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十九
也。则乐固不足，既徳之实，特徳之华而已。以徳为性之端，则道其性之本欤？以乐为徳之华，则徳其乐之实欤？先王作乐以崇德奏之于诗为徳言，咏之于歌为徳音，形之于舞为徳容。故尧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岂皆足以既徳之实邪？不过形容其英华而已。由是观之，明君务以徳称乐，而日趋于治，其本先立矣；暴君务以乐荡徳，而日趋于乱，其本先亡矣。徳本也，乐末也。知所本末，可与论乐矣。乐为徳之华，其不可去如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聋。《庄子》亦曰：擢乱六律，铄絶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非老庄与圣人异意也，方其救末以复本，其言不得不尔。夏以荣华为功，秋以毁折反根，其意亦何异此？莫非华也。礼为道之华，乐为徳之华。
译也。那么音乐固然不足以体现德的实质，它只是德的光华罢了。如果把德看作性的开端，那么道就是性的根本吗？如果把乐看作德的光华，那么德就是乐的实质吗？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在诗中演奏它，作为德的言辞；在歌中咏唱它，作为德的声音；在舞中表现它，作为德的仪容。因此，尧的《大章》、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濩》，难道都足以完全体现德的实质吗？不过是形容其英华罢了。由此看来，贤明的君主致力于以德来称颂音乐，从而一天天趋向治理，其根本已经先确立；暴虐的君主致力于用音乐来荡涤德行，从而一天天趋向混乱，其根本已经先丧失。德是根本，乐是末节。知道根本和末节的区别，就可以和他谈论音乐了。乐作为德的光华，其不可去除的原因就在于此。《老子》说：五音使人耳聋。《庄子》也说：扰乱六律，毁弃竽瑟，堵塞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开始保全他们的本性。这并不是老子和庄子与圣人的意思不同，而是他们正致力于救治末节以恢复根本，其言论不得不如此。夏天以繁荣茂盛为功，秋天以凋零折损回归根本，其用意又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不是光华的。礼是道的光华，乐是德的光华。
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乐出于虚，寓于实。出于虚则八音防于道，寓于实则八音丽于器。器具而天地万物之声可得而考焉。故凡物之盈于天地之间，若坚，若脆，若劲，若韧，若实，若虚，若沉，若浮，皆得效其响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阕之乐，少昊氏效八风之调，而八音固已大备。后世虽有作者，皆不能易兹八物矣。金声舂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于钟。石声温润，立冬之音也，而莫尚于磬。丝声纎防，夏至之音也，而莫尚于琴瑟。竹声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于管籥。匏声崇聚，立春之音也，而笙竽系焉。土声函胡，立秋之音也，而壎缶繋焉。革声隆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系焉。木声无余，立夏之音也，而柷敔系焉。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轻，丝失之细，竹失之髙，匏失之长，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夺伦，然后其乐和而无失也。记论八音多矣，举其始言之，不过曰施之金石。要其终言之，不过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终言之，则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乃若论其详，舎《周官》太师之职，何以哉？盖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大不逾宫，细不逾羽，细大之中则角而已。莫重于金，故尚羽；莫轻于瓦丝，故尚宫。轻于金，重于瓦丝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细大之从也，故尚议。革木非有清浊之变也，故一声。然金石则土类西凝之方也，故与土同位于西。匏竹则木类东生之方也，故与木同位于东。丝成于夏，故琴瑟在南。革成于冬，故鼗鼓在北。大师之序八音，以金石土为先，革丝次之，木匏竹为后者。盖西者以秋时言之声之方也，虚者乐所自出，声之本也。故音始于西而成于东。于西则金石先于土者，以隂逆推其所始故也。于东则匏竹后于木者，以阳顺序其所生故也。革丝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后丝者，岂亦先虚之意欤？此言乐之器，荀卿言所以道徳者，徳待器而后达，故也。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也者，言之合于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诗之所言，在志，不在声。怒则争鬬，喜则咏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声形焉者也。故歌之所咏，在声，不在志。哀则辟踊，乐则舞蹈。舞也者，蹈厉有节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动，非志也，非声也，一于容而已矣。以诗序求之，诗者，志之所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咏其声也，歌咏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动其容也。盖诗为乐之章，必待歌之抗坠端折，然后其声足以合奏；歌为乐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诎信，然后其容足以中节。歌登于堂而合奏，舞降于庭而中节，则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岂有不神？其神岂有不尽邪？《记》曰：「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均是歌也，或长其言，或咏其声，以言心声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乐以无所因为上有所待为下故也。古之教六诗者，以六徳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以六徳为本，故自乐器推而上之，及于徳者，性之端；乐者，徳之华也。以六律为音，故自乐器推而下之，及于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也。由是观之，圣人非恶歌也，恶其酣尔；非恶舞也，恶其屡尔。故酣歌恒舞，《商书》儆之；屡舞跹跹，《周诗》刺之。然则《书》美舜乐则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不及舞。」《大司乐》序周乐则奏律歌吕而舞六乐者，岂非帝者徳全而乐简，王者业大而乐备故邪？▯雄曰：「周之礼乐，庶事之备，信乎。」
【原阙】
也类皆执羽，大濩而下，武舞也类皆执干。则大舞必用小舞之仪，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诛揖逊之义，尽于此矣。非穷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则太司乐，祀天神，祭地示，有歌致天神地示，则无歌。小师，大祭祀，大飨，登歌；小祭祀，小乐事，则不登歌。何也？曰：致天神地示无歌，犹大神之不祼也；
译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器具。
音乐发源于虚，寄托于实。发源于虚，则八音符合于道；寄托于实，则八音依附于器具。器具完备，那么天地万物的声音就可以考察了。所以凡是充盈在天地之间的物体，无论是坚硬的、脆弱的、强劲的、柔韧的、充实的、空虚的、沉静的、漂浮的，都能发出它们的声响。所以八种物体各自发出声音而和谐统一。自从葛天氏创作八阕之乐，少昊氏效法八风的调式，八音就已经非常完备了。后世虽然有创作音乐的人，都不能改变这八种物体了。
金的声音洪亮，是秋分的音律，其中没有比钟更尊贵的；石的声音温润，是立冬的音律，其中没有比磬更尊贵的；丝的声音纤细，是夏至的音律，其中没有比琴瑟更尊贵的；竹的声音清越，是春分的音律，其中没有比管籥更尊贵的；匏的声音聚集，是立春的音律，笙竽属于这一类；土的声音含混，是立秋的音律，埙缶属于这一类；革的声音宏大，是冬至的音律，鼗鼓属于这一类；木的声音没有余音，是立夏的音律，柷敔属于这一类。
然而金多失之于沉重，石多失之于轻浮，丝失之于细微，竹失之于高亢，匏失之于悠长，土失之于低沉，革失之于洪大，木失之于短促。总之，这八者不互相侵夺次序，然后音乐才能和谐而没有过失。
《礼记》论述八音很多，从开始来说，不过说施加于金石；从最终来说，不过说匏竹在下；兼从始、中、终来说，就说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器具。至于要详细论述，除了《周官》中太师的职守，还能有什么呢？大概乐器中重的从细，轻的从大，大的不超过宫音，细的不超过羽音，细大之间则是角音。没有比金更重的，所以崇尚羽音；没有比瓦丝更轻的，所以崇尚宫音。比金轻，比瓦丝重的，是石，所以崇尚角音。匏竹没有细大的从属，所以崇尚议（商）。革木没有清浊的变化，所以只有一种声音。
然而金和石属于土类，位于西方凝聚的方向，所以与土同位于西。匏和竹属于木类，位于东方生长的方向，所以与木同位于东。丝在夏天制成，所以琴瑟在南。革在冬天制成，所以鼗鼓在北。太师排列八音，以金、石、土为先，革、丝次之，木、匏、竹为后。大概西方是从秋时来说的声音的方向，虚是音乐所发出的本源，是声音的根本。所以音始于西而成于东。在西边，金和石先于土，是因为用阴逆推其开始的原因。在东边，匏和竹后于木，是因为用阳顺推其生长的原因。革和丝居南北的正位，先革而后丝，大概也是先虚的意思吧？这里说的是音乐的器具，荀子说的是用来引导道德的东西，道德等待器具而后通达，所以如此。
诗，是表达志向的；歌，是咏唱声音的；舞，是表现仪容的。
在心中为志，发出口为诗。诗，是言语符合法度而志向得以达到的。所以诗所表达的，在于志，不在于声。愤怒则争斗，喜悦则咏歌。歌，是志向非常可取而声音形成的。所以歌所咏唱的，在于声，不在于志。悲哀则跳跃顿足，快乐则舞蹈。舞，是蹈厉有节制而仪容形成的。所以舞所表现的，不是志，也不是声，只是仪容而已。
用《诗序》来探求，诗，是志向的情感动于内心而形于言语。诗表达志向，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嗟叹；嗟叹不足以表达，所以长歌。歌咏唱声音，歌咏不足以表达，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舞表现仪容。大概诗是乐的篇章，必须等待歌的起伏转折，然后其声音足以合奏；歌是乐的音律，必须等待舞的周旋屈伸，然后其仪容足以中节。歌登上堂而合奏，舞降到庭而中节，就达到了极致，不能再增加了。它的教化难道有不神奇的吗？它的神奇难道有不竭尽的吗？《礼记》说：“歌的意思，就是拉长言语。”喜欢它，所以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拉长言语。同样是歌，有的拉长言语，有的咏唱声音，因为言语是心声的缘故。歌在先，舞在后，是因为乐以无所因为上，有所待为下的缘故。
古代教导六诗的，以六德为根本，以六律为音律。以六德为根本，所以从乐器推而上之，及于德，德是性的开端；乐是德的华彩。以六律为音律，所以从乐器推而下之，及于歌咏其声，舞动其容。由此看来，圣人不是厌恶歌，是厌恶其酣畅；不是厌恶舞，是厌恶其频繁。所以酣歌恒舞，《尚书》警告它；屡舞跹跹，《诗经》讽刺它。
然而《尚书》赞美舜乐就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不涉及舞。”《大司乐》排列周乐，则奏律歌吕而舞六乐，难道不是帝者德全而乐简，王者业大而乐备的缘故吗？〇雄说：“周的礼乐，庶事完备，确实如此。”
【原阙】
也类皆执羽，大濩而下，武舞也类皆执干。那么大舞必用小舞的仪制，小舞不必用大舞的篇章。征伐诛讨、揖让逊位的义理，都尽在其中了。不是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人，谁能探究它呢？
然而太师祭祀天神、祭地示，有歌致天神地示，则无歌。小师在大祭祀、大飨时，登歌；在小祭祀、小乐事时，则不登歌。为什么呢？回答说：致天神地示无歌，就像大神不祼一样；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治其饰。
容从声生，声从志起，志从心▯是知诗与歌舞合而为乐，皆本于心焉。盖心者，道之主宰，反者，道之动。乐以反为文体，道之动者也。故曰：“乐者，心之动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形于声则有向于器，而非器，犹为之象而已。故曰：“声乐之象也。”青与赤谓之文，五色备谓之采，则文于采为略，采于文为备。止乐谓之节，作乐谓之奏，则奏于乐为始，节于乐为终。要皆非声之质也，声之饰而已。故曰：“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动其本之谓也，施于金石，越于声，音乐其象之谓也。省其文采，广其节奏，治其饰之谓也。君子之于乐，以动其心为本，则乐其象者，干也；治其饰者，末也。以乐其声为象，则动其本者，道也；治其饰者，器也。干则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则非象非器，而象器待之而成。然则君子岂不为道之干邪？乐必先奏而后节，此先节后奏，何也？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礼胜则离，而以进为文，故《曲礼》以毋不敬为先；乐胜则流，而以反为文，故作乐以节先乎奏。”节先乎奏，与《书》“先戛后击”同意。荀卿论礼，亦谓节奏陵而文，然以礼为节，则是以之为奏，则非矣。
乐书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二十
宋 陈▯ 撰
礼记训义
乐记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抜，极幽而不隠，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徳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凡兵以鼓进，以金止。大武之乐，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见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着往，再成而灭商也。复乱以饬归，入而振旅也。奋疾而不拔，太公之志也。极幽而不隠，周召之治也。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志以道宁也。备举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动其容而已。乃若诗，▯乎情，则情见而义立者，武王仗义以平乱也。歌陈乎徳则乐终而徳尊者，武王偃武以修文也。义立则天下归之，以为王；徳尊则天下宗之，以为君。君子履之，莫不恶恶而好善；小人视之，莫不懋功而听过。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由此其本也。然则生民之道，有不以乐为大乎？此六乐所以均谓之大欤？荀卿曰：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则墨子之于道，犹瞽之于白黒，聋之于清浊之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又曰：所以治爱人，礼为大。由此观之，生民之道，岂特乐为大哉？虽礼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欲之谓善，翦商之事非人所欲，故有厌而不乐者矣。然武王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岂私一已之欲为哉？果断济功，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已。若韶则既尽美矣，又尽善也。虽甚盛徳蔑以加于此。孔子闻之于后世，犹足乐而忘味，独乐而不厌，盖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师为然，视学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视学，大昕鼓徴，所以警众也。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别而言之，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别言之，乐由阳来，天道也；礼由隂作，地道也。天覆万物，施其徳以养之，与而不取，故曰乐也者，施也。地载万物，因其材而长之，与而取之，故曰礼也者，报也。《诗》于上帝，祈而不报；于社稷，则报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散天地仁气而之乎施，秋冬敛天地义气而归乎报。施者天下之至徳，报者天下之大利。仁近于乐而主施，义近于礼而主报，亦是意也。虽然，乐以施为主而不遗于报，故以之章徳，又所以反始也。礼以报为主而不遗于施，故礼尚往来而务施报也。故曰礼之报，乐之反
译音乐，是内心的活动；声音，是音乐的表象；文采和节奏，是声音的装饰。君子触动其根本，喜爱其表象，整治其装饰。
仪容由声音产生，声音由意志兴起，意志由内心发出。由此可知，诗歌与歌舞合而成为音乐，都根源于内心。大概内心是道的主体，返归是道的运动。音乐以返归作为文体，是道的运动。所以说：“音乐，是内心的活动。”人心被外物触动而活动，所以表现为声音。表现为声音则趋向于乐器，但并非乐器本身，不过是它的表象罢了。所以说：“声音是音乐的表象。”青色与红色称为文，五色具备称为采，那么文比采简略，采比文完备。停止音乐称为节，演奏音乐称为奏，那么奏是音乐的开始，节是音乐的终结。这些都并非声音的本质，只是声音的装饰罢了。所以说：“文采节奏，是声音的装饰。”君子通过音乐来整治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会自然地产生。这就是触动其根本的意思。施加于金石乐器，越出于声音，喜爱其表象，这就是喜爱其表象的意思。省察其文采，扩大其节奏，这就是整治其装饰的意思。君子对于音乐，以触动内心为根本，那么喜爱其表象就是主干；整治其装饰就是枝末。以喜爱其声音为表象，那么触动其根本就是道；整治其装饰就是器物。主干既非根本也非枝末，但根本和枝末依靠它而确立；道既非表象也非器物，但表象和器物依靠它而成就。那么君子难道不是道的主体吗？音乐必定先演奏而后节制，这里为什么先节制后演奏呢？回答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同一，而礼乐的运用最为急迫。礼过度就会疏离，而以进取为文饰，所以《曲礼》以无不恭敬为先；乐过度就会放纵，而以返归为文饰，所以制作音乐以节制先于演奏。”节制先于演奏，与《尚书》中“先戛后击”的意思相同。荀子论述礼，也说节奏凌驾而成为文饰，但如果把礼当作节制，那么把它当作演奏，就不对了。
乐书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二十
宋 陈〇 撰
礼记训义
乐记
先击鼓以警戒，走三步以显示方位，再次开始以彰显往复，乱舞以整顿归队，奋疾而不拔除，极幽而不隐藏，独自喜爱其志向，不厌恶其道，完备地举其道，不私占其欲望，情感显现而义理确立，音乐终结而德行尊贵，君子因此喜好善行，小人因此改正过错，养育百姓的道理，音乐是最重大的。
凡是军队以鼓声前进，以金声停止。《大武》之乐，先击鼓以警戒，是出兵整治军队的意思。走三步以显示方位，是武王开始向北出兵的意思。再次开始以彰显往复，是再次成功而灭掉商朝的意思。乱舞以整顿归队，是入城振作军队的意思。奋疾而不拔除，是太公的志向。极幽而不隐藏，是周公、召公的治理。独自喜爱其志向，不厌恶其道，是意志以道安宁。完备地举其道，不私占其欲望，是以道制约欲望。凡此又是舞动其仪容罢了。至于诗歌，抒发情感，那么情感显现而义理确立，是武王仗义以平定祸乱。歌唱陈述德行，那么音乐终结而德行尊贵，是武王停止武事以修明文治。义理确立那么天下归附他，以他为王；德行尊贵那么天下尊崇他，以他为君。君子践行它，没有不厌恶恶行而喜好善行的；小人观看它，没有不崇尚功业而改正过错的。移风易俗，天下安宁，由此是其根本。那么养育百姓的道理，有不以音乐为重大的吗？这就是六乐之所以都称为大的原因吧？荀子说：音乐，是治理人的盛大手段。而墨子反对它，那么墨子对于道，就像盲人对于黑白，聋人对于清浊，南辕北辙地寻求一样。这话确实可信。孔子说：百姓赖以生存，礼是最重大的。又说：用来治理和爱护人民，礼是最重大的。由此看来，养育百姓的道理，难道只有音乐是重大的吗？礼也是如此。所以说：先王的道理，礼乐可以说是盛大的了。孔子说：《武》乐尽善尽美，但未尽善。可满足欲望的称为善，剪除商朝的事不是人们所想要的，所以有厌恶而不快乐的人。然而武王独自喜爱其志向，不厌恶其道，难道是私占一己之欲吗？果断成就功业，以天下之心为心罢了。至于《韶》乐，既尽美又尽善。虽然德行非常盛大，也没有能超过它的。孔子在后世听到它，还足以快乐而忘记味道，独自快乐而不厌倦，大概有不足言说的地方了。况且先击鼓以警戒，不仅行军如此，视察学校也是如此。所以《文王世子》说：天子视察学校，清晨击鼓召集，用来警戒众人。
音乐是施予，礼是回报。
音乐由天创造，礼由地制定。分别来说，音乐是天地的和谐，礼是天地的秩序。合起来说，从分别的角度来说，音乐由阳气而来，是天道；礼由阴气而作，是地道。天覆盖万物，施予其德行以养育它们，给予而不索取，所以说音乐是施予。地承载万物，根据其材质而生长它们，给予而索取，所以说礼是回报。《诗经》对于上帝，祈求而不回报；对于社稷，则回报而已，也是这个意思。从合起来的角度来说，春夏散发天地的仁气而趋向于施予，秋冬收敛天地的义气而归于回报。施予是天下的最高德行，回报是天下的最大利益。仁接近音乐而主施予，义接近礼而主回报，也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音乐以施予为主而不遗漏回报，所以用它来彰显德行，又用来返归本源。礼以回报为主而不遗漏施予，所以礼崇尚往来而致力于施予和回报。所以说礼的回报，音乐的返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