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经部十八

译卷十八 经部十八 ○诗类存目二 △《诗经朱传翼》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写。孙承泽另有《尚书集解》，已经著录。孙承泽起初依附东林，后来投降闯贼，最终归入国朝。他知道自己被当代人轻视，所以晚年讲学，只是假借朱子的名义来抬高自己。唯独这部解释《诗经》的书，把《小序》和《集传》并列，又杂引各家说法的异同。考察它的大意，似乎认为《集传》并不令人满意，却又不肯公开争辩，所以含混模棱，不作判断；各种说法纷杂混乱，最终也不知道它的宗旨归向。像这种在两端犹豫不决的态度，正是所谓首鼠两端。△《诗说简正录》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提桥撰写。桥字景如，号澹如居士，河间人。前明天启壬戌年进士，入国朝后官至刑部侍郎。这部书认为《诗经大全》诸书卷帙浩繁，难以翻阅查找，于是采择各家说法，辑成一书，命名为《简正录》，意思是说它的说法简明而义理正确。每篇开头列《经》文，接着摘录各家的说法，融会贯通加以训释，然后再附上自己的意见。全书都用通俗语言讲解文义，大概只是为了方便初学者。△《诗问》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国朝吴肃公撰写。肃公字雨若，号街南，宣城人。这部书的主旨是攻击朱子《诗集传》，但也不很遵从《小序》，往往都是凭主观猜测作出的武断说法。其中引用《世历纪》一条来证明《出车》是文王的诗，又引用《竹书纪年》一条来证明《菀柳》是诸侯在太室结盟时所作的诗，都是牵强援引杂说，不足以据此解释《经》。△《诗经传说取裁》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能鳞撰写。能鳞字西山，顺天人。顺治丁亥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他的书以丰坊伪造的《诗传》为主，同时旁采申培《诗说》和《诗六帖》来加以阐明。宗旨一开始就错了，其余内容也不值得深究了。△《毛诗日笺》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秦松龄撰写。松龄字留仙，号对岩，无锡人。顺治乙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因江南奏销案被罢官回乡。康熙己未年被举荐为博学鸿儒，官至左春坊左谕德。这部书以《紫阳集传》遵循《孟子》“以意逆志”的宗旨为依据，多不依从《小序》，于是取用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吕祖谦、程颐、李樗、辅广、严粲诸家的说法，以及明代郝敬、何楷和近时顾炎武的意见，互相参照考核，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既不专门以《小序》为主，也不专门以《集传》为主。凡有疑义，便加以疏解；也不把全诗逐一解释完，所以称为《日笺》。王士祯《居易录》说：“秦宫谕编纂的《毛诗日笺》，其中的论说与我过去的见解很相同。他所采择的材料也十分简明恰当。”然而，它的主旨多半凭主观意会推测，并不完全都有考证根据。△《诗经疏略》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张沐撰写。张沐另有《周易疏略》，已经著录。他的说法以《小序》为主，但有时也与之不同。大体上是在调和前人的说法，同时参杂自己的臆断。例如“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一句，既不采用旧说，也不采用《春秋》中王姬的说法；而是把“平”解释为“等同”，说唐棣本来不同于桃李，而花却像桃李。王之孙本来不能与侯之子相等，如今从他们的车服来看，却把王之孙看作与侯之子相等。这样是为了附会《小序》中“不给她配属丈夫，地位低于王后一级”的说法。对于《经》的义理来说，实在非常乖谬，这样又何必尊奉《小序》呢？△《诗经比兴全义》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锺毅撰写。王锺毅字远生，华亭人。顺治年间为松江府学岁贡生。这部书依据朱子的《诗传》，阐明比兴的意义；每首诗分别标出篇名，并推求借物抒发情怀的意思。书前有《大意》一篇，篇末说：“《关雎》解释为求贤，《菁莪》《棫朴》解释为养士，这些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它们与《集注》完全不同，既不符合功令的规范，就不敢滥加收录。”如此等等，显然是专为科举而作的。△《诗经惜阴录》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清代徐世沐撰写。徐世沐另有《周易惜阴录》，已经著录。这部书前面有《自记》和《小引》，说曾请李光地、陆陇其指正。每卷都记载起草、誊写定稿的年月，大概也是一位刻苦用心著述的人。但它只是沿着文字铺陈解释，对于《诗》的教化意义还没有掌握要领。△《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另有《仲氏易》，已经著录。当初，施闰章任江西参议时，邀请湖广的杨洪才到吉安白鹭洲书院讲学，后来又继续邀请毛奇龄前往。毛奇龄与杨洪才在解释《诗》方面意见不合。后来毛奇龄与施闰章一同任翰林官，重新记录当时讲授《毛诗》的各条内容，全部设为甲乙双方问答的形式，所以取名为“主客”。全书的主旨是：杨洪才主张朱子关于淫诗的说法，而毛奇龄则认为《郑风》中没有淫诗；杨洪才主张朱子关于《笙诗》没有歌词的说法，而毛奇龄则认为《笙诗》的歌词已经亡佚。因此这部书所讨论的，只有这两件事。先王陈列诗歌，是为了观察民风；本来就是把赞美和讽刺一并列为规范和警戒。既然其他事情可以讽刺，为什么唯独不能讽刺淫乱之事？如果一定认为《郑风》句句都是淫乱之语，当然不合事理；如果一定认为《郑风》篇篇都不是淫诗，难道也合乎事理吗？况且人心所趋向的事物，会表现在咏唱歌谣中，并不一定确实有其人其事。六朝的《子夜》各曲各歌，唐人的《香奁》各集，难道真是淫荡之人亲自叙述自己的丑事吗？又难道真是亲眼看见男女会合，代替他们把情状写下来吗？不过是人心放纵，各自相互摹拟描写，把它当作佳话，而读者因此知道那是衰世的声音。推想古人，大概也是这样。这正是采集民歌的微妙宗旨，又怎么能一概用“淫荡之人一定不会亲自创作”这句话，便断定三百篇中一首淫诗也没有呢？至于《笙诗》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连同《仪礼》也一起斥为伪书，那就又太武断了。△《国风省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代毛奇龄撰写。这些都是他逃避仇家、出外逃亡时随意解释《诗》的话，后来凭追忆记录下来。起初设为问答形式，所以名为《问答》；后来删去问题，只保留答案，因为是根据追忆记录的，所以改名为“省篇”。共二十六章，所论多与《毛传》的意义不同。有的依据其他说法，有的是自己作出判断；虽然间或有考证，但与《诗》的本义终究不能完全相合。例如把《黍离》解释为感念乱世，把《鸡鸣》解释为谗人，都是凭臆见而失误。把《式微》说成黎侯夫人所作，把卫武公说成杀害兄长，也都是依据旧说而失误。至于《十亩之间》等篇，李塨所作《序目》已经记载了毛奇龄后来悔悟的话。△《诗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姜兆锡撰写。姜兆锡另有《周易本义述蕴》，已经著录。这部书完全以朱子的《集传》为宗旨，极力攻击《小序》。甚至把伪托子贡的《诗传》和伪托申培的《诗说》看作同一类来评论，未免失于鉴别。对于近代各家的说法，很取用李光地的《诗所》；但只有与《集传》相合的才采录，稍有不同便删去。至于《木瓜》等篇，知道不能把旧说全部抹去，便在其中含糊两可，更免不了门户之见。△《诗经集成》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清代赵灿英撰写。赵灿英字殿飏，武进人。这部书成于康熙庚午年。全书主旨是供揣摩科场文章之用，所以开头列朱子的《集传》，其次铺陈语气作串讲，串讲之后作总解，完全像坊间刻本的高头讲章。到了总解之后又增入近年科举乡试、会试的墨卷，就更加不是解释经书的体例了。△《诗经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清代冉觐祖撰写。冉觐祖另有《易经详说》，已经著录。这部书以朱子的《集传》为主，仍把毛、郑、孔以及宋元以来各儒者的说法附录在下方。每章都把《小序》和《集传》并列。大概是想尊崇《集传》，却又不能完全抛弃《小序》的说法；想遵从《小序》，又不敢明显违背《集传》的文字。所以他的案语大多只是依照原文讲解，往往含糊两可。间或有自己提出的新解释，例如解释《郑风·有女同车》时，认为男女同车是绝不可能的事，便改成“二女同车”；把《溱洧》改说成夫妇同游之作；又把《豳风·伐柯》解释为东方之人终于实现成家愿望、归美于周公的诗。这些说法考察古代旧说，都没有依据。△《诗统说》三十二卷（左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清代黄叔琳撰写。黄叔琳另有《研北易抄》，已经著录。这部书杂取各家的《诗》说，分类抄录，所采内容相当丰富，但朱笔、墨笔纵横交错，涂改删补尚未定稿，大概还是草创本。前后没有序、跋，也没有目录。按照它编排的体例推测，前十四卷都是总论《诗》的纲领，十五卷以后才依照《经》文次序进行论述。它不列《经》文，只汇集众说，所以取名为《统说》。△《毛诗通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方葇如撰写。方葇如另有《周易通义》，已经著录。这部书只列出经文，另外没有训释；每章下面必定引用《四书》中的一两句话来作证明。例如《关雎》一章就引用“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葛覃》一章就引用“夫人蚕缫，以为衣服”之类。至于《墙有茨》篇没有可以附会的内容，便说宣姜所生的如寿、如文公、如宋桓以及许穆夫人都有贤德，并引用“犁牛之子，骍且角”一句。这几乎是把《经》当作儿戏了。△《诗经测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李锺侨撰写。李锺侨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降补国子监丞。这部书不载正文，只是随着自己的见解分别作评论。全书大旨认为孔夫子未曾删削《诗》，只是根据所得篇章编排而已。如果说三千篇删为三百篇，那么春秋时期国君、公卿、大夫所赋诗，多是三百篇中已有的诗，而且那些人都在孔夫子以前，难道能够预先符合圣人的意旨，由孔夫子来删取吗？《风》《雅》正变的说法也难以凭据。《楚茨》以下到《瞻洛》等篇都是太平时期的作品，却被列入变体；“平王之孙”却列在二《南》中。编排《诗》未必一定要用正变来区分高下，正变也未必一定要按时代先后来排列。他的论点大多都是如此。至于解释《关雎》首章，他认为不是宫人所作，而是世代任职的臣子奉命协助处理此事而作；第二章大概是广泛寻求四国之中的贤人而没有找到，所以忧虑到辗转反侧。解释“虽则如毁”一句，他说是服役于王室的人回来后，家人这样慰劳他。这些也多是前人没有说过的见解。△《诗经旁参》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应麟撰写。应麟另有《易经粹言》，已经著录。这部书从三百篇中摘取篇目，略作解释。大体上是依据朱《传》铺衍其余的意思。△《陆堂诗学》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陆奎勋撰写。陆奎勋另有《陆堂易学》，已经著录。这部书虽然托名为阐发朱子《集传》，实际上却致力于炫耀自己的博学和辩说，大体上是自行发挥己意。它接近王柏的《诗疑》，喜欢牵合古事；又接近何楷的《诗世本古义》。例如把《节南山》中的“尹氏”说成就是《春秋·隐公三年》所称的“尹氏卒”中的尹氏，把“家父作诵”说成就是《隐公八年》天王派人来求车之事。这一类说法以时代考核，已经无法断定它们必然如此。

译其中最新奇的说法是：认为《诗》三百篇是史克编定的，不是孔子删削的；认为《燕燕》是卫君悼念亡妻之作，其妻是薛国女子，所以说“仲氏任只”；认为《柏舟》中的“共伯”就是公子伋；认为《君子偕老》是哀悼夫人的诗，“之子不淑”是礼家吊丧时使用的言辞；认为《淇澳》兼咏康叔、武公；认为《葛藟》是周、郑两国交换人质的诗；认为《丘中有麻》中的“子国”是郑武公的字，其子“嗟”应当作“子多”，是郑桓公的字；认为《著》是讽刺鲁庄公娶哀姜；认为《园有桃》是刘向《说苑》所载邯郸子阳亡桃的故事；认为《防有鹊巢》是陈宣公杀太子御寇的事情；认为《泽陂》是邓元所作；认为《黄鸟》是共伯返回故国；认为《行野》是周幽王废掉王后的事；认为《何人斯》中的“居河之麋”指虢石父；认为《大东》中的“西人之子”指褒姒；认为《小明》中的“共人”指二相共和；认为《鼓钟》是周穆王所作，而淑人是盛姬；认为《青蝇》中的“构我二人”指申后、宜臼。认为《敬之》《小毖》是成王所作，这样就是把《雅》混入《颂》了；认为《駉》是歌颂鲁庄公；认为“泮宫”是鲁惠公歌颂孝公的诗。这些都是随意配属，古代没有证据。其他如已经指斥《竹书》为伪托，却又在《扬之水》《鼓钟》等篇中引用它作为说辞；已经认为郑国《谱》是妄作，却又在《有杕之杜》等篇中依据它作为证据。《家语》是伪作，《孔丛》出世较晚，却动不动就把它们作为确实的经典来引用，也不能作为训解的依据。虽然其中间或有辨正精确详密之处，但由于喜爱奇异、嗜好多闻，反而掩盖了它的长处。与毛奇龄解释经书的说法相比，这是变本加厉了。△《诗经广大全》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清代王梦白、陈曾共同撰写。王梦白字金孺，陈曾字衣圣，都是无锡人。王梦白认为，明初的《诗经大全》对朱《传》有所帮助，但所采集的群经典故没有详尽交代原委，所引用的各儒者论说也没有加以折中，因此与陈曾一起加以推广扩充。大体上以《集传》为主，间或保存其他说法。书前有韩菼的序，引顾炎武的话说：“自从《五经》有了《大全》，经学便衰落了。”这部书虽然是为扩充《大全》而作，但采择精细详尽，解释简明恰当，有时对朱《传》有所助益。如今考察这部书，虽然追溯到《注》《疏》，却不能深入研究古义；它对名物的训释，也只是以蔡卞、冯复京两部书为蓝本，很少加以考订纠正。韩菼有些微词，是应该的。△《复菴诗说》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清代王承烈撰写。王承烈字复菴，泾阳人。康熙己丑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这部书奉朱子的《诗集传》为主，专门攻击毛、郑。它贬低汉儒，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只有关于几篇淫诗的看法稍微与朱子不同。大概是辅广等人余波的延续，而且更加过分。其中间或有既不依从《小序》、也不依从《集传》的地方，例如认为《关雎》是周公拟作之类，都是悬空臆说，没有根据。至于注释中还附有评论，例如评论《周南》说：“《周南》十一篇只从文字来说，其安排篇章、停顿句读、运用声调、锤炼字句、构思设想，没有一处不是千古绝伦。”评论“女曰鸡鸣”说：“射取禽鸟、饮酒，武夫的兴致多么豪迈；琴瑟和谐、安静美好，文人的风态又多么高雅。”像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这又走入了锺、谭评论《诗》的路数。△《毛朱诗说》一卷（通行本） 清代阎若璩撰写。阎若璩另有《古文尚书疏证》，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小序》不能完全相信，又认为朱子用《诗》来解释《诗》是矫枉过正；全书只是泛泛评论两家的得失，并不是逐章逐句进行训诂。它引用《尚书》《左传》来证明《诗》的本《序》，确实很有根据；其余大多是悬揣臆断的话，不像阎若璩其他著作的风格。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诗经序传合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清代顾昺撰写。顾昺另有《周易摘钞》，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所作三经解中的第三部。全书大旨遵从苏辙的说法，认为《小序》第一句是国史旧文，第二句以下是后儒增益的内容，于是拿朱子《集传》相互考核异同，再依据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所以名为《合参》。书中多采李光地《诗所》的说法，持论比较平允。然而它多是推究文义后凭意作出判断，不能从根本上考察原文，也不能综合各家说法来判定两家的是非。△《毛诗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代诸锦撰写。诸锦字襄七，号草庐，秀水人。雍正甲辰年进士，改授庶吉士。散馆后外放补任知县，改补教授。乾隆丙辰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右春坊右赞善。这篇著作以《小序》为主，所以题名为《毛诗》。《序》文只保留开头一句，采用苏辙的体例。它不解释全部《经》文，只有自己有所心得的地方才加以说明，采用刘敞《七经小传》的体例。开头是《通论》九篇。上卷从《周南》到《曹风》，共解释五十八篇；下卷从《豳风》到《商颂》，共解释二十七篇。它旁征博引，疏通考证，时常有新意，但也免不了附会古义。例如把死麕、死鹿解释为古代以成对兽皮行礼；把“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作为陈国凭借戴妫从宫内援助州吁的证据；把“西方之人兮”解释为《方言》所说的“凡相哀怜，湘潭之间谓之人兮”；把《木瓜》解释为卫国在齐桓公死后，联合宋人攻打齐国的讽刺诗；用《水经注》中的段干冢来证明《十亩之间》；用春秋时期秦国疆域向东到达黄河来证明“所谓伊人”是思念周人；用僖负羁之妻来证明“季女斯饥”。这些都有强行使经文迁就自己说法的弊病。

译他的《长发篇》后面附有《禘说》三篇，说孔颖达《春秋疏》把祫当作禘，这个说法本来是对的；但说孔颖达的错误在于看到《王制》《祭统》《郊特牲》中有“春禘”“夏禘”的文字，于是错误地把大祭混同于时祫，那就失实了。考察《王制》说：“春天叫礿，夏天叫禘。”《祭统》说：“春季的祭祀叫礿，夏季的祭祀叫禘。”《郊特牲》说：“春天举行禘祭，秋天举行尝祭。”《祭义》说：“春天举行禘祭，秋天举行尝祭。”这些都依据时禘而言，与祫祭完全无关，经文说得最为清楚。孔颖达尚且不可能把时禘混同于时祫，又怎么会把大禘混同于时祫呢？这实在是无端加给他的罪责。推究锦的意思，不过是因为《王制》又有“祫禘、祫尝、祫烝”的文字，因“祫禘”二字相连，便认为时禘也兼有祫祭，从而怀疑孔颖达《疏》是因此而误。不知道《王制注》说：“天子先举行祫祭，然后举行时祭。”这是说三时各自先举行祫祭，然后再分别举行禘、尝、烝祭。因此，时祭中的祫本来就不是兼指祫祭。即使孔颖达粗疏到完全不明白其中道理，又怎么会把大禘混同于时禘，再把时禘混同于时祫呢？那么，孔颖达《疏》的错误，在于相信《春秋》没有记载祫祭，竟然因此废弃《礼记》，而不在于附会《礼记》来解释《春秋》。锦又说：“汉代儒者根据《春秋》记载禘祭，一次在春季、一次在夏季，于是附会《礼记》，便有了春禘、夏禘作为时祭名称的说法。”现在考察《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这就是所谓一次在春季。《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这就是所谓一次在夏季。然而《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庙”的文字。假如汉代儒者果真因为《春秋》记载禘祭一春一夏，便附会春禘、夏禘为时祭名称，那么为什么唯独秋禘没有被附会呢？至于三代的礼制，制度相同而名称不同的情况很多，如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周代的弁、殷代的冔、夏代的收之类，不胜枚举。如今锦一定要斥责春祫、夏禘、秋尝、冬烝以及夏、殷的制度为不正确，立论实在偏颇。如果说郑玄以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为根据《春秋》而制定的非礼制度，那又只是聚讼的余波，没有必要再辨析了。△《学诗阙疑》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本朝刘青芝撰写。青芝字芳草，襄阳人。雍正丁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未及散馆便去世。这部书都是引用旧说来驳正朱子《诗集传》。其中十分之三四依据毛《传》、郑《笺》，十分之六七依据苏辙《颖滨诗传》，偶尔涉及其他各家的，不过几条而已。《诗序》被废弃，开始于郑樵，完成于朱子。诸儒的议论，从宋代起就已经有异同。青芝这部书，大体都是前人已经辨析过的内容。其中有些自己立说的地方，往往在字句之间推求。例如解释《行露》，认为事情实际上还没有发展到成讼，不过是假设其辞来拒绝对方，这是拘泥于《经》文中的两个“虽”字。然而这样一来，对《经》文中“何以”二字的意义又不能相合了。△《诗贯》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本朝张叙撰写。张叙还撰有《易贯》，已经著录。这部书开头载有《诗说》一卷、《诗本旨》一卷、《诗音表》二卷。后面按照《经》文的次序加以注释，共十四卷，其中有很多地方与朱子不同。例如把《关雎》看作后妃为君王求贤的诗，意义本于《小序》，却又说这一篇以及下面两篇都是后妃亲自作的。又把《駉篇》看作赞美伯禽，而不是歌颂僖公；并引用《书经·费誓》“窃马牛有常刑”的话，说出兵时既这样郑重告诫对马牛的管理，那么平日对牧养事务的用心就可以知道了。伯禽固然勤于牧养事务，又怎么知道僖公偏偏不是这样呢？这些说法都免不了牵强附会。而且各章的训释已经详列在《经》文下面，却又仿照《小序》的体例，另编《本旨》一卷置于书前，在体例上也显得过于繁琐重复。△《毛诗订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谢起龙撰写。起龙字天愚，余姚人。这部书完成于雍正癸丑年。他的《自序》指责吴棫《韵补》的错误，阐明陆德明“古人的韵较宽，不必烦劳改字”的说法，所持的观点最为确当。然而核对他所作的注释，却仍然认为古音之外还有所谓叶韵，只是把字音归入相应读音，取其读来顺口而已，完全没有探究音韵的根源和古人的旧法。这样一来，它和吴棫的书同样都是主观臆定，不能一面讥笑吴棫而自以为高明。看他在《汉广》末章说：“蒌有闾、楼二音，驹也有居、钩二音，只依《传》读作闾、读作居就可以了。像《桃夭》首章，华、家古代读作敷、姑，如今归入麻韵，不妨依照今韵来读。所谓韵，就是使它与音相叶而适合口中吟诵。既然叶韵并且适合吟咏了，何必拘泥于古音呢？”等等，可见他对这件事茫然无知，几乎没有办法同他诘问辩难了。△《诗义记讲》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夏宗澜撰写。宗澜还撰有《周易札记》，已经著录。这部书卷首题作“江阴杨名时讲授”。然而考察杨名时的《序》，可知杨名时把李光地《诗所》传授给宗澜，宗澜阅读后自己记录心得，并不是杨名时的著作。《郑风》开头有杨名时批语两段，这一点明确说明它不是杨名时亲自审定的书。△《诗经提要录》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徐铎撰写。铎还撰有《易经提要录》，已经著录。这部书以朱子《集传》为宗旨，同时也参考《小序》。主要内容多取自李光地《诗所》和杨名时《诗经札记》二书。徐铎是杨名时的门人，而杨名时又是李光地的门人。△《丰川诗说》二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王心敬撰写。心敬还撰有《丰川易说》，已经著录。这部书的主旨认为，从宋代到现在，毛氏的《传》因朱《传》的盛行而被废弃。郝敬说：“《序》接近古代，而朱子在后，不应因为后来的说法而反过来废弃前面的说法。这样固然有道理。但如果后来的说法符合《经》义，又哪里不可以舍弃前说而遵从后说呢？况且齐、鲁、韩三家都在《毛诗》以前，而它们的传又全被毛《传》废弃，哪里能说后来更加符合经义的说法就不可以单独流行呢？又要说毛《序》一定是有所承传，不能更改，却没有想到三家的传也一定有所承传，为什么它们一旦被废就全部被废弃了呢？”他所持的观点颇为平和。因此，这部书采用毛《传》和郝敬解释的地方占了大半。然而除这两家以外，对其他儒者的著作一个字也没有引用，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学问罢了。并且每一节都仿效乡塾讲章铺陈敷衍的语气，尤其没有必要。△《诗经拾遗》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本朝叶酉撰写。酉字书山，桐城人。乾隆己未年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职补任翰林院编修。这部书专门根据《诗》的篇次立说，分为《正编》《附编》《馀编》，不采用《小序》，也不采用《左传》。他认为季札观乐时所列的各国次序不可信，并用“左氏失之诬”一句作结。他认为《木瓜》是赞美齐桓公的说法穿凿悖谬，并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一句作结。又认为《雅》《颂》分为十篇一组，是毛、郑二人的可笑之处，于是把若干篇重新分合，另行编排。这样一来，汉代以来相传的古《经》，就由叶酉改变了原有体例。△《风雅遗音》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史荣撰写。史荣自号雪汀道人，鄞县人。他根据朱子门人孙鉴所作的《诗传补遗后序》，断定朱子《集传》的原本有些字注有音，有些没有完备标音，现存的音注大多是后人妄自增添的。因此，他把《集传》和音注互相考证，找出其中的矛盾之处，逐条分类、详细辨析。一类是《集传》采用旧有训义却没有注音；二类是《集传》有不同的意义却没有分别注音；三类是音注与《传》的意义相违背；四类是古今都没有的读音；五类是声母错误；六类是韵母错误；七类是音注错误；八类是把错误的音当作叶音；九类是把错误的叶音当作普通音；十类是四声误读；十一类是笼统说四声而造成的错误；十二类是《邶风》注中“与某同”的错误；十三类是补充音注；十四类是叶音缺漏和错误；十五类是叶音记载简略。又附录《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九门，共二十四类。其中，音义相违、采用旧义而无音、意义不同而不分别注音三门，辨析颇为精确。误音、误叶、补音以及俗音订误四门，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只是“未有之音”和“四声误读”两门，所说的其实都是音注错误，分目未免过于繁琐。至于“泛云四声”和《邶风》音注“与某同”两门，则是有意苛求，不能算公平。史荣考察今音相当详细，但对古音却完全不了解，所以“叶音阙误”和“叶音志略”两门所说的内容，往往大错特错。吴棫《韵补》当时正在世间流传，史荣自己说没有见过这部书，只摘取各书所引用的内容来考订异同，更是多余。至于旧音有错误的地方，他动不动就肆意辱骂。一个字的错误，竟然诋毁为“完全没有心肝”，也实在违背著书立说的体例。总的说来，他在考证方面颇有长处，但芜杂也是不可避免的。△《诗深》二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本朝许伯政撰写。伯政还撰有《易深》，已经著录。这部书采用苏辙的说法，把《小序》的首句看作古《序》，把其余部分看作续写的《序》。接着列出《集传》，再列出《辨义》，对《集传》多有攻驳诘难，但自己所立的不同解释并不都能找到根据。△《毛诗广义》（无卷数，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本朝纪昭撰写。昭字懋园，献县人。乾隆丁丑年进士，官任内阁中书舍人。这部书全部载录毛苌的《传》。他把《小序》置于各篇开头，也遵从毛氏的做法，所以题名为《毛诗传》。在《小序》下面，杂引郑《笺》、孔《疏》以及诸儒的说法来阐明经义。全书主旨是以毛《传》和朱子《集传》互相校勘订正，再用自己的意见判断二者的长短。其中也不完全采用毛氏的说法，所以称作《广义》。△《诗经汇诂》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本朝范芳撰写。芳字令则，如皋人。这部书的主旨以朱子《集传》为主，同时折中采用常熟杨彝、太仓顾梦麟的说法。杨彝和顾梦麟曾共同辑录《诗经说约》。全书共一千二百五十余番，约六十万字。采集材料不能说不详细丰富，但原本是为科举而设，对于《经》义很少有所发明。△《诗经正解》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本朝姜文灿撰写。文灿字我英，丹阳人。这部书首先是《诗经字画辨疑》，其次是《天文、舆地、服饰、礼乐、器具、车马、兵制图考》，再次是《姓氏》《草木》《禽兽》《鳞介》各类考证。大体上是承袭《六经图》《名物疏》等书而编成的。他的训释也颇为浅近易懂。──以上“诗类”八十四部，共九百一十三卷，其中八部没有卷数，都附列于《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