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一百十四

译簴，总共三十六架。在四个角落竖立鼓，元防作为备用。起初，宋、齐两朝用太蔟代替夹钟，在东厢面向西；用姑洗代替南吕，在西厢面向东，这难道不是失误吗？

译后魏乐悬

后魏下诏让刘芳重新制作钟磬等金石乐器，又下诏让祖莹加以整理。太乐令张干龟对祖莹说：“刘芳所造的六种乐悬规格，郊祀、宗庙都使用。北面的箱架本应是黄钟均，实际上却是夷则调。其余三个箱架宫商不和谐，共用一支笛子。另外还有姑洗、太蔟两种规格在使用。”后来后宫检验其声音，发现确实又是夷则调。钟磬的悬挂各为十四架，祖莹又改为十六架。后来元孚又询问张干龟等人，先前设置宫悬四箱，笋簴十六架，又有仪钟十四架。乐悬架子最初不敲击，元孚才开始依据律吕寻求声音，依照十二个月设置乐悬，防止旋转互为宫调的意义，又得到律吕相生的体制，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然而乐悬十二架，对应十二个月的中气，这是古制的规定。四箱十六架，是使用四清律的过错。仪钟十四架，是使用正倍七音的过错。

后周乐悬

后周长孙绍远认为乐以八为基数，当时裴正上书，认为大舜想要听到七始，周武王于是创立七音，特意以林钟作为黄钟来作为正调的首位，下诏让裴正与长孙绍远详细商议，于是确定以八为基数。后来武帝读史书，看到武王攻克商朝而作七始，又想废除八音，悬挂七音，并除去黄钟正宫，使用林钟作为调首。长孙绍远又上奏说：“天子悬挂八音，始于先民，详细考察经义，又没有废除八音的典制。况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现在想要废除它，未见其可行。”后来武帝最终废除了七音，恰逢长孙绍远患病，担心有关部门匆忙减损乐器，于是与乐部齐植说：“总之，废除八音悬挂七音是不对的，废除七音悬挂八音也是不对的。权衡于经典，只有悬挂十二音才符合古制。”

隋乐悬

隋初宫悬四面，每面各有二架，总共十二镈，为二十架，各有一名乐工，建鼓四名乐工，歌、琴、瑟、箫、筑、筝、搊筝、卧箜篌、小琵琶，每面各十人，在编磬下方；笙、竽、长笛、横笛、箫、筚篥、篪、埙，每面各八人，在编钟下方，舞蹈各八佾。宫悬的笋簴，金属部分用五博山装饰，以流苏和植羽点缀，那些应该上漆的乐器，祭祀天地之神的都漆成红色，宗庙殿庭加五色漆，画天神乐悬内加雷鼓，地祇加灵鼓，宗庙加路鼓，殿庭不加鼓。乐悬乐工都戴平巾帻，穿朱色连裳。后来牛洪等人重新制定其制度，沿袭后周旧例，使用七正七倍，合计为十四。长孙绍远援引《国语》《书传》中七律七始的说法，都是依据一种说法。梁武帝加上浊倍三七，而合为一架。后魏公孙崇设置钟磬正倍参悬，牛洪等人都认为不对，而依据《周官》中悬挂钟磬堵肆，编悬二八的文字，并引用《乐纬》中宫为君，商为臣，君臣都尊贵，各置一副的说法，所以增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参考《仪礼》及《大传》中宫架陈布的方法：北方南面，应钟起于西，磬次之，黄钟次之，林钟次之，大吕次之，都向东陈列，一座建鼓在其东，东方西向。太蔟起于北，磬次之，夹钟次之，钟次姑洗次之，都向南陈列，一座建鼓在其东南，鼓南方北向。中吕起于东，钟次之，蕤宾次之，磬次之，林钟次之，都向西陈列，一座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东向。夷则起于南，钟次之，南吕次之，磬次之，无射次之，都向北陈列，一座建鼓在其北，西鼓。如果是大射礼则撤去北面而增加钲鼓。祭天用雷鼓，祭地用灵鼓，宗庙用路鼓，各有鞉鼓。《仪礼》宫架四面，设置镈钟十二架，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设钟，乙丁辛癸之位陈磬，共二十架。宗庙殿庭、郊丘及社稷使用它，在四隅种植建鼓，以象征二十四节气，依月为均，四箱同作，取《诗》毛公传“四架皆同”的意义。每镈钟建鼓别有一名乐工，钟磬架别有一名乐工，歌工二名，执节工一名，每磬架琴瑟筝筑别有一名乐工，每钟架竽笙箫笛埙篪别有一名乐工，乐悬内柷在东，敔在西，别有一名乐工。高祖时宫架乐器只有一部，殿庭使用它，平定陈国后又获得二部，宗庙郊丘分用它们，至此都收藏于乐府，重新制造三部五部二十架。乐工一百四十三名，宗庙二十架，乐工一百五十名，飨宴二十架，乐工一百七名，舞工各二等，共一百三十二名。只罢免了搊筝、卧箜篌、小琵琶、横笛、筚篥五种乐器，然而筝、筑尚存，也未完全符合《周官》的制度吧？

唐乐悬

唐制天子宫悬，皇太子轩架、宫架之乐，镈钟、编磬、编钟各十二，合计三十六架，宗庙殿庭使用它。减少十二架，郊丘社稷使用它。陈布都沿袭隋制。设置巢笙、笛、防篪、埙，系于编钟之下；偶歌琴、瑟、筑，系于编磬之下。殿庭在建鼓之外增加鼓吹十二案，羽葆鼓、大鼓、金錞，歌箫、笳置于其上。轩架之乐，去掉南面共九架，设于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也如此。其余如同宫架。凡是宫架、轩架演奏文武之舞，作为众乐的仪容。宫架之舞八佾，轩架之舞六佾。凡是笋簴用崇牙、流苏、植羽装饰；装饰笋簴以飞龙，

译用飞廉装饰钟磬的底座；钟的悬架用猛兽造型，磬的悬架用猛禽造型。宫架每一格放置五件金类乐器和博山炉，轩架放置三件金类乐器和博山炉。鼓的承托用华丽的底座，上面覆盖华丽的伞盖。起初，高宗建成蓬莱宫，增加了七十二架乐器，作为充庭之舞的伴奏。武后将其裁减。凡是乐器的装饰，祭天祭地崇尚红色，宗庙殿庭崇尚彩色，东宫崇尚红色。凡是中宫（皇后）的乐舞，就用大磬代替钟鼓。凡是磬，祭天祭地之神用石磬，宗庙殿庭用玉磬。天地庙社所加的鼓依照隋朝的制度。凡是举行大祭祀，就在庭院中设置十部伎乐，以容纳华夏与夷狄。每次先奏乐三天，太乐令在庭院中宿设乐器架。当天率领乐工进入次舍，协律郎举起指挥旗，音乐开始；放下指挥旗，音乐停止。文舞退下，武舞进入，成为常制。天宝之乱，肃宗收复两京，自至德年间以来，只有元旦在含元殿接受朝贺时设置宫架，其余郊庙大祭，只有登歌，没有坛下和庭院中的乐舞了。僖宗广明年之后，金奏几乎失传，而搜罗募集乐器架几乎没有什么存留。昭宗将要拜谒郊庙，有关部门请求制造乐器架。于是宰相张濬担任修奉器架使，召集太常寺所有乐工，询问却得不到制作的方法。博士商盈孙熟悉旧制，通过计算取法，根据镈钟的轻重高低，重新确定编钟以相互参校校正。黄钟长九寸五分，倍应钟长三寸三分半，共分为四十八等，绘制图样上报。于是诏令金工依法铸造，得到二百四十枚。张濬先前让处士萧承训、梨园乐工陈言校定石磬。至此合奏，音韵和谐。当时营建修复太庙，庭院简陋狭小，张濬因此建议说：“旧制太庙、含元殿设置三十六格乐器架，南北郊、社稷、太清宫及其他殿宇使用二十格。战乱以来，雅乐沦丧缺失，请求沿用周汉旧例设置乐架。”二十（此处疑为“二十”或“诏”之误，结合语境应为皇帝下诏）下诏认为可行，也是姑且顺应时宜。唐代的乐器架，虽然稍微废止了隋朝的奢侈冗长，但自皇太子以下，都没有乐器架的制度，尊卑没有区别，不符合先王的旧制。

译后周乐悬

周世宗下诏命王朴详细校正雅乐。王朴认为，如今架在乐架上的钟磬，都是唐代商盈孙所确定的。虽然有着制作乐器的名义，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实际效果。至于十二枚镈钟，不考察宫商音律，只是循环敲击罢了。钟磬仅仅是挂在架子上而已。王朴于是制作标准来求取音律，以完备乐器。张昭等人商议，认为王朴的新法可以学习并推行。不久，王朴去世。第二年，周朝禅让帝位，所以制度、器物、服饰粗略而未完善。这难道不可惜吗！

圣朝乐悬

圣朝建隆初年，修复了四架乐器、两种舞蹈、十二案乐器的制度，其位置陈列布置，大多沿袭唐代的旧制。然而承继战乱之后，制度草创，所以在殿庭设置乐架二十格。乾德年间，秘书监尹洙建议，应当增加三十六个乐架。唐代设置的乐工人数很多，现在则最少，应当补充其数量，使没有缺漏即可。于是下诏确定乐架乐工一百四十人，登歌乐工二十五人，乐架三十六个。旧制在编钟之下，排列笙、竽、笛、篪、埙的乐工；在编磬之下，排列偶歌、琴、瑟、筝、筑的乐工。后来全部召集乐工，重新排列在乐架之中。歌唱者最在前面，而用九弦琴、五弦琴、筝、瑟、筑分别排列在歌唱乐工的左右。又有篪、埙、笛、箫、巢、竽的乐工十六人，排在歌唱者之后。真宗在昭应宫、景灵宫祭祀谒见，都使用完备的乐队。景灵宫庭院中，只设置二十格乐架。唐代制度，大、中、小祭祀使用音乐，都用宫架、轩架。即使是有司代理祭祀，也是如此。到了圣朝，只有祭祀天地、感帝、宗庙时使用音乐，天子亲自举行，宫架、登歌都具备。有司代理只演奏登歌。起初，太祖即位，一并遵循唐代礼仪，郊祀音乐设置二十个乐架。开宝年间，祭祀南郊，有司设置增加三十六格。到了太宗时，有司认为这是错误，想恢复旧礼，下诏不允许，于是便成为常制。真宗景德年间，才下诏大祭祀全部使用音乐。仁宗又下诏祭祀文宣王、武成王以及祭祀先农可以使用音乐。这时朝廷留意制作，敕令李照等人改铸钟镈，权且减少钟磬架十六个的数量，使用十二个以应合月律。先前乐架角落设置建鼓但不敲击，另外在架内设置散鼓代替。乾德年间，尹洙奏请去掉散鼓，但乐工积习难改，于是不能停止。又祭祀天地、宗庙虽然设置雷鼓、灵鼓、路鼓，敲击不能发声，又没有三鼗。至于簨簴的刻画也多失传，有的钟架上装饰猛禽，有的磬座背负猛兽，有的鼓上栖息木凤，有的用山花作为植羽。到这时全部下诏有司革正其错误，重新制造建鼓、鞞应十二个，依照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李照又请求另外制作晋鼓作为音乐节拍。按照乾德诏书去掉散鼓不使用，重新制造三鼗。祭祀天用雷鼓八面，每面各一个乐工，前面一个乐工左手摇鼗，右手击鼓，其余七个乐工都跟随敲击。灵鼓、路鼓也是如此。又增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五器于乐架。不久，李照所建议的都废止了，真可令人叹息啊。然而古代的乐架只有十二个特钟，十二个编钟，十二个特磬，十二个编磬，十二个合共四十八个乐架，称为宫架。现在使用三十六个乐架，恐怕不符合先王的制度吧。如果真能下诏有司，去掉筝筑之类的乐器，削减二变四清的音声，而讲求先王乐架的制度，也差不多可以复古了。

乐书卷一百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一百十五

宋 陈旸 撰

乐图论

雅部

八音【土之属】

土鼓 瓦鼓 古缶

古埙 大埙 小埙

雅埙 颂埙

《礼运》说：礼的初始源于饮食，那烤熟的黍米和剖开的猪肉，挖土为尊而用手捧饮，用草束为桴而击土鼓，仍然可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明堂位》说：土鼓草桴，是伊耆氏的音乐。大概音乐以中声为根本，土在方位上为【原缺】，在气上为冲气，那么就用土做鼓，用草束做桴，用来传达中声。伊耆氏的音乐，所崇尚的是土鼓，那么中声就产生；所敲击的是草桴，那么中声就发出。礼的初始源于烤黍剖豚，作为食物；挖尊捧饮，作为饮料。那么草桴土鼓，难道不是音乐的初始吗？《周官》籥章：凡是中春迎暑，中秋迎寒，向田祖祈求丰收，祭祀蜡神以安息老物，一概只击打土鼓，有报本反始的意义。这难道是为了声音容貌节奏的末节吗？这就是为什么仍然可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然而土鼓的制作，是挖土而成，所以《礼运》所说的土鼓，在于未【缺】土之前，与壶涿氏炮土制成的鼓不同。杜子春认为用瓦做皋陶，用皮革做鼓面，是不符合《礼运》的过错。《礼记》说：伊耆氏开始举行蜡祭，《周礼》伊耆氏掌管王的杖，都因为老人等待拐杖然后安定，如同老物【缺】蜡祭然后安息。由此推论，伊耆氏大概对老年人有功，并非【缺】王者的称号。所以后世以其官职为姓，周人又以其姓名将其排列在衔枚氏、壶涿氏之列。先儒认为是古代王者，难道是这样吗？

土音缶，是立秋的音。古代盎叫做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