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书解卷六

皇极经世书解卷六

邳州知州王植撰观物内篇之五　　七节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徳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以道徳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徳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徳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徳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以化教劝率为道者，乃谓之易矣。以化教劝率为徳者，乃谓之书矣。以化教劝率为功者，乃谓之诗矣。以化教劝率为力者，乃谓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则始焉，天地终则终焉。始终随乎天地者也。邵氏伯温曰：「化教劝率，道徳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时异则人异，人异则事异，故不同如此。皇帝王伯，时也。《易》《书》《诗》《春秋》，经也。天时，圣，经相为表里，皆相因而成也。」

黄氏畿曰止者止于至善之谓愚按，此篇言观古今也。承前篇皇帝王伯，道徳功力化教劝率，归到圣人之经。圣经之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故与天地始终。天地始终，即下文古今之谓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邵氏伯温曰：「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自我而观之者，观之以道也。以道观之，则何古今之有焉？无古无今，则古今犹旦暮之间也。圣人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则能通万世。故虽千古之前，万古之后，皆可以自我而观之也。」黄氏畿曰：「以运经世，自尧甲辰，迄宋英宗，月仍在午辰，方过已旦暮，何其速哉！以此为今，安知其不为后日之古？以彼为古，安知其不为前日之今？若今若古，皆自我而观之，则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道一而已矣。」愚按：此以古今一道，起下文古今圣人、天时、圣经消长因革之义，于文只作中间一过。然“古今犹旦暮”一语，已包括《元》《防》《运》《世》三篇。而所谓“观古观今，自我而观之”者，实此篇之正旨。盖于因革损益之中，合古今而观焉者也。若然，则皇帝王伯者，圣人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时有消长，经有因革。时有消长，否泰尽之矣。经有因革，损益尽之矣。否泰尽而体用分，损益尽而心迹判。体与用分，心以迹判。圣人之事业，于是乎备矣。邵氏伯温曰：「天时圣经不异，惟圣人为能知时作经，以为民极。时有消长，故有否泰。经有因革，故有损益。时有否泰之异，故体用于是乎分。事有损益之异，故心迹于是乎判。圣人之事业，在乎体用心迹之间。盖体用心迹之间，有权与变存焉。知权与变，然后能尽体用心迹。体用心迹一也，因时而有所分判，然未尝分判也，卒归乎一而已矣。」黄氏畿曰：「若然，谓观之以道也。圣人之事业备，谓备于体，用心迹之间。」愚按，此承明首节之意，以圣人之时、圣人之经并言。然惟时有消长，是以经有因革否泰，犹治乱之谓损益，即损益可知之义，不必因偶合卦名，遂牵入卦体，如黄氏之説，反失正意。否泰尽数句，一气而下，盖时有消长，阳长隂消则泰，隂长阳消则否。圣人有所以处否泰者焉，经有因革，因中有因则益，因中有革则损。圣人有所以为损益者焉，体用心迹，亦遥承前篇之意，就否泰损益言之。

否泰体也，所以转否为泰者，用也；损益迹也，所以因时损益者，心也。体即迹，用即心，合体用心迹，而圣人之事业于是备焉。然有消长否泰，乃有因革损益，故下文以因革损益言之，而意重在孔子。所以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长而长者也；因而革者，长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长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也。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者，万世之世业也。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邵氏伯温曰：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于人也，如《书》所谓「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也。改命者，有所改革，如《易》所谓「汤武革命」是也。其事虽不同，皆天也。摄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则无为而已；因而革，舜循尧道而有所变，以随时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旧是也。革而革者，时变之极，则一切变矣。长而长为春，长而消为夏，消而长为秋，消而消为冬。时之消长，其变如此。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业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逺，故其事业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徳教民，以徳教民者，得其心渐民也深，故其事业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业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则因，可革则革，通万世而无▯者，孔子之事业也。故孟子谓「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命世，谓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谓不得位而在下者也。虽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实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谓「孔子集大成也」。愚按，此言因革之事，而归之孔子。君天下者，受命不同，故消长因革，因时而变。已包括六篇以下各史事在内。有因革，则有事业。事业不必皆出之圣人，皇帝、王、伯各有之，而久近不同。惟仲尼可以万世，命世犹孟子名世之意。不世者，不可以世计也。邵伯子以得位、不得位言，未是。仲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则何止千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邵氏伯温曰：「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于夏礼，周因于商礼。禹、汤、武王皆圣人也，其道则同，不得不因其时则异，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损益。惟圣人不茍同，亦不茍异，与时偕行，知所损益。以一世而知万世，故虽亿千万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以理故也。」黄氏畿曰：「仲尼道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故引其言。邵子《一元吟》有曰：『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兴衰，着见于方防。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歴。所以贯者，吾心之知也。』又《诗》曰：『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至秦而三代之礼不得行矣。然所因者，人之大伦，损益不过制度文为而已。』伯一变至于王，王一变至于帝，其道可知，固非秦所能限也。」愚按，此言损益之道，亦以孔子之言为断。以因革损益，包消长否泰，而以百世可知，包一世、十世、千世、万世，曰亿千万世可知。又归重仲尼之不世也。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而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而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邵氏伯温曰：「仲尼之道，不异天地。欲知仲尼，观天地则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过动静而已。欲知天地，观动静则知天地矣。然天地何尝有心于动静哉？盖时焉而已矣。仲尼之不异天地，亦时焉而已矣。故孟子谓孔子『圣之时者也』。」黄氏畿曰：「自皇帝王伯而归于仲尼，皇极之统也。亦犹自八卦四象而归于太极尔。然必自天地动静言者，天地即太极之全体，动静即太极之妙用。」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欤？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谓欤？朱子曰：「康节言，一动一静者，天地之妙也。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也。盖天只是动，地只是静，到得人便兼动静，是妙于天地处。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论人之形，虽只是器，言其运用处，却是道理。」邵氏伯温曰：「一动一静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阳辟而为动，隂阖而为静。所谓一动一静者，也不役乎动，不滞乎静，非动非静而主乎动静者，一动一静之间者也。自静而观动，自动而观静，则有所谓动静。方静而动，方动而静，不拘于动静，则非动非静者也。

《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盖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见之。退藏于密，则以此洗心焉；吉凶与民同患，则以此斋戒焉。夫所谓密，所谓斋戒者，其在动静之间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圣人作《易》，盖本于此。然动静之间，间不容髪，岂有间乎？惟其无间，所以为动静之间也。」黄氏畿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妙于动静者也。而其一者常存，岂非至妙之谓欤？图左为阳，天辰不见于震，故去一用三，自复一动而阳生，至于干。图右为隂地火常潜于巽，故存一用四，自姤一静而隂生，至于坤。一动一静之间，乃坤末复初，静极几发，而人心与天地之几相应。邵子诗曰：「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得意难言，正在于此。」上言至妙者一，以言天地而未言人心也；下言至妙者二，则人之至妙有得于天地者也。然惟仲尼尽之，其曰：「行无辙迹，非动而无动之谓乎？」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非静而无静之谓乎？」曰：「予欲无言，则心为太极，又兼乎动静之间矣。」妙之又妙，非仲尼何足以及此？愚按：此明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而谓孔子与天地同此，所以旷观古今，未有如孔子也。一动一静之间，即坤复之间。外篇之二云：“无极之前，隂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隂也。”与周子所言太极，不必尽同。然外篇之一云：“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与周子亦不必尽异。朱子以天地分动静，以人兼动静，为妙于天地处，似与邵子微别。末以孔子“行无辙迹”拟天之时行，而物生。黄氏以“行无辙迹”、“时行物生”分属动静，亦通。《观物内篇》之六、十一节。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祖三皇，尚贤也；尚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徳。子三王，尚亲也；孙五伯，亦尚亲也。三王尚亲以功，五伯尚亲以力。呜呼！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亦亿千万年。仲尼中间生而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所以重赞尧、舜至禹，则曰：“吾无间然矣。”邵氏伯温曰：「易、书、诗、春秋，皇帝王伯，圣人之事业，尽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伯，其道大徳尊如此。中庸曰：『圣人祖述尧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名言也。宪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则兼举之矣。孙五伯，可谓卑之矣。然圣人作春秋，虽五伯犹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时也。

故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矣。』圣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贤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徳。三王、五伯之治，皆尚亲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道徳则无亲疎之间，功力则有从违之异。然以力率天下而亲之，则狭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时之既往，时之未来，皆有亿万之数，所以为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间，何祖宗之寡，子孙之多？谓治世少而乱世多，圣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时，虽不同，然固已鲜矣。后世不止杂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赞尧则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赞舜则曰：『君哉舜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至禹则曰：『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文王则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可谓至徳也已矣。』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呜呼！文王之徳与舜禹并，可谓至矣。」黄氏畿曰：「贤贤之道行，则必尊所尊。是故祖三皇以尊其道，宗五帝以尊其徳。亲亲之道行，亦必贤其贤。是故子三王以贤其功，孙五伯以贤其力。呜呼！发叹其感古慨今者深矣。故以运经世，尧舜当干之大。有夏禹八年，则入姤之干。仲尼赞尧，既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而又述其咨舜允执其中。赞舜，既曰：「君哉舜也。」而又美其继尧无为而治。岂非圣人在天子之位，而逢时运之隆乎？至禹，则但曰：「吾无间然。」三王可称者，莫若禹，且不得与于重赞之数，他可知矣。盖运至于姤，一隂生而世道降。文王虽有至徳，犹服事殷。仲尼亦不有天下，此固自然之数也。」愚按，此亦歴观古今论各代兴亡之由，而先言孔子赞脩删定之事，明已脩经世书之所自来也。但前篇于歴代浑言之，此则歴举春秋时王侯及战国、秦、汉以后之君，叙述间以议论，盖圣经之后继以诸史，为下三篇张本。外篇之九云：「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五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伯」，即首四句之意。尚贤，谓贤之也；尚亲，谓亲之也。旧説未是，「祖宗子孙」之云，由中庸「祖述」字生出，盖论道统，非论宗系也。黄氏谓孔子既从周，自不敢子厥先王，亦过为曲説矣。曰：「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亦亿千万年。」明其为观古今之意。时有古今，皇帝不再出，而贤君亦间作，故曰：「祖宗寡而子孙多。」下重赞尧舜，而于禹不无轩轻，正应上意。邵伯子之解未允。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仲尼上赞尧舜禹，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尼乎？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

独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九州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为之过矣。

黄氏上赞尧舜下无禹字邵氏伯温曰：「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盖道之相▯，无古今之异。仲尼▯尧舜禹者也，孟子▯仲尼者也。吾先君子盖学孔孟者也。一夫之土百亩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穷极者矣。仲尼之道通万世而无▯，万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万世为土』，非特万世也，亘古今，穷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愚按：仲尼赞尧舜禹，今亦愿学孔子，正见经世之作，所以法《春秋》之经也。经世书上自尧舜，下及五代，则孔子所赞，当兼尧舜禹言之。虽皆赞词，而不必无所轩轾矣。古本为是。自禹以后至邵子时，三千余年，即元防《运世》三篇所叙之年也。黄氏毎以运世言之，是已。无土，《白虎通》曰：圣人无土不王。使舜不遭尧，当如夫子老于阙里也。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与其富，然后能富。人不能自贵，必待天与其贵，然后能贵。若然，则富贵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系乎天者也。功徳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则不得，是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贵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昩者不知求而得之，则谓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则谓其人之不与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与，则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贵也，岂可妄意求而得之也？虽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圣君艰难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坏之。是天欤？是人欤？是知人作之咎，固难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积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谓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余事于其间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语命也已。邵氏伯温曰：「富贵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徳在人，所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务脩其所可至，而务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则患得之，既得之则患失之；得之则矜夸，失之则怨怼。茍能知已得之人与之皆天也，如是则安有不知量之人哉？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实命之。故尧命舜，天之歴数在尔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岂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可以不道而取之耶？此戒乱臣贼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积功累行，人之所当为。君子岂有求而然？然必自积功累行以得之。不积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终亦必亡而已。积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谓之命也已。」黄氏畿曰：「富贵承上有土而言，功徳承上五帝三王而言。

先概言求富贵而不脩功徳者，后乃明言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由于积功累行以立命。此下乃以经世三千余年事言之。」愚按：先言富贵在天，天下至富，以下言至富至贵由积功累行，尤非可妄求，反覆警醒。至因有所求而积功累行一层，更极深切。此节总领下数节意，直贯至篇末。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平王东迁，无功以复王业。赧王西走，无虐以丧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国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时无真王者出焉，虽有虚名，与▯宋其谁曰少异？是时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邵氏伯温曰：「夏禹、商汤、周武，其功徳在人深矣，其创法垂统，至矣。后世子孙，虽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业，谨守其法度，兢兢业业而勿失，虽百世可也。夏则太康已失邦，而其后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后有纣；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后有幽、厉。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盖周至幽、厉，虽曰未亡，其实亡矣。独以文、武之泽未斩，国之典型尚存，故至赧王而后失之。其祖宗艰难积累以得之，其后亡国败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涂，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此之谓也。平王东迁，文、武之业尽矣，故无功以复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势极矣，故无虐以丧王室，皆不足道也。当是时也，天下无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礼法也。」黄氏畿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盖君徳以阳刚为主，臣道以隂柔为辅。有天命以得天下，虽时不同，皆由阳刚中正，仁而积功；人作咎而天降灾，以失天下，虽时不同，皆由阳刚过亢，不仁而肆虐。成败之形，则一而已。此总言三代得天下与失天下之由。东迁而后，运入姤中，巽以消之，变其阳刚化为隂柔。既不能明作以有功，亦不能披猖而为虐，反赖五伯以推亡固存。君不逮臣，隂道盛长，可谓騐矣。王降而伯，此春秋所以作也。」愚按：外篇之九云，“平王名虽王，实不及一小国之诸侯；齐、晋虽侯，而实僭王。”此《春秋》之名实也，与此意同。仲尼脩经，周平王之时，书终于晋文侯，诗列为王国风，春秋始于鲁隐公，易尽于未济卦。予非知仲尼者，学为仲尼者也。邵氏伯温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周平王之时，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书终于文侯之命。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文侯犹知尊周，有功于时，故圣人取之，始于典谟，终之以文侯之命，与《秦誓》则其时、其事可知之矣。

王者之迹熄而雅颂不作，周室之微，不絶如线，四郊之外，皆非已有，与一小国亦何以异？所存独王者之虚名耳，故《黍离》之诗列于国风也。春秋始于鲁隐，鲁，周公之国，周公之礼乐典章具在于鲁，至隐公之世，周公之业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隐又当周平之时也。《易》终于未济卦，一治一乱，而未始有穷也。」黄氏畿曰：「书终文侯之命，功由臣建；诗列为王国风，劝与臣同。春秋始鲁隐公，政以臣纪，王者之迹其熄至此。圣人于是寓其意于易之未济卦。夫六十四卦至未济而尽，固也。文王后天离易，干坎易坤，以为天地之用。使有圣人者出焉，开天辟地，为人立极，则羲轩造化，廓然一新。乾坤交泰于坎离，自有天人相与为无穷者，固贞下起元之理也。圣人四府，先春秋而后易，其即昊天四府之冬而后春者欤？故仲尼脩经，为经世之所取法也。」愚按，鲁隐公元年，即平王四十九年，言仲尼脩《春秋》，仍兼《易》《书》《诗》言之，与首节起句相应，曰“学为仲尼者也”。明谓经世之作，志在《春秋》，以申明次节之意，非但论列歴代，自作史断已也。故以下接言《春秋》之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徳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厉，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国，周之诸侯非一，独晋能攘去戎狄，徙王东都洛邑，用存王国，为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瓒之锡，其能免乎？▯称子贡欲去鲁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是知名存实亡者，犹愈于名实俱亡者矣。礼虽废而羊存，则后世安知不有复行礼者矣？晋文公尊王，虽用虚名，犹能力使天下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晋之衰也，楚由是敢灭周，斯爱礼之言，信不诬矣。邵氏伯温曰：礼乐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则人君之权移于下矣。盖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乱，其可得乎？周之幽、厉，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盗思夺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国。晋文侯独能攘戎狄而迁周于洛，知有君臣之义，未同于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书所以有《文侯之命》也。孔子之时，鲁国告朔之礼废已久矣，而饩羊犹存。子贡见其徒有虚名，故欲去之。圣人用心深逺谓礼虽废而羊犹存，后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礼，循其名而求其实者乎？岂不愈于羊礼俱废，名实皆亡者也？故晋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时所以圣人亦取之也。黄氏畿曰：此下言《春秋》始终五伯功罪，以见为国以力，不若以礼之愈也。礼乐征伐，皆天子之权，而礼为大道。徳功力，皆天时之变，而力为下。大权出于诸侯，功徳息于幽、厉。

独晋捍王于艰，为五伯倡，中国犹有礼义之师焉。告朔，事之实也；饩羊，名之虚也；尊王，名之虚也；息兵，事之实也。文侯之后，文公继伯，虽曰尚力，然天下诸侯尚知有君臣之礼。及晋分为韩、魏、赵，而后秦敢灭周。是晋之名足以制夫秦之实也。盖周衰，五伯实有功于天下，晋为之始；晋衰，五伯已削迹于天下，周为之终。愚按：以下论春秋时之王侯，此与上节皆言平王，然上节言周，而此节则言晋也。前言晋文侯，后言晋文公，文侯在平王时，文公在襄王时，相距一百二十余年。以文侯为伯者之倡，邵子之特见也。饩羊存礼，《外篇》之九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羊名也，礼实也。名存而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茍存其名，安知后世无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意与此同，但《外篇》为平王时言，此为文公时言，微异。齐景公尝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也，诸侯僭天子，陪臣执国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门。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难乎？厥后齐祚卒为田氏所移。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亦犹周之有五伯也。韩、赵、魏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专其国。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専其政；既杀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之戒，宁不思乎？邵氏伯温曰：「君臣父子，天下之达道，人之大伦，所以维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则治，舍之则乱，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纲五常絶矣，簒君弑父，无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诸侯？大夫既僭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其甚则鲁之三家以雍彻，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于执国命乎？始于僭逾，卒于攘夺，势必然也。故田氏之于齐，韩、赵、魏之于晋，终逐其君而盗其国。向使齐、晋之君不敢僭周，则所谓田氏与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盗其国乎？《易》曰：『履霜，坚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时，固已知坚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黄氏畿曰：「告朔饩羊，以名实言；君臣父子，以名分言。礼之兴废，系乎名实；一事之微，圣人犹致其意。礼之有无，系乎名分；三纲之大，岂徒言哉？夫惟一事之不谨，履霜之不戒也。其极也，君臣易位，而三纲沦斁，坚冰凝矣。春秋之世，非徒秦、晋为然，则圣人之伤悯，不既深乎！」传称「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预中国，防盟，仲尼始进爵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徳义，侵侮齐晋，专以战伐为事，遂复为越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灭。恃强凌弱，与虎豹何以异乎？非所以谓之中国礼义之师也。宋之为国也，爵髙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徳，防不量力，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耻居其后，其于伯也不亦难乎？邵氏伯温曰：「楚，蛮夷之国，春秋书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吴、楚、秦、越皆蛮夷之国，恃强凌弱，不顾徳义，方之齐、晋有间矣。宋襄公亦尝主盟，而衰弱无术，不足道也。」黄氏畿曰：周无天王之实，而楚有僭王之名。春秋于中国防盟，书楚为子者，以礼正其僭也。既论楚，复及吴者，楚之僭王在春秋之始，吴之僭王在春秋之终。其所尚者，皆以力不以徳。故吴灭于越，越灭于楚，楚灭于秦，秦灭于汉。此以见力之不足恃也。然力非君子之所尚，若徳不足以服人，则亦济之以力。宋襄公尝主盟防，为楚执辱，卒无刷耻之道。故五伯惟称齐、晋、秦、楚，而宋不与焉矣。愚按：此先言王之不能王，并及楚之僭王，吴、越、楚、秦之皆以尚力而灭；后言宋襄公伯之不成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畧具于此三节中矣。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燕处北陆之地，去中原特逺。茍不随韩、赵、魏、齐、楚较利刃，争虚名，则足以养徳待时，观诸侯之变。秦虽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后，天下事未可知也。邵氏伯温曰：「燕居朔方，固为强大，与齐、赵相抗。茍不与诸国争胜负，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国，有可以兴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灭亡，可哀也已。」黄氏畿曰：前言春秋之始终，此论战国之始终。春秋之始终，仲尼有望于晋，而齐次之，若宋则非所望也。故邵子之论，详晋齐，畧秦楚，而宋则无取焉。战国之始终，仲尼不及见矣。邵子先致望于北陆之燕，而后絶望于中原之秦。时当伯降，王者不兴，其伤悯之意，正所以学仲尼也。天人之际，邵子之言备矣。此又兼论地势欤？愚按：战国七雄之时，惟燕为周之同姓，伤悯衰周，望燕振起，此先儒所未言及者，亦邵子之特见也。中原之地凢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异故也。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革今古。虽不能比徳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

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指不亦逺乎？邵氏伯温曰：「秦穆公能改过自誓，伯之优者也。故序书上自典谟，下及秦誓，圣人犹取之而不废。是亦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之义也。王者不作，近于王道者虽一善必録，圣人之心如此。然终于秦誓，则世之盛衰，道之汚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称，宜乎国以强盛。其后始皇并吞海内，而乃尚刑好杀，止于二世以取灭亡。盖秦虎狼之国，尚刑好杀，乃其所习，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贻谋▯刻少恩，有自来矣。」黄氏畿曰：「仲尼序书，以秦誓终之，固知继周者之必秦矣。善守者不必善攻，善攻者不必善守，其势异而其事殊故也。始皇不仁，渎武血刃，善攻者也。及六王既一，则无所用其攻矣。更革古今，又不求所以善守之道，故其地大，方晋隋则有余，而其祚短；方汉唐则不足。一隂日积，否不复休。仲尼之见逺矣哉！」愚按，此两节论断语，可作一部战国防总论。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于善恶而已。邵氏伯温曰：「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杀。好生者王，好杀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爱之；好杀者天怒之，人恶之。周汉以好生而兴，秦楚以好杀而废。天之兴废，人之去就，在乎仁与不仁而已。」黄氏畿曰：朱氏隐老曰：自春秋战国至于楚汉兴废，世变极矣。要其归，则善恶之分，义利之判而已。孟子言善者无敌于天下，邵子以善恶无敌相对而言，非与孟子之言相反也。秦楚虽皆无敌于天下，而不得如周汉之兴，盖天道福善而祸恶，人情好善而恶恶。善者好生，即生之徒也，安得不兴；恶者好杀，即死之徒也，安得不灭。以人之情揆天之道，知其无择于周、秦、汉、楚，惟以善恶分好恶，判兴亡而已。愚谓阳为徳主生，隂为刑主杀。已防以前，皇降而帝，莫不尚徳；午防以后，王降而伯，莫不尚刑。然天人有相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曰：「以徳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夫。」善得于心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义行而王者兴矣。天地大运，否易而泰，其几在此。邵子此篇所以拳拳于人事欤？愚按：归于义利、善恶之分，总结通篇之意。不曰仁而曰义者，前节云：「有求而然者利乎？

仁者也。」积徳非有所求，则仁即其义矣。较常解更进一层。

皇极经世书解卷六<子部,术数类,数学之属,皇极经世书解》>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