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九十五
似也。
天五与地十合，而生土于中，其声为宫。地四与天九合，而生金于右，其声为商。天三与地八合，而生木于左，其声为角。地二与天七合，而生火于上，其声为征。天一与地六合，而生水于下，其声为羽。天数五奇，地数五偶。奇偶相资，而五声成焉。盖五声之变，不可胜穷也。而师旷能精之，故天下之语乐者，其声必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于声，天下有同听焉。必期于师旷者，岂以其聪听出乎其类故邪？
译确实如此。
天数五与地数十相合，在中央生出土，其对应的乐音为宫。地数四与天数九相合，在右边生出金，其对应的乐音为商。天数三与地数八相合，在左边生出木，其对应的乐音为角。地数二与天数七相合，在上方生出火，其对应的乐音为徵。天数一与地数六相合，在下方生出水，其对应的乐音为羽。天数五个为奇数，地数五个为偶数。奇数与偶数相互依存，五音便由此形成。大概五音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而师旷能够精通它，所以天下谈论音乐的人，其声音必定以师旷为标准。这是因为天下人的耳朵，是相似的。然而耳朵对于声音，天下人有共同的听觉。必定以师旷为标准的，难道是因为他的听觉超出了常人的缘故吗？
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緜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髠未尝覩之也。是故，无贤者有，则髠必识之矣。
外以内为本，功以事为始。故有诸内，未尝不形诸外。犹之，苟有车，必见其轼；茍有衣，必见其敝也。有其事者，未尝不无其功。犹之，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茍或行之，必见其成也。今夫善讴如王豹，处于淇水，而河西以讴相高；善歌如緜驹，处于高唐，而齐右以歌相轧。其乐心感之然也。与韩娥为曼声长歌，而雍门善歌同意。齐庄公伐莒，大夫华旋▯殖勇于死敌，而三军披靡，卒没于戎事焉。其妻闻而哭之，城隅为之倾国，俗为之变。其哀心感之然也。与韩娥为曼声哀哭，而雍门善哭同意。凡此皆诚之形于内而物应于外，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若夫贤者之于国，异于是。其君用之，则言听计从，道洽政治，天下虽广，可使风俗同而如一家；中国虽大，可使心德同而如一人。其摅诸内而形外，为其事而有功，岂特变国俗而已哉？淳于髠徒知鲁用公仪休、子柳、子思之贤，而不知缪公不师用其道，疑之以为不贤。以明孟子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亦如此而已。岂智者之言邪？
尽心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以善为主，善以仁为用，均是仁也。有言声之殊，均是善也。有政教之异。盖号令之辞，无非仁言也；▯歌之音，无非仁声也。仁言则谕之以心，而于感人为外；仁声则达之以实，而于感人为内。此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政之所发而可欲者，无非善政也；教之所敷而可欲者，无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于教为粗；善教以化之，而于政为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诗》仁言也，于风俗则移之，而未至于易；乐仁声也，于风俗非特移之，又至于易之也。岂非仁言不如仁声入人深之意欤？善政则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善教则以善养人，有致于服天下。岂非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之意欤？言之仁者犹若此，况不仁者乎？教之善者犹若此，况不善者乎？然仁言仁声之所施，有及于贵贱，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于贱者而已，故言民。与孔子言“节用而爱人”，又言“使民以时”，同意。
尽心下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舜乐谓之九防，禹乐谓之九夏。之乐其奏必以钟鼓。盖钟鼔者，乐之器，而乐非器也。铿锵者，乐之声，而乐非声也。乐虽非器，未始离乎器；虽非声，未始离乎声。高子以禹有追蠡已▯之钟，谓禹好声乐为胜于文王，是不知追蠡乆而▯，节奏乆而絶，非谓禹之声尚文王之声也。今夫城门之轨至于▯者，非两马之力所能致；钟之追蠡至于絶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子以追蠡论禹之声，是犹以城门之轨责两马之力，其为不智甚矣。由是观之，高子非特固于为诗，亦固于为乐矣。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莠非苖也，类于苗而乱苗；佞非义也，假于义而乱义；利口非信也，托于信而乱信；郑声非正乐也，杂于乐而乱乐；紫非朱也，间于朱而乱朱；乡原非德也，似于德而乱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恶也。莠之乱苗，其实为昜辨，故佞与利口似之；郑声与紫，则乱雅声，正色为难辨，故乡原似之。扬雄曰：「太山之与螘垤，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之与大佞，难也。」亦此意欤？孔子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其序与孟子不同，何也？《论语》以紫之为害不及郑声，郑声之为害不及利口，故舜命九官，先之以夔之典乐，继之以龙之纳言；孔子语顔渊，先之以放郑声，继之以远佞人，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以乱
译从前，王豹居住在淇水边，河西一带的人就擅长唱歌；绵驹居住在高唐，齐国右边的人就擅长歌唱；华周和梁弘的妻子擅长为丈夫哭泣，从而改变了国家的习俗。内心有什么，必定会表现在外面。做了事情却没有功效的，淳于髡从未见过。因此，如果有贤人在那里，淳于髡一定能知道。
外在以内在为根本，功效以行事为开端。所以内心有什么，没有不表现在外面的。就像，如果有车，必定能看到车前的横木；如果有衣服，必定能看到它的破旧。做了事情，没有不产生功效的。就像，如果有人说，必定能听到他的声音；如果有人说，必定能看到他的成就。现在，像王豹那样擅长唱歌，居住在淇水边，河西一带的人就以唱歌互相攀比；像绵驹那样擅长歌唱，居住在高唐，齐国右边的人就以歌唱互相竞争。这是他们快乐的心感动了他们。这与韩娥拖着长声歌唱，以及雍门周擅长歌唱是同样的道理。齐庄公攻打莒国，大夫华旋和殖勇于赴死抗敌，三军为之披靡，最终战死在军中。他们的妻子听说后哭泣，城墙为之倾倒，国家的习俗为之改变。这是她们悲哀的心感动了他们。这与韩娥拖着长声哀哭，以及雍门周擅长哭泣是同样的道理。凡此种种，都是真诚表现在内心而外物相应于外，做了事情而有功效的。至于贤人对国家的作用，与此不同。君主任用他们，就言听计从，道义融洽政治清明，天下虽然广阔，可以使风俗相同而像一家；中原虽然广大，可以使心德相同而像一个人。他们抒发于内心而表现于外，做了事情而有功效，难道仅仅是改变国家习俗而已吗？淳于髡只知道鲁国任用了公仪休、子柳、子思的贤能，却不知道缪公不效法任用他们的道，怀疑他们以为不贤。以此表明孟子名声和实际并未加于上下，而离开也不过如此罢了。这难道是智者的言论吗？
尽心上
孟子说：“仁德的言论不如仁德的声音深入人心，良好的政令不如良好的教化赢得民心。”
仁以善为主，善以仁为用，都是仁。有言论和声音的区别，都是善。有政令和教化的差异。大概号令的言辞，无非是仁德的言论；歌唱的音乐，无非是仁德的声音。仁德的言论是用心意来晓喻，而在感动人方面是外在的；仁德的声音是用实质来传达，而在感动人方面是内在的。这就是仁德的言论不如仁德的声音深入人心的原因。政令所发出的可欲之物，无非是良好的政令；教化所施行的可欲之物，无非是良好的教化。良好的政令用来匡正，而在教化方面是粗浅的；良好的教化用来感化，而在政令方面是精妙的。这就是良好的政令不如良好的教化赢得民心的原因。《诗经》是仁德的言论，对于风俗只是改变它，而没有达到易化的程度；音乐是仁德的声音，对于风俗不仅改变它，而且达到易化的程度。这难道不是仁德的言论不如仁德的声音深入人心的意思吗？良好的政令是用善来使人服从，没有能使人真正服从的；良好的教化是用善来养育人，有达到使天下服从的效果。这难道不是良好的政令不如良好的教化赢得民心的意思吗？言论中的仁者尚且如此，何况不仁者呢？教化中的善者尚且如此，何况不善者呢？然而仁德言论和仁德声音所施行的，有涉及贵贱的，所以说人；良好的政令和教化所施行的，只限于卑贱者而已，所以说民。这与孔子说“节约用度而爱护人”，又说“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是同样的意思。
尽心下
高子说：“禹的音乐胜过文王的音乐。”孟子说：“凭什么这么说？”高子说：“因为钟锤磨损了。”孟子说：“这哪里足以证明？城门车辙的深陷，是两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
舜的音乐称为九韶，禹的音乐称为九夏。演奏音乐必定要用钟鼓。钟鼓是音乐的器具，但音乐不是器具。铿锵是音乐的声音，但音乐不是声音。音乐虽然不是器具，但从未离开过器具；虽然不是声音，但从未离开过声音。高子因为禹有钟锤磨损的钟，认为禹喜好声乐胜过文王，这是不知道钟锤磨损是因为时间长，节奏断绝也是因为时间长，并不是说禹的音乐胜过文王的音乐。现在城门车辙深陷，不是两匹马的力量所能造成的；钟锤磨损断绝，不是一代人的使用所能造成的。高子用钟锤磨损来论断禹的音乐，这就像用城门车辙的深陷来归咎于两匹马的力量，他的不智太严重了。由此看来，高子不仅在做诗方面固执，在做乐方面也很固执。
孔子说：“厌恶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莠草，怕它扰乱禾苗；厌恶巧言令色，怕它扰乱道义；厌恶伶牙俐齿，怕它扰乱诚信；厌恶郑国的音乐，怕它扰乱正统音乐；厌恶紫色，怕它扰乱红色；厌恶乡愿，怕它扰乱道德。”
莠草不是禾苗，类似禾苗而扰乱禾苗；巧言令色不是道义，假借道义而扰乱道义；伶牙俐齿不是诚信，依托诚信而扰乱诚信；郑国的音乐不是正统音乐，夹杂在音乐中而扰乱音乐；紫色不是红色，夹杂在红色中而扰乱红色；乡愿不是道德，类似道德而扰乱道德。凡此种种都是似是而非，是孔子所厌恶的。莠草扰乱禾苗，其实容易辨别，所以巧言令色和伶牙俐齿类似它；郑国的音乐和紫色，扰乱雅乐和正色难以辨别，所以乡愿类似它。扬雄说：“泰山与蚁穴，江河与积水，不难辨别；大圣与大佞，难以辨别。”也是这个意思吗？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取红色的地位，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雅乐，厌恶伶牙俐齿颠覆国家。”这与孟子的顺序不同，为什么呢？《论语》认为紫色的危害不及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的危害不及伶牙俐齿，所以舜任命九官，先任命夔掌管音乐，接着任命龙掌管纳言；孔子对颜渊说，先放逐郑国的音乐，接着远离佞人，其意思也是由此而来。孟子认为扰乱
义不及乱信，乱信不及乱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而苖莠、朱紫、声乐，特触类而取譬者也。其异如此。
译义不能扰乱信，信不能扰乱德，它所依凭的只有这三者罢了，而杂草与禾苗、红色与紫色、音乐与声乐，不过是触类旁通而用来作比喻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
乐书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九十六
宋 陈▯ 撰
乐图论
序乐 原律 备数
审度 和声
序乐
周官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隂阳之声。阳声：黄钟、太簇、姑洗、防宾、夷则、无射；隂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由是观之，六律六同，所以考五声；五声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节六舞。故先王作乐，先之以律同，继之以五声，成之以八音，终之以六舞。则▯诸声音，形诸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然先王立乐之方，先后有伦而不乱，终始有▯而不变，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乐之序，君子以终焉。图之以着制器之象，论之以明尚象之意。故先同律，次五声，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终之，此乐之大凡也。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故五声，乐之象而非大象也；八音，乐之器而非大音也。大象、大音，同冥于太虚之妙，盖将载道而与之俱矣。庸讵不为乐之本欤！今夫三才之道，参和为冲气，五六之数，一贯为中合。故参两合而五声形焉，参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数虽多，要之防归于中而已。是乐以太虚为本，而声音律吕，又以中声为本也。昔伊耆氏实始作乐，以谓土位中央，而于隂阳为冲气，籥生黄钟，而于律吕为中声。始乎土鼓，中声出焉；中乎蒉桴，中声▯焉；卒乎苇籥，中声通焉。乐之所本如此，岂不为天地之和，人道之正也哉！虽然，乐本于太虚，而声音又本于人心。人心居中以治五官，非声而所声者，自是而▯而声声者，实该而存焉。是知心以情变，声以心变，本乎哀心，感者声之变也，噍以杀；本乎乐心，感者声之变也，啴以缓。至于本乎喜怒、敬爱之心，而其声之变也，亦如之。茍穷本知变，则乐之情文得矣。知其情者能作，知其文者能述，非深通乎本末者，其孰能与此！
原律
昔黄帝正名百物，爰命伶伦自大夏之西，防嶰谷之竹，取其自然圆虚者，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取其窍之厚且均者，两节间也】又制十二筩，象鳯凰之鸣，别隂阳之声，应十二中气，而律吕备矣。此黄钟所以为律本，而律又为万事本也。盖律以竹为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为实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实天生自然之器，则分寸之短长，容受之多寡，声音之清浊，权衡之轻重，一本之自然，而人为不预焉。此中和之声所以出，而大乐所以成也。今夫天地分位，则隂阳升降，清浊所以殊音也；寒暑变节，则四方列位，声音所以殊响也；斗杓移指，则十二月异辰，律吕所以别气也。然律吕之制，盖原于数，度终于衡量。其为数也，始乎一二，卒乎不可穷，则万变之多，可得而知矣。其为度也，始乎毫厘，卒乎不可围，则四海之表，可得而揆矣。为量则始自圭撮，而可以量江海，虽元气浩浩可测也；为钧则始自锱铢，而可以等华岳，虽坤灵磅礴可度也。繇是知声律之妙，于大不终于细，不遗穷髙极远而测深厚，造化不能遗其功，鬼神不能遁其情况，其显显者乎！古人尝谓不出户若天下，不窥牗见天道，声律之谓也。《乐苑》曰：「律之为用，穷天地之声，尽天地之数，播之于乐，动天地，感鬼神，和人心，变风俗。非至圣孰能与于此？」后世有作，易竹以铜，是以人为之器，实天生之黍，则分寸容受，安得不差？声音轻重，安得不紊乎？若然，求隂阳之气効于律，中和之声効于乐，亦已难矣。
备数
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圣人原数之始，而以▯首作之，变之以参伍，防之以错综，歴十二辰而五数备矣。盖天地自然之数，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未有不起自黄钟九寸之律也。列子曰：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
译乐书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九十六
宋 陈旸 撰
乐图论
序乐 原律 备数
审度 和声
序乐
《周官》大司乐，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来举行盛大的合乐。大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之声。阳声包括：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包括：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都用五声来修饰，即宫、商、角、徵、羽；都用八音来演奏，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由此看来，六律六同是用来考核五声的；五声是用来成就八音的；八音是用来节制六舞的。所以先王制作音乐，首先确立律同，接着确立五声，再成就八音，最后以六舞终结。那么所有的声音，表现于动静，性情术数的变化，都尽在于此了。然而先王设立音乐的法则，先后有次序而不混乱，始终有规律而不改变，遵循道的秩序，君子因此得以成就；明了乐的秩序，君子因此得以终结。用图表来彰显制器的形象，用论述来阐明崇尚形象的意义。所以先统一律吕，其次是五声，再次是八音，而以歌舞终结，这是音乐的大概情况。大象没有固定的形状，大音很少发出声响。所以五声，是乐的形象而非大象；八音，是乐的器具而非大音。大象、大音，都隐没于太虚的奥妙之中，大概将要承载道并与道共存。这难道不是乐的根本吗！现在，天、地、人三才之道，参和为冲气，五与六的数目，一贯为中合。所以三与两相合而五声形成，三与五相合而八音产生，二与六相合而十二律完成。它们取用的数目虽然很多，总之都归于中而已。因此乐以太虚为根本，而声音律吕，又以中声为根本。从前伊耆氏开始制作音乐，认为土位居中央，而在阴阳中为冲气，籥生出黄钟，而在律吕中为中声。开始于土鼓，中声由此发出；中间用蒉桴，中声由此调和；终结于苇籥，中声由此通达。乐的根本如此，难道不是天地的和谐、人道的端正吗！虽然如此，乐根本于太虚，而声音又根本于人心。人心居中以治理五官，不是声音而能发声的，从这里开始而发声的，实际上包含并存在于其中。因此知道心随情变，声随心变，根本于哀心，感应的声音变化，急促而衰杀；根本于乐心，感应的声音变化，宽缓而舒缓。至于根本于喜怒、敬爱之心，而其声音的变化，也是如此。如果穷究根本并知晓变化，那么乐的情理与文采就得到了。知晓其情理的人能够创作，知晓其文采的人能够记述，不是深通本末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
原律
从前黄帝端正百物的名称，于是命令伶伦自大夏以西，到嶰谷选取竹子，取其自然圆虚的，长三寸九分而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选取孔窍厚薄均匀的，在两节之间】又制作十二根竹管，模拟凤凰的鸣叫，区分阴阳之声，对应十二中气，而律吕就完备了。这就是黄钟之所以为律的根本，而律又为万事的根本的原因。大概律用竹子做管，是天生自然的器具；用黍米做标准，是天生自然的东西。用天生自然的东西，填充天生自然的器具，那么分寸的短长，容受的多寡，声音的清浊，权衡的轻重，都一本于自然，而人为不参与其中。这就是中和之声所以产生，而大乐所以成就的原因。现在，天地分位，则阴阳升降，清浊所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寒暑变换时节，则四方排列位置，声音所以发出不同的响动；斗柄移动指向，则十二月不同的时辰，律吕所以辨别气机。然而律吕的制度，大概源于数，度量终于衡量。它的数目，开始于一二，终结于不可穷尽，那么万变的繁多，可以得知了。它的度量，开始于毫厘，终结于不可围量，那么四海之外，可以揣度了。作为量器则开始自圭撮，而可以量江海，虽然元气浩荡也可测量；作为权衡则开始自锱铢，而可以称量华山，虽然大地灵气磅礴也可度量。由此知道声律的奥妙，在大处不终结于细微，不遗漏穷高极远而测量深厚，造化不能遗漏它的功效，鬼神不能逃避它的情况，它多么显赫啊！古人曾说不出户庭而知道天下，不窥窗牖而看见天道，说的就是声律。《乐苑》说：“律的作用，穷尽天地的声音，穷尽天地的数目，播之于乐，感动天地，感召鬼神，调和人心，改变风俗。不是至圣谁能参与于此？”后世有人制作，用铜代替竹子，是用人为的器具，填充天生的黍米，那么分寸容受，怎能没有差错？声音轻重，怎能不混乱呢？如果这样，寻求阴阳之气效用于律，中和之声效用于乐，也就太难了。
备数
万物产生而后有形象，有形象而后有滋生，有滋生而后有数目。圣人推原数目的开始，而以一为首来制作，变化以三和五，防范以错综，经历十二辰而五数完备了。大概天地自然的数目，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没有不起始于黄钟九寸之律的。《列子》说：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是穷尽，于是又变回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