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一百六十二
昔新都初献乐于明堂，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其为东汉之资欤？东汉蔡邕叙乐四品：郊庙神灵一也，天子飨燕二也。萧子云曰：「南郊乐歌，二汉同用，五郊互奏之。至于庙乐，则明帝与东平王苍等制舞歌一曲，十四句，荐于世祖之庙。」自时厥后，盖亦有其文矣。至于临朝飨燕，乐声尤备。遭董卓之乱，典章焚荡，故不存焉。当是时也，光武喜郑声，顺桓悦非心声，灵帝耽胡乐。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賔防以薤露之歌为乐，京师近地，诸夏之本也。嘉防以魁▯挽歌之技为乐，岂国家乆长之兆也？然则人主之为乐，可不戒之哉！
魏乐章
魏文帝既受汉禅，虽有改乐舞之名，无变歌诗之实。故萧子显曰：“魏辞不见疑，尽用汉辞也。”沈约曰：“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诗而已。后并作于太祖之庙。今安世之辞不行于世，独着渝时歌焉。”考之《晋志》，汉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台、行辞，本歌曲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辞，为矛渝、弩渝、安台、行辞新福歌曲。其述魏德时行辞一篇而已，用之郊庙，岂足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也哉？臣观文帝尝出猎，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刘▯曰：“猎胜于乐。”鲍勋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者▯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沭雨，不以时隙哉。”文帝因怒而罢，亦未为能复自道之君也。然则刘▯岂不为逢君之恶之臣，而鲍勋岂不为尽忠补过之臣也？
乐书卷一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一百六十三
宋 陈▯ 撰
乐圗论
俗部
歌
晋乐章，宋乐章，齐乐章，梁乐章，陈乐章，北齐集章，后周乐章。
晋乐章
晋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采汉魏之遗范，览景文之垂则。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先代旧仪，但命傅休奕更造郊庙歌曲四十六章而已。是以郊庙歌辞有四十六曲存焉，非先王功成作乐，化平裁曲之意也。其后命荀朂作古尺以调声韵，仍以张华等所制之文，陈诸下管。永嘉之乱象，舞歌工自胡归，晋琴瑟磬筦，百无一焉，其歌曲又可知矣【歌辞四十六曲：祠天地五郊夕牲歌，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飨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明堂飨神歌，祠庙夕牲歌，祠庙迎送神歌，祠豫章府君登歌，祠京兆府君登歌，祠宣皇帝登歌，祠景皇帝登歌，祠文皇帝登歌，祠庙飨神登歌二篇，宣武舞歌四篇，宣文舞歌一篇，正德舞歌二篇，大务舞歌二篇，正德舞歌四篇，宣文舞歌二篇，正德舞歌二篇，大豫舞歌诗，以至歌宣帝，歌景帝，歌文帝，歌武帝，歌元帝，歌明帝，歌成帝，歌康帝，歌穆帝，歌哀帝，歌简文帝，歌孝武帝，凡四十六曲也】至安帝隆安初，遽作懊憹之歌，有「草上女儿」之句。既而宋高祖以季春草生之时，定京都，诛桓氏，而子女妓妾悉为军赏之资而已。然则乐歌之发，其可伪为哉？
宋乐章
宋武帝肇有天下，永初中，太常郑鲜之等撰立新歌。王韶之所撰歌辞七曲，并施用郊庙。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诏顔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飨歌诗三篇。孝武大明中，使商谈造文帝太后庙歌。明帝又自造昭、宜二太后歌诗。谢庄造明堂歌。王俭造太庙二室及郊配辞。其它多仍晋旧也。得非以乐颂体大，重于改作，以俟来哲欤？不然，何奋藻摛词之乏也！
齐乐章
齐建元初，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者、博士并撰择而用之。至于请勅之外，凡义学者亦令制焉。叅议太庙登歌，冝用司徒禇渊辞，余悉用谢超宗辞。然超宗所撰，又多删顔延之、谢庄之辞，用为新曲而已。鼓吹之乐，宋、齐并用汉曲，窜易其名，以实当代之事。其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其四，存其十二，以合四时也。如汉曲《朱鹭》易为《木纪》，汉曲《有所思》易为《期运集
译从前新都初次在明堂献乐，音调清厉而哀伤，不是兴盛国家的音乐。这难道是为东汉提供借鉴吗？东汉蔡邕叙述乐舞有四种：祭祀郊庙神灵是一种，天子宴饮是一种。萧子云说：“南郊乐歌，两汉通用，五郊交替演奏。至于庙乐，则是明帝与东平王刘苍等人创制舞歌一曲，共十四句，献给世祖的庙庭。”从那时以后，大概也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了。至于临朝宴饮，乐声尤其完备。遭遇董卓之乱，典章制度被焚毁荡尽，所以没有保存下来。在那个时候，光武帝喜好郑声，顺帝、桓帝喜欢不合正道的音乐，灵帝沉迷胡乐。梁商是大臣，是朝廷的期望。宾防以《薤露》之歌为乐，京师附近地区，是诸夏的根本。嘉防以魁垒挽歌的技巧为乐，这难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征兆吗？既然如此，君主制定音乐，能不警惕吗！
魏乐章
魏文帝接受汉室禅让后，虽然有改换乐舞名称的做法，却没有改变歌诗内容的实质。所以萧子显说：“魏代的歌辞没有可疑之处，完全沿用汉代的歌辞。”沈约说：“魏国初建时，让王粲改作登歌、安世以及巴渝诗罢了。后来都用于太祖的庙庭。如今安世的歌辞不在世间流传，只记载了巴渝时的歌辞。”考察《晋书·志》，汉代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台、行辞，原本是歌曲四篇。那些歌辞既然古老，没有人能懂得其句读韵律。魏初于是让王粲重新创作其歌辞，作为矛渝、弩渝、安台、行辞的新福歌曲。其中叙述魏德时，只有行辞一篇而已，用于郊庙祭祀，难道足以形容功德，告慰神明吗？臣观察文帝曾经出猎，问侍臣说：“狩猎之乐，与八音相比如何？”刘晔说：“狩猎胜过音乐。”鲍勋说：“音乐上通神明，下和人事，隆盛治道，使万邦安宁。所以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况且狩猎者让华丽的车盖驰骋于原野，伤害了养育生命的至理，栉风沐雨，不趁着闲暇之时吗。”文帝因此发怒而罢免了他，也不能算是能自我反省的君主。既然如此，刘晔难道不是逢迎君主恶意的臣子，而鲍勋难道不是尽忠补过的臣子吗？
乐书卷一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一百六十三
宋 陈旸 撰
乐图论
俗部
歌
晋乐章，宋乐章，齐乐章，梁乐章，陈乐章，北齐集章，后周乐章。
晋乐章
晋武帝受命之初，各项制度草创，采纳汉魏遗留的规范，阅览景帝、文帝的垂范准则。泰始二年，下诏郊祀明堂的礼乐暂且使用先代的旧仪，只是命令傅休奕重新创作郊庙歌曲四十六章罢了。因此郊庙歌辞有四十六曲留存，并非先王功成作乐、教化平和裁制曲调的本意。后来命令荀勖制作古尺来调和声韵，仍然将张华等人所写的文章，陈列在下管之中。永嘉之乱时，舞歌艺人从胡地归来，晋代的琴瑟磬管，百不存一，其歌曲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歌辞四十六曲：祭祀天地五郊夕牲歌，祭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宴享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天郊宴享神歌，地郊宴享神歌，明堂宴享神歌，祭祀庙宇夕牲歌，祭祀庙宇迎送神歌，祭祀豫章府君登歌，祭祀京兆府君登歌，祭祀宣皇帝登歌，祭祀景皇帝登歌，祭祀文皇帝登歌，祭祀庙宇宴享神登歌二篇，宣武舞歌四篇，宣文舞歌一篇，正德舞歌二篇，大务舞歌二篇，正德舞歌四篇，宣文舞歌二篇，正德舞歌二篇，大豫舞歌诗，以及歌宣帝，歌景帝，歌文帝，歌武帝，歌元帝，歌明帝，歌成帝，歌康帝，歌穆帝，歌哀帝，歌简文帝，歌孝武帝，共四十六曲】到了安帝隆安初年，突然创作懊恼之歌，有“草上女儿”的诗句。不久宋高祖在季春草生之时，平定京都，诛杀桓氏，而子女妓妾全都作为军赏的物资罢了。既然如此，乐歌的产生，难道可以伪造吗？
宋乐章
宋武帝开创天下，永初中，太常郑鲜之等人撰立新歌。王韶之所撰写的歌辞七曲，都用于郊庙。文帝元嘉年间，南郊开始设置登歌，下诏颜延之创作郊天、夕牲、迎送神、宴享歌诗三篇。孝武帝大明年间，让商谈创作文帝太后庙歌。明帝又亲自创作昭太后、宜太后歌诗。谢庄创作明堂歌。王俭创作太庙二室及郊配辞。其他大多沿袭晋代旧制。难道不是因为乐颂体例宏大，慎重于改作，以等待后来的贤哲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奋笔疾书、铺陈辞藻如此匮乏呢！
齐乐章
齐建元初年，有关部门奏报郊庙雅乐歌辞，过去让学者、博士共同撰择使用。至于请旨之外，凡是义学者也让他们制作。参议太庙登歌，应当使用司徒褚渊的辞，其余全部使用谢超宗的辞。然而谢超宗所撰写的，又多删减颜延之、谢庄的辞，用作新曲罢了。鼓吹之乐，宋、齐都使用汉代曲调，篡改更换其名称，以充实当代的事情。其中充庭使用十六曲，高祖于是去掉其中四曲，保留十二曲，以符合四时。如汉代曲《朱鹭》改为《木纪》，汉代曲《有所思》改为《期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