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九

乐书 乐类

提要

臣等谨按：《乐书》二百卷，由宋代陈旸撰写。陈旸字晋叔，是闽清人。在绍圣年间考中制科，官至礼部侍郎，其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本书是在建中靖国年间，陈旸担任秘书省正字时所进献的。从第一卷到第九十五卷，引用《三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中的言论，分别为它们作训诂释义。其中第九十六卷，专门论述律吕的本义、乐器、乐章以及五礼中用乐的情况，称为《乐图论》。该书引据广博，辨析条理也极其精审。与其兄陈祥道的《礼书》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只是《礼书》所载，仅仅详细于夏、商、周三代的器物数量，而这本书则又推及到律吕的本原以及后世的雅乐、俗乐各个门类。所以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说《乐书》虽然广博，却未能免于芜杂秽乱。然而陈旸的书包罗历代，总述前人见闻，既然想要详尽地知晓源流，自然不得不兼陈正统与变通。假如让陈振孙执笔修史，难道会把自古以来所有荒谬的政治和混乱的法令，全部删去不记载吗？这是南宋人迂腐谬误的看法，不足以作为依据。其中只有辨析“二变”、“四清”这两条，确实存在错误。自古以来论述“四清”的人，以百姓与臣子相互避讳为由，以此建立尊卑的理论，本来属于牵强附会。陈旸却说：“黄钟到夹钟的四清声，是附属于正声之后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为了配合夷则到应钟的四宫而设置的。既然说黄钟到夹钟是清声，又说它们是为夷则到应钟而设，这就成了两个“四清”了。他不知道四均必须具备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次序，而缺少角声，必须用黄钟清声作为角声。南吕一均以南吕、无射、应钟为次序，而缺少羽、角二声，必须用黄钟清声作为羽声，大吕清声作为角声。从调式来说，是指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这四律；从声音来说，则是黄钟清、大吕清、太簇清、夹钟清这四清，并不是有两个“四清”。之所以不使用正声而使用清声，是因为音乐的高低，应当是逐渐变化，没有突然高或突然低的道理。以夷则一均为例，如果使用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这四个正律，那么声音依次升高，而突然使用黄钟正律，虽然同在一均，但高低不协调，所以必须用黄钟清声来协调它。陈旸引用李照十二钟的说法，非常错误。又论述“二变”说：“五声是音乐的指拇，二变是五声的赘疣。五声可以增益为七音，那么五星、五行、五常也可以增益为七吗？”二变的说法始于《尚书》，并在《左传》、《国语》、《书传》、《汉书·律历志》中蔓延流传。这是不知道《尚书》中关于治忽的内容，有五声而没有七声。起初《国语》中的“七同”，有四宫而没有徵声。《左氏》有七音的说法，大概是指八音罢了。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如果没有土就不和谐，所以《尚书·益稷》和《礼记·乐记》中说到八音时，都虚置其一，就像大衍之数虚置其一一样。等等，他不知道二变的产生，是由于高低次序的需要。蔡元定所说的相隔二律则音节遥远的说法，最有根据。如果不探究其道理产生的原因，仅仅用数字来比较，那么七比五多两个，难道十二比五也多七个吗？这样说来，音就不能有七个，而律也不能有十二个了吗？况且五声二变有管律长度的不同，半太簇与正黄钟相应，半夹钟与正大吕相应，这个道理陈旸尤其不知道。至于以七音为八音虚土而言，尤其牵强。又解释《周官》中三宫之乐，以圜丘、黄钟、太簇、姑洗为宫的旋宫而在天者，所以其合别而为四；函太簇、姑洗、南吕为宫的旋宫而在地者，所以其合别而为四；函太簇、姑洗、南吕为宫的旋宫而在地者，所以其合降而为三；黄钟、大吕、太簇、应钟为宫的旋宫而在人者，所以其合降而为二。如果这样，那么天宫用八律，地宫用六律，人宫用四律，以多少来区别。而圜丘乐六变、方丘乐八变、宗庙乐九变又该如何解释呢？凡此之类，都不能作为经典要旨。然而唐代以来的乐书没有流传，北宋的乐书只有《皇祐新乐图记》和这本书留存罢了。遗留的文章和绪论条理可考，又怎么能因为一点过失而废弃它呢？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一

宋 陈旸 撰

礼记训义

曲礼上 曲礼下 檀弓上

曲礼上

先生书“防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

道虽然不在书册中，但求学道的人必定从书册开始；道虽然不在琴瑟中，但喜爱道的人必定从琴瑟开始。古时候所说的先生，并不是因为他比我年长，而是因为他比我先闻道。他比我先闻道，我从而拜他为师，不仅见到他本人要尊敬他，即使见到他载道的书册、乐道的琴瑟，也必定尊而敬之，这不仅仅是敬重书册琴瑟，而是借此敬重道。道所在之处，圣人都尊重的，何况普通人呢？所以先生的书册琴瑟在前面，坐着要移动它，告诫不要跨越，这大概就是敬重的极致吧？现在作为儿子的人，对于父亲种植的桑树梓树必定尊敬，对于三次赏赐的车马却不及；作为媳妇的人，对于公婆的席簟枕几不传递，对于拐杖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