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史卷一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绎史》卷一百十五，灵壁县知县马骕撰。卫鞅变更秦国法令〔附尸佼〕。《史记》载：出子二年，庶长改到河西迎接灵公的儿子献公，拥立他为君，杀死出子及其母，把他们沉在深渊旁。秦国过去多次更换国君，君臣关系乖乱，所以晋国再次强盛，夺取了秦国的河西土地。〔《吕氏春秋》载：秦国小主的夫人任用奄人变更政令，群贤不悦，纷纷隐藏起来，百姓忧郁怨恨，不服从君上。公子连逃亡在魏国，听说此事，想要入秦，于是因群臣和百姓跟随郑所到了边塞。右主然守卫边塞不让他进入，说：“臣下有义，不能侍奉两个君主。”公子，努力离去吧。公子连离开后，进入翟国，跟随焉氏到了边塞。菌改让他进入。夫人听说后大为惊恐，命令官吏发动守卫，并奉命说：“敌寇在边境，守卫和官吏应当首先出发。”众人都说要前往攻击敌寇。走到中途，因情势变化而说：“不是攻击敌寇，是迎接主君。”公子连于是同守卫一起来到雍地，包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即位，就是献公。他怨恨右主然，准备加重治他的罪；又感念菌改，想重重赏赐他。监突争辩说：“不可以。秦国在外的公子很多，如果这样做，臣下就会争相接纳逃亡的公子，这对君主不利。”献公认为有道理，于是恢复右主然的罪责原状，赐菌改为大夫，给守塞者每人二十石米。〕献公元年，停止殉葬。二年，修筑栎阳城。○徐广说：迁都到这里。四年正月庚寅，孝公出生。十六年，桃树在冬天开花。○《年表》说：百姓发生大疫。十八年，栎阳下金色之物。○《年表》说：栎阳下金色之物，从四月到八月。二十一年，同晋国在石门交战，斩首六万，天子以黼黻服饰相贺。二十四年，献公去世。○《年表》说：二十三年。太子孝公即位，当时已经二十一岁了。孝公元年，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并立；淮水、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楚国、魏国同秦国接壤；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地沿洛水向北延伸到上郡；楚国从汉中向南占有巴、黔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凭武力争斗，互相兼并。秦国偏处雍州，不参加中原诸侯的盟会，受到夷狄一样的对待。孝公于是施行恩惠，救济孤儿寡妇，招募战士，明确功劳和赏赐，在国内下令说：“从前我的先祖穆公在岐山、雍地之间修养德行、施展武力，向东平定晋国的混乱，以黄河为界；向西称霸于戎、翟，土地扩大千里；天子授予伯爵之位，诸侯全都来祝贺，为后世开创基业，实在光荣美好。只是后来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在位时不得安宁，国家内部忧患不断，无暇顾及外事；三晋攻打并夺取了我们先君的河西土地，诸侯轻视秦国，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了。”献公即位后，镇守安抚边境，迁都治理栎阳，并且想向东征伐，恢复穆公过去的土地，修明穆公的政令。寡人思念先君的意旨，常常痛在心中。宾客群臣中有能够提出奇计、使秦国强盛的人，我将尊以高官并同他分封土地。”于是出兵，向东包围陕城，向西斩杀戎人的獂王。卫鞅听说这道命令下达，向西进入秦国，凭借景监请求会见孝公。《战国策·魏策》载：公叔痤病重，魏惠王前去探问，说：“公叔病重，如果病情不可讳言，将来社稷怎么办？”公叔痤回答：“我有一个御庶子公孙鞅，希望大王把国事交给他处理。如果不能听从他的意见，就不要让他出境。”魏王没有答应。公叔痤出来后对左右说：“难道不可悲吗？凭公孙鞅的贤能，我竟然说大王一定会把国事交给他，岂不是荒谬吗？”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此事，已经下葬，便向西进入秦国。孝公接纳并任用他，秦国果然一天天强盛，魏国一天天削弱。这不是公叔痤荒谬，而是魏惠王荒谬。荒谬者的祸患，本来就是把不荒谬的人当成荒谬。《史记》载：商君，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氏。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卫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侍奉魏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知道他贤能，却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亲自前去探病，说：“公叔病重，如果病情不可讳言，将来社稷怎么办？”公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然小，却有奇才，希望大王把全国政事都交给他。”魏王默然不语。魏王将要离去时，公叔痤屏退旁人说：“大王如果不听从并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出境。”魏王答应后离去。公叔痤召来公孙鞅道歉说：“刚才魏王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我推荐了你；看魏王的脸色，他并不赞同。我于是先说君主后说臣下，又对魏王说，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应当杀掉他。魏王答应了，你赶快离开吧，否则将被擒获。”公孙鞅说：“魏王既然不能采用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采用您的话杀我呢？”于是没有离开。魏惠王离开后，对左右说：“公叔病得很重，真可悲啊！他竟想让我把国事交给公孙鞅，岂不是荒谬吗？”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下令求贤，准备修复穆公的功业，向东收复被侵占的土地，于是便向西进入秦国。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请求会见孝公。孝公见到他后，卫鞅谈论政事很久。孝公不时打瞌睡，没有听进去；谈完后，孝公对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哪里值得任用？”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帝道游说大王，但他的志向还没有开悟。”五天后，他再次请求会见。卫鞅又见孝公，孝公更加感兴趣，却仍没有切中要害。谈完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王道游说大王，但还没有打动他，请让我再见一次。”卫鞅再次会见孝公，孝公认为他说得好，却仍没有任用他；谈完便让他离开。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很好，可以同他谈论了。”卫鞅说：“我用霸道游说大王，他已经想要任用了。如果再让我见他一次，我就知道结果了。”卫鞅又见孝公，孝公同他谈起来，竟不知不觉把身子向前移到席子的前面。谈了几天也不厌倦。景监说：“您用什么打动了我的君主？我的君主非常高兴。”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比拟三代来游说君主，但君主说：‘那太久远了，我等不了。’况且贤明的君主都希望在自己这一代显名天下，怎么能忧愁地等待几十年、上百年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所以我用强国之术游说君主，君主非常喜欢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但这样也很难同殷、周相比德行。二年，天子送来祭祀所余的胙肉。三年，卫鞅游说孝公变更法令、修明刑法，对内致力于耕种，对外鼓励以战死为荣，并明确赏罚。孝公认为很好。甘龙、杜挚等人不同意，彼此争论。后来采用卫鞅的法令，百姓感到痛苦。过了三年，百姓适应了这些法令。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

译《商子·更法》：孝公在朝廷平定议论，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君主身边，考虑世事的变化，讨论并匡正法令的根本，以及使百姓得到治理的方法。孝公说：“继承君位而不忘记社稷，是君主的职责；变更法令、致力于治理百姓，是君主和大臣的行为。现在我想变更法令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只是担心天下人议论我。”公孙鞅说：“我听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成功，办事迟疑就不会有功。君主应当赶快确定变法的打算，大概不要顾虑天下人的议论。况且有高尚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俗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常常会被百姓毁谤。古语说：‘愚人对于已经成功的事情也看不明白，智者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能看见。’百姓不能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却可以同他们共同享受成功。”郭偃的法则说：“论说最高德行的人，不会同世俗调和；成就大功的人，不会同众人商议。法，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是用来便利事情的。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守旧法；只要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必沿袭旧礼。”孝公说：“好。”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圣人不改变百姓原有的习俗来教化，智者不改变法令来治理。顺应百姓而教化，不劳苦就能成就功业；依据旧法治理，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定。” 现在如果变更法令而不遵循秦国原有的制度，改变礼制来教导百姓，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君主，希望您仔细审察。”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是世俗之人的言论。普通人安于旧习，学者沉溺于所听闻的旧说；这两种人只能任官守法，不能同他们讨论法令之外的事情。三代的道路不同，却都能称王；五霸的法令不同，却都能称霸。所以有智慧的人制定法令，愚昧的人受法令制约；贤能的人改变礼制，不肖的人拘守礼制。拘守礼制的人不值得同他谈论事情，拘守法令的人不值得同他讨论变法。君主不要疑虑了。”杜挚说：“我听说：利益不超过百倍，就不变更法令；功效不超过十倍，就不更换器具。我听说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循礼制不会有邪僻，请君主考虑。”公孙鞅说：“前代的教化各不相同，要效法哪一个古代？帝王彼此不重复，要遵循哪一种礼制？伏羲、神农施行教化却不诛罚；黄帝、尧、舜施行诛罚却不以此为怒。到了文王、武王，各自适应当时而制定法令，根据事情制定礼制。礼法随着时代确定制度和命令，各自顺应适宜；兵甲器械，也各自便利于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只有一条道路，使国家便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汤、武称王，不沿袭古制却兴盛；夏、商灭亡，不改变旧礼却灭亡。既然如此，反对古制的人未必一定错误，遵循礼制的人也未必完全正确。君主不要疑虑了。”孝公说：“好。我听说，穷巷中的人多吝啬，拘泥于曲解之学的人多辩说；愚人嘲笑他们，智者却为他们悲哀；狂妄之人的快乐，会使贤者丧失志向。那些拘泥于世俗而议论我的人，我不再疑惑了。”于是颁布了《垦草令》。〔《垦令》〕没有积压的政务，奸邪官吏就来不及谋求私利；官府对百姓的事务不相互牵制，农民就有多余时间。奸邪官吏来不及谋求私利，百姓就不会得到救济；百姓得不到救济而又有多余时间，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按粮食等级征税，使上等粮食缴纳一份，百姓就会公平。上面公平就会取得信任，取得信任后臣下不敢作奸邪之事。百姓感到公平就会谨慎，谨慎就难以改变。君主取得信任而官吏不敢作奸邪之事，百姓谨慎而难以改变，那么下级不会非难上级，中间的百姓不会苦于官吏。下级不非难上级，中间百姓不苦于官吏，那么壮年百姓就会勤于务农而不改变，年轻百姓也会不停地向他们学习，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不得凭借外在势力授予爵位和官职，百姓就不会以学问为尊，也不会以农民为贱。不以学问为尊，百姓就会愚昧；愚昧就不会同外界交往。没有外界交往，就会勉励务农而不偷懒。百姓不轻贱农业，国家就安定而无危险。国家安定而无危险，百姓又勉励务农而不偷懒，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俸禄优厚而税收繁多、家中食口众多的人，是败坏农业的人。就应当按其食口数目减轻其身份而加重其差役，使那些逃避、放纵而不务农的人无处取得食物。百姓无处取得食物，就一定会务农；务农，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让商人不能买入粮食，让农民不能卖出粮食。农民不能卖粮，懒惰低劣的农民就会勉力勤作；商人不能买粮，多年丰收也不会因此更加快乐；丰年不能因此获利，荒年就没有多余的利益；没有多余利益，商人就会畏缩；商人畏缩，就想转而务农。懒惰的农民勉力勤作，商人想务农，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声音、服饰等物品不得在各县之间流通，百姓出行和劳作就不会顾虑休息。居处不得听任休息，百姓就不会放纵；出行劳作不顾休息，心志就一定专一。心志专一而不放纵，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不许雇佣佣工，大夫和家长就不会得到修缮服务。娇养的子弟不能懒惰取食，懒惰的百姓不能因懒惰而败坏，佣工也无处取得食物，这些人就一定会务农。大夫和家长得不到修缮服务，农事就不会受到损害；娇养子弟和懒惰百姓不再懒惰，旧田就不会荒废。农事不受损害，农民更加务农，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废除旅舍，奸伪、浮躁、私交以及怀疑农业的百姓就不能出行。旅舍中的人无处取得食物，就一定会务农；务农，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统一山泽的管理，使厌恶农业、怠慢懒惰、欲望过多的人无处取得食物；无处取得食物，就一定会务农。务农，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酒肉税，使税额达到原价的十倍，那么商人和估客就会减少。农民不能纵情饮酒，大臣不能荒废政事而饱食。商人和估客少了，君主就不浪费粮食；百姓不能纵情饮酒，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国事就不会积压。君主不胡乱举动，上面不浪费粮食，百姓不怠慢农业，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加重刑罚并实行连坐，使性情偏急的百姓不争斗，强横刚愎的百姓不诉讼，懒惰的百姓不游荡，浪费资财的百姓不施行巧诈谄媚，心怀邪恶的百姓不能改变现状。这五类人不在境内产生，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使百姓不能擅自跟从他人，就能诛除愚昧而扰乱农业的人。农民无处取得食物，就必然务农。愚昧、浮躁、欲望强烈的百姓，心志一旦专一，农民就一定安静。农民安静，愚昧者被诛除，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平均分配多余子弟的差役，按世代使他们服役，并提高他们的免役标准。命令设置供给官，按规定供给食物，不能借此逃避差役；而大官又未必能够得到。这样多余子弟就不再侍奉权势之人，必然会务农；务农，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国家的大臣和诸大夫，凡是博闻、善辩、聪慧的人，都不得参与县中的事务，也不得在各县停留居住。这样农民就无从听闻变乱、看见方术；农民无从听闻变乱、看见方术，就知道务农，不能离开旧有的本业；愚昧的农民也不知道、不喜好学习问学。

译愚昧的农民不知道、不喜好学习问学，就会专心勤于务农。知道农民不离开旧有本业，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命令军市中不得有女子，并命令商人服役；让百姓自己收集铠甲兵器，使他们察看军队兴起。又使军市不得私自输送粮食，这样奸邪的谋划就无处隐藏。盗运粮食的人不能私下交易，稽查轻浮懒惰之人的人也不能进入军市。盗运的粮食无处出售，运送粮食的人不能私下交易，轻浮懒惰的人不能进入军市，农民就不会放纵。国家的粮食不被耗费，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各县的治理采用同一种形式，因循迂阔的人就不敢改变制度；有过错而废弛政事的人不能隐瞒自己的举动。过错和妄举不能隐瞒，官府中就没有奸邪之人；迂阔者不能粉饰，继任者不能更改，官吏数量就会减少，百姓也不会劳苦。官府没有奸邪，百姓就不会傲慢；百姓不傲慢，事业就不会败坏。官吏少，征发不烦扰，百姓不劳苦，农民就有更多时间；农民时间多，征发不烦扰，事业不败坏，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加重关市的赋税，使农民厌恶商人。商人产生疑惧懒惰之心，农民厌恶商人，商人疑惧懒惰，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按商人的人口数征发商人，让他们负担车舆和徒役等重差，并且必须同其身份相当；这样农民就安逸而商人劳苦。农民安逸，良田就不会荒废；商人劳苦，商人离去、丧失少数特权的礼制就不会在各县流通，农民就不会因饥饿而奔走，出行也不会追求修饰。农民不挨饿，出行不必修饰装扮，那么公家役作一定会迅速完成；私人役作不荒废，农事就一定会有成效。农事有成效，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如今运送粮食，不得收取雇车钱，不得反过来征用民间的车、牛、轿等，必须使名实相当。这样往返迅速，产业就不会败坏。农业不败坏，农民就一定会开垦荒地。不得替罪人向官吏求情而供给他们粮食，这样奸民就没有依托。奸民没有依托，就不会积极作奸。农民不受伤害，奸民【缺】就没有朴实之性。奸民没有朴实之性，农民就不会败坏；农民不败坏，荒地就一定会被开垦。《史记》记载：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制定变法的法令。把百姓编为什伍，使他们互相纠察；连坐中不告发奸人的处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获敌人首级同等奖赏，窝藏奸人的与投降敌人的同样处罚。百姓家中有两个以上男丁却不分家另居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各依等级授予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各按轻重受刑。无论大户小户都努力从事本业，耕田纺织、缴纳粟帛最多的，免除其本人徭役。经营末利以及懒惰致贫的，全部收捕并作为官府的奴隶。宗室子弟若没有军功，评定时不得列入宗室属籍。明确尊卑、爵秩、等级，按差等授予田宅、臣妾和衣服，依据家资等级办理。有功的人显贵荣耀，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什么可以显耀的。法令已经完备但尚未公布，卫鞅担心百姓不信，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招募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百姓觉得奇怪，没有人敢搬。又说：‘能搬去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过去，立即赏给他五十金，以表明没有欺骗。于是向下颁布法令，法令在百姓中施行。一年以后，秦国百姓到国都诉说新法不便的，数以千计。于是太子犯法，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将要依法惩治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施刑，于是刑罚施加在他的傅公子虔身上，并黥刺他的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人都奔走执行法令。十年后，秦国百姓大为喜悦，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丰足、人人富裕；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斗殴，乡邑都得到大治。秦国百姓起初说新法不便的，有人来改口说新法便利。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百姓。’把他们全部迁往边城。此后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于是任命卫鞅为大良造，率兵包围魏国安邑，使其投降。【韩非子】公孙鞅的法令，是重罚轻罪。重罪，是人们难以触犯的；小过，是人们容易改掉的。使人改掉容易改的过错，而不触犯难以触犯的重罪，这是治理的方法。小过不发生，大罪就不会到来，这样人们没有罪，祸乱也不会发生。一种说法是，公孙鞅说：‘施刑时，把轻罪判得重些；轻罪就不会再犯，重罪也不会发生，这叫作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古代秦国的风俗，是君臣废弃法令而服从私情，因此国家混乱、军队弱小、君主卑下。商君游说秦孝公变法易俗，彰明公道，奖赏告发奸人，困抑末业而有利于本业。在这以前，秦民习惯于旧俗，犯了罪可以免除刑罚，没有功劳也可以得到尊贵显达，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触犯新法的人所受诛罚很重，而必须告发奸人的赏赐丰厚并且兑现，因此奸恶没有不能被查获的，而受刑的人很多；百姓痛恨怨愤，众多过错也日益被揭露。孝公不听从，于是仍然实行商君的法令。百姓后来知道，有罪就一定被诛罚，而私下作奸的人很多，因此百姓没有人触犯刑法，也没有什么刑罚可以再加施于他们；所以国家得到治理，军队强盛，土地扩大，君主尊贵。这就是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窝藏罪行的处罚重，告发奸人的赏赐厚。《新书》说：商君违背礼义，抛弃伦理，一心追求进取；实行三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秦人有了儿子，家中富裕、儿子长大，就分家出去；家中贫穷、儿子长大，就让他出赘。父亲借来耰和锄头，手里只拿着杖和扫帚，就担心儿子会显出有德的神色。母亲拿着瓢、碗、簸箕和扫帚，就担心儿子会站起来斥责她；她抱着孩子喂奶，却与丈夫并坐在一起。媳妇和婆婆互不喜欢，就互相顶嘴、斜眼相看。他们溺爱子女、贪图利益而轻慢父母，思考罪过却没有储备的道理，也只是没有完全同禽兽一样罢了】过了三年，在咸阳修筑冀阙、宫殿和庭院，秦国从雍迁都到这里。又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同寝；把小都、乡邑和聚落合并设置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为田地开通阡陌，划定封疆；使赋税以及斗、桶、权、衡、丈、尺都统一。实行四年，公子虔再次触犯约法，割掉了他的鼻子。过了五年，秦人富裕强盛，天子送来祭祀用的胙肉给孝公，诸侯全都来祝贺。十年，卫鞅任大良造。十二年，营建咸阳，修筑冀阙，秦国迁都到那里；把各个小乡聚合并为大县，每县设置一名县令，共四十一个县。为田地开通阡陌，向东扩展到渡过洛水的地方。十四年，开始制定赋税。十九年，天子授予秦伯的名号。二十年，诸侯全都来祝贺。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迎接诸侯，在逢泽朝见天子。

译《商子·农战》说：凡是君主用来劝勉百姓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所以兴盛，是依靠农业和战争。如今百姓求取官爵，都不凭农业和战争，而凭巧言虚道，这叫作劳民。使百姓劳散的国家，必然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国家就必然削弱。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教导百姓，都使他们专一从事本业，并由此获得官爵。所以，不从事本业就没有官职，不立军功就没有爵位；国家抛弃空谈，百姓就朴实。百姓朴实，就不会放纵。百姓看见君主的利益都从专一从事农业和战争中产生，就会专一从事本业；专一从事本业，百姓就不会偷懒经营私事；百姓不偷懒经营私事，力量就多；力量多，国家就强。如今境内百姓都说：‘农业和战争可以逃避，而官爵却可以得到。’因此豪杰都可以改变职业，学习诗书，依附外部势力；对上可以求得显达，对下可以谋取官爵。那些轻视本业、从事商贾和技艺的人，也都以逃避农业和战争为目的，这完全具备了国家危险的条件。把这些作为教导的国家，必然削弱。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仓廪充满，也不以此轻忽农业；国家广大、百姓众多，也不沉溺空谈，这样百姓就会朴实专一。百姓朴实专一，官爵就不能靠巧诈取得；不能靠巧诈取得，奸邪就不会产生；奸邪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如今境内百姓以及身居官爵的人，看见朝廷可以靠巧言辩说取得官爵，所以官爵不能稳定地授予真正有功的人。因此，他们在前进时就曲意逢迎君主，退下来时就考虑私利，都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私利。这样一来，臣下就会出卖权力。曲意逢迎君主、考虑私利，并不是国家的利益，但这样做的人是为了爵禄；臣下出卖权力，也不是忠臣，但这样做的人是为了末业货利。于是，下面那些希望升迁的官吏都说：‘财货多了，就可以求取上级官职。’又说：‘我若不拿财货侍奉上级而求升迁，就像用狸猫作诱饵去钓鱼一样，必定没有希望。’如果凭真实情况侍奉上级而求升迁，就像牵着断了的绳子去求乘坐弯曲的木头一样，更没有希望。两种办法都不能升迁，那么我怎么能不在下层煽动众人，取得财货来侍奉上级，并借此求取升迁呢？百姓说：‘我厌恶农业，只知道先充实公家仓库，收取剩余来供养亲属，为君上忘死作战，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仓库空虚、君主卑下、家中贫穷，这样还不如去求取官职，依靠亲戚、交结权贵，于是就更加忧虑了。豪杰努力学习诗书，依附外部权势，轻视本业而经营商贾和技艺，都是为了逃避农业和战争。把这些作为教导，粟怎么能不减少，军队怎么能不弱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官府法令明确，所以不依靠个人智谋；君上使百姓专一从事本业，所以百姓不以游惰为荣耀，国家力量就广博。国家力量广博，就是强国。喜好言谈的人多了，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说：从事农业和战争的百姓中，一千人里有一个人会诗书、善辩而聪慧，那么这一千人全都会怠于农业和战争；从事农业和战争的百姓中，一百人里有一个人会技艺，那么这一百人全都会怠于农业和战争。国家依靠农业和战争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业和战争才能尊贵。百姓不从事农业和战争，是因为上层喜好空谈，官府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官职恒定，国家就能治理；专一从事一项事业，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而且得到治理，就是成就王业的道路。所以说：王道兴起，在于舍弃外务而专一从事本业。如今君上议论才干和智慧并任用他们，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就会稀少。君主凭个人好恶，使官吏任意裁制事物来迎合君主心意，因此官职没有常规，国家混乱而不能专一。辩说之人没有法度。这样一来，百姓所从事的事务怎么能不繁多，土地怎么能不荒芜？诗书礼乐、善于修饰仁义、廉洁、辩说和智慧的十类人存在于国家，君上就不能让百姓守卫和作战。国家依靠这十类人治理，敌人一来必然削弱；敌人不来，也必然贫穷。国家抛弃这十类人，敌人不敢来，即使来了也必然退却。出兵攻伐，必然夺取胜利；按兵不动，必然富足。国家喜好力量，就难以攻取；难以攻取的国家必然兴盛。喜好辩说，就容易攻取；容易攻取的国家必然危险。所以圣人、明君并不是能够完全掌握万事万物，而是懂得万事万物的关键。所以，他们治理国家，只考察关键罢了。如今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没有抓住关键；朝廷讨论治理国家，纷纷扰扰，专门互相改变政策。因此君主被各种说法弄得昏惑，官吏被言论弄得混乱，百姓懒惰而不务农。所以境内百姓都被教化得喜好辩说、乐于学习、经营商贾、从事技艺，以逃避农业和战争。这样下去，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国家一有战事，读书的百姓厌恶法令，经营商贾的百姓善于迎合，技艺之民又不能用于作战，所以国家容易被攻破。农民少而依靠他们供养的人多，所以国家贫穷危险。如今蛆、螣、蚼、蠋，春天出生、秋天死亡，一出现就使百姓数年不得进食。现在一人耕作却有一百人吃他生产的粮食，这些蛆、螣、蚼、蠋就更大了。即使有诗书，一乡一束，一家一员，也独独不能有益于治理；这不是扭转这种局面的办法。所以先王把治理转回到农业和战争上。因此说：一百人务农而一人闲居，国家可以称王；十人务农而一人闲居，国家可以强盛；一半务农、一半闲居，国家就危险。治理国家的人，想要使百姓劳作。国家不务农，就无法与诸侯争权自立，因为众人的力量不足。于是诸侯就扰乱它的弱点，乘它衰败之时，大肆侵削土地，使它不能振作，到了这种地步就没有办法了。圣人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所以使百姓一心归向农业。百姓一心归向农业，就会朴实而容易纠正。事务纷繁，百姓就容易役使。诚信足以用来守卫和作战；专一从事本业，一方面可以减少小诈而重视居业，另一方面可以用赏罚来促进事业；也可以用来对外作战。百姓亲近君上、为法制而死，是因为他们早晚都从事农业。百姓不能被任用，是因为看见言谈之士、游说之士侍奉君主可以使自身尊贵，商贾可以使家庭富裕，技艺也足以谋生。百姓看见这三者便利而有利，就一定会逃避农业和战争。逃避农业和战争，百姓就轻视居所；轻视居所，就不会替君上守卫和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忧虑的是百姓离散而不能聚合。因此圣人使百姓专一，以聚合他们。国家实行专一政策一年，就能强盛十年；实行十年，就能强盛百年；修治百年，就能强盛千年。强盛千年的国家可以称王。君主修明赏罚来辅助专一的教化，因此教化有常规，政治就能取得成效。称王者掌握治理百姓的最高关键，所以不用等待赏赐，百姓也亲近君上；不用等待爵禄，百姓也从事本业；不用等待刑罚，百姓也愿意舍生赴死。国家危险、君主忧虑时，游说者成群结队出现，对安定和危亡没有益处。国家危险、君主忧虑，是因为有强敌大国。君主不能使强国服从、攻破大国，就应修整守备，利用地形，聚集民力，以等待外部事变；然后祸患才可以消除，王业才可以实现。

译因此，明君修明政令、使百姓专一，去除无用之事，制止浮华之学，抑制游惰之民，使百姓专一务农；这样国家才可以富足，民力才可以聚合。如今世上的君主都忧虑国家危险、军队弱小，却偏偏大力听信游说者。游说者成群，烦琐的言辞和华饰的辞藻充斥，篇章都是无用之物。君主喜好他们的辩说，却不求实际。游说者得意，道路上曲意辩说，成群结队。百姓看见可以凭这些取悦王公大人，于是都学习他们。人们在国内结党聚众，纷纷议论；小民喜欢，大人也高兴。所以务农的人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多。游食者多，农民就危险；农民危险，土地就荒芜。学习者形成风俗，百姓就舍弃农业而从事谈说，用高谈伪议相互夸耀，舍弃农业而依靠言辞相互抬高。因此背离君上、不肯为臣的人成群出现，这正是使国家贫穷、军队弱小的教导。国家用言谈来役使百姓，百姓就不蓄力务农。所以只有明君知道，喜好空谈不能使军队强大、土地扩张。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才会使百姓专一并聚合力量于农业罢了。【去强】以强力消灭强力，国家反而弱；以弱力消灭强力，国家就强。善于治理国家，奸邪必然多。国家富足而贫民得到治理，叫作重富；重视富足的国家强。国家贫穷而富民得到治理，叫作重贫；重视贫穷的国家弱。军队采取敌人不敢采取的行动，强力事业就兴起，敌人所经营的事业反而成为我方的利益。君主贵在多变，国家贵在少变。国家事务多变，国家就削弱；君主事务少变，国家就强盛。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如果守持千种事务，就会削弱。战争行动和兵力运用，叫作强。战争混乱、军队停息，国家就削弱。农业、商业、官职三者，是国家通常的官事。三种官事产生六种寄生官事：一是年岁，二是饮食，三是玩好，四是志向，五是行为，六是【缺】；六者有朴实之处，国家就必然削弱。三种官事的朴实，在于三个人；六种官事的朴实，在于一个人。用法令治理，国家强；用政术治理，国家削弱。固定官制、废除迁改的官制，治理大国就会变小，治理小国就会变大。使强国更加削弱，使弱国更加增强。以强攻强的国家会灭亡，以弱攻弱的国家可以称王。国家强盛却不作战，毒害流入国内，礼乐和寄生官事产生，国家必然削弱。国家于是作战，毒害流向敌国，国内没有礼乐和寄生官事，国家必然强盛。提拔荣显、任用有功，叫作强；寄生官事产生，国家必然削弱。农业少、商业多，贵人贫穷；商业贫穷，农民贫穷；三种官事都贫穷，国家必然削弱。国家有礼、乐、诗、书、善、修、孝、悌、廉、辩这十项，君上不让百姓作战，国家必然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十项，君上让百姓作战，国家必然兴盛。到了称王的国家，如果用善民来治理奸民，必然混乱；到了削弱的国家，如果用奸民来治理善民，反而必然得到治理。到了强国，【缺】国家如果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来治理，敌人一来，国家必然削弱；敌人不来，也必然贫穷。国家不用这八项来治理，敌人不敢来，即使来了，也必然退却。出兵攻伐，必然夺取并能够占有；按兵不攻，必然富足。国家喜好力量，就一天比一天难以攻取；喜好【缺】言，就一天比一天容易攻取。国家难以攻取，投入一份可以得到十份；国家容易攻取，付出十份会损失一百份。重罚轻赏，君上就是爱护百姓，百姓就会为国而死；君上重赏轻罚，君上就是不爱护百姓，百姓就不会为国而死。君上兴国而施行刑罚，百姓既获利又受刑罚；施行赏赐【缺】，百姓既获利又感到受爱护。施刑时把轻罪判重，把重罪判轻；轻罪就不会发生，重罪也不会到来。国家没有力量却强行行事，有智巧的人必然使国家灭亡。对怯弱的百姓使用刑罚，他们就会勇敢；对勇敢的百姓使用赏赐，他们就会舍生。怯弱的百姓变勇敢，勇敢的百姓肯死，国家没有敌人可以抵挡，就会强盛；强盛就必然称王。对贫穷的人使用刑罚，他们就会富裕；对富裕的人使用赏赐，他们就会贫穷。治理国家若能使富者变贫、令贫者变富，国家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力量大，就能称王。称王的国家刑罚九分、赏赐一分；强国刑罚七分、赏赐三分；削弱的国家刑罚五分、赏赐五分。国家实行专一政策一年，就能强盛十年；实行十年，就能强盛百年；实行百年，就能强盛千年。强盛千年的国家可以称王。以威势用一取得十，以声势取得实际，因此能够建立威势的国家可以称王。只能使事物生长而不能杀伐，叫作自己攻伐自己的国家，必然削弱；既能使事物生长又能杀伐，叫作攻伐敌国的国家，必然强盛。所以，攻取官职，就是攻取力量。喜乐的国家使用力量的二成、舍弃一成，必然强盛。命令使用三种力量，威势必然使国家称王。十里之内道路断绝，国家弱；九里之内道路断绝，国家强。用一天的时间治理，国家可以称王；【缺】用夜间治理，国家强；隔夜治理，国家削弱。统计人口，生者登记清楚；使人民死亡，国家削弱。用刑罚消除刑罚，国家得到治理；用刑罚招致刑罚，国家混乱。也就是说，不施刑而使重罪变轻，刑罚便可消除，事情可以办成，国家强盛。重罪再加重【缺】，轻罪再减轻，刑罚到来而事端产生，国家削弱。刑罚产生力量，力量产生强盛，强盛产生威势，威势产生恩惠，恩惠产生于力量。每天积累就能形成勇敢，次次作战就能形成智谋。粟产生而金钱消耗；粟这种本业物资价格低，务农的人多，购买的人少。农民从事奸诈而得到鼓励，军队就弱，国家必然削弱直至灭亡。境内产生一两金，境外就损失一两金。国家喜好在境内生产金钱，金和粟就都损耗，仓库和府库都空虚；国家喜好在境内生产粟，金和粟就都增长，仓库和府库都充实。强国的十三项统计，是境内仓库和人口的数目，壮男、壮女的数目，老弱的数目，官吏和上层人物的数目，靠言谈游说取得食禄者的数目，有利于百姓者的数目，以及牛、刍、稾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盛，却不知道国家的十三项统计，即使土地肥沃、百姓众多，国家也会越来越弱，直到削亡。国家没有怨恨百姓，这叫作强国。强国出兵攻伐，就实行武爵、武任，必然取胜；按兵不动而务农，就实行粟爵、粟任，国家便富足。出兵而战胜敌人，按兵而使国家富足，便可以称王。【开塞】天地设置完成、百姓产生的时代，百姓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他们的原则是亲近亲属、偏爱私情。亲近亲属就会产生区别，偏爱私情就会形成阴阳之别；百姓险恶众多而把制造区别当作要务，于是发生混乱。在这个时代，百姓专务争胜、凭力量相互征伐；专务争胜就会争斗，凭力量征伐就会争讼。发生争讼却没有公正的裁判，人们就不能各得其本性。因此贤者树立中正，设置无私的原则，百姓就会喜爱仁义。在这个时代，亲亲之道废止，尊尚贤者的制度建立了。凡是仁者把施爱和谋利作为要务，贤者把互相推举、使自己出众作为原则。百姓众多而没有制度，久而久之都以互相出众为原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承接这种形势，制定土地、货财和男女的分配制度。分配已经确定却没有禁制，不可以；所以设立禁令。禁令设立却没有人主管，不可以；所以设立官吏。官吏设置却没有人统一领导，不可以；所以设立君主。君主已经确立，上贤之道便废止，而尊贵尊长、尊崇贵族的制度建立了。这样，上古重亲亲而偏爱私情，中世尊尚贤者而喜爱仁义，下世尊贵贵族而尊重官职。

译尊尚贤者，是因为以富余相互推举、使人出众；设立君主，是为了使贤者无所施用。亲亲，是把私情作为原则；中正，是使私情不能施行。这三者并不是在事情上彼此相反，而是百姓的道路败坏了，所重视的东西发生改变；时代的事情变了，实行的道路也不同了。所以说：称王者有一条准绳，先王之道是一端，臣下之道也是一端。所走的道路虽不同，所依据的准绳却相同。因此说：百姓愚昧时，可以凭智慧称王；世人聪明时，可以凭力量称王。百姓愚昧时，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人聪明时，巧诈有余而力量不足。百姓生来没有智慧，就会学习；力量耗尽，就会服从。所以神农教人耕作而称王天下，是利用百姓的智慧；汤、武使国家强盛而征伐诸侯，是凭借百姓的力量。百姓愚昧，不怀藏智慧而只知请问；世人聪明，却没有余力而服从。所以，用爱来称王天下的，同时也施行刑罚；凭力量征伐诸侯的，则退而崇尚德行。圣人不机械效法古代，也不一味修饰当今。效法古代就落后于时代，拘泥于当今就会被形势堵塞。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三代形势不同，却都能够称王。所以兴起王业有其道路，守持王业也有其办法。道理虽不同，武王以违反常规的方式取得天下，却以顺从义理为贵；争夺天下，却把谦让放在首位。他靠力量取得天下，靠义理守持天下。如今强国从事兼并，弱国专力于防守。向上比不上虞、夏时代，向下又不学习汤、武。汤、武的道路被堵塞，所以万乘之国没有不作战的，千乘之国没有不防守的。这种道路被堵塞已经很久了，但当世君主没有谁能够废除它。因此三代不能再次出现，若不是明主，就没有人能够听取这些道理。今天我希望把它开启，用来效法古代百姓的朴实，使当今百姓的巧诈虚伪得到厚重。效法古代的人，先施德而后防备；治理当今的人，先用刑罚而后立法。这正是风俗所迷惑的地方。如今世人所谓的义，是要建立百姓所喜好的东西，废除百姓所厌恶的东西；所谓的不义，却要建立百姓所厌恶的东西，废除百姓所喜爱的东西。二者只是名称交换、实际内容颠倒，不可不察。建立百姓所喜爱的，百姓就会受到他们所厌恶之事的伤害；建立百姓所厌恶的，百姓就会安于他们所喜爱的事物。怎么知道会这样呢？百姓忧虑，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谋划；安乐，就会放纵；放纵，君主就会逸乐。所以用刑罚治理，百姓就敬畏；百姓敬畏，就没有奸邪；没有奸邪，百姓就能安于所喜爱的事物。用义理教导，百姓就放纵；百姓放纵，就会混乱；混乱，百姓就会受到所厌恶之事的伤害。我所谓的利益，是义的根本；世人所谓的义，却是暴乱的道路。纠正百姓，要利用他们所厌恶的，最终才能成就他们所喜爱的；利用他们所喜爱的，最终必然败坏他们所厌恶的。治理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缺】，所以称王的国家刑罚九分、赏赐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九分、刑罚一分。过错有轻重，所以刑罚有轻重；善行有大小，所以赏赐有多少。这两点是世间通常采用的原则。刑罚施加在罪行已经完成之后，奸邪就不能除去；赏赐施加在百姓把义理推到极致之后，过错就不能制止。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制止过错，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称王者在过错将要发生时就施行刑罚，使大邪不发生；在有人告发奸邪时就施行赏赐，使细小过错不被遗漏。治理百姓，能够使大邪不发生、细小过错不遗漏，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必然强盛。一个国家实行，境内独自得到治理；两个国家实行，战争就会稍稍停息；天下实行，最高的德政就能重新建立。这就是我所说的，杀刑反而合于德，义反而合于暴。古代百姓聚集而群居【缺】，所以寻求有君上，是为了得到治理。如今有君主却没有法令，其祸害与没有君主相同；有法令却不能胜过混乱，也与无法令相同。天下不安定，没有君主却以战胜法令为乐，举世都会认为这是迷惑。使天下百姓获利，没有比治理更大的；而治理没有比设立君主更安定的。设立君主的方法，没有比使法令胜过私情更广大的；使法令胜过私情的要务，没有比除去奸邪更急迫；除去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厉更深切。所以，称王者用赏赐来禁止、用刑罚来劝勉，追究过错【缺】而不追求善行，借刑罚来消除刑罚。【兵守】四面受敌的国家重视守战；靠海的国家重视攻战。四面受敌的国家，若喜欢举兵兴战来抵抗四邻，国家就危险。四邻的国家只要有一个发动事变，四面受敌的国家就要四次兴军，所以说国家危险。四面受敌的国家，不能凭一万户的城邑供养数万军队，国家就危险。因此说四面受敌国家的要务在于守战。守卫有城的城邑，如果不知道用死守之人的力量同敌方活着的力量作战，城池被攻破，就是死守之力没有发挥。敌人不能全部毁掉城池，敌人就没有办法进入；这叫作以死守者的力量同敌人的生力作战。城池全部被毁，敌人若仍有路可以进入，那么敌人必然疲惫，城中人必然安逸。用安逸的力量同疲惫的力量作战，这叫作以活人的力量同敌人的死力作战。人们都说围城的祸患在于不能让所有人都拼死作战罢了。以上三点，并不是力量不足，而是将领的过错。守城的原则，是使力量充盛。因此说，敌人整治簿册文书、分配三军人数，要根据敌人候车的数目。三军是：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中的老弱为一军，这叫作三军。壮男之军，要使粮食充足、兵器锐利，列阵等待敌人。壮女之军，要使粮食充足，背负筑垒的器具，列阵等待命令。敌人到来就动员她们取土，修筑险阻和耕格、陷阱；拆除桥梁、撤去房屋，把来不及运走的物资焚烧，使敌人不能借此帮助攻城防守。【缺】老弱之军，要放牧牛、马、羊、猪，收集可以食用的草木来食用，以节省壮男壮女的粮食；并且谨慎使三军彼此不要越界。壮男越过壮女之军的界限，男人就会轻视女人，奸民便会有机会参与谋划，国家就会灭亡。喜悦和恐惧若能早些被察知，勇敢的百姓就不会作战。壮男、壮女越过老弱之军的界限，老人会使壮者悲伤，弱者会使强者怜悯；悲伤怜悯存于心中，就会使勇敢的百姓反而忧虑、怯弱的百姓不肯作战。所以说，要谨慎使三军互不越界，这就是使力量充盛的方法。【来民】方圆百里的土地，山陵占十分之一，薮泽占十分之一，溪谷流水占十分之一，都邑道路占十分之一，坏田占十分之一，良田占十分之四【缺】；这些土地养活、役使男子五万人。山陵、溪谷、薮泽可以供给木材，都邑道路足以安置百姓，这是先王划分土地、分配百姓的法则。如今秦国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五处，而谷地和可耕土地还不能容纳其中的两处，田地总数不到百万；那些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中的材物货宝，又没有全部利用。这是人力不能与土地相称。

译秦国的邻国是三晋，想要用兵攻打的是韩、魏。三晋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住宅交错相连、拥挤共处。那里贫困的百姓和商贾的子弟，上面没有通报姓名的渠道，下面没有田地和住宅，只能依靠奸诈、经营末业来谋生；居住在别人聚集阴阳、水泽之地的，超过一半。这说明三晋的土地不足以养活百姓，而百姓又不足以充实土地，秦国的情况超过了它。推想百姓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是田宅，而三晋没有，秦国确实有余；如果这样，百姓却不向西来，是因为秦国的士人忧愁、百姓困苦。臣私下认为，君王官吏的明察反而误见了这一点；他们之所以不夺取三晋的百姓，是因为吝惜爵位、重视免除徭役。他们说：‘三晋所以弱，是因为百姓务求安乐，而免除徭役、授予爵位很轻；如今秦所以强，是因为百姓务求劳苦，而免除徭役、授予爵位很重。现在多给爵位、长久免除徭役，就是放弃秦强盛的原因而采取三晋衰弱的做法。’这就是君王官吏重视爵位、爱惜免役的说法。但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让百姓劳苦而使军队强盛，原本是要用来攻打敌人、实现所希望的目标。兵法说：敌人弱而我军强。意思是不能失去我方进攻的原因，也不能让敌人失去它的防守之处。如今三晋已经四代不能胜过秦国，自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能取胜，守城必被攻破，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三晋败亡于秦国的次数不可胜数。到了这种地步，三晋仍不服从，秦国能够夺取它的土地，却不能夺取它的百姓。如今君王施展明智的恩惠，使诸侯的士人前来归附【缺】，给有义之人免除徭役；现在如果让他们三代免除徭役而不知军事，秦国四境之内，山陵、坡阪、丘陵、低湿地都不再荒废，过去十年的积累，按法令足以制造百万件器物。先前臣说：推想百姓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是田宅，而三晋没有，秦国确实有余；若是如此，百姓却不向西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愁、百姓困苦。如今使他们得到田宅并三代免除徭役，这必然是给了他们所想要的，又不让他们从事所厌恶的事情；这样一来，崤山以东的百姓没有不向西归附的了。况且这只是直接说它的意义吗？不是。实际上，开垦十处荒地、填补十处空虚，开发上天的宝藏而使百万人的事务得到发展，所得利益很多，难道仅仅是不损失进攻的条件吗？秦国所忧虑的是，出兵攻伐就使国家贫穷，安居务农就使敌人得到喘息；这是君王不能两者同时成就的原因。所以连续三代战胜而天下仍不能使秦服从，正因为秦国一面对敌，一面使新来百姓从事本业；即使军队在外驻扎百日，境内也不会失去一刻的生产时间，这就是富足和强盛同时实现的效果。臣所谓的用兵，不是说把军队全部发动，而是考察境内所能供给的军粮、守备、车辆和骑兵，让旧秦士兵和新来百姓供给草料粮食。天下若有不服从的国家，君王便用这些力量春天围困它的农事，夏天吃它的粮食，秋天夺取它的收获，冬天陈列它的珍宝，以强大的武力动摇它的根本，以广大的文德扩展影响。安定并扶立继承的君王，在这十年之内，诸侯将没有异心的百姓，那么君王为什么还要吝惜爵位、重视免役呢？周军的胜利、华军的胜利，秦国斩获首级并把它们送往东方；送往东方没有益处，这一点也已经很明显了。然而官吏仍把它当作大功，是因为它损害了敌人。如今用草野之地招来三晋百姓，使他们从事本业，这难道不与战胜敌人有同样的实际效果吗？秦国得到他们，还可以把他们的收获作为粟粮，这反而是同时取得两种收益的计策。况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国所损失的百姓，究竟有多少？客居百姓和军队不能从事本业的，又有多少？臣私下认为，这些数目已经不可胜计。假使君王的群臣中有人能够采用此法，只花费这项费用的一半，就能削弱三晋、增强秦国，如同三次战争取胜一样，君王必定会给他大赏。如今臣所说的办法，百姓不必有一天的徭役，官府不必花费许多钱；它削弱三晋、增强秦国，超过三次战争胜利，而君王仍认为不可行，那么臣愚昧，私下实在不能停止劝说。齐人有个东郭敞，向来很有愿望，希望拥有万金；他的门徒请求周济他，他却不给，说：‘我将用这些钱求取封爵。’门徒愤怒地离开他。宋说：‘这不是爱惜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不如【缺】给他而得到拥有。’如今三晋有三晋的财物，秦国却爱惜免役；这种爱惜本来没有的东西，反而失去本来拥有的东西，难道不同于东郭敞爱惜并非自己所有的东西，以至于失去门徒吗？况且古代有尧、舜，在当时出现便受到称誉；中世有汤、武，在位时百姓归服。这三位君王，是万世所称颂的，被认为是圣王。然而他们的道路仍不能被后世采用。如今若免除徭役三代，三晋百姓就可以全部归附。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贤明有力量，能够在当今时代实行这种办法，使后世也能为君王所用吗？既然如此，不辨明圣人的不同主张而听从圣人，是很难做到的。○本篇中有许多叙述卫鞅以后事情的内容，不是《商子》原书所有的。〔赏刑〕圣人治理国家，有三项：一种赏赐，一种刑罚，一种教化。专一实行一种赏赐，军队就没有敌手；专一实行一种刑罚，命令就能推行；专一实行一种教化，臣下就会听从。君上明确赏赐而不耗费，明确刑罚而不滥杀，明确教化而不改变，百姓就知道自己的职责。国家没有不同的做法，明确赏赐就近于无须赏赐，明确刑罚就近于无须刑罚，明确教化就近于无须教化。所谓一种赏赐，是利禄官爵都集中从军功中产生，不另作不同施舍。无论愚者智者、贵者贱者、勇者怯者、贤者不肖者，都竭尽胸中的知识、股肱的力量，冒死为君上所用。天下豪杰贤良跟随他，如流水归下。这样军队就能战胜敌人，命令可以在天下推行；万乘之国不敢出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守城。万乘之国若有出兵进入中原，作战就会覆灭它的军队；千乘之国若有守城，进攻就会摧毁它的城池。作战必然覆灭敌军，进攻必然摧毁敌城。城池全部夺取并占有，宾客全部招致而来，即使给以丰厚的庆赏，又有什么耗费不足呢？从前汤封在赞茅，文王封在岐周，方圆都是百里。汤与桀在鸣条的郊野作战，武王与纣在牧野交战，大败九军，于是成为列位诸侯。士卒【缺】坐在阵中的，乡里设有书社；车辆停下来休息而不再乘坐，把马放牧在华山南面，把牛放到农泽，任其老去而不再收取。

译这就是汤、武的赏赐。所以说：把赞茅、岐周百里的粟粮拿来赏赐天下人，每个人也得不到一斗；把它们的钱拿来赏赐天下人，每个人也得不到一钱。所以说：百里之地可以居住，封臣为侯，扩大他的旧有封地。从士卒【缺】坐在阵中的时候起，乡里就设有书社。赏赐所涉及的范围，宽广到牛马都被宽待，为什么呢？是善于利用天下的财货来赏赐天下的臣民。因此说，明确赏赐而不耗费。汤、武已经击破桀、纣，海内没有祸害，天下完全安定。修筑王室库藏，收藏五种兵器，停止武事，施行文教；倒置戈矛，插笏而作乐，以此申明他们的德行。在这个时候，赏禄不再施行，百姓却整齐守序。所以说，明确赏赐就近于无须赏赐。所谓一种刑罚，是不分等级，从卿相、将军直到大夫、庶人，有不服从王命、触犯国家禁令、扰乱君上制度的，罪当处死，不得赦免。先前有功，后来失败，不因此减轻刑罚；先前有善，后来有过，不因此破坏法令。忠臣孝子有过错，也一定按罪数判决。守法守职的官吏，有不执行王法的，罪当处死，不得赦免。刑罚牵连三族。周官中的人知道实情却告诉上级的，可以免除自己的罪；不论贵贱，都可以承袭其官长的官爵、田地和俸禄。所以说，刑罚重而且牵连其罪，百姓就不敢试探法令。百姓不敢试探，所以实际上就没有刑罚。先王的禁令，刺杀人、砍断人的脚、在人的脸上黥刺，并不是为了伤害百姓，而是为了禁止奸邪、制止过错；所以要禁绝奸邪。制止奸邪，没有比重刑更有效的。刑罚重而且一定能捕获罪人，百姓就不敢试犯。因此国家没有受刑的百姓，国家没有受刑的百姓，所以说‘明确刑罚而不滥杀’。晋文公将要彰明刑罚、亲近百姓，于是召集诸侯和大夫在侍千宫会盟。颠颉最后到达，请求治罪。晋文公说：‘动用刑罚。’官吏于是砍断颠颉的脊骨，把他的尸体示众。晋国的士人都惊惧，纷纷说：‘颠颉是受宠爱的人，尚且被砍断脊骨示众，何况我们呢？’晋国出兵攻打曹国，五鹿反叛，进至郑国的城邑，在东征的田野上与楚人交战，于城濮战胜楚军。三军将士停止行动像被砍断脚一样，行动起来像流水一样。三军将士没有人敢触犯禁令。所以只是借对颠颉的脊骨施加重刑，便达到治理国家的效果。过去周公旦杀死管叔、流放霍叔，说他们是触犯禁令的人。天下众人都说：‘亲兄弟有过错尚且不宽容，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天下知道周王庭可以使用刀锯，海内就得到治理。因此说，明确刑罚就近于无须刑罚。所谓一种教化，是不以博闻、辩慧、诚信、廉洁、礼乐、修行、结党、声誉清浊来取得富贵，也不可以凭这些评判刑罚，不可以独自树立私议来陈说于君上。坚硬的要被破坏，锐利的要被挫折。即使有人自称圣智、巧佞，也不能凭厚颜朴拙而以无功之事欺骗君上、谋取利益。然而取得富贵的门路，只在于保存军功罢了。能够作战的人，就踏入富贵之门。强横顽固的人有固定刑罚，不能赦免。因此父亲、兄长、兄弟、朋友、姻亲和同盟者，都说：‘一切努力所指向的，只在于保存军功。’这样，壮年人致力于作战，老弱者致力于守卫；死者不后悔，生者努力劝勉。以上就是臣所说的一种教化。百姓想要取得富贵，直到合上棺材之后才离开富贵之门，而富贵之门必然从军功中产生。因此百姓听到战争就互相庆贺，起居、饮食之间所歌唱吟诵的都是战争。这就是臣所说的，明确教化就近于无须教化。这就是臣所说的三种教化。圣人不是能够通晓万物的全部关键，所以治理国家时举出根本来统摄万物，因此教化少而功效多。圣人治理国家，容易使人明白却难以实行。所以圣人不必增加什么，凡是君主也不必废弃什么。杀人不算暴虐，赏人不算仁慈，是因为国家法令明确。圣人根据功劳授予官职、赐予爵位，所以贤者没有忧虑。圣人不宽宥过错，也不赦免刑罚，所以奸邪不会发生。因此，圣人治理国家，只在于审慎地掌握这一原则而已。昔日昊英氏时代，人们靠砍伐树木、捕杀野兽生活，人口少而树木、野兽多。黄帝时代，不捕杀幼兽，不取鸟卵，官府没有供养储备，死者也不能使用外椁。事情各不相同，都是因为君王所处的时代不同。神农时代，男子共同耕作而获得食物，妇女纺织而获得衣服，不使用刑罚政令，也不整治铠甲兵器。神农死后，强者战胜弱者，多数欺凌少数。因此黄帝制定了君臣上下的仪制、父子兄弟的礼节，以及夫妇配偶的结合规范；对内施用刀锯刑罚，对外使用铠甲兵器。这就是时代发生变化的缘故。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比黄帝高明；然而神农的名声尊贵，是因为他的做法适合当时的时代。所以，用战争消除战争，即使是战争也可以；用杀戮消除杀戮，即使是杀戮也可以；用刑罚消除刑罚，即使是重刑也可以。凭借力量能够制御天下的人，必须先制御自己的百姓；能够战胜强敌的人，必须先战胜自己的百姓。因此，顺着民众的根本去治理，就在于制御民众，就像冶炼金属、陶铸泥土一样。根基不坚固，民众就会像飞鸟禽兽一样，谁能制御他们呢？民众的根本就是法。所以善于治理的人，用法来约束民众，民众就会服从。名声尊贵、土地广阔，直到成为王者，是什么缘故呢？名声卑下、土地削减，直到灭亡，是因为战争失败。不能取胜却能称王、没有失败却走向灭亡的，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过。民众勇敢，就能战胜敌人。[原文有阙文]使民众专心用于战争，民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用于战争，民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王看到勇气应当用于兵战，所以振兴国家，并把责任归于兵战。进入一个国家，观察它如何治理和使用军队，就能知道民众是否受到任用。民众看待战争，就像饥饿的狼看见肉一样，这样民众才会被使用。凡是战争，都是民众所厌恶的。能使民众乐于作战的，是使国家强盛的民众：父亲送别儿子，兄长送别弟弟，妻子送别丈夫，都说：“不得无恙回来。”又说：“如果违犯法令、脱离号令而死，我也死在你的乡里。”实行这种治理，使人无处逃亡迁徙，也无处投奔。实行这种治理，把民众连续编制在五家之中，用章程辨别他们，用法令约束他们，使其穷尽于所处之地，因此无处逃生。这样，三军众人服从命令如同流水，死了也不回头。国家发生混乱，并不是法令本身混乱，而是法令没有得到施行。各国都有暗中存在的法令，却没有使法令必然施行的法令。各国都有禁止奸邪、惩罚盗贼的法令，却没有使奸邪盗贼必然被捕获的法令。做奸邪盗贼的人按死刑处置，而奸邪盗贼仍不停止，是因为未必能够捕获他们。

译如果一定能够捕获，而仍然有奸邪盗贼，是因为刑罚太轻。刑罚太轻，就不能诛杀。一定能够捕获，是因为受刑的人很多。所以善于治理刑罚的人，不奖励所谓善行，也不惩罚所谓不善，于是不施刑罚而民众自然向善。不施刑罚而民众能够向善，是因为刑罚很重。刑罚重，民众就不敢触犯法律。因此国家实际上没有施刑，而民众没有谁敢作非分之事；全国都成为善民。所以不奖励善行，民众反而向善。奖励善行是不可行的，就像奖励不偷盗一样。善于治理的人，使盗跖都能被信任，何况伯夷呢？不能治理的人，使伯夷也变得可疑，何况盗跖呢？形势使人不能作奸，即使是盗跖也可以信任；形势使人能够作奸，即使是伯夷也会变得可疑。国家得到治理，有时是因为治理严厉；明主在上，所任用的必定是贤能之人，于是法令得以确立；贤能的人和良法都能确立，贤能之人就能使法令落实于下；不肖之人不敢作非分之事，这叫作严厉的治理。没有明主在上，所任用的必定是不肖之人；国家没有明确的法令，不肖之人敢于作非分之事，这叫作严重的混乱。兵力有时是强盛，有时是衰弱；民众本来就想作战，又不得不作战，这叫作兵力强盛；民众本来不想作战，又能够不作战，这叫作兵力衰弱。明主不滥施富贵给臣下。所谓富，不是粟米珠玉；所谓贵，不是爵位官职。废弃法令而制造私恩，以爵禄造成富贵；凡是君主的德行并不超出常人，智慧并不超出常人，勇力也不超过常人。然而民众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敢自行谋划；即使有勇力，也不敢杀害君主；即使人数众多，也不敢战胜君主。民众即使多到亿万之数，悬挂重赏，民众也不敢争夺；施行刑罚，民众也不敢怨恨，这就是法的作用。国家混乱，是因为民众有很多私自的义行；兵力衰弱，是因为民众有很多私自的勇行，于是国家削弱。国家获取爵禄的途径很多，亡国的原因则是轻贱爵位、轻视俸禄。不劳作却获得食物，不作战却获得荣耀；没有爵位却受尊重，没有俸禄却很富有，没有官职却位居长上，这些人叫作奸民。所谓善于治国的君主，不需要忠臣；慈爱的父亲也不需要孝子；不必期望善言，一切都用法令相互监督。命令和宰相都归于正道，个人不能独自作奸，也没有人同他一起作奸。所谓富，是收入多而支出少。衣服有制度，饮食有节制，支出就会少；女子在内尽力从事生产，男子在外尽力从事生产，收入就会多。所谓明，是没有什么看不见的；这样群臣不敢作奸，百姓不敢作非。因此君主坐在匡床之上，听着丝竹音乐，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所谓明，是使众人不得不去做应做之事；所谓强，是使天下胜过天下，因此能够合并众人的力量。这样，勇敢强悍的人不敢施暴，圣明有智的人不敢欺诈；即使空用天下众人的力量，也没有谁敢不去做。使他们去做自己所喜爱的事情，避开自己所厌恶的事情。所谓强，是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一个人的志向足以占有天下，却还想增加天下也不能满足，依靠天下来取悦、夸耀自己的人，天下人会离弃他；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人首先是能够获得自身力量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首先是战胜自己的人。圣人知道必然的道理，必定利用时势去实行，所以制定必然能够治理国家的政令，造就作战必定勇敢的民众，施行必定得到听从的命令。这样，军队出动便没有敌手，命令施行便使天下朝见。[原文有阙文]黄鹄飞翔，每天能飞千里，是因为具备了必定能够飞翔的条件；骐、驎、騄、駬，每天能跑千里，是因为具备了必定能够奔驰的形势；虎、豹、熊、罴没有敌手，是因为具备了必定能够取胜的道理。圣人看见根本性的政令，知道必然的道理，所以制御民众，就像凭借高低地势制御水流，凭借干燥和湿润制御火势一样。因此说，仁者能够对别人施仁，却不能使别人实行仁；义者能够爱别人，却不能使别人彼此相爱。由此可知，仁义不足以治理天下。圣人既有必定守信的本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守信的法令。所谓义，是为人臣要忠诚，为人子要孝顺，年少与年长者相处有礼，男女之间有区别。不是合乎义的事，即使饥饿也不苟且进食，即使面临死亡也不苟且求生；这才是有法度的常道。圣明的君王不以义为贵，而以法为贵；法令一定明确，命令一定施行，这就够了。[《汉书》称：《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兵权谋》有公孙鞅二十七篇；《淮南子》：秦国的风俗贪婪凶暴、崇尚强力，少讲义而趋逐利益，可以用刑罚威慑，却不能用善行教化；可以用赏赐劝勉，却不能用名节激励。秦国依凭险要、背靠黄河，四面有险阻作为坚固屏障，地势有利而形势便利，蓄积的财富丰厚。秦孝公想凭借虎狼般的形势吞并诸侯，所以商鞅的法令由此产生。]《史记》记载：二十二年，卫鞅攻打魏国，俘虏魏公子卬，封卫鞅为列侯，号称商君。卫鞅劝说孝公：“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像一个人患有腹心之疾：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呢？魏国处在山岭险隘以西，定都安邑，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自占有崤山以东的利益。形势有利时就向西侵略秦国，形势不利时就向东收取土地。如今凭借您的贤明，圣明的国家依靠您而兴盛；魏国前些年被齐国大败，诸侯也背叛了它，可以趁此时机攻打魏国。魏国不能支撑，秦国一定向东迁移。向东迁移后，秦国据守河山的险固，向东面控制诸侯，这就是帝王的事业。”孝公认为有道理，便派卫鞅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军迎战。两军已经相距对峙，卫鞅送信给魏将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交好，如今我们都成为两国将领，我不忍彼此攻打。可以和公子当面相见，结盟后欢饮一场便停止战争，以使秦、魏两国安定。”魏公子卬认为有道理，防备结盟后已经饮酒，卫鞅却埋伏甲士袭击并俘虏魏公子卬，趁机进攻他的军队，将其全部击破后返回秦国。魏惠王的军队屡次被齐国击败，秦国内部又空虚，土地日益削减，魏王害怕了，便派使者割让河西土地献给秦国求和，于是魏国放弃安邑，将都城迁到大梁。梁惠王说：“我后悔没有采用公叔痤的意见。”卫鞅击败魏国后返回秦国，孝公把商地十五邑封给他，号称商君。[《纪年》：秦国把卫鞅封在邬，改名为商。]《吕氏春秋》：公孙鞅对于秦国，既不是父兄，也没有旧交，只是因为有才能而被任用。他想堵塞责难，不攻打魏国就没有办法，于是担任秦国将领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军抵抗。公孙鞅住在魏国时，本来就同公子卬交好。他派人对公子卬说：“凡是我受到防备而想求得富贵，都是因为公子的缘故。如今秦国命令我率军，魏国命令公子抵抗，难道我们忍心彼此交战吗？”公子把这话告诉魏王，公孙鞅也请求公子代为进言，魏王和秦国都停止进军。于是公孙鞅准备返回。他派人对公子说：“回去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希望和公子坐下来道别。”公子说：“好。”魏国官吏争辩说：“不可以。”公子不听，终于同公孙鞅坐下。公孙鞅于是埋伏武士和车骑，趁机擒获公子卬。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因为这件事怀疑公孙鞅的行为，所以加罪于他。公孙鞅带着自己的部属和母亲逃往魏国，魏襄疵不肯接纳，说：“因为您反过来欺骗公子卬，我无法把您当作有道之人来了解；所以士人各自行动，不能不慎重。[原文于此截断]

译○“卭”应当作“卬”。《韩非子》：商君教秦孝公把民众编入什伍，设置告发连坐的罪法，焚烧《诗》《书》而彰明法令，堵塞私门请托，使国家公事得到推行，禁止依靠权势求仕的民众，彰显从事耕作和作战的人。孝公实行这些措施，君主因而尊贵，国家因而安定富强。八年后孝公去世，商君在秦国被车裂。《战国策》：卫鞅逃离魏国，进入秦国，孝公任用他为相，封在商地，号称商君。商君治理秦国，法令极其施行，公平无私；惩罚不避强大之人，奖赏不偏私亲近之人，法令甚至施行到太子。太子的老师被刺面、割鼻。一年以后，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物，百姓不随便拿取别人的东西，兵器军备大为强盛，诸侯都畏惧秦国。然而商君刻薄严酷、缺少恩德，只是靠强力使人服从而已。孝公实行他的办法八年，病重将死，想把君位传给商君，商君推辞不接受。孝公死后，惠王继承君位；执政不久，商君告假回归封地。有人劝惠王说：“大臣权势太重，国家就危险；左右近臣过于亲近，君身就危险。如今秦国的妇女和婴儿都在谈商君的法令，没有人谈大王的法令，这是商君反而成了君主，大王反而成了臣下。而且商君本来就是大王的仇敌，希望大王谋划除掉他。”商君返回后，惠王把他车裂，秦国人也不怜悯他。《史记》：商君在秦国任相十年，宗室贵族中有很多人怨恨他。赵良拜见商君，商君说：“我当初能够得到召见，是通过孟兰皋；如今我想同你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希望这样。孔丘有句话说：‘推举贤能并拥戴贤能的人会进步，聚集不肖之人而称王的人会退步。’我是不肖之人，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我听说：‘不在那个职位却占据它，叫作贪恋职位；没有那个名分却拥有它，叫作贪恋名声。’我听从您的义理，就怕自己贪恋职位、贪恋名声，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商君说：“你不喜欢我治理秦国吗？”赵良说：“反听叫作聪，能够反观自身叫作明，能够战胜自己叫作强。虞舜说过：‘能够自处卑下，是最高尚的。’您不如遵循虞舜的道路，不必再问我了。”商君说：“从前秦国接受戎、翟的教化，父子没有区别，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这种教化，规定男女之间的区别，又大规模修筑冀阙，把都城营建得像鲁、卫一样。你看看我治理秦国，比五羖大夫贤能吗？”赵良说：“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腋；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不讳。周武王有直言不讳的臣下，所以昌盛；殷纣王身边的人默不作声，所以灭亡。” 您如果不认为武王做得不对，那么请允许我整天直言而不受诛罚，可以吗？”商君说：“有句话说：外表好听的话是华饰，至诚的言语是实际，苦口的话是药，甘美的话是病。先生如果果真肯整天直言，就是我的药。我将把事情托付给您，您又为什么推辞呢？”赵良说：“五羖大夫本是楚国的鄙野之人，听说秦穆公贤明，希望能够拜见他；徒步而行又没有路费，便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人，穿着粗布衣服替人放牛。一年后秦穆公知道了他，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到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与他相比。他任秦相六七年，向东攻打郑国，三次拥立晋国国君，一次拯救楚国的灾祸，发布教令于封国内，巴人便前来进贡；向诸侯施行恩德，八方戎族都来归服。由余听说后，叩关请求拜见。五羖大夫担任秦相时，劳作却不坐车乘，暑天也不张设伞盖；在国中行走不带随从车马，不拿兵器。他的功名收藏在府库中，德行流传于后世。五羖大夫死后，秦国男女都流泪，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唱歌以协调杵声。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如今您拜见秦王，是通过宠臣景监作为引荐人，这不是建立名声的办法；您担任秦相，却不把百姓作为要务，只是大规模修筑冀阙，这不是建立功劳的办法。您刑罚刺面太子的老师，又用严酷刑罚残害百姓，这是积聚怨恨、蓄积祸患。教化民众，影响比命令更深；民众效法上位者，胜过防范于命令。如今您又在左边建立宫阙、在外面改变制度，这不是教化的办法。您又面向南方自称“寡人”，每天用诗句责罚秦国的贵公子，说：“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人没有礼，为什么不赶快去死？”从诗句来看，这不是求得长寿的办法。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并刺面公孙贾。《诗》说：“得到人才的会兴盛，失去人才的会崩亡。”这几件事，都不是得到人才的办法。您出行时，后车有十几辆，随车装载铠甲；让力气大而胸肋并列的人作为骖乘，让手持长矛、拿着闟防的人在车旁快步随行。这些东西有一件不齐备，您本来就不会出行。

译《尚书》说：“依靠德行的昌盛，依靠力量的灭亡。” 您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难道还想延长寿命、增加年寿吗？那么为什么不归还十五座都邑，到边远之地灌园；劝秦王显用被埋没的人，养老抚孤，敬重父兄，按功劳排序，尊崇有德之人，这样或许可以使您稍微安定。您如果仍然贪恋商、于之地的富裕，倚仗秦国的法教，蓄积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去世，秦国朝廷要收捕您的理由，难道会很少吗？您灭亡的日子可以踮足等待。商君不听，过了五个月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党告发商君想要谋反，秦王派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到关下，想住进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规定，收留没有凭证的客人，要连坐治罪。”商君叹息说：“唉，制定法令的弊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他逃往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击破魏军，不肯接纳。商君想前往别的国家，魏人说：“商君是秦国的贼。秦国强大，而贼人进入魏国，如果不送还他，就不行。”于是把他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后，逃到商邑，与部属发动邑中军队，向北出兵攻打郑国。秦国派兵攻打商君，在郑黾池杀死了他。秦惠王把商君车裂示众，说：“不要像商鞅那样反叛！” 于是灭掉了商君的家族。太史公说：“商君天性是个刻薄的人。考察他想用帝王之术求取孝公任用时，凭借浮夸的言论以求进身，这并不是他的本质。而且他依靠宠臣景监，又依靠刑罚得到任用；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事情也足以说明商君缺少恩德。我曾读商君关于开塞、耕战的著作，发现它与他本人的行事相似；他在秦国遭受恶名，大概是有原因的吧。” 《新序》：秦孝公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扩大雍州的土地；向东兼并河西，向北收取上郡。国家富裕，军队强盛，长期称雄于诸侯。周王室归还典籍，四方前来祝贺，秦成为战国时期的霸主。秦国于是凭借强盛，经过六代而兼并诸侯，这也都是商君的谋略。商君一生专心致志，没有其他打算，尽力公事而不顾私利；使百姓在国内急于从事耕织以富国，在国外重视战争的赏赐以鼓励战士。法令一定施行，对内不偏私贵族宠臣，对外不偏袒疏远之人，因此命令施行、禁令得到遵守，法令颁布、奸邪便止息。所以即使《尚书》说“没有偏私，没有党羽”，《诗经》说“周道平直如砥石，端直如箭”，《司马法》鼓励战士，周代后稷劝勉农业，也没有什么能取代这种做法。这就是秦能够兼并诸侯的原因。所以孙卿说：“四代连续获胜，不是侥幸，而是有其规律。”然而秦国缺少信用，诸侯虽然畏惧它，却不亲近它。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齐桓公没有背弃柯地的盟约，晋文公没有辜负原地的约期；诸侯畏惧他们的强大，又亲近并信任他们，他们保存将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宗族，四方都归附他们，这依靠的是管仲、舅犯的谋略。如今商君背弃与公子卬旧日的恩情，抛弃结交魏国时的明确信用，欺诈并擒取魏军三军，所以诸侯畏惧秦国的强大，却不亲近和信任它。假如孝公遇到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得到诸侯的拥戴，能够联合诸侯之君，驱使天下军队攻打秦国，那么秦国就会灭亡。只是天下没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所以秦国得以兼并诸侯。卫鞅起初自以为懂得称霸称王的道理，推究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没有真正明白。过去周公、召公施行善政，死后后世仍思念他们，《蔽芾甘棠》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在甘棠树下休息，后世思念他们的德行，连树都不忍砍伐，何况会加害于他们本人吗？管仲夺取伯氏三百户的封邑，伯氏也没有怨言。如今卫鞅在国内施行残酷的刀锯刑法，对外又严厉地施加斧钺之诛；行走超过六尺就要受罚，把灰弃在道路上就要受刑。有一天，他在渭水边审判囚犯七百多人，渭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号哭之声震动天地，积累的怨恨和仇雠堆积如山。逃走的人无处藏身，归附的人也没有地方容纳。最后他本人被车裂，宗族被灭，连姓氏也断绝了；他距离做一个辅佐霸王的人实在太远了。然而惠王杀掉他，也是不对的。他本来可以辅佐并任用。假如让卫鞅施行宽缓平和的法令，再加上恩惠，用诚信来约束他，也许就能成为霸业的辅佐者了。○《史记》注中引用《索隐》说：这是刘歆所撰，后面附有《尸佼……》[原文残缺]。《尸子》说：天的右边向上舒展而升起牵牛星，地的左边向旁开辟而升起昴星、毕星。春季象征忠，东方属于春，春天是万物发动的季节。因此鸟兽孕育安宁，草木开花生长，万物全都顺遂，这是忠德达到极致的表现。夏季象征乐，南方属于夏，夏天是万物兴盛的季节，南方又主承受。因此万物无不承受而兴盛，繁茂滋生、充实盈满，这是乐达到极致的表现。秋季象征礼，西方属于秋，秋天肃杀，万物无不因礼而肃敬，这是敬达到极致的表现。冬季象征信，北方属于冬，冬天是终结；阴阳交接，万物由此开始，这是信达到极致的表现。让星星主管夜晚，让月亮主管时节，就如同让鸡主管报晓一样。圣人的身体犹如太阳。太阳直径满一尺，光辉照遍天下。圣人居处一室，却能周遍统摄六合；这就像圣人的身体虽然很小，所能照察的地方却很远。从井中仰望星星，所见不过几颗；从山丘上眺望，才开始能够看见更多。私心就像井中，公心就像山丘。太阳处在井中，就不能照得很远；眼睛只看着脚下，就不能远视。君主拥有国家，犹如上天拥有太阳；居处不高就不能明察，眼光不尊就不能看得长远。光照如玉烛，饮用如醴泉，舒畅如长风。春季叫青阳，夏季叫朱明，秋季叫白藏，冬季叫玄英。四时调和而正，光辉照耀，这叫作玉烛。甘雨按时降下，万物因此得到美好滋润；高处的不会少，低处的不会多，这叫作醴泉。风在春季叫发生，夏季叫长嬴，秋季叫方盛，冬季叫安静。四时调和而通达正常，这叫作长风。○《尔雅疏》引用《名仁意篇》说：海水每三年循环一周，水流波涛相互冲击，所以会发生地震。

译凡是水，曲折方折的地方有玉，圆曲的地方有珍珠，清水中有黄金，龙渊中有玉英。地下有一种狗，名叫地狼；地下有一种人，名叫无伤。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阁；朔方的寒冷地区，冰厚六尺，树皮厚三寸。鱼跃龙门是鱼的难关，牛经过太行山是牛的难关，以德报怨是人的难关。人们知道任用贤人的好处，却不能得到贤人，原因是什么呢？买马如果不考察马的脚力，只以毛色黑白作为标准，就一定没有能奔驰的马；买玉如果不辨别美丑，只以大小作为标准，就一定没有良玉宝玉；选拔士人如果不考察才能，只以显贵和权势作为标准，那么伊尹、管仲就不会成为臣子。我如果得到百姓并治理他们，那么马中就有紫燕、兰池、秀骐、逢騩这样的良马。华美的车装有六匹马，如果没有四寸长的键，车就不能行走；小的部件缺失，大的整体也不能完成。虎豹还没有长成斑纹，却已有吞食牛的气势；鸿鹄还是雏鸟，羽翼尚未丰满，却已有胸怀四海的志向；贤人的成长也是这样。鹿奔驰时不回头顾看，六匹马也赶不上它扬起的尘土；之所以能够赶上它，是因为它回头顾看。水积聚起来就会生出吞鱼的舟鱼，土积聚起来就会长出豫章之木，学问积累起来也会产生相应的成就。农夫以粮食相互比较，商人以财货相互比较，刚烈之士以道义相互比较。低矮的墙会招来盗贼，荣辱由内心产生，敬爱和侮慢也由内心生出。种植葱和韭菜，要选择种子，才会繁茂；仁义也不能不加选择。只要以善为根本，道义就会繁盛滋长。敬畏灾害和凶祸，灾祸就不会重叠发生。鸡主管夜晚，狸猫负责防卫，太阳照耀人；这些各自都不能独自保全自己。○这段文字的意思彼此不相连。墨子推重兼爱，孔子推重公正，皇子推重中正，田子推重均平，列子推重虚无，料子推重分别；他们的学说彼此非难，已经有好几代了，但其实全都被私心所蒙蔽。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冡、晊、昄，全都表示大；名称有十多个，实际含义却是一个。假如把兼、公、虚、均、衷、平、易、别都看作同一个实际意义，就不会彼此非难了。○《尔雅疏》引用《名广泽篇》说：黄帝称它为合宫，有虞氏称它为总章，殷人称它为阳馆，周人称它为明堂。尧很瘦，舜皮肤黝黑，都是为了百姓。娶同姓女子为妻，把妾立为妻，改变太子，擅自专断罪罚，大夫擅自拥立君主，断绝邻国友好关系，这些行为会导致幽禁；更改衣服，改变礼制和刑法，则会被放逐。那张瑟的贤能，在于他按照道义来弹奏；想使人快乐就弹奏快乐的曲调，想使人悲伤就弹奏悲伤的曲调，即使有暴君，也会因此改变。水中试着斩断鹄和雁，陆地上试着斩断牛和马，这是用来考察宝剑是否锋利的。玉的颜色不如雪白，光泽不如雨润，滋润不如油膏，光亮不如烛火。取得玉非常困难，要越过三江五湖，到达昆仑山；一千人出发，只有一百人回来；一百人出发，只有十人回来。到了中国，即使面对十万军队也能使其覆败，能够解三千人的包围。松柏中的老鼠，不知道堂密山有美丽的枞树。鸿鹄在高处，张弩等待射击；如果问能否射中，问二五而不回答，并不是二五难以计算，而是想让鸿鹄的心意混乱。屠夫割肉，是为了知道牛的长短；制弓的人剖析牛筋，是为了知道牛的长短；雕刻匠人…… 雕刻匠人剖取骨头来了解牛，长短各有辨别。中黄伯说：“我左手抓着太行山的猿猴，右手抓着雕虎，只有大象还没有试过，我或许能对付它。有力量的人就又愿意做牛和大象，自称是天下最讲道义的人，他们到哪里去试验呢？要知道，贫穷就是太行山的猿猴，地位卑贱的人就是道义中的雕虎；我每天都在试验它们。”莒国有一处地方名叫焦原，宽有八寻，长五十步，临近百仞深的山谷。莒国没有人敢接近它。有一个人凭勇敢去求见莒子，独自倒退着走，脚跟相接；这就是他使莒国人服从的原因。道义就像焦原一样高峻，这就是道义能够使天下人服从的原因。韩雉在鲁国见到申羊，有一条龙回头望着沂水。韩雉说：“我听说，出来见到虎就搏斗，见到龙就射击；如今不射它，就不能实行我所听闻的道理。”于是便射它。有个医生名叫竘，是秦国的良医。张子的背上长了肿块，命令竘为他治疗，并对竘说：“背部不是我的背部，你只管治疗它。”竘为他治疗，肿块于是痊愈。竘确实善于治病，张子把治疗之权交给了他。身体和国家也正是这样，必须有把治理权交托给人的情况，然后才能得到治理。齐国有个穷人，把他的狗取名叫“富”，把他的儿子取名叫“乐”。正要祭祀时，狗跑进屋里，他呵斥它说：“富！” 狗出去后，他祝祷说：“不祥！”家中果然遭遇灾祸，长子死了；他哭着说：“乐啊！”却不为自己感到悲伤。○《汉书·杂家》说：《尸子》二十篇，作者名叫佼，是鲁国人，商君卫鞅曾拜他为师。卫鞅死后，尸佼逃入蜀地。○《尸子》一书已经亡佚，这些内容是从类书中杂引出来的。《绎史》第一百十五卷。《史部·纪事本末类·绎史》。

译钦定《四库全书》。《绎史》卷一百十六，灵壁县知县马骕撰：齐国田忌、孙膑击败魏国。《战国策》说：魏王想攻打邯郸，季良听说后，在半路返回。他的衣服被火烧焦了也顾不上伸展，头上的尘土也来不及拂去，就去拜见魏王，说：“今天我来时，在太行山遇见一个人，正面向北驾着车。他告诉我：‘我想到楚国去。’我说：‘您要到楚国去，为什么面向北方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好，但这不是通往楚国的道路。’他说：‘我的路费多。’我说：‘路费虽然多，但这不是通往楚国的道路。’他说：‘我的车夫善于驾车。’这些条件越好，他距离楚国就越远。如今大王一举动就想成就霸王之业，一行动就想取信于天下，却依仗国土广大、军队精锐而攻打邯郸，以扩大土地、提高声望；大王的行动越多，距离称王就越远，这就像要到楚国却向北走一样。” ○《庄子音义》说：楚宣王召集诸侯朝见，鲁恭公最后到达，而楚宣王给他的酒很淡薄，宣王发怒，想使他受辱。鲁恭公不接受命令，于是说：“我是周公的后代，在诸侯中位居长者，奉行天子的礼乐，功勋记载在周王室。我送来的酒已经失礼了，您现在还责怪酒淡薄，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于是鲁恭公不告辞就返回了，宣王大怒，便发兵同齐国一起攻打鲁国。梁惠王常想攻打赵国，却害怕楚国救援；楚国因为鲁国的事情而出兵，梁国便得以围攻邯郸。这里说的是事情相互关联的经过。许慎注《淮南子》说：楚国防备诸侯时，鲁国、赵国的君主向楚王进献酒。鲁酒淡薄而赵酒浓厚，楚国主管酒的官吏向赵国索取酒，赵国不给，官吏大怒，便把赵国的浓酒换成鲁国的淡酒，向楚王报告说赵酒淡薄，所以楚王包围了邯郸。《史记》记载：魏惠王十七年，魏国包围赵国的邯郸；十八年，攻取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国派田忌、孙膑援救赵国，在桂陵击败魏军。赵成侯二十一年，魏国包围我国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攻取我国邯郸，齐国也在桂陵击败魏国。齐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包围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救赵和不救赵，哪一个更好？”驺忌子说：“不如不救。”段于朋说：“不救既不合义，而且也没有好处。”威王问：“为什么？”段于朋回答说：“魏国吞并邯郸，对齐国有什么好处呢？况且如果救赵而把军队驻扎在赵国郊外，就会造成赵国没有遭到攻打而魏国得以保全。所以不如向南攻打襄陵，使魏国疲敝；等邯郸被攻取后，再乘魏国疲敝而进攻。”威王采纳了他的计策。后来，成侯驺忌与田忌关系不好。公孙阅对成侯驺忌说：“您为什么不谋划攻打魏国？田忌一定会出战并立功，那就是您的谋划奏效了；如果他战败，不是先被杀，就是后来逃跑，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您手里了。”于是成侯向威王进言，让田忌向南攻打襄陵。十月，邯郸被攻取。齐国于是出兵攻打魏国，在桂陵大败魏军。从此齐国在诸侯中最强，自称为王，以号令天下。孙膑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侍奉魏国后，得到任用，成为魏惠王的将军；他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于是暗中派人召孙膑前来。孙膑到达后，庞涓害怕他的才能超过自己，便嫉恨他，按照刑法砍断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想使他被隐藏起来而不能见人。齐国使者到大梁，孙膑以受刑罪犯的身份暗中见齐国使者，向他游说。齐国使者认为他非同寻常，便偷偷把他装在车中带回齐国。齐国将领田忌以礼善待他，把他当作宾客。田忌多次和齐国的公子们赛马，并以重金下注。孙膑看出他们的马匹脚力相差不大，而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下重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相信了他，便和齐王及诸公子以千金为赌注赛马。临近比赛时，孙膑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用您的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用您的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三场比赛跑完，田忌一场没有取胜、两场取胜，最终赢得了齐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询问兵法，便任命孙膑为自己的老师。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紧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想让孙膑担任主将，孙膑辞谢说：“受过刖刑的人不能担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便任命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让他坐在辎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带兵前往赵国，孙膑说：“解开杂乱纠缠的绳结，不必用拳头硬拉；劝解争斗的人，不必徒手搏击。攻击敌人的要害和空虚之处，使其形势受到阻隔、力量受到限制，事情自然就会自行解开。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军轻装精锐，军力一定会在外面消耗殆尽，老弱之人也会在国内疲惫不堪。您不如率军迅速奔向大梁，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空虚的地方。魏国一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头自救；这样我们一举解除了赵国的包围，又能使魏国遭受损失。”田忌听从了他的计策。魏军果然离开邯郸，与齐军在桂陵交战，齐军大败魏国军队。《战国策·邯郸之难》说：昭奚恤对楚王说：“大王不如不救赵国，而让魏国强大起来。魏国强大后，对赵国的割地要求一定会更深。赵国如果不答应，就一定会坚守城池，这样两国都会疲敝。”景舍说：“不是这样，昭奚恤不明白。魏国攻打赵国，是害怕楚国从后方进攻它。如今不救赵国，赵国显出将要灭亡的形势，而魏国又没有楚国的忧患，这就等于楚、魏共同对付赵国，赵国的祸害一定更深，怎么会两国都疲敝呢？况且魏国驱使军队割取赵地，赵国看到灭亡的形势，又知道楚国不肯救自己，一定会同魏国联合起来谋划对付楚国。所以大王不如少量出兵，作为赵国的援助。赵国依仗楚国强大，一定会同魏国交战。魏国因赵国敢于交战而愤怒，又看见楚国的救援不足为惧，一定不会放过赵国。赵、魏两国相互消耗，而齐国、秦国响应楚国，这样魏国就可以被击破。”楚国于是派景舍起兵援救赵国。邯郸被攻取后，楚国夺取了睢濊之间的地区。梁王攻打邯郸，向宋国征调军队。宋君派使者向赵王请求说：“魏国军队强大，权势很重。如今它向敝国征调军队，敝国如果不服从，恐怕会危及国家。可是如果扶助魏国攻打赵国，使赵国受害，寡人又不忍心。希望大王能够给敝国一个指示。”赵王说：“是的，宋国不如魏国强大，寡人是知道的。

译如果削弱赵国来增强魏国，宋国一定不会得到好处；那么我该怎样告诉您才好呢？”使者说：“请让我接受一座边城，放慢攻城进度，拖延时日，只等待下级官吏把城池修好就行。”赵王说：“好。”宋国于是出兵进入赵国境内，包围了一座城。梁王非常高兴，说：“宋国已经帮助我进攻了。”赵王也说：“宋国的行动到此为止了。”因此魏军退去，危难得以解除；恩德施加给梁国，又没有给赵国留下怨恨，所以名义上有所增加，实际利益也有所归属。○《吕氏春秋·唐尚敌年》说：唐尚担任史官，他的旧友希望他任此职，便把这件事告诉唐尚。唐尚说：“我不是不能担任史官，而是以此为羞，所以不愿担任。”他的旧友不相信。等到魏国包围邯郸，唐尚游说魏王，使魏王解除包围，并把功劳归给伯阳。他的旧友这才相信他确实是以担任史官为羞。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旧友替自己的哥哥向唐尚请求说：“魏君死后，我将让您的兄长代替他。”他的旧友回来后，再次拜谢，以表示确实如此。《史记》记载：魏惠王十九年，诸侯包围我国襄陵；二十年，把赵国的邯郸归还赵国，并在漳水之上结盟。以上是桂陵之战。齐威王三十三年，杀死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孙阅又对成侯驺忌说：“您为什么不派人拿十金到市场上占卜，并说：‘我是田忌的人。我三战三胜，声威传遍天下，想要做大事，这件事吉利吗？不吉利吗？’占卜的人出来后，就派人把替他占卜的人抓起来，在威王那里验证他说的话。”田忌听说后，于是率领自己的部众袭击临淄，想要捉拿成侯；没有取胜，便逃亡。○按《战国策》记载，田忌在马陵击败魏国后，因为遭到悬赏搜捕，不能进入齐国，于是逃奔楚国；这与《史记》不同，见后文。三十六年，威王去世，宣王辟疆即位。宣王二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与韩国亲近，共同攻打魏国；赵国失利，在南梁交战。宣王召回田忌，恢复他的原职位。○按南梁之战的事，《战国策》称田侯；当时齐国在威王时期还没有称王。《史记》把齐威王、齐宣王的年代都记错了，见后文。战国时期，防，魏惠王征发境内的军队，让太子申率军攻打齐国。门客对公子理的传人说：“为什么不让公子去向惠王和王太后哭诉，请求阻止太子出征？事情成功了，就能树立德望；事情不成功，就可以拥立公子为王。”太子年少，不熟悉军事。田盼是久经战阵的老将，孙子又善于用兵。这一仗必定不能取胜，不能取胜就一定会被擒获。公子向魏王争辩这件事，魏王听从公子的意见，公子一定会受封；魏王不听从公子的意见，太子一定会失败。太子失败，公子一定会被拥立；一旦被拥立，就一定会成为国王。魏太子亲自率军，经过宋国以外的外黄。外黄的徐子说：“我有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能听从我的话吗？”太子说：“愿意听听。”门客说：“本来就愿意把这个方法献给您。如今太子亲自率军攻打齐国，即使大胜并吞并莒地，富裕也不过是拥有魏国，尊贵也不会超过成为国王；如果作战不能取胜，那么魏国将万世不复存在。这就是我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说：“好，请您放心，我一定听从您的话回去。”门客说：“太子即使想回去，也已经做不到了。那些希望太子出战、想满足自己愿望的人很多。太子即使想回去，恐怕也做不到了。”太子登上车，请求回去，并对驾车的人说：“既然已经出发却又回去，这和战败逃跑相同，不如干脆继续前进。” 于是出兵，与齐军交战而死，防不能得到魏国。【《史记·客》说：“太子即使想回来，也已经不可能了。那些劝太子出兵作战的人，想要分一杯羹的太多了。” ○“啜汁”这个词用得很妙。南梁发生战事，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田侯召集大臣商议说：“及早救韩国，与晚些救韩国相比，哪一种更有利？”张丏回答说：“晚些救它，韩国将要被削弱而归入魏国，不如早点救它。”田臣思说：“不行。韩、魏两国的军队还没有疲敝，我们如果去救韩国，就等于替韩国承受魏军的进攻，反而要听命于韩国。况且魏国有灭掉韩国的打算，韩国看到将要灭亡，一定会向东向齐国求援。我们趁机暗中结交韩国的亲信，等到魏军疲敝时再出手承受其弊，就可以使国家更加显重，获得利益，取得尊贵的名声了。”田侯说：“好。”于是暗中告诉韩国使者，打发他回去。韩国自以为有齐国作依靠，五战五败，向东向齐国求援。齐国于是发兵攻打魏国，在马陵大败魏军。魏国被打败，韩国势力削弱。韩、魏两国的国君于是通过田婴向北面朝见田侯。【《史记·韩氏》请求齐国救援，宣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早救韩国和晚救韩国，哪一个好？”邹忌子说：“不如不救。”田忌说：“如果不救，韩国将要被削弱而归入魏国，不如早些救它。”孙子说：“韩、魏两国的军队还没有疲敝，而我们去救韩国，这就是替韩国承受魏军的进攻，反而要听命于韩国。况且魏国有灭掉韩国的打算，韩国看到将要灭亡，一定会向东面向齐国求援。” “我们趁机深深结交韩国的亲信，等到魏军疲敝时再承受它的弊病，就可以获得重大的利益和尊贵的名声了。”宣王说：“好。”于是暗中告诉韩国使者，打发他回去。韩国因倚仗齐国，五战不胜，向东把国家托付给齐国。齐国于是发兵，派田忌、田婴领军，孙子担任军师，救援韩国、赵国并攻打魏国，在马陵大败魏军，杀死魏将庞涓，俘获魏太子申。此后三晋的国君都通过田婴，在博望朝见齐王，结盟后离去。○这件事应该发生在齐威王时期，人物姓名也与这里所说的防不同。

译《纪年》：齐威王十四年，田盼讨伐梁国，在马陵交战。《史记》：魏国和赵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派田忌为将，前往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说后，离开韩国返回魏国。齐军已经越过韩国向西进军。孙子对田忌说：“三晋的军队一向强悍勇猛而轻视齐国，认为齐军怯弱。善于作战的人，要顺着形势加以有利的引导。兵法说：行军百里去争利，会使上将受挫；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军队只能到达一半。”于是让齐军进入魏地后筑十万座灶，第二天筑五万座灶，第三天筑三万座灶。庞涓行军三天，非常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弱，进入我国境内三天，士卒逃亡的已经超过一半了。”于是丢下步兵，只带轻装精锐部队，昼夜兼程追赶齐军。孙子估计他们当天傍晚应当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旁边又有许多险阻隘口，可以埋伏军队。于是砍倒一棵大树，削白树皮，在上面写道：“庞涓死在这棵树下。”随后命令齐军中善于射箭的一万名弩手在道路两旁埋伏，约定说：“傍晚看见火光举起，就一齐发射。”庞涓果然在夜里到达，砍树处看见白色的字，便钻木取火照看，字还没有读完，齐军一万支弩箭已经一齐射出。魏军大乱，彼此失散。庞涓自知智谋穷尽、军队败了，于是自刎说：“这下成就了那小子的名声。” 齐军于是乘胜把魏军全部击溃，俘获魏太子申带回去。孙膑因此名扬天下，世代流传他的兵法。【《汉书·兵权谋》：《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战国策》：成侯邹忌担任齐相，田忌担任将军，两人互不相悦。公孙闬对邹忌说：“您为什么不替大王谋划攻打魏国？胜了，就是您的谋略，您可以建立功劳；战败而田忌没有前进，或者交战后没有战死，您都可以借故诬陷他而诛杀。”邹忌认为有道理，于是劝说齐王，派田忌攻打魏国。田忌三战三胜，邹忌把这件事告诉公孙闬。公孙闬于是派人拿着十金到市场上去占卜，说：“我是田忌的人。我们三战三胜，声威震动天下，想要做大事，不知道是否吉利？”占卜者刚出来，公孙闬便让人把替人占卜的那个人抓起来，又在齐王面前验证他说的话。田忌于是逃走了。○《史记》说田忌是在桂陵之战后逃走的，齐宣王召他回来复任，这与此处记载不同。田忌担任齐国将军，俘获魏国太子申，擒住庞涓。孙子对田忌说：“将军可以做一件大事吗？”田忌说：“怎么办？”孙子说：“将军不要解散军队，直接进入齐国，使他们先疲惫于奔波，再使他们在君主身边的守备力量变弱。君主所走的是车马往来的道路，车轮相撞、车辆交错而过，使他们先疲惫，守卫君主的力量变弱。这样必然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然后背靠泰山，左边凭济水，右边凭天唐，军队接连驻扎在高宛，使轻车锐骑冲击雍门。这样，齐王就可以被纠正，成侯邹忌也可以逃走；否则，将军就不能进入齐国了。”田忌没有听从，果然没能进入齐国。《说苑》：田忌离开齐国逃奔楚国，楚王到郊外迎接他。到了住处，楚王问：“楚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齐国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常常想互相吞并，这该怎么办？”田忌回答：“很容易知道。假如齐国派申孺为将，楚国就出兵五万人，派上将军统率，到擒获齐军将军的首级后就回来。假如齐国派田居为将，楚国就出兵二十万人，派上将军统率，双方各自分开退去。假如齐国派眄子为将，楚国就动员四境以内的军队，大王亲自统率，我跟随相国、上将军担任左右司马。这样一来，大王仅仅能够保住性命。”后来齐国果然派申孺为将，楚国出兵五万人，派上将军出战，擒获齐军将军首级后返回。齐王十分愤怒，于是改派眄子为将。楚国动员四境以内的军队，大王亲自统率，田忌跟随相国、上将军担任左右司马，又增加大王的车属九乘，才勉强得以免祸。到了住处，楚王面向北整理衣冠，齐王问道：“先生怎么这么早就知道结果？”田忌说：“申孺的为人，是侮慢贤能而轻视不肖之人，贤能和不肖的人都不被任用，所以失败。田居的为人，是尊重贤能而鄙视不肖之人，贤能的人承担责任，不肖的人退避，所以双方分开退去。” “眄子的为人，是尊重贤能的人，也爱护不肖的人，贤能和不肖的人都承担责任，所以大王只能保住性命。” 《战国策》：田忌逃离齐国前往楚国，邹忌代替他担任相国。齐国担心田忌想借助楚国的力量返回齐国，杜赫说：“请让我设法把他留在楚国。”他对楚王说：“邹忌之所以不善待楚国，是担心田忌借楚国的力量返回齐国。大王不如把田忌封在江南，以此表示田忌不会返回齐国。邹忌一定会因为齐国受到厚待而善待楚国。”田忌是逃亡之人，如今却得到封地，一定会感激大王；如果他返回齐国，也一定会让齐国侍奉楚国。这是同时利用两个‘忌’的办法。楚王果然把田忌封在江南。【以上为马陵之战。】齐、魏在马陵交战，齐国大胜魏国，杀死太子申，击溃十万军队。魏王召见惠施，把情况告诉他，说：“齐国是我的仇敌，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对它的怨恨。国家虽然小，我总想把军队全部发动起来攻打它，怎么样？”惠施回答：“不行。我听说，称王的人能够掌握法度，称霸的人懂得计谋。如今大王告诉我的办法，疏于法度而远离计谋。大王原先先对赵国结下怨仇，后来又与齐国交战。如今战败，国家没有守卫和作战的准备，大王还想发动全部军队攻打齐国，这不是我所说的办法。大王如果想报复齐国，不如改变服饰、降低身分去朝见齐国。楚王一定会愤怒。大王设法使楚国的人相互联合、挑起争斗，楚国一定会攻打齐国。” “楚国因此得到休整而攻打疲敝的齐国，齐国必定会被楚国俘获。这就是大王借楚国之手毁掉齐国。”魏王说：“好。”于是派人向齐国报告，表示愿意作为臣属畜养于齐并朝见齐王。田婴答应了。张丑说：“不行。战胜魏国而使魏王来朝，与魏国讲和并压制楚国，这样可以取得大胜。如今战胜魏国，击溃十万军队，俘获太子申，使拥有万辆兵车的魏国称臣，又武装对抗秦国、楚国，这已经把魏国的暴戾确定下来了。况且楚王的为人喜欢用兵，又非常追求名声，最终成为齐国祸患的，一定是楚国。”田婴不听，于是接纳魏王，让他与自己一同朝见齐王。齐国多次催促，赵国认为这很可耻。楚王发怒，亲自率军攻打齐国，赵国响应，在徐州大败齐军。徐州战役中，犀首对梁王说：“为什么不表面上和齐国友好，暗中与楚国结交？两个国家都依仗大王，一定会交战。齐国战胜楚国，大王乘机进攻，必定能夺取方城以外的土地；楚国战胜齐国，大王乘机进攻，就报了太子申被杀的仇。”

译《史记》：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骗楚国，楚威王攻打齐国，在徐州击败齐军，并命令齐国一定要驱逐田婴。田婴害怕了，张丑假装对楚王说：“大王之所以能在徐州获胜，是因为田盼没有被任用。田盼对国家有功，百姓愿意为他效力。田婴不喜欢他，却任用了申纪。申纪得不到大臣拥护，百姓也不愿为他效力，所以大王才能战胜齐国。如今大王驱逐田婴，田婴就会起用田盼；田盼一旦被起用，必定会重新整顿他的士卒来与大王交战，大王一定会处于不利。”楚王于是没有驱逐田婴。《战国策》：楚国将要攻打齐国、鲁国，先亲近鲁国。齐王为此忧虑。张丐说：“请让我使鲁国保持中立。”于是替齐国去见鲁君。鲁君说：“齐王害怕了吗？”张丐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我来是为您吊唁。”鲁君说：“吊唁什么？”张丐说：“您的谋划错了。您不帮助胜利的一方，却帮助不会胜利的一方，这是为什么？”鲁君说：“你认为齐、楚两国谁会胜？”张丐回答：“连鬼也不知道。”鲁君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来吊唁我？”张丐说：“齐、楚两国势均力敌。不论有鲁国还是没有鲁国，您难道不如保全自己的军队，等两国交战后再联合胜者吗？” “楚国大胜齐国，齐国的精锐士卒一定会全军覆没，剩余军队还足以抵御天下诸侯；齐国如果获胜，它的精锐士卒也会大量损失，而您率领鲁国军队与战胜者联合，这样您的功德也很大，所获得的恩德也会非常深厚。”鲁君认为有道理，于是撤回军队。齐、楚两国发生冲突，宋国请求保持中立。齐国情势危急，宋国答应了。子象替楚王游说宋王说：“楚国因为迟缓而失去宋国，齐国将会利用宋国的危急。齐国因为危急而得到宋国，以后就会经常用危急来逼迫别人。这样跟随齐国攻打楚国，未必有利。齐国战胜楚国，形势必定会危及宋国；齐国战败，就是让弱小的宋国去触犯强大的楚国。如今让两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经常靠危急来求取想要的东西，国家必定危险。【以上为徐州战役。】《绎史》卷一百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