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卷一百二

译鲧治理水土，功业没有完成，被杀死在羽山。禹继承父业，专心治水而荒废其他事情，治土工程中连儿子也不抚育，经过家门也不进去，身体半边枯萎，手脚布满老茧。等到接受舜的禅让后，住的是低矮宫室，却讲究礼服冠冕，忧愁悲伤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人与人世中的忧苦者。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天子处理政务，召公不高兴，四国散布流言；周公居东三年，诛杀兄长、放逐弟弟，仅仅保全自身，忧愁悲伤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人与人世中的危惧者。孔子通晓帝王之道，接受当时君主的聘请；在宋国被伐倒树木，在卫国被削去踪迹，在商、周之间困穷，在陈、蔡之间被围困，受到季氏的压制，又被阳虎侮辱，忧愁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天人与人世中的仓皇者。这四位圣人，活着没有一天欢悦，死后却有万世的名声。名声本来不是实际所得的东西。即使有人称颂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即使有人赏赐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与木桩土块没有区别。桀凭借累世积累的资财，处在南面为王的尊位，智慧足以抗拒群臣，威势足以震动海内，放纵耳目享乐，尽情满足自己的心意，快乐自得地直到死亡，这是天民中的放荡者。纣也凭借累世积累的资财，处在南面为王的尊位，威势没有不能施行的，意志没有不能实现的，在倾宫中放纵情欲，在长夜中恣意享乐，不以礼义约束自己，快乐自得地直到被诛杀，这是天民中的放纵者。那两个凶暴之人，活着有顺从欲望的欢乐，死后却背负愚昧残暴的名声。实际所得，本来不是名声所能给予的。即使毁谤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即使称颂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同木桩土块有什么区别呢？那四位圣人，虽然美名归于他们，却苦恼到生命终了，最终都同样归于死亡；那两个凶人，虽然恶名归于他们，却享受快乐到生命终了，最终也同样归于死亡。杨朱说：原宪在鲁国贫困，子贡在卫国积聚财富。原宪的贫困，使他损害生命；子贡的财富，使他拖累自身。这样看来，贫困不可以，聚财也不可以，那么应该怎样呢？回答说：可以在于享受生命，可以在于使身体安逸。所以善于享受生命的人不会陷于贫困，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会聚敛财富。杨朱说：古语说：「活着时相互怜惜，死后相互舍弃。」这话说到极点了。活着时相互怜惜的道理，不只是感情，还包括使劳累者得到安逸，使饥饿者得到饱足，使寒冷者得到温暖，使困穷者得到通达。死后相互舍弃的道理，并不是不互相悲哀，而是不给死者口含珠玉，不穿华丽锦衣，不陈列牺牲，不设置明器。晏平仲向管夷吾询问养生之道，管夷吾说：「放任它就行，不要堵塞，不要阻碍。」晏平仲说：「具体该怎么做？」夷吾说：「放任耳朵想听的声音，放任眼睛想看的东西，放任鼻子想闻的气味，放任嘴巴想说的话，放任身体想要的安适，放任心意想做的事情。」 耳朵想听的是声音，却不能听，叫作堵塞听觉；眼睛想看的是美色，却不能看，叫作堵塞视觉；鼻子想闻的是椒兰，却不能闻，叫作堵塞嗅觉；嘴巴想说的是是非，却不能说，叫作堵塞智慧；身体想要的是美食厚味和舒适，却不能随从，叫作堵塞适意；心意想做的是放纵，却不能实行，叫作堵塞本性。这些堵塞，都是使人废弃本性、受到虐害的主因。除去这些主因，快乐自得地等待死亡，无论一天一月，还是一年十年，都是我所说的养生。拘守这些主因，记录在心而不肯放弃，忧愁不安地活得长久，无论百年、千年、万年，都不是我所说的养生。」管夷吾说：「我已经告诉你养生之道了，那么送死该怎么办？」晏平仲说：「送葬的事情很简单，还要告诉我什么呢？」管夷吾说：「我本来想听听。」平仲说：「人既然死了，哪里还由我作主？烧掉可以，沉入水中可以，埋葬可以，暴露在外也可以；穿着柴薪丢入沟壑可以，穿着衮衣绣裳放入石椁也可以，只看遇到什么情况。」管夷吾回头对鲍叔、黄子说：「生死的道理，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明白了。」 杨朱说：百岁是长寿的大限，能够活到百岁的人，一千人中没有一个。即使有一个，从孩童被抱着长大直到昏聩衰老，也占去将近一半；夜间睡眠所消磨的时间、白天清醒时所遗漏的时间，又占去将近一半；痛苦疾病、悲哀苦楚、丧失、忧虑和恐惧，又占去将近一半。计算十多年中悠然自得、没有忧虑的时间，也不过一时片刻罢了。那么人的一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快乐呢？不过是为了美食厚味、声音和女色罢了。但美食厚味又不能长久拥有，对声色的满足也不能长久玩赏；还受到刑罚和赏赐的禁止、诱导，受到名声和法令的进退支配，慌慌张张地争求一时的虚名，谋求死后的余荣，小心翼翼地顾惜耳目的见闻，顾虑身体和心意的是非，白白失去当年的最大快乐，不能在一时之间放纵自己，这同重重囚禁、层层枷锁有什么区别？太古的人知道生命只是暂时来到，知道死亡只是暂时离去，所以任从心意行动，不违背自然；所喜爱的是现世自身的快乐，而不是死后之事，因此不受名声诱导；顺从本性而游，不违逆万物各自的爱好，死后的名声不是他们所求取的，因此不受刑罚制约。名誉的先后、寿命的长短，都不是他们所计较的。杨朱说：万物所不同的是生，所相同的是死。活着时有贤愚贵贱的差别，所以不同；死后都发臭腐烂、消灭，这就是相同。即使如此，贤愚贵贱并不是人自身能够决定的；发臭腐烂、消灭也不是人能够决定的。所以，生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生，死也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死；贤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贤，愚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愚；贵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贵，贱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贱。然而万物都同样生、同样死、同样贤、同样愚、同样贵、同样贱。活十年也会死，活百年也会死；仁人圣人也会死，凶恶愚昧的人也会死。活着是尧舜，死后都是腐骨；活着是桀纣，死后也是腐骨，完全一样，谁能知道其中有什么差别？况且应当趁活着时行乐，哪里有空闲顾虑死后？杨朱说：伯夷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以清高自负的行为，任由自己饿死；展季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以贞洁自负的行为，任由自己孤独。把清高和贞洁当作宗旨而造成这样的错误，竟还认为这是善。杨朱说：行善并不是为了求名，但名声会随之而来；名声并不约定利益，利益却会归来；利益并不约定争斗，争斗却会找上门来。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行善。杨朱说：利益从这里发出，实际的利益就会到那里；怨恨从这里发出，祸害就会从外部到来。发端于自身而在外部得到回应，只是情势如此罢了，所以贤者要谨慎自己的所作所为。

译《说苑》记载：杨子说：「事情可以使人贫穷，也可以使人富裕，这会损害人的品行；事情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这会损害人的勇气。」仆子说：「杨子有智慧却不懂命运，所以他的见解多有疑惑。古语说：懂得命运的人不会迷惑，晏婴就是这样的人。」《列子·杨朱》记载：杨朱的朋友叫季梁。季梁得病，七天后病势危重，他的儿子围着他哭泣，请医生来。季梁对杨朱说：「我儿子竟然如此不肖，你为什么不为我唱歌来启发他呢？」杨朱唱道：「上天如果尚且不能明察，人怎么能够觉悟？不是上天保佑，灾祸也不是由人造成。我呀，你呀，难道能够知道吗？医生呀，巫师呀，难道他们能够知道吗？」他的儿子没有明白，最终请来三位医生：第一位叫矫氏，第二位叫俞氏，第三位叫卢氏。他们诊察季梁的病。矫氏对季梁说：「你寒热调养没有节制，虚实失去常度，疾病是由饥饱、色欲、精神思虑烦乱而产生的，不是天，也不是鬼；病势虽然渐深，还可以攻治。」季梁说：「这是普通的医生，赶快让他退下。」俞氏说：「你起初胎气不足，乳汁又过多，疾病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已经无法治愈。」季梁说：「这是良医，暂且给他饭吃。」卢氏说：「你的病不是由天造成，也不是由人造成，也不是由鬼造成。禀受生命、获得形体以后，本来就有制约它的因素，也有能够知晓它的因素，药物和砭石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季梁说：「这是神医。」于是厚重地赏赐他，把他送走。不久，季梁的病自己痊愈了。杨布问道：「这里有一个人，年龄同兄弟一样，兄弟一样会说话，才能同兄弟一样，容貌同兄弟一样；可是寿命却像父子一样有长有短，贵贱像父子一样有差别，名誉像父子一样有高下，爱憎像父子一样不同，我对此很疑惑。」杨子说：「古人有句话，我曾经记住了，想用它告诉你：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而然如此，这就是命。如今人昏昏暗暗、纷纷扰扰，随着有所作为而作为，随着有所不作为而不作为，日子一天天过去又一天天到来，谁能知道其中的缘故？全都是命。相信命运的人，就不再分别长寿和夭折；相信事理的人，就不再分别是非；相信心意的人，就不再分别逆境和顺境；相信本性的人，就不再分别安定和危险。这样就叫作什么都不执信，也什么都不不信，才是真实而诚朴。还有什么可舍弃，什么可趋就？还有什么可悲，什么可乐？还有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黄帝的书说：「至人居处时像死了一样，行动时像受器械驱使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居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居处；不知道为什么行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动。他不因众人的观看而改变自己的情态容貌，也不因为众人不观看就不改变自己的情态容貌。他独自来往，独自出入，谁能阻碍他？墨杘、单至、啴咺、憋懯四个人一起在世间游处，都各自如意；终年彼此不了解，却自以为自己的情意最深。」 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个人一起在世间游处，都各自如意；终年彼此不谈论方法，却自以为自己的机巧最微妙。防防情露，▯防凌谇。四个人一起在世间游处，都各自如意；终年彼此不能互相启发，却自以为自己的才能已经得到发挥。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个人一起在世间游处，都各自如意；终年彼此不揭发过失，却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没有差错。多偶自专、乘权只立四个人一起在世间游处，都各自如意；终年彼此不相顾盼，却自以为适逢时势。这些都是众多的情态，它们的样貌各不相同，却都归于道，最终归于命。看似成就而成就的，是偶然促成的成就，起初并不是成就；看似失败而失败的，是偶然促成的失败，起初并不是失败。所以迷惑产生于偶然变化之间；如果能在似明似暗之际保持清醒，就不会因外来的祸患而惊惧，也不会因内在的福分而欢喜，随着时势行动，随着时势停止，连智慧也无法预知。相信命运的人，对待他人与自己没有两样的心；如果对他人与自己存有分别之心，还不如闭上眼、堵住耳，背靠山坡、面向土坑，这样也不会跌倒。由此说：死生由命，贫穷由时。怨恨夭折的人，是不懂命运；怨恨贫穷的人，是不懂时势。富裕时死去也不恐惧，处于贫穷也不忧愁，这就是懂得命运、安于时势。即使让有很多智慧的人去衡量利害、推测虚实、揣度人情，他做成了也恰好合适，失败了也恰好合适；让智慧较少的人不衡量利害、不推测虚实、不揣度人情，他做成了也恰好合适，失败了也恰好合适。衡量与不衡量，推测与不推测，揣度与不揣度，有什么不同？只有做到无所衡量而又无所不衡量，才可以保全而又不受损失；丧失并不是智慧造成的，保全也不是智慧造成的，丧失是自己造成的，保全也是自己造成的。杨朱拜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容易。梁王说：「先生有一个妻子、一个小妾，却不能治理；有三亩园地，却不能除草，却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运转，这是为什么？」杨朱回答说：「您见过牧羊人吗？一百只羊成群，让一个五尺高的童子拿着鞭子跟随它们；想让它们向东就向东，想让它们向西就向西。假使让尧牵一只羊，让舜拿着鞭子跟随它，也不能使羊前进。而且我听说：能吞舟的大鱼不在支流游泳，鸿鹄高飞不降落在污浊的池塘，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志向极为高远。黄钟、大吕的乐音不能随着烦琐的舞蹈演奏，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声音疏阔。将要治理大事的人不治理细事，成就大功的人不成就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孙阳问杨子说：「这里有一个人，重视生命、爱护身体，希望能够不死，可以吗？」 杨子说：「按道理没有不死的。」孟孙阳说：「希望长久活着，可以吗？」杨子说：「按道理没有长久活着的。生命不是靠珍视它就能留存，身体也不是靠爱护它就能长久强健。而且长久活着有什么意义？五情的好恶，古代和今天一样；四肢身体的安危，古代和今天一样；世事的苦乐，古代和今天一样；治乱变化，古代和今天一样。已经听过了，已经见过了，已经经历过了，活一百年仍然会嫌它太多，何况人生的苦难呢？」孟孙阳说：「既然这样，迅速死亡胜过长久活着，那么拿刀剑自杀、投身汤火，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杨子说：「不是这样！既然活着，就应当废弃成见而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想要的事情，等待死亡；将要死时，也应当废弃成见而任其自然，顺着要去的地方走到底。因此直到生命终结，没有什么不废弃、没有什么不任从。为什么要急切地计较其中的迟速呢？」杨朱说：「伯成子高不因一根毫毛使外物获利，舍弃国位而隐居耕作；大禹——」

译大禹不以自身为私利，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枯萎。古代的人即使损失一根毫毛，也不肯用它使天下获利；即使把天下全部供养自身，也不肯接受。人人都不损失一根毫毛，人人都不使天下获利，天下就能治理好了。禽子问杨朱：「拔下您身体的一根毫毛来救济一世，您愿意做吗？」杨子说：「天下本来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确实能够救济天下，您愿意做吗？」杨子不回答。禽子出来，把这件事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不明白先生的心意，请让我告诉你。」如果伤害您的肌肤，却可以得到万金，您愿意做吗？禽子说：「愿意。」孟孙阳说：「如果砍断您的一节肢体，却可以得到一个国家，您愿意做吗？」禽子沉默了一会儿。孟孙阳说：「一根毫毛比肌肤微小，肌肤又比一节肢体微小，这是很清楚的。然而积累一根根毫毛才能成为肌肤，积累肌肤才能成为一节肢体。一根毫毛本来就是整个身体万分之一的组成部分，怎么能轻视它呢？」禽子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这样看来，用你的话去问老聃、关尹，便是你的话正确；用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便是我的话正确。孟孙阳于是回头同他的门徒谈论别的事情。杨子的邻人丢失了一只羊，已经带领同伴，又请杨子的童仆去追。杨子说：「唉！丢失一只羊，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追？」邻人说：「因为岔路太多。」他们回来后，杨子问：「找到羊了吗？」回答说：「丢掉了。」杨子说：「为什么会丢掉？」回答说：「岔路中又有岔路，我们不知道羊走哪条路，所以只好返回。」杨子忧伤地变了脸色，很久不说话，整天不笑。门徒感到奇怪，请问：「羊是低贱的牲畜，又不是先生的，为什么您却减少言语和笑容呢？」杨子没有回答，门徒没有得到他的教诲。弟子孟孙阳出来，把这件事告诉心都子。心都子有一天同孟孙阳一起进去，问道：「从前有兄弟三人游历齐、鲁之间，同拜一位老师，学习并进于仁义之道，回家后，他们的父亲问：‘仁义之道是什么样的？’长子说：‘仁义使我先爱护自身，然后求取名声。’次子说：‘仁义使我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幼子说：‘仁义使我自身和名声都保全。’这三种方法彼此相反，却都出自儒家，究竟谁对谁错呢？」杨子说：「有人住在河边，熟悉水性，勇于泅渡，驾船替人摆渡，所得利润足以供养百口之家。那些带着粮食来向他学习泅水的人，学成之后却有将近一半溺死了。他们原本是学习泅水而不是学习溺水的，可是利害竟然如此。」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应当认为谁对谁错呢？」心都子默然退出。孟孙阳责备他说：「为什么您问得迂曲，先生回答得偏僻，使我的疑惑更加严重了？」心都子说：「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使羊丢失，学习的人因为方法太多而丧失生命。学问的根本并非不同，也并非不一，但末流却差异到这种地步；只有回归共同的根本、返回唯一的正道，才不会有得失。你长期在先生门下学习先生的道，却不了解先生的境界，真可悲啊！杨朱游历鲁国，住在孟氏家中。孟氏问他说：『人不过是人罢了，为什么要追求名声？』杨朱说：『追求名声是为了富裕。既然已经富裕了，为什么还不停止？』孟氏说：『追求名声是为了尊贵。既然已经尊贵了，为什么还不停止？』杨朱说：『追求名声是为了死后流传。既然已经死了，还追求什么？』孟氏说：『为了子孙的名声，这对子孙有什么益处？』杨朱说：『名声会使自身困苦、心神憔悴；凭借名声的人，恩泽能及宗族，利益能兼及乡党，何况子孙呢？凡是追求名声的人一定廉洁，廉洁就会贫穷；追求名声的人一定谦让，谦让就会卑贱。』孟氏说：『管仲辅佐齐国时，君主淫乱他也淫乱，君主奢侈他也奢侈；心志相合，言语被听从，道路得以推行，国家称霸；死后只有管氏一族。田氏辅佐齐国时，君主盈满他就减损，君主征敛他就施舍，百姓都归附他，因而拥有齐国，子孙享有它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如果说真实的名声使人贫穷，虚假的名声使人富裕，那么真实就没有名声，名声没有真实，所谓名声不过是虚假罢了。从前尧、舜假意把天下让给许由、善卷，却并没有失去天下，享有帝位一百年；伯夷、叔齐确实把孤竹君的君位让出，最终却亡失了自己的国家，饿死在首阳山。真实和虚假的区别，就是这样明显。杨朱经过宋国，向东到逆旅住宿。逆旅主人有两个小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丑的受到尊重，漂亮的却被轻视。杨子问其中的缘故，旅舍小童回答说：「那个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我不知道她哪里漂亮；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不知道她哪里丑。」杨朱说：「弟子们记住这件事：行为贤善，却去掉自以为贤善的心，走到哪里会不受人爱戴呢？〔《庄子》中有这段话。〕 杨朱的弟弟叫杨布，穿着白色素衣出门，天下雨了，便脱下白衣，换穿黑衣回来。他家的狗不知道迎接他，反而对他吠叫。杨布很生气，准备打狗。杨朱说：「你不要打它。你自己也会这样：假如刚才你的狗是白色出去、黑色回来，难道它能不感到奇怪吗？〔以上是杨朱的言论。〕」 《史记》说：「大概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城防御，主张节约用度。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汉书》：墨家《墨子》七十一篇。〕 〔《墨子》没有完善的善本，没有办法校订，读者意会其大意就可以了。〕《墨子·亲士》说：进入一个国家却不留意本国的士人，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者却不赶快任用，就会使君主懈怠。没有贤者就无所谓紧急之务，没有士人就没有人同君主谋划国家。怠慢贤者、忘记士人，却能够使自己的国家保存下来的，从来没有过。从前晋文公出走而使天下归正，齐桓公离开本国而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遇吴王的羞辱，却仍然成为中原的贤君。这三个人能够在天下建立名声、成就功业，都是因为在本国受压抑、遭遇大耻辱。最好是没有失败，其次是失败后有所成就，这叫作善于使用民众。我听说：『不是没有安居之处，而是我没有安心；不是没有足够的财物，而是我没有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使自己处于困难，使别人处于容易；众人使自己处于容易，使别人处于困难。君子身处进退而不丧失志向，内心探究实情，即使同庸常百姓混杂相处，最终也没有怨恨之心，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因此，做别人认为困难的事，一定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从来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能免除自己厌恶的事。所以，逼迫臣下会伤害君主，谄媚下属会伤害上级。君主一定要有敢于直言不讳的臣子，上级一定要有敢于直言的下属。分别议论的人能够绵延相助，苟且求容的人能够直言相争，这样才可以长久生存、保全国家。臣下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发言，近臣就沉默，远臣就闭口不言，怨恨便积结在民心之中。谄媚奉承的人在身边，正确的议论被阻塞，国家就危险了。

译桀、纣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任用天下的士人吗？所以杀害自身而丧失天下。因此说，把国宝归还国库，不如推荐贤者、进用士人。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最锋利的一把一定先折断；有五把刀，其中最锋利的一把一定先磨损。所以甘甜的井水容易先枯竭，高大的树木容易先被砍伐，灵异的龟容易先被灼烧占卜，神异的蛇容易先被暴露捕捉。因此比干被杀，是因为他的抗争；孟贲被杀，是因为他的勇武；西施被沉水，是因为她的美貌；吴起被肢解，是因为他的才干。那些人很少不是因为自己的长处而死，所以说：太盛大了就难以守持。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也不喜爱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也不喜爱没有益处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职责却处在那个职位上的，不是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不能承受爵位却享受那份俸禄的，不是配得上这份俸禄的人。良弓难以张开，却可以射到高处、深入远处；良马难以驾驭，却可以承担重物、到达远方；优秀的人才难以驱使，却可以使君主达到尊贵的地位。因此江河不嫌弃小水沟把水注满自己，所以能够成为大的江河。圣人遇到事情不推辞，对万物不违逆，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的器用。因此江河的水并非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千镒的皮裘，并非取自一只狐狸的腋下白毛。难道有只取同一方面、拒绝其他方面的道理吗？那大概不是兼爱天下之王的道理。因此，天地并不显得光明耀眼，大水并不泛滥铺张，大火并不炽烈张扬，君王的德行也不自夸像尧一样显赫，这样才是统领千人的长者。他如果只求像箭一样直、像砥石一样平，却不足以覆盖万物。因此溪流狭窄就很快干涸，流水浅薄就很快枯竭，土地贫瘠坚硬就不能滋养万物。君王的深厚恩泽如果不出宫门，就不能流布全国。〔《尚贤》〕墨子说：古代治理国家的王公大臣，都希望国家富裕、人民众多、刑政清明。然而结果不能富裕反而贫穷，不能增多反而减少，不能治理反而混乱，这就是根本上失去了所希望的，得到了所厌恶的。原因是什么？墨子说：是因为治理国家的王公大臣，不能以尊尚贤者、任用能人来施政。因此，国家中贤良之士多，国家的治理就深厚；贤良之士少，国家的治理就薄弱。所以大臣的职责，就在于使贤者增多罢了。有人问：那么使贤者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墨子说：譬如想使本国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增多，就一定要使他们富裕、尊贵、受到敬重和称誉，然后本国善于射御的人就会增多。何况那些德行厚重、言谈明辨、道术广博的贤良之士呢？」 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也一定要使他们富裕、尊贵、受到敬重和称誉，然后国家的良士才会增多。因此古代圣王施政时说：不合义的人不使他富裕，不合义的人不使他尊贵，不合义的人不亲近，不合义的人不接近。于是国内富贵的人听到这话，都退下谋划说：「起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君上推举义而不避开贫贱，那么我不能不行义。」亲近的人听到这话，也退下谋划说：「起初我所依靠的是亲近；现在君上推举义而不避开亲疏，那么我不能不行义。」近臣听到这话，也退下谋划说：「起初我所依靠的是亲近；现在君上推举义而不避开亲近，那么我不能不行义。」远臣听到这话，也退下谋划说：「起初我以为身处远方便没有可依靠的地方；现在君上推举义而不避开远近，那么我不能不行义。」等到远方、边鄙、郊外的臣子，门庭中的庶子，国内的百姓，四境之内的民众听到这话，全都争相行义。原因是什么？回答说：上级用来役使下级的原则只有一个，下级用来侍奉上级的方法也只有一个。譬如富人有高墙深宫，墙修筑得很严密，上级替他凿开一扇门。有盗贼从这扇门进入，主人却把他进入的门关上，寻找盗贼从哪里出去；盗贼没有可以出去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因为上级掌握了关键。所以古代圣王施政，排列德行、尊尚贤者，即使是农夫和工匠中的人，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给他高爵位，给他厚俸禄，把事务交给他，授予他决断政令的权力。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积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政令不能决断，百姓就不畏惧。把这三样都授给贤者，并不是为了赏赐贤者，而是希望让他的事务成功。所以在那时，凭德行取得职位，凭官职任事，凭功劳决定赏赐，衡量功劳分配俸禄。因此官职没有永恒的尊贵，百姓也没有永恒的卑贱；有才能就提拔，没有才能就降退。推举公义，排除私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古代，尧在服泽之阳提拔舜，把政务交给他，天下于是太平；禹在阴方之中提拔益，把政务交给他，九州于是完成治理；汤在厨房之中提拔伊尹，把政务交给他，他的谋划得以实现；文王从网罗之中提拔闳夭、泰颠，把政务交给他们，西土于是归服。因此当时，即使是享有厚禄、处在尊位的臣子，也没有不敬畏而努力施政的；即使是农夫和工匠中的人，也没有不争相勉励、重视义理的。所以士人就是用来辅佐、承继政事的人。所以得到士人，谋划就不会困窘，身体就不会劳苦，名声得以建立，功业得以彰显，祸患也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士人。因此墨子说：得到合意的贤士，不可以不提拔；得不到合意的贤士，也不可以不提拔。既然想要继承尧、舜、禹、汤的治道，就不能不尊尚贤者。尊尚贤者，是政治的根本。现在王公大人有一头牛羊这样的财物，自己不能宰杀，一定要寻找优秀的厨宰；有一件衣裳这样的财物，自己不能裁制，一定要寻找优秀的工匠。王公大人对于这些事，即使有骨肉亲属，或无缘无故的富贵者，或相貌美好的人，只要明知他们确实不能胜任，就不会让他们做。为什么？怕他们损坏财物。王公大人处理这些事，就不会违背尊尚贤者、任用能人的原则。王公大人有一匹疲弱的马不能医治，一定要寻找良医；有一张危险的弓不能张开，一定要寻找良工。王公大人处理这些事，即使有骨肉亲属，或无缘无故的富贵者，或相貌美好的人，明知他们确实不能胜任，也一定不让他们做。为什么？怕他们损坏财物。王公大人处理这些事，就不会违背尊尚贤者、任用能人的原则。可是到了治理国家时却不是这样：王公大人的骨肉亲属，以及无缘无故的富贵者、相貌美好者，便把他们提拔起来。

译这样看来，王公大人爱护国家，还不如爱护一张危险的弓、一匹疲马、一件衣裳或牛羊之类的财物。这由此可知，天下的士人君子，对小事都明白，对大事反而不明白。这就像让哑巴做向导，让聋子做乐师一样。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时，所使其富裕、所使其尊贵的人，未必是王公大人的亲属、无缘无故的富贵者和相貌美好者。〔《尚同》〕墨子说：古代人民刚开始产生、还没有刑政的时候，大概每个人的说法和义理都不同；一个人有一种义，两个有两种义，十个人有十种义。人数越多，他们所说的义也越多，于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义正确、别人的义错误，互相非难。家庭内部父子兄弟成为怨仇，厌恶而离散，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百姓都用水、火、毒药互相伤害，有余力也不肯互相帮助，腐烂散列的多余财物也不肯彼此分配，隐藏好的道理而不互相教导，天下的混乱就像禽兽一样。明白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政治上的长官，于是选取天下贤能而可任用的人，立他为天子。天子已经建立，却认为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又选择天下贤能而可任用的人，设置他们为三公。天子和三公已经确立，又因为天下广大，远国异地的人民，其是非利害的分别不可能一一明白，所以划分天下为万国，设置诸侯。国君、诸侯都已经确立，又认为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便选择本国贤能而可任用的人，设置他们为正长。正长已经齐备，天子向天下百姓发布政令说：听到善的事情和不善的事情，都要告诉上级；上级认为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上级认为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上级有过错就规劝进谏，下级有善行就从旁推荐。向上级认同而不在下级中结党，这是上级所赏赐、下级所称誉的。如果听到善和不善却不告诉上级，上级认为对的不能跟着认为对，上级认为错的不能跟着认为错，上级有过错不规谏，下级有善行不从旁推荐，反而结党而不能同上级一致，这就是上级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上级据此实行赏罚，明察而审慎、诚信可靠。因此里长就是一里之中的仁人。里长向里中百姓发布政令说：听到善的事情和不善的事情，一定要告诉乡长。乡长认为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乡长认为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善的言论，学习乡长的善言；去掉你们不善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善行，那么乡里还有什么理由发生混乱呢？」 考察乡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乡长只是能够使全乡共同遵循同一义理，所以乡才得到治理。乡长，是乡里的仁人。乡长发布政令给乡民，说：“听到善行而又听到不善行，都一定要报告国君。国君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对；国君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善的言论，学习国君的善言；去掉你们不善的行为，学习国君的善行，那么国家还会有什么理由发生混乱呢？”考察国家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君只是能够使全国共同遵循同一义理，所以国家才得到治理。国君，是国里的仁人。国君发布政令，国民说：“听到善行而又听到不善行，都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大家都认为对；天子认为错的，大家都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善的言论，学习天子的善言；去掉你们不善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善行，那么天下还会有什么理由发生混乱呢？考察天下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天子只是能够使天下共同遵循同一义理，所以天下得到治理。天下百姓都向上与天完全相同，而不能向上与天完全相同，那么灾害仍然没有消除。如今如果上天刮起大风、降下苦雨，接连不断地到来，这就是上天用来惩罚百姓不能向上与天相同的做法。所以墨子说：“古代圣王制定五刑，请用它来治理百姓，就像丝线有经纪、网罟有纲绳一样，是用来收拢天下百姓，使他们向上共同遵从，而不是崇尚与上面不同。”【辞过】墨子说：“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建造宫室时，就靠近山陵高地居住，挖洞穴栖身；地势低洼潮湿，会伤害百姓，所以圣王建造宫室。建造宫室的原则是：高度足以避开潮湿，四边足以抵御风寒，屋顶足以承受雪霜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区别男女之间的礼制。谨慎做到这些就停止，凡是耗费财物、劳累人力却没有增加利益的事，就不做。因此圣王建造宫室，是为了便利生活，不是为了观赏娱乐；制作衣服、腰带和鞋，是为了便利身体，不是为了奇异炫目。所以节制自身，教导百姓，这样天下百姓就可以得到治理，财物用度也可以充足。如今的君主建造宫室，却与此不同，必定向百姓加重征敛，强行夺取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建造宫室、台榭，以及曲折高大的望楼，装饰青黄之色和雕刻镂饰。建造宫室像这样，所以左右近臣都仿效它；因此财物不足以应付凶年饥荒、救济孤儿寡妇，所以国家贫困，百姓也难以治理。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建造宫室就不可不节制。” 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制作衣服时，穿兽皮、束茭草，冬天并不轻便却温暖，夏天并不轻便却凉爽。圣王认为这不合乎人的情性，所以教导妇女从事劳作，整理丝、麻，捆扎织成布、绢来给百姓做衣服。制作衣服的原则是：冬天穿经过练制的帛，厚薄适中，足以轻便而且温暖；夏天穿葛，足以轻便而且凉爽。谨慎做到这些就停止。因此圣人制作衣服，只求适合身体、调和肌肤，够用就可以了，并不是为了使耳目感到荣耀、给愚民观看。当时，坚固的车、优良的马还不知道珍贵，雕刻镂饰、华丽色彩还不知道令人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百姓的衣食财物，家家足以应付旱灾、水灾、凶年和饥荒，为什么呢？因为取得了能够自行养活自己的本性需要，而不被外物诱导。因此百姓俭朴而容易治理，君主用财节省而容易供养，府库充实，足以应付灾患。这样，兵器铠甲不至于损坏，士民不至于劳苦，也足以征讨不服从者，所以霸王的事业可以在天下推行。如今的君主制作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追求轻便温暖，夏天追求轻便凉爽，这些本来都已经具备了，却还要向百姓加重征敛，强行夺取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制作锦绣华采、轻柔艳丽的衣服，铸造黄金做衣钩，用珠玉做佩饰。女子从事华美织绣，男子从事雕刻镂饰，用来制作身体所穿的服饰。

译这并不是说真的增加了温暖和凉爽，而是单单耗费财物、劳累人力，最终全都归于无用。由此看来，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都是为了观赏和美好。因此百姓放纵邪僻而难以治理，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用奢侈的君主去统治嗜好淫靡邪僻的百姓，还想不发生混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制作衣服就不可不节制。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吃粗食，分别居住。所以圣人制定教导：男子耕种庄稼、栽植树木，以供百姓食用。他们制作食物，只求增加气力、充实空虚、强健身体、适合腹胃而已。因此他们用财节省，自我供养俭朴，百姓富足，国家安定。如今却不是这样，向百姓加重征敛，用来制作美食、牲畜肉、蒸食、炙肉、鱼和鳖。大国陈列上百件器皿，小国陈列几十件，食案摆满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部看遍，手不能全部拿取，嘴不能全部品尝；冬天把食物冻成冰，夏天又装饰腐坏的食物。君主饮食如此，所以左右近臣也仿效。于是富贵者奢侈，孤儿寡妇受冻挨饿，还想不发生混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制作饮食就不可不节制。古代百姓还不知道制作舟车时，重物无法搬运，远路无法到达。所以圣王制作舟车，以便利百姓的事务。他们制作的舟车，完整坚固、轻便灵活，可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它们耗费财物少而带来的利益多，所以百姓乐于使用并认为有利。因此法令不必急迫催逼就能施行，百姓不劳苦而君上有足够用度，所以百姓归附他们。如今的君王制作舟车，却与此不同：完整坚固、轻便灵活本来都已经具备了，却还要向百姓加重征敛，用来装饰舟车；车上装饰华采，船上雕刻镂饰。女子荒废纺织而从事华采，所以百姓受寒；男子离开耕种而从事雕刻，所以百姓饥饿。君主制作舟车像这样，所以左右近臣也仿效。于是百姓饥饿和寒冷一同到来，因而作奸邪之事的增多，刑罚就加重；刑罚加重，国家就混乱。君主如果确实希望天下安定而厌恶混乱，制作舟车就不可不节制。凡是天地之间、四海以内所包容的事物，天地的本性、阴阳的调和，没有一样不存在。即使最圣明的人也不能改变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圣人有传说：说天地，就称上下；说四时，就称阴阳；说人的情性，就称男女；说禽兽，就称牡牝、雄雌。这确实是天地的本性，即使有先王也不能改变。即使上古最圣明的先王，也一定蓄养私属，但不因此损害正道，所以百姓没有怨恨，宫中也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寡夫，宫内没有被拘禁的女子，宫外也没有寡夫，因此天下百姓众多。如今的君主蓄养私属，大国拘禁女子达数千人，小国达数百人，于是天下男子中许多人成为没有妻子的鳏夫，女子中许多人成为没有丈夫的被拘禁者，男女错过婚配时机，所以百姓减少。君主如果确实希望百姓众多而厌恶人口减少，蓄养私属就不可不节制。这五件事，都是圣人所节俭节制的，却是小人所淫纵放荡的。节俭节制就昌盛，淫纵放荡就灭亡。这五件事不可不节制。夫妇有所节制，天地就和谐；风雨有所节制，五谷就成熟；衣服有所节制，肌肤就调和。【兼爱】圣人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事务，必定要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治理它；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治理。譬如医生治疗人的疾病，必定要知道疾病从哪里产生，才能治疗；不知道疾病从哪里产生，就不能治疗。治理混乱又怎么会独独不是这样呢？必定要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治理它；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治理。圣人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事务，不可不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现在考察混乱究竟从哪里产生，起因是不相爱。臣子不孝敬君父，就是所谓的混乱。儿子只爱自己而不爱父亲，所以损害父亲来使自己获利；弟弟只爱自己而不爱兄长，所以损害兄长来使自己获利；臣下只爱自己而不爱君主，所以损害君主来使自己获利。这就是所谓的混乱。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主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所谓的混乱。父亲只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来使自己获利；兄长只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来使自己获利；君主只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来使自己获利。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不相爱。即使到了盗贼那里也是这样。盗贼爱自己的家室，不爱别人的家室，所以偷窃别人的家室来使自己的家室获利；强盗爱护自身，不爱别人，所以伤害别人来使自己获利。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不相爱。即使大夫互相扰乱对方的家、诸侯互相攻打对方的国家，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扰乱别人的家来使自己的家获利；诸侯各自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的国家，所以攻打别的国家来使自己的国家获利。天下的混乱，大概就是由此而起。考察它从哪里产生，都是因为不相爱。假如天下人能够相互兼爱，像爱自己一样，怎么会实行不孝呢？还会有不慈爱的人吗？把子弟和臣下看作自己，怎么会实行不慈爱呢？不慈、不孝没有了，还会有盗贼吗？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谁还会偷窃呢？” 把别人的身体看作自己的身体，谁还会伤害别人呢？这样，盗贼还会存在吗？大夫还会互相扰乱家族、诸侯还会互相攻打国家吗？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谁还会扰乱呢？把别人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谁还会攻打呢？所以大夫互相扰乱家族、诸侯互相攻打国家的现象就没有了。假如天下人能够相互兼爱，国家与国家不互相攻打，家族与家族不互相扰乱，盗贼不存在，君臣父子都能慈爱、孝敬，像这样天下就得到治理。所以圣人把治理天下作为事务，怎么能不禁止相互憎恶而劝导相互爱护呢？因此天下人相互兼爱就安定，互相憎恶就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劝导人们相爱，原因就在这里。”墨子说：“仁人的事务，是一定努力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然而在今天，天下的祸害什么最大呢？回答说：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族扰乱小家族，强者劫掠弱者，多数人暴虐少数人，奸诈者欺骗愚昧者，尊贵者傲慢对待卑贱者，这些就是天下的祸害。又有做君主的对人不施惠，做臣下的不忠，做父亲的不慈，做儿子的不孝，这些又是天下的祸害。又有如今的人轻视别人，拿着兵器、毒药、水火，互相伤害残杀，这些又是天下的祸害。”

译姑且试着探究这些众多祸害的根源，它们从哪里产生呢？难道是因为爱人、使人获利而产生的吗？必定会说：不是这样。必定会说：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以及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名分产生的吗？天下憎恶人、残害人的行为，是兼爱还是别爱呢？必定会说：是别爱。那么，这种彼此区别，果真产生了天下的大祸害吗？所以别爱是错误的。墨子说：“认为某种做法不对，就一定要有办法用别的做法替代它。如果认为某种做法不对，却没有办法替代，譬如用火去救水，最终必定无计可施。”所以墨子说：“用兼爱来替代别爱。”那么，兼爱能够替代别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假如把别人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只举兵攻打别人的国家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把别人的都城看作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只举兵攻打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谁还会只举兵扰乱别人的家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这样，国家与都城不互相攻伐，家与家不互相扰乱残害，这对天下来说是祸害还是利益呢？”必定会说：“是天下的利益。”姑且再探究这些众多利益的根源，它们从哪里产生呢？难道是由于憎恶人、残害人而使人获利产生的吗？必定会说：不是这样。必定会说：这是从爱护人、使人获利，以及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名分产生的吗？爱护人并使人获利，是别爱还是兼爱呢？必定会说：是兼爱。那么，这种相互兼爱果真会产生天下最大的利益吗？所以墨子说：兼爱是正确的。况且我先前说过，仁人的事务，是一定努力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如今我探究兼爱所产生的，是天下最大的利益；我探究别爱所产生的，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因此，墨子说别爱错误、兼爱正确，正是从上述道理得出的。现在我要确切求取兴起天下的利益，并实行它，以兼爱作为正道。因此耳聪目明的人，互相替代对方看和听；因此四肢都强健的人，互相替代对方行动和操劳；并且有道之人相互尽力教导。这样，年老而无妻无子的人有所侍奉供养，可以终其寿命；幼弱孤儿没有父母的人有所收养依靠，可以长大成人。如今只要把兼爱作为正道，就能得到这些利益。不能理解天下的士人都听说兼爱却加以非难，原因是什么？然而天下士人反对兼爱的言论仍未停止，说：“兼爱固然好，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实行吗？”墨子说：既然有用，为什么不可以受到诘难呢？难道还要非难它吗？况且哪里有好的事物却不能实行的呢？” 姑且把两种人都带来，让谁来评判这两位士人？让一位士人坚持别爱，让另一位士人坚持兼爱。坚持别爱的士人说：“我哪里能把朋友的身体看得像自己的身体，把朋友的亲属看得像自己的亲属呢？”所以他退下后看见朋友饥饿就不给他吃的，寒冷就不给他衣服，疾病时不侍奉供养，死了也不埋葬。别爱之士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兼爱之士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高尚之士，一定要把朋友的身体看得像自己的身体，把朋友的亲属看得像自己的亲属，然后才可以在天下成为高尚之士。”所以他退下后看见朋友饥饿就给他吃的，寒冷就给他衣服，疾病时侍奉供养，死了就埋葬。兼爱之士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位士人的言论互相非难、行为互相相反吗？假如让这两位士人的言论一定可信、行为一定果断，使言行相合，如同符节相合一样，没有一句话不实行。那么请问：如今这里有平原旷野，有人披甲戴胄将要前去作战，生死的结果还无法知道；又有君主、大夫派人远行到巴、越、齐、荆，能否往返、是否已经到达也无法知道。既然如此，将要把家室托付给亲戚，携带妻子儿女寄托给别人，难道不知道应托付给兼爱之士吗？” 别爱之士能做到这一点吗？能做到把人托付给别爱之士吗？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没有一个愚夫愚妇，即使不是兼爱之人，也一定会把人托付给兼爱之士；兼爱之士的做法就是这样。若口头上非难兼爱、选择别爱，那么这种言论和行为就是相违背的。不能理解天下士人都听说兼爱却加以非难，原因是什么？然而天下士人反对兼爱的言论仍未停止，说：“或许兼爱可以选择士人，却不可以选择君子。”姑且把两种人都带来，让谁来评判这两位君主？让一位君主坚持兼爱，让另一位君主坚持别爱。坚持别爱的君主说：“我哪里能把我的万民看得像自己的身体一样呢？”这完全违背天下人的情性。人活在天地之间没有多少时间，譬如车马奔驰而过缝隙一样短暂。所以他退朝后看见万民饥饿就不给他们吃的，寒冷就不给他们衣服，疾病时不侍奉供养，死了也不埋葬。别爱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兼爱君主的言论和行为不是这样：“我听说在天下做明君，必须先顾及万民的身体，后顾及自己的身体，然后才可以在天下成为明君。”所以他退朝后看见万民饥饿就给他们食物，寒冷就给他们衣服，疾病时侍奉供养，死了就埋葬。兼爱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那么，把这两位君主比较起来，他们的言论互相非难，行为互相相反。如果让这两位君主的言论一定可信、行为一定果断，使言行相合，如同符节相合一样，没有一句话不实行，那么请问：今年有严重疫病，万民大多劳苦、受冻、挨饿，辗转死在沟壑中的人已经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在这两位君主中选择一位，将要跟从谁呢？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天下没有一个愚夫愚妇，即使不是兼爱君主的拥护者，也一定会跟从兼爱君主；兼爱君主的做法就是这样。若口头上非难兼爱、选择别爱，那么这种言论和行为就是相违背的。不能理解天下人都听说兼爱却加以非难，原因是什么？然而天下士人反对兼爱的言论仍未停止，说：“兼爱确实仁，确实义。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实行吗？我认为兼爱不能实行，就像提着泰山越过江河一样。所以兼爱只是空想，哪里是可以实行的事呢？”墨子说：“提着泰山越过江河，从古到今，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如今相互兼爱、相互使人获利这件事，自先圣六王以来，亲自实行过它。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过呢？”墨子说：“我并不是与他们同时生活、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容貌，而是根据他们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刻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的文字知道的。”

译《泰誓》说：“文王像太阳、月亮一样，忽然把光明照耀到四方，照耀到西土。”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广大无边，就像日月普照天下，没有私心；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墨子所说的兼爱，也从文王那里取法。并不只是《泰誓》这样，《禹誓》也同样如此。禹说：“众多而盛大的民众，都听我的话。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发动并称作叛乱，而是这些蠢笨的有苗人，遭到了上天的惩罚。等我率领你们与各部众，对有苗进行征伐。”禹征伐有苗，不是为了求取厚重的富贵、求取福禄、满足耳目享乐，而是为了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禹的兼爱。墨子所说的兼爱，也从禹那里求取法则。并不只是《禹誓》这样，《汤说》也同样如此。汤说：“只有我这个小子履，敢用黑色公牛向上天、后土祷告说：如今上天大旱，就归罪于我履，不知道是我得罪了上天和下地。有善行我不敢隐瞒，有罪过我不敢赦免，一切都在上帝心中。天下各方有罪，就归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天下各方。”这就是说，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还不怕把自身作为牺牲，用来向上帝鬼神祈祷求福。这就是汤的兼爱。墨子所说的兼爱，也从汤那里取法。并不只是誓命和《汤说》这样，周代的诗也同样如此。周诗说：“王道广大无边，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正坦荡，不结党、不偏私。它正直得像箭一样，它平易得像砥石一样。君子所践行，小人所观看。”如果我的话不是说王道，那么古代文王、武王施行政事，平均分配给贤者的赏赐，惩罚暴虐者，不偏护亲戚兄弟，这就是文王、武王的兼爱。墨子所说的兼爱，也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不能理解天下人听说兼爱却都加以非难，原因是什么？然而天下反对兼爱的言论仍未停止，说：“难道不忠于亲人的利益、反而损害亲人，也能算孝吗？”墨子说：“姑且探究这件事的根源。孝子替亲人谋划时，我不知道孝子替亲人谋划，是希望别人爱护并使他的亲人获利呢，还是希望别人憎恶并伤害他的亲人呢？按道理看，当然是希望别人爱护并使他的亲人获利。那么，我先做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呢？是我先实行爱护并使别人的亲人获利，然后别人回报我，爱护并使我的亲人获利呢？还是我先实行憎恶并伤害别人的亲人，然后别人回报我，爱护并使我的亲人获利呢？” 必定是我先实行爱护并使别人的亲人获利，然后别人回报我，爱护并使我的亲人获利。那么，彼此之间的孝子果真是迫不得已，不能先实行爱护别人的亲人吗？难道认为天下所有孝子都是偶然相遇、不能作为常法吗？姑且探究这件事的根源。先王所记载的、《大雅》所说的有这样的话：“没有一句话不得到回应，没有一种德行不得到报答。别人投给我桃子，我回报他李子。”这就是说，爱护别人的人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爱护，憎恶别人的人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憎恶。不能理解天下士人听说兼爱却都加以非难，原因是什么？难道认为兼爱困难而不能实行吗？曾经有困难却能够实行的事情。过去荆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在灵王当政时，楚国的士人吃饭不超过一把的量，必须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扶着墙才能行走，所以节制饮食本来是很难做到的事，但后来他们做到了，灵王却很高兴。没有超过一代时间，民众就可以改变；这就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君上。过去越王勾践喜欢勇武，教导他的士臣三年，还认为他们所知道的不足以称为真正知道。于是焚烧舟船，发生火灾，击鼓命令他们前进，他的士卒扑倒在前列，死于水火的人数不胜数。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击鼓命令他们后退，越国的士人可以说是战栗了。所以他们焚烧自身，这是很难做到的事，但后来做到了，越王却很高兴。没有超过一代时间，民众就可以改变；这就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君上。过去晋文公喜欢穿粗麻丧服，在文公当政时，晋国士人穿粗布衣服、披粗羊皮裘，戴练帛制成的帽子，穿粗麻鞋，入朝拜见文公，出朝后就在朝廷上践行这种服饰。所以穿粗麻服本来是很难做到的事，但后来做到了，文公却很高兴。没有超过一代时间，民众就可以改变；这就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君上。因此，节制饮食、焚烧舟船、穿粗麻服，都是天下最难做到的事；但后来做到了，上面的人却高兴。没有超过一代时间，民众就可以改变。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君上。如今像相互兼爱、相互使人获利这样，既有利益又容易实行，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我认为，只是没有上面的人喜欢它罢了。如果有上面的人喜欢它，就用赏赐和荣誉劝导他们，用刑罚威吓他们。我认为，人们走向相互兼爱、相互使人获利，就像火向上、水向下，天下没有办法阻止。因此兼爱是圣王的道路，是王公大人安定自身的凭借，也是万民衣食充足的原因。所以君子没有比审慎实行兼爱更好的事。做君主一定要施惠，做臣下一定要忠诚，做父亲一定要慈爱，做儿子一定要孝敬，做兄长一定要友爱，做弟弟一定要敬顺。所以君子如果想成为施惠的君主、忠诚的臣下、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友爱的兄长、敬顺的弟弟，就应当实行兼爱，不可不实行。这是圣王的道路，也是万民最大的利益。【 ○兼爱是墨家本来学说中的文字，言辞曲折，层层转折，因此越是繁复，越令人不厌其辨析。程繁问墨子说：“圣王不制作音乐。过去诸侯厌倦了处理政务，就休息在钟鼓音乐中；士大夫厌倦了处理政务，就休息在竽瑟音乐中；农夫春天耕作、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就休息在敲击瓦盆的音乐中。”

译现在先生说圣王不制作音乐，这就譬如驾车的马不解下车具，张开的弓不放松一样，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墨子说：过去尧、舜有第期者，既把它用于礼，也把它用于音乐。汤把桀放逐到大水之地，环绕天下自立为王，事情成功、王位确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九招》。武王战胜殷，杀死纣，环绕天下自立为王，事情成功、王位确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沿用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治道越繁复，治理的成效越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可这些不也是音乐吗？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命令，是根据食物多少所带来的利益来定的；能够知道饥饿就给人食物，是智慧的表现。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才会这样说。如今圣王有音乐却很少，这也就是没有音乐。【非乐】墨子说：仁人的事务，必定努力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将要把某种事作为法则吗？” 对天下有利，就实行；对天下不利，就停止。仁人替天下谋划，并不是为了满足眼睛所喜爱的、耳朵所喜欢的、嘴巴所甘美的、身体所安适的东西，而因此损害、夺取百姓衣食的财物；仁人不这样做。所以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好听，也不是认为雕刻镂饰、华美纹彩的色泽不美，也不是认为牲畜肉、煎肉、炙肉的味道不甘美，也不是认为高台、厚榭、深广居所不安适。即使身体知道它安适，嘴巴知道它甘美，眼睛知道它美丽，耳朵知道它快乐，但向上衡量，它不合乎圣王的事务；向下衡量，它不合乎万民的利益。因此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如今王公大人即使不是亲自制作乐器来办理国家事务，也不只是用棒子击水、拆毁土墙来制作，必定要向万民重重征敛，用来制造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譬如圣王制作舟车，我不敢非难它。古代圣王也曾经向万民重重征敛来制作舟车，已经制作完成后，说：我将怎样使用它呢？回答说：船在水上使用，车在陆地使用。君子用它歇息双足，小人用它休息肩背，所以万民拿出财物资助。而百姓把财物给出却不敢因此忧愁怨恨，为什么呢？因为这反而符合百姓的利益。既然乐器反而符合百姓的利益，也像这样，那么我就不敢非难它。但是，若要使用乐器，百姓会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不能得到食物，寒冷的人不能得到衣服，劳累的人不能得到休息。这三件事，是百姓最大的忧患。既然如此，却要为此撞击大钟、敲响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并舞动干戚，那么百姓衣食的财物从哪里能够得到呢？我认为未必能这样，姑且放下这件事。如今有大国，就攻打小国；有大家族，就攻伐小家族；强者劫掠弱者，多数人暴虐少数人，奸诈者欺骗愚昧者，尊贵者傲慢对待卑贱者，寇乱盗贼一同兴起，不能禁止。既然如此，却要为此撞击大钟、敲响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并舞动干戚，那么天下的混乱从哪里能够得到治理呢？我认为也未必能这样。因此墨子说：姑且向万民重重征敛，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想要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却没有任何补益。因此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如今王公大人只要处在高台厚榭之上，看见钟像大鼎一样陈列着，却不撞击它，哪里能得到快乐呢？按这种说法，他们必定要撞击它；只要不撞击，就必定不会让老年人和迟缓的人来做。老年人和迟缓的人耳目不聪明，四肢不全都强健，声音不协调，视力不能转动灵活。于是必定要让正当壮年的人凭借耳目的聪明、四肢的强健、声音的协调、视力的灵活来做，使男子因此荒废男子耕种、栽植、培育的时间，使妇女因此荒废妇女纺纱、绩麻、织绢的事务。如今王公大人只要不制作音乐，就不会像这样损害、夺取百姓从事衣食生产的时间，而供人娱乐；制作音乐的弊害已经很多了。因此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如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已经齐备，大人兴致勃勃地演奏而独自听它，哪里能得到快乐呢？按这种说法，他们必定还要让贱人来听，而不让君子听；使君子荒废听政，让贱人来听；又使贱人荒废自己的事务。如今王公大人只要不因音乐损害、夺取百姓衣食的财物，供人娱乐，音乐的弊害已经如此之多了。因此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如今人与禽兽、麋鹿、飞鸟、昆虫有什么不同呢？禽兽凭借羽毛制作衣裘，凭借蹄爪制作裤子和鞋，凭借水草作为饮食；所以只要使雄兽不耕种庄稼、栽植作物，雌兽也不纺纱绩麻、织绢，衣食财物本来就已经具备了。如今人却与此不同，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君子不努力听政，刑罚政令就会混乱；贱人不努力从事生产，财物用度就会不足。如今如果天下的士人君子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姑且列举天下各项事务，来看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晨上朝、晚上退朝，审理讼狱、治理政事，这是他们分内的事务。士人君子竭尽四肢的力量，集中思虑的智慧，对内治理官府，对外收取关市、山林、泽梁的利益，用来充实仓廪府库，这是他们分内的事务。农夫早出晚归，耕种庄稼、栽植培育，多聚集粮食，这是他们分内的事务。妇女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绢，多多治理麻、丝、葛、绪、细布、縿，这是她们分内的事务。如今只要王公大人喜欢音乐并听它，就一定不能早朝晚退、审理讼狱、治理政事，所以国家混乱、社稷危险。如今只要士人君子喜欢音乐并听它，就一定不能竭尽四肢的力量、集中思虑的智慧，对内治理官府、对外收取关市山林泽梁的利益来充实仓廪府库，所以仓廪府库不能充实。如今只要农夫喜欢音乐并听它，就一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种庄稼、栽植培育，所以聚集的粮食不足。如今只要妇女喜欢音乐并听它，就一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绢，多多治理麻、丝、葛、绪、细布、縿，所以布和縿不能兴盛。

译问：是什么使大人听政而荒废国家事务呢？答：音乐。因此墨子说：制作音乐是不对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先王的书《汤之官刑》中有这样的话：“如果长久在宫中跳舞，这叫作巫风；这种刑罚，对于君子是出丝二卫，对于小人则不是二伯。”黄径于是说：“唉！舞蹈摇摆不止，黄言非常显著。上帝不再常佑，九州因此灭亡。上帝不顺从，降下灾祸，他的家一定毁坏丧亡。”考察九州灭亡的原因，只是跟从装饰性的音乐。关于武观说：“殷于是放纵过度、安逸享乐，在野外饮食，将要铭刻苋磬以尽力，沉溺浑浊的酒，在野外享用食物，众人舞蹈整齐，声名传到上天，上天因此不采纳。”所以向上使天鬼不再警戒，向下使万民得不到利益。因此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如果想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对于音乐这种事，就不可不禁止、停止。【节葬】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还很多，都疑惑厚葬、久丧是否合宜，不知道它是非利害。因此墨子说：那么姑且考察一下，如今即使不依法采用主张厚葬久丧者的话来办事，国家能够保存吗？” 王公大人有丧事时说：棺材和椁一定要厚重，埋葬一定要厚实，衣服和被衾一定要多，文绣一定要繁多，坟丘一定要高大。至于普通士人和贱人的死者，难道不几乎要耗尽全家吗？诸侯死了，要把车辆、府库以及金玉珠玑陈列在身体旁边，丝带彩组、车辆马匹都藏在墓穴中，又一定多做屋幕，放置鼎、鼓、几、挺、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和尸体一起埋下，满心满意地像送行、随从一样。天子杀殉葬者，多的数百人，少的数十人；将军、大夫杀殉葬者，多的数十人，少的数人。居丧的法则将要怎样呢？回答说：哭泣没有节制，声音悲哀，穿着丧服、系着丧带、流着眼泪，住在倚庐，睡在草上、枕着土块；又相互率领、强迫自己不吃饭而挨饿，不穿衣而受寒，使面目凹陷、脸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健，不能任用。又说：上士守丧，必定要扶着才能起身，拄着杖才能行走，用这种状态一直到三年。若按这种法度、言论和道路行事，让王公大人这样做，他们一定不能早朝，五官六府都会荒废、长满草木，也不能充实仓廪；让农夫这样做，他们一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种庄稼、栽植培育；让百工这样做，他们一定不能修造舟车、制作器皿；让妇女这样做，她们一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绢。仔细计算厚葬，它是大量埋藏财物的做法；仔细计算久丧，它是长久禁止人从事生产的做法。用财物来完成葬礼，扶着尸体埋葬以后，活着的人又长期被禁止从事生产，却想以此求得富足，这譬如禁止耕种却想求得收获。想要富足，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想靠这些使家族富足，既然已经不可能，又想靠此使人口增多、人民满意，可以吗？这种说法也不可能。如今只要不以厚葬久丧来施政，君主死亡，服丧三年；父母死亡，服丧三年；妻和长子死亡，服丧五个月，都有相应的丧期；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庶子及族人服丧五个月，姑、姊、甥、舅也各有月份规定，那么毁伤瘦弱就一定有节制。若使人面目凹陷、脸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健，不能任用，又说上士守丧，必定要扶着才能起身，拄着杖才能行走，用这种状态一直到三年；如果按照这种法度、言论和道路行事，即使勉强节食，也会如此。因此百姓冬天不能抵御寒冷，夏天不能抵御暑热，因劳作和疾病死亡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这使男女交合、生育受到的破坏太多了。靠这种方法求得人口增多，譬如让人背着剑，却想求得长寿。众人的说法，无法据此得到治理之道。因此，想要依靠众多人民来治理，既然已经行不通了；想要依靠治理刑政的办法，难道可以吗？这种说法又行不通了。如今如果只是不把厚葬、长期服丧作为施政原则，国家必然贫穷，人民必然减少，刑政必然混乱。这样的法令、言论和做法，如果让上位者实行，就不能听从政务；如果让下位者实行，就不能从事生产。上位者不能治理政务，刑政必然混乱；下位者不能从事生产，衣食财物必然不足。如果确实不足，做弟弟的想求得兄长的帮助却不能不尽弟道，弟弟必然怨恨兄长；做儿子的想求得父母的帮助却不能不尽孝道，儿子必然怨恨父母；做臣子的想求得君主的帮助却不能不尽忠，臣下必然将要扰乱上位者。因此，那些行为偏邪淫乱的人民，出门没有衣服，回家没有食物，内心相续怨恨，便一同从事淫乱暴行，无法胜数地加以禁止。所以盗贼很多而治理者很少，先使盗贼众多而治理者减少，却想用这种办法求得治理，就好像使许多人背负重物却不让他们自己承担一样，治理之道是无法得到的。因此，想要依靠治理刑政来达到目的既然已经行不通了；想要用它来禁止大国攻打小国，难道可以吗？这种说法又行不通了。所以从前圣王去世以后，天下失去了义，诸侯凭借武力征伐，南方有楚、越之王，北方有齐、晋之君；这些人都磨炼自己的军队，把攻伐兼并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所以，凡是大国不攻打小国的原因，是粮草积储很多，城郭修治完备，上下协调和睦。因此，大国不喜欢攻伐，是因为没有粮草积储，城郭没有修治，上下不协调和睦。这样的大国就会被攻打。如今如果只是不把厚葬、长期服丧作为施政原则，国家必然贫穷，人民必然减少，刑政必然混乱。如果确实贫穷，就没有办法储备粮草；如果确实人口少，修筑城郭、沟渠的人就少；如果确实混乱，出战就不能取胜，入城防守也不牢固。用这种办法想要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然已经行不通了。想要依靠它来求得上帝、鬼神的福佑，难道可以吗？这种说法又行不通了。如今如果只是不把厚葬、长期服丧作为施政原则，国家必然贫穷，人民必然减少，刑政必然混乱。如果确实贫穷，祭祀用的黍稷和酒醴就不洁净；如果确实人口少，侍奉上帝、鬼神的人就少；如果确实混乱，祭祀就不能按时按度进行。现在又以禁止侍奉上帝、鬼神为政，那么上帝、鬼神开始从上面抚视他们说：“我拥有这样的人，和没有这样的人相比，哪一种更好？”他们回答说：“我拥有这样的人，和没有这样的人相比，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上帝、鬼神只会降下罪恶、灾祸和惩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他们应得的吗？

译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法则说：“棺木三寸，足以使尸体腐朽；衣衾三套，足以覆盖尸体；下葬时下面不挖到泉水，上面不使臭气外泄；坟丘像三夫耕种的田亩那么大，就可以了。”死者已经下葬，活着的人就不应长期哭泣、损害身体而耽误事务，而应各自尽力从事生产，彼此互相谋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如今那些主张厚葬、长期服丧的人说：“厚葬、长期服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那还说什么呢？中原的君子却这样做而不停止。”他们这样坚持而不加选择，难道真是仁义之道吗？墨子说：“这就是所谓迁就自己的习惯，把习俗说成正义。”从前越国东面有一个□沐国，长子出生就把他解剖来吃掉，说这是对弟弟有利；祖父死了，就背着祖母把她抛弃，说：“鬼的妻子不能和我共同居住。”上面把这种做法当作政令，下面把它当作习俗，照做而不停止，坚持而不选择，这难道真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迁就自己的习惯，把习俗说成正义。楚国南面有炎人国，亲属死后，先使尸肉腐朽并抛弃，然后埋葬骨头，这才成为孝子；秦国西面有仪秉国，亲属死后，聚集柴薪把尸体焚烧，烟气升上天空，说这是升遐，然后才成为孝子。这些做法上面作为政令，下面作为习俗，照做而不停止，坚持而不选择，难道真是仁义之道吗？这就是所谓迁就自己的习惯，把习俗说成正义。如果拿这三个国家来观察，那么中原的葬法也可以说太薄；如果拿中原君子的葬法来观察，那么这三个国家的葬法也可以说太厚。像那三个国家就是太厚，像中原就是太薄。既然如此，埋葬就应当有节度。所以衣食是人活着时赖以获利的事情，尚且还要有节度；埋葬是人死后赖以获利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对此没有节度呢？墨子制定埋葬法则说：“棺木三寸，足以使骨头腐朽；衣服三套，足以使肉体腐朽；挖地深度以下不积水渗漏，气体不向上散发；坟丘只要足以标明墓地所在，就可以停止。”哭着去，哭着回来，回去继续从事衣食财物的生产，谨慎办理祭祀，以对新死者和已故者尽孝。墨子说：“墨子的法则能够不失去死者和生者的利益，就在这里。天志。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只知道小的方面而不知道大的方面，怎么知道呢？从他们在家中的处境就可以知道。如果在家中得罪了家长，尚且还有邻家可以躲避逃走；亲戚兄弟和相识的人都相互告诫说：‘不能不警戒啊，不能不谨慎啊。’ 哪里有在家中得罪家长却还可以继续做事的呢？不只是在家中如此，即使处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国家中得罪国君，尚且还有邻国可以躲避逃走；亲戚兄弟和相识的人都相互告诫说：‘不能不警戒啊，不能不谨慎啊。’哪里有在国家中得罪国君却还可以继续做事的呢？这是因为还有地方可以躲避逃走，所以相互告诫尚且如此严格；何况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逃走的人，相互告诫难道不是应当更加严格吗？况且有句话说：‘在这里晚了，说会在这里获罪，那将往哪里躲避逃走呢？’回答说：‘没有地方可躲避逃走。’天不能因为树林山谷幽深、门户隐蔽而无人看见，就必然看不见。然而天下的君子就是天，却忽然不知道相互告诫，这就是我由此知道天下士人君子只知道小的方面而不知道大的方面。既然如此，天又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天喜爱义而厌恶不义。那么率领天下百姓从事于义，就是我在做天所喜爱的事。我做天所喜爱的事，天也会满足我的愿望。那么我又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我喜爱福禄而厌恶祸患。既然如此，难道我要率领天下百姓陷入祸患之中吗？那么怎么知道天喜爱义而厌恶不义呢？回答说：天下有义就能生存，没有义就会死亡；有义就能富裕，没有义就会贫穷；有义就能治理，没有义就会混乱。既然如此，天希望人们生存而厌恶死亡，希望人们富裕而厌恶贫穷，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厌恶混乱。这就是我知道天喜爱义而厌恶不义的原因。又说：义就是政。没有下级对上级施政的情况，必然是上级对下级施政。因此，庶人竭尽力量做事，不能任意妄为施政；有士人对他们施政，士人竭尽力量做事，也不能任意妄为施政；有将军、大夫对他们施政，将军、大夫竭尽力量做事，也不能任意妄为施政；有三公、诸侯对他们施政，三公、诸侯竭力听从治理，也不能任意妄为施政；有天子对他们施政，天子也不能任意妄为施政；还有天对天子施政。因此，天子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也是天下最富有的人。所以想要富裕而且尊贵，就应当顺从天意。顺从天意的人，彼此兼爱、互相谋利，必然得到奖赏；违背天意的人，彼此区别相恶、互相伤害，必然得到惩罚。那么，谁是顺从天意而得到奖赏的人？谁是违背天意而受到惩罚的人？墨子说：过去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就是顺从天意而得到奖赏的人。过去三代的暴王桀、纣、幽、厉，就是违背天意而受到惩罚的人。那么禹、汤、文、武为什么得到奖赏呢？墨子说：他们在上侍奉天，在中侍奉鬼神，在下爱护人民。因此天意说：“这些人是我所爱，就要兼而爱护他们；这些事情对我有利，就要兼而使它们有利。”爱护人民，是广泛地爱护他们；使人民获利，是厚重地给他们利益。所以让他们尊贵而成为天子，使他们富有天下，使其功业延及万世子孙，后世传扬他们的善行，广泛施及天下，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称为圣王。那么桀、纣、幽、厉为什么受到惩罚呢？墨子说：他们在上侮慢天，在中欺骗鬼神，在下轻贱人民。因此天意说：“这些人是我所爱，就要区别对待并厌恶他们；这些事情对我有利，就要互相伤害它们。”厌恶人民，是广泛地使他们受厌恶；伤害人民，是深重地使他们受伤害。所以使他们不能享尽寿命，不能终其一生，直到今天还受到诋毁，称为暴王。顺从天意，是义政；违背天意，是力政。那么义政应当怎样实行呢？墨子说：“处在大国地位，不攻打小国；处在大家地位，不篡夺小家；强者不劫夺弱者；尊贵者不傲慢对待卑贱者；多诈者不欺骗愚者。这在上有利于天，在中有利于鬼神，在下有利于人民。”

译这三种利益没有什么不利，所以把天下最美好的名号都加给他，称为圣王。”力政就与此相反。言论不合乎这些，行为也违背这些，就像背向奔驰一样。处在大国地位却攻打小国，处在大家地位却篡夺小家，强者劫夺弱者，尊贵者傲慢对待卑贱者，多诈者欺骗愚者。这在上对天不利，在中对鬼神不利，在下对人民不利。三种方面都不利，就没有任何利益，所以把天下最坏的名号都加给他，称为暴王。墨子说：“我有天志，就像制车轮的人有圆规、工匠有矩尺一样。制车轮的工匠拿着圆规矩尺来测量天下的方圆，说：‘符合的就是对，不符合的就是错。’如今天下士人君子的书籍多得无法载尽，言语也无法全部记载。上面游说诸侯，下面游说列士，他们对于仁义的说法相差很远。怎么知道呢？回答说：我取得天下的明法来加以测量。” 《绎史》卷一百三上 《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钦定《四库全书》《绎史》卷一百三下。灵壁县知县马骕撰写。《杨朱墨翟之言》下 《战国策》记载：公输般替楚国设置攻城器械，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走了百舍，脚上磨起重重老茧，前去拜见公输般，对他说：“我从宋国听说您的事，我想借助您来杀死楚王。”公输般说：“我按义理本来就不杀楚王。”墨子说：“听说您制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讲义理说不杀一个人，却要攻打一个国家，这是不杀少数人而杀害多数人，请问攻打宋国有什么义呢？”公输般折服了，请求引见墨子去见楚王。墨子见到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自己的华丽车子，邻家有破车，却想偷邻家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邻家有粗布短衣，却想偷邻家的短衣；舍弃自己的精美粮食和肉食，邻家有酒糟米糠，却想偷邻家的酒糟米糠。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楚王说：“一定是患有偷窃癖的人。”墨子说：“楚国土地纵横五千里，宋国土地纵横五百里，这就像华丽车子和破车的差别。楚国有云梦泽，犀、兕、麋、鹿遍布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是天下最丰富的，宋国却连野鸡、兔子、鲋鱼都没有，这就像精美粮肉和酒糟米糠的差别。楚国有高大的松树、文梓、楩楠、豫章，宋国没有高大的树木，这就像锦绣衣服和粗布短衣的差别。我认为大王派官吏攻打宋国，和这个人的行为属于同一类。” 楚王说：“说得好，请不要攻打宋国。”《吕氏春秋》记载：公输般制造高大的云梯，想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从鲁国出发，撕破衣裳包住双脚，日夜不停地赶路，十天十夜到达郢都，拜见楚王说：“我是北方的鄙陋之人，听说大王将要攻打宋国，确有此事吗？”楚王说：“是的。”墨子说：“一定要能够得到宋国才攻打它吗？即使得不到宋国而且不合乎义，还要攻打它吗？”楚王说：“如果一定得不到宋国而且又不合乎义，那为什么要攻打它？”墨子说：“太好了，我认为宋国一定不会被攻下。”楚王说：“公输般是天下最巧的工匠，已经制造了攻打宋国的器械。”墨子说：“请让公输般试着攻城，我请求试着防守。”于是公输般设置攻宋器械，墨子设置守宋装备。公输般九次进攻，墨子九次击退他，不能攻入，因此楚国停止攻打宋国。墨子能够用谋略抵御楚国，使宋国免遭灾难，说的就是这件事。《墨子·公输》：公输盘替楚国制造云梯的器械已经完成，将要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从齐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拜见公输盘。公输盘说：“先生有什么指教呢？”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我，希望借助您去杀死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请允许我献上十金。”公输盘说：“我按义理本来就不杀人。”墨子起身拜了两拜，说：“请让我说明这件事。我从北方听说您制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却要杀害人口不足的宋国，去争夺自己已经有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明智。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不能说是仁爱。明知这样不对却不据理力争，不能说是忠诚。据理力争却不能成功，不能说是坚强。说义理上不杀少数人，却要杀害多数人，不能说是懂得类推。”公输盘折服了。墨子说：“这样吗？为什么不停止呢？”公输盘说：“不行，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楚王了。”墨子说：“为什么不把我引见给楚王呢？”公输盘说：“好。”墨子拜见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自己的华丽车子，邻家有破车，却想偷它；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邻家有粗布短衣，却想偷它；“这是什么样的人？”楚王说：“一定是患有偷窃癖的人。”墨子说：“楚国的土地纵横五千里，这就像华丽车子和破车的差别。楚国有云梦泽，犀、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是天下最丰富的；宋国却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就像精美粮肉和酒糟米糠的差别。楚国有高大的松树、文梓、楩枏、豫章，宋国没有高大的树木，这就像锦绣衣服和粗布短衣的差别。我认为用这三件事来攻打宋国，和那个人的行为属于同一类。”楚王说：“说得好！即使如此，公输盘替我制造云梯，我一定要夺取宋国。”于是楚王召见公输盘。墨子解下衣带作为城墙，用木片作为器械。公输盘九次设置攻城的机变，墨子九次抵挡住他。公输盘的攻城器械用尽了，墨子的防守器械还有余。公输盘屈服了，说：“我知道用来抵挡您的办法，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您用来抵挡我的办法，但我也不说。”楚王询问其中原因。墨子说：“公输先生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死我。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够防守，便可以攻打了。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等待楚国的军队了。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把他们全部杀尽。”楚王说：“说得好！我请求不要攻打宋国了。”墨子回去，经过宋国时遇上下雨，想在里巷中避雨，守巷门的人却不让他进去。所以说：“在神明之处治理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在公开明白的地方争辩，众人就知道它。》《鲁问》：公输先生对墨子说：“在我没有见到您之前，我想要得到宋国；自从我见到您之后，即使把宋国给我而这样做不合乎义，我也不干。墨子说：翟在没有见到您之前，您想得到宋国；自从翟见到您之后，即使把宋国给您而这样做不合乎义，您也不会干。这是我把宋国给您，您努力行义，翟又将把天下给您。”公输先生削竹木制成木鸟，做成后让它飞，三天不落下来。公输先生自认为技巧极高。墨子对公输先生说：“您制造木鸟，不如我翟制造车辖。片刻削成三寸长的木头，却能承受五十石的重量。所以，所做的东西有利于人，就叫巧；对人没有好处，就叫拙。《韩非子》：墨子制造木鸢，三年才完成，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说：‘先生的技巧极高，能够使木鸢飞起来。’墨子说：‘不如制造车輗的人技巧高。用一尺长的木头，不费一天工夫，却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使车远行，所费的力气可以持续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