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经部十六

译卷十六 经部十六 ○诗类二 △《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内府藏本） 元代许谦撰。许谦有《读书丛说》，已经著录。许谦虽然向王柏学习，但学术醇正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他研究各部经书，也多能阐明古义。因此这部书所考证的名物、音韵和训诂颇有根据，可以补充《集传》的缺漏。只是王柏作《二南相配图》，把《甘棠》《何彼襛矣》移到《王风》，又删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也有十一篇，正好与《周南》的篇数相同。他任凭主观意愿，擅自窜改圣人经书，实在不可取。但许谦拘守老师的说法，把它列入书中，也未免有门户之见。至于王柏删去的《国风》三十二篇，许谦对此有所怀疑而不敢立即相信，正好足以看出他判断是非的公正。吴师道为这部书作序，反而说既然已经放逐了郑声，为什么还要让它保存而不删去，对许谦极为不满。这是把不狂妄说成狂妄，并不是许谦的过错。卷末谱列作诗的时代，其体例本于康成，具体说法则改从《集传》，大概是由于师承来源不同，各自尊重所听闻的说法。不过，书中实际上还大量采用陆德明《释文》和孔颖达《正义》，也没有拘守一家。题名为《钞》，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诗传通释》二十卷（内府藏本） 元代刘瑾撰。刘瑾字公瑾，安福人。他的学问源流出自朱子。因此这部书的主旨在于阐明《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对这两部书多有驳斥。不过，辅广的书都是顺着经文推演义理，所以陈启源所驳斥的只是训解的言辞。刘瑾的书还兼辨析订正古代事实，因此陈启源所驳斥的多是考证方面的说法。例如注释《何彼襛矣》时，把齐桓公说成齐襄公的儿子；注释《魏风》时，把魏说成战国七雄中的魏国。注释《陟岵》时，认为毛《传》先出现，《尔雅》后出现。注释《绸缪》时，认为心宿的星象是三星鼎立。注释《鹿鸣之什》时，认为它可以上下通用，只是《小雅》的二《南》，而《大雅》则专门是天子的乐章。注释《节南山》时，把家父认作《春秋》中的家父，把师尹认作《春秋》中的尹氏（按：这是项安世的说法，见朱善《诗解颐》，刘瑾沿袭了它，却隐去了项安世的姓名）。注释《楚茨》时，误读郑康成《玉藻注》，把楚茨说成就是采齐。注释《甫田》时，误读毛《传》中的车梁，把它说成就是《小戎》中的梁辀。注释《殷武》时，又杜撰殷庙的昭穆和祧庙的世次。这些说法一经指出，就无从辩解。因此陈启源讥讽胡广编修《诗经大全》时，收录刘瑾的说法过于泛滥（按：《大全》就是以刘瑾这部书为蓝本，所以全部采用了他的说法。陈启源没有把两部书相互对勘，所以才有这句话。谨附带订正于此）。不过，刘瑾考察实证的学问虽不足，研究义理毕竟有源流。议论也颇为笃实，对于诗人赞美或讽刺的旨意仍有所发明，不能直接废弃。至于《周颂·丰年》篇，朱子《诗辨说》已经驳斥其中的错误，而《集传》却采用《诗序》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又“ 三夏”见于《周礼》，吕叔玉注释认为它们就是《时迈》《执竞》《思文》，朱子既采用他的说法，却又说成康是两位君王的谥号，《执竞》是昭王之后的诗，那么篇名就不应当先见于《周礼》。刘瑾对此一一加以回护，也被陈启源纠正。然而，汉代儒者致力于恪守师承，唐代的疏解也都遵循注家的义理。这部书既然专门为朱子《传》而作，它曲意迁就朱子，原本就是形势所必然，也不必过分责备。△《诗传旁通》十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代梁益撰。梁益字友直，号庸斋，江阴人。他自署为三山，是因为他的祖先是福州人。他曾参加江浙乡试，没有做官，后来在乡里教授学生直到终老。事迹附载在《元史·儒学传·陆文圭传》中。朱子《诗传》详细说明作诗的意旨，而对于名物和训诂只概略举其大端。这部书大概仿照孔颖达、贾公彦等疏解证明注文的体例，凡《集传》所引用的古代事实，都逐一引出出处，辨析其源流。因为杜文瑛先有《语孟旁通》，体例相似，所以也取名为《旁通》。其中如“圣人之耦”，就引用《西汉书》中刘歆评论董仲舒的话；“见尧于羹，见舜于墙”，就引用《后汉书·李固传》来说明出处。有时朱子没有详说的地方，也旁引各家说法加以补充。例如“五緎”“五总”，就引用陆佃的话。“三单”则引用郑《笺》所谓“羡卒”、孔《疏》所谓“副丁”之类的说法。其中也偶尔有与朱子说法稍有不同的地方。例如“顷筐塈之”，《集传》注音为“许器切”；《大雅》“民之攸塈”，《集传》注音为“许既切”，这是依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梁益则引用《礼部韵》，认为“许既切”属于“未韵”，读音为“饩”，注释说：“取。”至于“许器切”，属于“至韵”，读音为“洎”，并作“巨至切”。也就是说，朱子的注音与《礼部韵》不同。梁益辨明是非，完全不拘守门户之见。与胡炳文等人攀附名家、句句附和相比，差别很远。卷首列有分类目录，最后一卷是他的叙说。其中有一条论述秦国造父受封于赵，于是抄录罗泌《国姓纪原》的文字，并自己说这件事虽然与《诗传》没有关系，但宋氏建立国家，其姓氏也应当知道，所以把它贯通起来。这就是冗长多余、漫无边际而没有道理，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文字。书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人翟思忠所作的《序》，明代朱睦的《授经图》却因此把《诗传旁通》说成是翟思忠所作，实在十分疏忽错误。现在依照朱彝尊《经义考》的辨析，附带加以订正（按：朱彝尊引用的其实是陆元辅的话）。△《诗经疏义》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元代朱公迁撰。朱公迁字克升，乐平人。《江西通志》记载，他在至正年间任处州学正；何英《后序》则说他因特别恩典授为校官，得以主持金华郡庠。两种说法彼此不同。考察《乐平县志》，记载朱公迁“在至正辛巳年主持浙江乡试，教授婺州，改任处州”。这样看来，何英《序》说的是他的起始，《通志》概括的是他的最终任职。这部书是为了阐明朱子《集传》而作，因为像注解附有疏解，所以称为《疏义》。后来同乡王逢以及王逢的门人何英，又采集各家说法加以补充。王逢所补的题名为《辑录》，何英所补的题名为《增释》。虽然是逐层附益，宗旨却相同。他们的说法拘守朱子，丝毫不越出范围，但也偶尔有所辨析考证。例如《卷耳篇》中，朱子误用毛《传》的旧说，把崔嵬解释为土山上堆着石头；朱公迁则引用《尔雅》《说文》，说明应当是石头上承载着土。又如《七月》这首诗，朱子依据《月令》，认为流火出现在六月；朱公迁推算考验岁差，认为《公刘》时代应当在五六月交接之时。这些都足以补充《集传》的缺漏。又对于《集传》所引用的典故，一一详细说明出处。即使是所引用的旧说，原书没有注明姓名的地方，例如把《卫风》中的赵子注考定为赵伯循，把《小雅·斯干篇》中的“或曰”注考定为曾氏所说，也都逐一考订。虽然这对全书的大旨没有关系，也足以看出他的用心并不草率。书成于至正丁亥年。正统甲子年，何英才开始取出王逢传授的遗稿，重新增订，题名为《诗传义》，详细解释并阐明其中义理，交给书商叶氏刊行。但书版版心又标作《诗传会通》，不知其中原因。现在仍沿用朱公迁原来的书名，题作《诗经疏义》，以免埋没创始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篇〕 △《诗疑问》七卷，附《诗辨说》一卷（内府藏本） 元代朱倬撰。朱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进士，官任遂安县尹。壬辰年秋天，盗寇来到，吏卒逃散，朱倬独自坐在官署中等待死难。等到盗寇焚烧官署房舍，他便投水而死。他也是忠贞节烈之士，只是《元史》遗漏，没有记载。国朝纳喇性德为这部书作序，才根据《新安文献志》中汪叡所作的《哀辞》，表彰并说明了他的事迹始末。这部书大略列举各篇诗的大旨，提出问题，然后把各家的注释分别列在下面，也有提出问题却没有注释的地方。刘锦文《序》说：“其中有问而没有回答的地方，难道真是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答吗？这是要让学习者深入思考而自行领会。”又说：“旧本篇章前后没有次序，现在为它们考定次序，使那些语言相同而旨意略有差异的地方，能够相互参看。”由此看来，现在这个本子是刘锦文重新编定的，并非朱倬原来的旧本。其中有问无答的地方，或许也是传抄时脱漏，而刘锦文只是委婉地替它作了解释吧？末尾有赵惪《诗辨说》一卷。赵惪是宋朝宗室，考中进士，进入元代后隐居在豫章东湖。他的书与朱倬的书大致相似，大概是后人认为朱倬忠贞刚烈，赵惪高尚隐逸，两人的品格足以相配，所以把两部书合在一起编纂吧？朱倬的书七卷，附上赵惪的书共八卷。朱睦的《授经图》和焦竑的《经籍志》都写作六卷，疑心是传抄时造成的错误。也可能是倬的原书本为六卷，刘锦文重新编纂时析分为七卷，这也无法确定。△《诗缵绪》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代刘玉汝撰写。刘玉汝的生平始末不详。只是根据周霆震的《石初集》考察，知道他是庐陵人，字成之，曾考取乡贡进士。他所作《石初集序》的末尾题有“洪武癸丑”，那么明朝初年他还在世。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这部书，只有《永乐大典》保存了不少其中的文字。它的主旨专门在于阐明朱子《集传》，所以命名为《缵绪》。体例与辅广的《童子问》相近。凡是《集传》中对一两个字的斟酌，都一定要探求朱子用意所在。有时保留这一说而舍弃另一说，有时以这一论点为主而兼采另一论点，没有不寻究其中所以然的。至于论述比兴的体例，认为有取义的兴，有不取义的兴；有一句起兴而贯通全章，有数句起兴而只关联一句；还有兴兼有比义、赋兼有比义之类。它阐明用韵的方法，例如说隔句为韵、连章为韵、叠句为韵、重复用韵为韵等。论述《风》和《雅》的不同，例如说有腔调不同，有词义不同等。对于朱子关于比兴、叶韵的说法，都能反复体察研究，细密地分析条理。虽然未必完全符合诗人的本意，但对于《集传》这一家的学说，可以说有所阐明了。明代以来各家解释《诗经》的著作很少引用它的说法，可见它已经散佚很久了。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的内容，依照《诗经》的次序编排，订正脱漏和讹误，定为十八卷。△《诗演义》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代梁寅撰写。梁寅有《周易参义》，已经著录。这部书推演朱子的《诗传》之义，所以以《演义》命名。前面有《自序》说：“这部书是为初学者写的，广泛考察训诂来启发他们闭塞的理解，依据义理来通达其中的奥妙，使隐晦的地方显明，使简略的地方详尽。”现在考察这部书，大体浅显易懂，切实贴近而不枝蔓。元代儒者的学问以笃实为主，仍胜过那些空谈高论、任意产生臆测解释的人。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此书作八卷，注说“未见”。这个本子到《小雅·苕之华篇》为止，以下全都缺佚，而现存已经有十五卷，那么所谓八卷，实在不确切。大概朱彝尊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只是根据传闻记录下来，卷数发生讹误，也是有原因的。△《诗解颐》四卷（内府藏本）

译明代朱善撰写。朱善字备万，号一斋，丰城人。洪武年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事迹附见于《明史·刘三吾传》。这部编著不载《诗经》正文，只以《诗经》各篇的篇题作为标题。大体上是推演朱子《集传》来立说，也有缺少解释的篇章，便连篇目也略去。他的说法不太注释训解字句，只是着意借《诗经》来建立教训。因此反复阐明，致力于发挥“兴、观、群、怨”的旨意和温柔敦厚的意味；对于国家兴衰、政治治乱，尤其推究根源，切实而明白。在经学解释中属于另一种体例，实际上比各位儒者争论异同的著作更有益于人事。他认为《何彼襛矣》被后人错误编入《召南》，这是沿袭王柏的错误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他论说《二子乘舟》时认为：“寿可以说是悌弟，伋不能说是孝子。”用“大杖则逃”的文字来衡量，固然有责备贤者的意思。实际上申生自缢，《春秋》并没有贬责他。评论古人，也不可以这样苛刻。然而总的来说，他的主旨纯正醇厚，不失为儒者之言。他在“太王翦商”一条中引用金履祥的话，补充了《集传》没有完备说明的地方。他根据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认为“节彼南山”一诗中的申伯蹶父、皇父尹氏，都不是当时的旧臣，用来驳斥项安世的说法，其中也时常有考据。《明史》记载他引用往代史实，驳斥禁止姑舅、两姨之间通婚的说法，极为典雅精核。由此可知他研读思考典籍，确实有所发明。元代儒者笃实的风气，明初尤其还保存着，不是后来那些空谈高论的人所能相比的。△《诗经大全》二十卷（通行本） 明代胡广等奉诏撰写。这也是永乐年间编修的《五经大全》之一。从北宋以前，解释《诗经》的人没有不同的学派。欧阳修、苏辙以后，另外的解释逐渐产生。郑樵、周孚以后，争论大为兴起。绍兴、绍熙年间，双方各执一端，互相讥笑，始终不止。到宋朝末年，古义才被排斥，而新学建立起来。因此元代一朝讲说《诗经》的人，无非是为朱子《诗传》作笺疏。到了延祐年间实行科举法，便确定为科举取士的法令，明代制度也沿袭了它。胡广等人的这部书，也以辅翼朱子《诗传》为主，是遵循法典制度。然而元代人笃实地守护师传，有所阐明的地方都出于自己的心得；明代则在靖难以后，博学的儒者和宿学大儒大多已经丧失。胡广等人没有可以共同商议的人，于是剽窃旧文来应付诏命。这部书名义上是官府编撰，实际上以元代安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为底本，只略有增删。现在刘氏的书还有传本，拿来参照校对，大约只是把其中过于冗长蔓延的部分略删数条，其余文字都依旧。只是把其中“瑾案”二字改为“刘氏曰”；又因为刘氏之书把《小序》分列在各篇之下，这部书则依照朱子旧本合并为一篇，只是稍微改变了体例而已。顾炎武《日知录》、朱彝尊《经义考》都摘举了它的错误。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只是责备胡广等人采录刘瑾的说法过多，仍然没有追究它的来源。这部书本来不足保存，只是我们恭逢圣代，考订编定历代艺文，既然总括千古的全部书籍，就应当完备地记录历朝沿革，这样以后是非得失才能清楚具备。这部书是前明取士的制度所依据的著作，所以仍然著录保存，正如《小学类》中保存《洪武正韵》的例子一样。△《诗说解颐》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季本撰写。季本有《易学四同》，已经著录。这部书包括《总论》二卷、《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大体上多有新的见解，不肯抄袭前人，而征引广博，也很足以申明自己的说法。凡是书中改定旧说的地方，必定反复引证，明确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例如把《南山篇》的“必告父母”一句解释为鲁桓公向父母的宗庙告祭；把《九罭篇》的“公归不复”一句解释为鸿雁向北飞去，因此“不复”是兴；把《下泉篇》的郇伯解释为指郇地继承封爵的人；对“皇父卿士”一章，认为应以受宠任用的先后为次序，所以尊卑不同的人并列陈述也不相妨碍；把《頍弁》篇的“无几相见”一句解释为兄弟、甥舅之间互相称说。像这一类说法，都足以在旧说之外，补充对《诗经》的一种解释。虽然间或有穿凿附会的毛病，但言语大多有依据，还不是王学末流用狂禅来解释经书的人所能相比的。保存这部书，可以使人知道姚江学派创立教说之初，他的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竟然是这样的；他们又何尝拘执“《六经》注我”的说法，而不建立在语言文字之上呢！△《读诗私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先芳撰写。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监利人，寄籍濮州。嘉靖丁未年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明史·文苑传》记载，王世贞所评定的“广五子”中，李先芳是其中之一。这部书成于隆庆四年。它解释《诗经》，大体多遵从毛氏、郑氏；毛氏、郑氏的说法有难以解释的地方，就参考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等书。他的《自序》说：“文公认为《小序》不能得到《小雅》的本义，却一概归为讽刺；马端临认为文公不能理解郑、卫之风，却一概归为淫乱。这两种说法都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处。我不自量力，在二者之间加以折中。”大概因为他不专门以一家为主，所以议论平和，完全没有门户之见。例如解释《郑风·子衿》，仍然采用学校之义，因而不取宋学；认为《国风》《小雅》本来没有“变”“正”的名称，因而不遵从汉代说法。至于《楚茨》《南山》等四篇，则同时保存《小序》和《集传》的说法，不置可否。大概《小序》都认为是讽刺幽王，意义有难以贯通之处，而《集传》的说法又在古书中没有考据依据，所以对疑惑之处加以存缺。虽然征引不广，时有缺略，但总的纲要与凭空臆造的著作不同。朱彝尊《经义考》记载李先芳有《毛诗考正》，没有列出卷数，注说“未见”，却没有记载这部书。它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大概无法考察。然而这部书也多有辨析订定毛《传》的地方，难道朱彝尊听到传闻而未加审察，错误地记下了书名吗？△《诗故》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明代朱谋<土韦>撰写。朱谋<土韦>有《周易象通》，已经著录。这部书以《小序》的首句为主，大体与苏辙《诗传》的体例相同，同时参考采用旧说来考证它。之所以称为《诗故》，是因为考察《汉书·艺文志》，《诗类》中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颜师古注说：“所谓故，就是说明它的旨意。”朱谋<土韦>编写这部书，大概采用了汉代儒者的旧名称。因此他解释《诗经》，也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集传》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其中自行创立新义的地方，例如把《小星》解释为供人亵近的侍御入夜值宿，把《斯干》解释为成王营建洛邑、由周公所作之诗，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失。然而朱谋<土韦>博览群书，学问有根基，总不同于抄袭陈旧言论的人。大概自胡广等人的《五经大全》一出现，应付科举和研究经书，长久以来便成了两回事。朱谋<土韦>深居朱王府，不依靠科场求取仕进，于是能够研究散佚的文献，阐发古代义理。经学兴盛衰落的原因，从这里也可以大体看出。△《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代冯应京撰写。冯应京字可大，号慕冈，盱眙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是在宋代蔡卞《诗名物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江南通志》称他“年轻时学习《诗经》，贯通《笺》和疏，撰作《诗六家名物疏》”，说的就是这件事。他的征引相当广博完备。每条末尾，间或附有考证。例如“被之僮僮”一句，郑氏《笺》把“被”解释为髲髢，《集传》解释为编发；冯应京则根据《周礼·追师》说，所谓编，是把头发排列起来制成；所谓次，是按次序根据头发长短制成；所谓髲髢，正好可以判定《集传》把它与编发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又如《郑风·缁衣》，《集传》认为缁衣、羔裘是大夫燕居时穿的衣服。冯应京则根据贾公彦《周礼疏》，认为卿士朝见天子时穿皮弁服，到适合处理政事的馆舍便改穿缁衣；郑氏《笺》所说的“所居私朝”，就是指处理政事的馆舍。像这一类说法，他的议论都有根基，仍然属于征实的学问。只是他所说的“六家”，是指齐、鲁、毛、韩、郑《笺》、朱《传》，古代并没有这样的名目，是冯应京凭空创立的。而且毛、郑本来属于一家，析分为二，也违背了传授经学的支派。因为这不涉及宏大的宗旨，所以姑且仍旧采用它的名称。△《诗经疑问》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代姚舜牧撰写。姚舜牧有《易经疑问》，已经著录。这部编著解释《诗经》，兼用毛《传》、朱《传》和严粲《诗缉》，有时也提出自己的新论。例如辨析成王未曾赐给周公天子的礼乐，他的说法颇有见地。又论述三经、三纬的说法，认为赋、比、兴是融通取义的，不是截然断定这一篇是赋、那一篇是比、另一篇是兴。只是如果截然分成三类，寻找时又不能得到这样的说法，那么就会变成既是赋又是兴，既是比；既是赋又是比，既是兴，最终渐渐失去本义。他的说法也足以解释那些纠缠不清的议论。姚舜牧对各部经书都有疑问，只有这部书解释《诗经》稍好。《自序》称，他对疑难之处考察了几十年，又重新加以订正辨问，把以前的错误解释赶紧辨明订正。大概他在这方面用力较深。只是他不相信古人有时少用字、借字、通用字的说法，对于“龙光”“伴奂”之类，都直接按本字解释，勉强产生论辨。这是隆庆、万历以后儒者少见古书造成的结果。也足以说明，如果训诂不明，却想使义理不发生错误，是没有这种道理的。△《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何楷撰写。何楷有《古周易订诂》，已经著录。他论说《诗经》，专门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宗旨。依照时代排列次序，所以命名为《世本古义》。起于夏少康在位时期，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等篇为开头；终于周敬王时期，以《曹风·下泉》一诗作为末篇。计算三代有诗的时代，共有二十八王，每一王都在前面分别列出序目。又在卷末仿照《序卦传》的体例，作《属引》一篇，用押韵的语句排比成文，说明这样排列论述的意图。考察《诗序》的传授最为古老，却已经不能完全知道作者的姓名，所以郑氏《诗谱》也有缺漏。三家所说的，例如《关雎》出自毕公、《黍离》出自伯封之类，茫昧而没有根据，儒者尚且对此怀疑而不予流传。何楷却在三千年以后，钩稽字句，牵合史传，来确定作者的姓名和时代。例如《月出篇》中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的文字，就指认作者是夏代的徵舒。这还只是有一个字相近。《硕鼠》一诗茫然没有实际所指，他却指认是《左传》中的魏寿馀，这是谁见到的，又是谁传下来的呢？把《大田》说成《豳雅》，把《丰年》《良耜》说成《豳颂》，就是把它们归属于公刘的时代。这还算是先儒旧有的说法。把《草虫》说成《南陔》，把《菁菁者莪》说成《由仪》，把《缗蛮》说成《崇丘》，又是谁传下来的、谁接受到的呢？这样大的疑惑无法解释，难道这是何楷所说的吗？然而何楷学问广博通达，引用材料丰富周密。凡是名物训诂，一一考证得详尽明白，典籍依据精审准确，确实不是宋代以来的儒者所能比。他好比搜集七宝，制造出一件不合规矩的巨大器物，虽然完全没有实用价值，但把它毁掉取出材料，其中的火齐、木难，每一片都是珍宝。一百多年来，人人都讥评指摘他的书，却始终不能废弃它，原因就在这里。△《待轩诗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张次仲撰写。张次仲有《周易玩辞困学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载有《总论》二篇；其余《国风》以一国为一篇，《二雅》和《周颂》以一什为一篇，《鲁颂》《商颂》也各自作为一篇。大体采用苏辙的体例，以《小序》首句为依据，同时采集各家说法来融会贯通。他对《集传》既不像毛奇龄那样逐字讥评、把朱子当作敌国，也不像孙承泽那样逐字阿附、把毛氏一并视为罪人（按：孙承泽《诗经朱传翼自序》说：“王弼扰乱《易经》，罪过比桀、纣还深；毛氏的罪过，也不在王弼之下。”），所以持论平和，能够消除门户之见。虽然凭自己的心意推测，有时难免有主观臆断的私意，但大体上引用材料详尽明白，言辞多有根据。在近代经学解释著作中，仍然算是典雅充实。卷末另有《述遗》一卷，只有书目而没有正文，目下注有“嗣刻”二字，大概是想要撰成此书却没有完成。现在连同这个书目一并删去，不再徒然列出。△《读诗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有《读易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记作二卷。这部书共六册，没有分卷。核对篇页，内容不止两卷。疑心原书本来是十二卷，刊本误脱了一个“十”字，传抄者又嫌篇幅繁琐，便合并成六册。朝瑛论说《诗经》，以《小序》的首句为主。他认为，亡佚的《诗经》六篇只留下首句，那么首句显然作于篇章亡佚以前，其下的文字则作于亡佚以后。他的见解与程大昌相同，但辨析比程大昌更加明白，足以解决千古以来的疑惑。不过，他的训释并没有过多与朱子立异。除论《郑风》《卫风》中的淫奔之诗时不依《诗集传》外，其他有抵牾的说法，大多加以斟酌，以求折中。例如论《楚茨》是讥刺幽王的诗，便依据《荀子》，认为它恰在《鼓钟》之后；也可能是幽王还喜好古乐，所以贤士大夫称述古代的功德，仿照《雅》《南》来演奏，以感化引导幽王的心志。论《抑》是讥刺厉王的诗，则根据诗中“其在于今”一句，认为应当是卫武公年轻时所作。大体上都能参阅各家、融会贯通，务求持平。他认为《生民篇》中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子的说法一定不可信，这也是先儒的旧说。至于探求姜嫄为何被弃而没有找到原因，竟援引后世绿纟弟方底之事作为证明，则未免反而失于牵强附会。又很相信《竹书纪年》，屡次引用它作证，这也不合说解经书的体例。然而综合全书大旨，不合之处约占十分之二三，合于经义之处约占十分之五六。△《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康熙末年圣祖仁皇帝御定。此书刻成于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撰写《序》并颁行。《诗序》自古以来没有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所争论的，不过是毛氏、郑氏说法的得失罢了。舍弃《诗序》来谈《诗经》的做法，萌芽于欧阳修，完成于郑樵，至朱子的《集传》才最终确定。辅广《童子问》以下的著作相继为之辅助，然而仍未列入学官所掌的教材。元代延祐年间实行科举法，才确定《诗经》义理采用朱子的说法，但仍参用古注疏。明代永乐年间修纂《诗经大全》，以刘瑾《诗集传通释》为蓝本，才开始只用《集传》考取士人。然而数百年来，各位儒者多引用古义，私下相互辨驳诘问，也像当时攻击毛氏、郑氏一样。大概《集传》废弃《诗序》，是吕祖谦与朱子相互激发的结果，并非朱子最初的本意。因此其中意气用事、务求争胜的地方，在所难免。它本来不能像《四书集注》那样，对句中字字计较，耗尽终身精力，研究辨析得极为精细。只是明代纂修的诸位大臣，在革除建文年号及其旧臣的过程中，把老成宿儒几乎诛除殆尽，不能像刘三吾等人辑纂《书传会选》那样，对蔡氏之说作许多补正。况且成祖虽然在征战之余想要兴正文治，实际上却未能专心研究经义、判定众说的是非。随声附和，大概也是当时形势所造成的吧？编纂这部书时，恭逢圣祖仁皇帝天性聪明，光大经籍，研思《诗经》六义，综合贯通四家之说。对于众说的异同，既分辨清楚优劣，又独自掌握衡量鉴别的标准。而参与编校的诸臣，也能够承受圣祖的训示，考证详尽明确，对每一字每一句都务求深究诗人的本意。因此，虽然以《集传》为纲领，但凡古义中不可磨灭的内容，必定一一附录，以补其缺漏。在学术上持守最为公平，在经义上也达到了最恰当的程度。《风》《雅》的运势昌盛，千年才遇到一次，哪里是前代那些由官府编书、任凭儒臣拘守门户之见的做法所能相比的万分之一呢！△《钦定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皇上御纂。此书融会众说，阐发经义，体例与《周易述义》相同。训释多参考古义，大旨也相同。圣祖仁皇帝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时，在《集传》之外附录了许多旧说，确实彰显了千古以来最为公正的态度。我皇上在闲暇时研习经书，洞察并通晓其中深奥之处，对于汉代以来诸儒的论说，无不衡量其得失、辨明其异同。我恭敬地读到御制《七十二候诗》中《虹始见》一篇，其中有“晦翁旧解我疑生”一句。句下的御注，对《诗集传》所解释的蝃蝀之义，作了详细辨证；并且对于《郑风》各篇概称为淫诗的说法，也依据毛氏、郑氏之说加以订正。反复论说一二百字，更足以看出圣圣相承，心源完全一致。因此诸位大臣恭敬地承受一贯的训示，编校此书，分章多依准康成，考证事迹大多遵从《小序》，使孔门的大义能够向上追溯其源流。卜氏的旧传，远远承接了开端的源绪；这是因为钦定《诗经》而树立义理，也因为《御纂周易》而建立名目。著述和阐述的盛大，前后相互辉映。经学昌明，确实没有比本朝更盛的了。△《田间诗学》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译本朝钱澄之撰。钱澄之有《田间易学》，已经著录。此书成于康熙己巳年。大旨以《小序》的首句为主。所采录的诸儒论说，除《注》《疏》《集传》外，共有二程子、张子、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祖禹、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得、严粲、辅广、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安石、杨时、范祖禹、谢枋得四家如今没有传本，大概是从其他书中采录的。陆佃、罗愿二家本来没有《诗经》注释，大概是引用了他们所著《埤雅》《尔雅翼》中关于草木鸟兽名称的内容。钱澄之自称，毛氏、郑氏、孔氏三家的书，所录约占十分之二；《集传》所录约占十分之三；各家的著作所录约占十分之四。立论颇为精密确实，尤其对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讲得详细。徐元文《序》称赞它说：“并不是有意攻击《集传》，对于汉唐以来的说法也不偏主某一家。不攻击，所以不偏主；不攻击、不偏主，然后才能有所攻击、有所偏主。”这些话深深领会了钱澄之著书的用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张英《序》又称，钱澄之“曾经写信给我，说《诗经》与《尚书》《春秋》相互表里，必须考察三《礼》来详明其中的制作，征引三《传》来审察事情的始末，考核五《雅》来核实名物，再广泛参考《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别时代的异同（按：这两部书所叙时代，大多不可凭据。这句话很是考察失当，谨在此附带订正），以及事情的真假。还要用如今的舆记来考察古代的图经，并参照我平生亲自经历过的事情。”由此尤其可以看出他的考证切实。△《诗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本朝王夫之撰。王夫之有《周易稗疏》，已经著录。这部书都是辨正名物训诂，用来补充《传》《笺》等说法的遗漏。例如《诗谱》说：“得到圣人教化的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称为《召南》。”王夫之据《史记》中关于雒阳属于周、召的说法，以陕州为中线，将两地分开，那么所谓《周南》，就是周公所治理的南方诸国。用地理来验证，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至于鸟类，则辨析雎鸠是山禽而不是水鸟；“雀角”中的“角”是鸟嘴，“诗”的意思是说麻雀确实有角，老鼠确实有牙。至于兽类，则辨析“九十其犉”这句话，应当引用《尔雅》“七尺叫作犉”的文字来解释，不应当用“黄牛黑唇”来解释；“骍刚”的“刚”是“犅”，说的是牛脊。至于草类，则辨析蒌属于雚苇一类，而不是蒌蒿；薇本来就是可以食用的菜，而不是不可食用的蕨。至于树木，则辨析《诗经》说的“朴”，实际是今天的柞；说的“柞”，实际是今天的栎；榛楛中的“榛”，就是《诗经》所谓的“栵”，而不是榛栗的“榛”。至于虫类，则辨析斯螽、莎鸡、蟋蟀各自属于不同种类，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因时令不同而有不同名称。果蠃背着螟蛉去喂食自己的幼子，并不是把螟蛉取来当作自己的孩子。至于鱼类，则辨析鳣就是鲤，而《集传》误认为是黄鱼；鲔与鲤相似，而《集传》误认为是鲟鱼。至于器物，则辨析《集传》把“重较”解释为“两輢上出轼者”，是因为不熟悉车制。又有毛氏《传》把“楘”解释为“历录”，而“历录”是纺车交错缠绕的名称，《集传》又增添一个“然”字，这都是错误。至于礼制，则辨析公堂上称觥，是在序中饮酒，而不是像《集传》所说的豳公之堂。“裸将”解释为灌，与奠是同一个意思，并且一再斥责《白虎通》所谓灌地降神的谬误。这些说法都有确实依据，并非主观臆断。他认为《猗嗟》作于鲁庄公像齐国那样观看社祭之时，指的是鲁庄公娶哀姜一事；这是依据《尔雅》“姊妹之夫曰甥”来解释“甥”字。他认为《无衣》作于秦哀公时期，是指楚国僭越称号来解释“王”字，义理也可以说得通。只是把“葛屦五两”的“五”通作行列的“伍”；又认为木瓜、木桃、木李是刻木制成的东西；把“堇荼”的“荼”解释为像“涂”，即用禾草和泥制成的东西。把“奉璋”的璋解释为牙璋，并联系下文“六师”来说明，未免近于穿凿。至于《生民》一篇，他认为姜嫄是帝挚的妃子，后稷是帝挚的儿子，平林是帝挚时期诸侯所建立的国家。进一步推究姜嫄被弃的原因，就怀疑是诸侯废帝挚而拥立尧，因此把“不康不宁”解释为当时的事情。且不论史册没有明文记载，这种说法也与祭法中禘祭喾、郊祭稷的说法相矛盾。四卷末尾附有《考异》一篇，虽然还不完备，也足以帮助考证。又有《叶韵辨》一篇，立论明白通达，足以解除各家说法的纠葛。只是附加了几条《诗译》，体例近于诗话，大概还保留着竟陵钟惺批评《国风》的遗习，不免使这部书自受玷污；即使不写这些，也完全可以。△《诗经通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本朝朱鹤龄撰。朱鹤龄有《尚书埤传》，已经著录。这部书专门尊奉《小序》，竭力驳斥废弃《诗序》的错误。所采各家说法，汉代采用毛氏、郑氏，唐代采用孔颖达，宋代采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本朝采用陈启源。释音方面，明代采用陈第，本朝采用顾炎武。书中的《凡例》九条以及考定郑氏《诗谱》，都很有条理。只是朱鹤龄学问广博，往往喜好多闻、偏爱奇说，不能割舍，因此引用虽然丰富，却有失于芜杂的地方，也正所谓武库中的兵器，锋利和钝拙混杂在一起。总的说来，大体还是文质彬彬的。朱鹤龄与陈启源是同乡，据朱鹤龄《自序》，此书大概是与陈启源共同商量斟酌而成的。他又说，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专门尊崇古义，此书则在今义与古义之间取折中，略有不同。然而《稽古编》中屡次说“已经见于《通义》，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可见两书本来就是相互补足而成的。△《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本朝陈启源撰。陈启源字长发，是吴江人。此书成于康熙丁卯年。卷末自记说，自己阅读研究了十四年，共三次修改稿本才定稿。书前有朱鹤龄的《序》，又有康熙辛巳年其门人赵嘉稷所作的《序》。

译朱鹤龄撰写《毛诗通义》时，陈启源实际上参与了校正。不过《通义》兼顾权衡众说，而陈启源这部书则训诂一概以《尔雅》为准，篇章义旨一概以《小序》为准，解释经文旨意一概以毛氏《传》为准，并以郑氏《笺》作为辅助。名物方面，大多以陆玑《疏》为主。题名为《毛诗》，是为了表明所尊奉的宗旨；题名为《稽古编》，是为了表明这是唐代以前的专门学问。所辨正的对象，主要是朱子《集传》，其次是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再次是严粲《诗缉》。所攻击的对象，以刘瑾《诗集传通释》为最厉害，其次是辅广《诗童子问》。其余偶尔涉及，大多从略。前二十四卷依次解释经文，不载经文，只标出篇名；对于没有论说的篇目，连篇名也不载；对于前人已经说得明白、没有必要重复的，也置而不论。其次是《总诂》五卷，分为六个子目，分别叫作《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末尾是《附录》一卷，总论《风》《雅》《颂》的旨意。其中坚持汉学立场，不容许一字一句有所出入，虽然不免有时失于偏颇，但引用广博，疏证详尽，每一条都是有根据的论说。大概明代解说经书，喜欢驰骋于空疏的辨析；本朝诸家才开始转变为征求实证的学问，用来挽救衰颓的学风。古义在此时达到文质彬彬的盛况，这部书尤其是其中最著名的。至于《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牵涉杂说，大力称颂佛教向东流传始于周代，甚至说孔子贬抑三王、轻视五帝、蔑视三皇，只把圣人归于西方。“捕鱼诸器”一条，称捕鱼广泛杀害生灵，却安然不以为怪，说若不是大觉能够明白因果的文字就无法挽救这种错误，甚至说庖犠一定没有制作网罟。这些说法在经义之外横加滋生异学，不仅宋儒没有这种说法，难道汉儒也会有这种论调吗？白璧上的瑕疵，本来不必替它曲意隐讳。△《诗所》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本朝李光地撰。这部书的大旨不以训诂、名物为主，而以推求《诗经》的意义为主。他推求《诗经》意义，又以涵泳文句、领会其中美刺的旨意为限，不旁征史实，也不一定要找出具体人物来落实诗中所说的人。他又认为，西周的诗篇不应当寥寥无几；《二南》中也有文王、武王以后所作的诗，《风》《雅》中也有许多东迁以前的诗。因此，对于《小序》所叙述的人名，大多废弃不用，连朱子采纳的有些姓名也加以斥责，其中猜测推断的多，考证的少。例如说“有女怀春”是祭祀高禖，这就是附会古义；说“有扁斯石”的“扁”字由“户”和“册”组成，古人把题额写在门上叫作扁，并且是用石头制成的，这也近于穿凿字义（按：“户册为扁”的意义本于《说文》，至于说用石制成，则是李光地的新解释）。在李光地所注的各部经书中，这部书的水平较为次一等。不过李光地对经学造诣深厚，见解终究深刻。他所作的解释，大多能够得到“兴观群怨”的旨意。又如，他解释《郑风》《卫风》收入淫诗，是因为《春秋》记载乱臣贼子的事；并以此证明《楚茨》以下属于《豳雅》，《载芟》以下属于《豳颂》。他又引用《豳风》之后附有《鸱鸮》等篇，来解释《豳雅》之后有《瞻洛》等诗、《豳颂》之后有《酌》《桓》等诗的疑问。他的说法都明白切实，足以阐发朱子尚未说尽的意义，也不是近代那些只凭揣测、捕风捉影的讲章所能相比的。△《毛诗写官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毛奇龄撰。这部书都是他自己记录的论说《诗经》的话，共一百八十八条。书名取自《汉书·艺文志》“武帝置写书之官”这句话。《自序》说：“依据汝南太守听写官讲说《诗经》的话，回忆后记录下来。”大概只是借这个名称来设置问答，犹如“或问”之类的书名。按毛奇龄自己叙述，他早年撰有《毛诗续传》三十八卷，稿本已经散失。后来才根据记忆写成《国风省篇》《诗札》以及这部书。他的门人所述经例说，早年曾在淮安刻印《诗经》说，但没有来得及刊正。李塨所作《序目》又说：“我曾经拿《诗经》的义理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我所传述的《诗经》内容，还有几处没有能够改正。例如把《十亩之间》说成淫奔，把《鸱鸮》说成避居东方，把封康叔说成武王，把有邰家室说成太姜琅琊之骀。这些说法都是错误。”据此可知，这部书中的错误，毛奇龄自己本来是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知道的还不完全。然而这部书虽然喜欢提出异说，但征引详细广博，对考证也并非毫无补益。瑕疵和优点都同时存在，只在于读者自己取舍罢了。△《诗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已经写了《毛诗写官记》，又假托自己与写官往来札问、写官答复的言辞，编成这部书。全书共八十四条。第二卷卷首有他的门人记载说：“这是西河年轻时所作，所以其中的立论有与晚年论辩不相合的地方。其中考校韵例数条，尤其互相矛盾。此书流传世间已经很久，不便再作改动。”如此等等。由此看来，书中许多内容并非定论，他的门人也不加隐讳。不过，毛奇龄学问本来渊博，在名物训诂方面颇有长处。如果把它全部废弃，也不是公允的做法。毛氏、韩氏的解释不同，齐、鲁两地的文字有异，汉代专门传授经学，原本就不能只限制在一种说法之内。兼收并蓄，本来也是说经者广泛采择的方法。△《诗传诗说驳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毛奇龄撰写。明朝嘉靖年间，鄞县人丰坊写了《鲁诗世学》一书，常常自行提出新解释，在旧注之外另有所得。他担心自己的说法不被相信，于是假称家中有《鲁诗》，是远祖稷所传的两种著作：一种是子贡的《诗传》，一种是申培的《诗说》，并把它们列入自己所作的《世学》中。后来郭子章传刻这两部书，自称得到黄佐收藏的秘阁石刻本，于是两书便单独流行。明代各家讲解《诗经》，因为其中的说法往往近于合理，多有采用，于是在当时广泛流传。毛奇龄因为它们假托古人姓名，便引证各种书籍来加以纠正。《易传》假托子夏，《书传》假托孔安国，其中可取的说法都流行于世。至于它们的源流和传授关系，讲经之家务必考核其真实情况。毛奇龄这部书，并不认为其中的说法应该废弃，只是对假托之处逐一辨明，也可以说是持平之论了。△《续诗传鸟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写《毛诗续传》时，因为遭逢战乱、躲避仇家而散失。后来他从邻居吴氏的儿子那里得到书末《鸟名》一卷，便和他的门人莫春园、张文檒共同编缀扩充，增衍为三卷。全书大意是续补《毛诗》，并纠正朱熹的《传》。每条都先把《诗集传》的文字列在前面，再逐一辨析它的是非。考察训释《毛诗》中草木虫鱼的著作，自吴陆玑以后，作者实在很多。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阐明诗中美刺的旨意，而名物训诂则有所省略。毛奇龄这部书以考证为主，所以说得比较详细。只是倚仗自己博学善辩，往往对朱《传》过多苛求，而他的说法也不免疏漏错误。例如毛奇龄所作《毛诗省》篇，既把《齐风·鸡鸣》解释为谗人的话，这部书又采用旧说，解释为贤妃提醒君王早起，前后时有矛盾。鹪鹩名为桃虫，就如窃脂名为桑扈一样，原本不是因所栖的树木而得名。可是他却说鹪鹩所栖、所吃都不在桃树，因为鸟喙尖锐如锥，专门剖开芦苇中的虫来吃，所以称作“掏虫”，“掏”与“桃”字相通。这尤其是杜撰而毫无道理。至于解释“睍睆黄鸟”，采用毛苌的旧训，本来是有道理的，却又说“鸎”字由两个“目”和一个“八”组成。所谓两个“目”，是把“离”拆开后的两个“目”；所谓一个“八”，是艮卦的“八”，指鸟喙。他又说“莺”字从两个“火”组成，“离”卦代表眼睛，而眼睛本来又属于离火。《尚书·洪范》的伏传把五事中的眼睛归属于五行之火，莺头上戴着两个“火”，就是“鸎”头上戴着两只眼睛。这种说法即使王安石的《字说》也没有穿凿到这种程度。不过，总的来说，他引用考证广博周密，其中颇有不少依据。把它抄录保存下来，用来扩大考订的范围，本来并不妨碍“多识”的意义。△《诗识名解》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姚炳撰写。姚炳字彦晖，钱塘人。关于“多识”的训释，传自孔门；《尔雅》一书，训释名物大致完备。此后诸儒编纂著述，时间久了大多散佚。只有陆玑的《疏》还存有汇辑重编的本子。自宋代蔡卞以来，诸家都是因袭陆玑的书辗转增删而成。这部书也把鸟兽草木分列为四门，所以以“多识”为名。它稍异于各家的地方，是兼且推究文字义理，颇涉及作《诗》的意旨。不过，孔子所说鸟兽草木，本是概括举出大类；譬如史书具备四时记载，并不妨碍以《春秋》互相发明。姚炳竟然因为这句话，便不记载虫鱼，未免近似高叟的固执。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于繁蔓。例如辨析麟、麐两种动物，义理本出《说文》，还与训诂有关。至于凤凰这种神物，世人很少见到，他却连篇累牍地辨析其形状的异同，就与《诗经》的经义无关了。又如诗中“八鸾”“和鸾”一类，本是铃的名称，不是鸾鸟的“鸾”，却把它们列入鸟类。那么，车上的“伏兔”难道也要列入兽类吗？这些都是喜爱新奇、嗜好多闻所造成的弊病。不过，考察全书大体，可取之处很多，当然应当略去其中的芜杂，采纳其中的精华。△《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清朝陈大章撰写。陈大章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人。康熙戊辰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因母亲年老，请求归养。他在《毛诗》上用功很深，所作《集览》原有一百卷，经过三次修改稿本后才完成。这部书是他摘录后付梓的本子，共有《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大概是他一生精力尤其集中的部分。《毛诗》自陆玑以来，解释名物的著作不下几十家；这部书最后完成，所以采辑各家的说法尤其多。其中体例不合适的地方，例如解释“鹑之奔奔”，连《庄子》的鹑居、《列子》的性变，以及朱鸟为鹑首、子夏衣服像悬挂的鹑鸟等说法，无不引用。解释“鸡栖于塒”，则《列子》的木鸡、《吕氏春秋》的鸡跖、《汉官仪》的长鸣鸡，也无不备载。全都近似类书体例，严重违背解说经义的宗旨。并且每条开头都先抄录《集传》的大意，以朱紫阳的说法为主。所以像“鄂不韡韡”，便取“不光明吗”的意义，并驳斥“鄂”应作“萼”、不应作“跗”的说法，认为没有必要改字，也未免过于固执。至于记载宋太宗赐给耶律休哥“旗鼓杓窊印”一事，竟把辽国的事误作宋朝的事，尤其错误。不过，他征引的材料很多，可以帮助博览；虽然精密核实有所不足，但繁多丰富有余，当然未尝不是读《诗》者扩大见闻的一种帮助。△《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惠周惕撰写。惠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年进士。由庶吉士改任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代都以经学著称，惠周惕是其中的开创者。这部书对于毛《传》、郑《笺》、朱《传》没有专门依从的一家，多半自行依据己意考证。它的大旨认为，《大雅》《小雅》是以音调区分，而不是以政事区分；认为《正雅》《变雅》中美、刺交错陈列，不必把《六月》以前都分为正雅、《六月》以后分为变雅，也不必把《文王》以前都分为正雅、《民劳》以后分为变雅。认为二《南》二十六篇都可能是房中之乐，不必拘泥于它们所指的是谁。认为《周》《召》的区别，郑《笺》误以为是文王；认为天子、诸侯都可以有《颂》，《鲁颂》并非僭越。他的这些说法都有依据。至于认为《颂》兼有美、刺，意义又与“诵”相通，这种说法就不妥当了。考察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说：“正歌，是升歌和笙歌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合起来为一备。”以《经》文核对，并没有歌唱以后再诵读以及一歌一诵的次序。他的《周礼·瞽矇职》说：“讽诵诗。”郑玄注说：“闭目诵读，不依照长声歌唱。”这样看来，歌和诵是两回事，也就知道“颂”和“诵”同样是两回事；惠周惕把它们合在一起，是错误的。他又说以《战国策》为证，礼书中没有归宁的文字，便把“归宁父母”解释为“没有父母留下的忧患”之义。考察“归宁”一词见于《左传》，那么在《礼经》中必定有所承袭。何休注《公羊传》说：“诸侯夫人身份尊贵，出嫁以后，不是有重大事故不得返回；只有士大夫的妻子，即使没有事情，也每年回娘家省亲一次。”这段文字一定有所依据。《曲礼》说：“女子已经许嫁，便系上缨；不是有重大事故，不进入娘家的门。姑母、姊妹、女儿已经出嫁后返回，兄弟不与她同席而坐，也不与她同器而食。”这段话承接上文“许嫁”来说，那么“已嫁而反”就是归宁的明证，不能说礼书没有文字。不过，他其余各类说法大都引据确实，立论深切，和那些腹中空空却讲解经书、只凭臆见判定是非的人，确实不同。△《诗经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杨名时撰写。杨名时另有《周易札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读《诗经》时所作的札记，大体以李光地《诗所》为宗旨，在《小序》和朱《传》之间斟酌取舍。他论说《关雎》，依从《小序》求贤的说法，最为明白公允。他论说《郑风》不全是淫诗，认为圣人也兼且保存淫诗来表示警戒，这个论断也很持平。但他认为郑声就是郑诗，竭力驳斥郑樵的说法，就很不对了。淫诗可以保存下来以示警戒，却没有把本应放弃的淫声配入管弦来演奏、反而可以作为警戒的道理。至于《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列的都是西周的诗，而不是东迁以后的诗。杨名时依据《变风》结束于陈灵公，时在宣公十年；到襄公二十九年吴子派季札来聘，已经相隔五十五年；又引用《左传》中卿大夫所赋的诗，来说明东迁以后的诗，列国都有这类文字。他完全不回护自己的老师，可以说是破除了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如《十月之交》一篇，说其中的辛卯日食，便表示应当询问精通历法的人；对于《殷武》一章朱子开始采用“祔而祭之”的说法，则说还应当进一步考定。他并不强行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只是二《雅》的各篇，颇有凭臆断定之处。不过，例如他论《国语》所说吊祭二叔之事不完备，引用富辰所说分封亲戚以作为周室藩屏的话，开头列举管、蔡、郕、霍，由此知道“二叔”不是指管、蔡；又引用《礼记》“月三五而盈”，证明“三五”在东方；引用《周礼》祭祀天地和三辰都有奉璋之礼，辨明朱《传》专指宗庙的说法；引用《月令》“节嗜欲”和《集韵》中“嗜”字的注释，解释“上帝耆之”；引用《大司乐》中享祀先妣的文字排在享祀先祖之前，证明《大雅》《鲁颂》所以只称姜嫄；引用《仪礼》中“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明“新宫”不是《斯干》。这些也都有考据依据。对于老师的学说，他可以说有所发明。△《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严虞惇撰写。严虞惇字宝成，常熟人。康熙丁丑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这部书是他的孙子湖南驿盐道有禧刊刻的，乾隆十二年经进呈御览。开头是《列国世谱》，其次是《国风世表》，其次是《诗指举要》，其次是《读诗纲领》，其次是《删次》，其次是《六义》，其次是《大小序》，其次是《诗乐》，其次是《章句音韵》，其次是《训诂传授》，其次是《经传逸诗》，其次是《三家遗说》，其次是《经传杂说》，其次是《诗韵正音》，其次是《经文考异》。每一类各为一卷，都附在卷首，不计入卷数。正文经文中，《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为八卷。《大雅》为三卷，并且每卷再分为一个子卷；《颂》为五卷。全书大旨以《小序》为宗旨，同时参考《集传》。依从《序》的约占十分之七八，依从《集传》的约占十分之二三；也有两家都不依从，而由严虞惇自行立说的。每篇开头冠以《序》文以及各家论说《序》的意见；每章之下分别疏解字义；篇末总论全篇大意以及取舍各家说法的原因。全书都以推求诗意为主，对于名物训诂颇为简略，也不大量引用材料进行考证。例如《墨子》说：“文王从罗网中举用闳夭、太颠，授予他们政事，西土于是归服。”《墨子》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应当还听闻过古代的义理；严虞惇却认为这是附会《兔罝》一诗。至于《左传》说“祭仲有宠于庄公”，所谓“宠”，是信任和显贵之意，所以楚灵王对申无宇自称“盗有宠”。严虞惇却因为这个“宠”字，把祭仲指作安陵、龙阳一类的人，以《山有扶苏》中的“狡童”来比附他，说祭仲虽然是卿，诗人却讥刺他当初谋求进身的方式。这难道不是更加附会吗？又如申培的《诗说》出自丰坊，其中有很多地方剽窃朱《传》的义理。

译严虞惇反而说朱《传》多处引用申培，这也很不合考证。不过，总的来说，他都能平心静气地玩味、研求毛、朱两家的学说，取长舍短。不仅没有门户之见，也不涉及调和敷衍的见解。考核他的所得，实在比各家更多。△《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顾栋高撰写。顾栋高另有《尚书质疑》，已经著录。这部书完成于乾隆壬申年。《序》文和案语都自称“臣”，大概是拟作进呈的本子。全书分为二十一类。其中《序》中抒发自己所得的地方，例如解释地理时，认识到邶、鄘、卫是三个地名，不是三个国名；解释山时，认识到“崧高维岳”指吴岳，不是中岳；解释水时，认识到《吉日》中的漆、沮不是《绵》诗、《潜》颂中的漆、沮；解释时令时，认识到《公刘》已经先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解释祭祀时，认识到禘祭、明堂之享都是周公创始举行的；解释官职时，认识到司徒、司空、司马都早于《周官》；解释兵器时，认识到古代铠甲都用皮革；解释宫室时，认识到“君子阳阳”是伶官的诗，不是妇人所作；解释草时，认识到麻有两种；解释鸟时，认识到桑扈也有两种；解释马时，认识到《卫风》的騋牝、《鲁颂》的牧马，都是为军事所需而准备的，《司马法》所谓“马牛车乘俱出于民”是王莽伪造托名的文字。现在考察此书，其中“禘及大享明堂”一条、“司徒、司空、司马”一条，都与《序》文不相应，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其中“邶、鄘、卫”一条是顾炎武的说法，“崧高”一条是阎若璩的说法，“漆、沮”一条是许谦的说法，《公刘》采用子月为正月一条是毛亨的说法，古代铠甲用皮革一条是陈祥道的说法，麻有两种一条是蔡卞的说法，桑扈有两种一条是陆佃的说法，丘甸不出车马一条是李廉的说法。只有“君子阳阳”一条以《楚茨》的文字来证明《小序》，是自行提出的新意。各家解释《诗经》中的名物，大多泛滥征引以炫耀博学；这部书则采录旧说，颇为谨严，而且往往借此阐明经义，与只是征引旧事、体例同于类书的著作不同，对于解说《诗经》也不是没有帮助。它的《续编》三卷，完成于乾隆癸酉年。取《尔雅》中《释诂》《释言》《释训》的文字，凡与《诗经》有关的，摘录出来，也略加疏解，大概是训诂与名物相辅而行的意思。拿它与《尔雅》校对，仍缺少“之，匹也”“言，戒也”两条。或许是抄写稿本时偶然误脱了吧？△《诗疑辨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黄中松撰写。黄中松字仲严，上海人。这部书以考订名物、折衷各家说法的是非为主，所以取名《辨证》。其中也有好坏相杂的地方。例如古说认为雎鸠属于雕类，郑樵和朱子则认为属于凫类。《左传》说：“雎鸠，是司马。”冯复京引用朱《传》说：“江淮一带所有的雎鸠，当年恐怕还没有进入诗人的视野。”这已经是定论了。至于《尔雅》说：“雎鸠，是王鸠。”郭璞注说：“属于雕类，如今江东称它为鹗，喜欢在江边洲渚、山边吃鱼。”《尔雅》又说：“杨鸟、白鷢。” 郭璞注说：“像鹰，尾上有白色。”这样一来，这两种鸟就清楚了。可是扬雄、许慎都把白鷢解释为雎鸠，这是错误的。中松并存两种说法，未免形成歧异。“黍稷”一条，只记载雷次宗关于黍贵稷贱、黍早稷晚的说法。按：后稷是官名，社稷是坛名，稷是五谷之长，各种书都这样说，稷从来没有低贱之意。《月令》把稷列为最先播种的谷物。《尚书纬》说：“春天，鸟星在黄昏位于中天时播种稷；夏天，火星在黄昏位于中天时播种黍。”可见稷也不是晚种的，中松却采用了这种说法。他又引用《孔子家语》的文字来排斥众说，却不知道《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的，不能作为依据。《韩奕》中的“梁山”“韩城”，王应麟保存了两种旧说，但他的意思以在晋地为主。中松本于王肃的说法，认为都在燕地，立论本来是明确的；可是他又怀疑梁山在晋地，而且不明白乾州的梁山与夏阳的梁山本来就是一座绵延的山，孔颖达《疏》说得最清楚。他却采用胡渭“雍州有两座梁山”的说法，并且怀疑梁山宫是三座梁山。这样就支离缠绕了，弊病也和王应麟相同。“应田”一条，不采用郑玄《笺》所说的“田”应作“朄”，是声转造成的字误。按：“陈”之所以写作“田”，这是声转；“朄”变成“陈”，这是字误。中松只是怀疑“朄”不是“引”，于是说应读作“引”，认为这样很费力。他不知道“朄”与〈柬申〉相同。《说文解字》解释说：“〈柬申〉，击打小鼓以引导乐声。”文字说得十分清楚，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至于全书之中，考订纠正讹误、校定异文同文之处，大多都有依据。在近代学者中，还可以说是一个留心考据的人。△《三家诗拾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范家相撰写。范家相字蘅洲，会稽人。乾隆甲戌年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汉代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只有《韩诗》还存在。”宋代编修《太平御览》，多次引用《韩诗》。《崇文总目》也著录此书，刘安世、晁说之还不时述及它的遗说。可是南渡以后的儒者，不再谈到它。由此可知它亡于政和、建炎年间。自郑樵以后，解说《诗经》的人致力于创立新义，把攻击汉儒当作本领。三家遗留下来的文字，于是散失，无法再考察。王应麟到咸淳末年，才开始搜集残存部分，辑成《诗考》三卷。不过创始阶段难以周密，遗漏很多；又增补散佚《诗》篇的篇目，杂采诸子假托的说法，也颇少有取舍。范家相这部书，依据王应麟的书重新增补，而体例略有改变。开头是《古文考异》，其次是《古逸诗》，再以三百篇为纲，把三家遗失的说法一一列出。与王应麟把三家分别编成篇章的记录相比，也较容易查阅。只是既然以《三家诗拾遗》为书名，那么《古文考异》中不完全属于三家文字的内容，本来就应该附录；

译那些不属于三家遗说的逸《诗》，本来就应该删去；可是却一概收入，未免有贪多之失。而且把它们置于篇首，使读者一打开书就看到名实不相符合的情况，更不合体例。其中如张超称《关雎》是毕公所作的一条，见于张超所作的《诮蔡邕青衣赋》，并不是张超另有解经的说法；但本书只根据《诗补传》所记的“张超说”泛泛提及，完全没有抄录赋中的话。搜集材料有时也不够周全，不过比王应麟的书详细丰富得多。近来严虞惇撰写《诗经质疑》，其中有《三家遗说》一篇；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对三家遗说也都有搜集。论其完备程度，也还不如这部书。△《诗渖》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范家相撰写。这部书是他解释《诗经》的著作。范家相的学问源自萧山毛奇龄。毛奇龄解说经书，引用考证广博，喜欢驳难，攻击前代儒者最为激烈；但由于意气激愤，常常前后自相矛盾，所以受到攻击也最为严重。范家相对此有所警戒，因此立论始终平和，不敢放言高论。他写这部书，大体在《诗经·小序》和朱熹《诗集传》之间斟酌，然后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开头是《总论》三十篇。以下依次解释各篇，只列篇目而不载《经》文；如果前儒旧说没有可置疑之处，连篇目也不列出。现在考察他的论述，可以看到长处和短处并存。例如他说《卷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时，王后派遣使臣所作；说《中谷有蓷》是哀怜申后的诗；说《褰裳》作于晋、楚争夺郑国之时；说《丰》是男子亲自迎娶而女子不肯出嫁；说《敝笱》是感叹王纲废弛；说《采苓》是为申生而作；说《采薇》是周文王征伐玁狁；说《沔水》是周宣王听信谗言：这些全凭主观揣测，完全没有确凿证据。不过，如《总论》第十四条竭力驳斥把《黍离》降入《国风》的说法，说：“太史不采集民间歌谣，王朝没有掌故，诸侯国的史官也不记录后进献。因此四类《诗》都亡失了，并不只是《雅》亡失。《诗》亡失，讽谏、劝善惩恶的道理也废弃了，所以《春秋》才作成。” 这与孟子所说的“圣王之迹熄灭”之说，确实有很深的阐发。第十五条说：“三百零五篇中有些押韵而不谐调，原因有三种：各诸侯国的方言不同，这是第一种；古人一个字常常兼有几种读音，而字音讹传已久，不能拘泥于一种读音来求押韵，这是第二种；诗歌必须歌唱后才流传出来，常常凭余音相互押韵；自从歌诗的方法失传以后，余音也无法辨别，这是第三种。”这也足以解释顾炎武、毛奇龄两家之间的争论。他解释《采蘩》篇，认为“被之僮僮”是夫人斋戒居住时所穿的首服，并且广泛引用《周礼·内司服》《玉藻》以及聂崇义《三礼图》来证明。大概“被”是用来配合褖衣的服饰；现在根据聂崇义的说法，妇人的褖衣仿照男子的玄端，又据《玉藻》说“玄冠丹组缨，是诸侯斋戒时的冠”，就知道夫人穿“被”是为了斋戒。夫人在正寝斋戒，既不能像祭祀时那样穿副袆，也不能穿告桑时的编衣，所以应当穿燕寝、朝见君主时所穿的“被”。这种说法是前人没有达到的。他解释《楚茨》《信南山》等篇，尤其详细明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例如“南东其亩”和“中田有庐”之类，对沟洫和田制的解释都有确凿依据，不是牵强附会。在近代解说《诗经》的学者中，他还可以说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不能互相遮掩的人。△《诗序补义》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姜炳璋撰写。姜炳璋字石贞，号白岩，象山人。乾隆甲戌年进士，官任石泉县知县。这部书把《诗序》的首句看作国史所传的话，仿照苏辙的做法。不过苏辙把首句下面申说的文字全部删去而不加论述，姜炳璋则保留原文，在首句中间隔开一个字来书写，并且逐条订正其中的疏漏和错误，体例又稍有不同。大概是兼采朱熹《诗序辨说》的观点，以贯通两家的说法。他论述“江有沱”时说，古代嫡妻和媵妾一同出嫁，不存在等待年长者先出嫁的礼制。但《春秋》记载伯姬嫁到纪国、叔姬嫁到酅，实际上并不是同一年发生的事，不能断定古代一定没有这种礼制。他论述《鲁颂》时说，使用天子的礼乐，从吉禘庄公开始才见于《经》，因而断定僭用礼乐始于僖公。然而《吕氏春秋》所记史角的事虽然出自杂说，但“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的注文说：“在此以前使用八羽，所以说‘初献’。”这样看来，早在隐公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是过分考据，反而忽略了眼前的证据。又如他论述《野有死麕》，把尨犬吠叫解释为譬喻人的行为，也失去了《经》的本意。总的说来，他谨守前儒的说法，所说的话必有依据；对于主张废除《诗序》的各家，也置之不论而不与之争辩，不能不说是笃实而切近实际的学问。他的《纲领》说：“有诗人的意思，也有编订诗篇的意思。例如《雄雉》是妇人思念君子，这是诗人的意思；《凯风》是七个儿子自我责备，也是诗人的意思。《雄雉》是讥刺宣公，《凯风》是赞美孝子，这是编订诗篇的意思。朱熹顺着文意建立解释，大体把诗人的意思作为这首诗的主旨。国史明白记载得失的事迹，因此应当把编订诗篇的意思作为一篇诗的要旨。”这可以说尤其是解开争论症结的说法。△《虞东学诗》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顾镇撰写。顾镇字备九，号古湫，常熟人。常熟是古代海虞的地方。顾镇居住在城东，所以又号虞东。乾隆甲戌年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这部书的大旨是：讲学各家尊崇《集传》而压抑《小序》，博古各家又申述《小序》而怀疑《集传》，双方争执了四五百年，到现在仍没有定论。因此撰写此书，调和两家的说法，以消解他们的纷争。书中引用的有几十家，其中采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四家的说法最多。虽然熔铸众说，自行疏解，但某一义理出自某人，必定在句下注明出处。《集传》多阐明义理，对于名物、训诂、声音等学问都略而不论；顾镇对这些方面也一一考证，并且都有根柢。大体上，他能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斟酌取舍而达到平衡。这部书虽然成书较晚，但对读《诗经》的人并非没有帮助。

译（按：各种经书中，只有《诗经》的文义容易明白，也只有《诗经》的辨论最为激烈。大概因为“《诗》没有唯一通行的解释”，各家都按照自己所属的学派，各有一种可以说通的解释。现在考定各家著作，始于《诗序辨说》，用来说明争端发生的原因；终于这部书，用来破除朋党门户的见解：总之只是希望解说这部经书的人，能够化解争名求胜的私心罢了。这部书记录了这一门类的主要内容。） ○附录 △《韩诗外传》十卷（通行本） 汉代韩婴撰写。韩婴是燕地人。汉文帝时任博士，汉武帝时官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著录《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年代久远以后，这些书都散失了。只有《韩故》二十二卷，《新唐书》还著录，所以刘安世说自己曾读过《韩诗·雨无正篇》。然而欧阳修已经说当时只存《韩外传》，可见北宋时，士大夫已经有见到和没有见到这些书的差别。范处义在绍兴年间撰写《诗补传》时，已经不相信刘安世能够见到《韩诗》，那么《韩诗》大约是在南宋、北宋之间亡佚的。只有这部《韩外传》至今还保存着。不过自《隋书·经籍志》以后，它比《汉书·艺文志》多出四卷，大概是后人分出的。此书杂引古代事迹和古语，用《诗经》的文辞来加以证明，但与《经》的意义并不相互附会，所以称为《外传》。书中采录的内容多与周、秦诸子相互出入。班固评论三家《诗》时说，它们“有的取自《春秋》，有的采自杂说，全都不是原本的意义”，大概就是指这一类情况吧？其中“阿谷处女”的故事，洪迈《容斋随笔》已经提出过议论。其他如称彭祖的名字与尧、禹并列，称说长生久视，称说天象变化不值得畏惧，称说《韶》乐使用干戚，称说舜同时娶娥皇、女英二女是错误，称说荆蒯、芮仆不能长久保持德行，这些说法都有毛病。说柳下惠杀身以成全信义，说孔子称赞御说体恤百姓，说“舜生于鸣条”一章是孔子的话，说轮扁回答楚成王，说冉有称吴、楚、燕、代出兵讨伐秦王，这些都不是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谈论志向的事情，以及申鸣为白公之乱而死的事情，都各自作为一条记载，却又前后重复出现，也有失于删削简汰。不过其中引用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两条，只保留十子，取舍特别有见识。又如茧丝、卵雏的譬喻，董仲舒把它们采用到《春秋繁露》中。“君群王往”之训，班固把它采用到《白虎通》中。书中精妙的道理和有名的言论往往都有，不必全都用训诂的标准来苛求。这部书的体例是每条必定引用《诗经》文字，但没有引用《诗经》的有二十八条；又有“吾语汝”一条，开头没有缘由：都怀疑是有缺文。李善注《文选》时，引用其中孔子登泰山观看改姓称王者七十多家的故事以及汉皋二女的故事，但今本都没有，怀疑也有脱简。至于《艺文类聚》所引用的雪花六出之类的内容，大多涉及训诂，因此怀疑是《韩内传》的文字，传抄时偶然弄错了。董斯张把这些全都认为是《韩外传》散佚的文字，似乎也不正确。（按：《汉书·艺文志》把《韩外传》列入《诗》类，大概是因为它与《韩内传》同类相连而提及。王世贞说：“《外传》是引用《诗》来证明事情，不是引用事情来阐明《诗》。”这个说法非常准确。现在《韩内传》中解释《诗》的说法已经亡佚，那么《韩外传》已经与《诗》的意义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时代早于毛苌，便把它列为古代解说《诗经》的首部书，使读《诗经》的人一打开书就看不到经文的本旨，在道理上很不妥当。只是除去《诗》类之外又没有别的类别可以归附，所以现在仿照《易纬》《尚书大传》的例子，另附在末尾。） ──以上《诗》类六十二部，共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共十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