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七十九

译因此制作乐器，只是在众乐中率先开始罢了，并不是说它能成就音乐。其中蕴含着兄长的道理。敔这种乐器，形状像趴伏的老虎，是西方的阴物。背部有二十七处锯齿状突起，这是三九相乘的数目。栎木的长度为一尺，这是十的数目。阳气在三时形成，在九时变化，而由阴气的十来胜过它。所以用来停止音乐，是因为音乐能够以返归为文饰，不仅不至于放纵而失度，本身就有足以禁止过度的作用。《尚书》说“戛击”，《礼记》说“楷击”，《乐记》说圣人制作了椌楬。荀子说鞉、柷、拊、椌、楬像万物。大概柷和敔以椌楬为实体，椌楬以戛击和楷击为功用。《尔雅》说用来敲击柷的叫做籈。那么柷用来合乐而启动，一定要敲击它。想要它停止，是在早先就加以警戒。敔用来节制音乐而停止，一定要敲击它。想要它像籈那样，是在后面加以洁净。现在音乐出于虚空，所以启动时，虡一定要虚，控一定要空，琴一定要用桐木，拊一定要用糠，都是以虚为根本。等到停止时就归于实在。这大概就是敔做成伏虎形状的原因吧？那么音乐的张设陈列和戛击，一定在堂上，柷和敔一定在堂下，为什么呢？回答说：柷和敔是器物，戛击是用来启动器物的。器物地位低所以在下，启动器物者地位尊所以在上，这是贵贱的等级。堂上的音乐，象征宗庙朝廷的治理；堂下的音乐，象征万物的治理。荀子把堂下的鞉、柷、椌、楬说成像万物，那么也就认为堂下的拊也像万物，这是错误的。现在柷和椌是同一种器物而名称不同，荀子把它们分开成为两种，这也是错误的。

译乐书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七十九

宋 陈旸 撰

尚书训义

虞书【益稷】

益稷

用笙和镛交替演奏，鸟兽随之轻快起舞。

大笙叫做巢，因为众多竹管装在匏瓜上，有巢穴之象。小笙叫做和，因为大笙起音，小笙应和。大钟叫做镛，因为它能考成大功。小钟叫做镈，因为它薄而小。大凡笙这种乐器，用匏瓜做底座，包着竹管总束竖立，以象征万物生长，它的声音则像鸟鸣。镛这种乐器，用金属制成，能发宫音和商音，开始时声音宏大，结束时声音渐弱，它的声音则像兽吼。《仪礼》大射仪记载：“乐工在阼阶东面预先悬挂乐器，笙磬面向西，其南面是笙钟。”笙属震音，在方位上属阳。镛属兑音，在方位上属阴。《周官》说：“笙师掌管供给钟和笙的音乐，这是鼓应笙的钟，而笙也相应和。”《诗经》说：“笙磬同音。”《周官》说：“眂了掌管敲击笙磬，那么磬属干音，与笙同为阳声，这是敲击应和笙的磬，而笙也相应和。”《仪礼》中有众笙的职官，那么笙所担任的职事本来就不止一种了。笙与磬是不同的乐器但声音相同，笙与镛是声音不同但同属乐舞。大凡音乐的演奏，先击鼓以警戒，后敲钟以应和。所以《虞书》论述堂下的音乐，以鼗鼓为先，笙镛次之。《商诗》以“置我鞉鼓”为先，镛鼓次之。《周诗》以“鼖鼓”为先，维镛次之。那么鼓宏大华丽而象征天，钟统领实质而象征地。天先动而地随之，鼓先响而镛随之。这是先王制定音乐的法则。郑氏认为先击钟，后击鼓，来演奏九夏之乐，这是只知钟鼓的文献记载，不知使用钟鼓的意旨啊。孔子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如果认为乐在于钟鼓，那么钟鼓只是乐的器具，而器具不是乐本身。如果认为乐不在于钟鼓，那么钟鼓不响，我们就无法见到圣人了。用咏唱则升歌，以重视人声，这就是所谓“声依永”。用间奏则下管，以轻视乐器，这就是所谓“律和声”。堂上的音乐主在声依永，并非不用律来和它。堂下的音乐主在律和声，并非不用声来依它。这样然后上下和谐，而不失中和的纲纪了。六始为律，六间为吕。说到间，律就举出来了，与《周官》说律相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从虞到周，镛大而钟小。从周公制礼，有钟师、镈师，那么钟大而镈小了。所以钟师掌管金奏太钟，镈师掌管金奏小钟。《国语》说：“细钧有钟无镈，彰显其大。大钧有镈无钟，鸣响其细。”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吗？郑氏认为镈像钟但更大，孙炎解释《尔雅》“镛也叫鑮”，不也失去了大小之实吗？

大箫叫做言，因为它的管有二十四根，无底而善于应和。小者叫做筊，因为它的管有十六根，有底而交鸣。箫，是阴气的管，所以大者四六，小者二八。它的器具细，它的声音肃穆，也都各自顺应其类。荀卿说：“凤凰飞翔，它的翅膀像干，它的声音像箫。”大凡箫用比竹制成，它的形状像凤翼，它的声音像凤声。虽有管而非管，是夏至之音。管则合两以致用，像箫而非箫，是十二月之音。周官对于箫管，鼓之小师，播之瞽蒙，吹之笙师，那么箫管是不同的乐器但同用，都要作为堂下的音乐而已。燕礼下管新宫，记载说：“下管象武，以管为堂下之乐，那么箫也可以知道了。”《诗经》说：“箫管备举，”以箫为乐之大成，那么管也可以知道了。《列子》说：“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是究极。”所以王道到九变而后明，赏罚到九变而后行，乐到九变而后淳气洽，那么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是淳气洽所导致的。古时候功成作乐，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于庶绩咸熙，那么他的乐九变，也不过形容这个罢了。只有乐能彰显万物之理，而万物也无不以类相动，所以师旷奏清角而〇鹤为之率舞，瓠巴鼓瑟而六马为之仰秣，伯牙鼓琴而流鱼出听，周作六乐而六物自致。那么夔奏箫韶而凤凰来仪，固然不能没有这个理。经说：“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不过如此。”大司乐说九德之歌，九韶之舞，那么箫韶九成而舞可类举了。韶乐九成，武乐六成，为什么呢？回答说：二与四为六，而坤用之，是两地之数。一、二、五为九，而干用之，是参天（三与天）之数。武，是武乐，而属乎阴，其成以两地之数。韶，是文乐，而属乎阳，其成以参天（三与天）之数。象成莫大乎形，而数如之，也是节奏自然之符。韶又作防者，经说：“凡六乐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而大防居一焉。”从文之五声来说，那么防之上声所以绍五声。从播之八音来说，那么韶之左音所以绍八音。舜欲闻五声八音，在治忽概见

译在此。

凤凰来仪

万物在北面区分，在南面交合。在北面区分，是端正坚固的时候。它的本性是智，它的情态是悲，它的类别属于介类，有龟和蛇的意象。在南面交合，是美好防范的时候。它的本性是礼，它的情态是乐，它的类别属于羽类，有凤凰的意象。大凡鸟类，用右翼覆盖左翼的是雄性，用左翼覆盖右翼的是雌性。所以桃虫的雄性叫鹪，雌性叫鴱；鶠的雄性叫凤，雌性叫皇。大概凤凰这种生物，它的羽毛可以用来制作仪仗，因此象征礼；它的鸣叫符合律吕，因此象征乐。至于它的羽毛有多少，它的声音像箫韶那样作为音乐，虽然在治定制礼之后才创作，也是用来象征凤凰的声音和形态罢了。凤，是阳物，行动而唱始；凰，是阴物，静止而和终。它们的羽毛虽然都可以用来制作仪仗，它们到来也未曾不是成双成对的。所以天下治理好就成双出现，天下混乱就成双隐没。君主用仁德治理天下，法度彰显，礼乐显著，那么凤凰就会为此响应，也是各自跟随它们的同类罢了。舜继承尧的爵位，施行尧的道，法度本来已经彰显，礼乐本来已经显著，那么他创作音乐来引导阴阳的和谐。大凡所谓阴阳之物，没有不为此感应的，那么凤凰来仪，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传书不这样说吗：“音乐是象征成就的，所以《韶》乐完成时，虞氏的恩德感动了动物和植物。乌鹊的巢穴可以俯身窥视，凤凰为什么要藏匿呢？”

译乐书卷七十九

<经部，乐类，乐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八十

宋 陈旸 撰

尚书训义

虞书【益稷】

夏书【五子之歌】

商书【仲虺之诰 伊训】

周书【顾命】

益稷

夔说：“我敲击石磬，调和音律，使得百兽都随之起舞，众官也都和谐协调。”

小华山，它的北面多产石磬。鸟危山，它的南面多产石磬。高山深水出产的地方，其中也多产石磬。石磬的产地，固然不只一处，但能完全符合阴阳和谐之道的，只有泗水岸边进贡的浮磬罢了。然而石磬的制作法则，其形状弯曲处与直角处各占一半，外部称为股，内部称为鼓。它的宽度和厚度，无不蕴含着一定的数理。如果磬体过高，就磨削其侧面，声音就会过于清越；如果磬体过低，就磨削其末端，声音就会过于浑浊。能完全符合清浊适中标准的，不过是薄而宽、短而厚罢了。有虞氏任命夔掌管音乐，敲击石磬，以至于百兽都随之起舞，众官也都和谐协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八卦中以乾卦为君，八音中以石磬为主。所以石磬作为乐器，其音属石，其卦属乾。乾位处于西北而天居于此，因为它没有曲折的形状，所以用来确立辨别。因此，方位有西有北，季节有秋有冬，物品有金有玉，等级有贵有贱，地位有上有下，而亲疏长幼的道理，都在这里得以辨别。古人论述石磬，曾说它有贵贱之分，有亲疏之别，有长幼之序。这三者实行之后，万物才能成就，天下人才会感到快乐。所以在庙堂朝廷听到它，君臣没有不和谐恭敬的；在家庭内室听到它，父子没有不和谐亲近的；在宗族乡党听到它，长幼没有不和谐顺从的。凭借一件乐器的制成，教化之功竟能如此敏捷，那么石磬所崇尚的，难道仅仅在于石头吗？在于它的声音罢了。既然如此，说到“球”（美玉般的磬），必定以“鸣”（发声）为先，难道不是因为石磬崇尚声音，是众声所依凭的吗？敲击石磬，是堂上的音乐；百兽随之起舞，是堂下的治理。堂上的音乐，足以兼摄堂下的治理；堂下的音乐，不足以兼摄堂上的治理。

帝于是作歌说：“敬慎上天的命令，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和细微之处。”接着唱道：“股肱之臣欢喜啊，元首之君兴起啊，百官兴盛啊。”皋陶拜手叩头，高声说：“要深思啊，率领众人兴办事业，谨慎地遵守法度，恭敬啊，多次省察你的成就，恭敬啊。”于是接着又唱道：“元首英明啊，股肱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又唱道：“元首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恭敬啊。”

一种事物不能得到它的快乐，不足以称为快乐的极致；一个人不能得到他的和谐，不足以称为和谐的极致。舜的治功大成，用音乐来表现它：百兽以至于都随之起舞，那么就没有一种事物不能得到它的快乐了；众官以至于都和谐协调，那么就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他的和谐了。像这样就是极致了，穷尽了，不能再增加了。上下应当互相劝诫的时候，歌怎么能不创作呢？大概君主对于臣子，有谦下之道，所以他的歌先说股肱后说元首；臣子对于君主，有报答上级之道，所以他的歌先说元首后说股肱。在《诗经》中，《鹿鸣》表现谦下，《天保》表现报上，与此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臣子续唱的歌，开始以元首英明、股肱贤良、万事安康，来说明君主喜好纲要而臣下交结，这是时运之所以安泰的原因；结尾以元首琐碎、股肱懈怠、万事败坏，来说明君主喜好详察而不交结，这是时运之所以否塞的原因。那么君臣听到这些，难道不会受到劝诫吗？大概古代的君臣，不把没有过错作为能力，而把能够警戒作为善行，即使是虞舜的时代尚且如此，何况其他时候呢？然而禹是人道，所以禹达到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用吉庆来警戒，使不要败坏罢了；舜是天道，舜达到兽舞尹谐，却用敬慎天命、把握时机来警戒，难道不合适吗？从前齐景公的时候，创作君臣相悦的音乐，不过就是征招角招；那么舜创作君臣相戒的歌，怎么知道不是歌招呢？舜创作《韶》乐并歌唱它是可以的，齐人的音乐也能称为招的，难道不是因为陈公子完逃到齐国而有这种音乐吗？不然的话，孔子为什么在齐国听到《韶》乐，达到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境界，以至于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呢？

五子之歌

太康失去国家，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边等待，创作了五子之歌。

所谓歌，是抒发己意而陈述德行，产生于嗟叹不足以表达情感的时候。所以五子怨恨太康，就像《小弁》怨恨父亲一样。五子怨恨太康，是尽到了做弟弟的道义；《小弁》怨恨父亲，是尽到了做儿子的仁爱。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是用来培养德行的，也是用来败坏德行的；音乐，是用来彰显德行的，也是用来丧失德行的。所以酒可以节制而不能贪恋，音乐可以聆听而不能沉迷。禹厌恶美酒，不曾贪恋酒；他也喜好善言，不曾沉迷音乐。所以贪恋酒而招致祸乱，沉迷音乐而沉溺意志，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太康失去国家，问题就在于此。这是五子之歌深刻训诫的原因。孟子说：“先王没有流连荒亡的音乐和行为。”这话真是正确啊！那么禹推崇的声音，高于文王推崇的声音，并不是不推崇音乐，只是不沉迷罢了。

仲虺之诰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

古代的贤明君王，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的聪明之中。所以成汤在商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