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一百六十三

译之类罢了。谈起先王时代象征礼制的音乐，难道不是相距甚远吗？我曾观察汉武帝命令歌姬舞女演奏《帷慢》之乐，当乐曲欢快时便拍着几案称赞，当乐音哀伤时便拉起手巾擦拭眼泪。更甚者，到了曲终之时竟打碎了好几枚犀角如意。这是不懂得礼制中有“音乐不可过度”的告诫，《诗经》中有“喜好音乐但不荒废正事”的说法啊。难道真是这样的君主吗？【汉武帝与王公们在石头烽火楼聚会，让长沙王晃演唱《子夜歌》，曲终时他拍打床榻将其打碎成数段，还打碎了好几枚犀角如意】

译梁朝乐章

梁武帝笃信佛教，制定了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若轮等十首乐曲，都阐述佛法，称为正乐。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在设立无遮大会时演奏。至于将汉曲《芳树》改为《于穆言大梁阐运》，君臣和乐，福泽深远。像这类事例，还有很多。想要以此形容一世的功德，而祈求福报感应，却恰恰加速了动乱灭亡。为什么呢？佛是夷狄之人，其音乐是夷狄之音。武帝不演奏中华的正声，却只追求夷狄之音，这与伊川被发有何区别呢？后来侯景率领胡人渡江，于是攻破台城。王通认为梁朝灭亡，不是释迦牟尼的罪过，而是崇信过度的过错。臣曾考察梁朝制度，十二雅中，王雅专用于三朝，凡是宾客入内以及皇帝出阁、入宁、变服、出宫，四箱鼓吹演奏，都奏肆夏。皇帝升座，黄钟、太蔟二箱交替演奏肆夏。然而《周礼》规定王出入奏王夏，宾客出入奏肆夏，这是肆夏之乐，天子用来接待元侯，施用于宾客是可以的，施用于皇帝出入、变器、升座之际，不也违背了周朝的成制，扰乱了尊卑的秩序吗【隋朝制度沿袭了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失误】

陈朝乐章

陈武帝下诏寻求宋、齐两朝的旧例，太常卿周宏逊上奏说：“齐朝继承宋朝，都采用元徽旧制，只有北郊的礼仪颇有增益。皇帝进入坛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亚献，奏凯容；埋牲，奏幽。皇帝回到便殿，奏休成；众官一起退出，奏肃成。这些是元徽所缺、永明所加的。只有送神的音乐，宋孝建二年，奏肆夏；普通年间荐蔬，诏令萧子云修改各种歌词，奏肆夏。其相和引，依照五音排列，不是随月份吹奏的。受禅之后，都使用梁朝音乐，只改了七室舞词而已。天嘉元年，文帝才确定圆丘、明堂、宗庙的音乐，有的以雅命名，有的以韶命名；鼓吹作祠，使用宋朝乐曲；宴饮使用梁朝音乐，大概是取神人不相混杂的意思。等到后世继位，沉溺荒淫放逸，无所不至。又派遣宫嫔学习北方的箫鼓，称为化北。酒酣时则演奏。陈朝到了这个地步，江南于是灭亡，全族北归，这是代北的应验。难道不是用夷狄改变华夏的祸患吗【陈朝时，盛行歌唱王献之的《桃叶曲》说：“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檝。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后来隋朝晋王伐陈，开始在桃叶山下扎营。等到韩擒虎渡江，陈朝大将陈蛮奴到新林，引导北军。起初，后主自己创作新歌词，极其哀怨，让后宫贵人学习歌唱。歌词说：“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这也是短命的明显征兆，能不引以为戒吗】

北齐乐章

北齐文宣帝初禅让时来不及改制，到武成帝时，才确定四郊宗庙的音乐。群臣出入，奏肆夏；牺牲出入，荐毛血，奏昭夏；迎送神及初献、亚献礼，五方上帝都奏高明之乐。进入坛门及升坛、饮福、就燎位、还便殿，都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乐；祼地，奏登歌。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正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都奏始基之乐。高祖神武皇帝室，奏武德之乐；文襄皇帝室，奏文德之乐；显祖文宣皇帝室，奏文正之乐；肃宗孝昭皇帝室，奏文明之乐。其出入的礼仪，都与四郊的礼仪相同。至于鼓吹二十四曲，都改变古名号，叙述当今功德：汉曲《朱鹭》改为水德，《思悲翁》改为出山东，《艾如张》改为战韩陵，《上之回》改为于关陇，《拥离》改为灭山胡，《战城南》改为丘武定，《巫山高》改为战芒山，《上陵》改为摛萧，《崩将进酒》改为破候景，《君马黄》改为定汝颍，《芳树》改为克淮南，《有所思》改为嗣丕基，《雉子班》改为圣道洽，《圣人出》改为受魏禅，《上邪》改为平瀚海，《临高台》改为服江南，《远如期》改为刑罚，《中石留行》改为远声至，《化成》改为喜瑞臻，《云》改为成礼乐。其鄙陋到了《黄雀》《钓竿》这样的曲子，虽然不被用于鼓吹，然而不删削去除，恰好芜杂累赘了一代的音乐。臣观察后主时，乐工曹妙达、安马驹之徒，都是所亲昵狎昵的，甚至有封王开府、佩戴簮缨作为伶人的事情。后主也能自己度曲，另采新声，创作《无愁》曲，音韵窈窕，极尽哀思。曲终乐止，无不掩面流泪。这是不知道爱好音乐而不荒废，职责在于思考忧患，诗人所以讽刺唐尧的原因。那么国家入于周朝，而齐朝国运因此丧失，难道没有感召而这样吗？

后周乐章

后周太祖迎接魏武帝入关，声乐缺失。恭帝元年，平定荆州，大量获得梁朝乐器，于是下诏说：“六乐崇尚已久，其声歌的节拍，舞蹈的仪容，不能详细得知。自然应当依照成周

译制度规定，歌舞祭祀五帝、日月星辰，使用黄帝乐歌大吕；祭祀九州社稷、求雨止旱，使用唐尧乐歌应钟；祭祀四望、宴飨诸侯，使用虞舜乐歌南吕；祭祀四类、幸临辟雍，使用夏禹乐歌函钟；祭祀山川，使用殷汤乐歌小吕；享祭宗庙，使用周武王乐歌夹钟。皇帝出入演奏皇夏，宾客出入演奏肆夏，牺牲出入演奏昭夏，藩国客人出入演奏纳夏，功臣出入演奏章夏，皇后进献食物演奏深夏，宗室聚会演奏族夏，上酒宴乐演奏陔夏，诸侯朝见演奏鷔夏。皇帝举行大射礼歌唱驺虞，诸侯歌唱貍首，大夫歌唱采苹，士人歌唱采蘩。这些礼乐条文虽然完备，但未能及时施行。等到闵帝受禅，明帝即位，虽然革除了魏氏的乐制，却未能达到雅正。天和元年，初次创制山云舞，以凑齐六代乐舞。建德二年，六代乐舞完成，在崇信殿演奏。其钟磬悬挂依照梁朝制度，共三十六架。朝会时，皇帝出入演奏皇夏，太子出入演奏肆夏，王公出入演奏骜夏，诸侯在正日献玉帛演奏纳夏，宴饮族人演奏族夏，大朝会至尊执爵演奏登歌十八曲，进食时演奏深夏。到了宣帝时，将前代的鼓吹改为十五首歌曲，将汉代的《朱鹭》改为《〇精》，《季思悲翁》改为《征陇西》，《艾如张》改为《迎魏帝》，《上之回》改为《平窦秦》，《拥离》改为《复洪农》，《战城南》改为《克沙苑》，《巫山高》改为《战河隂》，《上陵》改为《平汉东》，《将进酒》改为《取巴蜀》，《有所思》改为《拔江陵》，《芳树》改为《受魏禅》，《上邪》改为《宣重光》，《君马黄》改为《哲皇出》，《雉子班》改为《平东夏》，《圣人出》改为《擒明彻》，而最终导致灭亡的，并非歌曲的罪过。只是钟鼓没有节制，公私都疲惫不堪罢了。这是武帝将乐制改为七音，以林钟为宫，而卢贲认为这是即将灭亡的征兆【林钟的律管，即是黄钟下生的含义。黄钟代表君主，却由臣子所生，表明隋朝九五之尊的应验。阴气代表臣子，却居于孽位，这是隋朝登庸的征兆】。唉！六代乐舞在后周复兴，而后周却没有成王那样的治世；后庭花在唐代兴起，而唐代却没有炀帝那样的祸乱。这没有别的原因，在于乐在于人心和谐，而不在于声音本身罢了。

译乐书卷一百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一百六十四

宋 陈旸 撰

乐图论

俗部

歌

隋朝乐章。唐朝乐章。后梁乐章。后唐乐章。后晋乐章。后汉乐章。后周乐章。解曲入破。犯调。

隋朝乐章

隋高祖曾经下诏让李元操、卢思道等人创作清庙歌辞十二首，命令齐朝乐工曹妙达在太乐署教习，用来取代北周的歌曲。在太庙中，迎神时唱七言诗，对应《元基》曲；献祭登歌时唱六言诗，对应《倾杯》曲；送神时唱五言诗，对应《行天》曲。后来牛洪等人只是修改其声调，使其符合钟律，而调式已经由皇帝敕令确定，不敢轻易更改。到了仁寿初年，炀帝身为皇太子，于是上奏说：“清庙歌辞文辞过于浮华艳丽，不足以宣扬皇上的功德，请求重新商议。”于是皇帝下诏让牛洪、许善心等人详细考证旧例，改定乐词。祭祀圜丘时，皇帝进入到达版位，以及降神时演奏《昭夏》；升坛时演奏《皇夏》；接受玉帛登歌时演奏《昭夏》；初献时演奏《諴夏》；饮福时演奏《需夏》；将酒爵放在坫上复位，以及走到燎位再次演奏《皇夏》。有关部门还没来得及施行，炀帝大业初年，又命令柳顾等多增加开皇年间的乐器，大量增加乐官人员，郊庙歌词都依照旧制，只是新创作了高祖郊庙歌九首而已。接着又命令秘书省审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常寺删定乐曲一百四首：五首是宫调黄钟；一首是应调大吕；二十五首是商调太蔟；十四首是角调姑洗；十三首是变徵调蕤宾；八首是徵调林钟；二十五首是羽调南吕；十三首是变宫调应钟。所有这些以诗歌为本，参用古调，虽然想要将其用于歌唱，配以钟磬，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又大制艳歌，词意极其淫靡绮丽，如《七夕相逢》、《玉女行觞》之类，压抑摧折，哀音断绝，最终导致灭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五子之歌》说：“沉湎于酒，嗜好音乐，具备其中一样，没有不灭亡的。”这难道是虚话吗？我曾看到高祖对群臣说：“听说你们都喜欢新奇变化的声调，所演奏的没有正统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祥。”面对亲宾宴饮，宣奏正统音乐，声调不正，怎么能让儿女听到呢？高祖虽然有这话，可以说是知道音乐的根本了，但最终不能挽救炀帝的淫荡，是因为根本已经先亡故了。当时，炀帝收集北周、北齐的旧乐人以及天下的散乐，太常高颎劝谏说：“这些音乐久已废弃，现在如果召来，只是抛弃根本追求末节，互相教习。”皇帝不高兴，认为高颎诽谤讥讽，将他下狱并处死，这不也是违背了排斥郑卫之音、远离奸佞之人的本意吗？

唐朝乐章

古代雅颂的创作，大概止于礼义，从容游历其中，足以向神灵表达诚信，满足饱食之后，足以向人传达志向，其剩余的音律文采，尚且成为万世的法则，何况用在当时，有不足以感动天地、感召鬼神的吗？唐朝的乐章，虽然不足以媲美雅颂的美好，也是汉代歌曲的次一等吧？所以在太清宫荐献大圣祖，创作《煌煌》之乐一章；祭祀天神，迎神演奏《太和》，奠玉帛演奏《肃和》，迎俎演奏《雍和》，酌献演奏《夀和》，送神演奏《舒和》；祭祀地祇，迎神演奏《顺和》；祭祀宗庙，迎神演奏《永和》，其余都如同郊祀的礼仪；祭祀先农演奏《丰和》，祭祀先蚕演奏《正和》，祭祀文宣王、武成王演奏《宣和》。大概祖孝孙运用旋宫法，创作十二和之乐，合计三十一曲，八十四调，至今遵行使用，也可以说是完备了。至于蜡祭百神，第一次演奏无射宫，第二次演奏仲吕宫，同用太庙《永和》之乐；第三次演奏蕤宾宫，第四次演奏姑洗宫，第五次演奏太蔟宫，同用地祇《顺和》之乐；第六次演奏黄钟宫，同用昊天上帝《元和》之乐。其降神必定演奏二宫之乐，这是不懂得《周礼》乐用三宫的意思啊。我私下观察唐朝的乐歌，突厥盐歌在龙朔年间流行，而阎知微最终遭受防御突厥失败的诛杀；杨柳歌在永淳年间传唱，而徐敬业最终构陷杨柳二州的叛乱；《宝庆》之曲创作，而太子承担罪责；《堂堂》之曲演奏，而唐朝国运中途断绝。以至于《舞媚》、《桑条》、《黄麞》、《挈苾》等作品，没有不有所应验的。由此知道声音的道理，确实与政治相通，而治乱的征兆，都足以通过听而得知，何况那些明显的事情呢？然而明皇雅好度曲，未曾让蕃汉杂奏，等到天宝末年，才下诏让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惊异。第二年就发生了安禄山的祸难，难道没有感召的原因吗？那么帝王奏乐，能不谨慎吗？

后梁乐章

后梁制定十二雅乐章，共二十五曲。太祖开平二年，开始商议飨庙郊祀，下诏让张兖、杨焕等人共同撰写乐曲。郊祀降神，演奏《庆和》。皇帝行走，演奏《庆顺》。奠玉币，登歌，演奏《庆平》。迎俎，演奏《庆肃》。恭祖室，演奏《象功舞歌》。列祖室，演奏《昭德舞歌》。后来梁文矩上奏并更改了它们，所以昊天上帝降神，演奏《永同》。皇帝行走，演奏《大同》。奠玉币，演奏《顺同》。酌献，演奏《夀同》。饮福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