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十二

译先王制作音乐，发出声音，就铸造金属做成钟，它的功用浑厚充实，用来象征大地；节制声音用皮革做成鼓，它的功用宏大华丽，用来象征上天；穿透竹子做成管籥，声音激越猛烈，用来象征星辰日月；打磨石头做成磬，声音清廉节制，用来象征水；表现动静形态，就用羽毛和籥来舞蹈《大夏》，用盾牌和斧钺来舞蹈《大武》。这些是音乐的器具，而象征的意义寄托在其中。手持盾牌和斧钺，练习俯仰屈伸的仪容，就能得到庄重；行走于行列位置，把握节奏和队列，就能得到端正；进退就能整齐。治理安逸的人，他们的行列间距远；治理劳苦的人，他们的行列间距短。一舒缓一急促，无不遵循钟鼓拊拊的节拍，从而兼合天道。这是音乐的文饰，而质朴的意义寄托在其中。至于礼制，体现在齐量（量器）上，外形方正以端正，内里圆润以顺应，这里有父亲的道理，有丈夫的道理。簠作为器具，内里方正以坚守，外形圆润以顺从，这里有儿子的道理，有妻子的道理。簋作为器具，体现晖度（光辉尺度），它的数目用阳奇数，这是俎作为器具的道理，它的数目用阴偶数；豆作为器具，又制定制度来区分等级差异，用文采来装饰色彩。礼的器具就是这样，象征的意义在其中。龙作为生物，出入隐现，没有人能控制它，而裼袭（露出或覆盖礼服）就像这样。裼则显露而成章法，袭则隐藏而成形体。所以一升一降，上下周旋，以符合礼仪；裼袭以美化身体，礼的文饰就是这样。质朴的意义在其中。然而礼乐的情理寄托在象征和质朴的细微之处，难以知晓；它的文饰显现在器具和数目的粗浅之处，容易识别。所以了解情理的人能在事物未形成时就创作，这是圣人的事，不是明智之人所能达到的；识别文饰的人能在事物已发生后记述，这只是明智之人的事，圣人不参与。大概圣人，是明智之人的超越；明智之人，是神明的显现。所以了解并创作的是圣人，识别并记述的是明智之人，他们难道不知道神明的作为吗？《曲礼》说：“圣人制作礼来教导人。”又说：“君子退让谦逊以阐明礼。”这是圣作明述的区别。分别说来，先创作后记述，是圣明的次序；合起来说，先明后圣，是述作的次序。古代制造器具的人，智慧的人创造它，巧匠记述它。开创的人，父亲创作它，儿子记述它。那么礼乐由圣人创作，由明智之人记述，难道与此不同吗？孔子记述而不创作，并不是不足以成为圣人，只是不居其位罢了。大概有不知而创作的人，又是不被认可的。《诗经》说：“不识不知，知则知人所为。识则识其面目而已。”这是在识别之外，在知晓之内，识别浅显，知晓深刻。礼乐的情理存在于内里且深刻，所以称为知晓；它的文饰存在于外表且浅显，所以称为识别。

译乐，是天地间的和谐；礼，是天地间的秩序。因为和谐，所以万物都能化育；因为有序，所以众物都能区分。

极致的阴气肃杀，极致的阳气显赫。肃杀之气出于天，显赫之气发于地。这两者交感相通而形成的，就是天地的和谐。乐实际上是与这种和谐相伴随的。天尊贵地卑下，神明各安其位；以春夏为先，秋冬为后，四季便有了次序。天地极其神妙，却有着尊卑先后的分别，这就是天地的秩序。礼实际上是与这种秩序相伴随的。所以说，乐是天地的和谐，礼是天地的秩序。和谐就不会乖违，所以万物随着形态的变化而都能化育；有序就不会混乱，所以众物萌芽生长、各有形状而都能区分。乐用来敦厚和谐，礼用来辨别适宜，道理也不过如此罢了。天无所作为而得以清明，地无所作为而得以安宁。天地的无所作为相互契合，万物由此化育，至高的乐也就得到了。所谓“和谐所以万物都能化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天高地低，万物分散各异，于是礼制得以施行。所谓“有序所以众物都能区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乐用来统合相同，担心人们觉得没有差异，所以说“百物”来加以辨别，这与《易经·乾卦》所说的“六龙同心”意思相同。礼用来辨别差异，担心人们觉得不能统一，所以说“群物”来加以统合，这与《易经·乾卦》所说的“群龙同心”意思相同。说礼是天地的秩序，又说天地的区别，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地本来就有秩序。所谓区别，是依据这种秩序来加以区分的。追溯礼的起源，它就是天地的秩序；探求礼的终结，它就是天地的区别。经典不也说：“有序所以众物都能区分。”祭祀中有昭穆的排列，就是为了区分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从而没有混乱。

乐由天所创制，礼由地所制定。超过限度制定就会混乱，超过限度创制就会暴戾。明白了天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兴办礼乐。

乐是天地的和谐，礼是天地的秩序，那么就是合异以为同。乐由天创制，礼由地制定，那么就是散同以为异。大概由天创制，就有遵循的规律而体现自然，这与孟子所说的“由仁义”意思相同；由地制定，就有裁断而节制，这与孟子所说的“行仁义”意思相同。对比来看，它们的区别就是这样；贯通来看，礼也可以说由天创制了。所以说：“乐由阳而来，礼由阴而作。”古代政治安定就制定礼，功业成就就创作乐。礼还不可以制定就制定，这是过度制定；乐还不可以创作就创作，这是过度创作。过度制定就会失去秩序，背离正道而成为邪恶，礼能不混乱吗？过度创作就会失去和谐，流于放纵而成为淫邪，乐能不暴戾吗？孟子说：“周文王、武王兴起，百姓就喜好善行；周幽王、厉王兴起，百姓就喜好暴行。喜好暴行与喜好善行相反，而过度创作就会暴戾，这难道不是没有尽到善意的缘故吗？”乐由天创制，礼由地制定，先创作后制定，这是礼乐的次序。过度制定就会混乱，过度创作就会暴戾，先制定后创作，这是制作的次序。由此看来，明白了天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兴办礼乐并加以制定，如果不是成就大能的圣人，谁能做到呢？明白了天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兴办礼乐，这是圣明君王制作的开始。推行礼乐而天地将因此显明，这是圣明君王制作的成效。所以说：“礼乐的情理，与圣明君王相互防范。”

条理伦常没有祸患，是乐的情理；欣喜欢爱，是乐的功能。

乐有情理，有文采。如果细微的情理和文采显现，达到神妙的境界，就不是意念所能达到、言语所能论述的。如果阐发情理和文采的幽深，使之明白，那就是意念所能达到、言语所能论述的。所以它的文采不息，它的情理没有祸患，都能加以论述。《诗经》说：“于论鼓钟”，难道不是兼有情理和文采的意义而加以论述吗？大概八音和谐，不互相扰乱伦次，论述阴阳而没有散乱紧密的祸患，论述刚柔而没有愤怒恐惧的祸患，各自安守其位而伦次清朗，这不是乐的文采，而是乐的情理罢了。孟子说：“欣欣然都有喜色。”传文说：“欢然有恩德而相爱。”那么欣喜表现在神色上而主导外部，欢爱存在于内心而主导内部，这不是乐的君主，而是乐的功能罢了。没有不是乐的情理的。条理伦常没有祸患，是情理的和谐；穷究根本知道变化，是情理的中和。那么审察一端就足以统领一端，道合乎中就能贯通上下而足以治理万变。这就是乐之所以成为中和的纲纪的原因吧？至于休止的乐没有形体，幽暗昏沉没有声音，对于谈论的人来说叫做茫茫然，这是用来论述情理而不是情理本身。

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

真诚不通过礼就不能彰显，虚伪不通过礼就不能去除。真诚彰显就中正，虚伪去除就无邪。中正无邪，就摒弃邪曲增加美好的本质了。这难道不是礼的本质吗？礼不仅有本质，大概也有根本。礼的根本在于太一，完成于太素。那么太一是根本的开始，太素是本质的开始。《礼运》说五行、四时、十二月互相作为根本，接着五味、六和、十二食互相作为本质。圣人制定法则，一定以天地为根本，接着以五行作为本质。古语说：“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传文说：“性是生命的本质。”这是根本先于根而存在于道，本质先于干而存在于性。忠诚就不欺骗道，而成为德的正直；诚信就不怀疑道，而成为德的坚固。这是礼在道中的体现，所以称为根本。行为有所修养而不废弃，未必不回顾；言语有所说道而由此实行，未必不回顾行为。这是礼在性中的体现，所以称为本质。根本固然不止于忠信，所以孔子所说的节俭哀戚，左氏所说的孝，也称为根本。本质固然不止于言行，所以它的德中正，它的行为无邪，也称为本质。大概节俭哀戚不是礼的中正，孝不是

译礼的末节，所以与忠信同为礼的根本。乾卦九三爻，刚健重叠且不居中，却能顺应时势而行。以忠信来增进德行，以修辞立诚来安守事业，这关于礼的根本，可以说已经体现了。言语符合《法言》，得其端正；行为符合德行，得其适中。因此中正无邪，与行为、修养、言论同为礼的本质。乾卦九二爻，具备龙的德行且处于正中，又能抑制邪恶、保持真诚，言行谨慎守信而不夸耀，这关于礼的本质，可以说已经体现了。如果以行为、修养、言论作为礼的本质，那么将修身和践行诺言作为礼的文饰是可以的；如果以忠信作为礼的根本，却以义理作为礼的文饰，那就不行了。如今，义产生于道德，理产生于性命，这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也是圣人最先获得的。如果把这些作为礼的文饰，恐怕不是圣人的言论，难道是汉代儒者附会增益的妄说吗？

译乐书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十三

宋 陈旸 撰

礼记训义

乐记

庄重、恭敬、谦恭、顺从，是礼的规范。

坤，就是地。以敬为德，以顺为道。所以说“敬能端正内心”，这就体现了庄重；说“坤道在于顺从”，这就体现了谦恭。外表哪怕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之心就会侵入。如果用庄重来面对，就会恭敬。这是外表庄重则内心恭敬。容貌称为恭，恭接近于礼，而礼又极尽顺从。这是外表谦恭则内心顺从。礼依据地的特性来制定，外表庄重谦恭，内心恭敬顺从，那么根据事物来裁断罢了。有不称之为规范的吗？《易经》说：“巽德的规范。”《表记》说：“义，是天下的规范。”大概巽不专主一个方面，而是顺应事物罢了；义不专守旧有的常规，而是适宜罢了。礼根据事物来节制文饰以顺应适宜，这与上述道理有什么不同呢？礼的规范，先有庄重恭敬，后有谦恭顺从。礼的教化，先有谦恭节俭，后有庄重恭敬。为什么呢？回答说：要求严格称为恭，防范邪恶称为敬。在教化上，防范邪恶晚于要求严格；在规范上，德性先于道义。所以它们有所不同。谈到乐，先有情志，后有官能；谈到礼，先有质朴，后有规范。大概官能是探求末节的，情志是探求根本的。乐的情志容易流荡，如果没有官能来主导，或许会忘记根本。这就是官能之所以在情志之后的原因。礼的质朴只是朴素罢了，如果没有规范来裁断，或许在华丽藻饰上有所不足。这就是规范之所以在质朴之后的原因。

至于礼乐施加于金石乐器，超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侍奉山川鬼神，这就是与百姓共同的地方。

同样是乐。施加于金石，是乐的器具；超越于声音，是乐的表象。同样是礼。用于宗庙社稷，是内部祭祀的礼；侍奉山川鬼神，是外部祭祀的礼。《礼运》说：“礼的初始源于饮食，那烤熟的黍米、劈开的猪肉，挖土为尊、用手捧饮，用草束为槌、以土为鼓，仍然可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由此看来，金石声音虽然主要属于乐，但礼也在其中了。《周官》大司乐分别音乐并排列次序，于是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于是演奏大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于是演奏姑洗，歌唱南吕，舞蹈大防，用来祭祀四望；于是演奏蕤宾，歌唱函钟，舞蹈大夏，用来祭祀山川；于是演奏夷则，歌唱小吕，舞蹈大濩，用来享祭先妣；于是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舞蹈大武，用来享祭先祖。这六种乐，都用五声来文饰，用八音来传播。这就是乐施加于宗庙社稷、山川鬼神的情况。在器具上举出金石，那么丝竹之类就都包括在内了；在表象上举出声音，那么歌舞之类就都包括在内了。《大宗伯》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天神、地祇、人鬼的礼仪，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祀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貍沈祭祀山林川泽，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用肆献、裸、馈食、祠、禴、尝、蒸，来享祭先王。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在四郊划定五帝的祭坛，四望四类也如此，山川、丘陵、坟衍各自根据方位划定祭坛。这就是礼施加于宗庙社稷、山川鬼神的情况。凡是祭祀，以天地宗庙为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为次，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山川、百物为小。在大祭祀中举出宗庙，那么天神地祇之类就都包括在内了；在小祭祀中举出山川鬼神，那么风雨百物之类就都包括在内了。《尚书》说：“禋祀六宗，类祭上帝，就是用于宗庙社稷；望祭山川，就是侍奉山川；遍祭群神，就是侍奉鬼神。”神没有固定的方位，在天称为天神，在人称为乃圣乃神，在鬼凡称为鬼神，都是如此。那么所谓山川鬼神，大概是指那些山林川谷、丘陵能生出云气、形成风雨、显现怪物的地方吧？《礼器》说：“政事必定以天为本，通过阴阳交感来降下天命，天命降于社称为殽，降于祖庙称为仁义，降于山川称为兴作，降于五祀称为制度。”又说：“礼施行于郊外，百神就接受职分；礼施行于社，百货就能极尽；礼施行于祖庙，孝慈就服从；礼施行于五祀，法则就端正。大概礼乐用于宗庙，就体现仁义而孝慈服从；用于社稷，就体现殽地而百货极尽；侍奉山川鬼神，就体现兴作制度而百事端正。所有这些，无非是寄托于政治而与百姓共同的地方。论说伦理没有祸患，达到庄重、恭敬、谦恭、顺从，这是礼乐的根本，是先王与百姓不同的地方。等到施加于金石，超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侍奉山川鬼神，这是礼乐的功用，是先王与百姓相同的地方。不把不同的地方给予百姓，不把相同的地方留给自己，这就叫做议道从自己出发，制定法律为了百姓。那么记载礼的先宗庙后社稷，周官先社稷后宗庙，为什么呢？回答说：社是五土之神，是生物的主宰；稷是五谷之神，是养人的根本；宗庙是祖妣居住的地方，是族类的根本。周官先社稷后宗庙，是按照左右位置来排列次序；记载礼的先宗庙后社稷，是按照根本仁义来排列次序。在宗庙社稷上谈“用”，以显示“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