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卷一百四十六下

译钦定《四库全书》。《绎史》卷一百四十七上。灵壁县知县马骕撰。韩非刑名之学【上】。《史记》：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学说根本归于黄老。韩非口吃，不能用言语辩说，却擅长著书。他和李斯一起侍奉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削弱，多次写信劝谏韩王，韩王不能任用他。于是韩非痛恨治理国家的人不致力于修明法制、掌握权势来驾驭臣下、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却反而任用浮夸淫靡的蛀虫，把他们置于有功实之人的上面。他认为儒者以文辞扰乱法令，侠客以武力触犯禁令。宽缓时就宠信追求名誉的人，危急时才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如今所养的人不是所要使用的人，所使用的人又不是平日所养的人；他悲叹廉正刚直的人不能容于奸邪枉曲的臣子。观察过去成败得失的变化，于是写作《孤愤》《五蠧》《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然而韩非知道游说的困难，写《说难》一篇，论述非常详尽，最终死在秦国，不能自行脱身。【《汉书·法家韩子》五十五篇】《说难》说：凡是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知识不足以用来游说的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阐明我的意思的困难，更不是我不敢纵横放言而不能把话说尽的困难。凡是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所游说者的内心，并使自己的说辞与之相合。所游说的人如果出于追求高名，就用丰厚利益去游说他，他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受到轻贱，必定会远远抛弃你。所游说的人如果出于追求厚利，就用高名去游说他，他会显得没有心思、远离实际事务，必定不会接纳你。所游说的人实际追求厚利，表面上却追求高名；如果用高名去游说他，他会表面上收纳你，实际上疏远你；如果用厚利去游说他，他会暗中采用你的话，表面上却抛弃你。这些情况不能不知道。事情靠秘密才能成功，言语因泄露而失败；未必是他本人泄露了秘密，但如果话语涉及他隐藏的事情，这样的人就危险。贵人有过失的端倪，而游说者明白说出并善于议论来推究他的罪恶，那么自身就危险。贵人的恩泽还没有深厚，游说者却把事情说得过分明白；如果游说成功并建立功劳，贵人的恩德就会消失；如果游说不成功而导致失败，就会被怀疑。这样的人自身危险。贵人取得计策而想把功劳归于自己，游说者参与知情其中，也会有危险。贵人表面上有事要做，却认为是自己想出的，因此游说者参与知情，也会有危险。用贵人必定不愿做的事强迫他，或用他不能停止的事劝止他，自身就危险。所以说：同他谈论大人物，他会认为你在离间自己；同他谈论小人物，他会认为你在出卖权势；谈论他所喜爱的人，他会认为你想借此取得资本；谈论他所憎恶的人，他会认为你在试探他。如果径直简略地说，他会认为你无知而使你屈服；如果泛泛铺陈、文章博杂，他会认为话多而拖延时间；如果顺着事情陈述意见，他会说你怯懦而没有充分考虑；如果把事情说得广泛放肆，他会说你粗野而傲慢轻侮。这些游说的困难，不能不知道。凡是游说的要务，在于知道如何修饰所游说者所敬重的方面，掩盖他所认为可耻的方面。他如果自以为计策高明，就不要用他的过失来逼迫他；他如果自以为决断勇敢，就不要用他的对手来激怒他；他如果自以为力量强大，就不要用困难来概括压制他。把不同的事情说成有相同的计策，把不同的人说成有相同的行为，用这种方式修饰它，就没有伤害。若他有和别人相同的过失，就明确修饰说他并没有过失。最大的忠诚，是不说违逆的话；使人觉悟的言语，是不攻击排斥；然后再申述自己的辩说，他才会理解。这样才能使关系亲近而不疑虑；要把意见全部说尽，是很困难的。等到相处日久，恩泽深厚，深谋远虑而不被怀疑，彼此争辩也不获罪，然后才可以明白说明计策的利害以促成其功，直截指明是非以修饰自身，与他这样相持，这才是游说成功。伊尹做厨师，百里奚做俘虏，都是借此求见君上的途径。因此这两个人都是圣人，却仍然不能不使自己任劳受辱、涉历世事，甚至如此污下；这不是有才能出仕的人所应设计的道路。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把墙冲坏了，他的儿子说：“如果不修筑，必定会有盗贼。” 他的邻居家的老人也这样说。傍晚果然丢失了很多财物，富人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却怀疑邻居家的老人。过去郑武公想攻打胡国，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借机问群臣：“我想出兵，谁是可以攻打的国家？”关其思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于是杀了关其思，说：“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说要攻打它，为什么？”胡君听说后，认为郑国亲近自己，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人袭击胡国，攻取了它。这两件事中，说话者的判断都正确，然而说得重的遭到杀戮，说得轻的受到怀疑；困难不在于知道，而在于如何处置所知道的事情。过去弥子瑕受到卫君宠爱。卫国法律规定，偷驾君主车的人，罪至断足。后来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连夜告诉他，弥子瑕假称奉君命驾车出宫。卫君听说后称赞他，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触犯断足之罪。”他陪卫君游览果园，弥子瑕吃桃觉得甜美，吃了一半没有吃完便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忘了自己的口味而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宠爱减少而获罪于卫君时，卫君说：“他曾经假称驾我的车，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瑕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先前被认为贤能、后来却获罪，是因为卫君的爱憎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受到君主宠爱时，即使判断正确，也会更加亲近；受到君主憎恶时，即使罪行相当，也会更加疏远。所以进谏游说的人不能不察知君主的爱憎，然后再向他游说。龙这种动物，可以驯服亲近，甚至骑乘；但它喉咙下面有一片直径一尺的逆鳞，人若触碰它，就一定会被杀死。君主也有逆鳞，游说君主的人如果能不触碰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韩非子·孤愤》：有智慧、有法术的人，必须有远见并且明察；不能明察，就不能看穿奸私。有能力依法办事的人，必须坚强果断而刚直；不刚直，就不能纠正奸邪。臣下遵循命令办事，依照法律治理官府，并不叫作权重之臣。所谓权重之臣，是没有命令便擅自行动，损害法律来谋取私利，损耗国家来便利家族，而且力量足以得到君主信任的人。这样的人就叫权重之臣。有智慧、有法术的人如果得到明察和任用，就能看穿权重之臣的隐秘实情；有能力依法办事的人如果得到刚直和任用，就能纠正权重之臣的奸邪行为。因此，智慧法术之士得到任用，权贵重臣就必然处在法网之外。当权之人与法术之士，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仇敌。当权之人擅自掌握政事要害，内外之人便都替他效力。因此诸侯不替他行事，事情就无法实现，所以敌国替他辩护；百官不替他行事，政业就不能推进，所以群臣替他效力；郎中不替他行事，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左右近臣替他隐瞒；学士不替他行事，俸禄就少、礼遇就低，所以学士替他谈论。这四种助力，是奸臣用来装饰自己的东西。权重之臣不能忠于君主并进用他的仇敌，君主又不能越过这四种助力来明察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大臣越来越权重。

译凡是当权之人对于君主，少有不被信任宠爱的人，而且又因为相处已久、习惯熟悉；能够迎合君主的心意、与君主有相同的好恶，本来就是他们得以进身的条件。他们官爵尊贵、权势重大，朋党又多，全国都替他们辩护。法术之士想求见君主，既没有君主信任宠爱的亲近熟故之恩，又要用法术之言纠正君主偏私邪曲的心，这就是与君主相反。其地位卑贱，无党无援，孤立独处；以疏远之人与君主的亲近宠信者争衡，人数不能胜；以新来之人与熟悉的旧臣争衡，人数不能胜；以违背君主心意之人与和君主有相同爱好的人争衡，人数不能胜；以轻贱之人与尊贵权重之人争衡，人数不能胜；以一张嘴与整个国家争衡，人数不能胜。法术之士处在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中，经过多年仍不能见到君主；当权之人凭借五种取胜的资本，早晚独自在君主面前游说。这样，法术之士凭什么能够进身，君主又什么时候能够觉悟呢？所以资势必然不能胜利，双方的权势又不能并存，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对可以用罪过诬陷的人，便以公法诛杀；对不能加以罪过的人，便用私下的剑逼迫至死。因此，明白法术而违逆君主的人，不被官吏依法诛杀，也必定死于私剑。朋党相互勾结来蒙蔽君主、歪曲事实以便利私利的言论，必定会被权重之臣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所以，对可以借功劳来利用的人，就用官爵使他尊贵；对不能借助美名来利用的人，就用外在权势使他显贵。因此，蒙蔽君主而奔走于私门的人，不能显贵于官爵，就必定凭借外部权势而受重视。如今君主不综合参验便施行诛罚，不等看到功劳便授予爵禄，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避免死亡而进献意见？奸邪之臣怎么肯因失去利益而退身？因此君主地位降低，私门势力更加尊贵。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中原各国的君主却都知道这对自己没有好处，说：“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如今拥有国家的君主，虽然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但君主受到蒙蔽、大臣专权，这个国家就和越国一样。知道它不像越国，却不知道它不像自己的国家，是没有察觉两者相似的人。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不是土地和城池灭亡，而是吕氏不能控制国家，田氏却利用了它。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也不是土地和城池灭亡，而是姬氏不能控制国家，六卿却专擅其政。如今大臣掌握权柄、独自决断，而君主不能收回权力，这是君主不明察。和死人患同一种病的人不能复生，和亡国做同样事情的国家不能保存。如今沿袭齐、晋的旧迹，却想使国家安定长存，是不可能的。凡是法术难以施行，不只是万乘之国如此，千乘之国也一样。君主身边的人未必聪明，君主认为某人聪明而听取他的意见，却因为身边人的议论而评判他的言论，这是和愚人讨论智慧。君主身边的人未必贤能，君主认为某人贤能而礼遇他，却因为身边人的议论而评判他的行为，这是和不肖之人讨论贤能。让聪明人向愚人决定策略，让贤士的行为由不肖者评定，那么贤能智慧的人会感到羞耻，君主的判断也就荒谬了。臣下想取得官位，修养高洁的人会用精纯清白来固守自身，聪明有才的人会用治理和辩说来推进事业。修养高洁的人不能用财货侍奉别人，依靠清白又更不能以枉法来治理；于是修养和智慧兼具的士人不侍奉左右近臣，也不听从请托游说。君主身边的人并非伯夷，求取索要不能得到、财货贿赂不能送到，精辩之士的功业便会停止，诋毁诬陷的言论便会兴起。治理混乱的功劳由近臣决定，精洁高尚的行为由毁誉决定，那么修养智慧的官吏就会废弃，君主的明察也会被堵塞。不以功劳业绩来判断才智和行为，不通过多方参验来审察罪过，却听信左右近臣的话，那么无能之士就会位列朝廷，愚昧污浊的官吏就会占据官位。万乘之国的祸患，是大臣权势太重；千乘之国的祸患，是君主过分信任左右近臣。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而且臣下有大罪，君主有大过失，臣主双方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用什么来说明呢？可以说：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有能力的人担任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能力却能得到职事；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才授予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却获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豪杰、发挥能人的作用，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土地削减而私家富足，君主地位降低而大臣权势加重，于是君主失去权势而臣下取得国家，君主反而改称为藩臣，相国之室分割符节；这就是臣下欺骗君主、便利私门的原因。所以当世的权重大臣，因君主改变权势格局而获得稳固宠信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人。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臣下的罪过太大。臣下有大罪，是因为他的行为欺骗君主；他的罪行应当使他死亡。有智慧的人有远见而害怕死亡，必定不会跟从权重之臣；贤能的人修养廉洁，羞于和奸臣一起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从权重之臣。因此，当权之人的党徒，不是愚蠢而不知道祸患，就是污浊而不避开奸邪。大臣挟持愚昧污浊之人，对上与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与他们一起聚敛利益，侵吞财物、结党相连，彼此勾结而众口一词，迷惑君主、败坏法令，使士民混乱，使国家危险削弱，使君主劳苦受辱，这是大罪。臣下有大罪而君主不能禁止，这是大过失。让君主在上面有大过失，臣下在下面有大罪，想求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五蠧】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能胜过禽兽虫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有圣人出现，架木筑巢来躲避各种祸害，人民因此喜悦，让他统治天下，称为有巢氏。人民吃瓜果、蚌蛤，腥臊恶臭，伤害腹胃，人民多有疾病。有圣人出现，钻木取火来改变腥臊，人民因此喜悦，让他统治天下，称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生大水，鲧、禹疏通沟渠；近古时代，桀、纣暴虐作乱，汤、武出兵征伐。如今若在夏后氏的时代架木筑巢、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讥笑；若在殷、周的时代疏通沟渠，一定会被汤、武讥笑。既然如此，如今若在当代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治道，一定会被当代的新圣人讥笑。因此圣人不期望修治古法，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旧行，考察当世的事情，因势制备相应措施。宋国有个耕田的人，田中有树桩；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折断脖子死了。他于是放下耒守着树桩，希望再次得到兔子；兔子不可能再次得到，而他自己却成了宋国人的笑柄。如今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之类。古时候，男子不耕作，草木的果实足以供食；女子不纺织，禽兽的皮足以供穿。不劳作也能使供养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百姓不争；因此厚重的赏赐不必施行，严厉的刑罚也不必使用，百姓自然得到治理。

译如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尚未去世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众多而财物减少，劳作艰苦而供养不足，所以百姓争夺；即使加倍赏赐、重复刑罚，也不能免除混乱。尧统治天下时，茅屋屋顶不修剪，椽木不加雕凿；吃粗米饭，喝藜藿羹，冬天穿麑皮裘，夏天穿葛衣。即使守门人的衣服和生活，也没有比这更差。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耒耜，作为百姓的先导；大腿上没有脂肉，小腿上不生毛。即使是臣仆和奴隶的劳苦，也没有比这更辛苦。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之位，不过是离开守门人的供养，脱离臣仆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过分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亡，子孙连续几代都能乘坐华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态度，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是因为利益厚薄的实际情况不同。住在山中、到谷地取水的人，逢腊祭时互相赠送食物；居住在水泽之地、苦于水患的人，就雇人开通水道。因此饥荒之年的春天，亲兄弟也不给粮食；丰收之年的秋天，疏远的客人也一定得到饭吃。这不是疏远骨肉、偏爱客人，而是因为财物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容易把财物让给别人，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天人们争夺，不是因为卑鄙，而是因为财物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轻易辞让天子之位，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薄弱；重视争夺土地和财物，不是因为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力重大。因此圣人考察财物的多少，讨论形势的厚薄，据此制定政令。所以刑罚轻，不是因为慈爱；诛杀严厉，也不是因为暴戾，而是按照风俗情况施行。事情因时代而变化，防备措施也应适合事情。古时候，太王居住在丰、镐之间，土地方圆百里，施行仁义并怀柔西戎，终于称王天下。徐偃王居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施行仁义，割让土地来朝见的国家有三十六个。荆文王害怕徐国危害自己，发兵攻打徐国，终于灭掉了它。因此周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失国家。这说明仁义适用于古代，却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舜在位时，有苗不服，禹准备征伐。有苗不服，禹准备征伐。舜说：“不可以。上天的德行还不厚，却动用武力，不合道。”于是整治教化三年，手执盾牌和大斧起舞，有苗才归服。共工之战时，铁制的矛头和盾牌可以刺及敌人，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及身体。因此盾牌和大斧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事情不同，防备措施也必须改变。上古时代争的是道德，中古时代追逐的是智谋，当今争的是气力。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人说：“你的话并非没有辩才，但我们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东西。” 于是发兵攻打鲁国，离城门十里作为边界。所以偃王讲仁义，徐国却灭亡；子贡有辩才和智慧，鲁国却被削弱。由此说来，仁义、辩才和智慧，并不是用来守持国家的。假如去掉偃王的仁义，抑制子贡的智慧，依靠徐、鲁两国的力量，使它们能够抵御万乘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企图就不能在这两个国家施行了。古今风俗不同，新旧制度也不同。如果想用宽缓的政治来治理急迫时代的百姓，就如同没有缰绳和马鞭却要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时势的祸患。如今儒家、墨家都称说先王兼爱天下，于是百姓便把先王看作父母。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因此停止奏乐；听到死刑执行的报告，君主便流泪。这就是他们所举的先王事例。假如把君臣看作父子，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由此推论，父子之间就不会发生祸乱吗？人的感情，没有比父母更亲的。父母都被子女爱戴，却未必能把子女教育好。君主即使深厚地爱护百姓，怎么就一定不会发生祸乱呢？如今先王爱民，不过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子女未必因此不作乱，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会得到治理呢？况且依法施刑，君主却为此流泪，这是用来显示仁慈，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愿施刑，是仁；然而不能不施刑，是法。先王以法为重，不听流泪的请求，那么仁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也就很清楚了。况且百姓本来就服从权势，很少能被义理感化。仲尼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阐明道理，在天下游历。天下人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却只有七十人愿意为他服役。大概是看重仁德的人少，能够实行义理的人难。所以天下这样广大，愿意为仲尼服役的只有七十人，真正实行仁义的只有一个人。鲁哀公，是下等的君主。他面向南方统治国家，境内百姓没有谁敢不称臣。百姓本来就服从权势，权势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而成为臣子，哀公却成为君主。仲尼不是因为怀有义理才服从哀公，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按义理说，仲尼不会服从哀公；凭借权势说，哀公反而能使仲尼称臣。如今学者游说君主，不凭借必胜的权势，却致力于推行仁义，说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这等于要求君主一定达到仲尼的程度，又把世间普通百姓都看成列徒，这种想法必定不能实现。现在有个不成才的孩子，父母责怒他，他不改；乡人责备他，他不动心；师长教导他，他也不改变。父母的爱、乡人的行为、师长的智慧，三种美德都加在他身上，他最终连腿毛都不动一下，也不改过。州部的官吏拿着官府兵器，依照公法办事，搜求奸邪之人，这孩子随后才感到恐惧，改变节操，改换行为。所以父母的爱不足以教育子女，必须等到州部严厉的刑罚。百姓本来就因受到宠爱而骄纵，却听从威势。因此，十仞高的城墙，楼季不能越过，是因为城墙陡峭；千仞高的山，跛脚的母羊却容易放牧，是因为山势平缓。所以贤明的君王一定使法令严峻，使刑罚严厉。布帛即使只有寻常长短，普通人也不会丢弃；熔化的黄金即使有百镒，盗跖也不会拾取。没有必然的祸害，即使是寻常布帛也不会丢弃；若寻常布帛必定会带来祸害，即使百镒黄金也不会伸手拾取。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使诛罚不可逃避。因此，奖赏没有比丰厚而可信更好的，使百姓以获赏为利；惩罚没有比严重而必然执行更好的，使百姓畏惧；法令没有比统一而坚定更好的，使百姓明白。君主施行奖赏，不能改变；诛罚没有赦免；赞誉随着奖赏，毁责跟随惩罚，这样贤者和不肖者都会竭尽力量。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有功就授爵，却又贬低他的士官；因为耕作就奖赏，却又减少他的家业；因为没有收取赋税就排斥他，却又赞美他轻视世俗；因为触犯禁令就治罪，却又称许他有勇。毁誉、赏罚所针对的事情彼此矛盾，所以法禁败坏，百姓更加混乱。如今弟兄受到侵害而必定进攻，是廉；知友受到侮辱而跟着报仇，是贞。廉、贞的行为形成了，却触犯了君上的法令。君主尊崇贞廉的行为，却忘了触犯禁令的罪过，所以百姓竞相逞勇，官吏不能制服他们。

译不从事劳作却能获得衣食，就称为能干；不参加战斗攻伐却能得到尊贵，就称为贤能。贤能之人的行为形成了，军队便削弱，土地也荒芜了。君主喜爱贤能之人的行为，却忘记军队削弱、土地荒芜的祸患，于是私人行为得以确立，公家利益反而消失。儒生用文辞扰乱法令，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而君主却同时以礼相待他们，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违背法令的人应当治罪，可是各个先王却因其文学才华而任用他们；触犯禁令的人应当诛杀，可是各类侠客却凭借私剑得到供养。所以法令所否定的，正是君主所取用的；官吏所诛杀的，正是君上所供养的。法令与上下的取舍四面相反，毫无一定准则，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因而，实行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称誉他们，就会损害功业。精通文学的人，不是应当任用的；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令。楚国有个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因为他对君主正直，却对父亲不正。’于是上报并治他的罪。由此看来，对君主正直的臣子，就是父亲的暴子。鲁国人跟随君主作战，三战三次败退。仲尼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我死了，没有人供养他。’仲尼认为他孝顺，便举荐并提升了他。由此看来，对父亲孝顺的儿子，就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诛杀直躬，楚国的奸邪便不能上报；仲尼奖赏那个鲁人，鲁国百姓便容易退败。上下所获得的利益既然这样不同，君主却同时推行匹夫的行为，并希望由此取得社稷的福祉，必定很难成功。古代苍颉造字时，把自己围绕自身的称为‘私’，背离私利的称为‘公’；公私彼此相反，苍颉本来就已经知道了。如今却把公私说成利益相同，这是不加察考的祸患。然而若替匹夫谋划，没有比修养品行、学习文学更好的。品行修养好了，就会被人信任；受到信任，就能接受职事；学习文学，就能成为有名的老师；成为有名的老师，就能显达荣耀。这是匹夫的好处。但这样一来，没有功劳却接受职事，没有爵位却显达荣耀，如果有这样的政治，国家一定混乱，君主一定危险。所以彼此不能相容的事情不能同时成立。斩杀敌人可以受赏，却又推崇慈惠的行为；攻拔城池可以受爵禄，却又宣扬廉爱之说；整治铠甲、磨利兵器来防备祸难，却又赞美士大夫的服饰；用农业使国家富足、依靠防守抵御敌人，却又尊贵文学之士；废弃尊敬上级、畏惧法令的百姓，却又供养游侠和私剑之徒。所有措施都这样，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和强盛。国家安定时供养儒生、侠客，祸难到来时却使用坚甲之士；所获利的人不是所使用的人，所使用的人又不是所获利的人。因此服役办事的人荒废本业，游学的人日益增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况且世人所说的贤者，是指行为贞正诚信的人；所谓智者，是指说出微妙言论的人。微妙的言论，是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理解的。如今若把它作为众人的准则，却用上等智慧的人都难以理解的东西来要求百姓，那么百姓就无从认识它。因此，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米肥肉；粗布短衣尚且不能完整的人，不会等待华美的刺绣。治理世事时，紧急的事情得不到解决，缓慢的事情就不是应当致力的对象。如今所治理的政务和民间事务，夫妻都明白的事情反而不用，却仰慕上等智慧的言论，这就与治理相反了。所以微妙的言论不是百姓应当致力的事情。至于贤良、贞信的行为，必定会尊重不欺骗人的士人。尊重不欺骗人的士人，也并不是没有防止欺诈的方法。平民相互交往，没有富贵可以用来互相取利，也没有威势可以用来互相恐吓。所以要寻求不欺骗人的士人。如今君主处在控制他人的权势之中，拥有一国的厚重资源，实行重赏严罚，掌握权柄，运用清明的法术，即使有田常、子罕那样的臣子，也不敢欺骗他，哪里还需要不欺骗人的士人呢？如今贞信之士不到十人，而境内的官职却有数百个。如果一定任用贞信之士，人数就不足以充任官职；人数不足以充任官职，治理的人就少，作乱的人就多。因此，贤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统一法令而不求取所谓智谋，坚守法术而不仰慕所谓诚信，这样法令不会败坏，群臣百官也不会奸诈。如今君主对于言论，只喜欢它的辩说，却不考察它是否恰当；用于行事时，只赞美它的声势，却不看重它的功效。因此天下众人谈论言辞，都致力于辩说，却不考虑实际用途，所以满朝都是称说先王仁义的人，政治却免不了混乱；修养自身的人竞相追求高尚，却不合于功效，所以有智慧的士人退居山野，归还俸禄而不接受，军队也免不了削弱；军队不能避免削弱，政治也不能避免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百姓所称誉的，正是君主以礼相待的，是扰乱国家的方法。如今境内百姓都在谈论储藏商鞅、管仲的法术，家家都有这些书，国家却更加贫困；谈论耕作的人很多，拿着农具耕作的人很少。境内都在谈论兵法，家家收藏孙武、吴起的书，军队却更加弱小；谈论战争的人很多，披甲作战的人很少。所以贤明君主使用百姓的力量，而不听信他们的空谈；一定奖赏他们的功劳，禁止无用之事，于是百姓都竭尽死力来服从君主。耕作需要付出力量，辛劳而百姓仍去做，是因为认为可以因此富足。战争之事危险而百姓仍去做，是因为认为可以因此取得尊贵。如今修习文辞、学习谈说，不用承受耕作的劳苦，却能获得富足的实际利益；没有战争的危险，却能获得尊贵的地位，那么人谁不愿意做呢？因此一百个人从事智巧之事，只有一个人从事劳作；从事智巧的人多，法令就败坏；从事劳作的人少，国家就贫困，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所以贤明君主治理的国家，没有以书册文辞为教，而以法令为教；没有以先王言论为教，而以官吏为师；没有以私剑护卫为勇，而以斩获敌人首级为勇。这样，境内百姓的言谈必定遵循法令，行动必定归于功劳，勇武之人必定把力量用在军队上。因此无事时国家富足，有事时军队强大，这叫作成就王业的资本。积蓄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趁敌国出现可乘之机，超过五帝、比肩三王，一定要靠这种法术。如今却不是这样，士人和百姓在国内放纵恣肆，谈论言辞的人在国外炫耀声势，内外都以恶行相应来面对强敌，难道不是危险吗？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人，如果不是分别属于合纵、连横的党派，就是有仇敌之患，想借国家力量报仇。合纵，是联合众多弱国去攻打一个强国；连横，是侍奉一个强国去攻打众多弱国。这都不是用来守持国家的办法。如今臣下中主张连横的都说：‘不侍奉大国，就会遭遇敌人而受祸。’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利益，却已经要拿出地图割让土地，献上国玺请求出兵。献出地图，土地就削减；献上国玺，名望就卑下。土地削减，国家就削弱；名望卑下，政治就混乱。侍奉大国而实行连横，没有看见它的利益，反而已经丧失土地、扰乱政治。臣下中主张合纵的都说：‘不救助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

译失去天下，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君主就卑下。救助小国未必有实际利益，却要起兵与大国为敌。救助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结交大国也未必不会被疏远。一旦被疏远，就会受强国控制。出兵，军队就会失败；退守，城池就会被攻拔。以救助小国实行合纵，没有看见它的利益，反而已经丧失土地、损失军队。所以侍奉强国，便以外部的权势在国内买取官职；救助小国，便凭借国内的重大事务向国外求取利益。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建立起来，封土厚禄却已经到手。君主虽然卑下了，臣子却尊贵了；国家土地虽然削减了，私人家族却富裕了。事情成功，就凭借权势长期保持尊重；事情失败，就凭借财富退居自保。君主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有成功，爵禄却已经加重了。事情失败而不诛罚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编造以弓矰缴射取功名的说辞，侥幸等待以后获利呢？所以国家破败、君主灭亡，却听信谈说之士的浮夸言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恰当，也不一定在事后施行诛罚。他们都说：‘对外事务，大则可以成就王业，小则可以使国家安定。’所谓王者，是能够攻打别人的；所谓安定，是不可被别人攻打的。强大，就是能够攻打别人；治理好，就是不可被别人攻打。治理和强盛不能向外部求取，而在于修治内政。如今不在国内施行法术，却在国外经营智谋，就不能达到治理和强盛。鄙俗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是说资本多就容易取得成效。所以国家治理强盛，容易谋划；国家弱小混乱，难以筹谋。因此，在秦国任职，谋略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误；在燕国任职，谋略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在秦国任职的人一定聪明，在燕国任职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治理和混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国离开秦国而实行合纵，一年便被攻灭；卫国脱离魏国而实行连横，半年便灭亡。这就是周国因合纵灭亡、卫国因连横灭亡。假如周、卫两国放缓合纵、连横的谋划，严格治理境内，明确法令禁制，使赏罚必定执行，竭尽土地的力量来增加积蓄，使百姓拼死作战来巩固城池防守，那么天下即使得到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也少；攻打它们的国家，所受损伤却很大。万乘之国没有谁敢在坚城之下使自己疲惫，而让强敌乘机削弱自己。这是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舍弃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却走必定灭亡的道路，是治理国家者的过错。内部智谋困窘，外部政治混乱，国家灭亡就无法挽回。百姓通常的打算，都是趋向安逸和利益，避开危险和困穷。如今让他们出兵作战，前进会死于敌人，后退会死于诛罚，就危险了。抛弃私家事务，必须承受战马奔驰的劳苦，家庭困窘而君上又不予体恤，就穷困了。穷困正是危险所在，百姓怎能不避开公事？所以他们离开私门而保全自己，舍弃松弛和完整，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能安定。进行行贿并依附掌权的人，就能得到所求；得到所求，私人便安定；私人安定之处就是利益所在，怎么能不趋附呢？因此，奉公的百姓越来越少，经营私人利益的人越来越多。贤明君主治理国家，应使从事商工和游食的百姓减少，使百姓身份卑下而人数减少，督促他们从事根本事务，排斥末业。如今世上亲近熟习之人的请托能够实行，官爵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到，商人和工匠也就不再卑下。奸诈地买卖财货的人能够在市场上获利，商人就不会减少。聚敛财富超过农民，却不尊重耕作和战斗之士，于是耿介之士减少，追逐高价的人增多。所以，扰乱国家的风俗是这样的：求学的人称说先王之道，借仁义之名，穿着盛大的服饰，装饰辩说，用来疑惑当世法令，动摇君主的心；谈论古代的人设置欺诈的说辞，借助外部力量成就私利，遗弃社稷利益；佩剑的人聚集徒众，树立节操来显扬名声，却触犯五官的禁令；亲近侍从的人聚集在私人门下，耗尽财货，利用权贵的请托，逃避汗马功劳；商人和工匠修治粗劣的器物，聚集奢靡的财货，囤积起来等待时机，以求获得与农夫相等的利益。这五类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除掉这五类人，不供养耿介之士，即使天下有国家破亡、朝廷覆灭，也不要感到奇怪。〔八奸〕大凡臣下用来造成奸邪的手段，有八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第一种叫作‘在同床’。什么叫同床？回答说：尊贵的夫人、受宠的幼子、善于逢迎而又好色的人，是君主所迷惑的对象。他们借君主燕居安逸之时，趁君主酒醉饭饱之际，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必定能使君主听从的手段。做臣下的，暗中用金玉财物侍奉他们，使他们迷惑君主，这叫作同床。第二种叫作‘在旁’。什么叫在旁？回答说：优伶、滑稽之人、侏儒，以及君主身边亲近熟习的人，在君主没有命令时便连声答应，在君主没有吩咐时便先行应诺，揣摩君主意图，观察神色，以抢先迎合君心。这些人一同进退，一同应答，口径一致、步调相同，用来改变君主的心意。做臣下的，暗中用金玉玩好侍奉他们，暗中替他们做违法之事，使他们改变君主的心意，这叫作在旁。第三种叫作‘父兄’。什么叫父兄？回答说：侧室、公子，是君主亲爱的人；大臣、廷吏，是君主共同谋划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力量、完成谋议，是君主必定听从的人。做臣下的，用音乐、声色、女子侍奉公子和侧室，用言辞收买大臣和廷吏，暗中约定言语、谋划事情；事情成功后就为他们进爵增禄，以鼓动他们的心，使他们触犯君主，这叫作父兄。第四种叫作‘养殃’。什么叫养殃？回答说：君主喜欢华美的宫室、台榭、池沼，喜欢装饰子女、犬马，以此娱乐心意，这就是君主的祸患。做臣下的，耗尽百姓的力量来修美宫室、台榭、池沼，加重赋税来装饰子女、犬马，以娱乐君主、扰乱君主的心，又顺从君主的欲望，在其中树立自己的私利，这叫作养殃。第五种叫作‘民萌’。什么叫民萌？回答说：做臣下的，散发公家财物来取悦百姓，施行小恩小惠来收买百姓，使朝廷和市井都称赞自己，用这些堵塞君主的视听，成就自己的欲望，这叫作民萌。第六种叫作‘流行’。什么叫流行？回答说：君主本来就堵塞自己的言路，很少听取谈论，容易因辩说而改变意见。做臣下的，寻求诸侯的辩士，供养国内善于游说的人，使他们用言辞为自己办事，制造巧饰的文章和流行的言论，向君主显示利益和权势，用祸患加以恐吓，施用连续不断的虚假言辞，来败坏君主，这叫作流行。第七种叫作‘威强’。什么叫威强？回答说：统治人民的君主，把群臣百姓的拥护当作自己的威势和力量。群臣百姓所喜爱的，君主就喜爱；群臣百姓所不喜爱的，君主就不喜爱。做臣下的，聚集佩剑的门客，供养拼死效命的勇士，以彰显自己的威势和力量；替自己办事的人必定得到利益，不替自己办事的人必定被杀，以此恐吓群臣百姓而推行私利，这叫作威强。第八种叫作‘四方’。什么叫四方？

译君子处在小国，就侍奉大国；军队弱小，就畏惧强大的军队。大国有所索取，小国必定勉力满足；强军加以威胁，弱军必定服从。做臣下的，加重赋税，耗尽府库，使国家空虚来侍奉大国，又利用大国的威势来请求、诱导自己的君主；严重的，发兵聚集在边境，借此控制国内的征敛；轻微的，多次让大国使者进入国内，以震慑自己的君主，使君主恐惧，这叫作四方。以上八种，是臣下用来造成奸邪的途径，也是当世君主被蒙蔽、劫持而失去所有权力的原因，不能不察看。贤明君主对于宫内的人，使他们娱乐声色，却不施行他们的请托；不允许私人请求。对于左右近臣，使他们本人一定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让他们增加虚饰之辞。对于父兄和大臣，听取他们的言论，却一定让他们日后以刑罚承担责任，不让他们随意举荐。对于观赏游乐和玩好之物，一定让它们有所出处，不让任何人擅自进献，也不让任何人擅自退去。群臣都会揣度君主的心意。对于施行恩德，放开禁藏财物、打开仓库粮仓，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必须出自君主，不让臣下私自占有这种恩德。对于游说议论，称誉那些确实值得赞美的，毁责那些确实可憎的；一定核实他们的才能，察考他们的过失，不让群臣彼此串通说情。对于勇力之士，军旅功劳不超过赏赐封邑的范围，斗争逞勇不得赦免罪过，不让群臣私自散发财物。对于诸侯的索求，合乎法令就听从，不合乎法令就拒绝。所谓亡君，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是虽然拥有国家，国家的一切却都不是自己所有。让臣下凭借外部势力来控制国内，这就是统治人民的君主已经亡失权力。听从大国，是为了挽救灭亡，却会比不听从更快灭亡。所以不听从群臣，群臣知道君主不会听从，就不会到国外出卖诸侯；诸侯知道君主不会听从，也就不会接受臣下诬陷君主的言辞。贤明君主任命官职、授予爵禄，是用来进用贤才、劝勉有功者的。所以说：贤才应当处在优厚俸禄的位置，担任重要官职；功劳大的人应当获得尊贵爵位，接受丰厚赏赐。授予官职要衡量贤者的才能，给予俸禄要与他的功劳相称。因此贤者不必虚夸才能来侍奉君主，有功者乐于增加自己的功业，于是事情能够成功，功业能够建立。如今却不是这样，不考核贤与不肖，不评定功劳，却利用诸侯的势力，听从左右近臣的请托；父兄、大臣向上请求爵禄，再向下出售，以收取财利并树立私人党羽。所以财利多的人可以买官而取得尊贵；有左右交情的人可以通过请托而获得重用；有功劳的臣子，官职升迁却不加考察，进退全无准则。因此官吏怠惰于职守，向外结交，抛弃政事而亲近财利。贤者因此懈怠而不受劝勉，有功者因此颓废而荒疏事业，这就是亡国的风气。〔饰邪〕挖龟占卜，多次得到卦兆说大吉，赵国却因此攻打燕国。挖龟占卜，多次得到卦兆说大吉，燕国却因此攻打赵国。剧辛侍奉燕国，没有功劳却使社稷陷入危险；邹衍侍奉燕国，没有功劳却使国运断绝。赵、代先是在燕国面前取得优势，后来又在齐国面前取得优势，国家混乱却粉饰强盛，自以为可以与秦国抗衡。这不是赵国的龟卜神验，而是燕国的龟卜欺骗了人。赵国又曾挖龟占卜，多次得到卦兆，便向北攻打燕国，准备劫取燕国以抗拒秦国。卦兆说大吉，赵军开始攻打大梁，而秦军已经出兵上党。赵军到达厘地时，秦国已经攻拔六城；赵军到达阳城时，秦国已经攻拔邺城。庞援带兵向南进发，于是边障全都失守。我因此说：赵国的龟卜虽然不能预见燕国的远景，却应当近一点看见秦国的形势。秦国因卦兆大吉，扩张土地有实际所得，救助燕国又有名义；赵国因卦兆大吉，土地被削，军队受辱，君主不得志而死。这也不是秦国的龟卜神验，而是赵国的龟卜欺骗了人。当初魏国多年来向东进攻，攻尽陶、卫；后来又多年向西进攻，因而失去自己的国家。这不是丰隆、五行、太乙、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枪、岁星连续数年处在西方，也不是天▯、弧逆、刑星、荧惑、奎台连续数年处在东方。所以说，龟卜和鬼神不足以决定胜负；左右背向和方向变化，也不足以专门决定战争。然而竟然依赖这些，愚蠢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古代先王竭尽力量亲近百姓，加倍致力于彰明法令。法令明确，忠臣就受到勉励；刑罚必定执行，奸邪之臣就会停止作恶。忠臣受到勉励，奸邪得到制止，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的，是秦国。群臣结党相互勾结，掩盖正道，实行私曲，土地削减而君主卑下的，是崤山以东的各国。混乱衰弱就会灭亡，这是人的常情；治理强盛就能称王，这是古来的道理。越王勾践依仗大朋的龟卜，与吴国交战而不能取胜，自己称臣入吴服役。回国后抛弃龟卜，明确法令，亲近百姓，以此报复吴国，于是夫差被擒。所以依靠鬼神的人，会怠慢法令；依靠诸侯的人，会使国家陷入危险。曹国依仗齐国而不听宋国，齐国攻打楚国，宋国便灭亡；曹、楚两国依仗吴国而不听齐国，越国攻打吴国，齐国便灭亡楚国；许国依仗楚国而不听魏国，楚国攻打宋国，魏国便灭亡许国；郑国依仗魏国而不听韩国，魏国攻打楚国，韩国便灭亡郑国。如今韩国弱小却依仗大国，君主怠慢而听从秦国；魏国依仗齐、楚两国以求其作用，弱小国家却更加灭亡。所以依靠他人不足以扩张土地，韩国却看不见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向许、鄢增兵；齐国攻打任、扈而削弱魏国，这些都不足以保存郑国，韩国却不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不明确法令禁制来治理国家，反而依靠外力而使社稷灭亡。所以我说：明白治理国家的法术，国家即使小，也能富足尊贵，刑罚严明而百姓敬畏；即使百姓很少，也能强盛。赏罚没有准则，国家即使大，军队弱小，土地就不是自己的土地，百姓也不是自己的百姓。没有土地、没有百姓，尧、舜也不能凭此称王，三代也不能凭此强盛。君主又因过错而给予赏赐，臣下又因此白白取得利益。舍弃法律而谈论先王，用古人的功业来彰明自己的人，君主却任用他为国臣。所以说，这是希望获得古人的功业，却用古人的赏赐来赏赐今天的人。君主因此错误地给予，臣下因此白白取得。君主错误地给予，臣下就苟且侥幸；臣下白白取得，功劳就不再受到尊重。没有功劳的人得到赏赐，财物就匮乏，百姓就失望；财物匮乏、百姓失望，百姓就不会竭尽力量。因此赏赐过度就会失去民心，刑罚过度就会使百姓不畏惧。有赏赐却不足以劝勉，有刑罚却不足以禁止，国家即使广大也一定危险。所以说，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谋划政事，小忠诚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令。若让小忠诚的人掌管法令，他必定将赦免罪人。赦免罪人，就会彼此亲爱，看起来是使臣下安定了，实际上却妨害治理百姓。当魏国正明确制定刑法、依照法令施行的时候，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强力匡正天下，威势施行于四邻。等到法令松弛、随意赏赐，国家就一天天削弱了。

译当赵国正明确国律、依靠大军作战时，人口众多、军队强盛，土地扩展到齐、燕。等到国律被轻慢、不被实行，国家就一天天削弱了。当燕国正明确奉行法令、审慎任官、决断政务时，东面辖有齐国土地，南面扩展到中山之地。等到奉行法令的制度已经败亡，官府的决断不再被采用，左右近臣相互争辩，君主听从他们的主张，军队便削弱、土地便削减，国家受制于邻近敌国。所以说，明确法令的国家强盛，轻慢法令的国家弱小。强弱如此明显，当世君主却不实行，国家灭亡就不奇怪了。谚语说：家中有固定的产业，即使饥荒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即使危险也不会灭亡。舍弃固定法令而听从私人意志，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才智。臣下粉饰才智，法令禁制就无法确立。这就是妄意之道得以施行，治国之道被废弃。治国之道，在于除去妨害法令的人，这样就不会被所谓才智迷惑，也不会被虚假的名誉欺骗。从前舜派官吏治理洪水，先下令有功，后来却杀了他。禹在涂山会盟诸侯，防风氏的君主迟到，禹便斩了他。由此看来，先接受命令却违背的要杀，后来接受命令却迟到的要斩，那么古代一定把遵守命令看得很重。所以镜子保持平静而不动，便能显出美丑并加以比较；秤保持端正而不动，便能称量轻重。摇动镜子，就不能清楚照见；摇动秤，就不能保持公正，这说的就是法令。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则，把法作为根本。根本得到治理，名声就尊贵；根本混乱，名声就断绝。凡是才智明达、通晓事理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因此，单凭才智的一家之道不能传授给人，而道和法则能够全面治理，才智越多反而越容易出错。悬挂秤就能知道平不平，设置圆规就能知道圆不圆，这是全面治理的方法。贤明君主使百姓依循道的原则来修饰行为，所以安逸而有功；放弃圆规而任凭巧智，放弃法令而任凭智谋，是使国家迷惑混乱的道路。混乱的君主使百姓炫耀智巧，却不知道道的原则，所以百姓劳苦而没有功效。放弃法令禁制而听从请托，群臣便在君主那里出售官职，又从臣下那里取得赏赐，于是利益归于私人家族，威势归于群臣。因此百姓没有竭尽力量侍奉君主的心思，而致力于同上层交结。百姓喜欢向上交结，财货就向上流动，巧言善说的人就得到任用。这样，有功的人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受到进用，贤能之臣反而退避；君主被迷惑而不知道应当实行什么，百姓聚集却不知道应当遵循什么。这是废弃法令禁制、崇举功劳名誉、听从请托的过失。凡是败坏法令的人，必定设置欺诈，假托某种事物来求得亲近，又喜欢夸说天下所罕见的东西。这是暴君乱主被迷惑的原因，也是臣下贤佐得以侵害君主的原因。所以臣下称说伊尹、管仲的功劳，就能背弃法令、炫耀智巧而得到凭借；称说比干、伍子胥的忠诚却被杀，就能为痛恨强硬进谏找到借口。上面称赞贤明，下面称说暴乱，不能拿来相互类比。像这样做，就是禁止君主确立法令，把这种行为当作正确。如今臣下大多树立自己的私智，把法令看作错误，把邪曲当作智慧。越过法令而树立私智，这样做就是在禁止君主治国的道路。贤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必须明辨公私的区别，明确法制，去除私恩。命令一定实行，禁令一定制止，这是君主的公义。一定实行自己的私意，向朋友表示信用，不能用来作为奖赏的依据，也不能用来避免惩罚，这是臣下的私义。私义实行，国家就乱；公义实行，国家就治。所以公私应当有区别，臣下既有私心，也有公义。修养自身、保持清白而实行公事，行为端正、任官而无私，是臣下的公义；行为污秽、顺从欲望、保全自身、使家族获利，是臣下的私心。贤明君主在上，臣下就去除私心，实行公义；混乱君主在上，臣下就放弃公义，实行私心。所以君臣各怀不同心意，君主用计谋蓄养臣下，臣下用计谋侍奉君主，君臣的交往只是计谋。会损害自身而有利国家的事，臣下不愿做；会使国家富强而有利臣下的事，君主不愿实行。臣下的实情是，损害自身而没有利益的事不做；君主的实情是，损害国家而没有亲信利益的事不做。君臣之间，就是凭借计谋相互结合。至于面临灾难必定战死、竭尽智慧和力量，都是为了法令而这样做的。所以先王明确奖赏来勉励他们，严厉刑罚来威慑他们。赏罚明确，百姓就会拼死效命；百姓都拼死效命，军队就强盛，君主就尊贵。刑罚赏赐不明察，百姓没有功劳却求取所得，有罪却侥幸免除，于是军队削弱，君主卑下。所以先王的贤佐都竭尽力量、耗尽智慧。因此说，公私不能不分明，法令禁制不能不审慎。先王已经知道这一点。〔亡征〕凡是君主的国家土地小而私人家族大，君主权力轻而臣下权重的，可以灭亡。简慢法令禁制而专务谋虑，荒废国内土地而依仗外部交援的，可以灭亡。群臣以学术结党，喜欢辩说，商人从国外积聚财富，而小民在国内困苦的，可以灭亡。喜好宫室、台榭、陂池，经营车马服饰、器物玩好，使百姓疲惫裸露，耗尽财货的，可以灭亡。迷信时日，侍奉鬼神，相信卜筮而喜好祭祀的，可以灭亡。不用众人的言论互相参验，只把一个人当作门户、耳目的，可以灭亡。官职可以靠重金求取，爵禄可以用财货买得的，可以灭亡。心意迟缓而没有成就，柔弱优柔而少决断，爱憎没有定准、毫无确定立场的，可以灭亡。贪婪无厌，贪图眼前利益而喜好取得的，可以灭亡。喜欢滥施刑罚而不遵循法度，喜好辩说而不求实用，沉溺于华丽文辞而不顾功效的，可以灭亡。浅陋浮薄而容易被人看透，泄露秘密而没有隐藏，不能周密谨慎、把群臣言语传来传去的，可以灭亡。凶狠刚强而不能和谐，拒绝进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轻率地自以为是的，可以灭亡。依仗交援而怠慢近邻，依靠强大国家的救援而欺侮受压迫的国家，可以灭亡。羁旅寄居的士人，重要财货在国外，上面疏忽谋略，下面干预百姓事务的，可以灭亡。百姓信任他们的同党，下属不能制服上级，君主宠爱信任他们而不能废弃的，可以灭亡。境内豪杰不事奉君主却求取封赏，国外士人不以功劳考核试用，却喜欢以名声来推荐任用；羁旅之士骤然显贵，凌驾于旧有制度之上的，可以灭亡。轻视嫡子，让正妻所生的庶子相互争衡，太子尚未确定而君主便去世的，可以灭亡。心胸自大而不知悔改，国家混乱却自以为是，不估量国内的力量而轻易对待邻国敌国的，可以灭亡。国家弱小却不处于卑下地位，力量少却不畏惧强国，没有礼义却侮辱大邻国，贪婪刚愎而不善交往的，可以灭亡。太子已经确立，却娶强敌之女作为正妻，那么太子就危险。这样一来，群臣就会改变心意；群臣改变心意，国家就可能灭亡。胆怯恐惧、守备薄弱，过早看见祸患却心志柔弱，知道有事可以决断却不敢实行的，可以灭亡。

译君主出奔在外，国家却另行设置人质；太子尚未返回，君主却更换人选作为太子，这样国家就会离散。国家离散，可以灭亡。挫辱大臣而轻慢其身，刑杀小民而违逆其使者，心怀愤怒、想着羞耻，专门学习报复，这样就会产生叛贼；产生叛贼，可以灭亡。大臣拥有两重势力，父兄众多而强盛，内有党羽、外有援助，以争夺权势的，可以灭亡。听信婢妾的话，采用宠爱玩物之人的智谋，内外都悲伤怨恨而多次实行违法行为的，可以灭亡。轻慢侮辱大臣，对父兄无礼，使百姓劳苦，杀戮无辜的，可以灭亡。喜欢用智谋凌驾法令，时常把私意混入公事，法令禁制不断改变，号令屡次下达的，可以灭亡。土地没有坚固的城郭，恶年没有储蓄，财物少而没有防守作战的准备，却轻率发动攻伐的，可以灭亡。王族不能长久，君主频繁即位；幼儿成为君主，大臣专权，扶植羁旅之士结党，多次割让土地来等待外部交援的，可以灭亡。太子尊贵显达，属下众多而强盛，与许多大国交结，威势很早便形成的，可以灭亡。心胸狭窄而性情急迫，轻率急躁而容易冲动，一有怒意便发作，不考虑前因后果的，可以灭亡。君主多怒而喜好用兵，轻视根本教化而轻率进行战争攻伐的，可以灭亡。贵人彼此嫉妒，大臣势力隆盛，对外借助敌国，对内困扰百姓，以攻伐来报私怨，而君主却不诛杀的，可以灭亡。君主不贤，而侧室贤能；太子轻贱，而庶子骄横；官吏软弱，而百姓豪杰，这样国家就会躁乱；国家躁乱，可以灭亡。心中藏着愤怒却不发作，悬置罪人却不诛杀，使群臣暗中憎恨而更加忧惧，长期不能知道君主的意图，可以灭亡。出兵时授予将领过重的权力，边地任命的守将地位过高，使其专权擅自发号施令，直接行事而不请示的，可以灭亡。后妻淫乱，君主正妻蓄养秽乱之事，宫内宫外相互交通，男女没有分别，这叫作两个君主；有两个君主，可以灭亡。后妻卑贱而婢妾尊贵，太子卑下而庶子尊贵，正室轻贱而掌管请谒的人受重用，这样内外就会乖离；内外乖离，可以灭亡。大臣极其尊贵，偏私党羽众多而强盛，堵塞君主决断、重重擅自控制国家的，可以灭亡。私门的官吏得到任用，马府中的旧臣反而黜退，乡里偏私的善行被推荐，官职上的功劳被废弃，尊贵私人行为而轻贱公家功劳的，可以灭亡。公家空虚而大臣充实，正式编户贫困而寄居者富裕，耕作和战斗之士困苦，经营末业的百姓获利的，可以灭亡。看见大利却不趋赴，听到祸患的端倪却不防备，对争夺和守御的事情浅薄无知，却致力于用仁义装饰自己的，可以灭亡。不实行君主应有的孝道，却仰慕匹夫的孝道；不顾社稷利益，却听从君主正妻的命令；女子干预国家，受刑之人掌权的，可以灭亡。言辞善辩却不遵守法令，心思聪慧却没有法术，君主多才多艺却不依循法度办事的，可以灭亡。亲近的臣子得到进用，旧日的故臣却被排斥；不肖之人掌权，贤良之士退伏；没有功劳的人尊贵，劳苦之人卑贱，这样下层就会怨恨；下层怨恨，可以灭亡。父兄、大臣的俸禄等级超过其功劳，章服逾越等级，宫室供养极其奢侈，而君主不加禁止，那么臣下的欲望就没有穷尽；臣下欲望无穷，可以灭亡。公子、公孙与百姓共处一门，却暴虐傲慢地对待邻人，可以灭亡。所谓亡征，不是说一定灭亡，而是说有可能灭亡。两个尧不能彼此称王，两个桀也不能彼此使对方灭亡；君主灭亡的契机，一定在于治理与混乱、强盛与弱小彼此相差悬殊。树木折断，一定是蛀虫贯通其中；墙壁毁坏，一定是裂缝贯通其中。然而树木即使有蛀虫，没有强风也不会折断；墙壁即使有裂缝，没有大雨也不会毁坏。万乘之国的君主如果能够服从法术、施行法令，从而防止亡国征兆，如同能抵御风雨一样，那么兼并天下就不难了。〔有度〕国家没有永远强盛，也没有永远弱小；奉行法令的人强，国家就强；奉行法令的人弱，国家就弱。楚庄王兼并二十六国，开拓土地三千里；这是庄王使楚国百姓疲困、社稷衰败的原因，而楚国因此灭亡。齐桓公兼并三十国，开拓土地三千里；这是桓公使齐国百姓疲困、社稷衰败的原因，而齐国因此灭亡。燕襄王把黄河作为国境，把蓟作为国都，袭击涿方城，摧残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时就重视，没有燕国时就轻视。襄王把百姓当作社稷之本，而燕国却因此灭亡。魏安厘王攻打赵国以救燕国，夺取河东的土地，攻尽陶、魏的土地，又向齐国用兵，私下平定陆地的都邑，攻打韩国，攻下管地；在淇水下击败敌军；睢阳之战中，楚军疲老而逃往蔡地；召陵之战中，楚军被击破，军队四处布置于天下，威势施行于冠带之国。魏安厘王死后，魏国也因此灭亡。所以，如果有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如果有燕襄王、魏安厘王，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灭亡了，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致力于造成混乱，却不致力于治理。国家已经混乱衰弱，却又全都放弃国法而徇私于外，这就像背着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得更厉害了。所以在当今，能够去除私心邪曲、遵循公法的，百姓就安定，国家就治理得好；能够去除私自行径、实行公法的，军队就强大，敌人就削弱。所以考察得失，有法度制度来制约群臣，置于群臣之上，君主就不会被欺骗；考察得失，有权衡的称量标准来听取远方的事情，君主就不会被天下的轻重虚实所欺骗。如今如果按照声誉来提拔有才能的人，臣下就会背离君上而向下结党营私；如果按照党羽来推举官员，百姓就只致力于交结关系，而不求按照法令取得任用。所以，官员中失去有才能者，国家就会混乱。把声誉作为奖赏，把毁谤作为惩罚，那么喜欢奖赏、厌恶惩罚的人就会放弃公正的行为，施行私术，结党相互帮助，忘记君主而向外结交，以此来提拔自己的党与；这样一来，下属用来事奉上级的原则就浅薄了。结交的人众多，党羽广泛，内外结成朋党，即使犯有大罪，也有许多地方可以遮蔽。所以忠臣因不是自己的罪过而面临死亡，奸邪之臣却没有功劳也能安享利益。忠臣将死而不是因为他的罪过，良臣就会隐伏不出；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安享利益，奸臣就会得到进用。这就是国家灭亡的根本。这样一来，群臣就废弃法令而施行私事，把公法的轻重颠倒。多次到能人的门前，却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百般考虑私家便利，却一次也不谋划君主的国家。属官虽然很多，却不是用来尊崇君主的；百官虽然齐备，却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这样，君主只有君主的名号，实际上却把政权托付给了群臣之家。所以臣下说：亡国的朝廷，实际上没有人。朝廷没有人，并不是朝廷衰败，而是各家只忙于相互获益，不致力于使国家富厚；大臣只致力于互相尊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只拿俸禄、结交朋友，不把官职当作职责。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君主不亲自按照法令作出决断，却听信下属让他们去办理。

译所以明主让法令来选择人才，而不是亲自举荐；让法令来衡量功劳，而不是亲自估量。能干的人不能被遮蔽，失败的人不能被粉饰，受称誉的人不能因此进用，受到非议的人也不能因此罢退，那么君臣之间的是非就清楚易辨，国家也容易治理。因此，君主以法为仇敌般严守法令才可以。贤能的人做臣下，面向北方行臣礼并交付忠诚，没有二心；朝廷不敢推辞卑贱的职位，军队就不敢推辞艰难的任务；顺从君上的作为，遵循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自行判断是非。所以做臣下的人，有嘴却不说私人的话，有眼却不作私下的观察，一切都由君上制定。臣下就像人的手，上面用来修治头部，下面用来修治脚部，清凉、温暖、寒冷、炎热，无论怎样都不得不救治；身体中刺入镆铘这样的利剑，也不敢不奋力搏击。没有偏私的贤哲之臣，没有偏私的有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必越出乡里去交结，不必为百里之外的事困扰；贵贱不能相互逾越，愚者和智者都处于同等的衡量之中而各自站立，这是治理的极致。如今有些人轻视爵禄，容易离去逃亡，以此选择自己的君主，臣不认为这是廉洁；用欺诈的言辞违背法令，背弃君主而强行进谏，臣不认为这是忠诚；施恩布利，收买下属以求名声，臣不认为这是仁爱；离开世俗而隐居，并借此非难君主，臣不认为这是义；对外出使诸侯，对内耗损自己的国家，窥伺国家危急险阻之处来恐吓君主，说：交结诸侯若没有我就不能亲善，怨仇若没有我就不能化解；而君主竟把国家托付给他，听信他的话。他贬低君主的名声来显扬自身，毁坏国家的富厚来便利私家，臣不认为这是智慧。这些做法，都是险恶时代的言论，也是先王法令所摒弃的。先王的法令说：臣下不得有人擅自树立威势，不得有人擅自谋求私利；要遵从君王的意旨，不得有人擅自作恶，要遵循君王的道路。古代世道太平时的百姓，奉行公法，废弃私术，专心一致地行动，完全准备好等待任用。作为君主，如果亲自察看百官，每天的时间不够，精力也不足。况且君上用眼睛观察，臣下就会修饰自己的外表；君上用耳朵听，臣下就会修饰自己的声言；君上用思虑判断，臣下就会编造繁多的言辞。先王认为这三种做法都不够，所以舍弃自己的才智而依据法令制度，审察奖赏和惩罚。先王所守持的是根本要领，所以法令简明而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才智不能施展欺诈，险恶浮躁不能施展谄佞，奸邪没有依托之处。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不敢改变自己的言辞；即使身处郎中之位的人，也不敢遮蔽善行、粉饰错误；朝廷群臣直接会聚于君主面前，不敢相互逾越。所以治理政务并不费力，每天却有余力，这是君上运用权势造成的。臣下侵害君主，就像地形逐渐改变一样，日积月累地进行，使君主失去准则，东西易位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立司南来确定早晚、辨正方向，明主也使群臣不在法令之外任意发挥意图。法令之外，不施加私惠；法令之内，每一行动都不违背法令。法令是用来压制过失、消灭私欲的，严刑是用来贯彻命令、惩罚下属的。威势不能宽赦过错，制度不能与私门相通。威势和制度一旦被共同操持，各种邪恶就会显露。法令不被信守，君主的行动就会危险；刑罚不能果断实行，邪恶就不能被压服。所以说：巧匠虽然只凭眼力和心意就能使物体符合墨线，但一定先以规矩作为尺度。上等的智慧要防止事情发生偏差，也一定以先王的法令为准。墨线直，弯曲的木材就被砍削；水准平，突出的地方就被削平；权衡悬挂，重的就增加、轻的就减少；斗斛设置，过多的就减少、不足的就增加。所以用法令治理国家，不过是依照法令施行举措而已。法令不偏袒贵人，墨线也不因弯曲而改变。法令所施加之处，智者不能推辞，勇者不敢争辩。刑罚加在过失上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遗漏平民。所以可以纠正君上的过失，追究下属的邪行，治理混乱、裁决错误，削减多余、齐整不正。一统百姓的行为规范，没有比法令更好的。用官吏的威势制约百姓，可以使退缩、淫逸、懈怠停止；制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刑罚更有效的。刑罚重，便不敢以贵人身份改变对卑贱者的处置；法令审明，君上就尊严而不受侵害。君上尊严而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大而能掌握根本。所以先王把这种原则看得尊贵并传给后世。【扬权】天有天的大命，人有人的大命。香美脆嫩的食物、浓酒肥肉，入口甘美却损害身体；柔美的肌理、洁白的牙齿，令人心情愉悦却耗损精气。所以去除过分和极端，身体才不会受到伤害。权势不应显露，应当平素无为。事务在西方，关键在中央。圣人掌握关键，四方就来效力。虚心而静待，事情由对方自行处理。四海已经收藏，正道隐伏而阳道显现。左右辅佐已经确立，就打开门户而应对。不要改变，不要更易，和这两者一同运行。这样运行不停止，就叫作履行事理。万物各有适宜，材料各有用途，各自处在适宜的位置。所以君上和臣下都无为，使鸡负责报晓，使狸负责防守，都使用它们的才能，君上就没有事情可做。君上有所专长，事务就不能各得其宜。自负而喜好逞能，就会被下属欺骗；好辩而自以为聪慧又喜欢多事，下属就会利用他的才能，君上和臣下的作用就会颠倒，国家因此不能治理。运用专一原则的方法，以确定名分为首要。名分端正，事物就安定；名分偏斜，事物就迁移。所以圣人掌握专一而保持安静，使名分自行确立，事务自行安定，不显露自己的才华，下面就自然纯正。顺应事势而任用他们，使他们自行办理事务；顺应事势而授予他们权力，他们将自行举荐自己。端正名分并安排位置，使一切在君上之下自行确定。按照名分举用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分，就再考察他的形迹。形与名相互参验而相同，就使用由此产生的结果。形名相互符合，下面才会吐露真实情况，谨慎地做好自己的事务，等待天命，不丧失根本要领，这才是圣人。圣人的道路，在于去除智巧。智巧不去除，就难以保持常道。百姓使用这种方法，自身会遭遇许多灾殃；君主使用这种方法，国家会危险灭亡。顺应天道，返归形迹的道理，督察、参验、审问它们，终点就会成为起点。以虚静居后，从来不使用自己的意志。凡是君上的忧患，一定与它的端绪相同而不与它的形式相同；万民共同遵循的那条道路，广大而无形；德，是考察事理而普遍到达。至于群生，要斟酌而使用它们，使万物都盛大，却不与万物争功。遵循安宁之道的人，在下对事务周遍处理，依据考察而发布命令，随时与事物同生同死，参验名分而区别事务，通达同一根本而合乎实情。所以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墨不同于出入，调和不同于燥湿，君主不同于群臣。这六者，都是道的表现。道没有两个，所以叫作一。因此明君重视独立专一，这是道的形态。君主和臣下的道路不同，臣下凭名分表达请求，君主掌握名分，臣下呈现形迹。形与名相互参验而相同，上下就和谐协调。凡是听取言论的道理，要根据言论的出处，反过来把它作为考察其内情的入口。所以审察名分来确定位置，明辨职分来区分类别。听取言论的方法，要像深醉一样浑沌：是嘴还是牙？我难道要先开口吗？是牙还是嘴？越发昏昏然。让对方自行显露矛盾，我就借此了解他。是非如车辐般汇聚，君上不参与其中的争构。

译虚静无为，是道的实情。参验、交叉比较事物，是处理事务的形态。用事物相互比较来参验，用交叉参验来合于虚静。根本和主干不改变，行动和泄露就不会失误。使事物运动、融通，不用强为而使其改变。喜爱某事，就会产生许多事务；厌恶某事，就会产生怨恨。所以去除喜爱和厌恶，虚心以遵循道。舍弃君上而不与之共同承担，百姓就会拥戴君上的上位；不以义责成臣下，使君上独自成为上位者。牢固关闭内门，从室内观察庭院。参验近在咫尺，事情都已齐备，各自归于应处的位置。应当奖赏的就奖赏，应当刑罚的就刑罚，依据他们所做的事，使各自自行成就。善恶必定得到相应结果，谁敢不信？规矩既已设立，各方面就依次显现。君上如果不显露神机，下属就会有所凭借。事情如果不合乎下属的职责，就考察它通常的情形。像天一样，又像地一样，这叫作解除牵累。像地一样，又像天一样，哪一个疏远，哪一个亲近？能够取法天地，就叫作圣人。想治理内部，就设置职位而不要亲自亲近；想治理外部，就设置一名官员，不让他自行放纵，怎么能把事务转移并集中到大臣之门？只怕任用的人太多。凡是治理达到极致，下面不能有所求取，刑名周密相合，百姓才会守本职。舍弃这些而另外寻求，叫作大惑。狡猾的百姓会越来越多，奸邪就充斥身旁。所以说：不要让富人借贷而势力更大，不要让贵人逼迫别人，不要专门信任一个人而丧失整个都国。小腿如果大过大腿，就难以快走。君主失去神明般的权柄，老虎就会跟随在他身后。君主上面无所知，老虎就会变成狗。君主不早加制止，狗就会更加无所顾忌。老虎结成群，就会弑杀它的母亲。做君主却没有臣下，要国家有什么用？君主施行法令，大老虎就会畏惧；君主施行刑罚，大老虎自然安定。法令和刑罚使狗确实受到约束，老虎就会变成人，恢复本来面目。想治理国家，必须讨伐它们的聚集；不讨伐它们的聚集，它们就会聚众。想治理土地，必须适当发放赏赐；不适当发放赏赐，扰乱者就会要求更多。他向我索取，我就给他；如果借给仇人的斧头，假如不给他，他将会用斧头来砍伐我。黄帝有话说：上下之间一天要交战百次。下属隐藏自己的私心，试探君上；君上掌握尺度和衡量标准来裁制下属。所以尺度和衡量标准的确立，是君主的宝物；党羽和同党的具备，是臣下的宝物。臣下之所以不弑杀君主，是因为党羽同党尚未具备。所以君上失去一寸，下属就得到寻常。拥有国家的君主，不要使自己的都城势力过大；有道的臣下，不要使自己的家族显贵；有道的君主，不要使自己的臣下过于尊贵。使臣下显贵、富有，准备好的人将要取代君主，危险就会临近。赶快确立太子，祸乱才没有从中发生的机会。对内搜查、对外排除，必须亲自掌握尺度和衡量标准。势力厚重的，要削弱它；势力薄弱的，要磨灭它。削弱、磨灭都要有尺度，不要让百姓结党营私、共同欺骗君上。削弱它，要像月亮逐渐亏缺一样；磨灭它，要像炎热逐渐消退一样。简明命令，谨慎诛罚，必须把刑罚全部施行。不要让一张弓有两只鸟栖息；一处栖息两只雄鸟，它们的争斗就会不止。豺狼关在牢中，羊群就不会繁殖。一家有两个尊贵者，事情就会一事无成。夫妻共同掌权，孩子就无所适从。作为君主，要多次削剥树木，不要让树枝过于繁茂。树枝过于繁茂，就会堵塞公门，私门就会充实，公庭就会空虚，君主将被围困。要多次削剥树木，不要让树枝向外抵拒。树枝向外抵拒，就会逼近君主所居之处。要多次削剥树木，不要让树枝粗大而树根细小。树枝粗大而树根细小，将不能抵挡春风；不能抵挡春风，树枝就会伤害树心。公子已经众多，宗室就会忧惧叹息。制止它的办法，是多次削剥树木，不让树枝繁茂。树枝多次被削剥，党羽同党就会离散。挖去树根，树木就不会神异。填塞它的深渊，不要让水变清。探查他的胸怀，夺去他的威势。君上运用这些办法，要像闪电、雷霆一样。【 ○像箴言、铭文一样，君主的美言写满简册；道】道，是万物的开始，是判定是非的纲纪。因此，明君守住开始，以了解万物的根源；治理纲纪，以了解善恶成败的端绪。所以虚静地等待，使命令和名分自行确立，使事务自行安定。虚静就能了解实际情况，安静就能知道行动是否端正。有言论的人自行形成名分，有事务的人自行形成形迹。形名相互参验而相同，君主就没有事情可做，归结到事物的真实情状。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欲望；君主一旦显露欲望，臣下就会自行雕琢修饰。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意图；君主一旦显露意图，臣下就会自行表现出不同。又说：去掉喜好和厌恶，臣下才会显露本来面目；去掉旧习和智巧，臣下就会自行完备。所以有智慧却不凭它思虑，让万物知道各自的位置；有所行动却不以此自夸贤能，观察臣下所凭借的条件；有勇力却不凭它发怒，使群臣充分发挥武力。因此去掉智巧却能获得明察，去掉自贤却能取得功劳，去掉逞勇却能获得强大。群臣各守职分，百官各有常规，依据才能而任用他们，这叫作遵循常道。所以说：寂静啊，仿佛没有职位而居处；空旷啊，没有人能找到他的所在。明君在上无为，群臣在下就恐惧戒惧。明君的道路，是让有智慧的人竭尽思虑，君主因而裁决事务，所以君主不会困于自己的智慧。贤能的人献出才能，君主因而任用他们，所以君主不会困于自己的能力。有了功劳，君主就拥有贤能的名声；有了过失，臣下就承担罪责，所以君主不会困于自己的名声。因此，即使不贤，也能成为贤人的老师；即使不智，也能成为智者的准正。臣下拥有劳绩，君主拥有成功，这就是贤主的常法。道存在于不可见之处，作用存在于不可知之处；虚静无事，就能暗中看见弊病。看见却像没有看见，听见却像没有听见，知道却像不知道；知道他们说过的话以后，不改变、不更改，拿来互相参验考察。宫中有一个人时，不要让他与外界通报言语，那么万物都能穷尽，隐藏他的踪迹，藏匿事情的端绪，下属就不能追究根源。去掉君主的智巧，断绝君主的才能，下属就不能猜测君主的意图。保持我过去所遵循的原则，考察它们是否相同；谨慎掌握权柄并牢牢握住，断绝他们的希望，破除他们的意图，不让人产生非分欲望。不谨慎关闭门户，不牢固守住门户，老虎就会存在。不慎重办理事务，不遮蔽真实情况，盗贼就会产生。专擅君主的权柄，逼迫君主的居处，人们无不归附，所以称为老虎。处在君主身旁而作奸，就是奸臣；听到君主的过失，所以称为盗贼。离散他的党羽，收拢其余势力，关闭门户，夺去辅佐，国家就没有老虎。事情极其广大而不可估量，深邃而不可测度；使刑名相合，审察验证法式，擅自作为的人诛杀，国家就没有盗贼。因此君主有五种壅蔽：臣下闭塞君主的视听，叫作壅；臣下控制财利，叫作壅；臣下擅自发布命令，叫作壅；臣下得以擅行所谓义举，叫作壅；

译臣下得以树立、任用人物，叫作壅。臣下擅自执行君主的命令，君主就失去明察；臣下控制财利，君主就失去德行；臣下擅自发布命令，君主就失去权制；臣下得以施行义举，君主就失去名声；臣下得以树立人物，君主就失去党与。这就是君主所以能够独自专擅权力的原因，不是臣下可以操持权力的道理。君主的道路，是以安静退让为宝；不亲自操办事务，却能知道笨拙和巧妙；不亲自谋划思虑，却能知道福与祸。因此不用说话也能得到良好回应，不作约定也能使事情良好增长。言语已经得到回应，就掌握它的契约；事情已经增长，就掌握它的符信。符信、契约相合之处，就是奖赏和惩罚产生的地方。所以群臣陈述自己的言论，君主按照他的言论授予事务，再按照事务责求他的功劳。功劳符合事务，事务符合言论，就奖赏；功劳不符合事务，事务不符合言论，就诛罚。明君的道路，是臣下不能陈述不相符合的言论。因此明君施行奖赏，温润得像及时雨，百姓享受它的恩泽；施行惩罚，威严得像雷霆，即使神圣也不能解脱。所以明君不轻率奖赏，不赦免应罚之罪。奖赏轻率，功臣就会荒废事业；赦免罪过，奸人就容易作恶。因此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也一定奖赏；确实有过，即使亲近宠爱也一定诛罚。亲近宠爱的人也必定诛罚，疏远卑贱者就不会懈怠，亲近宠爱者也不会骄纵。【八经】凡是治理天下，必定要依据人情。人的情性有喜爱和厌恶，所以奖赏和惩罚可以使用。奖赏和惩罚可以使用，禁令就可以确立；禁令可以确立，治理之道就具备了。君主掌握权柄而处在权势之中，所以命令能够施行，禁令能够禁止。权柄，是决定杀生的制度；权势，是战胜众人的凭借。废置任免没有尺度，权力就会被亵渎；奖赏和惩罚由下属共同操持，威势就会分散。因此明主不怀私爱，听取意见也不滞留在一套说辞和计谋上。听取言论不相互参验，权力就会被奸臣分割；智术不使用，君主就会受臣下困窘。所以明主施行制度如同天，任用人如同鬼神。像天一样就不会错误，像鬼一样就不会困窘。权势施行而教化严明，即使有人违逆也不敢违背；毁誉一律依照法令实行，不容置疑。所以奖赏贤能、惩罚暴虐，是举善的极致；奖赏暴虐、惩罚贤能，是举恶的极致。这叫作奖赏相同而惩罚有别。奖赏没有比丰厚更好的，使百姓以得到它为利；赞誉没有比美好更好的，使百姓以此为荣；诛罚没有比严厉更好的，使百姓畏惧；毁谤没有比恶劣更好的，使百姓感到羞耻。然后统一施行法令，禁止诛罚私家，不妨害对公罪的惩罚。奖赏和惩罚一定使人知晓，知晓的方法就完备了。○依据人情：力量不能抵敌众人，智慧不能穷尽万物。与其只使用一个人的力量，不如使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所以，即使智慧和力量相当，众人的力量也能取胜。揣测得中只是个人劳苦，揣测不中就会获罪。下等君主耗尽自己的才能，中等君主耗尽众人的力量，上等君主耗尽众人的智慧。因此事情到来时就集合众人的智慧，听取一次意见就共同防备。听取的意见不一致，后来的行动就会违背先前；后来的行动违背先前，愚者和智者就无法区分。不共同防备，就会犹豫而不能决断；不能决断，事情就会滞留。只凭一次听取意见就作决定，就不要陷入深坑的祸患。所以要使人反复陈说，意见确定后也不要发怒。因此陈述言论的缘由，必须有防范和记录。集合智慧，事情发生后便可以验证；集合才能，功劳显现而谋划成败有征验，奖赏和惩罚随之而来。事情成功，君主收取功劳；谋划失败，臣下承担罪责。做君主的人，即使合验符契也不亲自劳作，何况亲自使用力量呢？处理智慧之事尚且不亲自劳作，何况亲自承担悬断呢？所以不是任用人，而是不要取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反而会发怒；使人彼此相互任用，君主就能保持神明般的洞察。君主保持洞察，下属就会竭尽其能；下属竭尽其能，臣下就不能借机依附于君主。这样，君主之道就完备了。○君主之道：知道臣下与君主利益不同的，可以称王；把不同强行变成相同的，就会被劫持；与臣下共同操持事务的，就会被杀。所以明主审察公与私的区别、利与害的所在，奸邪就没有可乘之机。混乱产生的原因有六种：君主的母亲、后妃、子孙宗族、兄弟、大臣、显贵贤能者和任用的官吏对臣下的要求。君主的母亲不违背礼制，不施加特殊等级；后妃不猜疑，不分割权势，不另立一套；庶子与嫡子不争夺权力，籍法制度不丧失；兄弟不侵害下属，不各自结成一门；大臣不拥塞禁令。奖赏一定施行，显拔贤能而不造成混乱。臣下有两种可以利用的因素，叫作内外：对外是畏惧，对内是亲爱。臣下向所畏惧者求取利益，向所亲爱者进言并得到听从，这就是乱臣所利用的地方。外国设置的官吏，要严惩其亲近之人。财帛不让外臣掌握，爵禄不按请托而给予，凡有请托者一并治罪，这样内臣就没有可利用之处。外面没有可借助的势力，里面没有可利用的亲爱，奸邪就被堵塞了。官员承袭职节而升进，直到担任重要职务，这是智慧。职位达到高位、任职重大的人，要用三种方法控制：一叫人质，二叫镇守，三叫巩固。亲戚、妻子、儿女，是人质；爵禄丰厚而一定加以控制，是镇守；参验交叉并掌握贵重财物，是巩固。贤者止步于人质，贪婪者被镇守所化服，奸邪者在巩固之下穷困。忍让而不加制止，下面就会失控；小患不除，大罪就会发生。名实相当，正道就产生；如果损害事务、毁伤名声，即使以饮食相待也不能这样做，而要与他的仇敌相交，这叫作除去暗中的奸邪。暗中奸邪有两类：一叫诡，一叫易。看见功劳就奖赏，看见罪过就惩罚，诡诈就会停止；是非不泄露，游说和进谏不能相通，变易就不会被采用。父兄贤良而放任外出，叫作游祸；它的祸患是邻国敌人得到许多资助，以及受辱之人增多。亲近侍从叫作狎贼；它的祸患是产生发怒、怀疑、受辱的心。内藏愤怒，持有罪证却不发作，叫作增乱；它的祸患是侥幸妄为、任意举动的人。让大臣形成两种势力而相互牵制，不偏不倚，叫作卷祸；它的祸患是家族势力强盛而劫持、杀害之难发生。轻易变更却不能自我显明，叫作弹威；它的祸患是盗贼、毒害之乱兴起。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知道，就会发生劫持和杀害之事。废置任免之事发生在内部，国家就能治理；发生在外部，国家就会混乱。因此明主在内部用功劳来评定，在外部用利益来资助。所以国家治理而敌国混乱，这是导致混乱灭亡的道路。臣下被憎恶，祸乱就从外部如同某种事物一样兴起；臣下被宠爱，祸乱就从内部如同药物一样发生。○发动混乱：参验交叉的方法施行，以参验使谋划增多，以交叉考察来追究过失。

译实行参验一定要折挫，实行交叉考察一定要使人发怒；不折挫，就会轻慢君上；不使人发怒，就会彼此和同。折挫时要略微多一些，以了解人数的多寡；发怒之前不要触及众人，以观察听取言论的形势。它的征验，在于对结党营私者给予不同奖赏，对同样罪过施行诛罚。言论有多种端绪，必须用地域考察，用天时谋划，用事物验证，用人物参验。这四种征验成为符信，才可以据此观察。反复参验言论，以了解其诚实；改变所见，以改变其神色；掌握显现的情况，以发现异常；只使用一次，以对付亲近侍从；重复言语，以使远方使者畏惧；举出过去的事，以了解他的先前；接近他，以了解他的内情；疏远安置，以了解他的外情；掌握明白的事情，以询问所不明白的；诡诈地派遣使者，以断绝轻慢和泄露；倒过来说话，以试探所怀疑的事；反过来论说，以发现暗中的奸邪；设置进谏，以约束独断专行；举措行动，以观察奸邪发动；明白说明，以诱导他躲避过错；降低对待合适的人，以观察他正直还是谄媚；公开传播所听到的，以了解尚未见到的；制造争斗，以离散朋党；深入探究一件事，以警戒众人的心；泄露不同情况，以改变他们的考虑；把相似的事合起来，以相互参验；陈述过错，以显明其固执；知罪并避罪，以止息威势；暗中派人按时巡察，以省察内情；逐渐改变，以离间相互交通结交的人；在下约束上，在相室约束廷臣，在廷臣处约束官属，在兵士处约束军吏，派遣使者约束其行动，介县吏约束其属吏，郎中约束左右，后妃约束宫中女子；这叫作条理通达的方法。言论相互通达、事务泄露，权术就不能施行。○建立原则：明主的要务在于周密，所以喜怒一旦显露，恩德就会被偿报，威势就会被分割。所以明主的言论要隔绝阻塞而不使其流通，周密隐藏而不使人看见。因此，以一件事取得十件情报，是下等的方法；以十件情报考察一件事，是上等的方法。明主兼用上下两种方法，所以奸邪无处逃脱。五官互相连接，县与县彼此相邻；告发过失就奖赏，隐瞒过失就诛罚。上对下、下对上，也都是这样。所以，上下贵贱彼此畏惧法令，彼此以和睦相劝。百姓的本性有生存的实际，也有生存的名声；做君主的有贤明智慧的名声，也有施行赏罚的实际。名和实一同达到，所以善行得到福报一定会被知晓。○交叉言说：听取意见不相互参验，就没有办法责求下属。言论如果不督察它的实际用途，邪说就会冒充正说而上达君主。言论作为事物，凭数量多就容易被相信；本来不然的事物，十个人说怀疑，百个人说是这样，千人一说就难以解开。沉默的人所说的话令人怀疑，善辩的人所说的话容易被相信，这是奸邪向君上进食的方式；它取资于众人的记录，凭借辩说取得信任，又用同类言辞装饰自己的私心。君主如果不耐烦愤怒而等待多方参验，就会被这种势力资助。下等的君主如此，上等的君主听取言论则督察它的用途，考核它的功劳，功劳考核清楚后奖赏和惩罚就产生。所以没有用途的辩说不能留在朝廷；任职办事的人如果知道自己不足以治理职事，就罢免其官职，收回其言说；言论夸大，就追究它的端绪。因此奸邪得以被查获，无故发怒而又不合实际的，称为诬陷；诬陷者有罪，臣下的言论必定得到回应，游说必定要接受实际使用的责验。所以朋党的言论不能上达。凡是听取言论的方法，对于臣下忠诚的议论要使其上达，对于奸邪的博杂言论要留在内部。君主如果不明察，奸邪就能取得凭借。明主的方法是：已经喜悦，就查求使自己喜悦的言论从何而来；已经发怒，就察看是谁构成了使自己发怒的事；在情绪改变以后再论说，以取得毁誉、公私的征验；让众人进谏以发挥智慧，使君主自行取得判断。这样既能避免罪责，所以众人的进谏，实际上是君主判断成败的取法。上面不要有相互附和的言论来预先制造将要发生的事，后来要用符验言论来了解欺骗。这确实是明主的道路：臣下不能两面进谏，必须承担其中一面；言语不能擅自施行，必须合并参验。这样，奸邪就没有道路可以进用了。对于事物，往往因为相信的人多就被认为可信；否则，即使十个人说有疑问，百个人说是这样，到了千人也无法弄清。口吃者所说的话容易被怀疑，善于辩说者所说的话容易被相信；奸邪之徒正是靠这些来蒙蔽君上，他们从众多的记载中取得依据，相信善辩之辞，又用同类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君主若不能满足于愤怒，而是等待汇合、参验各种情况来考察其势，就会使下属得到资助。遵循正道的君主，听取言论时考察它的实际用途，考核办事的功效；考核功效之后，赏罚便由此产生。因此，没有用处的辩说不会留在朝廷；任事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治理职事，就应当罢免其官职，收回其言说；言论越夸大，就越要追究其根由。所以，奸邪之徒得以因无缘无故的愤怒而行事，便是不应当做的诬陷；既然诬陷，就应当治罪。臣下的言论一定要有回应，所说的意见一定要受到责求并落实。因此，朋党的言论不能上达君主。大凡听取言论的方法是：臣下忠诚的议论要让君主听到，奸邪而博杂的议论则要收在内而加以考察。君主一旦不明智，奸邪之徒就能从中取得凭借。明君的做法是：已经喜爱某人时，就追查他所接受的言论；已经恼怒某人时，就察看是谁构陷他；在自己的态度改变之后再评议此事，从而辨明毁誉。对于公私的征验，要让众臣进谏以发挥智慧，使君主自己作出取舍；众臣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罪责。因此，众人的进谏，往往会败坏君主自行取舍的原则。不要在君上面前先说出未经验证的话来预设将要发生的事情；如今应当在事后核验言辞，以知道其中是否有欺骗。这确实是明君的做法。臣下不能提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谏言，君主必须采用其中一种；言语也不能擅自行进，必须汇合参验之后再行。因此，奸邪之徒就没有门路可以进用了。【原文末有残缺或异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听取法令：官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法令；法令之所以废弛，是因为君上昏暗。君上昏暗而没有尺度，官吏就会擅自作为；官吏擅自作为，所以奉行权重而没有前后限制；奉行权重而没有前后限制，就会征收很多；征收很多，所以官吏富有。官吏富有而权重，正是扰乱功业的根源。明主的道路，是在官职上任用贤能，按照功劳给予奖赏；进言合乎君主喜好就都得到利益，不合乎君主喜好就都受到伤害。这样，人们就不会偏私父兄而进用仇敌；权势足以施行法令，俸禄足以供给事务，私心就无从产生。所以百姓虽然劳苦，却轻视官吏；任事的人不要用繁重事务使宠臣更受宠，必须依据爵位；居官的人不要私自让人从中获利，必须依据禄秩。因此百姓尊重爵位、重视俸禄。爵禄是用来奖赏的，百姓重视奖赏，国家就能治理。刑罚繁多，是因为名分混乱；奖赏举用不当，百姓就会疑惑。百姓重视名声与重视奖赏相同；受奖赏者却有毁谤，不足以劝善；受惩罚者反有赞誉，不足以禁止。明主的道路是：奖赏一定出于公共利益，名声一定在于为君上效力；奖赏和赞誉遵循同一轨道，非难和诛罚一同施行。这样，百姓就不会只在奖赏之中求取荣誉；受到重罚的人一定有恶名，百姓因畏惧刑罚而受到禁止，国家就能治理。○同类权柄：显示施行义举，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割；慈爱仁厚而任凭个人施行，法制就会毁坏。百姓凭法制畏惧君上，而君上又凭权势使自己屈居下位，于是下属放纵凶狠，触犯君上，反以轻视君主的风俗为荣，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割。百姓因法令难以触犯君上，而君上却因慈爱仁厚使法令弯曲，所以臣下就会明白其中可乘之处。施加宠爱、布施恩惠而致力于行贿请托的政治，法令因此废弛；尊重私自行径而使君主威势分割，施行行贿请托而使人怀疑法令。君主听任这些做法，国家就会混乱；不听任，又会被诽谤为君主。于是君主轻视自己的职位，法令在官府中混乱，这叫作没有常法的国家。明主的道路是：臣下不能凭施行义举成就荣誉，不能把家族利益作为功劳。功劳和名声产生的地方，一定出自官府法令。法令之外，即使有难以施行的事情，也不能借此显扬。这样百姓就不能凭私名求取利益；设置法度来使百姓齐一，信守奖赏和惩罚以尽用才能，明确毁誉以劝善止恶。名号、赏罚、法令，是三个方面。因此大臣有所作为，就会尊崇君主；百姓有了功劳，就会使君上获利。这叫作有道的国家。○君主说服、威势和疑惑：凡是治理的大要，就是使奖赏和惩罚恰当。奖赏没有功劳的人，惩罚没有罪过的百姓，不是所谓明察。奖赏有功者，惩罚有罪者，并且不失其恰当，关键在于用人；并不是能够产生功劳、制止过错本身。所以禁止奸邪的法令，上等的方法是禁止人的内心，其次是禁止言论，再次是禁止行为。如今世人都说，尊崇君主、安定国家一定要依靠仁义和智能，却不知道使君主卑下、使国家危险的人也一定会利用仁义和智能。所以有道的君主远离仁义，抛弃智能，用法令使人服从，因此声誉广泛而名望威严，百姓得到治理，国家安定。这是知道如何用百姓的法令。凡是术，是君主所掌握的；法，是官吏所取法的。然而让郎中每天在郎门之外听到道理，以至于境内每天都看见法令，这并不困难。从前有扈氏有失法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狐优施。这六个人，都是亡国的臣子。他们把正确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正确；内心险恶来伤害外部，只在小事上谨慎以显示自己的善；称述往古，使良好事物受到阻碍；夸耀自己达到的极致以聚集精微之才；又用君主所喜欢的事物来扰乱君主。这些就是郎中和左右近臣一类的人。往代的君主，有的得到这种人而自身安定、国家保存，有的得到这种人而自身危险、国家灭亡。

译得到人的名声虽然相同，利害却相差千万。所以君主身边的人不可不谨慎。做君主的，如果确实明白臣下所说的话，就能把贤能和不肖区分得像黑白一样。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在上面见到利益也不喜悦，面临灾难也不恐惧。有人把天下给他们，他们也不取；有卑贱受辱的名声，他们就不乐意，也不以食禄为利。见到利益不喜悦，君上即使厚重奖赏也无法劝动他们；面临灾难不恐惧，君上即使施行严刑也无法威慑他们。这叫作不受命令的百姓。这十二个人，有的伏身死于洞窟，有的枯槁死于草木之间，有的在山谷中饥饿而死，有的沉溺于水泉之中。这样的百姓，先古圣王都不能使他们成为臣下。在当今时代，将用他们来做什么？至于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这六个人都急切争辩、强行进谏，以压服他们的君主。言论被听取、事情被实行时，就像师徒相合；一句话不被听取，一件事不被实行，就凌辱他们的君主，以言语跟随这种凌辱，以威势相逼。即使自身死亡、家族破灭，身首分离、手足异处，也不以为难。像这样的臣下，先古圣王都不能容忍。在当今时代，将用他们来做什么？至于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这九个人做臣下时，都结党营私以事奉君主，隐藏正道而施行私曲；在上逼迫君主，在下扰乱治理；借助外部势力来使内部法令弯曲，亲近下属来谋害君上，不难做出这种事。这样的臣下，只有圣王和有智慧的君主能够禁止。至于昏乱的君主，能看清他们吗？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做臣下时，都早起晚睡，降低身份、委屈自己，心意戒惧，明察刑法，治理官职来事奉君主；进献善言，贯通道理法令，却不敢夸耀自己的善行；有了成功、建立了事业，也不敢夸耀自己的劳绩。他们不难破坏家族来便利国家，牺牲自身来安定君主；把君主看作高天泰山般尊贵，把自身看作深谷、鬴洧般卑下。君主在国家拥有显赫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而他们自身不怕承受深谷、鬴洧般的灾害。这样的臣下，即使遇到昏乱的君主，尚且可以建立功业，何况遇到显明的君主呢？这叫作辅佐霸王的人。至于周滑伯、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楚芊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千、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这十二个人做臣下时，都只考虑小利而忘记法义；在上就遮蔽贤良，使君主昏暗；退下就扰乱百官，制造祸难；都辅佐君主、满足君主的欲望，只要能在君主那里得到一句称许，即使破坏国家、杀害众人，也不认为困难。有这样的臣下，即使遇到圣王，尚且担心被他们夺取权力，何况昏乱的君主，怎能不有所丧失？有这样的臣下，最终都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所以周威公自身被杀，国家分裂为二；郑子阳自身被杀，国家分裂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徵舒之家；楚灵王死在干谿之上；随国灭亡于楚；吴国被越国兼并；知伯灭亡于晋阳城下；齐桓公死后七日还没有收殓。所以说：谄谀的臣下，只有圣王能够识别，昏乱的君主却亲近他们，因此最终自身死亡、国家灭亡。圣王和明主就不是这样：在内举荐人才不避开亲属，在外举荐人才不避开仇敌；只要他有才德就举荐，不具备才德就处罚。因此贤良之人不断进用，奸邪之人一并退却，所以一次举用人才就能使诸侯臣服。记载中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位君王所诛罚的，都是父兄子弟中的亲近之人。他们为什么杀死这些人，使其自身灭亡、家族残破呢？因为这些人危害国家、伤害百姓，败坏法令、毁坏纲常。观察他们所举用的人，有的在山林、湖泽、岩洞之中，有的在监狱、囚禁、锁链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煮、割草放牧、喂牛等事务；然而明主不以他们卑贱为羞，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阐明法令、便利国家、使百姓获利，于是就举用他们，自己安定而名声尊贵。昏乱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不知道臣下的心意和行为就把国家交给他们，所以小则声名卑下、土地削减，大则国家灭亡、自身死亡，这是不明白任用臣下的道理。君主没有一定的尺度来衡量臣下，却凭众人的议论作决定；众人所赞誉的，就跟着喜欢；众人所非难的，就跟着憎恶。因此做臣下的人破坏家族、残害财物，在内结成党羽，在外结交街巷中的族党来求取声誉；又暗中约定结交以互相巩固，虚假地互相授予爵禄来互相劝勉。并且，与我同道的人我将使他获利，不与我同道的人我将加害于他。众人贪图他的利益，畏惧他的威势；他确实高兴，就能够使自己获利；他忌恨发怒，就能够使自己受到伤害。众人归附他，百姓又因他的声誉而留住他，声誉充满全国并传到君主那里；君主不能考察其中的真实情状，便因此把他当作贤能。他们又派遣善于欺诈的人，对外假托为诸侯所宠信的人，使诸侯以车马供给他，以符节取信于他，以言辞安抚他，以财帛资助他，让诸侯向自己的君主进献惑乱人心的言说，暗中夹带私意，却以公议为名。那些充当使者的，是别国的君主；那些充当游说者的，是君主身边的人。君主喜欢他们的言论，认为他们善于辩说，于是把这些人当作天下的贤士。内外左右的人，所讽谏的内容相同，所说的话也一致。事情大时，便不难让君主降低身份、尊崇他们的地位而接纳他们；事情小时，便以高爵厚禄诱利他们。奸人的爵禄越厚，党羽就越多；再加上他们怀有奸邪的意图，于是奸人更加反过来游说君主说：“古代所谓的圣王、明君，并不是因为能够长久防守、使国家不衰弱，也不是因为能够依次治理，而是因为他们结党聚众，聚集乡里族人，逼迫君主、弑杀君主，以求取自己的利益。”君主问：“怎么会这样呢？”奸人便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位君王，都是臣下弑杀君主的人，可天下却称誉他们。”考察这四位君王的真实情形，不过是贪图取得权力罢了；推究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凭借暴乱的军队罢了。然而这四王自行扩张势力，天下却称他们伟大；自行彰显名声，天下却称他们英明。于是他们的威势足以临制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世间，天下人便都归附他们。

译奸人又说：“按照如今所听闻的事，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氏夺取周，易牙夺取卫国，韩、魏、赵三家分割晋国。这六个人都是臣下弑杀君主的人。”奸臣听到这些话，便猛然竖起耳朵，认为这说法正确。所以，他们在国内结党，在外联络乡里族人，观察时机发动事变，一举夺取国家。况且，在内以党羽劫持、弑杀君主，在外凭借诸侯的权势轻慢、改变自己的国家，隐蔽正道，执持私曲，对上禁制君主，对下扰乱政治的人，多得数不清。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如何选择臣下。《记》说：自周宣王以来，灭亡的国家有几十个，其中臣下弑君而夺取国家的很多。因此，祸难从内部兴起和由外部造成的，大致各占一半。能够竭尽民力、毁灭国家而杀身的人，还都算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篡夺君位、使众人覆灭并传国给他人，正是祸患最严重的情形。做君主的人，如果确实明白臣下所说的这些话，那么即使他张网射鸟、纵马驰骋、撞钟观舞，国家仍然可以保存；如果不明白臣下所说的话，即使节俭勤劳，穿粗布衣、吃粗劣食物，国家仍会自行灭亡。赵国的先君敬侯，不修养德行，却喜欢放纵欲望，只追求身体所安逸、耳目所快乐的事情。冬天张网射鸟，夏天泛舟纵乐以度长夜，常常几天不停止饮酒；不能饮酒的人，便用筒子把酒灌进他的口中。进退不庄重、应答不谨慎的人，便在君主面前斩杀。因此，他平日的居处饮食是如此没有节制，制定刑罚、进行杀戮又是如此没有限度。然而敬侯享有国家数十年，军队没有在敌人面前疲敝，国土没有被四邻侵损，国内没有君臣百官的祸乱，国外没有诸侯邻国的忧患，这是因为他明白如何任用臣下。燕君子哙，是召公奭的后代，土地方圆数千里，持有军队数千万；他不贪恋子女的享乐，不听钟磬之声，内不修治污浊的池台楼榭，外不张网射鸟、田猎，又亲自拿着耒耨来整治田间沟垄。子哙使自己劳苦，以民众的忧患为忧，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谓的圣王、明君，他们辛劳自身、忧虑世事，也没有超过这个程度。然而子哙本人死了，国家也灭亡，被子之夺取，天下人还讥笑他。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不明白如何任用臣下。所以说：臣下有五种奸邪，而君主却不知道。做臣下的，有铺张使用财货、行贿以取得声誉的；有专门致力于庆赏赐予以收拢众人的；有专门结党、曲从私智、尊崇士人以任意施展的；有专门设法解除罪责、赦免狱囚以树立威势的；有专门迎合下属、奉承曲从，使用怪异的言论、奇异的服饰和夸大的称号来炫惑民众耳目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应怀疑的，也是圣主所应禁止的。除去这五种人，浮躁欺诈的人就不敢面向君主站立游说；文辞很多、实际行动很少而且不合乎法令的人，也不敢用虚妄的情状来游说。因此，群臣平居时就修养自身，行动时就竭尽力量；不是君上的命令就不敢擅自行动，也不敢用急切的言语歪曲事实。这就是圣王用来治理臣下的方法。那些圣主、明君，并不是故意设置可疑之事来窥察臣下。见到可疑之事却没有反应的人，天下少有。所以说：庶子中有可以与嫡子相抗衡的，妾中有可以与正妻相抗衡的，朝廷中有可以与宰相相抗衡的臣下，臣下中有可以与君主宠臣相抗衡的。这四种情形，是国家的危险所在。所以说：内有宠妾与皇后并列，外有宠臣与执政大臣并列，庶子与嫡子匹敌，大臣与君主抗衡，这是祸乱的道路。因此《周记》说：不要尊宠妾而贬低正妻，不要使庶子与嫡子相抗而尊崇小宗，不要尊宠嬖臣使他与上卿匹敌，不要尊崇大臣使他能够与君主相抗。四种相抗的势力一旦被破除，君上就没有疑虑，臣下也没有怪异；四种相抗的势力不能破除，就会自身陨灭、国家灭亡。【诡使】圣人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三种：第一是利益，第二是威势，第三是名分。利益，是用来取得民众的；威势，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分，是上下共同遵循的道路。没有这三者，即使有其他东西，也无济于事。如今利益并非不存在，但民众却不受君上教化；威势并非不存在，但臣下却不听从；官职并非没有法度，但政治却不符合名分。三者并非不存在，可世道为什么时而治理、时而混乱？是因为君上所尊崇的，常常与他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反。建立名号，是为了尊贵；如今轻视名号、鄙薄实际的人，世人却称他为高尚。设置爵位，是为了建立贵贱的根基；而轻慢君上、不求谒见的人，世人却称他为贤人。威势和利益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没有利益也轻视威势的人，世人却称他为有气节。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而不遵从法令、把私行善事当作美德的人，世人却称他为忠臣。官职爵禄是用来劝勉民众的；而喜好名节、不肯出仕的人，世人却称他为烈士。刑罚是用来专擅威势的；而轻视法令、不避刑戮死亡之罪的人，世人却称他为勇士。民众追求名声，超过追求利益。这样一来，那些饥饿困乏的士人，怎么能不居住山岩、劳苦自身，以便在天下争取名声呢？所以世道不能治理，并不是下属的罪过，而是君上失去了治道；君上常常尊崇导致混乱的东西，却鄙视能够带来治理的东西。因此，下属所追求的，常常与君上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违背。如今，下属听从君上，这是君上所急切要求的；但忠厚诚实、专心守信的人，世人却称他为贫陋；守法坚定、审慎听令的人，世人却称他为愚笨；尊敬君上、畏惧罪责的人，世人却称他为怯懦；说话合乎时令、行为合乎中道的人，世人却称他为不肖；没有二心、不搞私学、听从官吏教导的人，世人却称他为鄙陋。难以招致的人，被称为正直；难以给予财物的人，被称为廉洁；难以禁止的人，被称为齐整。有命令却不听从，被称为勇敢；对君上没有利益，被称为朴实；宽厚施惠、推行德行，被称为仁慈；稳重厚道、自尊自持，被称为长者；私自讲学而聚集成群，被称为师徒；闲静安居，被称为有思想；损害他人以追逐利益，被称为敏疾；险诈浮躁、轻佻反复，被称为智慧；先替别人着想而后顾及自己，广泛以博爱天下为名，被称为圣人；言论夸大而不相称、不能实行，行为又违背世俗的，被称为大人；轻视爵禄、不屈从君上的，被称为豪杰。下属逐渐形成这样的行为，进入国内就扰乱民众，出仕又不肯任职。君上应当禁止他们的欲望，消灭他们的踪迹，却不加制止，反而又尊崇他们；这就是教导下属以扰乱君上，却把它当作治理。凡是君上用来治理的，是刑罚。如今，有人私自实行所谓义行，尊崇国家赖以建立的东西，而那东西其实是安静；有人浮躁险诈、谗谀逢迎，却任用他掌管四境之内赖以听从的东西，而那东西其实是信用和德行；有人偏邪聪慧、反复倾覆，却让他掌握政令得以推行、威势得以建立的东西，而那东西其实是防守和节俭。

译不听从君上、隐居山岩而非议世俗的人，却显扬他们使仓廪充实所依靠的东西，而那是耕农的根本事务；而把织彩、锦绣、雕刻绘画当作末业的人，却享有使富贵名声形成、使城池扩大的东西，而那本来是战士。如今，死于战斗的孤儿，饥饿乞讨于道路；反而优伶、笑徒、酒徒之类乘车穿丝、享受赏禄。这就是耗尽民力、使下属轻易战死的做法。如今，战胜攻取的士卒劳苦而得不到赏赐；反而卜筮、看手相、察狐虫，在君主面前说顺耳话的人，每天得到赏赐，掌握生杀的大权。如今，守法奉公的人，想以忠诚触犯君上而求见，却不能得到接见；那些用巧言利辞、行奸邪之道来侥幸偷安于世的人，却屡屡在君主面前援引法令直言，声名与刑罚相称，依照规矩诛杀奸人，本来是替君上治理国家的人，反而越来越被疏远。谄媚逢迎、顺从意旨、满足欲望而危害世道的人，却成为君主亲近的人，专门征收租税、独占民力，以此充实仓库府库。反而士卒逃避职事、躲藏隐匿、依附有权势的门第，以逃避徭役赋税而使君上无法役使的，多到数以万计。肥沃的田地和有利的住宅，本来是用来激励战士士卒的；但那些斩头裂腹、尸骨播撒在原野的人，却没有住宅容身，身死之后田地还被夺走，而女子姐妹中有姿色、与大臣左右有关系却没有功劳的人，却可以选择住宅接受、选择田地享用。赏赐和利益全都从君上独自发出，这是君上专擅控制下属的结果；可是身披铠甲作战的士卒得不到职位，安闲居处的士人却得到尊崇显贵。君上用这种方式教导臣民，名分怎么能不降低，君位怎么能不危险？那些使名分卑下、使君位危险的人，必定是下属不遵从法令、有二心、专事私学、反抗世道的人；君上却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破除他们的群体以分散党羽，反而又尊崇他们，任用他们，掌权者实在太过分了。君上树立廉耻，是为了使下属有所归属。如今士大夫不以污泥丑辱为羞耻，却通过宦官、女子姐妹以及私交关系的门路，不按次序就取得官职，这是把赏赐看得过重。反而战斗有功的士卒贫贱无地位，善于逢迎、优游取宠的人却越级取得名号，这是把诚信当作通行威势的途径。君主又遮蔽战士功劳，使亲近之人和女子谒见者并行其事，百官掌管爵位迁调人员，掌权者实在太过分了。大臣任用官员，结党营私而不守法，在下属之间施行威势和利益，那么君主就卑下而大臣就尊重了。制定法令，是为了废除私行；法令实行，私道就应当废除。私行，是扰乱法令的东西。士人有二心、私自讲学，隐居山穴，托身潜伏、深思远虑，大的方面非议世道，小的方面惑乱下属。君上不加禁止，反而又尊崇他们，用名声使他们以虚名取代实际，这就是没有功劳却显贵、没有劳绩却富有。这样一来，那些怀有二心、私自讲学的士人，怎么能不深思竭虑，努力施展智巧，诽谤法令，寻求与世俗相反的东西呢？凡是扰乱君上、反抗世道的人，通常都是有二心、私自讲学的士人。所以根本的说法是：治理所依靠的是法，混乱所依靠的是私。法令一旦确立，就没有人能够行私。因此说：依循私道就会混乱，依循法度就能治理。君上没有治道，智者就有私下的言论，贤者就有私下的意图；君上有私下的恩惠，下属就有私下的欲望。所谓圣贤智慧的人结成群体，制造言论辞说，把不合法令的东西进献给君上。君上不加禁止、堵塞，反而又尊崇他们，这就是教导下属不听从君上，教导君上不遵从法令。因此，贤者显扬名声而居处安逸，奸人依赖赏赐而富有。贤者显扬名声而居处安逸，奸人依赖赏赐而富有，所以君上不能胜过下属。【 ○因为言辞痛快淋漓，所以篇幅较多，并不厌烦反复申说。《绎史》卷一百四十七上。《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