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卷一百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绎史》卷一百四十三上。灵壁县知县马骕撰。荀子著书【上】《史记》说：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时，才开始到齐国游学。驺衍的学说迂曲宏大而且辩论宏阔，邹奭的学说文饰完备却难以施行。淳于髡长期同他们相处，时常能得到好的言论，所以齐人歌颂说：“谈论天道的是驺衍，雕饰龙文的是邹奭，炙毂过的是淳于髡。”田骈一类的人，都已经死了。齐襄王时，荀卿最受尊敬，被称为老师。齐国还崇尚整治、排列大夫的职位，荀卿三次担任祭酒。齐国有人诋毁荀卿，荀卿于是前往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免，于是定居兰陵。李斯曾经做过他的弟子，后来担任秦国丞相。荀卿憎恶浑浊时代的政治，亡国乱君接连不断，却不遵循大道，反而迷信巫祝、相信禨祥；他鄙视拘泥琐细的儒者，如庄周等人，又认为他们狡猾诙谐、扰乱风俗。于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家关于道德的作为及其兴衰，编次著述数万字。最后在兰陵去世并安葬。【《汉书·儒家》说：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是赵国人，曾任齐国稷下祭酒。】《荀子·非十二子》说：假借当今时代，粉饰邪说，文饰奸言，以此扰乱天下、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言辞诡谲高大而琐碎，使天下人混然不知是非治乱所在的，有这样一些人。放纵情性，安于任意妄为，行为像禽兽一样，不足以符合礼文、通达治理；然而他们持论有根据，言语能自成一套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众，这就是它嚣、魏牟。压抑情性，极力钻研偏僻之学，以苟且求得同别人有所区别为高尚，不足以符合大众、明白大义；然而他们持论有根据，言语能自成一套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众，这就是陈仲、史防。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柄，只称说君上的功利，极端崇尚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足以容纳辨别君臣不同的观点；然而他们持论有根据，言语能自成一套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众，这就是墨翟、宋钘。崇尚法度却没有固定的法则，居下位时修饰自己而喜好创作；对上则取法于君上，对下则顺从世俗，整天谈论成文典籍和细密考察，却始终茫然无所归宿，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然而他们持论有根据，言语能自成一套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众，这就是慎到、田骈。不效法先王，不以礼义为正确，却喜好治理怪异学说，玩弄奇异辩论，过分苛察而没有仁惠，善于辩说却没有用处，事务繁多而功效很少，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然而他们持论有根据，言语能自成一套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众，这就是惠施、邓析。大致效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之道的统绪；虽然如此，他们才智过人、志向宏大，见闻杂博，考察往事和旧闻来创制学说，称为“五行”，却非常偏僻乖离而没有类别，幽深隐晦而无法说明，封闭简约而不能解释。他们考订修饰这些言辞而恭敬地尊奉，说：“这才是真正先君子的言论。”子思首先倡导，孟轲随后应和，世俗中那些浅陋昏昧的儒者还喧嚷着，不知道其中错误在哪里，于是接受并传授它，认为仲尼、子游使这些学说在后世更加深厚，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至于总括治国方略，使言语和行为协调，统一各类规范，聚集天下英杰，向他们讲述太古之道，教导他们最高的顺理；在深奥幽暗的室内、竹席之上，圣王的文章整然完备，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兴起，那么上述六种学说就不能进入其间，十二种学说的代表也不能亲近。即使没有立锥之地，王公也不能同他争夺声名；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一个君主不能独自蓄养他，一个国家不能独自容纳他；他的声名成就超过诸侯，没有哪个诸侯不愿意让他做臣子，这就是没有得到权势的圣人，仲尼、子弓就是这样的人。统一天下，治理万物，养育、使百姓成长，使天下共同获利，凡属通达之人无不服从，六种学说就会站立而止息，十二种学说的代表就会改变而归化。这就是得到权势的圣人，舜、禹就是这样的人。如今仁人应当致力于什么呢？对上要效法舜、禹的制度，对下要效法仲尼、子弓的义理，致力于使十二种学说停止。这样，天下的祸害就会被除去，仁人的事业就完成了，圣王的事迹就显明了。相信可信之事，是诚信；怀疑可疑之事，也是诚信。尊重贤者，是仁；轻视不肖者，也是仁。说话恰当，是智慧；沉默恰当，也是智慧。所以懂得沉默，同懂得说话一样，都是智慧。多说话而合乎类别法则，是圣人；少说话而合乎法度，是君子；说多说少都没有法度，流连沉溺，即使能辩说，也是小人。所以耗费体力却不符合民众事务，叫作奸事；耗费心智却不以先王为准则，叫作奸心；用辩说譬喻、敏捷圆滑的话语取悦人，却不顺从礼义，叫作奸说。这三种奸邪，是圣王所禁止的。拥有智慧却险诈，残害他人却自以为神明，施行欺诈而巧言善辩，事情无用却强辩，辩说不仁惠而苛察，是治理的大祸。行为邪僻而固执，粉饰错误而喜好它，玩弄奸诈而润饰它，言辞善辩却违逆正道，是古代的大奸。拥有智慧却不守法度，勇敢却无所畏惧，明察善辩却操持偏邪淫乱之术，才能很大却用来作恶，喜好奸邪并同众人一起做，利欲充足反而迷失，背负石头坠入深渊，这是天下所抛弃的人。使天下人的心都归服，地位高贵却不因此傲视他人，聪明圣智却不因此使人困窘，敏捷通达却不争着抢在别人前面，刚强坚毅、勇敢果断却不因此伤害别人；不知道就请教，不能做到就学习，即使能够做到也一定谦让，这样才叫作有德。遇到君主，就修养臣下的道义；处在乡里，就修养年长者和晚辈之间的道义；遇到长者，就修养子弟的道义；遇到朋友，就修养礼节、辞让的道义；遇到卑贱和年少的人，就修养教导、宽容的道义。没有不爱护的人，没有不警戒的事，也不与别人争夺，胸怀广大，像天地包容万物一样。这样，贤者就会尊重他，不肖者也会亲近他。这样还不服从的，就可以说是妖异、怪诞、狡猾的人了；即使是子弟之中，也应该对他施加刑罚。《诗经》说：“并不是上帝不按时降福，而是殷不用旧有的法度。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章刑法。竟然没有人听从，大命因此倾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代所谓士人出仕，是敦厚笃实的，是能合群的，是以富贵为乐的，是以分配施舍为乐的，是远离罪过的，是致力于处理事务的，是以独自富有为羞耻的。如今所谓士人出仕，是污浊放纵的，是残害作乱的，是任性妄为的，是贪图利益的，是触犯抵拒的，是没有礼义、只嗜好权势的。

译古代所谓隐士，是德行盛大的人，是能够安静自守的人，是修养正道的人，是懂得天命的人，是彰明是非的人。如今所谓隐士，是没有才能却说自己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知识却说自己有知识的人，是贪利之心没有满足却假装自己没有欲望的人，是行为虚伪、险恶、污秽却强行说高尚的话的人；是谨慎拘谨的人，是把不合世俗当作合乎世俗、远离常轨而妄加诋毁的人。士君子有能力做到某事，不能因此就使自己成为君子；能做到可贵的事，不能使别人一定认为他可贵；自己已经做到值得信任，不能使别人一定信任他；自己已经做到可以任用，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他。因此，君子以没有修养自己为羞耻，不以被人污辱为羞耻；以不被信任为羞耻，不以没有得到信任为羞耻；以自己不能胜任为羞耻，不以没有被任用为羞耻。所以不被赞誉诱惑，不因诽谤恐惧，遵循正道而行，端正自己，不被外物左右。这就叫真正的君子。《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根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士君子的仪容：帽子向前高起，衣服宽大，容貌端正庄重，刚健，安详，舒展，宽宏，广大，明朗，坦荡，这是父兄的仪容。他的帽子向前高起，衣服宽大，容貌谨慎俭约，温顺，和缓，端正，严肃，深沉，连续专注，沉静，这是子弟的仪容。我告诉你，求学之人的丑态是：帽子歪斜，帽带凌乱，容貌拘谨，简慢相连，满不在乎，轻佻，冷漠，斜视，惊视，急切，睁大眼睛。在酒食声色之中，就显得遮遮掩掩、昏昏然；在礼节之中，就显得急躁、挑剔；在劳苦事务之中，就显得懒散、离群。这就是懒惰鄙陋、缺乏廉耻而忍受诟骂的求学者的丑态。只整理帽子，修饰言辞，走路像禹、趋行像舜，这是子张一派的卑贱儒者。端正衣冠，整齐脸色，整天满面自得而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卑贱儒者。懒惰鄙陋、害怕做事，没有廉耻而嗜好饮食，必定说“君子本来就不需要出力”，这是子游一派的卑贱儒者。那些君子却不是这样，安逸时不懒惰，劳苦时不怠慢，遵守根本原则而应对变化，曲折周全地做到合宜，这样以后才是圣人。【劝学】君子说：学习不可以停止。靛青从蓝草中提取出来，却比蓝草更青；冰由水凝成，却比水更寒。木材笔直，合乎墨线，用火烤使它弯曲做成车轮，它的弯曲就合乎圆规。即使再经过风干，也不会重新挺直，是火烤使它变成这样的。所以木材经墨线校正就能变直，金属接近磨刀石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学习，并且每天多次参验、省察自己，就会智慧明达，行为没有过错。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靠近深谷，就不知道地有多厚；没有听到先王遗留下来的言论，就不知道学问有多广大。南方越地夷狄的孩子，出生时声音相同，长大后风俗不同，是教化使他们变成这样的。《诗经》说：“唉，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永远安于享乐；安静恭敬地守住自己的职位，喜爱正直。神明听到这些，就赐给你大福。”神明之中没有比教化道德更大的，福祉之中没有比没有祸患更长久的。我曾经整日思考，不如片刻学习所得；我曾经踮起脚远望，不如登高所见广博。登高招手，手臂并没有变长，却能让远处的人看见；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变强，却能让远处的人听得清楚。借助车马的人，脚并没有变得锋利，却能到达千里；借助船和桨的人，并不是会游泳，却能横渡江河。君子的本性并没有不同，只是善于借助外物。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防鸠，用羽毛筑巢，又用头发把它编起来，系在芦苇梢上。风一吹，苇梢折断，鸟卵破裂，雏鸟死去。巢并不是不牢固，而是所系的地方使它如此。西方有一种树，名叫射干，茎长四寸，生长在高山之上，却俯临百仞深渊。树茎并不是能长得很高，而是它所处的位置使它如此。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也能挺直；兰槐的根，就是白芷；如果把它浸泡在臭水里，君子就不接近它，普通人也不佩带它。它的本质并不是不美，而是所浸染的东西使它如此。所以君子居住一定选择乡里，出游一定亲近士人，用来防止邪僻、接近中正。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开端；荣辱的到来，一定同他的德行相应。肉腐烂就生虫，鱼干枯就生蛀虫；怠惰傲慢、忘掉自身，灾祸就会发生。坚硬的东西自己招致折断，柔弱的东西自己招致束缚。邪恶污秽在身，怨恨就会聚集而成。堆放柴薪，即使排列相同，火也会靠近干燥的；地面即使平坦相同，水也会流向潮湿的地方。草木成类而生，禽兽成群而居，万物各自趋从同类。因此靶子张设起来，弓箭就会射来；林木茂盛，斧头就会砍来；树木成荫，众鸟就会栖息；醋变酸了，蚋虫就会聚集。所以言语能够招来祸患，行为能够招致羞辱，君子难道不应该谨慎自己所处立场吗？堆积泥土成为高山，风雨就从那里兴起；汇聚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在那里生长；积累善行成为德，精神明察自然会得到，圣人的心志也会随之形成。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就无法到达千里；不汇聚细小水流，就无法形成江河。骏马跳跃一次，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走十天，功效在于不停止。刻一刻就停下，腐朽的木头也刻不断；不停地刻，金石也能雕刻。蚯蚓没有爪牙的锋利、筋骨的强健，却能向上吃尘土，向下饮黄泉，是因为用心专一。螃蟹有六条腿和两只蟹钳，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就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是因为用心浮躁。因此没有专一、持久的志向，就没有明察的智慧；没有专心、持久的事业，就没有显赫的功绩。走在歧路上的人不能到达目的地，同时侍奉两个君主的人不能被容纳。眼睛不能同时看两处，才能看得清楚；耳朵不能同时听两处，才能听得聪敏。螣蛇没有脚却能飞，梧鼠有五种技能却仍然困窘。诗说：“布谷鸟在桑树上，它的幼鸟有七只；善良的君子，仪态专一；仪态专一，内心就像打了结一样坚定。”所以君子把心志专一地凝结起来。从前瓠巴弹瑟，水中的游鱼就浮出水面来听；伯牙弹琴，六匹马都抬头仰首停止吃草。因此声音没有小到不能被听见，行为没有隐蔽到不能被显现。玉藏在山中，水草就会丰美；深渊中生出珍珠，岸边就不会枯竭。行善而不积累，邪恶怎么会有听不到的呢？学习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回答说：按学习的次序说，是从诵读经书开始，到读《礼》结束；按学习的意义说，是从做士人开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正积累力量、长久努力，才算进入学习；直到临死之后才停止。所以学习的次序有终点，但学习的意义片刻也不能舍弃。做一个人，舍弃学习就会成为禽兽。所以《书》是政事的记录，《诗》是合乎中和声音的归宿，《礼》是法度的大分际，是各种事物的纲纪。

译所以学习到《礼》就可以停止了，这就叫作道德的最高境界。礼是恭敬的文饰，乐是中和的体现，《诗》《书》是广博的知识，《春秋》是微言大义；天地之间的事理，都在其中完备了。君子的学习，进入耳中，存于心里，施布到四肢，表现在行动和静止之中。端正地说话，轻微地行动，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成为法则。小人的学习，进入耳中，又从口中说出，口耳之间不过四寸罢了，哪里足以使七尺之躯美好呢？古代求学是为了自己，如今求学是为了别人。君子的学习，是用来使自身美好；小人的学习，是用来把知识当作禽兽和小牛犊一样的装饰。没有询问就告诉别人，叫作傲慢；只问一件事却告诉两件事，叫作多嘴。傲慢不对，多嘴也不对。君子应当像响应声一样适时。学习没有比接近良师益友更便利的了。《礼》《乐》讲法度却不解释，《诗》《书》述说旧事却不切近，《春秋》言辞简约却不急迫。等到亲近那样的人学习君子的学说，就会尊崇它而贯通无碍，周遍地理解世事。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接近良师益友更便利的了。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喜爱良师益友更迅速的，崇尚礼义次之；不能喜爱良师益友，又不能崇尚礼义，安心只学习杂乱的知识、顺着《诗》《书》而已，那么即使到末世、穷尽一生，也免不了成为浅陋的儒者。要探究先王的根本、仁义的本源，礼就是端正其经纬和路径的东西。这就像提起皮衣的衣领，弯曲五指抓住它，顺着衣领整理，其他部分就会有条不紊。若不遵循礼的法则，只凭《诗》《书》来处理事务，就好比用手指测量河水深浅，用戈来舂黍米，用锥子吃壶中的食物，都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崇尚礼，即使还没有明白法度，也算是士人；不崇尚礼，即使明察善辩，也只是散漫的儒者。问粗鄙问题的人不要告诉他，回答粗鄙问题的人不要向他询问，谈论粗鄙话题的人不要听，有争强好胜之气的人不要同他争辩。所以一定要沿着正确的道路走来，然后才可以同他交往；不沿着正确道路，就避开他。因此先有恭敬的礼态，才可以同他谈论道的方术；先有言辞和顺，才可以同他谈论道的道理；先有神色顺从，才可以同他谈论道的精微。还不到可以谈论的时候却去谈，叫作傲慢；可以谈论却不谈，叫作隐瞒；不观察对方脸色就谈，叫作盲目。所以君子不傲慢，不隐瞒，不盲目，谨慎地使自身合乎礼法。《诗经》说：“不急迫，不懈怠，是天子所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百箭中有一箭失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行走千里却连一步也到不了，不能称为善于驾车；不能贯通事物的类别，不能专一实行仁义，不能称为善于学习。学习学习，本来就是学习专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是街巷中的普通人。好的方面少，不好的方面多，就是桀、纣、盗跖那样的人。把所学全部贯通、完全实行，然后才是学习者。君子知道不完整、不纯粹不足以称美，所以反复诵读以贯通它，思考探究以通达它，效法君子之人为人处世，去除妨害之物来持守培养它。使眼睛不是正确的事物就不想看，使耳朵不是正确的言论就不想听，使嘴巴不是正确的话就不想说，使心不是正确的事情就不想思考。等到达到极其喜爱正道的程度，眼睛喜爱五色，耳朵喜爱五声，嘴巴喜爱五味，心中把拥有天下看得有利，也不过如此。这样，权势利益不能使他倾倒，众人不能使他改变，天下不能使他动摇。生也由此，死也由此，这就叫作德操。有德操然后能够坚定，能够坚定然后能够应变；既能坚定又能应变，这就叫作成就完整的人。上天显现它的光明，大地显现它的光辉，君子看重的是德性的完整。【修身】看见善行，就严肃认真地一定要把它保存于自身；看见不善，就忧惧地一定要自我反省。善行在自己身上，就坚定地一定要自我珍爱；不善在自己身上，就忧惧地一定要自我厌恶。所以批评我而且批评得恰当的人，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且肯定得恰当的人，是我的朋友；向我谄媚奉承的人，是伤害我的敌人。因此君子尊崇老师、亲近朋友，从而极力厌恶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喜爱善行而不厌倦，接受劝谏而能够自我警戒，即使想不进步，做得到吗？小人正好相反，造成混乱却厌恶别人批评自己，造成不肖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贤能。内心像虎狼，行为像禽兽，却又怨恨别人伤害自己。亲近谄媚奉承的人，疏远直言规劝的人；把修养正道当作笑话，把极其忠诚的人当作敌人；即使想不灭亡，做得到吗？《诗经》说：“彼此亲昵而互相诋毁，实在可悲。谋划得好，他们全都违背；谋划得不好，他们全都依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使人以善为善的尺度，以此调养气息、保养生命，就可以后于彭祖而长寿；以此修养自身、树立名声，就可以同尧、禹相配。适合时势，通达顺利时安处，困穷时也能安处，靠的是礼和诚信。凡是运用血气、志意、知识和思虑，遵循礼就能得到治理、通达，不遵循礼就会勃然混乱、放纵怠慢。饮食、衣服、居处、行动和静止，遵循礼就和谐有节制，不遵循礼就会触犯禁忌而产生疾病。容貌、态度、进退、趋走，遵循礼就文雅，不遵循礼就鄙陋固执、邪僻违背，像普通人而且粗野。所以人没有礼就不能生存，事情没有礼就不能成功，国家没有礼就不得安宁。《诗经》说：“礼仪有法度，谈笑有节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善行引导别人，叫作教；以善行同别人协调，叫作顺；以不善引导别人，叫作谄；以不善同别人协调，叫作谀。把正确的当作正确、把错误的当作错误，叫作智慧；把正确的当作错误、把错误的当作正确，叫作愚蠢。伤害善良的人叫作谗，残害善良的人叫作贼。把正确说成正确，把错误说成错误。直取别人的财物，叫作盗；隐藏自己的行为，叫作诈；改变言语，叫作诞；取舍没有定准，叫作无常；保全利益而抛弃义理，叫作大贼。听闻很多，叫作博；听闻很少，叫作浅；见识很多，叫作闲；见识很少，叫作陋；难以前进，叫作迟钝；容易忘记，叫作遗漏；事情少而有条理，叫作治；事情多而混乱，叫作耗。调治气息、修养心志的方法是：血气刚强，就用柔和调节它；知识思虑逐渐深刻，就用平易善良统一它；勇气胆量猛烈暴戾，就用道义和顺理辅助它；敏捷便利，就用行动和停止节制它；狭隘偏小，就用广大开拓它；卑下、湿滞、沉重、迟缓而贪利，就用高尚志向抗拒它；庸俗众多、驽钝涣散，就用老师和朋友激发它；懈怠轻浮、抛弃一切，就用祸患灾难警醒它；愚钝质朴、端正诚实，就用礼乐调和它，用思考探究使它通达。凡是调治气息、修养心志的方法，没有比由礼入手更直接的，没有比得到老师更重要的，没有比专一喜爱更神妙的。这就是调治气息、修养心志的方法。志意修养好了，就会轻视富贵；道义受到重视，就会轻视王公；能够向内反省，外物就会被看轻。

译《传》说：“君子役使外物，小人被外物役使。”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身体劳累而内心安宁，做这种事虽然获利少而合乎义理多；替昏乱的君主办事而使国家通达，不如替困窘的君主办事而顺从他。所以，好的农夫不因水旱灾害就不耕种，好的商人不因折本亏损就不经商，士君子不因贫穷而怠慢道。外表恭敬，内心忠信，行事合乎礼义，内心爱人，即使横行天下、困顿于四方，人们也没有不尊重他的。劳苦的事情便争着先做，安逸快乐的事情便能够谦让；端正谨慎而诚信，拘守原则而周详，即使横行天下、困顿于四方，人们也没有不信任他的。外表傲慢固执，内心执拗奸诈，行事顺从墨家而精于杂污之术，即使横行天下、通达四方，人们也没有不鄙视他的。劳苦的事情便偷懒怯弱、推脱逃避，安逸快乐的事情便谄媚取巧而不肯委屈自己；邪僻违背而不诚实，承担差役却不记功，即使横行天下、通达四方，人们也没有不抛弃他的。行走时恭敬谨慎，并不是因为沾染泥淖；行走时低头，并不是因为凶狠暴戾；偶尔斜视而先低头，并不是因为恐惧。然而士人想要独自修养自身，并不是为了得罪那些与自己习俗相同的人。骏马一天能跑千里，劣马走十天，也同样能够赶上它。若只是要穷尽无穷、追逐无极，与其折断骨头、疲竭筋力，终身也不能赶上，不如有所止。若有所止，那么千里虽远，也不过有时慢些、有时快些，有时先到、有时后到，为什么不能同样到达呢？不懂得循着道路前进的人，是要穷尽无穷、追逐无极吗？还是也有所止呢？对于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问题的辨察，并不是不精细，然而君子不把辨析停留在这些地方。倚仗偏奇的行为，并不是不艰难，然而君子不去做，而把它止住。所以《学》说：慢慢学习；对方停下来等我，我向前赶上他，那么也不过有时慢、有时快，有时先、有时后，为什么不能同样到达呢？所以，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而不停下，跛脚的鳖也能走千里；堆土不停止，丘山就会高大形成。堵塞水源，开通沟渠，江河也可以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即使六匹骏马也不能到达。那些人的才智禀性彼此相差，难道会像跛鳖同六骥相比那样悬殊吗？然而跛鳖能够到达，六骥反而不能到达，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罢了。道路即使近，不走就到不了；事情即使小，不做就不能成功。一个人如果有很多闲暇时日，他出入所走的路就不会太远。喜好法度并且实行，是士人；志向专一并且身体力行，是君子；整齐明察而不枯竭，是圣人。人没有法度，就会茫然无措；有法度却没有志向去理解其义，就会局促不安；依循法度而又深入了解其类别，然后才会温和从容。礼，是用来端正自身的；老师，是用来端正礼的。没有礼，凭什么端正自身？没有老师，我怎么知道礼是正确的呢？认为礼如此便如此，就是内心安于礼；老师这样说便这样说，就是认识好像老师一样。内心安于礼，认识好像老师，这就是圣人。所以，不合乎礼便是没有法度；不以老师为师便是没有老师；既不以老师为师、也不以法度为准，却喜欢自行其是，就好比让盲人辨别颜色、让聋人辨别声音，除了造成混乱妄为，不会有别的结果。所以学习，就是学习礼法。老师以自身作为端正仪表，贵在使自己安定。《诗》说：“不识也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端正谨慎、顺从友爱，可以说是善良的少年；再加上喜好学习、谦逊敏捷，就能与最高者相等，可以成为君子。偷懒怯弱、害怕做事，没有廉耻而贪恋饮食，可以说是恶劣的少年；再加上凶悍而不顺从，险恶伤人而不友爱，就可以说是不祥的少年，即使陷入刑戮也不为过。尊敬老人，壮年人就会归附；不使困穷者更加困穷，通达者就会有所积聚。行为在幽暗之处，施舍而不求报答，并且对贤者和不肖者一视同仁。人有这三种品行，即使犯了大错，上天难道会使他不能成就吗？君子求利很少，长远思虑很早，躲避耻辱非常谨慎，实行道理十分勇敢。君子贫穷而志向广大，富贵而形体恭敬，安逸闲适而血气不懈怠，劳累疲倦而容貌不憔悴。发怒不过分夺取，欢喜不过分给予。君子贫穷而志向广大，是为了弘扬仁德；富贵而形体恭敬，是为了削弱权势；安逸而血气不懈怠，是为了整饬道理；劳累而容貌不憔悴，是因为喜好交往。发怒不过分夺取，欢喜不过分给予，是让法度胜过私情。《书》说：“不要任意制造偏爱，要遵循王道；不要任意制造邪恶，要遵循王路。”这说的是君子能够用公义战胜私欲。【荣辱】轻率泄露言语，是人的祸患；恭敬节俭，是屏障和防卫。即使有戈矛的刺伤，也不如恭敬节俭所带来的益处。所以，对人说善意的话，比布帛还温暖；伤人的话，比矛戟还深。薄薄的地面，不能踩上去，并不是土地不安稳，而是危险的脚无处可踏。凡是说话，遇到大道就要让路，遇到小道就可能危险。即使想不谨慎，也像云彩不能使它不下雨一样；放纵而最终灭亡，是愤怒；明察琐细而残害人，是嫉妒；广泛议论却陷于困窘，是诋毁；想把水澄清反而更加浑浊，是口舌；豢养它反而更加瘦弱，是交友；能辩说却不能使人信服，是争辩；直立不屈却不被人理解，是逞强；廉洁却不被尊重，是伤害自己；勇敢却不使人畏惧，是贪暴；诚信却不被敬重，是喜欢专断行事。这些是小人所热衷的，而君子不做。争斗的人，是忘记自身的人，是忘记亲属的人，是忘记君主的人。为了片刻的愤怒而丧失终身之身，却还要这样做，这是忘记自身；家庭因此毁坏，亲属也不能免于刑戮，却还要这样做，这是忘记亲属；君上所厌恶、刑法所严禁的事情，却还要这样做，这是忘记君主。下忘自身，内忘亲属，上忘君主，这是刑法所不能赦免的，也是圣王所不收容的。母猪带着小猪就会触犯老虎，母狗带着小狗就不远游，这是因为不忘亲属。小人忧虑之中忘记自身，内心忘记亲属，上面忘记君主，那么他虽是人，却竟然连狗猪都不如。凡是争斗的人，必定自以为正确，而认为别人错误。假如自己确实正确、别人确实错误，那么就是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以君子同小人互相残害。忧虑使他忘记自身，内心使他忘记亲属，上面使他忘记君主，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种人，就是所谓拿狐父之戈去铲牛粪。若把它当作智慧，那么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若把它当作利益，那么没有比这危害更大的；若把它当作荣耀，那么没有比这耻辱更大的；若把它当作安全，那么没有比这危险更大的。人为什么要争斗呢？

译我想把争斗归于狂惑和疾病，却不可以，因为圣王还要诛罚它。我想把它归于鸟兽，却也不可以，因为争斗者的形体还是人，而且许多好恶同于人。人为什么要争斗呢？我非常厌恶这种行为。有狗猪的勇，有商贼的勇，有小人的勇，有士君子的勇。争夺饮食，没有廉耻，不知是非，不避死伤，不怕众多强者，贪婪地只看见饮食利益，这是狗猪的勇。为事情争夺货财，没有辞让，果敢而凶猛，贪婪暴戾，贪婪地只看见利益，这是商贼的勇。轻视死亡而暴虐，是小人的勇。合乎义的地方，不因权势而动摇，不顾及自身利益，即使举全国相让也不改变眼光；把死看得很重，却坚守义而不屈服，这是士君子的勇。鯈防是浮阳的鱼，离开沙地而想回到水中，就来不及了。已经陷入祸患才想谨慎，就没有益处了。知道自身原因的人不怨恨别人，知道命运的人不怨天。怨别人会陷入困穷，怨天是没有志向。过失在自己，却反过来责怪别人，难道不是迂曲吗？荣辱的重大区别，是安危利害的常理。把义放在前、把利放在后的人荣耀；把利放在前、把义放在后的人耻辱。荣耀者常常通达，耻辱者常常困穷。通达的人常常制御别人，困穷的人常常受别人制御。这就是荣辱的重大区别。资质诚实的人常常安定获利，放荡凶悍的人常常遭受危险和祸害。安定获利的人常常快乐平易，遭受危险祸害的人常常忧虑险阻。快乐平易的人常常长寿，忧虑险阻的人常常夭折。这就是安危利害的常理。上天生养众民，是有用来选取他们的标准的。志意极其修治，德行极其厚重，智虑极其明察，这是天子用来取得天下的条件。政令、法制和举措合乎时宜，听取裁断公正，向上能够顺从天子的命令，向下能够保全百姓，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条件。志向和行为修治，任官时能够治理上级所辖之事，于是能够上下顺应，能够保住职位，这是士大夫取得田邑的条件。修明法令、规章、度量衡、刑罚和图籍，不懂得其中的义理，也谨慎地守住它们的数目，慎重而不敢增减。这些由父子相传，用来维持王公之制。因此，三代虽然灭亡，治理的法度仍然存在，这是官人百吏取得俸禄秩次的条件。孝顺友爱，质朴诚实，勤勉迅速而努力，以此敦促亲近自己的事业，不敢懈怠傲慢，这是庶人取得暖衣饱食、长生久视并免于刑戮的条件。装饰邪说，修饰奸言，制造偏邪的事情，虚妄放诞而突袭盗窃，凶悍暴虐，以苟且求生的方式在乱世中反复周旋，这是奸人取得危险、耻辱和死刑的条件。他的思虑不深，选择不谨慎，决定取舍粗疏怠慢，这就是他陷于危险的原因。人的资质、禀性、智慧和能力，君子与小人是相同的。喜欢荣耀、厌恶耻辱，喜欢利益、厌恶祸害，这是君子和小人共同具有的。至于他们求取这些东西的方法，却不同。小人急于制造虚妄而希望别人相信自己，急于制造欺诈而希望别人亲近自己，做禽兽一样的行为却希望别人称善于自己。他的思虑难以被人理解，行为难以安稳，操守难以立住；即使成功，也一定得不到自己所喜欢的，必定遭遇自己所厌恶的。所以君子诚信，却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忠诚，却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修身正己、治理分辨，却也希望别人称善于自己。他的思虑容易被人理解，行为容易安稳，操守容易确立；成功以后一定能得到自己所喜欢的，一定不会遭遇自己所厌恶的。因此，君子困穷时不隐藏，通达时便大为显明；即使身死，名声也更加清白。小人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羡慕地说：“他的智虑、才性本来就有些像贤人。”但不知道自己和他并没有不同；那么君子的安排是恰当的，小人的安排是错误的。所以仔细考察小人的智虑和能力，足以知道他们有余力，能够做君子所做的事。好比越人安于越地，楚人安于楚地，君子安于雅正；这并不是智虑、能力和才性不同，而是安排处置和习俗的节度不同。仁义德行，是通常使人安定的方法，但未必不会带来危险；污秽怠慢、突袭盗窃，是通常带来危险的方法，但未必不会得到安定。所以说：君子遵循常道，小人追求怪异。凡人都有相同之处：饿了想吃，冷了想暖，劳累了想休息，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不需要凭借什么自然而然，是禹和桀共同具有的。眼睛辨别黑白美丑，耳朵辨别声音清浊，口辨别咸酸甘苦，鼻辨别芬芳腥臊，骨骼、身体和皮肤纹理辨别寒暑、疾病和养护；这也是人生来就有的，不需凭借什么自然而然，是禹和桀共同具有的。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桀跖，可以成为工匠，可以成为农夫商人，只在于所处形势、安排和习俗积累的不同；这也是人生来就有的、不需凭借什么自然而然，是禹和桀共同具有的。成为尧禹，就通常安定荣耀；成为桀跖，就通常危险受辱；成为尧禹，就通常愉快安逸；成为工匠、农夫和商人，就通常显著劳苦。然而人们用力做这一方面而很少做另一方面，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鄙陋。尧禹并不是生来就具备这些品质，而是起于变化，成于修治，必须经过不断修养才能完备。人出生时本来就是小人，没有老师、没有法度，就只会看见利益。人出生时本来就是小人，又遇上乱世、沾染乱俗，于是小的鄙陋更加鄙陋，混乱因混乱而加深。君子若不取得势位来临视教导他们，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内心的蒙蔽。如今人的口腹，哪里知道礼义，哪里知道辞让，哪里知道廉耻？只是聚在角落里唧唧地咀嚼，喧嚷着吃饱罢了。人没有老师、没有法度，就只会把心思放在口腹上。假如一个人生来从未见过刍豢稻梁，只见过豆类、藿叶、酒糟和糠，那么他就会认为最大的满足就在这些东西。忽然有一个人明亮地捧着刍豢稻梁来到，他便惊讶地看着说：‘这是什么怪东西？’闻到它的气味，鼻子没有不喜爱的；品尝它，口中觉得甘美；吃下它，身体觉得安适，于是没有不舍弃这里的食物而取那里的。如今如果把先王之道、仁义的纲纪，用来让人群共同居住、相互扶养、相互维护、相互安定，和采用桀跖之道相比，它们彼此相差，难道只像刍豢与糟糠的差别吗？然而人们用力做这一方面而很少做另一方面，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鄙陋。鄙陋，是天下共同的忧患，是人的大祸大害。所以说：人喜欢把道理告知、指示给别人；告知、指示、磨砺、驯化、扶持、加重教导，那么闭塞的人很快就会通达，鄙陋的人很快就会明察，愚蠢的人很快就会有知识。

译如果这些道理不实行，那么汤、武在上面，有什么益处？桀、纣在上面，又有什么损害？汤、武存在，天下就跟着安治；桀、纣存在，天下就跟着混乱。像这样，难道不是人的情性本来就可以如此，也可以那样吗？人的情性，饮食希望有刍豢，衣服希望有文绣，出行希望有车马，又希望剩余财物和积蓄富足。然而穷尽一年又一年、累积一世又一世，还不知道满足，这就是人的情性。如今人生存着，已经多蓄养鸡狗猪，又蓄养牛羊，却不敢在饮食中常有酒肉；剩余的刀布有仓窖储藏，却不敢穿丝帛；节俭的人有筐箧收藏，却不敢出行乘车马。这是为什么？不是不想要，而是因为稍微长远地思虑、顾念后果，害怕以后没有办法继续供给。因此又节制用度、控制欲望，收敛财物、积蓄储藏来维持下去。这对自己长远思虑、顾念后果，难道还不算很好吗？如今那些苟且求生、见识浅薄的人，竟连这一点也不知道。粮食过度消耗，不顾及以后，很快就会困顿、安置无着而穷乏。这就是他们不能免于冻饿，只能拿着瓢囊成为沟壑中的枯骨的原因。何况先王之道、仁义的纲纪，以及《诗》《书》《礼》《乐》的分际呢？那本来就是天下的大计，是要替天下百姓长远思虑、顾念后果，保全万世的。它的防备长远，它的温厚深广，它的功效盛大而深远。不是反复修养实行的君子，没有人能够懂得它。所以说：短绳不能汲取深井的泉水，见识达不到极致的人，不能同他谈论圣人的言论。《诗》《书》《礼》《乐》的分际，本来不是平庸之人所能懂得的。所以说：专一实行它，就可以；再次实行它，就可以长久；推广它，就可以通达；思虑它，就可以安定；反复推究、考察它，就更加可爱。用它治理情性就有利，用它树立名声就荣耀，用它使群体和谐就和睦，用它独处就充实。使心意快乐的，难道就是这个吗？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共同的愿望。然而如果顺从所有人的欲望，势位就无法容纳，财物也不能供给。所以先王为此制定礼义来加以区分，使人有贵贱等级、长幼差别，知道贤愚和能不能的区别，都让人承担自己的事务，各得其宜，然后再使俸禄多少、厚薄相称。这就是群居和谐统一的道路。所以仁人居于上位，农夫用尽力气耕田，商人用尽明察经营财货，百工用尽技巧制造器械；士大夫以上直到公侯，没有不以仁厚和才智尽力履行官职的，这就叫最公平。因此，有的人享有天下的俸禄却不认为多，有的人看守门禁、驾御旅车，抱关击柝，却不认为少。所以说：截断使它齐整，弯曲使它顺从，不同而归于一体，这就叫人伦。《诗》说：‘接受小共、大共，成为下国的盛大屏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解蔽】凡人的祸患，是被一方面的见解遮蔽，而不明白大的道理。治理天下就能恢复常经；心中有两种疑惑就会迷乱。天下没有两条道，圣人没有两颗心。如今诸侯政令不同，百家学说不同，就必定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治理、有的混乱。使国家混乱的君主、使家族混乱的人，内心确实都在求取正确，却把自己所作的当成正确。他们嫉妒、歪曲大道，别人便诱导他们所期待的地方；偏爱自己积累的见解，唯恐听见它的错误；依仗自己的偏见去观察不同的学说，唯恐听见它的长处。因此即使面对治理之道，像奔逃一样也要说自己已经正确，始终不停。这难道不是被一方面的见解遮蔽，从而失去了正确的追求吗？心不加以作用，即使黑白摆在眼前，眼睛也看不见；雷鼓在身旁，耳朵也听不见，何况是心所驱使的事物呢？有德行、遵循大道的人，乱国的君主却非难他；在上面使家族混乱的人，又在下面非难他，难道不可悲吗？以数目为蔽，以欲望为蔽，以憎恶为蔽，以开始为蔽，以终结为蔽，以远处为蔽，以近处为蔽，以广博为蔽，以浅陋为蔽，以古代为蔽，以当今为蔽。凡是万物有所不同，就没有不互相成为遮蔽的，这是心术共同的祸患。从前君主被蒙蔽的，夏桀、殷纣就是这样。桀被末喜、斟观蒙蔽，不知道关龙逢，因而迷惑他的心、扰乱他的行为。纣被妲己、飞廉蒙蔽，不知道微子启，因而迷惑他的心、扰乱他的行为。所以群臣离开忠诚而侍奉私欲，百姓怨恨非难却不被任用，贤良之人退居隐处而逃亡；这就是他们丧失九牧之地、使宗庙国家空虚的原因。桀死在亭山，纣被悬挂在赤旆；自身事先不知道，也没有人劝谏他，这就是被蒙蔽闭塞的祸害。成汤以夏桀为鉴，所以把握自己的内心，谨慎地治理，因此能够长期任用伊尹，自身也不失去正道；这就是他取代夏王、取得九有的原因。文王以殷纣为鉴，所以把握自己的内心，谨慎地治理，因此能够长期任用吕望，自身也不失去正道；这就是他取代殷王、取得九牧的原因。远方没有不进献珍宝的，所以眼睛看尽各种色彩，耳朵听尽各种声音，口中吃尽各种滋味，形体居住在完备的宫室，名声享有完备的称号；活着时天下歌颂，死后四海哭泣，这就叫盛大到了极点。《诗》说：‘凤凰和鸣，它的翅膀像展开的旌旗，它的声音像箫笛。有凤有凰，使帝心快乐。’这就是不被蒙蔽的福气。从前臣子被蒙蔽的，唐鞅、奚齐就是这样。唐鞅被想要权势的欲望蒙蔽，驱逐了载。奚齐被想要国家的欲望蒙蔽，治罪申生。唐鞅被杀于宋，奚齐被杀于晋；他们驱逐贤相、治罪孝兄，自己遭受刑戮，却仍不知道。这就是被蒙蔽闭塞的祸害。所以，自古到今，凭贪婪鄙陋、背叛争权而不遭危险、耻辱和灭亡的，从来没有过。鲍叔、宁戚、隰朋仁德智慧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够扶持管仲，名声、利益、福禄同管仲相等。召公、吕望仁德智慧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够扶持周公，名声、利益、福禄同周公相等。

译传记说：“知道贤人叫作明，辅助贤人叫作强；勉励自己、使自己强大，福气一定长久。”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不被蒙蔽的福气。从前宾孟所说的被蒙蔽，是指使家族混乱。墨子被功用蒙蔽而不知道文饰，宋子被欲望蒙蔽而不知道所得，慎子被法术蒙蔽而不知道贤人，申子被权势蒙蔽而不知道智慧，惠子被言辞蒙蔽而不知道实际，庄子被天道蒙蔽而不知道人事。因此，从功用出发，就认为道理的全部只是利益；从欲望出发，就认为道理的全部只是满足；从法出发，就认为道理的全部只是法数；从权势出发，就认为道理的全部只是便利；从言辞出发，就认为道理的全部只是辩论；从天出发，就认为道理的全部只是顺应。这些说法所具备的，都只是道的一隅。道，是贯通常道并穷尽变化的整体，不可用一隅来概括。由有知识的人从道的一隅观察，尚且不能认识道。因此他们以为一隅已经足够，在内用它装饰自己，使自己混乱；在外迷惑别人；上面用它蒙蔽下面，下面用它蒙蔽上面，这就是被蒙蔽闭塞的祸害。孔子仁德智慧而且不被蒙蔽，所以学习各种纷乱的术数，足以成为先王那样的人。一家得到周道，就整体实行，不被已有积累所蒙蔽，所以德行同周公相等，名声同三王并列，这就是不被蒙蔽的福气。圣人知道心术的祸患，看见被蒙蔽闭塞的灾祸，所以不被欲望和憎恶左右，不拘泥于开始和终结，不局限于近处和远处，不局限于广博和浅陋，不局限于古代和当今，把万物一并陈列，在心中悬置衡器来衡量。因此，各种不同的事物不能互相遮蔽，从而扰乱事物的条理。什么叫作衡？回答说：就是道。所以内心不可以不知道道；心不知道道，就不能把合乎道的说成道，也不能把不合乎道的说成非道。人谁愿意放纵自己，却守着不该守的、禁止本可做的呢？如果凭这种不可道之心来取用人才，就一定会同不合道的人相合，却不知道同合道的人相合。凭不可道之心同不可道之人谈论道，这是混乱的根源。凭什么知道呢？回答说：心知道道，然后才能谈论道；能够谈论道，然后才能守道、禁止非道。凭可道之心来选取人才，就会同合道之人相合，而不同不合道之人相合。凭可道之心同合道之人讨论什么是非道，这是治理的关键。还担心不能知道什么呢？所以治理的关键在于知道人。怎样知道人？回答说：靠心。心怎样做？回答说：‘虚、一、静。’心未尝没有收藏知识，然而有所谓虚：不让已经收藏的东西妨碍将要接受的东西，这叫虚。心一生就有知识，知道以后就有分别；分别，就是同时兼知多种事物，这叫两。然而有所谓一：不让一个对象妨碍另一个对象，这叫一。心睡着就做梦，放任就自行活动，受驱使就谋划，所以心未尝不动。然而有所谓静：不让梦境的剧烈扰乱认识，这叫静。心睡着就做梦，放任就自行活动，受驱使就谋划，所以心未尝不动。然而有所谓静，就是不让梦境的剧烈扰乱认识，这叫静。尚未得到道而寻求道的人，就叫作虚、一、静。实行虚，就会成为将要依靠道的人；实行一，就会成为将要穷尽地思考道的人；实行静，就会考察并知道道。考察并知道道，就是实行并体现道。虚、一、静，叫作大清明。万物没有显现却不能被看见，没有被看见却不能被论说，没有被论说却不能各得其位。坐在室内可以看见四海，处在当下可以论说久远；疏略地观察万物却知道它们的实情，参验考核治乱而通达其法度，经纬天地而使万物各得其材、各任其官，裁制并分判大道，而使宇宙各得其理。广大无边，谁知道它的极限？高远广大，谁知道它的德行？纷繁流转，谁知道它的形态？光明同日月相参，充满八方，这就叫大人。哪里还会有被蒙蔽呢？心，是形体的主宰，是神明的主宰。它发出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它自我禁止，自我驱使，自我夺取，自我获取，自我行动，自我停止。所以口可以被劫持而使它保持沉默，形体可以被劫持而使它屈伸，心却不能被劫持而改变意志。认为正确，就接受；认为错误，就拒绝。所以说：心能够容纳选择，不加禁制，就一定会自行显现所面对的事物。情感杂乱广博，是因为没有专一。《诗》说：‘采啊采啊采卷耳，浅筐很快就装满不了。唉，我思念那个人，于是把它放在大路旁。’浅筐容易装满，卷耳容易取得，然而心不能同时旁骛于大路。所以说：心思分枝就没有知识，倾斜就不精确，二心就疑惑。用辅助考察的方法来核验，就可以兼知万物。身体穷尽事物的原理就美好，类别不能同时有两个中心。所以有知识的人选择专一，并且专一于所选。农夫精通田地，却不能成为农学老师；商人精通市场，却不能成为商学老师；工匠精通器具，却不能成为器物老师。有的人不会这三种技能，却可以让他治理三种官职，为什么？因为他精通道，而不是精通一物。精通一物的人，只能用一物治理一物；精通道的人，能够兼治万物。所以君子专一于道，用辅助考察来考核万物。专一于道就能端正，用辅助考察考核万物就能明察。以端正的意志来实行，以明察的论说来处理，那么万物都能各得其职。从前舜治理天下，不必逐件发令，万物都各自得到安置。【原文此处“危防……荣”等字句疑有脱误，无法据文确定。】所以《道经》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危险和微妙的征兆，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知道。所以人的心好比一盘水：端正放置而不摇动，浑浊沉在下面，清明浮在上面，这样就足以看见眉须、察知纹理。若有风吹过，浑浊在下面被搅动，清明在上面被扰乱，就不能得到大的形体的正确形象。心也是这样。用道理引导它，用清明养护它，不让外物倾动它，就足以判定是非、决断疑惑。小的事物一牵引，心的端正就容易从外部改变；内心一倾斜，就不足以决断粗大的道理。所以喜欢书的人很多，而仓颉独自流传；喜欢种植的人很多，而后稷独自流传；喜欢音乐的人很多，而师旷独自流传；喜好义的人很多，而舜独自流传。倕制作弓，浮游制作箭，而羿精通射箭；奚仲制作车乘，杜制作乘马，而造父精通驾车。从古到今，从没有同时专于两件事而还能精通的。曾子说：‘在庭院里尚且可以搏击蚊虫，哪里能同我唱歌呢？’空石山中有一个人，名叫觙。他善于射箭而喜欢思考。耳目一接触欲望，就会败坏他的思考；蚊虻的声音一听到，就会挫伤他的精神。因此他避开耳目的欲望，远离蚊虻的声音。

译闲居静思，思虑就能通达。仁人像这样，可以说是微妙了吗？孟子厌恶败坏而休掉妻子，可以说能够自我勉强了；有子厌恶睡卧而灼烫手掌，可以说能够自我忍耐了。但还没有达到喜好的境界。避开耳目的欲望，可以说能够自我勉强了；但还没有达到思考的境界。听到蚊虻的声音就挫伤精神，可以说是危险了；还不能说是微妙。所谓微妙，是至人。至人还需要勉强什么？忍耐什么？担心什么？所以浑浊和清明从外部显现，清明从内部显现。圣人放纵其欲望，兼顾其情感而加以制约，这就是理。还需要勉强什么？忍耐什么？担心什么？所以仁人的行道，是不刻意作为；圣人的行道，是不勉强。仁人思考时恭敬，圣人思考时快乐。这是治理内心的道理。凡观察事物而有所疑惑，内心不能安定，外物就不能看清。我的思虑不清，就不能判定是对是错。昏暗中行走，看见横卧的石头，以为是伏虎；看见竖立的树木，以为是后面有人。昏暗遮蔽了他的明察。醉酒的人跨过百步宽的沟，却以为只是小步宽的水沟；俯身走出城门，却以为是小小的门洞。酒扰乱了他的精神。闭着眼睛看，把一个看成两个；捂住耳朵听，把寂静听成喧哗。情势扰乱了他的感官。所以从山下望牛，看起来像羊；寻找羊的人不会下山去牵牛。远处遮蔽了它的大小。从山下望树，十仞高的树看起来像贴近地面的矮树；寻找矮树的人不会上去折取。高度遮蔽了它的长短。水流动而影子摇动，人就不能据此判定美丑。水势扰乱了视觉。击鼓的人仰头看而看不见星辰，不能据此判定星辰有无，这是精神被迷惑了。若有人在这种时候判定事物，那就是世上的愚人。愚人判定事物，是用疑惑来决定疑惑，所作决定一定不恰当。既然不恰当，怎么能没有过错呢？夏首以南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他为人愚钝而多畏惧，在明月之夜行走，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伏着的鬼；抬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站立的魅。他转身逃跑，到家时已经气绝而死，难道不可悲吗？凡人以为有鬼，必定是在精神恍惚、疑惑幽暗的时候，把本来正常的事物当成鬼。这不过是使本来没有的东西变成有，使本来有的东西变成没有罢了。以不正当的事情为正事，因受湿而击鼓；鼓因受湿而声音不灵，就一定会有弊病，击鼓还会耗费杀猪的费用，却没有治愈疾病的好处。所以即使不在夏首以南，也没有什么不同。凡是借助认识人的本性，也可以认识万物的道理。既然可以认识人的本性，便用它来寻求万物的道理，却没有疑惑和停止，那么一辈子、穷尽一生也不能遍知万物。即使把贯通道理的知识增加到亿万，也仍然不足以浸润通晓万物的变化。学习到老、身体年长，却同愚人一样，仍不知道安排处置，这就叫妄人。所以学习，本来就是学习有所止。止在哪里？回答说：止于最完备之处。什么叫最完备？回答说：圣王。圣，是穷尽人伦的人；王，是穷尽制度的人。两方面都穷尽，足以成为天下的极则。所以学习的人以圣王为老师，按照圣王的制度作为法则；效法那种法则来寻求其纲领，按照类别努力仿效那些人；向往这种境界而努力，就是士人；类似这种境界而接近它，就是君子；真正知道它，就是圣人。有知识却不以它思考正确，就叫恐惧；有勇气却不以它扶持正确，就叫贼害；善于察辨却不以它区分正确，就叫篡夺；才能很多却不以它修治、荡平正确，就叫逞智辩说；有利才却不以它说明正确，就叫多言。传说说：天下有两种‘非’：考察什么是正确，考察什么是错误，就是看它合不合王制。天下有人不以正确为最高准则，然而仍有能够区分是非、治理曲直的人吗？如果不区分是非，不治理曲直，不辨别治乱，不治理人的道理，即使有这种能力，对人也没有益处，不能这样做反而不会损害人。【原文“案直将治怪説”以下多处字句疑有脱误。】只知道整治怪异的学说、玩弄奇特的言辞，用来彼此扰乱。强行钳制而口才锋利，脸皮厚而能忍受辱骂，没有正道而任意暴戾，妄加辩说而谋求私利，不喜欢辞让，不尊敬礼节，却喜欢互相推挤；这是乱世奸人的言论，于是天下谈论治理的人，反而多有这种情况。传说说：拆分言辞而自以为明察，玩弄事物而自以为善辩，君子鄙视他们；博闻强记却不合王制，君子鄙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做它对成就没有益处，求取它对获得没有益处，为它忧虑对达到目的没有益处，那么就可以广泛地把它们舍弃，不让它们妨碍自己。不让片刻的杂念滞留胸中，不贪慕过去，不忧闵将来，没有忧邑怜悯之心；在当下就能感动万物、应对事物，事情发生便辨别治乱和可否，明白清楚。周密则成功，泄露则失败，明君不会如此；张扬则成功，隐蔽则失败，暗昧的君主不会如此。所以统治人的君主，周密则防言到来而直言反而不来，小人接近而君子远离。《诗》说：‘墨色用来显示明亮，狐狸显得苍苍。’这说的是上面幽暗、下面险恶。统治人的君主，张扬则直言到来而防言反而不来，君子接近而小人远离。《诗》说：‘光明显现在下面，赫赫显现在上面。’ 这说的是上面明白、下面受到教化。【正名】后代君王所形成的名称，刑名依从商代，爵名依从周代，文名依从礼制；加在万物上的一般名称，就依从诸夏已经形成的习俗。至于曲折、期远以及远方异俗地区，则根据当地情况使名称通行。加在人身上的一般名称中，出生所依据的东西叫作性。性所调和产生的，精气相合、感应，不待人为而自然如此的，叫作性。性所喜爱、厌恶、喜怒哀乐，叫作情。情已经如此，而心对它进行选择，叫作虑。经过思虑而能够有所行动，叫作伪。思虑积累，能够习得，然后形成，叫作行为。端正而合乎义地去做，叫作事；端正合义地去做，叫作行。人所凭借而知道的，叫作知。知识有所会合，叫作智。人所凭借而能够做成事情的，叫作能；能力有所会合，也叫作能。性受到损伤，叫作病。节度遭遇外在条件，叫作命。这些都是加在人身上的一般名称，也是后代君王形成的名称。所以王者制定名称，名称确定而实际分明，道得以施行而志意相通，于是谨慎地率领百姓，使他们归于一统。有人擅自分析言辞、制造名称，以扰乱正名，使百姓疑惑；百姓多争辩诉讼，就叫大奸，其罪同于伪造符节、扰乱度量衡的罪。所以百姓不敢制造奇异言辞来扰乱正名，百姓就诚实质朴，容易役使；容易役使，就能够公正。

译百姓不敢制造奇异言辞来扰乱正名，所以专一遵循道法，谨慎地依照命令行事。这样，他们的行为规范就能长久；规范长久而功业完成，就是治理的极致。这是谨慎守护名称约定的功效。如今圣王已经去世，名称的守护松弛，奇异言辞兴起，名称和实际混乱，是非的刑名不明，那么即使守法的官吏、诵习法数的儒者，也都会混乱。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有所沿用旧名称，有所创制新名称。那么，为什么要有名称？又根据什么来确定同异？制定名称的关键，不能不考察。形体不同而内心相离，交往时称说不同的事物，名称和实际互相错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分。这样，志意必有不能相通的忧患，事情必有困顿废弃的祸害。所以有知识的人替它们分别制定名称，以指称实际；向上用来明确贵贱，向下用来辨别同异。贵贱明白，同异分清，这样，志意就没有不能相通的忧患，事情就没有困顿废弃的祸害。这就是制定名称的原因。那么根据什么来确定同异？回答说：根据天官。凡是同类同情的事物，人的天官就会把它们视为同类。同类的就用比方来归并，疑似的也使之相通，这就是用共同的约定名称彼此相期。形体、颜色、纹理用眼睛区别；声音的清浊、音调和各种奇声用耳朵区别；甘苦咸淡辛酸等各种滋味用口区别；香臭芬郁腥臊等各种气味用鼻区别；疾病、养护、寒热、滑涩、轻重等用形体区别。所以喜怒哀乐、爱恶欲望由心来区别。心有征验和认识，既然由征验认识，那么凭耳朵知道声音、凭眼睛知道形体，都是可以的。然而征验认识一定要等待天官恰当地登记、归类，然后才可以。五官登记了却不能认识，心加以征验却说不出道理，这种情况人人都有，叫作不知道。这就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同异。然后随着这些分别给它们命名：相同的就称为相同，不同的就称为不同。单独的名称足以说明，就用单名；单名不足以说明，就用兼名。单名和兼名没有互相妨碍的地方，那么共同使用，即使共同使用也不会造成损害。知道实际不同就使用不同的名称，所以实际不同的事物没有不使用不同名称的，这样就不会混乱；同样，也不能让实际不同的事物都使用同一个名称。所以万物虽然众多，有时想把它们全部举出，于是称为‘物’；‘物’是最大的总名称。推而广泛归并它们，共同归并还有更共同的名称，直到没有可以共同归并的对象才停止。有时想把它们全部举出，于是称为‘鸟兽’；‘鸟兽’是大的分类名称。推而进一步分别它们，分别中还有更细的分别，直到没有可以再分别的地方才停止。名称没有固定的适宜性，根据约定来命名；约定确定、习俗形成，就叫作适宜。不同于约定，就叫作不适宜。名称也没有固定的实际，根据约定来命名实际；约定确定、习俗形成，就叫作实际。给名称命名，如果本来确实良善、简便易懂而不违背事物，就叫作善名。事物有形状相同而所在不同的，有形状不同而所在相同的，可以分别辨识；如果成为所在不同的两个事物，即使本来可以合在一起，也称为两个实体。形状发生变化而实体没有区别，却成为另一个事物的，称为“化”；发生变化而实体没有区别的，称为一个实体。这是考察实体、确定数目的依据，也是制定名称的关键。后世君王所确定的名称，不可不仔细考察。受到侮辱却不以为羞辱，圣人不爱惜自身，杀死盗贼不算杀人，这是被名称的使用迷惑、因而扰乱名称的情况。用事实检验名称是否有实际所指，再观察它的实际运用，就能禁止这种混乱。把山谷夷平，说情欲应当减少，使肉食不再增加甘美，使大钟不再增加快乐，这是被事实的使用迷惑、因而扰乱名称的情况。检验它所依据的缘由，不把异同混为一谈，再观察它的实际调理，就能禁止这种混乱。“非”而拜访楹柱，有牛马却说不是马，这是被名称的使用迷惑、因而扰乱事实的情况。考察名称的约定，看它所接受的事实是否同它所排斥的说法相违，就能禁止这种混乱。凡是背离正道而擅自创作的邪说、偏说，没有不属于这三种迷惑的。因此，贤明的君主知道它们的区别，不同它们争辩。百姓容易用正道统一起来，却不能同他们共同商议旧有成规。所以贤明的君主用权势统治他们，用正道引导他们，用命令申明要求，用论说彰明道理，用刑罚禁止过错。因此百姓受正道感化，就像神妙无形，哪里还用得着辩说权势呢！如今圣王去世，天下混乱，奸邪言论兴起，君子没有权势可以统治它们，也没有刑罚可以禁止它们，所以才出现辩说。事实不明白，然后才知道用命令；命令不明白，然后才用约定；约定不明白，然后才用说解；说解不明白，然后才用辩论。因此，约定、命令、辩论、说解，是治理时所使用的重要文辞，也是王业的开端。名称传达出来而事实得到理解，是名称的功用；名称层层累积而形成文辞，是名称的文采。功用和文采都具备，就叫作懂得名称。名称，是用来约定、联系各种事实的。文辞，是把不同事实的名称合在一起，用来论述一个意思的。辩说，是不把事实和名称混淆，用来说明事物运动和静止的规律的。约定和命令，是辩说的作用。辩说，是心对于道的表现。心，是掌管道的工师。道，是治理事务的纲纪。心符合道，说解符合心，文辞符合说解；名称端正而能约定事实，请问就能明白，辨别差异而不过分，推类比而不违背。听取意见就能符合文辞，进行辩说就能穷尽事理。端正正道而辨明奸邪，就像用墨线来判定曲直。因此邪说不能扰乱，百家也无处藏身。有兼听各种意见的明察，却没有自夸自傲的神色；有兼顾众人的宽厚，却没有夸耀德行的表情。说解得以实行，天下就端正；说解不能实行，就只能说明正道而陷入困穷。这就是圣人的辩说。《诗》说：“仪态庄重高昂，像玉珪和玉璋一样；有美好的声誉和声望，和乐平易的君子，四方都以他为纲纪。”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谦让的礼节得到遵守，长幼的秩序得到理顺；忌讳的话不说，妖妄的言辞不出。用仁爱之心说话，用求学之心听取意见，用公正之心辩论；不因众人的毁誉而动摇，不迎合旁观者的耳目，不向贵人的权势行贿，也不受偏邪者言辞的诱导。因此能够处在正道上而不改变，吐露言论而不被夺回，获利而不随物流转，尊重公正而鄙弃卑劣争竞。这就是士君子的辩说。《诗》说：“长夜漫漫啊，长久思念不能止息啊；远古的事情不敢怠慢啊，礼义不敢有过失啊，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啊。”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君子的话，涉及事物而精确，谦下而有条理，参差却能整齐。他们端正名称，使文辞恰当，以求明确表达自己的志意。名称和文辞，是表达志意的工具。只要足以相互沟通，就可以舍弃它们。因此名称足以指明事实，文辞足以显现意旨的极限，就可以舍弃它们。超出这些的，叫作“仞是”【词义存疑】；君子所舍弃的，愚人却捡来当作自己的珍宝。因此愚人的言论，恍惚而粗疏，杂乱而没有条理，喋喋不休而沸腾喧嚣。他们只是诱导名称、炫弄文辞，却没有深入自己的志意。

译所以他们终究借助空疏的说法而没有尽头，十分劳苦却没有功效，贪求却没有声名。因此，明智者的言论，使人思考起来容易明白，实行起来容易安稳，坚持起来容易确立；事情成功后一定能得到自己所喜爱的，而不会遭遇自己所厌恶的。愚人则相反。《诗》说：“成为鬼，成为蜮，就无法捉摸；脸面厚而无羞，窥视别人没有止境；写下这首好歌，来穷尽反复不安的情状。”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凡是谈论治理而把去除欲望作为条件的，都是不懂得如何引导欲望，反而被有欲望的事实困住的人。凡是谈论治理而把减少欲望作为条件的，都是不懂得如何节制欲望，反而被欲望过多的事实困住的人。有欲望和没有欲望，是不同的类别，是生与死的问题，不是治理和混乱的问题。欲望多和欲望少，是不同的类别，是情感的事情，不是治理和混乱的问题。欲望不必等到可以得到才去追求的，是随着自己所能欲求的事物而动；不必等到可以得到才有的，是承受于上天的。追求某物，是随着心中认为可以得到的事物而动。上天所赋予人的一种欲望，受到心中欲望多少的制约，本来就很难一概而论。上天赋予人的，人最想要的是生存；人最厌恶的是死亡。然而人有顺从生存而走向死亡的，并不是不想生而想死，而是生存之道行不通、死亡之道却行得通。因此欲望超过限度而发动，是心使它这样；达不到限度而停止，是心使它这样。心所认为可以而又符合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很多，又怎么会妨害治理呢？欲望尚未达到限度却发动得过度，是心使它这样。心所认为可以的事情失去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很少，又怎么能阻止混乱呢？所以治理和混乱取决于心所认为可以的东西，而不在于情感所欲求的东西。不在欲望所在之处寻求原因，却在欲望缺失之处寻求原因，即使说自己已经得到它，实际上却是失去了它。性，是上天所成就的；情，是性的实质；欲，是情的回应。把欲望所指向的东西视为可以得到而去追求，是情感所必然不能避免的。把它认为可取而引导行动，智慧就必然从这里产生。因此即使是守门人，欲望也不能去除，因为它是性所具备的；即使是天子，欲望也不能穷尽。欲望虽不能穷尽，却可以接近穷尽；欲望虽不能去除，追求却可以节制。所欲求的东西虽不能穷尽，追求它的人仍可接近穷尽；欲望虽不能去除，所追求的东西如果得不到，思虑就会节制追求。道是这样的：向前推进就接近穷尽，退后就节制追求，天下没有比它更好的办法。凡人没有不顺从自己认为可取的，而舍弃自己认为不可取的。知道道没有比它更好，却不顺从道，是不可能有的。假如有一个人，想往南方的欲望很多，厌恶北方的欲望很少，难道是因为南方的事物不能穷尽，便离开南方而向北走吗？如今人的欲望没有很多，所厌恶的东西也没有很少，难道是因为所欲求的东西不能穷尽，便离开得到欲望的正道而去取所厌恶的东西吗？所以，可以用道说明白并应当顺从的，为什么要削弱它而造成混乱？不能用道说明白并应当离开的，为什么要增加它而求得治理？因此明智者只论说道罢了，那些小家所珍爱的、所偏说的愿望，都衰微了。凡人取得某物时，所欲求的从来不会纯粹地一同到来；舍弃某物时，所厌恶的也从来不会纯粹地一同离去。因此人每有所行动，都不能不让权衡与它一起衡量；权衡不正，重物悬在上面，人却以为轻；轻物悬在下面，人却以为重。这就是人被轻重迷惑的原因。权衡不正，祸害寄托在欲望上，人却以为是福；福分寄托在厌恶之物上，人却以为是祸。这也是人被祸福迷惑的原因。道，是古今正确的权衡。离开道而在内心自行选择，就不知道祸福寄托在哪里。用交换来比喻：以一件东西换一件东西，叫作没有得到也没有丧失；以一件东西换两件东西，叫作没有丧失而有所得；以两件东西换一件东西，叫作没有所得而有所丧失。计较的人取其多的，谋划的人顺从可以用一换二的办法，却没有人替他们说明其中的数目。顺从道而行动，就像用一件换两件，为什么会丧失？离开道而在内心自行选择，就像用两件换一件，为什么会有所得？把百年的欲望积累，换取一时的嫌恶，却还要这样做，正是不明白其中的数目。有一种情况，曾有人试着深入观察它的隐微，却难以察觉：内心轻视道理而不看重外物的人，是不存在的；外在看重物质而内心不忧虑的人，是不存在的；行为背离道理而外在没有危险的人，是不存在的；外在有危险而内心不恐惧的人，是不存在的。内心忧虑恐惧时，嘴里含着肉食却不知道味道，耳朵听着钟鼓却不知道声音，眼睛看着黼黻却不知道形状，即使穿着轻暖的衣服、睡在平整的竹席上，身体也不知道安适。因此面对万物的美好，却不能满足。即使暂且得到询问而满足，也不能舍离它。因此面对万物的美好却增添忧虑，兼有万物的利益却增添祸害。这样的人，他追求外物，是为了养护欲望、苟延寿命。所以想养护欲望，却放纵情感；想养护本性，却危害形体；想养护快乐，却扰乱内心；想养护声名，却扰乱行为。这样的人，即使封为侯、称为君，也同盗贼没有区别；乘坐轩车、戴着冕旒，也同无足之人没有区别。这叫作让自己受外物役使。内心平和愉悦，颜色不必超过佣工所见的程度就可以养眼，声音不必超过佣工所闻的程度就可以养耳，蔬食菜羹就可以养口，粗布衣服、粗麻鞋就可以养身体，屋室、庐舍、仓廪、芦苇草褥以及几席就可以养形体。因此即使没有万物的美好，也可以养成快乐；即使没有权势和位次，也可以养成声名。这样再把天下加在他身上，他治理天下的成果会多，而自己的和乐会少。这叫作看重自己而役使外物。没有根据的话，没有见于行动的行为，没有听闻依据的谋划，君子都要谨慎对待。【性恶】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的。如今人的本性，生来就有贪利的倾向，顺着这种本性，所以争夺产生而谦让消失；生来就有嫉恨厌恶的倾向，顺着这种本性，所以残害产生而忠信消失；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喜好声色，顺着这种本性，所以淫乱产生而礼义、文理消失。既然如此，顺从人的本性、顺应人的情感，必然会产生争夺，合于侵犯名分、扰乱道理，最后归于暴乱。因此一定要有师法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能产生谦让，合于文理，最后归于治理。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所以木材做成器物，一定要等待櫽栝蒸煮矫正之后才会直；钝金一定要等待磨砺之后才会锋利。如今人的本性是恶的，一定要等待师法才会端正，得到礼义才会治理。如今人没有师法，就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悖乱而不能治理。古代圣王认为人的本性恶，容易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容易悖乱而不能治理，所以创制礼义，制定法度，用来矫正、修饰人的情性，使之端正；用来扰化、引导人的情性，使之遵循正道，使所有人都归于治理，合于道。

译如今的人接受师法的教化，积累文献学问，遵行礼义的，成为君子；放纵性情，安于任性妄为而违背礼义的，成为小人。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孟子说：“人的学习，是因为人的本性善。”回答说：“这不对。这是没有达到认识人的本性，也没有考察清楚人的本性与人为之分。凡是本性，是上天所成就的，不可以学习，也不可以做作。礼义，是圣人所产生的；是人通过学习而能够做到、通过实践而能够成就的。不能学习、不能实践而存在于人身上的，叫作性；可以学习而能够做到、可以实践而能够成就而存在于人身上的，叫作伪。这就是性与伪的区别。如今人的本性，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可以看见的明辨能力不离开眼睛，可以听见的聪敏能力不离开耳朵。眼睛明、耳朵聪，不可能靠学习才有，已经很清楚了。孟子说：‘如今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后来都丧失了本性。’回答说：‘这样说就过分了。如今人的本性，生来就离开了它的质朴，离开了它的资质，所以必然会失去它。’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所谓本性善，是说不离开它的质朴而使它美好，不离开它的资质而使它有利；使资质和质朴趋向美好，使心意趋向善。至于可以看见的明辨能力，不离开眼睛；可以听见的聪敏能力，不离开耳朵。所以说，眼睛明而耳朵聪。如今人的本性，饥饿时想吃饱，寒冷时想取暖，劳累时想休息，这就是人的情性。如今人饥饿时看见年长者却不敢先吃，是因为将要谦让；劳累时不敢请求休息，是因为将要替代别人。是儿子向父亲谦让吗？是弟弟向兄长谦让吗？是兄长的儿子替代吗？是父亲的弟弟替代吗？这两种行为，都违背本性而悖逆情感。然而孝子的行为，是礼义的文理。因此顺从情性就不会谦让，谦让就违背情性。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问者说：人的本性既然恶，礼义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凡是礼义，都是产生于圣人的人为，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所以陶工揉和泥土来制作器皿，那么器皿产生于陶工的人为，而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木工砍削木材制成器皿，那么器皿产生于木工的人为，而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圣人积累思虑，学习人为的方法，从而产生礼义、创立法度，那么礼义法度产生于圣人的人为，而不是本来产生于人的本性。至于眼睛喜爱美色，耳朵喜爱声音，口喜爱滋味，心喜爱利益，骨骼、身体和肌肤喜爱愉悦安逸，这些都是产生于人的情性，受到感触就自然发生，不必等待作为之后才发生。受到很大感触却不能立即这样，必须等待有所作为之后才这样，叫作产生于人为。这就是性和伪所产生的不同迹象。因此圣人改变人的本性而创起人为，人为从本性出发而产生礼义，礼义产生后制定法度。既然如此，礼义法度是圣人所产生的。所以圣人与众人相同之处、不异于众人之处，是本性；圣人与众人不同并超过众人之处，是人为。喜爱利益而想得到它，是人的情性。假如兄弟分配资财，若顺从情性、喜爱利益并想得到它，那么兄弟就会互相争夺；若接受礼义的文理教化，那么就会把财物让给国人。因此顺从情性，兄弟就会争夺；接受礼义教化，就会把财物让给国人。凡人想要行善，是因为人的本性恶。薄弱的希望变厚，丑陋的希望变美，狭小的希望变宽广，贫穷的希望变富裕，卑贱的希望变尊贵；如果内在没有这些，就一定向外寻求。富裕而不希望财物，尊贵而不希望权势，如果内在已经拥有这些，就一定不向外寻求。由此看来，人想要行善，是因为人的本性恶。如今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所以努力学习而求得礼义。人的本性不知道礼义，所以用思虑来求得对礼义的认识，这样说来，这只是本性本身而已；那么人就没有礼义，也不知道礼义。人没有礼义就会混乱，不知道礼义就会悖逆。既然如此，如果只有本性，悖逆和混乱就在自身之中。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回答说：“这不对。”凡是古今天下所说的善，是合乎正理、平正而得到治理；所说的恶，是偏邪险恶、悖逆而混乱。这就是善恶的区别。如今如果人的本性本来就合乎正理、平正而得到治理，那么还要圣王做什么，还要礼义做什么呢？即使有圣王和礼义，又能在正理平治之上增加什么呢？如今情况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恶，所以古代圣人认为人的本性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混乱而不能治理，于是设置君上之势来统治他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创立法制来治理他们，加重刑罚来禁止他们，使天下都归于治理，合于善。这就是圣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现在姑且试着去掉君上的权势，不施行礼义的教化；去掉法制的治理，不用刑罚禁止，靠在一旁观察天下百姓相互对待的情形。如果这样，那么强者就会伤害弱者、夺取弱者的东西，人数多的就会暴虐人数少的、喧闹欺凌他们，天下的悖乱和相互灭亡，不用片刻就会发生。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所以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征验。凡是论说，贵在有辨析、同验证相合，因此坐着谈论，起身后就可以设置；张开施行，就可以实行。如今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却没有辨析，也不合于验证；坐着可以谈论，起身后却不能设置，张开后也不能施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如果本性善，就会废除圣王、停止礼义；如果本性恶，就会兴起圣王、尊重礼义。因此櫽栝的产生，是因为木材弯曲；墨线的出现，是因为木材不直；设置君上、彰明礼义，是因为人的本性恶。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直木不需要櫽栝就能直，是因为它的本性直；弯曲的木材一定要等待櫽栝蒸煮矫正之后才直，是因为它的本性不直。如今人的本性恶，一定要等待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能都归于治理、合于善。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问者说：“礼义是积累人为而形成的，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能够产生礼义。”

译回答说：“这不对。陶工揉和泥土而制成瓦，那么瓦和泥土难道是陶工的本性吗？木工砍削木材而制成器物，那么器物和木材难道是木工的本性吗？圣人对于礼义，也正像陶工揉泥而制成器物一样。既然如此，礼义是积累人为而成的，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凡是人的本性，尧、舜和桀、跖是一样的，君子和小人的本性也是一样的。如今要把礼义积累人为当作人的本性吗？如果这样，那么为什么尊贵尧、禹，为什么尊贵君子呢？凡是尊贵尧、禹和君子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改变本性、创起人为，人为兴起而产生礼义。既然如此，圣人对于礼义的积累人为，也正像陶工揉泥而制成器物一样。由此看来，礼义积累人为，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桀、跖和小人之所以被鄙贱，是因为他们顺从本性、顺应情感，安于任性妄为，表现为贪利争夺；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善是人为的。上天并不是偏爱曾参、闵骞、孝己而排斥众人，然而曾参、闵骞、孝己独自深厚地实践孝道并完全获得孝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极其遵行礼义。上天并不是偏爱齐、鲁的百姓而排斥秦人，然而在父子之义、夫妇之别方面，秦人不如齐、鲁人那样具备孝行、尊敬父亲，为什么呢？” 因为秦人顺从情性，安于任性妄为，轻慢礼义。难道他们的本性不同吗？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禹之所以成为禹，是因为他实行仁义法正。既然仁义法正有可以认识、可以实行的道理，那么路上的普通人也都有可以认识仁义法正的资质，都有可以实行仁义法正的能力。既然如此，他们可以成为禹，就很明显了。如今如果说仁义法正本来没有可以认识、可以实行的道理，那么难道只有禹能认识仁义法正、能实行仁义法正吗？难道要说路上的普通人本来没有可以认识仁义法正的资质，也没有可以实行仁义法正的能力吗？如果这样，路上的普通人就不能在内认识父子之义，在外认识君臣之正；否则，如今路上的普通人都能在内认识父子之义，在外认识君臣之正。既然如此，他们能够认识的资质、能够实行的能力，存在于路上的普通人身上，就很明显了。如今假使路上的普通人凭借能够认识的资质、能够实行的能力，依据仁义可以认识的道理和可以实行的能力，那么他们可以成为禹，就很明显了。如今假使路上的普通人伏案遵循学术，专心一意，思考探索、熟悉考察，日积月累而长久坚持，积累善行而不停止，就可以通达神明，与天地并列。所以圣人，是人积累而达到的。有人说：既然圣人可以积累而达到，为什么人人都不能积累成为圣人呢？回答说：是可以做到，却不能使他们去做。因此小人可以成为君子，却不肯成为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却不肯成为小人。小人与君子之间，本来没有不能相互成为对方的，然而不能相互成为对方，是因为可以做到却不能强使他们去做。所以路上的普通人可以成为禹，但说路上的普通人一定能成为禹，却未必如此。即使不能成为禹，也不妨碍他可以成为禹；这种可能性足以遍行天下，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遍行天下。工匠、农民、商人，本来都可以互相承担对方的工作，然而从来没有真正能够互相承担对方的工作。由此看来，可以做到，未必就能做到；即使不能做到，也不妨碍他可以做到。因此能与不能、可与不可，差别很远；他们不能相互成为对方，是很明显的。尧问舜说：“人的情性怎么样？”舜回答说：“人的情性很不好，又何必问呢？妻子儿女具备了，对父母的孝就衰减；嗜好欲望得到满足，对朋友的信义就衰减；爵禄充盈，对君主的忠诚就衰减。人的情性啊，人的情性啊，实在很不好，又何必问呢？只有贤人不是这样。” 有圣人的智慧，有士君子的智慧，有小人的智慧，有役夫的智慧。话说得多，却文雅而有条理，整天议论事理，言辞千变万化，而总的条理是一致的，这是圣人的智慧。话说得少，却直截而简省，论述事情而有法度，像用绳子约束它，这是士君子的智慧。他说话谄媚，行为悖逆，办事多有侮慢，这是小人的智慧。他们敏捷便利、反应迅速却没有条理，杂乱多能却没有用处，折取迅速、精熟圆滑却不急切也不忧虑；不辨是非，专以曲直作为争胜的手段，这是役夫的智慧。有上等的勇，有中等的勇，有下等的勇。天下人中，有人敢端直自身；先王有道时，他敢实行自己的意志，在上不顺从乱世的君主，在下不随俗于乱世的百姓；仁义所在之处，他不以贫穷为忧，仁义不存在之处，他不以富贵为荣。天下人知道他，就想同天下人一起分担苦乐；天下人不知道他，他也傲然独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的勇。礼节恭敬而心意谦抑，大体端正而诚信，轻视货财；贤者敢于推举并尊崇这种人，不肖者敢于牵引并废弃这种人，这是中等的勇。轻视自身而看重货财，安然面对祸患而扩大解脱之道，只求苟且免祸而不顾其他；不问是非是否正确，只把胜过别人作为目的，这是下等的勇。繁弱、钜黍，是古代的良弓；然而没有排擏就不能自行端正。桓公的葱，太公的阙，文王的録，庄君的▯，阖闾的干将、莫邪、钜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的良剑；然而不加磨砺就不能锋利，没有人的力量就不能斩断。骅骝、騹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然而前面必须有缰辔的约束，后面有鞭策的威势，再加上造父的驾驭，然后才能一天行进千里。人即使有美好的资质、明辨的心智，也一定要寻求贤师来侍奉他，选择贤友来结交。得到贤师而侍奉他，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道；得到良友而结交他，看到的就是忠信、恭敬、谦让的行为。自身每天进益于仁义却自己不知道，是潜移默化使他如此。如今同不善之人相处，听到的就是欺骗、诬罔、诈伪，看到的就是污秽、放荡、淫邪、贪利的行为；自身将要遭受刑戮却自己不知道，也是潜移默化使他如此。传说说：“不了解他的儿子，就看他的朋友；不了解他的君主，就看他的左右近臣。”不过是潜移默化罢了！不过是潜移默化罢了！《绎史》卷一百四十三上 《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