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 史部二

译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代李延寿撰写。李延寿的事迹附载于《新唐书·令狐德棻传》。李延寿继承父亲李大师的志愿，撰写《北史》《南史》。而《南史》先完成，曾拿给令狐德棻订正，其中有错误脱漏的地方，令狐德棻曾替他改定。宋人称赞李延寿的书删削烦冗、补充缺漏，是近世的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出其中《李安民》等传，把同一件事记载了两次，认为这是记载疏漏。根据今天考察，《本纪》删去了连缀各位大臣事迹的文字，《列传》则多删去辞赋，旨在简明扼要，明显胜过原书。然而宋、齐、梁、陈四朝九锡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都是沿袭的虚妄言论，与实证无关，却完备地写入文书，前后陈陈相因，这说明删削还没有彻底。而且把历朝的史书合在一起编成通史，开创体例、制定条例，应当统一规范。如今李延寿在《循吏传》《儒林传》《隐逸传》中，已经依次记载四朝人物；但《文学传》却因为《宋书》没有设置这一名目，便从齐朝的邱灵鞠开始。难道宋朝没有文学之士吗？《孝义传》搜集散佚材料，以补充缺文，但萧矫的妻子羊氏、卫敬瑜的妻子王氏，先后重复记载，男女没有分别。难道要说史书不应当有《列女传》吗？何况《北史》说《周书》没有《文苑传》，于是便把《列传》中的《庾信》《王褒》收入《文苑》。那么宋代的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等人，又有什么困难不能移入《文苑传》之前呢？《北史》说魏、隋有《列女传》，齐、周都没有这一篇，如今又得到赵氏、陈氏附入以补充《列女传》，那么宛陵女子等十四人，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取来补充《列女传》的缺漏呢？同一人所成的书，体例却分成两套，尤其像用矛刺穿盾牌，完全无法自我解释。大概李延寿当时专心致力于《北史》，《南史》不过因袭旧文，重新编排、删润。因此，他删减字句时常常失去原意；偶尔有所增益，又往往加以粉饰。例如《宋书·路太后传》比《南史》所载详细。但沈约修史时，擅长诋毁前朝，却没有记载路太后饮酒置毒的事情，这大概也是考虑到前后恩慈关系，不应保留这种异说。李延寿采录杂史作为实录，又怎么能全部相信呢？然而自从《宋略》《齐春秋》《梁典》等书全部亡佚以后，能够作为校勘宋、齐、梁、陈四史的材料，就只有依靠这部书的保存了。那么又怎么能把它完全废弃呢？△《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代李延寿撰写。李延寿上表进呈此书，称《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名为《北史》，与今天的版本卷数相合。《文献通考》记作八十卷，是错误的。李延寿既参与修撰《隋书》十《志》，又世代居住在北方，见闻较为接近实际。他参照核对异同，对《北史》用力尤其深。因此叙事详尽缜密，首尾完备典雅。例如记载元韶的奸诈贪利、彭乐的勇敢，以及郭琬、沓龙超等人的节义，都完整显现，并且特意用笔加以突出。把郦道元列入《酷吏传》，把陆法和附入《艺术传》，对人物加以分合、编排次序，也很有独到的裁断。与《南史》多沿用旧本相比，简直像出自两个人之手。只是它按姓氏分类，分卷没有章法。《南史》按王、谢分支，《北史》也按崔、卢分派。因此世家大族一律连续记载。看他们的姓名，似乎都是父子；考察他们所处的朝代，却各自属于不同君主的臣子。交错混杂，几乎难以辨别。甚至长孙俭附在《长孙嵩传》后，薛道衡附在《薛辨传》后，把相隔遥远的显贵后裔，下至后代子孙，联在一起，相隔得又太远了。考察李延寿编排《列传》的次序，先写魏宗室诸王，其次写魏臣，再次写齐宗室及齐臣，下至周、隋，无不如此，都是为了记述一个朝代的始末，使界限分明。却偏偏在一两个高门望族上自行破坏这一体例，实在令人很不安心。至于杨素父子，因为关系到隋朝的兴亡，李延寿考虑到他们出自弘农，便把他们附记在魏臣《杨敷传》之后。又如魏收和魏长贤等人，本来并不是父子兄弟，只因为同属魏姓，便合编为一卷，更是错误。看李延寿的《叙例》，凡是世代相承的人物，都称为“家传”。难道他不知道“家传”这种体例不应当用于国史吗？况且《南史》《北史》虽然说是两部书，实际上是连成一体的一家著述。因此李延寿在《裴蕴传》中说：“祖父裴之平、父亲裴忌，《南史》有传。”在《王颁传》中说：“父亲王僧辨，《南史》有传。” 这正是两部史书相互贯通的意思。然而《南史》已经有《晋熙王昶传》，《北史》又有《刘昶传》；《南史》已经有《鄱阳王宝寅传》，《北史》又有《萧宝夤传》；《南史》已经有《豫章王综传》《乐良王大圜传》，《北史》又有《萧赞传》（萧综进入魏后改名为萧赞）、《萧大圜传》。朱修之、薛安都等人，《南史》取材于《宋书》，《北史》取材于《魏书》，并没有删并。大概是专心编纂《北史》，没有余暇再追删《南史》，所以造成了这些错误吧？然而自宋代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都残缺不全，只有这部书仅在《麦铁杖传》中有缺文、《荀济传》中脱去数行，其余都卷帙整齐、首尾完备。考证北朝旧事的人，最终都以这部书为依据。因此，虽然八部史书都并列流传，《南史》《北史》仍然同时通行。△《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 晋代刘昫等奉诏撰写。《五代史记》中的刘昫本传没有说刘昫撰写此书，这是史书的遗漏简略。

译自宋代嘉祐以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新撰写新书，这部书于是被废弃不用。然而它的版本一直流传不绝。儒者不断列举刘昫等人的长处来攻击欧阳修、宋祁等人的短处。如今考察书中所述，大体上长庆以前，《本纪》只记大事，文字简约而体例严整；《列传》叙述详细明白，内容丰富而不杂乱，很能保存班固、范晔史书的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却把诗话、书序、婚姻文状、狱词等细节全部记载，言语多有枝蔓。（例如《文宗纪》说：皇上每次诵读杜甫《曲江行》中“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于是知道天宝以前，曲江四岸都有行宫台殿和百司廨署。又说：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呈所撰《供军图略》，其中序文如此如此。《武宗纪》说：右庶子吕让上状说，亡兄吕温的女儿在太和七年嫁给左卫兵曹萧敏，生了两个儿子；开成三年，萧敏心疾发作，性情乖戾，于是离婚，如今萧敏的病已经好转，却请求把他与臣的侄女配婚。又说：御史台奏称，根据三司推勘吴湘一案，谨将各人的罪状列在后面：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在阿颜家饮酒，如此等等。） 《列传》却多记官职资历，完全没有实际事迹。有的只记载所受宠遇，却不交代事情的始末。（例如《夏侯孜传》只记他历任官职和所到之处，以及责备他的诏词，没有涉及任何一件事；《朱朴传》只记他担任昭宗的宰相，却没有记载他的始末。）宋人所讥讽的繁简不均，确实如此。按《崇文总目》记载，起初吴兢撰写《唐史》，从唐朝创业写到开元，共一百一十卷。韦述依据吴兢的旧稿重新删改，删去《酷吏传》，成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加《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峘等人又分别在纪、志、传中逐篇增补，却不增加卷数，成为《唐书》一百三十卷。因此《唐书》的旧稿，实际上出自吴兢。虽然后来多人接续增补，规模却没有改变。刘昫等人以它为蓝本，所以还保有一定的典型体例。看《顺宗纪论》题作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作史臣蒋系，就是沿用前史的明证。到了长庆以后，史书失去原有的史官编纂传统，不再有好的底本。刘昫等人自行采集杂说、传记，编排成书，常常违背体例，确实是有原因的。至于卷一百三十二已经有《杨朝晟传》，卷一百四十四又再次为他立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二卷〕 《萧颖士》已经在卷一百二附带记载，又在卷一百九十《文苑传》中出现；宇文韶的《谏猎表》已经见于卷六十二，又见于卷六十四；蒋乂的《谏张茂宗尚主疏》已经见于卷一百四十一，又见于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的各项议论，也多与《列传》中的文字相同。大概李崧、贾纬等人各自编排，彼此没有核对。刘昫掌管主持修史的职责，却始终没能考核事情的首尾，使前后贯通，因此对于错误遗漏的讥评，也无法自我辩解。平心而论，这是一部优点和缺点都无法互相掩盖的著作。偏袒新书的人一定说件件胜过旧书，偏袒旧书的人又一定说件件胜过新书，这都是偏见。我皇上独自秉持睿智的裁断，在正史之中确定两部书并列，使它们互相辅助、共同流行，实在是千古最公允的办法。评论史书的各家，不必再提出一番议论了。△《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奉诏撰写。监修者是曾公亮，所以书首的《进表》把曾公亮列为首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旧例修书，只署官位最高的一人的姓名和官衔。欧公说：‘宋公对我来说是前辈，而且在这部书上用力很久，怎么可以埋没他的名字呢？’于是便在《纪》《传》中分别署上二人的名字。宋公感念欧公的谦让退逊，所以书中《列传》题宋祁的名字，《本纪》《表》《志》题欧阳修的名字。”然而考察《隋书》的各《志》，已经有这种先例，实际上并不是从欧阳修、宋祁开始的。又如《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是吕夏卿所撰，但书中也题欧阳修的名字，这说明仍以官位高的人为主。只是其他史书多用一人的名字，这部书使用二人，是不同之处。这部书本来是为了补正刘昫的错误和遗漏，自称事实比旧书增加，文字比旧书省略。刘安世《元城语录》却说，事实增加而文字省略，正是新书的缺点，只是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现在顺着他的说法推究，史官记录本来都收载在旧书中，如今一定要扩大旧书没有完备的内容，势必要搜集小说杂说，于是变得琐杂。唐代的文章，体制都详尽丰赡，如今一定要削减文句，势必要变得艰涩，于是变得曲折难解。刘安世的话，正是击中了这种弊病的根源。至于《史记》《汉书》的《本纪》，多记载诏令，古文简约质朴，最多不过几行罢了。唐代皇帝的诏令，大多崇尚华丽，讲究骈偶对仗，连篇累牍。宋敏求辑录的《唐大诏令》，多达一百三十卷。如果把这些全部收入《本纪》，天下哪有这样的史书体例呢？宋祁一概删去，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分加以非难，未必正确。至于吕夏卿私自撰写《兵志》，见于晁氏《读书志》；宋祁另行撰写《纪》《志》，见于王得臣《麈史》。可见同一修史机构中的人尚且各有私心，彼此并不满意。书刚颁行，吴缜的《纠谬》便接踵而出。他所攻击驳正的地方，也未尝不是切中其缺失。然而一代史书，搜罗广博，分门别类，头绪纷繁。由一人撰写，精力难以周遍；由多人撰写，体裁又会彼此不同。从三史直到八书，抵牾参差都是无法避免的，并不只是这部书如此。吕、宋二人所撰的书，优劣如何，尚难断定。吴缜的纠正，保存下来作为考证材料还可以；若因此就认为新书有问题，便只是片面的见解了。△《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代吴缜撰写。吴缜字廷珍，成都人，曾以朝散郎任蜀州知州，后来历任数郡长官，都有惠政。

译他撰写这部书，专门驳正《新唐书》的错误，共分二十门，列举四百多件事。起初名为《纠谬》，后来改名为《辩证》。但绍兴年间，长乐人吴元美在湖州刊行时，仍题作《纠谬》，所以直到今天还沿用旧名。王明清《挥麈录》说，欧阳修重新修撰《唐书》时，吴缜曾因范镇的请求，想列入官属末席。欧阳修因为他年轻轻浮而拒绝了他，吴缜心中不满地离去。等到新书完成，他便指摘其中的瑕疵，撰成这部书。晁公武曾引用张九龄任宰相的事，说吴缜的纠正中有诋毁斥责。如今考察这部书，确实不免有意攻击。例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直到逐字指出偏旁点画的错误，以此讥刺欧阳修等人，大多近于吹毛求疵。然而欧阳修、宋祁撰写新书，主旨在于文章，考证却较为疏略，抵牾错杂之处本来就不少。吴缜《自序》中所列举的八项缺失，原本也深深切中了它的弊病，不能说对史学毫无帮助。如今流行的刊本中，第二十卷从《柳宗元传》到《苏定方传》共六条，全部脱落，却误把第六卷中“郑潜曜姓不同”以下的四条文字错入其中。内容重复而且错误，已经不是完整的书了。只有两淮盐政进呈的版本还属于南宋旧刻本，其中《柳宗元传》的六条原文都保存着。谨依据它加以订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薛居正等奉诏撰写。考查晁公武《读书志》说：“开宝年间，诏令编修《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共同参与编修，宰相薛居正等人负责监修。”《玉海》引用《中兴书目》说：“开宝六年四月戊申日，诏令编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日，书成。全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分为《纪》六十一篇、《志》十二篇、《传》七十七篇，多以历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作为稿本。后来欧阳修另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收藏在家中。欧阳修去世后，朝廷才下令将此书刊印，学者于是开始不专门研习薛史。然而两部史书仍在世间并行流传。”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朝廷下诏令学官只采用欧阳修的史书，于是薛史便逐渐衰微。元、明以来，很少有人引用这部书。传本也逐渐湮没。只有明代内府还收藏着它，见于《文渊阁书目》，所以《永乐大典》大量收录了其中的文字。但这些文字被割裂、混淆、错乱，已经不是薛居正等人原来编排篇次的旧貌了。如今恭逢圣朝崇尚文教、考求古事，广泛搜集散佚文献，零碎的缣帛和残断的简册，也都依次编订整理。臣等谨慎地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用的薛史文字里，辨别辑录、分条编排，按先后次序排纂，并考核它们原来的篇次，尚且得到原书的十之八九。又考查宋人著作中引用薛史的文字，逐条采录，用来补足其中的缺漏。于是得以按照原书卷数，编成一部书，使隐晦的内容重新显明，使散失的篇章重新聚集，几乎确实像有神物在加以护佑，等待时机才出现在世间。这种遭逢的幸运，实在不是偶然的。欧阳修的文章远在薛居正等人之上，他删削编排的体例也格外严谨；不过从宋代起，评论这两部史书的人就各有所偏重。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胡三省撰写《通鉴注》，都专门依据薛史，而不采用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等人是当代博学多闻的学者，他们的著述对于薛、欧两部史书也多兼收并采，从来没有偏抑其中一部。大概欧阳修所作的书，都删改旧史文字，主旨在于裁断取舍，不肯让纷繁琐碎的记载降低史书的体裁。因此他的文辞极其精美，但对于事情的具体情状有时不能记载完备。至于薛居正等人奉诏撰写的史书，本来成书于宋初。当时执掌史笔的臣僚，还有许多人亲身经历过五代，见闻距离较近，纪传都首尾完整，可以作为征信的依据。所以遇到两书记载不同的地方，考核具体事迹时，往往以这部书作为证据。虽然它的文体平庸柔弱，不免有叙述编次烦琐冗长的弊病，但遗闻琐事反而借此得以流传，确实足以成为考察古事者参考核查的帮助。况且欧史只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两篇，其余各志都缺失。凡是礼乐、职官制度，选举、刑法的沿革，以及上承唐代典制、下启宋代制度的内容，全都没有凭据可考，也比不上薛史各志对文献的补益。大概这两部史书繁简不同，各有自己的体裁；学问和见识需要兼备，因此很难偏废其中一部。从前欧阳修与宋祁编撰《新唐书》，增加了史事而省略了文字，足以概括刘眗旧书的内容。而刘眗的旧书承蒙皇上表彰，如今仍得以列入正史。何况这部书的文辞虽然比不上欧阳修，史事却记载得较为完备，又怎么可以让它隐没而不彰显呢？臣等谨慎考订编次旧文，厘定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僭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另编《目录》二卷。至于搜集、编排这些文字的宗旨，则写在《凡例》中，这里不再重复列举。△《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代欧阳修撰写。原名《新五代史记》。世人称作《五代史》，是省略了书名中的文字。唐代以后所修的各部史书，只有这部书是私人撰写的，所以当时没有上呈朝廷。欧阳修去世以后，朝廷才下诏取来此书，交付国子监开版雕印，于是直到今天被列为正史。大体上，它的褒贬取法《春秋》，所以义例严谨；叙述取法《史记》，所以文章简约高古；但对事实本身并不十分用心。各家对它的驳斥，散见于其他书中的，暂且不论。专门汇编成书的，如吴缜的《五代史纂误》、杨陆荣的《五代史志疑》，反复考核、追究根源，往往切中要害；即使有时求全责备过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看来，薛史像《左传》那样记载史事，首尾和本末都完备，但裁断较为疏略；欧史像《公羊传》《穀梁传》那样阐发义例，褒贬分明，但传闻多有错误。两家并立，应当像《春秋》三传一样都保存下来；如果尊崇其中一部，认为它可以包办五代的全部史事，就是用名位的轻重来判断史书的优劣了。

译况且周代的太史掌管国家的六典，汉代法制也规定天下的计书要先上报太史。史官所掌管的职务，同时包括掌管旧典和故事。八书、十志，司马迁、班固相互承袭。后来的作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接连撰述。这样使政、刑、礼、乐的沿革清楚明白，都是所谓国家的大纲纪。欧阳修编写这部书，只作了《司天考》《职方考》两篇，只有寥寥数页，其余大体都删去了；即使说是由于世道衰微、国祚短促，文献无从考证，然而王溥《五代会要》搜集辑录遗存文献，尚且汇集成三十卷，为什么经欧阳修编录后，竟至于全部缺失？这是由于相信《史通》的错误言论所造成的偏见。（刘知几想废除表、志，见《史通》的《表历》《书志》两篇。）元代编纂宋、辽、金三史，明代编纂《元史》，本朝编纂《明史》，都仍然采用旧有规制，不遵从欧阳修的体例。难道不是因为破坏古法，不能作为后世规范吗？这是本书的过失，也是最大的过失。至于如果不是考查宋太祖褒赠韩通的诏令（按：宋太祖褒赠韩通的敕书，如今载于《宋文鉴》中），而有所避讳，因而没有为他立传，这只是偶然一处疏漏，各史大多如此，不能算作欧阳修的过错。欧阳修的文章，是有宋一代最为卓异的。这部书每一处落笔和删削，都尤其用心，对风俗教化的补益很大。只是它考证疏略，有些地方也可能不是人人都完全了解。因此特意像上面这样详细论述，使后人有所辨别。书中的注释由徐无党撰写，颇为浅陋，但流传已久，如今仍一并收录。△《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代吴缜撰写。考查周密《齐东野语》说：“刘羲仲，是刘道原的儿子。（按：道原，是刘恕的字。）道原以史学自负。羲仲继承家学，摘出欧阳修《五代史》中的错误，写成《纠谬》一书给苏轼看。苏轼说：‘从前欧阳公刚写成这部书时，荆公对我说：“欧阳公修《五代史》却不修《三国志》，这是不对的。你何不来做这件事呢？”我坚决推辞，不敢承担。编写史书的人要搜罗千百年的事情，其中难道没有一点小的得失吗？我之所以不敢承担荆公的托付，正是害怕像你们这样的人，后来又从中拾取错误。’如此等等。”按照周密的说法，这部书似乎是刘羲仲所作。然而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此书为五卷，《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三卷，虽然卷数略有不同，但都题作吴缜撰写，并没有说是刘羲仲所作。周密又引用《挥麈录》的话，也说吴缜有这部书，却没有辨明是一本还是两本。（按：《挥麈录》所说的是《新唐书纠谬》，这里却引用为《五代史纂误》。）这样看来，周密自己也怀疑他的说法。大概只是传闻出现了不同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这部书在南渡以后曾经与《新唐书纠谬》在吴兴合刻，附在《唐书》《五代史》的末尾。如今《纠谬》还有刻本流传，而这部书早已散佚。只有《永乐大典》收载了不少文字，经过搜集汇编，仍然能够大致恢复它的次序。晁公武说书中列举了二百多件事，如今检查后只有一百一十二件，大约保存了原书的十之五六，但书的大致内容已经略备。欧阳修的《五代史》，旨在存寓褒贬，但考证往往疏漏错误。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析的晋王把三支箭交给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出的遗漏朱梁减轻赋税等事，都是错误和遗漏特别严重的地方。至于徐无党的注释，不知道参照核对史事，只有寥寥数语，尤其简陋。吴缜逐一揭发其中的缺漏和错误，没有一处不加以疏通剖析，切中问题的关键，所以宋代人很推重它。章如愚《山堂考索》也详细列举了纪、传之间记载不同的各条，以说明这部书不可不作。不能马上因此轻率地议论前代修史者，斥责这部书浮浅鄙薄。至于书中所说《唐明宗纪》“赵凤罢”一条，徐无党注中的“忘其日”三字，检查今天的版本却没有。又《晋出帝纪》“射雁于繁台”一句，今本也没有“雁”字。《周太祖纪》的“甲辰”应当作“甲申”，而今本正作“甲申”，并不作“甲辰”。吴缜既然是在纠正欧阳修的错误，就不应当竟然虚构这些文字。或许是后来校刊《五代史》的人根据他的说法追改了吧。现谨依照《宋史》的篇目次序，厘定为三卷。其中有与薛史记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也都略加附注在后面，以备考证。△《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代托克托等奉诏撰写。（按：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该书《总目》题列《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然而第四百七十八卷至第四百八十三卷实际上是《世家》六卷，《总目》没有列出，大概是偶然遗漏。该书只是一个朝代的史书，卷帙却几乎达到五百卷。校勘检核已经难以周全，而且全书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旨，其他事情都没有十分用心，所以错误多得无法全部列举。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只引用《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的几件事，未能旁及其他。后来沈世泊撰写《宋史就正编》，综合核查前后记载，作了许多匡正订补。例如，《高宗纪》说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日洪皓从燕地回来，而《洪皓传》却写作七月在内殿觐见。《朱倬传》说他在宣和五年考中进士，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策试进士，这属于甲辰科，实际上不是宣和五年。这是纪、传之间的不同。《宋准传》说：“李昉主持贡举，选拔宋准为甲科；适逢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诉李昉取舍不当，宋太宗发怒，召宋准复试，随后举行殿试。”据《选举志》，开宝六年皇帝在殿廷发给纸笔，另行赐予殿试，从此成为常制。这是把宋太祖时的事情误写成了宋太宗时的事情。《苏舜钦传》说：“康定年间河东发生地震，苏舜钦到匦院上疏。”据《五行志》，地震发生在宝元元年。

译康定年号只有一年，并没有地震的事情。这是《五行志》与传记记载的不同。《杜太后传》说：“母亲范氏，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太后排行最长。”而《杜审琦传》却说：“杜审琦是昭宪皇太后的兄长，太后的兄弟姐妹共五人，杜审琦排行最长。”《太后传》又说：“生有宋太祖、宋太宗和秦王赵廷美。”据《廷美传》，他的母亲是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说：“张浚升任殿中侍御史，皇帝巡幸东南时，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使其坠水而死，张浚上奏请求削夺韩世忠的观察使一职。”据《韩世忠传》，韩世忠是左军统制，不是后军统制。（按：《本纪》记载后军统制是张焕。《本纪》又说后军将领孙琦等作乱，逼迫左正言卢臣中坠水而死，并没有说是韩世忠。）又《滕康传》说，韩世忠因为不能约束部下而被判缴纳赎金，滕康又上奏说韩世忠没有显赫功劳，诏令降韩世忠一官。因此上奏请求削夺韩世忠观察使一职的人是滕康，不是张浚。这是传记文字前后的不同。批评《宋史》的人说，各传记载祖父的姓名却没有事实，好像墓志铭的体例；详细叙述官阶的升迁任免却不加删节，好像申状的文辞。但喜欢这部书的人或许认为，这样记载世系和官资，反而可以借此有所考证。等到用其他书来验证，就会发现《宋史》的各篇传记大多不足凭信。例如《晁补之传》说：“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是宗悫的曾孙。父亲是端友。”据黄庭坚为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撰写的《志铭》说：“晁氏的世系流传已经很久了。有一位名讳为迥的人，以太子少保的身份退休，谥号文元。您的曾祖父名迪，追赠刑部侍郎；祖父名宗简，追赠吏部尚书；父亲名仲偃，任库部员外郎，是文元的同母弟。”由此可见，晁补之实际上不是晁迥的五世孙。又《晁迥传》说：“晁迥的儿子是宗悫。”据曾巩《南丰集》，宗悫的父亲名叫遘。由此可见，晁补之实际上也不是宗悫的曾孙。《谢绛传》说：“祖父是懿文，父亲是涛。”据范仲淹撰写的《谢涛志铭》说：“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这样看来，谢绛实际上是懿文的曾孙。那么，书中所叙的世系，哪里能够完全相信呢？《洪迈传》说：“乾道二年任吉州知州，六年任赣州知州；辛卯年发生饥荒，十一年任婺州知州；十三年授任翰林学士；淳熙改元，升任焕章阁学士。” 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上言，那么传文中的“淳熙改元”应当作“绍熙改元”。乾道年号没有十三年。《传》说辛卯年发生饥荒是在乾道七年，那么“十三年”之前应当加上“淳熙”二字。又洪迈在淳熙十年任太平州知州，如今《瑞麻赞》《姑孰帖》仍在太平，而传文却遗漏了这件事。这样看来，传中所叙的官职资历，又怎么能够完全相信呢？至于宋军讨伐辽国时，高凤以易州归附宋朝，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写成郭药师。绍兴年间，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任绍兴府知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写成忠武军。又遗漏了王坚守城不降、林同题写壁文后自尽的事。忠义之士仍有许多被遗漏，这是疏漏中尤其严重的地方。他所作的批驳，都一一切中《宋史》的过失；但《宋史》前后重复、抵牾的地方，还不止这些，沈世泊也不能全部列举出来。大概是因为他的书以宋人的国史作为稿本。宋人喜欢记述东都的事情，所以史文较为详细；建炎以后就稍显简略。理、度两朝，宋人很少有记载，所以史书和传记也不能完整叙述始末。《文苑传》只详细记载北宋，南宋只记载周彦等几个人。《循吏传》则南宋连一个人也没有。这就是明显的证据。至于南唐刘仁瞻为节义而死，欧阳修《五代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替他作了证明，而这部书仍写作“以城投降”。李澣死在辽国，从未进入宋境，见《辽史》本传，而这部书仍把他附在《李涛传》中。对于一部长期列为学官所习、又同在史局编纂的书，尚且不能互相校勘考证，那么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自柯维骐以下，屡次有人改修此书。然而年代久远，旧籍散失。仍以这部书作为稿本，即使稍加补缀，最终也没有办法超过它。因此考察两宋的史事，始终以原书为依据，直到今天也终究不能废弃。△《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代托克托等奉诏撰写。至正三年四月，朝廷下诏令儒臣分头撰写，到四年三月全书完成。全书分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察辽代制度，书籍禁令非常严格。凡是国人撰写的著作，只准在本国境内刊行；有流传到邻国境内的，罪可至死。（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大概是因为不把国家的虚实显示给敌人，其中的用意十分深远。然而也因此不能流传到天下。等到五京经历兵火之后，旧有典章便散失殆尽，消灭得一无所有。看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便可知道辽代的文献典籍中，能够用作修史资料的已经寥寥无几。所以当时所依据的，只有耶律俨、陈大任两家所撰的书。由于见闻狭窄，又在一年之内完成编纂，没有时间广泛搜求资料，草率编成，确实有很多疏漏。其中前后支吾、勉强拼凑的痕迹十分明显。例如，每年皇帝巡游的事，既然已经详细记载在《本纪》中，却又编成《游幸表》一卷；部族的分合，既然已经在《营卫志》中详细叙述，却又编成《部族表》一卷；属国进贡使者的事，也已经在《本纪》中清楚记载，却又编成《属国表》一卷。义宗投奔唐朝、章肃争夺国位的事，既然已经多次见于《纪》《志》《表》，又在《列传》中反复记载。《文学》一门只有六个人，却分成两卷。《伶官》《宦官》本来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内容，却硬凑了三个人。这些重复琐碎之处，史臣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没有材料可写，巧妇也难以做饭，所以不得不勉强细细割裂、分别归类，以求篇卷充实。这是形势所迫，不值得奇怪。不过，辽代的典籍虽然不足以凭信，宋代的书籍却并非没有可以考察的。《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建立国家，国号称“大辽”；圣宗即位后，将“大辽”改为“大契丹国”。

译道宗咸雍二年，又把国号改为“大辽”。考察重熙十六年的《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如今还保存在古尔板苏巴尔汉。碑文称：“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等语。这与王偁的记载相合，但本书没有记载。可见它对于国号的更改还没有考察清楚。《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为寿昌。洪遵《泉志》引用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的话说：“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用《北辽通书》说：“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 但本书写作“寿隆”。竟没有想到圣宗的讳名是隆绪，道宗是圣宗的孙子，怎么会在纪年时触犯祖父的讳名？考察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意是三塔，当地人因此也称为三座塔；城东南七十里的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易州又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这些都与洪遵所引用的相合。又《老学庵笔记》记载，圣宗改年号为重熙，后来因避天祚帝的嫌名，追称重熙为重和。考察兴中故城铁塔旁，有天庆二年的《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造铁塔，与陆游的记载也相合。但本书都没有记载，可见它在改元的典章方面错误和遗漏很多。《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根据《太子诞圣邑碑》中有关人员的结衔，可以知道辽代制度中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等名称，而《百官志》也没有记载，可见它在制度方面也有遗漏。至于厉鹗《辽史拾遗》所搜集的遗漏，更是数不胜数。这说明考证不够详尽，不能把责任推给文献无从查考。然而，这部书以实录为依据，不加粉饰。例如《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七年在丰州交战，依照这部书则说“宋使请求讲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传》，依照这部书则说康保裔被擒后投降，后来担任昭顺军节度使。审察事情的情势，《辽史》较为可以取信。这就是三部《史书》之所以并行而不可偏废的原因吧。△《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厉鹗撰写。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科举人。这部书搜集《辽史》的遗漏，有注释，也有补充。全都摘录旧文作为纲目，再参考其他书籍，分条列在下面。凡是记载有异同的，都逐一分析考证，并附上按语。《国语解》的先后次序与《目录》不合之处，也都加以厘正。又在后面辑补辽境四至以及风俗、物产等条目。其中如刘守光自任节度使，《唐书》和《五代史》的列传记载得最详细，它却偏偏只选取《资治通鉴》的一条。李嗣源救援幽州，不引用《契丹国志》，也只引用《通鉴》。王都击破唐军，《五代史》和其他书籍的记载彼此有异同，却没有加以考辨。金军攻克中京，《大金国志》的叙述最为详细，它却偏偏只选取《松漠纪闻》的几句话。保大以后，辽代的事情在《宋史》纪传中的记载最多，却全都略去不取。像这类情况，遗漏的颇多。又如兰亭石刻之类，铺陈蔓延，与史事毫无关系，也未免是爱好广博、喜爱奇闻，流于泛滥。不过元代修撰的三部《史书》中，没有比《宋史》更繁冗的，也没有比《辽史》更疏略的。厉鹗采集群书，多达三百余种，全都根据从旁处见到、从侧面出现的材料，互相参考，探求事情的头绪；年月和事迹，一一钩稽考核。他补写唐代中和年间诸人的传记，以及补充《礼志》中的幡胜、《乐志》中的聒帐、《舆服志》中的金冠窄袍、《食货志》中的赋税名目，都是搜集辑录散佚材料，足以供考证之用。厉鹗在《樊榭诗集》中自称，他所注的《辽史》可以比作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并非虚夸。至于卷末的《国语解》，注音错误，名称和含义多有乖谬。这是因为修史者不懂翻译，所以沿袭旧文书，导致失去真实含义。厉鹗虽然厘正了次序，但索伦旧语本来就不是他所了解的，因此旧史中的驳杂文字，仍不能考定。如今《三史国语》都已经奉钦定修订，彻底洗除了前代的错误，足以昭示万世。厉鹗所附加的内容，保存下来而不加评论也就可以了。△《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代托克托等奉敕撰写。全书包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起基于东海，后来占有整个中原。其制度典章，文雅完备，达到了鼎盛。征集文献、考察典籍，都有充分的依据。比如《大金吊伐录》，从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到天会三年再次出兵伐宋，天会五年废宋立楚，直到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凡是保存在旧府库案牍中的，都有具体年月，因此能够编次成书。可见自开国之初，遗闻旧事就已经没有失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把著述历史当作自己的责任。金源氏有天下时，典章法制几乎赶上汉、唐；国家灭亡后修史，是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当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中，于是他向张万户说明意愿，希望替他撰述。后来因为受到阻碍而停止，于是建造野史亭，在那里著述。凡是金源君臣遗留下来的言论和往事，他搜集听闻所得，便用小纸写上细字记录，积录达一百多万字。编修《金史》时，大多依据他的著作。又称刘祁撰写《归潜志》，其中关于金朝末年事情的记载，多有足以取信之处。这样相承编纂著述，又并不缺少人。而且考察托克托等人的《进书表》，其中称张柔在他们之前编纂《金史》，王鹗在他们之后辑录金朝事迹。因此，关于编修此书的诏命，早在谋划搜集遗文时就已经提出；延祐年间再次提出，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天历年间推行，也没有最终完成。可见元人在这部书上经营已久，与仓促完成的宋、辽二史不同。所以它首尾完备严密，体例条例整齐，简约却不疏略，内容丰富却不芜杂，在三部《史书》中独为最好。例如把《世纪》列在卷首，又把景宣帝、睿宗、显宗列入《世纪补》，就是斟酌采用《魏书》的体例。《历志》采用赵知微的《大明历》，同时考察浑象的存废。

译《礼志》则采录韩企先等人的《大金集礼》，同时涉及各种杂仪的等级节文。《河渠志》详细记载二十五埽。《百官志》开头叙述建国时的各类官职。这些都能探究根本，具有条理。《食货志》根据物力微薄的情况，感叹金朝初期制定法令时不够谨慎。《选举志》借令史的正班，推论仕进制度后来的弊病。《交聘表》则历数宋人的三项过失，惋惜他们不知道据险固守、不能自我振作。这些都切中时局，寓意在于以往事作为殷鉴，显然具有良史的风格。只是其中《列传》颇多疏漏错乱。如杨朴辅佐太祖开创基业，见于《辽史》，却没有为他立传；晋王宗翰上书请求免罪，见于《北盟会编》；沈王宗弼临终留下的命令和处置安排，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些都关系国政，但本传没有记载。海陵失德的事情已经见于《本纪》，而各个宠妾的猥亵之事，又在《后妃传》中详细叙述。王伦奉命出使而被扣留，从未接受官职，却把他的传记列在《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然说《宋史》有他的传记，事迹也见于《宗翰》等人的传记，却又引用《本纪》的文字，列在《刘豫传》之前。这些都违背了体例。至于昌本向南逃走、施宜生泄露谋划、宇文虚中诽谤讥刺等事，传闻各不相同，也都没有能够考核确定。这也是因为只依据实录，没有时间旁考其他书籍。然而《宋史》记载两国战事，多采集宋人的记载，难免有浮夸之辞。例如采石之战，当时海陵的士卒听说大定改元，离心离德而自行溃散，虞允文却把这说成自己的功劳，实在不是事实。本书所记，唯独得到了真实情况。泰和以后的诸位大臣传记，尤其能够详尽叙述事情的实情，大概是因为元好问等人亲眼见过，和来自传闻的不同说法不一样。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缺文，大概是明代监版脱漏造成的错误。如今用内府收藏的元版校订补足，仍然成为完整的书。△《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代宋濂等奉敕撰写。洪武二年，获得元代十三朝《实录》，于是下令修撰《元史》，任命宋濂和王祎为总裁。二月，在天宁寺开设史局。八月，书编成，但顺帝一朝的史料仍未完备。于是又命儒士欧阳佑等人前往北平采集遗事。第二年二月，下诏重新开设史局，经过六个月，书编成。全书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刚颁行，就已经纷纷出现许多私下议论。到了后来相继考证，错误漏洞更加明显。顾炎武《日知录》摘举其中《赵孟頫》等传，指出详细抄录前代所赠官职，仍照录墓志铭的文字，不知道删削。《河渠志》说耿参政，《祭祀志》说田司徒，引用案牍中的话，失于剪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说，它急于完成书稿，所以前后重复出现。于是列举一人有两传的情况，逐条说明篇目，认为这是仓促编纂、失于检查造成的弊病。然而《元史》的错杂并不在于完成得快，而在于开始修史过于仓促。以后世的情况来看，元人保存下来的著作，说部和文集至少有一二百种。用这些来订正史传时，常常可以看到抵牾之处，不能不责怪考订得不够严密。在当时看来，重新开设史局距离元朝灭亡不过二三年。后世所谓的古书，都是当时人的著作。那时有尚未写成的，有写了却没有完成的，有已经写成却没有刊出的，形势上不可能汇集众说、参照确定异同。考察徐一夔《始丰稿》，其中有一封《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说：“近代议论修史的人，没有比日历更重要的。日历是史书的根本。至于设置起居注，也专门以甲子作为编例，因为记事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元代却不是这样，既不设置日历，也不设置起居注，只在中书省设置时政科，派一名文学掾掌管，把事情交给史馆。等到一个朝代更替后，国史院只根据所交付的材料编修《实录》而已，对于史事确实非常疏略。幸好天历年间虞集仿照《六典》的方法，编纂《经世大典》，一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物大致齐备。因此，前一阶段修史时，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相互考查，才勉强完成书稿。至于顺帝二十六年的事情，既没有《实录》可依据，也没有可以参照考查的书，只能凭借采访来补足。我私下担心，事情未必核实，言辞未必妥当，首尾也未必贯通……” 这样看来，这部书的疏漏，在尚未开始起草以前，徐一夔已经预先知道了，并不能全都归咎于宋濂等人。只是事情的经过虽然难以一下子详细记载，体例却不难自行确定，错误和脱漏也不难自行校订。如今看这部书，三公和宰相分列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却又把《祭祀》《舆服》分成两志。《列传》先列《释老》，其次列《方技》，都不符合前代史书遗留下来的体例。又删去《艺文》一志，把相关内容收入《列传》中，于是没有立传的人，他们的著作全都无法考察，这尤其背离体例。又如《帝纪》，定宗以后、宪宗以前，缺载了三年，这未必是《实录》中竟然一件事也没有，显然是遗漏。至于《姚燧传》中叙述他论文的话，几乎无法理解。拿《元文类》来验证，原来是引用他的《送畅纯甫序》，却把其中问答的言辞相互调换，实在颠倒。这不能推说是因为没有书可供查检。这样看来，宋濂等人的过失，无法向后人对他们的议论作出解释。《解缙集》中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有错误，奉命改修等等。这件事发生在太祖末年，难道不是太祖也察觉它不够完善，所以才有这道命令吗？至于《历志》记载许衡、郭守敬的《历经》、李谦的《历议》，并且连同《庚午元历》从未颁行使用的情况也一并记载，用来考证它们的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的《河源考》，又采用朱思本所翻译的梵字图书，分条注在下方；《河渠志》记载北方水利时兼及卢沟河、御河，记载南方水利时兼及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且详细说明修缮和疏浚的方法，这些未尝不能作为考察古代的依据。读者参照其他书籍，取用其中的长处就可以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写。

译考察翻译词语和对照读音，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公羊传》所说的“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就是这个意思。翻译词语并解释它的名称和含义，自古以来也就是如此。《左传》所说楚人把乳称为“穀”，把虎称为“於菟”；《穀梁传》所说吴人把善称为“伊”，把稻称为“缓”，都是名号采用中国的说法，名称采用当地人的说法。有时只是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例如天竺写作捐笃、身毒、印度，乌桓写作乌丸。这正如中国文字偶尔通假借用，欧阳在汉碑中写作欧羊，包胥在《战国策》中写作勃苏一样。起初并不是根据字形的美丑来区别喜爱或憎恶。自从《魏书》把柔然改写为蠕蠕，用蠕动之类的意思相比附，就已经不合常理。《唐书》说回纥改称回鹘，是取其轻捷强健如鹘的意思，更是牵强附会。到了宋人武备不修，邻近敌国交相欺侮，力量又不能报复，于是只好在文字上小小地寻隙报复。他们又不懂翻译语言，竟用中国话去推求外邦的含义。例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被转写为吾祖，于是就说“吾祖”是“我的父亲”。萧鹧巴本来是蕃族名称，却拿它与曾淳甫作对，把“鹧巴”说成“鹑脯”，作为恶意的戏谑。这种积久相沿的习惯，不胜枚举。元代托克托等人编修宋、辽、金三部《史》，大多沿袭旧文，没有加以刊正。考察其编纂成书的时间，已经到了元末。当时像台哈布哈这样号称文士的人，现今流传的纳新《金台集》卷首有题写的篆字，他自己也署名“泰不华”，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讹误。大概是旧有习俗已经衰落，就连色目人中的诸多人也不太通晓本族语言，所以各史中的讹误才会层出不穷。到了明初，宋濂等人编修《元史》，八个月便告成，事迹遗漏很多，尚且难以一一列举。至于前代的译语，更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三部《史》中附载的《国语解》颠倒错乱、支离破碎，彼此如出一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我皇上圣明，天资超绝，贯通古今，洞悉各国文字，明察旧编的错误，特意命馆臣详细加以厘定，并且逐一亲自指示，务必求得真实。用索伦语订正《辽史》，共十卷：第一类是君主名，附载后妃、皇子、公主；第二类是宫卫，附载军名；第三类是部族，附载属国；第四类是地理；第五类是职官；第六类是人名；第七类是名物，共七门。用满洲语订正《金史》，共十二卷：第一类是君主名，附载后妃、皇子；第二类是部族；第三类是地理；第四类是职官，附载军名；第五类是姓氏；第六类是人名，附载名物，共六门。用蒙古语订正《元史》，共二十四卷：第一类是帝王名，附载后妃、皇子、公主；第二类是宫卫，附载军名；第三类是部族，附载国名；第四类是地理；第五类是职官；第六类是人名；第七类是名物，共七门。每一项都逐一注明名称的含义，详细说明字音。字音中有汉文没有的，就用两个或三个汉字合起来表示。分析细微幽隐之处，探究到了极其深奥的地步。即使是不懂翻译的人，只要寻绎训释中的明白之处，领会语音的转变，也会觉得条理清楚、很合心意，并且恍然明白旧史中的错误。大概自从《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问世，国语的精深奥妙便明白了；到了这部书问世，前史中的异同和得失也明白了。不仅宋、明两部《史》可以依据它来刊正讹误，就连《四库》所收书籍中凡涉及三朝的人名、地名、官名、物名，也都可以援引它来改正，使音义和训释全都得到真实。圣朝考订文字的典范，确实远远超越万代了。△《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本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写。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成书，上表进呈。全书有《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进表》中说：“仰望圣祖仁皇帝从金石中搜集图书，在山林间罗致年高有才德的人。开始从事编纂，放宽成书期限，大概康熙十八年才开始下诏修撰《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进入史馆编修。由于记载浩繁，异说分歧，必须接连相互考证，还不能立即确定。”又说：“我世宗宪皇帝再次申明慎重公正的旨意，详细记载讨论考订的功劳。当时臣等奉敕充任总裁官，率领一同编修的诸臣，开馆整理编排。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调流转，这部三百多卷的书才陆续随时完成。大概雍正二年下诏命诸臣继续完成此事，到这时才成书。”又说：“稿本虽然很多，彼此抵牾之处也相继出现。只有旧臣王鸿绪的《史稿》，经过名人三十年的用心编纂，进呈于宫中，颁发到秘阁。首尾大致完备，事实相当详尽。于是就以它编成此书，作为初稿。”大概康熙年间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只有《帝纪》没有完成，其余都已粗略编排，比各家所撰更为详备，所以依据他的稿本增删编成此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卷〕 其中各《志》完全遵循旧例，只略微改变体例的有两项：《历志》增加图表，因为历法产生于数，数产生于计算，算法中的句股、面、线，如今比古代精密，如果没有图，分寸便不能明白；《艺文志》只记载明人的著述，不收录前史已经著录的书籍。这一体例开始于宋孝王的《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在《史通》中又反复申明，从义理上说是恰当的。唐代以来不能实行，现在采用了它。《表》沿用旧例的有四种，即《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创新的体例有一种，即《七卿》。这是因为废除左右丞相，把他们的政务分给六部，而都察院负责纠察审核百官，职责也很重要，所以合在一起成为七卿。《列传》沿用旧例的有十三类，创新的有三类，即《阉党》《流贼》《土司》。宦官之祸，汉、唐以来虽都有，但士大夫趋附权势、依附权贵，只有明代人最多，其流毒天下也最为惨烈。因此另立一传，是为了揭示明朝乱亡的根源，不只是表示应受斧钺诛戮。闯、献二寇导致明朝灭亡，剿灭和招抚措施的失误，足以作为鲜明的鉴戒，他们不是其他小股盗贼所能相比，也不是割据的群雄所能相比，所以另立一传。至于土司，就是古代所谓的羁縻州，既不完全属于内地，也不完全属于外部，容易产生嫌隙，大体上多设置于元代，到明代逐渐滋蔓。控制驾驭它们的方法，与治理百姓不同，也与防御敌国不同，所以自成一类。至于甲申年以后，仍然续载福王的年号。

译乙酉年以后，又兼载唐王、桂王所属诸臣。这是因为书籍颁行以后，宣示诏令，特意命令改增。圣人大公至正的心意，上可洞察日月星辰，下可照耀万代，尤其是自有史籍以来从未有过、从未见过的事。──以上“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按：注释各史的书籍，都分别归入各自的类别。只有《班马异同》附在《汉书》之后，因为有了《汉书》以后才考订到《史记》，这是由《汉书》一书而作的。《两汉刊误补遗》附在《后汉书》之后，是因为后代的书先见到，而前代的书还没有见到。至于茅国缙、蒋之翘所作的《晋书》，删改了原文；《宋史新编》一类，不是原来的史书；《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也增加了原书以外的内容。像这一类的书，就都归入《别史》。） ○正史类存目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为宋代洪遵撰。洪遵字景严，鄱阳人，是洪皓的次子，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谥号文安，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收在曹溶的《学海类编》中。书前有《自序》，说自己亲手抄录司马迁《史记》一部，将杨恽、褚少孙等补写的十篇全部删去，又删去各篇中增添的文字，把自己校定的内容录在下方。这就是该书前面的凡例。考察各家目录，都没有记载洪遵有这部书。各家谈论史学的著作，如《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在世上显著流传。自宋代以来，也从来没有人引用过这个本子。现在看它所作的刊正，并非全无道理。但它说得到了司马迁藏在名山中的真本，把它与今本核对异同，知道哪些是杨恽增补的，哪些是褚少孙补写的，那么三洪都是读书人，绝不会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从汉代到宋代，还会有司马迁的真本藏在山中，而洪遵忽然得到它吗？它是明代末年妄人假托洪遵之名伪造的，几乎毫无疑问。况且既然称作《凡例》，却说某篇相同、某篇不同，某篇从某处到某处删去若干句，某篇某句之下删去若干字，简直把全书都列入凡例之中，使人只要按照凡例删改，就能得到所谓真本，不必再有完整的全书了。这尤其是伪造此书的一个证据。△《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代郝敬撰。郝敬有《周易正解》，已经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郝敬有《山草堂集》，但不知道卷数，也没有见到全本。这是其文集中外篇的第十八种。它取《史记疑义》略加考订和训释，但多有主观臆造。例如《殷本纪》说西伯讨伐饥国，大概“黎”和“饥”是古字通假，于是说《尚书》写作“伐黎”，黎是饥饿的样子。《尚书》说：“黎民阻饥，因为百姓失去养育而怜悯并讨伐他。”既然如此，“黎民于变时雍”又应当怎么解释？又如《周本纪》把轻吕之剑说成就是赤刀，把龙漦说成就是龙溺；《项羽本纪》把楚歌说成激楚之音。这些都毫无根据，不值得相信。△《史诠》五卷（内府藏本） 明代程一枝撰。程一枝字巢父，休宁人。这部书专门解释《史记》的字句，校勘考证各个版本，很有一些发明。只是夹杂了当时人的评论，很像乡塾中鄙陋的本子。体例也有过于拘泥的地方，例如想依据《荀子》《乐记》删改《礼书》《乐书》之类，都不能据此作为定论。△《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代倪思撰，刘辰翁评论。刘辰翁字会孟，庐陵人。景定壬戌年参加廷试对策，触犯贾似道，被置于丙第，于是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掌管濂溪书院。后来被召入史馆，以及授任太常博士，他都没有就职。宋亡以后隐居到死。他的文集散佚，只保存有《四景诗》和《须溪记钞》，大概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遗篇，才略微整理成卷。只是他所评论的那些书还在流传，这部书也是其中之一。刘辰翁的人品相当高洁，但文章多涉及偏僻艰涩之处。他评论古书，尤其喜欢写纤巧诡异、新奇颖异的言辞，实际上在数百年前就预先开创了明末竟陵派的风格。这部书依据文义评论得失，还比较切实。然而对于明显人人都能看出的地方，往往反复赘述；对于删改文字中的微妙意旨，却很少有所发明。倪思的原书，本来是比较《史记》和《汉书》文字的异同；刘辰翁的评论，却多涉及史事的是非，大体凭主观意旨裁断，没有考证。既不是评论文章，也不是评论古代史事，未免两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杨士奇《跋》认为它精妙至极，言过其实了。旧时没有单独刊刻，只是附在倪思的书后流行。但究竟是用刘辰翁的书扰乱了倪思的书，所以有人怀疑《班马异同》就是刘辰翁所作。（详细内容见《班马异同》条下。）现在分别著录，使两部书不相混淆。△《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许相卿编。许相卿字台仲，海宁人，正德丁丑年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根据倪思的原本稍加厘订，改题为现在这个书名。《陈胜》《英布》两传，倪思的书偶然遗漏，这里补缀了缺失的部分。又如《卫青霍去病传》附录的诸将，在《汉书》中另立传记；与《史记》文字不相重复的部分，倪思的书删去了，这里都拾取补录。其先后次序改依司马贞《索隐》，也稍微调整了编排。然而增加的内容不到百分之一。只是倪思的书把《史记》写得大字，把《汉书》写得小字，文字彼此相连，仅以字形的宽窄来区分，很容易混淆；而且字旁的钩勒，传抄时尤其容易发生讹误。许相卿改变了它的体例。《史记》和《汉书》相同的文字直接写在同一行中，不同的文字分行夹注。凡是《史记》有而《汉书》没有的，偏列在右边；《汉书》有而《史记》没有的，偏列在左边。条理清楚，胜过倪思的书。所列评论，也根据刘辰翁的本子略加删改，颇不如旧文。旧文都标在书页开头，许相卿考虑到便于阅览，有时把它移到句子旁边，就像批点评点时文的体例。反而参差错杂，难以观看，未免是不善于变通了。△《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杨陆荣撰。杨陆荣有《易互》，已经著录。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多仿效《春秋》的书法，自称其中褒贬是非的旨意不违背圣人。然而褒贬谨严，事迹有时就被略去，所以重复、错漏之处也不免发生。吴缜撰《五代史纂误》，颇多纠正其中的讹误。吴缜的书很早就散佚了，只有《永乐大典》中还保存大概内容。现在奉诏编纂，才重新排比成书。杨陆荣这部书成于康熙庚子年，大概没有见过吴缜的书，所以凭自己的考索，摘举其中疏漏错误之处。例如《梁太祖本纪》说洹水之战擒获李克用的儿子落落，但《家人传》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唐昭宗遭难以后，没有记载拥立昭宣帝，那么《纪》中前后所说的天子就无法辨别。《晋出帝纪》说马全节在榆林交战，两军都溃败，却不知道其中一军是谁，而且与附录所记载的榆林之战完全不相合。瀛州之战，正文记载梁汉璋战败、王清战死，附录却记载汉璋战死而不提王清。《唐太祖兄弟传》记载太祖有四个弟弟：克让、克修、克恭、克宁；但《李嗣昭传》中却有太祖的弟弟克柔。《唐庄宗诸子传》说有五个儿子：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峣；但《刘后传》中又多出一个幼子满喜。《晋出帝家人传》遗漏了延煦的母亲楚国夫人丁氏，但《张延泽传》中却有记载。《汉隐帝家人传》遗漏了耿夫人，但《杨邠传》中却有记载。《王景仁传》把朗王王存的儿子友宁说成梁太祖的儿子。《罗绍威传》把哥哥守文写成弟弟守文。《白再荣传》说李崧、和凝留守镇州时，契丹已经北归，不应说他们随契丹停留。《安重荣传》说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刺史，不应说他突然获得富贵。《刘昫传》不应遗漏他修撰《唐书》的事。这些考订颇有可取之处。但其余内容不过是争论文字的繁简，评论升降进退是否恰当，琐碎列举细小事情，往往并不妥当。大体上只是根据本书内部相互校勘。所引用的其他书只有茅坤《五代史钞评》一条，除此之外再没有旁证。△《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项梦原撰。项梦原字希宪，秀水人，万历己未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管河张秋。这部书是他阅读《宋史》时随手摘录的笔记，又把从其他书中看到的可以参考的材料附在后面。间或加以评论判断，也非常少。大概当时被强行付梓印刷，用来充作书帕本，并不是有意著述。──以上“正史类”七部、八十五卷，都附在《存目》中。（按：凡是考订、注释一个朝代史书的人，虽然工拙各有不同，但如果不能通晓全书，就不能加以评论著述。这不同于语录一类的书，人人都可以编成。因此撰述者不多，就连列入存目的书也寥寥可数。）

译卷四十七 史部三 ○编年类司马迁把编年体改成了纪传体。荀悦又把纪传体改成了编年体。刘知几深通史学体例，而《史通》分叙六家，概括归入二体，那么编年体、纪传体都属于正史。之所以不把编年体列入正史，是因为班固、司马迁开创旧有体制以后，历代相继撰作；编年体却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不能使各时代连续相接，所以暂且把它放在这里，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仍然搜集散佚的编年史书，排在正史之后，使它们能够相互补充流传。《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门，著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记载二十九部，连同《实录》共四十一部。《新唐书》记载二十九部。保存到今天的，只有《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传》虽然按年月编排，却类似小说传记，不能作为可信的正史。实际上只是温大雅这一部书保存下来，不能单独成为一类。考察它的体例，也属于编年体。现在把两部合并为一类，仍然是仿照《旧唐书》把《实录》附在《起居注》之后的意思。△《竹书纪年》二卷（内府藏本） 按《晋书·束晳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县人挖掘魏襄王的墓，得到古书七十五篇。其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现今流行的本子题作沈约注，也与《隋书·经籍志》记载相符。顾炎武的考证学问最为精密，他所作《日知录》中，常常引用它作为依据。然而反复推究考察，似乎并不是汲冢出土的原书。考察平王东迁以后，书中只记载晋国的事情；三家分晋以后，只记载魏国的事情。这是魏国承接晋国史书的明证。然而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记，清楚地见于《左传》；孔子称赵盾依法承受恶名，由此足以知道史文没有被改动。可是今本所记，仍说是赵穿替赵盾掩盖了狱案，这就不是晋国史书的旧文了。《束晳传》说，《竹书》中夏代的年代多于殷代，益谋求启的君位，启杀了益。今本都没有这些文字。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一句时，引用服虔的说法，认为“携王”是伯服；《正义》又引用束晳的说法，认为是伯盘。今本却有余臣的说法。假如《竹书》原书本来有这段文字，服虔、束晳二人不应都没有见过，因此今本不是束晳、杜预所见的本子。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用《纪年》七条。用今本核对，相同的只有三条。郭璞明称《纪年》，而今本把其中三条放在注文中；郭璞当时不应当先有这部注文。而且三条被合并为一条，文字也不相连。其中“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乌<谷甹>人”一条，今本没有。因此今本不是郭璞所见的本子。《隋书·经籍志》说：《纪年》都采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作为岁首。今本自进入春秋以后，时日月份都与经书相同，完全采用周正，因此不是隋代所见的本子。《水经注》引用《竹书》七十六条，全都用晋国年号纪年，就像《春秋》是鲁国史书一样。而今本把晋国的年份都附列在周王年份之下。又如所引用的“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以及“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等条，今本全都没有。其他年月也多有错乱不同，因此不是郦道元所见的本子。《史通》引用《竹书》说“文王杀季历”，今本却写作“文丁”。又引用《竹书》说“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写作王子多父接受命令迁居洛邑，时间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成为郑公是在幽王二年，二处都没有说他是厉王的儿子，因此不是刘知几所见的本子。《文选注》引用《竹书》五条，现在只有“太甲杀伊尹”一条还存在，因此不是李善所见的本子。《开元占经》引用《竹书》四条，今本全都没有，因此不是瞿昙悉达所见的本子。《史记索隐》引用《竹书》说，晋出公二十三年逃奔楚国，于是拥立昭公的孙子，称为敬公。今本写作“出公薨”。又引用秦国与卫国在岸门交战、惠王后元十一年在平阿与齐国会盟、十三年在甄与齐国会盟、齐桓公的君母、齐宣王的王后、宋国易成肝废黜国君而自立、楮里疾包围蒲城等七条，今本全都没有，因此不是司马贞所见的本子。《穀梁传疏》引用《竹书纪年》周昭王乘胶舟的事情，用来驳斥《吕氏春秋》。今本只说“王陟”，没有乘胶舟的事情，因此不是杨士勋所见的本子。《元丰九域志》引用《竹书》“阴司马在武垣击败燕公子翌”一条，今本也没有，因此不是王存所见的本子。《路史》引用《竹书》说周武王享年五十四岁，用来辨明武王并非享年九十三岁。今本却写作九十三岁。又在注文中引用《竹书》夏后不降在位六十九年，用来证明《世纪》所记五十九年的不同。今本却也写作五十九年。《路史》又引用梁惠成王八年赤鞞降骨雨，注文又引用夏桀末年社坛裂开的事情，今本都没有。因此不是罗泌、罗苹所见的本子。《战国策注》引用《竹书》魏国救援中山、堵塞集胥口的事情，今本没有。因此不是鲍彪所见的本子。《广川书跋》引用《竹书》秦穆公十一年攻取灵邱，今本没有，因此不是董逌所见的本子。虽然用其他材料考证，往往与《竹书》相合；但是《允征》中“辰弗集于房”以及《说命》中“旧学于甘盘”等说法，都出自梅赜的《古文尚书》。这些内容在西晋以后才出现，不应当早已见于《竹书》。难道也是明代人抄合各种书籍编成的，类似《十六国春秋》一类吗？看它把春秋纪年同夏正合在一起，显然是胡传盛行以后编成的书。《沈约注》之外，又有用小字夹在正文行间的注文，不知道是谁写的。其中“殷小庚”一条说，沈约考察《史记》写作太庚，那么这也应当是沈约的说法。考察《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才开始设置海州，隋炀帝时才开始设置卫县。然而注文在“舜在鸣条”一条下称今为海州，在“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下称今为顿邱卫县，这就不是沈约的话了。又它所作的注释只有五帝、三王最为详细，其他都很简略；而五帝、三王的内容又全部抄自《宋书·符瑞志》的文字。沈约不应当既把这些写入史书，又一字不改地移来作为这部书的注文。因此，这些注文也是假托的。从明代以来，它流传已经很久，姑且记录下来，以备一种说法。它是伪作这一点，终究无法掩饰。△《竹书统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译本朝徐文靖撰写。徐文靖有《禹贡会笺》，已经著录。这部书大概是在孙之騄考订《竹书》以后写成的，也因袭伪造的《沈约注》来进行引证和推演阐发。开头仿照司马贞补写《史记》的体例，撰作《伏羲神农纪年》，题名为《前编》，并亲自作注。书中多依据毛渐伪造的《三坟》，在考订辨正方面很有失误。其次是《杂述》，叙述《竹书》的源流，都不计入卷数。所谓“笺”，则仿照各经注疏的体例，在每条之下加以阐明。大概徐文靖误把《纪年》当作原书，又误以为它的注文确实出自沈约，所以自称为“笺”，就像郑玄为毛苌作笺一样。不过，他所引用的各种书都注明了出处，比孙之騄更为切实；考订地理、订正世系，也比孙之騄更加详细清楚。例如坊间本在外丙元年以后，错误地接上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接着又写“二年陟”。这大概是旧本颠倒了一页，重刻者于是照旧保留了下来。陈仁锡撰写《四书考》，于是据此对其中的异同加以驳难。徐文靖依据《殷本纪》进行排比，知道其中有脱漏和错误，这一点也比孙之騄考订得更为周密。△《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东汉荀悦撰写。荀悦，字仲豫，颍阴人，汉献帝时任秘书监、侍中，《后汉书》把他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荀淑传》之后。书中称献帝喜好典籍，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命令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撰写《汉纪》三十篇。它的文字简约而记事详细，议论辨析多有可取之处。张璠《汉记》也称它能因事说明善恶，形成典雅扼要的体制，在世上广泛流传。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把荀悦的书列为《左传家》的首部；《二体篇》又称历代都把它视为珍宝，其地位超过本传。班固、荀悦的两种体例，彼此角力争先，刘知几对它的推重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唐人考选士人时，把荀悦的《汉纪》同《史记》《汉书》列为一科。《文献通考》记载宋代李焘《跋》说：荀悦撰写这部《纪》，固然没有超出班固《汉书》，但有时也有所删削润色；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班固《汉书》都没有记载。又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记载太上皇的事情以及五凤年间举行郊祀泰畤的月份，大体都舍弃班固《汉书》而采用荀悦《汉纪》。这是因为荀悦修撰《纪》时，班固《汉书》的原本还没有发生讹误。又说其中“君兰”与“君简”、“端”与“瑞”、“兴”与“誉”、“宽”与“竟”等字，和《汉书》不同，先儒都把两种写法一并保存。王铚撰写《两汉纪后序》，也称荀悦、袁宏的两部《纪》，对于朝廷纲纪、礼乐刑政、治乱成败、忠邪是非等关键问题，都着意指陈论述；反复辨析，通达明白，条理流畅，既能启发告诫当代，又能留下无穷的训诫。因此宋人也非常重视这部书。其中如壶关三老茂，《汉书》没有记他的姓，荀悦的书说他姓令狐；朱云请求皇帝赐予上方剑，《汉书》写作斩马，荀悦的书却写作断马。以唐代张渭诗中“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这句来证明，便知道《汉书》的字有错误。用来作为考证依据的材料也不止一种。近来顾炎武《日知录》只采用其中宣帝赐给陈遂玺书一条，以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的诏书一条，能够订正《汉书》三四个字。至于其他地方，他却认为叙事索然无味，偶尔还有首尾不完整之处；遇到稍有不同的地方，也都以班固《汉书》为正确，未免抑扬失当。他又说：“记载王莽的事情，从始建国元年以后，就称其二年、其三年，一直到其十五年，用来区别于正统，并完全隐去天凤、地皇的年号，等等。”这段话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但他不说“尽削”，而说“尽没”，似乎反而嫌荀书过于疏略。他不知道班固《汉书》中，王莽自有本传，当然可以记载他的伪年号；荀书是以汉朝为系属来编年，难道可以采用王莽的纪元吗？这也不是确切的论断，不足以作为指责荀悦的理由。这部书据李焘《跋》考察，早在天圣年间就已经没有善本。明代黄姬水刊刻的本子也间有讹误。康熙年间，襄平人蒋国祥、蒋国祚把它同袁宏《后汉纪》合刻，后面附有《两汉纪字句异同考》一卷。现在用它来相互参校，比旧本稍微完善一些。△《后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晋代袁宏撰写。袁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年官至东阳太守，事迹详见《晋书·文苑传》。这部书前面有袁宏的《自序》，称自己曾读《后汉书》，觉得其中烦琐污杂、杂乱无章，于是利用闲暇时间，编撰成《后汉纪》。他所汇集的材料有《汉纪》（按：这里的《汉纪》大概是指涉及东汉初年事情的荀悦之书，不是张璠的书）、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各部《耆旧先贤传》，总计数百卷。前代史书有缺漏，大多次序不当；文字错谬、记载异同，又有谁来订正呢？他经营八年，疲惫而仍不能定稿，书却颇有流传。后来开始见到张璠所撰的书，发现其中关于汉末的事情较为详细，于是又加以探究补充，等等。大体上是以《汉纪》为准。考察《隋书·经籍志》，记载张璠的书三十卷，如今已经散佚；只有《三国志注》和《后汉书注》中偶尔引用几条。现在把它同这部书相互考校，张璠《汉记》中有而这部书没有的地方很多；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多有删改，两书各有详略。

译例如张璠《汉记》说：“卢芳，安定人，属国的数十名夷人在参蛮反叛，卢芳跟随他们，假称姓刘。”这部书则写作：“刘芳，安定三川人，本来姓卢。王莽末年，天下人都思念汉朝，刘芳因此假称是汉武帝的后代，改名换姓为刘文伯。等到王莽败亡，刘芳同三川属国的羌人、胡人在北部边地起兵。”以及朱穆议论梁冀池中舟船倾覆、吴祐劝谏父亲抄写书信的事情，都比张璠《汉记》记得详细。张璠《汉记》说，明德马皇后不喜欢出游，从未到窗前观看；这部书则写作她生性不喜欢出入游观。张璠《汉记》说，杨秉曾说：“我有三件不受迷惑的事：酒、色、财，天下人因此认为我是名公。”这部书删去了下一句。又如叙述王龚和薛勤丧妻的事情，张璠《汉记》先叙王龚，随后追叙薛勤；这部书则先叙薛勤，后叙王龚。叙述吕布兵败、劝王允一同逃走的事情，张璠《汉记》安排在长安陷落时，这部书则追叙于后面；两书也颇有调换次序的地方。考察它的文义，都是这部书更为优长。它的体例虽仿效荀悦的书，但荀悦的书是依据班固的旧文剪裁联缀而成；这部书则自行取舍，体现作者的鉴别裁断，因而又比荀悦的书更难写。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说：“世人谈论汉朝中兴，作史的只有袁宏、范晔两家，可以同蔚宗相匹配。这并不是过分的赞美。” △《元经》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隋代王通撰写。唐代薛收续作，并为它作传。宋代阮逸作注。这部书始于晋太熙元年，终于隋开皇九年，共九卷，称为王通的原书；最后一卷从隋开皇十年到唐武德元年，称为薛收续作。晁公武《读书志》说：“考察《崇文总目》没有这部书的书目，怀疑是阮逸假托而作。”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河汾王氏的各种书，除了《中说》以外，都是唐代《艺文志》没有记载的。它的传记出自阮逸，有人说这些都是阮逸伪造的。”唐高祖谥号神尧，名讳为渊；他的祖父景皇名讳为虎，所以《晋书》中的戴渊、石虎都因避讳而以字行世。薛收是唐代人，在传记中称戴若思、石季龙是合适的。《元经》作于隋大业四年，却也写作若思，为什么呢？现在考察这部书，晋成帝咸和八年记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康帝建元元年，记石虎侵犯张骏。张公庭就是张骏的字，还可以说称名称字在体例上本来可以通用。至于康宁三年把“神虎门”写成“神兽门”，则明显是抄袭《晋书》，更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而且在周大定元年，竟直接记载杨坚辅政。王通生于隋代，即使妄自以圣人自居，又怎么敢这样悖乱呢？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薳《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都说阮逸作了这部书，曾经拿稿本给苏洵看。何薳和邵博的说法未必可以知道真伪，但陈师道是笃实守行的君子，绝不会妄说，他所记载的事情想来不会是假的。阮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宋史·胡瑗传》记载，景祐初年重新制定雅乐，和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订钟律的，就是这个人。王巩《甲申杂记》又记载他所作的诗，有“易立太山石，难芳上林柳”句，因被仇家告发，最终流徙而死；他一生喜欢伪造书籍，这部书只是其中之一。《文献通考》记载这部书十五卷，这个本子只有十卷；自魏太和以后，往往几十年不记一件事，大概又不是阮逸伪本的完整本子。到了明代邓伯羔《艺彀》，又称这部书是关朗所作。关朗是北魏孝文帝时的人，怎么能够记载隋开皇九年的事情？或许是因为宋人记载《关朗易传》和这部书都出自阮逸，偶然误记了吧。这部书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因它自宋代以来流传已久，姑且记录保存下来。同时参考各种说法，附带把它的假托情况订正如下。△《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代温大雅撰写。温大雅，字彦宠，并州祁人，官至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事迹详见《唐书》本传。这部书在《唐志》《宋志》中都作三卷，只有《文献通考》作五卷。这个本子上卷记载举起义旗到发引四十八天的事情，中卷记载从太原起兵到京城一百二十六天的事情，下卷记载从摄政到即真一百八十三天的事情。与《书录解题》所说记载三百五十七天事情的说法，数目相符。全书首尾完整，没有散失缺漏，不应当再有两卷。《通考》大概是把“三”误写成“五”。温大雅本传称，高祖起兵后，任命他为记室参军，掌管文书檄文；那么这部书是根据亲闻亲见写成的，所记应当真实。现在把它同《高祖本纪》比较，例如刘仁恭被突厥打败、隋炀帝把高祖拘系在驿舍等事。这部书称高祖侧耳对秦王说：“隋朝的国运将要 समाप्त，我家将承受符命。之所以没有早早起兵，是因为你们兄弟还没有聚集。如今遭遇羑里之厄，你们兄弟必须会合盟津的军队。”这样看来，起兵是由高祖决定的；而《本纪》却说举事是由秦王发动的。此外，这部书记载隋少帝在夏四月下诏说：“如今遵循旧例，退居到原来的府邸。”可是《本纪》却把这件事系于五月戊午日。像这一类情况，彼此颇多抵牾。书中所说的大郎就是李建成，二郎就是太宗，对于太宗却没有特别表彰。胡震亨《跋》说，大概在执笔记载时，李建成正是太子，所以凡是说到结交贤能豪杰、攻取城邑，必定和太宗并称，大概确实如此吧。或者是贞观十七年敬播、房玄龄、许敬宗等人修撰《高祖实录》时，想把创业的功劳全归于太宗，因此不能不有所润饰吧。从大雅所避讳的事情来看，他只避讳宫婢私下侍奉高祖这一件事罢了。至于称臣于突厥，则因为不用“书”而用“启”，用含混的措辞加以隐讳。对于炀帝命令高祖担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一事，书中记载高祖私下庆幸有此行，认为这是上天授予的机会。对于炀帝命令高祖攻打突厥一事，书中又记载高祖私下对人说：“上天大概将要把天下交给我了。”这些都只是根据事实直书，没有加以粉饰。那么，凡是与唐史不同的地方，也许反而是这部书接近《实录》，仍然不能断定。△《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司马光撰写，元代胡三省作音注。司马光在治平二年接受诏命撰写《通鉴》，到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日写成并上奏，共历十九年才完成。司马光《进表》说，自己的精力全耗费在这部书上。他所采用的史书，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达三百二十二种。他的残稿存放在洛阳的，至今还装满了两间屋子。这当然不是可以同搜集残缺零散资料相比的。协助他修书的人，《史记》和前《后汉书》部分是刘攽负责，三国和南北朝部分是刘恕负责，唐、五代部分是范祖禹负责。这些人也都是博通经学的大学者，并非空谈性命之学的一类人。因此，这部书搜罗广博，体例宏大而思想精密，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至于名物训诂，内容浩繁深奥，也不是学识浅薄的人所能通晓的。司马光的门人刘安世曾撰《音义》十卷，世上已经失传。南渡以后，作注的人纷纷出现，但错误反而更加严重。到了胡三省，才汇合群书，订正错误，补足遗漏，形成这部注本。元代袁桷《清容集》所载前友人的《渊源录》说，胡三省是天台人，宝祐年间进士，贾似道曾聘他入馆。胡三省解释《通鉴》三十年，因战乱而三次遗失稿本。乙酉年，他留在袁氏家塾中，每天亲手抄写《定注》。己丑年盗寇兴起，他把书藏在地窖中，因而得以保全。考察胡三省《自序》，他说乙酉年完成编校，和袁桷所记正相符合。只是袁桷称为《定注》，而今本题作《音注》，疑心是胡三省本人后来改的。胡三省又说，起初依照《经典释文》的体例，作成广注九十七卷。后来遗失了这部书，又重新作注。开始时把《考异》和所作的注释分散编入《通鉴》各篇文字之下。历法、天文则按照《目录》中所记载的内容附在后面作注。现在这个本子只有《考异》分散在各篇文字之下，《目录》中所载的历法、天文，书中却一条注释也没有。大概是后人删削了，或者胡三省有这样的打算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吧。《通鉴》文字繁多、义理广博，最难贯通。胡三省所作的解释，对于天象纬候的推测、地形和建置、制度沿革等重大方面，极其完备。所以《唐纪》开元十二年的注中说：“温公撰写《通鉴》，不只是记载治乱的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其详细。读者如同饮河的老鼠，各自按自己的容量取用。”这大概就是说明他撰书的主旨所在，并且在这里特别说明其大要，可以说是能够看出全书的大体了。至于《通鉴》中有时略有抵牾，也一定明确写出其中的原因。例如《周显王纪》“秦大良造伐魏”一条的注说：“大良造下面应当有‘卫鞅’二字。”《唐代宗纪》“董晋使回纥”一条的注说：“这是韩愈为董晋所作的行状中的说法，其中可能有过分赞美。”又如“严武三镇剑南”一条的注说：“严武只两次镇守剑南，大概是因为杜甫诗中的话而造成错误。”《唐穆宗纪》“册回鹘嗣君”一条的注说：“按照《通鉴》的体例，回鹘新可汗从来没有称作嗣君。”《文宗纪》“郑注代杜悰镇凤翔”一条的注说：“如上卷所记，杜悰镇守忠武，并不在凤翔。”凡是这类地方，都能参照考证，明确说明，而不牵强附会来求得表面一致，深深掌握了作注的体例。与尹起莘《纲目发明》那种一味附和、回护，像奸臣和谄媚之徒所做的事情相比，其用心是公是私、学术是真是伪，差别尤其如同九牛身上的一根毛那样悬殊。虽然征引搜集已经很广，仍免不了偶有检校疏漏。例如景延广的姓名、出师表中败军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贼”的话、沈怀珍的军队渡过洋水、阿那瑰奔赴下口、乌丸轨和宇文孝伯的误句，以及周太祖诏书把“今兄”写作“令兄”等，顾炎武《日知录》都曾指出其中的错误。近来陈景云也摘出地理方面的讹误，作《举正》数十条。然而一部二三百卷的书，错误仅仅止于这些地方，那么它整体上的精密程度，就更加可以由此概略看出了。黄溥《简籍遗闻》说，这部书在元末刊刻于临海，洪武初年朝廷取其刻版收藏在南京国学。它受到后世重视，当然不是偶然的。△《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代胡三省撰写。《通鉴释文》原本是南宋时蜀地人史炤所作，浅陋得特别厉害。当时又有海陵刊刻的释文，称为司马康本。还有蜀地广都费氏进修堂刊行的《通鉴》，也把这部注附在书中，世人称为“龙爪通鉴”。这些本子看起来都比史炤本略好一些，实际上却彼此沿袭抄用。胡三省既然自己作了《通鉴音注》，又认为司马康释文是伪托之作，而史炤所作的错误又代代相传，恐怕会使后学产生疑惑和误解，于是写了这部书来刊正它们。每一条都先列出史炤的错误；海陵本、龙爪本和史炤本相同的地方，就分列注在下面。已经在这部书中出现的内容，《音注》中便不再重复说明。不过，像《唐德宗纪》韩旻出骆驿一条，《音注》说：“史炤认为是骆谷关的驿站。我考察，韩旻如果经过骆谷关驿站，那么就已经通往奉天以西南的方向了。史炤的说法不对。”这一类随着正文随时考证订正的内容，也没有全部收入《辨误》。大概是因为两部书本来就是相互辅助而行，所以各有详略，以便彼此互相考证。这部书援引的材料精确可靠，对读史的人很有启发帮助。它所说的音训之学，要根据文字来理解意义，各有恰当之处，不可以拘泥于某一个方面。又说，晋、宋、齐、梁、陈的疆域，不能用来解释唐代的疆域。他的话确实足以成为千古以来作注的准则，而且并不只是针对史炤一个人说的。△《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写。陈景云的籍贯已经附在《三国辨误》一条下说明。这部书都是考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的错误，共六十三条。其中订正地理问题的居多，颇为精确可靠。但是，例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门监”一条的注，把夷门说成大梁的北门，却不知道《史记·信陵君传》原文作东门。

译又如隋炀帝大业元年“奇章公牛弘”一条的注，只引用《隋书》《新唐书》写作“其章县”，却不知道《旧唐书》原文作“奇章”，说这是因为县城东八里的奇章山而得名。又如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的隧乡，名称见于《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虵邱县条下；唐高祖武德三年的溱州，见于《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及《地理志》汝南郡条下；后晋高祖天福四年的康化军，见于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可是这些地方的注都说无从考查。像这类情况，尚未全部列举。考证此书后面附载王峻所作《景云墓志》，说陈景云作《通鉴胡注举正》十卷。他的儿子黄中在卷末所作的《跋》也说，这部书原来是十卷，经过屋漏鼠咬，只剩下十分之一。那么，这部编本就是残缺的稿本，其中遗漏很多，也就不奇怪了。总之，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些条目，也并不是没有考据参考价值。△《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王应麟撰写。王应麟有《周易郑氏注》，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通鉴》所记载的地名，其异同和沿革最为纷繁，而险要关塞所在之处及其设置的得失，也足以成为国家成败的鉴戒，于是分别列出条目，整理编成此书。开头是《历代州域》，其次是《历代都邑》，再次是《十道山川》《历代形势》，最后是《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此书原本十四卷。《宋史》本传作十六卷，疑心是传刻造成的错误。其中征引的材料极其广博，考核明确；至于叙述历代分裂割据、战争攻伐的情况，尤其都能一一把握要领，在史学方面功劳最大。原书没有《序》，后人把书后王应麟的《自跋》移到前面作为序。文中所说的“上章执徐橘壮之月”，就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当时南宋灭亡已经三年，大概是采用陶潜只书甲子的含义。书中把“梓慎”写作“梓谨”，也同样是为了避宋讳。△《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这部书在元丰七年和《通鉴》一起上奏。高似孙《纬略》记载：“司马光编纂《通鉴》，有一件事采用三四处出处的材料汇编而成。”《文献通考》记载：“司马康所述，采用了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人的著作，以及李延寿的书和《太清记》《唐历》之类的书。” 洪迈《容斋随笔》所摘录的，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等等。这不过偶然举出其中若干种，并不止这些。其中传闻不同，稗官野史本来就喜欢编造虚假之言，正史也不全是实录。司马光选择可信的材料加以采用，又参考各书的异同，另作此书，辨析考证错误，以消除后来的疑惑。从前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为它作注，详细引用各书彼此错杂的文字，加以折衷而归于一个正确的说法。这个方法最好，而修史的人还没有自己另撰一书，明确说明取舍原因的，有这种做法，确实是从司马光开始的。后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沿用了这个意义。虽然它们把考辨内容分散附在各条之下，体例略有不同，但考订得失却是一样的。至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人想追续司马光的书，却不能广泛搜罗旧籍，只依据正史编排，再参考其他书，往往彼此抵牾，不能立即确定谁是谁非。这样一来，考异的方法没有得到讲求，便给原书留下了后人的议论，也给后来的人增加了疑窦。其中如唐代关播任平章事和被罢免的事情，只专门引用《旧唐书》，没有引用《新唐书》的本纪、列传、年表来证明其中的错误，这种小小的疏漏也是免不了的。不过，书卷既然繁多，对于所谓彼此抵牾而不敢保证的地方，司马光自己已经说过，这实在不足以损害全书的价值。这部书原来和《通鉴》分开单独刊行。胡三省作《音注》时，才把它分散编入各篇正文之下。不过其中也颇有遗漏。这是明初刊行的单行本，仍然保留司马光原书的卷次，所以著录它来保存原书的旧貌。△《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这部书也和《通鉴》一起上奏，就是《进书表》中所说的“略举事目以备检阅”。它的编排方法是以年份为经、以国事为纬，把岁阳、岁名写在上面，在下面分别标出《通鉴》的卷数。又把刘羲叟《长历》中的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载的《七政之变》写在上方，还把书中精要的语句摘取出来，分散列在其中。次序清楚，条理完备。大概是因为《通鉴》一书内容宏大丰富，篇卷又非常繁多，司马光担心读者厌倦于翻阅查找，所以在编纂时提纲挈领，另外编成此书，使两书相互辅助，读者容易寻览头绪。它的体例完全仿照《年表》，采用《史记》《汉书》的旧例。标明卷数，使人知道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某一年位于哪一卷，同时采用《目录》的体例，这是司马光创立的例法。《通鉴》是本纪、志、列传的总汇，这部书又是《通鉴》的总汇。至于五星凌犯之类的内容，见于各史《天文志》，按照《通鉴》的体例本来不全部记载，这里都列在上方，也足以补充原书没有涉及的内容。《书录解题》说：司马光担心原书浩大，难以全面领会，而《目录》又没有首尾完整的统摄，晚年撰成《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稿本在晁说之道家。绍兴初年，谢克家任伯得到这部书后把它上奏朝廷。现在它的本子已经失传。《读书志》又另载《通鉴节文》六十卷，也说是司马光亲自抄录的，如今同样失传。只有这部书因为附在《通鉴》之后而得以保存，还足以作为全书的纲领。△《通鉴释例》一卷（内府藏本）

译宋代司马光撰写。全是他修撰《通鉴》时所规定的《凡例》。后面附有《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两通。司马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司马伋在《跋》中说，遗稿散乱，所收藏的仅存这些，脱漏非常严重，司马伋于是把它们搜集起来，分类编为三十六例。末尾题作丙戌年仲秋，即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序》说，司马光去世以后，《通鉴》之学在司马家没有传承。后来金国使者询问司马光的子孙，朝廷才访求他在江南的后代，找到曾孙司马伋，让他奉行司马光的公祀。凡是说出自司马公的书，一定刻版刊行。司马伋的始末大致就是这样。他编纂这部书时，曾经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的刻本。只是司马伋《跋》说有三十六例，而今本只分为十二类，大概是把各类中的细目也计算在内了。司马伋又说，文字完整而有缺字的地方，他也跟着保留缺字；可是今本完全没有缺字之处，那么它已经不是原刻本的旧貌了。胡三省又说：“温公《与范梦得修书二帖》，是在三衢学宫得到的；《与刘道原十一帖》，则是在高文虎家得到的。司马伋把它们编在前面各例之后。”今本只有《与梦得二帖》，没有《与道原十一帖》。大概是后人因为《通鉴问疑》另有专本，便删去而没有收入吧。这部书是在南渡以后杂抄编成的，恐怕不免按照自己的意思有所增损，未必完全符合司马光的本意。但它流传已久，所以现在特意和《问疑》一同著录，以备参考。△《稽古录》二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司马光既撰有《资治通鉴》以及《目录》《考异》，又有《举要历》、有《历年图》、有《百官表》。《历年图》仍然依照《通鉴》编排，起于三晋，终于显德。《百官表》只记载宋代。这部书则上溯伏羲，下至英宗治平年间末尾，而全书不过二十卷。大概是因为各书篇卷繁重，而且《历年图》由他人刊刻，可能有所增删，打乱了原来的卷帙，所以删去繁杂混乱的部分，简约编成这部书，而各篇议论仍然保留《历年图》的旧貌。元祐初年把它上表进呈朝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越本把各种议论汇聚在一卷中，潭本则分别附在各代之后。这次刻本的次序大概依照潭本，比越本更容易循序阅读。《朱子语录》说：《稽古录》这部书，可以供讲筵和宫僚进读；小孩子读完六经后，让他读这部书，也很好。最后的一篇表，其中所说的话像蓍草和龟甲的卜辞一样，件件都得到验证。如今看它的各篇议论，对于历代兴衰治乱的原因，反复阐明陈述，没有不透彻说明得失的。它确实是国家和家庭都应当看重的明鉴，对治理之道有很深的帮助。所以它虽然不是洛学一派的著作，朱子也不能不重视它，足见其价值不可磨灭。南渡以后，龚颐正曾续写此书，如今《永乐大典》中还保存着完整本。但其中的是非判断颇不合于公论，陈振孙很不认可。大概他的心术和学问都不能同司马光相比，所以立论的公正最终也比不上司马光。△《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宋代刘恕撰写。刘恕字道原，他的先世是京兆万年人。祖父刘受任临川令，死后葬在高安，于是就在当地定居。《宋史》本传说他考中进士，名列高等，但没有记载是哪一年。考察司马光为此书所作的《序》，称刘恕死于元丰元年九月，享年四十七岁，那么他应当生于明道元年。又称他登第时十八岁，那么他就是皇祐元年的进士。起初授任钜鹿主簿，不久调任和州、翁源二县知县。适逢司马光奉诏修撰《资治通鉴》，上奏请求让刘恕一同参与编纂，刘恕转任著作郎。熙宁四年因触犯王安石而请求回家奉养父母，改任秘书丞，仍命他在家续成原书，最终死于家中。这部书就是他临终前完成的。大概在修撰《资治通鉴》时，刘恕想与司马光采集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的实录和国史，编成《后纪》，又摘取周威烈王以前的事迹，编成《前纪》。适逢他遭遇丧事，又患疾病，右肢麻痹不能使用，知道从远方无法取得国书，《后纪》一定不能完成。于是他口授给儿子刘义仲，由刘义仲完成此书，并改名为《外纪》。全书包括《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合一卷，《周纪》八卷，另有《目录》五卷。以年代为经、事件为纬，上面列出朔日、闰月和天象，下面列出《外纪》的卷数，全部与司马光《通鉴目录》的体例相同。金履祥撰写《通鉴前编》，责备它喜欢猎奇。现在考察这部书，书中把周成王元年丙戌称作周公摄政的第一年，过了七年，到癸巳年才开始称成王元年，那么周公几乎就像新莽那样了。又称鲁惠公替隐公从宋国娶妻，见到她的女儿美丽，便自己纳为妻，生下桓公；这样说来，惠公先有了卫宣公那样的丑事。像这类记载，很不合乎常理。又如齐桓公观看龙，简直像戏剧；熊渠射虎，又与劝善惩恶有什么关系？虽说是细节和大事都不遗漏，却也未免贪多求全。金履祥的批评，不能说是苛求。然而，《外纪》对于上古的事情，可信的就用大字书写；其中不同、错误以及荒远模糊、难以考察的内容，有的用分注说明，有的用小字书写，从未不加区别地全部混列，确实各有裁断。《目录》对于共和以后依据《史纪年表》编年，共和以前都称为疑年，不标出岁阳、岁阴的名称，也不逐年列出数字，这也特别慎重。而且它的《自序》说，陶潜预先写好了《祭文》，杜牧亲自撰写了《墓志》，阴间之路已经很近，归心如飞，不能再写《前纪》《后纪》，所以写成《外纪》。将来书成之后，司马光公撰写《前纪》《后纪》，就可以删削《外纪》的繁杂，改成《前纪》，用来成为贯通古今的一家之言，等等。由此可见，刘恕撰写此书，只是特意创作一部草稿，积存材料以备使用，就像《通鉴》有《长编》一样，等待司马光删定罢了。金履祥没有察觉当时书局编纂的体例，便贸然加以轻率的诋毁，他的论断未免过于急迫了。△《皇王大纪》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宋代胡宏撰写。胡宏字仁仲，号五峰，是崇安人，胡安国的幼子。因祖荫补授承务郎。绍兴年间曾上书触犯秦桧，长期没有得到调任。秦桧死后，朝廷才召他任用，但他以疾病为由推辞，没有赴任。他的事迹附载于《宋史·儒林传·胡安国传》中。这部书完成于绍兴辛酉年，绍定年间曾下诏征收入秘阁。书中所述，上起盘古，下至周朝末年。前两卷只是大致保存名号和事迹；从帝尧以后，才采用《皇极经世》的编年方法，广泛采集经传，并附加论断。陈振孙《书录解题》曾批评它误取《庄子》的寓言，以及叙述远古初始之事时没有证据却仍然相信。然而，古代帝王的名号既然有可考之处，统系也就应当保存，典籍又有流传承袭，怎么能贸然删削呢？至于它采集的材料十分繁多，虽不免有小的出入，但与罗泌《路史》相比，已经切实得多，不能因为一处过失就掩盖全书。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这部书的《跋》，说近来邹平人马骕撰写《绎史》，体例颇为相似。他怀疑马骕没有见过这部书，这两部书正可以并存而不废弃。现在考察马骕的书，多引用《路史》，却一个字也没有涉及《皇王大纪》。朱彝尊认为马骕没有见过此书，按道理或许确实如此。至于这部书采用编年体，《绎史》则给每件事标出标题，再杂引古书文字，按次序编排，大致像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体例本来截然不同。不知朱彝尊为什么说它们相似，或许只是偶然没有详细查阅马骕的书吧。△《中兴小纪》四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熊克撰写。熊克字子复，是建阳人，孝宗时官至起居郎，兼任直学士院，出任台州知州，事迹详见《宋史·文苑传》。这部书编排南渡以后的事迹，起于建炎丁未年，止于绍兴壬午年，以年为经、以月为纬，编成一部书。宋代制度是：历朝国史都先修日纪；所谓“小纪”，大概是为了区别于官修史书。陈振孙《书录解题》说：“熊克撰写此书，往往疏略，而且多有抵牾，不称为良史。”岳珂《桯史》也摘出其中记载金海陵王南侵的一条，说它错误地把薰风殿的议论和武德殿的议论合并记在绍兴二十八年，混为一事。这大概是因为用当时人的记录来记载当时的事情，耳目难以周全，是非又尚未定论，自然比不上李心传的书在资料详备之后加以编纂。然而，它上取朝廷典章，下参考私人记录，缀辑贯通，具有条理和伦理。对于李心传的书来说，它也不失为开创和引导。创始工作本来难以精工，不能一概而论。《宋史·艺文志》记载熊克所著还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如今《永乐大典》只保存十一卷，首尾残缺，已经看不出事情的原委了。只有这部书还算完整。只是原书的篇次被编纂者合并了，旧目录已经无法查找。现在大略按照年月，依据《宋史》所记载的原卷数，仍编定为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李焘撰写。李焘还著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已经著录。李焘博览群书，尤其用心研究掌故。由于当时的学士大夫各自相信所听闻的传说，不去考察实录和正史，家家各自形成一套说法。李焘于是沿用司马光《通鉴》的体例，广泛采集宋太祖至宋仁宗八位皇帝的事迹，汇集材料、加以讨论，写成此书。因为司马光修《通鉴》时先写成《长编》，李焘谦逊而不敢称作《续通鉴》，所以只称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记载了他的《进书状》四篇：一篇在隆兴元年任荣州知州时，先将建隆至开宝年间的事迹共十七卷进呈；一篇在乾道四年任礼部郎时，将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的事迹整理为一百零八卷进呈；一篇在淳熙元年任泸州知州时，将治平以后至靖康年间的内容共二百八十卷进呈；一篇在淳熙元年任遂宁府知府时，重新抄写进呈，并连同《举要》《目录》共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进呈。因此周密《癸辛杂识》称，韩彦古盗抄他的书，书册多到装满两个厨柜。然而，《文献通考》所记载的只有《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举要》六十八卷，与《进书状》所说的数量相差很大。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中说卷数虽然如此，但册数却超过三百，因为每卷又分成子卷，有的甚至分到十多卷，等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卷〕 这样看来，所谓一千六十三卷，是把子卷一并计算在内，所以数量较多。又据李焘的《进书状》，此书实际只写到钦宗；但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绍兴元年胡彦修的奏疏，列在《长编》第一百五十九卷的注后，这似乎说明它也涉及高宗。或许是因为事情前后相连，便记下事情的归结，把它附在注末，就像《左传》在经文之后补叙事情终结的例子吧。《癸辛杂识》又说：“李焘编《长编》，用十个木柜，每柜有二十个抽屉，每个抽屉用甲子作标记。凡是听说了本年的事情，一定归入这个抽屉，再按照日月的先后次序排列，井然有条。”由此可以大略看出他用力专一而且持久；他的书卷帙最多，在当时难以传抄，书坊刻本和蜀中的旧本已经有详略不同。又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的史书，乾道年间只下令秘书省依照《通鉴》的纸样缮写一部，没有刻版刊行，流传日益稀少。自元代以来，世间很少有传本。本朝康熙初年，昆山徐乾学才在泰兴季氏家中得到一部，共一百七十五卷，曾经上疏进呈朝廷。副本流传以后，人们无不把它珍藏为秘本。然而其中所记只到英宗治平年间为止，神宗以后仍然缺失。查考《永乐大典》宋字韵中的内容，发现完整抄录了这部书，于是拿来同徐氏本比较；前五朝大体相合，但分注和考异往往更加详细。至于熙宁至元符三十多年间的事迹，徐氏本所缺、朱彝尊认为已经失传的部分，如今全都明白完整地保存下来，首尾完备，实在是历来天下所未有。只是徽宗、钦宗两纪原本没有收载，又散失了熙宁、绍圣之间七年的事情，颇为可惜。但从哲宗以前，按年按月编排，已经详细完备，没有遗漏。数百年来名儒硕学想看却无法得到的内容，一旦全部恢复旧貌，与现行各本相比，增加了将近四五倍。这也是文苑中的盛大景观。过去明成化年间，诏令商辂等续修《通鉴纲目》；当时《永乐大典》收藏在内府，外廷无法看到。商辂等竟不知道李焘的旧文已经全部收在书中，于是多方另行购买，最终也没有得到。

译评论者都认为这是遗憾。如今恭逢我皇上考察古籍、崇尚文教，编纂校订四库全书，才使它重新面世。难道不是事物有时显、有时隐，要等待圣明时代才能发出光彩吗？李焘原来的目录已经不存在，他所分成的一千多卷的次序也无法考察。现谨慎地互相参校订正，衡量文字的繁简，另行加以整理分析，定为五百二十卷。李焘写这部书，经过四十年才完成。从实录、正史、官府文书直到家录、野史，无不逐一相互考察核验，辨别异同。虽然采集的材料极其广博，有时也不免虚实并存、疑信相杂，未必每一处都合于最恰当的结论。不仅太宗“斧声烛影”的事情，在《湘山野录》中考据不明，于是成为千古疑案；即如景祐二年三月赐给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用余靖所撰《墓铭》核对，便很不相符，像这样被曾敏行《独醒杂志》纠正的地方，也往往存在。然而李焘在《进书状》中自称，宁可失之繁琐，也不能失之简略，大概是要广泛搜集、博采记录，以等待后世作者采用。他学识贯通、考订详备，确实是读史者进行考证的重要资料。△《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代张自勋撰写。张自勋字卓菴，是南昌人。这部书完成于崇祯癸未年。首先是《校正凡例》一卷，列出朱子《凡例》和刘友益《书法凡例》，并分别写出自己认为可疑之处。其次是《附录》一卷，完整列出朱子《论纲目手书》十二篇，以及李方子的《纲目后序》、王柏的《纲目大全后》、徐昭文的《纲目考证序证》。《纲目》这部书，不仅分注不是朱子亲自定稿，正文纲目也多出自赵师渊之手；它还考证刘友益误把晚年尚未定稿的本子当成中年已经定稿的本子，于是不追究事情的根由和末节，强行为错误辨护，把虚妄说成真实。他的《续麟》二十卷，则按照原书次序，摘录《纲目》以及《考异》《书法》《发明》《考证》的文字，逐一辨析订正其中的是非。《汇览》三卷，则列出增删正文纲目的文字三千六百四十多字，增删分注的文字四百四十多字。大概《汇览》是改正后的文本，而《续麟》则说明《汇览》为什么这样改正。分注文字方面，《汇览》只改动年号、君主姓名、谥号之类；其他应当修改的地方，因为文字太多，就分散见于《续麟》中。大概这两部书详略相互补充，配合使用。张自勋尊奉方孝孺的论说，认为正统不能给予秦、晋、隋，未免是儒生拘泥固执的见解。然而，他在其他地方相互参校比较，往往能够推究出错误形成的原因。例如唐代以前太子即位，都记载姓名；到了唐代却独独不记姓名。刘友益曲意为此解释，张自勋则认为，太子即位，前代史书都记载姓名，只有《唐书·本纪》不记姓名，《纲目》不过是错误地沿袭史文，没有必要强行穿凿附会。又如汉景帝中元年十二月晦日发生日食，《纲目》漏记；三年九月晦日发生日食并达到全食，《纲目》漏写“既”字。张自勋认为，这些都是《汉书·本纪》先有遗漏，《纲目》只是依据《本纪》而没有看到《五行志》，所以造成这种错误，并没有其他含义。这些说法都足以驳破浅陋儒生附会的论调。又如唐太宗贞观元年，记载征召隋朝秘书监刘子翼而刘子翼没有到任；刘友益《书法》说，记载“不到”，是为了赞美刘子翼。尹起莘《发明》也认为，特意记载他仍是隋朝官员，是为了赞美他。张自勋则根据《唐书·刘祎之传》记载刘子翼后来又被召任吴王府功曹参军，最终任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认为《纲目》没有考察清楚，错误地把他当成陶潜那一类人。像这样的例子，他的说法都有确凿证据，不是故意与朱子为难的那一类。至于《凡例》说曹丕、刘裕都书写姓氏，而《纲目》记作“宋王裕”，却没有“刘”字；又说宦官受封爵位，都要加写“宦者”二字，例如郑众之类，而《纲目》记郑众封为鄛乡侯，却没有“宦者”二字。用这些来证明，《纲目》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难免有讹误脱漏，没有必要把抄写人员和刻工的过失，硬说成是朱子删改造成的。这尤其是洞察事理的话，比起那些只是广泛宣扬尊崇朱子之名、牵强附会而迂腐荒谬，反而使朱子本意更加晦暗的人，差别实在太远了。（谨按：四库全书编纂的体例，凡是给古书作笺注的，仍然按照被笺注、被注释之书的时代排列。这部书本来是为朱子的《纲目》而作；《纲目》经过圣祖仁皇帝御批，应以御批本为主，已经恭敬地抄录在《史评类》中。因此《编年类》中不收录《纲目》，但这部书以及芮长恤、陈景云所著的书，仍然依照《纲目》的次序，列在这里。） △《纲目分注补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芮长恤撰写。芮长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岩尹，是溧阳人，前明的诸生。起初，朱子因司马光《通鉴》撰写《纲目》，因为分注内容繁多，便把这项工作交给天台赵师渊。赵师渊《讷斋集》中记载了两人往来的书信，十分详细。分注交给赵师渊，就像《通鉴》由刘攽、范祖禹协助编修一样，朱子原本并不忌讳明说。只是由于流传的刻本没有题写赵师渊的名字，后人便误以为分注也是朱子所作。书中间有错乱和遗漏，后人都曲意强行加以解释。芮长恤考察探究原委，知道分注并非出自朱子之手。因此凡是《分注》删削《通鉴》原文，以至于丧失原来事实的地方，他都列出原文的某句某字，并在其下说明。有的地方先列出前文的某句某字，随后从事理上推求，在后面加以考辨。这样使证据和佐证清楚分明，条理完整。过去元代汪克宽极力推崇道学，笃信新安学派，撰写《考异》一书，订正错误、纠正讹舛，直到今天仍与《纲目》一起刊行。是非是天下公认的事情，如果有一处没有通晓，对于圣人也不能说绝无错误。而大儒的胸怀豁达无私，也一定不会因为偶然的疏漏而产生回护之心。即使确实出自朱子之手，也决不会禁止后世儒者考订，何况只是门人代为拟定的本子呢。而且他的说法都引用旧文作为依据，原书也都还存在。并不是凭个人臆测私下议论，凭空放肆地进行辨析，像姚江学派末流所做的那样；这样看来，他也可以算是《纲目》的功臣了。陈鼎《留溪外传》把芮长恤列在《理学部》中，称他亲手撰写了《纲目存遗》等书，大概是嫌“朱子还有所遗漏，等待后人补充”这种说法有损朱子，所以把“补”改成“存”，用来避讳这件事。门户之见，又是多么浅陋啊！

译△《纲目订误》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朝陈景云撰写。起初，尹起莘撰《通鉴纲目发明》，凡是遇到疑义，大多曲折地加以解释，以求使自己的说法通顺。到了周密撰写《癸辛杂识》，才开始辨析其中“宗、武后并书年号”这一条，但他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后来周密撰《齐东野语》，又辨析《纲》中“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郭威弑隐帝”书作“杀”，“弑湘阴王”书作“弑”一条；“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等”四条；“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不书氏”一条；《目》中“开皇十七年赦萧摩诃”一条；“贞观元年太宗诘杜淹”一条；这些辨析颇能切中其中的错误。后来明末张自勋、清朝芮长恤也相继有所订正。陈景云这部书，又搜集各家未涉及的内容，全部引用前代史书原文，互相考证。其中有些只是罗列细小的故实，虽不免稍微流于过分挑剔，但像汉代萧望之误书为“下狱”，汉中王即位条下误载司马光《论》，雍闿叛乱误把“四郡”写成“三郡”，锺会经过王戎处误把王戎祖父的官职写成王戎本人的官职，曹志免官误作“除名”，拓拔贺傉误作郁律之子，石虎擒获刘岳误认为杀死王导，论刘允的话误脱“布在江州”四字，乞伏步颓叛乱误记在苻坚战败之后，孙恩逃往郁州误作“陷广陵”，宋高祖告诫义符的话误删“非如兄韶有”五字，始兴王濬在西州的事误删朱法瑜一事，沈文季任仆射误与萧坦之并列书写，贺拔岳误书为雍州刺史，高洋误漏“还晋阳”，西魏将洛阳、平阳以东的土地归入齐国误删“以东”二字，陈武帝把祖先附祭于太庙误作周代的事，隋文帝斩杀问事之人误作“斩所捶之人”，柴绍任长史误与下文连作谘议，李吉甫漏书罢相，李行言杀强盗误作“杀北司”，官军作乱焚烧并杀死李克恭误作“自焚”，罗绍威表文中的假设之辞误当作事实，梁朝任命钱镠为吴越国王误在上卷重复记载，王峻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兼领平卢误作“出镇”等，指摘都很精确，足以纠正传抄造成的讹误。附带纠正汪克宽《考异》误读高密王恢、陈济《正误》误解太兴殿后厅、胡寅《读史管见》错误指称宇文孝伯进谗于王轨以及错误评论安史之乱、刘友益《书法》错误评论削去高侃姓名等条目，也都很恰当。他在搜集事实、考核史料方面，也可以说是越推究越严密了。△《大事纪》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有《古周易》，已经著录。这部书取材于司马迁《年表》所记的内容，按年代编排、系以月份，记述《春秋》以后发生的事情，又采集各书来加以扩充。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行文体例都以太史公为宗旨。所记内容并不完全采用策书的凡例。《朱子语录》所说的“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认为不是汉儒所能达到的”，这也是一个证明。这部书写于淳熙七年。它常常用一天来编排一年中的事情。本来想从《春秋》以后写到五代，恰逢疾病发作而停止，所以完成的只有这些；但也足以看出全书的大概了。当时讲学的人中，只有吕祖谦广泛通晓史传，不专门谈论性命之学。《宋史》因此贬抑他，把他降列在《儒林传》中。然而他的学问终究是有根基的，这部书也确实具有体例。比如每条下面都注明“从某书修订”等语，把出处一一载明，这当然不是凭空删改史文的人所能相比的。《通释》三卷，犹如经学著作中的纲领，都是摘录经典中的重要义理和格言。《解题》十二卷，则犹如经书的传，概略说明事情的始末，并附上自己的见解。凡是《史记》《汉书》的异同以及《通鉴》的得失，都逐条分析，详细辨明。又对名物、象数等旁见侧出的内容，一并推演阐明，使之贯通，并夹注在句子下面。《朱子语录》常常讥评吕祖谦所学驳杂，却唯独认为这部书精密。朱子又说，《解题》很下功夫，只用一句话就要包括一段意思。看这部书在周慎靓王二年记载魏襄王询问孟子的事情，采用苏辙《古史》的评论，后来《孟子集注》就引用了他的说法；这大概也是朱子由衷佩服吕祖谦博洽贯通，知道不是赵师渊一类人所能望其项背的表现。附在本书后的《通释》，《文献通考》记作一卷。这个本子是宋嘉定壬申年吴郡学舍所刻，实际分为三卷。《文献通考》大概是传抄时的错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永乐大典》本）。宋代李心传撰写。李心传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这部书记述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的事迹，仿照《通鉴》的体例，按年代编排、系以月份，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衔接。宋宁宗时曾奉诏进呈。《永乐大典》另载贾似道的《跋》，说宝祐初年曾在扬州刻印此书。但元代修撰宋、辽、金三部《史》时，广泛搜购散佚书籍，书目见于袁桷、苏天爵两人的文集，却没有这部书的名称。这说明它在当时已经绝迹，所以修史诸臣都没有见到。到了明初，才得到它的遗本，也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一部二十册，其他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如今明代秘府收藏的本子也已经散失，留存于世的，只有《永乐大典》所载的本子了。这部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以及各官署的题名，无不广泛采录，比较异同，以等待后人评定。因此文字虽然繁多，却不以冗长为弊；议论虽然有分歧，也不以驳杂为弊。在宋代各家的野史中，最足以资助考证。《宋史》本传说他重视川蜀而轻视东南。

译然而，宋人因为张栻讲学的缘故，无不坚持门户之见，偏袒他的父亲张浚。唯独李心传对于淮西、富平的败事，曲端的冤死，岳飞受到猜忌等事，都一一据实直书。即使朱子所作的行状，他也不据此作为可信依据，起初从未因为乡里私情而稍加回护。那么，《宋史》批评这部书的说法，大概并不完全正确。大体说来，李焘学习司马光，但有时还比不上司马光；李心传学习李焘，却没有什么比不上李焘的地方。他的著述宏博而有典要，不是熊克、陈均等人所能赶上的。原本所载秦熺、张汇等人的议论，是非颠倒，不必再加考虑就应当删去；但仍把它们保存下来以备参考考查，终究是缺点。至于正文注释之外还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龟鉴》等书，似乎是修纂《永乐大典》的人附加进去的。不过现在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校勘，按道理应当对疑义存而不论，姑且仍旧保存。其中与《宋史》不同的地方，分别加以辨证，附注在下方。书中所载金国人的姓名、官名、地名，音译大多错误，谨依《钦定金史国语解》详细订正。另编《考证》，附在各卷末尾。仍依照原来的卷次，分为二百卷。至于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名称彼此不同。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题书名，并与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所以确定著录为《系年要录》。△《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代陈均撰写。陈均字平甫，号云岩，莆田人。端平初年，有人向朝廷谈及此书，朝廷下诏到福州征取，并赐陈均迪功郎官职。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陈均《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又有《中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如今《中兴举要》和《备要》都已散佚。这部书前面有绍定二年真德秀的《序》，说皇朝《编年举要》和《备要》合计若干卷，那么当时的本子应当合为一部书。现在《举要》也已散佚，留存的只有这部编年书。它取日历、实录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删去繁琐、撮取要旨，编成一帙，同时采录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多家的著作，广泛考查，互相订正。起于太祖，止于钦宗，共记九朝事迹。为了使篇幅简约、便于查阅，所以如果不是重大事件，就略去不记。林岊《序》说：“取司马氏之纲，而时有修饰；取李氏之目，而颇加节文。”这足以概括它的体例。不过它实际上以《通鉴纲目》为格式，只是按照事实直书，不加褒贬罢了。看陈均《自序》，就可以看出他的宗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代刘时举撰写。刘时举的籍贯和生平无从考查。他的官衔题作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史嵩之因父亲去世离职，诏令以右丞相的身份起复。刘时举当时是廪学生，曾与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疏竭力争辩一事，但事情的始末就不详细知道了。这部书所记，起于高宗建炎元年，止于宁宗嘉定十七年，应当成书于理宗时期。然而书末附有一条评论，说理宗支撑维持了五十年之后才灭亡，不能说不是幸运之类的话。这些话出自宋朝灭亡以后，似乎不是刘时举原文。考察旧本《目录》后面有一则《书坊题识》，说这部编年书在年代方面有考据，记事有始有终，增入诸儒集体议论，经过多次校正，重新刊行之类的话。这样看来，书中附载的《议论》，是元代刊刻此书的人增入的，并不是原来的内容。其中的记载虽然以简约为主，有时首尾不全，在事迹方面也有遗漏。然而，像评论张浚不附和议和而不隐讳他结交汪、黄，抨击李纲而引用秦桧的罪责，辨析李纲遭受诽谤、被贬远谪，却不隐讳他庇护翁彦国、导致宋齐愈获罪的过失，褒贬颇为符合至公之道，没有讲学家门户之见。卷首有朱彝尊《题词》，说它超过王宗沐、薛应旂所撰的书，大概并非没有根据。△《西汉年纪》三十卷（《永乐大典》本）。宋代王益之撰写。王益之字行甫，金华人，官至大理司直。他所著有《汉官总录》《职原》等书，见于马端临《经籍考》。他大概是熟悉两汉掌故的人。现在他的其他著作都已散佚，只有这部书因为收入《永乐大典》而独存。考察王益之《自序》，说《年纪》三十卷、《考异》十卷、《鉴论》若干卷，各自成书。现在这个本子不载《鉴论》，而《考异》则分散附在《年纪》各条下面，与《序》不相符合。大概是后人把它的文字拆分了，正如胡三省处理《通鉴考异》那样吧。又，《序》说从高祖写到王莽被诛，而这个本子止于平帝，居摄以后缺失。并且其中有些文字首尾不完整，中间已经有脱漏散佚。大概在编入《永乐大典》时，就已经残缺了。司马光《通鉴》所记汉代事情，都是以班固、司马迁两部书及荀悦《汉纪》为依据，其他材料很少采录。王益之却另外广泛取用《楚汉春秋》《说苑》等书，广泛征引，编排成书，比《通鉴》更加详细严密。至于他所作《考异》，对于各种年月错误、记载异同、姓名和地名错杂出现的地方，无不参照考核、互相核验，折中裁定为一说。其中有许多内容超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的范围，尤其是《通鉴考异》未曾涉及的地方；他的考证也可以说精密审慎了。现在依照王益之《自序》的目录次序，整理为三十卷。《考异》也仍按旧本附在各条下面，以便检核，不再拘泥于《自序》的说法，另行编排。△《靖康要录》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靖康要录》五卷，不知道作者是谁。记载钦宗还是太子时以及靖康元年的事情，按日编排。凡是政事、制度以及诏诰一类的内容，都详细载录；其中与金国议和、作战的事情，编载尤其详细之类。可见在陈振孙那个时代，就已经没人知道这部书出自谁手了。现在看这部书，记事都有具体年月日，所载文章也都有首尾，绝不是不曾见到国史、日历的民间人士所能撰成的。考察《书录解题》又记载《钦宗实录》四十卷，是乾道元年修撰洪迈等进呈的。这部书一定是在《实录》完成以后，有好事者摘取其大纲编成，所以取名为《要录》。宋人流传到今天的杂史、传记，如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大体上对南宋记载较详。对北宋记载详细的，只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然而《长编》已经有很多散佚缺失，现在用《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加以补充，也只涉及哲宗而止。徽宗、钦宗两朝的事情，于是就没有可供考证的材料了。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起于政和，止于建炎，虽然比其他书更为完备，但所记事迹和章疏，只以涉及金人为主，其余都略去不记。这部书虽然叙事较为简略，所载文章过于繁多，但当时的朝政，事情的始末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许多是史书记载不详细的内容。即使用来补充李焘《长编》，也没有什么不可。△《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永乐大典》本）。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所记从宋光宗绍熙元年到宁宗嘉定十七年的事迹。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考察元代吴师道《礼部集》中《答陈众仲问吹剑录》一文，说《续宋编年》在吴曦被诛数月后记载李好义中毒而死。又在为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后》所写的题辞中说：吴曦被诛，实际上是杨巨源联络李好义的功劳，却被安丙等人嫉妒而掩盖。近来有续写陈均《宋编年》的人，颇多记载杨巨源的事情。虽然能够记载安丙杀死他的参议官杨巨源，却又把擅自杀死孙忠铣的罪过归给杨巨源。大体上，当时人把功劳归于安丙，所以这件事没有得到澄清之类。核对吴师道所引用的内容，与这部书的记载相合。怀疑这部书在元代曾被称作《续宋编年》，但吴师道也没有明说它由谁撰写。看它记载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赵与莒补授秉义郎，目录说：“就是理宗皇帝。”考察宋代的条制，旧名也要避讳；这里却直接斥称而不避讳，似乎是元人所作。然而它在宋代部分以内、元代部分以外，又叙述元代取得天下的缘起，其中多有敌国传闻之辞。也可能是宋末不谙体例的山林之士所作吧。陈均《编年备要》依据《通鉴长编》加以删节。这部书则以两朝实录为本，参照李心传的评论。其中像称赵鼎为赵丞相、安丙为安观文、钱象祖为钱参政、李壁为李参政、史弥远为史丞相等，多半沿用当时案牍中的文字，没有全部刊正。记载金、元两国开始挑起争端的事情时，追叙金源创业、谱牒、职官，完整记载事情始末。它似乎是一本单独流行的书，并不是增补续写旧史的体例。然而叙述简明，议论也多平允。例如蜀中的减免重额、湖北推行会子、范祖禹补定谥号、何致被罢去制科等，都足以补充《宋史》记载的不足。它所记年代有互相不同的地方，《宋史·韩侂胄传》记载薛叔似宣谕京湖，程松、吴曦一同赴四川，邓友龙宣慰两淮，徐邦宪被罢去知处州之职，都在开禧四年；但开禧实际上没有四年。这部书记在开禧二年丙寅，当属事实。其中姓氏有不同的，例如《宋史·赵彦逾传》记有中郎将范任，此书却作范仲任；《赵汝愚传》记有宣赞舍人傅昌朝，此书却作昌期；记步帅阎仲夜，此书却作王仲先。《本纪》记副都统翟朝宗得到宝玺，此书却作兴宗。这些都足以互相考证异同。只是对于史弥远废黜、拥立济王的事情，书中略去没有记载。或许是因为时代相距还近，众人的议论不一，这件事还没有定论，所以对存疑之处暂且缺载吧。然而，史弥远营建家庙、请求起复等事，却一一明确记在简册上，可知并不是有意曲笔隐讳。此书世间很少有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所收的部分还首尾完整。现谨慎校订抄录，以备参考考察。原书的卷目已经不可考。今按年代编排，厘定为十六卷。其中有些地方叙述次序错乱，事情的始末相互混淆，经过皇上的明察指示，顿时如同启发蒙昧而豁然明白。谨遵奉圣训，详细加以核正，并各自加上案语来说明，使首尾秩然有序。不仅使久已埋没在旧书箱中的遗文得以彰显，而且数百年来未曾补正的缺漏，一经御览，义例更加明白，这尤其是此书的幸运。△《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卷首《题词》说，理宗一朝的国史被元军带入北都，再也无法考见，所以编集理宗、度宗两朝以及幼主的始末，并附载广王、益王的事迹。它的体例也属于编年一类，大概是宋朝遗老所撰。然而，理宗以后的一代国史，修撰《宋史》的人确实见过，所以《本纪》的记载反而比此书详细。而且此书取材于传闻，不免有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说宝庆元年赵葵、赵范、全子才提出据守黄河、占据关隘的建议，派杨谊、张迪据守洛阳，与北军交战，败退而归。考察宝庆元年，赵葵、赵范的名位还很低微；到后来五年，赵范才任安抚副使，赵葵才任淮东提刑。讨伐李全时，全子才才任参议官。到端平元年灭金时，全子才才任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才有洛阳溃败的事情。这距离宝庆元年已经九年了，书中所记并不是真实情况。其余叙述编排，也缺乏体要。然而，宋末的轶闻记载得颇为详细，其中有不少是史书没有记载的，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参考。书中把理宗、度宗、瀛国公称为三朝，而广王、益王则列入附录，体例还算公允。卷末评论宋朝灭亡，说君主没有失德，把责任归咎于权相，这种论调也相当正当。但忽然推演命数，同时陈述因果，把人事转而置于必然如此的位置，实在违背了劝善惩恶、垂戒后人的宗旨。大概是想附会徐铉撰写《李煜墓志》的意义，却反而失当了吧。△《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译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原本题名为《续通鉴长编》，并把李焘的《进长编表》置于卷首，这就直接把它当作李焘的《长编》了。考察李焘成书在孝宗时期，所记只到北宋；而此书实际记载南宋一代的事情，显然不是出自李焘之手。检阅此书，每卷标题都有“宋史全文”四字，《永乐大典》宋字韵中也多次收载《宋史全文》，可见它与《长编》完全是两部书。又此本《目录》前有《坊间原题》，说本堂得到《宋鉴》的善本，是名公所编，前宋时已经盛行，后来又付梓刊行等等。大概是元人所编，而书坊商人假托李焘的名义，虚称前宋时已经流行罢了。只是《永乐大典》所收的书，都载入了《文渊阁书目》；《宋鉴》多达六部，却唯独看不到《宋史全文》的名称，或许也是杨士奇等编辑时因书名而造成的错误吧。又有别本末尾载商邱宋荦的《跋》说：“宋代李焘有《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续长编集要》六十八卷、《续宋编年》十八卷，今天世上的藏书家往往非常渴求。这三十六卷是元人所刊刻，卷首割去了著书人的姓名，卷末割去了“大元”二字，它无疑就是元代胡宏的《续通鉴长编》。”这又是臆测之语，看不出有什么确凿证据。此书从建隆到咸淳，采用编年体，按次序编纂。靖康以前的内容，也取自李焘的《长编》，但颇有删节；高宗、孝宗两朝则取材于留正的《中兴圣政草》。现在把《永乐大典》所载的《圣政草》与此书相互参校，文字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留正等人所附的案语，也引用了很多材料。至于光宗、宁宗以后，则没有其他可以依据的底本，是编书者自己续缀辑录的。因此，《永乐大典》在光宗、宁宗两宗名下，也全部收录了此书的文字，核对后可以合并。它采录各家议论尤其丰富。例如吕中的《讲义》、何俌的《龟鉴》、李沆的《太祖实录论》《足国论》、富弼等人的释文、吕源等人的增释、陈瓘的《论大事记》等书，虽然它们的立论不全都精纯，但这些原书世间大多已经失传，也足以用来参考。只是原本第三十六卷中关于度宗、少帝以及益王、广王的事迹，都是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永乐大典》也没有采录。现在姑且仍保留这一缺漏。△《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宋代金履祥撰写。金履祥有《尚书表注》，已经著录。考察柳贯所作《履祥行状》说：“司马文正撰写《资治通鉴》，按年代记载历代；秘书丞刘恕撰写《外纪》，用来记载前代的事情。但刘恕的志趣不以经书为根本，反而相信诸子百家的说法，不足以传信。因此采用邵氏《皇极经世书》、胡氏《皇王大纪》的体例，加以损益折衷，始终以《尚书》为主。下至《诗》《礼》《春秋》，旁及旧史、诸子，列出年代、系联事件，再加训释。从唐尧开始，以下接续《资治通鉴》，编成一部书。书成以后，把它交给门人许谦，说：二帝、三王盛世时的美善言语和高尚行为，是后世君王应当效法的；战国时申不害、韩非的术法以及苛酷的法令、扰乱政治的做法，也是后世君王应当警戒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已经编次论述；而春秋以前没有编年史书，这部编著本来就是不可缺少的著作。”大体说来，金履祥撰述此书的用意，在于援引经书、考据典籍，以纠正刘恕《外纪》喜好奇闻的弊病。只是金履祥以王柏为师，王柏勇于改动经书，金履祥也喜欢坚持新说。例如解释“桑土既蚕”，引用后文所谓桑间作为证据；解释“封十有二山，濬川”，说《尚书》中的营州应当是“其山碣石，其川辽水”；把《笃公刘》《七月》两篇说成豳公当时所作的诗，不是周公追述的作品；又把《七月》看作豳诗，把《笃公刘》看作豳雅；这些都不免是臆断。把《春秋》记载尹氏去世，说成就是与隐公一同归鲁的郑国大夫尹氏，更是牵强附会。至于引用《周书》记载怪异之事，在周昭王二十二年记载释氏出生，这说明它征引群书时取舍不当，也未必就一定比刘恕的书高明。然而，它援引的材料相当广博，审定各家学说，也有很多地方能够与经书训释相互发明。在讲学诸家之中，还可以说是用心研究史籍，而不是作空泛的议论。金履祥自己撰写《后序》说，既然编成《年表》，按体例就必须有表题，所以另外编成《举要》三卷。凡是所引用的经、传、子、史文字，都用大字书写；只有《训释》和《案语》用小字夹注，附在后面。大概是为了避开朱子《纲目》的体例，而稍稍改变《通鉴》的格式。后来浙江重刻的本子，把《举要》列为纲，以经、传、子、史的文字为目，而《训释》仍交错列在其中，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又有《通鉴纲目》的刊本，有的把此书置于前面，题名为《通鉴纲目前编》，这也是后来改的名称。现在仍依照原本，将它与《纲目》分开著录，以保存它的真实面貌。△《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作元代陈桱撰。陈桱，字子经，奉化人，寄居长洲，后来进入明朝，任翰林编修；因为附和杨宪，升任待制，事见《明史·杨宪传》。题作元人，是错误的。陈桱的祖父陈著，宋代曾任秘书少监、知台州，曾撰写一部书，名为《历代纪统》。他的父亲陈泌任校官，又续有著述，世代相传有史学传统。

译陈桱把司马氏《通鉴》和朱子《纲目》都编到五代为止。他的书中，周威烈王以前虽然已有金履祥《前编》，但也只从陶唐开始。因此撰写此书时，首先叙述盘古到高辛氏的事迹，以补充金履祥所未完备的部分，作为第一卷；其次搜集契丹在唐代和五代时的事情，以记载它取得政权的缘由，作为第二卷。其余二十二卷全是宋代史事，从太祖开始，到二王结束，以接续《通鉴》之后，所以取名《续编》。然而，它的大字正文和分注完全仿照《纲目》的体例，应当命名为《续纲目》；仍然沿用《通鉴》的名称，并不符合它的实际。沈周《客座新闻》记载，陈桱撰写此书时，写到宋太祖，说“匡允自立而还”。笔还没有停下，忽然迅雷击中了他的书案。陈桱端坐不害怕，说：“雷霆即使击中我的手，我终究也不会因此改动它。”等等。这虽然是小说家附会的说法，也足以看出陈桱把褒贬史事视为自己的责任，于是造作了这种说法。现在考察它的义例，关于宋朝，是从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北汉以后才开始用大书建立系统。郑瑗《井观琐言》说它本于《晦翁语录》，这种立论已经有所偏颇。至于金承麟，书中称他为末帝，并为他记载年号。西辽从德宗以下各位君主的年号，也详细地分注出来。虽然都是依据各家史书的文字，但承麟在位仅一日，还没有成为君主；西辽也没有事迹可供记载，却一定要把他逐条列在其中。这也不免流于拘泥名义而失去事实。大概是委曲保存昰、昺二王，使他们承继宋朝正统。因此辗转牵连，产生了这种义例，并不是千古公认的评价。《明史·何乔新传》记载，何乔新十一岁时，在京城官邸侍奉父亲，修撰周旋曾经过那里。何乔新当时正在读《通鉴续编》，随即问周旋这部书的史笔如何。周旋回答说：“吕文焕投降元朝，书中不写他叛变；张世杰沉溺海中，不写他死节；曹彬、包拯去世，不记载他们的官职；而记载羲、轩的事迹却多采用怪诞妄说，似乎不太恰当。”等等。这也确实击中了它的失误。其他如采用宋太祖“烛影斧声”的讹传，记载文天祥“黄冠故乡”的说法，都是全不考证而轻信传闻。陈耀文《学林就正》又说，陈桱误把范仲淹的《赴桐庐郡至淮遇风诗》当作唐介所作，又把诗中的“强楚”改成“狂楚”、“尽室”改成“今日”、“蛟鼋”改成“鱼龙”，可见它的引证不免疏漏错误。黄溥《简籍遗闻》又说，陈桱记载了他的祖先户部尚书陈显、吏部尚书陈伸、工部尚书陈德纲等人的事迹，而《宋史》没有记载。成化年间，续修《纲目》的人也都删去了这些内容，怀疑它们或许出自虚妄假托。这样挟带私意而滥加记载，更不符合至公之道。然而，自《通鉴纲目》以后，继而撰写续作的，确实是从陈桱开始的。后来王宗沐、薛应旂等人虽然相继增补修订，但才识终究也没有超过他。姑且保存此书以备参考，也没有什么不可。△《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王祎撰写。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年轻时曾在柳贯、黄溍门下游学。明朝初年被征召为中书省掾。修成《元史》后，授任翰林待制。出使云南时，坚守气节而死。追赠翰林学士，追谥忠文。事迹详见《明史·忠义传》。这部书是续接吕祖谦《大事记》而作，体例完全遵循旧例。只是《解题》直接附在各条之下，不另编成一部书。俞恂说，这部书从征和记到宋德祐二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五年。但现在流传的本子实际上从汉武帝征和四年记到周恭帝显德六年，不知俞恂依据什么而这样说。或许这部书的抄本只收藏在蜀王府中，到成化年间才刻版刊行，传抄过程中有所散佚脱落吧。考察《何乔新集》，其中曾说王祎这部书在取舍、褒贬方面与《纲目》不合。例如《纲目》以昭烈帝承继汉朝正统，采用章武年号纪年，直接接续建安；此书却采用无统的体例，把汉与魏、吴一同分注。又《纲目》斥去武后的称号，记载中宗的年号，每年记载皇帝所在之处，采用《春秋》中“公在乾侯”的体例；此书却采用武后的年号纪年。又如李克用父子在唐朝灭亡时使用天祐年号，以讨伐贼人为名义，名分和义理都很正，所以《纲目》先记晋的年号，后记梁；此书却先记梁，后记晋。这些都是好奇求异的过失，周旋所说也颇能切中它的错误。然而其中考订异同之处，如《通鉴》记载汉武帝关于仙人和妖妄之事的言论，以及淖方成“祸水”的说法，认为它们出自《汉武故事》《飞燕外传》，并讥刺司马光轻信传闻的过失；又记载光武帝省并十三国，以《地志》纠正《本纪》的错误。这一类考证，辨析都很严谨。又如宋庠《纪年通谱》早已没有传本，刘羲叟《长历》只有《通鉴目录》用来纪年，原书也已经散佚；此书偶尔引用到它们，也可以用来备查。至于前代贤人的议论，汇集得尤其多。书中瑕瑜并存，读者节取其中的长处就可以了。△《元史续编》十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代胡粹中撰写。胡粹中名由，以字行世，山阴人，永乐年间任楚府长史。这部书的主旨是认为，明初所修《元史》对世祖以前的攻战之事记载详细，而对成宗以后治理太平的事迹记载简略；顺帝时期的事情也有很多缺漏，因此撰写此书来综合记述其要点。起于世祖至元十三年，终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译按年编排、系联月份，用大字书写正文并分列注文。有所评论判断，也随事附载。全都仿照《通鉴纲目》的体例。然而，《纲目》止于五代，不能与此书相接。它称为《续编》，大概又是续接陈桱的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此书十六卷，另列《元史评》，却没有注明卷数。怀疑当时或许把其中的评语析出，另编成一本流行，就像《后汉书赞》那样吧。其中的书法，例如文宗初年，知道保留泰定太子天顺年号；而到了明宗元年却转而删去不记，仍写文宗改定的天历二年，前后取舍不免没有根据。又如英宗南坡之变，书中写到他的丞相等等，大概是想仿照《春秋》的文辞，却忘了这里应当用内辞。这正是刘知几所说的“外貌相同而内心不同”。其他《议论》虽然一字一句都模仿宋儒，终究不免像优孟穿戴衣冠模仿他人，刻画过分。然而，如说张世杰夺取船只、截断港口，却未能在义与利之间决定自己的性命；又说吴直方劝托克托为大义而灭亲，是不懂《春秋》的义理，这些立论也未尝不正。至于文宗暗中谋害兄长一事，更能依据故老的传闻，揭示史家尚未揭出的隐情，尤其关系到劝善惩恶。商辂等人修撰《续纲目》，完全以此书为蓝本，连它的评语也颇多采录。到明太祖起兵称王以后，《续纲目》便在分注中记载元年，并斥去元朝国号；唯独胡粹中大书至正年号，一直到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才停止。关于内外之辞，从未稍有紊乱。他持论的公正，是商辂等人所不能比的。又对宋末二王不授予正统，这也符合公允的判断。郑瑗《井观琐言》却说：“胡粹中的《元史续编》又比陈桱的《续编》低劣。德祐年间宋帝北迁以后，闽、广相继立君，宋朝的统绪还没有断绝；他却立即把景炎、祥兴年号压低列入分书，不符合《纲目》记载蜀汉、东晋的先例。”等等。这是多么偏颇啊！△《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写。恭敬地想，我国世代积累的德泽绵延不断，深厚地承受上天的眷顾。长白山乃上天所造，朱果显现神灵。十五位王相继开创了周室那样的基业。创业根基的由来，真是源远流长啊。到了太祖高皇帝，以轩辕氏的敦厚聪敏，处在榆罔衰微之时，大举建立宏伟基业，接受上天的光明显命；帝王从震方而出，万物都感知春天的到来。因此，他提挈天枢，经营草创未定的局面，通达困厄而救济险难，保全大业而奠定功业；他的谋略功业光明昭著，确实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到了太宗文皇帝继承前人的基业，更加扩充疆域、彰明文治，犹如日月行于高远的道路上，光辉灿烂地相继照耀。成汤手持大钺，十一度出征，没有一次不取得成功；周武王来到黄河边，八百诸侯国没有不前来会盟的。声威和德化传播到远方，制度制作不断更新。文治武功，承继先人而启迪后世，光辉显赫，也都是史册中未曾听闻的。然而事情经历了五朝，时间超过十个世代，旧臣所诵说的、故老所歌吟的，口耳相传，有些不能全部写在竹帛上。至于实录、宝训，尊藏在金匮之中，除史官执笔记录之外，外廷无法得以窥见。因此特地下诏命史馆臣僚恭敬地记录开创基业的规模，刻成帝王典章。篇首冠以《发祥世纪》一篇，如同《商颂》陈述玄鸟降生商祖，《周雅》歌咏公刘一样。虽然时代久远，年月不能完全详考，但事情既有凭证，按理应当传信。这是为了说明承受上天启迪佑助的由来。其余部分都按编年记月，列出目录，提纲挈领。从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兵讨伐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开始，到天命十一年秋七月训诫群臣，编成八卷。从太宗文皇帝登极开始，到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以前，编成二十四卷。大概神圣的功业和德行，史书也写不尽。这里只恭敬地叙述功业中最显著的、政事中最重大的、谋略中最宏远的部分，已经累积成篇、连缀成册，共三十二卷。唐尧、虞舜的治理，具备于典、谟之中；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绩，布列在方策之上。我们臣等校订完毕后，反复跪读。创业的艰难，遗留给后人的谋划宏大深远，仍然可以一一仰窥。难道不是万世都应当认真听取的吗？△《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成。这部书编排辑录历代事迹，上起黄帝，下至明代。按编年记载，纲目相互配合。大书未能涵盖的内容，便另在下方分条作注。至于字音切分、训释诠解以及涉及考证的典故和事实，也都详细列出。内府旧藏有明正德年间李东阳等人所撰的《通鉴纂要》，皇上在闲暇时披阅寻览，认为其中褒贬不当，记载芜杂疏漏，不足以供御览，于是命令重新编订。凡发凡起例，都遵从皇上的裁定。每完成一卷，就抄写稿本进呈御览。皇上指示书写体例，全部以《春秋》为准；又亲自挥洒朱笔，详细加以评断。其中精微的言语和深远的大义，灿烂如日月星辰。凡是特意下笔昭示的地方，都是天理人情的最高准则。不只是词臣执笔不能窥见其中的高深，即使司马光、朱熹也不能仰观探究其万分之一。所谓推究事物的起始、考察它的结局，推求显现出来的事实以见到极其隐微的道理，这部书写成数万字，主旨有数千条，无法逐一细说。其中尤其重视系统地排列年代，阐明删削取舍的大旨。进退褒贬，全都依据最公正的原则。所以把大业作为年号之首，其意义等同于承认陈朝的正统；把至正作为正统年号，其旨意同于承认在郓的宋帝。知道景炎、祥兴不能成为宋朝正统，后来逃亡荒野、抛弃国家的人才不能滥窃虚名；知道泰定、天顺相继成为君主，后来乘机夺取宗统的人才不能冒充而干犯大统。凡是过去文人执笔著述、聚集争论而不能决定的事情，一经圣明的照察，无不得到适当的折中裁断。用这些来斥责偏私，写成明确的训诫。由此可以仰见圣人的心体，像明镜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公平；圣人的制作，像上天施布、土地铺设一样自然。只遵循自然的道理，于是千古以来的定论便再也没有谁能在其中高低升降、任意改动。确实如圣训所说，这不是一时之书，而是万世之书。到了明朝末年，北都沦陷覆亡，大命已经倾覆，福王在江东窃取帝号，仅仅维持了一年。皇上具有如天一般的圣明胸怀，认为当时仍有疆域可以凭借，特命把福王这一年的事迹分条作注，按照建炎年间宋室南渡的先例处理。又因为唐王、桂王的事迹同于昰、昺二王，虽然贬斥他们的伪号，仍然怜念他们遗留下来的臣子，于是也下诏另行考察事情的始末，附在书后，使这些事迹不至于湮没而无传。伟大的王言，气量如同天地，尤其不是我们臣等所能仰赞一言的了。△《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成。

译起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采集明代一朝的事迹，撰成《通鉴纲目三编》，用来续接朱熹和商辂的著作。然而张廷玉等人只从删削褒贬方面追求书写体例的严谨，对于事迹却有很多遗漏。边外各部的史料，在人名、地名方面又多沿用旧文，没有考订校正，尤其难免错误。朱熹创立体例之初，本来是用《春秋》的纲来仿效《春秋》，用《左传》的目来仿效《左传》。《春秋》的大义有数千条，明亮如日月星辰；但如果不详细核查《左传》的事迹，圣人褒贬取舍的旨意最终仍不能明白。何况史籍编年，只在大书中标举梗概，而不在细注中具备事情的始末；其中的是非得失，又从哪里知道呢？即使圣谕所指出的福藩田土一条，其他条目的疏略也都可以依此类推。至于译语，本来采用的是对音。唐代以前的书籍中，凡是史册所见的外邦人名、地名，都清楚可考。只有两宋屈服于强邻，日益削弱，当时执笔的人既不能在边境取胜，又不能在帷幄中运筹，于是用污秽的言语翻译，发泄怨恨之心，实在违背记载史实的体例。这种习气延续到明代仍未革除。例如圣谕所指出的朵颜、青海等人的名字，把“图”写成“兔”之类的情况，也往往存在，粗鄙荒唐，尤其不能不赶快加以厘正。这部书仰承皇上的裁定，对于大书的体例，全部遵循《钦定通鉴辑览》；对于细注，则详细核查史传，补充遗漏、纠正错误，使事情的原委和次序井然有条。又分别附上发明，用来阐明衮钺褒贬的意义；各自增加质实内容，以帮助考证。对于荒诞错误的译语，也都遵照《钦定辽金元国语解》，一一改正，以传信而订正讹误。与张廷玉等初编的本子相比，确实精密了一倍。圣人处理事务，以达到至善为目标。道理有尚未妥当之处，不会因为局面已经形成就害怕改作。这一点也可以让人仰窥圣心的一斑。△《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清朝徐乾学撰。徐乾学有《读礼通考》，已经著录。这部书采用元、明人续写《通鉴》的陈桱、王宗沐等本子，但大多年月错杂，事迹脱漏。薛应旂所辑的本子，虽然稍微详细完备一些，但例如把《宋史》的“周义成军”改成“周义”，把胡瑗说成朱子门人，疏漏错误尤其严重。这些书都不足以接续司马光之后的《通鉴》，于是徐乾学与鄞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德清胡渭等人排比正史，参考各书，编成此书。草稿刚刚完成，正要进呈朝廷，却未能实现便去世了。如今只存原稿，缺少第十一卷。书中有许多涂改、删削和改订之处，相传仍然是阎若璩的手迹。这部书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凡是事迹的详略、先后有应当参订的，都依照司马光的体例，作《考异》来折中裁定。各家足以帮助阐发的议论，也都采录并附在各条之下。间或附加自己的意见，也依照司马光书中的体例，标作“臣乾学曰”以便区别。当时《永乐大典》还收藏在秘府之中，所以熊克、李心传等人的书都未能看到。所辑北宋事迹，大多以李焘的残缺著作为稿本，援引依据不能广博完备。宋朝自嘉定以后、元朝自至顺以前的内容，尤其简略。到了宋末昰、昺二王，仍错误地沿袭旧史，按年系以年号，尤其在断限方面不合适。又一意追求内容广博丰富，颇少删裁。例如西夏姻亲关系兴盛，详细叙述世系；庆元年间伪学之禁，详细记载谢表。元末事迹，多采自《辍耕录》《铁崖乐府》。叙述书法技艺，便称某人每天写三万字；记载隐居生活，便述说其胸怀何时开阔，这些都与劝善惩恶无关，只是徒然造成繁冗。又记载元顺帝初生之事，过分相信《庚申外史》，尤其近于凭空臆造。然而，他搜集编纂、审查勘校，所用功力相当深厚。因此订正错误、补充遗漏，有时是前人没有做到的。例如《宋史·富弼传》说富弼以枢密使出任扬州判官，如今依据《宰辅编年录》改作“河阳”。《余玠传》说淳祐十三年与元人交战于嘉定，如今依据家传改作“十二年”。元末盗寇攻陷淮安，《本纪》对事情的始末记载不全，如今依据王逢《梧溪集》，确定为赵国用。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攻陷湖州，《本纪》记作“二月”，如今依据《明实录》改作“四月”。这些都逐字核对文献、考察事实，可信而有凭证。当时徐乾学又正主持《一统志》编纂事务，看到了许多宋、元以来的郡县旧志；而阎若璩等人又长于地理之学，因此书中所载的舆地资料尤其精确详核。例如宋代王坚守合州，就采自《四川总志》；牟子才劝阻张灯，就采自《西湖游览志》。明人记事的书，如刘辰《国初事迹》、吴宽《平吴录》之类，也都附带采录，用来帮助考证。年代贯通，月份纵列，条理清楚，颇为可观。虽然不能立即称为定本，但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三书相比，远远超过它们。──以上“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案语：有记载历代的编年书，《竹书纪年》以下的书就是这样；有记载一代的编年书，《汉纪》以下的书就是这样。其中有的存在，有的失传，既不能相互接续。如今也都按照作者所处的时代编排，不再把统系作为先后次序的依据。至于《通鉴地理通释》《纲目续麟》之类，仍然附在本书之后，以便查阅。）

译卷四十八 史部四 ○编年类存目 △《考定竹书》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清朝孙之騄撰。孙之騄有《尚书大传》，已经著录。这部书认为沈约所注《竹书纪年》还不够详备，于是采集各书，另外为它作注。然而孙之騄爱好广博、嗜好奇异，征引很多，却不能考订真伪。例如帝癸十年发生地震，他引用《华严合论》中关于大地有六种震动的说法，即所谓遍动、遍起、遍涌、遍震、遍吼、遍击，内容非常杂乱。又如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排斥诋毁舜、禹，把末世王莽、曹操的心术来推测圣人，荒谬到了极点；孙之騄却一概引用，毫无辨别订正。沈约的注虽然有依托附会之处，还能知道伊尹自立为王是诬说、太甲杀伊尹是妄说。孙之騄反而旁采异说来混淆视听，说能够补正沈约的注，实在看不出有这样的效果。只有《拾遗》记载商均暴虐天下一类，能够辨别诬妄；《路史》记载帝杼迁徙老王一类，能够考订讹误；偶尔有几处还可取。至于所称《逸文》，采集得相当完备。然而例如“晋幽公会鲁季孙”一条，今本明明有这条内容，注却说没有。又如汤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都记作大旱，大概是作书者依据《墨子》中“汤五年大旱”的文字附会而成。这个本子却脱漏了“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两条，因此也不能完全据以为信。△《五代春秋》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代尹洙撰。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进士，授任绛州正平主簿。因被荐举，任馆阁校勘。多次升迁为右司谏，出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因争论水洛城之事，调任庆州。后来又被董士廉讼告，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监理均州酒税，最终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考察邵伯温《闻见录》，其中记载欧阳修撰写《五代史》时，曾经约定与尹洙分工合撰。这部书或许就是在那时写成的。然而它的体例和编年方式，与欧阳修撰书的体例不同。难道是原本约定共同撰写却没有完成，后来尹洙才独自撰成此书吗？书中记载上起梁太祖开平元年甲子，下至周显德七年正月甲辰。郑樵《通志·艺文略》记作二卷，与今本相合；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记作五卷，或许是另一本流传下来，以一代为一卷吧。穆修的《春秋》学说，自称是从尹洙那里传授的。然而尹洙没有讲说《春秋》的著作，只有这一部书，删削取舍颇为谨慎，多有《春秋》谨严笔法的遗意，可知他对《春秋》学确实造诣很深。此书已经收入他所作的《河南集》中，这大概是另外单独刊行的本子。因为当初本来就是单独写成一部书，所以仍然保留它的书目。△《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内府藏本）。宋代江贽编。江贽，字叔直，崇安人。政和年间，太史上奏少微星出现，朝廷命令举荐遗逸之士。有关部门以江贽应诏，江贽推辞不赴，赐号“少微先生”。这部书从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删取保存可以备科举策论使用的要旨，不过首尾贯通、内容完备终究比不上原书。这个本子是明正德年间刊刻的，前面有武宗《御制序》。考察罗愿《鄂州小集》末尾所载王瓒《月山录跋》，结衔称“通鉴节要纂修官”，怀疑正德年间又重新修订过，并不是江贽原来的旧本。又据《明史·李东阳传》记载，李东阳奉命编纂《通鉴纂要》。书成以后，刘瑾派人挑出其中笔画上的小毛病，罢免了几名誊录官，想借此牵连李东阳，李东阳十分窘迫，请托焦芳和张彩为他解脱，事情才作罢。又《张元祯传》称张元祯任《通鉴纂要》副总裁。《纂要》应当就是《节要》，大概只是史书偶有文字不同。这样看来，这部书是李东阳和张元祯审定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旧本题作“朝散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经进”。考察《宋史·艺文志》和李焘本传，只记载他所著《续通鉴长编》，没有这部书的名称。这个本子的《目录》末尾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人。书中所记都是北宋事迹，体例大致与《宋史全文》相似，但缺漏非常严重。大概也是当时麻沙坊间刻本，因李焘有《续通鉴长编》，便假托他的名字来欺骗售卖。△《增节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内府藏本）。宋代陆唐老编。陆唐老是会稽人，淳熙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因此这部书也称作《陆状元通鉴》。这部书都是从司马光书中抄取可以备科举策论使用的内容，间或附有音注。然而内容相当浅陋，也很少而不详尽。书首有《总例》说：学者如果不能全面懂得出仕和退隐，那么对于词赋考试这一场，就不敢引用。这足以看出此书的大旨了。△《通鉴纲目测海》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元代何中撰。何中，字太虚，一字养正，抚州人，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这部书用来辨正《通鉴纲目》书写体例的异同。卷末有大德丙午年的《自跋》说：朱子作《纲目》、续《春秋》，然而其中的书法，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我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辑成《纲目测海》三卷，给子弟们看，等等。大概何中不知道《纲目》出自赵师渊之手，仍错误地认为是朱子的书。书中列举的内容总共有三条例子。第一，辨析胡氏、吕氏两家的注释。例如“魏徙都大梁”一条，胡氏认为魏王不是遗憾没有任用孟子，而是遗憾没有听从公叔的意见；何中认为迁都六年以后，孟子才到魏国，等等，就是这类意见。第二，阐发胡、吕两家没有注释的地方。

译例如在“秦人诛卫鞅”条下，书中补注说：“为什么写秦人？卫鞅得罪了众人，所以仍然共同诛杀他”之类的话。这些内容只是纠正本书的讹误和异说，在全书中不过十分之二三。其中，如“秦魏冉把他的故君的妃子送回魏国”一条，书中说诸侯的妻子应当称为夫人，不应称为妃。却不知道“元妃孟子”本来就是《左传》的原文。又如“汉元狩六年封三王”一条，书中说应当载录诰策的文辞。却不知道《纲目》是记事之书，不是载录文章的书。又如“莽废孺子”一条，书中说既然已经写了始建国元年，就不必再写王莽。却不知道孺子被废之后，才成为始建国年号。又如“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一条，书中说应删去“秦王”二字，这是拘泥于以爵位用字表示褒贬的条例。又如“张柬之等举兵讨武氏”一条，书中说多了“之乱”二字；却不知道史书笔法的关键在“讨”字，这两个字删掉固然可以，保留也没有妨碍。又如“晋主重贵发大梁”一条，书中说应写作“北迁”；却不知道朱子是宋朝人，为避讳宋代二帝北迁之事，所以改换了原文。其他地方偶尔也有可取之处，不过是拾取琐碎之说，不能对史学有多少深切的补益。《纲目》并不是没有可以纠正的地方；至于这部书，还不足以纠正《纲目》。△《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补注》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本朝张庚撰写。张庚，字浦山，秀水人。这部书认为《通鉴纲目集览》《质实》中的错误很多，只有胡三省的《通鉴注》颇为精确恰当，可以纠正这两部书的谬误。于是又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舆图》等书加以校订，写成《纠缪》来订正它们的错误，又写成《补注》来补拾它们的遗漏。用力相当勤恳认真。然而《集览》《质实》的荒疏浅陋，本来不值得同它们辨析。既然已经同它们辨析了，就应当从根本上详细征引各书，使沿革、分合等说法句句都有依据。这样才可以用有证据的文字，驳倒没有根基的议论。可是它所纠正、所补充的内容，竟然都不注明出处，那么终究不能使人闭口信服。△《帝王纪年纂要》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元代察罕撰写，明代黄谏补辑。察罕官至平章事，事迹详见《元史》本传。黄谏有《从古正文》，已经著录。这部书以《皇极经世》为依据，从太皞以下各代帝王，分别记载他们在位的年数，并在每一代之前概述其兴亡的大意。察罕在皇庆元年完成此书，曾上奏朝廷进呈，程钜夫为它作序。到了明景泰年间，黄谏又编成《续辑》，把原本各代之下写到延祐戊午若干年，改为写到洪武戊申若干年，并补入元代各帝的纪年。但内容过于简略，不足以供考订之用。△《明本纪》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这部书记载明太祖的事迹，从在濠梁起兵开始，到在金陵建国为止。全书按年份编排记载，颇为详细完备。大概也是从实录中摘录出来重新编次的。只是洪武三年正月以后全部缺失，或许是草创尚未完成的本子吧。△《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代邱濬撰写。邱濬有《家礼仪节》，已经著录。这部书本于明代方孝孺阐释统绪的意思，专门申明正统。起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止于明洪武元年，用来说明世道变迁及其发生的缘由。每条之下都随事附加议论。然而立论多有偏颇悖谬、不合常理之处。例如在纪年干支下面都画一个圆圈，圈中写国号；到了元代，就加画黑圈；等到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时，则画白圈。他的说法认为这是取法《太极图》的阴阳：到了这时天运转变，阳道恢复，阴霾消散。这完全是凭主观臆想妄自制作，是史家从来没有的变例，可以说荒谬怪诞。王士祯《池北偶谈》称赞它的议论严正，实在过分。陶辅《桑榆漫志》称赞它义理严明、论断恰当，概括尽了幽深隐微之处，深得“麟经”的宗旨。胡应麟《史学佔毕》说《春秋》之后有朱氏，《纲目》之后有邱氏，这种说法就更加乖谬了。△《通鉴纲目前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许诰撰写。许诰自号函谷山人，灵宝人，是吏部尚书许进的儿子，文渊阁大学士许赞的兄长，兵部尚书许论的弟弟。弘治己未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号庄敏。事迹附见于《明史·许进传》。这部书认为司马光《通鉴》、朱子《纲目》都没有直接取法《春秋》，中间缺少七十多年以前的史事；金履祥《通鉴前编》的史书笔法又多有错乱，于是重新辑录此编，用来订正讹误、补足缺漏。其中如辨明宋昭公不是周元王的孙子、魏文侯没有杀害晋幽公，以及赵鞅、赵无恤的卒年《史记》都记错了等，也略有考证。但摹仿《春秋》过分，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往往像画虎却没有画成。又有时在《春秋》之外另立条例。例如《春秋》记“卫侯毁灭邢”，解说者认为这是憎恶他灭掉同姓之国；又有人认为是因为下文“卫侯毁卒”的文字而造成的讹误。这本来就不是已经形成的条例。可是许诰在“楚子章灭陈”一事中写出楚子的名，在“越勾践灭吴”一事中又削去爵位。《史记·越世家》说，越国向周进贡，周元王派人赐给勾践祭肉，任命他为伯。所谓伯，大概是方伯，并不是由子爵晋升为伯爵。许诰却按照自己的看法，一概写作“越伯”。至于《春秋》凡有事情必定记载时令，这是条例；春季特意写“王正月”，是为了表明正朔。许诰在没有事情的年份既不完整记载，又不写“王正月”，却一定要在年号下面另标一个“春”字。《自序》说这是为了施行夏时、重视岁首。这也同样是不善于学习前人的做法。△《经世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代魏校撰写。魏校有《周礼沿革传》，已经著录。这部书按编年记事，起于汉高祖奉楚怀王命令讨伐秦国的那一年，止于汉文帝末年。看起来像是从《通鉴纲目》中偶然选取一两卷，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删削改写。全书大旨想要仿效《春秋》，但既不像经书的体例，也不像传记的体例。例如记高帝元年说：“沛公的属吏萧何收取丞相府的图籍，没有来得及收取博士所藏的书籍，先王的典籍于是灭亡，齐、鲁诸儒从孔氏那里传习下来的学问也不再完整。” 这算是仿效《春秋》的哪一条体例呢？△《人代纪要》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译明代顾应祥撰写。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这部书按编年体记事，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下年份。大概是把《甲子会纪》和《大事记》合并为一部书。然而繁简失当，许多地方都不妥帖。其中有些事情没有年份可编排，也常常随意归入某年。例如荀悦撰写《汉纪》《申鉴》，都强行系在献帝乙酉年，恐怕一定不是这样。△《嘉隆两朝闻见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沈越撰写。沈越，字韩峰，南京锦衣卫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这部编书认为薛应旂《宪章录》、郑晓《吾学编》等书只记载到武宗以前的事情，所以继续搜取世宗、穆宗两朝的政事，汇集编次成书。起于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止于隆庆六年。朱之蕃说它是野史中的佳作。然而它所采录的书目，从《明伦大典》以下仅有四十一种，并不丰富完备；其中所附按语，如“五元臣皆不利”之类，体例也混杂了说部的形式。△《明大政记》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代雷礼撰写。雷礼，字必进，丰城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明史·艺文志》记载雷礼的《大政记》三十六卷。这个本子是万历年间应天府周时泰刊刻的。其中雷礼所辑的内容止于武宗，仅有二十卷；《世宗》四卷，其实是范守己的《肃皇外史》；《穆宗》一卷，则是谭希思续编的。卷数和目录同史志不相符合，大概是周时泰已经有所合并。雷礼熟悉朝廷典章，以史学自任。然而他所记载的内容多半摘取实录，详略没有做到适中，对异同也很少能够考证。△《明六朝索隐》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作明代雷礼撰、何应元校订。何应元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这部书按编年记载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的事迹。考察《明史·艺文志》，并没有记载这部书。怀疑是后人从实录中抄录编纂而成，假托雷礼之名。它称作《索隐》，也不知道取的是什么意义。△《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明代南轩撰写。南轩，字叔后，渭南人。据南轩《自序》，题称吏部文选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明史》将他附载于《南居益传》中，也说他官至吏部郎中，曾撰写《纲目前编》。可是，他的门人杨光训又在《序》中称南轩为渭上先生，说他壮年游学金马，历任铨曹、藩司和臬司。这说明他的官职并没有终止于郎中。《陕西通志》称他最终任山东参议，同杨光训《序》的说法相合，应当以此为实。然而《太学进士题名碑录》记载南轩是嘉靖癸丑年进士，而《通志》作甲辰年进士，那么《通志》又是传抄造成的错误了。这部书把金履祥《通鉴前编》和陈桱《通鉴前编外纪》合并删削，共编成一部书。起于伏羲，止于周威烈王。然而它不明白提纲分目的方法，内容冗杂琐碎，混杂错综，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引用《尔雅》说：“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都是可以用来教习作战的猛兽。”引用《左传》说：“龙角就是亢星，在建戌之月出现在东方，所以告诫百姓从事土木工程。”《尔雅》《左传》中都没有这些文字。大概明代八股文兴盛而古学荒废，各经的注疏都因为不切合时文而被束之高阁。因此杂取类书，以讹传讹，竟到了这种地步。又因为金履祥师从王柏，所以征引老师的学说时称“子王子”。这部书既然完全改变了金履祥的体例，却在引用王柏学说时仍称“子王子”。这就又同不去掉葛、龚二字是一样的例子了。△《龙飞纪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吴朴撰写。吴朴，字华甫，诏安人。这部编书仿照《纲目》的体例，记载明太祖的事迹。起初名为《征伐礼乐书》，后来改为现在的书名。从壬辰到壬午，共五十一年。大概依据《元史》以及明初武胄贴黄列传、则例等记载，并旁搜博采而成。书前有嘉靖甲辰年林希元的序和吴朴所作的《自编通例》。当时建文年号尚未恢复，所以己卯以后四年仍使用洪武纪年，在旁边注出建文年号。这属于当时的法令要求，不足以讥责。至于从壬辰到丙午，明朝国号尚未建立，顺帝仍然在位，仍是元朝的天下，却删去至正年号，只记干支。这种偏执实在太过分，同公议不相合。至于所谓成化年间续编的《纲目》，记载托克托用兵六合，有“贼势大蹙”的句子，却不知道当时明太祖正在六合，完全不懂得避讳之类的道理。按照臣子之义衡量，这才是确凿正当的论断。即使把商辂从九泉之下召回来，他也没有言辞可以解释。△《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代薛应旂撰写。薛应旂有《四书人物考》，已经著录。这部编书续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曾讥讽它孤陋寡闻。例如王偁、李焘、杨仲良、徐梦莘、刘时举、彭百川、李心传、叶绍翁、陈均、徐自明等人的著作，大多没有读到，连《辽史》《金史》二史也删去不记。只是道学的宗派记得特别详细而已。如今核查此书，大体以商辂等人的《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稍微摘取其他书籍来加以增补。对于《宋史》《元史》二史，从未参考其中的表、志。因此对于元丰年间更改官制、至元年间制定赋税法等各种制度，言语多半含糊简略；对于《本纪》《列传》也没有条理贯通。凡是一人有两篇传记、同一件事在不同地方互相出现的，内容的异同和详略，都没有考证，往往文字繁多而事情重复。

译例如永宁公主穿着贴绣铺翠襦，入宫请求用金饰装饰肩舆，受到艺祖的告诫。这件事已经记在开宝五年，却又在开宝八年再次出现，并且错误地写成“永康公主”。丁谓诬陷并贬谪寇准，王曾怀疑处罚太重，丁谓说：“居停主人不要再说了。”这件事已经记在天禧四年，却又在乾兴元年再次出现。越州升格为府，已经记在建炎四年，却又在绍兴元年再次出现。甚至真德秀兼任宫教、劝济王孝敬并等待天命的话，在同一篇中也前后出现两次。其余重复、窜改、改易的错误，多得无法逐一列举。所记载的元代事情尤其疏漏。只是所记道学人物，颇能采录各家文集，多有正史以外的材料。然而把制诰、赠言、书信、祭文杂乱排列，铺陈叙述连篇累牍，像家谱一样；按照史书体例衡量，实在很不合规矩。至于引用说部来补充正史缺漏的地方，又不辨别真伪，只求新奇。例如记载吴曦被诛时说：“起初吴曦还没有叛乱时，曾在边塞上校猎。一天夜里回来，胡笳和战鼓竞相奏响，车马声交杂不断。吴曦正垂着马鞭向四周观看，当时正值深秋，天空澄澈晴朗，抬头看见月亮中有一个人，骑着马垂着鞭子，和自己非常相像。他询问身边的人，大家所看见的都相符，因而非常惊骇。他默默地想道：‘我将来应当显贵，月亮中的人就是我吧。’于是扬鞭向他作揖，那个人也扬鞭回应。吴曦便大为高兴，从此决定了叛乱的谋划。”等等。这件事虽然见于岳珂《桯史》，但小说家的无稽之谈，难道可以收入编年史吗？即使材料很多又有什么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甲子会纪》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薛应旂撰写。前四卷用六十甲子纪年。上自黄帝八年，下至嘉靖四十二年，共七十二甲子。又在每年之下略记大事，以备查阅。第五卷则采用邵子《以元经会》中的说法，概略论述洪荒以来的历史，并附上邵子的《观化诗》。△《宪章录》四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代薛应旂撰写。所记上起洪武，下至正德，采用编年体。大概是为了续接他所作的《宋元通鉴》。然而采录杂书，颇为缺乏甄别。例如惠帝逊国一事，本来就是传闻而且史实有疑。薛应旂却在正统五年十二月记载思恩州土知州岑瑛把建文帝送入京城，称他为老佛。这难道是史家所谓有意留下缺文的做法吗？△《考信编》七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杜思撰写。杜思，字子睿，鄞县人。嘉靖丙辰年进士，官至青州府知府。这部书全部记载上古的事情，篇目有两种：一名《原始考》，从盘古氏开始，止于燧人氏；一名《读坟考》，从庖犠氏开始，止于帝魁。它按编年记月，记录行动和言语，完全采用策书的体例，仿佛身边有史官执笔，亲自记注起居，却又不说明依据的是什么。因此题名为《考信》，可说是名实相违了。△《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黄光昇撰写。黄光昇，字明举，晋江人，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这部书起于元至正壬辰年明太祖起兵，止于明穆宗隆庆二年。按编年记事，每一条都先列提纲、分列目次。前四卷从至正壬辰到洪武建元以前，使用明朝纪年，而元朝的事情则随着年份附带记载。虽然这是当时臣子的说法，但顺帝北行以后采用明朝纪年还可以。若在至正戊申以前，不仅元朝的国运尚未转移，顺帝仍然是名义上的共同君主；即使是韩林儿的龙凤年号，明朝君主也亲自奉行他的正朔。可是这部书在明太祖刚起兵时就删去了元朝年号，终究不是万世公认的论断。△《成宪录》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记载明太祖至英宗五朝的事迹。考察明太宗的庙号，到嘉靖十七年才改称成祖。此书仍称太宗，因此应当是成化以后、嘉靖以前所作。书中所记，事实较少而诰敕很多。例如洪武元年二月，诏令在国学用太牢祭祀先师孔子，又派使者到曲阜致祭，并载有太祖《遣祭之谕》。如今《本纪》只记载祭祀国学，没有提到阙里。又如《本纪》记载，洪武十年十二月高丽使者第五次来朝，因为嗣王尚未即位而拒绝接纳；十二年十二月，高丽进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因为不合约定而拒绝接受。而此书又记载洪武十二年五月，谕令辽东守将潘敬、叶旺不要接纳郑白一事。这也足以补充史传的缺漏。不过，其中浮泛的文辞妨害要旨之处，终究很多。△《秘阁元龟政要》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中已经称成祖，因此是嘉靖以后的人所作。所记都是明太祖的事迹。起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德攻取常熟，终于洪武二十八年。首尾都不完整。大概是前后各散失了一册，现在的卷次又是传抄者改题的吧。大体上与《太祖实录》相互出入，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记载。△《明通纪述遗》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第一卷、第二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二卷，都题作“绣水卜世昌校订”；第三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十一卷，都题作“绣水屠衡校订”。书前有《冯梦祯序》，只称卜世昌；又有卜万祺、屠隆两篇《序》，则兼称屠衡。大概是两人合作，仿照《新唐书》分别署名的惯例。此书补充东莞陈建《明通纪》的遗缺。起于元至正十一年，终于明隆庆六年。编年记事，大多搜集稗史中的说法，特别杂乱。例如第一卷大量记载元顺帝荒淫琐碎的事情，与明朝无关，实在违背了截断时代界限的原则。又如把成祖征讨漠北时太监沐敬进谏的事情，插入建文四年末尾，由此可见其记载毫无法度。△《世穆两朝编年史》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支大纶撰写。大纶，字华平，嘉善人，万历甲戌年进士，由南昌府教授升任泉州府推官，降为江西布政司理问，最终任奉新县知县。这部书成于万历丙申年。所记从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共四卷；从隆庆元年至六年，共二卷。前面有《项维桢序》，只称为《永陵信史》。根据大纶《自序》，大概是先完成《世宗编年》，后来才续写《穆宗》。△《明大政纂要》六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明代谭希思撰写。希思，茶陵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四川巡抚。此书记载从洪武元年至隆庆六年。凡是大事都按年月编年记载，每位皇帝都有《论赞》。卷首载有万历己未年韩敬所作的《序》。序中说：“侍御方壶刘公，手持斧钺巡行畿辅，捐出俸禄刊刻此书。”可见此书过去曾经刊刻。如今抄本卷首仍保留“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的印记，那么应当是刊刻以前的藏本。其中有许多涂改、倒置、增删之处，似乎就是希思的原稿。△《大政记》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朱国桢撰写。国桢，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己丑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肃，事迹附见于《明史·朱国祚传》。此书起于洪武元年戊申，终于隆庆六年壬申。按年月编年记载，繁简多有不当之处，实在缺乏史书裁断的能力。△《两朝宪章录》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代吴瑞登撰写。瑞登，字云卿，武进人，由贡生出任光州训导。此前，薛应旂编纂洪武至正德九朝的事迹，称为《宪章录》。瑞登于是编纂嘉靖、隆庆两朝，续接薛应旂的书。大体上是抄录、摘取邸报编成的。有巡抚河南御史陈登云、李时华所作的两篇《序》，一篇作于万历癸巳年，一篇作于甲午年。又有瑞登的《自序》，只称颂世宗初年的政治以及遗诏，并称颂费宏调和辅弼的功劳、徐阶受到顾命的事迹。大概是说嘉靖中期因任用严嵩而败坏，却不愿明白说出。△《国史纪闻》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代张铨撰写。铨，字宇衡，沁州人，万历甲辰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辽东。天启元年，大军攻破辽阳，他为节义而死，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忠烈，事迹详见《明史·忠义传》。这部书起于元至正十二年明太祖在濠州起兵，止于武宗末年。按年月编年记载，有纲有目。题名为《纪闻》，是因为张铨自认为职务不是史官，不能看到实录、记注，只能取用各家的书，考辨异同，编次成册。所谓所得只是传闻，不敢据此当作可信之事。此书成于万历庚戌年，到天启甲子年才开始刊行。徐揭先为它作序，他的儿子徐道濬又重新校订过。△《纲鉴正史约》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顾锡畴撰写。锡畴，字九畴，号瑞屏，昆山人，万历己未年进士。崇祯末年，官至南京礼部侍郎。福王时期，升任尚书。后来被总兵官贺君尧杀害。事迹详见《明史》本传。此书按年月编年记载，对历代史实大致保存了梗概，大概是乡塾教授蒙童的读本。至于“纲鉴”这个名称，是从《纲目》和《通鉴》中各取一字而称，又颠倒了两书的时代次序，更是沿袭坊刻书籍的陋习。△《历代二十一传残本》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程元初撰写。元初有《律古词曲赋叶韵》，已经著录。此书大略仿照《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把二十一史分别按年月编成“传”，所以称为《二十一传》，但并不是传记体。这一版本只保存《季周传》十一卷、《嬴秦传》一卷。究竟是刊刻尚未完成，还是传抄本有所缺失，都无法知道。从现存部分来看，大体上疏漏很多，完全没有体例。即使散失，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春秋编年举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代杨时伟撰写。时伟有《正韵笺》，已经著录。此书成于崇祯甲戌年。全书前后分为两编，都仿照《史记·年表》的体例，以各国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前编为《春秋列国编年举要》，起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止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用来概括《春秋》的大要。后编为《获麟后七十七年编年举要》，起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止于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用来补充《通鉴前编》。卷首有《春秋托始论》，根据洪迈《容斋随笔》的说法，认为《春秋》始于鲁隐公，是为了治理郑庄公，而诸侯强横跋扈实际上从寤生开始。接着是《春秋列国君臣总论》三篇，任意作出判断，并不精确。其中说没有季氏鲁国就不能昌盛，没有二氏季氏就会孤立，颇为乖谬。又有《获麟后编年总论》，辨析魏文侯以子夏为师是在尚未受命为诸侯以前，这也与大义无关。两编中只有《后编》有《引》，说自己从各种书中以千百取十一，私下编成《编年举要》。后来深思，担心给后人开启懒惰的端绪，于是拿去盖酱缸，不再付诸刊刻，只保存七十七年的事情。这样看来，当时只刊刻了它的《后编》。如今两编都还存在，大概仍是他家收藏的未刊稿本。△《皇王史订》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本朝李学孔撰写。学孔，字瞻黄，渭州人，顺治年间曾任大宁卫断事。这部书认为刘恕《外纪》的义例分类不准确，头绪难以明白，因此加以订正。上起盘古氏，下止周幽王。周平王东迁以后，既然《春秋》已经产生，便不再记载。大体上是搜集罗泌《路史》的说法，再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罢了。△《此木轩纪年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焦袁熹撰写。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经著录。康熙甲午年，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编纂《明史》，袁熹参与了这件事。开局一个多月后，因为与人持论不合而辞去，于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撰写此书。记事始于帝尧，按年月编排则始于《春秋》。书中概括治乱兴亡的大端，并分别系以评论，也颇为考证其中的异同。尚未完成便停止，只写到汉顺帝为止。他的门人徐逵照搜集编纂剩下的稿子，编成这一版本。第一卷和第三卷都是袁熹亲自标识、提纲挈领的；第二卷、第四卷、第五卷，则是徐逵照仿照袁熹的体例补作标识的。此书叙述简明，不是其他史略那种不冗长就遗漏的书可比，持论也多半平正公允。不过他喜爱奇闻、嗜好博杂，常常采纳异说。例如说周文王在商朝末年受命称王；周厉王九年，卫武公攻杀他的兄长共伯而自立。

译杂书中的讹误和异说，他都不认为是错误。甚至何休注《公羊传》说，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受命的元年，并把周列在二王之后，他也认为这种说法道理虽错误而用意是好的，实在十分乖谬。他订正史实，纠正了许多错误。然而他喜欢以明人所刻的《竹书纪年》为依据，却不知道那是伪书。例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孙会以廪丘叛乱、安王十九年田侯剡即位之类，都据此来驳斥《史记》，也是考察不周。至于《孟子》所载的曹交，原文并没有说他是曹君的弟弟；称曹交为曹君之弟的，是汉代赵岐的注。朱子偶然据此而论，失于详加核查。袁熹没有考察旧文，错误地执着这一说法来怀疑《史记》，并且怀疑《春秋》，见识就更加偏差了。△《读史纲要》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本朝王植撰写。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经著录。此书记载历代帝王的年号，并附录僭伪诸国。只是把旧文排列编次，像账簿一样，不足以称为著书。把西夏、辽、金并列，尤其错误。──以上“编年类”三十七部、八百四十七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入《存目》。（按：《纲鉴正史约》一类，是坊间刊刻的鄙陋版本，不足以称为史书。然而《五经四书讲章》虽然极其粗陋低劣，也不能不说是经学解说。因此也附存其书目。这一类书非常多，姑且只把所见到的记载下来，如同经书讲章的例子。） 卷四十九 史部五 ○纪事本末类 古代的史书，只是按年月编排而已，周代以前没有不同的体例。司马迁撰写《史记》，于是有了纪传体；唐代以前也没有不同的体例。到了宋代袁枢，把《通鉴》的旧文按事件分篇，分别排列次序，详细叙述每件事的始末，命名为《纪事本末》，史书于是又有了这一种体例。事情的类别相互沿袭，后来称为因，最初都起于创。最初有所创立，后来就不能不有所沿袭。因此，在这种体例出现以前，不仅纪事本末体是创立的，纪传体、编年体也是创立的；有了这种体例以后，不仅编年体相互沿袭，纪传体相互沿袭，纪事本末体也相互沿袭。沿袭的书既然多了，于是在两种体例之外，另立一家。现在也按类别区分，使它自成一门。凡是一部书具备各项事情的始末，或者一部书只具备一件事情的始末，都汇总在这里。那些不标明“纪事本末”名称、实际上却属于纪事本末体的，也一并著录。至于偶然记载某些事情、篇幅不多的，仍归入杂史传记，不列在这里。△《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通行本） 宋代袁枢撰写。袁枢，字机仲，建安人。孝宗初年，礼部试中词赋第一。历任官职，升至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江陵府，不久提举太平兴国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按：唐代刘知几撰写《史通》，叙述史书体例，开头列出六家，最后归纳为两种体例。自汉代以来，不过是纪传、编年两种方法，交替使用。然而纪传体的做法，有时一件事在数篇中重复出现，宾主关系无法辨明；编年体的做法，有时一件事隔在数卷之间，首尾难以查考。袁枢于是独出新意，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类，按类别编排。每件事都详细说明起因和结局，各自列出标题；每篇都编排年月，自成首尾。起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讨淮南。包括数千年的事迹，经纬分明，条目详备。前因后果、始末经过，一看便明白。于是使纪传体、编年体贯通为一体，实在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创举。王应麟《玉海》称，淳熙三年十一月，参政龚茂良说袁枢编纂的《纪事》有益于增长见闻。孝宗下诏在严州摹印

译十部，并先把缮写本进呈。《宋史》袁枢本传又称，孝宗阅读后赞叹不已，把它赐给东宫，又分赐给江上各位将帅，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全在这里了。”朱子也称赞此书分部列目，在始终、离合之间，都曲折地包含着微妙的用意；用它来错综编排司马光的书，正是《国语》一类的作品。大概袁枢所辑录的内容虽然没有超出《通鉴》原文，但在取舍删裁方面，义例极其严密，不是那些把《通鉴》按总类割裂、抄撮的书可以相比的。后来如陈邦瞻、谷应泰等人，陆续有所仿效；但在包举全面、条理贯通、不遗漏也不繁冗方面，都比不上这部书。△《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代章冲撰写。章冲，字茂深，是章惇的孙子，淳熙年间曾任台州知州。他的妻子是叶梦得的女儿。叶梦得深究《春秋》，所以章冲也颇为用心研究《左传》。他取各国的事迹，按年月排列，分别按类别归并，使条目首尾相接、完整具备。前面有章冲的《自序》和谢谔的《序》。考察章冲和袁枢，都生活在孝宗时期。袁枢编排《资治通鉴》，创立纪事本末的体例，使事情的头绪分明，容易循序阅读；他的书刊刻于淳熙丙申年。章冲撰写此书，也采用这种体例；据《自序》，刊刻于淳熙乙巳年，在袁枢的书之后九年，大概是继承袁枢的义例而作。虽然篇幅不多，不如袁枢的书广博，但对学习者有所帮助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通鉴》本来属于史家之书，袁枢不过整理它的头绪。《春秋》一书，经文是排列事件、联缀文辞，其中的义理多相互发明；传文有时先于经文来开始叙述事情，有时后于经文来结束义理，有时依附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合不同说法，像丝线牵引、绳索贯联，脉络暗中相通。章冲只是按事件类别汇集编排，于是把经文的义理改变成史书的裁断，与经文笔削的文意几乎毫无关系。旧日把它列在经部，没有看到这一点。现在把它和袁枢的书一同归入史类，才大致符合它的实际性质。△《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宋代徐梦莘撰写。梦莘，字商老，临江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任南安军教授，改任湘阴县知县。官至宾州知州，因为议论盐法与上意不合，被罢官归家。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徐梦莘爱好学习、见闻广博，一生著述很多。史书称他淡泊于仕进，每当想到自己生于靖康之乱，便希望考察清楚事情的始末，于是搜集旧闻，汇集异同，编成《三朝北盟会编》。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止于绍兴三十一年，上下共四十五年。凡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等，都无不收载。皇帝听说后嘉奖他，提拔为直秘省，等等。如今他的抄本还存在，共分上、中、下三帙。上册是《政和》《宣和》二十五卷，中册是《靖康》七十五卷，下册是《炎兴》一百五十卷。它记载的起止年月，与史书所说相合。所引用的书有一百零二种，杂考的私家著作八十四种，金国的各种记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此外，文集一类还没有计算在内。史书所说的，并没有全部包括。凡是宋、金之间和议、用兵的事情，都按先后本末加以编排；以年为经、以月为纬，按日分条记载。只有《靖康》中册末尾的《诸录杂记》五卷，是因为没有年月可以系属，另行编次，附在末尾。书中的征引，全部抄录原文，不加删取，也不作评论判断。大概是因为把是非都摆出来，让不同说法彼此并存，以备史家采择，所以取名为《会编》。然而，从汴都失陷到南渡建国之初，政治的治乱

译和措施的得失，沿着文字考察、联系事实推求，已经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缘由，并不只是堆砌琐碎材料而已。虽然其中当时的说部杂相混杂，所记金人的事迹往往是传闻失实，并非全都可以凭信。而且当时臣僚的札奏，也有许多夸张而没有根据的话。徐梦莘大体上把全文都记录下来，未能一一加以甄别取舍。总的说来，它内容广博、学识淹通，在南宋各类野史中，除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还没有能超过它的，因此不能因为文字繁杂而贬低它。考察徐梦莘完成此书后，又把前面没有收尽的五家史料续加编排在中、下两册，以补其缺漏。

译《靖康》《炎兴》各二十五卷，名为《北盟集补》。现在这个本子没有收录它们。大概是当时两部书各自流行，所以时间久了便散佚了吧。△《蜀鉴》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方孝孺序》，说宋端平年间，绍武人李文子曾在蜀地任职。他搜集史传，从秦国攻取南郑开始，到宋朝平定孟昶为止，上下约一千二百年间与蜀地有关的事情，编成十卷书，如此等等。世人于是题作李文子所著。《考亭渊源录》也记载，李文子字公瑾，是光泽人。（按：光泽就是绍武所属的县，今仍沿用古名。）他是李方子的弟弟。绍兴四年中进士。官做到知太安军、绵州、阆州和潼川府，著有《蜀鉴》十卷。然而考察端平三年李文子所作的《序》，其中说自己闲居时深思，把前人的见闻考索整理出来，于是让资中人郭允蹈辑成一编，如此等等。那么，这部书是资州郭允蹈所撰，李文子只是总理其事罢了。世人就把它当作李文子所著，也如同《大易粹言》本来是曾穜命方闻一撰写的，而《直斋书录解题》却误以为是曾穜所著一样。这部书每件事都标出总题，体例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每条都有纲、有目、有论，体例如朱熹《通鉴纲目》。其中兼把考证附在各条末尾，比《纲目》更加详尽丰富。宋朝自南渡以后，以荆、襄作为前方屏障，以兴元、汉中作为后方门户，天下的形势常常取决于楚、蜀，所以郭允蹈在书中所叙述的，都是战争中防守、进攻、胜败的情况。对于军事上的得失、地形的险要与平易，常常反复致意。至于古人用兵的旧道，必定详细说明它如今在什么地方。他的经营筹划，用意颇为深远。例如辨析荆门的浮桥，引用《水经注》来证明《荆州记》的错误；考察陈仓的马鸣阁，引用《蜀志》来证明《寰宇记》的错误；说明斜谷的遮要，引用《兴元记》来补充《裴松之注》的缺漏。关于诸葛亮修筑乐城，引用《通鉴》来辨析《华阳国志》和《寰宇记》的异同。他在地理方面也相当精审核实。又如所记罗尚抵抗李雄、张罗占据犍为，也比《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记载得详细。这些都足以辅助史书的考证。只是他所论蜀地形势可以向北夺取中原，并引用汉高祖作为证明，这与李舜臣《江东十鉴》的意见相同，大概只是借此激励恢复的志气罢了。诸葛亮都做不到的事，难道认为后人能够做到吗？末尾两卷叙述西南夷的始末。书中记载犍为郡的设置，始于汉代，却不知道唐代的庄、琬、播、郎等州就是它的旧地。又记载南诏的始末，说骠信败于韦皋，南蛮才开始衰弱；却不知道是败于高骈之后，南蛮才不再振作。所记未免稍显简略。然而当时正忧虑内部纷争，没有空暇向外用兵。这部书的著述宗旨，主要在于抵御秦陇方面的军队，振作并控制巴渝的险要。其他边疆地区的事情，本来就在略去之列，也确实是当时形势造成的。△《炎徼纪闻》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田汝成撰写。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官做到广西布政司右参议，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史书称他博学，擅长古文，尤其善于叙述。他历任西南地区官职，熟悉先朝遗事，撰写《炎徼纪闻》，就是这部书。全书共十四篇。第一篇记王守仁征讨岑猛的事，第二篇记岑璋帮助擒获岑猛的事，第三篇记赵楷、李寰的事，第四篇记黄<王宏>请求册立东宫的事，第五篇记征讨大藤峡的事，第六篇记奢香的事，第七篇记安贵荣的事，第八篇记田琛的事，第九篇记杨辉的事，第十篇记阿溪的事，第十一篇记阿向的事，第十二篇记云南各少数族的事，第十三篇记猛密、孟养的事，第十四篇杂记各蛮夷。每篇都附有评论，记载比正史详细。书前有田汝成的《自序》，说自从涉足炎徼以来，听闻的各种事情，都起因于抚慰安定方面的缺失，赏罚没有章法，切中了明代的弊病。他评论田州的事情，把责任归于王守仁的姑息；评论黄<王宏>的事情，把责任归于于谦的隐忍；这也是持平之论，没有陷入门户之见。史书称田汝成任右江分守时，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各自杀害君主而自立，他便与副使翁万达秘密商议，将二人诛杀。努滩的贼人侯公丁作乱，断藤峡的群贼与他相互呼应，田汝成又和翁万达设下计策诱捕侯公丁，并进兵讨伐峡中贼寇，将其大败。后来又和翁万达提出《善后七事》，当地于是安定下来，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田汝成对边地的情形，是亲身经历才得到了解的。这部书依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加以记载，当然和那些只会讲学、迂腐地空谈兵事的人截然不同。△《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代陈邦瞻撰写。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戊戌年进士，官做到兵部左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当初，礼部侍郎、临朐人冯琦想仿照《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编次宋代史事，分类排列，以续接袁枢的著作，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御史、南昌人刘曰梧得到他的遗稿，于是嘱托陈邦瞻增补订正，编成此书。大体上，取自冯琦的约占十分之三，出自陈邦瞻的约占十分之七。全书从太祖代周开始，到文天祥、谢枋得之死为止，共分为一百零九目。对于一个朝代兴亡、治乱的情况，大略已经具备。袁枢的义例最为完备广博，他熔铸贯通史事，也极为精密。陈邦瞻能够严格遵守而不改变，所以编排叙述颇有条理。各部史书中，《宋史》最为芜杂污乱，不像《资治通鉴》本来有脉络可寻。这部书分部排列、区别门类，使各事逐一理顺。此书虽然次于袁枢的著作，但他寻绎整理的功夫，却比袁枢多了一倍。只是此书记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尚未统一，本应称作《宋辽金三史纪事》，这样才不违背体例。如今却专门使用《宋史》作为书名，明显带有偏见。至于《元史纪事本末》，陈邦瞻已经另有成书。此书中的《蒙古诸帝之立》《蒙古立国之制》等篇，都是专门记载元朝初年的事实，本应析出归入《元纪》，使前后相接。可是因为临安尚未攻破，便一概列在《宋编》中，在分界上尤其失当。此外沿袭《宋史》的旧文，错误、疏漏而没有来得及订正的地方，也在所难免。然而在记载繁杂的材料中，它确实有拨开丛杂而找到路径的功劳。读《通鉴》不能没有袁枢的书，读《宋史》也不能没有这一编。

译△《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陈邦瞻撰写。全书列目二十七项。其中《律令之定》一条下面注有“补”字，是归安人臧懋修增补的。明朝修撰《元史》，只用了八个月便成书，草率得十分严重。后来商辂等人撰写《续纲目》，不能广泛征引、博采材料，对于元代的事情也多有不详细之处。这部书所采材料不超出这两部书之外，所以不能达到《宋史纪事本末》的完备广博。又因为把元、明之间的事情都认为应当收入明国史，所以对于徐达攻破大都、顺帝驻留应昌等事，都略去不写。元朝初年草创的事迹，陈邦瞻既然已经列入《宋编》；又因为燕京失守、元帝北返，便认为应当收入《明史》。这样，一个朝代兴亡的大纲，全都被湮没而没有记载。按照史书体例来衡量，看不出有这样的做法。至正二十六年，韩林儿之死，是廖永忠把他沉入瓜步江中。洪武年间，宁王朱权撰写《通鉴博论》，已经明确记载了这件事。只不过因为太祖曾经奉用韩林儿的年号，担心这与项羽、义帝的事情相类似，所以把罪责归给廖永忠罢了。陈邦瞻在书中又替此事避讳，甚至隐去韩林儿的结局，更是曲笔。库库特穆尔自顺帝北迁以后，仍然为元朝竭力，多次用兵图谋复兴。所以太祖称王保保是真正的男子汉，认为他胜过常遇春。后来秦王朱樉的妃子就是娶了他的女儿。陈邦瞻却说王保保不知所终，也不免失实。只是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和学校制度，以及漕运、河渠等各项重大政务，记载都十分详细。陈邦瞻对这几方面的记载相当清楚。其他治乱的事迹，也还能够撮举大概，概括其中的要旨，当然未尝不能作为考察借鉴的资料。△《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大学士勒德洪等奉敕撰写。记载平定叛藩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的事情。当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都是原明朝的将领和属官，在太祖时率领部众前来归顺，跟随八旗征讨，多次建立战功。孔有德封定南王，尚可喜封平南王，耿仲明封靖南王。吴三桂原是明朝总兵，世祖驱除流寇、定都燕京时，他也以效命执兵而获得荣宠，受封平西王。后来孔有德战死，殉于孤城，至今仍享受祭祀。只有耿仲明分封在福建，尚可喜分封在广东，吴三桂也分封在云南，承担股肱心腹的重任，所受恩遇最为深厚。后来耿仲明先死，由他的儿子耿精忠承袭封爵；尚可喜年老请求退闲，由他的儿子尚之信代理军务。吴三桂于是独自被称为宿将，在西南据有重镇。可是他暗中怀有祸心，狼子野心难以测度，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举兵抗命，进逼衡、湘，与官军在常德相对抗。尚之信、耿精忠也乘机蠢动。圣祖仁皇帝特意选派八旗精锐部队，迅速扫除叛乱。审度时机，指示授予方略，剿抚并用，逐步平定。吴三桂的势力困窘、忧惧，不久便遭受冥冥中的诛罚；只剩下逆贼的孙子世璠像锅底游魂一样苟延残喘。后来尚之信、耿精忠困迫而归正，都依法处以刑罚。到康熙二十年十月，世璠因惶恐畏惧自杀，三逆全部覆灭。大概开国之初，殷商遗民还没有完全安定，形势容易被煽动；他们所处的地方都依山带海，形势险要超过唐代藩镇；他们的党羽都是身经百战的余部，熟悉攻守，力量超过汉代七国。因此一时群起，敢于肆意猖獗。我们的圣祖当时正值少年，却能从容镇定地将其扫荡。从此以后，天下大定，永远清平，难道不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吗？恭敬阅读《实录》，其中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大学士勒德洪把此书进呈。皇上谕示说，书中有错误，例如王辅臣是由云南援剿总兵官授为陕西提督，如今却说是由陕西总兵官升任；至于《论赞》中援引宋太祖以杯酒解除兵权的事情，吴三桂不能与宋朝功臣相比，而是唐代藩镇一类，应当斟酌改正。由此可敬见皇上深谋远虑，事事都经过圣心裁定，即使一两个小节，也丝毫没有遗漏。这更加证明皇上的神明谋略和独断决策，并不是朝廷群臣所能参与辅佐的。当时此书还没有奉命刊刻颁行，只有抄本，恭敬地收藏在大内。如今承蒙皇上宣示，特命抄录，编入《四库全书》。臣等校勘抄录完毕后，既欣喜地看到圣祖仁皇帝确实兼具守成与创业的伟大功业，也更加仰望我皇上继承并发扬光大先帝功业的盛德。△《亲征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大学士温达等撰写进呈。圣祖仁皇帝亲自撰写的序文，深入说明了不得已而用兵的用意。大概是因为噶尔丹凶恶顽固、违背誓约，逐渐成为边境祸患，于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亲自统率六军前往征讨。敌军像猬毛般密集、像螳螂举斧般凶猛，却惊惧战栗而远逃，噶尔丹仅仅保住性命，大军凯旋。这年九月，皇帝再次巡幸塞北，谕令噶尔丹约束自身、归罪认错，并收纳他所属部众中归降的人。到了第二年二月，又亲自统率大军出征。刑天般的抵抗本领已经用尽，贰负的尸体于是被拘系。于是沙漠得以廓清，边疆得以安定，成为万古以来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书中所记，从康熙十六年六月厄鲁特噶尔丹奉表入贡、接受赐予的敕谕并奉命与喀尔喀修好开始，以此作为缘起；到康熙三十七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献上噶尔丹的尸体为止。期间遴选将领士卒，筹划粮饷，铲除党羽恶徒，曲法赦免被胁迫跟从者，以及出奇制胜的方法、军队行进的缓急节度，凡是承受皇帝睿智谋算的事项，都依据事实直书，文字没有增饰。开头记载《御制纪略》一篇，后面记载告成太学以及勒铭于察罕七罗拖诺、昭木多、狼居胥山等处的碑文。恭敬诵读之后，可以仰见大圣人不凭恃尊贵崇高，不贪图安逸享乐，冒着风霜雨露，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这些功绩昭示后世，不只是可以与古代盛大的训诫誓约相比。△《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大学士来保等恭敬撰写进呈。全书共二十六卷。后面恭敬抄录《御制诗文》一卷，又附载《诸臣纪功诗文》五卷。金川土司在四川边境以外，是吐蕃的遗民后裔，就是《明史》所说的金川寺。国朝康熙年间，其土舍色勒奔起初仰慕教化、归诚朝廷，奉行职守十分谨慎。雍正年间，朝廷颁给印信和号纸，使他世代守护原有疆土。他的儿子郎卡承袭职务后，逐渐肆意张狂，开始侵害吞并同族。

译守边大臣请求加以征讨，以安定九姓各部。我皇上认为那里是荒远的蛮夷之地，他们彼此侵吞，不值得劳烦我朝六军，只下令谨慎巩固边防，以防备事变。然而沙罗奔性情像狼一样贪婪，凶恶的声音始终不改，不思量暂缓九次征讨、给自己留下悔过的机会，仍然肆行凶残，自取天讨。于是乾隆十三年冬，特意选任大学士傅恒为经略，统率勇猛将士，铲除蛇豕般的凶徒。军威声震如灵夔，山鬼般的伎俩也用尽了。扫荡巢穴、焚毁巢居，只在举手顾盼之间。此时才知道螳螂的臂膀不足以抗拒雷霆，敌势困穷逼迫，只得乞降呼号，请求饶命。当时勇武的七萃之士还想径直斩杀楼兰王，而我皇上圣明宽厚、合乎天意，广开汤王的罗网，怜悯他们已经知罪，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于是特别下诏班师，宽免他们，使其残余得以存活。从礻马牙起直到饮酒庆功，往返一二万里，期限不到两年。此后直到沙罗奔一生终了，他都蜷伏在荒山岩穴中，不敢再吐露毒气、逞露豺狼般的利齿。即使周文王因敌垒归降而增修城垒、舜帝舞动盾牌而使苗人来服，其丰功盛德又怎么能超过这件事呢？期间决断战机、取得胜利，全都听从皇上的睿智谋划。这部书所载诏谕中的指示、章奏中的批答，处处都可以看出皇上神武而不嗜杀的深意。同时也可以看出，后来索诺木夜郎自大，最终在藁街被诛杀，实在是辜负恩德而逞凶，灾祸是自己招来的。无论从道理还是形势来看，都不能姑息容忍，并不是圣人有意要用兵。△《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恭敬撰写进呈。全书分为三编。考察准噶尔部落，其世系出自元代阿鲁台；因译语转音，所以称为“厄鲁特”。太祖高皇帝时，曾派使者入朝进贡。世祖章皇帝时，赐给其封爵，使其自行统领部众。到了噶尔丹放纵其如猪一般的野心，侵扰喀尔喀各部，圣祖仁皇帝亲自出征将其平定，北部边疆因此安宁。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先前与噶尔丹结怨，逃往西方，潜伏在伊犁；后来人口繁衍、势力渐盛，逐渐成为边患。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多次出兵征讨，挫败了他的叛逆势头。泽旺阿拉布坦的儿子噶尔丹策凌，震慑于我朝的声威，才开始收敛锋芒、接受命令。我皇上教化遍及六合，威严与恩惠并施，向他们表示安抚怀柔，允许通贡贸易，以扩大覆盖天下、养育万民的仁德。后来达瓦齐杀死噶尔丹策凌的儿子喇嘛达尔札，倚仗部众自行立国。部众不肯归附，纷纷向内归顺、叩关投诚，准噶尔于是大乱。本书《前编》五十四卷，所记从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到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详述了事情的起源。此后，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归来，请求天朝出兵讨伐。由于人心大为归顺，仿佛天命亲自降临，皇帝特地下诏调发六军，分两路进军。投降的部落背负弓弩，欢欣起舞，在前面引路；其余党众纷纷倒戈，成排排列着叩头膜拜。军队没有经过血战，五个月便平定伊犁，并在图尔满俘获达瓦齐。后来阿睦尔撒纳像豺狼一样反噬，也很快被斩首；波罗尼都、霍集占如枭獍般同时作乱，也随即被献上首级。天山南北从此鼓声不鸣，疆土拓展了二万多里。本书《正编》八十五卷，所记从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到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完整记录了事情的始末。至于《续编》三十三卷，则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后至三十年八月乙亥的一切事务，包括设置戍所、开垦屯田、设置官职、制定赋税以及筹划长久制度；又记载讨定乌什和远方各部，以及观测风向、接受贡物等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军威震慑得如此遥远、皇帝车驾疆土拓展得如此广阔的情形。龙沙葱岭、积雪山地之间，也从未有过像中原地区一样周密完备的控制和安抚制度。而且，筹划谋略都在事变发生以前，长远计划都在事情办成以后安排妥当，一切都出自皇帝睿智谋略的独断。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皇上勇略和智慧，用来光大历代圣主的事业，并给后世留下长久谋略吗？恭敬诵读这部书，才知道舜的德行使诸侯宾服、禹的足迹遍及流沙，都不足以同圣上的功业相比。△《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由大学士阿桂等恭敬撰写，进呈皇帝。全书前面冠有《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末尾附有《臣工诗文》八卷。所记平定两金川之事，从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亥开始，到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壬午结束。金川自从郎卡归顺之后，皇威所震慑，已经不敢再逞凶作乱。然而，狼死又生出貙，野心并未改变。他的儿子索诺木和头人丹巴沃杂尔煽动小金川酋长僧格桑，吞并九姓，无故发动战争。劝谕他也不听，反而更加狂妄悖逆。这大概是因为十年期限将满，所以两方面的和解始终不能实现。况且贪婪残暴没有止境，深谷也难以填满；金川靠近维州，势必会暗中窥伺。与其等到后来留下祸患，在边疆被动防守，不如先发制人，把他们逼迫在巢穴之中。因此皇帝排除浮议，独自决断，再次调发六军，重申九次征伐。虽然叛酋仗恃地势险要，一时肆意猖狂，但我军声威如雷，最终使其内部崩溃。僧格桑的尸骨先被献到军门。后来转战千盘，铲平了三处巢穴。索诺木力量耗尽、形势窘迫，也低头投降而被俘。大概自三代以来，中国军队从未有人能够到达那里；只有我皇上谋划精密周详、天威声势反复震荡，才开始开辟教化化外的蒙昧之地。所以说到路程，那里近得连黄河源头万里之地都显得遥远；考察其疆界，那里狭小得连天山南北两道也显得宽广；计算其人口，还抵不上三十六国中的一个。然而歌颂圣上武功的人，才觉得这同乙亥年西征、拓展二万多里疆土，前后功业完全相同。这难道不是因为路程的遥远，到伊犁才达到极点；山川的险阻，到两金川才达到极点，而这些都是攻克了千古以来无人能够攻克之地吗？恭敬阅读这部书，详细了解决断机宜、制胜全局的始末，更加知道戊辰年的战役是上天仁爱，不愿穷兵黩武，并不是力量达不到那里。△《钦定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由大学士于敏中等恭敬撰写，进呈皇帝。

译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山东寿张的叛贼王伦作乱，突然抢掠阳谷，进逼临清。直隶、山东合兵围逼他，大学士舒赫德奉诏统率八旗精锐也赶到。王伦走投无路，自焚而死。他的党羽全部被俘，用刑具押送京师，在市中肢解示众。于是皇帝命人叙述平定此事的始末，编成这部书。我朝自历代圣主以来，教化深厚、法纲美善，盛世相继，天下各地所有有知觉的生灵都知道归顺。我皇上忧念百姓疾苦，德行足以覆盖养育天下，为求安宁、救济疾苦，日夜忧劳，常常担心有一个人不能获得安定。圣上的深仁厚泽，细数起来难以穷尽。仅免除田赋，就动辄涉及千百万；宽减、赊贷漕粮，也动辄涉及千百万；水旱灾害偶然发生，赈济抚恤接连不断，更不知有多少个千百万。几十年来，记述圣政的人也多得无法尽数。四海之内，到处都沐浴皇恩，人人无不享受福泽、饮受和气，沐浴春日般的太平教化。无论圆头方足的人，都具有常性和善良；即使凶悍暴戾、狠毒残忍之徒，也都应当革除那种猫头鹰般的恶声，改变鹰一般的凶眼。王伦等人却肆意萌生叛逆，胆敢扰乱天常，于是招致官军讨伐，自取贝州之诛。天地广大，没有什么不生；狼一样的贪婪实在出于本性，毒蛇般的恶毒也是他们种类所自有的。起初他们借着事奉魔教、吃斋行事，托词聚敛钱财；后来聚集众人焚香，因而结成党羽。他们知道妖言邪道为圣明时代所不容，便侥幸苟延，铤而走险。变乱出乎意料，大概就是因此发生的。然而皇帝在九重宫中运筹谋划，指挥七萃之士，不久便将这些像斧头、螳螂、锋利刺猬一样的叛党全部消灭。奏报成功的速度，没有哪次战役超过这次。这难道不是人心共同痛恨的，正是天道必然要诛灭的吗？本书所记，详细叙述了制胜的机宜，并说明倡导作乱的缘起，用来作为天下万世自行滋生祸乱者的明确警戒。至于安置、安抚流亡者，救济抚养困苦百姓，以及兵火之后善于筹划善后的措施，谋划没有不周到的，恩惠没有不到达的，更足以看出圣德如天；而王伦等人辜负恩德、图谋叛逆，其罪过比枭獍还深。△《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写。考察回人散居在中国各地的情况，处于西北边疆的尤其强悍。但他们的教法同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所说没有不同，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规制。他们的祖国称为默德那，他们的族类居住在天山南北。后来准噶尔占有天山以北之地，他们便全部避居天山以南。如今从哈密、吐鲁番以外，向西直到和阗、叶尔羌，都是他们居住的地方。等到我皇上远远指挥军队，月窟诸地全都归附，各回部一并纳入版图，成为我朝臣民。中国的回人也常常往来贸易，在这些地方之间迁徙经商。奸诈狡猾的人于是谎称从祖国传来教法，另立新教，与旧教争斗。地方守臣习惯于安逸，不早作防微杜渐的准备。彼此仇杀，终于逐渐发展到聚众持械作乱。辛丑年四月，循化厅的叛回苏四十三等突然攻陷河州，又聚众进犯兰州。适逢援军已经集结，截断了他们的退路；羽林精锐和益部番兵也都奉诏迅速出征，按期一同赶到。叛回逃跑的道路断绝，只好退据城南十里的龙尾山，扼守险要拼死抵抗。然而锅里的鱼只能暂时活着，裤裆里的虱子最终也必然灭绝。官军填塞壕沟、焚烧巢穴，从各路同时进攻，在华林寺逼迫他们。有人被俘，有人被斩首，没有一人能够侥幸漏网。这次战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平日酿成冲突的渐变，如同大官把柴薪堆在火旁却不加防范，所以突然爆发时来不及防备。临战时制胜的方法，在于圣主审察全局、张设机宜，所以一举出兵便无不取胜。本书所记，始末清楚明白。至于筹划军制、谨慎巩固边防，以及所有陈述和批答，也都完整记载。全书足以显示皇帝长久驾驭、远方控制的谋略，以及防微杜渐的方略；这些为万世留下安定的考虑，尤其深远。《钦定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奉敕撰写。起初，撒拉尔叛回发生变乱，虽然首领苏四十三等都已被全部歼灭，但马明心留下的余党仍然很多。我皇上以天地之心为心，兼容并育，不愿把他们的族类全部剪除，特命陕甘总督李侍尧秘密筹办处理，以杜绝乱源，务必曲折引导他们改过自新，同时暗中铲除那些固执作恶的人。然而李侍尧筹划不够周密，防范控制也很疏忽，致使叛回田五、嘘马见心借着已经燃尽的火势，谎称官军将要把新教全部剿灭，以恐吓胁迫回众。他们相互煽动，丑恶的党徒于是越来越多。因而占据险要修筑巢穴，在荒野中埋伏兵力。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突然在小山发动变乱。等到田五被提督刚塔击败，形势窘迫，便自杀了。余党张文庆、马四娃等又乘机聚众作乱，在马家堡同刚塔对抗。刚塔不能仰承指示，预先截断他们逃跑的道路，致使他们翻山连夜逃遁，于是叛乱蔓延到四面，肆意猖獗。幸亏我皇上亲自掌握大权，威严远达，作出赫然明确的决断，改换将领统兵作战。特命兵部尚书福康安为陕甘总督，统率军队进讨；又下诏命大学士阿桂督率军队，负责策应。官军摧毁敌军锋芒，转战各处，捷报接连传来。叛回无路可逃，成了锅底游魂，聚集守在石峰堡。石峰堡是通渭县所属之地，万山环抱，孤峰高耸入云；山路曲折狭窄，只有羊肠鸟道勉强通行，自前代以来号称天险。阿桂、福康安等恭敬遵奉方略，先排列栅栏、修筑营寨，使声势相连，以防敌人冲突；又截断他们的水道，使他们困渴难以生存。逃生之路既已断绝，他们被迫连夜溃逃。这年七月初五日，官军焚烧巢穴、扫平据点，将俘虏押送到行宫，当众按正典刑处置。这些鲸鲵、枭獍般的叛党，被歼灭杀戮的几乎达到一万人，随后彻底拔除根株，西部边疆完全安定。馆臣于是恭敬抄录谕旨和奏章，按月日编排，刻成一部书，用来彰显皇帝谋略的广大深远。臣等跪拜恭敬诵读，深深推究皇帝平定叛乱的圣明谋略。秦地、陇地一带，举步所至都是山；深岩大谷彼此缭绕，暗中相通，即使当地人有时也摸不清其中的路径。叛回阴险狠毒、狡猾诡诈，又是他们的天性。因此力量足以抗拒时便像鸱鸟一样张狂，势力不敌时便像老鼠一样逃窜；凭借幽僻小路和曲折路径藏身，能够出入无常、聚散不定。刚刚还在这里，忽然又转移到那里；刚刚还在前面，忽然又转到后面。诸臣开始用兵时，只是跟踪他们的踪迹尾随追赶，所以在左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始终不能掌握要领。我皇上洞察全局如神，统筹周密，先下令截断他们的退路，然后合围逼迫。因此贼军的险阻无法凭恃，诡计也无从施展。他们本想成为流寇来牵制官军，到这时却被逼得困守险隘，苟延残喘，最终官军一鼓作气，连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

译由此仰见皇帝的明察没有遗漏，超越万古。凡是圣谕预先筹划的事情，都像明灯照见先机，后来应验得如同早已握有凭证。更加相信从前囊括濛汜、平定冉駹，都是早已掌握万全谋略的结果，并非一时偶然取得。把这些事刻录在史册中，确实足以流传千古、成为后世典范。△《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写。台湾孤悬海外，自古不在版图之内，但实际上是闽、粤两省的屏障。明代被红毛人占据，所以外部没有防御。倭患蔓延以后，郑芝龙占据台湾，也凭借险要猖獗作乱。这里确实是重要之地。圣祖仁皇帝彰显七德，平定海上鲸窟，命靖海侯施琅等俘获郑克塽，并把台湾设置为郡县，设置官员、驻军，使它巍然成为海上的金城。只是因为山林深密，物产丰饶，广东以及漳州、泉州的百姓争相前往。这里虽然日益繁荣富庶，但奸邪之徒也因此有了藏身之处。所以自朱一贵以后，叛乱虽偶尔如针猬斧螳般突然发生，却很快又被扑灭。只有林爽文、庄大田等叛逆凶恶之徒张狂猖獗，凶徒像蚂蚁一样聚附，致使迟迟未能在藁街处死示众。仰赖皇帝神明的谋略和指挥驾驭，叛乱首领终于被擒，炎热的海疆永远清平。这件事起初是由于官吏贪污，负责边疆的人没有察觉叛乱巢穴；而之所以能够荡平他们，则是依靠皇上坐镇洞察先机，在鲛人居处和鲸鱼翻腾的海面，把一切看得如同掌上指纹。每一件事都预先筹划，及早设置周密防范。又因皇帝明察精细，任何事物都没有能够隐藏的情状；申明赏罚，各项制度都得到整肃。懈怠的人改变而振作，怯懦的人改变而勇敢；同时都凛然感到天威，仿佛皇帝仍近在咫尺。于是重臣宿将得以在其中尽力，生擒猰貐，以伸张国家法纪。皇威所震慑的地方，连内地台地的生番以及自古以来从未同中国往来的部族，也都先行驱驰效命，帮助诛除元凶。他们来到宫阙叩头，恭敬修行朝贡职责。中外臣民跪读《御制纪事诗》二篇，举手加额，说轩辕诛杀蚩尤时，仿佛仍亲自处在军队之间；武丁攻克鬼方，也没有经过海外的路程。如今皇上在九天之上运筹，却坐在宫中洞察万里之外。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再没有可以相比的。至于《江汉》《常武》等诗篇所歌咏的近地战事，就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凯旋之后，朝廷大臣恭敬汇辑谕旨、批答和奏章，分辨月日，编排事情始末，刻成这部书，以传示万古。臣等反复跪读，仰见皇上兼具圣明、神武、文治和武功，能够经纬筹划万端。虽然台湾只是偏远一隅，但地势险阻重叠深邃；其中曲折周密的筹划，实在同伊犁、回部、金川三大功业相当。落笔记载以后，更加觉得歌颂圣德难以穷尽。△《绥寇纪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本朝吴伟业撰写。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崇祯辛未年进士。授官翰林院编修。进入本朝后，官至国子监祭酒。这部书专门记载崇祯时期的流寇，直到明朝灭亡，分为十二篇，篇名依次是《渑池渡》《车箱困》《真宁恨》《朱阳溃》《黑水擒》《穀城变》《开县败》《汴渠垫》《通城击》《监亭诛》《九江哀》《虞渊沉》。每篇之后都加有评论。其中《虞渊沉》一篇全都记载明末灾异，与篇名不相符合。考察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此书《跋》说：“梅村在顺治壬辰年离开寓馆，住在嘉兴万寿宫，编纂《绥寇纪略》。过了很久，他的同乡开始雕版刊刻。这部书只有十二卷，《虞渊沉》上下两卷没有交付枣木刊刻。《明史》开馆编修时，征求天下野史，全部送入史馆，于是先生这部书流传出来。我抄入《百六丛书》。归田以后，被友人借去遗失。”如此等等。推想可能是因为明末投降李自成并劝其登基的那些大臣，其子孙当时还在，所以当时有所避讳，不愿刊刻流传吧。这个版本是康熙甲寅年邹式金刻印的，当时还没有开设史局。因此同样缺少《虞渊沈》上下两卷。至于朱彝尊所辑《百六丛书》，据说被人借去遗失，虽然后来又说十八年后从吴兴书商处买回，如今也再不能见到，这两卷于是彻底散佚了。朱彝尊又说，这部书采用三个字作标题，是仿照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的体例。考察文章中全部使用三字标题，始于缪袭《魏铙歌词》，苏鹗、何光远于是沿用这种方式撰书。吴伟业叙述时事竟采用这个体例，颇不免带有小说文体纤细狭窄的弊病。他为杨嗣昌、左良玉回护，也牵涉私人恩怨，不能算公正的评论。不过，他记载事情还相当接近事实；朱彝尊所说的那些听闻于朝廷、虽未能亲眼见到的事情，虽然不如亲见者准确，但终究胜过民间传闻，可以作为国史采辑的资料。这也属于公论。△《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通行本）。本朝谷应泰撰写。谷应泰，字赓虞，丰润人，顺治丁亥年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佥事。这部书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编纂排列明代的典章制度和事迹。全书共八十卷，每卷各列一个专题。当应泰编写此书时，《明史》还没有刊定，因而没有可以折中取舍的依据。所以记述靖难时期的事情时，他十分相信《从亡录》《致身录》等书，把惠帝逊位出国当作事实；对于在滇、黔的行迹，记载得极为详细，却又不知道懿安皇后以死守节，反而说她穿着青衣、蒙着头，步行进入成国公府第；这些都不免沿袭了野史传闻的错误。不过，他编排纂辑，详略适当，首尾井然。对于明代一朝的事实，掌握得极其广博贯通。每篇之后都附有论断，全都仿照《晋书》的体例，用骈偶文辞写成；而且遣词造句抑扬有致，叙述史事贴切，尤其曲折详尽。考察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其中说山阴张岱曾经辑录明代一朝的遗闻，编成《石匮藏书》。应泰写作《纪事本末》时，用五百金购请此书，张岱慨然把它送给了他。又说，明朝末年的稗官野史虽然很多，但体例并不完备，很少有完整的著作。只有谈迁的《编年》和张岱的《列传》两家具有纪事本末的体例，应泰将它们一并采录，写成《纪事本末》。这样看来，应泰这部书取材相当完备，是汇集各家长处而成的完整著作。他所下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勤勉了。△《滇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清朝冯苏撰写。冯苏，字再来，临海人，顺治戊戌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这部书是康熙元年冯苏任永昌府推官时写成的。凡是山川、人物、物产等内容，都删去不载；只从庄蹻通达滇地写起，一直到明末清初，摘录其中沿革的旧迹和治乱的大要，分列标题加以记述，共三十七篇。每件事情都首尾完整，头绪清楚，不是那种搜集琐碎传闻、各条之间毫无统属的书可以相比的。它的书名看起来像是地理志记，实际上采用的是纪事本末的体例。其中《建文遯迹》一篇，虽然不免沿袭《致身录》的说法；至于《征麓川三宣六慰》《镇守太监议开金沙江》等篇，记载都比史传详细。而且写书时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书中所说的地势形势，往往足以供考证使用。这比那些只罗列名胜、徒然供人登临吟咏的书强多了。△《绎史》一百六十卷（通行本） 清朝马骕撰写。马骕有《左传事纬》，已经著录。这部书编纂记载从开辟以来直到秦末的事情。开头是《世系图》《年表》，不计入卷数；其次是《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战国》五十卷、《别录》十卷。它仿照袁枢《纪事本末》的体例，每件事情各自标立标题，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只是袁枢的书按年月编排，把材料熔铸成篇；这部书则只有篇末的论断是马骕自己写的。所记事迹都广泛征引古籍，按照先后编排，并在每篇开头标明所依据的原书名称。相类似的事情，就随着正文附加注文；其中有异同、讹误，以及假托附会的地方，也都在条目下疏理辨析。这与朱彝尊《日下旧闻》的义例相同。《别录》十篇中，第一是《天官》，第二是《律吕通考》，第三是《月令》，第四是《洪范五行传》，第五是《地理志》，第六是《诗谱》，第七是《食货志》，第八是《考工记》，第九是《名物训诂》，第十是《古今人表》。大概是用来相当于各部正史中的表、志。这十篇中的前九篇也都是汇集各书的文字，只有《古今人表》完全沿用《汉书》的旧文。由于它所包括的时代与《汉书》并不相应，却与这部书相应。虽然其中也间或难免有疏漏和抵牾，但搜集材料十分丰富，所用文辞必有依据，实在不是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能相比的。而且史书的六种体例，古代从来没有这样的形式。它和袁枢所撰的书，都可以说是卓然独创，自成一家体例的著作。△《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高士奇撰写。高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在章冲《左传事类始末》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它把各国的事迹分门别类编排。体例中，称为《补逸》的，是杂取诸子、史传中与《左氏传》可以互相补充的材料；称为《考异》的，是与《左氏传》文字不同、可以备作参订的材料；称为《辨误》的，是纠正传闻失实、错乱驳杂的地方；称为《考证》的，是选取那些有事实依据、可以作为典要的内容；又时常附上自己的见解，称为《发明》。全书《周》四卷、《鲁》十一卷、《齐》七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二卷、《列国》一卷，目录各按卷数编列。大体上也与章冲的书相类似，不过章冲的书以十二公为记述单位，这部书则以各国为纲，义例略有不同。又章冲的《门目》过于繁琐零碎，而且对《左氏传》原文删削很多，甚至有割裂句子、摘取字词再拼合成文的情况。高士奇的书则重大事情一定记载，而对细节有所省略。各部分按类别编次，头绪清楚可寻。与章冲的书相比，即使说后来居上也是可以的。△《平台纪略》一卷，附《东征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朝蓝鼎元撰写。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漳浦人，由贡生出身，官至广州府知府。这部书记述康熙辛丑年平定台湾叛寇朱一贵的始末。起于这一年四月，止于雍正元年四月，共记两年的事情。书前有《自序》，说有人买到《靖台实录》，但可惜那人没有亲身经历、亲眼见过，材料来自传闻，其中关于当地、人物、时间和事件的内容，多有谬误错乱。因此，他详细叙述实际情况，写成这部书。原来蓝鼎元的哥哥蓝廷珍当时任南澳总兵官，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合兵进讨。七天便收复了台湾，随即擒获朱一贵。不久，施世骠在军中去世。此后余党多次起事，蓝廷珍全部加以剿灭或招抚，使之平定。事后筹划治理的事情，也多出自蓝廷珍的意见。蓝鼎元当时在蓝廷珍军中，所有事情都亲眼见到，所以记载最为详尽。他叙述功劳和罪过，也不加回避，很称得上直笔。他论述半线一路，认为那里地势险要、兵力很少，难以镇压。后来分设彰化一县，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直到今天仍借此发挥控制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有用的书，不是只会在纸上谈兵的书。《东征集》六卷，都是进讨时期的公文、檄文，虽然署名是蓝廷珍，但文章全由蓝鼎元撰写。旧本曾单独刊行。如今把它附在这部书之后，使事情的原委能够相互印证，益发清楚。其中第六卷记载地形的七篇，对于山川险要说得尤其条理清晰，可以供考证使用。雍正壬子年，蓝鼎元旅居广州，才开始刻版刊行。天长王辅为它作序。又有蓝廷珍《旧序》一篇，写于康熙壬寅年，说选择可以保存的文章一百篇；但这次刊刻的文章只有六十篇。大概是蓝鼎元又加以删削，只保存其中的精要。──以上“纪事本末类”二十二部，共一千二百四十七卷，都是文渊阁著录的书。○纪事本末类存目 △《鸿猷录》十六卷（通行本） 明朝高岱撰写。高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景王府长史。这部书是高岱任刑部主事时写成的。它仿照纪事本末的体例，所记共六十件事，每件事用四个字标为题目，前面叙事，后面议论。起于龙飞淮甸，终于追戮仇鸾，都是与用兵有关的事情。书前《自序》说：历代实录秘藏，不能见到。只能把各位大臣的传记、志书、奏疏互相参照考核，略微得到一些要领。于是利用闲暇加以论次，记录下来编成一帙。△《永陵传信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译明朝戴笠撰写。戴笠，字耘野，吴江人。这部书采用纪事本末的体例，分别是《兴献大礼》《更定郊祀》《钦明大狱》《二张之狱》《曾夏之狱》《经略倭寇》。每件事各成一卷，每卷都先叙述，后作论断。他论述河套的事情，认为那是难以奏效的功业，幸好触犯了皇上的怒意，事情因此中止；否则，征调军队、转运粮饷、兴办劳役并造成骚扰，所带来的祸患将会比这更大，等等。这正是自宋代以来儒者因循苟且的见解，所以直到明朝灭亡，边境没有一天没有祸患。△《高庙纪事本末》（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没有注明作者姓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了这部书，也说不知道作者是谁。王鸿绪《明史例议》引用《纪事本末》，辨明太祖葬于孝陵的日期是闰五月辛酉，但这部书中没有这件事；那么王鸿绪所引用的又是另一部书了。这部书仿照《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把明太祖的事迹分为四十篇记载。大体上是抄录、摘取实录中的文字。例如记载韩林儿任命太祖和张天祐为左右副元帅，太祖不接受；以及懿文太子去世后，太祖想立第四子为太子，刘三吾回答说：那秦王、晋王应该如何处置？这些都是实录中的说法，是永乐年间诸臣捏造的言辞，不可以当作可信史实流传。△《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清朝杨陆荣撰写。杨陆荣有《易互》，已经著录。这部书成于康熙丁酉年。开头记述福王、康王、桂王的始末，以及四镇、两案和马士英、阮大铖的奸行。其次记述顺治初年平定浙、闽、粤、江右的事情，以及鲁王、益王的叛乱、饶州死难的各人、金声桓的叛乱和大军南征、何腾蛟与瞿式耜之死、孙可望与李延龄的变乱。其次记述桂王进入缅甸、蜀地叛乱、闽地叛乱以及其他杂乱事件。书中的《凡例》自己说：搜集的材料还不广，颇有疏漏。又间或有传闻不同的说法。例如《明史·文苑传》记载艾南英因病去世，而本书记载他自缢殉节。这些材料也只是依据作者耳闻目见所得，没有逐一详细核查。──以上“纪事本末类”四部，共二十六卷，其中一部没有卷数，都附列在《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