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总集类四△《乾坤清气集》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偶桓编。桓字武孟号海翁，因眇一目，又自号“瞎牛”，太仓人。洪武中官荆门州吏目。是集录元一代之诗，分体编次，其中如汪元量、瀛国公、元好问等，上该金、宋之末；张以宁、危素等，亦下涉明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明初诗人操选政者，赖良直卿、许中丽仲孚。刘仔肩汝弼、沈巽士偁、王偁孟敭，皆有所蔽。惟瞎牛《乾坤清气》一编，能别开生面。惜余所钞阙七言近体绝句，未得全书，恒以为憾。此本称，钞自孙氏“苍雪斋”，所阙与彝尊本同。又以厉氏“樊榭山房”本，郁氏“东啸轩本”参校，颇为精善。虽卷帙无多，而去取极为不苟，又编在明初，多见旧刻，如七言古诗中陈旅《泰定元年八月》一首，张翥《周昉按乐图》一首，郑元祐《送林彦清》一首，《将还淮扬》一首；古乐府中，揭徯斯《马上郎》、《车中女》二首，陈泰《汉使谣》一首，萨都剌《秋夜长》一首、张宪《飞来狐》一首；五言律诗中，如马祖常《寄邵允文》一首，《南征》一首，张翥《禖台》一首，《游石头城清凉寺》一首，杨基《夏夜有怀》第二首。今本集皆佚不载，惟赖此集以存。又五言律诗中，赵孟頫《次袁学士上都集韵》一首，《松雪集》不载；而谭氏所刻《赵子昂诗集》有之，当亦从此本摭入也。他如《题金渊集》诗、《山村集》、《竹素山房集》，皆作吾衍，此本作屠彝。《乌夜啼》、《将进酒》、《赵孝子歌》三首，《玉山草堂雅集》作柯九思，此作雅琥。皆足以考异。其馀字句，互异诸集者，不一而足，甚如倪瓒《春日云林斋居诗》凡六韵六十字，而与本集相同者仅十七字。桓受知倪瓒最深，是必其手授定本，为编《云林集》者所未见矣。至於甘立《乌夜啼》一首，既见八卷《古乐府》，又载入一卷中，作《晚出西掖》第二首，编次亦未免小疏。李孝光《题杨铁崖琴书安乐窝》诗，“艳妻欢娱，自令身枯”二句，误析“令”字为。“人之”二字，传写亦未免有舛。然元诗选本，究当以此编为善也。△《元音》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洪武甲子乌斯道《序》，称宁波孙原理汇辑。又有曾用臧《序》，称为定海丞张中达所刻，末题辛巳九月下澣，而空其年号两字。考辛巳为建文三年，殆以靖难革除，剷削其板，盖犹明初本也。所录自刘因至龙云从，凡一百七十六人。每人之下略注字号爵里，大抵详於元末，而略於元初。末附无名氏诗十一首，又陈益稷诗一首，程文海诗四首，滕宾诗一首，虞集诗五首，别题曰《补遗》。均为原目所不载。其中无名氏诸篇，尤为浅俗，与全书体例稍异，或中达刻板之时，以意增入欤？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凡例，尝议宋公传《元诗体要》、蒋易《元风雅》及原理是书，所收均为不广。然是书於去取之间，颇具持择；虽未能尽汰当时秾缛之习，而大致崇尚风格，已有除烦涤滥之功矣。△《雅颂正音》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刘仔肩编。仔肩字汝弼，鄱阳人。洪武初，因荐应召至京，集同时之诗为此书，上自公卿，下至衲子，凡五十馀人，而仔肩所作亦附焉。用刘向、王逸、徐陵、芮挺章例也。有宋濂、张孟兼前后二《序》，皆作於洪武三年。所选之诗，每人寥寥数首，盖是时诸人之集，皆未成编，随得随录，故未能赅备；然明初诸家，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藉以略存梗概。其时武功初定，文治方兴，仔肩拟之《雅》、《颂》，固未免溢美。要其舂容谐婉，雍雍乎开国之音，存之亦足以见明初之风气也。此本犹洪武时旧刻，岁久刓敝，颇有模糊佚脱之处，无别本可校，今悉姑仍其旧焉。△《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明高棅编。棅有《啸台集》，已著录。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弊。元人欲以新艳奇丽矫之，迨其末流，飞卿、长吉一派，与卢仝、马异、刘义一派并合而为纤体，妖冶俶诡，如出一辙，诗又大弊。百馀年中，能自拔於风气外者，落落数十人耳。
译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总集类四 △《乾坤清气集》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偶桓编。偶桓字武孟，号海翁，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又自号“瞎牛”，太仓人。洪武年间任荆门州吏目。这部诗集收录元代一朝的诗歌，按诗体编排。其中如汪元量、瀛国公、元好问等人，时间上承接金、宋末年；张以宁、危素等人，又下及明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明初主持诗歌选编的人，有赖良直卿、许中丽仲孚；刘仔肩汝弼、沈巽士偁、王偁孟敭，都各有所偏。只有瞎牛的《乾坤清气》一编，能够另开生面。可惜我所抄的本子缺少七言近体绝句，没能得到全书，常以此为遗憾。这个本子称是从孙氏“苍雪斋”抄来，所缺部分同朱彝尊的本子相同。又拿厉氏“樊榭山房”本、郁氏“东啸轩本”相互校勘，颇为精审完善。虽然卷帙不多，但取舍极其谨慎；又因为编成于明初，保留了许多旧刻本中的作品。例如七言古诗中，有陈旅《泰定元年八月》一首、张翥《周昉按乐图》一首、郑元祐《送林彦清》一首、《将还淮扬》一首；古乐府中，有揭徯斯《马上郎》《车中女》二首、陈泰《汉使谣》一首、萨都剌《秋夜长》一首、张宪《飞来狐》一首。五言律诗中，如马祖常《寄邵允文》一首、《南征》一首，张翥《禖台》一首、《游石头城清凉寺》一首，杨基《夏夜有怀》第二首。如今这些诗在各自的文集中都已经散佚不载，只有依靠这部诗集才得以保存。又如五言律诗中赵孟頫《次袁学士上都集韵》一首，《松雪集》没有收录；而谭氏刻本《赵子昂诗集》中有这首诗，也应当是从这个本子摘录进去的。其他如《题金渊集》诗、《山村集》《竹素山房集》，都署作吾衍，而这个本子作屠彝。《乌夜啼》《将进酒》《赵孝子歌》三首，《玉山草堂雅集》署作柯九思，这里却作雅琥。这些都足以用来考订异文。其余字句同各集不同的地方，更是不胜枚举；甚至倪瓒《春日云林斋居诗》共六韵六十字，同本集相同的仅有十七字。偶桓受到倪瓒的知遇最深，这一定是倪瓒亲手交给他的定稿，是编纂《云林集》的人没有见到的。至于甘立《乌夜啼》一首，既见于八卷本《古乐府》，又收入一卷本中，题作《晚出西掖》第二首，编排次序也不免稍有疏漏。李孝光《题杨铁崖琴书安乐窝》诗中“艳妻欢娱，自令身枯”两句，误把“令”字拆析为【缺字】。“人之”二字，传抄时也不免有错误。不过，元诗选本终究还是应当以这部编纂为最好。△《元音》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书前有洪武甲子乌斯道所作《序》，称此书为宁波孙原理汇辑。又有曾用臧所作《序》，称此书由定海丞张中达刻印，末尾题作辛巳九月下澣，但把年号的两个字空缺未刻。考察可知，辛巳是建文三年，大概因为靖难之变后改除建文年号而铲削了书板，这大约仍是明初的刻本。书中收录从刘因到龙云从的诗人，共一百七十六人。每个人名下大略注出字号、爵位和籍贯，大体上对元末人物记载较详，对元初人物记载较略。末尾附有无名氏诗十一首，另有陈益稷诗一首、程文海诗四首、滕宾诗一首、虞集诗五首，另题为《补遗》。这些作品都是原目录没有收录的。其中无名氏的各篇尤其浅陋庸俗，同全书体例稍有不同，或许是在张中达刻板时，凭自己的意思增补进去的吧？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凡例曾评论，宋公传《元诗体要》、蒋易《元风雅》以及孙原理这部书，所收都不够广泛。然而这部书在作品取舍之间颇有自己的判断；虽然还不能完全淘汰当时浓艳繁缛的习气，但总体上崇尚诗歌风格，已经有去除烦琐、洗涤浮滥的功劳了。△《雅颂正音》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代刘仔肩编。刘仔肩字汝弼，鄱阳人。洪武初年因被推荐，应召来到京城，收集同时代人的诗作编成这部书，上至公卿，下至僧人，共五十多人，刘仔肩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其中。这是仿照刘向、王逸、徐陵、芮挺章的体例。有宋濂、张孟兼前后两篇《序》，都作于洪武三年。所选的诗，每人只有寥寥数首，大概因为当时各人的诗集都还没有编成，随得到随即抄录，所以不能完备收录；然而明初各家如今没有专集流传的，颇可借此略见其梗概。当时武功刚刚平定，文治正开始兴起，刘仔肩把它同《雅》《颂》相比，固然不免有过分赞美。总的说来，这些诗从容和谐、婉转雍容，颇有开国时期的气象，保存下来也足以看出明初的风气。这个本子还是洪武时期的旧刻本，年代久远，版面磨损破坏，颇有模糊和脱漏之处，又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校对，现在一概姑且沿袭原本。△《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代高棅编。高棅有《啸台集》，已经著录。宋代末年“江西”一派和“四灵”一派合并成为“江湖派”，琐屑杂乱，前后一致，诗歌因此遭到重大弊病。元人想用新奇艳丽的风格来矫正它，到了后来的流派，温庭筠、李贺一派同卢仝、马异、刘义一派合并成为纤弱的文体，妖艳奇诡，前后一致，诗歌又遭到重大弊病。一百多年中，能够摆脱这种风气而自立的，不过寥寥数十人。
明初闽人林鸿，始以规仿盛唐立论，而棅实左右之，是集其职志也。所录凡六百二十家，得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体编次，为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长短句附焉；五言绝句八卷，六言附焉；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排律附焉。始於洪武甲子，成於癸酉；至戊寅，又搜补作者六十一人，诗九百五十四首，为《拾遗》十卷附於后。考《玉台新咏》有古绝句四首，棅以绝句居律诗前，盖有所考。至排律之名，古所未有。杨仲宏撰《唐音》，始别为一目。棅祖其说，遂至今沿用。二冯批点《才调集》，以堆砌板滞，杂乱无章之病归咎於“排”之一字，诋棅为作俑。然诗家不善隶事，即二韵、四韵，未尝不堆砌板滞，杂乱无章。是亦不必尽以“排”字为误矣。诸体之中，各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九格，其凡例谓：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为大家，为名家，为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为馀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自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以陈子昂与李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与高適、岑参同在名家是也。其分初、盛、中、晚，盖宋严羽已有是说，二冯尝以刘长卿亦盛亦中之类，力攻其谬。然限断之例，亦论大概耳。寒温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遂可谓四时无别哉？《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於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於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至於章怀太子《黄台瓜词》，沈佺期《古意》之类，或点窜旧文；康宝月、刘令娴之类，或泛收六代。杜常、胡宿之类，或误采宋人。小小瑕疵，尤所未免；卷帙既富，核检为难，第观其大体可矣。△《广州四先生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编辑者名氏，乃明初广州黄哲、李德、王佐、赵介四人诗也。哲字庸之，用荐拜翰林待制，侍懿文太子读书，出知东阿县，升东平通判，归，寻坐法死；有《雪蓬集》。德字仲修，洪武中，用荐授雒阳长史，官至义宁县知县，有《易庵集》。佐字彦举，本河东人，元末侍父官南雄，遂占南海籍。洪武初，徵至京师，授给事中。有《听雨轩》、《瀛洲》二集，没后稿多遗逸，仅存诗一卷，郡人彭森刻於建安。介字伯贞，明初闭户读书，不求仕进，屡荐皆辞免。坐累，逮赴京师，卒於南昌舟中。后以子纯官监察御史，赠如其官，有《临清集》。四人初与同郡孙蕡号“南园五先生”，后惟蕡集流传，四人著作已多散佚，此乃后人重辑之本。以蕡集别行，故惟称“四先生”焉。虽网罗放失，篇帙无多，然如哲之五言古体，祖述齐、梁；德之七言长篇，胎息温、李；俱可自名一家。惟佐气骨稍卑，未能骖驾；而介诗所存太少，不足以见所长耳。然粤东诗派，数人实开其先，其提唱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故存之以著其概。俾与《西庵集》并传焉。△《三华集》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无锡钱子正及弟子义、侄仲益合刻诗也。子正《绿苔轩集》六卷，前有王达《序》；子义《种菊庵集》四卷，前有洪武八年《自序》；仲益《锦树集》八卷，前有魏骥《序》。三集初各自为书，正统中，仲益族子公善等，始合而刻之，其曰“三华”者，盖以三者皆钱氏英华也。按子正诗，朱彝尊《明诗综》不载，但附见其名於子义之下，然二人出处始末，均无可考；独仲益以元末进士知华亭县，后为翰林修撰，见於魏骥《序》中。而《明诗综》载：仲益，永乐初以翰林编修转周王府长史，与骥《序》互有异同；又称：仲益诗格爽朗，惜“遗集”罕传，予从秦对岩前辈购得，亟录八首，犹未尽其蕴云云。然则彝尊仅见“仲益遗集”未见斯本也。则亦罕覯之笈矣。△《闽中十子诗》三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译明初闽人林鸿开始提出取法盛唐的主张，而高棅实际上从旁推动，这部书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书中共收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按诗体编排：五言古诗二十四卷，附长短句；七言古诗十三卷；五言绝句八卷，附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附排律。始于洪武甲子，成于癸酉；到戊寅年，又搜集补入作者六十一人、诗九百五十四首，编成《拾遗》十卷附在后面。考察《玉台新咏》有古绝句四首，高棅把绝句排在律诗之前，大概是有所依据的。至于“排律”这个名称，古代本来没有，是杨仲宏编撰《唐音》时开始另列一目。高棅沿用了他的说法，于是一直沿用到今天。二冯批点《才调集》，把堆砌呆板、杂乱无章的弊病归咎于“排”这个字，斥责高棅是始作俑者。然而诗人如果不善于运用典故，即使只有二韵、四韵，也未尝不会堆砌呆板、杂乱无章。因此也不必把问题完全归咎于“排”字。各种诗体中，又分别划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九格。凡例说：大体上以初唐为正始，以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以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方外异人等人的诗为旁流。间或有一两位已经自成一家、特立独行的人，就不受时代先后的限制。例如把陈子昂和李白列在正宗，把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同高適、岑参一起列入名家，就是这种情况。它区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大概是宋代严羽已经有这种说法；二冯曾经以刘长卿既属于盛唐又属于中唐之类的情况，竭力攻击这种说法的错误。但这种时代界限，也只是概括而言。寒暖相互更替，必然有半冬半春的一天，难道就能说四时没有区别吗？《明史·文苑传》说，整个明代，馆阁诗文都以这部书为宗。后来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摹拟盛唐，号称重新振起诗坛，其基础实际上就已在这里显露出来。平心而论，唐音流派后来流于肤浅空疏，这部书确实开启了它的弊端；但唐音后来没有断绝，这部书也确实扩展了它的传承。功劳和过失同时存在，不能相互遮掩；后人过分毁谤或过分赞誉，都是门户之见，并非公允的评论。至于章怀太子《黄台瓜词》、沈佺期《古意》这一类，有的是改窜旧文；康宝月、刘令娴这一类，有的是泛泛收录六代诗作；杜常、胡宿这一类，则有误收宋人作品。小小的瑕疵尤其难免；卷帙既然丰富，核查检验就很困难，只看它的总体情况也就可以了。△《广州四先生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这是明初广州黄哲、李德、王佐、赵介四人的诗集。黄哲字庸之，因为被推荐而授翰林待制，侍奉懿文太子读书，出任东阿县知县，升为东平通判，回归后不久因犯法而死；有《雪蓬集》。李德字仲修，洪武年间因被推荐授任雒阳长史，官至义宁县知县，有《易庵集》。王佐字彦举，本是河东人，元末随父亲任职南雄，于是入籍南海。洪武初年被征召到京师，授给事中。有《听雨轩》《瀛洲》二集，死后稿本大多散失，只存诗一卷，由郡人彭森在建安刻印。赵介字伯贞，明初闭门读书，不求仕进，多次被推荐都推辞不受。后来因牵连获罪，被逮赴京师，死在南昌的船中。后来凭借儿子赵纯任监察御史，追赠官职同其官，有《临清集》。四人起初同郡人孙蕡合称“南园五先生”，后来只有孙蕡的文集流传，四人的著作已经大多散佚，这是一部后人重新辑录的本子。由于孙蕡的文集另行流传，所以这里只称“四先生”。虽然搜罗了散佚作品，但篇卷不多；不过像黄哲的五言古诗，取法齐、梁。李德的七言长篇，受到温庭筠、李商隐的影响；二人都可以自成一家。只有王佐的气势骨力稍低，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赵介现存的诗太少，不足以看出他的长处。然而粤东诗派实际上是由这几个人开创的，他们倡导风雅的功劳，有不可埋没之处，所以保存这部书来记载其大概，使它同《西庵集》一同流传。△《三华集》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这是明代无锡钱子正及其弟钱子义、侄钱仲益合刻的诗集。钱子正有《绿苔轩集》六卷，前有王达《序》；钱子义有《种菊庵集》四卷，前有洪武八年《自序》；钱仲益有《锦树集》八卷，前有魏骥《序》。三部集子起初各自成书，正统年间，钱仲益的族侄钱公善等才把它们合刻，称为“三华”，大概是因为三部书都是钱氏的精华。考察钱子正的诗，朱彝尊《明诗综》没有收录，只是在钱子义名下附带提到他的名字；但二人的生平经历始末都无从考证。只有钱仲益在元末以进士身份任华亭县知县，后来任翰林修撰，这些见于魏骥《序》中。《明诗综》又记载：钱仲益在永乐初年由翰林编修转任周王府长史，这同魏骥《序》互有不同；又称钱仲益的诗风格爽朗，可惜“遗集”很少流传，我从前辈秦对岩那里买得一部，赶紧抄录八首，仍然没有穷尽其中的内涵，等等。这样看来，朱彝尊只见过“仲益遗集”，没有见过这个本子。这也确实是一部很少见的书。△《闽中十子诗》三十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袁表、马荧同编。表字景从，荧字用昭，皆福州人。闽中十子者，一曰福清林鸿，有《膳部集》；一曰长乐陈亮，有《储玉斋集》；一曰长乐高廷礼，有《木天清气集》、《啸台集》；一曰闽县王恭，有《白云樵唱》、《凤台清啸》、《草泽狂歌》诸集；一曰闽县唐泰，诗轶不传，散见《善鸣集》中；一曰闽县郑定，有《澹斋集》；一曰永福王偁，有《虚舟集》；一曰闽县王褒，有《养静集》；一曰闽县周元，有《宜秋集》；一曰侯官黄元，其集名不传。皆明初人，万历丙子，表等即高以陈家所藏诸人之诗，选为是集。考闽中诗派，多以十子为宗，厥后辗转流传，渐成窠臼，其初已有唐摹晋帖之评，其后遂至有诗必律，有律必七言；而“晋安”一派，乃至为世所诟厉。论闽中诗者，尝深病之。要其滥觞之始，不至是也。十人遗集已不尽传，传者亦不尽可录。此编采撷菁华，存其梗概，犹可以见一时之风气，固宜存以备一格焉。△《元诗体要》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宋绪编。绪字公传，以字行，馀姚人。成祖时预修《永乐大典》时，同邑被徵者五人，及书成，宋孟岳、赵肤迪、朱德茂、张廷皆授官，绪独辞归。是集，录元一代之诗。曹安《谰言长语》，称其分体三十有八。此本凡为体三十有六，曰《四言》、曰《骚》、曰《选》、曰《乐府》、曰《柏梁》、曰《五言》、曰《七言》、曰《长短句》、曰《杂古》、曰《言》、曰《词》、曰《歌》、曰《行》、曰《操》、曰《曲》、曰《吟》、曰《叹》、曰《怨》、曰《引》、曰《谣》、曰《咏》、曰《篇》、曰《禽言》、曰《香奁》、曰《阴何》、曰《联句》、曰《集句》、曰《无题》、曰《咏物》、曰《五言律》、曰《七言律》、曰《五言长律》、曰《五言绝》、曰《六言绝》、曰《七言绝》、曰《拗体》。较安所列少“七言长律体”、“侧体”二种，未喻其故。各体之前，皆有《小序》，仿方回《瀛奎律髓》之例，其中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其以体分者，选体别於五言古，吟叹怨引之类别於乐府，长短句别於杂古体，未免治丝而棼。其以题分者，香奁、无题、咏物，既各为类，则行役、边塞、赠答诸门，将不胜载，更不免於挂漏。又第八卷杨维桢《出浴》绝句，实唐韩偓七言律诗后四句，亦间有疏舛。然去取颇有鉴裁，邓林《序》称，绪深於诗，故选诗如此之精。非溢词也。传本颇稀，此本为秀水曹溶家所藏，目录卷六以下阙，书中亦间有阙页，惜无别本可校矣。△《沧海遗珠》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正统元年杨士奇《序》，称都督沐公所选。又称其字曰景容，黔宁王之仲子。佐兄黔国公为朝廷镇抚西南一方，考《明史》黔宁王沐英之子晟为黔国公，镇云南；昂为右都督，倾云南都司，则此集当为昂所编。惟昂字景高，不字景容，疑其初字景高，至洪熙元年后避仁宗之讳，改高为容，史未及详。其以第三子为“仲子”，则疑误以黔国公为长也。所录凡朱经、方行、朱綝、曾烜、周昉、韩宜可、王景彰、楼琏、王汝玉、逯昶、平显、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张洪、范宗晖、施敬、僧天祥、机先、大用二十人之作，共三百馀首；皆明初流寓迁谪於云南者。每人姓名之下，各注其字号里居。以其为刘仔肩、王偁诸家诗选所不及，故名曰《遗珠》。二十人皆无专集。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中州名贤文表》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刘昌编。昌字钦谟，吴县人。正统乙丑进士，历官河南提学副使，迁广东参政。是编，即其官河南时所蒐辑。凡许衡六卷，姚燧八卷，马祖常五卷，许有壬三卷，王惲六卷，富珠哩翀二卷。又略依本集之体，各以碑志、铭传等篇附录於后。考许衡《鲁斋遗书》，马祖常《石田集》，许有壬《至正集》，王惲《秋涧集》，虽尚存传本；而惟《鲁斋遗书》有刊板，馀皆辗转传钞，舛讹滋甚，赖此编撷其英华，得以互勘。至姚燧本集五十卷，富珠哩翀本集六十馀卷，见於诸家著录者，已久佚不传，独赖此仅存。其表章之功，亦不可泯矣。每集末有昌所作《跋语》数则，亦颇见考订。王士祯《香祖笔记》载，其《劝宋牧仲重刻文表》，且云：钦谟诸跋当悉刻之，以存其旧。此本实康熙丙戌宋荦授钱塘汪立名所刊，其附入原跋，盖本士祯之意也。昌《自序》又谓此其内集，尚有外集、正集、杂集若干卷。今俱未见，殆久而散佚欤。△《明文衡》九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译明代袁表、马荧共同编纂。袁表字景从，马荧字用昭，都是福州人。所谓“闽中十子”，第一人是福清的林鸿，有《膳部集》；第二人是长乐的陈亮，有《储玉斋集》；第三人是长乐的高廷礼，有《木天清气集》《啸台集》；第四人是闽县的王恭，有《白云樵唱》《凤台清啸》《草泽狂歌》等集；第五人是闽县的唐泰，他的诗作散佚不传，零星见于《善鸣集》中；第六人是闽县的郑定，有《澹斋集》；第七人是永福的王偁，有《虚舟集》；第八人是闽县的王褒，有《养静集》；第九人是闽县的周元，有《宜秋集》；第十人是侯官的黄元，他的文集名称已经失传。他们都是明初人。万历丙子年，袁表等人即从高廷礼家中所藏的这些人的诗作中选编成这部集子。考察闽中诗派，大多把“十子”奉为宗师；后来辗转流传，逐渐形成固定套式。其实在最初就已经有把唐诗比作摹仿晋人法帖的批评，后来更发展到有诗必定用律诗体，有律诗必定是七言；而“晋安”一派甚至遭到世人的诟病。评论闽中诗派的人，曾经对此深为不满。但追溯它的源头，最初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十人的遗集已经不能全部流传下来，现存的也不是都值得收录。这部编选采集其中的精华，保存大略，仍然可以由此看出一个时代的风气，本来应当保存下来，作为一种诗歌风格的参考。△《元诗体要》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宋绪编纂。宋绪字公传，以字行世，余姚人。成祖时参与修纂《永乐大典》。当时同县被征召的有五人，书成以后，宋孟岳、赵肤迪、朱德茂、张廷都被授予官职，唯独宋绪辞职归乡。这部集子收录元代一朝的诗歌。曹安《谰言长语》称，它分为三十八种诗体。此本共分三十六体，即《四言》《骚》《选》《乐府》《柏梁》《五言》《七言》《长短句》《杂古》《言》《词》《歌》《行》《操》《曲》《吟》《叹》《怨》《引》《谣》《咏》《篇》《禽言》《香奁》《阴何》《联句》《集句》《无题》《咏物》《五言律》《七言律》《五言长律》《五言绝》《六言绝》《七言绝》《拗体》。与曹安所列的体例相比，少了“七言长律体”和“侧体”两种，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各体之前都有《小序》，仿照方回《瀛奎律髓》的体例，其中有的按诗体分类，有的按题目分类，体例很不统一。按诗体分类的，把选体同五言古诗分开，把吟、叹、怨、引等类同乐府分开，把长短句同杂古体分开，未免像治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按题目分类的，既然把香奁、无题、咏物各自列为一类，那么行役、边塞、赠答等门类就会多得无法收录，而且也难免有所遗漏。又如第八卷所收杨维桢《出浴》绝句，实际上是唐代韩偓七言律诗的后四句，书中也间有疏漏错讹。然而它在取舍方面颇有鉴别裁量，邓林《序》称宋绪深通诗学，所以选诗能够如此精当。这并不是过分的赞美。这部书的传本相当稀少，此本是秀水曹溶家所藏的本子；目录从第六卷以下残缺，书中也间有缺页，可惜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勘。△《沧海遗珠》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没有记载编选者的姓名。书前有正统元年杨士奇的《序》，称是都督沐公所选。序中又说他的字是景容，是黔宁王的第二个儿子。辅佐兄长黔国公为朝廷镇抚西南一方。考察《明史》，黔宁王沐英的儿子沐晟为黔国公，镇守云南；沐昂为右都督，掌管云南都司，那么这部集子应当是沐昂编纂的。只是沐昂字景高，并不字景容；怀疑他起初字景高，到洪熙元年以后为避仁宗的讳，将“高”改为“容”，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序中把第三个儿子称作“仲子”，恐怕是误以为黔国公是长子。书中所录朱经、方行、朱綝、曾烜、周昉、韩宜可、王景彰、楼琏、王汝玉、逯昶、平显、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张洪、范宗晖、施敬、僧天祥、机先、大用二十人的作品，共三百多首；这些人都是明初流寓、迁谪到云南的人。每个人姓名之下，都分别注明字号和籍贯居处。因为这些诗作是刘仔肩、王偁等人的诗选所没有涉及的，所以取名为《遗珠》。这二十人都没有专集。这部编选取舍相当精审，所录诗作大多文采斐然，值得观赏。自古以来，能作诗的武人代代都有；由武人主持选录，而所编之书又足以称为善本的，只有这一部集子而已。因此确实不能不让它流传下去。△《中州名贤文表》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刘昌编纂。刘昌字钦谟，吴县人。正统乙丑年进士，历任河南提学副使，升任广东参政。这部书就是他任河南提学副使时搜集编纂的。全书收许衡六卷、姚燧八卷、马祖常五卷、许有壬三卷、王恽六卷、富珠哩翀二卷。又大体依照各人文集的体例，将碑、志、铭、传等篇目附录在后。考察许衡《鲁斋遗书》、马祖常《石田集》、许有壬《至正集》、王恽《秋涧集》，虽然还有传本流传，但只有《鲁斋遗书》有刻本，其余都辗转传抄，讹误越来越多，幸亏有这部书采录其中的精华，才得以互相校勘。至于姚燧的文集五十卷、富珠哩翀的文集六十多卷，见于各家著录的，早已散佚不传，唯独依靠这部书保存了少量内容。刘昌表彰保存文献的功劳，也不可磨灭。每部集子的末尾都有刘昌所作的几则《跋语》，其中也颇能看出考订成果。王士祯《香祖笔记》记载，他曾作《劝宋牧仲重刻文表》，并且说：“钦谟的各篇跋语，应当全部刻出，以保存其旧貌。”此本实际上是康熙丙戌年宋荦交给钱塘汪立名刊刻的，其中附入原跋，大概就是采用了王士祯的意思。刘昌《自序》又说，这只是他的内集，此外还有外集、正集、杂集若干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大概是年代久远而散佚了吧。△《明文衡》九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程敏政编。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是编首代言，为词臣奉敕撰拟之交，次赋，次骚，次乐府，次琴操，次表笺，次奏议，次论，次说，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铭，次颂，次赞，次七，次策问，次问对，次书，次记，次序，次题跋，次杂著，次传，次行状，次碑，次神道碑，次墓碣，次墓志，次墓表，次哀诔，次祭文，次字说，为类凡三十有八。悉从《玉台新咏》之例，题作者姓名。惟方孝孺则书字，盖是时靖难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存其文而隐其名也。内琴操缺一首，表缺四首，奏议缺十首，辨缺一首，颂缺一首，赞缺二首，记缺十一首，序缺十五首，题跋缺四首，杂著缺一首，传缺一首，神道碑缺十一首，墓碣缺四首，墓志缺八首，墓表缺二首，祭文缺二首，皆有录无书，各注阙字於目中，未喻其故。所录如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刘定之杂志》之类，皆非文体。而袁忠彻《瀛国公事实》之类，事既诬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芜杂之讥。朱右扌婴《宁生传》，杂述医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体例。然所录皆洪武以后，成化以前之文。在北地、信阳之前，文格未变，无七子末流，摹拟诘屈之伪体。稽明初之文者，固当以是编为正轨矣。△《新安文献志》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程敏政撰。是书於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凡有关於新安者，悉采录之。六十卷以前为甲集，皆其乡先达诗文，略依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分类辑录；其六十一卷以后，则皆先达行实，不必尽出郡人所论撰。分《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烈女》、《方技》十五目。其中有应行考订者，敏政复间以己意参核，而附注之，徵引繁博，条理淹贯。凡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藉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钜制。其中小小踳駮者，如凡例称《朱子诗文录》其涉於新安者，而《通判泰州江君墓铭》竟尔见遗；又朱子所作其父松行状，松所作其父森行状，既已并收，而《松韦斋集》中有录曾祖父《诗后序》一篇，又复不录；皆不免於脱略。然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称牴牾不能自保，是书卷帙繁重，不能以稍有挂漏，遂掩其蒐辑之功也。△《海岱会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明石存礼、蓝田、冯裕、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唱和之诗也。存礼字敬夫，号来山，益都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知府。田有《北泉集》，已著录。裕字伯顺，号闾山，临朐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澄甫字子静，号山泉，寿光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经字伯常，号东渚，益都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卿字时庸，号海亭，益都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渊甫字子深，号范泉，澄甫之弟，正德戊午举人。应奎字文焕号渑谷，益都人，官至知府。嘉靖乙未丙申间，经以礼部侍郎丁忧里居。田除名闲住，渊甫未仕，存礼等五人并致仕，乃结诗社於北郭禅林，后编辑所作成帙，冠以“社约”、“同社姓氏”及长至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上巳日、七月七日，会《集序》五篇。其诗凡古乐府二卷，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三首，五言排律一卷，七言律诗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计诗七百四十九首。其编辑名氏原本未载，惟卷首万历己亥魏允贞《序》，称友人冯用韫以《海岱会集》自远寄至，据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盖冯裕曾孙琦所选也。八人皆不以诗名，而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故王士祯称其各体皆入格，非苟作者。观其“社约”中有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违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適性情，不复以文坛名誉为事，故不随风气为转移。而八人皆闲散之身，自吟咏外，别无馀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类。其斐然可诵，良亦有由矣。△《经义模范》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称嘉靖丁未，访杨升庵於滇，得《经义模范》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刻云云。考廷表为正德甲戌进士。是科题名碑有朱良、朱敬、朱裳、朱节、朱昭、朱方六人，未详孰是。以字义求之，殆朱方为近乎。方，浙江永康人，其仕履亦未详，所录凡宋张才叔、姚孝宁、吴师孟、张孝四人“经义”共十六篇。其弁首即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吕祖谦录入《文鉴》者也。时文之变，千态万状，愈远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远於道。
译明代程敏政编纂。这部书开头是代言，即词臣奉敕撰拟的文章；其次为赋，其次为骚，其次为乐府，其次为琴操，其次为表笺，其次为奏议，其次为论，其次为说，其次为解，其次为辨，其次为原，其次为箴，其次为铭，其次为颂，其次为赞，其次为七，其次为策问，其次为问对，其次为书，其次为记，其次为序，其次为题跋，其次为杂著，其次为传，其次为行状，其次为碑，其次为神道碑，其次为墓碣，其次为墓志，其次为墓表，其次为哀诔，其次为祭文，其次为字说，共分三十八类。全部仿照《玉台新咏》的体例，题写作者姓名。只有方孝孺的作品写他的字，大概是因为当时靖难时期的文禁稍有放宽，但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保存他的文章而隐去他的姓名。书中琴操缺一首，表缺四首，奏议缺十首，辨缺一首，颂缺一首，赞缺二首，记缺十一首，序缺十五首，题跋缺四首，杂著缺一首，传缺一首，神道碑缺十一首，墓碣缺四首，墓志缺八首，墓表缺二首，祭文缺二首；这些都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并且分别在目录中注明“阙”字，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所收的文章，如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刘定之杂志》之类，都不属于相应的文体。又如袁忠彻《瀛国公事实》之类，事情本来就是诬妄不实，文章尤其粗俗鄙陋，也都免不了受到内容芜杂的批评。朱右扌婴《宁生传》杂述医案，竟然把一篇文章占为一卷，也违背体例。不过，书中所收都是洪武以后、成化以前的文章。在北地、信阳之前，文风尚未改变，没有七子末流那种摹仿而艰涩曲折的伪体。考察明初文章的人，本来就应当把这部编纂视为正轨。△《新安文献志》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程敏政撰写。这部书将南北朝以后有关文章和事迹中凡是与新安有关的内容，全部采录进来。前六十卷为甲集，都是本乡前代贤达的诗文，大体依照真德秀《文章正宗》的体例，分类辑录；第六十一卷以后则都是前代贤达的事迹，不一定全是郡中人所撰写的。全书分为《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烈女》《方技》十五目。其中有需要考订的地方，程敏政又有时用自己的意见参照核验，并附注说明；征引广博，条理贯通。凡是徽州一郡的典故，汇集得极为完备，遗文逸事，都可以凭借它考察其大概。因此自明代以来，被推为巨著。其中也有一些小的错杂，如凡例说《朱子诗文录》中涉及新安的文章都收入了，但《通判泰州江君墓铭》竟然遗漏；又如朱子所作其父朱松的行状、朱松所作其父朱森的行状，既然都一并收录，而《松韦斋集》中所载曾祖父《诗后序》一篇，却又没有收录；都难免有遗漏。然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经说过史料彼此抵牾、不能自行保证完全无误，这部书卷帙繁重，不能因为略有遗漏，就遮蔽了它搜集编纂的功劳。△《海岱会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这是明代石存礼、蓝田、冯裕、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唱和的诗作。石存礼字敬夫，号来山，益都人，弘治庚戌年进士，官至知府。蓝田有《北泉集》，已经著录。冯裕字伯顺，号闾山，临朐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刘澄甫字子静，号山泉，寿光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陈经字伯常，号东渚，益都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黄卿字时庸，号海亭，益都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刘渊甫字子深，号范泉，是刘澄甫的弟弟，正德戊午年举人。杨应奎字文焕，号渑谷，益都人，官至知府。嘉靖乙未至丙申年间，陈经因服丧居住在乡里。蓝田被革去名籍，闲居；刘渊甫没有做官；石存礼等五人一同退休，于是在北郭禅林结成诗社。后来把所作诗歌编成一册，卷首列有“社约”“同社姓氏”，以及长至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上巳日、七月七日等聚会日的五篇《集序》。其中古乐府二卷，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三首，五言排律一卷，七言律诗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共计诗七百四十九首。原本没有记载编纂者姓名，只有卷首万历己亥年魏允贞的《序》说，友人冯用韫从远方把《海岱会集》寄来；据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大概是冯裕的曾孙冯琦所选。这八个人都没有以诗歌著名，但他们的诗都清新雅正，值得观赏，既没有三杨台阁体的习气，也没有七子摹仿古人的弊病。因此王士祯称它各种诗体都合乎格调，并非草率创作。看他们“社约”中有一条规定，不许把诗社聚会中的诗词传播出去，违者要受处罚。大概他们身处山林之间，只是为了自我陶冶性情，不再把文坛声誉当作事情，所以不随风气而转移。而且八个人都是闲散之身，除了吟咏诗歌以外没有其他事务；所以彼此反复推敲，诗中自然很少有瑕疵。他们的作品文采斐然，值得诵读，确实也是有原因的。△《经义模范》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没有记载编选者的姓名。书前有王廷表的《序》，称嘉靖丁未年，他在滇地访求杨升庵时得到一册《经义模范》，这是同年朱良矩所刻，等等。考察王廷表是正德甲戌年进士。这一科的题名碑上有朱良、朱敬、朱裳、朱节、朱昭、朱方六人，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根据字义推求，大概朱方最为接近。朱方是浙江永康人，他的仕历也不详。书中所录宋代张才叔、姚孝宁、吴师孟、张孝四人的“经义”，共十六篇。开头就是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也是吕祖谦收入《文鉴》的文章。时文的变化，形态千差万别，越到后来越失去根本，也越工巧而越远离正道。
今观其初体，明白切实乃如此。考吴伯宗《荣进集》，亦载其洪武辛亥会试中式之文，是为明之首科，其所作亦与此不相远，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为主，不以修词相尚矣。康熙中，编修俞长城尝辑北宋至国初“经义”为一百二十名家稿。然所录如王安石、苏辙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书，世或疑焉。此集虽篇帙寥寥，然犹可见“经义”之本始，录而存之，亦足为黜浮式靡之助。惟《刘安节集》载有“经义”十七篇，亦北宋程试之作，此集未载，或偶未见欤？△《文编》六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唐顺之编。顺之有《左编》，已著录。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排纂，陈元素《序》，称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稿本。然德秀书主於论理，而此书主於论文，宗旨迥异，元素说似未确也。其中如以庄、韩、孙子诸篇入之论中，为强立名目。又不录《史记》、《汉书》列传，而独取《后汉书黄宪传》冠诸传之上，进退亦多失据，盖汇收太广，义例太多，踳驳往往不免。然顺之深於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观其《自序》云，不能无文，即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尝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於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宋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道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於古。学秦、汉者，当於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之后，北地、信阳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岂非以学七子者，画虎不成反类狗；学三家者，刻鹄不成尚类鹜耶？阎若璩《潜邱劄记》有《与戴唐器书》，述宋实颖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评书有详有略，惟文编出陈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称两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为原本、陈本，不复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於顺之也。△《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内府藏本）明冯惟讷撰。惟讷字汝言，临朐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寺卿，致仕，事迹附见《明史冯琦传》。其书前集十卷，皆古逸诗；正集一百三十卷，则汉、魏以下，陈、隋以前之诗；外集四卷，附录仙鬼之诗；别集十二卷，则前人论诗之语也。时代绵长，采摭繁富，其中真伪错杂，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无。故冯舒作《诗纪匡谬》，以纠其失。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固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也。厥后臧懋循《古诗所》、张之象《古诗类苑》、梅鼎祚《八代诗乘》，相继而出，总以是书为蓝本。然懋循书，虽称补此书之阙，而捃拾繁猥，珠砾混淆，又割裂分体，不以时代为次，使阅者茫不得正变之源流；之象书，又以题编次，竟作类书；鼎祚书，仅汉、魏全录，晋、宋以下皆从删节，已非完备之观。而汉、魏诗中，如所增苏武妻诗之类，又深为艺林之笑噱，故至今惟惟讷此编，为诗家圭臬。初，太原甄敬为刊版於陕西，一依惟讷原次，而剞劂甚拙，复间有舛讹。此本为吴琯等重刊，虽去其前集、正集、外集、别集之名，合并为一百五十六卷，而次第悉如其旧，校雠亦较甄本为详，故今从吴本录之。惟讷别有《风雅广逸》十卷，核其所载，即此编之前集。盖初辑古逸诸篇，先刊别行，后乃续成汉、魏以下，并为一篇，实非有二。今特别存其目，而其书则不复录焉。△《诗纪匡谬》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冯舒撰。舒字已苍，号默菴，又号“癸巳老人”，常熟人。舒因李攀龙《诗删》，锺惺、谭元春《诗归》所载古诗，辗转沿讹，而其源总出於冯惟讷之《古诗纪》，因作是书以纠之，凡一百一十二条。其中如《於忽操》三章为宋王令诗，《两头纤纤青玉玦》一章，为王建诗，《休洗红》二章为杨慎诗，一一辨之。而杨慎《石鼓文》伪本全载卷中，乃置不一诘。又苏伯玉妻《盘中诗》，《诗纪》作汉人，固谬；宋本《玉台新咏》列於傅休奕诗后，不别题苏伯玉妻，乃嘉定间陈玉父刻本偶佚其名；观《沧浪诗话》称苏伯玉妻有此体，见《玉台集》，则严羽所见之本，实题伯玉妻名。又桑世昌《回文类聚》，载《盘中诗》，亦题苏伯玉妻，则惟讷所题姓名，不为无据，舒之所驳，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禹《玉牒词》实载《后汉书》郡国志注中，惟讷不言所出，但於题下留未刻之版一行，竟未及补。
译如今看它最初的体制，竟然如此明白切实。考察吴伯宗《荣进集》，其中也载有他洪武辛亥年会试中式的文章，这是明代第一科会试文章；他的作品也同这部书所收的相差不远。由此可知，创立文体规范之初，只以阐明义理为主，并不把修饰文辞、追求华美作为崇尚。康熙年间，编修俞长城曾将北宋至明初的“经义”辑成一百二十名家的文稿。然而，其中所收王安石、苏辙等人的作品，都没有说明出自哪部书，世人有时对此表示怀疑。这部集子虽然篇幅很少，但仍然可以看出“经义”的本来面貌；把它收录保存下来，也足以帮助抑制浮华和靡弱的文风。只是《刘安节集》中载有“经义”十七篇，也是北宋程试的作品，这部集子却没有收录，或许只是偶然没有见到吧？△《文编》六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唐顺之编纂。唐顺之有《左编》，已经著录。这部集子选取周代至宋代的文章，按文体分类编排。陈元素《序》称，它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作为底本。然而真德秀的书以论述义理为主，这部书则以评论文章为主，宗旨大不相同，陈元素的说法似乎不准确。其中把庄子、韩愈、孙子等人的篇章列入“论”类，是强行设置名目。又不收《史记》《汉书》的列传，却单独选取《后汉书·黄宪传》置于各篇传记之首，在取舍安排上也多有失当。大概是收集过于广泛，所立义例过多，所以错杂之处往往难以避免。然而唐顺之深通古文，能够从心中辨知文章的得失；凡是有所区别取舍，都有精深的用意。看他的《自序》说：“不能没有文章，也就不能没有法则。”这部书的编纂，是文章的工匠，也是法则的极致。他平时还曾说，汉代以前的文章，不是没有法则，而是从来没有刻意制定法则；法则寄寓在无法之中，所以它的法则细密而不可窥测。唐代和宋代的文章不能没有法则，同时又能做到丝毫不违背法则，以有法为法，所以它的法则严整而不可侵犯。他这些话都是对文章道理的精妙解释，因此这部书所收虽然都是人们熟悉诵读的文章，但它标明文章脉络，批点关键要害，使后人能够窥见文章开合、顺逆、经纬交错的妙处。至于文章神妙灵活、变化无穷，则要努力达到古人的境界。学习秦汉文章的人，应当从唐宋文章中寻求门径；学习唐宋文章的人，本来就应当把这部书作为门径。正德、嘉靖以后，北地、信阳的声望风靡一世；“太仓”“历下”的流派流传得更加久远，但随着时间推移、评论确定，谈论古文的人最终还是以唐顺之、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宿。这难道不是因为学习七子的人，画虎不成反而像狗；学习这三家的人，即使刻鹄不成，也还像鸭子吗？阎若璩《潜邱劄记》中有《与戴唐器书》，转述宋实颖的话说：“荆川的才华大如海，评论文章有详有略，只有《文编》是陈元素编出的，并非他的原本。”又说：“两种本子我家都有，日后呈送寄给你，你自然会知道。”等等。如今世间流行的只有这一种本子，它究竟是原本还是陈本，已经无法再考察。总的说来，它的主旨当然都出自唐顺之。△《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代冯惟讷撰写。惟讷字汝言，是临朐人，嘉靖戊戌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授光禄寺卿，退休，事迹附见于《明史·冯琦传》。此书前集十卷，都是古代散佚的诗；正集一百三十卷，收录汉、魏以来、陈、隋以前的诗；外集四卷，附录仙人和鬼魂的诗；别集十二卷，收录前人论诗的话。所涉时代久远，采集内容丰富，其中真伪混杂，以及相互抵牾、错漏之处，不能没有。因此冯舒撰写《诗纪匡谬》，纠正其中的错误。然而上至远古，下至六代，凡是有韵的作品无不兼收，要追溯诗歌作者的渊源，不能离开此书另行寻求。它本来就是在大海中采珠、在邓林中伐木一样的著作。后来臧懋循的《古诗所》、张之象的《古诗类苑》、梅鼎祚的《八代诗乘》相继问世，总是以此书为蓝本。但臧懋循的书，虽然号称补足此书的缺漏，实际上搜罗过于繁杂琐碎，珍珠和碎石混在一起，又割裂诗体分类，不按时代排列，使读者茫然不能了解正体与变体的源流；张之象的书又按题材编次，竟成了一部类书；梅鼎祚的书只完整收录汉、魏诗，晋、宋以下都删节了，已经不能算是完备的版本。而且汉、魏诗中，像增入《苏武妻诗》一类的作品，又深受文艺界讥笑。因此直到今天，只有冯惟讷编的这部书，仍被诗家奉为准则。当初，太原人甄敬在陕西刻版刊行，一概依照冯惟讷原来的次序，但雕刻很拙劣，又间有错讹。这个本子是吴琯等人重新刊刻的，虽然删去了前集、正集、外集、别集的名称，合并为一百五十六卷，但次序完全沿用旧本，校勘也比甄本更详细，所以现在依照吴本录入。冯惟讷另有《风雅广逸》十卷，核对其中所载，实际就是这部书的前集。大概他起初编录古代散佚诗篇，先单独刊行，后来又续成汉、魏以下的部分，合并为一书，实际上并不是两部书。现在特意保存它的书目，但不再录入那部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诗纪匡谬》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本朝冯舒撰写。冯舒字已苍，号默菴，又号“癸巳老人”，是常熟人。冯舒认为，李攀龙《诗删》以及锺惺、谭元春《诗归》所收的古诗，辗转沿袭讹误，而源头都出自冯惟讷的《古诗纪》，于是撰写此书加以纠正，共一百一十二条。其中如把《於忽操》三章定为宋代王令的诗，把《两头纤纤青玉玦》一章定为王建的诗，把《休洗红》二章定为杨慎的诗，他都逐一进行了辨析。但杨慎的《石鼓文》伪本全部收在书中，却没有加以追问。又如苏伯玉妻的《盘中诗》，《诗纪》把它列为汉代人的作品，当然是错误的；宋本《玉台新咏》把它列在傅休奕诗之后，没有另题苏伯玉妻之名，只是嘉定年间陈玉父刻本偶然漏去了她的姓名。考察《沧浪诗话》称苏伯玉妻有这种诗体，见于《玉台集》，可见严羽所见的本子确实题作伯玉妻之名。桑世昌《回文类聚》所载《盘中诗》也题作苏伯玉妻，因此冯惟讷所题的姓名并非毫无根据；冯舒的驳斥，只是知道其中一面，不知道另一面。至于《禹玉牒词》，其实载在《后汉书·郡国志》的注文中，冯惟讷没有说明出处，只在题目下留下“未刻之版”一行，最终也没有补上。
舒校正“斜柯”诸字之讹，而不及此条，亦为阙漏。然他所抉摘，多中其失，考证精核实出惟讷之上。原原本本，证佐确然，固於读古诗者大有所裨，不得议为吹求。虽谓之“羽翼诗纪”可矣。△《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周复俊编。复俊有《东吴名贤记》，已著录。初，宋庆元中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属知云安县程遇孙等八人裒《成都文类》五十卷，中间尚有所未备。嘉靖中，复俊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复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於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诸书，多不传於今。又如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所不录，其本集亦失载，徐炯、徐树穀《笺注义山文集》，即据此书以补入。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诸篇之后，复俊间附案语。如汉初平五年《周公礼殿》记载洪适《隶释》，并载史子坚《隶格》，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其中若曹丕《告益州文》与魏人《檄蜀文》，伪词虚煽，颠倒是非，於理可以不录；然此志蒐罗故实，例主全收，非同编录总集，有所去取。善恶并载，亦未足为复俊病。惟篇末不著驳正之词，以申公义，是则义例之疏耳。△《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李攀龙编。攀龙有《诗学事类》，已著录。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每代各自分体，始於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江淹作《杂拟诗》，上自汉京，下至齐、梁，古今咸列，正变不遗。其《序》有曰：“蛾眉讵同貌而俱动於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於魂”。又曰：“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论其流弊，诚亦多端，然钜制鸿篇，亦不胜数，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侭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其殆为梦阳辈发欤？且以此选所录而论，唐末之韦庄、李建勋，距宋初阅岁无多；明初之刘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数年之内，今古顿殊，一人之身，薰莸互异，此真门户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於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以其流传既久，今亦别存其目，而不录其书焉。△《唐宋元名表》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胡松编。松有《滁州志》，已著录，《明史》松本传称，松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今未见其本。是编，乃松督学山西时，选为士子程式之书。虽所录皆各集所有，无奇秘未睹之篇，而去取极为不苟。前有《自序》曰：“是学也，昉於汉、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极於宋，其体不能尽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达下情，明己志而述物则，其后相沿日下，竞趋新巧，争尚衍博，往往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词而灭其质，盖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其言颇为明切。自明代二场用表，而表遂变为时文，久而伪体杂出，或参以长联。如王世贞所作一联，多至十馀句，如“四书”文之二小比。或参以五七言诗句，以为源出徐、庾及王、骆；不知徐、庾、王、骆用之於赋。赋为古诗之流，其体相近，若以诗入文，岂复成格？至於全用成句，每生硬而杈桠，间杂俗语，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调，剽袭者陈肤，饾飣割裂之词，小才者纤巧，其弊尤不胜言。松选此编，挽颓波而归之雅，亦可谓有功於骈体者矣。△《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译冯舒校正了“斜柯”等字的讹误，却没有涉及这一条，也属于遗漏。不过，他所摘举考辨的其他问题，大多切中冯惟讷书中的错误，考证精密确实超过了冯惟讷。按照原貌逐一说明，证据确凿，对于阅读古诗的人确实大有帮助，不能指责为吹毛求疵。即使称它为《诗纪》的辅助之作，也是可以的。△《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周复俊编纂。周复俊另有《东吴名贤记》，已经著录。起初，宋庆元年间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命知云安县程遇孙等八人，汇辑《成都文类》五十卷，其中仍有不完备之处。嘉靖年间，周复俊任四川按察司副使，又广泛采集汉、魏以来与蜀地有关的诗文，汇编成这部书，收罗全面，极其完备。书中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代费著《古器谱》等书，许多今天已经失传。又如李商隐的《重阳亭铭》，《文苑英华》没有收录，他的文集也失载，徐炯、徐树穀《笺注义山文集》就是依据此书补入的。像这一类材料，都足以资助考核。各篇之后，周复俊又间或附有按语。例如汉初平五年的《周公礼殿》记载于洪适《隶释》，同时又载有史子坚《隶格》，两书详略和异同互见，也颇有辨证。其中像曹丕的《告益州文》和魏人的《檄蜀文》，用词虚伪夸张，颠倒是非，按道理可以不予收录；但这部志书搜集旧日事实，原则上以全部收录为主，并不同于编选总集那样有所取舍。善恶一并载录，也不能因此说是周复俊的过错。只是篇末没有写出驳正的话来申明公义，这才是编纂体例上的疏漏。△《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代李攀龙编纂。李攀龙另有《诗学事类》，已经著录。这部书选录历代诗歌，每个时代各自按诗体分类，先是古代散佚诗，接着是汉、魏、南北朝，再接着是唐，唐以后接明代；明代部分多收同时代人的作品，而不收宋、元诗。大概自从李梦阳倡导不读唐以后书的说法，前后七子大都把这一观点相互推重。李攀龙这部选本，仍然体现了这种志向。江淹作《杂拟诗》，上自汉代京城，下至齐、梁，古今作品都列入，正体和变体一个不遗漏。他在序中说：“蛾眉难道因为容貌不同，却都能打动人的魂魄吗？芳草难道气息相同，却都能使人的心神愉悦吗？”又说：“世上的贤人各自困守于自己的偏见，没有不把甜味说好而忌讳苦味，喜爱朱红而非难素白的，难道这就是所谓通达事理、宽广宽容、喜爱远方而兼爱一切吗？既然如此，文章的流派并不只应遵循一条道路，只可以用工拙作为标准，不能用时代来限定。宋诗受黄庭坚、陈师道一派影响，多显得生硬曲折；元诗沿袭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气，多绮丽柔弱。说到这些流弊，确实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宏大的制作和长篇巨著也多得数不清，怎么能删去宋、元两代，把它们等同于自郐以下而不值得评论的作品呢？王士祯《论诗绝句》中说：‘铁崖的乐府气势淋漓，渊颖的歌行格调极其奇特；’ ‘众人纷纷道听途说地谈论开宝年间的诗，有几个人亲眼见过宋、元诗呢？’这大概是在针对李梦阳一类人说的吧？而且就这部选本所收的作品来看，唐末的韦庄、李建勋，距离宋初相隔的年数并不多；明初的刘基、梁寅，在元末创作的诗篇也不少。为什么相隔几年，古今就突然截然不同；同一个人身上，雅与俗就会完全不同？这实在是门户之见，尊此抑彼，并不是因为真有明确界限。后来摹仿剽窃，流弊多端，于是李、王七子和公安、竟陵两派一样，都受到后人的责骂，难道不是高谈阔论、意气用事促成了这种结果，最终反过来否定自己吗？然而明代末年论诗的党派分歧，始于七子；七子论诗的宗旨，不超出这部书。把它录存下来，也足以看出诗坛风气变迁的原因以及各种是非纷争兴起的缘由，不能废弃。民间流行的另有《攀龙唐诗选》，其实李攀龙并没有这部书，而是明末书坊商人从《诗删》中割取唐诗，加上评注，另立这个名称；因为流传已久，所以现在也另存其书目，但不再录入其书。△《唐宋元名表》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代胡松编纂。胡松另有《滁州志》，已经著录。《明史》中胡松本传说，胡松幼年喜好学习，曾经辑录古代名臣的章奏，如今没有见到他的原书。这部书是胡松任山西督学时，选来作为士子写作范式的书。虽然所收都见于各家文集，没有奇特隐秘、前人未见的篇章，但取舍极其谨慎。书前《自序》说：“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六朝，盛行于隋、唐，到了宋代达到极盛。它的体制不能完全相同，但宗旨都是向上宣扬君德，向下通达民情，表明自己的志向并陈述事物的法则。后来沿袭日益下降，竞相追求新奇工巧，争相崇尚铺陈博杂，往往贪求使用典故而使意义晦涩，专事组织辞藻而使内容失去本质，这样看来，四六文的本来意旨已经相去很远了。”这番话相当明白切实。自从明代科举第二场采用表文，表文就变成了时文；时间一久，伪体杂然出现，有的还掺入长联。例如王世贞所作的一副对联，多到十几句，像“四书”文中的两个小比。有的又掺入五言、七言诗句，认为其源流出自徐陵、庾信以及王勃、骆宾王；却不知道徐、庾、王、骆是在赋中使用这些句式。赋是古诗的流派，体制相近；如果把诗句写进文章，哪里还成其为合格的文体？至于完全使用现成成句，往往生硬曲折，间杂俗语，多半鄙俗浅易。冠冕堂皇的腔调，被剽窃的人写得陈旧浮泛；拼凑割裂的言辞，被小有才气的人写得纤巧琐碎；这些弊病更是说不尽。胡松编选这部书，使衰颓的文风回归雅正，也可以说对骈体文有所贡献。△《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长洲文氏三世五人之诗也。文洪，字功大，成化乙酉举人，官氵来水教谕，著《括囊稿诗》一卷，文一卷。其孙徵明，著《甫田集》诗四卷。徵明长子彭，字寿承，官南京国子监博士，著《博士诗》二卷。次子嘉，字休承，官和州学正，著《和州诗》一卷。彭之子肇祉，字基圣，官上林苑录事，亦著诗五卷。中惟徵明名最盛，其家学之渊源，则自洪始。如《静志居诗话》所称：“野猿窥落果，林蝶恋残花；自得翻书趣，浑忘对客言”诸句，饶有恬澹之致，徵明诗格不高，而意境自能拔俗，至彭、嘉、肇祉，亦能於耳濡目染之馀，力承先绪。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也。徵明《甫田集》，已著录。然卷帙相连，无容割裂。且除此一集，与五家之目亦不合，尤无容改其旧名以五为四。故仍并录之，而附著其互见之故焉。△《宋艺圃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李蓘编。蓘有《黄谷琐谈》，已著录。是集，选录宋人之诗，殚力蒐罗，凡十三载，至隆庆丁卯而后成，所列凡二百三十有六人，而核其名氏，实二百三十有七人，盖编目时误数一人。末卷附释衲三十三人，宫闺六人，灵怪三则，妓流五人，不知名四人，通上当为二百八十八人，而注曰共二百八十四人，则除不知姓名四人不数耳。王士祯《香祖笔记》称，所选凡二百八十人，亦误数也。书中编次后先，最为颠倒，如以苏轼、苏辙列张咏、余靖、范仲淹、司马光前；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列蔡襄、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前；秦观列赵抃、苏颂前；杨万里列杨蟠、米芾、王令、唐庚前；叶采、严粲列蔡京、章惇前；林景熙、谢翱列陆游前者，指不胜屈。其最诞者，莫若以徽宗皇帝与邢居实、张栻、刘子翚合为一卷，夫《汉书艺文志》以文帝列刘敬、贾山之间；武帝列蔡甲、倪宽之间；《玉台新咏》以梁武帝及太子诸王，列吴均等九人之后、萧子显等二十一人之前。以时代相次，犹为有说。至邢居实为邢恕之子，年十八早夭，在徽宗以前。刘子翚为刘韐之子，张栻为张浚之子，皆南宋高、孝时人，在徽宗以后。乃君臣淆列，尤属不伦。殆由选录时，随手杂抄，未遑铨次欤。至於廖融、江为、沈彬、孟宾于之属，则上涉南唐；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沨、庞铸、史肃、刘迎之属，则旁及金朝。衡以断限，更属未安。王士祯之所纠，亦未尝不中其失也。然《香祖笔记》又曰：隆庆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而于田独阐幽抉异，撰为此书，其学识有过人者，则士祯亦甚取其书矣。△《元艺圃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李蓘编。此集续“宋诗”而选，所录凡一百九人，诗六百二十五首。《自序》称地僻少书籍，无以尽括一代之所长。今观所录，有虞集、范梈、揭傒斯，而无杨载，即一代名人号为四家者，已阙其一。是漏略诚所不免。又刘辰翁乃宋人；王庭筠、高克恭、元好问乃金人；僧来复乃明人；一例载入，颇失断限。其编次则倪瓒、宋元、余阙等皆元末人，而名在最前；戴表元、白珽等皆元初人，而名在最后。其他亦多先后颠倒，颇无伦序。似亦随见随抄，未经勘定之本。与《宋艺圃集》相同，殆慵於排纂，遂用唐无名氏《搜玉小集》，不拘时代之例欤。然其《自序》谓：“宋诗痼於理，元诗邻於词。”则深中两代作者之弊。故其去取之间，颇为不苟，以云备一代之诗，诚为不足。以云鉴别，则较之泛滥旁收，务盈卷帙者，精审多矣。△《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通行本）明茅坤编。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明史文苑传》称：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然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
译这是明代长洲文氏三代五人的诗作。文洪，字功大，成化乙酉年举人，官任涞水教谕，著有《括囊稿诗》一卷、文一卷。他的孙子文徵明，著有《甫田集》诗四卷。文徵明的长子文彭，字寿承，官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著有《博士诗》二卷；次子文嘉，字休承，官任和州学正，著有《和州诗》一卷。文彭的儿子文肇祉，字基圣，官任上林苑录事，也著有诗五卷。其中以文徵明的名声最盛，而他们家学的源头则始于文洪。正如《静志居诗话》所称：“野猿窥看落果，林蝶留恋残花；自得于翻书的乐趣，完全忘了面对客人说话”等句子，很有恬静淡泊的情致。文徵明的诗格调不算高，但意境自然能够超脱流俗；至于文彭、文嘉、文肇祉，也能在耳濡目染之余，努力承继祖先的传统。所谓谢家子弟，即使有不够端正的，也仍然神采奕奕，自有一种家风。文徵明的《甫田集》已经著录。不过各卷相互连接，不能割裂。而且如果删去这一集，书名与“五家”的名目也不相合，更不能把旧名改成“四家”。所以仍然合并著录，并附带说明它们彼此重复著录的缘故。△《宋艺圃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李蓘编纂。李蓘另有《黄谷琐谈》，已经著录。这部集子选录宋人的诗，竭尽力量搜集，历时十三年，到隆庆丁卯年以后才完成。所列共二百三十六人，但核对姓名，实际是二百三十七人，大概是编目时错数了一人。末卷附录释衲三十三人、宫闺六人、灵怪三则、妓流五人、不知名四人，合计应为二百八十八人；但书中注称共二百八十四人，是因为没有把四名不知姓名的人计算在内。王士祯《香祖笔记》说所选共二百八十人，也同样数错了。书中编排先后最为颠倒，例如把苏轼、苏辙列在张咏、余靖、范仲淹、司马光之前；把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列在蔡襄、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之前；把秦观列在赵抃、苏颂之前；把杨万里列在杨蟠、米芾、王令、唐庚之前；把叶采、严粲列在蔡京、章惇之前；把林景熙、谢翱列在陆游之前，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最荒诞的，莫过于把徽宗皇帝和邢居实、张栻、刘子翚合编为一卷。《汉书·艺文志》把汉文帝列在刘敬、贾山之间；把汉武帝列在蔡甲、倪宽之间；《玉台新咏》把梁武帝以及太子、诸王列在吴均等九人之后、萧子显等二十一人之前。按照时代排列，还算有理由。至于邢居实是邢恕的儿子，十八岁早夭，生在徽宗以前；刘子翚是刘韐的儿子，张栻是张浚的儿子，他们都是南宋高宗、孝宗时期的人，生在徽宗以后。这样就把君主和臣子混在一起排列，尤其不合体例。大概是选录时随手杂抄，没有来得及编排吧。至于廖融、江为、沈彬、孟宾于这些人，上溯涉及南唐；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沨、庞铸、史肃、刘迎这些人，又旁及金朝。按照时代界限来衡量，也更加不妥。王士祯所作的纠正，也没有不切中它的错误。然而《香祖笔记》又说：隆庆初年，天下尊崇推尚李梦阳、王世贞一派，忌讳谈论宋诗。于田独自阐发幽微、抉取奇异，撰成这部书，他的学识有过人之处；因此王士祯也非常取重这部书。△《元艺圃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代李蓘编纂。这部集子接续《宋艺圃集》选录元诗，共收一百零九人，诗六百二十五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人〕 《自序》说，自己居处偏僻、书籍很少，无法完全搜罗一个时代的长处。现在看它所收，有虞集、范梈、揭傒斯，却没有杨载；即使以一代名家、号称“四家”的人来说，也已经缺少其中一人。这种遗漏确实难以避免。又把刘辰翁列为宋人；把王庭筠、高克恭、元好问列为金人；把僧人来复列为明人；一概收录进来，很失去时代界限。它的编排又把倪瓒、宋元、余阙等元末人列在最前，把戴表元、白珽等元初人列在最后。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先后颠倒，很没有条理。看起来也像是遇见什么就随手抄录，未经校定的本子。它与《宋艺圃集》相同，大概是懒于编排，于是采用唐代无名氏《搜玉小集》不拘时代的做法吧？不过它的《自序》说：“宋诗拘泥于义理，元诗接近于词。”这句话深深切中了两代作者的弊病。所以它在取舍之间相当谨慎，如果说是要完备地收录一代诗歌，确实还远远不够；但如果说是用来鉴别诗歌，那么与那些泛滥旁收、只求充满卷帙的选本相比，它精审得多。△《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通行本） 明代茅坤编纂。茅坤另有《徐海本末》，已经著录。《明史·文苑传》称，茅坤擅长古文，最为折服唐顺之。唐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的作品除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这八家之外都没有选取。因此茅坤选编了《八大家文钞》。考察得知，明初朱右已经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的作品，编成《八先生文集》，实际上远在茅坤之前。不过朱右的书如今已经失传，只有茅坤这部集子流传于世并被人研习。
凡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每家各为之引。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刊版以行，攘为己作，如郭象之於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顺之及王慎中评语标入，实未讳所自来，则称为盗袭者，诬矣。其书初刊於杭州，岁久漫漶，万历中，坤之孙著，复为订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故坤尝以书与唐顺之论文，顺之复书有“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语。又谓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虽有专门师法，至於中间一段精神命脉，则非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云云。盖颇不以能为古文许之。今观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设。其所评语，疏舛尤不可枚举。黄宗羲《南雷文定》有《答张自烈书》，谓其韩文内《孔司勋志》，不晓句读；《贞曜先生志》所云来吊韩氏，谓不知何人；柳文内《与顾十郎书》，误疑“十郎”为“宗元座主”；欧文内薛简肃举进士第一让王严，疑其何以得让；又以《张谷墓表》迁员外郎知阳武县，为当时特重令职；又《孙之翰志》学究出身、进士及第，为再举进士，皆不明宋制，而妄为之说。又谓其圈点批抹，亦多不得要领，而诋为小小结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钱穀编。穀字叔宝，长洲人，《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但称其能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称穀贫无典籍，游文徵仲之门，日取插架书读之，手抄异书最多，至老不倦。仿郑虎臣《吴都文粹》，辑成续编，间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继之，吴中文献，藉以不坠云云。功甫，钱与治之字也，所称卷数与此本不符，疑合与治续编言之。或穀初所蒐罗，原有此数，后复加删汰，以成今本。彝尊乃据其旧稿言之欤？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逸，第五十卷亦残阙，检勘他本并同，盖流传既久，不免脱遗，已非完本。其中所标二十一门，分类亦多未确，盖能博而未能精者。然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以至遗碑、断碣，无不甄录，其采辑之富，视郑书几增至十倍。吴中文献，多藉是以有徵，亦未可以芜杂弃矣。△《石仓历代诗选》五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曹学佺编。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编，所选历代之诗，上起古初，下迄於明，凡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诗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旧一名《十二代诗选》，然汉、魏、晋、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实十一代，既录古逸，乃缀於八代之末，又并五代於唐、并金於元，於体例名目，皆乖剌不合。故从其版心所题，称历代诗选，於义为谐。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於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惟金代仅录元好问一人，颇为疏漏。意其时毛晋所刊《中州集》、《河汾诸老诗》，犹未盛行，故学佺未见欤。其冠於元诗之首，亦以一代只一人，不能成集故也。据《千顷堂书目》，学佺所录《明诗》尚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今皆未见，殆已散佚。然自万历以后，繁音侧调，愈变愈远於古，论者等诸自郐无讥。是本止於嘉、隆，正明诗之极盛，其三集以下之不存，正亦不足惜矣。△《四六法海》十二卷（内府藏本）
译其中韩愈的文章十六卷，柳宗元十二卷，欧阳修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十六卷，曾巩十卷，苏洵十卷，苏轼二十八卷，苏辙二十卷，每一家都各自写有序言。有人说，这部书本来出自唐顺之，茅坤依据他的稿本刊刻流行，却把它窃取为自己的作品，正如郭象对待向秀那样。但茅坤所作《序例》明确说把唐顺之和王慎中的评语标注收入，实际上并没有隐瞒来源，因此称他为盗袭，是诬陷。此书最初在杭州刊刻，时间久了版面漫漶；万历年间，茅坤的孙子茅著又加以订正，重新刊刻，才把茅坤批点的《五代史》附在欧阳修文章之后。现在流行的版本，都是茅坤重订本。自从李梦阳的《空同集》出现，以字句摹拟秦、汉文章，而把秦、汉文章当成固定窠臼；自从茅坤的《白华楼稿》出现，以格调声势摹拟唐、宋文章，而唐、宋文章又成了固定窠臼。因此茅坤曾写信给唐顺之讨论文章，唐顺之回信中有“还只是用眉毛头发来比拟山川，没有用精神来比拟山川”的话。唐顺之又说，文章的规矩、布局，奇正变化、转折回旋，即使有专门的师法，至于其中一段的精神命脉，如果没有能够洞察古今的眼光，也不值得同他谈论这些，等等。看来，他并不认为张坤有能力写古文。如今看这部文集，大体上也是为科举应试而编的。他所作的评论，疏漏错误更是多得无法一一列举。黄宗羲《南雷文定》中有一篇《答张自烈书》，说张坤选韩愈文章时，把《孔司勋志》读错了句读；《贞曜先生志》中说“来吊韩氏”，他却说不知道“韩氏”是何人；柳宗元文章中的《与顾十郎书》，误以为“十郎”是“宗元座主”；欧阳修文章中说薛简肃考进士第一名，却让给王严，他怀疑薛简肃为什么能够让出名次；又把《张谷墓表》中所说的迁任员外郎、知阳武县，理解成当时特别重视县令一职；还把《孙之翰志》中“学究出身、进士及第”说成是第二次考中进士。这些都是不明白宋代制度，却妄加解释。他又说，张坤的圈点批注也多不得要领，并讥讽为“小小结果”。这些话都切中了他的毛病。不过，唐宋八大家的全集内容浩繁，学者很难全部读完；书坊选本又删漏得太厉害，张坤所选，尚能在繁简之间取其适中。文集中的评论，虽然见识不算深刻，却也足以成为初学者的入门途径。近一二百年来，家家传诵、户户吟读，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钱穀编。钱穀字叔宝，长洲人，《明史·文苑传》附见于《文徵明传》中，但只说他擅长绘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说，钱穀家贫，没有典籍，曾到文徵明门下，每天取出书架上的书来阅读，亲手抄录的奇书最多，到老也不厌倦。他仿照郑虎臣《吴都文粹》，编成续编，间或说有三百卷；他的儿子功甫继承编纂，吴中的文献，凭借此书得以流传不坠，等等。功甫，是钱与治的字；所说的卷数与这部书不相符，疑心是把钱与治的续编也合在一起说了。或者钱穀起初搜集的原有这么多卷，后来又加以删汰，才成为今天的本子。朱彝尊是根据他的旧稿来记述的吗？这部书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都已散失，第五十卷也有残缺，查考其他版本也都相同，大概因为流传已久，难免脱漏，已经不是完本。其中标出的二十一门，分类也有许多不准确，大概是能广泛搜罗，却未能精审。然而从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一直到遗碑、断碣，没有不加以甄选收录的；它采辑的丰富程度，比郑书几乎增加了十倍。吴中的文献，大多凭借此书才有了考证依据，也不能因为它芜杂就弃置不顾。△《石仓历代诗选》五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曹学佺编。曹学佺有《易经通论》，已经著录。这部书所选历代诗歌，上起远古，下至明代，共有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零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诗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旧时又名《十二代诗选》，但汉、魏、晋、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实际上是十一代；既然收录古代逸诗，就把它缀在八代的末尾，又把五代并入唐代、把金代并入元代，在体例和名称上都乖谬不合。因此依照版心上的题名，称作《历代诗选》，在意义上较为协调。所选诗歌虽然卷帙浩繁，却不免失于混杂；然而上下二千年间，各时代作者都大略保存了梗概，而且曹学佺本人本来就擅长作诗，所以取舍大体也不违背《诗经》所代表的风雅宗旨，终究还是胜过贪多求全、大小作品一概不舍的做法。只是金代仅仅收录元好问一人，颇为疏漏。想来当时毛晋刊刻的《中州集》《河汾诸老诗》还没有广泛流行，所以曹学佺没有看到吧。把元好问列在元诗之首，也是因为一代只有一人，不能编成专集的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卷〕 据《千顷堂书目》记载，曹学佺所编的《明诗》还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如今都没有见到，大概已经散佚了。不过，万历以后，诗歌声调繁杂偏邪，越来越远离古风，评论者把它们与“自郐无讥”相提并论。这个本子只收录到嘉靖、隆庆时期，正是明诗最兴盛的阶段；所以三集以下的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恰恰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四六法海》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王志坚编。志坚有《读史商语》，已著录。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骎骎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迨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犹四言之诗至汉而为五言，至“六朝”而有对句，至唐而遂为近体。面目各别，神理不殊，其原本风雅则一也，厥后辗转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谔论其佻巧，唐韩愈亦龂龂有古文、时文之辨。降而愈坏，一滥於宋人之启劄，再滥於明人之表判，剿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诟厉。宋姚铉撰《唐文粹》，至尽黜俪偶，宋祁修《新唐书》，至全删诏令；而明之季年，豫章之攻云间者，亦以沿溯六朝相诋，岂非作四六者，不知与古体同源、愈趋愈下，有以启议者之口乎！志坚此编所录，下迄於元，而能上溯於魏、晋，如敕则托始宋武帝，册文则托始宋公《九锡文》，表则托始陆机、桓温、谢灵运，书则托始於魏文帝、应玚、应璩、陆景、薛综、阮籍、吕安、陆云、习凿齿，序则托始陆机，论则托始谢灵运。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於兹体深为有功。至於每篇之末，或笺注其本事，或考证其异同，或胪列其始末，亦皆元元本本，语有实徵，非明代选本所可及。据其凡例，虽为举业而作，实则四六之源流正变，具於是编矣，未可以书肆刊本忽之也。△《古乐苑》五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梅鼎祚撰。鼎祚有《才鬼记》，已著录。是编，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增辑之。郭本止於唐末，此本止於“南、北朝”，则用左克明《古乐府》例也。其所补者，如琴曲歌词《庞德公之於忽操》，见《宋文鉴》中，乃王令拟作，非真庞所自作也；杂歌曲词之《刘勋妻》，其诗《艺文类聚》称魏文帝作，《玉台新咏》称王宋自作，邢凯《坦斋通编》称曹植作；然总为五言诗，不云乐府；亦不以“刘勋妻”三字为乐府题也。左思《娇女诗》自咏其二女嬉戏之事，亦不云乐府也；至梁昭明太子、沈约、王锡、王规、王缵、殷钧之《大言》、《细言》，不过偶然游戏，实宋玉《大言赋》之流。既非古调，亦未被新声，强名之曰“乐府”，则《世说新语》所谓“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者，何又不入乎？温子昇之《捣衣》本咏闺情，亦强名曰“乐府”，柳惲、谢惠运、曹毗所作亦同此题，何又见遗乎？梁简文帝之《名士悦倾城》本题为《和湘东王》，亦偶拈成句，未必调名；沈约之《六忆诗》、隋炀帝之《杂忆诗》且明标诗字，以及闺思、闺怨、春思、秋思之类，无不阑入，则又何诗，不可入乐乎？《婉转歌》见吴均《续齐谐记》及《晋书》。刘妙容，鬼也；王敬伯，人也。刘妙容歌，列“琴曲歌词”中；王敬伯歌，自应列於其后。即两本字句小异，不过注一作某耳。乃以敬伯补入末卷《鬼歌》中，颠倒错乱，殊不可解。又开卷为古歌词，以《断竹之歌》为首，迄於秦始皇《祀洛水歌》，已不及郭本之托始郊庙为得体；而杂歌谣词中，又出“古歌”一门，始於《击壤歌》，迄於《甘泉歌》，不知其以何为别。他如隋炀帝之《望江南》，采摭伪撰之小说，绝不考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至李德裕时，始有此调，则益糅杂矣。然其捃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其解题亦颇有所增益。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存之亦可资考证也。其《衍录》四卷，记作者爵里及诸家评论，盖剽剟冯惟讷《诗纪别集》而稍为附益，多采杨慎等之说，今亦并录之，备参订焉。△《皇霸文纪》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鼎祚辑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以配冯惟讷《诗纪》。
译明代王志坚编。王志坚有《读史商语》，已经著录。秦、汉以来，从李斯《谏逐客书》开始点缀华美辞藻，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开始层层铺陈故事，这是骈体文逐渐萌芽的表现。至于符命一类的文章，如《封禅书》《典引》；问答一类的文章，如《答宾戏》《客难》，骈偶句子逐渐增多。沿袭发展到晋、宋，格律于是形成；流传到齐、梁，体裁便大为改变，由质朴充实转向华丽辞藻，谁也说不清它是怎样自然变成这样的。然而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源出古文，是承接流变、逐步演化而来的。就像四言诗到了汉代变成五言诗，到了“六朝”出现对偶句，到了唐代终于形成近体诗一样。外在面貌各不相同，精神义理却没有不同，它们根本上的风雅宗旨是一致的。后来辗转沿袭，只追逐末流而忘记根本。因此周武帝忧虑它浮华靡弱，隋代李谔议论它轻薄巧饰，唐代韩愈也反复辨析古文与时文的区别。发展到后来越变越坏：宋人的启、札泛滥一次，明人的表、判又泛滥一次，抄袭皮毛，彼此转相贩卖；有的用文辞涂饰来掩盖实情，有的堆砌辞藻而损伤气势，有的雕琢得纤巧而损害雅正。四六文于是受到文章作者们的诟骂和斥责。宋代姚铉编《唐文粹》，甚至完全排斥骈偶文章；宋祁修撰《新唐书》，甚至把诏令全部删去。到了明代末年，豫章一派攻击云间一派，也因为他们沿袭六朝文风而互相诋毁。这难道不是因为写四六文的人不知道四六文与古体文同出一源、后来越来越低下，从而给了议论者攻击的口实吗？王志坚这部书所收文章，下至元代，却能够上溯魏、晋：敕文从宋武帝开始收录，册文从宋公《九锡文》开始收录，表文从陆机、桓温、谢灵运开始收录，书信从魏文帝、应玚、应璩、陆景、薛综、阮籍、吕安、陆云、习凿齿开始收录，序文从陆机开始收录，论从谢灵运开始收录。大体上都是骈体文刚开始变化时的作品，骈语和散文兼用；齐、梁直到唐代的文章，也多选取不太拘泥于对偶的作品。这样可以使读者知道，四六文在运用意旨、安排辞藻方面与古文没有不同；在这一文体上，这部书功劳很大。至于每篇末尾，有的笺注本事，有的考证异同，有的列举事情的始末，也都详尽追本溯源，所说的话有实际根据，不是明代选本所能比的。根据他的凡例，虽然说是为科举应试而作，实际上四六文的源流、正变都已具备于这部书中，不能因为它是书坊刊本就轻视它。△《古乐苑》五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代梅鼎祚撰。梅鼎祚有《才鬼记》，已经著录。这部书是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郭本收录到唐末为止，这部书收录到“南、北朝”为止，是采用左克明《古乐府》的体例。它所补充的作品，如琴曲歌词《庞德公之於忽操》，见于《宋文鉴》，其实是王令仿作的，并不是真正出自庞德公本人；杂歌曲词中的《刘勋妻》，其诗《艺文类聚》说是魏文帝所作，《玉台新咏》说是王宋自作，邢凯《坦斋通编》说是曹植所作；然而它总归只是五言诗，并没有说是乐府，也没有把“刘勋妻”三字作为乐府题目。左思《娇女诗》是吟咏自己两个女儿嬉戏的事情，也没有说是乐府；至于梁昭明太子、沈约、王锡、王规、王缵、殷钧所作的《大言》《细言》，不过是偶然的文字游戏，实际上属于宋玉《大言赋》一类。它们既不是古调，也没有被新声采用，硬要称作“乐府”，那么《世说新语》所说的“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等语，又为什么不收入呢？温子昇的《捣衣》本来吟咏闺中情思，也硬称为“乐府”；柳惲、谢惠运、曹毗所作的同题作品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又遗漏了它们呢？梁简文帝的《名士悦倾城》本题是《和湘东王》，也不过是偶然拈取成句，未必就是曲调名称；沈约的《六忆诗》、隋炀帝的《杂忆诗》甚至明确标作“诗”字，至于闺思、闺怨、春思、秋思之类，也没有不混入其中的；这样一来，又有什么诗不能拿来入乐呢？《婉转歌》见于吴均《续齐谐记》和《晋书》。刘妙容是鬼，王敬伯是人。刘妙容歌列在“琴曲歌词”中，王敬伯歌自然应当列在它后面。即使两个版本的字句略有不同，也不过应当注明“一本作某”罢了。可是却把王敬伯补入末卷的《鬼歌》中，颠倒错乱，实在无法理解。开卷先列古歌词，以《断竹之歌》为首，一直到秦始皇《祀洛水歌》，还不如郭本从郊庙乐歌开始收录来得合乎体例；而在杂歌谣词中，又另列“古歌”一门，从《击壤歌》开始到《甘泉歌》为止，不知道它以什么作为区别标准。其他如隋炀帝的《望江南》，采录伪造小说中的说法，完全没有考察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说直到李德裕时才有这种曲调，因此就更加混杂了。不过，它搜集散佚作品的功劳，颇足以补充郭茂倩书中的缺漏；它的解题也颇有增益。即使其中有丝有麻，也不能连菅草和蒯草都一并抛弃；保存它，也可以作为考证资料。它的《衍录》四卷，记载作者的爵位、籍里以及各家的评论，大概是剽窃冯惟讷《诗纪别集》而稍加增补，又多采杨慎等人的说法，如今也一并录下，以备参考订正。△《皇霸文纪》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梅鼎祚编。梅鼎祚辑录陈、隋以前的文章，编成《文纪》，用来与冯惟讷《诗纪》相配。
此编上起古初，下迄於秦，故曰《皇霸文纪》，乃其书之第一集也。洪荒以降，书契莫详，事尚无徵，况其文字，传於后者，非汉代纬书之依托，即战国诸子之寓言，一概裒存，遂不免一真百伪。至《集古录》、《博古图》、《考古图》所列诸铭，名姓时代，半属臆求；点画偏旁，多缘附会。刘、杨异释，薛、郑殊音，而确定为某商某周，编之简牍，实为失於阙疑。甚至“簉磬铭”六十三字，惟录篆文，尤乖体例。他如《穆天子传》、《诗序》之类，本各自为书，亦登文集，则录所不当录。屈原《楚词》，惟载三篇，则删所不当删。何致之《伪岣嵝碑》、杨慎之《伪石鼓文》并出近代，漫无考证。大横庚庚之兆，且以汉文误入之。皆辑录之疏，不可据为典要。然网罗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备於斯，芜杂之中，菁英不乏。陆机所谓“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者也。故病其滥而终取其博焉。△《西汉文纪》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鼎祚《皇霸文纪》，真伪糅杂，颇有炫博之讥。其作是编，则一以《史记》、《汉书》为主，而杂采他书附益之，所据为根本者，较诸子杂言颇为典实。故所收於班、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参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纪》之滥。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子弟书》，东方朔《实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杂记》、《东方朔别传》、《搜神记》、《博物志》、《佛藏辨正论》，所载诸篇；及孔安国《尚书序》、《孔衍家语序》等文，虽未一一厘正，要其所漏不过百中之一矣，惟《新书节录》数篇，则《新语》、《春秋繁露》之类，以例推之，何不并载？《列女传》及扬雄诸赋，并节录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将多不胜收，殊无义例。其於诏制既以各帝分编，又往往随事附各篇之后，端绪庞杂，於编次之体亦乖。然三代以下，文章莫盛於西汉，西汉莫备於此编。含英咀华，固著作之骊渊矣。△《东汉文纪》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鼎祚《西汉文纪》，根据《史》、《汉》，故多为典确。是编虽亦以正史为宗，而杂书之作，始盛於东汉。即刘珍、张璠诸记，著录正史者，亦逾八家。沿及六代，小说繁兴，其时去雒京最近，故依托附会，尤较西汉为多。至於《集古》、《金石》诸录，《博古》、《考古》诸图，以迨《隶释》、《隶续》而下，搜括旧刻，争奇炫博者，弥不一家。而西汉自“五凤砖”数事以外，寥寥无多，其碑碣文词，器物铭识，亦往往惟称东汉。鼎祚蒐罗既富，义取全收，其间真赝互陈，异同蜂起，而订讹正舛，亦不及《西汉文纪》之详，固其所也。至如《曹全》一碑，近代始出，亦复捃摭不遗，其采辑亦云勤矣。若夫永和《裴岑破呼衍王碑》，远在西域，我皇上天威耆定，儒者始睹其文。鼎祚生明季衰微之时，嘉峪关外，即为绝域，其略而不载，固未可以为疏漏焉。△《西晋文纪》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西晋相传四叶，为日无多，何晏、王弼之徒，以庄、老清言转相神圣，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观鼎祚所编一代之文，则讨论典故，崇励风俗者，犹居其半。盖东汉以来，老师宿儒之遗训，越三国而犹有存焉。非鼎祚裒而辑之，不知建武以还，犹能立国者，为礼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采诗赋之《序》，以足篇帙，特较他代为繁，殊嫌割裂。又司马懿以及师、昭，虽《晋书本纪》三祖并登，而揆以史法，终乖限断。鼎祚既通编八代之文，自宜附之魏末，使名号不舛，时代靡差。乃因仍《晋书》之失，存其帝号以冠篇，是亦失於纠正者矣。△《宋文纪》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鼎祚所辑《八代文纪》卷溢三百，其版行者，自《皇霸》至《西晋》而止。鼎祚殁后，应天巡按御史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始为次第开雕。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独有煊及维新《序》。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晋、梁，纂组之风渐盛。於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观鼎祚所录，可以见风气转移，日趋日变之故焉。其编纂之体，略同汉、晋，中间如《庐山公九锡文》和《香方》之类，钜细兼收，义取全备，犹之<鱼旦>表、头责子羽文，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芜累为讥。惟《宋公册封九锡禅代》诸文，既为晋人所撰，自当附之於《晋纪》，移而入宋，於例殊乖。又司马越《女铭词》，虽发自宋年，而撰由晋代，附之简末，尤无取义，是则编次之疏矣。△《南齐文纪》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译这部书上起远古，下至秦代，所以称为《皇霸文纪》，是整部书的第一集。洪荒时代以来，文字记载不详，事情尚且无从考证，更何况文字本身；后世流传下来的，除汉代纬书的依托之作，就是战国诸子的寓言，于是统统搜集保存，便不免一篇真实、百篇虚伪。至于《集古录》《博古图》《考古图》所列的各种铭文，其中的姓名、时代，有一半属于主观臆测；笔画、偏旁，也多是牵强附会。刘氏、杨氏解释不同，薛氏、郑氏读音各异，却硬要确定为某个商代或周代的作品，编入简牍之中，实在是没有采取存疑态度。甚至“簉磬铭”六十三字，只记录篆文，更不合体例。其他如《穆天子传》《诗序》之类，本来各自是独立的书，也收入文集，是收录了不该收录的东西。屈原《楚辞》只载三篇，却删去了不该删去的内容。何致的《伪岣嵝碑》、杨慎的《伪石鼓文》都出自近代，却漫不加以考证。大横庚庚的征兆，也把汉代的文字误收进来。这些都是辑录方面的疏漏，不能把它当作典范和要籍。不过，它搜罗广泛丰富，周、秦以前的作品，没有比这部书更齐备的；即使芜杂，其中精华也不少。陆机所说的“即使是榛木、楛木也不剪除”，正是把丛杂之物混在集翠之中。因此虽然以它收录泛滥为毛病，最终还是取其广博。△《西汉文纪》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梅鼎祚编。梅鼎祚的《皇霸文纪》真伪混杂，很有炫耀博闻的讥评。他编纂这部书时，则一概以《史记》《汉书》为主要依据，再杂采其他书籍加以补充；作为根本依据的材料，比诸子杂说可靠得多。因此，除班、马二史之外所收的文章，也借此参校真伪是非，不至于像《皇霸文纪》那样泛滥。例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子弟书》、东方朔《实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以及《卓文君、司马相如诔》等篇，凡是明显出于依托伪作的，他都能辨别出来。其他如《西京杂记》《东方朔别传》《搜神记》《博物志》《佛藏辨正论》所载的各篇，以及孔安国《尚书序》、孔衍《家语序》等文章，虽然没有一一加以厘正，但总的来说，他遗漏的不过百篇中的一篇罢了。只是《新书节录》中的几篇文章，既然《新语》《春秋繁露》一类的作品可以依例推知，为什么不一并收录呢？《列女传》和扬雄的各种赋，也只节录其中的“序”；依此例推论，其他文章也将多得无法全部收录，实在没有统一的体例。他对诏令、制度文书既按各位皇帝分别编排，又常常随着事情把各篇附在后面，头绪庞杂，在编次体例上也不合适。不过，三代以后，文章没有比西汉更兴盛的；西汉文章也没有比这部编得更齐备的。含英咀华，这确实是著作中的深渊宝藏。△《东汉文纪》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梅鼎祚编。梅鼎祚的《西汉文纪》以《史记》《汉书》为依据，所以多半典雅确实。这部书虽然也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杂书中的作品在东汉开始兴盛。即使刘珍、张璠等人的记载，被正史著录的也超过八家。延续到六代，小说大量兴起；因为距离雒京最近，所以依托附会的作品尤其比西汉多。至于《集古》《金石》诸录，《博古》《考古》诸图，以及《隶释》《隶续》以下的著作，搜罗旧日刻石、争相炫耀奇异博闻的，不止一家。而西汉除“五凤砖”等几件事以外，相关材料寥寥无几；碑碣上的文辞、器物上的铭文，也往往只称属于东汉。梅鼎祚搜罗既丰富，意在全部收录，其中真伪互相杂陈，异同纷纷出现，而订正错误、匡正讹舛，也不如《西汉文纪》详细，这本来就是自然的。至于《曹全》碑，近代才出土，他也同样搜集而不遗漏，可见其采辑确实勤勉。至于永和年间的《裴岑破呼衍王碑》，远在西域；我皇上的天威使那里得到平定，儒者才得以看见碑文。梅鼎祚生在明代末年衰微之时，嘉峪关以外对他来说就是绝域；他略去不载，实在不能说是疏漏。△《西晋文纪》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梅鼎祚编。西晋相传四代，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何晏、王弼一类人把庄子、老子的清谈相互推尊为神圣，逐渐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终于发展到南渡偏安。然而看梅鼎祚所编的一代文章，讨论典章故实、崇尚并勉励风俗的文章仍占一半。大概东汉以来老师宿儒留下的教训，经过三国时代仍然保存着。若不是梅鼎祚搜集编纂出来，便不知道建武以来还能建立国家，是因为礼教尚未灭绝的缘故。其中多收诗赋的“序”来充足篇卷，因此比其他各代繁多，尤其嫌其割裂。又如司马懿以及司马师、司马昭，虽然《晋书·本纪》把三人都列为三祖，但按照史书体例，终究不应划入西晋的断限。梅鼎祚既然通编八代文章，本来应当把他们附在魏末，这样名号才不会错乱，时代也不会失当；可是他沿袭《晋书》的错误，保留他们的帝号置于篇首，这也是没有加以纠正的地方。△《宋文纪》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代梅鼎祚编。梅鼎祚所辑《八代文纪》超过三百卷，已经刊行的，从《皇霸文纪》到《西晋文纪》为止。梅鼎祚去世以后，应天巡按御史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才开始为它编排次序并开版雕印。由于这部书先编成，所以卷首独有煊和维新的《序》。宋代的文章，上承魏、晋，清新俊秀的风格还保留着；下启晋、梁，雕琢组织的风气逐渐兴盛。在八代之中，它处于文质风格升降转变的关节点上，虽然涉及雕饰华丽，却还没有完全流于绮丽靡弱。考察鼎祚所收录的文章，可以看出文风转移、日渐变化的原因。它的编纂体例，大致同于《汉纪》《晋纪》，其中像《庐山公九锡文》和《香方》之类，无论巨细都一并收录，取其意义完备，就如同<鱼旦>表、头责子羽文等作品，全都登载在前代文籍中，不能因为内容芜杂而加以讥评。只是《宋公册封九锡禅代》等文章，既然是晋人撰写的，本应附在《晋纪》中，却移入宋代，按体例说很不合适。又如司马越《女铭词》，虽然写于宋年，但撰作于晋代，把它附在篇末，更没有这样编排的意义；这就是编次上的疏漏了。《南齐文纪》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是集於酬答之文，参错附录，及误载前代册诰，与诸集略同。而体例尤为丛脞，如《永明五年九月诏》，乃《齐书》撮叙其事，而以为诏词；高祖《与周盘龙第二敕》，明帝《手诏王思远》，皆只常言五字，但可存为故实，岂宜目以文章。无姓名之文，例附於末；而《鱼腹侯子响还本奏》独列於前。代拟诸作，例归操觚之人，而褚渊《禅齐诏》、江淹《筑垒教》独不画一。曹景宗《与弟义宗书》，沈约《答陆厥乐蔼书》，犹曰人虽入梁，事关齐代。至於宋顺帝《答诛黄回诏》，则《宋文纪》自为一集，何以隔代阑入？若刘虬《答萧子良书》，已见二卷，又见六卷，失检抑又甚矣。其间如高祖《与王彦之书》，《尺牍》误以为世祖。崔觉《与妹书》，《尺牍》误以为崔恭祖。亦间有小小驳正。然如黄回一人，隔数页而重注；曹虎一人，前注见北魏，而七卷之中乃别出曹虎之名，详注爵里，矛盾者正复不少。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备而存之耳。△《梁文纪》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是集，采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书》、《南史》及诸家文集，故所录不甚繁碎，考证亦颇精核。惟以后梁萧岿退附外国之后，不与诸王同列，殊乖次序。又侯景矫诏入於简文帝文内，亦非事实。他若梁武帝《请谥答诏》，不著其人，稍为疏漏；《江淹集》作於齐代，割以入齐，《齐文纪》既已发例，何佟之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齐朝，以下作於梁世，但为分注，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乱其例。然较他集，终为有条理也。梁代沿永明旧制，竞事浮华，故裴子野撰《雕虫论》以砭其失。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曰：“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反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又曰：“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谢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论如是，宜其风靡波荡，文体日趋华缛也。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賸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譬之晚唐五代，其诗无非侧调，而其词乃为正声。寸有所长，四六既不能废，则梁代诸家，亦未可屏斥矣。△《陈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南朝六代，至陈而终，文章亦至陈而极敝。其时能自成家者，诗惟阴铿、张正见；文则徐陵、沈炯以外，惟江总所传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异代；或晚归隋主，尚署前衔，鼎祚兼其前后诸作，割并於陈，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为编次，苟阙其一代，则源流始末，有所未详，斯亦不得已之变例也。况永明、天监，相去未遥，江左馀风，往往而在韩、柳未出以前，王、杨之丽制，燕、许之鸿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废之矣。△《北齐文纪》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北齐著作，邢、魏居首，其馀零篇短札，取备卷帙而已。所采自正史以来，不过《文苑英华》、《艺文类聚》、《通鉴》诸书，盖流传本少，蒐辑为难，非其网罗之未备也。其首列高欢、高澄，亦同西晋之编，滥登三祖；他如《侯景报高澄书》，史明言王伟；《文宣即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诏》，《艺文类聚》明言邢邵，而不归操笔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实，亦未睹其安。又《颜氏家训》，各自为书，史志相沿著录，设使全文载入，已於体例有乖，乃仅录其《叙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仅录其首四五行，岂非以篇页无多，忽而不检，致是疏漏欤？考崇祯戊寅周镳《序》鼎祚所辑文纪，自东晋以下，皆鼎祚没后所刻，盖中多草创之稿，其后人未尽是正，因而刊之，亦非尽鼎祚之失也。△《后周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按“东汉”、“东晋”之名，所以别於“西”；“南齐”之名，所以别於“北”。若周则丰镐旧京，年祀绵远，中原江左，别无国号相同。卢思道作《兴亡论》，题曰“后周”，殊为无义，故令狐德棻所撰《国史》，但曰《周书》。鼎祚仍以后题，未免失於刊正。所录宇文氏一代之文，不过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则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材异国，其寂寥更甚於高齐。
译明代梅鼎祚编。这部书对于酬答类文章错杂收录，对于误载前代册诰的情况，也同其他文集大致相同。而且体例尤其杂乱琐碎。例如《永明五年九月诏》，其实只是《齐书》概括叙述事情的文字，却把它当作诏词；高祖《与周盘龙第二敕》、明帝《手诏王思远》，都只是五个字的日常话语，只能保存作为旧闻，哪里适合题作文章？没有署名的文章，按惯例附在末尾；可是《鱼腹侯子响还本奏》却单独列在前面。代人起草的作品，按惯例归入实际执笔者名下，而褚渊《禅齐诏》、江淹《筑垒教》却偏偏没有统一处理。曹景宗《与弟义宗书》、沈约《答陆厥乐蔼书》，还可以说作者虽已入梁，事情却关系到齐代。至于宋顺帝《答诛黄回诏》，《宋文纪》已经自成一集，为什么要隔代混入这里？又如刘虬《答萧子良书》，已经见于第二卷，却又见于第六卷，疏于检查也太严重了。其中像高祖《与王彦之书》，《尺牍》误认为是世祖所作；崔觉《与妹书》，《尺牍》误认为是崔恭祖所作。此外也偶有一些小的订正。然而像黄回一人，隔了几页又重复作注；曹虎一人，前面的注说见于北魏，而在第七卷中却又另列曹虎之名，详细注出爵位和籍贯。类似的矛盾实在不少。只是因为想把一代文章全部收集保存下来罢了。《梁文纪》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梅鼎祚编。这部书采录梁代一朝的文章，多取自《梁书》《南史》和各家文集，所以所收不太繁杂琐碎，考证也相当精审。只是后梁萧岿退居外国以后，不与诸王并列，次序很不妥当。又把侯景伪造的诏书收入简文帝文中，也不符合事实。其他如梁武帝《请谥答诏》，没有注明答诏对象，略有疏漏；《江淹集》中的作品作于齐代，已经割取编入《齐文纪》，《齐文纪》既然已经说明了这一体例，为什么何佟之的文章却说以上篇章作于齐朝、以下篇章作于梁世，只作分注，而全部收入这部书，也未免自行破坏了自己的体例。不过同其他文集相比，终究还算有条理。梁代沿袭永明旧制，竞相追求浮华，所以裴子野撰写《雕虫论》来针砭这种弊病。简文帝给《湘东王书》中说：“六典、三礼所施行的事情各有适用范围，吉、凶、嘉、宾等礼，用它们也各有所在。没有听说吟咏性情，反而仿效《内则》一篇；拿起笔来抒写志意，又去摹仿《酒诰》的作品。春日迟迟，却反而学习《归藏》；江水湛湛，却竟同于《大传》。”又说：“当时有些效法谢康乐、裴鸿胪文章的人，也颇有令人疑惑之处。谢客说话如同天成，出于自然；有时不受拘束，正是他的糟粕；裴氏却是良史之才，完全没有篇章辞采之美。谢客的奇巧本来不可企及，裴氏的质朴也不值得仰慕。”一代帝王的评论尚且如此，难怪当时的文风像风吹波荡一样盛行，文体日益趋向华丽繁缛。然而古文到了梁代就衰绝了，骈体文章却在梁代达到极盛。它遗留下来的微弱光彩和余韵，滋养后世无穷；唐代沿着这股流风发展，取用其材料没有穷尽。譬如晚唐五代，诗歌没有不是侧调的，而词却成为正声。事物各有长处，既然四六文不能废弃，那么梁代各家的文章也不能排斥。《陈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梅鼎祚编。南朝六代到陈代结束，文章也到陈代最为衰败。当时能够自成一家的，诗歌只有阴铿、张正见；文章方面除徐陵、沈炯以外，只有江总流传下来的稍多一些。有的人长期仕于梁朝，承接的是前一朝代；有的人晚年归附隋主，却仍署用前朝官衔。鼎祚把他们前后的各篇作品都兼收，并割取合并到陈代，以充实卷帙，未免造成朝代混淆。然而鼎祚既然采用《南北朝文通》来编次，如果缺少其中一代，上下源流和始末就会有所不详，这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变例。何况永明、天监相距不远，江左的余风往往还保留着；在韩愈、柳宗元出现以前，王勃、杨炯的华美文章，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的宏篇巨制，也有许多取材于此，不能因为它数量少就废弃。《北齐文纪》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梅鼎祚编。北齐的著作，以邢邵、魏收为首，其余零散篇章和短札，不过是用来充实卷帙罢了。所采材料从正史以来，不过取自《文苑英华》《艺文类聚》《通鉴》等书，大概是流传本少，搜集编纂困难，并不是他搜罗得不完备。书中开头列高欢、高澄，也同西晋编纂时一样，滥列三祖。其他如《侯景报高澄书》，史书明明说作者是王伟；《文宣即位告天文》，史书明明说作者是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诏》，《艺文类聚》明明说作者是邢邵，却都不归入实际执笔者名下，反而冒署被代作之人的姓名。拿事实来核对，也看不出这样处理有什么妥当之处。又如《颜氏家训》本来各自独立成书，史志沿袭历来都予以著录；即使把全文收入，也已经违反体例，然而这里只抄录其中《叙致》一篇，而且一篇之中又只录开头四五行，难道不是因为篇幅不多，忽然疏于检查，才造成这种遗漏吗？考察崇祯戊寅年周镳的《序》，鼎祚所辑《文纪》自东晋以下，都是鼎祚死后才刻印的，大概其中有许多尚在草创阶段的稿本，后人没有全部订正，便据以刊刻，这也不能全算作鼎祚的过失。《后周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梅鼎祚编。按“东汉”“东晋”这样的名称，是为了同“西汉”“西晋”相区别；“南齐”这个名称，是为了同“北齐”相区别。至于周，丰、镐是旧都，年代久远，中原和江左又没有国号相同的国家。卢思道作《兴亡论》，题作“后周”，实在没有意义，所以令狐德棻编撰《国史》，只称《周书》。鼎祚仍然题作“后周”，未免没有加以刊正。所收宇文氏一代的文章不过八卷，而庾信一人竟占五卷。其次王褒的著作尚有十八篇；如果不是借取异国的材料，内容就比高齐更加寥落了。
然宇文泰为丞相时，干戈扰攘之中，实独能尊崇儒术，厘正文体。大统五年正月置行台学，十一月命周惠达、唐瑾制礼乐，大统十一年六月患晋氏以来文章浮华，命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仍命自今文章，咸依此体。今观其一代诏敕，大抵温醇雅令，有汉、魏之遗风，即间有稍杂俳偶者，亦摛词典重，无齐、梁绮艳之习。他如《庾信集》，中《春赋》、《镫赋》之类，大抵在梁旧作，其入北以后诸篇，亦皆华实相扶，风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语。岂非黜雕尚朴，导之者有渐欤？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六朝靡丽之风，极而将返，实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传之寡，而忽之也。△《隋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梅鼎祚编。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薈稡一朝，成文章之总汇。而人沿旧习，风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馀载，竟不能自为体裁。又世传小说，唐代为多。而仁寿、大业，去唐最近，遗篇琐语，真赝相参，不能无所附会。故鼎祚所录，此集又最糅杂。其中如《隋遗录》、《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皆出依托。而王度《古镜记》尤为迂怪不经，《搜神》、《异苑》之末流，《暌车》、《夷坚》之先路，岂可登之总集，自秽其书？又如《甲秀堂帖》载炀帝《跋曹子建墨迹》，唐以来收藏赏鉴，皆所未闻；词旨凡庸，显出近代，而一概阑入，未免失於鉴裁。至於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陈叔达、温大雅、魏徵诸人，不系於隋，无烦拟议，乃以其文作於隋末，遂尔兼收，而李德林《代静帝之诏》作於周时，颜之推《请考乐》之奏上於梁代，前则文随人编，后则人随文列。揆以断限，厥例安居？若文帝《复姓令》之误采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礼诏》，题为文帝，祖君彦之《移郡县书》、《与袁子幹书》、魏徵《与郇王庆书》，皆题为李密；孔德绍《遗秦王书》，题为窦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见一卷，复见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见五卷，复见七卷；又诸集之通病，不在所论矣。八卷之末，载梁神洊等十二人，盖鼎祚《文纪》以此集为终，神洊等时代未详，故统附於此。合观所录，虽牴牾罅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穷八代，旁搜博采，薈合成编，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实艺苑之大观，其功亦不为过掩矣。（案：《千顷堂书目》，载鼎祚所编尚有《三国文纪》、《东晋文纪》、《后陈文纪》，《三国》、《东晋》，今未见其本，姑从阙如；《后陈》并不知为何代，疑传写有讹，今亦未见其本。故置之不论焉。）△《释文纪》四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明梅鼎祚编。是书成於崇祯辛未，裒辑历代名僧之文、以及诸家之文，为释氏而作者。冠以经典所译西域《梵书》一卷，溯其源也。二卷以迄四十三卷，为东汉至陈、隋之作，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则无名氏时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采摭极为繁富。每人名之下，各注爵里，每篇题之下，各注事实，亦颇便检阅。其中如王《头陀寺碑》载在《文选》，人人习读。而蒐远略近，失之眉睫之前；又如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与月仪《献岁帖》，其人虽释氏之徒，而其文实不为释氏作。一概收之，亦嫌泛滥，皆不免於小疵。然六代以前之异学，则已斑斑然矣。又其时，文士竞以藻丽相高，即缁流亦具有词采，故大抵吐属娴雅，论说亦皆根据经典；尤不类唐以后诸方语录，徒以俚语掉弄机锋，即论其文章，亦不失为斐然可观也。△《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贺复徵编。复徵字仲来，丹阳人。是书，首无序目，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
译然而宇文泰任丞相时，在战乱纷扰之中，确实独能尊崇儒术，整顿文章体制。大统五年正月设置行台学，十一月命周惠达、唐瑾制定礼乐；大统十一年六月，认为晋代以来的文章浮华，命苏绰撰写《大诰》向群臣宣示，并且命令从今以后文章都依照这种体式。如今考察这一代的诏敕，大多温厚醇正、典雅严整，有汉、魏遗留下来的风气；即使间或稍杂有俳偶之体，也文辞典雅庄重，没有齐、梁绮丽艳冶的习气。其他如《庾信集》，其中《春赋》《镫赋》之类，大多是他在梁代的旧作；他入北以后所作的篇章，也都华采与内容相互扶持，颇有风骨，所以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话。这难道不是因为抑制雕饰、崇尚质朴，而引导这种转变是逐步进行的吗？没有一成不变的平坦，也没有一去不返的事物；六朝绮靡华丽的文风发展到极点后将要回转，确实到周代稍有振兴。不能因为流传下来的作品少，就忽视它。《隋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梅鼎祚编。隋朝统一南北，齐、周的旧臣，梁、陈的旧臣，都汇聚在一朝，成为文章的总汇。然而人们沿袭旧习，风尚各不相同，所以著作领域没有统一的格式。四十多年间，终究不能形成自己的文体。又因为世间流传的小说，唐代的数量最多；而仁寿、大业年间距离唐代最近，遗留下来的篇章琐语，真伪相杂，不能不有所附会。所以鼎祚所收录的作品，这一集又最为混杂。其中《隋遗录》《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都出于假托。王度的《古镜记》尤其迂腐怪诞、不合常理，是《搜神》《异苑》末流的作品、又是《暌车》《夷坚》先路一类的东西，怎么可以收入总集，使自己的书自受玷污？又如《甲秀堂帖》收有隋炀帝《跋曹子建墨迹》，唐代以来的收藏和鉴赏著录中都从未听说过；文辞旨意平庸，明显出自近代，却一概混入书中，也未免失于鉴别裁断。至于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陈叔达、温大雅、魏徵等人，他们并不属于隋代，本来无需讨论，却因为他们的文章写于隋末，便一并收入；而李德林《代静帝之诏》作于北周时期，颜之推《请考乐》的奏疏上于梁代。前者是随着作者编入文章，后者则是随着文章列入作者所属时代。按照断定时代界限的原则，这种体例究竟应当如何安置？又如文帝《复姓令》误采史书中的文字；李德林《修定五礼诏》题作文帝所作；祖君彦《移郡县书》《与袁子幹书》、魏徵《与郇王庆书》都题作李密所作；孔德绍《遗秦王书》题作窦建德所作；以及《罪蜀王秀文》已经见于第一卷，却又见于第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经见于第五卷，却又见于第七卷；这些又是各类文集的通病，不在这里一一论列。八卷末尾收录梁神洊等十二人，大概鼎祚把《文纪》编到这部书为止，而神洊等人的时代无从考知，所以一并附在这里。总的看所收文章，虽然卷卷都有抵牾和疏漏，但它上起远古，下至八代，旁搜博采，汇合编成一书，使唐代以前文章的源流承接，清楚可考，这实在是文苑中的大观，其功劳也不能被这些过失完全掩盖。（按：《千顷堂书目》记载，鼎祚编的书还有《三国文纪》《东晋文纪》《后陈文纪》。《三国文纪》《东晋文纪》如今没有见到原本，姑且缺而不论；《后陈文纪》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疑心传抄有误，如今同样没有见到原本，所以置之不论。） 《释文纪》四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明代梅鼎祚编。这部书成于崇祯辛未年，汇集历代名僧的文章，以及各家为佛教而作的文章，共成一编。卷首收录经典中翻译的西域《梵书》一卷，以追溯其源流。第二卷至第四十三卷，是东汉至陈、隋时期的作品；第四十四、四十五卷，则收录时代不明的作者作品。但这些都是唐代以前的人所写，采集极为丰富。每个人名下分别注出爵位和籍贯，每篇题目下分别注出相关事实，也颇便于查阅。其中如王《头陀寺碑》，载于《文选》，人人都熟读；却在搜集远近材料时，反而遗漏眼前常见之作。又如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和《月仪献岁帖》，其作者虽是佛门之徒，但文章实际上并不是为佛教所作，一概收录，也嫌过于泛滥，这些都不免是小的瑕疵。不过，六代以前佛教以外的学术流派，已经清楚可见了。再说当时文士竞相以辞藻华丽自高，即使僧人也有文采，所以文章大多言辞娴雅，论说也都依据经典；尤其不像唐代以后各方的语录，只凭俚俗语言卖弄机锋。即使只评论它的文章，也不失为文采斐然、值得观赏的作品。《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贺复徵编。复徵字仲来，丹阳人，是崇祯癸酉年的贡生。这部书开头没有序和目录，书中有复徵自己撰写的文字，道光和尚记述说：“先宪副过去任职夔门，当时是天启甲子年六月。过了一年乙丑，我入蜀，才知道这件事；先宪副任职南都郎官，后来入粤又归吴。”又说：“先宫保中泠公请法师讲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说，辛未年秋，家大人赴粤西的任命下达，我因病随行侍奉。”考察丹阳贺氏一家，登科有名的人中，贺邦泰是嘉靖己未进士；贺邦泰的孙子贺世寿是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贺世寿的儿子贺王盛是崇祯戊辰进士。以复徵所写祖父官阶和年月来核对，都不相合。
又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均莫详其故也。复徵以吴讷《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别为蒐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每体之首，多引刘勰《文心雕龙》及吴讷、徐师曾之言，间参以己说，以为凡例。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如“祝文”后既附“致语”，后复有“致语”一卷是也。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如既有“上书”，复有“上言”，仅收《贾山至言》一篇；既有“墓表”，复有“阡表”，仅收欧阳修《泷冈阡表》一篇；“记”与“纪事”之外，复有“纪”，“杂文”之外，复有“杂著”是也。有一文而重见两体者，如王褒《僮约》，一见“约”，再见“杂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一见“弹事”，再见“杂文”；孔璋《请代李邕表》，一见“表”，再见“上书”；孙樵书《何易于事》一见“表”，再见“纪事”是也。又於金、元之文，所收过略。而后人拟仿伪撰之作，如张飞《新都县真多山铭》之类，乃概为收入，未免失於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且其书只存抄本，传播甚稀，录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约之一助尔。△《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内府藏本）明陆时雍撰。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癸酉贡生。是编选自汉、魏以迄晚唐之诗。分为二集，前有《总论》一篇，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如云：“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又云：“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反以此病。”又云：“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所言皆妙解诗理。其间如《孔雀东南飞》一诗，讥其情词之纰谬，而於储光羲、孟浩然辈，亦俱有微词。盖其时王、李馀波，相沿末息。学者方以吞剥为工，故於蹊迳易寻者，往往加之排斥。欲以此针砭流俗，故不免於惩羹而吹齑。然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书中评语，间涉纤仄，似乎渐染楚风，然《总论》中所指晋人华言是务，巧言是标，实以隐刺锺、谭，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绮语之习，与“竟陵”一派，实貌同而心异也。△《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张溥编。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於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於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於一编。溥以《张氏书》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务得贪多，失於限断，编录亦往往无法，考证亦往往未明。有本系“经说”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录《春秋阴阳》、刘向、刘歆集录《洪范五行传》之类是也。有本系“史类”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孙集全录《补史记》、荀悦集全录《汉纪论》之类是也。有本系“子书”而入之集者，如诸葛亮集录《心书》，萧子云集录《净住子》是也。有牴牾显然而不辨者，如张衡集录《周天大象赋》，称魏武黄星之类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断者，如《陈琳传》中有袁绍使掌书记一语，遂以《三国志注》“绍册乌桓单于文”录之琳集是也。有伪妄无稽而滥收者，如东方朔集录《真仙通鉴》所载《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觉者，如庾信集录杨炯文二篇之类是也，有采摭未尽者，如束晳集所录《饼赋》，寥寥数语，不知祝穆《事文类聚》所载尚多之类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锺会集《成侯命妇传》，《三国志注》截载两处，遂分其首尾名为一篇之类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遗之者，如枚乘《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赋》、《白鬓赋》、《髑髅赋》，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亦可成一卷；而摈落不载之类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虽因人成事，要不可谓之无功也。明之末年，中原云扰，而江以南文社乃极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归有光等之说而畅其流；陈子龙倡“几社”，承王世贞等之说而涤其滥；溥与张采倡“复社”，声气蔓衍，几遍天下。然不甚争学派，亦不甚争文柄，故著作皆不甚多。溥所撰述，惟删定《名臣奏议》及此编为巨帙，《名臣奏议》，去取未能尽允；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溥之遗书，固应以此为最矣。
译而且每册开头都有晋江黄氏父子的藏书印记，《千顷堂书目》却没有著录这部书，这些情况都无法详细知道其中的原因。贺复徵认为吴讷《文章辨体》收录不广，于是另外搜集编纂，上自三代，下至明末，分列各种文体，共分为一百三十二类。每一类文体的开头，大多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吴讷、徐师曾的话，间或参入自己的说法，作为凡例。其中有同一文体重复出现的，如“祝文”后面已经附有“致语”，后面又另有“致语”一卷；有一种文体勉强分为两类的，如已经有“上书”，又有“上言”，却只收《贾山至言》一篇；已经有“墓表”，又有“阡表”，却只收欧阳修《泷冈阡表》一篇；“记”和“纪事”之外，又有“纪”；“杂文”之外，又有“杂著”。有一篇文章重复列入两种文体的，如王褒《僮约》，一次列在“约”类，再一次列在“杂文”类；沈约《修竹弹甘蕉文》，一次列在“弹事”类，再一次列在“杂文”类；孔璋《请代李邕表》，一次列在“表”类，再一次列在“上书”类；孙樵写的《何易于事》，一次列在“表”类，再一次列在“纪事”类。又对于金、元文章，收录得过于简略。至于后人仿作伪撰的作品，如张飞《新都县真多山铭》之类，却一概收入，未免失于辨别裁取。想来是因为卷帙已经很多，稿本刚刚脱稿，还没有经过刊定，不能把繁芜的内容全部删去。然而它分类分门，搜罗广博，大概耗尽一生心力，抄录汇集而成，所以失传的典籍和秘藏的文章，也常常有超出人们耳目所能见闻的。况且这部书只有抄本，流传极少，把它抄录保存下来，本来未尝不是给写文章的人由博返约提供的一种帮助。《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内府藏本）。明代陆时雍撰。时雍字仲昭，桐乡人，是崇祯癸酉年的贡生。这部书选录汉、魏直到晚唐的诗歌，分为两集，前面有《总论》一篇。它的主要宗旨以神韵为根本，以情境为主，例如说：“诗应当观察它自然流露的情致，古人的佳处不在言语之间。”又说：“气势太重，意味太深，声调太宏大，色泽太峻厉，作品本来佳美，却反而因为这些而成为弊病。”又说：“诗不怕没有才华，而怕才华外露；不怕没有感情，而怕感情放纵；不怕没有语言，而怕语言说尽；不怕没有景物，而怕景物繁杂。”这些话都是对诗歌道理的精妙理解。其中像《孔雀东南飞》一诗，他批评其情感和文辞有错误；对于储光羲、孟浩然等人，也都略有微词。大概当时王世贞、李攀龙余波仍在，沿袭不息。学者正把吞剥模仿当作工巧，所以对于容易找到门径的作品，往往加以排斥。他想借此针砭流俗，因此不免有因惩罚烫伤而连凉菜也不敢吃的偏激。然而他选取材料精审，评论解释详尽核实，凡是诗歌风气的盛衰变化，都一一可以考见其源流；在明末各类选本中，确实不能不说是善本。书中的评语间或涉及纤细偏狭之处，似乎逐渐受到楚地文风的浸染；但是《总论》中所说的晋人以华丽辞藻为务、以巧言为标榜，实际上是在含蓄讥刺锺惺、谭元春。他的字句尖新，只是文人习惯使用绮丽言语而已；他同“竟陵”一派实际上是外表相似而内心不同。△《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一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八卷〕 明代张溥编纂。张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经著录。自从冯惟讷辑成《诗纪》，汉、魏、六朝的诗才汇为一编；自从梅鼎祚辑成《文纪》，汉、魏、六朝的文章才汇为一编；自从张燮辑成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的遗集才汇为一编。张溥以《张氏书》为基础，又选取冯氏、梅氏书中著作较多的人，把这些作品编排在一起并加以增补，编成了这部集子。卷帙既然繁多，难免一味贪求收罗广泛，失于取舍界限；编录也往往没有规范，考证也往往不够清楚。有些本来属于“经说”的著作，却收入文集，例如董仲舒集收入《春秋阴阳》、刘向和刘歆集收入《洪范五行传》之类。有些本来属于“史类”的著作，却收入文集，例如褚少孙集全部收入《补史记》、荀悦集全部收入《汉纪论》之类。有些本来属于“子书”的著作，却收入文集，例如诸葛亮集收入《心书》、萧子云集收入《净住子》之类。有些明显相互抵牾，却没有加以辨别，例如张衡集收入《周天大象赋》，其中还说到魏武帝时出现黄星之类的内容。有些属于是非真假可疑之处，却凭主观臆断，例如《陈琳传》中有“袁绍让他掌管书记”一句，于是便把《三国志注》所载“绍册乌桓单于文”收入陈琳集。有些作品虚妄无据，却滥加收录，例如东方朔集收入《真仙通鉴》所载《与友人书》和《十洲记序》之类。有些把甲作者的作品移入乙作者名下而没有察觉，例如庾信集收入杨炯文章两篇之类。有些搜集得不完整，例如束晳集所录《饼赋》只有寥寥几句，却不知道《事文类聚》所载还有更多内容。有些割裂篇章而且次序错乱，例如锺会集中的《成侯命妇传》，《三国志注》分两处截载，编者便把它的首尾拆开，误作一篇。有些本来可以编成一集，却遗漏不载，例如枚乘的《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以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完全可以编成一卷；左思的《三都赋》《白鬓赋》《髑髅赋》，以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也可以编成一卷，却都被排除而没有收载。不过，它按照州分类、按部编排，把文章归入作者名下，又按作者归入各个时代，使唐代以前作者的遗篇都能大略看到梗概；即使是借助他人成就而编成，也不能说没有功劳。明代末年，中原动荡不安，而长江以南的文社却极为兴盛。其中最著名的，艾南英倡导“豫章社”，阐发归有光等人的学说并使其流传开来；陈子龙倡导“几社”，继承王世贞等人的学说并清除其中的浮泛；张溥与张采倡导“复社”，声势和影响扩展蔓延，几乎遍及天下。不过，他们并不特别争论学派，也不特别争夺文坛权柄，所以著作都不算很多。张溥所撰述的作品，只有删定《名臣奏议》和这部书规模较大。《名臣奏议》取舍未能完全恰当；这部书则追溯本源，足以供人查考核验。张溥的遗著，确实应当以这部书为最重要。
△《古今禅藻集》二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释正勉、性通同编。其裒辑则释普文也。普文字理菴，正勉字通可，并嘉兴人；性通，字蕴辉，应天人。所录皆释子之作，而不必其有关于佛理，曰“禅藻者”，犹曰僧诗云尔。所载上起晋支遁，下讫性氵通所自作。以朝代编次，每代之中又自分诸体。中间如宋之惠休，唐之无本，后皆冠巾仕宦。与宋之道潜，老而遘祸，官勒归俗者不同，一概收之，未免泛滥。又宋倚松老人饶节，后为僧，名如璧，陆游《老学菴笔记》称为“南渡诗僧之冠”，与葛天民卒返初服者亦不同，乃漏而不载。至宝月《行路难》，锺嵘《诗品》明言非其所作，载构讼纳赂事甚悉；而仍作僧诗，皆未免疏於考订。他如卷一之末，独附赞铭诔赋，盖以六朝篇什无多，借盈卷帙。然以此为例，则诸方偈颂，孰非有韵之文，正恐累牍连篇，汗牛而载，於例亦为不纯。特其上下千年，网罗颇富，较之《唐僧宏秀集》惟取一朝，《宋九僧诗》但备数家者，较为完具，存之亦可备采择焉。△《三家宫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毛晋编。晋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已著录。三家者，一为唐王建，一为蜀花蕊夫人，一为宋王珪，各七言绝句一百首。建诗集，别著录。其宫词百首，旧刻杂入王昌龄《长信秋词》一首、刘禹锡《魏宫词》二首、白居易《后宫词》一首、张籍《宫词》二首、杜牧《秋夕作》一首、《出宫人》一首。晋并考旧本厘正。花蕊夫人蜀孟昶妃费氏也。宋熙宁五年王安国检校官书，始得其手书於敝纸中，以语王安石，王安石以语王珪、冯京，始传於世，珪所撰《华阳集》，明代已佚，今始以《永乐大典》所载裒辑著录。惟此宫词有别本孤行，而流俗传写，误以其中四十一首窜入花蕊夫人诗中，而移花蕊夫人诗三十九首属之於珪，又摭唐诗二首足之，颠舛殊甚。此本亦一一校改，建《赠王守澄诗》，有“不是当家亲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句，虽一时劫制之词，而宫禁深严，流传琐亦未必不出於若辈，其语殆不尽诬。费氏身备掖庭，述所见闻；珪出入禁闼，历仕四朝，不出国门而至宰相，耳濡目染，亦异乎草野传闻。晋裒而编之，皆足以考当日之轶事，不但取其词之工也。△《二家宫词》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毛晋编。凡宋徽宗皇帝三百首，宁宗杨皇后五十首。徽宗卷末有帝姬长公主《跋》，称自建中靖国二年至宣和六年，缉熙殿所收藏御制宫词，共三百首，命左昭仪孔祯同嫔御章安恺等收辑，类而成书云云。考蔡京改“公主”为“帝姬”各有封号，此既云“帝姬”又云“长公主”非当时之制。又祯字为仁宗庙讳，当时改“文贞”为“文正”，改魏徵为魏证，嫌名犹避之甚严，岂有宫中昭仪，敢以此字为名者？此《跋》殆出於依托。杨后卷末有潜夫《跋》不著名氏，毛晋谓不知何许人。考刘克庄字潜夫，《跋》称癸酉仲春，为度宗咸淳九年，时代亦合，或克庄所题耶？毛晋跋徽宗卷末，称旧刻或二百八十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赝作，后从云间得一元本，止缺二首，则其书已屡经窜乱。即所谓云间元本，亦未必旧观，又跋杨后卷末，称今本止三十首，馀二十首从未之见，乃天启丁卯得胡应麟家秘本所载，又称《迎春燕子尾纤纤》一首、《落絮濛濛立夏天》一首、《紫禁仙舆诘旦来》一首，向刻唐人；《兰径香消玉辇踪》一首、《缺月流光入绮疏》一首、《辇路青苔雨后深》一首，向刻元人。今姑仍原本云云。今考集中“阿姊携侬近紫微，蕊宫承宠对芳菲，绣帏独自裁新锦，怕看花开蝴蝶飞”一首，亦似杨妹子作，故有首句；《书史会要》称杨妹子诗，语关情思，人或讥之，盖即此类。不应出杨后之笔，盖此三百五十首者，皆后人裒辑得之，真伪参半，不尽可凭。姑以流传已久存之耳。
译△《古今禅藻集》二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代释正勉、性通共同编纂。搜集编录工作则由释普文完成。普文字理庵，正勉字通可，都是嘉兴人；性通，字蕴辉，是应天人。书中所收都是僧人的作品，却不一定与佛理有关；称为“禅藻”，也不过是说僧人的诗罢了。所收作品上起晋代支遁，下至性通自己所作。按朝代编次，每一代中又分别编排各种体裁。其中像宋代的惠休、唐代的无本，后来都还俗做官；这与宋代的道潜老年遭祸、被勒令还俗不同，编者却一概收录，未免过于泛滥。又如宋代的倚松老人饶节，后来出家为僧，法名如璧，陆游《老学庵笔记》称他为“南渡诗僧之冠”；他与葛天民最终还俗也不同，编者却遗漏没有收录。至于宝月的《行路难》，锺嵘《诗品》明白说不是宝月所作，并且把他因这首诗涉讼纳赂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编者仍把它作为僧诗收入，都是考订不够严密。其他如卷一末尾单独附入赞、铭、诔、赋，大概是因为六朝诗文篇章不多，借此充满卷帙。然而如果以此为例，那么各地的偈颂哪一篇不是有韵的文章？恐怕会卷帙累积、篇篇相连，多到要用牛来运输，在体例上也就不纯了。只是它上下搜罗千年，收集相当丰富；与《唐僧宏秀集》只收一个朝代、《宋九僧诗》只收数家相比，它较为完备，保存下来也可以作为采择资料。△《三家宫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毛晋编纂。毛晋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已经著录。所谓三家，一家是唐代王建，一家是蜀国花蕊夫人，一家是宋代王珪，各有七言绝句一百首。王建的诗集另有著录。他的百首宫词，旧刻本混入王昌龄《长信秋词》一首、刘禹锡《魏宫词》两首、白居易《后宫词》一首、张籍《宫词》两首、杜牧《秋夕作》一首和《出宫人》一首。毛晋合并考订旧本，加以厘正。花蕊夫人是蜀国孟昶的妃子费氏。宋熙宁五年，王安国检校官书，才在破旧纸张中得到她的手书，并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王安石又告诉王珪、冯京，这些作品才开始流传于世。王珪所撰《华阳集》，明代已经散佚，今才根据《永乐大典》所载搜集编纂并著录。只是这部宫词另有孤本流传，民间传抄时，误把其中四十一首窜入花蕊夫人的诗中，又把花蕊夫人的三十九首诗移归王珪名下，另外还摘取唐诗两首来补足，错乱得非常严重。这一版本也逐首校改。王建《赠王守澄诗》中有“不是当家亲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两句，虽然是当时受劫持控制时所说的话，但宫禁森严，宫中流传的琐闻未必不会出自这类人之口，因此这些话大概也不完全是诬妄。费氏身处掖庭，记述自己所见所闻；王珪出入宫禁，历仕四朝，没有走出国门便做到宰相，耳濡目染，也不同于民间传闻。毛晋把这些作品搜集编排在一起，都足以考察当时的轶事，并不只是因为诗词写得工巧才收录。△《二家宫词》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代毛晋编纂。全书收宋徽宗皇帝三百首，宁宗杨皇后五十首。徽宗卷末有帝姬长公主的《跋》，说从建中靖国二年到宣和六年，缉熙殿所收藏的御制宫词共三百首，命左昭仪孔祯与嫔御章安恺等人搜集编成此书。考察蔡京把“公主”改称为“帝姬”，并且分别有封号；这里既称“帝姬”又称“长公主”，不符合当时的制度。又，祯字是仁宗的庙讳，当时连“文贞”都改为“文正”，把魏徵改为魏证，对嫌名的避讳仍然十分严格，怎么会有宫中昭仪敢以这个字为名呢？这篇《跋》大概是托名伪作。杨皇后卷末有潜夫所作的《跋》，没有署名，毛晋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考察刘克庄字潜夫，《跋》中称癸酉仲春，是度宗咸淳九年，时代也相合，或许是刘克庄所题吧？毛晋在徽宗卷末的跋中说，旧刻本有的收二百八十首，有的收二百九十二首，有的收三百首，有的收三百首有余，而且混入了很多鄙俗的伪作；后来从云间得到一个元代原本，只缺两首，可见这部书已经多次遭到窜改扰乱。即使所谓云间元本，也未必保持原来的面貌。毛晋又在杨皇后卷末的跋中说，今本只有三十首，其余二十首从来没有见过，直到天启丁卯年才从胡应麟家得到秘本中所载的内容；又说《迎春燕子尾纤纤》一首、《落絮濛濛立夏天》一首、《紫禁仙舆诘旦来》一首，旧刻本题作唐人作品；《兰径香消玉辇踪》一首、《缺月流光入绮疏》一首、《辇路青苔雨后深》一首，旧刻本题作元人作品。如今姑且仍照原本收录，等等。现在考察集中“阿姊携侬近紫微，蕊宫承宠对芳菲，绣帏独自裁新锦，怕看花开蝴蝶飞”一首，也很像杨妹子的作品，因此有“首句”；《书史会要》说杨妹子的诗，语言涉及情思，有人讥讽她，大概就是这一类作品。这首诗不应出自杨皇后之手。大概这三百五十首诗都是后人搜集编成的，真伪参半，不能完全凭信。现在姑且因为流传已久而保存下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