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译《吕氏春秋》记载神农的教诲，《鬻子》记载颛顼以下修治政事的话（按：这些话今本《鬻子》没有记载，见贾谊《新书》所引），有的出于后人追记，有的出于依托，并不一定是他们亲自撰写记录的。两汉以后，各代帝王中，只有梁武帝有诗赋集，又有文集，其余也没有专门凭文章流传下来的。但梁武帝的文集不过十卷，并不算丰富。而且六朝轻佻艳丽的文辞，也未能阐明圣贤的深奥道理，不能比拟典谟的体制。只有我皇上心领道体本源，学问搜罗文海，题咏繁多丰富，是亘古以来所没有的；即使古体诗和散文，也远远超越文坛。凡是阐明义理的文章，很多是濂、洛、关、闽诸学者未曾见到的；考证辨订的篇章，很多是马、郑、孔、贾诸家未曾达到的。阐明政体的得失，义理比训诰更加深刻；用来昭示世间教化的劝善惩恶，义理又合乎《春秋》。至于文体完美，文采与内容适当，那么从贾、董、崔、蔡以来，到韩、柳、欧、曾以前，号称文章作者的人，无不被包罗其中。这岂只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而已。臣等纵观上下千年，编纂整理四库，所谓文坛巨擘，屈指可数，又有谁能达到圣制的万分之一呢？△《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谨按：《御制诗集》三百七十二卷，都是把古今各种诗体按编年次序编排的。已经刊刻的共有四集。从乾隆元年丙辰到乾隆十二年丁卯，共有诗四千一百五十多首，编为《初集》四十四卷、《目录》四卷；从乾隆十三年戊辰到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共有诗八千四百七十多首，编为《二集》九十四卷、《目录》六卷，并由大学士蒋溥校刊。从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到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共有诗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多首，编为《三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由大学士于敏中校刊。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到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共有诗九千七百多首，编为《四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由协办大学士、尚书梁国治和侍郎董诰校刊。合计三万三千九百五十多首。甲辰年以后，尚未刊刻公布的诗作，仍不知道有多少。自今以后，亿万年间，更不知道会有多少。自古以来，吟咏作品之丰富，没有超过我皇上的。大概是因为他统御六方、主持万机，在勤于安民、处理政务之余，便在紫殿中凝神静心，没有别的嗜好，只以夜半读书来怡悦性情。因此，圣学通达精微，睿智的思虑契合玄妙，天机所到之处，仿佛造化由心中产生。如同云霞映丽天空，变化无穷，而描绘其形态意趣时，没有一处重复；如同江河布列大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流、曲折没有一处相同；如同阴阳二气孕育万物，生化不止，而耳、目、口、鼻没有一个相同。所以随心所欲，举动都合乎自然。提笔展开纸笺，片刻之间往往就能写成几十首。侍臣递上纸张，皇上含墨沉思，前一首的韵还没有续完，新题已经写成；用朱笔颁示天下，日复一日成为常事。四十八年之中，卷帙如此浩繁，正是这个缘故。至于有事必记，可以用来考察起居；随事寄托教化，可以用来观察政事。圣人的德行、圣人的功业和圣人的心意，没有不能恭敬阅读而看见的，尤其独自探得尼山删定经籍的旨意，并非雕章绘句的人所能知道。考察帝王有文集，始于汉武帝，但只有二卷。魏晋直到唐代，帝王亲自撰写的诗文，只有唐高宗《大帝集》多达八十六卷。如今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是编织辞藻的文章，与圣制相比，本来仍如小土丘仰望华山、嵩山。至于王应麟《玉海》记载，《宋太宗御集》三百卷，《真宗御集》也是三百卷，《仁宗御集》一百卷。看它们的目录，都是拼凑杂录书籍来充当卷帙，数量本来就不准确。又只有《真宗集》称作已经刻版，但宋人的书目都没有著录，可见尚未公布。太宗、仁宗的文集则一并收藏在宫禁之中，不拿出来给人看。宋人的诗话、说部中所说到的，太宗的诗只流传两首，真宗的诗只流传七首，仁宗的诗只流传两首，文采也不很高。哪里像御制诸集那样已经开雕摹印，昭然传播于天下，文采灿烂如星河，内容丰富如山海，凡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呢？△《梅村集》四十卷（通行本）。本朝吴伟业撰写。吴伟业有《绥寇纪略》，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共收诗十八卷、诗馀二卷、文章二十卷。他年轻时所作，大都才华艳丽奔放，吐纳之间显出风流，有文采绮丽交织、清丽柔美的情致。后来遭逢丧乱，经历兴亡，感情激越而苍凉，风骨更加劲健高峻。晚年境况萧瑟，评论者把他比作庾信。其中歌行这一诗体，是他尤其擅长的。格调取法初唐四杰，而情感韵味更加深厚；叙事类似白居易，而风采华美胜过白居易。音韵协调，感情兼有刚健与浓艳，一时尤其被称为绝调。他的作品流传于文坛，得到皇上的赏识，并不是偶然的。至于凭借其余的才艺创作词曲、依声填词，也同样接续柳永，继承秦观的音调。王士祯有诗称“白发填词吴祭酒”，也不是虚加赞美。只是他的古文常常掺杂骈偶，既不同于齐、梁，又不像唐、宋，颇为违背正统文格。黄宗羲曾称赞《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说张南垣的传记写他的技艺而能合于道，说柳敬亭的传记写他参与宁南军事，把他比作鲁仲连排解危难、消除纷争。这些地方都失去了轻重，等于颠倒了文章家的格局。他批评得相当恰当。词人写散文，就像道学家写有韵之语，虽然勉强模仿学习，终究仍保留本来的性质。然而杜甫的诗冠绝千古，而他没有韵的文章大多不可读。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之处，本来不必事事要求完美。△《汤子遗书》十卷、附录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汤斌撰写。汤斌有《洛学编》，已经著录。汤斌在本朝初年，与陆陇其都被称为醇厚的儒者。陆陇其的学问，谨守程、朱之学，攻击陆、王，不遗余力。汤斌的学问源自容城孙奇逢，根柢在姚江一派，却能够平衡新安、金谿两派。其大旨在于刻苦自励、实行实践，讲求实际功用，没有王学幽深玄远、放纵不羁的弊病。因此二人旨趣不同而归宿相同。如今集中所载的语录，可以看出他所获得的学问。汤斌虽然一生讲学，但康熙己未年奉召考试，实际上是凭词科进入翰林。因此集中所收诗赋杂文，也都文质彬彬、典雅端正，没有村塾鄙俗俚陋的气息。至于他的奏议各篇，筹划周密，条理分析详明，尤其清楚显著，至今仍在人们耳目之中。大体说来，他的著述虽然不及陆陇其丰富，但论体制、讲实用，汤斌却比陆陇其更加通达治国之道。△《兼济堂文集》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本朝魏裔介撰写。魏裔介有《孝经注义》，已经著录。这部编集收奏疏三卷、序六卷、书牍二卷、传志二卷、祭文和论二卷、杂著二卷、乐府及古今体诗三卷，附《年谱》一卷。他一生的著述，刻于江南的有《兼济堂集》十四卷；刻于荆南的有《兼济堂集》二十四卷；刻于京师的有《文选二集》上、下二编，《昆林小品》上、下二编，《昆林外集》一编，《奏疏尺牍存馀》七卷。刻于林下的有《文选》十卷、《屿舫近草》五卷、《诗集》七卷、《樗林三笔》五卷。这部集子是詹明章汇辑各本，删削繁杂冗余，合并刊刻为一编的。魏裔介在朝廷任职，很有风骨气节。他所陈奏的事情，大多关系国家大体。诗文醇厚典雅，也不失为儒者的言论。虽然没有凭借词章闻名一世，但作为本朝初年作者中的一员，当然也不算辱没声名。△《学馀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本朝施闰章撰写。施闰章有《矩斋杂记》，已经著录。王士祯选编《感旧》《山木》二集，所收施闰章的诗最多，又选取他的五言近体诗八十二联，编成《摘句图》，见于他所撰《池北偶谈》。施闰章曾对王士祯的门人洪昇说：“你的老师的诗，就像华严楼阁，一弹指间便可显现。我写诗却像建造房屋的人，砖瓦木石一样一样地在平地上筑起。”王士祯也记载在《居易录》中。平心而论，王士祯的诗自然高妙，确实不是施闰章所能比；但后来的学习者沿袭他的余波，大多成了空洞的声响。用讲学来比喻，王士祯的造诣像陆九渊，施闰章的造诣像朱熹。陆九渊天分特别高，能够自行超越领悟，不是拘守规矩的人所能达到的；朱熹则笃实修行，通过积累学问逐渐进步。但陆学只有陆九渊本人能够做到，到了杨简以下，传承一代便变成禅学了；朱学传了几代以后，仍然保有典范。这就是虚悟与实修的区别。施闰章所说的，或许也稍有讽谏之意，是在赞美中寓有规劝吧。他的《蠖斋诗话》中说：“黄山谷说，近世少年不肯深入研治经史，只求靠诗来谋取供给，所以一旦要达到远大境界就会陷入泥淖。这是对诗人最好的针砭。诗歌如同作者本人，不可不谨慎。浮华的诗像浪荡子，叫嚣的诗像粗鄙人。困窘瘦弱的诗显得浅薄，痴呆肥重的诗显得庸俗。风云月露之类铺陈得满眼都是，有见识的人看了，简直只是一张空纸。所以说，君子说话要有实际内容。”看他的这些论断，就可以看出他的宗旨了。他的古文也模仿欧阳修、曾巩，不失规矩法度。但与他的诗品相比，古文稍逊。魏禧为他作集序，却舍弃他的诗而极力称许他的文章，不是公允的评论。《外集》二卷，一卷是《砚林拾遗》，记载他奉使广东时所见端溪砚石的品类；一卷是《试院冰渊》，收录历年主持考试时所作的序文和条约。如今附存于此。另有《别集》四卷，其中二卷是《蠖斋诗话》，二卷是《矩斋杂记》。《诗话》选取编排不够精审，优点缺点相杂。《杂记》颇多涉及神怪，尤其属于小说家的言论。现在析出另行存目，这里不再详细著录。△《忠贞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范承谟撰写。范承谟字觐公，号螺山，镶黄旗汉军，是大学士范文程的儿子。起初充任侍卫。顺治辛卯年诏令八旗子弟都可以应试，于是他在这一科考中中举。次年壬辰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弘文院编修。官至浙闽总督。康熙壬子年，逆藩耿精忠叛乱，范承谟守节而死，赐谥号忠贞。他所作《画壁诗》，石门吴震方曾将它刻入《说铃》，为世人传诵。这部编集是他的全集，由清苑刘可书编纂。卷首收谕祭文、御制碑文、御题祠额，并附《家传》和《祠堂记》，合为一卷。其次为《抚浙奏议》一卷，其次为《督闽奏议》一卷，其次为《吾庐存稿》一卷，其次为《百苦吟》一卷，其次为《画壁遗稿》一卷，其次为杂著一卷，最后为附录题跋、哀挽诗文三卷。康熙五十七年，他的儿子范时崇将《画壁遗稿》进呈，圣祖仁皇帝亲自撰写序文，褒扬他的忠烈。皇帝的文章降临，使光辉照及幽冥。现在谨慎恭敬地把它录在集首，用来显示我国家扶植纲常、鼓励臣节的深厚用意。至于范承谟所上奏议，大都明白通畅，多是有关国家计策的言论。他的诗文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咬牙切齿、怒目而视的情状，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文章因作者的人格而受到重视，说的就是范承谟。△《林蕙堂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吴绮撰写。吴绮有《岭南风物记》，已经著录。王方岐作《绮小传》，称吴绮所著有《亭皋集》《艺香词》《林蕙堂文集》等编。吴绮去世后，他的儿子寿潜搜集访求遗稿，合并编成此书。本书第一卷至第十二卷是四六文，即所谓《林蕙堂集》；第十三卷至第二十二卷是诗，即所谓《亭皋集》；第二十三卷至第二十五卷是诗余，即所谓《艺香词》；第二十六卷则把所作南曲附在末尾。清朝初年，以四六文著名的，推重吴绮和宜兴陈维崧二人，他们都源出徐陵、庾信。陈维崧广泛取法初唐四杰，以雄健博大见长；吴绮则出入于《樊南文集》等书，以秀逸胜人。章藻功曾与友人谈论四六文，写道：“吴园次如班固之香、宋玉之艳，只能接近短兵相接；陈其年如陆机之才华、潘岳之文采，到了末尾仍像强弩之箭。”他的评论相当公允。不过两人的风格虽不同而成就相当，很难判定谁高谁低。吴绮的诗才华丰富绮丽，香火传承大约在李商隐、杜牧之间。他的诗余也颇有名声，有“红豆词人”的称号，因为他的作品中有“把酒嘱东风，种出双红豆”的句子。他所作的院本，如《啸秋风》《绣平原》之类，当时大多配以管弦演唱。由于这些作品各自都有单独刊行的别本，所以这里只把散曲九阕缀在集子的末尾。总的来看，其中宏篇巨制固然还不足以与古人抗衡，但其文辞跌宕、风流自得，也可以说是一时的才士了。△《精华录》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清朝王士祯撰写。王士祯有《古欢录》，已经著录。他的诗最初刻有《落笺堂集》，都是年轻时的作品。又有《阮亭诗》以及《过江》《入吴》《白门》前后诸集，后来删削合并为《渔洋前集》，但这些诗集都已散佚。此后又有《渔洋续集》《蚕尾集》《续集》《后集》《南海集》《雍益集》等刊本。这部书又从各集删取作品，合成一帙，传说是王士祯亲手定稿的。他的儿子启汧在跋语中说，门人曹禾、盛符升仿照任渊编《山谷精华录》的体例，抄成这部录，或许只是托词。王士祯谈论诗歌，大体源自严羽，以神韵为宗旨。他在扬州作《论诗》绝句三十首，前二十八首都品评古人，最后两首是王士祯自述。其中一首说：“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他一生诗学的大旨，都在这首诗中。康熙年间，他的声望传遍天下。凡是刊刻诗集，没有不称“渔洋山人评点”的，也没有不在卷首冠以渔洋山人序言的。即使是街巷间流行的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王士祯偶尔在行间批写几句话，也要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置于卷首，刊刻出来作为荣耀。只有吴乔私下把他的诗目为清秀的李于鳞（见《谈龙录》）。汪琬也告诫别人不要仿效他喜欢使用僻典新字的做法（见王士祯自作《居易录》）。赵执信作《谈龙录》，对他排斥诋毁得尤其厉害。平心而论，在本朝开国之初，人们都厌恶明代王世贞、李攀龙诗文的肤浅空疏，钟惺、谭元春诗文的纤细偏狭，于是谈诗的人竞相推崇宋、元诗。后来宋诗质朴直率，流变为押韵的语录；元诗繁丽艳美，流变为讲究对偶的小词。于是王士祯等凭借清新俊逸的才华，摹写山水，吟咏风月，向天下倡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天下便一致响应。然而他们所推崇的是盛唐诗，而古体诗只宗法王维、孟浩然，上溯到谢朓便停止了。若拿它同《古诗十九首》那种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境界相比，便有天然造化与人工雕琢的区别。近体诗大多接近钱起、郎士元，上溯到李颀便停止了。若拿它同杜甫诗歌的忠厚深情、沉郁顿挫相比，便有浮泛声调和过分追求声律的差异。因此，本朝有王士祯，也就像宋朝有苏轼、元朝有虞集、明朝有高启一样，而尊崇他们的人必定把他们列在古人之上。受到这种推崇的刺激，反驳之声随即渐渐出现。这是传述这种说法的人的过错，不是王士祯本人的过错。这部《精华录》完整保存着他的作品，他造诣的深浅，可以据此重新考察。一切同党相互袒护、排斥异己的看法，都置之不论也就可以了。△《尧峰文钞》五十卷（内府藏本） 清朝汪琬撰写。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晚年居住在尧峰，因此以此自号，是长洲人。顺治乙未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升任刑部郎中，降职补任北城兵马司指挥，又升任户部主事。康熙己未年，奉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授任翰林院编修。当初，汪琬自己汇编文章为《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晚年又亲自删削取舍，定为这部编本。他的门人侯官林佶亲手抄写并刊刻了它。古文一脉，从明代七子的肤浅泛滥、三袁的纤巧轻佻，到启、祯年间已经极其衰败。清朝初年文风恢复淳厚，当时的学者才重新讲求唐、宋以来的法度。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被称为其中最工的作者，宋荦曾把他们的文章合刻流传。然而魏禧的才气夹杂纵横家的习气，尚未达到纯粹；侯方域的文章体制兼有华丽辞藻，稍微流于浮夸。只有汪琬学术深厚，文章轨范又正当，他的文章大体以六经为根本，与魏禧、侯方域二人很不相同。他的气势体格浩瀚，疏通畅达，很接近南宋诸家，文章路径也略有不同。要说他可以比拟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固然不容易断言；总之，他接续唐顺之、归有光的成就，并不惭愧。汪琬性情急躁，动不动就能看见别人的过错，交游中很少有人能和他善始善终。他又喜欢诋毁批评别人，看到文章必定摘出其中的瑕疵，所以总是不满于人，也总是受到别人不满。他与王士祯是同年进士，后来一同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时，便与王士祯发生冲突。他的诗中有“区区誓墓心，岂为一怀祖”的句子，把王述比作王士祯，王士祯将这件事记在《居易录》中。他又曾因礼制问题与阎若璩互相辱骂，阎若璩把此事记在《潜邱劄记》中。这些事情都成了世人的谈资。不过自古以来，势力互相倾轧，必定是因为双方力量相当。力量不相当，弱者不敢，强者也不屑，不会达到互相排击的地步；否则必有一方先败，也不能长久相持。王士祯的词章名重一世，不与别人争竞，而与他争竞的只有赵执信和汪琬。阎若璩的博学广闻也名重一世，不与别人争竞，而与他争竞的只有顾炎武和汪琬。由此可大略看出汪琬文章和学问的成就。△《午亭文编》五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陈廷敬撰写。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泽州人，顺治戊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任检讨。他原名陈敬，因为这一科有两个陈敬，便奉旨增加“廷”字。官做到大学士，谥号文贞。他曾著有《尊闻堂集》八十卷。晚年亲自定稿为这部编本，他的门人林佶抄写后交付雕版。陈廷敬在阳城有午亭山村，因《水经注》记载沁水经过午壁亭而得名，于是用它为文集命名。全书包括诗二十卷、杂著四卷、经解四卷、奏疏序记及各种体裁的文章共二十卷，以及《杜律诗话》二卷。陈廷敬论诗宗法杜甫，不作流连光景的诗句，与王士祯颇不相合，但王士祯非常惊异并称许他的诗。他所作古文，虽然汪琬性情喜好排斥诋毁、评论文章时很少许可别人，却也非常看重。陈廷敬一生在馆阁中升沉周旋，适逢昌盛时代，出入宫禁将近四十年。正值文运昌隆之日，他从容执笔，掌管文章事务。虽然不像王士祯那样笼罩群才、广泛结交，但他是文章界的老前辈，众望所归，如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那样的大手笔，海内没有异议。也可以说，他是以和谐的声调来歌颂盛世的人。卷首有陈廷敬《自序》，说自己对于汪琬、王士祯不苟且雷同。然而路径虽不同，分头并进，实际上都能各自成家。他不肯跟随二人的脚步，正是因此能够与二人并驾齐驱吗？这当然不是那些依附门户、借助他人声誉的人所能理解的。△《读书斋偶存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叶方蔼撰写。叶方蔼字子吉，号讱菴，昆山人，顺治己亥年进士，官任翰林院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衔，去世后谥号文敏。叶方蔼脱去布衣、入仕之后，便因文章受到世祖章皇帝的知遇。他《授学士述怀诗》中所说的“敢道齐贤留异日，屡称苏轼是奇才”，就是记载这件事。后来又受到圣祖仁皇帝召入内廷，作诗唱和，歌咏升平，所以他的诗歌格调也不断进步，日益提高。他未得志时曾经著有《觚斋集》，考中之后便弃置不再保存。这部书都是他在朝任职以及告老归乡时所作，不分体裁，也不按年代编排，推测是叶方蔼亲自定稿的。因此篇目虽然不多，但一篇篇都是精华。《王原祁序》称：“叶方蔼的诗宗法苏轼、陆游，文章宗法眉山苏轼；他一生敬服王士祯的诗、汪琬的文，实际上兼有两家的长处。”如今这部稿本没有收入杂文，但诗歌则各种体裁都具备。虽然还不及王士祯那样秀美的气骨浑然天成，但和雅从容，声韵铿锵，充满盛世之音，与王士祯也各自擅长一面。△《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延露词》三卷、《南氵往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彭孙遹撰写。彭孙遹字骏孙，自号羡门生，海盐人，顺治己亥年进士，官任中书舍人。康熙己未年，考取博学鸿词，奉召考试，名列第一，授任编修。历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我们恭敬地说，圣祖仁皇帝武功大成，天下统一；以礼乐文饰升平，尊崇文治，考求古事；广泛访求俊杰，开始举行制科考试。当时国运正盛，人文兴起。怀有才华、抱有技艺的士人如云气升腾、鳞片聚集，全都来到金门。负责校阅的虽然有李霨、杜臻、叶方蔼、冯溥四人，但文章的甲乙和名次，都听凭皇帝裁定。正如王士祯《池北偶谈》所记、施闰章《省耕诗》中误把“旗”字写成“旂”字，因而诏令将其降为次等这一事件所显示的，足见皇帝鉴识精细周详，不遗漏丝毫。因此，朝廷得人的盛况，古今很少有能相比的。彭孙遹适逢昌盛时代，确实在这次选拔中居于首位。他的文章声望和身价，一时之间使纸张都贵了起来。如今看这部集子，他才华学问丰富，辞采清丽华美；馆阁中的作品尤其瑰丽奇特。可知他独自受到选拔，成为群才之首，并不是偶然的。彭孙遹所著《南氵往集》《香奁倡和集》《金粟词》《延露词》，都先已有刊本，只有全集尚未刊行。彭孙遹去世五十年后，到乾隆癸亥年，他的孙子景曾才开始雕版刊刻，并把旧刊的《南氵往集》《延露词》附录在书后。△《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通行本） 清朝朱彝尊撰写。朱彝尊有《日下旧闻》，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包括赋一卷、诗二十二卷，全部按年代编排。起于顺治乙酉年，止于康熙己丑年，共收六十五年的作品。书中纪年都采用《尔雅》所说的岁阳、岁阴名称，这是沿用古例。词七卷，名为《江湖载酒集》《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杂文五十卷，分为二十六种体裁。附录《叶儿乐府》一卷，是所作的小令。朱彝尊尚未入翰林时，曾把自己的行稿编为《竹垞文类》。王士祯为它作序，极力称许其中《永嘉诗》的《南亭》《西射堂》《孤屿》《瞿溪》等篇。然而那时只是取法王维、孟浩然，还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长处。到了中年以后，他的学问更加广博，气骨更加雄健，长篇诗和险韵诗，层出奇思，变化无穷。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评论本朝诗歌，把朱彝尊和王士祯称为大家。他说，王士祯才华高，而学问足以配合才华；朱彝尊学问博，而才华足以运用学问。等到评论他们的缺点时，则说朱彝尊贪多，王士祯爱好卖弄。这也是公允的评论。只是他晚年笔力纵横，天真烂漫，任意创作，颇为缺少剪裁。然而晚年笔力衰颓，杜陵老人杜甫也不能避免，因此也不能苛责朱彝尊。至于他所作的古文，大都深厚典雅。确实是因为涵养积累丰富，所以根基深厚。他所作题跋，订正错误、辨析异同，追溯根源，实在超过黄伯思、楼钥。若就诗歌而论，他与王士祯各走一途、各自奔驰，尚不能判定谁先谁后；若就文章而论，那么《渔洋文略》本来就不免望尘落后。只是朱彝尊原本中有《风怀二百韵诗》和《静志居琴趣长短句》，都流宕艳丽，不只是陶潜《闲情赋》的程度。艳丽绮靡的言辞难以完全去除，这是词人的常态。然而韩偓的《香奁集》另有篇帙，并不收入《内翰集》中。实在是因为文章各有体裁，编录也各有条例。混在一起，便是自己玷污自己的书。如今一并删去，希望不违背风雅的正道。△《政书》八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于成龙撰写。于成龙有《于山奏牍》，已经著录。这部集子都是他历任官职时所记的文章，名为《罗城书》，是任罗城县令时的稿本；名为《合州书》，是任合州知州时的稿本；名为《武昌书》，是任黄州府同知、署理武昌府时的稿本；名为《黄州书》，是任黄州府知府时的稿本；名为《八闽书》，是历任福建监司时的稿本；名为《畿辅书》，是任直隶巡抚时的稿本；名为《两江书》，是任两江总督时的稿本。在任监司以前，收录的都是申详、条议、札檄、诫谕一类的文章；任巡抚以后，才开始列入奏疏。共七卷。第八卷名为《吟咏书》，收录他所作的各种体裁的诗，并把六篇文章附在后面。于成龙以清廉的操守著名，而他从最初任县令、州牧起，直到两次受任节钺，安抚百姓、平息盗乱等政绩，也都颇有成效。他在经世治事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流传。如今看这部书，还可以看见他一生的谋划以及事情的始末。△《愚菴小集》十五卷（庶吉士祝堃家藏本） 清朝朱鹤龄撰写。朱鹤龄有《尚书埤传》，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包括赋一卷、各种体裁的诗五卷、杂著文九卷，末尾附有《传家质言十三则》。朱鹤龄起初专心致力于词赋，后来顾炎武勉励他学习探究学问的根本，他才开始研究经义；对于汉、唐注疏，都能爬梳剔抉，独自运用心思。因此他所作的文章，全都典雅醇厚而充实，不沿袭剽窃摹拟的习气。他所作《邶鄘卫三国》《禹贡三江》《震泽》《太湖》《嶓冢》《汉源》等辨析文章，对考证多有帮助。他曾经为杜甫、李商隐的诗集作笺注。所以他所作的韵文，颇在杜甫、李商隐二家之间出入；但寄托情趣清新深远，能够不掩盖自己的神韵。他与钱谦益是同郡人，起初也因为钱谦益是文坛老宿，常常互相唱和。后来见钱谦益首鼠两端、用心反复，便鄙薄他的为人，于是同他断绝交往。他所作《元裕之集后》一篇，称道：“元裕之考中金朝进士，历任左司员外郎。等到金朝灭亡后便不再出仕，隐居秀容，诗文中没有一句指斥元朝。元裕之对于元朝，既然已经踏着它的土地、口中吃着它的粮食，就没有反过来辱骂它的道理。这不只是为了免除罪责，也是义理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一些讥讽诋毁的话，却一点也不回避，好像想要掩盖自己失身的事情来欺骗国人，这不只是悖逆，实在也太愚蠢了。”这些话大概是暗中指斥钱谦益一类人而发，尤其可以说是懂得大义。△《抱犊山房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嵇永仁撰写。嵇永仁字留山，别号抱犊山农，无锡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发动叛乱，嵇永仁正在总督范承谟的幕府中任职，和范承谟一起被拘捕。范承谟遇害，嵇永仁也为此死难。康熙四十七年，追赠国子监助教。此集前三卷，第一卷名为《吉吉吟》，第二卷名为《百苦吟》，都是他陷入牢狱时同范承谟及其他一同死难者相互唱和的诗；第三卷名为《和泪谱》，则是为一同死难者所作的小传。第四卷名为《葭秋集》，第五卷名为《竹林集》，是他从前刊刻的作品。第六卷附录同难者会稽王龙光、华亭沈天成二人的诗文。雍正年间，他的儿子曾筠编排后付梓，并把诰敕、谕祭文等放在卷首。嵇永仁以诸生身份在幕府中任职，还没有授官，却守节而死，义不从逆，足以使刘秉政等人在九泉之下感到惭愧。（按：叛藩耿精忠叛乱时，刘秉政以巡抚身份投降贼军。）他所作的诗文，都详细叙述了当时的真实事情。在狱中没有笔墨，他就用炭屑画写在四壁上。闽人敬重他的人品，把这些作品记录下来流传，因此得以保存于世。如今诵读他的文辞，仍然神采焕发，仿佛有生气流动。他与范承谟画壁所作的那些诗，同样都是忠臣孝子的言论，足以与日月争辉，不能只从文章成就来评价。△《文端集》四十六卷（通政司使张若渟家藏本） 清朝张英撰写。张英有《易经衷论》，已经著录。这里是他的诗文全集，共有《存诚堂应制诗》四卷、《存诚堂诗集》二十五卷、《笃素堂诗集》七卷、《笃素堂文集》十卷。张英处在昌盛的时代，承蒙圣祖仁皇帝提拔，侍奉于讲幄，入宫值班，簪笔从容，享尽了儒臣的荣宠。他奉命作诗应和，篇章数量最多。其中歌颂太平、文饰朝廷政务的作品，无不典雅和平。至于抒发情感、描写景物的作品，又多清新幽微、淡泊深远，能够抒写性情。台阁与山林这两种诗文风格，自古以来很难兼擅，张英却兼而有之。他的散体文章随心而出，不事雕饰，虽然不能直接追步古人，但以经术为根本，文辞意旨温厚，也不愧为文章作者。△《西河文集》一百七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著述丰富，在近代首屈一指。他死后，门人和子侄编成《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四部，共四百多卷。其中《史问》因为毛奇龄有遗命，不交付刊刻，相关的话见于《经问》第五卷“景泰帝”条下。其余著作也没有全部流传于世。此本是康熙庚子年由他的门人蒋枢编成的，但只分为《经集》《文集》两部。《经集》从《仲氏易》以下共五十种，已经分别著录。《文集》共二百三十四卷，其中《策问》一卷、《表》一卷、《集课记》一卷、《续哀江南赋》一卷、《拟广博词连珠词》一卷，都是有书目而没有书。其中像《王文成传》原本二卷、《制科杂录》一卷、《后观石录》一卷、《越语肯綮录》一卷、《何御史孝子祠主复位录》一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杭志三诘三误辨》一卷、《天问补注》一卷、《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韵学要指》十一卷、《诗话》八卷、《词话》二卷，另附《徐都讲诗》一卷，原本各自都是独立成书的。现在也分别编入各部。那些应当编入集部的，实际有文章一百一十九卷、诗五十三卷、词七卷，合计一百七十九卷。

译毛奇龄的文章纵横博辩，傲视一世，与他的经学论说相互映照；既不仿古，也不追随今人，自成一格，不能用通常的规矩来衡量。不过他的议论多有发明，也不能废弃。他的诗又次于文章，不免有些琐杂，但总的说来也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创作，不屑于跟随他人的步调；把它看作文章之外的余事，也就可以了。△《陈检讨四六》二十卷（庶吉士祝堃家藏本） 清朝陈维崧撰写，程师恭作注。陈维崧有《两晋南北史集珍》，已经著录。清朝以四六文著名的人，起初有陈维崧和吴绮，其次章藻功的《思绮堂集》也颇受世人称誉。不过吴绮的才华和资质稍逊于陈维崧，章藻功想以新奇工巧胜过这两家，于是又转而形成另一种调格。拿明代诗歌来比，陈维崧的源流出自庾信，气脉雄厚，像李梦阳学习杜甫；吴绮追随李商隐，风格高雅秀丽，像何景明接近中唐；章藻功刻意雕琢，纯属宋代格调，则是三袁、钟惺、谭元春一类。平心而论，总应以陈维崧为第一。只是因为传诵他的作品太广，摹仿的人太多，评论者于是怀疑他的作品流于浮泛空廓；这就像明代诋毁北地诗派一样。实际上，他才力丰富强健，风骨浑然天成，在各家之中，唯独没有失掉六朝和初唐四杰的旧有格调。总不能因为他摘取李商隐的辞藻，就把过错归咎于四六体。程师恭的注在康熙癸酉年完成。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说：“古人说：‘有一个人了解自己，就可以没有遗憾。’我的故友、阳羡人陈其年，年轻为诸生时，长期困于科场，即使小试也多次不顺利。己未年博学鸿词科考试时，他凭诗赋被选入翰林。没过几年，他在京师因病去世。等到他去世后，他的同乡蒋景祁字京少刊刻他的遗集，没有遗漏一个字。皖人程师恭又为他的四六文字作注，使之流传于世。这是世人无法从他的子孙那里得到的东西，却由一个同乡后辈和一个一生未曾见面的朋友，做到如此收集、保护和珍惜他的文章。”王士祯对程师恭的推重到了极点。不过，程师恭所作的注往往失去原意。例如《铜雀瓦赋》“弹棋爱子”一句，陈维崧本来用的是曹丕在巾角上弹棋的故事，程师恭却只引用《艺经》注释弹棋，并引用陆机《吊魏武帝文》的注；“爱子傅粉佳儿”一句，本来用的是曹植傅粉、面对邯郸淳的故事，却引用《魏志》中武帝想把何晏收为儿子以及文帝怀疑何晏傅粉的故事，都好像相近，实际并不相同。又如《述祖德赋》“况彼鲤庭”一句，本来用的是杨汝士“桃李新阴在鲤庭”的故事，却只引用《论语》中孔鲤的故事；《憺园赋》“双丁讵拟”一句，本来用的是梁武帝《赐到溉诗》中“汉世重双丁”的话，却只引用《文士传》中丁仪兄弟的故事，都是只知道其中一端而不知道另一端。至于《毛贞女堕楼诗序》“空空实下天之状”一句，本来用的是李斯奏告秦始皇“凿之空空如下天状”的话，补注却引用《剑侠传》中的“妙手空空儿”，尤其荒谬。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任渊、史容给《黄庭坚集》作注，对作诗的本事以及年月都一一详细考核，所以成为善本。程师恭离陈维崧的时代最近，文章中的事实和缘起本来可以考查得知。例如《璿玑玉衡赋序》中的“乌空楚幕，鹃去巴江”一句，是因为圣祖在己未年召试博学鸿词，而当时正值平定湖广、四川之后，所以陈维崧才这样说。程师恭没有注出其中缘故，突然出现这句话，这是什么文义呢？只是因为四六文如果没有注释就难以明白，而程师恭搜集的典故，还有可以资助考证的地方，所以一并保存，以备参考考核。△《莲洋诗钞》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吴雯撰写。吴雯字天章，原本是辽阳人。顺治六年，他的父亲吴允升任蒲州学政，死于任上。吴雯兄弟年幼而孤弱，不能返回辽阳，于是把户籍寄放在蒲州。康熙己未年，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没有中选。他去世时，刑部尚书王士祯为他撰写墓志，称自己初次读到他的诗，就有“泉绕汉祠外，雪明秦树根”“浓云湿西岭，春泥沾条桑”“至今尧峰上，犹见尧时日”等句子，吟诵不止于口。在所作《居易录》中，又多次称赞吴雯《西城别墅》等篇。赵执信《怀旧诗序》也说，吴雯不擅长时文，困顿于科场，体貌粗陋丑怪，衣冠污秽破旧，有时一年都不洗澡，人们都嘲笑他。然而他的诗才特别超妙。他的诗先在吴中刊刻，后来又在都城重刻，第三次在津门刊刻。后来王士祯为他删定，保留一千多首，这一点也见于墓志之中。由于吴雯去世后，来不及刊行，所以《怀旧诗序》说：“莲洋去世后，阮翁为他撰写墓志，并且删定他的诗集，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还没有流传于世。我想那时阮翁年老而多忘，不久就去世了，来不及把书交还给吴氏。池北书库几乎散失殆尽，莲洋集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如此等等。然而他的诗集实际上已经归还吴氏。乾隆辛未年，汾阳人刘组曾汇集他的全部稿本刊刻，又把王士祯所评的部分另刊成一小册，一并流行。过了十三年，到甲申年，蒲州府同知、山东人孙谔才从吴雯的侄子敦厚那里得到王士祯删定的原本，删削重刊，详细刊载王士祯的评语，并把刘本遗漏的部分补刻在后面，再根据所见墨迹加以补充。凡是王士祯删去而刘本误刻的，都删汰掉了。共得到古诗二卷、近体诗五卷、补遗一卷、诗馀一卷、文章一卷，卷首冠以墓志，后面附载同时唱和、题咏的作品，这就是现在这个本子。吴雯天资雄健骏逸，他的诗具有同乡元好问的遗风。只是他熟悉佛教经典，喜欢杂乱堆砌佛教典故，这是他的短处。刘本没有加以甄别，因此颇为冗长泛滥。此本沿袭新城派，又以神韵婉约为宗旨，所有激昂沉着的作品，大多被屏弃，反而近于清弱，也不能完全发挥吴雯的长处。不过最终还是比刘本简洁，所以舍弃刘本而采用此本。只是吴雯的诗本来足以自行流传，不必借助王士祯的评语来决定高下，而刊刻此本的人受世俗看法影响，务必要引用王士祯来抬高吴雯。所载王士祯评语，琐碎得特别厉害。例如《题汪如轮看剑图诗》下面的附记说：“原本题下的评语‘奇作’二字似乎是阮亭先生的笔迹，‘胸有造化’四字不是阮亭先生的笔迹，刻本把它们合刻在一处，是错误的。”

译又如《城曲眺望诗》下面的附记说，原本题下有这样的文字：“墨笔评的是刘长卿的诗，不知道是什么人评的；阮亭先生改作‘似刘长卿’。”如此等等。这又与大旨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对字句异同的考辨竟然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把这些考证全都删去，以使人心目清明。△《张文贞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张玉书撰写。张玉书字素存，丹徒人，顺治辛丑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官至大学士，谥号文贞。此集有储大文所作的序，不分卷，也没有目录。它的抄写格纸和版心都有“松荫堂”字样，大概是他家收藏的、尚未编辑完成的抄本。卷首是赋二篇，接着是颂三篇、表三篇、笺六篇、疏二十篇、议一篇、书一篇、考一篇、说一篇、序二十八篇、跋一篇、记九篇、纪事十篇、传一篇、赞二篇、策问十二篇、纪功碑二篇、墓碑六篇、神道碑四篇、墓志铭三十二篇。大体都从容典雅，洋溢着盛世的声调。他的《拖诺山》《狼居胥山》二碑，叙述圣武神功，都十分详尽丰赡，足以昭示万世。他的《纪平定江南事》《纪灭闯献二贼事》《纪三路进师下云南事》《纪平水西事》以及《外国纪》，都始末头绪详明，取自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足以彰显开国的伟大功业。《纪顺治间乐章及钱粮户口》三篇，都足以供掌故考查。其中《纪陕西殉难官事》一篇，也足以与史传相互参证。其他如《赐游玉泉山记》《赐游化育沟后苑记》《赐游喀喇河屯后苑记》《赐游热河后苑记》，都足以彰显太平和乐的景象。其余碑志，也多记载清朝初年将相的事迹，可以备作考核。只是募疏、祭文一类，收录得太滥了。大概是他的后人遇到稿本就随即抄录，没有时间加以选择，反而成了全集的累赘。现在全部删去，只收录赋、颂以下的各篇，厘定为十二卷，希望不因杂乱粗劣、未经删削而被后来的评论者诟病。△《西陂类稿》三十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朝宋荦撰写。宋荦有《沧浪小志》，已经著录。此书共诗二十二卷、词一卷、杂文八卷、奏疏六卷。他的诗集名称有《古竹圃稿》《嘉禾堂稿》《柳湖草》《将母楼稿》《古竹圃续稿》《都官草》《双江唱和集》《回中集》《西山倡和诗》《续都官草》《海上杂诗》《漫堂草》《漫堂倡和诗》《啸雪集》《庐山诗》《述鹿轩诗》《沧浪亭诗》《迎銮集》《红桥集》《迎銮二集》《清德堂诗》《迎銮三集》《藤阴倡和集》《乐春阁诗》《联句集》，共二十五种。这些在最初都各自成集。晚年辞官居住在西陂，于是亲自订定，汇编成这部书。只是最初刊刻的《绵津山人诗集》删去没有收入。大概因为那是早年所作，格调稍有不同，所以另编一部，不想让它们混在一起。宋荦虽然凭借任子身份入仕，不是通过科举，但他广博通晓典籍，熟悉掌故，诗文也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名望仅次于新城王士祯。他任苏州巡抚时，长洲人邵长蘅选取王士祯和宋荦的诗编成《王宋二家集》，一时颇有人怀疑这是向大官献媚。赵执信尤其持不同意见，把王士祯和宋荦一并排斥贬抑。平心而论，宋荦的诗大体纵横奔放，刻意求新，其源流出自苏轼。王士祯《池北偶谈》记载，宋荦曾经绘制苏轼的画像，自己侍立在苏轼画像旁边。后来他参加铨选，果然得到黄州通判一职，那里是苏轼旧日游历之地。又因为施元之的《苏诗注》长期没有传本，宋荦在苏州时用高价买到残本，为它校勘、补缀，刊刻流传。他的宗法取向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因此，他的诗虽然比不上王士祯的超逸，但清劲刚健、俊秀高上，也拔地而起，自成一派。他的序、记、奏议等作品，也都流畅通达，具有眉山文章的法度。王士祯《寄荦诗》中有这样的话：“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当日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意思是说，两人年轻时担任卑微官职，就已经齐名，并不是从邵长蘅合刻诗集才开始的。这样也就可以解释赵执信的议论了；然而由此可见，王士祯也并非没有把宋荦引为同调。△《铁庐集》三卷、《外集》二卷、《后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潘天成撰写。潘天成字锡畴，溧阳人。寄籍桐城，是安庆府学生。《溧阳志》记载：“他小时候与父母一起躲避仇家，彼此失散。十五岁时，沿途乞讨寻找父母，在江西边界遇到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把他们迎接回来。他靠做佣工、贩卖来奉养父母，历尽艰难困苦。就在这些空闲时间读书讲学，最终成为学问积累深厚的人。七十四岁时，终于在极度贫困饥饿中死去。”《瞿源洙集》中有《潘孝子传》，与《溧阳志》所说相合，大概是一个意志坚定、苦心修行的人。此集由他的门人许重炎编成，卷首列有小传、年谱。第一卷是《默斋训言》，是潘天成记述他的老师汤之锜的话。第二卷是杂著，收录潘天成的诗文。第三卷是语录，记载许重炎和蒋师韩记录的潘天成言语。《外集》第一卷是《勿菴训言》，是潘天成记述他的老师梅文鼎的话；第二卷是杂著，也是补刊的潘天成遗文。《后录》一卷，是一类墓志记文。天成的学问源自姚江，以修养心性为根本，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诗文都抒发自己想说的话，不太合乎格律。然而，品行操守是文章的根本，纲常伦理是风俗教化的源头。天成出身寒门，终身贫困卑微，但天性真挚，品格高洁，类似古人所说的特立独行者。他的精神坚忍刻苦，足以使他的文章自行流传。因此，他去世后又没有子嗣，但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敬重他。特意著录他的文集，使天下人明白知道本朝立教，在于敦厚人伦纲常、砥砺名节、端正人心、厚正风俗。这当然不是要同执笔为文的人争论文采的优劣，也不是要同讲学的儒者争论议论的醇厚或疵病。△《湛园集》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译本朝姜宸英撰。姜宸英有《江防总论》，已经著录。起初，他把文章编为《湛园未定稿》，秦松龄、韩菼都为它作序。后来武进人赵同斅摘编为《西溟文钞》。此本由黄叔琳重新编纂，共八卷。姜宸英年轻时学习古文，七十岁才考中进士。他学业深厚，勤奋努力，下的功夫很深。集中有《与洪虞邻书》，论述两浙十家古文的情况，说两浙自洪武、永乐以来三百多年，不过只有王子充、宋景濂、方希直、王阳明三四人。他认为其余如谢方石、茅鹿门、徐文长等人，还只是具备文章的形体而未臻醇厚。他不愿意在浙东浙西这一水之隔的地方，一时之间竟多到十人，不愿把自己列入那九人之中。大概这是因为他能够不沾染相互标榜的习气，而追求当时的声名。他的文章宏大奔放、典雅刚健，往往有北宋人的意味，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此集前两卷都是应酬之作，在取舍编排之间，未必符合姜宸英本人的意思，但他的文章大概情况也略具于此了。集末的札记二卷，据郑羽逵所作《宸英小传》，原本是单独刊行的。现在也另行著录，不收入此集。△《古懽堂集》三十六卷、附《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田雯撰。田雯字子纶，一字纶霞，号山{艹疆}，德州人，康熙甲辰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户部侍郎。此集共文二十二卷、诗十四卷。康熙中期，王士祯享有天下的盛名，文士无不依附其门下，求得借重他的余论。只有田雯和任邱人庞垲既不与他争辩，也不向他结交。庞垲的《丛碧山房集》，格律谨严，但才华和根基稍弱。田雯则天资高远，博闻强记，凭借纵横奔放、刚健豪迈的气势，想以奇特瑰丽压过王士祯。因此他的诗文都组织繁密，锤炼刻苦，不肯拘拘地写平常语句。赵执信作《谈龙录》，常常批评他的诗中缺少真正的人才。然而这支偏师纵横驰突，最终仍能自成一队，论说诗艺的人不能废弃它。附载《黔书》二卷，是他任贵州巡抚时所作。又有《长河志籍考》十卷，德州古代是广川之地，《隋书》为了避炀帝的讳，改称为长河。王士祯《居易录》曾称《黔书》各篇体例不一，有的像《考工记》，有的像《公羊传》《穀梁传》《檀弓》，有的像《越绝书》，如同观看偃师制作的木偶人表演。然而，它同《长河志籍考》实际上都承袭郭宪《洞冥记》、王嘉《拾遗记》的体例。这也算是喜好奇异的一项证据，姑且保存下来，作为文章体例中的别格。△《榕村集》四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光地撰。李光地有《周易观彖》，已经著录。此集于乾隆丙辰年由他的孙子清植校刊，他的门人李绂作序。只有诗下注有“自选”二字，其余都是清植编排纂辑的。全书包括《观澜录》一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共一卷，《尚书句读》一卷，《周官笔记》一卷，《初夏录》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续记》共一卷，《象数拾遗》《景行摘篇》及《附记》共一卷，文章二十五卷，诗五卷，赋一卷。所注的各部书以及另有刊本流行的语录，不在其中。他不以诗文作为文集的开头，却以札记作为开头，是因为李光地的长处在于理学、经术，文章并不是他用心钻研的领域。然而即使从文章来说，也大多宏博深厚、严肃简括，不加雕琢却自然工整。因为有实际内容的言语，本来就不同于像佩巾那样只供悦目的东西。几十年来，他巍然成为儒林中的巨擘，实在是凭学问取胜，而不是凭辞藻华美取胜。△《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陆陇其撰。陆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经著录。此集由他的门人侯铨编纂。全书包括杂著四卷、书一卷、尺牍一卷、序二卷、记一卷，以及墓表、志铭、圹记、传共一卷。《外集》六卷，则汇集他的奏议、条陈、表策、申请、公移，最后以诗作结；陆陇其行状一类的文字也一并附在其中。《目录》末尾有他的侄子礼徵所作的《跋》，说陆陇其一生不屑于写诗和古文辞，尤其把滥刻文集作为警戒，所以临终时箱子里没有留下遗稿。到了康熙辛巳年，礼徵才从各处搜集广泛辑录，汇编成此集，并委托侯铨分类编排。大概陆陇其去世九年后，这部集子才刊行。他的文章既不是陆陇其亲手确定的，其中或许有尚未定稿的作品，以及偶然下笔、本人不愿保存的文字，都无法知道。然而陆陇其学问深厚纯正，操守品行醇厚端正，即使是随手执笔写成的作品，其中不合于道的内容本来就很少。只是陆陇其一生，并不只是把讲明心性当作书斋里的空谈。他两次任县尹，一次任谏官，政绩也十分显著，值得记载。这是体用兼优的学问，但侯铨等人却把奏议、公牍这些确实见于实际施政的文字另编为《外集》。诗歌不是陆陇其的长处，列入《外集》是可以的。至于圣贤之道，本末同出一源，修心的方法和治理的方法，归根到底是一以贯之的。《周礼》全都记述职官，《尚书》全都陈述政事，周公、孔子从来没有把这些看作粗浅的事迹。即使黄干编纂朱子的诗文，也从未轻视论述政事的文章，把它们抛在一边。侯铨却只知道把《太极论》列在篇首，想让陆陇其接续周敦颐，而把他循循有功的政绩另编为《外集》。尊崇空谈而轻视实际政务，这难道是陆陇其的宗旨吗？因为这个版本已经在世间流行很久，所以姑且仍按原刻著录，同时附带订正它编排次序的简陋之处，如上所述。△《因园集》十三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译本朝赵执信撰。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晚年号饴山老人，益都人。雍正年间从益都分置博山县，今为博山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他的诗集流传很多，各种版本往往不同。这个版本曾经落过水，纸张和墨色都已损坏。末尾有乾隆辛酉年赵执信门人丁际隆所作的《跋》，说：“这一年秋天，我再次到因园拜访秋谷先生。当时先生的眼病更加严重，已经六年没有作诗了。我从仲君羹梅那里得到先生亲自审定的诗稿，分为十三集。抄录的副本还没有来得及校对，羹梅就把原本索回去了。岁末闲来无事，于是校阅了一遍。从前见过的先生手书《济南竹枝》和《宿法庆寺》两首律诗，都不在其中，大概删去的很多了。”羹梅，是常熟人仲昰保的字，在赵执信的门人中最受推重，同赵执信交情最深。因此这部集子是赵执信晚年审定的版本，是他亲手交付给门人的。十三集分别是：一为《并门集》，二为《闲斋集》，三为《还山集》，四为《观海集》，五为《鼓枻集》，六为《涓流集》，七为《葑溪集》，八为《红叶山楼集》，九为《浮家集》，十为《金鹅馆集》，十一为《回帆集》，十二为《怀旧集》，十三为《磺菴集》。每集各一卷，只是保存原来的编排，不再按篇章页数多少来划分。赵执信娶了王士祯的外甥女，起初两人彼此投契、互相看重，传说赵执信曾请王士祯为《观海集》作序，王士祯多次失约，于是两人渐渐互相斥骂，仇怨终身不解。现在看《还山集》，其中还保留着《酬士祯诗》二首，赵执信又为王士祯作了《西城别墅十三咏》。至于《鼓枻集》中的《渡江》一首，已经有“只应羡诗老，持节问岷源”的诗句，注释说“指阮翁”。又有《悼吴孝廉》一首，其中有“渔洋未识名先著”一句，言辞气势已经不和平。从此以后，两人便互相排斥攻击。由此看来，说二人的嫌隙产生于请作《观海集序》之时，这种说法应当可信。到了后来，随着事态发展，两边互相承袭其说，坚持门户之见，尊此抑彼，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平心而论，王士祯以神韵缥缈为宗旨，赵执信以构思深刻雕琢为主。王士祯的格局比赵执信开阔，但流弊在于失之肤浅空疏；赵执信的才力比王士祯锐利，但后来的弊病在于过分纤巧狭小。假使两家能够互相补救对方的短处，才可以各自显出长处，实在不必像喜欢甜味便忌讳辛味、偏爱红色便非难白色那样。△《怀清堂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汤右曾撰。汤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年轻时因诗才受到王士祯赏识。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询问掌院学士揆叙，听说汤右曾擅长作诗，便命令把他的文集进呈。揆叙于是将汤右曾所作《文光果诗》上呈，请皇帝阅览，得到御制诗赐和。现在这首诗刻在此集卷首，实在是千古儒者极大的荣誉。这部集子刻于乾隆乙丑年，评论者称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厓，两人之间没有谁能够超过他们。现在看这两人的文集，朱彝尊学问有余，才力又足以运用发挥，所以能够熔铸变化，随心所欲；汤右曾的才华足以与他并驾齐驱，但根基深厚方面却不免稍逊，说两人齐头并进似乎还不容易，不过汤右曾也确实是近代卓然挺出的人物。△《二希堂文集》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本朝蔡世远撰。蔡世远字闻之，漳浦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文勤。这部编纂的书是他所作的杂文。卷首列有《耕籍赋》《圣主亲诣太学颂》《青海平定诗序》《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河清颂》《乐善堂文抄序》六篇，用来记载他的荣宠际遇。其余包括序四卷、记一卷、传一卷、论说书共二卷、墓表志铭行状共一卷、祝文祭文共一卷、杂著一卷。《目录》之后有他的门人宁化人雷鋐所作的附跋，说他的堂之所以命名为“二希”，是因为蔡世远曾亲自作记说：“学问不敢希望达到朱文公的境界，但差不多可以希望成为真希元；事业不敢希望达到诸葛武侯的境界，但差不多可以希望成为范希文。”他以古代贤人为目标来要求自己，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前面有雍正庚戌年皇帝当时居于藩邸时亲自撰写的《序》一篇，称：“他在鼇峰讲学，教导人们遵循忠信孝悌仁义，阐发濂、洛、关、闽的学说，学术渊源是有来由的。等到入朝任职，他的风采议论、嘉言正论，足以成为千百世治理国家的良好准则；这又是担负国家栋梁的职责。” 现在看他的文章，追溯源流于六经，阐发周、程、张、朱的道理，同时运用韩、柳、欧、苏的文章法度。所谓蕴藏于内是德行，施行出来是事业，发抒出来是文章，我在先生身上都看到了。光明灿烂的天子言语，记载在书册卷首；皇帝明察后的品评题识，昭示于朝廷内外。这不仅是一时的恩宠际遇，实际上也是千古不易的定论。到了我皇上登基即位，对于甘盘旧学，深切的思念更加深厚。乾隆己卯年，皇帝下谕整顿文章体制，把蔡世远的文章作为标准。乾隆癸巳年，下诏编纂《四库全书》，蔡世远的著作又蒙受搜集著录。而且诏令宣示时，都只称他的字而不直呼其名。皇帝优厚礼遇儒臣，在这里达到了极点。如今读他的文集，大体上义理醇厚、文辞端正，确实具有根本。由此可以仰见他身逢圣明时代，君臣契合并非偶然。他受到皇帝知遇，固然不仅仅因为文章而已。△《敬业堂集》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查慎行撰。查慎行有《周易玩辞集解》，已经著录。此编汇集他一生所作的诗，按照游历所在之处，分别编成各集。包括《慎旃集》三卷，《遄归集》《西江集》共一卷，《逾淮集》一卷，《假馆集》二卷，《人海集》《春帆集》《独吟集》各一卷，《竿木集》《题壁集》共一卷，《橘社集》《劝酬集》《湓城集》《云雾窟集》各一卷，《客船集》《并辔集》共一卷，《冗寄集》一卷，《白蘋集》《秋鸣集》共一卷，《敝裘集》《酒人集》共一卷，《游梁集》《皖上集》《中江集》各一卷，《得树楼集》《近游集》共一卷，《宾云集》一卷，《炎天冰雪集》《垂橐集》共一卷，《杖家集》《过夏集》各一卷，《偷存集》《繙经集》共一卷，《赴召集》《随辇集》《直庐集》《考牧集》《甘雨集》《西阡集》《迎銮集》《还朝集》《道院集》各一卷，《槐▯集》二卷，《枣东集》《长告集》《待放集》《计日集》《齿会集》《步陈集》《吾过集》各一卷，《夏课集》《望岁集》共一卷，《粤游集》二卷，附载《馀波词》二卷。自古以来喜欢为文集立名的人，以杨万里所立的名目最多。查慎行这部集子随手命名，数量大概是杨万里的数倍。其中有以二十四首诗编为一集的，实在过于琐碎，但也由此可见他无论何时何地都把作诗当作事情。集首刊载王士祯的《原序》，说黄宗羲把他的诗比作陆游。王士祯则说：“奇特创新的才华，查慎行不如陆游；绵延深厚的思绪，陆游不如查慎行。”又称他的五言、七言古体诗有陈师道、元好问的风格。现在看查慎行的近体诗，确实出自陆游，但陆游擅长描写景物，查慎行擅长抒发感情；陆游擅长运用典故，查慎行擅长经营意境，所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王士祯的评论很恰当。至于陈师道的古体诗，全都出于苦心思索，并不以变化见长；元好问的古体诗具有刚健之气，也不以灵活敏捷见巧，与查慎行很不相似。考察他的诗学渊源，大体上从苏轼那里得到的最多。看他倾注一生力量为苏轼诗作补注，就可以看出他从中受益的地方。明人喜欢称道唐诗，自本朝康熙初年起，陈旧的套路逐渐加深，人们往往厌弃唐诗而学习宋诗，但粗率直露的弊病也随之产生。能够得到宋人的长处而不沾染其弊病，几十年来，确实应当首推查慎行。△《望溪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方苞撰。方苞所作《周官集注》，已经著录。他的古文杂著一生都没有自行收集整理，稿本大多散失。告老还乡后，门人才开始替他搜集编成书，大体上是得到一篇就刊刻一篇，所以前后编次很不按年月排列。方苞对经学研究较深，集中解说经义的文章最多，大体上都是指明事理、比类情状，并有所阐发。他的古文以法度为主，曾说周、秦以前，文章的义理和法则无不完备；唐、宋以后，即使步趋规矩，也仍然不能没有过失。因此，他的作品上取法《史记》《汉书》，下仿效韩愈、欧阳修，不肯稍稍越出规矩之外。虽然总体上典雅洁净，但变化太少，终究不能完全摆脱界限，另行开创门户。然而，他论述古人的规矩法度以及写文章的道理，很能沉潜反复地探究，从而弄清古人用意的所以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有路径，但源流却极其正当。近来写八大家一类文章的人，都把方苞看作没有失去古文旧有轨道的人。△《存砚楼文集》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储大文撰写。储大文字六雅，宜兴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储大文早年凭制艺成名。归田以后，才潜心研究古学，尤其用心于地理。因此全集十六卷中，论述地势形势的占了七卷。凡是山川险阻、边关险塞，没有不详细考察的。如《荆州论》多至十一篇，《襄阳论》多至七篇，《广陵西城》一篇。他推求古今城郭位置的不同、山川名称的差异，援引史籍作为依据，仿佛聚米绘图一样。当年进退攻守的关键、成败得失的原因，他都能口头讲述并用手指画说明。其他家撰写史论的，大多只概略谈论用兵；撰写地理志的，大多凭借今天的名称来讨论古代。清朝建立一百多年，只有阎若璩明于沿革，储大文详于险要与平易之处。顾祖禹的《方舆纪要》考证史文虽然极其广博精当，但往往把两军奔赴交战、在途中相遇的地点，就指为兵家必争之地，精密程度比不上阎若璩和储大文。只是边塞以外，如西域各部、蜀地边徼的各番族，拿实际情况验证，往往不相符合。大概是由于当时道路尚未通达，对异域的传闻、图经记载又不完备，不能达到如今皇威远播、疆土安定之后，能够亲眼见到真实情况的程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这是形势造成的，本来不值得奇怪。其他杂文间或有用典过多的缺点，但征引典籍广博，终究胜过空疏无物，只取其长处就可以了。△《香屑集》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黄之隽撰写。黄之隽字石牧，号<广吾>堂，华亭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这部书都是汇集唐人诗句创作的香奁诗，共古体、今体九百三十多首。前面有《自序》，也是汇集唐人文章的句子写成，共二千六百多字。集句作诗，始于晋代傅咸。如今《艺文类聚》所收的只有寥寥数句，声韵仅仅协调。刘勰在《明诗》中没有列入这种诗体，大概是因为后来没有继承的人。唐代一朝，各种诗格都具备，然而除韦蟾《妓女续楚词》两句以外，这种诗体竟也空缺。到了北宋石延年、王安石，偶尔以此互相较量，却没有收入自己的文集。孔武仲开始将其收入文集，另行编录成卷，但还没有单独刊行。南宋李龏的《梅花衲》《翦绡集》、文天祥的集杜诗，才开始另行著录，不过篇卷也不多。黄之隽这部书虽然取用各家现成诗句，但对偶工整，意义贯通，排比联缀，浑然如同天然形成。而且只有第二卷《无题》五言长律中，重复使用了杜甫两句、陆龟蒙两句。其余即使是绵延的大篇章，也每人只取一句，彼此不重复。并且还有不断叠用韵脚，甚至倒过来押用前面的韵，而每一句都像是自己创作出来的。

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其中的词句都艳丽妖冶，千变万化，却没有超出绮罗脂粉的范围，在《诗经》《楚辞》的正统道路上未能相合。但单就诗论诗，他记诵的广博、运用的巧妙，也不能不说是具有独到才华。△《鹿洲初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蓝鼎元撰写。蓝鼎元有《平台记略》，已经著录。这部集子由他的朋友旷敏本编纂。最初在雍正丙午年编定。过了六年，到壬子年，又把他的续稿合并进去，重新删汰编定，仍为二十卷。因此前面有《敏本序》，序后又有《敏本纪》，分别叙述编纂始末。蓝鼎元喜欢讲学，尤其喜欢讲经济，对时事最为留心。集中如论述闽、粤、黔各省形势以及征讨、剿办台湾事务的文章，都说得确实具体，来自亲身阅历，不是纸上空谈。至于叙述忠孝节烈等事，也描写得生动形象，足以补益风教。其中如《论直隶水利》一类文章，他生长在南方，不能通晓北方水性，未免拾取陈旧说法。《与顾太史书》一类文章为自己洗雪冤谤，其中夹杂轻薄的戏谑和辱骂，尤其说明他的修养不纯。然而文笔条理通畅，大多切合事理，在近人的文集中仍可说是具有实际内容的作品。△《樊榭山房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厉鹗撰写。厉鹗有《辽史拾遗》，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因居所取唐代皮日休诗句命名为“樊榭山房”，所以以此为书名。他一生博览群书，尤其熟悉宋代史事，曾撰写《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东城杂记》二卷，又与同社友人撰作《南宋杂事诗》七卷，考证都很详明，足以流传后世。他的诗则言辞娴雅，有修饰整洁、自我欣赏的意味，完全不沾染南宋江湖诗派末流的习气。虽然才力丰富刚健，还不能与朱彝尊等人并驾齐驱，但安闲吟咏、精心构思，很有余味；与清朝初年的“西泠十子”相比，则远远超出。前集的诗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有词，分甲、乙二卷，是康熙甲午年至乾隆己未年所作。《续集》也是诗八卷，另附《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则是己未年至辛未年所作。△《果堂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朝沈彤撰写。沈彤广泛研究古籍，精通考据。所著有《周官禄田考》《三经小疏》，都已经著录。这部集子多是订正经学文字的文章，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都援引典籍作为依据，考证精密。他对《礼经》中的服制有许多考订，尤其足以补充汉、宋以来注释家未完备之处。他的《释骨》一篇虽然是为医家而作，但若不深入贯通《尔雅》《说文》，兼且通晓《灵枢》《素问》，就不能写成。关于《尧典》星辰的论述不兼及五纬，大概是以孔安国的传为主。他又对“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句，竭力驳斥《史记》关于斗杓的解释。虽然未必都能成为定论，但各自尊重所闻所学，也足以看出他的用意并不苟且。这部集子虽然不崇尚辞藻华丽，却很能辅助经传。至于其中的实学有可取之处，与文章家的作品又应另作评论。△《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工部侍郎汪承霈进呈本） 清朝汪由敦撰写。汪由敦字师茗，安徽休宁人。因商籍身份补为浙江学生，所以又属钱塘籍。雍正甲辰年进士，由编修起官，官至吏部尚书，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端。汪由敦记诵广博，文章典雅庄重而有体制。他还是诸生时，就以才学闻名。登第以后，列名词馆，执笔参与讲帷。承蒙皇上特别知遇，屡次得到提拔，入宫值班。每次应制唱和、奉诏撰述，无不仰承圣训，遵循指示的途径。探究艺林根本，通晓学海源流，所学日益进步。晚年遗稿很多，来不及编次。他的儿子、工部右侍郎臣汪承霈谨慎地加以编排次序，总共编成两集。《文集》分为二十三门，《诗集》收录从戊子到丁丑共五十年的作品，合成四十六卷，缮写成书进呈。又承蒙皇上特别降赐宸翰，亲自加以评定褒贬。皇上嘉奖诗篇雅正，称许文章格律清醇。御笔亲自撰写，光彩流传不朽。这固然是因为汪由敦勤学能文，荣幸地得到稽考古事的声誉；但臣下的私人文集能够因此上承天子奖誉，并在卷首题词，实在是千古未有的特殊恩典，也是天下求学之士恭敬诵读皇帝文章、相互感激颂扬的原因。——以上“别集类”九百六十一部、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各史著录书籍，只分为《别集》和《总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开始在《别集》内部析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考察起来，奏议都关系国政，应当和诏令合并为一类，不应列在《集》部。《诗集》也属于《别集》，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分，那么只有文章没有诗的书又将另立《文集》一门，只会更加琐碎。现在把奏议移入《史部》，而《别集》《诗集》不再区分。只有歌词体裁低下、技艺卑微，所以按照马氏的例子，另立《词曲》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