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一

译论说时事的奏表【唐高祖】　　　　李纲 臣纲说：臣伏见武德五年以后，四海刚刚平定，陛下自以为天下太平，日益骄奢，因饮酒而损害德行，渐渐怠慢万机，专门与宠幸的臣子们早晚游宴，所看重的只有声乐，所喜爱的只有鹰犬。夷狄和华夏进献的物品不断送来，道路上没有断绝。又斥责侮辱功臣，多有轻视欺侮；有时揭发他们以前的细小过错，有时在殿庭上加以鞭打。恩德恩泽渐渐减少，下面的人将会疑虑恐惧。外戚藩王和公主，都越过法令礼制；嫔妃亲属之家，多有违犯法度，却不加禁止，颇有侵夺百姓财物的事。行路之间，并非没有喧哗杂乱。又有皇太子的命令以及秦王、齐王的两套教令，与诏敕一同施行，只计算发布日期的先后。州郡官员没有明确遵从的对象，授官分赏只凭个人意愿，不再论功劳、考察才德了。加上每年秋冬田猎游幸没有节制，王公、妃嫔、公主混杂其中，有时正逢考选官员，也都在野外进行。甚至长时间不返回京城，几乎看不到居住的人。亿万百姓失望，暗中怀着叹息。朝廷的纲纪渐渐松弛紊乱，而陛下还没有觉察，政教日益衰败。在朝廷内部不许议论政事，当朝几乎没有进谏的人。愚臣私下心怀战栗恐惧，实在担忧国家有危亡之祸。臣不敢不把话说尽，伏候刑法惩处。直言进谏的奏表【代宗】　　　　独孤及 臣独孤及说：臣伏见陛下屡次发布仁德诏令，招致进献意见，使左右近臣能够直言极谏；忠诚正直的人无不听取，触犯圣意的意见也无不宽容。又在辛丑日【《唐书》作“壬辰”】下诏，命裴冕、崔涣等十三人一同在集贤殿侍奉，准备接受询问政事、考察言论的咨询，这是五帝的盛德。臣亲眼看见这些，已经感到幸运了。然而近来陛下虽然容纳直言，却不采录他们的意见；进匦上封的奏章，大多事情已经过去而不予答复，书信留在宫中而不下达，只是有容纳劝谏的名声，最终没有听取劝谏的实际。于是以死进谏的人逐渐自行退缩【集本作“引”】，闭口不言，列班任职，饱食偷安，互相招引去做谋求俸禄的官。忠诚刚直之士之所以私下叹息，臣也为此感到羞耻。十户人家的小邑，必然有像孔丘那样忠信的人；何况朝廷这样大，卿大夫这样多，陛下选拔任用又如此精审，即使不能达到文王多士、尧舜比屋可封的程度，其中难道不会有能够温故知新、可以勤勉陈述政事要领，而且所预见的十件事有九件都能应验的人吗？陛下只是让他们的意见虚有其名，命令他们分条上奏，却不使这些意见废置；而在讨论政事时，竟然连其中一条也不采纳。尧帝的询问、禹的昌言，难道是这样吗？从前尧在五达之衢设置诽谤木，孔子也说要“以有能力的人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以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请教”；又说：“我孔丘是幸运的，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 这样看来，多听意见、对疑惑之处暂且存疑，不以向地位低下的人请教为耻，是圣人的心意。臣的愿望实在无法表达完，只愿陛下真心以尧、孔的心为自己的心，每日降下清明的询问，启发并扩大他们的议论；不可行的就停止，可行的就在朝廷讨论，与办事的大臣共同实行，使知道的必定说出，说出的必定实行，实行的必定公正，那么君臣之间没有私情，朝廷之中没有私事，天下的政事也没有私心。陛下凭此在臣下的献替中辨别可行与不可行，用来建立太平的根基，是可以做到的。何况国家体制之事呢？自从兴师以来，已经十年不停了，百姓的生产耗尽于织机；拥兵者的宅第馆舍横跨街巷，奴婢饱食酒肉，而贫民瘦弱饥饿，被驱使服役，剥削深入肌肤；长安城中白天就有幼弱之人遭到劫掠，京兆尹却不敢追究。加上官府混乱、职事废弛，将领懈怠、士卒暴横，百官崩坏，像乱麻、沸粥一样纷乱；百姓不敢向有关部门申诉，有关部门也不敢上报天听，士人和庶民含毒饮痛，穷困而无处申告。如今他们的心仰望期盼，只有依靠麦子；如果麦子歉收，那么交换子女、啃食尸骨的情形很快就会出现，百姓睡在焚烧的柴薪上，危险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若不在此时产生如临薄冰、如临朽索般的忧惧之心，振作精神重新开始，思考救济百姓的办法，难道忍心让宗庙处于累卵般的危险，使万民痛心而失去谋划吗？臣实在害怕。去年十二月丁巳日夜间，星星像雨一样坠落。昨天清明时节降霜，三月却酷热，寒暑气候错乱颠倒，灾气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是下位陵驾上位、上位衰替，怨恨诽谤的气息因此炽盛而招来的灾异吗？不然，就是上天反复而郑重地告诫，以此警醒陛下。陛下应当反躬自省、归罪于己，广泛寻求贤能之人，把他们当作老师朋友；贬黜抛弃贪婪谄媚而不肖却窃据职位的人，下诏去除天下所疾苦的事。废除无用的官职，停止不急迫的费用，禁止暴虐的军队，节省财用、爱护百姓，不要让宦官扰乱国政，不要让谄媚之言败坏法度，兢兢业业、勤勉不懈，以求上天和地祇降福。这样一定能使天神感应、地神响应，把妖灾转变为祥和之气。太戊时桑谷生于朝廷、宋景公时荧惑守心的事情，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说明呢？臣前些日子上奏，请求减少江淮、山南等道的兵马，以供养国家财用。陛下起初并不认为臣的意见愚妄，答应应当施行；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发布充分有力的诏令，臣私下等待着它。如今天下只有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的忧患，邠州、泾州、凤翔等地的兵力已经足以抵挡。从这里往南直到海边，向东到番禺，向西到巴蜀，万里之内没有盗贼侵扰，已经多年如此了，但军队仍不解散。耗尽天下的财货、粮谷，供给不使用的军队，造成无端的费用，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假使居安思危，用来【《唐书》作“以”】防备意外，完全可以在险要的地方少量设置驻军防守，其余全部遣散，把他们的粮储、衣甲器械等资费，用来充实疲敝百姓的赋税负担，每年可以减少国家赋税的一半。陛下难道还在改变旧制上迟疑【集本作“迟”】，在旧有惯例前徘徊，使重大议论受到阻塞，而士卒【集本作“率土”】的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吗？这只是增加弊病、加重疾病，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治疗毒疮的人，必定要刺破它使脓液流出；如今军队造成的祸患就像毒疮一样。如果不逐渐收敛它，危害就会越来越大。等到危害扩大后再谋划，必定耗费加倍力量而功效减少，难道不是《周易》所说不等到终日便作出决断的道理吗？伏望陛下谋划于开始，把握住结局，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诚恳迫切到了极点。进呈封章的奏表　　　　齐暎

译臣某说：臣听说，恩德深重到极点，不是以性命可以报答的；诚意迫切到极点，也没有言语可以代替。但我既没有性命可以奉献，也没有办法充分表达。臣某叩头谢恩。臣又听说，君主和亲人的恩德，是天地间的常理；臣所感受的恩德，与通常的恩德不同，这有三点。臣在广德二年，曾经被授予徐州一尉的职位，既然没有赴任，就等同于没有官职。建中初年，便承受圣上的恩泽，从此屡次升迁，直到台司，这是臣所感受的不同于常恩的第一点。圣朝尤其重视史官，宰臣先获得兼任史官的授予，何况臣才力不及，却忽然私自承受了特殊恩宠，这是臣所感受的不同于常恩的第二点。臣敢于说自己守持正直，实际是承受了极其愚笨的本性，因此历任官职，必然遭到飞来的诽谤。慈母曾有投杼的疑惑，古人也留下窃铁的猜疑；臣独独是什么人，竟然屡次蒙受圣上明察，这是臣所感受的不同于常恩的第三点。只是臣早年多病，如今又迫近衰老之年，常常担心特殊恩德还没有报答，早晨的露水般的生命便突然结束，辜负上天、愧对大地，实在不知说些什么。臣某叩头谢恩。臣又听说西晋山涛的事，君主每有了解的事情，他一定秘密上奏，晋代称作“山公启事”，实际上就像如今的奏牍。其用意在于使臣子尽力施展忠诚之道，由君主选择其中可采纳的意见加以施行，使政令从上面发出，言论不在外面显露。只是臣本性庸碌浅薄，见识又昏暗低劣，每当有所听闻见到，都不能辨明是非。如果应当陈述却没有陈述，臣害怕有违察纳意见的职责；如果不应当上奏却妄自上奏，又将承担冒犯圣听的罪过。因此臣长久惭愧惶恐，信札积存多年，最终连一位贤人来替代自己、提出一项有利之事上陈，也没有做到。蒙受宠幸而苟且偷安，罪过实在重大。又因为臣被授官的制书这样说，要求臣竭尽诚意开导君主，扩大君主的见闻，所以臣得以尽陈管见，冒犯并污烦天听。谨另行记录事状一同进呈，让陛下知道，臣的战栗惶恐、汗出不止之情实在无以复加。上封事的奏表　　　　李渤 臣渤说：臣伏见本月一日的赦令，听说朝廷内外官员凡有策略能够救济时局的，都允许上奏陈述，不得有所隐瞒。臣私下认为，陛下登极以来，从民间拔擢的人只有一人而已。臣感念这份特殊的奖拔，不敢把自身看作私人的身家；既然不以自身为私，难道还应当吝惜性命吗？像臣这样的人，如果能为义而死，远胜过苟且生存。臣在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奏，提出平定贼寇的三种策略，都请求不要放过吴元济。上策是感化，中策是坚守，下策是交战。又说感化不能成功，仍不失为坚守；坚守不能成功，仍不失为交战；这是请求朝廷谋划战守，为陛下提出万全之策。那些直言必定要交战的人，是看见敌人对君主无礼，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奋勇，不顾自身性命，实在是陛下义勇之臣。从前汉代先零羌反叛，赵充国主张屯田，辛武贤请求讨伐袭击，宣帝两种办法都采用，虽然各自成就功劳，哪里比得上陛下雄健果断、独自决断，最终斩灭凶恶的敌虏呢？那么防备臣先前上言的，正是为国的道理。如今扫清淮西，这是陛下的圣明，也是社稷的福分。臣独自感到诚恳迫切，愿朝廷进一步修明德政，以享有对外安宁的功业；于是又忘却自己幽居朴陋的处境，从远方进献浅陋的言论，希望像尘露一样微少的力量，能够略微有益于海岳般的国家。臣私下认为，陛下天赋极高，生来聪慧，又酷爱学习而不知疲倦，所以臣才敢依托经史，陈述下情，特请圣上慈悲，容纳其中迂曲繁琐之处，赐予从头看到尾，那么臣这个退处下位的小臣即使死后骨朽，也将永垂不朽了。臣某叩谢。臣从前背柴时偷取空闲读书，读到《周礼》，见其中说春官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这就是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书中又说，《三坟》讲的是大道，《五典》讲的是常道。这样看来，三皇五帝，都是君主中最崇高的了。臣曾学习《易经》，见其中讲三皇之道；加上《尚书》，见其中讲五帝之德；加上《诗经》《礼经》，见其中讲三王之仁；加上《春秋》，见其中讲五霸之义。臣又考察战国直到隋代的史事，看到历代的得失，参以诸子百家，以九流加以统摄，又舍弃浮华，选取精实，收敛视听而顺其本来，所以游历考察而能合乎事理。三皇的教化，仿佛与天相合：天效法道，不急迫却自然迅速，不行动却自然到达，包罗天地，使万物各尽其曲成之理。《易经》说“先天而天不违”，又说“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就是说，三皇在上，天下还保持最质朴的状态，天下大同，无所思虑，也无所作为，只是逍遥自得罢了。五帝的教化，仿佛与地相合；效法天的德性广大运行，既圣且神，既有武功又有文德，《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和威严，来自我们百姓所显示的明察与威严。”孔子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五帝在位时，专心一意，诚信地把握其中正道，百姓甚至察觉不到他们的德行，这就达到了最高境界。三王的政治，以仁为根本；仁效法大地，不识不知，无所思虑而众人自然归服。根本上以六德、六行教导百姓，外在上以五礼、六乐文饰教化。孔子说：“用仁来治理人。”又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三王在上，君上施行仁，臣下奉行义，仁义相互感应，天下达到大和，所以《行苇》《天保》这样的诗作成了。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政业，四十年不用刑罚，到了五霸时代，凭借武力讲义、主持盟会，功过相杂，损伤败坏了王道。秦国的政治毁坏周代法度，铲除井田制，残害吞并六国；只是才智足以取得天下，却没有仁德守住它，所以秦二世而亡。汉高帝宽厚仁慈、气度宏大，与人共同享利，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善于治理的人发挥作用，听取采纳意见，终于统治了天下。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百代以后的事也可以预知。”萧何、曹参这些人，生在秦代，长在秦代，习惯于秦代，又受秦代影响，没有完全清除秦朝的弊病，只是看到了制度以及与三代相辉映之处，这就是他们尚未达到最高境界的地方。然而他们都以忠厚质朴和清静无为为根本，他们的时代能够长久，也正在于此。

译汉文帝亲自实行俭朴的德行，停止修建露台，退还千里马，和刑罚搁置不用的时代相差无几。贾谊还认为皇帝的名号非常美好，但论说德行却不相称，难道不是因为在制定纲程、裁定法度方面还没有达到大中之道吗？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也各有美德，都因喜爱贤能、听从劝谏而使风采流传不尽。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过失有轻有重，但都因为排斥贤能、宠信奸佞，逐渐累积而走向亡国。光武皇帝从白水起兵，凭借旧日的德望，击败王莽百万大军，使其一边溃败一边淹死；又平定赤眉、铜马以及陇、蜀诸寇，并不是项羽之流所能相比的。他那些辅佐建国的人以及所谓三杰，也有不同；论武功和功业次序，超过汉高祖。至于他考察古制而居处于周道，功臣和儒者长寿，学术光大教化，亲自实践天下大治，谦逊以自守，勤劳以自勉，兢兢业业如同赶不上，这些方面更是没有谁能比得上。汉明帝孝思深厚，推恩于九族，常常顾不上吃饭以使幽隐冤屈得到申达，没有宠幸私亲，也没有自矜之色。汉章帝性情仁厚，施行春令，健全胎养之法，把苑囿土地赋予贫民。汉和帝抑制祥瑞之说，减少各地贡献，还有汉明帝、汉章帝遗留下来的风气，他们都是洛阳都城的贤明君主。汉殇帝以下，就没有什么足以征考的了。汉桓帝、汉灵帝不行正道，群小侵夺政权，诛杀贤能俊杰，向百姓流布毒害，在朝廷卖官，在宫内列设市肆，群盗大起，腥臭之名传到君上，赤帝的国运，很快就灭亡了。蜀汉先主刘备把国事托付给孔明，有仁人的风范和功业。魏文帝承袭父亲的基业，专擅妄发大言，轻率议论舜、禹，摧残末节而疏忽根本，他的昏聩闭塞太严重了。然而他遇灾异能够归罪自己，罢免弹劾三公的制度，最终制定节省俭薄的制度，也还足以称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长处，继之而来的是荒淫，邻国豪强和敌国之臣，奸雄相继延续数代而最终灭亡，已经算是幸运了。晋武帝承接三代积累的基业，使权力归于一统，淮海地区焚烧异服，接受让地和泥金的礼服。刘毅直言进谏，光彩灿然；晋武帝违背了他的忠告，峤的议论竟使礼服左衽。几百年来华夏风教不能振兴，罪责恐怕就在这里。【“罪杇”疑有讹误。】南北分裂为不同朝廷，质朴与文饰的治术相互背离。建立国家的人都挺拔而有雄才，施展奇谋，以勤俭约束自己，必定有像吕尚那样的功劳。残败国家的人都放纵自己的心志，猜忌狠毒而沉溺私欲，转而专事禽兽般的奢侈放荡，必定有像鲧那样的失败。继承君位的君主善恶相杂，把他们同汉代前后两汉相比，凶恶的有时超过汉代，美善的却有不及之处。大体说来，吴地风俗机巧，它的弊病在于浮薄；胡虏风俗愚昧，它的弊病在于鄙陋停滞。名声不能胜过实质，所以陈朝灭亡于隋。过去汉高祖在陇、蜀一带起兵，又下诏用书信教化，重在使人心服，耻于用虚名取胜。为什么要让倭岛夷人和北方索虏相互助成，难道不应该在让地、通乐的事情上感到惭愧吗？【“造以”疑有讹误。】自隋朝灭亡以来，唐朝传了十一位皇帝，颁布春令，至今将近二百年了。变革土地制度，树立国号，几乎可以和周朝、汉朝相抗衡；只是房玄龄、杜如晦的弊病同萧何、曹参一样，祖述秦、汉，取法周、隋，使周公、召公只能在前代独擅美名，就像龟玉毁坏在匣中一样。后来玄宗中兴，崇尚任用宋璟、张说等人的正直，然而宋璟未能通达全局，张说又不够深沉，他们都只是辅佐治理的名臣才士，不宜用经国大业来责求他们。李林甫、元载用谄媚佞谀取悦君主，又用嗜好迷惑君主，招引同党、诛除异己，使邪恶意志得以封闭，导致叛逆的羯人挑起祸端，像燎原之火无法扑灭，这除了这两个人还会是谁？不同时代的相同祸患，共同玷污了三十年，终于使朝廷充满忌讳，风俗崇尚苟且容忍，形势如波涛惊动、云气扰乱，动荡至今没有平息。《易经》说：“使事物通达其变化，人就不会厌倦；神妙地加以变化，使百姓能够适应。”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臣私下听说，自天祐以来，天下常常思念太平，君臣之心并不是不恳切；直到今天仍未能实现，是因为人们疲倦而不知道变通。即使君主能与尧、禹相比，臣下能超过伊尹、周公，诏令如同《尚书》的典诰，若每天颁下后却不能施行，即使施行了，又怎么能通达而长久呢？《易经》说：“神妙而明察地加以变化，在于善于变化的人；推行而使之实现，在于通达。” “神妙而使之明白，在于实际施行的人；默默地成就事业，不用言语却能取信，在于德行。”上天把唐朝的国运赐给圣明的陛下，又把变通的道理留给陛下；顺应形势而加以改革，那么悠久的大历业必将从此重新开始。臣观察前代继承帝业的功绩，没有像陛下今日这样盛大的。应当乘着如今诛戮淮地寇贼的势头，以德治理恒州、兖州，使恩德和威严都得到充分施展。恩威都能充分施展，再加上宽赦小过、举用贤才，那么陛下即使想把太平的功勋美名让给别人，臣也知道一定无法掩盖了。臣恭请陛下扩大圣德，抱着拨乱反正的意旨，亲自处理繁重的奏章，把治政的志向发扬于光明之间，使昊天重新建立宏大功业，与天地一同更新，并使它流传到无穷。过去舜、禹以平民身份据有天下，他们的功烈如此；如今圣朝历经五朝来经营太平，其艰难竟是这样。臣又私下听说，陛下任用工伎，一定能够做到；只是恐怕不愿使他们两方面都受到损伤。这样推行并继续发展下去，建立皇极、达到雍熙，难道会难如指掌吗？臣猜想宰相、公卿已经蕴藏着这些谋略，只是启发辅导的次序还没有来得及做到，使陛下忧思文武之道，凝神仰望殷汤；君主忧虑，臣下羞辱，谁能不愤懑叹息呢？如今陛下践行正道、据守德行、安处于仁、保存义，那么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美德就都兼备了。与百姓共同享利，像水流一样听从劝谏，仍然保持俭朴而斥退珍奇之物，那么汉高帝、汉孝文帝的美德就都兼备了。尊崇儒学，兢兢业业如同赶不上，幽隐冤屈必定得到申达，没有宠幸私亲，也没有自矜之色，那么光武帝、汉孝明帝的美德就都兼备了。任用、托付臣下而不疑惑，容纳接受直言，那么蜀先主、晋武帝的美德就都兼备了。以高祖、太宗的优良训诫为准绳，以陛下的明圣贯通始终，汇聚前代美德，综合权衡消长，融会而成为至高的德行，施行而成为玄妙的教化；以王道为尺，以大中之道为刀，审度时势所宜，裁量斟酌古今，导引知识、洗雪冤屈，驱逐末流而返回根本，端正六官，安排九畴，按照《月令》举用王制，调理兵力和粮食，崇尚孝悌，厚待九族，开通进谏之路，彰显儒学，退抑浮华文辞，罢黜不当的选举，恢复俊秀人才的选用，确定士、农、工、商四民的秩序，减少道教和佛教，明确刑罚以推行政令，整治军队以抵御戎敌，然后用礼乐来经纬，用道德来贯穿，推行诚信来教化百姓，传播《风》《雅》来使教化畅达；坐临明堂，登临灵台，在祥瑞之气中休息。这样，陛下在上继承伏羲、轩辕的事业，公卿在中可与稷、契相比，百姓在下欢欣鼓腹，汲取甘露，饮啜醴泉，使禽兽和四灵出现，也不难实现了。臣愚昧而见闻浅陋，不知深远宏大的道理，恭请陛下降旨，让宰相、公卿、大夫共同议论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译如果臣这盲人般的言论有可取之处，恭请陛下搜访山林，征召海内博学的巨儒、年高有德之人、玄远通达而明断的人士，大开学馆，让他们与朝廷贤臣共同讲论，使他们考察古制、适应时势，依据经典改变风俗；还要让他们彼此切磋，周密融洽，重新发掘精深义理，再制定制度，使之合乎宣父孔子继承周道的旨意。正气一旦振作，那些承袭家业、侵扰边境的戎狄夷裔，就会像枯草迎霜、薄冰经暑一样，转眼消失，悄然灭亡，本来不值得再使圣上忧虑。如今臣谨慎地竭尽管见，献上五件事情如下；是非曲直和疏密得失，全系于上天的鉴察。臣这样微小而昏昧闭塞的人，哪里能够自己分辨？至于沿革的次序以及时政所急需的事情，臣料想宰辅一定已经详细上奏，也不敢再说。臣如今有幸生在圣明时代，又曾错误地处在谏官之列，正逢中兴将要开启之时，知道实现太平的办法，实在害怕不说出来会获罪。臣狂妄鄙陋，不能胜任感恩和内心激愤之过，谨命恭敬承事之人某奉上此表，披露赤诚之心，谨以闻达。臣渤诚惶诚恐。《献事表》【宪宗】元稹【元和元年】臣元稹上言：臣听说，治乱的开始，各自都有萌芽征象；治与乱并没有固定的门径，只在于君主开启哪一方罢了。所谓萌芽征象，难道还有别的吗？容许直言，扩大视听，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委托信任大臣，使身边亲近和熟习的人不敢蒙蔽疏远之臣，这就是治的征象。这样做却不能达到治理，万中不会有一个。大臣不能亲近，直言不能进用，触犯忌讳的人被杀，冒犯左右近臣的人受刑，君主与一两个近臣在深宫中决定事情，群臣不能参与谋划，这就是乱的萌芽。这样做却不发生动乱，也万中不会有一个。因此古代君主刚即位、治乱征象尚未显现时，一定有狂直敢言之士，触犯忌讳，进献危急的言论。君上如果能够宽赦容纳他们，激励提拔他们，那么天下君子听到风声就高兴地说：‘那个人狂直而尚且能被君上容纳，君上的意思大概是要招来天下士人吧？我们的道就可以施行了。’小人衡量利害后进言说：‘那个人直言能够得到君上宠幸，我也可以用直言来求取利益。’于是天下贤能与不肖之人，各自把自己认为忠诚的意见献给君上；下情畅通地上达，得失的实情无论幽隐遥远都能传达，汇合天下的智慧，治理万物的心意，使人人乐于各得其所，拥戴君上如同婴儿亲近慈母。即使想诱导他们作乱，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臣说：容纳直言、扩大视听却不能实现治理的，万中不会有一个。等到进献计策的人进去后再也出不来，直言的人被杀而不得容纳，那么天下君子就会在心中盘算：‘与其进言而不被采用，反而自身被杀，我宁可行为危险却言语谦逊，以保全自己的结局吗？’小人衡量利害后高兴地说：‘君主所厌恶的，是违逆心意、刺耳难听的言论；我只要苟且顺从是非以取悦君主就可以了。’于是进见的人被隔绝而不被接纳，议论政事的人所说的话被搁置而无人听取。这样一来，十步之内的事情都不能被看见，朝廷的事情都不能被听到，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方之远呢？所以说，聋子和瞎子般的君主并不是没有耳目，而是因为左右前后的人把他们屏蔽起来，不让他们看见听见；这样做而不发生动乱，怎么可能呢？从前太宗文皇帝刚即位时，天下人没有敢进谏的，只有孙伏伽曾经因为小事向皇上进谏。文皇帝非常高兴，厚赐田宅来勉励他。从此进言的人只害怕自己的话不够直、不够尽，不能激发文皇帝的盛意，哪里还会顾忌触犯龙鳞、冒犯忌讳呢。忌讳就不再成为不可触犯之物了。于是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这些人在皇帝面前议论事情可不可行，天下四方的人在外面陈说政治得失。不到三四年，天下就得到大治，难道是文皇帝一人独自在上面运用聪明吗？还因为群臣各自竭尽忠言，使它在天下得到宣扬、发扬和畅通。况且喜爱安全而厌恶被杀受辱，是古今共同的情感，难道只有贞观时代的人轻易触犯忌讳而不厌恶杀辱吗？是文皇帝激励引导他们的功效深切罢了。喜欢顺从而恼怒耿直犯颜，也是古今共同的情感，难道只有文皇帝甘愿听逆耳之言而恼怒顺心之言吗？是因为顺从所带来的利益很轻，而危亡的祸患很大；无穷的事业很重要，而奉养自身的事情很微薄。他是在考虑为子孙留下不朽事业，建立永远安定的计策。作为后嗣，难道可以顺从一时的心意，轻视文皇帝留下的天下吗？历代圣主相继传承到今天，将近二百年了，没有不遵循这条道路而使风俗和平的。何况陛下凭借极高的天资继承并恢复前代统绪，即位那天天下焕然一新，治罪王叔文一党而凶邪之党散去，悬挂惠琳的人头而悖乱之气清除，揭发承光的欺诈而假借威势的祸根除掉，归还焦陂的田地而百姓的心情受到感动。其余如洗除瑕疵、宽缓死刑，减轻赋税、抚恤百姓，赐帛给年长者，表彰乡里的孝子悌弟，修复废弃的学校，建立义仓，无不特别施加恩惠，广泛遍及天下。这些都是陛下上法尧、舜，近法太宗，已经显现出数十种致治的萌芽，哪里是臣这样庸陋的人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的呢？然而臣又忧心忡忡、苦苦思索，有一件事尚未解决：陛下即位以来已经满一年，百官卿士以及天下四方之人，竟没有一个进献计策、提出言论而得到陛下像赏赐孙伏伽那样的奖赏。左右前后拾遗补阙之臣，也没有上奏一封奏疏、坚持一次进谏而受到陛下激励提拔的劝勉。设置谏鼓，安置匦函，却从未听说申雪一件冤屈、决断一件事情，以表明陛下没有什么幽隐之处不能照察的心意。像臣等这样列在谏官之中，名为供奉官，长久经年不得召见，每次到任所都屏住呼吸、弯腰躬身，不敢抬头仰视，又哪里有空闲议论得失、提出可否呢？供奉官尚且如此，何况疏远的臣民？即使有卓异不群的才智，想要自我效力，又有什么途径呢？于是使如今的人都把谏鼓、匦函看作空设的器物，把拾遗、补阙看作冗余的官员。臣私下思量，凭陛下睿智博大而深厚，振作精神求取治理，难道会有入朝而不说、说了而不采用的吗？

译这大概是群臣因循苟且、不能有所发明的罪过。况且臣又想，如今能够被召见、承受顾问的，只有一两个执政大臣而已；每次应对，时间不过片刻，议论天下大事，臣私下料想，他们恭敬承受圣上询问、仰谢宠光还来不及，又哪里能陈说治乱、议论教化呢？其余琐碎的有关部门，偶尔被召见，也只是说文书收发、钱谷增减之事，连这些都来不及，哪里还足以在言语之间涉及更大的道理？臣私下认为，陛下在受天命、革新政治的开端，与贞观达到大治之后相比如何？凭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辅佐匡正的才智，尚且还有接连不断的封章进计，提出可行、替换不可行的意见每日都能听到。如今陛下正处在实现大治的开端，又正值四方多忧患之日，然而进言进计的人终年没有一个，难道不是群臣因循苟且、窃居职位的罪过吗？像臣某这样的人，禀性驽钝，昏昧无知；但在陛下临朝之初，臣首先应防贤之科，被提拔授予谏司，恩遇超过寻常品秩。如果再默默无言地和在位者相处，那么臣的最大罪过，也将超过寻常品秩了。因此冒着死罪，进献十件事情如下：第一，教导太子，以崇正国家根本；第二，任用诸王，以巩固磐石般的根基；第三，放出宫人，以消除水旱灾害；第四，嫁出宗室女子，以成全人伦；第五，不拘时日召见宰相，以讲论各种政务；第六，依次召见百官，使听闻更加广博；第七，恢复正衙奏事，以表示亲自处理政务；第八，允许官员用正式幅面弹劾，以震慑奸佞；第九，禁止不合时宜的贡献，以断绝无休止的征求；第十，减少出入和田猎游乐，以防止失足跌倒。以上十件事，假如说出来是对的，正确而又被采纳，不是臣的福气，而是天下的福气。假如说出来是错的，错误而又因此获罪，这是臣的本分，也是臣的愿望。臣怀着无限恳切、奋发激励、尽节报国、珍惜时日的至诚，谨到东上閤门进呈奏表以及所陈事件，恭请圣上知悉。臣元稹诚惶诚恐，叩头叩头，罪死罪死，谨此上言。《论谏职表》【宪宗】臣某上言：臣听说先王制定俸禄制度，居于某种职位而不履行职责的要处死，所以在上者没有白受俸禄的人，在下者也不会隐瞒实情。臣私下观察现今占着职位、白吃俸禄而不履行职责的人，没有超过我们这些人的。臣听说太宗文皇帝时，以王珪、魏征担任谏官。文皇帝即使在宴饮游乐、寝卧饮食之间，王珪、魏征实际上也在参与他所处理的事情。文皇帝说一句话，王珪、魏征一定详加审议后才发布；提出一件事，王珪、魏征一定考虑后才施行。以文皇帝的明察，结合王珪、魏征的智慧，所以举措没有遗漏，言论都有典常。文皇帝还认为自己的视听不够广，于是命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议论军国大事，并且一定派一名谏官随同进入，以便参验。当时，担任耳目股肱之任的人，与君主有君臣之义，有父母般的恩情，有朋友般的欢悦；是与非没有不辨明的，可行的没有不施行的。不到三四年，天下就得到大治，蛮夷君长佩刀入朝侍奉的不可胜数。这难道是靠战争征伐造成的吗？是因为壅塞蒙蔽的祸患消除，幽隐遥远的实情得以通达。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天子的诤臣。近来担任司谏而进谏的人却不是这样：上不能充分得到召见，次不能参与时政，只是排列站在队列中，接连不断地站着罢了。况且臣听说，谏臣的职责就是在君主左右前后拾遗补阙，大事在朝廷议论，小事则上封章进言。近年以来，正衙不再奏事，群臣停止廷对。这样一来，既看不见需要弥补的缺失，也没有途径陈述廷议，哪里还安置所谓履行谏职的人呢？只有诏令有不便之处、授官有不恰当之处时，才上奏一封、坚持一次意见罢了。臣由此思考，君臣之间评论是非，在事情尚未显现时加以讽谕，在最秘密处筹划，尚且不能改变至尊的盛意，防备谗邪巧言，何况等到已经施行的诏令、已经决定的授官事项之后，才坚持上奏一封、提出一个意见，想私下收回皇帝的诏令、挽回君主的光明，实在连万分之一的补益也没有。以至于使如今的人把上封章、进计策看作妄动，把拾遗补阙看作冗员；这样却把供奉官同王珪、魏征列为同等职位，臣虽极其愚昧，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况且陛下如果认为我们这些人毫无补益，不值得参与侍从，本来就不应把名位器用赐给我们，不应让我们立于朝廷。如果认为应当扩大耳目、稍稍询问治道，又不应当屏弃疏远卑贱之臣，使他们不能进见。因此恭请陛下允许臣在延英殿等候应对，召臣进见一次，赐给臣温和的脸色，使臣能够竭尽愚拙而恳切的诚意，详细陈说谏官的职责。假如言论有可采纳之处，能够对陛下有所补益，哪怕万分之一，也是臣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言论不合道理，玷污了圣上的听闻，那么臣自当把自己置于刑书之下，以谢不能胜任官职的罪过，这也是臣甘心情愿的。臣怀着无限恳切、发愤尽职、舍身忘躯的至诚，谨到上东閤门奉上此表，恭请圣上知悉。《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三，宋李昉等编，《杂谏论》第一卷【《杂谏论表》共三卷，《英华》编排时失去年代次序，现已加以订正】《谏山陵制度过厚表》一首 《论封建表》一首 《论左右丞须得其人表》一首 《谏诰难公卿表》一首 《论太子初立请尊贤学表》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