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乐类,乐书,卷一百十三>

译“在下，是贵人的声音。”孔子在闲居时说：“堂上歌唱《清庙》，是用来显示德行的；堂下吹奏《象》，是用来显示功业的。”《祭义》中说：“从前周公对天下有勋劳，成王赐给他隆重的祭祀，堂上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燕礼》和《大射》中说：“堂上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堂下吹奏《新宫》。”由此看来，周代堂上歌唱的不过《清庙》《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堂下吹奏的不过《象》《武》《新宫》。那么舜时堂上歌唱、堂下吹奏的诗歌，虽然经典中没有记载，但大抵歌唱用来显示德行，吹奏用来显示功业，道理是一样的。德行成就于上，所以在堂上歌唱；功业成就于下，所以在堂下吹奏。这难道不是因为无所依赖的为上，有所凭借的为下吗？推究到底，堂上的音乐以咏唱为主，所以声音要依循咏唱；堂下的音乐以间奏为主，所以律吕要调和声音。两者并用，然后上下合奏而不失中和的准则。然而，音乐的张弛、陈列、敲击，必定在堂上；柷和敔必定在堂下，为什么呢？回答说：柷和敔是乐器；敲击是用来启动乐器的。乐器地位卑微所以在下，启动乐器的人地位尊贵所以在上，这是贵贱的等级【六始为律，六间为吕，这里说“间”而不说“律”，与《周官》说“典”的意思相同】。荀子说：“悬挂一口钟，还要推崇拊。”《大戴礼记》说：“悬挂一块磬，还要推崇拊。”拊是堂上的乐器，那么一口钟、一块磬推崇拊，也是堂上的乐器。大概古代歌唱诗歌，〇拊和悬挂的钟磬兴起，所以一口钟，是黄钟的特钟；一块磬，是黄钟的特磬。当乐工升堂歌唱时，〇拊和钟磬就响起。黄钟的钟在堂上鸣响，而堂下的编钟应和；黄钟的磬在堂上鸣响，而堂下的编磬应和，这是用来节制歌唱者的句读。这难道不是因为歌唱中正之音的诗歌，必定要借助中正之音的钟磬来发出声音吗？圣朝堂上的音乐不设置一口钟、一块磬而推崇拊，臣担心这不符合先王的制度，也不符合神瞽考察中正之音的本意。

译堂上下乐下

古代的君子，反省内心情感以调和意志，类比事物以成就德行，然后用声音抒发出来，用琴瑟加以修饰，这样堂上的音乐就演奏起来了。用干戚等舞具舞动，用羽毛旌旗装饰，用箫管跟随伴奏，这样堂下的音乐就演奏起来了。琴瑟在堂上演奏，象征着宗庙朝廷的治理；箫管在堂下演奏，象征着万物的治理。那么德行从此彰显，足以振奋最高美德的光辉；气息从此调和，足以感动四季气候的和谐。它对于彰显万物的道理，有什么困难呢？至于荀卿说君子用钟鼓引导意志，用琴瑟愉悦心灵，用干戚舞动，用磬管跟随。《周颂》说“钟鼓喤喤，磬管将将”，这是把堂上堂下的音乐合并起来杂乱地论述，而不是分开并有序地论述的缘故。荀卿认为堂上的鞉、柷、椌、楬等乐器象征万物，那就是用堂上的拊来象征万物，这是错误的。

房中乐

燕礼如果是与四方宾客宴饮，就有房中乐。《周礼》记载钟师教授缦乐、燕乐的钟磬。《汉书》说：汉代有房中祠乐，是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书》说：周代具备六代的音乐，到了秦代只剩下韶、武、房中乐而已。由此推断，房中乐从周代到秦汉，大概未曾废止。所不同的，只是秦代改称为寿人，汉代改称为安世，魏代改称为正世，到了晋代又改称为房中乐。汉惠帝让夏侯宽将其合奏于管乐之中。晋武帝另外在黄帐外设置三十名女乐演奏。隋高祖曾经对群臣说：自古天子有女乐。晖远回答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房中乐。高祖非常高兴。那么房中乐并非没有钟磬。毛苌、侯芭、孙毓都说有钟磬，就是这样。郑康成、王肃认为房中乐只歌唱《周南》《召南》，而不使用钟磬的节奏，是后妃讽诵以侍奉君子的。陈统说：妇人崇尚柔顺，以安静为体，不适宜使用钟。到了隋代牛洪修乐，采纳王肃、陈统的说法而认为正确，选取文帝“地厚天高”的曲子，命令嫔妃登堂歌唱祝寿罢了。这是不深入考察《关雎》和磬师职责的过错。贾公彦也说房中乐，用于祭祀则有钟磬，用于宴饮则无钟磬。这也是沿袭前代儒者的过错，又从而为之辩解。唐代礼书规定房中乐不用钟镈，用十二个大磬代替。这是不知道一种声音不齐全，不足以称为音乐。

乐县上

乐悬的制度，从夏商之前，没有听说过。从夏商之后，其大概开始见于《尚书大传》，其详细完备于《周礼》春官。根据《尚书大传》推断，古代天子将要出行，撞击黄钟，右边的五钟都相应。黄钟属阳，阳主运动，君主出行就用动来告知，静止的也都和谐。所以马鸣合乎音律，步行者有仪容，驾车者有文采，御者有法度，周旋合乎圆规，转折合乎方矩，站立时像磬一样弯曲，拱手时像持鼓槌一样，然后奏乐登车，告知出行。进入时撞击蕤宾，右边的五钟都相应。蕤宾属阴，阴主静止，君主进入就用静来告知，运动的也都和谐。所以狗吠猪叫，以及裸露和甲壳的昆虫，没有不伸长脖子倾听的，在内的人都面色如玉，在外的人都声音如金，然后少师奏乐登堂就座，告知进入。那么十二钟在乐悬的制度，大概起源于这里吧？根据《周礼》春官推断，大司乐凡是乐事，大祭祀前夜悬挂乐器，于是用声音展示它。小胥的职责，端正乐悬的位置：王用宫悬，诸侯用轩悬，卿大夫用判悬，士用特悬，辨别它们的声调。凡是悬挂钟磬，一半称为堵，全部称为肆。大概悬挂十二钟为一堵，像墙堵一样，两堵为一肆。春秋襄公十年，郑人贿赂晋侯，歌钟两肆就是这样。宫悬四面，象征宫室，王以四方为家，所以这样。轩悬缺其南面，避开王南面而坐，所以这样。判悬东西之象，卿大夫左右辅佐王。特悬则只有一肆，象征士的特立独行。《郊特牲》讥讽诸侯使用宫悬，汉武帝高张四悬，晋元帝具备四厢金石，难道是王的宫悬吗？春秋讥讽卫国的仲叔于奚请求曲悬，后汉光武帝赐给东海恭王钟簨之乐，难道是诸侯的轩悬吗？《礼》说大夫无故不撤去乐悬，楚子宴请郤至，挖地室而悬挂乐器。田蚡前庭罗列钟鼓，设立曲旃，难道是大夫的判悬吗？乡射礼笙乐进入乐悬中，西面则东面悬挂磬而已。乡饮酒礼磬在台阶缩霤处，笙在磬南，则缩悬而已，难道是士的特悬吗？《通礼义纂》说：轩悬三面，歌钟三肆；判悬两面，歌钟二肆；特悬一面，只有磬而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乡射有乡大夫询问众庶之事，乡饮酒是乡大夫的礼仪，都是特悬，因为询问庶民贤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都遵循士的制度。燕礼是诸侯的礼仪，而乐工只有四人，因为遵循大夫的制度，意思也类似这样。根据《仪礼》考察，大射礼乐人前夜在阼阶东悬挂乐器，笙磬西面，其南是笙钟，其南是鑮都向南陈列，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东南，鼓在西阶之西，颂磬；东南其南，钟；其南，鑮，都向南陈列。一个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个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簜在建鼓之间，鼗倚靠在颂磬旁

译西边的边界。由此看来，宫县四面悬挂，轩县三面悬挂，都是钟、磬、镈俱全。判县有钟和磬而没有镈，特县有磬而没有钟。用《王制》来衡量，确实如此；用诸侯的制度来衡量，又只有王制的一半了。周王的卿大夫，判县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面，那么诸侯的卿大夫，东西两侧各有一堵。周王的士，特县南侧有一面，那么诸侯的士，有一堵也就可想而知了。郑康成说：“钟和磬各十六件，在一侧称为一堵。”杜预说：“悬挂的钟十六件称为一肆。”而后世四清的声音兴起，这也是附会牵强。汉代得到十六块石磬，迁就着制定了制度。服防关于一县十九只钟的说法，不也很奇怪吗？

译乐县中

大射礼的仪式，乐官在前一天晚上将乐器悬挂在阼阶的东面，笙磬面向西，它的南面是笙钟，再南面是镈钟，都向南排列。建鼓设在阼阶的西南面，应鼓和鼙鼓设在它的东南面。鼓设在西阶的西面，颂磬面向东，它的南面是钟，再南面是镈钟，都向南排列。一座建鼓设在它的南面，东面的鼓和朔鼙设在它的北面。一座建鼓设在西阶的东南面，簜设在两座建鼓之间，鼗倚靠在颂磬西面的绳索上。大概堂上的台阶，从台阶向左是阼阶，从台阶向右是西阶。笙磬在阼阶的东面而面向西，颂磬在西阶的西面而面向东。从笙磬向南，钟和镈是用来应和笙乐的；从颂磬向南，钟和镈是用来应和歌唱的。台阶虽然分为东西，但钟和镈向南排列是一样的。从阼阶堂下来说，一座建鼓在它的西面而面向南，鞞在它的东面也面向南。从西阶堂下来说，一座建鼓在台阶的南面而面向东，朔鼙在它的北面也面向东。一座建鼓在台阶的东面面向南，簜设在两座建鼓之间，鼗倚靠在颂磬西面的绳索上。大概诸侯的乐制完备，用三面悬挂称为轩县。大射礼的仪式，东西都有钟磬的悬挂。推而广之，则天子的宫县，堂上的台阶，笙磬和颂磬各十二架。堂下阼阶向南，特钟和特镈也各十二架。西阶向南，编钟和编镈也各十二架。这是天数【《魏志》说：武帝到汉中，得到杜预所说旧法，才开始恢复轩县磬，现在使用它，是受之于杜预的】

乐县下

阴精的纯粹，没有比得上金的；阳精的纯粹，没有比得上玉的。天以阴阳确立道，干以西北确定方位。西，是阴位，在万物中对应金；北，是阳位，在万物中对应玉。孔子在《易经》中寄托象征，雄氏在《太玄》中寄托象征，没有不持有这种说法的。现在没有比天更尊贵的，没有比地更亲近的，先王用来侍奉和祭祀它们，认为举天下之物，没有能称颂其德行的，只有金和玉而已。所以用金罍、金爵来礼敬它们，用圭邸、璧琮来祭祀它们，那么音乐用金钟、玉磬，本来就很适宜了。从前禹王统治天下，饮食菲薄而对鬼神尽孝，衣服粗劣而对黻冕追求华美，难道有金钟玉磬不用于天地，只用于宗庙朝廷的吗？圣朝颁布政令，天子亲自祭祀南郊和大飨，登歌使用金钟玉磬，可以说得到了古人追求华美的本意了。近年以来，太乐丞叶防效仿唐朝一时苟且简略的制度，想要把郊祀天地的金钟玉磬，移到宗庙朝廷使用，至于天地只使用质朴素色的石磬而已，这是对自我奉养丰厚而对天地微薄，难道是先王的礼意吗？叶防所依据的虽然出自唐朝，求之于经典，也不过《尚书》有“鸣球格祖考”的文字，然而不知道《尚书》举祖考来体现天地，而鸣球不只用于宗庙朝廷。纠正并端正它，实在在于圣明的时代，或许神宗皇帝侍奉天地，诚意被万世所接受，流传无穷了【《通礼义纂》说：天地崇尚质朴，使用石；宗庙及殿庭崇尚文采，使用玉。磬必须使用的原因，是因为声音清正，阴阳的祭祀主要在于金石】

乐书卷一百十三

<经部,乐类,乐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一百十四

宋 陈旸 撰

乐图论

俗部

汉晋宋齐乐县 梁乐县

后魏乐县 后周乐县

隋乐县 唐乐县

后周乐县 圣朝乐县

汉晋宋齐乐县

汉朝史书旧仪，高庙撞击千石重的钟十枚。司马相如所说的“千石之钟，万石之簴”就是这种情况。古代以钟磬十二架为一县，没听说过用十架的。难道是汉朝兴起之初，不知道使用宫县，直到孝武帝、光武帝才使用它吗？从两汉以后，晋以及宋、齐，钟磬的悬挂都不超过十六架。黄钟之宫，在北方面向北，编钟从西开始，它的东面是编钟，再东面是衡钟，再东面是镈钟。太蔟之宫，在东方面向西，从北开始。蕤宾之宫，在南方面向北，从东开始。姑洗之宫，在西方面向东，从南开始。所排列的都如同黄钟之宫，在四个角落设置建鼓。县内四面，各有柷和敔。梁武帝说：“现在太乐有黄钟、姑洗、蕤宾、太蔟四格，称为四厢，各放置五钟，另外用五钟应和它。”然而大传言天子出宫撞击黄钟，右边五钟都应和，这是从建丑月到建巳月。入宫撞击蕤宾，右边五钟都应和，这是从建未月到建亥月。”合并两个五而合起来，就黄钟、蕤宾而言，那么十二律的数量就完备了。晋太元年间，杨蜀校正四箱。宋元嘉年间，钟宗之调金石，不知道这些？于是使用四律，每律各铸造五钟，奏乐之日，各以参之。放在左边就缺右边，放在右边就缺左边，相差太远了。晋、宋史臣都说“元嘉四箱，金石大备，只有黄钟、姑洗、蕤宾、太蔟而已”。然而十二律不完备，怎么能称为四箱呢？

梁乐县

大凡律吕，十二月而各一钟。天子的宫县，黄钟、蕤宾在南北，其余的在东西。黄钟箱宜用钟磬各二十四，以应二十四气。当时，因此去掉衡钟，设置十二镈钟，各依辰位而应律。每一镈钟设置编钟磬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