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一 史部三十七

译卷八十一 史部三十七 ○政书类。《艺文志》一类中有“故事”一类。其中，祖宗创立制度，后世世代谨慎遵守的，叫作一朝的故事；后人借鉴前代、随着时势有所损益的，叫作前代的故事。史家著录的，大体上是前代的事情。《隋志》记载《汉武故事》，竟泛滥到收入稗官野史；《唐志》记载《魏文贞故事》，又牵强地把家传扯了进来。只是按照名称错误列入，体例和义旨很不相合。现在总括考核遗留下来的文献，只把有关国政、朝廷典章以及六官所掌事务的内容列入这一类，以符合《周官》旧府藏书的遗意。至于仪注、条格，旧时都另行列出；但它们同样都是既定的典章，义理上可以归入同一类。只是我朝皇上的制作日新月异，垂示的谋议已经恭敬地收入册府，业已编入新的书籍，不能仍然沿用旧名。考察钱溥《秘阁书目》，其中有“政书”一类，谨依据它来标立类别名称，以表示总括古今的意思。△《通典》二百卷（内府藏本） 唐代杜佑撰写。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因荫补任济南参军事，历任官职至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授太保，退休后，谥号安简。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此前，刘秩仿照《周官》的方法，搜集百家著述，分门编排，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杜佑认为它还不完备，于是扩充其中缺漏，参照增补新的礼制，刻成这部书。全书分为八门：一为《食货》，二为《选举》，三为《职官》，四为《礼》，五为《乐》，六为《兵刑》，七为《州郡》，八为《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序文说，富足以后才能施教，所以先列《食货》；施行教化在于设置官职，任用官员在于审察才能，审察才能在于精选举荐，所以接着列《选举》《职官》；人才获得后用道理治理，于是兴起礼乐，所以接着列《礼》《乐》；教化败坏就要使用刑罚，所以接着列《兵》《刑》；设置州郡分别统领，所以接着列《州郡》，最后以《边防》结束。书中记载上溯黄帝、虞舜，下至唐代天宝年间。肃宗、代宗以后，偶有沿革，也附载在注文中。其中，如《食货门》的《赋税》，记载了《周官》的贡赋制度，却遗漏了太宰所掌管的九贡制度；记载北齐租调制度，说河清三年规定百姓年满十八岁授田并缴纳租调，却遗漏了露田的数额。钱币部分没有记载陈永定元年制定的四柱钱法，榷酤部分没有记载后周榷酒坊制度。《选举门》没有记载齐明帝时期制定的士人品第九品之科，也没有记载小人之官另有五等制度。《考绩》没有记载宋、齐之间治理百姓的官员以三年、六年作为小满迁换期限的制度。《职官门》中，如《周礼·地官》记载舍人上士二人掌管宫中的政务，书中却说中书舍人始置于魏；又如《隋书》记载大业年间将内史监改为内书监，书中却只说把“内史侍郎”改为内书侍郎。又如集贤殿书院的记载，说梁代有文德殿藏书，却不知道宋代早已有总明观藏书之所。像这类情况，难免有遗漏。《兵门》所列的一些子目，如把《引退取之》和《引退佯败取之》分成两门，把《出其不意》《击其不备》《攻其不整》分成三门，也未免稍显繁琐。至于火兽、火鸟之类的内容，更接近于戏剧。《州郡门》划分九州来叙述沿革，却把信都郡所属的冀州本应属于兖州误列为冀州；又极力诋毁《水经》和郦道元《水经注》，说它们是偏僻之书、荒诞不合经义，未免说得过分。《边防门》所记载的，多数是距中原万里之外、要经过多次翻译才能通使的国家，也有只流传其名称而没有通使朝贡的国家。既然不临近边境，也没有防守之事，题作《边防》，名称和实际也不相称。不过，它广泛采集五经、各家史书以及汉、魏、六朝人的文集和有助于考察政治得失的奏疏，并且把各事按类别归并。凡历代沿革，全都加以记载，内容详尽而不繁琐，简约而有要点。它从根本上追溯源流，都是有用的实学，并非只是供人记诵考问的书所能相比。考察唐代以前的掌故，这部书可以说是渊海。至于各门引用《尚书》《周官》的条文，多保存了旧有的解释。例如《食货门》引用《尚书》“下土坟垆”的注，说“垆，是疏松的土”，与孔颖达疏所引用《说文》“是黑色而坚硬的土”不同。又如“瑶琨筱簜”的注，解释说筱是小竹，簜是大竹，这也是传、疏中没有完备说明的。《职官门》引用《周官》，说太宰属官中有司会，负责查核群吏的政务并听取他们的会计，注文说：“逆，是接受的意思；接受以后加以考核，就可以知道得失和多少。” 与贾公彦的疏相比，这里的解释相当清楚。像这一类内容，对于经书的训释尤其颇有补益。宋代郑樵撰写《通志》，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都把这部书作为蓝本。不过郑樵的书往往泛杂而没有归宿，马端临的书有时详略失当，都比不上这部书的精审核实。△《唐会要》一百卷（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宋代王溥撰写。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后汉乾祐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后周广顺初年授任端明殿学士。恭帝即位，任右仆射。进入宋朝后，仍任原官，升任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加授太子太师，封祁国公。死后谥号康定。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起初，唐代苏冕曾编次高祖至德宗九朝的史事，撰成《会要》四十卷。唐宣宗大中七年，又下诏命杨绍复等编次德宗以来的史事，撰成《续会要》四十卷，由崔铉监修。段公路《北户录》所说的《会要》，就是苏冕等人编写的书。只是宣宗以后，记载仍有缺漏，王溥于是再次搜集宣宗至唐末的史事续编，写成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建隆二年正月上奏进呈，诏令收藏于史馆。全书共分五百一十四个门目，对于唐代制度的沿革、增损，考订得极其详细严密。官号一门中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等条，也记载了不少事迹。那些琐碎的典故不能概括归入固定门目的，就另立《杂录》，附在各条之后。又间或记载苏冕的驳议，体例完备，对于考证很有帮助。

译如今流传的只有抄本，脱漏和讹误很多。第八卷题为《郊仪》，但所记的却是南唐的事情；第九卷题为《杂郊仪》，但所记的却是唐初的奏疏，都与目录不相符合。第七卷、第十卷也有许多别的文章错杂其中。大概是原书已经残缺，后人又任意搜集其他文字掺入，用来充满卷帙。另有一个抄本所缺的四卷也同样如此，但有补辑亡佚内容的四卷。它采集各书所记载的唐代史事，依照原目录编排分类，虽然未必符合王溥旧本的原貌，但大纲细目大致都已具备，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基本面貌。现在据此录入，仍分别把补入的文字注在标题下面，以表示区别。△《五代会要》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代王溥撰写。五代时期战乱纷扰，各项制度衰败。因此，旧府库中遗留下来的制度规范，大多来不及修订施行。不过五十年间的法制典章，还大略保存在历朝《实录》中。王溥于是查考旧史，逐条分列，分类辑录编成此书。建隆二年，他把此书和《唐会要》一同进献，诏令收藏在史馆。后来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只列出《司天考》《职方考》两考，其他方面全都没有涉及。比如晋代段容、刘昫等人关于宗庙制度的议论，周代王朴关于乐制的议论，都关系到重大典章，却也只是略加记载而不详细说明。又如经籍雕版印刷，始于长兴年间，这是千百年来官府刻书的开端；如此崇尚文治的善政，难道应当删去而不记载吗？可是《五代史》竟一概删掉，遗漏尤其严重。幸亏有王溥这部书，才得以保存那些散失的旧闻，他的功劳实在很大。至于《租税类》中记载周世宗阅读《长庆集》，看到元微之所上《均田表》，于是命令制作《均田图》，颁赐给各道；而欧阳修《五代史》却说世宗看到了元微之的《均田图》，这简直是把图说成元微之所作，错误尤其严重。如果没有王溥这部书，也就无法订正欧阳修《五代史》的错误。欧阳修《五代史》大概专注于褒贬议论，遵循的是《春秋》遗留下来的笔法；这部书则专心考核典章制度，遵循的是《周官》的旧例。二者各自阐明一种宗旨，互相配合流传；读《五代史》的人，怎么可以没有这部书呢？△《宋朝事实》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李攸撰写，《文献通考》作李伋。考察起来，李攸字好德，这个字取义于《洪范》；如果写作“伋”字，就与“好德”的含义不相符合。《宋史·艺文志》也作李攸，《通考》大概是传抄时写错了。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的官职是承议郎，却没有详细说明他的籍贯。《江阳谱》说，政和初年，他编辑《西山图经》《九域志》等书，泸帅孙义叟招请他（原注：“下有阙文。”）把书进上去，转升三官；张浚入朝时，约他一同前往，他以家事为由推辞。考察西山属于成都府，泸州属于潼川路，那么李攸应当是蜀人。书中说张浚入朝，大概是绍兴四年张浚由川陕宣抚使任上被召回的时候。他的书据《江阳谱》记载，大约上起建隆，下至宣和，共六十卷。其中三十卷先在当时流传，后来又把其余三十卷进献上去，因为言语触犯秦桧，秦桧把书搁置起来，不予答复。因此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书目都作三十卷，与《江阳谱》相合。但是赵希弁《读书附志》和《宋史·艺文志》却都作三十五卷。如今书中有高宗、孝宗两朝即位时的赦诏，以及绍兴年间南郊赦诏，所记年号也到绍兴为止。大概后来又有所增补，同时涉及南宋初年的事情吧？李攸熟悉历代掌故，经历靖康兵乱之后，图书典籍散失，他却独自急切地搜集整理旧闻，使一代的典章制度显明而完备，用力相当勤恳专一。书中所载历朝即位、南郊和大赦的诏令，太宗亲自撰写的《赵普碑铭》，《西京崇福宫记》《景灵西宫记》《大晟乐记》，往往是《宋文鉴》《名臣碑传琬炎集》《播芳大全》等书所遗漏的。又如宗室改任官职的制度，《宋史·职官志》没有记载；郊祀时核验箭券的仪式，《宋史·礼志》记得也不详细。太庙、崇宁庙图，紫宸殿、集英殿上寿，赐宴再坐、立班、起居等图，以及宫架鼓吹十二案图，尤其是记载宋代掌故的人所未能完备记录的。至于史实的异同、年月的先后、记载的详略，更有许多可以同《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和《宋史》相互参照订正的地方。又如石晋把十六州贿赂给契丹，分为代北、山前、山后，这足以订正薛居正、欧阳修《五代史》把山后说成十六州的错误。周世宗出兵攻下三关，书中还记载了淤口关，也足以补充薛居正、欧阳修二史只记瓦桥、益津二关的遗漏。当时江少虞的《事实类苑》、 《锦绣万花谷》等书，往往引用它。《宋史》也大量采用其中的文字。只是原书早已散佚，只有分散在《永乐大典》各韵部下面的文字还保存着大略内容。可是这些文字被割裂得琐碎零散，已经无法考见原书的体例。只有赵希弁《读书附志》说：“祖宗世次、登极纪元诏书、圣学、御制、郊庙、道释、玉牒、公主、官职、爵邑、勋臣配享、宰执拜罢、科目仪注、兵刑律历、籍田财用、削平僣伪、升降州县、经略幽燕之类，都完整记载了事情的始末。”这些大概就是当时的分类门目。现在据此分类编排，整理为二十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原书旧貌，但纲目分明，条理贯通，也已经得到原书的十分之七八了。李攸另有《通今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将它列入《故事类》，如今已经散佚不传。他又曾上书秦桧，劝诫秦桧身居宠位时要想到危险，尤其表现出刚直坦率、不阿附权贵的气节。这样看来，李攸这个人也足以受到重视，不只是以学识广博而见长而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宋代李心传撰写。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已经著录。李心传长于史学，朝廷制度和国家典章，大多熟悉。这部书取南渡以后的事迹，分门别类编排。甲集二十卷，分为《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故事》《杂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十三门。乙集二十卷，少了《郊庙》一门，但末卷另列《边事》，也是十三门。每一门又各分子目。虽然以《杂记》为名，它的体例实际上与《会要》相同。大概是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补充、彼此经纬的书。甲集成于嘉泰二年，乙集成于嘉定九年。书前各自有序。周密《齐东野语》曾评论书中所载赵师睪的狗叫故事，说那是郑斗编造的，用来发泄因鞭打武学生而产生的愤恨。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等事，也都是不得志的人为报私仇而编造的丑化诋毁。至于所谓韩侂胄僣逆之类的事情，全都没有事实根据，等等。可见这部书搜集各种议论，其中失实的内容当然也不能避免。然而，对于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礼乐刑政的大事，以及职官、科举、兵政、农业、财政和物资等方面，无不完备记载。首尾完整，内容丰富，有许多是马端临《文献通考》、章俊卿《山堂考索》以及《宋史》各志所没有记载的。因此《通考》称它为“南渡以来最详细的野史”。王士祯《居易录》也称它“大纲细目，明白完备，是史家中的巨著，谈论宋代事情的人一定可以在这里得到征据”。这部书在宋代有成都辛氏刊本，书前还冠有国史本传，以及宣取《系年要录》的几道指挥。如今只剩下抄本。考察张端义《贵耳三集序》，他说李心传告知他《朝野杂记》的丁集、戊集即将完成，那么这部书还不止甲、乙二集；可是《书录解题》和《宋史》本传都没有提到。大概是李心传晚年编纂的，书虽然完成却尚未刊行，所以后世无法见到吧？△《西汉会要》七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代徐天麟撰写。徐天麟字仲祥，临江人。开禧元年进士，调任抚州教授。历任武学博士，通判惠州、潭州，代理知英德府。事迹附载于《宋史·徐梦莘传》。传中说徐天麟是通直郎徐得之的儿子，是徐梦莘的侄子。晁公武《读书志》则说他是徐梦莘的儿子。考察楼钥《攻媿集》中的《西汉会要序》，说徐思叔撰有《左氏国纪》，他的哥哥秘阁商老撰有《北盟录》。后来思叔的儿子孟坚撰写《汉官考》，次子仲祥又撰写《汉会要》。商老，是徐梦莘的字；思叔，是徐得之的字。这样看来，史书没有错，错误在晁氏。此书仿照《唐会要》的体例，把《汉书》记载的制度典章中见于纪、志、表、传的内容，按类别归集，分门编排。无法归入各类的，也依照苏冕旧例，附在《杂录》中。全书分为十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嘉定四年，徐天麟上表把它进献朝廷，有诏令交给尚书省，收藏在秘阁。班固的著作以内容博大丰富著称，对于一个朝代的礼乐刑政，都概括地综合了其中的主要方面。但由于内容组织严密、文字繁多，骤然之间很难掌握它的要旨。徐天麟为此加以区分辨明，贯通条理，考察事情的始末，每一项都清楚明白；他的编次和说明极其精审。只是他所采材料仅依据正史本身，因此凡是汉代制度见于其他书的，一概没有采录，未免显得范围狭窄。又如《舆服门》中把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里铺陈夸饰的言语一概摘录进来，这些并不是事实，也有违编例。然而此书贯通联结、详尽周密，实在没有能超过它的。从前人们称颜师古为《汉书》的功臣，像徐天麟这样的人，当然也当之无愧。△《东汉会要》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徐天麟撰写。徐天麟任抚州教授时，已经上奏进献《西汉会要》。后来任武学博士时，续成这部书，在宝庆二年又上奏进献。它的体例都与前书相同。所列也分十五门，共三百八十四事。只是《西汉会要》不加评论，而这部书间或附有案语，以及杂引其他人的论说。大概也是采用苏冕《驳议》的体例。东汉自光武中兴以来，明帝、章帝继承前代轨制，都急切地把修复和整顿废弛制度作为要务。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比西京时期更加兴盛。而当时执笔著史的人，如《东观纪》以及华峤、司马彪、袁宏等人的著作，虽只留下残篇断简，也还有一些流传。至于《汉官仪》《汉杂事》《汉旧仪》等书，被传注征引的内容，也相当清楚，可以考见。因此，东汉一代的故事，比西汉相对更为完备。徐天麟以范晔《后汉书》为依据，同时贯通诸家材料，全部加以搜集编次。他分门列目，排比整齐，对考证确实大有帮助。其中如献帝的儿子济阴王熙、山阳王懿、济北王邈、东海王敦，虽然是曹氏所设置，随即降为列侯；但既然已经分封建国，本应记在帝系皇子条目之下，以表明事实。可是因为范晔《后汉书》没有为他们立传，就删去不记，未免有所遗漏。又徐天麟在自序中说，刘昭因循范晔遗留下来的体例，把内容注补进志书，却不知道刘昭所注的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并不是范晔《后汉书》的志。晁公武已经讥评过这一点，这也算是偶然没有考察仔细。不过此书大体详备严密，即使略有错杂抵牾，本来不足以成为缺点。世上流传的此书，都依据宋本传抄。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部缺失，第三十六、三十九两卷也各自散失了一半。没有办法考证补足，现在也一并保留原状。△《汉制考》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经著录。这部编著依据《汉书》《续汉书》的各志，关于当时的制度，大多详述大体，略去细目。因此又搜集各家经注以及《说文》等书中的记载，钩考查核，排比编纂，以补充其中的遗漏，很足以帮助考证。又认为唐代贾公彦、孔颖达等人的疏，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方言土俗又随着时代变化而名称不同。所谓“某物如今称作某物，某事如今称作某事”的说法，往往只是依照原文加以笺释，未必完全符合古书原意。王应麟也逐一详细订正辨析。例如《周礼疏》不知道步摇、假紒和五夜，《仪礼疏》不知道偃领，这样的例子很多。王应麟都从旁征引材料加以证明。又如《周礼·太史职》注说：“太史抱着式，疏说：占文称为式。”王应麟则另行引用《艺文志》中的羡门式法来解释：“考察式，是观候时日的仪器。《史记·日者列传》说，旋转式盘，校正棋位。《汉书·王莽传》说，天文郎在前面按着式，某日某时加上某项。它们指的都是这种器物。”所引用的材料也比旧有解释更为充分。其中偶尔也有考证不确的地方，例如“乡士”，郑玄注说：“三公出城，郡督邮盗贼道。大概汉代各郡的属吏分部管理所属县，称为督邮；那些分别治理各曹的属吏也称为督邮。因此《朱博传》说：“任督邮书掾。”这里的“督邮盗贼”，大概是指掌管捕盗贼的属吏。它不加“掾”字，就像巴郡太守张纳碑阴所写的“督盗贼枳李街”一样。这个职务又负责给三公引导出行，所以说“督邮盗贼道”。“道”就是“导”字，古代二字通用。贾公彦的疏却说，是让原来从事盗贼的人督察邮驿往来，在意义上是错误的。王应麟沿用了他的说法，未免是千虑一失。总的说来，这部书大体精确严密，且有根据。与南宋末年那些喜欢夸夸其谈而缺少实际证据的人相比，其价值相差很远。△《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代马端临撰写。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是宋代宰相马廷鸾的儿子。咸淳年间，在漕试中考取第一。适逢马廷鸾触犯贾似道而离开京城，马端临于是留下奉养父亲，没有参加计偕。元朝初年，被起用为柯山书院山长。后来最终任台州儒学教授。这部书共有《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十五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二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此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田赋》等十九门，都是根据《通典》分解出来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扩充了《通典》没有涉及的内容。马端临在自序中说：“引用古代经史，称为‘文’；参照唐宋以来诸位大臣的奏疏、诸位儒者的议论，称为‘献’。所以命名为《文献通考》。”例如《田赋考》记载唐代租庸调制度，但根据《唐会要》，自开元十六年以后，这项制度屡次改变；又记载五代田赋制度，但根据《五代会要》，还有天成四年户部奏请制定三京诸府夏税、秋税法一事，却一概略过不记。杨炎关于制定两税法的奏疏，最涉及制度沿革，却没有收录。《职役考》记载了口算制度，但《汉书》永建四年免除三辅地区拖欠三年的租税、过更钱和口算钱、刍稿税的诏书没有收录。《征榷考》详细记载盐铁事务，但《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各道盐铁转运使奏请制定盐铁条例的奏疏没有收录。又，《杂税》记载了果菜税，但《汉书》永元六年关于流民贩卖物品免征租税的诏书没有收录。《国用门》记载漕运的兴废，但《后汉书》建武七年罢免护漕都尉、建初三年罢免常山各处河运漕运的记载没有收录。它记载唐代东都以及郑州各处漕运的设置措施，也不如《唐会要》详细。历代赈济抚恤方面，对汉代既记载了本始四年的诏书，却略去了三年郡国中遭受严重旱灾者免除民众租赋的诏书。《选举考》详细记载两汉选举，但《汉书》元封四年诏令举荐茂才异等之人，始元元年派遣廷尉持节巡视郡国、举荐贤良之人，永光元年诏令举荐质朴敦厚、谦逊礼让而有德行的人，以及光禄每年按照这一科目考核郎官和从官的记载，都没有收录。《学校考》辨析先圣与先师的区别，但《唐会要》贞观二十一年诏令以孔子为先圣、颜回等为先师的制度没有收录。至于《职官考》，则完全抄录杜佑的《通典》。五代的官制建置，尤其叙述简略。拿王溥《五代会要》和孙逢吉《职官分纪》核对，只得到其中十分之一二。《郊祀考》多引用经典，却没有收录《尚书》所说的“肆类于上帝”。《逸周书》《白虎通》《三辅黄图》所记载的周代明堂制度最为详细，也没有引用。又记载了历代明堂制度，却没有收录梁武帝改建明堂、而《隋书·礼仪志》记载很详细的内容。关于祭祀地神，只引用《周官》和《礼记·郊特牲》，但《礼运》中关于祭地、埋缯帛，以及《考工记·玉人》中用两块五寸玉圭祭祀地神的文字，都没有收录。汉代祭祀后土的制度，只记载《汉旧仪》所说在河东祭地，却没有收录《汉官仪》所记北郊坛位于城西北等制度。又，关于雩祭，引用了《左传》和《周礼》的注疏，却没有收录《礼记·祭法》所说的“雩，宗祭水旱”，以及《尔雅》所说的“舞号雩”。祭祀日月，只引用《礼记》《周礼》，却没有收录《大戴礼》所说天子春季早晨朝拜太阳、秋季傍晚祭祀月亮，以及《尚书大传》所说古代帝王在正月于东郊朝迎太阳的内容。

译关于汉代制度，已经记载宣帝时在成山祭日、在莱山祭月，却没有记载建始年间罢除这些祭祀、后来又在长安城重新设置的事情。《社稷门》引用各经书注疏中关于社祀制度的论述，却没有收录《周书·作雒篇》关于建立社坛的制度，以及蔡邕《独断》所记载的天子大社制度。祭祀山川也引用经传，却没有收录《仪礼·觐礼》关于祭山丘陵时升牲、祭川时沉牲，以及《尔雅》所说祭山称“庪县”、祭川称“浮沈”的内容。又按朝代分别详细记载，却唯独略去了北齐天保元年分别派遣使者到五岳四渎致祭的事情。《宗庙考》记载后魏七庙制度，只引用《礼志》中改定七庙的诏书，却不知道其兴建和沿革在《孙惠蔚本传》中记载得很详细。又，唐初建立七庙，《新唐书·礼乐志》多有省略，却没有参照《旧唐书·礼仪志》。 《王礼考》记载周代朝会仪制，却没有引用《周书·王会解》。又详细记载历代朝会仪制，却没有收录《史记·秦本纪》所载始皇三十五年营建朝宫的事。记载汉代朝会仪制，却没有收录《续汉书·礼仪志》记载的常朝制度。又，史志记载舆服时，必定详细叙述卿士大夫的舆服，如汉代制度中二千石官员乘车用朱色两轓之类，以此说明等级差别，但这里却一概略去。《乐考》记载五代宗庙音乐，不如《五代会要》详细。《兵考》记载晋国军制到悼公四年为止，此后在邾国南部治兵、拥有甲车四千乘的事情没有收录。记载鲁国军制从昭公搜红开始，但成公元年实行丘甲、襄公十一年建立三军、昭公五年撤除中军等事，都没有收录。《经籍考》卷帙虽然繁多，但只是依据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书目。参照各家著录来看，遗漏很多。《舆地考》也以欧阳忞《舆地广记》为依据，很少订正增补。大体上是门类既多，卷帙繁重，难免顾此失彼。然而它分类剖析，使考察古事的人能够按类别查考。并且它记载宋代制度最为详细，补充了《宋史》各志中许多未完备的内容。按语也多能贯通古今，权衡取舍十分恰当。虽然在简练严谨方面稍逊于《通典》，但在详细丰富方面实际上超过了它，并不是郑樵《通志》所能相比的。△《明会典》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弘治十年奉敕编撰。弘治十五年成书，正德四年重新校订刊行。因此卷首有孝宗、武宗两篇序文。总裁官是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是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是翰林院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和朱希周、编修潘辰，他们的官衔都列在卷首。但这些人都是武宗时重新校订此书的大臣。原先负责修撰的大学士徐溥等人却完全没有列名，不知道当时究竟是什么用意。它的体例以六部为纲，吏、礼、兵、工四部所属各司，如果各有专门事例，就按司分别编排；户、刑二部所属各司，只按省分别治理；如果共同办理一项事务，就按科分别编排。因此一百八十卷中，除宗人府自成一卷并列在卷首外，其余第二卷至第一百六十三卷，都是六部掌管事务的旧事；第一百六十四卷至第一百七十八卷，是各类文职；最后两卷是各类武职，只特别附带记载其职掌沿革而已。南京各曹署，分别附在北京各曹署之后，不另立条目。只有体例与北京不同的，才另行列出。官制前后有变化的，如太常司改为太常寺之类，就写出旧名称，并注说后来改为某官。另行设置官署的，如鸿胪寺原本是仪礼司之类，就写出新名称，并注说原本是某官。户口、贡赋的增减，制度、科条的变更，也连续编载，以显示因时变通和创制的缘由。大体上以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十二部书。对于一代的典章制度，这是最为完备的著作。凡是史志记载不详细的内容，这里都具备事情的始末，足以供后来的考证使用。此后嘉靖八年又命阁臣续修《会典》五十三卷，万历四年又续修《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它们的版本，不知道是保存下来了还是散佚了。大概是因为嘉靖时祭祀制度过于泛滥，万历时弊政很多，不足以作为法式，所以世上没有广泛流传吧？△《七国考》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董说撰写。董说另有《易发》，已经著录。

译这部书记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的制度，分为《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徵》十四门。都是采集各书材料，互相参证，体例大略像《会要》。大体以《战国策》《史记》为根本，再用诸子和杂史补足缺漏。它所引用的，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有的是文人的寓言，有的是小说中的杂记，却都把它们当作典章依据。又如《月令》所记“太尉大酋”等官名，注释者明明说是秦官，他反而遗漏了，取舍未免不合体例。既然以七国为名，本应从三家分晋以后开始。然而秦国的寺人却上引《诗经·车邻》，楚国的两广又远引《左传》，这样在断定时间范围上就不相合。《新序》记载“魏王想修筑中天之台，许琯进谏而使他停止”，未必确有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百年〕 △《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编撰。据考察，本朝《会典》最初修撰于康熙三十三年，雍正五年续修。到这次已经三次整顿厘定，典章制度更加完备，条目更加详尽。考察过去成周的制度，各项政务分由六官治理，六官的职掌总汇于《周礼》，圣人治理国家的关键要旨就在这里。虽然相隔数千年，时代形势和适宜的制度各不相同，政令不能不增加，法制不能不改变，职掌也不能不分化，难以再拘限于六官；但以官统领事务、以事务隶属于官，确实是万古不变的大原则，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因此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章，如《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虽然各有增减，但大的纲领和重要条目相差不远。然而一部书写得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编纂者工夫的高下，而取决于政令本身的是非得失。因为一朝的《会典》，就是记载一朝的旧有制度。旧制中存在的内容，不能删去而不记；旧制中没有的内容，也不能粉饰而虚构；旧制有好有坏，也不能任意删改变动。例如《唐六典》预先规定祥瑞的名目，分为三等，以等待天下上报，几乎造成上下相互欺骗。但当时确实有这种制度，执笔编书的人不能不记载。又如《至正条格》中有些偏颇驳杂而不公平的法令，经过皇帝亲自题示指摘，人人都明白它们不对，但当时确实有这种制度，执笔编书的人也不能不记载。国家弊政很多，怎么能责怪书中多有不合宜的条文呢？至于《周礼》这部经书，朱子称赞它完备周密、没有漏洞，也是因为当时治理国家、规划土地，事事都在为万世开创太平。所以这部书也流传万世，被尊为法式和守则，并不是周公在其中有所粉饰。我国家历代圣主相承，文治谋略和武功功业流传无穷，规划安排已经无不完善。我皇上执持两端而取其中道，随时增减制度；政务的宽严张弛都合乎正道，制度的增删也完全适宜。那么这部书体例精密、条理分明，足以与《周礼》并驾齐驱，实在是圣明君主宏大的谋略，远远超过丰镐时期的制度。历代的规章条文哪里能够望其边际呢？△《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编撰。与《大清会典》同时编成。《会典》原本把《则例》分散附在各条之下，这是沿袭历代旧有体例。到这时便另行编录，使一部书集中具备政令的大纲，另一部书完备记载沿革的细目，二者互相经纬配合，条理更加清楚。考察《周礼》，它是周代一朝的典制，但六官的职掌，其文字颇为简略。至于见于其他书籍的内容，例如都城大小，《左传》说先王的制度是：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逸周书·作雒解》说大县城方圆是王城的三分之一，小县城方圆是王城的九分之一。这些文字相互吻合，应当是周代的旧典，而《周礼》中没有记载。又如太子出生的礼仪，《左传》说用太牢迎接，由卜士背负，卜士的妻子哺食；《礼记·内则》记载得虽然稍微详细一些，事情却相同，也应当是周代的旧典，而《周礼》中同样没有记载。由此可知，《周礼》只举出要领，而礼仪的具体数目和次序，旧府库中另有记载，与六官典制相互补充。又，《左传》记载周王设宴款待巩伯并私下赠送财物，让其属官转告说：“这不合礼，不要登记。”由此可知，当时王室的礼制有时会在旧制基础上改动，必定会登记记录下来，作为旧例。这些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的文字还从旁见于古籍各处，至今仍清楚可考。这样看来，在《会典》之外另编《则例》，正合乎三代的古义。其中随着时代而增减制度的痕迹，全都出于圣人对制度的裁制。帝王创制而显明功业，有历经百世不变的大原则，这就是《诗经》所说的“不愆不亡，率由旧章”；也有因事制宜、发挥实际作用的大用，这就是《礼记》所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即使从政典的因革变化，也可以仰观并窥见皇帝心中运筹裁量的原则；精诚专一、执守中道，都在这里清楚显示出来。难道只是为了完备旧掌故而已吗？△《钦定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乾隆十二年奉敕编撰。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上限截至宋宁宗嘉定以前，采集材料宏富，体例详细完备，元代以来没有人能够继续编作。明代王圻开始搜集材料加以补缀，编成《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体例杂糅，错误纷纷，于是使这部考订典故的书变成了供儿童诵读的浅薄读物，评论者对此很不满意。然而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人能够重新改修。难道不是因为它包括历朝内容，曲折繁多，难以搜集并条理贯通吗？我皇上教化周洽、重视文治，治道崇高而又勤于考察古事，特命广泛征求旧籍，综合撰述这部书，摒弃上海的鄙陋文字，补充鄱阳的宏大著作。

译采集宋、辽、金、元、明五朝的事迹和议论，汇编成这部书。起初计划在马端临原有目录之外增加《朔闰》《河渠》《氏族》《六书》四门。后来奉敕编修《续通志》，认为《天文略》可以包括朔闰，《地理略》原本就列有河渠，《氏族》《六书》又是郑樵旧有的部分，既然同时编撰，就不必再分别编成两部书重复陈列。因此二十四门仍采用马端临的原有目录。其中如《钱币考》记载钞银，《象纬考》详细推算天象，凡是确实需要增加的就增加；《物异考》不谈祥瑞应验，《经籍考》不记载散佚亡佚，凡是应当删减的就删减，也不像王圻那样横生枝节，增添许多赘疣。大体上，事迹先征引正史，再参照说部、杂编；议论广泛采集文集，再用史评、语录作为补充。王圻旧本偶尔有一两处长处值得采用，虽如沙中金屑，也不废弃搜求；但保留下来的内容，十分中还不到一分。至于考证异同、辨析订正疑似之处，王圻本固然疏漏浅陋，即使马端临本也简略而不详细。这部书都追溯根本、探究源流，分别附上按语，统一由圣裁加以折中判断。典章考核精密，细微事项无不包罗，尤其超过前面两部书所能达到的程度。王圻著述，务求炫耀博学，所以他续编的《通考》以及《稗史汇编》《三才图会》之类，动辄达到二三百卷，却没有多少可取的材料。这部书则每完成一类，就先呈给皇帝阅览，随事接受指示，务求既广博又精审。因此不但可以废弃王圻的书，即使马端临的书历来被推为绝作，也可以加以陶铸改造而超过它。△《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奉敕编撰。起初，它与五朝《续文献通考》合为一编。乾隆二十六年，记述前朝旧事，按照惯例使用平行书写；而记述本朝典章，抄录历朝诏谕、尊称、鸿号，按礼制应当另行抬头、跳行书写。两种体例大不相同，难以统一。于是下令从开国以后另行编成一部书。后来《续通典》《续通志》都把古今分帙编纂，也就是采用了这部书的体例。该书二十四门，起初也仍沿用马氏的分类。后来因为《宗庙考》中依照马氏旧例附录各庙，于是又载入敕建的各类祠庙。承蒙皇上明察周详，降下谕旨训示，申明礼制，厘定典章。负责撰写的诸臣这才共同明白尊卑有分别，名与实不能混淆，也恍然明白了沿袭错误、相因讹传的弊病。于是谨慎遵从圣谕，另立《群庙》一门，把原来的分类增加为二十五门。其中子目，《田赋》增加八旗田制，《钱币》增加银色、银值以及回部普儿，《户口》增加八旗壮丁，《土贡》增加外藩，《学校》增加八旗官学，《宗庙》增加崇奉圣容之礼，《封建》增加蒙古王公，都是因为本朝现行制度中有这些内容而增入。《市籴》删去均输、和买、和籴，《选举》删去童子科，《兵考》删去车战，都是因为本朝现行制度中没有这些内容而删省。至于《象纬》，增加了推步；《物异》，删去《洪范》五行；《国用》分为九目；尊号、册封的典礼由《帝系》移入《王礼》：这些则是斟酌情况而对旧例作的小幅变更。考察马氏所叙述的宋代史事，虽然凭借世家遗留下来的荫庇，能够知道不少旧闻，但计算其编纂时间，实际上是在元朝建立以后。因此典章散失，记载疏略而不详。理宗以下三朝，因为国史被带到北方，更是缺漏，连一个字也没有。（按：理宗以后国史，被元兵带回北方，此事见于宋末《三朝政要序》。）如今则圣圣相承，功业完成，文治焕发。实录、记注都由史官完整记录，公文、奏章全都由掌管典籍的官员掌握。每一件事都追寻源头、考察结局，包罗完整而没有遗漏。所以篇卷繁多丰富，与马氏原书相当。《尚书》兼述夏、商、周、虞四代，而《周书》的篇数最多；《礼记》也兼述夏、商、周三王，而《周礼》尤其完备。这是因为能够以殷代和夏代为鉴戒，百种制度得到修明，文献足以考证，搜集范围自然广泛。有些书并不刻意求博，却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广博。△《钦定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成。杜佑《通典》止于天宝末年。这部续作从唐肃宗至德元年起，截止到明崇祯末年。全书《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四十一卷，《乐》七卷，《兵》十二卷，《刑》十六卷，《州郡》十八卷，《边防》四卷，《食货》十八卷。篇目完全沿用杜氏旧制。只是杜氏把兵制附在《刑》之后，如今则《兵》《刑》各自成篇，略有不同。考察古制，虞廷设置九官，有士官而没有司马。凡蛮夷、寇贼之事，都归士官掌管。《鲁语》中臧文仲说：“大刑使用甲兵，其次使用斧钺；中刑使用刀锯，其次使用钻笮；轻刑使用鞭朴。”由此看来，兵与刑可以合为一类。又《左传》记载少昊以祝鸠为司马、爽鸠为司寇；而《周礼》的秋官、夏官也分设两种职务。由此看来，兵与刑也可以分为两类。根据事迹多少、篇卷繁简，斟酌门类的合并与分立，但其宏旨仍没有不同。至于编纂的体例，唐代距离现在稍远，旧典大多亡佚；五代和辽，文献无从征验，史书又过于简略，因此从旁搜集图籍来求得详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明代距离现在最近，见闻记录尤其繁多。宋、金和元，著作本来就多，遗留下来的编册也很多，因此严格考核其中的异同，以便传信。总的期望是既精审又广博，不泛滥，也不遗漏。按：《宋史·艺文志》中有宋白《续通典》二百卷，如今这部书已经亡佚。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宋白于咸平三年奉诏撰写，四年九月成书，起于唐至德初年，止于后周显德末年。又记载王钦若说，杜佑《通典》上下数千年编成二百卷，其中四十卷是《开元礼》；如今这部书记载二百多年，也同样编成二百多卷，当时的议论认为它并非重复旧书。本编仰承圣上裁定，在繁简之间斟酌取舍。九百七十八年以内典章制度的源流、政治得失，都分条列项，纲目清楚。确实可以说是记事能提取纲要，纂言能钩稽精义；与杜氏原书相比，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白的续作，更是不值得一提了。△《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成。把各项事务分别归入八门，完全如同杜佑的旧制。其中的条例则有的改革，有的因循。

译例如《钱币》附在《食货》之后，《马政》附在《军礼》之后，《兵制》附在《刑法》之后。由于在事理上相近、在义理上有可取之处，如今也没有改动。至于古今制度不同，不能强行求同。例如《食货典》的榷酤、算缗，《礼典》的封禅，都是前朝的弊法，早已被圣代废除，因此一概删去，不再保留空有其名的条目。又如《地理典》要统括历代，分合没有常规，疆界参差不齐，名称彼此错杂。因此推究源流，以九州提挈大纲。如今既然专门记述本朝，自然应当恭敬遵循现行制度。何况威势如弓弦震动，疆域因此扩展广大。东边抵达日出之邦，西边包括无雷之国。山河两戒，全都隶属于职方。近来又平定冉駹，开设屯田，排列戍守。皇朝疆域广大，更不是九州旧界所能包容的。因此一律以《大清一统志》为准，不再用《禹贡》的州域扰乱、混淆本朝的疆域图。至于杜氏记述唐朝掌故，并与历代合为一书，所以都分别缀附在篇末；其文字简略，也是体裁所限制，不得不如此。如今则专门编成一部书，用来彰明国家典章。在法制修明的时代，宏大的谋略和良好的政绩，史书都记载不尽。所以篇卷和目录更加繁多，超过了旧书。况且杜氏所采录的材料，只有《开元礼》比较详尽。如今谋略功业显著流传，各方面都分别编成完整的书帙。礼制方面有《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音乐方面有《圣祖御制律吕正义》《皇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刑法方面有《大清律例》；军事方面有《中枢政考》；地理方面有《皇舆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满洲源流考》《皇舆西域图志》。又有《大清会典》和《则例》总括纲领，八旗及六部的《则例》具列具体条目。因此条分缕析、逐项编排，首尾和原委都详细明白，用来昭示万年，确实足以与《周官》《礼经》相媲美。又怎么能与杜氏搜集残缺文献、汇编成帙的做法相提并论呢？△《钦定皇朝通志》二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成。二十略的分类，也与郑樵原书相同；但纪传、年谱则删省而不再编写。这是因为实录、国史尊藏在金匮之中，与考察前代、删削编述旧文，在义理和体例上本来就不相同。至于二十略中，有原书内容繁多而今本删汰的三类：《都邑略》中，郑樵兼载四方边远民族居住之地，不仅所传闻的内容简略，而且许多地方没有依据；并且把外邦与帝京并列，义理上也不妥。如今只恭敬记录兴京、盛京、京师城阙的制度，以统属于尊贵的一方。《谥略》中，郑樵分为三等二百一十品，其中有很多是凭空拟定的。如今只恭敬记录赐谥，以显示慎重。《金石略》中郑樵所采录的内容相当杂乱，如今只恭敬记录列圣的宝墨、皇上的奎章，同时收录御定《西清古鉴》《三希堂帖》《淳化轩帖》《兰亭八柱帖》等刻本。其余一概不收入，以清除其中的泛滥。有原书疏略而今本补充的两类：《天文略》中郑樵只记载《步天歌》，如今则恭敬遵循圣祖仁皇帝御制《仪象考成》《灵台仪象志》以及皇上御制《仪象考成后编》，汇通中西方法，以探究星象纬度的运行。《地理略》中郑樵以四渎统摄各条水系，并以水系区别州、县、郡、道。如今对于不流入四渎的水系，黄河以北如盛京、京畿的各水，长江以南如浙、闽、瓯、粤的各水，以及滇南、漠北流入南北海的各水，都一一补充记载。又由于河流有重源，现今平定西域以后才知道的情况，也恭敬载录圣上制作的内容，以昭示后世。有原书烦琐而今本删并的三类：《艺文略》中郑樵所列内容既多错讹；《校雠略》中郑樵所举内容也不够精确；《图谱略》中郑樵分为“记有”“记无”两类，而“记无”多达二十六门，既多属虚设。例如击桐、试马、斗羊、对雉等图，尤其琐杂，没有取用价值。如今一概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准加以折衷。有原书所没有听闻的三类：《六书略》中，用国书十二字头概括形声的变化，并用《钦定西域同文志》分列蒙古、西番、托忒、回部的文字。各种关系如丝线牵珠，音义全部具备，这不是郑樵穿凿偏旁所能了解的。《七音略》中，用国书合声的方法作为翻切的总钥匙；在两合、三合之中，有上下连写的，有左右并写的，有重声大写的，有轻声细写的，以《钦定同文韵统》作为沟通华语和梵语的津梁。用天竺五十字母配合成一千二百一十二音，又用西番三十字母分别配合成四百三十四音，并且各自用汉音解释。汉音不具备的，就取其字母来合声，这不是郑樵拘守等韵之学所能了解的。《昆虫草木略》中郑樵分为八类，五朝《续通志》已经补正遗漏、订正讹误。至于中国没有而产于远方、前代没有而在今日出现的事物，如金莲花、夜亮木之类，见于《钦定广群芳谱》。普盘樱、额堪达罕、秦达罕之类，见于圣祖仁皇帝《几暇格物编》；北天竺乌沙尔器、火鸡、箬漠鲜、知时草之类，见于御制诗集；如奇石、密食、鷟鸑尔之类，见于《钦定西域图志》。这些尤其不是郑樵抱残守缺、拘守旧闻所能知道的。大概创始之作，考校容易疏漏；在论定之后编写，体例就更加严密。生在衰微的时代，见闻难以周全；生在明盛完备的朝代，编纂就容易丰富。郑樵正值宋室南渡，见闻受到局限，又是在草创阶段成书，没有材料可以互相验证，所以错杂竟到了这种程度。与遭逢昌盛时代、仰承圣训，得以广泛搜集丰富材料，详尽辨析考证，从而成就一代宏大典籍的人相比，他远远不能企及，也确实是有原因的。（谨按：郑樵《通志》收入《别史》，钦定《续通志》也收入《别史》，都是因为兼有纪传。至于皇朝《通志》只有十二略，所以名义上叫《通志》，实际上与《通典》《通考》同类，因此恭敬地把它收入《政书》中。） △《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内府藏本）。

译本朝孙承泽撰。孙承泽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原书没有署名，如今知道作者是孙承泽，是因为《大兴志》记载孙承泽所著有《元朝典故编年考》，与此书相合。这部书取材于元代朝廷的事实，按时代分别编纂。在正史之外，又采录元人的文集加以补益，共编成八卷。《元史》内容冗复而有遗漏，体例很不足。这部书虽然不能详细地加以厘正，但能够删削繁冗、增加简略，内容首尾完整，比较容易阅读查览。第九卷是《元朝秘史》，第十卷附有《辽金遗事小序》，其中说：“元朝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前卷记载沙漠地区最初兴起的事情，续卷记载攻下燕京、灭亡金朝的事情，大概是元朝人编写记录的。书藏在宫禁之中，不向外流传，偶然从旧日世家见到它，于是抄录续卷，附在本书末尾，用来补充史书没有记载的内容。”考察它所引用的内容，也载在《永乐大典》元字韵中，互相核对检验，逐条相同。怀疑这本书原来是元代的秘册，明初修书者或许曾经抄录副本流出，流传到外面，所以孙承泽得以看见它。书中所记大多是琐碎细小的事情，而且间或涉及荒诞内容。大概也是传闻之辞，辗转流传而失去真实性，不能完全拿来作为依据。然而它终究属于元代旧文，世上很少见到。除《永乐大典》之外，只有这部书中还能见到它；它与正史颇有异同，保存下来也足以用来帮助参照订正。──以上是“政书类”中通制一属，共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编纂记述历代掌故，门类名目很多，其中有些书以一代史事为内容，同时具备六职的全部内容，不能分别归类。如今把它们总合汇集，称为《通制》。） 卷八十二 史部三十八 ○政书类二 △《汉官旧仪》一卷、《补遗》一卷（《永乐大典》本）。按：《永乐大典》收载《汉官旧仪》一卷，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考察梁代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用《汉官仪》时就说是应劭所作，引用《汉旧仪》时却没有注明作者。《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记作四卷，《宋史·艺文志》记作三卷。《书录解题》才开始作《汉官旧仪》，注说作者是卫宏，也有人说是胡广。卫宏本传记载，他写有《汉旧仪》四篇，用来记载西京杂事，并不称作“汉官”。如今只有这三卷，而且又有“汉官”的名称，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当时的原书。现在考察《永乐大典》这一卷，虽然标题写作“汉官”，但篇目从皇帝起居、皇后亲蚕到玺绶的等级、爵位等级，没有不逐条列举，与卫宏本传所说的西京杂事相合。又考察前后《汉书》的注释，其中凡是引用《汉旧仪》的内容，都与本卷所载相同。那么它是卫氏原书，便再无疑义了。或许是后人因为其中多记官制，才增加了“官”字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吧？原书辗转传抄，篇目混乱，字句错讹，几乎无法阅读。现在依据班固、范晔的正史，综合核对、参互订正，以判断其中的疑问。原书中本来有注释的，略微仿照刘昭注《百官志》的体例，统一用大字书写，并称为“本注”，以便区别。又考察前后《汉书》的纪、志注释，其中另有数条征引“旧仪”的内容，都属于郊天、祫祭、耕籍、饮酎等重大典礼，本卷都没有收入。大概是流传时间已经很久，脱落散佚的内容很多。现在谨慎地重新搜集、选择并记录，另编为一篇，附在本卷末尾，用来补充原书的不足。△《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唐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中书令萧嵩等奉敕撰成。杜佑《通典》以及新旧《唐书·礼志》说：“唐朝初年，礼司没有固定制度，遇到重大事情，往往临时制定一

译种仪式，临事专门确定。开元年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求删削《礼记》的旧文，增加当今的事务。集贤学士张说奏道：‘《礼记》是不可刊削的典籍，难以改动，请取贞观、显庆年间的礼书，折衷其中的异同，作为唐礼。’于是下诏命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经多年仍未完成。到萧嵩任学士时，又奏请起居舍人王仲邱等重新撰次，终于成书；从此唐朝的五礼才完备。”说的就是这部书。全书第一卷至第三卷是《序例》，第四卷至第七十八卷是《吉礼》，第七十九卷至第八十卷是《宾礼》，第八十一卷至第九十卷是《军礼》，第九十一卷至第一百三十卷是《嘉礼》，第一百三十一卷至第一百五十卷是《凶礼》。古代《凶礼》位列第二，如今退居第五，是因为采用了贞观、显庆年间的旧制。贞元年间，下诏以这部书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学习这部书的人先授予太常官职，以备讲习和讨论，可见唐代时它已经列入学官所教授的学业了。新、旧《唐书》的《礼志》都取材于这部书，但保存下来的内容只有十分之三四。杜佑撰写《通典》时，另行记载了《开元礼纂类》三十五卷，比《唐志》稍微详细一些，但篇目也有许多不完备的地方。至于讨论古今礼制、斟酌增损，首尾完整而清楚地编定一代典章制度的作品，终究比不上原书的完备详尽。所以周必大作序称：“朝廷有重大疑问，考察这部书就可以作出决定；国家有盛大的典礼，依照这部书就可以施行。它确实是考订礼制者的准则。”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修撰《开元礼》的还有张烜、陆善经、洪孝昌等人的姓名；而《通典纂类》中记载的五岳、四渎名号，以及《衣服》一门，有些地方与这部书互有出入。大概是传抄时出现了异文，不能完全统一。既然没有详细考定哪一种是正确的，现在也一并按照原本记录，不再改动，希望不失去对疑义存而不决的意义。△《谥法》四卷（内府藏本） 宋代苏洵撰。苏洵字明允，眉山人。官至秘书省校书郎，后来以霸州文安县主簿的身份修撰《太常因革礼》，书成后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自《周公谥法》以后，历代论述谥法的有刘熙、来奥、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等人的著作，但都杂乱掺杂、增附内容，不能成为典范。到苏洵奉诏编定六家谥法时，才取《周公春秋广谥》以及各家的著作，加以删订、考证，编成这部书。全书采用谥号一百六十八个，分为三百十一条。新改二十三条，新补十七条，另有“七去”“八类”，对旧文中已有的内容删削很多。其中像尧、舜、禹、汤、桀、纣，本来是古代帝王的名字，并不是谥号；但沿袭前人的错误，一概收入书中，也不能免于疏漏。然而与各家相比，其义例总的来说较为严整。后来郑樵撰《通志·谥略》，大多依据这部书加以增补，并称它“果断地有所取舍，对善恶有一定的评判，确实是前人所不能及的”。大概它对内容的增损斟酌、对字义的审定，都确有依据，所以成为礼学家所尊奉的著作。虽然其中收录了一些生僻字，如今有的可能已经不能完全见于实际施行，但历代相传的旧典，仍然可以用来备作参考。曾巩撰写苏洵墓志，记载这部书为三卷；而这个本子实际上是四卷，或许是后人分成的吧？△《政和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代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等奉诏撰写。

译徽宗亲自撰写序文，题为“政和新元三月一日”，大概是政和改元的那一年。钱曾《读书敏求记》误把“新元”写作“心元”，于是认为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是错误的。书前列有议礼局官员随时斟酌讨论的条目，以及针对各项事务的御笔指挥；其次列《御制冠礼》，大概当时颁布这十卷作为格式，所以放在各篇之前；其次是《目录》六卷；其次是《序例》二十四卷，这是礼制的纲要；其次是《吉礼》一百一十一卷；其次是《宾礼》二十一卷；其次是《军礼》八卷；其次是《嘉礼》四十二卷，把婚礼仪式排在冠礼仪式之前，这是徽宗所确定的；其次是《凶礼》十四卷，其中只有官民丧礼制度记载得特别详细。这部书很不被朱子采用。《中兴礼书》出现以后，它便被搁置而不再施行，所以流传极少。现在的本子中，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第九十卷、第一百八卷至第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第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都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第七十五卷、第九十一卷、第九十二卷也都佚失了一半。然而北宋一代的典章制度，如《开宝礼》《太常因革礼》《礼阁新仪》，如今都已经失传。《中兴礼书》散见于《永乐大典》中，也没有完整本。只有这部书还保存下来，研究典章掌故的人也应当加以参考。△《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朱子撰。考察《朱子年谱》，绍兴二十五年乙亥，朱子任同安主簿。当时县学举行释奠，旧例只由吏员办理；他向县里索求《政和五礼新仪》，但没有得到。于是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互相参考，绘制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书中训释清楚，辨析明确，细微之处也都完备。这是《释奠礼》的初稿。淳熙六年己亥，朱子调任知南康军，上奏请求颁发礼书，又请求增修礼书，但事情没有施行。绍熙元年庚戌，改任知漳州。他再次列举上报几项释奠礼仪，并且致书礼官，这才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当时淳熙年间刻印的书版已经不复存在，后来才在一位老吏家中找到。又因为各方议论不一致，过了两年才得以确定意见，而主持这件事的人恰好调任其他官职，于是事情被搁置，没有下达到州。这是《释奠礼》的第二次修订。绍熙五年甲寅，朱子任知潭州。适逢原任太常博士的詹元善回任太常少卿，才又取出往年所奉的敕命，下发给本郡。可是公文文字繁复，几乎无法阅读；并且说当时正逢重大典礼，没有时间全部下发给各州。当时朱子正被召回朝廷奏事，又恰好眼睛有病，于是抱病勉强校订，删去琐碎杂乱的内容，确定为四条，附在州府档案中，令其转发给学官。这就是最后的定稿，也就是现在这个本子。书首载有淳熙六年《礼部指挥》一通、《尚书省指挥》一通，接着是《绍熙五年牒潭州州学备准指挥》一通，都完整抄录原文。其次是《州县释奠文宣王仪》，其次是《礼器十九图》。其中施行的仪节，大体取自杜氏《通典》和《五礼新仪》，再加以折中。后来两次丁祭的仪式，虽然仪注略有增减，但所依据的基本都是这部书。只是书中列出的两庑从祀位置有吕祖谦、张栻，这说明相关制度是在理宗以后形成的；此外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位置次序的文字。查考《宋史·礼志》，其中记载的咸淳诏书，其先儒的姓名、人数以及东西两侧的次序，与这部书一一相合，却与朱子没有更多关系。大概是后人随时代增补进去的，又不是它的原本了。△《大金集礼》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记载成书年月。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大概是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玮等人进呈的。现在考察书中记载的事情，年代截至大定，由此知道它是章宗时的书，黄虞稷所记应当没有错误。这部书按类别编排，条理清楚。从尊号、册谥直到祠祀、朝会、燕飨等各种仪式，都灿然完备。拿它同《金史》的各志比较，《金史》的底本完全出自这部书；但各志引用时有很多错漏，失去原意的地方也很多。例如祭祀方丘的仪式，这部书记有祭祀前两日由太尉告祭宗庙的仪式，《金史》却遗漏没有记载。又如《金史》说在内壝东门外、道路北面设置馔幕，面向南方。考察这部书可知，陈设馔幕有东门、西门两个地方：坛上以及神州东方、南方的祭品，陈设在东门外；西方、北方的祭品，陈设在西门外。《金史》只记载设在东门外，从礼制来说是错误的。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如果没有这部书，就无法知道史志中的疏漏错误。因此，要考察金源一代的掌故，这部书就是总汇。只是第十卷记载夏至日祭祀方丘的仪式，却唯独缺少“圜丘郊天仪”。考察《金史》可知，自天德以后，金朝同时祭祀南郊、北郊；到大定、明昌年间，制度逐渐完备。编书的人既然记载了北郊仪注，就不应反而遗漏南郊仪注。大概是传抄时脱落亡佚，并不是原书本来就不完备。△《大金德运图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这是金朝尚书省会集官员讨论德运时留下的案牍文字。考察《金史·本纪》，金朝初年崇尚白色。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改定德运为土德，腊月辰日下诏告知朝廷内外。到宣宗贞祐二年正月，命有关官员重新讨论本朝德运。这部书所记载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书前是尚书省判，接着是省札。列出参与集议的官员二十二人，其中独自上呈议状的六人，合在一起具呈议状的八人，联名署名的四人。参加集议而有姓名却没有议状的，是太子太傅张行简、太子太保富察乌叶、修撰富珠哩阿拉、费靡谙达登四人，怀疑原书还脱漏了部分内容。他们的意见中，认为应当定为土德的有四人，认为应当定为金德的有十四人。其中谏议大夫张行信极力主张金德的意见。然而《金史》张行信本传说：“贞祐四年，因参议官王浍的意见，认为应当定为火德。皇帝下诏询问有关官员，张行信说应当定为土德，并斥责王浍的说法是狂妄。” 他前后的主张彼此矛盾，实在无法理解。又书中只有各位大臣的议状，却没有尚书省大臣表示可否的意见。

译考察史书记载，兴定元年十二月庚辰，举行腊享祭祀太庙；这说明直到金朝灭亡，仍然遵从泰和年间确定的土德，从未再次改定。怀疑这一年元军深入，宣宗南迁汴梁，于是这场讨论就停止了，所以尚书省也没有再上奏答复。五德运行的说法不见于六经，只有《家语》最早提到它。但这部书出自王肃伪撰，不能据此作为典范依据。后代拘泥于这种说法，大多夸张地陈述五行传序的由来；但牵强附会、曲意迁就，最终也没有一种说法真正恰当。幸蒙我皇上加以折中裁定并垂示训诫，斥责荒诞说法，消除疑惑。皇上本着宅中图大的宏伟规制，破除谶纬中关于祥瑞的错误说法，阐明得深切明白，确立了千古不变的定论。这部编书所载的议论，见识都偏狭浅陋，本来不值得收录。但这件事在史书中的记载很简略，不能完整说明始末。保存这一册书，还可以补充掌故方面的遗缺。因此一并恭敬抄录圣制，置于书册开头，使天下后世清楚知道，驺衍以下的人都是凭空妄自作出解释，以此消除曲说造成的迷惑。△《庙学典礼》六卷（《永乐大典》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各家书目也没有著录。考核其中记载的内容，起于元太宗丁酉年，终于成宗大德年间，大概是元人记录的。此书杂录公文档案，编排缀集成书，没有经过文士修饰，所以文字多质朴粗略。原序和原目录也都散佚，无从考察，因此无法知道原来的分类。幸好其中年月先后都有可以查考之处，还能够排比编成一部书。现谨慎地整理、分析其文字，编成六卷。虽然难免有繁复的缺点，但元代一朝庙学制度的设置规划，大体都保存下来，很可以同《元史》相互参考。例如至元六年设置举学校官的一条，称儒学提举司秩从六品，而《百官志》作从五品；各路儒学教授秩八品，而《百官志》作九品。至元十九年郡县学院官员职数的一条，称总管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二员；散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一员。而《百官志》记作总管府教授一员、学正一员、学录一员，散府上中州教授一员、下州学正一员。这些都互不相合。大概宋濂等人修史时，依据的是元朝末年的制度，对于大德以前的旧典则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又《选举志》称，至元二十八年下令，江南各路学校和各县学校内设置小学，选拔年长而有德行的人教授学生；其他先儒教化所到的地方、名贤经行之处，以及好事之家出钱粮供养学校的，也都设立为书院。这明确说小学、书院是在世祖时期设立的，而这部书记载所设小学、书塾却是在大德四年。以成宗时的人记录成宗时的事情，不应有这样大的差异。或许至元年间虽有这个议议，实际上没有来得及施行，到成宗时才补充确定制度，而史书没有来得及详细记载？《元史》一书从开局到完成，只用了八个月。其间草率、缺略之处很多，各志尤其不完备。保存这一编书，仍足以看出元朝一代培养士人的制度，确实是考察古代制度的人必须查考的。其中有当时公文的格式，后人不能完全理解，以致传抄时出现错误、脱漏的，现都详细核查并加以订正。无法考察的地方就保留下空缺。人名、地名、官名以及译语对音，错误尤其多；现在都逐一核定，使它们不失原貌，以纠正过去流传的错误。△《明集礼》五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代徐一夔、梁寅、刘于、周於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鲁等奉诏共同撰写。考察《明典汇》记载，洪武二年八月，皇帝下诏命儒臣修撰礼书。洪武三年九月书成，命名为《大明集礼》。全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所列子目中，吉礼十四项：一是祀天，二是祀地，三是宗庙，四是社稷，五是朝日，六是夕月，七是先农，八是太岁、风、云、雷、雨师，九是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城隍，十是旂纛，十一是马祖、先牧、社马步，十二是祭厉，十三是祀典神，十四是三皇、孔子。嘉礼五项：朝会、册封、冠礼、婚礼、乡饮酒。宾礼两项：朝贡、遣使。军礼三项：亲征、遣将、大射。凶礼两项：吊赙、丧仪。此外，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各一项。乐三项：钟律、雅乐、俗乐。《明史·艺文志》和《昭代典则》都作五十卷，现在的书却是五十三卷。考察《明典汇》记载，嘉靖八年礼部尚书李时请求刊刻《大明集礼》，九年六月刻板完成。礼部说，这部书旧时没有完善的抄本，所以残缺很多；臣等按次序加以解释、补充，于是成为传注，请求命史臣编入，以完成全书。如此看来，所说的五十卷或许是洪武原本；现在保存的五十三卷，则是嘉靖年间刊刻的本子，把各位大臣的传注以及所解释补充的内容编入原书，所以多出三卷。例如《明礼志》记载，洪武三年圜丘从祀增加了风、云、雷、雨；但此书卷一总序说：“本朝圜丘从祀，只有大明、夜明、星辰、太岁。”又书中记载圜丘从祀的坛位以及牲币尊罍，都只涉及大明、夜明、星辰、太岁，没有涉及风、云、雷、雨；这说明增加风、云、雷、雨从祀圜丘是在十一月。而这部书在九月完成，所以来不及编入，确实有明确证据。然而卷一《序神位版》却说是风伯之神、云师之神、雷师之神、雨师之神，并且用红色底、金色字。不应当在同一卷中出现这样的自相矛盾。由此可知，这些内容是后来增补进去的。又《明史·礼志》记载，洪武元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的仪注，没有事先告祭诸神祇和祖庙的文字；到洪武四年才创立这种制度，但这部书的仪注中却已经有了，知道这也是嘉靖年间诸臣解释、补充后编入的内容。序文是世宗亲自撰写的，题为“嘉靖九年六月望日”。而《世宗实录》记载，九年六月庚午，刻成《大明集礼》，皇帝亲自撰写序文。这一月己未为朔日，那么庚午就是十二日，与《实录》略有不同。怀疑是十二日进呈书籍，望日撰写序文，记载的人把两件事都写在进书日了。△《明臣谥汇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鲍应鼇撰。鲍应鼇字山父，歙县人。万历乙未年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这部书记载明代文武各位大臣的赠谥，和钦定《明史》各传完全相符。开头先列出各种谥号的释义，这是当时礼官编纂的体例。所列各谥，例如某人谥号为某字，都在下面分别注出当日确定谥号时所取的意义，使读者完全了解其中的缘由。与其他家所记相比，唯独此书有确切依据。至于前代诸臣，如谢枋得谥“忠节”、纪信和文天祥谥“忠烈”、邓文进谥“忠襄”、苏缄谥“忠壮”，有的史书没有记载，世人很少知道，也很有赖于此书才得以保存。卷末附有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拟定谥号的二十九人，以及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拟定谥号的四人，都是把两个谥号并列。大概是神宗怠于政事，奏章大多不批答，没人知道应当进退，所以把两种谥号都保存下来。最后列有《考误》一篇，共五十七人，都是依据官册来订正野史、文集中的错误。其中有许多本来没有谥号，却被昌称作有某谥；也有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美恶截然相反的情况。有的是故意用隐晦的说法假借，有的是传抄造成错误，外人无从知晓。若不是鲍应鼇本人担任礼官，亲自查检旧籍，也不能逐一加以厘正。对于一代更改名号的典制，可以说考订精审了。△《頖宫礼乐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之藻撰写。李之藻字振之，仁和人。万历戊戌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这部书开头列述頖宫祭祀典礼，接着列仪式注解，再列名物、器具和数量，共八卷。第九卷写启圣祠以及名宦祠、乡贤祠，附有乡饮酒礼。第十卷附有乡射礼。其中像释奠仪中的散斋、演乐、涤牲等礼，以及时祭的仪式注解，都是《明会典》和《南雍志》等书没有记载的。又如迎神乐章，认为明代制度本来沿袭宋代旧制，一成、三成相沿不变。它所记的乐章曲谱，配合六律，只填入工尺中的一个字，却颇能得到其源流。大概乐律从宋仁宗时起，才省去了坐、立二部以及堂上、堂下的区别。南宋诸儒又在旧乐的基础上增加平、减的制度，没有高上、高尺之律，于是所使用的只有中和韶乐。明代实际上沿用了这一制度。李之藻所谱的曲调，又注明当时俗乐中的一凡、清凡诸调，与旧调相合之处，丝毫不差。他又把琴瑟操缦的方法另编成一谱。琴谱没有超出《松风阁》的旧规，用几个音谱出一个字，很少使用钩、剔手法。大概是想使声音接近和缓，以便与韶乐相和。瑟谱则以六律为主，使声音的进行缓慢来合乎节拍，又与元代熊朋来《瑟谱》一声一字的谱法大不相同。大概历代的律法都以数为根本。李之藻精通算法，世间流行的《天学初函》，就是他刊刻的。因此根据数来制定律，足以自成一家之学。他的末卷记载乡饮酒礼并兼及乡射礼，是因为明初的制度仍在頖宫举行射礼。到了明代中期，这项礼便废止了。所以《明会典》和《南雍志》等书记载得不详细。李之藻考察古制、验证今制，考核辨析相当完备。只是《褒崇》一门只采录史传，不如马端临《学校考》完备。又如《仪器图》中牺尊等器物的制度，既不以《三礼图》为依据，也不拿《考古》《博古》等图来考证异同，只以当时民间陈设的样式为标准，未免稍显简略。不过礼以当代帝王所制定的为准，这样做也自有它的道理，不能全部否定。△《明谥记汇编》二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郭良翰撰写。郭良翰另有《周礼古本订注》，已经著录于此。这部书辑录有明一代的谥法，最为详备。第一部分称为《功令》，下分两个子目：一是《会典事例》，二是《近日事例》。第二部分为《谥法》，没有子目。第三部分为《尊谥》，下分九个子目：一是《帝后》，二是《皇妃谥六字》，三是《皇妃谥四字》，四是《皇妃谥二字》，五是《东宫》，六是《公主》，七是《亲王》，八是《郡王》，九是《王妃》。接着是《臣谥》，下分九个子目：一是《文臣》，二是《武臣》，三是《异流》，四是《夫人》《淑人》，五是《追赠前朝臣》，六是《外夷》，七是《近题准谥诸文臣》，八是《议论》，九是《考误》。“近题准谥”这一项，是指当代文臣因没有散列到各类中，所以单独列出的情况，大概就是鲍应鼇书中所记的二十九人；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否定，没人知道究竟如何定夺。其中《议论》一门，杂采明代人的各种说法，例如李东阳因为有党羽而谥“文正”，彭韶因为孤立而谥“惠安”之类，所持的论断相当公允。《考误》一门，则用内阁档籍来订正野史中的异同，尤其可以作为依据，也是考察典故的人应当用来取证的。△《明宫史》五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作芦城赤隐吕毖校订编次。吕毖的生平事迹不详，大概是明末宦官。他的书叙述当时的宫殿、楼台、服食、宴乐以及宫闱中的各种杂事，大多琐碎猥鄙，不足以作为典章制度的依据。至于内监职掌条中说“司礼监掌印、秉笔，品秩尊贵可比元辅，权力重要可比总宪”等话，更是悖谬荒诞。大概历代宦官的权力，只有明代最重；历代宦官造成的祸害，也只有明代最深。二百多年间，盗窃并把持最高权柄，扰乱朝纲，最终导致宗庙社稷成为废墟、生灵遭受涂炭，实在是汉、唐、宋、元各代所没有的。到了明朝末年，长期借用权力而不归还，把威权和施加祸福看作自己固有的权力。于是肆意妄为、毫无顾忌，把这些写进书中。因此考察明朝灭亡的原因，虽然原因很多，但以宠信任用宦官为祸患根本所在。不过，这些人虽然该杀，他们的事迹却足以作为明亮的鉴戒。《孔子家语》说，周代明堂的四门上有桀、纣的形象。《仪礼·乡射礼》说，司射到堂西，命令弟子设置丰。陈祥道《礼书》说：“旧图刻画人的形象，说是丰国的君主，因为嗜酒而亡国，所以画成这个样子作为警戒。”

译《汉书·叙传》记载，皇帝乘舆的帷帐座位旁张设画屏风，画着纣王醉后斜坐、妲己陪侍，表现长夜饮宴作乐的情景。班伯也认为这是用来警戒沉溺酒色的。难道不是借鉴前人的车迹，显示其翻覆的道路，使后人由此思考并感到畏惧吗？我朝自列圣以来，家法森严。内廷宦官不过负责洒扫，有人违犯律令，必定依法正刑，不需要远引《周官》，把权力交给冢宰。而皇帝独掌朝纲，宫禁清肃，已经足以为万世垂示法则。如今仍然防微杜渐，深谋远虑，特意命人抄录这部书，收入册府。把前代乱亡的根源写明，以昭示无穷后世。我恭敬地考察《尚书》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诗经·大雅》说：“应当以殷商为鉴。” 又如汉高帝，让陆贾撰写《新语》，也说：“写明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以及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天下。” 大概时代越近，作为借鉴考察的资用就越迫切。皇上在内殿丛编中检阅时遇到这部书，剖析其中的谬误却仍然保存它，圣人的见识实在宏大啊！我谨慎恭敬地抄录谕旨，置于书册开头。由此可以仰见皇上亲自掌握衡量鉴别的标准，折中各家议论，编成千古未有的宏大著作。全书都以劝善惩恶为宗旨，言语足以作为法则和戒鉴，并不只是为了雕饰华丽、浮艳悦目，来充实收藏而已。△《幸鲁盛典》四十卷，国朝袭封衍圣公孔毓圻等撰写进呈。此前，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亲临阙里，亲自祭祀孔庙，行九拜之礼，特意命令把曲柄伞留在庙庭中。又亲自撰写碑文，派官员在孔庙大成门左侧刻石；周公、孟子等庙，也都蒙受亲制碑文并刊刻于石。并且登记圣贤后裔，授予世袭官职，使他们奉行祭祀。如此宏大辉煌的典礼，四海之内无不欢欣鼓舞。孔毓圻认为，圣天子尊师重道的隆盛仪轨超越古今，应当刻成一部完整的书，流传给后世。康熙二十四年，他上疏请求编纂此书，并推举进士金居敬等八人主持此事，得到诏旨批准。到二十七年，书编成十八卷，奏进御览。得到指示，应当改正的有二十八条；臣工的诗文中，还有应当选取收入的内容。皇帝谕令孔毓圻等人再次加以校订，同时下诏拨发国库银两，重建庙庭。皇帝亲制的文章，摹刻在乐石上，尊崇孔教的典礼比过去更加隆重。孔毓圻等于是继续编修，增补辑录，使全书完备。共编成《事迹》二十卷、《艺文》二十卷，刊刻后上表进呈，就是现在这部书。恭敬地说，我圣祖仁皇帝继承羲、轩的统绪，心源出自洙、泗。褒扬崇奉圣教，典章礼制优厚隆重，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不是浅陋的管窥蠡测所能形容的。不过，关于文物典章，孔毓圻等人从亲见亲闻中得到材料，颇能详细陈列。恭敬阅读这部书，还可以仰见大圣人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深厚心意之一二。这当然应当收藏在金匮之中，以昭示于无穷后世。△《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恭逢圣祖仁皇帝六旬万寿，由内直诸臣编纂记录。全书分为六门：第一门是《宸藻》，分为《诏谕》一卷、《御制诗文赋颂》一卷。第二门是《圣德》，分为《孝德》《谦德》《保泰》《教化》四目。第三门是《典礼》，分为《朝贺》《銮仪》《祭告》《颁诏》《养老》《大酺》六目。第四门是《恩赉》，分为《宗室》《外藩》《臣僚》《耆旧》《蠲赋》《开科》《赏兵》《恤刑》八目。第五门是《庆祝》，有图有记，并且把名山祝釐、诸臣朝贡的仪式都完备列出。第六门是《歌颂》，内外祝釐的文辞，没有不采录的。仰想我圣祖仁皇帝德行盛大、道业隆盛，福禄长久。当时臣民沐浴在深厚的教化中，天下各处普遍充满欢悦。街头巷尾歌舞欢庆的盛况，实在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是恭敬阅读诏谕，皇上总是对百姓安定、天下得福之事兢兢业业。这部书编成，不只是为了记载太平盛世的盛大典礼，正可以使万世臣民仰见圣主持盈保泰的宏大心愿，成为延续和弘扬国运的根本。书中有图二卷，对于远近臣民迎接銮驾、呼喊祝颂的仪式，细微之处都完备具列，也是自有图画以来少见的。它的稿本最初由宋骏业创制，后来王原祁等人重新加以修润而成。一展开书卷，民间富足殷实的景象、儿童老人欢欣跳跃的情态，仿佛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一般。现在全部依照原稿摹绘，所以篇幅比其他各卷稍大。△《钦定大清通礼》五十卷，乾隆元年奉敕撰写，过了二十一年才告成。开头记载朝廷和太庙的大典以及钦定颁行的仪式，其余五礼的次序，都依照《周官》，而编纂体例则仿照《仪礼》。只是记载贵贱等级的差别、各项仪节的先后，不涉及制度沿革；只是记载器物的名称和数量、陈设的方位，不涉及器物的形制。大概制度沿革已具载于《会典则例》，器物形制已具载于《礼器图式》，各有明文，足以供考证，所以不再重复叙述。考察《仪礼》这部古经残缺不全，诸儒的解释，大多是从士礼向上推及天子礼制。而且古今制度不同，后世本来就不能完全实行。一个朝代的政令礼典，现今有传本的只有《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体上都追求详尽，反而流于繁琐。用来备查掌故是有余的，却不能全部落实于实际施行。我皇上仪态声律、身度法度，典章制度修明，因此特命斟酌制定这部书，悬为法令。从朝廷直到士庶，上至大纲、下至细目，都有具体规程。办事追求合宜，不拘泥于旧有成例；立法追求可以遵守，不用浮饰的文辞夸耀。与前代礼书铺陈掌故、不能切合实际使用的情况大不相同。《礼记》说礼要顺从时宜，又说大礼务必简约。三代的圣王使百姓遵守轨范、辨明事物，其根本意义不过如此。赐名为《通礼》，确实是斟酌古今而贯通上下，足以成为亿万年治理天下的典范。△《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五年，由大学士、兼管两江总督高晋等恭敬撰写进呈。

译恭敬地想，我皇上效法祖先、勤于治理百姓，每年巡行四方名山。浙江是东南的都会，民众和物产繁盛，政务也很繁忙。皇上巡视地方、询问民情，对此尤其劳心。因此皇帝不时乘坐六龙御车出行，清道仪仗多次经过这里。凡是举行庆典、施行恩惠、劝导督课耕种桑蚕、崇尚节俭、隆重举行祭祀、奉养老年人、抚恤平民诉讼、激励官员、振兴文教、整顿武备等，无不一一施行。至于海塘的防护修筑、湖泊河流的疏浚和蓄水措施，也都因地制宜，皇上亲临指示，永远成为定法。至于名胜之区、古迹所在，皇帝亲笔题写御制诗文，这不仅百姓蒙受恩泽，山川也仿佛盼望皇帝临幸。高晋等于是把辛未年至乙酉年皇帝銮驾四次南巡的盛大典礼，按门分类、按部分系，汇编成这部书。又蒙皇帝赐下亲制序文，准许付梓刊刻。一展开书卷，皇上询问政事的恳切、诰诫的殷切、恩惠广泛施布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使守土官员有所遵循，使耕作田地的人有所感发。并不只是为了申述歌颂、完备典章而已。这部书在庚寅年冬天完成，所以记载截至乙酉年为止。近来皇帝的翠华仪仗已经六次临幸，典礼和最初一样。东南士民接连蒙受洪大的恩施，延<米辰>盼望皇帝临幸的人，比以前更加诚笃。臣等私下尤其等待盛大仪礼再次举行，继续编排成书，以满足先睹为快的愿望。△《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乾隆二十四年奉敕撰写。乾隆三十一年又命廷臣重新加以校订补充，刊刻成这部书。全书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祭器》，第二类是《仪器》，第三类是《冠服》，第四类是《乐器》，第五类是《卤簿》，第六类是《武备》。每件器物都在右边列图，在左边附说明。对于宽窄、长短、周长、直径的尺寸，金、玉、玑、贝、锦、缎的材质，刻镂、绘画、组绣的制作，以及品类数量的多少、纹饰色彩的等级差别，无不逐条细致说明，全部列载。考察礼器图，世人都说其整理始于郑玄，但郑玄的著述没有记载，大概是传授他学说的人所作。阮谌以后，沿袭而作的共有五家。聂崇义将它们汇合为一书，但各家原本都已散佚。然而各家追述古代制度，大体只是约略转述注释中的文字，揣摩器物形貌，大多难免失真。这部书所叙述的，都是本朝的典章制度，件件来自亲眼检验。因此细微之处都完全相似，分寸毫无错误。本朝圣世的宏大制度，灿然明备。其中《仪器》《武备》两类，过去都各自另编成书。现在却把它们列入礼器之中，这和古代体例略有不同。但周代掌管视察灾异、保章、冯相的官职，所掌都是天象，却都隶属于《春官》。礼分五类，军礼位居第三；至于所谓前面是朱雀、后面是玄武，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招摇星在上，赶快整治军威等说法，关于战阵的命令也记载在《曲礼》中。大概礼就是理，它的意义极其重大，所包括的范围也极其广泛。因此凡是有制度而不可逾越的，都称为礼。《周官》所记载的都是政事典章，却也兼得《周礼》的名称，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把仪器、武备一并归入礼器，正合乎三代的古义，不能因为类别不同就怀疑这样做不当。至于斟酌古制而适合当今、奉行天意而效法祖先的精深意义，都清楚地见于御制序文之中。这尤其是万世臣民应当遵循的道路。△《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奉敕撰写。乾隆二十四年，因原书过于简略，又命人增补修订。两年后完成。全书分为六门：第一门称《训谕》，恭敬地载录历朝圣训和皇上谕旨，以彰明并垂示宫廷家法。第二门称《典礼》，详细记载内廷的仪节、规制、冠服、车舆仪卫的制度；至于外朝各项大典在《会典》中已有详载的，则从略。第三门称《宫殿》，按照方位次序，详细列出宫殿的规模。凡是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楹联，以及各种题咏，也都一一恭敬地抄录。其次是《经费》，凡是进献、赏赐、礼宴、服饰饮食、器物使用等方面的数目，细微详尽之处都一定记载。其次是《官制》，详细记载内臣的员额和品级，以及他们的职掌、功过和赏罚等级。其次是《书籍》，对书籍分类记载大略，编列目录并撰写提要，所收都是穷究事理、谋求治理的著作；至于收藏在佛教净域中的梵文贝叶经，则不列入。恭敬地拜读谕旨，可知其中申明了编纂此书的用意：诚恳地确立纲常、陈明法纪，使人明白听从圣训，作为万世万代遵循的根本。大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这里都已经具备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乾隆十二年奉诏编撰。我国家在东土开创基业，民风淳厚，习俗朴实。对于崇尚功德、报答功勋的礼仪，历来长久不变。凡是用来昭示并感通天神、按时修举祭祀典礼的仪式，都明确而诚敬，完整地保留着旧有仪规。直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精洁地举行祭祀、致送祭品，早晚都十分虔诚。只是古制沿袭至今，其中的祝词和仪注都靠口头传授，时间久了便稍有异同。皇上秉持敬慎崇敬之道，深明而审察，担心祭祀年代久远，有的仪式或许会渐渐远离原初。于是命王公大臣详细考证，用国语、国书确定编成一书。首列《祭仪》二篇，其次为《汇记故事》一篇，再次为《仪注》《祝词》《赞词》共四十一篇，末尾列《器用数目》一篇、《器用形式图》一篇。每完成一卷，皇上都亲自加以厘正，做到极其精细详尽。祈求和报答的意义、面对上天的诚敬之心，都足以昭示并流传万世。乾隆四十二年，又下诏依照原文注音、翻译，编成这一部书。它与《大清通礼》相辅相成地施行，用来彰明圣朝的礼典。书末有大学士阿桂等人的恭敬跋文，详细说明以诚心迎接福佑的意义。对于崇祀诸神却不知道其缘起的情况，引用《礼记》中舍菜祭祀先师时郑玄注释不写先师名姓的例子作为证明；对于《祝词》《赞词》只流传声音而不知意义的情况，引用汉代乐府铎舞曲有声音而无意义的例子作为证明。并且以传可信之事、对存疑之处加以阙略，显示圣心的敬慎。这与汉代儒生议论礼制时附会纬书、宋代儒生议论礼制时纷纷改动错简，以及明明不知道却强作知道的做法相比，尤其完全不同。△《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编修，五十七年十月完成。

译我皇上效法上天运行刚健，安逸不怠而长享年寿，长期施行正道而教化大成，治理成就达到三代圣王的境界，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曾听闻的盛事。又有五世同堂、庆祝八十寿辰，正如《洪范》所说“自身康健强盛，子孙也将得到吉祥”，也是千古帝王所不能达到的。因此祥和之气广泛融洽，欢悦之心遍及四方，四海臣民无不踊跃鼓舞，祝愿皇上长寿，歌颂大福。虽然圣心谦抑自持，但天下人纷纷汇聚而来，众人的意愿难以违背，于是庆典的盛大辉煌灿烂，照耀万世。这部书所记载的，都是皇上七十岁以后之事，共分八门：第一为《宸章》，都是恭敬抄录御制的纪年之作。文章从《古稀说》起，诗歌从《庚子元旦》起，都按年份编载；若是随时记事的作品，则各按类别分别编入各门。第二为《圣德》，分为八个子目： 《敬德》《孝德》《勤德》《健德》《仁德》《文德》《俭德》《谦德》。第三为《圣功》，分为五个子目： 《安南归降》《缅甸归顺》《廓尔喀降顺》《附载平定台湾》《附载平定肃州》。其次为《盛事》，分为十一项： 《庆得皇玄孙》《五世同堂》《数世同居》《千叟宴》《赐科第、职衔》《寿民》《寿妇》《辟雝》《班禅入觐》《民数、穀数》《一产四男、三男》《收成分数》。其次为《典礼》，分为五项： 《庆祝》《朝会》《祭告》《銮仪》《乐章》。其次为《恩赉》，分为六项： 《本年恩诏》《本年蠲赋》《本年恩科》《本年东巡》《恩宴》《赏赉》。其次为《图绘》，附有图说。其次为《歌颂》，是臣僚百官祝福的文辞。从前成周盛世，编定诗歌、辑录颂辞，歌唱盛大福祉、称颂美好禄福的作品不计其数。然而其中多是虚构铺陈的辞句，不可能每句话都有事实根据。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却都经过考证，确有事实。大概是德行盛大以后教化才会神妙，恩泽普遍以后颂歌才会兴起；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以后礼乐才会兴盛，气候和美、年成调和以后吉祥才会聚集。《诗经》中说：使百姓宜于安居，使众人各得其所；从上天接受福禄，上天保佑并降命给他，又从上天加以申重。这些话见于《诗经》。《尚书》中说：皇天建立了中正的准则，收聚这五种福，使它普遍赐给众民；众民因此归向你的准则，你也因此获得保守准则的福佑。这些意义在这里都完整具备了，确实与圣祖仁皇帝的《万寿盛典》一样，祖业和子孙的谋略前后相互辉映，成为万代兴盛的典范。△《历代建元考》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国朝钟渊映撰写。渊映字广汉，秀水人。历来记载建元的书，大多只详细记述正统王朝；只有国初吴肃公的《改元考同》、近时万光泰的《纪元叙韵》，以及钟渊映这部书，把伪朝、霸国乃至草寇盗据之国和僭越称号者，都一一完整记载。它的体例是：年号相同的先列在一起，然后按年号分韵编排，再列出历朝帝王以及僭国的始末，外藩也间或涉及，条理井然有序。虽然所依据的典籍浩繁广大，搜集采录难以周全，例如蜀王衍所用年号与宋太祖的年号相同，裘甫曾僭称“维平”，成都曾有西夏的称号；凡是这一类情况，难免偶有缺漏，不能说丝毫没有遗漏。然而与吴、万两家相比，已经足以称为完备广博了。△《北郊配位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上疏奏称：现行祭祀典礼中，北郊已经改为面向北方，但三祖的配位仍然以东为首、以西为次，与南郊相同，请酌情改定朝向。毛奇龄当时任检讨，于是撰写此书。他斥责汉代元始年间仪礼的错误，认为孟春合祀时，天位在西、地位在东，都是因为被《曲礼》中“席位面向南、面向北，以西方为上”的文字所迷惑。其实《曲礼》说的是通常坐席的情形。至于礼仪中的坐席，《仪礼》《射礼》都把宾客的席位设在户西，以东为上，自然与《曲礼》不同。考察《乡射礼》的文字，正是说宾客面向南而以东为上。贾公彦疏说，所谓以东为上，是因为主人在东边，所以席位的首端在东边，不能用《曲礼》所说面向南、面向北而以西方为上来解释。毛奇龄据此驳斥元始年间的仪礼，确实是有根据的。至于元始年间仪礼规定配位面向西、以南为上，也是沿袭《曲礼》中面向西、面向东而以南方为上的文字。毛奇龄认为东汉改为以北为上才是正确的，这个论断很准确。但考察以北为上的意义，也出自《仪礼》。《大射仪》说：“大夫随后而入，以东为上；如果有面向东的人，就以北为上。”《燕礼》说：“已经献过酒的士站在东边，面向西，以北为上。”这就是以北为上不同于以南为上的地方。如今毛奇龄知道面向南而以东为上的根据在《仪礼》，却独不知道面向西而以北为上的根据也在《仪礼》，未免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毛奇龄又说，北郊既然改为面向北方，那么配位就统属于所向；地道崇尚右方，配位应当以东为上，因为东是面向北方时的右边。现在考察《仪礼·大射仪》说：“诸公在阼阶西，面向北，以东为上。”《燕礼》说：“卿大夫都从门右进入，面向北，以东为上。”那么北郊面向北、配位以东为上，与《仪礼》中面向北而以东为上的义例完全相通。毛奇龄只凭地道崇尚右方来确定，也是不够审慎。不过全书考辨精密详实，征引广博，在宋、明以来议论礼制的学者中，毕竟是特别出色的。△《庙制图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这部书汇集经书和史籍，对宗庙制度加以折中考辨，认为宗庙不在雉门之外。《考工记》所说“左祖、右社”，是根据王宫居中来说的，因此宗庙在寝宫的东面。这是依据蔡卞、朱熹、易祓等人的说法。又认为诸侯有五庙，太祖居中，二昭在东，二穆在西，平行排列，这是依据贾公彦的说法。又认为从虞、夏、商、周以来，天子都建立七庙，只有周代增加文、武二祧，成为九庙。这是依据刘歆、王舜等人的说法。又认为《大传》《小记》《祭法》《中庸》《诗序》《国语》《论语》中所说的禘祭，都是指宗庙大祭，并不是圜丘祭天。这是依据王肃的说法。

译于是上溯秦、汉，下至元、明，凡是宗庙制度的沿革，都为它绘制图表，附在经书图表之后，并配以说明。此书用功颇为勤勉，义例也相当清晰，比明末本子的书更为完备。其中所论，得失相互并陈。例如朱熹说，群昭都排列在北窗之下而面向南，群穆都排列在南窗之下而面向北；万斯同则说，礼制中室内只有南窗而没有北窗，朱熹说错了。现在考察《丧大记》，其中“寝东首于北牖”下注说：“病人通常居于北窗之下，有的版本作北墉。由此可知室内明明有北窗。”《诗经》说“堵塞北窗，封闭门户”。《经典释文》引用韩诗说：“向，是朝北的窗。”《毛传》也说：“向，是向北开出的窗。”孔颖达疏说：“为了防备寒冷，堵塞的不是南窗，所以说是向北开出的窗。由此可知室内明明既有南窗，也有北窗。”《郊特牲》说：“薄社北牖。”大概只是开北窗而堵塞南窗，并不是说普通房屋本来没有北窗，特意为薄社才开设北窗。《荀子·宥坐篇》中，子贡在鲁庙的北堂观看，出来后问孔子说：“刚才赐在太庙的北堂观看，我还没有停下，又回头看了那九盖。” 注文说：“北堂，是神主所在的地方。‘九’应当是‘北’字。‘盖’音读为‘盍’，是门扇。”这样看来，北堂既然有北面的门扇，又为什么偏偏要怀疑北窗呢？《明堂位》说“刮楹达乡”，注文说：“乡属于窗，指夹在门旁的窗；每室有八窗，形成四面通达。”既然如此，太庙的形制大体像明堂，四面尚且都有窗，又为什么偏偏怀疑北窗呢？凡属这一类，都是没有深入考察的地方。至于朱熹的祭祀图中把祖、妣并列，万斯同认为宗庙吉祭时，一个尸主统摄两个神主，并没有女性尸主。凭什么知道六庙的妣主全都进入太庙呢？于是他引用曾子问中七庙、五庙没有空缺神主，只有祫祭才没有神主的说法，由此知道妣主也进入太庙。凡属这一类，援引证据都很精确，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虽然此书的大旨是尊崇王肃、排斥郑玄，固守一端，但贯通古今，条理清楚，不能说不是通晓经学的著作。王士祯记载万斯同所著书目时，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有一卷，大概是传抄者把它合并了吧？——以上“政书类”典礼之属，共二十四部、一千零五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五十一卷〕 （按，六官之政始于冢宰。如今职官已经各自分类，所以不再涉及。六官的次序中，司徒排在宗伯之前。现在把春官所掌之事列在这里，因为帝王制度和朝廷典章都在其中。选它作为开端，是尊王的意义。） △《救荒活民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代董煟撰写。董煟字季兴，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曾任瑞安县知县。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上卷考察古代以证明当今，中卷分条陈述救济灾荒的策略，下卷详细记述本朝名臣贤士提出并施行的、可以作为效法或鉴戒的事。书中所叙述的内容，例如说常平仓始于隋代、义仓始于唐太宗时期，都没有考察到更远的本源。不过它所记载的常平仓粮米数目，确实是《隋书》没有记载到的。宋代减免赋税、优待抚恤的典章，记载在《宋史》的本纪、志，以及《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这部书只撮取其中大要，不过得到十分之二三；但对当时的利弊说得很详细，确实足以补充《宋志》的缺漏。劝导富户分财赈济也是宋代的政令，史书失载而这部书有记载。其他如减租、借贷种子、淳熙年间的救灾令和法格，都可以作为史书遗漏的补充。宋代名臣救济灾荒的善政，也有很多可以同本传相互参证。这仍然是古书中有助于实际施用的一种。△《熬波图》一卷（《永乐大典》本）。元代陈椿撰写。陈椿是天台人，生平事迹不详。这部书是元统年间陈椿任下砂场盐司时，根据前任提幹的旧图补充完成的。从各团灶座到起运散盐，共绘图四十七幅。每幅图都有说明，后面还附有诗。凡是晒灰、打卤的方法，运输薪柴、试验运盐的细节，全都细致完备。它也属于楼璹《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一类的著作。序文说，当地有瞿氏、唐氏担任盐场提幹，又称提幹名讳守仁，却失去了他的姓氏。考察云间旧志，瞿氏确实是下砂的望族，如瞿霆发、瞿震发、瞿电发、瞿时学、瞿时懋、瞿时佐、瞿先知这些人，有的任提举，有的任盐税，几乎世代担任盐官。当地有瞿家港、瞿家路、瞿家园等名称，都是他们留下的旧迹。但创作这套图的人究竟是谁，却不得而知。至于唐氏，旧志没有记载，已经无法考见。各幅图绘画得相当精工。《永乐大典》所收的图，已经经过传摹，但仍保存着规矩法度。只是原书缺少五幅图，世上没有其他版本，无法再补。姚广孝等编辑时虽然校勘粗疏，也不应遗漏到这种程度，大概是原本已经散佚脱落了。△《钱通》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胡我琨撰写。胡我琨字自玉，爵位和籍贯不详。根据书中所记的时事和年月来看，他是明末人。这部书专门论述明代的钱法，同时涉及古代制度。第一门叫《正朔一统》，其次依次为《原》《制》《象》《用》《才》《行》《操》《节》《分》《异》《弊》《文》《闰》，共十三门。每一门中又各自分列小目。书中记载明代制度，上起洪武、永乐，下至万历。征引各史的本纪、志、列传，以及古今说部和文集，引用依据相当完备。对于明代钱法的沿革，分条梳理得很清楚，论述尤其详细，其中有许多是《明史·食货志》《明会典》《明典汇》等书没有完备记载的。叙述古代制度时，例如引用《桂海虞衡志》记载右江的铜，引用《宋会典》记载利州各监铸钱的数目，也足以补充唐、宋各史记载不详之处。又如《钱象门》所载黄河钱、投河国钱等品种，是董逌、洪遵、李孝美、顾烜各家旧谱没有记载的，都足以资助考证。其中像刘仁恭把泥土制成钱币之类，是一时的错误制度，却也仿照实物绘制了形制，未免稍显杂乱。但此书取义在于完备，不得不大小兼收，也不能因此讥讽它杂乱琐碎。△《钦定康济录》六卷，乾隆四年御定。

译起初，仁和监生陆曾禹撰写《救饥谱》，吏科给事中倪国琏为它校选精要，整理成四卷。适逢诏令翰林、科道官员轮流上奏经史讲义，倪国琏便恭敬地抄录进呈。皇上嘉奖此书有助于实际应用，命内直诸臣删改润色文辞，刊刻颁行，于是赐名为今名。全书分为四门：一是《前代救援之典》，所记史实，上自唐、虞，下至元、明，按各朝代先后编次；二是《先事之政》，分为六个子目；三是《临事之政》，分为二十个子目；四是《事后之政》，分为五个子目。另有附录四事，都是先引用古代事例，后面附上论断。考察起来，丰年和荒年，是天道的常态；尧时洪水、汤时旱灾，圣明的朝代也不能避免。要挽回气数，关键在于人事的修治和施行。《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大多着重于减少事务以节省财用。大概是因为预先防备的方法，已经分散见于各项职掌之中。我国皇上日夜勤劳，不辞辛苦，忧念百姓的依靠。有时岁星偶然带来灾异，禾麦不能成熟；皇上所赐的免除钱粮和借贷，动辄数十百万，所赐的赈济抚恤，也动辄数十百万。即使遇到贪污败坏法度、借救灾之机侵蚀国库的人，皇上仍担心封疆大吏会因噎废食，为杜绝侵吞冒领之风，反而吝惜抚恤安民的费用。皇上的诏令反复宣谕，至于再三；有知觉、有理性的众人，没有谁不能共同明白。皇上的仁德宏大、广施救济，实在超过唐、虞。因此，倪国琏编成这部书，特别得到皇上的睿智嘉奖。臣等校录此书时，仰望而得以看见皇上勤于寻求民间疾苦的心意，以及俯身察纳近臣和民众言论的用意，这两者都远远超越千古。△《捕蝗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清代陈芳生撰写。陈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虫、蝗蝻造成的灾害，《春秋》以及历代策书中屡有记载。《诗经·大田》篇说：“除去那些螟虫、螣虫，以及蟊虫、贼虫，不要让它们伤害我田里的幼苗。田祖有神灵，把它们拿去交给烈火。” 毛氏、郑氏的解释认为，“炎火”指盛大的阳气，说田祖不接受这种灾害，而是拿着它把虫害交给盛阳，使其自行消灭，并不是真正的火。到了汉代，除灭蝗虫的方法还没有明确形成制度，所以训诂家才有这样的说法。唐代姚崇任宰相后，派人捕捉蝗虫，引用《诗经》中的这句话作为依据，朱子《诗集传》也采纳了这种说法。从此，捕蝗的方法才逐渐见于史籍记载。陈芳生这部书取用史册所记载的事迹和议论，汇编成一书。开头列出蝗灾应对事项十条，其次编录前代捕蝗的方法。其中明末徐光启的奏疏最为详细严密，便全部收录原文；又附录陈龙正的言论以及陈芳生自己的识语各一条。全书大意是：事情发生以前，就预先设法消除灾害；灾害发生时，就竭尽力量铲除；并把责任落实到地方官切实用心办理。条目分明，层次清楚，颇为详备。虽然篇幅不多，但对实际应用很有帮助。△《荒政丛书》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俞森编。俞森号存斋，钱塘人。由贡生做官，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这部书成于康熙庚午年。它辑录古人救济荒年的方法，宋代取董煟，明代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锺化民、刘世教，清代取魏禧，共七家之言。又亲自撰写《常平考》《义仓考》《社仓考》三篇，追溯其源流，使人知道应当效法什么；又考察其中的弊端，使人知道应当戒除什么。全书成书五册，是他任河南佥事时所撰写的。书末附有《郧襄赈济事宜》和《捕蝗集要》，是他任分守荆南道时所撰写的。救济荒年的策略，前人说得已经很详细了；至于积聚储备，更是救荒的根本。俞森既采录前人的良好规章，逐条详列，而对三篇《考》尤其极其详尽明晰。将它刊刻流传，使主管地方的官员便于查阅，也可以说是深切体念百姓疾苦了。——以上是“政书类”邦计之属，共六部、五十三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察：古代司徒兼管教化和养民，后世则只掌管钱粮。由于度支所掌管的事项繁多，但大体都属于邦计类，所以现在统称为邦计，不再逐一加以区别。） △《历代兵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代陈傅良撰写。陈傅良有《春秋传》，已经著录。这部书上溯成周乡遂的兵制，以下论述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的得失，其中对宋代说得尤其详细。例如宋太祖亲自制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轮换，京师和府畿，内外相互维系，以及发兵、转运粮饷、捕盗等制度，都能概括说明其主要内容。他在总论中说：“祖宗时期军队虽然少，却极其精锐。到咸平以后，边境军队增加到六十万。皇祐初年，军队已经一百四十一万，名义上叫军队，却不知道作战。负责漕运，服役做工，修缮河防，供奉寝庙，饲养国家马匹的，全都是军队，疲弱衰老而白吃粮饷。前代的军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冗滥众多的。总计户口和每年的收入，用一百万军队来计算，大约十户人家要供养一名厢军，一万户人家要供给一名散卒。军队中职任卫士的供给，又是数倍的虚耗，怎么能不极度困窘呢？”等等。他的话说得极为深切。大概陈傅良身处南宋，亲眼看见君主软弱、军队骄横的祸害，所以撰写这部书，追溯造成弊病的根源，可以说切合当时的政务。△《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代钱文子撰写。钱文子字文季，乐清人。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任宗正少卿。后来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宋初鉴于五代的弊病，收集天下的铠甲兵器，把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师，称为禁军。后来不断增补，达到八十余万。但虚有其名、冒滥充数，实际上没有可用的军队。南渡以后，仓促补救，招集的军队越来越多，冗费也越来越严重。钱文子认为，汉承继三代之后，距离古代还不远，仍保留着寓兵于农的意思，但班固的史书没有撰写兵志。因此他从《汉书》的本纪、列传和各志中，搜集涉及兵制的记载，汇集编排，并附上考证和论断，写成这部书。卷首有他的门人陈元粹所作的序，详细说明了写书的用意。可见这部书是针对宋代的事情提出议论，并不是为《汉书》补写亡佚的兵志。朱彝尊作跋称：“它的言论切近而旨意深远，文辞简约而义理完备，不是那些低头拱手、空谈性命之学的人所能做到的。”然而兵农分开以后，形势已经不可能重新合并。一定要强行恢复古制，如果不以军法约束，军队就不足以依靠；如果必须以军法约束，军队还没有训练好，农民先受到扰害。所以三代以后，只能用屯田耕种的方法把农民安置到军队中，不能用井田制度把军队安置到农民中。

译钱文子所论述的，是所谓说起来能够成立，实行起来却不可行的事情。即使只以宋代的情况来说，数十万军队长期以来已经依靠官府供养。如果一旦裁减他们而让其归农，形势必然无法安定，只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如果逐渐削减，军队不可能立即转为农民，农民也不可能立即转为军队。仓促发生事变时，靠什么抵御呢？这又是明知弊病却不能突然革除的情况。因为钱文子的论述切中宋代兵制的弊病，又可以补充《汉志》的缺漏，所以仍然收录，以备参考。《文献通考》记载此书作《补汉兵制》，与这个本子不同。但钱文子明白说班固的书没有兵志，那么题作《补汉兵志》才确实正确；《文献通考》大概是传抄时发生了错误。△《马政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杨时乔撰写。杨时乔有《周易古今文全书》，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载明代一朝的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分为十二门：一是《户马》，二是《种马》，三是《俵马》，四是《寄养马》，五是《折粮》《贡布盐》《纳赎》《战功》等马，六是《兑马》，七是《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驲马》，八是《库藏》，九是《蠲恤》，十是《政例》，十一是《草场》，十二是《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对于制度沿革、增损变化等情况，都详细说明了来龙去脉。马政没有比明代更详备的，也没有比明代弊病更多的。杨时乔亲眼看到其中的困难，又亲自参与其事，所以虽然汇集的多是案牍文书，但所说的深深切中当时的弊病；其条理都具备于自序之中。序末自署“前太仆寺卿”，但考察《明史》本传，只记载他曾任“太仆寺丞”。这部书是杨时乔自己刊刻的，不应当有误。怀疑是史书抄写时写错了。△《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敕令撰写。乾隆四年完成，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并颁行。全书包括：《八旗分志》十七卷，《土田志》五卷，《营建志》三卷，《兵职志》八卷，《职官志》十二卷，《学校志》四卷，《典礼志》十五卷，《艺文志》十卷，《封爵世表》八卷，《世职表》二十四卷，《八旗大臣年表》八卷，《宗人府年表》一卷，《内阁大臣年表》二卷，《部院大臣年表》二卷，《直省大臣年表》五卷，《选举表》四卷，《宗室王公列传》十二卷，《名臣列传》六十卷，《勋臣传》十九卷，《忠烈传》十二卷，《循吏传》四卷，《儒林传》二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十二卷。考察天地自然的数理，都以九为体，以八为用。所以圆形布置成九宫，方形划分为九野，都是以四正、四隅拱卫中央。圣人效法天地来建立制度，所以井田以公田居中，而家数为八；军队以中央统领为主，而阵法的数目也是八。世代相传的风后兵法、诸葛亮的阵图、独孤及的记述，它们的方法虽属于不同朝代，却有相同的轨迹。我国在震方开创基业，把兵力寓于民众之中，与古制相符合。太祖高皇帝起初建立四旗，后来分为八旗，也与古制相符合。至于各旗之间如臂使指、相互维系，奇兵与正兵彼此呼应，千变万化、倏忽如神，则同阴阳运行、乾坤开合一样，都是极其精妙而不可测度的道理，并非古制所能完全概括。到了世祖章皇帝平定燕京、定都之后，取五行相克的作用，规定蓝旗属水而居南，黄旗属土而居北，白旗属金而居东，红旗属火而居西，用来环绕护卫紫垣，一百多年间规模没有改变。因此，本篇以兵制为经，把一切法令、典章、职官、人物分条排列作为纬。纲要宏大，细目周详，体例明晰。查阅簿籍、披览图册，足以看见历代圣祖开创基业、留下长远谋划；又可以看见人口繁衍、教化养育日益兴盛，万万年如磐石般稳固的基业，预示着无疆的巩固。——以上是“政书类”军政之属，共四部、二百七十一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察：军队编制和战阵之事，大多收录在子部兵家类中。这里所收的，都是养兵的制度，不是用兵的制度。因此选取的不过几家。） △《唐律疏义》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写。《风俗通》说，皋陶向虞舜提出建议，虞舜制定了律。《尚书大传》说，夏代刑法有三千条，周代刑法有二千五百条。这是关于律法记载的开始。此后，魏国李悝撰写《法经》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商鞅接受了它，并用来辅佐秦国。汉代萧何增补《户》《兴》《厩》三篇，成为九篇；叔孙通又增补旁章十八篇；张汤撰《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撰《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马融、郑康成都曾为这些律文作章句。魏代删削简约汉律，确定增补十九篇，加上原有五篇，共十八篇；晋代又增删改定为二十篇。南北朝时期相互有所改订，逐渐趋于繁密。隋文帝开皇三年，诏令苏威、牛宏等重新制定新律，删除死罪以下的一千多条，确定保留五百条。全书共十二卷：一为《名例》，二为《卫禁》，三为《职制》，四为《户婚》，五为《厩库》，六为《擅兴》，七为《盗贼》，八为《斗讼》，九为《诈伪》，十为《杂律》，十一为《捕亡》，十二为《断狱》。史书称其刑法纲要简明扼要，条文虽疏而没有遗漏。

译唐太宗诏令房玄龄等增删隋律，把判处大辟罪改为流罪的有九十二条，把流罪改为徒罪的有七十一条，但大体上多沿用旧律。高宗即位后，又命长孙无忌等和研究律学的士人共同撰写《义疏》并施行，就是这部书。评论者说，唐律完全以礼为准则，出入刑罚都符合古今的适中标准，所以宋代多加采用。元代审判案件时，也常常引用它作为依据。明洪武初年，命儒臣会同刑官进讲《唐律》；后来又命刘惟谦等详细制定《明律》，篇目完全依照唐律。到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求分类编排颁行，才开始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并把《名例》置于篇首。本朝折中采用前代制度，为万年垂立法典。钦定《大清律例》明白简约、公正公平，实在是永远协调刑法与教化的盛大法式。臣等曾恭敬地阅读并考究它。唐律篇目中如今仍沿用的，有《名例》《职制》《贼盗》《诈伪》《杂犯》《捕亡》《断狱》等门。唐律合并而今律分开的，如《户婚》分为《户役》《婚姻》，《厩库》分为《仓库》《厩牧》，《斗讼》分为《斗殴》《诉讼》等门。名称略有不同但实际相同的，如《卫禁》改为《宫卫》，《擅兴》改为《军政》等门。将条文分析后分别归类的，如关津留难等条款，唐律列入《卫禁》，如今分出列入《关津》。乘舆服御物品、应当上奏却不上奏、驲使耽误行程等条款，唐律都列入《职制》，如今分别归入《礼律》的《仪制》。《吏律》的《公式》、《兵律》的《邮驿》，以及《刑律》中受赃、谋杀人等条款，唐律列入《贼盗》，如今分别析出列入《人命》。殴打、辱骂祖父母和父母等条款，唐律一并列入《斗讼》，如今分为两条，分别列入《斗殴》《骂詈》。此外，奸罪、市司平定物价、盗掘堤防、毁坏大祀丘坛、盗食田园瓜果等条款，唐律都列入《杂律》，如今分别析出列入《刑律》的《犯奸》、《户律》的《市廛》《田宅》、《工律》的《河防》以及《礼律》的《祭祀》。这大概是经过斟酌而统一编定，权衡得当，直到今天才集其大成。向上考察历代制度，其条目完备，足以沿着流变追溯源头的，总要以《唐律》最为完善。因此把它著录在这里，用来说明借鉴古代制定法律的源流。此书是元泰定年间江西儒学提举柳赟校刊的，每卷末附有江西行省检校官王元亮的释文和纂例，也颇可用来帮助参考校订。△《大清律例》四十七卷，乾隆五年奉敕撰写。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并颁行。全书包括：《律目》一卷，《诸图》一卷，《服制》一卷，《名例律》二卷，《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五卷，《工律》二卷，《总类》七卷，《比引律条》一卷。卷首列有凡例十则，以及顺治初年以来的奏议，并恭敬地抄录世祖章皇帝御制序一篇、圣祖仁皇帝谕旨一道、世宗宪皇帝御制序一篇和谕旨一道，置于卷首。大概本朝的律文，自定都之初，就诏令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细考察《明律》，参照本朝制度，编定成书，颁布于朝廷内外。康熙九年，大学士、署理刑部尚书的对喀纳等人再次奉诏校订；不久，皇帝又谕令部臣，在定律之外，凡属条例，有的删去，有的保留，详细考订，随时增删修改，刊附在律文之后。到了雍正元年，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奉诏继续编成。皇上即位之初，便准许尚书傅鼐的请求，特命朝廷大臣逐条考订校正，编成此书，收入定例一千多条。皇帝心怀敬慎怜恤之意，力求取法中正。凡审理案件的文书和奏陈，都辨析细微之处，权衡情理与法律；又根据具体事情加以训示，务求合乎公平，以彰明世代轻重刑罚的原则。并且每隔若干年修订一次，把各次新制定的条例分别附在书后。在朝廷任职的大臣恭敬听取皇帝的旨意，有时略去表面事实而推究内心动机，有时由已见之事推求隐微之情；用简短的话作出裁断，全都斟酌于天理人情最真实恰当之处。圣人如此用心于民众的刑狱，是千古帝王中从未有过的；这部书也成为千古以来的玉律金科。以上是“政书类”法令之属，共二部、七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考订：法令与法家所涉及的事情相近，但实质不同。法家，是私下议论法的道理；法令，是官府制定并公布的法令。刑罚是盛世不能废除的制度，但盛世也不崇尚刑罚。这里所著录的，只大略保存其梗概而已，并不求完备。）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奉诏撰写。起初，熙宁年间诏令将作监官员编修《营造法式》，到元祐六年完成。绍圣四年，认为所修之书只是材料账目，没有另外制定营造制度，难以施行使用，于是命李诫另行增修编纂。李诫于是考察研究群书，并同工匠讲解讨论，分列类别和条例，在元符三年奏报进呈。崇宁二年，他又请求用小字雕版刊印颁行。李诫所作《总看详》中说：如今编修《海行法式》，《总释》《总例》共二卷，《制度》十五卷，《功限》十卷，《料例》和《工作》等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卷，总共三十六卷，合计三百五十七篇。其中有四十九篇，是从经史等群书中检索考究出来的；其余三百零八篇，是历来工匠相传、长久以来可以使用的方法，并同各类熟悉此事的工匠详细讲论考察。大概这部书所说的虽然只是工艺方面的事情，但能够考证经传，综合各家说法，以符合古人整治材料、准备工程的意义。因此陈振孙《书录解题》认为，它远远超过喻皓的《木经》。考察陆友仁《砚北杂志》，其中记载李诫所著的还有《续山海经》十卷、《古篆说文》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八篇〕 可见李诫本来就是学问广博、见识通达的士人，所以他所撰写的书都具有条理。只是陆友仁说李诫字明仲，却把他的名字写成“诚”字。

译然而范氏天一阁影抄的宋本，以及《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都写作“诫”字，怀疑是陆友仁写错了。此本卷首有李诫所上的奏札和进书序各一篇；其中第三十一卷本应是《木作制度图样》上篇，原本已经缺失，却把《看详》一卷误编进来。检阅《永乐大典》，其中也收载此书，所缺的二十多幅图都在。现在据此补足，仍把《看详》移到卷首。又《看详》中说全书总共三十六卷，而今本《制度》一门比原目录少了二卷，只有三十四卷。《永乐大典》所载不分卷数，无法相互校勘。可是核对前后篇目，又没有其他脱漏。怀疑是后人合并删省所致，现今也姑且保留它的旧样。△《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乾隆四十一年户部侍郎金简恭敬撰写进呈。起初，乾隆三十八年诏令编纂修订《四库全书》，又命令选择其中的善本，加以校订雕刻，以嘉惠文艺界。金简实际主持这件事，因为枣木、梨木雕版工程繁重，于是奏请采用活字排印，极大节省力量而取得更多成效。得到皇帝批准，并赐以美名，写下御制文章加以记述。实行三年，印本遍布天下。金简于是叙述其排印程式，编成此书。考察沈括《梦溪笔谈》，其中说：“庆历年间有个平民毕昇，开始制作活版。方法是用胶泥刻字，薄得像钱的边缘。每个字刻成一枚印，经过火烧使它坚硬。先设置一块铁板，在上面敷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混合物。要印刷时，就在铁板上放置一个铁制框范，然后密集排列字印。排满一框铁范成为一版，拿到火上烘烤。药物稍稍熔化后，用一块平板按压字面，字就平整得像磨刀石。如果只印二三本，还不算简便；如果印几十本、上百本，就极其迅速。”活字印刷的方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泥字既不精整，又容易破碎；松脂等物也繁琐费事。因此王桢《农书》所载的活字方法改用木版。至于存放字模的字盘，则设置成转轮，比以前更直接快捷，但也还不完备。后来陆深《金台纪闻》所说的铅字方法，质地柔软、容易损坏，更加耗费时间、损耗工力。这部书参考斟酌旧有制度，又用新的构思加以变通。开头记载各位大臣的奏议，接着记载选取材料、雕刻字模的步骤，以及收藏、放置和排字分类的方法。全书共绘图十六幅，作说明十九篇，都是一一通过试验取得的，所以一一可以见诸实行。由此可知，前明无锡人用活字印刷《太平御览》，从隆庆元年至五年只完成十分之一二，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考订：这件事见黄正色《太平御览序》。） 这也足以看出，本朝制造器物、利用器具，事事都超过前代。以上是“政书类”考工之属，共二部、三十五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