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九十二
，以补民之不足。夫然，孰谓不可比先王之观邪？景公三问政于师旷，师旷对之，必恵民而已。景公于是▯仓廪以赋众贫，散府财以赐孤寡，仓无陈粟，府无余财，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则晏子一言而利溥如此，则君臣相悦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师作征角招之乐也。刘向《乐书》别录有《招》本之名，岂原诸此？盖征为事，角为民，君臣之相悦，作乐以象成。夫岂以独乐为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穷而已。则始兴▯者，行政事也；补不足者，恤民穷也。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风，其要在阜民财。而乐以韶名之，征角为之招，岂效此耶？师旷为晋平公奏清角、清征，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穷如此，非健且巽而何？自迹观之，畜君固不能无尤；自心观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复，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鬻拳兵谏为爱君失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成得志于民。虽区区导之以振穷恤孤，亦奚补治乱之数哉？此子夏所以深咎之也。且晏子之功，孟子所不为，今称其言若是何也？晏子以其君显，其功虽不足为，而其言在所可取，亦圣人所不弃也。故周任之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阳虎之言，孟子取之以对滕，其可以人废言乎？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防，自文之五声言之。言征招、角招，则宫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征角，岂举中见上下之意邪？然齐有招乐，非特陈公子完奔齐而鲁太师摰亦适齐故也。
译（此举）是为了弥补百姓的不足。既然这样，谁说它不能与先王的观览相提并论呢？齐景公三次向师旷询问政事，师旷的回答，必定是惠爱百姓罢了。齐景公于是打开粮仓来赈济众多贫民，散发府库的财物来赏赐孤儿寡妇，粮仓里没有陈旧的粮食，府库里没有剩余的财物，这也是晏子用来约束君主的意思。既然晏子一句话就能带来如此广大的利益，那么君臣互相喜悦而志向得以实行了。这就是召请太师创作征调、角调之乐的缘故。刘向《乐书》别录中有《招》篇的名称，难道原本就源于此吗？大概征调代表政事，角调代表百姓，君臣互相喜悦，创作音乐来象征成就。难道是为了独自享乐吗？凡是用来推行政事，体恤百姓的困穷罢了。那么开始兴起征调的，是推行政事；弥补不足的，是体恤百姓的困穷。舜作歌来告诫天命，其关键在于安定各项事务；制作琴来歌颂南风，其关键在于增加百姓的财富。而音乐以韶命名，征调、角调作为招乐，难道不是效法这个吗？师旷为晋平公演奏清角、清征，也是这个意思。晏子约束君主，能让他推行政事、体恤百姓的困穷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刚健而又顺从而是什么？从行为迹象来看，约束君主固然不能没有过失；从内心动机来看，约束君主正是为了爱护他，有什么过失呢？这就是《小畜》卦初爻之所以说“复自道，何其咎”的原因。左丘明认为鬻拳以兵谏是爱护君主却失于正道，这是错误的。然而齐景公不懂得运用权势，晏子不懂得消除祸患，最终使得田成子在百姓中得逞。虽然只是小小地引导他赈济穷困、体恤孤儿，对于治理与动乱的命运又有什么补益呢？这就是子夏深深责备他的原因。况且晏子的功劳，是孟子所不屑做的，现在称赞他的话像这样，为什么呢？晏子因为他的君主而显达，他的功劳虽然不足以效法，但他的言论是可以采纳的，这也是圣人所不抛弃的。所以周任的话，孔子采纳它来告诉求；阳虎的话，孟子采纳它来回答滕文公，难道可以因为人而废弃他的话吗？难道都不是招乐吗？有的写作韶，是从传播于八音的角度来说的；有的写作防，是从文饰五声的角度来说的。说到征招、角招，那么宫、商、羽的招乐也就可知了。只特别提到征角，难道是举出中间以见上下之意吗？然而齐国有招乐，不只是因为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而且鲁国的太师摰也到了齐国的缘故。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徳。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礼者，政之体，制于治定之时；乐者，徳之华，作于功成之后。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徳之所由致。昔之圣人，有能为礼乐之道，无欲为礼乐之心。故造事而达者，推至▯之情而有所作；造事而穷者，因至粗之文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于礼执之而已，非有所制也；于乐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盖礼自外成，孔子执之而正，人以为政；乐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己以为徳。以迹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礼，而莫备于乡党；行而乐之者皆乐，而莫显于陈蔡。以乡党之礼施于有政，以陈蔡之乐形容其徳。彼见见闻闻者，恶有不知之邪？」子贡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礼乐，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尽而不可变。故虽歴百世，更百王，其能违而弗从乎？盖孔子圣之时，道之管也，礼乐之统归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功业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备，虽尧舜犹可以贤之，况其下者乎？后乎以礼乐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虽百世之王莫之能违，况去之未逺者乎？窃稽子贡之知孔子，对太宰嚭之问，则譬之太山而不知所以为崇；对赵简子之问，则譬之江河而不知所以为量。或比宫墙之峻而不可入，或并日月之明而不可毁。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髙，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岂特礼乐哉？然孟子语其所知止是者，姑道可以法后世者尔。虽然，见礼主于知政，未始不知徳；▯雄曰：「人而无礼焉，以为徳是也。」闻乐主于知徳，未始不知政；《乐记》曰：「审乐以知政是也。」
乐书卷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九十三
宋 陈▯ 撰
孟子训义
离娄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圣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器之体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创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离娄之明，能察秋毫于百歩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输子之巧，能得意于运斤成风之妙，工之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创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废规矩而成方圆。是规矩非出于方圆，而方圆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气数而以声通之，谓之律；声之曲折而成方，杂比而成文，谓之音。圣人推日以配音，而以情质；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聼至聪不足以逹之。师旷之聪，能合乎八风之调，聼之至聪者也。以至聪之耳聼乐，不能废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于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盖方圆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于天性之聪明，成于人为之法度。然则尧舜虽有亶聪明作元后之道，茍不资法度之粗以为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当其分而不乱哉？「▯曰：「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亦是意也。今夫始万物者道也，非仁政不行；继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尧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则所谓道者，乃所以在之也。《尧典》所言皆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之。在之本也，治之末也。尧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为终始而已。人君有仁声仁闻，犹离娄之有明，公输子之有巧，师旷之有聪也。有仁政，犹离娄、公输子之以规矩，师旷之以六律也。根诸中有不▯之仁心，形诸外有足聼之仁闻固冝近有以泽天下，逺有以法后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尔。有仁心仁闻而不遵先王之法，谓之徒善；有先王之法而无仁心仁闻，谓之徒法。齐王恩足及禽兽，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无益于政，徒善不足以为政
译子贡说：“见到他的礼制，就能了解他的政事；听到他的音乐，就能了解他的德行。即使是在百代之后，衡量百代的君王，也没有谁能违背这一准则。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礼是政事的体现，制定于天下大治安定之时；乐是德行的光华，产生于功业完成之后。治理是政事得以成就的途径；功业是德行得以实现的凭借。古代的圣人，有能够推行礼乐之道的人，却没有想要创制礼乐之心。所以，遇到事情而通达的人，推究至纯至精的情理而有所创制；遇到事情而困穷的人，依据至粗至浅的文辞而有所记述。孔子是记述而不创制的人，所以对于礼只是遵循它罢了，并没有加以创制；对于乐只是校正它罢了，并没有加以创作。大概礼是从外部形成的，孔子遵循它并使之端正，人们把它作为政事；乐是从内心发出的，孔子校正它并使之完善，自己把它作为德行。从事迹来考察，孔子言语并践行的都是礼，而在《乡党》篇中最为完备；行为并乐于其中的都是乐，而在陈蔡之困中最为显著。把《乡党》中的礼施用于政事，用陈蔡时的乐来表现他的德行。那些看见礼制、听到音乐的人，哪有不知道孔子德行的呢？”子贡对孔子的了解，就是这样罢了。然而孔子的礼乐，其道理一旦确立就不可改变，其情理一旦穷尽就不可变动。所以即使经历百代，更换百位君王，谁能违背而不遵从呢？因为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是道的枢纽，礼乐的统绪都归于此了。百代君王的法则，都统一于此了。在此之前，凭借功业而创制礼乐的人，不如孔子那样完备，即使是尧舜还可以称他为贤人，何况其他的人呢？在此之后，凭借礼乐来治理天下的人，不如孔子那样集大成，即使是百代的君王也没有谁能违背，何况距离孔子时代不远的人呢？我考察子贡对孔子的了解，回答太宰嚭的提问时，就把孔子比作泰山，却不知泰山为何如此崇高；回答赵简子的提问时，就把孔子比作江河，却不知江河为何如此浩瀚。有时把孔子的学问比作高峻的宫墙而不可进入，有时把孔子的光辉比作日月而不可损毁。就其深邃而言，足以与大海相配；就其高峻而言，足以与上天相配。他了解孔子，难道仅仅局限于礼乐吗？然而孟子所说的他所知道的仅限于此，只是陈述可以效法后世的内容罢了。虽然如此，看见礼制主要在于了解政事，但并非不知道德行；《雄》说：“人如果没有礼，却认为这就是德行，那是错误的。”听到音乐主要在于了解德行，但并非不知道政事；《乐记》说：“审察音乐就可以了解政事，这是正确的。”
乐书卷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九十三
宋 陈旸 撰
孟子训义
离娄上
孟子说：“离娄眼力敏锐，公输子手艺精巧，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画出方形和圆形；师旷听觉灵敏，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尧舜的治国之道，如果不实行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现在有的人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但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这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治国之道。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度也不能自动施行。《诗经》说：‘不犯错误不遗忘，一切都遵循旧有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从来没有过。显现出来叫做象，形成实体叫做器。圣人阐明道的象征来制造器物，即通过器的实体来寄托道的象征。不是智慧达到极明不足以创制它，不是工匠达到极巧不足以记述它。离娄眼力敏锐，能在百步之外看清秋天鸟兽细毛的尖端，是智慧达到极明的人。公输子手艺精巧，能领悟挥斧成风的妙处，是工匠达到极巧的人。用极明的智慧创制事物，而用极巧的工匠来记述它，也不能废弃圆规曲尺而画出方圆。这说明圆规曲尺不是从方圆中产生的，而是方圆产生的根源。记述天地自然的气数并用声音来沟通它，叫做律；声音曲折形成方形，杂糅比并形成文采，叫做音。圣人推算日影来配合音律，并以情感作为实质；依据时辰来配合律吕，并以此调和声音。不是听觉达到极聪不足以通达它。师旷听觉灵敏，能合乎八风的调子，是听觉达到极聪的人。用极聪的耳朵听乐，也不能废弃六律而校正五音。这说明六律不是从五音中产生的，而是五音产生的根源。大概方圆的形成，五音的校正，必定以天赋的聪明为本，以人为的法度为成。那么尧舜虽然有天赋聪明作为君主的道理，如果不借助法度的粗浅形式来实行仁政，难道能使天下太平，使每个人各安其分而不混乱吗？‘《雄》说：‘灵巧的人能产生圆规曲尺，但不能废弃圆规曲尺来校正方圆；圣人能产生法度，但不能废弃法度来治理国家。’也是这个意思。现在，创始万物的是道，不实行仁政就不能推行；继承道的是仁政，没有道就不能确立。尧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太平，那么所谓道，就是仁政存在的依据。《尧典》所说的都是道，是天下存在的依据；《舜典》所说的都是政，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存在是根本，治理是末节。尧舜遵循同一道，史书所说的就是这样，互为始终罢了。君主有仁爱的名声和听闻，就像离娄有眼力，公输子有手艺，师旷有听力一样。有仁政，就像离娄、公输子使用圆规曲尺，师旷使用六律一样。内心有不变的仁心，外在有值得听闻的仁爱名声，本来应该近者能恩泽天下，远者能作为后世的法则，然而还不能达到这些，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不实行先王仁政之道罢了。有仁心仁爱之名而不遵循先王的法度，叫做仅有善心；有先王的法度而没有仁心仁爱之名，叫做仅有法度。齐宣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但功德却没有加于百姓，他的心并非不善，但对政事没有益处，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