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译《家语》虽然是依托之作，但其中都是辑缀旧文。其《郊问篇》说：“到了启蛰之月，便又向上帝祈谷。”王肃注说：“启蛰时举行郊祭，郊祭后才耕作。”这与郑玄、杜预两家的说法尤其契合。万斯大另立新说，是不对的。万斯大又认为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谷在国都之中。现在考察《五经通义》说：“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颖达、贾公彦的《疏》和《通典》都遵从这一说法。又《左传·闵公二年传》说：“处在两社之间，是公室的辅佐。”杜预注说：“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是朝廷执政所在的地方。”孔颖达《疏》说：“鲁国是周王朝的诸侯，所以国社称为周社。”这样看来，国社所在之处就是朝廷执政所在之处，它在中门之内无疑。诸侯的国社，与天子的太社相同。《周书·作雒篇》说：“于是便在南郊设置丘坛和兆域，以后稷配祀上帝，并配祀日月星辰，先王也都参与受祭。诸侯接受周王的命令后，便在国都之中建立大社。”把“国中”与“南郊”相对举出，可知大社不在郊外而在国都之内。万斯大所说的错误也很明显。万斯大又认为士只能作为小宗，不能作为大宗，因为士没有祖庙。现在考察《丧服小记》说：“士不能代理大夫之职，士代理大夫之职的情况，只限于宗子。” 《荀子》又说：“所以，王者的太祖之庙，诸侯不敢毁坏；大夫、士各有固定的宗族所尊奉的宗子。”杨倞注说：“继承别子之后、为族人长期共同尊奉的，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据此可知，士也可以成为大宗。又《丧服小记》说：“庶子不祭祀未成年而死者和无后者；未成年而死者及无后者，随从祖在祖庙中附祭。”郑玄注说：“宗子的伯叔父中没有后代的，要为他们在坛上举行祭祀。”孔颖达《疏》说：“如果宗子是士，因为没有曾祖庙，所以没有后代的伯叔父要在坛上祭祀。”又《曾子问》说：“如果宗子去世，要先到墓地告祭，然后在家中祭祀。”郑玄注说：“在家中祭祀，是说也可能没有宗庙。”孔颖达《疏》说：“在家中祭祀，是说宗子可能没有爵位，其家中没有宗庙，而在庶子家中祭祀。”这样看来，也有虽无宗庙而成为宗子的情况。现在万斯大认为，只有拥有始祖庙才可以成为大宗。按照他的说法，不仅士不能成为大宗，依据《祭法》，大夫只有曾祖庙，难道大夫也不能成为大宗吗？万斯大又改变说法，认为大夫、士都可以祭祀高祖、曾祖、祖、祢，并引用《大传》说：“大夫、士遇到大事，要向国君省察请示，举行祫祭时可以上及高祖。”现在考察孔颖达《疏》说：“祫，就是合祭，意思是虽然没有宗庙，也可以和有宗庙的人合在一起祭祀。”大夫大概是在曾祖庙举行祫祭而上及高祖；上士则在祖庙举行祫祭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在祢庙举行祫祭而上及祖、曾祖、高祖。又怎能拿这作为大夫、士都拥有宗庙的证据呢？万斯大又认为，《小记》所说大夫、士的妾附祭于妾祖姑，妾祖姑亡故后便隔一辈附祭于高祖姑，这就说明高祖有庙。现在考察《小记》孔颖达《疏》说：“妾没有宗庙，只是筑坛让她附祭罢了。”因此，妾即使附祭于高祖的妾，也不一定说明高祖有庙。考察《杂记》“父母丧时尚且穿功衰，却附祭兄弟中未成年而死者”一句，孔颖达《疏》说：“这里的小功，是兄弟、自己以及父亲。”这说明庶人不适合建祖庙。那么，曾祖的嫡孙只是为其筑坛，把小功亲属中兄弟的长殇附祭于从祖，在坛上立神位祭祀，并不是为从祖建立宗庙。又怎么能说高祖的妾有宗庙呢？这些说法全都是自行创立异说，几乎没有明显可靠的依据。其他如辨析商、周改月改时，周诗采用周正，以及兄弟同属一个昭穆等问题，都极其精确。关于宗法的十多篇论述，也颇能加以推演阐发。撇开其中错误的地方而保存正确的内容，也未尝不是一家之学。△《读礼志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陆陇其撰写。陆陇其另有《古文尚书考》，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三《礼》的著作大多是汉代儒者采集编纂而成，其中记载的古今典礼，从明堂、清庙，到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以及名物、器数等细节，彼此考校，常常有抵牾不合之处。因此，他取郑玄、孔颖达等各家的注疏，以朱子的著作作为折中标准，力求得到正确的结论。又旁及《春秋》、律吕以及与《礼经》可以互相发明的天时、人事等内容，也全都采录进来。对于有疑问而尚未决断的地方，他就仍然存疑不论。所以书名叫《读礼志疑》。考察《礼经》自从遭受秦火之后，虽然有许多残缺不全之处，但汉代诸儒距离古代还不远，他们的训释大体都有根据，不同于凭主观臆测。宋代儒者的义理虽然精深，但在广泛考证、详细稽核方面，终究比不上注疏家专门的学问。陆陇其深入思考心性之学，严格遵守程颐、朱熹的学说，他学问造诣的醇正，确实是近代儒林中少有的。至于讨论三《礼》，终究与古人一生钻研考察的功夫有所不同。不过，孔颖达《疏》笃信郑玄《注》，往往不免牵强附会；陈澔《集说》则尤其浅陋。陆陇其随着原文逐条纠正，考核并加以折中，他的用心确实不是一般儒者所能达到的。例如，他论述孔颖达《疏》在《月令》中引用《太史职》的郑玄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认为两者同时举出时便区分为“年”和“岁”，单独举出时则可以互相通称。又在祥祭、禫祭问题上以郑玄的说法驳斥王肃，在宗庙制度问题上以刘歆的说法驳斥郑玄。对于“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这句话，他认为“温”只是含蓄蕴藉，不应像孔颖达《疏》所说的那样解释为用物承垫。对于“未卜禘不视学”，他采用孔颖达《疏》的意见，认为即使不是举行禘祭的年份，也要等到时祭以后才视学，从而驳斥《集说》认为五年不视学的说法。他认为《司尊彝》把“朝践”改为“朝献”、把“再献”改为“馈献”，是省略文字、使用互文的办法。这些都是他自己抒发的见解，完全没有门户之见。至于“缁、纟才、纯”三个字，他认为“纯”应当写作“纟才”，并说古人的用字也有错误，后人不可不谨慎。可是他不知道古字多有通用，本来不能用后来的例子加以限制。又袁黄《群书备考》把贾公彦误写成贾逵，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何必深加辨析？他却又特意立出一条加以驳正。这大概是阅读书籍时随手作的标记，后来由门弟子编排校刊，误收入正文而没有删择，实在不能算作陆陇其的缺点。△《郊社禘祫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另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前半部分回答门人李塨关于南郊、北郊分开祭祀以及有禘无祫的问难，末尾附有艾堂的提问。毛奇龄自注说：“同郡的学人在艾堂提出的问题，这里专门讨论禘、祫。”其中关于南郊、北郊分别在冬至、夏至祭祀，在《周礼》中本来就有明确记载。对于怀疑没有北郊祭祀的人，本来没有必要设置条目来辨析。毛奇龄性情喜好攻驳，反复诘问辨析，未免显得繁杂。至于时祭之外，禘是大祭，所谓“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的说法出自纬书，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祫与犆相对为义，并不是与禘相对为义。毛奇龄辨明大禘与吉禘并不是一回事。又说大禘、吉禘以及时祭都必须合祭，所以称为祫。这些见解都是过去儒者未曾涉及的，对阐明《经》的意义并非没有帮助。把他的说法保存下来，也足以供研究礼制的人采择。△《参读礼志疑》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清代汪绂撰写。汪绂一名烜，字灿人，号双池，是婺源人。这部书取陆陇其所著《读礼志疑》，在各条下面附加自己的意见进行参证。他对于三《礼》的大旨，如认为南郊就是圜丘、大社就是北郊、禘不是祭天的名称、路寝不能仿照明堂的制度，又极力斥责大飨于明堂时以文王配祀五天帝、武王配祀五人帝的说法，都是以王肃为主而排斥郑玄，所以颇与旧注相违背。他认为东西夹室不在堂的两旁，而在东西房的两旁。考察《仪礼·公食大夫礼》说：“公迎接宾客进入，大夫站在东夹室之南，士站在门旁，小臣站在东堂之下，宰站在东夹室之北，内官之士站在宰的东边上首，介站在门的西边。” 这大概是说众人都分别站在堂的上下各处。按照汪绂的说法，大夫和宰就会违背众人的位置，独自站在堂后以及东西房两旁隐蔽的地方了。又《聘礼》记载设宴，也说堂上的馔食有八份，西夹室有六份。这大概是因为要给宾客陈列馔食，所有陈设都从堂延伸到庭、门，取其分布在眼前的意思。按照汪绂的说法，馔食也要陈设在堂后了。汪绂又认为士没有朝服，玄端就是士的朝服；上士穿玄色下裳，中士穿黄色下裳，下士穿杂色下裳。考察《士冠礼》说：“主人戴玄冠，穿朝服，系黑色带子，佩白色蔽膝。”既然说是白色蔽膝，那么下裳也是白色；这与卿、大夫以上的朝服本来没有区别，并不是只有把黄裳、玄裳、杂裳的玄端称作朝服。又《鲁语》说：“列士的妻子给她加上朝服。”可见士本来并非没有朝服。汪绂都没有深入考察。至于他所说的大夫、士没有西房，所以《士丧礼》中主人束发，众主人在房中免冠，而妇人却独自在室中髽发，是因为没有西房，这一说法本来出自孔颖达《疏》，可以解释陈祥道《礼书》的疑惑。汪绂又认为大夫、士的宗庙也应当有神主，这与《通典》记载的徐邈及清河王元怿的议论相合。像这样的例子，也有许多确实深得《经》的意义，本来可以与陆陇其的书并存而不废。──以上“礼类”中《三礼总义》一类的著作共六部、三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订：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这是把三《礼》合编为一部的开始。这些文字无法分别归入三《礼》中的某一部。现在把它们合并列为一类，也是遵照《五经总义》的体例。那些不标明三《礼》名称、但实际兼释三《礼》的著作，也一并附列在这里。） △《礼书》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代陈祥道撰写。陈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师友纪谈》称，他受到许少张的推许，登科及第。李廌又称，陈祥道在元祐七年进献《礼图》《仪礼注》，被授任馆阁校勘；第二年任太常博士，赐给绯衣，不到十多天就去世了。又称他仕宦二十七年，官职止于宣义郎。《宋史》则记载他官至秘书省正字。然而，晁公武《读书志》著录此书，也称为左宣义郎、太常博士陈祥道撰写，与李廌所记相同。李廌又称，陈祥道曾撰《礼图》一百五十卷、《仪礼说》六十多卷，由内相范公代为进献，请求送交秘阁和太常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这是在元祐年间上表进献的。晁公武称，朝廷听说此事后，发给纸札让人缮写进呈。可是《宋史·陈旸传》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奏说，陈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考订：《乐书》实际为二百卷，《宋史》中的字有误），内容贯通而明备，请求援引其兄陈祥道进献《礼书》的旧例，发给纸札。这说明李廌、陈振孙所记是确实的，晁公武所谓朝廷听说此事，并不是事实。书中有许多地方攻击郑玄的学说。例如论述宗庙制度时，引用《周官》《家语》《荀子》《穀梁传》，认为天子都有七庙，与郑康成所说天子五庙的观点不同。论述禘、祫时，认为圜丘自是圜丘，禘自是禘，竭力驳斥郑康成把禘说成圜丘的观点。论述禘比祫为大、并且合祭亲庙，攻击郑康成关于禘小而祫大、祭祀不涉及亲庙的说法。辨析上帝与五帝时，引用《掌次》的文字，驳斥郑康成把上帝说成五帝的观点。大概陈祥道与陆佃都是王安石的门客（考订：陈祥道是王安石的门徒，见晁公武《读书志》陈祥道《论语解》条下）；王安石解说经书，既创立新义，又力求与先儒不同，所以陈祥道、陆佃也都排斥旧说。陆佃的《礼象》如今已经失传，只有神宗时期详定郊庙礼文的各种议论，现在还载在《陶山集》中。大体上多是另生解释，与陈祥道驳斥郑玄的观点大致相同。这是当时风气所趋，没有必要深究。然而综合考察全书大旨，它能够贯通经传，逐条剖析，前面论说，后面附图，考订详尽周密。陈振孙称赞它论辨精深广博，间或配有图画；唐代诸儒的论述、近世聂崇义的图，有的纠正其错误，有的补足其缺失。晁公武是元祐党人的家属，李廌是苏门的宾客，他们都与王氏之学走的是不同道路。晁公武却称此书非常精深广博，李廌也称他的《礼》学贯通博洽，同时无人能及。因此，这部书当时确实很受重视，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缘故而废弃。△《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仪礼经传通解》，宋代朱子撰写。起初名为《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中所说的“以《仪礼》为经，取《礼记》以及各经、史、杂书中记载的涉及礼制的内容，全部附在本经相应篇章之下，并详细列出注疏家和诸儒的说法，略具端绪”，就是指这部书。他的这篇劄子最终没有实际上奏。

译朱子晚年重新修订整理，才改定为现在的书名。朱子去世后，嘉定丁丑年才开始在南康刻版。全书包括《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分为四十二篇。其中缺少《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也还没有脱稿。第二十四卷至第三十七卷共十八篇，仍然是此前草创的稿本，所以沿用旧名《集传集注》。这部分就是《王朝礼》。其中缺少《卜筮》一篇，目录中《践阼》第三十一篇以后的序说也都缺失。这大概是尚未完成的稿本。书中所载《仪礼》各篇，全都不是旧有次序，也颇多分割整理之处。例如《士冠礼》的三种屦本来在辞说之后，却移到了前面；“陈器服”一章中有关戒、宿、加冠等辞语，本来总记在后面，却分别移入前面各章之下。最后又取《杂记》中“女子十五岁，许嫁，举行笄礼”的文字续接《经》，列出“女子笄”一目。像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虽然不免割裂古经，但自从王安石废止《仪礼》、独存《礼记》之后，朱子纠正其抛弃经书而专任传文、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的做法，于是撰写此书，以保存先圣遗留下来的制度。分列篇章、标明目录，打开书就一目了然，也是考究礼制的人不能废弃的。书中丧礼、祭礼两门由朱子门人黄榦编成，大概是朱子把创稿交给了他。杨复原《序》转述黄榦的话说：“起初我创作两门礼书，粗略完成后，奉请先师指正。先师高兴地对我说：你所制定的丧礼、祭礼，规模很好；将来把我所编的《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取来，都按照这个体例重新修订。”如此看来，黄榦所编的部分，还没有违背朱子的旨意。然而，榦只修订了《丧礼》十五卷，成书于嘉定己卯年。他的《祭礼》当时还没有订定，榦又去世了。过了四年，到壬午年，张虙在南康刊刻了这部书，但也不是完整的本子。后来杨复重新修订《祭礼》，郑逢辰把它进呈朝廷。杨复在《榦之书序》中说：“《丧礼》十五卷此前已经缮写，《丧服图式》现在另编为一卷，附在正式卷帙之外。”此前所说《丧服图式》和《祭礼》遗稿还有来不及订定的遗憾，那么另编一卷的用意本来就在这里。杨复又在自序中说：“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以及张侯张虙续刊的《丧礼》，又取《祭礼》稿本一并刊刻保存。我不自量力，于是依据稿本，参考自己所听闻的内容，略加修订，以续成这部书，共十四卷。”现在从第十六卷到第二十九卷，都是杨复重新修订的。加上前面的《经传通解》和《集传集注》，总共六十六卷。虽然编纂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头绪彼此相承，规模也没有不同。古代礼制的大概和条目，到这里也大致齐备了。△《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写。这部书虽然仿照《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但参考群经，通晓其中的条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补足了《通解》未能涉及的内容，并不是只为了标新立异。例如《士冠礼》“屦，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来在辞后、《记》之前，《通解》把它移到《经》文“陈器服”一节的末尾。这部书也沿袭了《通解》的说法，并没有故意加以诘难。至于《士昏记》“父醮子，命之辞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陈器馔”一节之下，而这部书改列在“亲迎”一节之下。又，《通解》把《记》文“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两句另列为“祭行”一节，放在“奠菜”一节之前；这部书则把这两句附在“庙见”一节的末尾。大概这部书所说的“庙见”，就是《通解》所谓的释、奠。按照《礼》的本意来看，比《通解》的编排更有条理。又，《通解》割取《士冠礼》“无大夫冠礼，而有婚礼”以下四句，认为应当在《家语冠颂》之中，怀疑是错简在这篇《经》里，这颇有臆断成分。这部书则仍依《记》文原来的次序，不采用《通解》的说法，尤其审慎。但也不曾勉强附会。因为《通解》是朱子尚未完成的书，难免有一些出入。其中分合、移置、变易的地方，也还没有逐一考证，使它们融会贯通。江永引用各书加以厘正和阐明，确实足以完成朱子尚未完成的事业。与胡文炳一类人只求广博、笃信朱子之名，不问是朱子已经确定的说法还是尚未确定的说法，都无不曲意维护相比，他们的见识和旨趣相差很远。△《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蕙田撰写。蕙田字树峰，金匮人。乾隆丙辰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这部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只详细考察“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的名目，因古代经书散失，少有人能够探寻其源流、通晓其始末，于是沿用徐氏的体例，搜罗各种说法，编成此书。全书分为七十五类。把乐律附在吉礼宗庙制度之后；把天文推步、句股割圆设为“观象授时”一题统摄；把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设为“体国经野”一题统摄；这些内容都编入《嘉礼》。虽然这些事情属于旁涉，并非五礼本来应有的内容，难免有炫耀博学的意思。然而周代六官总称为“礼”。礼的作用，无论精微还是粗略，其条理所涵盖的范围本来就很广。因此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在《学礼》中载录钟律诗乐，又想取许氏《说文解字》的序说和《九章算经》编成《书数篇》，只是尚未完成。那么秦蕙田按类别编纂并附列这些内容，也并非毫无依据。其他考证经史，都能追溯根源、探究始末，具有纵横贯通的条理，不是那些剽窃拼凑、挂一漏万的书可以相比的。与陈祥道等人所作的书相比，它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礼类”中《通礼》一属共四部，五百六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所谓《通礼》，也兼及三《礼》。它之所以不能与三《礼》合并，是因为注释三《礼》在于阐明经义，辑录《通礼》则使历代制度都完备。两者体例不同，所以不能合为一类。） △《书仪》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宋代司马光撰写。考察《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直到王宏、王俭、唐瑾，也都有这类著作。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大概所谓《书仪》，是古代私人家用礼仪书的通称。《崇文总目》所载唐代裴茝、郑馀庆，以及宋代杜有晋、刘岳尚，都采用这个书名。司马光这部书也沿用了旧称。全书分为《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说：“胡叔器问四先生所讲的礼，朱子说：二程与横渠所讲的多是古礼，温公则大体以《仪礼》为本，再参照当今可以实行的礼制。总的说来，温公比较稳妥，其中与古礼相距不远，这有七分是好的。”朱子又在《与蔡元定书》中说：“《祭仪》只是在温公《书仪》里面稍微增删了一些。”如此等等，可见朱子确实十分看重这部书。后来朱子修订的《祭仪》被人偷走，稿本没有流传下来，那么这部书就是礼学家的典范了。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他父亲马廷鸾的话，说《书仪》记载妇女进门当天就拜祭先祖，废止三月后庙见的礼仪是不合礼的；他又引用《朱子语录》，认为司马光是被陈针子“先配后祖”一句话迷惑了。马廷鸾又说，《檀弓》明确讲“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赞许殷礼，却说周礼已经过于急切；《书仪》记载在卒哭之后举行祔庙，在礼制上太过仓促。按杜预《左传注》说，礼制规定迎娶妇女必须先告祭祖庙，然后才能举行婚礼，所以楚公子围称说要告祭庄王、共王之庙。郑忽先迎娶妇女，后来才告祭祖庙，所以被说成“先配而后祖”。这件事与庙见没有关系，司马光未必是由此提出议论的。况且古代三个月后庙见，才正式成为妇女，所以有反马之礼；如果还没有满三个月就去世，仍有把她归葬母家的礼制。后世在亲迎当天就使她在各方面都成为妻子，三个月内如果发生违逆，当然不能再离婚把她赶走；如果早夭，也当然不能抬着棺柩送回娘家。为什么唯独在庙见日期上坚持古义呢？至于殷礼在练祭时祔庙，孔子赞许它，这种说法虽然见于《檀弓》，但考察《宋史·礼志》记载的祔庙仪式，实际上是依从《周礼》的。国家制度既然如此，士大夫怎么能擅自改变？也不能因此责怪司马光。至于深衣的形制，朱子《家礼》所画的图样，如果内襟和外襟不相互掩合，衣领就不会相交。这部书解释“曲袷如矩以应方”一句，说：“孔颖达《疏》和《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的情况，似乎是在颈下另加一条衣襟，使它映衬相交的衣领，使衣领成为方形，就像如今衣服上面的领子。不知道衣领相交会合的地方本来就是方形的，恐怕没有别的衣物。”如此等等，它对郑玄《注》中交领含义的阐发最为明白。这也与《方言》所说“衿谓之交”、郭璞《注》解释为“衣交领”相符合。与《家礼》的说法相比，尤其详细准确。这也是司马光考订礼制最精当的证据之一。《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记载刘璋的说法，引用司马氏《书仪》说“忌日就除去华丽的服饰，进献酒食”等等，但这部书中没有这些话。然而，这个版本首尾完整，仍是依据宋本翻刻的，不像有所缺佚。或许是刘璋偶然记错了吧？△《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作“宋朱子撰”。考察王懋竑《白田杂著》中的《家礼考》，其中说：“《家礼》不是朱子的书。《家礼》见载于《行状》，其序见载于《文集》，成书的年月见载于《年谱》，这部书亡失后重新得到的经过见载于《家礼附录》。自宋代以来，人们一直遵循使用它。说它是朱子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然而如今反复考察，才知道它确实不是朱子的书。李公晦为《年谱》作序，说《家礼》成书于庚寅年朱子居祝孺人丧期间。《文集序》没有记载年月，但序中完全没有提到居丧之事。《家礼附录》中陈安卿记述朱敬之的话，认为这是从前寺院中遗失的原本，有个士人抄录得到，在朱子下葬那天带来，因此才得到它。所谓抄录得到并带来，没有说是谁，也没有说从哪里得到的。黄勉斋作《行状》，只说所辑的《家礼》为世人所遵用，后来有所增删，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订定；既没有说成书于居母丧期间，也没有说它曾经亡失后又重新得到。他的《书家礼后》也是这样。朱敬之，是朱子的幼子。李公晦、黄勉斋、陈安卿都是朱子的高足弟子，但他们的说法彼此错杂，竟然无法这样考据。按《文集》中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他讨论《祭仪》《祭说》，往复论述得非常详细。汪氏、吕氏的书信在壬辰、癸巳年，张氏书信的年份不详，推算也在这前后。壬辰、癸巳距庚寅只有两三年。《家礼》既然已经成书，为什么完全不提它，只谈《祭仪》《祭说》呢？陈安卿的记录说：‘先前作了《祭仪》《祭说》，非常简略而容易明白，现在已经亡失了。’这样看来，亡失的显然是《祭仪》《祭说》，而不是《家礼》。《文集》《语录》除了《家礼序》以外，没有一句提到《家礼》。只有《与蔡季通书》中有“已经取《家礼》四卷放入一哥处”的话。这是《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的第四卷，并不是如今流传的《家礼》。甲寅年八月《跋三家礼范后》说：‘我曾经想依据司马氏的书，参考诸家，删订增损，举纲张目，把它附在书后。’

译但因年老多病，不能及时完成。后世的君子一定有人替我完成这个志愿。”我私下曾推求其中的原因，这部书一定是有人根据《三家礼范》的跋语仿造而成的。原跋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附在书后的后世君子”身上，传抄的人于是把这部书托名为朱子亲自所作。它的序文也仿照《礼范》跋语，但与《家礼》反而有不相合之处。《家礼》重视宗法，这是程氏、张氏、司马氏没有涉及的，而序中完全不提，因为原跋语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年谱》所说“作于居母丧时”，或许也是凭臆测附会增益的。朱敬之只是依据流传的说法，没有深入考察，这就如同司马季思刻印温公著作的情况一样。李公晦跟随朱子游学是在戊申年以后，对于早年的事情本来就不详细，只是把自己听到的内容记下来作为年谱；而黄勉斋作《行状》是在朱子去世二十多年以后。那时《家礼》已经广泛流行，又是朱敬之所传录的，所以不愿公开说它不是朱子所作，只是措辞简略而没有说尽。他在《书家礼后》中说《经传通解》没有完成是留给后世百代的遗憾，其中隐约的意思也可以看出来。后世的人只因为这是朱子幼子所传，又看到《行状》《年谱》中有记载，廖子晦、陈安卿都为它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又为它考订，便尊崇并使用它，不敢稍有怀疑。然而，虽然口头上说尊崇使用这部书，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实行其中的礼制，所以对于其中的错误也来不及察觉，只是口耳相传，习惯说这是文公的《家礼》罢了。只有元代应氏作《家礼辨》，但此书文字也没有流传下来，只在明代邱仲深邱濬所刻的《家礼》中可以看到。他的辨析专门依据《三家礼范》的跋语，内容多有疏略，没有能够解除世人的疑惑，邱仲深也不赞同他的说法。所以我现在遍考《年谱》《行状》以及朱子《文集》《语录》中的记载，一并附在书后，并逐条详细考证。应氏、邱氏的说法，也一并附在后面。其他记载中的错误还有几十条，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由此知道《家礼》确实不是朱子的书，我自己也可以免除凭空妄言的罪责。”如此等等，他的考证最为明白。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用各种说法相互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用古礼相互辨难。他的论说都精审可靠，有根有据。王懋竑的学问笃信朱子，唯独对于《易本义》九图和这部书，反复进行辨析论争，不肯曲意附会。那么，这部书不是朱子所作，就可以明确无疑了。然而，自元、明以来，世俗一直沿用它。因此仍然著录保存，也算是记载所谓“礼从宜、使从俗”罢了。△《泰泉乡礼》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黄佐撰写。黄佐字才伯，泰泉是他的号。香山人。正德辛巳年进士，官至少詹事。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黄佐的学问虽然严格遵守程朱之学，但不以聚集门徒讲学闻名，所以他的论述大多切合实际。这部书是他任广西提学佥事时请求退休、居家生活期间所著，共六卷。开头先列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要内容。其次是冠礼、婚礼等四礼，都分别略列条文和教令，只取当世可以实行、又不违背古礼的内容。接着列举五件事，叫作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都深深寄寓着端正根本、敦厚风俗的用意。最后把《士相见礼》以及《投壶》《乡射礼》另编为一卷附在后面。大体上都简明扼要，可以看出能够施行，在明代人的著述中仍是有用的书。与他所补注的《皇极经世》支离铺衍、把精神耗费在无益之处相比，这体现了空谈与实际事务的区别。△《朱子礼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写。李光地有《周易观彖》，已经著录。这部书除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两书之外，把朱子关于礼的言论中散见于《文集》《语类》的内容，按类别编纂，分为五类：一是《总论》，二是《冠昏》，三是《丧》，四是《祭》，五是《杂仪》。逐条分析，分门别类，具有统贯性。虽然采辑时不免有所遗漏。例如《文集》中有《答潘恭叔书》，讨论编纂《仪礼》《礼记》的章句；有《答王子合书》，讨论居丧和家祭；还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这部书都没有收录。又如《与吴晦叔书》讨论太庙应当面向南、太祖应当面向东，虽然与本书所收《答王子合书》的大意相近，但答吴晦叔书说得更加详细，如今反而删去详尽内容而保留简略内容。又，《文集》记载《鄂州社坛记》，开头列有罗愿在鄂州制定的坛壝制度和社稷神位朝向，朱子一定认为这与经典礼制十分相合，所以详细叙述，用来补足礼文的缺失；但这部书竟把前面的内容全部删去，只保留“某按”以下的文字等等，也失去了朱子完备记载的用意。然而，朱子谈论礼制的言论，错杂地散见于各处，突然之间难以找到其中的头绪。李光地按类别聚集并加以区分，使它们井然有序，对于学习礼制的人也算有功劳了。△《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又名《二重礼谱》。原本想把丧礼、祭礼二礼都写成，后来因为丧礼另有《吾说编》，所以只保存祭礼部分。书中取用古礼，再斟酌今制，因此以《通俗》为名。全书分为七门：一是《祭所》，二是《所祭者》，三是《主祭之人》，四是《祭之时》，五是《祭仪》，六是《祭器》，七是《祭物》。末尾附有《外神》。其中各条虽然有时与朱子的《家礼》相抵触，但仍不出毛奇龄平日好争辩的习气。不过考察《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当时四十一岁，书稿不久就被人偷走了。

译过了三十年，朱子去世以后，才又有传本流传于世。儒者有的因此感到怀疑。黄榦是朱子弟子中最杰出的，也说这是朱子来不及重新订定的稿本。那么，《家礼》是否出自朱子亲手订定，至今还没有明显的证据。即使确实找到了朱子已经遗失的稿本，而且那只是草创初成之作，也恐怕还不是定本。王懋竑笃信朱子，但他所作的《白田杂著》却反复辨析此书是后人假托的作品。他的说法都有根据。这样看来，毛奇龄的辨论也不能全都以好胜来评价了。其中，他说汉、唐以来没有人臣建造家庙的文献，南渡后的绍兴、嘉泰年间，虽然有人为秦桧、韩侂胄立庙，但制度始终没有确定。考察宋代龚鼎臣《东原录》说，文彦博的家庙没有建成七间，采用的是唐代杜岐公家旧有的式样，那么怎么能说汉代以后人臣没有建庙的文献呢？他论述后世不再世袭爵位和官职，认为今天的宗子不是古代的宗子，又以阡陌不同于井田、郡县不同于封建作为证据，这些说法是对的。但是，井田废除而正供的意义并没有废除，封建废除而以手臂和手指相互维系的意义并没有废除，世官废除而宗子、支子的意义并没有废除。《汉书》记载当时的诏令，常常说把天下为父亲之后的人赐予某种待遇。那时已经不再世袭官职，但诏令却说“为父后”，由此可知还有不是“为父后”的人。按照现在的制度，父母在世而儿子先去世的，长孙在祖父母的丧服中穿斩衰三年，这就是宗子承嗣为后的意义，显然可以由此推知。怎么能一下子把它废除，使主祭时只按辈分和年龄排列呢？至于“祭必以子”一条，说祠堂合祭历代先祖，让宗子主持四亲之祭，结果凡是作为人子的人都不能祭祀自己的父亲，那么所祭祀的四亲就是别人的亲属，并不是自己的亲属，所祭祀的父亲就是别人的父亲，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这种措辞尤其乖谬，种种说法都免不了有缺点。大概它的主要意思是务求合乎人情，所以不免违背古义。但总的来说，它对古礼中确实无法实行的部分，以及把俗礼错误地假托为古礼的地方，作了斟酌变通和分析考证，其中往往条理清楚而且恰当，本来不妨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言。——以上“礼类”中《杂礼书》一属，共五部、三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公私仪注，《隋志》都把它们附在《礼类》中。现在把朝廷制定、关系国家典章的仪注，列入《史部政书类》。私家仪注没有可以归附的类别，谨慎地汇集为《杂礼书》一门，附在《礼类》末尾，就如同律吕诸书都可以列入《经部乐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