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卷一百四十六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绎史》卷一百四十六下。灵壁县知县马骕撰。吕不韦相秦【下】。《吕氏春秋》【听言】听取言论不可不审察；不审察，就不能分辨善与不善；不能分辨善与不善，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夏、商、周三代能够分辨善与不善，所以能够称王；如今天下日益衰败，圣王之道废绝，世上的君主大多扩大自己的欢乐，增大钟鼓之声，奢侈修建台榭、苑囿，借此掠夺百姓财物，轻易使百姓送死，以发泄自己的愤怒；老人和弱者受冻挨饿，幼小和壮健俊美的人夭折死亡，几乎全都陷入穷困，又加以杀戮俘虏；攻打无罪的国家来索取土地，诛杀无辜的百姓来谋求利益，却想使宗庙安定、社稷不受危险，不是很困难吗？如今有人说：‘某氏财货很多，他的房屋墙基潮湿，守门的狗也死了，看来可以乘机攻破他。’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但若说：‘某国发生饥荒，城郭残破，守备器械很少，可以袭击并夺取它。’人们却不认为这不对，竟然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周书》说：‘过去的事情无法赶上，未来的事情不可等待；使自己的时代贤明，就叫天子。’所以在当今时代，若有人能分辨善与不善，使他称王并不困难。善与不善的根本在于义，不在于偏爱；爱护和使人获利的道理，意义十分重大。漂流在海上的人，航行十天半月，看到相貌相似的人便感到高兴；等到满一年，看到曾在中国见过的东西，才感到高兴。人离开人越久，思念人就越深吗？乱世的百姓，距离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日日夜夜没有片刻不希望见到圣王。因此，贤王和优秀士人若想忧虑百姓，就不可不努力。功业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业，言论先于事情；连事情都不知道，怎么能听取言论？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能承当言论？同别人谈论治国之道，究竟有没有辩说，还是没有辩说？造父最初在大豆身上练习驾车，蠭门最初在甘蝇身上练习射箭；能够驾驭大豆、射中甘蝇而不移动，人们认为这是天性。正是这种不移动，才使他们能够追逐远处和紧迫的目标，能够除害禁暴。凡人也一定有所学习，内心经过训练后才会听取言论。不训练自己的心，而只在学问上训练；不学习却能够听取言论，古今从来没有这种人。有关道理见于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偃兵之说游说燕昭王以及应对空洛之遇，孔穿议论公孙龙，翟翦诘难惠子的法术；这四位士人的议论都有许多缘由，不可不分别论述【谨听】。从前禹一次沐浴要三次握起头发，一顿饭要三次起身，为的是以礼对待有道之士，通晓自己的不足。通晓自己的不足，就不会同外物争竞；以愉悦、平和、安静的态度等待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获得，顺其自然地让他们这样做，使他们自己说出来。亡国君主却反其道而行，自己认为贤能而轻视别人；轻视别人，进言的人就只会迎合而不敢把话说尽，听取意见的人自以为是，因而什么也得不到。即使拥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把幽暗当作光明，把混乱当作安定，把失败当作成功，把危险当作安宁。因此殷、周因此灭亡，比干因此死亡。悖乱而不足以有所作为。君主的本性，没有比在所怀疑的事情上犯错更严重的，也没有比在所不怀疑的事情上犯错更轻的；没有比不知道的事情更容易犯错的，也没有比在自以为知道的事情上犯错更严重的。所以即使没有怀疑，即使已经知道，也一定要用法度审察，用尺度衡量，用数目验证。这样，是非就不会失误，举措也不会过当。尧怎么能得到天下贤人并考察舜？舜怎么能得到天下贤人并考察禹？不过是凭耳听而作出判断罢了。耳朵能够作出判断，是因为反映了人的性命本性。如今那些迷惑的人，不懂得返回性命本性的道理；次一等的人，又不知道考察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的原因，那么他们从哪里知道自己的时代不可为？从哪里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及？最上等的人知道这一点，次一等的人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道就询问，不能做到就学习。《周箴》说：‘自己想到要学习这件事，德行还不算晚。’学习贤者，询问三代兴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是百种祸患的根源。名声不会凭空树立，功业不会自行成就，国家不会无故存在，必定要有贤者。贤者的道术，深远而难以知晓，精妙而难以看见。所以见到贤者却不感到震动，就不会在心中警惕；心中不警惕，对贤者的认识就不深。不能深刻了解贤者所说的话，是最大的不祥。君主贤明，社会就安定，贤者处在上位；君主不肖，社会就混乱，贤者处在下位。如今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也已经断绝。没有天子，是最大的祸患。没有天子，强者战胜弱者，多数人暴虐少数人，彼此用兵残害，不能得到休息。如今的时代正是这样。因此在当今时代，要寻找有道之士，就要到四海之内、山谷之中、偏远幽静的地方去。这样做，就有幸能够得到他们。得到他们之后，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太公在滋泉垂钓，正处于纣的时代。所以文王得到他，文王只是拥有千乘的诸侯；纣却是天子。天子失去了他，千乘之国却得到了他。这就在于知与不知。对于普通百姓，不必等到他们了解道理才使用，不必等到他们受到礼遇才命令。至于有道之士，必须以礼相待，必须了解他们，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有关道理见于胜书的论说。周公可以说是善于听取意见的人。齐桓公拜见小臣稷，魏文侯拜见田子方，都可以说是善于礼待士人【务本】。试着考察上古记载，三王的辅佐之臣，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荣耀的，他们的实际地位没有不安定的，原因在于功劳大。《诗经》说：‘阴云浓重而凄冷，云气兴起又多又密；雨水落到我们的公田，终于也下到我们的私田。’三王的辅佐之臣，都能把公家的利益施及自己的私利。世俗君主的辅佐之臣，想得到名声和实际利益的愿望，同三王的辅佐之臣一样，但他们的名声没有不受辱的，实际地位没有不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公心。他们都担心自己的身份不能在国家中显贵，却不担心君主不能在天下显贵；都担心自己的家族不富裕，却不担心国家不能强大。这就是想求荣耀反而更加受辱，想求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在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百姓；百姓的治乱在于主管官吏。《易经》说：‘复卦，返回正道，有什么过错呢？吉祥。’这是说根本没有改变，行动最终就会有喜庆。如今任官就荒废混乱，面对财物就贪得无厌，列于近臣就坚持进谏，统率众人就疲弱怯懦；凭这些却厚望于君主，难道不困难吗？如今有人在这里，修养自身、谋划防备就感到可耻；面对财物资货，全部据为己有。像这样还能富有的人，不是盗贼就没有其他取财之道。所以荣耀和富贵不是自行到来的，而是凭借功劳取得的。如今功劳非常微薄，期望却很厚重，这是欺诈；没有功劳却追求荣耀富贵，这是欺骗。

译欺骗诬妄的道路，君子不走。人们多议论说：‘君上任用我，国家就一定没有祸患。’任用自己未必正确，却没有什么比自己认为贤能更严重的了。既然还会有祸患，任用自己来治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这是把自己所能控制的事放下，反而夺取自己不能控制的事，实在悖谬。尚未做到治理国家、治理官府，尚且可以；至于在内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这些事一定应当能够做到。假如侍奉父母还不孝顺，交朋友还不笃厚，就是尚未做到的事情，怎么能把它做好呢？所以评价一个人，不要因为他尚未做到的事就任用他，而要根据他已经做到的事；由此可以知道他尚未做到的事。古代侍奉君主的人，必定先显示自己的才能，然后才接受任用；必定先反省自己的真实情况，然后才接受职位。君主即使过分给予，臣下也不白白接受。《大雅》说：‘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有二心。’这是说忠臣的行为。有关道理见于郑君询问被瞻义理的故事。薄疑用不应加重赋税来回答卫嗣君；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懂得根本【谕大】。从前舜想使古今制度相继，却没有成功；但既然如此，也足以成就帝业。禹想成为帝，却没有成功；但既然如此，也足以端正不同风俗。汤想继承禹，却没有成功；但既然如此，也足以使四方荒远之地服从。武王想达到汤的成就，却没有成功；但既然如此，也足以成就王道。五霸想继承三王，却没有成功；但既然如此，也足以成为诸侯之长。孔丘、墨翟想在世间推行大道，却没有成功；但既然如此，也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大的义举没有成功，却已经有所成就了。已经如此。《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大而运行不息，所以神妙，所以威武，所以有文德。因此要致力于每一件事。在大地上，广大就有常规；祥瑞不在庭院，岐山的母鹿成群；天鹅不在周山，大地广大就有虎、豹、熊、螇蛆；水势广大就有蛟龙、鼋、鼍、鳣、鲔。’《商书》说：‘五世的宗庙可以看见怪异，统率万人的长官可以产生谋略。房屋中不可能有泽陂，井中不可能有大鱼，新树林中不可能有高大的树木。凡谋划事情要成功，必须凭借广大、众多、长久和诚信。’季子说：‘燕雀争着在一间屋檐下找到好住处，母子互相喂食，亲昵快乐，自以为安稳了。灶的烟道裂开，火焰向上烧到屋梁，燕雀的脸色却不变，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自身。做人臣而能避免燕雀这种智慧的，很少。’ 做人臣的，只顾增加自己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个国家里互相勾结，亲昵快乐，却因此危害国家社稷；他们离灶的裂缝已经很近了，最终仍不知道，和燕雀的智慧没有区别。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一个国家全部混乱，就没有安定的家族；一家都混乱，就没有安定的自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小的安定一定要依靠大的安定；大的安定也一定要依靠小的安定。大小、贵贱彼此交相依靠，然后都能获得安乐和安定。卑贱和弱小的地位，依赖于尊贵和强大；有关道理见于薄疑游说卫嗣君以王道，杜赫游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以及匡章诘难、惠子使齐王行王道的故事【首时】。圣人处理事情，似乎缓慢却实际迅速，似乎迟滞却实际快捷，是为了等待时机。王季历困厄而死，文王为此痛苦，也没有忘记在羑里所受的耻辱，因为时机还不到。武王早晚不懈地奉行此事，也没有忘记玉门之辱，经过十二年，终于成就了甲子之事。时机本来就难以得到；有汤、武那样的贤能却没有桀、纣那样的时机，不能成功；有桀、纣那样的时机却没有汤、武那样的贤能，也不能成功。圣人看待时机，就像脚步和影子一样，不可分离。因此有道之士在没有遇到时机时，隐匿、分散、逃避，勤勉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就有从平民成为天子的，有从拥有千乘的诸侯取得天下的，有从卑贱地位成为三王辅佐者的，有从普通人身份向万乘之君报仇的。所以圣人所看重的，只有时机。水冻结后才坚固，后稷不能播种，后稷播种也必须等待春天。因此人即使有智慧，遇不到时机，也不会有功业。正当树叶茂盛美好时，整天采摘它，却不会察觉；等到秋霜降下，众多树林都衰败了。事情的难易，不在于大小，关键在于懂得时机。郑子阳遇难时，一只疯狗使局势溃败；齐国高国遇难时，一头走失的牛使局势溃败。众人借此杀死子阳和高国；在那个时机，狗和牛尚且可以成为人们的借口，何况用人来作为借口呢？饥饿的马充满马厩，却默默看不见草；饥饿的狗充满狗窝，却默默看不见骨头。一旦看见骨头和草，行动就无法禁止。乱世的百姓，默默看不见贤者；一旦看见贤者，就会前往归附，无法阻止。前往归附的人，难道不正是因为形势和内心所推动吗？齐国以东帝自居，困窘于天下，鲁国却夺取徐州；邯郸以寿陵自居，困窘于万民，卫国却夺取茧氏。凭鲁、卫这样的小国，竟都能在大国那里实现志愿，是因为遇到了时机。因此贤明君主、优秀士人若想忧虑百姓，乱世正是施展他们的时机。上天不会再次给予机会，时机不会长久停留；人的能力也不能同时在两方面都发挥，事情在于把握时机【察今】。如今在上位的人，为什么不效法先王的法令？并不是先王不贤，而是因为先王的法令已经不能直接拿来效法。先王的法令，是经历上世流传下来的；有人给它增加内容，有人削减内容，怎么能够直接效法？即使没有人增减它，也还是不能直接效法。东夏的命令、古今的法令，语言不同，制度也不同。因此古代的命令，许多不通用于今天的语言；今天的法令，许多也不符合古代的法令。不同风俗的百姓，也有类似情况：他们想要相同的东西，也想要不同的东西。口语和命令不同，就不能使人愉悦。比如舟车、衣冠、滋味、声色各不相同，人们都认为自己的正确，反过来互相诽谤。天下求学的人，大多逞强辩说、追求华利言辞，反而不求实际，只致力于互相诋毁，把胜过别人作为目的。先王的法令，怎么能够直接效法？即使可以取得，也还是不应拘泥效法。凡先王的法令，都是针对当时的需要制定的；时势不会和法令一起固定到来。法令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也还是不能机械效法。因此应选择先王已经成功的法令，效法的是它制定法令的原则。先王制定法令的原则是什么？先王制定法令的对象，只是人。今天的人也是人，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今天就可以知道古代。

译古今本来相同，人和我也相同。有道之士重视由近处推知远处，由今天推知古代，以增加自己的见闻，认识自己尚未见到的事物。因此，仔细观察堂下的阴影，就能知道日月运行以及阴阳变化；看到瓶中的水结冰，就能知道天下的寒冷和鱼鳖的潜藏；尝一小块肉，就能知道一锅肉的滋味和一鼎调味的情况。楚国人想袭击宋国，派人先在澭水中立下标记。澭水突然上涨，楚人不知道，仍沿着标记在夜里渡水，淹死了一千多人，军队惊乱，连都邑和住所也毁坏了。在楚人最初立标记的时候，标记确实可以作为渡水的引导；如今水已经变化，水位增加很多了，楚人却还沿着标记来渡水，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如今世上的君主效法先王的法令，也像这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同先王法令所适用的时代不同，却还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并效法它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可悲吗？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令就会混乱，死守法令而不改变就会悖谬。悖谬和混乱不能用来维持国家。时代变化、时势转移，改变法令才合宜。好比高明的医生，病情千变万化，药方也应千变万化；病情变了而药方不变，原先可以使人长寿，今天却会使人夭折。因此凡是举措，都必须依照法则行动；改变法令的人，要顺应时势而变化。按照这个道理，就不会有过分的劳苦。不敢议论法令的，是普通百姓；死守法令的，是主管官吏；顺应时势改变法令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天下有七十一位圣人，他们制定的法令都不相同，并不是故意互相反对，而是时势不同。所以说：好剑期望的是能够斩断东西，不期望一定叫镆铘；好马期望的是能够日行千里，不期望一定叫骥骜。成就功名，就是先王所追求的千里之效。楚国有人渡江，佩剑从船上掉进水里，他急忙在船上刻下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下后，他从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寻找。船已经前进了，剑却没有前进，像这样寻找剑，不是很糊涂吗？由此可知，为国家制定法令时，国家的时代已经迁移了，法令却不迁移；用这样的法令治理国家，难道不困难吗？有人经过江边，看见一个人正要把婴儿投入江中。婴儿哭了，别人问他原因，他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善于游泳。’他的父亲虽然善于游泳，难道他的孩子就马上也善于游泳吗？这样任用事物也一定会悖谬。荆国治理政事，就像这种情况【 ○通篇审快利分】凡是君主，必须审察名分，然后才能治理国家；这样可以到达奸伪邪僻之路，使恶气和苛刻的弊害得以止息，不会自行产生。修养自身和治理国家，是同一个道理、同一种方法。如今把土地交给众人共同耕作，实行公田劳作就迟缓，因为有人隐藏自己的力量；分配土地分别耕作就迅速，因为没有地方隐藏懈怠。君主也有自己的土地；君主和臣下共同耕作同一块土地，臣下就会有地方隐藏奸邪，君主也没有地方躲避这种牵累。凡是实行善政很难，任用善人却容易，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人和骏马一起奔跑，人一定赶不上骏马；坐在车上驾驭骏马，骏马反而不如人。君主如果喜欢亲自处理官府事务，就像和骏马一起奔跑，必然有许多事情赶不上。君主也有自己的车，不要离开这辆车，那么众多善人就会竭尽力量和才能。谄谀、偏邪、残贼、巧诈、佞媚之人，就没有地方隐藏奸邪；坚贞、清廉、正直、忠诚、敦厚之士，就会全部奋发努力。君主的车，是用来驾驭万物的。明察驾驭万物的道理，就可以拥有四方极远之地。不懂得驾驭万物，却自恃己能，依仗自己而夺取臣下的智能，增加自己的教令，又喜欢一意自作主张；这样一来，百官惊扰，少长相互逾越，各种邪乱一同兴起，权威分散转移，既不能最终治理，也不能施行教化。这是亡国的风气。王良驾驭马的方法，是谨慎地约束并审察马匹，控制缰绳，四匹马没有敢不竭尽力量的。有道的君主驾驭群臣，也有缰绳。他的缰绳是什么呢？端正名分、审察职分，就是治理的缰绳。因此，要核实实际情况而审察名分，以求得真实；听取言论而考察其类别，不让它放纵悖乱。名分常常不符合实际，事情也常常不符合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君主不可不审察名分和职分。不审察名分，就像厌恶壅塞却反而使它更加堵塞。造成壅塞的责任，不在臣下，而在君主。尧、舜的臣下并不是个个都仁义，汤、禹的臣下也不是个个都忠诚，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任用的法则；桀、纣的臣下并不是个个都鄙陋，幽王、厉王的臣下也不是个个都邪僻，只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治理的道理。如今有人在这里，想要牛却称它为马，想要马却称它为牛，那么所求的必然得不到；如果还因此使用威势和怒气，主管官吏一定会诽谤怨恨，牛马也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是众多的主管官吏；万物，就是成群的牛马。不端正名分，不划分职守，却屡次使用刑罚，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用智慧来解释，却以过错充实；用崇高贤能来赞誉，却以卑下内容充塞；用洁白来赞美，却随后又以污浊的德行相随；用公法任用，却让他处在贪婪枉曲的位置；用勇敢任用，却又使他陷于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把牛当作马、把马当作牛，名分没有端正。因此名分不正，君主就会忧劳勤苦，官职就会烦乱悖逆。国家的灭亡，名分受到损害，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洁白的东西反而更加显黑，越是追求越得不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所以，达到大治的要务，在于端正名分。名分端正，君主就不必忧虑劳苦了。不忧虑劳苦，就不会损伤耳目所掌管的本性；只询问而不发号施令，知道而不亲自施为，和顺而不自夸，事情办成而不据为己有；该停止的就不妄行，该行动的就不停滞；顺应事物的形势而任用它，不受外物支配，不肯被人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通达六合，德行光耀海外，意念观照无穷，声誉流传不止。这叫作使本性安定于大湫，称之为“无有”。所以，得道而忘掉自己，才是真正得到人心。至于不合于道的，知道德而忘掉知识，才是真正得到知识。至于不合于德的，最高的智慧不防碍静寂，才是真正明白防备。至于不明白的，大明白不拘泥于小事，不借助外物，才是真正能处理事务。至于不借助外物的，没有人不能保全自己，才是真正具备能力。至于不能保全的，所以在保全上舍弃才能，在借助上舍弃事务，在知识上舍弃机巧；这样，所知就达到精妙境界。若能如此，就能顺应天意，使气息在寂寞的空间中自由运行，使形体和本性安处于自然之中；能够保全万物而不主宰它们，恩泽遍及天下，却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本性虽然不能完备这五点，但喜爱这五点的人就是这样。得道的人必定安静；安静的人没有成见，所谓知识就是无所执著，这可以说是君主之道。

译所以说：内在的欲望不向外流露，叫作关闭；外来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作闭塞。既关闭又闭塞，天道的作用就精密深隐；有准绳却不以之求平，有绳墨却不以之求正。天道最大的静寂，既静寂又深密，可以作为天下的准则。身体用来承载心，心用来承载智慧，智慧深藏其中，实际没有人能够窥见。《鸿范》说：只有上天暗中扶助下民；所谓暗中扶助，是为了启发他们。所以说：不走出门户，却能知道天下；不窥视窗户，却能知道天道。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因此，博闻强记的人就有所欠缺了；专事耳目、深思熟虑的功夫失败了；辨析坚白、争论无厚的学说，都在外部而非根本。不出，是为了使它最终得以出；不作为，是为了使事情最终得以成。这叫作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的尽头，水流到那里就返回；夏季炎热的下面，反而转化为寒冷。所以说：天没有形体，万物却因此生成；最精微的东西没有形象，万物却因此变化。大圣人无所事事，千官却都能各尽其能；这就是不教而教、无言的诏令。因此，有人能知道君主的狂妄，是因为他说的话恰好相反；有人能知道君主的迷惑，是因为他说的话似乎有所获得。所谓君主，就是把无所当作当，把无所得当作所得的人。当与得不在君主自己，而在臣下。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没有成见，其次是不亲自处理事务。有成见就会有不完备，有所作为就会有不宏大。不完备、不宏大，这正是百官疑惑、邪道由此产生的原因。如今制造车辆，要经过许多官职共同完成；国家难道只是制造车辆吗？它也是依靠众人的智慧和能力来支撑的。不可能只凭一件事、一个方面就使车辆安稳。只有一种才能应对万事，不拘定一种方法而能处理事务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做到。郑国大师文整天弹瑟而兴起，向瑟再拜说：我向您学习，学习的是没有穷尽的东西。像大师文这样的人，是先以其所长引导，然后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所以，思虑来自内心，反而损伤自身；智慧有差错，反而导致自我灭亡；逞强炫能，自取祸患；有所停留执著，自以为是而发狂。因此，最高的神人逍遥倏忽而不见形迹，最高的圣人改变习俗而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开始；脱离世俗、区别于群体，却没有什么不同；君主和百姓、孤独者和寡居者，都不能阻塞他。这样，奸邪之人的真实情况就会显露，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也无从进入。凡是奸邪险陂之人，必定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凭借君主的为人：君主喜欢把自己作为准则，守职之人便放弃职守而迎合君主的行为。迎合君主的行为，一旦有过错，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于是君主日益受侵害，臣下日益得势，应该行动的反而静止，应该静止的反而行动。尊贵变成卑下，卑下变成尊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这就是国家衰败、敌人得以进攻的原因。奚仲制造车辆，苍颉创造文字，后稷发明耕稼，皋陶制定刑法，昆吾制造陶器，夏鲧修筑城郭，这六个人所创制的事情都是恰当的。然而他们并不是君主之道，所以说：“创制的人忧劳，因循利用的人安定。”只有那些懂得君主之道、掌握事物规律的人，才能任用天下而不勉强自己；这叫作全人。【勿躬】所谓人的意思是，只要确实善于治理，即使自己不亲自知道，也可以成为长者。所以李子说：“不是狗，就不能得到狗的食物；变成狗之后，就不再成为狗的食物。”君主如果喜欢亲自充当各种官员，就像这样。臣下会蒙蔽他，众人也会时时加以禁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就没有人敢禁止他；亲自充当各种官员，是自我蒙蔽最精密的方式。拂帚每天使用，不收藏在箱中，所以使用就会衰损，活动就会昏暗，制作就会疲倦。衰损、昏暗、疲倦这三种状态，都不是君主之道。大挠创制甲子，黔如创制虏首，容成创制历法，羲和创制占日，尚仪创制占月，后益创制占岁，胡曹创制衣服，夷羿创制弓，祝融创制市场，仪狄创制酒，高元创制房屋，虞姁创制舟，伯益创制井，赤冀创制臼，乘雅创制驾车，寒衰创制驾驭，王冰创制服牛，史皇创制图画，巫彭创制医术，巫咸创制筮法；这二十种官职，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圣王不能亲自做二十种官职的事情，却能使二十种官职各尽其巧、充分发挥才能，这是因为圣王居于上位。圣王所不能做的，正是他所以能够做成的；所不知道的，正是他所以能够知道的。他养护精神，修养德行，天下便得到教化，难道一定要劳损形体、忧苦耳目吗？所以圣王的德行，融和得像月亮初升，光照六合而没有穷尽；明亮得像太阳的光芒，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达。精神与太一相合，生命没有屈曲，意志不可阻挡；精气通达鬼神，深微玄妙而无人能看见其形迹。今日面南而立，百般邪恶自然归正，天下人都恢复本性，百姓全都喜悦，心志安定，养育本性而没有什么不能成就。因此，善于做君主的人，谨慎对待性命的实情，百官就已经得到治理，百姓就已经亲近，名号就已经彰明了。【知度】明君并不是要遍见万物，而是明白君主所掌握的关键。有术之主并不是每件事都亲自办理，而是知道百官的要领。知道百官的要领，事务就简省而国家得到治理；明白君主所掌握的关键，权力就集中而奸邪停止。奸邪停止，游说之人就不再前来，实情也就得以明白；实情不加粉饰，事实就显现出来。这叫作至治。至治的时代，百姓不喜欢空话虚辞，不喜欢放纵的学说和流行的言论。贤与不肖各自返回本质，行为和实情不加雕饰，质朴敦厚，以此侍奉君上。这样，工巧与笨拙、愚昧与智慧、勇敢与畏惧都可以辨明。因此改变官职任用，改变官职后各人就能恰当地承担职任。所以有职守的人安于职守，不听从他所提出的议论；没有职守的人则考察他的实际，用来验证他的言辞。这两点审察清楚，无用的言论就不能进入朝廷。君主顺服性命的实情，去除偏爱和厌恶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的言论，这就叫作朝廷。所谓朝廷，就是彼此召集来讲求义理，彼此树立法则。上位者顺服性命的实情，讲求义理的人就会到来；法则的作用树立起来，枉曲邪僻、歪曲扰乱的人就会退去，贪得无厌、虚伪欺诈之类的人就会远离。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奸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官的关键在于治理道术；治道的关键在于认识性命。所以子华子说：“厚实而不求广博，恭敬地守住一件事，以端正本性为喜悦。群体不能周遍，只专心成就一种才能；一种才能完全成就，四方夷狄就平定。只有那合乎天道的符应，虽不周遍却能周遍。这正是神农得以长久、尧舜得以显明的原因。”君主自以为聪明，反而会使人变愚；自以为巧，反而会使人变拙。

译人如果都这样，那么愚拙的人就会请示，聪明机巧的人就会发号施令。发号施令越多，请示的人就越多；请示的人越多，最终就没有什么不请示的了。君主即使聪明机巧，也不可能没有不知道的事。用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来应付臣下无所不请示，治理之道必然穷困。做君主却屡屡在臣下那里陷入困境，还凭什么统治人民？陷入困境却不知道自己陷入困境，祸患又会反过来以为自己更加有能，这叫作重重闭塞的君主，国家不会有存续的可能。所以有道的君主，顺势而为而不亲自妄作，责成而不亲自发令，去掉揣想和主观意念，保持静虚以等待；不夸耀言辞，不夺取臣下的事务，考核名分、审察实绩，使官吏各自管理职事。以“不知道”作为道，以“怎么办”作为实际。尧说：“该怎样做？”于是光照及日月所照之处。舜说：“该怎样使人服从？”于是教化及四方荒远之外。禹说：“该怎样治理？”于是青北得到教化，直到九阳、奇异怪诞之地。君主的祸患，一定在于任用人却不能真正使用他；已经任用，却又同不懂的人议论他的事务。横渡大江要凭借船，到达远方要凭借骏马，成就霸王事业要凭借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就是成就霸王事业者的船和骏马。舍弃父兄和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者以及仇人、奴仆，也不是阿谀他们。这是掌握社稷、建立功名的道路，不得不这样。就像大工匠建造宫室，量度大小就知道需要多少木材，估计工程、丈量尺寸就知道需要多少人。所以小臣吕尚一被听用，天下就知道殷、周将要称王；管夷吾、百里奚一被听用，天下就知道齐、秦将要称霸。难道只是远行要凭借骏马吗？成就王霸事业固然有人，亡国也同样是因为用人。桀任用羊辛，纣任用恶来，宋任用駃唐，齐任用苏秦，结果天下大为灭亡。任用不合适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像夏至这天却想让夜晚变长，像向天射鱼却想使箭恰好射中。即使舜、禹尚且会因此困窘，何况世俗的君主呢？【慎势】在数量上失误，却到诚信中寻求；在形势上失误，却到国家中寻求。权势和力量相等，就不能互相役使；形势相等，就不能相互吞并；治乱相同，就不能互相纠正。因此，小大、轻重、少多、治乱，都不可不仔细考察，这是祸福的门户。凡是冠带之国，在舟车所能通达之处，不需要象译、狄鞮翻译，方圆三千里之内都能通行。古代的王者选择天下中央建立国都，选择国都中央建立宫室，选择宫室中央建立宗庙。天下的土地方圆千里作为一个国家，是为了把治理天下的责任推到极致。并不是不能扩大，而是大的不如小的，多的不如少的。广泛分封诸侯，不是为了偏私贤人，而是为了使形势便利、保全威势，也为了扩大义理。义理广博而利益充分，就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国家就安定。所以考察上古，分封诸侯多的时代，福祉长久，名声显著。神农传十七世而拥有天下，是因为把天下与众人共同享有。王者的分封，越近越大，越远越小。海上有方圆十里的诸侯国，用大的役使小的，用重的役使轻的，用众多役使寡少；这就是王者所以能使国家完整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这样的力量，就会劳苦；用邹、鲁这样的力量，就会安逸；用宋、郑这样的力量，就好比多用一倍时间赶路；用齐、楚这样的力量，就只须举起而加上纲旃罢了。所用的力量越大，所欲求的事情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贤能即使十全十美，也不能成功。汤、武的贤能尚且要借助形势，何况不如汤、武的人呢？所以，以大的蓄养小的吉利，以小的蓄养大的就会灭亡；以势重的役使势轻的顺利，以势轻的役使势重的凶险。由此看来，想要安定一个时代，使百姓的命运安宁，使功名著于盘盂、铭刻于壶鉴，形势不能不尊重，实际力量不能不多。实际力量多、形势尊，贤士才能借此制服乱世；即使是王者，也还嫌力量太少。天下百姓已经困穷、苦痛了。百姓越是困苦，王者的事业就越容易成就。凡是称王，都是为了解救困苦。水路使用舟，陆路使用车，道路使用輴，沙地使用鸠，山地使用樏，都是顺应形势。使命令能够推行、地位能够尊贵，使教化得到接受、威势得以建立，使奸邪停止，这就是蓄养人民的方法。所以以万乘之国号令千乘之国容易，以千乘之国号令一家容易，以一家号令一人容易。即使知道这一点，尧舜也不能做到；诸侯不愿向别人称臣，却又不得不称臣，如果形势不便利，又怎么能容易使他们称臣呢？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加分封，都是为了使形势便利。所谓王，就是形势；所谓王，就是形势无敌。形势有敌，王者就会被废弃。知道小胜于大、少胜于多的人，就知道什么叫无敌。知道无敌，类似、嫌疑之类的道路就远离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使诸侯产生疑惑；立诸侯，不使大夫产生疑惑；立嫡子，不使庶孽产生疑惑。疑惑产生争斗，争斗产生动乱。因此诸侯失去名位，天下就乱；大夫没有等级，朝廷就乱；妻妾不分，家庭就乱；嫡子和庶孽没有区别，宗族就乱。慎子说：“如今一只兔子奔跑，百人追逐，并不是一只兔子的脚值得百人分取。这是因为名分还没有确定；因为名分没有确定，连尧也将竭尽力量，更何况普通人呢？”市场上兔子堆积满了，行人却不回头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分配已经确定了。分配确定以后，即使人卑鄙，也不会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和国家，关键只在确定名分而已。庄王围攻宋国九个月，康王围攻宋国五个月，声王围攻宋国十个月，楚国三次围攻宋国，却不能灭亡它；不是宋国不可以灭亡，而是用宋国去攻打楚国，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不二】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离危险就没有几天了。怎么知道是这样？老耼重视柔，孔子重视仁，墨翟重视廉，关尹重视清，子列子重视虚，陈骈重视齐，阳生重视己，孙膑重视势，王廖重视先，儿良重视后。有金鼓，是为了统一听觉；必须使用相同的法令，是为了统一人心。聪明人不能施展巧智，愚笨人不能任其笨拙，是为了统一众人；勇敢者不能抢先，畏惧者不能落后，是为了统一力量。所以统一就能治理，有差异就会混乱；统一就安定，有差异就危险。能够使万种不同齐一，使愚智、工拙都竭尽力量，好像出自同一个孔穴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没有方法的智慧、没有教化的能力，只依靠强力、迅速和惯常训练，不足以成事。【具备】如今有羿用蠭防射繁弱弓，却没有弓弦，必定不能射中。

译射中并不只是靠弓弦，但弓弦是弓的必要部件。建立功名也有必要的条件；得不到这些条件，即使贤能超过汤、武，也只能劳苦而无功。汤曾经困穷于郼薄，武王曾经困顿于毕防，伊尹曾经居于厨房，太公曾经隐居钓鱼。贤能并没有衰减，智慧也没有变愚，只是都没有得到必要的条件。所以凡是建立功名，即使贤能，也一定要具备必要条件，然后才能成功。三个月大的婴儿，轩冕在面前，不知道想要；斧钺在身后，也不知道厌恶。慈母的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其中确有真诚。所以真诚中有真诚，才能符合实情；精诚中有精诚，才能通达于天，乃至能通达天、水、木、石的本性，都可以使它们发生变化，何况有血气的人呢？所以凡是游说和治理的事务，没有什么比真诚更重要。听人说悲哀，不如看见他哭泣；听人说愤怒，不如看见他争斗。游说和治理不真诚，就不能神妙地打动人心。【用民】凡是使用人民，最高的办法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只用义，不足以使人拼死；只用赏罚，不足以使人舍弃或趋就。这样却能使用人民，古今没有这种事。人民并不是永远可以使用，也不是永远不能使用，只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才可以。阖庐用兵，不过三万人；吴起用兵，不过五万人。万乘之国，即使使用三万、五万人，也还算多。如果把他们用于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用于对内，就不能守卫国家。并不是人民不能使用，而是没有找到使用他们的方法。没有找到方法，国家即使广大，形势即使便利，士卒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古代拥有天下而灭亡的国家很多，都是因为人民不能被使用。关于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深思熟虑。剑不会自行砍断，车不会自行前进，都是有人驱使它们。种麦得到麦，种黍得到黍，人们不觉得奇怪。使用人民也有种类和方法；不审察其种类，却祈求人民为自己所用，没有比这更大的迷惑了。禹时天下有万国，到汤时有三千多个国家，如今没有保存下来的，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人民不能被使用，是因为赏罚没有充实落实。汤、武凭借夏、商的人民，找到了使用他们的方法；管仲、商鞅也凭借齐、秦的人民，找到了使用他们的方法。人民能够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掌握了这个原因，人民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使用人民有纲有纪，只要牵引一条纪，万条目就会都被带起；只要牵引一条纲，万条目就会都张开。作为人民纲纪的是什么？是欲望和厌恶。想要什么？厌恶什么？想要荣誉和利益，厌恶耻辱和祸害。耻辱和祸害，是使刑罚充实有效的手段；荣誉和利益，是使奖赏落到实处的手段。赏罚都有充分的实际依据，人民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了。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架在肩上，地上流血，血流得无法停止。勾践在寝宫检验他的人民，人民争相投入水火，死了一千多人，他急忙击鼓鸣金才使他们退下。这是因为赏罚都充分落实。即使莫邪这样的利剑，也不能使勇敢者更加奋发、使畏惧者改变；勇敢者因为技艺精良，畏惧者因为技艺拙劣，这就是能与不能的区别。夙沙的人民自己攻打他们的君主而归附神农，密须的人民自己捆绑他们的君主而归附文王。汤、武不只是能使用自己的人民，还能使用不是自己所有的人民。能使用不是自己所有的人民，国家即使小，士卒即使少，仍然可以建立功名。古代有许多由平民安定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因为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使用不属于自己之人的心法，不可不考察其根本。三代的道理没有两样，以诚信作为纲管。宋国有个取道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他就把马倒置，又把它投到鸂水中；再次取道，马仍不前进，又倒置着投到鸂水中；这样做了三次。即使是造父驾驭马匹，所能施加的威势也不过如此。没有掌握造父的驾驭之道，只得到他的威势，对驾车没有益处。不肖的君主就像这样，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只是一味增加威势；威势越多，人民越不能使用。亡国的君主，大多用过多的威势来驱使人民。所以威势不能没有，却不值得专门依靠。譬如盐对于味道，盐的使用总要有所依托；调味不合适就会败坏，单靠盐而不能食用。威势也是这样，必须有所依托，然后才能施行。依托于什么？依托于爱护和利益。爱护、利益之心被人明白，威势才可以施行。威势太过强大，爱护、利益之心就会消失；爱护、利益之心消失，却只是一味迅速施加威势，自己必定招致祸患。这就是殷、夏灭亡的原因。君主应当利用权势，其次才是利用官职。处在次要的官职上而执掌有利的权势，不能不明察这一点。能够不禁止而达到禁止的，大概只有深刻理解这个道理的人吧。【为欲】如果使人民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能，也仍然不能使用人民。所谓没有欲望的人，他把一切看作天命。把自己的儿子与车夫、奴仆同等看待，把拥有天下与没有立锥之地同等看待，把自己与彭祖同等看待，把自己与夭折的孩子同等看待；天子极其尊贵，天下极其富有，彭祖极其长寿，如果确实没有欲望，这三者都不足以劝勉他；车夫、奴仆极其卑贱，没有立锥之地极其贫穷，夭折的孩子寿命极短，如果确实没有欲望，这三者也不足以禁止他。只要有一种欲望，从北方的大夏到南方的北户，从西方的三危到东方的扶木，都不敢作乱；即使面对刀刃、冒着飞箭、奔赴水火，也不敢退却；早晨醒来便起身，忙于耕作，迅速服役，遭受烦劳和耻辱，也不敢休息。所以人的欲望越多，就越有可能被使用；人的欲望越少，就越少有可供使用之处；没有欲望的人，是不能被使用的。人的欲望即使很多，如果上位者没有办法使其服从，人民即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仍然不能被使用。使人民得到欲望的办法，不可不仔细审察。善于做上位者的人，能使人民得到无穷的欲望，所以人民也就有无穷的可用之处。蛮夷语言相反、风俗各异的国家，它们的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都不同，但用欲望来驱使人民这一点是相同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形；不能改变却能成就功业，是因为顺应了他们的天性。

译桀、纣不能脱离这种情形；不能脱离却导致国家灭亡，是因为违逆了他们的天性。违逆却不知道自己在违逆，长久沉溺于世俗，沉溺而不离开，就会把它当成本性。各种本性不同，不能不深入考察。不闻知道理的人，凭什么去除掉不属于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除不属于本性的东西，欲望就从未得到端正。欲望不正，用来修治自身就会夭折，用来治理国家就会灭亡。所以古代圣王审察并顺应天性来施行欲望，人民没有不听令的，功业没有不建立的。圣王执守一端，四方夷狄都来归附，说的就是这个。执守一端，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就无敌。圣王依托于无敌，所以人民的生命也能与之相应。群狗共同居处时，都安静而不争；投给它们一只烤鸡，它们就争夺起来，有的折断骨头，有的扯断筋。争夺的方法一旦存在，就会因争夺而产生不争的方法，又因不争取胜的方法而彼此争夺。万国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凡治理国家，就要使人民争相实行义；使国家混乱，就要使人民争相做不义之事；使国家强盛，就要使人民争相乐于效力；使国家衰弱，就要使人民争相竞争而不肯效力。争相行义、乐于效力与争相行不义、竞相不效力，这就是祸福的所在。天不能覆盖，地不能承载。【恃君】人的本性是，爪牙不足以自我防守，皮肤肌肉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退却猛兽、禁止强暴；然而还能够裁制万物，制服禽兽，使狡猾的虫类服从，寒暑燥湿都不能伤害他，并不只是因为先有。难道是因为先有防备，才聚集成群吗？群体之所以能够聚集，是因为彼此从中得到利益。利益从群体中产生，君主之道便建立起来。所以君主之道建立，利益就从群体中产生，人的防备也就能够完备。从前太古时代曾经没有君主，人民聚集而生、群居而处，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没有亲戚、兄弟、夫妻、男女的区别，没有上下尊长的道理，没有进退揖让的礼节，没有衣服、鞋履、冠带、宫室和积蓄的便利，也没有器械、舟车、城郭、险阻的防备；这就是没有君主的祸患。因此君臣之义不可不明白。自上古以来，天下灭亡的国家很多，但君主之道没有废弃，是因为它有利于天下。所以废除不合君主之道的君主，树立实行君主之道的人。君主之道是什么样的？使人民得利，并使万物的利益显明。非濒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等地，大人所居之处，多数没有君主。扬汉以南、百越之间、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数没有君主。氐、羌、呼唐、离水以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数没有君主。雁门以北、鹰隼所捕食之地、湏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所在、儋耳所居之地，多数没有君主。这就是四方没有君主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像麋鹿禽兽一样，年少的役使年长的，年长的畏惧强壮者，有力量的被认为贤能，暴躁傲慢的受到尊重，日夜彼此残害，没有片刻休息，直到同类几乎灭尽。圣人深深看到了这种祸患，所以为天下作长远考虑，没有什么比设置天子更好；为一个国家作长远考虑，没有什么比设置君主更好。设置君主不是为了阿谀君主，设置天子不是为了阿谀天子，设置官长不是为了阿谀官长。德行衰败、世道混乱以后，天子才只为天下谋利，国君只为国家谋利，官长只为官府谋利；这就是国家交替兴盛、交替衰亡，祸乱灾难时常发生的原因。所以忠臣廉士，在朝廷内就劝谏君主的过错，在朝廷外则为臣下之义而死。【观表】凡是论察人心、观察事情的传验，不可不熟悉，不可不深入。天很高，但日月星辰、云气雨露从未停止运行；地很大，但水泉、草木、毛羽、裸鳞从未停息。凡是处在天地之间、六合以内的事物，都在努力彼此安定、彼此有利。至于彼此伤害、彼此危害的事情，则数不胜数。人的事情也都如此：事情随着心变化，心随着欲望变化；欲望没有限度的人，心也没有限度；心没有限度的人，他所做的事就无法预知。人的内心隐藏难见，深广难测，所以圣人从事情上考察其志向。圣人超过常人的原因，在于能够预先知道。预先知道必须审察征兆和表象；没有征兆表象却想预先知道，那么尧、舜也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征兆虽然容易察见，表象虽然难以辨明，圣人也不能因此轻浮妄断；普通人则没有道理可达。没有道理可达，就把它当作神异、当作幸运。其实既不是神异，也不是幸运，只是事情的规律本来不得不如此。古代善于相马的人，寒风氏观察口齿，麻朝观察面颊，子女厉观察眼睛，卫忌观察额，许鄙观察脊背，投伐褐观察胸胁，管青观察腹部和嘴，陈悲观察大腿和脚，秦牙观察前部，君观察后部。这十个人都是天下的良工。他们相马的方法不同，却都只看见马的一个征兆，就知道马的节骨高低、脚的滑易、材质的坚脆、能力的长短。不只是相马如此，人也有征兆，事情和国家也都有征兆。圣人上知千年，下知千年，并不是凭空猜想，大概都有其根据。绿图幡薄，从这里产生了。【别类】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是最高明的。越过本分的祸患，在于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万物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却并不因此相同，所以亡国害民的事情没有止息。草有莘草、藟草，单独吃它们会杀人，合起来吃却能延年益寿。万堇单独不会杀人，漆和淖水混合，两种淖水合在一起就会使人跛行，用湿的东西浸它反而会变干。金是柔的，锡也是柔的，两种柔物合在一起却变成刚硬；焚烧它们，反而变成泥淖。有的东西浸湿后变干，有的东西焚烧后变成泥淖。事物即使同类，也未必可以推知。小方和大方属于方这一类，小马和大马属于马这一类；小智慧却不属于大智慧这一类。鲁国有个公孙绰，告诉别人说：“我能使死人复生。”别人问他原因，他回答：“我本来能治疗半身不遂，如今把治疗半身不遂的药加倍，就可以使死人复生了。”事物本来就有只能做小事、不能做大事，只能做一半、不能做全部的情形。相剑的人说：“白色部分使剑坚硬，黄色部分使剑锋利；黄白相杂，就又坚硬又锋利，是良剑。”诘难者说：“白色部分使它不锋利，黄色部分使它不坚硬；黄白相杂，就既不坚硬也不锋利。”再柔就会卷曲，再硬就会折断；剑既折又卷，怎么能算利剑？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有人却认为是良剑，有人却认为是坏剑，是言说使他们如此。所以如果凭聪明去听取言说，妄说的人就会停止；如果没有聪明去听取言说，那么尧和桀就没有区别了。这是忠臣所忧虑的，也是贤者所以被废弃的原因。义这种事，小规模实行，就有小的福；大规模实行，就有大的福。但祸患不是这样，小的祸患还不如彻底没有祸患。

译射取小鸟的人希望射中目标小，射取野兽的人希望射中目标大。事物本来就未必可以安然推知。高阳应将要建造房屋，工匠回答说：“还不可以。木材还没有干，在上面涂泥，必定会弯曲。用生木材建房，现在虽然好，后来一定会坏。”高阳应说：“按照你的话，房屋就不会坏了。木材越干越坚硬，涂泥越干越轻；越是坚硬，任用它就越轻，便不会坏。”工匠无言以对，只好接受命令照办。房屋刚建成时看起来很好，后来果然坏了。高阳应喜欢考察小处，却不通晓大的道理。骥骜、绿耳背对太阳向西奔跑，到傍晚时太阳反而已经在它们前面了。眼睛本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智慧本来就有不知道的地方，规律本来就有达不到的地方。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却只知道事情如此，圣人于是据此兴制作，而不专靠心意妄断。【 ○把事物相互比类、连贯起来，左边适宜，右边也有所得，各自分掌职事。先王任用不属于自己的人，就像任用自己的人一样，这是通晓君主之道。所谓君主，就是处在虚静质朴的状态，不凭自己的智慧，所以能够役使众人的智慧；自己的智慧反而不逞能，所以能够役使众人的才能；自己能够实行无为，所以能够使众人有所作为。无智、无能、无为，就是君主所掌握的原则。人主所迷惑的，却不是这样：凭自己的智慧逞强，就亲自显示智慧；凭自己的才能逞强，就亲自显示才能；凭自己的作为逞强，就亲自强行作为。这是处在臣下职位上的做法。处在臣下的职位，却想不受阻塞，即使舜也不能成为武王的辅佐。武王对于那五个人的事务，并没有亲自做什么；然而世人都说，取得天下的是武王。所以武王取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取得自己的东西一样，这就是通晓君主之道。通晓君主之道，就能使有智慧的人谋划，使勇敢的人奋发，使善辩的人发言。马由伯乐相看，由造父驾驭，由贤主乘坐，一天行千里；没有相马、驾驭的劳苦，却享有它的功劳，于是就知道谁才是乘马的人。如今召请宾客，酒喝得尽兴，歌舞起来，弹瑟吹竽；第二天不拜谢使人快乐的人，却拜谢主人，是因为主人使他们这样。先王建立功名，也类似于此：使众人的才能和众多贤人的力量共同发挥，功名大大建立于世，却不把功劳归给辅佐者，而归给使他们发挥作用的君主。譬如建造宫室，必定任用巧匠；为什么要说工匠不巧，宫室就不会好呢？国家是重大的事物，它治理得不好，难道只是宫室不好吗？巧匠建造宫室，画圆一定用规，画方一定用矩，求平直一定用准绳。工程完成以后，人们不知道规矩绳墨，却奖赏工匠；巧匠建成宫室，人们不知道巧匠的作用，却都说好，说这是某位君主、某位王所建的宫室。这一点不可不察。不能通晓君主之道的人主却不是这样：亲自充当各种职务，却没有能力；任用贤者却厌恶他们，同不肖者一起议论；这就是功名受损、国家危险的原因。枣树和棘树有皮衣，是狐狸有皮衣；吃棘树上的枣，穿狐狸的皮。先王本来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来使用。汤、武一天之内就完全拥有夏、商的人民，完全拥有夏、商的土地，完全拥有夏、商的财物。因为使他们的人民安定，天下没有人敢危害他；把土地分封出去，天下没有人敢不喜悦；把财物赏赐出去，天下人都争相效力；不费郼和岐周的财力，天下却称他们为大仁、称他们为大义，这就是通晓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农】古代先圣王引导人民，首先致力于农业。农业并不只是为了获得土地的利益，更看重的是人民的志向。人民务农，就质朴；质朴，就容易使用；容易使用，边境就安定，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人民务农，就稳重；稳重，就少有私人的计较；少有私人的计较，公法就能建立，力量也就专一。人民务农，财产就会充足；财产充足，就不愿迁徙；不愿迁徙，就会死守居处而没有二心。人民舍弃根本而从事末业，就不会听令；不听令，就不能守卫，不能作战。人民舍弃根本而从事末业，财产就会减少；财产减少，就轻易迁徙；轻易迁徙，国家就会有祸患。人人都有远行之志，却没有安居之心。人民舍弃根本而从事末业，就喜好智巧；喜好智巧，就多欺诈；多欺诈，就巧妙地钻营法令，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后稷说：“之所以致力于耕织，是因为把它作为根本教化。”所以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帝借田，大夫、士也都建立功业。因此当时致力于农业，不使这种事显耀于国中，是为了教导人民尊重土地的产出。后妃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在公田采桑；因此春夏秋冬都有麻、枲、丝、茧的劳作，用来教导妇女勤劳。所以男子不织布却有衣穿，妇女不耕田却有饭吃，男女交换劳作以维持长久生计，这是圣人的制度。因此敬重时令、珍惜日光，不到老年不休息，不因疾病不停止，不到死亡不放弃。上等田地一个农夫可以养活九人，下等田地一个农夫可以养活五人；产出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一个人治理田地，十个人依靠它吃饭，六畜也包括在其中。这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的原则。所以在农时，不兴土木工程，不征发军队。平民不能戴冠弁、娶妻嫁女；举行祭祀不能用酒醴、聚集众人。农业的事不能上报，不敢私自把人登记为佣工，以免损害农时。然后制定田野禁令：如果不是同姓，农民不得离开田地服役，女子不得外嫁，以安定农业。田野禁令有五条：土地还没有开垦治理，不得取麻，也不得运出粪肥；年龄还未长大，不敢营造园囿；力量不足，不敢开渠整地来耕种；农民不敢外出经商，不敢从事其他事业，以免损害农时。然后制定四时禁令：山中不敢砍伐树木、放下木材；泽地之人不敢烧灰、捕捞，不得把缳网、罝、罦带出门；罛罟不敢进入深水和泽地；不是舟虞，不敢沿着水道行走，以免损害时令。如果人民不努力耕田，墨就会成为家中牲畜，国家将难以治理。三种疑患达到极点，这叫背弃根本、违反法则，足以使国家毁灭。凡是人民身高七尺以上的，都分别归属于三官：农人致力于粮食，工匠致力于器物，商人致力于货物。若不共同遵行时令事务，就是大凶。用土木工程夺取农时，叫作耽误而使忧患不断；只须防止它的秕害。用治水事务夺取农时，叫作以水患延续逸乐。四邻来侵而空虚，若再用兵事夺取农时，就叫作加重祸患。因而年年不能举起镰刀收割，多次夺取人民的农时，大饥荒就会到来。

译田野里放着未收的耒，有人谈话，有人唱歌。早晨却有昏暗的迷障，粮食很多，人人都知道从事末业，却没有人知道根本。真【任地】后稷说：“你能把田地挖成窐而使它通气吗？你能藏起它的弊病，用阴气来调和它吗？你能使我的土壤安定，使田畦得到灌溉吗？你能使土地保持湿润并安稳地处置吗？你能使雚夷不泛滥吗？你能使你的田野都变成清凉之风吗？你能使禾秆节数适当、茎秆坚硬吗？你能使穗子大而坚实均匀吗？你能使粟粒圆满、糠皮薄吗？你能使米粒多汁、吃起来有力吗？如果不能做到，又能怎样呢？凡是耕作的大原则，方土要使它柔软，柔土要使它坚实；休息过的要使它劳作，劳作过的要使它休息；刺硬的要使它肥沃，肥沃的要使它变得坚实；紧迫的要使它舒缓，舒缓的要使它紧迫；湿的要使它干燥，干燥的要使它湿润。上等田地舍弃田垄，下等田地舍弃田沟。五次耕作、五次锄草，一定要审慎，以达到深耕增殖的程度。阴土必须得到利用，大草就不会生长，也不会有螟蜮。今年种好禾，来年种好麦；所以耒长六尺，用来形成田亩；宽八寸，用来形成田沟。锄柄长一尺，这是它的尺度；锄头宽六寸，用来间隔禾稼。土地可以使它肥沃，也可以使它坚实。人的身体肥盛，一定要靠滋润，使禾苗坚硬而土地疏松；耨草必须在旱时进行，使土地肥沃、土壤松缓。草木长得高大，冬至以后五十七日，菖蒲开始生长。菖蒲是百草中最先萌发的，于是开始耕作。初夏前后，除去三叶草，收获大麦。夏至时，苦菜枯死而蓼草生长，于是种麻和豆。这是在告诉百姓，土地上的宝藏将要耗尽。各种草木生长、收藏，到了中午藜首草生出，麦子没有叶子，就应从事收藏。这是在告诉百姓，农事将尽。五种作物，见到生长时就种植，见到将死时就收获。天下的时令和土地所生的财物，并不与百姓商量。有收成时埋藏土地的产物，没有收成时也埋藏土地的产物；不要错过农时，也不要使土地荒治。下等农夫只知贫富，不知利器都要按时到位、按时使用，口渴时才饮水。因此，即使老弱之力也可以全部发动；劳力只用一半，功效却可增加一倍。不懂农事的人，时令未到就违逆它，时令已过又羡慕它，正当时却轻视它，使百姓加以防备。百姓既然防备，才以良时去羡慕这种从事农事的下等人。操持农事便觉得辛苦，不知土地高低，百姓就会越过本业而迁居。种早熟稻却不能成为早熟稻，种晚熟稻却不能成为晚熟稻，因此粟少而耕作白费。【辨土】凡是耕作，必须先耕垆土，因为它少水泽，随后容易干燥。必须使土块厚实，因为只有厚实，才能达到……；坚硬的土要耕翻，滋润土块以后再行耕作。上等田应使其土层覆盖相应处所，下等田则要使污水排尽。不要让三种盗害占用土地。四时交替发生时，大田沟小、田亩狭，会使作物苗像青鱼鳃一样拥挤；如果田地平直而狭长，就是土地在偷盗作物。已经播种却没有行列，耕作后又不生长，就是禾苗彼此偷盗。不能除草就会荒芜，除草又会使土地空虚，这是杂草在偷盗。因此除去这三种盗害，粟才可以增多。所谓现在的耕作，经营却没有收获，是因为早播的早于时令，晚播的又没有赶上时令，寒暑失调，庄稼便多受灾害。田亩修筑得实而高，太高太陡就会被水冲夺；有坡度，田埂就会显露；遇风就会……；培土过高，禾苗就会被拔起；寒冷会使它枯萎，炎热……。只整治一时，却有五六成死亡，所以不能为来年留下种子。作物不能一起生长，却一起死亡；虚弱的庄稼先死，众多盗害便趁机侵袭。看上去好像有余粮，靠近一看却是空虚。农夫知道田地容易耕作，却不知道庄稼稀疏而不相适宜；知道田地的界限，却不知道庄稼所处的土地空虚。不能除草便荒芜，除草又使土地空虚，这是农事受损的原因。因此田亩应宽而平，田沟应窄而深，使下面得到阴凉、上面得到阳光，然后作物都能生长。庄稼应在细土中萌发生根，在坚土中繁殖；播种要谨慎，不要过密，也不要过疏。土壤不要使它不足，也不要使它有余。成熟后要用耰翻土，务必注意培土。用耰时要竖直，竖直则作物生长一定较早。施土均匀，生长就一定坚实。因此田亩宽而平，便不会妨害根部。茎生长在地面的作物，要按五分之一的比例留出地面空间。茎生长有行列，所以能迅速长高而彼此不伤害，也能迅速长大。横向成行必须适当，纵向成行必须有规整的技术。端正行列，使风能够通行。中间要留出空隙，带来凉风。禾苗弱小时，希望孤独生长；长大时，希望彼此相邻；成熟时，希望互相扶持。因此三株成为一族，粟就会增多。凡禾苗的弊病，都是不能同时生长，却同时死亡。因此先长的米质好，后长的成为秕谷。所以除草时，应使长得好的苗得到生长，除去长得差的苗。肥沃土地上的作物不要使其过于疏松，瘠薄土地上的作物不要让它单独生长而应成群居处。肥地而过于疏松，秕谷就多；瘠地而单独生长，死亡就多。不懂庄稼的人，除草时反而除去长得好的苗而养护差苗，不收粟而收取粗劣之物。上下土层安定，禾苗却会多死。土层太厚，嫩芽不能贯通；土层太薄，枝叶繁盛而不能发育。垆土和埴土颜色幽暗，刚硬的土配以柔弱的种子，免得耕作杀伤隐伏的根芽，使农事能够成功。【审时】凡农事的原则，以使作物厚实为宝。砍伐树木不合时令，不是树枝折断，就是穗子受损。庄稼已经成熟却不收获，必定会遭遇天灾。庄稼由人耕种，由土地使其生长，由上天养育。因此人的耕种要使庄稼有足够的容纳空间，锄草要有足够的锄草空间，按压土地要适合手的力量，这就叫耕作之道。所以，合乎时令的禾苗，茎秆长、穗长，根基大而茎秆较细，穗行疏而穗大；粟粒圆，糠薄，米多而肥润，食用后使人强健。这样的禾苗不怕风。早播的茎叶带芒，横向生长短；穗大而芳香被夺，米不香。晚播的茎叶带芒，末端横向生长；穗稀疏而青粒脱落，秕谷多而不饱满。合乎时令的黍，芒和茎向下，穗芒长，米粒饱满而糠薄，容易舂，食用不噎而且香。这样的黍不易受损。早播的根基大，但叶茎短而不能充分生长，叶和稿短、穗短；晚播的茎小而麻长，穗短而糠厚，小米坚硬而不香。合乎时令的稻，根基大，茎秆茂盛而长；茎秆疏，穗像马尾一样大，颗粒大而无芒；米粒饱满而糠薄，容易舂，食用香。这样的稻不易增生弊害。早播的根基大，但茎叶僵硬，茎秆短，穗短、秕谷多，糠厚米薄、芒多；晚播的茎细而不茂盛，糠厚秕谷多，米粒……，不能依赖固定的成熟期，等候上天而死。合乎时令的麻，芒一定长，节疏而颜色明亮，根基小而茎坚硬，麻厚而均匀，晚熟时花多，昼夜平分后又重新生长。这样的麻不受蝗虫侵害。合乎时令的豆，茎长而根足短；其优良品种以二七株结为一族，枝多节多，叶茂实繁；大豆粒圆，小豆粒饱满，以芳香为优，食用后余味香。

译这样的豆不受虫害。早播的必定茎长而蔓生，叶浮而节疏，小荚不结实；晚播的茎短、节疏，根基虚弱而不结实。合乎时令的麦，茎长而穗颈黑，以二七株成行，外皮薄而有防护，颜色赤红；称量很重，食用香味浓郁而有余味，使人肌肤润泽且有力。这样的麦不受蚼蛆侵害。早播的，暑雨尚未来，茎节就会动摇，生蚼蛆而多病；其次是羊以节；晚播的禾苗弱，穗呈苍狼色，颜色浅而芒美。因此，合乎时令的庄稼生长兴盛，失时的庄稼衰弱。茎秆相同，称量时合时者较重；粟量相同，舂米时合时者米多；米量相同，食用时合时者更能耐饥。因此，合乎时令的庄稼，气味芳香，滋味甘美，气息显著；连续食用一百日，耳目聪明，心思睿智，四肢卫气变强，……之气不能侵入，身体没有灾病。黄帝说：四时失调，不过是使五谷失去正常而已。○这些大概是古代农家田野老人的话，由吕子记录下来。《战国策》：文信侯想攻打赵国来扩大河间，于是让刚成君蔡泽侍奉燕国三年，而燕太子到秦国做人质。文信侯因此请张唐出任燕相，张唐推辞说：“燕国必经由赵国，赵人如果擒获张唐，赵国就会得到百里土地。”文信侯离去后很不高兴。少庶子甘罗说：“君侯为什么这样不高兴？”文信侯说：“我让刚成君蔡泽侍奉燕国三年，燕太子也已经入秦为质。如今我亲自请张卿出任燕相，他却不肯去。”甘罗说：“我能使他去。”文信侯呵斥他离开，说：“我亲自请他去他都不肯，你怎么能让他去？”甘罗说：“项橐七岁时就做了孔子的老师，如今我已经十二岁了，君侯姑且试用我，为什么立即开口呵斥？”甘罗见到张唐说：“您的功劳和武安君相比，谁大？”张唐说：“武安君作战取胜、攻取城邑，数也数不清，我的功劳不如武安君。”甘罗说：“您明知自己的功劳不如武安君吗？”张唐说：“知道。”“应侯任用秦国时，和文信侯相比，谁更专权？”张唐说：“应侯不如文信侯专权。” 甘罗说：“您明知自己不如文信侯专权吗？”张唐说：“知道。”甘罗说：“应侯想攻打赵国，武安君反对，他离咸阳七里时，便被绞死。如今文信侯亲自请您出任燕相，您却不肯去，我不知道您将死在什么地方了。”张唐说：“请借助这个孩子让我去。”于是命令库府准备车辆，马厩准备马匹，府库准备财物，出发日期已经确定。甘罗对文信侯说：“借给我五辆车，请让我替张唐先去向赵国报告。”甘罗见赵王，赵王到郊外迎接。他对赵王说：“听说燕太子丹入秦的事吗？”赵王说：“听说了。”“听说张唐出任燕相的事吗？”赵王说：“听说了。”“燕太子入秦，是燕国没有欺骗秦国；张唐出任燕相，是秦国没有欺骗燕国。秦燕互不欺骗，那么攻打赵国就危险了。秦燕互不欺骗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想攻打赵国并扩大河间。如今大王如果送给我五座城来扩大河间，请让燕太子回国，再联合强大的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赵王立即割让五座城来扩大河间，送回燕太子，并和赵国一起攻打燕国，取得上谷三十六县，把其中十分之一给了秦国。【史记】甘罗是甘茂的孙子。甘罗回秦国报告后，秦王于是封甘罗为上卿，又把原先赐给甘茂的田宅重新赐给他。《史记》：始皇帝渐渐长大，太后淫乱不止，吕不韦怕事情败露而祸及自己，于是暗中寻找大阴人嫪毐，让他担任舍人；有时放纵歌舞，使嫪毐用他的阴部穿过桐木车轮行走，让太后听说此事，用来引诱太后。太后听说后，果然想私下得到他。吕不韦于是把嫪毐进献给太后，假装让人控告他犯有腐刑罪。吕不韦又暗中对太后说：“可以假装施行腐刑，这样就能让他担任给事中。”太后于是暗中厚赐主持腐刑的官吏，假装判处嫪毐腐刑，拔掉他的胡须眉毛使他看似宦官，于是得以侍奉太后。太后私下与他通奸，极其宠爱他，并怀了孕。太后怕别人知道，假称有罪当避讳，时常迁居雍地的宫殿。嫪毐常跟随太后，赏赐非常丰厚，事情全由嫪毐决定。嫪毐的家僮有几千人，各国宾客请求做官而成为嫪毐舍人的有一千多人。始皇七年，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去世。孝文王的王后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于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单独葬在杜东，说：“向东可以望见我的儿子，向西可以望见我的丈夫。”她墓旁百年以后应当会形成有万户人家的邑。始皇八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把山阳之地赐给他，让嫪毐居住。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都任凭嫪毐享用。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嫪毐决定。又把河西、太原郡改作嫪毐的封国。《战国策》：秦国进攻魏国很急，有人对魏王说：“舍弃土地，比利用土地容易；舍弃生命，比送死容易。能够舍弃，却不能利用；能够送死，却不能舍弃，这是人的大过错。如今大王丢失土地数百里、城池数十座，而国家的祸患仍未解除，这是大王在舍弃土地，而不是利用土地。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而且大王因此使秦国尊贵。大王又能送死，却不能舍弃土地，这是更大的过错。如今大王如果采用我的计策，割让土地不足以伤害国家，降低身份不足以使自身受辱，既能解除祸患，又能向秦国报怨。四境之内，从执法官以下直到长挽者，人人都说：‘是支持嫪氏，还是支持吕氏？’即使到了里门之下、朝廷之上，也仍然如此。如今大王割地贿赂秦国，把功劳归给嫪毐；降低身份尊奉秦国，借此依靠嫪毐。大王以国家资助嫪毐，嫪毐就获胜了。大王以国家资助嫪毐，太后对大王的恩德就会深到骨髓；大王的交往也将成为天下最高。秦魏即使相交百次，也可以相互欺骗百次。如今因为嫪氏善于讨好秦国，两国交往成为天下最高，天下谁不抛弃吕氏而跟从嫪氏？天下必定舍弃吕氏而跟从嫪氏，那么大王的怨恨就报了。”

译《史记》：九年四月，秦王在雍地住宿。己酉日，秦王举行冠礼并佩剑。长信侯嫪毐发动叛乱，事情被察觉；他假造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县卒、卫卒、官骑、戎翟君公的舍人，准备攻打蕲年宫作乱。秦王得知后，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打嫪毐。在咸阳交战，斩首数百人，都授予爵位；宦官也有人参加战斗，同样升爵一级。嫪毐等人败逃，于是下令国内：活捉嫪毐者赏钱一百万，杀死他者赏五十万。最终全部擒获嫪毐等人。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都斩首后悬挂示众、车裂示众；诛灭他们的宗族和舍人，罪轻者罚作鬼薪，或夺爵迁往蜀地，共四千多家，安置在房陵。有人告发嫪毐其实不是宦官，常与太后私通，生有两个儿子，并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太后谋划说：“秦王如果去世，就立我们的儿子为王。”于是秦王交给官吏审理，查明全部实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九月，诛灭嫪毐三族，杀死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嫪毐的舍人都没收家产，迁往蜀地。十年，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之事获罪而被免职。秦王想杀死相国，因为他侍奉先王功劳很大，而且宾客、辩士和游说者很多，秦王不忍依法处置。秦王十年十月，免去相国吕不韦的职务。齐人茅焦游说秦王说：“秦国正要以天下大事为目标，而大王却有把母亲太后迁徙的名声，恐怕诸侯听说后，会因此背叛秦国。”秦王于是到雍地迎接太后，带她回到咸阳，重新居住在甘泉宫。《说苑》：秦始皇帝的太后行为不谨慎，宠幸郎官嫪毐，封他为长信侯，并为他生下两个儿子。嫪毐专擅国政，日益骄奢，同侍中和身边的贵臣一起赌博饮酒，醉后争吵斗殴，瞪眼大骂：“我可是皇帝的假父，你们这些贫穷人的子弟怎么敢和我抗衡！”与他斗殴的人逃走，把此事报告给皇帝。皇帝大怒，嫪毐害怕被杀，于是在咸阳宫发动叛乱。嫪毐失败后，始皇把他车裂，命人把他的两个弟弟装入袋中扑杀，又把皇太后迁到萯阳宫，下令说：“敢以太后的事情进谏的人，杀戮示众，把尸体从脊背剥下肉来晒干，砍断四肢，堆积在宫阙下。”进谏而死的人已经有二十七个。齐国宾客茅焦于是前去拜见，说：“齐国宾客茅焦希望向皇帝进谏。”皇帝派使者出来问他：“难道不是要以太后的事情进谏吗？” 茅焦说：“是的。”使者回去报告：“果然是要以太后的事情进谏。”皇帝说：“赶快去告诉他，难道他没有看见宫阙下堆积的死人吗？”使者把这话告诉茅焦，茅焦说：“我听说天有二十八宿，如今死者已经有二十七人。我之所以来，是想凑满这个数。我并不怕死人。”使者赶快入内报告。与茅焦同乡同食的人全都背着衣物逃走了。使者入内报告，皇帝大怒说：“这个人故意来触犯我的禁令，赶快烧开锅汤把他煮了。他怎么能让尸体堆在宫阙下？赶快召他进来。”皇帝按剑而坐，口中正冒着唾沫。使者召茅焦入内，茅焦不肯，只快步疾行，双脚交替超过耳边。使者催促他，茅焦说：“我走到皇帝面前就要死了，您难道不能容我片刻吗？”使者极为哀怜他。茅焦到皇帝面前，拜了两拜，起身说：“我听说，有生命的人不忌讳谈死亡，拥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谈灭亡。忌讳死亡，就不能获得生存；忌讳灭亡，就不能保存国家。死、生、存、亡，是圣明的君主急于听到的事情。不知陛下想不想听？”皇帝说：“这是什么意思？”茅焦回答：“陛下有狂妄悖逆的行为，难道陛下自己不知道吗？” 皇帝说：“是什么事？我愿意听听。”茅焦回答：“陛下车裂假父，显露出嫉妒之心；把两个弟弟装袋扑杀，留下不慈的名声；把母亲迁到萯阳宫，是不孝的行为；对进谏之士施以蒺藜之刑，是桀纣一样的统治。让天下听到这些，天下必将完全瓦解，没有人再归向秦国。我私下担心秦国灭亡，为陛下感到危险。”说完后，请求受刑，于是解衣伏在刑具上。皇帝走下殿，左手扶起他，右手挥退左右，说：“赦免他！”茅焦穿好衣服，说愿意接受任用，于是皇帝立茅焦为仲父，授予上卿爵位。皇帝立即驾车，带着千乘万骑，空出车驾左边的位置，亲自到萯阳宫迎接太后，带她回到咸阳。太后非常高兴，于是大摆酒宴款待茅焦。饮酒时，太后说：“使弯曲变直，使失败转为成功，安定秦国社稷，使我母子重新得以相见，都是茅君的力量啊！” 《史记》：齐人茅焦游说秦王后，秦王于是到雍地迎接太后，带她回到咸阳，并让文信侯到河南封国居住。一年多以后，诸侯的宾客和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请求文信侯出仕。秦王担心他发动变乱，于是赐给文信侯书信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封您在河南，食邑十万户？您和秦国有什么亲近关系，竟号称仲父？把您和家属迁徙到蜀地居住。”吕不韦估量自己逐渐受到侵害，害怕被杀，于是饮鸩自杀。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死去，秘密安葬。前来吊丧的舍人中有晋人，秦人把他们驱逐出去。秦国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夺爵并迁徙，五百石以下的官员不参加吊丧但也迁徙，不夺爵。从今以后，操持国事而行为不正，如嫪毐、吕不韦一样的人，登记没收其家，以此为戒。当年秋季，又把原先因嫪毐之事迁往蜀地的舍人召回。当时天下大旱，从六月到八月才下雨。秦王所加的怒罚，吕不韦、嫪毐都已经死了，于是把因嫪毐之事迁往蜀地的舍人全部召回。始皇十九年，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和庄襄王合葬于茝阳。《绎史》卷一百四十六下。〈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