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六

译所以必须先进行舞蹈。”夔教导贵族子弟，大司乐教导国子，都先教音乐，是因为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音乐那样深入人心。刚开始学习的人一定要通过音乐来进入礼的领域；等到他们学有所成时，又要先确立礼，然后才能在音乐中达到完善。所谓音乐，有不需要学习的人吗？这是贯穿始终的道理吗？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先学《大夏》，然后学《象》，再然后学《勺》；按照意义排列：先学《勺》，然后学《象》，再然后学《大夏》。大概施教者想要不超越阶段，学习者想要不跨越等级，所以不按先后顺序排列，而是特别按照意义来排列。墨子说武王自己创作的音乐叫《象》，成王沿袭先王的音乐叫《驺虞》，这是错误的。

译玉藻

侍奉君主的盲人乐师，要警惕乐声过高或过低。

《周官·典同》中说，声音高亢则防止其过低，声音放纵则端正其舒缓，那么所谓合乎中道的声音，既不高亢也不过低，既不放纵也不舒缓，只是完全符合端正与舒缓罢了。大概音乐以中声为根本，而一味偏高或偏低，并不是中道的表现。古代的神明乐师考察中声来创作音乐，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那么，在君主面前侍奉的盲人乐师，他们察听音乐，难道不以中声作为标准吗？现在齐国的音乐傲慢偏邪，助长骄纵的心志，那么声音就失之于高亢而向上。宋国的音乐柔媚溺情，沉溺心志，那么声音就失之于低微而向下。高亢不是中声，低微也不是中声。盲人乐师所警惕的，正是这些啊！如果既不高亢也不低微，而总要归结于中道，那么中和的法则就在这里了，还需要什么警惕和考察呢？有盲人乐师来警惕音乐，那么君主就没有沉溺放纵的心；有史官来记录言行，那么君主就没有错误的举动。

年成不顺遂，天子就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时没有音乐。

年成顺遂，就举行通蜡祭来安抚百姓，这是为了完备礼仪，而音乐的情况也就可知了。年成不顺遂，天子吃饭没有音乐，这是为了节制音乐，而礼仪的情况也就可知了。《周官》中在大司徒掌管节制音乐，其政令称为荒弛；在大司乐掌管悬挂乐器，其凶礼称为大丧。那么，劝食的音乐，怎么能不撤去呢？这正显示出天子的忧乐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天下。天子享用天下完备的美味，享受天下完备的音乐，年成不顺遂时吃饭都没有音乐，何况士人饮酒，哪里还能快乐呢？

古代的君子，必定佩戴玉饰，右边佩徵、角音的玉，左边佩宫、羽音的玉，快步走时合乎《采齐》的节拍，缓行时合乎《肆夏》的节拍，圆周转动合乎圆规，直角转折合乎矩尺，前进时拱手行礼，后退时扬起衣袖，然后玉饰发出铿锵的鸣响。所以君子在车上，能听到鸾铃和和铃的声音，行走时佩玉鸣响，因此邪僻的心思，没有地方侵入。

在《易经》中，乾卦以纯粹精微为德行，以金玉为象征。金，是阴精的纯粹之物；玉，是阳精的纯粹之物。君子效法乾卦的象征来修养德行，所以必定佩戴玉饰，是为了比拟德行。大概环佩的声音，无不各自有所契合：契合徵音的，其德行为礼；契合角音的，其德行为仁；契合宫音的，其德行为信；契合羽音的，其德行为智。右边用于行事，所以其德行表现为仁与礼；左边不用于行事，所以其德行回归为智与信。周朝以木德称王天下，不用商音，只是避开被克制者罢了。这与《周官》中三宫不用商音，意思相同。荀子说：“审查诗歌中的商音，是太师的职责。”诗歌中有商音，一定要审查并去除，其用意大概也是如此吧？三宫不用商音，是音乐方面的；佩玉不用商音，是礼仪方面的。主导音乐的，未必不依据礼仪；主导礼仪的，未必不兼顾音乐。所以快步走合乎《采齐》，缓行合乎《肆夏》，这是佩玉的声音合乎音乐的节拍。圆周转动合乎圆规，直角转折合乎矩尺，这是佩玉的姿态合乎礼仪的规范。前进时在前拱手，后退时在后扬起，然后玉饰铿锵鸣响，那么仁、智、礼、信的德行就不离其身，而邪僻的心思就没有地方侵入了。古代君子必定佩戴玉饰，右边佩徵、角音，左边佩宫、羽音，这是君主的佩饰。君主不在时不佩戴玉饰，左边系结佩饰，右边设置佩饰，这是臣子的佩饰。

明堂位

周公执政第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于是天下大大信服。

从前周公将要制定礼乐，认为如果大举制作，恐怕天下人不知道我的用意；如果小举制作，那就是作为人子不能光大父亲的功德。所以犹豫了三年不能制作，然后营建洛邑以期望天下人的心，而四方诸侯各自率领他们的部众来攻打他的朝廷。显示力量役使尚且达到这个地步，何况用礼乐来引导他们呢？这就是第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从而制定礼乐，向天下颁布度量衡的原因。大概律吕的器具寄托于阴阳，阴阳的数目周遍于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它们本源于黄钟是一致的，所以度量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其方形像矩，用来度量长短，礼的意义寄托其中。容量起源于黄钟的龠，其圆形像规，用来衡量多少，乐的意义寄托其中。礼虽然起源于度量，没有不借助于容量的，所以荀子论述礼必定用度量来整齐。乐虽然起源于容量，没有不借助于度量的，所以《乐记》论述乐必定考察度数。《王制》说“使用的器物、兵器、车辆不合乎度量，布帛的宽窄不合乎容量，都是礼所禁止的”。《典同》以十二律作为度量，以十二声作为整齐的容量，都是乐的根本，这是礼乐的之道。度量是器具，周公制定礼乐而颁布度量，就是把道寄托在器具中，用器具阐明道。这样之后，天下人得以通过器具来体察道，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了。古语所谓“谨慎地校准权量，四方政令就能推行”，说的就是这个。当它刚开始颁布时，由内宰掌管，由司市执行；等到已经颁布后，担心它可能不统一，就用合方氏来统一它；担心它可能不同，就用行人来协调它。它统一民心、施行治道就是这样，天下怎么会有不大信服的呢？然而这只是礼乐与政事罢了，还没有涉及刑罚。礼乐刑政互为表里，而王道完备其极致，从未不是统一的。所以又用施行大刑而使天下大大信服，作为终结。庄子却想要灭绝礼乐，剖开斗斛折断秤杆，而天下人才开始不争斗。他并不是不知道周公不能舍弃这些来使天下信服，他这样说，是为了使百姓返璞归真，补救末世文饰过盛的弊端罢了。

升堂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拿着红色的盾牌和玉制的斧钺，戴着冕冠跳《大武》舞。穿着皮弁和素色的积裙，袒露上体跳《大夏》舞。

鲁国以

译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从牺牲使用白色公牛，到祭肉使用梡嶡，没有不是天子的礼制。从升堂歌唱《清庙》，到将夷蛮之乐纳入太庙，没有不是天子的乐制。周公有大臣无法企及的功勋劳绩，成王赐予他人臣不得施行的礼乐，大概是为了褒奖康周公，并非为了扩大鲁国在天下的地位。说扩大鲁国在天下的地位，难道不是鲁地儒生夸大其国而过分赞美吗？《周官》中太师的职责，在大祭祀时率领盲人乐工升堂歌唱，降堂吹管并演奏乐器以配合歌唱。说到“升”就知道管乐是降堂演奏，说到“下”就知道歌唱是升堂进行。歌唱《清庙》，是用来展示堂上体现德行的音乐；降堂吹奏《象》，是用来展示堂下体现事功的音乐。歌唱延长其声音，管乐演奏其乐器，舞蹈舞动其仪容。《大武》是武乐，用来象征征伐诛讨，必定戴着冕冠、手持朱干玉戚而舞，是因为武功不可隐藏的缘故。《大夏》是文乐，用来象征揖让谦逊，必定穿着皮弁、素积、袒裼而舞，是因为文德不可隐匿的缘故。如今袒裼与加衣从未相互依存，干戚与羽籥从未同时使用。在《大夏》中说袒裼而舞，那么在《大武》中冕而舞，必定是加衣；在《大武》的舞蹈中说使用干戚，那么在《大夏》的舞蹈中必定使用羽籥。《公羊传》说手持朱干玉戚来舞《大夏》，用八佾来舞《大武》，这是错误的。

译鲁国采纳了东夷的音乐，任用了南蛮的音乐，将夷蛮的音乐纳入太庙，这是说鲁国在天下范围内推广其礼乐。

四夷的音乐，由周朝的官职掌管。用鞮鞻氏来教导，用旄人、韎师来演奏：东夷的音乐称为“韎”，南蛮的音乐称为“任”，西戎的音乐称为“株离”，北狄的音乐称为“禁”。大概万物从震卦（东方）产生，只是草木蒙昧而已；在离卦（南方）相见，则孕育生长；在兑卦（西方）喜悦，则果实成熟而脱离根株；在坎卦（北方）劳苦，则收藏而封闭禁锢于地下。音乐源于言语，先儒认为东夷的音乐叫“昧”，手持盾牌辅助时节的生发；南夷的音乐叫“任”，手持弓箭辅助时节的养育；西夷的音乐叫“株离”，手持斧钺辅助时节的肃杀；北狄的音乐叫“禁”，手持盾牌辅助时节的收藏。这些都在四门之外，右侧开辟以合乎义理，或许其用意在于认为夷狄不能扰乱华夏，淫邪之音不能混杂雅正之音。四夷的音乐虽然不可废弃，但也应当放在后面而不放在前面，放在外面而不放在里面。所以夹谷会盟时，侏儒的音乐在前方演奏，孔子诛杀了演奏者；元旦朝会时，防国的音乐陈列在庭院，陈禅对此表示非议。那么鲁国将夷蛮的音乐纳入太庙而不将其置于外，虽然想要向天下推广鲁国，难道能不受到君子的讥讽吗？然而天子使用先王的音乐，明确有法度；使用当代之乐，明确有制度；使用四夷之乐，明确有怀柔之意。鲁国宗庙特意使用夷蛮的音乐，而没有使用戎狄的音乐，是因为鲁国在周公的宗庙里，虽然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也不敢使用完备的礼乐，以表明尊卑名分。《虞书》说：“伯阳的音乐舞蹈是株离”，这是不知道株离是西夷的音乐，而不是东夷的音乐。《白虎通》也将株离当作东方的音乐，将昧当作南方的音乐。班固将“侏”当作“兜”，将“禁”当作“仱”，将“韎”当作“侏”，这些都是主观臆测，用来迷惑后世吗？

乐书卷六

<经部,乐类,乐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七

宋 陈旸 撰

礼记训义

明堂位

明堂位

土鼓、蒉桴、苇籥，是伊耆氏的音乐。

中央属土，天地冲和之气在这里。音乐，是钟聚冲和之气的。用土做鼓，那么中声就具备了；用草束做鼓槌，那么中声就调和了；用芦苇做籥，那么中声就通畅了。籥这种乐器，像笛子但有三个孔，是为了通畅中声。古代制作音乐，从伊耆氏开始，而蜡祭的礼仪也始于此时。所以《周官》中有伊耆氏的职官，由下士担任，那么伊耆氏不是古代拥有天下者的称号，只是古代最初创立礼乐的人罢了。《周官》中籥章掌管土鼓、苇籥，认为周朝的王业始于苇籥之乐，礼制的根本在于籥，始于土鼓。迎暑迎寒、祈求丰收，都是根本于民事的祭祀，有复古返始的意义。那么伊耆氏就是最初创立礼乐的人，推演并命名他，不也可以吗？《礼运》说：“礼的初始源于饮食，那烤熟的黍米、掰开的猪肉，挖土为尊、用手捧饮，草束为槌、土制为鼓，仍然可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这难道不是伊耆氏最初创立礼乐的痕迹吗？后来的圣人兴起，八音完备，难道仅仅是土鼓、苇籥而已吗？

拊搏、玉磬，楷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四代的乐器。《乐记》说：“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器具。”荀卿说：“金石丝竹，是用来引导音乐的。”大概先王本着道义来制作器具，凭借器具来引导音乐。凡是制作乐器，数量度量，虽然根本于钟律，但都要用五声来文饰，用八音来传播。那么四代的乐器，虽然增减不同，怎么能超出这八类物质呢？《虞书》记述舜的音乐说：“敲击鸣球，拍打琴瑟来歌唱。”这是乐器在有虞氏时形成，在三代时完备。拊这种乐器，外面是皮革，里面裹着糠，形状类似鼓，声音柔和，只起倡导作用而不和应，有时拍打有时抚摸，用来发起音乐。《书传》说用皮革做鼓，《白虎通》说拊是皮革外裹糠，就是这样。荀卿说：“悬挂一口钟而崇尚拊。”《大戴礼》说：“悬挂一块磬而崇尚拊。”一口钟一块磬，只是悬挂的乐器。拊设置在一钟一磬的东边，它是众乐器的倡导者吗？《书》说“搏拊”，这里说“拊搏”，是因为有时拍打有时抚摸，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所以如此。磬这种乐器，崇尚声音，是众声所依凭的。吕不韦说：“从前尧命令夔敲击石头，以模拟上帝玉磬的声音，来舞蹈百兽。”《春秋》记载臧文仲带着玉磬到齐国请求借粮，那么玉磬就是书中说的鸣球。玉和石，同类，玉磬就超出了这类。柷敔这种乐器，用于音乐的开始和停止。柷，敲击它来开始音乐；敔，刮擦它来停止音乐。《书》说“戞击”，这里说“揩击”，是因为音乐过度就会流荡，而以相反的方式作为文饰，所以如此。凡是说音乐，都是先节制后演奏，与此意思相同。《书大传》说：“大琴练丝达越，大瑟朱丝达越。”《尔雅》说：“大琴叫做离，大瑟叫做洒。”琴瑟这种乐器，士君子经常使用，用来引导心志。所以使用大琴必定以大瑟配合，使用中琴必定以小瑟配合，然后大的不凌驾，小的不压抑，声音相应相保而和谐。从拊搏到琴瑟，都是堂上的音乐；从土鼓到苇籥，都是堂下的音乐。鲁国使用音乐，向上追溯，极限于伊耆氏；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