丧而解除职务。适逢天下已经动乱，于是隐居在永新的山中。元朝灭亡后，李祁自称“不二心老人”，七十多岁才去世。李祁作诗，风格冲和融洽、平正和缓，自然合乎法度。他的文章也雅正洁净而有章法。他当初考中进士时，元朝制度把汉人、南人列为左榜，把蒙古人、色目人列为右榜。（案：元朝制度崇尚右，所以《元史·梁增传》称，告谕安南要采用新朝崇右的礼制；蒙古人、色目人列在右榜，正是这个缘故。）李祁是左榜第二名，右榜第三名则是余阙。后来余阙为守节而死，而李祁独自在战乱之间辗转求生。他曾为余阙的《青阳集》作序，以“不能据守一处屏障，像廷心那样以死报国”为遗憾。又说：“世上那些贪生怕死、甘愿接受屈辱，厚着脸皮以面目见人的人，使斯文的沦丧更加扫地殆尽。”大概李祁与余阙虽然出仕与退处略有不同，生死结局各异，但他们深切眷恋旧主、在道义上不背弃元朝这一点，大节完全相同。从前宋理宗宝祐四年的科举榜中，既有文天祥中状元，又有陆秀夫、谢枋得二人。这一榜中有李黼中状元，又有李祁与余阙二人。李黼不愧于文天祥，余阙不愧于陆秀夫，而李祁也不愧于谢枋得。这两榜前后相互辉映，也可以说是科举名次中的盛事了。当初，明军到达永新时，李祁被刀刃砍中，倒卧在道路左边。千户俞子茂询问后知道是李祁，便把他抬回去，以礼相待。他虽然侥幸没有死，但洪武年间征召前朝旧儒时，唯独李祁坚决拒绝，不肯出仕。俞子茂很敬重他的为人。李祁去世后，俞子茂为他刻印遗集十卷。到了弘治年间，李祁的五世从孙东阳搜集遗稿，嘱托吉安守顾天锡重新刻印，这就是现在的版本。国朝康熙年间，广州僧人大汕又按照自己的意图删削，将它合编为四卷。然而大汕虽然号称方外之人，实际上属于追逐权势利益之流，他的学识不足以了解李祁，取舍删削很不恰当。因此现在仍按原本著录，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南湖集》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贡性之撰写。贡性之字友初。《归田诗话》写作有初，不知哪一个正确。贡性之是宣城人，尚书师泰的族侄。元朝末年，他以胄子的身份授任簿尉，后来补任闽省理官。洪武初年，朝廷征召并登记师泰的后人，大臣推荐了贡性之。贡性之避居山阴，改名为悦。他的堂弟在朝廷做官，迎接他到金陵、宣城，他都不肯前往。他亲自耕作供养自己，终其一生。《南湖集》以“南湖”为名。虽然仍以宣城祖居之地作为集名，实际上他死在浙东，始终没有回去。集中《题画马诗》说：“记得曾经陪同仙仗站立，在五彩祥云深处隔花观看。”《题葡萄诗》说：“记得骑着官马经过氵栾阳，累累的马乳葡萄压在架上，散发香气。”这些都表现出他深切而不忘故国。又如《题墨菊诗》说：“柴桑的生计日渐萧条，解下官印归来只感自怜。醉眼不知秋色已经改变，看花全像隔着一层轻烟。”《题陶靖节像》说：“解印归来还只是黑发，风尘吹满故园的秋色。一生心事无人知晓，偏偏说自己因迎合权贵而愧对督邮。”他不侍奉两个姓氏的志意，尤其清楚地表露出来。贡钦为此集作《序》说：“会稽王元章善于画梅，得到他的画，如果没有贡南湖题写的诗，就不显得珍贵。” 所以集中有很多咏梅诗。他曾题写一首绝句说：“王郎胸襟气度也清雅奇特，把孤山雪后的梅枝全都画出。老年的我在江南没有世俗杂事，只为他日日写作新诗。”又说：“王郎每天都在画梅花，画遍杭州百万家。向我题诗好像讨债一样，诗写成后却赢得世人的夸赞。”其他题画作品尤其多。大概因为他的人品高尚，所以得到他的题词，画绢等物便因此增价，并不完全是因为诗本身。《归田诗话》称道他的《吴山游女》和《送戴伯贞之广西》两篇，仍不足以概括贡性之的全部成就。△《佩玉斋类稿》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杨翮撰写。杨翮字文举，上元人。他的父亲杨刚中，大德年间任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如今已经失传。杨翮起初任江浙行省掾，至正年间任休宁主簿，历任江浙儒学提举，升任太常博士。杨刚中是当时著名的老前辈，所学都有根源，当代优秀文士大多与他交游。杨翮承继家学，越发磨砺自己从事古文辞。看虞集、杨维桢等人所作的《序》，都俨然以父辈自居，那么他们对杨翮的指点教诲一定十分亲切。因此他的文章格律，多得自师友的见闻，情意气势和变化波澜，能够不失古代贤人的规范。虽然涉猎范围不广，积累酝酿还不深，但法度谨严；与那些没有师承、只凭才气纵横驰骋的人相比，距离就远了。这部集子刊刻于至正末年，而刘仔肩选编《明雅颂正音》时，便采录了其中的诗。又《杨基集》中《悼杨文举博士诗》有“白发苍髯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的句子。由此可见，杨翮去世应当在洪武初年。现在因为他没有接受明朝俸禄，所以仍把他列为元人。△《清閟阁集》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倪瓒撰写。倪瓒字元镇，号云林。（案：梁清远《雕邱杂录》说：“倪云林字元镇。”而华亭夏正长寅《赠陈进之序》称其字为太宇，不知根据什么，谨附记于此。）倪瓒是无锡人。

译倪瓒的画列在逸品之中。他的诗文并不刻意吟咏，但神思疏放明朗，意趣格调自然高雅，不能用固定的规矩来限制。明天顺年间，宜兴蹇朝阳有刻本。到万历年间，他的八世孙珵等又汇集刊刻，共十五卷。年代久远，文字漫漶，只有毛晋刊行的“十元人集”本流传于世。国朝康熙癸巳年，上海曹培廉重新编定，校勘后付梓，增补了很多内容。考察朱存理《楼居杂著》中的《题云林子诗后》一篇，称：“我一向喜爱他的诗，每见一篇一咏，总是随即收录。近来得到蹇氏新刻本，参照校订其中原来遗漏的篇章，保存下来并汇集成册，其中多是吴地游历之作。诗作包括各种诗体和杂文若干篇，编为《外集》一卷。”可见蹇氏刻本原来并不完备，所以曹培廉又进行了搜集。全书诗八卷、杂文二卷。《外纪》二卷，上卷列载遗事、传、铭以及赠答、吊挽之作，下卷专门收载各家品评题咏诗画的文字。毛晋曾刊刻《云林遗事》，单独在集外流行，曹培廉将它汇编为一册。倪瓒的生平始末，于是全部列载，无一遗漏。世间又有另一本《文集》二卷，末尾有崇祯戊寅年《纪同人跋》说：“《云林诗集》，毛子晋家有刻本。这部《文集》二卷，是从沧江刘氏那里抄得的，大概是汇辑墨迹编成的，并非原本。后来见到刻本，与此本相比多出若干篇，分为四卷，编排次序也略有不同。然而其中《荆溪图序》一篇，据《宜兴县志》所载文字核对，实际上是《题陈惟允画荆溪图》一文的节选本。前后重复出现，却略微没有检查，足见其内容冗杂、没有条理。它不如这个本子清楚整齐。”等等。他的考订相当详核。如今考察集中所载的《题天香深处卷后》《题紫华周公碑传行状后》《题师子林图》《重览紫华周公碑传》《题周逊学府君遗翰后》《鹤林周元初像赞》六篇，都是文辞意旨鄙陋粗俗，绝不可能是倪瓒所作。大概是从伪造的本子和墨迹中抄撮窜入的，纪同人来不及加以辨正。曹培廉这个本子也还把它们收在集中。由于流传已经很久，姑且仍按刻本保存下来，同时把它们可疑之处附记在这里。△《玉山璞稿》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顾瑛撰写。顾瑛又名阿瑛，也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人。他年轻时轻视钱财、结交宾客。三十岁时才改变志趣，专心读书，与天下优秀文士相互唱和。被举为茂才，署理会稽教谕，又被征召为行省属官，都没有就任。四十岁时，他就把家产全部交给儿子元臣，选择地方营建玉山草堂。他的池馆、歌伎、图画和器玩，在江左地区都属第一。他的风流文采轰动一时。后来元臣出仕，任水军副都万户。元朝灭亡后，元臣随例迁徙到临濠，顾瑛也一同前往，洪武二年去世。他曾亲自题写画像说：“穿着儒衣，戴着僧帽，脚穿道人鞋；天下青山都可以埋葬我的骨骸。若说起往日豪侠的兴致，便是五陵的衣马、洛阳的街道。”这是记载他的实际情形。此事见于《明史·文苑传》，附在《陶宗仪传》的末尾。杨循吉《苏谈》说：“阿瑛喜欢做有意义的事而且能写文章，他的作品比不上那些宾客，但词语流丽，有时也能打动人。所以在当时，他能够周旋于诗坛之上，并不只是因为有钱。”如今看他的作品，虽然生在元朝末年、正值诗歌格调绮丽柔靡的时期，未能摆脱流俗；但他的作品清丽纤绵，往来于温庭筠、李贺之间，也自有高雅韵致，不能一概斥为诗余。集末附有《步虚词》四章，体制模仿《真诰》。又有小词二首、文章二篇，其中《拜石坛记》颇为疏宕峭拔。《玉鸾》一篇传记，是杨维桢得到箫后所作，模仿《毛颖传》《革华传》，却不免落入陈旧因袭的窠臼。△《麟原文集》二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代王礼撰写。王礼字子尚，后来改字子让，庐陵人。元朝末年任广东元帅府照磨。明朝兴起后不出仕，受聘担任考官，也没有就任。《江西通志》记载吉安人物有王子让，却没有王礼，大概是误把子让当作姓名了。王礼擅长文章，著述非常丰富。他曾选编同时代人的诗作，名为《天地间集》。（案：谢翱曾将宋朝遗民的诗编为《天地间集》，王礼这里沿用了这个名称，大概是暗中寄托自己的心意。）这个名称见于郭钰《静思集》中，如今已经久已散佚。只有这部编本还保存着，分为前集、后集，各十二卷。前面有李祁、刘定之二人的《序》。《定之序》说，他“借耕作凿井来寄托身迹于国运已去、万物变易之后，依靠酒曲来在头发秃、牙齿脱落之时逃避声名。他的文章有奇特刚劲之气充塞胸中，这是因为未能裸身执礼、迎接周京之故。有一个与子让同榜中科举、辅佐幕府的人，他的气势也有挥戈于碧海、苍天般的奇伟。等到攀附龙凤，自比为留侯、文成侯。然而看他所作的文章，叹息呜咽、郁结低回，抚摸舌头、面色羞红，从前的豪气已经消磨殆尽了。”这段话大概是借王礼来诋毁刘基，但其中的评价与王礼的文章并不十分相像。《祁序》称赞他“有和蔼的仁义之辞，有凛然的忠愤之气，深切恳挚，没有不合乎人情心意的地方”。这才是说得恰当的。△《来鹤亭诗》八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吕诚撰写。吕诚字敬夫，昆山人。擅长吟咏，诗歌格调清丽，与同乡郭翼、陆仁、袁华相互唱和。他曾在园林中养了一只鹤，后来又有一只鹤自行飞来与它作伴，于是修筑来鹤亭，并用它给自己的诗集命名。考察集中内容，第一卷有很多岭南诗。第二卷有《洪武辛亥南归重渡梅关诗》，说：“去年被贬逐而下到南海，万里归来时鬓发已经斑白。”辛亥是洪武四年，说明他在明初曾被谪迁到广东，不久后获赦归来。他因为什么事情获罪，不可考。第八卷诗中有“洪武癸酉”的纪年。癸酉是洪武二十六年，而杨维桢的《前序》作于至正七年丁亥，到这时已经过去四十七年，推算当时吕诚也已经年老了。各种书都称他为吕处士，没有说他曾在明朝做官，那么他仍然是元朝遗老。此集不知道由谁编成，《维桢序》称“我曾和作他的古乐府，从上京到江南的歌谣戏曲有若干首”。如今集中全都没有这些作品，可见原序虽然保存下来，诗作却已经散佚了很多，并不是他的原本。又顾嗣立《元人百家诗选》称他还存有《既白轩》《竹洲》《归田》等稿本。如今所见到的只有这一部集子。或者杨维桢所说的作品，收在其他集子中吗？△《云松巢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朱希晦撰写。朱希晦是乐清人。至正末年，隐居在瑶州，与四明的吴主一、萧台、赵彦铭在雁山中交游吟咏，被称为“雁山三老”。明初有人向朝廷推荐他，朝廷的任命还没有送到，他就去世了。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豳编成的，天台鲍原宏为它作序。正统年间，他的玄孙元谏刊刻书版，章陬又为它作序。《原宏序》说他的诗“飘逸放达，宗法李白；典雅雄壮，宗法杜甫”。《陬序》说他的诗“构思深邃，辞藻丰盛。奔流不息，如惊涛怒澜，蛟龙鼍鳄时隐时现，令人惊骇诧异”。如今看他的诗，五言诗的气格颇为清雅，但篇幅较为狭窄，兴味和意象不够深厚；除了几首以外，词意大致相同。七言诗稍显振拔，古体又胜过近体。追溯他的诗歌宗派，大概是取法于《剑南》一集。《原序》所说的，不能算是确论。△《环谷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汪克宽撰。汪克宽有《礼经补逸》，已经著录。他一生以聚集门徒讲学为业，本来不留意文章，谈论文学的人也没有以文章称许汪克宽的。然而他的学术以朱子为宗旨，所以他的文章立论都谨严，措辞明白通达，没有支离迂怪的习气。他现存的诗只有十多首，虽然也属于濂、洛一派的风雅诗风，但其中有几首七言古诗，造语新奇警策，竟颇接近温庭筠、李贺的风格。与那些铺演语录写成篇章、使用方言俗字，几乎什么都可以收入文集的作品相比，也明显胜过它们。在他的同乡人中，他不失为仅次于陈栎、胡炳文的人物。文士的文章以辞采胜长处，但要防止辞采损害义理。辞采优美而不至于损害义理，那么这种辞采就可以流传。道学家的文章以义理胜长处，但弊病在于缺乏文采。义理深厚而不至于不成文章，那么这种义理也可以流传。因此，实在不必用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古人。这部集子是本朝康熙初年由他的玄孙宗豫辑成的，前面列有行状、墓表、年谱，末尾附有汪泽民等人的序文，是为胡传纂疏等书而作的。前面有三原孙枝蔚的序，称它为《祁门三汪先生集》。如今因为时代不同，把它们分别著录。△《性情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周巽撰。周巽的事迹在其他书中没有记载。他的诗集各家也没有著录。只有《文渊阁书目》载有周巽泉《性情集》一部一册，与《永乐大典》的标题相同。《吉安府志》又载有周巽亨的《白鹭洲》《洗耳亭》两首诗，查考后也与这部集子相合。而集中的《拟古乐府小序》，则自题为“龙唐耄艾周巽”等语。综合参照这些记载考察，可知“巽”是他的名，“巽泉”“巽亨”分别是他的号和字。集中特别自称曾经随军征讨道、贺二县的猺寇，因功授任永明县主簿。这样看来，他在元代曾列入仕籍；而他所记的干支中有“丙辰九月”，应当是洪武九年，因此明初时他还在世。周巽的诗格调不高，颇缺乏深沉郁结、顿挫有力的风致。但他抒写情怀、描写景物，也颇为自然，总的来说不失雅正。集子以“性情”为名，他所崇尚的内容大概可以由此看出。元末吉州一郡，如周霆震、杨允孚、郭钰等人，都有诗集流传，唯独周巽的诗失传了，这大概也是有幸与不幸的不同吧。现在依据《永乐大典》所载，搜集编纂，厘定为六卷。使它与《石初》等集子一同流传于世，也未尝不是各自分途而争相驰骋。△《花溪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代沈梦麟撰。沈梦麟字原昭，吴兴人。后至元己卯年被乡里推荐，授任婺源州学正，升任武康县令。至正年间，辞去官职归隐。明初以贤良身份被征召，他推辞而没有出仕。曾三次应聘入浙、闽主持校文，两次担任会试同考官，太祖称他为“老试”。官府知道他的志向不可屈服，也没有强迫他做官。他年近九十而去世。沈梦麟作为前朝遗老，不能完全销声匿迹，只是隐遁在云山烟水之间，却又出来参与新朝贡举之事。这与杨维桢等人修撰《元史》、胡行简等人修撰《礼书》的行迹相类似。若拿他和丁鹤年等人相比，应当低一个等级；但他亲身经历征召，最终仍不接受官职，比那些改变节操以求荣华的人，终究还要高出一等。仍然把他列在元代，委婉地体谅他本来的志向。这部集子是他的玄孙、江西按察司佥事沈清所编。诗文共四百二十四篇。沈梦麟与赵孟頫是姻亲，传承赵孟頫的诗法，七言律诗最为精工，当时称他为“沈八句”。刘基早年就与他交游，曾寄诗赠他说：“杜陵老去诗千首，陶令归来酒一樽。”他的文章和为人，都完整地见于这些作品中。△《樗隐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胡行简撰。胡行简字居敬，新喻人。至正二年中进士，授任国子监助教，历任翰林修撰，授江南道御史，升任江西廉访司经历。遭逢世乱，请求归乡，以经学教授乡里。他的事迹见于《江西通志》。考察《明史·礼志》，其中记载洪武二年下诏，命郡县举荐品德高尚、学问渊博雅正的人，共同修撰《礼书》。应召到京的有八人，胡行简也在其中。这说明他明初时还在世。因此，集中《晏公庙喻真人》两块碑文都有洪武年号。然而《明太祖实录》又记载：“征召江西儒士刘于、胡行简等到京，想授给他们官职，他们都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谢，各自赐帛遣送回去。”由此可知，他还没有接受明朝官职。胡行简的文章，以冲和淡雅为宗旨，虽然气势波澜还不够开阔，但能切实遵守法度，不写支离烦琐的文辞。拿元末的作品来比较，大概属于李祁《云阳集》一类。他流传下来的诗不多，其中《墨竹》一章，对于思念故君旧国的情怀再三表达，也颇能看出他的节操。焦竑《经籍志》所列元末明初的各种文集，数量最多，但唯独没有这部集子的书目，可见明代传本已经很少了。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编排，厘定为六卷，保存其大概内容。△《东山存稿》七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译元代赵汸撰。赵汸有《周易文诠》，已经著录。当初，赵汸在洪武二年应召修撰《元史》，回去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他的门人汪荫搜集编纂遗文，编成一部集子。后来他的门人范准又搜集补缀，汪仲鲁为它作序，但只说有若干卷，没有说明具体数目，似乎作序时还没有编定。又有嘉靖戊午年鲍志定的序，称：“文集散失了，只是偶尔从汪、范二位先生那里辑得一些，还不完备。先翰林与先生是莫逆之交，所以先生所撰写的各种文章，留在我家藏书楼中的大多齐备。先父棠野公追念世交，搜集先生遗文，总汇编成一集，带到北雍。潜川豫菴汪君急切请求刊印”等语。这样看来，这个本子是鲍志定的父亲所编，并不是汪荫、范准编的旧本。全书诗词一卷，文章六卷，《附录》一卷。诗文中间有注释本事的文字，其中有些像是赵汸自注。有些地方称赵汸为“先生”，如《赠推命焦月岩》《咏蟋蟀》两首诗以及《虞集私试江西六君子策》等，显然是后人加上的。详细考察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汪、范二人附加的吧。康熙辛酉年赵吉士重刊本的《跋》说：“第六卷《虞集行状》中缺了两页。” 现在考察这篇文字的末尾，文章还没有写完，大概还缺少最后一页，不只是两页。有元一代，在经学方面没有比黄泽更深厚的，在文章法度方面没有比虞集更精纯的。赵汸的经学源自黄泽，文章法度得自虞集。他们的学术渊源，都是天下第一。因此他的议论有根基，文章的气势、情致和格调也都有典范，在元末尤其卓然超出众人。赵汸不太留意诗词，但作品往往颇接近元祐体，没有雕琢繁碎的姿态。有根基的学问，与没有师承、抄袭语录却自夸为载道文章的作品，当然截然不同。△《东维子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代杨维桢撰。杨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经著录。这是他最初刊行的诗文集。杨维桢凭借奇特超逸的诗才压倒一时。这部编本收录文章二十八卷，诗只有两卷，又用六篇杂文补足。大概是以文章为主，诗只是附带收录罢了。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王彝曾斥责杨维桢为“文妖”。如今看流传下来的各种集子，他的诗歌、乐府在卢仝、李贺之间出入，奇异怪诞，流露出牛鬼蛇神般的内容，这确实难免。至于他的文章，则文从字顺，没有所谓“剪裁红色、雕刻翠色来作为装饰，文字艰涩刺口来显示古奥”的弊病。遇到句读似有疑义的地方，他一定在旁边注一个“句”字，使读者不致产生歧解。这难道是故意写得险僻，想让人读不懂吗？他写《鹿皮子文集序》说：“卢殷的文章总共有一千多篇，李础的诗总共有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总共有九百多篇，如今都在哪里呢？并不是他们的文章不能流传，而是言辞庞杂、义理放纵，不是可以传世的作品。孔子、孟子以后，人们乐于传诵其文章的，有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再其次是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我们本朝则有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这十几位君子，他们的言论都高明而恰当，义理都深奥而通达。”看他所说的这些话，那么杨维桢的文章就不能笼统地用“文妖”来评价了。陶宗仪《辍耕录》记载杨维桢有《辨统论》一篇，大意是说元朝承继宋朝，而不承继辽、金。这部集子没有收录这篇文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现在恭敬地奉行圣旨，把它补入集内。杨维桢虽然反颜违逆、诽谤君主，罪过比扬雄还重，但他的言论有可取之处，就不能因为他这个人而废弃他的言论。由此可以仰见圣人褒贬是非的公正，远远超过万古，不是儒生浅陋的见解所能窥测的。△《铁崖古乐府》十卷、《乐府补》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代杨维桢撰。由他的门人吴复编纂。杨维桢以乐府著名，这是他的完整作品集。乐府始于汉武帝时期，后来就以官署的名称作为文章的名称。最初郊祀等乐歌依照音律创制作诗，横吹等曲调采集诗歌配合音律，与古诗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后来声调大不相同，和诗歌形成不同的体格，有的仿拟旧曲谱，有的创制新题目，逐渐不断增加，体裁多种多样。大体说来，奇特矫异始于鲍照，变化发展到李白时达到极致，幽深艳丽、奇异诡谲、另辟蹊径，则分流于李贺。元代末年，很多人仿效温庭筠的体格，柔媚婉转，完全像小词。杨维桢凭借横绝一世的才华，针对这种弊病努力加以矫正，以青莲、昌谷为根基，纵横驰骋、气势豪迈，自己开辟出新的范围。他写得高超的，有时超过古人；写得较差的，也多堕入怪异的境地。因此文采照耀一时，而攻击非难他的人也纷纷出现。不过其中如《拟白头吟》一篇说：“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自有妇，夜夜白头吟。”这与《诗经》三百篇中诗人的旨趣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他的才华力求驰骋，意趣力求新奇，不免助长了末流的弊病，这是他的一个短处罢了。去掉其中过分的部分还可以，想要彻底废弃它，终究是不可能磨灭的。只是杨维桢在明初被征召时，不肯接受官职，写《老客妇谣》来比况自己，他的志向操守颇有值得取法之处。而《乐府补》里收有他创作的《大明铙歌鼓吹曲》，却大多讥刺故国、歌颂新朝，明显像是出自两个人之手。据危素的跋文，这是他被聘到金陵时所作的。也许是害怕明太祖把他拘留，所以故意用谦逊的言辞来脱身避祸吧。然而按照大义来考察，就不只是白璧上那一点小瑕疵了。△《复古诗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译元代杨维桢撰。所收都是琴操、宫词、冶春、游仙、香奁等作品，其中还杂有古乐府。是他的门人章琬编的，因为这些体裁都是当时世俗所轻视而不肯创作的，所以取名为“复古”。章琬的序说，辑录杨维桢前后创作的诗二百首，连同吴复所编的又有三百首。但现在只有一百五十二首，数目不相符合，也许后来的人有所删削，不是完整本子。其中《香奁》类的诗，是其他版本没有收录的。古乐府各篇中，有几十首与《铁崖乐府》重复，但文字略有异同。例如《石妇操》“山夫折山花”一句的上面，《乐府》本还有“峨峨孤竹冈，上有石鲁鲁”两句；“山头朝石妇”一句，《乐府》本作“岁岁山头歌石妇”。又如《烽燧曲》一首，《乐府》本把上面两句作为下面两句，文字彼此颠倒。还有《乐府》本所载诗题与此本不同的，如《北郭词》作《屈妇词》，《秦宫曲》作《桑阴曲》，《合欢词》作《生合欢》，《空桑曲》作《高楼曲》。这类情况不止一种。这是因为吴复编《铁崖乐府》在至正六年，章琬编这部集子在至正二十四年，相隔将近二十年。大概杨维桢对旧稿又有所修改订定，所以章琬依据他的定稿加以收录。这应当采用他的定本，不应拘泥于最初的稿本。△《丽则遗音》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代杨维桢撰。杨维桢的《东维子集》没有收录他所作的古赋，《铁崖文集》中也只有《土圭》《莲花漏》《记里鼓车》三篇，其他赋一概没有提到。这部集子收录赋三十二首，都是他应试时私下拟作的程试文章。由杨维桢的门人陈存礼编纂，在钱塘刻板刊行。至正二年，杨维桢亲自为它作序。后来逐渐散失，不再流传。《明史·艺文志》详细著录杨维桢著述的书目，也没有这部集子的名称。明末常熟人毛晋偶然得到元乙亥科湖广乡试《荆山璞赋》一册，而这部集子实际附在册子末尾，于是才重新刻印流传。他的《荆山璞赋》五首，也一并缀录在后面，以保存原来的样子。元代设置科举，按惯例采用古赋。实行时间久了，也不断相互剽窃沿袭，到了末年尤其严重。比如刘基《龙虎台赋》，作为科场文章而流传诵读的，一百篇中也难有一两篇。杨维桢才力丰富刚健，带有回风驰霆般激荡的气势，却要使它符合有司规定的尺度；格律虽然没有改变，精神风采却完全不同。突然拿它与诗人的赋相比，虽然不容易说清楚，但在科举文章中，也可以说是舒卷风云、吐纳珠玉的作品了。△《夷白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代陈基撰。陈基字敬初，临海人。师从黄溍。所作诗文都能纵横驰骋，但自身又有雍容谦让的风度，能够不失其师传。至正年间，因推荐授任经筵检讨。曾替别人起草谏章，几乎获罪，于是托故避祸归乡。张士诚占据吴地后，征召他为学士，书檄等文书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明朝兴起后，太祖召他参与修撰《元史》，赐给金钱后让他回去。《明史·文苑传》附载于《赵埙传》中。陈基的住所中有夷白斋，所以用它作为稿本的名称。全书《内集》诗十一卷、文二十四卷，《外集》诗文合为一卷，大体都是元代所作。朱存理《楼居杂著》中有《跋夷白斋稿》一篇，说“从王东郭家得到抄本，临摹抄写了一部，共计二百九十六番，装订成五册”，但没有说卷数。又有《跋夷白斋拾遗》一篇，说“尚宝李公从前修撰郡志时，先从海虞人家得到一本，又有遗文三十五篇，我全部抄录下来。如今得到王氏本相互校勘异同，从海虞本中录出，编为《拾遗》一卷。吴中尤氏有遗墨数纸，其中有《陈基传》、谢徽诗，也一并保存在《拾遗》之后”等语。根据他所说的情况，与现在的本子很相近。然而朱存理只说《拾遗》是遗文，而这个本子的《外集》中还有诗，或许是后人又作了修改订定吧。△《庸菴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宋禧撰写。宋禧起初名叫元禧，后来改名为禧，字无逸，“庸菴”是他的号。是馀姚人。元至正庚寅年考中浙江乡试，补任繁昌教谕，不久辞职归乡。洪武初年，被召参与修撰《元史》。其中所撰《外国传》，自高丽以下各篇全都出自他的手笔。书成后不肯接受官职，请求回山。后来又与桂彦良一同被征召，主持福建乡试。因而《明史》把他列入《文苑传》，附见于《赵埙传》末尾。然而，他的文集中《题桐江钓隐图》有诗说：“黄冠漫忆贺知章，老病怜予简书趣。”又在《寄宋景濂》中说：“当时十八士，去留各有缘。”戴良赠给他的诗中也有“麦秀歌残已白头，逢人犹自说东周”这样的句子。这样看来，他也属于沈梦麟、赵汸一类的人，并不是危素等人那一类。宋禧的学问源自杨维桢。杨维桢才力纵横超逸，所作诗歌以奇诡高傲、凌驾一世为特点，仿效他的人被称为“铁体”。而宋禧的诗却清新平和、婉转流畅，独以自然为宗旨，颇为出入于白居易、陆游之间。他的文章也详尽丰富、明白通达，并不违背义理。可以说，善于学习柳下惠的，没有比鲁男子更像的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庸菴文集》三十卷，另有《庸菴诗集》十卷。自明代以来，一直没有刊刻本，所以流传极少。如今浙江采进的，正是《千顷堂书目》所说的十卷本《诗集》，而《文集》已经散佚很久了。只有《永乐大典》各韵中同时收载了他的诗文，还能看出大概内容。拿它同浙江本校对，诗歌只多出七言绝句四首、词一首，其他部分反而不如浙江本详备。疑心编录时删削了很多内容。他的杂文每篇题目下面都各自记载了年月。考察核对后，全部是至正年间所作，进入明代以后却一篇也没有，当时大概也难免有所遗漏。然而世上没有流传的本子，只能借此略见一斑，更不能不赶紧加以甄别收录。谨依据浙江本，互相参照考证，仍将《诗集》编为十卷；《文集》则另行整理为四卷，又从《西湖志》中补入诗二首，从《馀姚志》中补入文二首。总题为《庸菴集》，用来保存元末一家之作。△《可闲老人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译元代张昱撰写。张昱字光弼，自号一笑居士，是庐陵人。元末，左丞杨旺紥勒镇守江浙，张昱在军府中任参谋，官做到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元朝末年辞官不再做官。张士诚招请礼遇他，他不肯屈从。明太祖征召他到京城，召见后怜悯他年老，说：“可以清闲了。”于是厚加赏赐，送他回去。他改号为可闲老人，放情山水之间，八十三岁才去世。《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见于《赵捴谦传》中。瞿宗吉《归田诗话》记载了他在杨旺紥勒幕府中所作的几篇诗。书中又记载，他酒兴浓时亲自朗诵《歌风台诗》，用界尺敲击桌案，发出深沉的金石声，说：“我死后把骨头葬在湖上，题作‘诗人张员外墓’，就足够了。”由此可以想见他的风度情调。他的诗学来自虞集，所以具有典雅的法式。旧稿已经散佚。正统元年，杨士奇才从给事中夏时那里得到残存的书帙，交给浮梁县丞时昌刻印。这个本子就是从正统刻本传抄下来的，杨士奇原作的《序》还载在卷首。他的诗才气纵逸，常常随手酬答，有时难免流于衰颓。然而像《五王行春图》《歌风台》等作品，都苍茫雄放，具有深沉悲凉的气概。《天宝宫词》《辇下曲》《宫中词》等作品，不仅咏史功力精湛，而且足以补充史书没有记载的内容。顾嗣立《元诗选》曾把他的诗编入《辛集》。其中小传引用杨士奇《序》的话，所见大概就是这个本子。旧刻本早已散佚，流传逐渐减少。明朝初年，金侃得到毛晋家收藏的另一个本子，改题为《庐陵集》。金侃又为它校正，间或在下方附上按语。然而他的本子也是从这个本子传抄下来的，并不是两部不同的书。△《石门集》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梁寅撰写。梁寅有《诗演义》，已经著录。他的文集世间有两个本子：一个就是这个本子，是马氏玲珑山馆抄录的；另一个是新喻知县崇安、暨用刊刻的本子，分为十卷，同这个本子相比略有详略不同，但大体相差不远，大概只是把这个本子的卷帙拆分开来，以凑成十卷而已。梁寅对于《易》《诗》《书》《春秋》《礼记》《周礼》都有训释。又有《策要》《史断》等书，在史学方面颇为用心。另有《耄言》《论林》《蒐古集》《格物编》等书，也兼及考证。因此他的文章义理非常醇正典雅，立论多有根基，不同于抄掇语录的空泛谈论。他的诗格尤其从容舒缓、淡远有致，取法陶渊明、韦应物。只有《河源》一记，过分相信笃什所传的说法，它的错误同潘昂霄相类似。大概是儒生受旧闻限制，所以承袭了讹误。不过，元代一朝都主张火敦脑儿的说法，并不只是梁寅一人如此，姑且保存而不加评论也就可以了。△《玉笥集》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代邓雅撰写。原本卷首只题作邓伯言，没有写明他的名字。现在考察集中洪武壬戌年的《辞聘诗》，其中有“雅以菲才，例蒙郡举”等语，由此知道他的名字是雅，而伯言是他的字。邓雅虽然辞谢征聘，但最后一卷却是《朝京纪行诗》，并且还有应制创作的《锺山云气沍寒》。大概当时朝廷没有允许他辞聘，起程送他入都以后，他才得以放还，这同张昱等人的情况相似。当时梁寅正在石门山中讲学，邓雅与他交游，这部集子就是梁寅校定的。然而《江西通志》没有记载此人，这部集子也没有被各家书目著录。只是这部抄本流传下来，至今仅存而已。卷首有《梁寅序》及答书一首，另有何淑、丁节、戴正心各作《序》一首，谢观作《题词》一首，都极力推重赞美邓雅。如今看他的诗，虽然不免稍微流于率意浅易，但气韵冲淡，很有自然的情致，终究没有失去雅正的诗音。它同梁寅《石门集》的体裁正相近，难怪二人的交情如此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