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经部二十三

译卷二十三 经部二十三 ○礼类存目一 △《周礼补亡》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元代邱葵撰写。邱葵字吉甫，莆田人。《闽书》说他是同安人，具体情况不详。这部书本于俞庭椿、王与之的说法，认为《周礼》的冬官一职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又参考各家的说法，订定天官所属五十九职、地官所属五十七职、春官所属六十职、夏官所属五十职、秋官所属五十七职、冬官所属五十四职。又说：“先王不能用俸禄供养没有用处的官员，所以《周官》虽然说有三百六十官，但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兼任的。例如掌葛征收絺绤、掌染草收取染草之类，每个官只掌管一件事；没有这件事，未必就有这个官。” 他的这些说法都自信而毫不怀疑。他认为《周礼》这部书不过是缺少《冬官》而已。到了南宋淳熙、嘉熙年间，俞、王两家倡导异说，结果五官全都被弄乱了。邱葵又在其中推波助澜。《闽书》说，宋末科举废止，邱葵闭门勤学，居住在海岛上，于是自号钓矶翁。他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如今其他书都已散佚，只有这部书受到世人责难，反而因为见解奇异而保存下来。据邱葵《自序》，此书大概成于泰定丙子年，当时邱葵已经八十一岁。耗尽一生的力量，结果使直到今天谈论《周礼》的人都称俞庭椿为扰乱古经的罪魁，而把邱葵和王与之视为煽动和助长异说的同党，岂不是太荒谬了吗？他的书世间有两个本子。一个分为六卷，题名《周礼注》；另一个就是这个本子，不分卷数，题名《周礼冬官补亡》。《经义考》又题作《周礼全书》，并注说：“一作《周礼补亡》。”按此书没有其他长处，只有补足亡佚部分是它的本意，所以现在用《补亡》这个名称著录。△《周礼集注》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何乔新撰写。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号文肃。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大体沿袭俞庭椿、王与之、邱葵以及晏璧伪托吴澄之名的说法，凭臆测把经文窜改、错乱。例如引用邱葵的说法，认为《太史》记载事情时直笔书写，毫无疑问属于天官，却不知道《太史》的职文说“读礼书而协事”，又说“以书协礼事”，还说“执其礼事”，那么《太史》应当列入《春官》，《周礼》经文有明确文字可以凭据。《唐职官志》把太史归入礼曹，正是保留了这一遗意。现在把它并入《天官》，既不通晓经文，也不明白史实。又如引用伪托吴澄的《考注》的说法，认为《诸子》掌管国子中的副职，教他们修养德行、学习道术，应当列入教官所属，却不知道《诸子》的职文说：“如果有兵甲之事，就授给他们车辆和铠甲，整合他们的卒伍，设置所属官吏，用军法治理他们。”这是因为主要负责以军事事务教导国子，所以归入《司马》。现在只因为有“修德学道”的话，就把它并入《司徒》，那么《夏官都司马》的职文说“掌管其中的政事和教化”，也未尝没有涉及教育，难道也要一并移入《司徒》吗？这些都是妄自取用前人错误乖谬的论说，任意割裂、颠倒，沿袭他们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所以前后的义例大多不能自相贯通，只不过成为谈论《周礼》的人所诟病的对象罢了。△《周礼定本》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舒芬撰写。舒芬有《周易笺》，已经著录。这部编著也是他所著《梓溪内集》中的一篇。大意是以俞庭椿关于《冬官》没有亡佚、杂见于五官的说法为依据，又参考伪托吴澄的《考注》，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取舍。全书有《五官叙辨》五篇、《六官图说》一篇、《周官剔伪》一篇、《周礼正经》六篇。删去旧本《考工记》，把《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的文字移入《冬官大司空》，把《小司徒》和《遂人》的文字移入《小司空》。又把《天官》的掌舍、幕人、掌次，《地官》的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土训、诵训、司稼、草人、稻人、场人、囿人、载师、闾师、县师、均人、稍人、旅师、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舂人、舍人、仓人、廪人、遗人、委人、稿人，《夏官》的掌畜、职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司勋、量人，都归入《冬官》。《明史》舒芬本传说：“舒芬精通《周礼》，曾说《周礼》相比《仪礼》《礼记》，就像蜀地相比吴、魏。他病危时，儿子请他说遗言，他只以没有来得及表彰《周礼》为遗憾。” 这样看来，他对这部经确实可以说是笃信了。俞氏的书是荒废经学、轻蔑古人的始祖，舒芬不能订正其中的错误，反而吹旺它已经熄灭的火焰，使它更加猛烈。甚至把旧文删削得只剩十分之二三。却自命为“定本”，荒谬就更加严重了。△《读礼疑图》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季本撰写。季本有《易学四同》，已经著录。这部书辨析论述《周礼》的赋税、徭役等制度，宗奉何休、林孝存的说法，认为《周礼》是战国策士所撰述的。前三卷把他认为可疑的《周礼》内容绘成图表加以辨析。后三卷依据《孟子》作出判断，并涉及后代徭役、军屯的制度，评论它们的得失。全书大旨在于减轻徭役、薄减赋税，这个意图未尝不好，所说也有条理而值得听取。然而古今时代形势各不相同，制度也有差异，不能把后世的情形完全用来推论前代。至于他牵强联系《鲁颂》“公车千乘，公徒三万”的话，于是想改动《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甸为县，四县为都”的文字，认为其中的“四”应当作“五”；又增加“四都为同”一句，那就更加辗转窜改了。他本来承袭姚江之学，所以才智过高而失之偏颇，流弊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工记述注》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林兆珂撰写。林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经著录。这部书因为《考工记》的文字古奥难懂，于是取汉、唐注疏加以参订训诂，以疏通它的大意；对《考工记》原文都在旁边加上圈点，并附缀评语。大概是仿照谢枋得批注《檀弓》、标出章法、句法、字法的体例，让儿童诵读学习，用来充当古文选本；对于名物制度完全没有新的发明。末尾附有《考工记图》一卷，也是林希逸的旧本，没有增加或删改。△《周礼训隽》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陈深撰写。陈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年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这部书几乎没有考证，却把五官割裂后归入《冬官》，沿袭俞庭椿等人的错误论说，没有值得著录的价值。△《周礼因论》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唐枢撰写。唐枢有《易修墨守》，已经著录。这部书以“民极”作为《周礼》的根本，大概本于叶时《礼经会元》的说法，认为《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思无邪”，《周礼》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为民极”。它驳斥夏休《井田谱》的荒谬，也确实见识卓越。然而它的文字像语录一样，只有寥寥几条，不够详备，不能说是解释经书的著作。△《周礼发明》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瑶撰写。沈瑶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年进士，官至兵部郎中。这部编著在六官之后各写一篇总论。《冬官》一职则杂取司徒所属的官职来补其缺失，大概采用了《三礼考注》的本子。所收录的经文删节很多，所谓发明经义的文字只有寥寥数页，也不过像乡塾中的讲章。△《周礼述注》六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代金瑶撰写。金瑶有《六爻原意》，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万历己卯年。前面有金瑶的《自序》和所作《凡例》十条，说《周礼》的文字被汉儒窜改，其中有伪造的官名和错乱的句子，全部加以考定，另外用阴文标出。大旨本于元代吴澄《三礼考注》、明代何乔新《周礼集注》的说法，又凭臆见重新订定。其《补冬官》末尾附有《改官议》《改文议》两篇，就是评论吴、何二人得失的文章。按所谓《冬官》没有亡佚、而是错乱地收入五《官》的邪说，始倡于宋代俞庭椿，元代邱葵又加以增益，二人都扰乱古文，是经学中的蛀虫。至于吴澄的《三礼考注》，本来是晏璧假托吴澄之名的作品，实际上也沿袭了三家的弊端。何乔新的《集注》，又是对这种弊端的再次承袭。金瑶没有见过俞、邱二人的书，于是把吴、何奉为祖师。他所订定的那些伪官、乱句，如果真能亲自得到周公的旧本，逐条互相校对后才知道，那么它们的无稽之谈就更不值得辨析了。△《周礼说》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徐即登撰写。徐即登字献和，又字德峻，号匡岳，丰城人。万历癸未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他的书前十三卷解释五官，不载《考工记》。最后一卷为《冬官阙疑》，大概也采用了俞庭椿的说法，但还不敢改动经文。然而他明白说某官应当移易最为允当，某官移易则不妥，实际上已经断然认定应当改动了，这还说什么“阙疑”呢？△《批点考工记》一卷（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 明代郭正域撰写。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癸未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号文毅。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编著取《考工记》的文字加以圈点批评，只讨论它的章法、句法和字法。每节后附的注释也相当浅略。大概是为评论文章而作，不是为解释经书而作的。△《周礼完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这部书也认为《冬官》散见于五官之中，又改变经文措辞，说阳数分为六官以构成岁时次序，阴数省去冬官以取法五行，穿凿附会尤其严重。其中横生枝节的地方数不胜数。例如《典瑞》的职文“王晋大圭，执镇圭”中，“晋”就是“搢”字，郑众的《注》本来没有错。贾公彦《疏》说：“搢，就是插入。意思是把长三尺的玉制大圭、玉笏插在衣带之间，手里拿着一尺二寸的镇圭。”这个意义也最为明白。但郝敬却说：“接见叫作晋。晋，就是前进。行礼时从容渐渐前进，就像太阳升起一样。”他这是为了附会经文“朝日”的话。难道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吗？这也是一味想胜过古人的过错。△《周礼古本订注》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郭良翰撰写。郭良翰字道宪，莆田人。万历年间凭借荫任官职，任太仆寺寺丞。这部书的《自序》说，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吴澄、何乔新五家的补本，分割经文的情况十分严重，却不知道《冬官》可以不补，五《官》却绝不可混淆。五《官》各自存在，《冬官》自行缺失，何必强行凭主观臆测扰乱已经成形的经文呢？因此取用古本加以订正。他的立论很是允当。但是，他又把叶时《冬官补亡》一篇附在《考工记》之前，仍然沿袭俞庭椿等人关于《冬官》散见于五《官》的说法，于是又自相矛盾了。他的注释也都是揣摩文句，没有考证订正，不是解释三《礼》的正确方法。△《古周礼》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郎兆玉撰写。郎兆玉字完白，仁和人。万历癸丑年进士。这部书称为古《周礼》，是为了区别于俞庭椿等人改动的本子。它的注释都是抄撮旧文，很少能够贯通全书。然而，他拘守一位先生的说法，谨慎地坚持自己的见解，与其他各家扰乱古经相比，与其说他妄改，不如说他过于拘泥。△《考工记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译明代徐昭庆撰写。徐昭庆字穆如，宣城人。这部书的《凡例》说：“本注以朱周翰的《句解》为根本，上则参考郑康成，下则汇合周启明、孙士龙诸家，编成此书。只是想使初学者使用方便，所以不顾自己的固陋。”现在看这部书，大多拘泥于章法、句法和字法，而引用典籍考据很少，那么《凡例》所说的大概确实是实情。其中有时也自行提出见解，驳斥前人。例如“貉逾汶则死”一句，这个“汶”本是齐、鲁之间的水名，陆德明的音释没有错；徐昭庆却认为这是岷江，不应读作“问”，并引用《史记》作证。他不知道《史记》中本来就把“汶”和“岷”通用，却从未把《考工记》的汶水说成岷山。△《重订古周礼》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陈仁锡撰写。陈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经著录。这部编纂不用俞庭椿的改本，与郎兆玉相同。它称为“重订”，应当就是因为采用了郎兆玉的本子。然而五官都把《叙官》移到“惟王建国”之前，也不是古本。它的《凡例》又说：“考察《汉书·艺文志》，这部书原来缺少《冬官》，汉代儒者用《考工记》补入，未免割裂圣经，不必妄加补缀。”可是六卷中仍然列有《考工记》，这是自己违背自己的说法。其注释多剽窃朱申《句解》，体例尤其杂乱。大概是庸俗低劣的书坊商人托用陈仁锡之名，未必真是陈仁锡所作。△《周礼注疏合解》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张采撰写。张采字受先，太仓人。崇祯戊辰年进士，官任临川县知县，福王时任礼部员外郎。《明史·文苑传》把他附载在《张溥传》中。张采与张溥是复社领袖，在当时声望震动天下，然而这部书却浅陋得厉害，难道也是托名之作吗？△《读周礼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有《读易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不全部抄录《经》文，只在每段标明起止，说是从某句到某句。他的注释对汉、唐旧说很不在意。例如《稻人》篇下驳斥郑氏关于每井九夫、旁边再加一夫来治理沟洫的说法，却不知道旁加一夫就是所谓“闲民”。总的说来，朱朝瑛涉猎九经，但对三《礼》用功较浅。△《古周礼释评》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代孙攀撰写。孙攀字士龙，宣城人。这部书根据朱申《周礼句解》略加订正补充，另外把音释、评语标注在正文上方，像村塾读本的样式，都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只是明朝末年异学竞相争鸣，能够不删改《经》文，也不扰乱次序，谨慎地守护郑、贾的旧本，仍然比其他同类书好。△《考工记纂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明哲撰写。程明哲字如晦，歙县人。这部书主要评点字句，对于《经》的义理没有什么发明。名为《纂注》，实际上只是抄袭林希逸《考工记图解》的文字。书中的错误也都沿袭林本，只有《经》中“軓”字全部改成“轨”，这一点独与林本不同。考察《诗·匏叶篇疏》说：“《说文》说：轨，是车辙；軓，是车轼的前部。”轨的声为九，軓的声为凡。《辀人》的“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郑司农说：“軓指车轼的前部。《大驭》所说‘王祭两轵，祭軓，乃饮’，古书把軓写作范。”杜子春说：“軓应当作范。”《小戎传》说：“阴，是遮蔽軓。”《笺》说：“遮蔽軓在车轼前面、车辀上方。”这样看来，凡是说车轼前部的，都指軓。《中庸》说“车同轨”，《匠人》说“经涂九轨”，《注》说“轨是车辙的宽度”。这两个字的区别十分明显，林希逸《图解》尚且没有弄错。如今程明哲把林希逸错的地方全盘沿袭，却反而改动林希逸没有错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不善于改订了。△《周礼说略》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他在《周礼》中偶然有所见解，就摘出一节或一句加以疏解。因为不是解释全《经》，所以称为《说略》。书中多次引用郝敬的说法，因此成书应在郝敬之后。大体上议论多而考证少。例如说官属三百六十人是取法天数；现在考察其数目，却多出一人，正如《易》的大衍之数虚去一一样。这可以说是牵强附会、没有道理。又如《牧师》说“孟春焚牧，仲春通淫”，与《月令》所说季春游牧不合。这大概是鸟兽繁殖交尾大多乘着春气，《经》只是概略举出大体情形。仲春与季春相隔不远，不必过分拘泥。而这部书却说《月令》是秦代的书，秦地寒冷，万物较晚发动，所以比《周礼》晚一个月。不知道秦地就是周地，并没有内外、南北的区别。这足以看出它只是随着文字表面生发意义，不能深入考察事实。△《周礼文物大全》（不分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也没有序、跋。书版用蓝、朱两色印刷，开头列出六官所属，接着绘制制度、器物等图，最后是诸儒传授图。大体上是相互抄袭，摹写失真。例如王宫制度图，外朝是接受民众三次询问的地方，雉门是人民观看法令的区域，那么外朝应在雉门之外；可是这幅图却把它列在库门之外。其他如裘冕没有旒、六贽没有完备、坛壝和市肆等，也都没有详细记载。这大概只是乡间学校使用的兔园册。考察宋乾道年间，昌州杨甲作《六经图》，其中《周礼》图称为《文物大全》，与这部书的名称相同。又有本朝庐江卢云英，因为其父所刻的信州石本《五经图》，重新加以编辑；他的《周礼》图也称为《文物大全》。然而杨氏图共有四十三幅，卢氏图共有五十一幅，都与这个本子不相合。怀疑是书坊商人从卢氏《五经图》中摘出《周礼》的各图，稍加窜改编乱，另成一书来欺骗售卖罢了。△《周礼订释古本》（不分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王芝藻撰写。王芝藻有《大易疏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康熙丁丑年的《自序》。大体上宗奉俞庭椿的说法而稍加改变，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不必补入；《考工记》的文字奇特变化而合乎法度，不是周公不能写成；空缺一个官职而详细具备其法令，官职减少就能减轻繁重费用，法令详备则各种事务都有依据。

译设置五官就可以兼摄职掌，《冬官》可以不另设。他的说法很巧妙。然而郑国封立于宣王时，秦国封立于孝王时，周公怎么能称说郑国的刀？又怎么能称说秦国的庐？书一打开就无法自我解释，更何况其他问题呢？他解释“九赋”说：“邦中、四郊就是乡、遂之地。”这连同百里为郊、六乡在远郊、六遂在甸的区别，也没有详细考察。只有解释《遂人》关于沟洫的说法时说：“《遂人》所谓十夫，是十井之夫。它说十夫有沟，就是十井的遂共同归入一条沟，所以《匠人》称作井间。既然说是井与井之间，就可以知道不是一井。”这比旧注清楚多了。△《高注周礼》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高愈撰写。高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年间岁贡生。《江南通志》记载高愈著有《周官集解》十六卷，应当就是这部书。它的分卷各不相同，大概是传抄者不同。书中采录前人的说法，多以王昭禹《订义》为依据，也间或有所发明。其中有几条最为驳杂。例如《大司徒》说：“诸公的土地，疆界方圆五百里，其中供其食用的占一半。诸侯的土地，疆界方圆四百里，其中供其食用的占三分之一。诸伯的土地，疆界方圆三百里，其中供其食用的占三分之一。诸子的土地，疆界方圆二百里，其中供其食用的占四分之一。诸男的土地，疆界方圆一百里，其中供其食用的占四分之一。”郑康成《注》认为其中所谓占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天子享用这些诸侯的贡赋，不采用先郑的说法。高愈却认为诸侯自己享用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把剩余部分贡给天子。他的说法颇为诋毁康成。现在考察《春秋》昭公十三年《传》说：“从前天子分定贡赋，轻重按照爵位等级。爵位尊贵的贡赋重，这是周代的制度。”杜预注说：“公、侯的土地广大，所以收取的贡赋多。” 按照高愈的说法，公的土地五百里，自己只享用一半，把另一半贡给天子；侯、伯的土地四百里、三百里，只自己享用三分之一，却把三分之二贡给天子；子、男的土地二百里、一百里，只自己享用四分之一，却把四分之三贡给天子。这样一来，尊贵者反而贡得轻，卑下者反而贡得重了。昭公十三年《传》又说：“爵位卑下而贡赋重的，是甸服。”杜预注说：“甸服是指天子畿内供给职贡的地方，也就是公卿大夫的采地。”郑玄《小司徒注》说：“采地中享用赋税的人都占四分之一。公共有四都，其中一都的田税收入王室；卿共有四县，其中一县的田税收入王室；大夫共有四甸，其中一甸的田税收入王室。”这说明享用采地赋税的人，无论地位卑下还是尊贵，比例相同，所以说“卑而贡重”。周制中甸服的贡赋很重，尚且不过四分之一，哪里会有诸侯国所贡达到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的呢？《司勋》说：“凡是分赐赏地，三分之一供其食用。”《注》说：“赏地的税分为三份，王享用其中一份。”这与《大司徒》所说的“其中供其食用的占一半”“占三分之一”“占四分之一”，都是指王所享用的部分，和《大司徒》的文例、意义大致相同。高愈竟然不作统一解释，唯独在这里另生异说，似乎没有贯通、融会全经。又《小司徒》说：“于是丈量土地，使田野按井、牧划分。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郑玄《注》说：“这是说营造都鄙。” 高愈却说：“四县为一都，计算田地只有一千零二十四井，按照《稍人》的丘乘法推算，只能得到六十四辆兵车，比起拥有百乘的家族还要少。而《传》称先王的制度，大都占国的三分之一，中都占五分之一，小都占九分之一。现在这一千零二十四井，不能达到天子六乡、六遂的十五分之一。这还不足以称为小都，何况大都呢？”现在考察《春秋·隐公元年》《传》说：“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过国的三分之一。”杜预《注》认为都城应当是国都的三分之一，并不是说田邑、车乘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高愈不能引用这句话来责难郑玄。而且四县为都，本来是小都，积累四个小都才成为大都。如今高愈把四县之都当作大都，对郑玄《注》尚且没有详细考察。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传》说：“只有卿能够具备百邑。” 杜预《注》说：“这是拥有一乘车的邑。”孔颖达《疏》说：“百乘是采邑的极限。”《坊记疏》说，公的孤卿、侯伯的卿和天子的三公相同，都是方圆百里。可见只有方圆百里的大都才能拥有百乘，而天子的卿只能得到方圆五十里的小都，怎么能和侯伯的卿相同？又怎么会以达不到百乘为嫌呢？至于四县为都，共有一千零二十四井，按照《司马》“甸出一乘”的制度推算，实际所出本来不到十六乘，高愈却说得到六十四辆兵车，更是错误。《稍人》说：“掌管丘乘的政令。”郑玄把“乘”读作“甸”，认为是掌管丘和甸的政令。高愈认为“乘”字不应改读，于是说一丘出一乘。考察《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预《注》说：“长毂一乘，是甸所贡赋的。” 如今鲁国让丘出兵车，这是讥刺加重赋敛，所以记载下来。”如果《稍人》已经规定一丘出一乘，那么就是兴起于周代的制度，《春秋》又怎么会记载此事来表示讥刺呢？又《韩诗》的“维禹陈攵之”，《毛诗》作“甸”。“陈攵”的训释是乘，“甸”的训释也有乘义。古代“陈”“乘”“甸”三字同音，所以把“乘”读作“甸”。高愈不知道古音，因此产生这种疑问，这也是无理地责难郑氏。其他如他说郊、社相对，社就是祭地，不再有北郊；九夫为一井，就是十夫有沟；都鄙与乡遂没有不同的制度：这些都只是沿袭旧说，没有必要再加辨析。△《周礼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徐世沐撰写。徐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编纂很少考证典章制度，只在文句之间推求意义，喜欢凭臆测断定。例如“王斋日三举”，说增加一次进食，是为了帮助气力以行礼。

译徐世沐却认为“三”字错了，应当作“不”。那么致斋难道是吃素的意思吗？《乐师》的职掌有“帗舞”，“帗”解释为羽，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徐世沐却独取先郑关于祓除的意义，也不相合。《考工记》说“画缋之事，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本来是讲配色的方法；徐世沐却认为这是仁义相互辅助、礼智相互结合、刚健与柔顺相互成就，也过于穿凿附会。△《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万斯大撰写。万斯大有《仪礼商》，已经著录。这部编纂极力攻击《周礼》是伪书，逐条引用各经中彼此抵牾的地方来诘问驳难。大意是认为它官职繁冗而赋税沉重。考察古经中最容易引起后人怀疑的，只有古文《尚书》和《周礼》。然而古文《尚书》在汉、魏以后才突出出现，其传授没有凭据，而相互抵牾却有证据。吴棫所怀疑的地方，即使朱子也认为正确。阎若璩所作的辨析，毛奇龄想尽办法也不能胜过，大概是有原因的。《周官》最初出现时，林孝存虽然加以排斥攻击，但先郑、后郑二人都证明它不是伪书。博通的儒者相互传授，必定有一定凭据。虽然这部书辗转流传，难免有所增益，或许有可疑之处；然而即使反复揣摩事理、设想文辞，终究也不能像《尚书》这部经书那样，明确指出某篇是今文、某篇是古文。万斯大只是看见刘歆、王安石采用它而失败，又看见前代官吏泛滥、赋税征敛苛刻，处处足以使百姓受害，于是认定三代必定没有这样的事。他最终逐条列举《周礼》加以诋毁斥责，他的用意未必不好。然而因为怕再受其害，便反过来诽谤毁弃古经，这种做法终究不可取。魏禧痛恨明末群臣屈身投降闯贼，于是怀疑《论语》中评论管仲、召忽的一章不是出自孔子，这也属于同一类情况吗？△《周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这部书都设置成假托的问答，用来辨析《周礼》成于战国末期而不是出自刘歆的说法。全书分十七个题目：第一，论证《周礼》不是汉人伪造，共四条；第二，论六官、三官、二官，共两条；第三，论古代没有“三司”这一名称；第四，论冢宰；第五，论《周礼》与《尚书》《大戴礼》相互表里；第六，论周代六卿与唐虞六卿；第七，论司徒、司空；第八，论天地、四时名称的起源；第九，论宰夫；第十，论官名与官职的异同；第十一，论官员人数的多寡；第十二，论俸禄数额不及官员人数；第十三，论分封土地三等的异同；第十四，论九州的闲田；第十五，论《周官》不是秦制；第十六，论罗氏攻击《周礼》的错误；第十七，论与其他经书文字相同的地方。然而本书内容与题目并不十分相应，大概也是他的门人误题了。它的论点是非各半。例如《小宰》记载六官所属各有六十人，贾公彦《疏》认为是指宫正至夏采等职。毛奇龄认为《经》文“其属六十”，是依据六卿本职之下所属的大夫、士而言。六卿各有长官，如后世所称的堂上官；除去一卿的二名中大夫外，所属还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计正好六十人，没有丝毫缺少或超出。现在考察《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外，若把他们比作堂上官而不计入六十人的数目，那么《肆师》的下大夫四人，就属于属官，正如后世所称的曹郎。可是《肆师》的职掌说：“凡是国家的大事，治理其礼仪，以辅佐宗伯。”贾公彦《疏》说：“肆师和小宗伯同为中下大夫，命数相同，所以二人共同辅佐宗伯。”据此，肆师显然是宗伯的副贰之官；即使按《经》文，也明明说肆师掌管礼仪政事，如同宗伯的职掌。现在奇龄一定要把肆师降为属吏，等同于后世的曹郎，他的说法似乎不能成立。奇龄又认为《周礼》所说公国方圆五百里、侯国四百里、伯国三百里、子国二百里、男国一百里，与《王制》、《孟子》不合，于是依据《周礼》说，分封有大功的人必定需要增加土地，因此不能用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来限定；只是约略制定制度：公国不超过五百里，侯国不超过四百里，伯国以及子、男国以此递减。他的说法似乎很巧妙。但《明堂位》说“把周公封在曲阜，地方七百里”，那么奇龄所谓公国不超过五百里的说法就已经被超过了。增加封地的制度，不应当由他自己创立，却又由他自己毁弃。因此《司勋》的文字说：“凡是赏赐没有固定的常数，要根据功劳的大小来衡量。”这就明确说明，增加封地也不能规定固定的数目。奇龄立论，大多都类似这样。其他地方虽然不乏为经文辩护的说法，但他认为《周礼》是战国人所作，仍然采用何休所谓六国阴谋的说法，这与指认为刘歆所作相差也没有多少。表面上是在维护它，实际上却是在暗中攻击它。与其把《仪礼》说成战国时的书，和这种喜欢提出奇异论断的做法相同，实在不足以作为依据。△《周礼节训》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清代黄叔琳撰。黄叔琳有《研北易钞》，已经著录。这部书名为《节训》，大概是节选经文并加以训释。经文既不是完整的本子，所辑录的注文又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看他的《自序》，这大概是家塾中私下讲授的本子，所以他的《凡例》也说“姑且作为兔园中的一册”云。△《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方苞撰。方苞有《周官集注》，已经著录。这部书把《周官》编为一部，把《考工记》编为一部，各自分篇排列，世上也有分成两部单独刊行的本子。但书前有顾琮的《序》，说合并《考工》共为四十卷。可见它本来不是两部书，只是不愿把河间献王补入的内容同《经》文混杂，所以分别编排卷目罢了。这部书能够融会贯通《经》文，很能把握大义。然而遇到难以解释的地方，往往就说是后人窜改的，因此竭力诋毁康成的《注》。例如《太宰》说：“用九赋征收财货。”郑玄《注》说：“赋，是按人口征收钱币；如今的算钱，百姓有时称为赋。”方苞认为，九赋就是九职中邦、郊、甸、稍、县、都各地的田赋，也就是农民缴纳的公田九种谷物，以及园圃、牧场、嫔妇所缴纳的贡物；关市之赋，就是商贾和百工的贡物；山泽之赋，就是虞人、衡人的贡物；园圃、薮牧，就是邦、郊、甸、稍、县、都的土地；农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就是邦、郊、甸、稍、县、都的人民。现在考察《载师》，开头先说园圃和廛地，接着说近郊，再说远郊，然后说甸、稍、县、疆，明确把园圃、廛地分别列在甸、稍、县、疆之外；由此可知，九职中的园圃不能同九赋中的邦、郊、甸、稍、县、都合并。方苞把九职中的圃牧、嫔妇、臣妾、闲民统归到九赋的邦、郊、甸、稍、县、都之中，那么九赋中的关市、山泽难道偏偏只出自邦、郊、甸、稍、县、都之外吗？《经》文又为什么要另外列举它们呢？方苞不过是因为九职中的百工、商贾可以对应九赋中的关市，虞人、衡人可以对应九赋中的山泽，而园圃、薮牧、嫔妇、臣妾、闲民在九赋中无处归属，于是强行把它们塞入邦、郊、甸、稍、县、都之中，好让九职和九赋混为一谈，借此斥责郑玄《注》所谓按人口征收钱币是不对的，却不知道郑玄《注》这段话，实际是根据正文“财贿”二字来解释的。《外府》说：“掌管国家钱币的收入和支出。”下面又说：“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供给它们所需的财用、币帛、赠赐以及其他财用。”《注》说：“布，就是钱。”《泉府》说：“凡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备。”这些都把钱作为财货。《荀子》说：“加重刀布的征敛来夺取百姓的财货，加重田野的税收来夺取百姓的粮食。”这就是把刀布作为财货，同田税所取得的粮食相对举。《经》文在九府中既然说征收财货，就可知道九赋之内也包括钱币。九赋是用来供给九式的，所以九赋称为财货，九式称为财用。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等事项，依靠谷物的少，依靠钱币的多。而钱币的收入，只有市征中的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这些不过相当于关市的一项赋税；此外只有不宜种植庄稼者所缴的里布，也都不足以供给九式的费用。若不从邦、郊、甸、稍、县、都等地征取钱币，那么《职岁》所说官府和都鄙支出的财用，恐怕终年都会供应不足。考察《汉书·本纪》，汉高祖四年，开始征收算赋，百姓从十五岁到六十五岁，每人缴纳赋钱一百二十钱为一算。《贾捐之传》说：“百姓的赋税是四十钱，成年男子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算来，一年每个成年男子缴纳的赋钱不过十三钱多一点。又《新论》说：“汉宣帝以来，百姓缴纳的钱，每年多出的二十万钱，也不过二百贯罢了。” 同后世所谓封椿、留州等各种名目的征敛相比，还不到万分之一。而周代的九赋，与它相比也可以说是很轻的了。方苞却沿袭宋人的说法，仍然把郑玄《注》所说“按人口征收钱币”看作重税。这是因为末流而责怪根本。又《泉府》说：“凡是向国家借贷的百姓，要同有关官吏共同核辨后接受借款，并以应服的国役作为利息。”方苞认为这是刘歆增加窜改的文字，用来附会王莽；又说《司市》的职掌中“用泉府的钱币来调剂货物并征收赊欠”，既然有赊欠而没有借贷，便可明白。现在考察《周书·大匡解》说：“分散赋税所得的钱币，乡正负责担保借贷。”又《管子》说：“打开旧屋，清理旧窖，用来借贷，并按公家的量器收回。”这说明齐国民间有借贷，是由于国家有借贷。又《左氏传》说：“齐国让主管官吏放宽政令：拆毁关卡，取消禁令，减轻征敛，停止追讨债务。”《注》说：“免除拖欠的债务。”成公二年《传》又说：“楚国于是大规模地免除大户的债务，救济鳏夫，救助贫困者。”考察“责”就是借贷，所以《小宰》说：“听取称责，并用文书分别记载。”郑玄《注》说：“称责就是借贷给人。”贾公彦《疏》说：“称责，是指举债而产生利息。” 无论对于官府还是百姓，都叫作称责。”所以房玄龄注释《管子》“借债供给粮食的有多少家”时，也把“责”解释为放债取息。这样说来，向百姓放贷的制度，除《泉府》外，既见于《小宰》，又见于《春秋传》和《管子》，而方苞却说这是王莽创立的，错了。《管子·治国篇》说：“这样百姓就会加倍偿还借贷，以供给君上的征收。”《注》说：“倍贷，是借一还二。”这就是横征暴敛。如果以应服的国役作为利息，约计所收不过十分之一，略微使子钱多于本金，作为不会枯竭的储藏。向百姓取得的很少，而对百姓的救济很大，这就是先王惠爱人民的精微用意。方苞反而因此怀疑《经》，不是太过分了吗？又《载师》说：“近郊按十分之一征税，远郊按二十分之三征税，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方苞也说这是刘歆窜改的文字。他不知道把近郊、远郊、甸、稍、县、都合计起来，是四十分征税六份，仍然是十分之一而稍微超过一点罢了。贾公彦《疏》引《异义·公羊》说：“十分之一是根据诸侯邦国说的，《载师》特别是根据王畿说的。王畿的税法近处轻、远处重，是因为近处劳作多，远处劳作少。诸侯邦国没有远近的差别，是因为它们的国土狭小，徭役和赋税的事务少而有空闲。” 据此，赋税超过十分之一的，只是王畿以内四百里的地方。若把各诸侯邦国共计万里来计算，仍然没有违背十分之一这一大致原则。《禹贡》根据九州的差别分为九等：荆州的田地列第八等，赋税列第三等；雍州的田地列第一等，赋税列第六等。

译《通典》说，《禹贡》规定税率为十分之一，但轻重有九等不同。由此可知，十分之一是统括九州计算的，并不是每一州都恰好十分之一。所以《三礼义宗》说，税率总的都是十分之一，但郊内和郊外收取藉税的方法不同。方苞却竭力诋毁《经》文，也未免过于自信了。大概方苞只是看见王莽、王安石借用《经》的义理来推行私意，所以忧虑不安地预先堵塞这个源头；他的立意不能说不好，但不知道弊病在于后人假借，并不在于圣人的制度。曹操恢复古代九州的制度来扩大自己的封域，难道可以因此就议论《禹贡》中的冀州失之过于广大吗！△《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方苞撰。这部书从《周礼》中摘出若干可疑之处，依据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分为《别伪》、《辨惑》两门。大旨是把窜乱归于刘歆，共十篇。已经收入他所著的《望溪文集》中。这是最初单独刊行的本子。△《周礼集传》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李文炤撰。李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序》，说：“朱子曾称《周礼》是天理极其成熟的书，表彰阐明虽然清楚，但训释还没有达到完善。诸位儒者的说法，不能做到纯正而没有瑕疵。因此我向上远考广泛采集，上推历代圣王制度沿革的原因，下鉴历代兴衰的得失，想勉强附在《诗》、《书》、《集传》之后。”他对自己的评价很高。现在看他的书，不过是随着文字解释意义，没有什么考证。其中多引用先儒的议论和后世的事迹，铺陈牵合，也不是解释经书的正规体例。只有在《考工记》之前，又从传记中旁搜官名，以补《冬官》的缺失，共列官三十五个，其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权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都没有说明根据。以前钱<甹只>认为俞廷椿以后割取五官，严重失去了古本的旧貌，于是撰成《冬官补亡》三卷，所补共二十一官。与李文炤相同的，只有后稷、农正、农师、水师、匠师、工师、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则不分立大、小之名。其余还有十一官，是李文炤没有列出的。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甹只>的书吧？△《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沈淑撰。沈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进士。这部书汇辑汉、唐、宋、明以来以及本朝李光地、顾炎武、方苞的说法，分为五部。凡是疏解《经》义的，称为《正义》；对经文本义加以引申旁通的，称为《通论》；考订注疏错误的，称为《辨正》；综合列举后世事迹、援引史实证明经义的，称为《馀论》；另外提出新的义理、以备参考的，称为《存异》。各部都是六卷，总称为《翼疏》。其中《正义》六卷，又每卷分为上下两部分。全书都采辑前人的说法，不掺入自己的见解。书成于雍正丁未，前面有作者自撰的《条例》十二则。△《周礼会要》六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清代王文清撰。王文清号九溪，宁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这部书认为《周礼》的注疏浩繁，只概括各家的说法，略加疏释字义，以方便读者。他的《凡例》说《经》文一字不遗漏，也一字不改动。然而《叙官》也是《经》文，除了五官之长以外，其余官名全都删去了。△《周礼质疑》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刘青芝撰。刘青芝有《学诗阙疑》，已经著录。这部书摘取《周礼》的旧注和前人的经训，互相参证，间或取后代的事例来引申经义，常常同郑玄、贾公彦相争，但主观臆断多，考证少。宋儒事事排斥汉儒，唯独对三《礼》的注疏不敢轻易诋毁，是知道礼学不能靠空泛言论来解释。刘青芝却把它看得太容易了。△《周礼辑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姜兆锡撰。姜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大多依据《周礼订义》，攻击郑玄《注》。例如说匠人、遂人采用同一制度；井田制度不区别都鄙、公邑；《大司马》所说“凡是规定赋税，上等土地每家三人，中等土地每家二人五人，下等土地每家二人”，并不是专指邦国；又竭力斥责《小司徒》郑玄《注》所谓旁加的说法。这些大都是沿袭前人的绪论，不值得深入追究。他自己提出的新见解，如《司尊彝》说：“春祠、夏禴，灌礼使用鸡彝、鸟彝，都有舟；朝践使用两个献尊，再献使用两个象尊，都有罍，是诸臣所昨的。”姜兆锡认为“都有舟”和“都有罍”相对举，因此舟、罍都是尊名。现在考察礼图，六彝是上尊，容量三斗；六尊是中尊，容量五斗；六罍是下尊，容量一石。所以《尔雅》说：“彝、卣、罍，都是器物。”郭璞《注》说：“都是盛酒的尊。”孙炎《注》说：“尊、彝属于上等，罍属于下等，卣居中等。”这样看来，罍本来就是下等的尊，不需要姜兆锡再加解释。若把舟也当作尊，就不能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彝、尊、罍之所以能够列为上、中、下三等尊，是因为《司尊彝》对于鸡彝、鸟彝说“灌礼使用”，对于献尊、象尊说“朝践使用”“再献使用”，对于罍说“是诸臣所昨的”；唯独对于舟没有写明用途，由此可知舟不能列入尊。姜兆锡只知道“都有舟”和“都有罍”相对举，便认为舟和罍相同，却不知道“都有罍”一句下面有“是诸臣所昨”的明文，而“都有舟”一句下面另无明文，这正是舟、罍不同的明确证据。郑司农说：“舟，是尊下面的台座，像如今承托盘子的器物。”《乡射记》说：“命令弟子设置丰。”《注》说：“设置它是为了承托酒爵。”《玉藻》说：“大夫侧放尊，用棜；士侧放尊，用禁。”这些也都是用来承托尊的器物。舟承托尊，大概也是如此，怎么能说它是尊呢？贾公彦《疏》认为舟大概像后世的酒船，陆佃也说像如今的酒船。大概因为形状类似酒船，所以称为舟，并不是因为酒船就是舟。像这一类说法，很有些流于主观臆断。至于他辨析贾公彦《疏》关于北郊使用裘服的说法，认为盛夏使用裘服必定无法实行，于是后世终于发展为天地合祭。

译他认为《大司徒》所说公国五百里、侯国四百里、伯国三百里、子国二百里、男国一百里，是制定赋税时的成数；《孟子》所说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实际出兵时的数目。这类说法也是自己另立一义，并非没有见地。然而竟然马上诋毁郑玄为错误的开端，又谈何容易呢？△《周礼拾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李大濬撰。李大濬是安溪人。这部书采辑《注》、《疏》和各家的说法，间或附上按语。然而对于礼学家争论纷纭的问题，如币馀之赋，马氏与林孝存、王与之的说法不同；井田制度，《孟子》和《汉志》的说法不同；九献之礼，各位儒者的说法也不同：全都一并采录，没有加以论断。书中多载李光地的说法，大概李大濬是李光地的族人。△《周礼三注粹钞》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代高宸撰写。高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年间为诸生。这部书解释《周礼》，但不收录《考工记》。他的《冬官补亡篇》中说：“俞庭椿著《复古编》，认为《冬官》并没有亡佚，只是杂见于五官之中。后来王次点、邱吉甫都沿袭了这个说法，吴草庐于是撰成《考注》。”如此看来，他所依据的书是俞廷椿的《复古编》，那么所谓“三注”应当就是指王、邱、吴三家。但书中不标明各家姓名，直接把自己的意见融会贯通写成文章，而且多有迂曲空疏、不近情理的论说，其中有些内容是三家所没有的。实在看不出它的体例究竟如何。卷首有《自序》一篇，也只是泛泛议论治理的方法和原则，没有一个字谈到著书的宗旨。○附录 △《周礼井田谱》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夏休撰写。夏休是会稽人，绍兴年间中进士。楼钥《序》中说：“因上书而补任官职，只试任了一次吏职便停止了。”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官职。他这部书依据井田制度，另以自己的意见推演，创立制度规范。对于乡、遂的官职系统，沟、遂的纵横布局，王侯封地的疆界，田地与莱田的等级数量，兵役与农事的相互依存，俸禄的多少，门子、游倅的制度，兆域昭穆的安排，郊社宗庙的位置，城郭内外的区别，以及次舍、庐室、市廛的排列次序，还有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车和门、八节等，全都绘制成图，好像真的可以坐下来说明、站起来实行一样。他考订旧文，也多有新见。例如说：“野外的莱田，只需按时治理，不必全部耕种。因为那里有菰蒲等物的收益，以及柴草蒿类，割了还会再生，采了还会再长。不然，既然不称为‘易’，一家人的力量哪里能够每年耕种百亩田、二百亩莱田呢？大概‘莱’就是割取收获的名称，‘虞人莱所田之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说：“庶人接受一处住宅，耕种百亩田。嫡长子长大后能够出力，这就是所谓可以任用的人，每家有二人。嫡长子的嫡子长大并且力量又足以耕种，那么可以任用的就是三人了，所以嫡长子的嫡子称为‘馀子’。即使嫡长子的嫡子力量还不足以耕种，但有庶子已经能够耕种，也同样是三人，所以庶子称为‘馀夫’。”又说：“古代的附庸不能成为国，土地达到方圆百里就可以成为‘同’。《春秋》中萧同叔子，何休注把‘同’解释为国名，就是这个意思。”又说：“五十里称为‘则’，《大宗伯》说：‘五命赐则。’《注》说：‘则，是尚未形成国家的名称。’从汉代制度考察就可以看出。”像这一类说法，还可以保存下来作为一家之言。至于用《管子》的“经言”来解释《论语》“自经於沟渎”，说成是按照经文规定沟渎的制度，那就实在是牵强附会了。阡陌开通以后，井田制度已经废弃两千多年了。即使由圣人处在天子的位置上，也不能割裂州

译郡，铲平城堡，把天下长期安居耕作的百姓赶走，全部夺取他们的所有物，使他们离散迁徙，以此平均贫富。少数迂腐的儒生，竟偷偷地私下议论要恢复它，这正是扰乱天下的办法。假如果真能够实行，又岂止是王安石的新法呢？同时，瑞安人黄毅还替他写了一篇《答问》，逐条列举有人的说法，一一为之疏通、证明，几乎不知道他究竟存着什么心思。陈傅良的《序》中说：“他的说法认为不能形成都市的地方就是闲田，不能充当军师的就是闲民，乡、遂中的市官都是小官兼任大官，其他方面也都是上下相互统摄，具备相应的数目而不必设置相应的人员，这些都是贯通各方面的说法。其余多拘泥于度数，未必都合适。” 这似乎多少流露出对它的不满。永嘉学派虽然很重视事功，但能够深入讲求成败得失，这也是一个证明。这部书被《宋史·艺文志》著录。明代唐枢撰写《周礼论》，极力斥责其中的谬误，那么唐枢还来得及看到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大概是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实际用处的书，流传下来的人很少。只有《永乐大典》中完整保存了它。查核其中所说的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姑且附存其书名，并把它的错误订正如下。△《周礼沿革传》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校撰写。魏校字子才，号庄渠，昆山人。弘治乙丑年中进士，官至太常寺卿，升任国子监祭酒，尚未赴任便去世。谥号恭简。事迹详见《明史·儒林传》。这部书取《周礼》六官所属的官职，以秦、汉以来的官制沿革加以考证，一直论述到明代为止。书中只有《天官》《地官》《春官》，大概是尚未完成的稿本。时代不同，事情各异，文章质朴或华美也各有适宜之处，即使夏、商、周三代也不会彼此完全沿袭。魏校却想在数千年之后拿古代的旧事来约束当今，不把天下弄乱就不会停止。他这样做绝对不可行，这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魏校也并非完全不知道。只是如果不谈三代，世人就不会把他看作醇正的儒者，所以不能不坚持这种说法罢了。他的《自序》一篇故意模仿典诰文辞，也正是这个意思。──以上“礼类”中《周礼》一类共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其中三部没有卷数；《附录》二部，二十四卷，都附列于《存目》中。△《释宫》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作“宋朱子撰”。原来收载于《晦菴大全集》中，这是它另行刊刻的本子。但实际上是李如圭所作，编集者误将它收入朱子名下，详情见李如圭《释宫》条下。△《仪礼节解》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郝敬撰写。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郝敬所作《九经解》，都喜欢发表议论，轻率诋毁前代儒者。这部书尤其错误地相信乐史所谓“五可疑”的说法，认为《仪礼》不能作为经书，实在荒谬至极。他的解释也粗疏任意，喜欢凭主观臆断。例如《士昏礼》“升自西阶”一条，《经文》在举行飨妇礼以后说“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那么在举行飨妇礼以前，妇人本来就不能把自己当作主人，女婿也不能把内室交给她。升自西阶，对妇人来说是没有专擅主持之意；对女婿来说，也仍然是舅姑先以宾客之礼对待妇人的意思。郝敬却说父亲在世，儿子不能由阼阶出入，却不知道作为人子，居处时不能主持奥位，那么这时为什么能够立即在奥位入席呢？大概从这里上阶，只是为了引导妇人罢了。对于“舅坐，答拜”一条，他又认为新妇行拜礼时舅父站立，却让舅父坐着答拜，这在道理上不合适。他不知道这里是妇人行肃拜，所以舅父坐着答拜。尊卑的区别本来就应当如此，没有什么可疑的。又如《士冠礼》的七体、二十一体，度

译数本应详细考究。《公食大夫礼》说“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则若七若九”，与陈祥道《礼书》所说诸侯应为十三、天子应为十五不相符合，本应加以折衷说明，他却往往用几句话草草了结。可见他在考据学方面终究浅薄，并不是专门研究《礼》的学者。其中也有可以采纳的地方。例如“裼袭”有穿衣服时的裼袭，也有佩玉时的裼袭；郑玄《注》拘泥于《玉藻》的文字，对于《聘义》中归还玉、归还璋，都认为是更换衣服、加穿衣服的仪式。《觐礼》“匹马，卓上”，大概是指马卓然站立、朝向前方的意思，郑玄《注》却误把“卓”解释为“的”；以及《公食大夫礼》中鼎{冖鼎}“若束若编”并不是用茅草作覆盖物之类。郝敬所辨析的内容，也偶尔有千虑一得之处，但这样的见解实在很少。△《礼经集注》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张凤翔撰写。张凤翔字蓬元，堂邑人。万历辛丑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这部书主张朱子认为《仪礼》是经书的说法，大体以郑玄《注》为主。其中自己提出的新解释，多有不妥之处。例如《士冠礼》有“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於母”的文字。郑玄《注》认为“适东壁”是走出闱门，贾公彦《疏》说母亲为儿子举行冠礼时没有事情会待在闱门外，所以儿子走出闱门去见母亲。敖继公不接受郑玄的解释，把“适东壁”解释为在东堂下面，这种说法已经不对。张凤翔又认为“适东壁”是再次从阼阶上去，走到东壁房屋前，面向北见母亲。当时母亲已经在房中，果真如他说的那样，那么“降自西阶”之后仍然应有“升阼阶”的文字，为什么《经文》中没有呢？这类地方有好几处，都是故意立异，却不够精确。△《读仪礼略记》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有《读易略记》，已经著录。这部书不完整抄录《经文》，只说从某句到某句。所引用的多是敖继公、郝敬的说法，取材相当少。他自己发表的见解，也很少有精深的义理。△《仪礼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徐世沐撰写。徐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书逐节逐句分解经文，撮取并标明注释的意义，颇为明白简要，比他所注的其他经书稍好，但在考证方面也很疏略。例如《士冠礼》说：“阙项青组缨。”汲古阁本郑玄《注》说：“‘阙’读作‘有頍者弁’的‘頍’，滕、薛称蔮为頍。” 徐世沐认为字书中没有这个“蔮”字，因而对此表示怀疑，却不知道“蔮”本来应当写作“簂”。《后汉书·乌桓传》说：“就像中原有簂、步摇一样。”注说：“簂音吉悔反，这个字有时写作帼。”大概“簂”“帼”二字相通。《续汉书·舆服志》说：“太皇太后、太后入庙，翦氂簂。公、卿、列侯、二千石的夫人佩戴绀色丝织的簂。”《广雅》说：“簂称为<巾皃>。” 所以《玉篇》《广韵》《集韵》《类篇》都写作“簂”字，可以据此订正刊本把“簂”误刻为“蔮”的错误。至于《释名》说：“簂，就是恢，鲁人称为頍。頍，就是倾，戴上它时使它向前倾近。” 这正是郑玄《注》所说“滕、薛称蔮为頍”的确证。而《释名》写作“簂”而不写作“蔮”，那么汲古阁本郑玄《注》写作“蔮”，其错误就很明显了。徐世沐心里知道它有误，却不能查明错误的缘由，实在是考核得不够仔细。此外，这部书多处收载郑玄《注》所引用的古文、今文，但遗漏之处多得数不清。比如《士冠礼注》说：“古文‘闑’作{埶木}，‘阈’作‘蹙’。”又说：“古文‘旅’作‘胪’。”又说：“今文‘纁’都作‘熏’。” 又说：“古文‘盥’都作‘浣’。”又说：“‘壹’字古文都作‘一’。”又说：“今文‘枋’作‘柄’。” 又说：“古文‘啐’作‘呼’。”又说：“古文‘亶’作‘瘅’。”又说：“今文‘格’作‘嘏’。”这九条都没有收录，其他篇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又如《士冠礼》“戒宾”一节在“筮宾”之前，而徐世沐认为“戒宾”应当在“筮宾”之后。现在考察郑玄《注》，“戒宾”是告诫主人的同僚朋友；“筮宾”是占筮可以替儿子举行冠礼的人。大概先告诫众宾，之后再从众宾中占筮出最吉利的一位，专门让他为儿子加冠。所以贾公彦《疏》说，选取宾客的方法是先筮后戒。现在因为这个宾客是贤者，必定知道他是吉人，所以先告诫宾客。宾客已经答应，才开始为他占筮。正因为他贤德，通常自然吉利，所以先戒后筮。这个道理最容易明白，而徐世沐却说应当先筮后戒，实在疏忽。他又认为给冠礼主人加冠，一次醮礼就够了，三次醮礼只是意义重复、文辞繁冗，属于徒具形式、更加虚饰；又认为给冠者取字不应当有祝辞之类，这尤其是主观臆断。△《丧礼吾说篇》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有《仲氏易》，已经著录。毛奇龄解释经书，喜欢标新立异；至于颠倒错乱、荒谬悖理，没有比这部书更严重的了。大意认为子夏《丧服传》是战国以后的人伪造的，所以逐条加以攻击，务求反驳它的说法。他最严重的违背经义之处，例如说丧服只有齐衰而没有斩衰。考察《释名·释丧服》说：“斩衰，是不缝缉衣服的边缘，只是直接剪斩而已。齐，就是整齐。”所以郑玄注《丧服传》说：“斩，是不缝缉；齐，是缝缉。”这与《释名》的意义相符。毛奇龄却说，齐而不缝缉，才是“齐”字本来的名称；后来把它缝缉起来，又因为缝缉齐整而得名。三年丧服中的重齐不缝缉，期服、功服则缝缉。然而所谓齐而不缝缉，仍然是《释名》所说“斩衰，不缉其末”的意思。又何必表面上改换名称，实际上却保留原意呢？至于他说期服、功服以下的齐衰要缝缉，那么齐衰三年的衣服全都不缝缉，这就是把斩衰的名称改成与齐衰相同，又把齐衰的实际改得与斩衰相同。枝蔓离奇、变化怪异，更加无法考究了。毛奇龄认为《周礼》《仪礼》都是战国人的伪作，所以对于《周礼·司服职》中齐衰、斩衰的文字，置之不论。至于《左传》，却是毛奇龄最相信的书。考察昭公十年《传》：“晋平公去世，叔向说：我身穿斩衰，正在衰绖之中。”杜预《注》说：“已经下葬、还没有举行卒哭祭，仍然穿着斩衰。”这明显是斩衰的确证。他却引用《杂记》“三年之丧如斩”的话，认为这不是穿斩衰的意思。襄公十七年《传》：“齐国晏桓子去世，晏婴穿粗麻丧服，斩断麻布做绖带，拿着丧杖，穿菅草鞋。”这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是斩服。毛奇龄又说，“斩”字应当和下面的“苴绖带”连读，意思是斩断苴麻做绖带。《荀子》一书，也是毛奇龄最相信的书。考察《三年问篇》，其中明明出现“斩衰”这个名称，他无法再行辨解，于是说《礼论篇》中只有齐衰而没有斩衰，《三年问篇》是后人擅自改写的。凡是稍微可以穿凿附会的地方，他就改动训诂和句读来迁就自己的说法；至于确实无法掩盖的地方，就逃避说是后人妄改。按照这种办法，天下还有什么书可以作为依据呢？毛奇龄又认为三年之丧应当是三十六月，不能按月份折算；但对《荀子·礼论篇》“二十五月而毕”的文字又无法解释，于是说“毕”是指丧服穿完，到二十七个月禫祭以后还要再加穿九个月的禫服。

译考察《间传》说：“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祭以后穿纤，佩戴的东西没有不齐全的。”孔颖达《疏》说：“这是说禫祭已经结束，举行吉祭以后，没有什么不佩戴的。”《丧服小记》又说：“再期之丧，是三年；期之丧，是二年。”《丧大记》说：“禫祭以后可以接近妻妾，举行吉祭以后才恢复入寝。”《檀弓》说：“这个月举行禫祭，下个月才奏乐。” 《间传》又说：“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祭以后饮用甜酒。”饮酒的人先饮甜酒，吃肉的人先吃干肉；这些都可以从礼经中得到验证，显然有典章训义可据。现在毛奇龄说禫祭以后穿綅冠、素端，合计十个月，与经书的意义没有一处相合。这难道是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吗？其他如他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不应满期年，父母不应当为长子服丧三年，都是依据律令来议论经义。至于说亲生父母不应降为期服，承重者不一定是嫡孙，那就不只是违背经书，而且也背离律令了。这难道不是倚仗自己博学多闻，违背本心而巧为辨说吗？△《仪礼训义》十七卷（庶吉士蔡廷举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前面有《自序》，题署“康熙庚申”，那么是近代人的著作。这部书每篇编为一卷，只约略选取《注》《疏》，并参照朱子和杨复的说法。其余各家的说法一概不收录。虽然颇为简明浅易，但礼制曲折繁复，不是一家之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在《注》《疏》之外，又只限于朱子师徒二人，于是把各位儒者都排除在外，恐怕不是广泛贯通的治学方法。△《仪礼释例》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清代江永撰写。江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经著录。这部书题名为《释例》，实际上只解释服饰一类，寥寥数页，大概是未完成的书。他解释冕服的一条，辨析注家所说“冕宽八寸、长一尺六寸，用三十升的绩麻布制成”的错误，认为礼家相传八十缕为一升，古代布幅宽二尺二寸，周尺很短，八尺相当于今天的五尺，二尺二寸相当于今天的一尺三寸七分半。如果冕延用三十升布，那么经线就是二千四百缕。这样在今天一分尺的地方，就必须容纳十七缕有余，即使把麻绩得极细，也不可能做到。他的说法用实际情况验证，分析得最为细密。又说冕只有前旒而没有后旒，所以《大戴礼》和东方朔都说，戴冕而垂前旒，是为了遮蔽视线。《玉藻》《郊特牲》说有十二旒，并没有说二十四旒。汉明帝制定的冕旒有前无后，正符合古义。《玉藻》说“前后邃延”，不过是说冕长一尺六寸，前延、后延直到武都深邃，并不是说前后都设有旒。他的说法与郑玄的《注》不同，也可以互相参证。只是他宗奉陈祥道的说法，认为《周礼》的韦弁就是爵弁，这一说过于新奇，不可信。考察《士冠礼》“爵弁服”的《注》说：“爵弁是冕中次一等的礼冠，颜色红而略黑，像爵鸟的头一样。有人称它为緅，用三十升布制成。”《周礼》“凡兵事韦弁服”的《注》说：“韦弁用韎韦制成弁，又用韎韦制成衣裳。”这样看来，爵弁、韦弁明显不同。只是《尚书》说：“二人戴雀弁，手执惠。”伪孔安国《传》说：“雀韦弁。”似乎就是把爵弁当作韦弁。然而孔颖达《疏》说：“根据阮谌《三礼图》，雀弁是用布制成的。这篇《传》说雀韦弁，是因为这个人手执兵器，应该用韦制成。不过下文说戴冕而执兵，冕不可以用韦制成，不知道孔安国的意思究竟怎样。”这样看来，孔颖达的《疏》本来就没有深信这条《传》。即使认为爵弁是用韦制成的，也只能称为爵弁，不能通称为韦弁。所以《释名》说：“用爵韦制成的，称为爵弁；用韎韦制成的，称为韦弁。”这两句话分辨得极为清楚，不容混淆。至于《周礼·司服》有韦弁而没有爵弁，贾公彦《疏》说：“爵弁服，只有在承受天变以及天子哭吊诸侯时才穿。这种服饰不是通常所穿的，所以天子的吉服中不列它。”这个解释很有道理。如果一定说韦弁就是爵弁，认为《司服》并没有遗漏爵弁，那么王的吉服从大裘到冠弁，等级差别总共有八等。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不能穿大裘。侯、伯的服饰从鷩冕以下，不能穿衮冕。依次递减。士的服饰从皮弁以下，不能穿韦弁。它的制度非常明确。如果韦弁就是爵弁，士按照礼制本来已经不能穿它了，那么为什么《士冠礼》说：“爵弁服，纁裳”呢？而且《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既然都有爵弁服，《聘礼》又说：“国君派卿戴韦弁送回饔饩。”又说：“晚上夫人派下大夫戴韦弁送回礼物。”这就说明既有爵弁，又有韦弁，是很清楚的了。又怎么能因为《司服》没有记载爵弁而产生疑问呢？江永又补充陈祥道的说法：“《诗》说方叔率兵出征，穿着他的命服，朱芾鲜明。又说韎韐鲜红，用来统率六师。这些都是爵弁服的韠。” 现在考察《诗》“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笺》说：“所谓命服，是指受命为将、接受王命时所穿的服装。天子的服饰是韦弁，穿红色的衣裳。”据此看来，这正是《左氏传》所说“韎韦之跗”的《注》所指，也就是通常的戎服。一定要说是爵弁的韠，实在没有明显的依据。又考察《诗》“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笺》说：“这是诸侯的世子。他服三年丧期已满，穿士服前来，在还没有得到爵命的时候，恰逢有征伐之事，天子因为他贤能，任命他为将军。”《疏》说：“在担任将军时，他还没有正式受命，因此仍穿韎韐。”据此，《经》文所说“以作六师”，大概是将要受命为将军，并不是已经统率六师、把爵弁的韎韐当作戎服。所以三章都说“君子至止”，是说诸侯刚到天子的朝廷，并不是立即统兵作战，这一点可以知道。江永引用这两首诗，也不能算确凿的证据。大概江永考证本来精审，但这部分只是草创之作罢了。△《仪礼易读》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马駉撰写。马駉字德淳，山阴人。《仪礼》的经文曲折难解，《注》《疏》内容繁多，向来被称为难读。这部书刻于乾隆乙亥年。在《经》文各句之间略微添加虚字来衔接，以疏通大意。又仿照高头讲章的形式，把各种说法汇列在上方。大体以郑玄《注》、贾公彦《疏》为主，同时采录元代敖继公《集说》、明代郝敬《集解》以及近时张尔岐《句读》等书，间或也参入自己的意见。只是为了便利初学者，不足以阐明《经》的义理。○附录 △《五服集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代徐骏撰写。徐骏是常熟人。这部书成于正统戊午年。考察论述五服制度，设置问答来加以说明。大旨是关于古代制度遵从朱子《家礼》，关于当代制度则遵从明太祖《孝慈录》。所采的书不过十多种。《明史·艺文志》记作一卷，这个本子却是六卷。考察《序》末有“大明岁次壬申进德书堂新刊”字样，可知这个本子仍属于旧刻本，并不是后来窜改杂乱而成。《明史》是误把“六”字看成“一”字了。△《读礼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吴肃公撰写。吴肃公有《诗问》，已经著录。这部书辨析礼家丧服制度中自己没有理解的地方，又杂论民间礼俗中不合古制的情况，共六十五条。其中有些意见可以采纳，但自以为是的地方很多。△《服制图考》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朱建子撰写。朱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是朱彝尊的侄子。这部书汇集历代丧服礼制，每条下面分为“古有今无”“古无今有”“古重今轻”“古轻今重”四项。后面有《杂问篇》，共三十九条。所引用的经传、礼书以及各家文集，相当广博。然而斩衰之丧共有三十四条，他引用的却只有三十一条。例如《政和礼》所载“丈夫为祖、曾祖、高祖承重，妻子跟随丈夫服丧”，以及《孝慈录》所载“为人后者，为所后祖母服丧”，都是古今不同的制度，朱建子都没有详细载录。又如齐衰杖期，《仪礼》所载继母改嫁，随从她，为她服报服；大功九月，《通典》所载为人后者，为本生祖父母服丧的仪制，也都是古今不同的制度，应该同样详细辨析，却也都遗漏了。可见考核还不够严密。△《读礼纪略》六卷，附《婚礼广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朱董祥撰写。朱董祥字熊占，长洲人。这部书成于康熙乙卯年，是他居父丧期间所作。全书都是为了纠正世俗的错误。其中有拘泥古制而过分的地方，例如母亲去世服齐衰三年，本来体现的是古代丧礼中没有两个斩衰的原则。然而自明洪武以后，凡是律令条文都说为母亲服斩衰。现在还想依照《丧服》的文字服齐衰，难道再往上推，就要遵照古礼为母亲服期年吗？这就是扰乱王制。关于昭穆祔迁的说法，陆佃已经和何、张二人有不同意见。至于同堂异室而没有左昭右穆的次序，朱子已经说：“行礼的人还拘守祔祖的文字，似乎没有意义。”并且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了下来。朱董祥却一定要昭迁而穆不动，穆迁而昭不移，这岂不是近于认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的不必祧迁，而祧迁了的又不必亲属关系已尽吗？其他细微文义和琐碎礼节，也件件用古义来约束。持论有根据，说得也有道理，但实际上大多拘滞难通，难以实行。至于丧亲匿丧之类，律法都有明确条文，悬如日月，根本不需要再反复争辩了。书后附《婚礼广义》一卷，在古今之间斟酌，比较容易实行。不过这些内容前人的家仪中都已经有了，不必再费力铺衍。──以上“礼类”中《仪礼》一类共九部，一百零五卷，《附录》四部，二十二卷，全部附列于《存目》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