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卷三十一
，其性恭俭以为德，其性好礼以为行。恭俭而知好礼，则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逊；俭而能广，不失之太陋。小雅，讥小已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俭而好礼者，冝歌之。颂之所以为颂者，雅积之也；雅之所以为雅者，风积之也。正直为正，正曲为直，《洪范》之论君德，以正直为始；论王道，以正直为终。正直则不倚于刚，亦不倚于柔，一适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则离静以动，不济之以静，则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汚以为亷，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为谦，而不以已絶物。亷而济之以谦，则亷不失之隘，谦不失之轻矣。正直而静，君子之德性也；亷而谦，君子之德行也。风出于德性，系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静，亷而谦者，冝歌之。以书之九德，考之寛而静，则寛而栗也；柔而正，则柔而立也；广大而静，亷而谦，则简而亷也；防逹而信，则刚而塞也；恭俭则愿而恭也；好礼则乱而敬也；正直而静，则直而温也。昔季札观周乐于鲁，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逺而不防，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寛而静，柔而正者，能之乎？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熈熈乎！曲而有直体，文王之德也。」非广大而静，防逹而信者，能之乎？至于歌小雅，则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衷乎？」歌周南、召南，则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则曰：「美哉！荡荡乎！然乐而不淫。」季札之论颂与大雅，则是论小雅与风未容无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乐之盛者也。孰谓德之衷乎？《关雎》乐而不淫者乎？孰谓勤而不怨乎？《▯》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谓乐而不淫乎？然则歌之所宜，颂则寛而静，大雅则广大而静者，盖歌以声为本，声以静为容，此歌风、雅、颂所以皆本于静欤？
译他的本性以恭敬节俭为德行，他的本性以喜好礼制为行为。恭敬节俭而又喜好礼制，那么恭敬就能安宁，不至于失于过分谦卑；节俭就能宽广，不至于失于过于简陋。《小雅》，讥刺个人得失的小事，是政教中较小的方面，所以恭敬节俭而又喜好礼制的人，适宜歌颂他们。《颂》之所以成为《颂》，是因为《雅》的积累；《雅》之所以成为《雅》，是因为《风》的积累。端正为“正”，纠正弯曲为“直”，《洪范》论述君王的德行，以正直为开端；论述王道，以正直为终结。正直就不偏倚于刚强，也不偏倚于柔弱，只是合乎中道罢了。《易经》说：六二的变动，是正直而方正。象传说：直就是正。正直就要以静制动，如果不以静来辅助，那么其正不足以有所坚守，其直不足以有所施行。不贪污以作为廉洁，而不被外物拖累自己；不傲慢以作为谦逊，而不因自己而隔绝外物。廉洁而以谦逊来辅助，那么廉洁就不至于失于狭隘，谦逊就不至于失于轻浮。正直而宁静，是君子的德性；廉洁而谦逊，是君子的德行。《风》出于德性，系于个人的根本，所以正直而宁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歌颂他们。用《尚书》的九德来考察，宽厚而宁静，就是宽厚而谨慎；柔和而端正，就是柔和而自立；广大而宁静，廉洁而谦逊，就是简朴而廉洁；明达而守信，就是刚强而充实；恭敬节俭，就是质朴而恭敬；喜好礼制，就是治理混乱而恭敬；正直而宁静，就是正直而温和。从前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为之歌颂说：“达到极致了！正直而不傲慢，委曲而不屈服，亲近而不逼迫，疏远而不防备，变化而不放纵，反复而不厌倦，悲哀而不忧愁，快乐而不荒淫，使用而不匮乏，广大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费，获取而不贪婪，居处而不固守，行动而不随波逐流，这是盛德所共同具备的。如果不是宽厚而宁静、柔和而端正的人，谁能做到呢？”为他演唱《大雅》，说：“广大啊，和乐啊！委曲而有正直的体统，这是文王的德行。”如果不是广大而宁静、明达而守信的人，谁能做到呢？至于演唱《小雅》，就说：“美好啊！思念而不二心，怨恨而不直言，这大概是周德的中正吧？”演唱《周南》、《召南》，就说：“美好啊！开始奠定基业了，然而勤勉而不怨恨。”演唱《〇》，就说：“美好啊！浩荡啊！然而快乐而不放纵。”季札论述《颂》与《大雅》，那么论述《小雅》与《风》恐怕没有失误吧。《小雅》，是周朝用来达到逸乐盛况的。谁说这是德行的中正呢？《关雎》快乐而不放纵吗？谁说勤勉而不怨恨呢？《〇》是俗世勤勉而不怨恨的。谁说快乐而不放纵呢？那么歌声所适宜的，《颂》就是宽厚而宁静，《大雅》就是广大而宁静，大概歌声以声音为本，声音以宁静为容，这就是歌唱《风》、《雅》、《颂》都本于宁静的原因吗？
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
五帝之声，不可得而见。所可见于书者，不过诗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识之，盖不得其详。所得而歌之者，不过五帝之遗声而已。商之声，其体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则恤下以为慈，利物以为爱。则肆直义也，慈爱仁也。仁之实尽于事亲，义之实尽于事兄。乐也者，节文仁义而已。然则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爱者，岂所宜哉？昔曽子商歌，庄周恱而与之。寗戚商歌，齐桓恱而用之。闻其声，知其德性然也。盖肆直而慈爱者，存乎仁义。临事而屡断者，存乎勇。具仁义之道而勇以行之，此所以为天下逹德也。顾岂不贤者能歌之乎？
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太公之于齐，其文足以附众，而温良；其武足以制众，而能断。温良者，仁之本；能断者，义之用。三代之道，不过如此。盖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尝不始于温良；行仁以义，未尝不始于能断。故汤之代虐，以寛温良也；布昭圣武，能断也。言汤如此，则夏、周可知。季札之歌齐曰：「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曰：「仁而无武，无能逹也；温良而能断，则仁且有武而能逹矣。彼国其可量哉？」齐之音，温良而已，非若颂之寛而静也；能断而已，非若商之临事而屡断也。然则歌之者，有不贵于此欤？
乐书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三十二
宋 陈▯ 撰
礼记训义
乐记 杂记 大记 祭义 祭统乐记
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譲。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譲，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
文乆而防，节奏乆而絶，故商非全五帝之声，齐非全三代之声，特其遗声而已。文之五声谓之声，播之八音谓之音。歌也者，咏声以谐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义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义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乐，而正考甫得商颂于周之太师，得非五帝之遗声乎？周之礼乐尽在于鲁，而鲁太师挚适齐，得非三代之遗声乎？遗声与记所谓遗味、遗音之遗异与▯所谓遗直、遗爱之遗同。子赣逹于政，非不能临事而屡断也，累于货殖，未必能见利而让也。然则子赣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遗声”，疑衍文欤？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贡问乐性术之变，▯诸声音为歌，形诸动静为舞。歌咏其声，则终始有伦，先王登之于堂，所以贵人声也。舞动其容，则蹈厉有节，先王降之于庭，所以极欢心也。盖永言之，歌上则扬之如抗，下则垂之如队，曲则屈之如折，止则立如槁木，倨则折还中矩，句则回旋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则绎如以成矣。是歌之为言，长言之也。长言之不足，其声不能无嗟，其气不能无叹。嗟叹之不足，则手之所舞，足之所蹈，▯于天机，自动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经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是歌出于声音文采，而为乐之始；舞见于干戚羽旄，而为乐之成。故孔子论舜之乐而曰「韶舞」，周颂序文王之乐而曰「象舞」。然则舞岂不为乐之成欤？故记乐者至舞而终焉。周官乐师以六舞教国子，而终于人舞，岂亦记乐者之意欤？此与诗序先手舞后足蹈，孟子先足蹈后手舞者，自情动于中，形于外，言之则始而有终，故手舞先足蹈；自乐之恶可已，言之则终而复始，故足蹈先手舞。观仲尼门人，或咏舞于雩禜，或▯歌于武成，或执干而舞，或正坐而▯或援琴
译性情坦率正直且慈爱仁厚的人，适宜歌唱商乐。
五帝时代的音乐，现在已经无法亲眼见到了。在典籍中能够看到的，不过是“诗以言志，歌以永言”罢了。商朝人了解这些，大概也无法得知其详尽情况。他们所能歌唱的，不过是五帝遗留下来的乐声而已。商乐的曲调，其风格坦率而不拘束，正直而不弯曲。其作用在于体恤下民以显慈爱，利于万物以显仁爱。那么，“肆直”体现的是义，“慈爱”体现的是仁。仁的根本在于侍奉父母，义的根本在于侍奉兄长。音乐的作用，就是用来节制和修饰仁义罢了。既然如此，歌唱商乐的人，如果不是性情坦率正直且慈爱仁厚的，难道适宜吗？从前曾子歌唱商乐，庄子听后喜悦并与他交往；宁戚歌唱商乐，齐桓公听后喜悦并任用了他。听到他们的歌声，就知道他们的德行品性是这样的。大概性情坦率正直且慈爱仁厚的人，内心存有仁义；面临事务而能屡次决断的人，内心存有勇气。具备仁义的道理而用勇气去践行，这就是成为天下通达之德的原因。难道不是贤德之人才能歌唱它吗？
性情温和善良且能决断的人，适宜歌唱齐乐。
姜太公治理齐国，他的文治足以聚集民众，因而显得温和善良；他的武功足以制服民众，因而能够决断。温和善良，是仁的根本；能够决断，是义的应用。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不过如此罢了。大概三代凭借仁德获得天下，没有不是从温和善良开始的；施行仁德凭借义理，没有不是从能够决断开始的。所以商汤取代夏桀的暴政，是因为宽厚温和善良；彰显圣明的武功，是因为能够决断。这样说商汤，那么夏、周两代的情况也就可知了。季札评论齐乐时说：“浩浩荡荡啊，真是大国的风范！作为东海表率的人，大概是姜太公吧？这个国家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〇说：“只有仁德而没有武功，是无法通达的；温和善良且能决断，就是既有仁德又有武功而能通达了。那个国家难道可以估量吗？”齐乐的曲调，只是温和善良罢了，不像颂乐那样宽厚而宁静；只是能够决断罢了，不像商乐那样面临事务而屡次决断。既然如此，歌唱它的人，难道不以此为重吗？
乐书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乐书卷三十二
宋 陈〇 撰
礼记训义
乐记 杂记 大记 祭义 祭统 乐记
商乐，是五帝遗留下来的乐声。商朝人了解它，所以称为商乐。齐乐，是三代遗留下来的乐声。齐国人了解它，所以称为齐乐。通晓商乐的人，面临事务能屡次决断；通晓齐乐的人，见到利益能谦让。面临事务能屡次决断，这是勇；见到利益能谦让，这是义。既有勇气又有义理，如果不通过歌唱，谁能保持这些呢？
文采久了就会衰败，节奏久了就会断绝，所以商乐并非完整的五帝之乐，齐乐也并非完整的三代之乐，只是它们的遗留之声罢了。五声的文采称为声，将其演奏于八音之上称为音。歌唱，是用咏叹声来协调音律的。所以通晓商乐的人，面临事务能屡次决断，是用勇气去践行，因此如此。通晓齐乐的人，见到利益能谦让，是用义理去坚守，因此如此。勇气，是正直的德行；义理，是刚强克制的德行。歌唱，是使自身正直并陈述德行的方式。如果不通过歌唱，谁能保持这些而不丧失呢？周人兼用六代的音乐，而正考甫从周朝的太师那里得到《商颂》，难道不是五帝的遗留之声吗？周朝的礼乐全都保存在鲁国，而鲁国的太师挚逃往齐国，难道不是三代的遗留之声吗？这里的“遗声”与《礼记》所说的“遗味”、“遗音”中的“遗”字不同，而与所谓“遗直”、“遗爱”中的“遗”字相同。子贡通晓政事，并非不能面临事务而屡次决断，但他沉溺于经商求利，未必能做到见到利益而谦让。那么子贡适宜歌唱什么，也就可知了。文中说“商之遗声”，大概是衍文吧？
所以歌唱时，声音向上如高举，向下如坠落，转折如折断，停顿如枯木，直处符合矩尺，曲处符合钩绳，连绵不断且端正如同串起的珍珠。所以歌唱所说的，就是拉长声音说话。喜悦所以说话，说话不足以表达，所以拉长声音。拉长声音不足以表达，所以感叹叹息。感叹叹息不足以表达，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子贡询问音乐性情的变化，〇各种声音成为歌，表现于动静成为舞。歌唱咏叹其声，则始终有条理，先王将其置于堂上，是因为重视人声。舞动其仪容，则蹈厉有节制，先王将其置于庭院，是为了极尽欢心。大概拉长声音歌唱，向上则扬起如高举，向下则垂落如坠落，转折则弯曲如折断，停顿则站立如枯木，直处则折回符合矩尺，曲处则回旋符合钩绳，连绵不断且端正如同串起的珍珠，那么音乐就和谐地完成了。这就是歌唱所说的，拉长声音说话。拉长声音不足以表达，其声音不能没有感叹，其气息不能没有叹息。感叹叹息不足以表达，那么手所舞动的，足所踩踏的，〇出于天性，自动自发，又有谁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文说：凡是音乐都是由人心产生的，被外物感动而发动，所以表现为声音，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规律称为音，配合音律而演奏，加上干戚羽旄等舞具称为乐。所以歌唱出于声音文采，是音乐的开始；舞蹈见于干戚羽旄，是音乐的完成。所以孔子论述舜的音乐时说“韶舞”，《周颂》序论文王的音乐时说“象舞”。那么舞蹈难道不是音乐的完成吗？所以记载音乐的文章到舞蹈就终结了。《周官》中乐师用六舞教导国子，最后是人舞，难道也是记载音乐者的意思吗？这与《诗序》先说手舞后说足蹈，孟子先说足蹈后说手舞的情况，是因为情感从内心发动，表现于外，说话则开始而有终结，所以手舞在先足蹈在后；从音乐不可遏制，说话则终结而复始，所以足蹈在先手舞在后。看孔子的门人，有的在雩禜中咏唱舞蹈，有的在《武成》中〇歌，有的拿着盾牌舞蹈，有的端正坐着〇，有的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