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八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第四百八十九卷。宋代李昉等编。体用。才识兼优、明白体用的策问一道。直言。贤良方正、直言谏诤的策问一道。才识兼优、明白体用的策问【策题见第四百八十七卷，与元稹相同】。罗让。臣答：臣听说，成就千种功业、实现万般变化的圣帝明王，声名功烈远播而为后世所推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内心无所妄为而守持至正之道，只是以此谋求宏大的教化罢了。伏惟皇帝陛下垂衣拱手而治理四方，开初政治清明，大大发扬历代累积的美德，畅然发布诏令，覆盖天下，并追溯古代的熏陶教化，施行至和之政，以拯救当今，使人人怀德，渐渐沉浸其中而无不受到恩泽；这实在是至正，实在是大化。陛下还远近遍及、左右兼顾，广泛求贤、向下询问，举荐人才，使人奔走效命；履行众多美德却不专擅，凝聚精神而不遗漏，权衡国家政务的肥瘠，鉴察人事的成败，从容反复推求以贯穿始终；不受外物牵制，始终谨守禁忌，恢弘而柔顺，这真是历代君王独有的成就。臣愚昧而缺乏智慧，才能浅薄，不能明白大体和时务的适宜，学术方法又暗昧，不能符合“才识兼茂”的称号，只能冒着万死触犯罪责来进言。臣伏读圣策，开头陈述禹拜受直言、汉征求极谏的明鉴，寻求真实情况的要领。臣听说，上古的君主熏陶万物、使万物同归和谐，从不敢自以为是，必定寻求正直的劝谏来了解缺失和败误；如果是用心过度，就稍稍奖赏进言者；如果言论失于中正，就宽容他们而不使其忧惧，使上面能够得到下面的实情，下面能够畅通地表达【一作“使上下之情得以流通”】。后代帝王即使有所作为，治道也有外表是这样、内里却不是这样的时候。有人进言正确，寥寥无闻；有人进言违逆，防范阻挠便纷纷而至。即使增设法令条文，也只足以张大混乱的纲目；叩击切要的弊害，也只足以使直言的声名受到宠幸。听闻这些，难道不是失去君主应有成效的缘故吗？如今陛下亲具神圣资质，痛心于政教源流的阻塞，衡量事情最恰当的道理，加以启迪当今和后世，黜退奸邪，询问体用的要领；这确实是奸雄共同远避的事情，也是狭隘之人共同感到困难的事情。凡是说出胸中所想的，都是把真实详尽、切近而直率的话说出来的幸运。臣伏见圣策，询问用兵作战、商业农业的道理，臣请求指陈事实来说。臣听说，兵事以谋略求全，以士气取胜，能用谋略周全地制定制度才是神妙。掌握其规律，威令就能约束万物，兵少也能成功；失去其规律，滥用武力而无区别，兵多反而增加弊病，逐渐使用而不能控制，最终祸及宫禁之内。如今国家自从兴兵以来，已经将近数十年，万物因而受到残害，民情因而悖乱，难道是掌握兵权的人在设置军队方面失去了正道吗？为什么呢？天下的甲兵，数量并不算多，却屯驻在分散的地方，有时甚至达到一半；掌兵权的大臣大多喜欢制造事端，不思收敛停息，只重视谋取威名，于是增加士卒编制，聚集骁勇喧嚣之徒，厚重征敛以残害下民，苟且取用一切，借此要挟君主、养成敌患，扩张军队以自我防卫，妄想容纳攻守的机会；又心中软弱而顾虑自身，致力储蓄以寄托私心，倚仗军队人数，最终只求资取俸禄和军需。外表充实、内部空虚，守备靠借助他人，坚固之处等到强盛才加以完成，勇猛【疑字】之后才作战，军中未必真有实力。朝廷又根据声势来施行诛罚，要求他们效死，他们能够做到吗？这就是兵事烦扰而更加困弊、百姓困苦而不能解脱的原因。大概不贤的人掌握一支军队，就百般想着扩充军队；掌握千人的，又想着扩充到万人；掌握万人，又想着扩充到数万人，以此凭借军力，满足自己的欲望。用一日的废弛来代替谋划万里的策略，功勋徒然仰赖官府耗费，长久之后反而更加困病，实在算什么呢？陛下何不也考虑一下？伏望陛下亲自察看将帅的作为，如果不是适任者，就全部更换，不要让他们迟疑停留，然后再谋划。严格整备要地的屯兵，如果不切实需要，就全部撤除，不要让他们广泛设置、随意出入。所检阅选拔的兵士，不能名实不符；所树立安置的军队，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使善于弓箭的人一定发挥连续发射的技巧，善于剑术的人一定具备刺击的妙处，善于骑马的人一定有跃马乘骑的本领，善于步战的人一定有突然奋勇的奇能。由外而内，使全军归于一体，自然没有冗余军队，也没有懒惰之人；用来守备就坚固，用来作战就胜利，军队不会损耗大半，百姓也会怀有重返本业的心。这就是减省军队的方法，富裕繁盛的教化由此产生，又何必远取古代的法制呢？然而，要使百姓思念农业根本、解除重赋的困苦，又在于赋税的制度。臣请求把它详细陈述出来。臣听说，古代依据土地来核定人口，如今却只向人口征税而舍弃土地；古代根据土地物产承担贡赋，如今却增加贡赋而抛弃土地；古代均分田地、抑制富户，如今却帮助富户而剥夺贫民。因此人口不断减少而不能停止，田地荒芜而大片空置，并不是百姓怀有苟且的心志、乐于懈怠，而是迫于不能忍受的处境，形势有其原因。君王在上，量入为出，发放俸禄、粮食和赏赐，供给每年的经费，必定厚待百姓以供国家使用；有资助而不征税，有防备而不征发，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使用豆类、粟米、稻草、秸秆有固定标准，向人征税就不会过度；丝、麻、布帛有固定标准，向人征赋也不会艰难。即使夹杂灾荒，接连丧亡，间或兴废变化，子弟父兄仍然互相勉励，大都不改变自己的职业，为什么？因为制度专一明确。依臣看来，如今的赋税仍沿袭旧制，户籍征敛并未加重，但田野百姓流离、穷困无告，大概是掌事者的做法与陛下的本意不同吧？

译一定是有急迫的命令、暴虐的赋税，征取没有满足；徭役遍及山海，诡诈索求而毫无名目；奇异的贡品、珍贵的献物，希求侥幸而不知停止；假托公事、寄托私心，聚敛崇尚奢侈而没有尽头。于是无论一水、一土、一草、一木，都要竭尽其利益：俯仰之间，主管榷税的官吏专门守取，执掌刀兵的人加以控制；商人不能回头张望，农民不能举手劳作，既夺取他们的利益，又排斥他们本人。这样还不困苦，什么才算困苦？专卖之法如果如此，百姓把上级看作仇敌，怎么能思念骨肉亲人？百姓把居所看作鸟兽的巢穴，怎么肯系恋桑梓井田？百姓吝惜自己的取用，像盗寇一样，怎么能希望赋税有轻重、根本有保障？所以他们逃走苟免，不顾死亡；财物日益穷尽，事务日益削弱，土地更加荒芜【“无”疑作“芜”】，人口更加烦乱，仍是从前的情形。伏惟陛下审慎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不合经常、不合制度的人员，对于不正常、不合政令的调发，必须在其萌芽时禁止，在其发生处惩罚；这样奸官滥守就一定不敢制造事端，生养百姓的道理也会日益兴盛。陛下又用礼来节制他们的情感，用乐来使他们的志意快乐，又何必担忧不能恢复盛世、不能救济危难呢？臣伏见圣策询问既往和将来的事情，臣谨以江淮水旱灾害的事情来说明。臣听说，凡是遭受水旱灾害的地方，历代所说的多是迎合时主的诡随之词，必定说：帝尧啊，正逢山陵被洪水淹没的时运；成汤啊，正逢金属熔化、石头销蚀的时运。这些都是曲意歪曲事实，不是愚昧便是欺骗。臣曾私下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说：大舜啊，正逢没有雷风霜雹的时运；神禹啊，正逢没有飞流、彗星、孛星的时运？不纠正这种言辞，却如此因循。天运的时节聚合，发生水旱变化，本来不一定就是灾害；如果治理失中，感动阴阳，顷刻之间就会成为灾害。因此精诚舒展、谨慎守信，即使七年也不足以遭受灾祸；简慢欺诬、轻忽政事，即使一日两日也会酿成灾害。修治政治、彰明诚信、端正内心、恢复德行，对于过去的事情，陛下应当以此为戒。然而臣所忧虑江淮更加紧急的，是防御灾害的方法和将来的警戒；臣又担忧正在这里，希望把情况全部列给陛下听。如今国家以内是王畿，外面是诸夏，水陆相连，土地绵延四面而远，而运输供给尤其重大，国家根本实在江淮。为什么？陇右、黔中、山南以北，土地瘠薄，物产经营所得不多；岭南、闽地、蛮中，风俗与中原相异，珍奇物产虽接连送来，却不能大量供给；河南、河北、河东以北，兵甲长期积聚，农业虽厚，自己承担供给，也比不上江淮。最为紧要的，正是江淮内外，是天下的命脉。陛下难道能不思念它吗？近来接连 一个郡有五十处遭受旱灾，地方长老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情：田野山川全都成为尘土，草木燃起烟火，粮价比兼金还贵，挨饿的人家十家中有七八家。听说有人向男女乞讨，哪里还有时间保全自己的家室呢？听说有人倒毙在道路上，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糠粃呢？百姓嗷嗷哀号，辗转流离，无所归宿，像灰烬中的狼一样惶恐回顾，直到今天还没有安宁。况且今天惶恐，明天也惶恐，力量已经耗尽，形势已经困窘，灾祸还想怎样图谋呢？这是臣为陛下忧惜之处。又听说长吏中有的并非良善之人，加重毒害，忍心疗治创伤而简略问察，以威势剥削百姓而自求安逸，那么陛下即使有赈济发放，也未必容易送到；即使有蠲免放宽，也未必容易让百姓获得；即使有诏书晓谕，也未必容易使百姓听闻。这是臣为陛下疑虑之处。然而要使这些地方安定、生存并得到整治，究竟应当从哪里着手呢？依臣之计，对于违背事理的长吏，应选派重臣代替他们，不必等到他们变成蛇虺；考察受灾的郡县，选择其中确实受灾者加以慰劳，不使他们含冤而无处申诉。这样就会朝廷早上下令，地方晚上欢悦；江淮得以保全，四方的赋税转运就会接踵而来，关中也可以安然巩固，国家根本不至动摇，仿佛没有遭逢凶旱一样。所以臣说，将来的根由，就在这里罢了。臣伏见圣策中第二问所说的推恩寄令之计。汉代晁错陈述诸侯削地的制度，是谋略中最周密的；主父偃提出将恩惠推及诸侯子弟的诏令，是计策中最巧妙的。削地制度实行后，转为松弛的形势便变得紧张，七国之乱由此酿成；推恩诏令下达后，强大的枝干被削弱，诸侯王的治理便确定了。这仍然在于见识有深浅、法令实行有渐进与否，关键就在于循序渐进。寒暑因此相互成就；即使急于施行，天地也不能使万物迅速变化。追求古人的本意，或许可以用于今天。又如齐桓公成为霸主时，管仲寄托于法令的做法，白天作战足以用眼互相辨认，夜间作战足以用耳互相听见；他们想在邻敌面前取得威势，向天下逞其志愿。五霸的事情，在孔子的门徒看来，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以谈论它为羞耻。像这些，不过是小国权臣的细微权术罢了。臣本来不能替陛下陈述伏读圣策第二问中专门委任儒术的问题。臣听说圣王在上，贤臣在下，道德和智慧兼备，才能和智谋都得到发挥。专任权力于君上，君主的聪明便得到加倍的资助，哪里会没有成效呢？委任事务于臣下，公器便会相互率领，哪里会让他们运用私心呢？然而如今凭陛下的资质才华和清明光辉，群臣哪里敢比得上？若把集成政事的责任放在陛下身上，难道是说凡事都必须亲自操劳、亲自过问吗？亲自处理而不偏私，亲自过问而有制度，那么即使垂衣拱手、执掌符契，也不会有差错了。孝元帝时，政权由左右近臣专擅，并不是任用儒臣的过失；光武帝时，弊病波及群臣，也不能说是采用考课制度的功劳。任用儒臣接近于正确，关键在于所任用的人是否适宜，这样才能改变弊病。至于臣所见如今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政务有时重视小事，也可以说一说。自本朝武德以来，典章十分明备，职员排列清楚，官吏也很齐全；可是治道没有弘大，政务要领有时仍未达到，这究竟是官职不合适、人才不称职呢？是治理不合乎大道呢？是忽略了大事而记录小事呢？臣所说的小事，是天官卿对选补文书进行调阅核验，乃至一个主簿、一个县尉、一个属吏这样的末等官员，也要考定次第、升降功劳，然后才罢休，这是对小事考核得太详尽了。至于衡量任用亲民抚养百姓的官员，却又没有明白其中道理。臣所说的大事，是天子朝廷每日接见、每日接受奏议；有些人超越同列，却掌握名邦闻邑和众人聚居之地的大权，不经过考课最优，也不问是非，贤能与不肖的行迹、言辞的真假喧哗，全都随其来由而改变，轻易转化，仿佛从不留心听取，这是对天下大事太过卤莽。详细核查小事，却卤莽处理大事，轻重竟然相反，使那些盗取名声、尸位素餐的人奔走如波、疾驰如风，只怕落在后面；他们狂妄煽动、诱导扶持，以邀宠受贿为事，彼此相互结交，到底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一个人掌握尺寸之禄，心怀轻微事务，手握微小权力，做事稍有龃龉尚且不能胜任，何况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凭借生杀之柄，又兼有兵马众多、连接数十城的土地，让庸俗杂乱的人肆意横行、窃据其位，怎么能够忍受呢？

译假如说实在不能胜任，那么耳目之人暗中依附，事情也没有途径使陛下听闻，事后后悔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难道不应慎重对待所授予的职位吗？臣认为如今郡县长帅的官职，最关系百姓的性命；掌管百里之地的父母官，莫过于县宰；掌管千里之地的父母官，莫过于刺史；掌管列城的父母官，莫过于郡统。若这三种官职各有一人选得恰当，百姓一定小康；两人选得恰当，一定中康；三人都选得恰当，一定大康。陛下即使不驱策天下之人，使他们达到太平，最终也没有别的途径，真正不在于官员多寡，只要慎重选择这三种官职罢了。臣又听《尚书》说：“爵位不要授予具有恶德的人。”《春秋左氏传》说：“官职上的失德，在于接纳邪人。只有君主自身没有邪曲，才不会接纳邪人。”偏听偏信、独断专任而受左右近臣牵制，是邪曲的来源；小臣却享有大禄，制度失去适中，是邪曲的来源；锦绣文采、珠玉珍宝和淫逸之事充斥，是邪曲的来源；教令、察视被阻塞，不能宣达，是邪曲的来源；聚敛苛刻，搜刮财富，在上位者任意揣度，是邪曲的来源；依附逢迎、只求同意，走捷径而不守正道，是邪曲的来源；烦琐察问、设置拘防，弊害都归于下层，是邪曲的来源。这样坐享仁寿，陛下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只愿陛下不能使自己的心胸浩然开阔，这是微臣的心愿。伏望陛下审慎察看，伏望陛下深思熟虑。臣伏见圣策最后一问有探究防治之意，至于连缀成篇的说法，臣本来没有足以用来导引师法的高论，只能勉强不使它失坠罢了。面对陛下深睿的询问，臣卑微浅陋，内心没有受到震动，明知自己不能免于谴责，难道能不感到惭愧自胜吗？臣以极其恳切的心情谨此回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皇帝问：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具有上等圣人的资质，处在天下大治的时代，仍然担心治理未能达到极致；寻求贤才来使其发挥作用，仍然担心行动不合时宜；征询谏言来听闻大道，何况我愚昧浅薄，承受许多福禄，想到肩负的重任，警惕风波的忧患，寻求贤才、征询谏言，哪里敢忽视懈怠？至于穷尽神妙、通晓变化，以盛大自己的德行；经纬文武，以扩大自己的功业；考察古代、探究根本，沟通教化的源头；使眼睛明察、使耳朵通达，周遍考察视听所及的范围：这些都是我早晚所立志追求的。诸位大夫将用什么来匡正、辅助并实现这些目标呢？自中代以来，寻求治理的人接连出现，他们的用心都十分磨炼奋发，但成效却难以彰明显现。没有谁不想恢复淳朴厚重的风气，可浮薄之风常常盛行；没有谁不想遵守俭约，可奢侈之物常常昂贵；没有谁不想远离小人，可巧言谄媚的人常常得到进用；没有谁不想亲近庄重正直的人，可忠诚正直的人常常被疏远；没有谁不想勉励人们遵行义理，可廉耻之心常常不能修养；没有谁不想禁止人们作恶，可抵触冒犯之事常常不能止息。这些错误悖乱，难道没有根源吗？近年以来，我仍然广施大恩，霜露所降之处，润泽必定一律相同。洗涤污秽以引导人心，减少徭役以丰裕物力，蠲免田租以使农户富厚，修葺国学以振兴儒学风气，督察废弛的职务以补强纲纪，完备各类官职以次序安排贤俊。希望能够继承先人的志愿，达到太平治理。然而还没有听说有人改变行为，承担劳苦的人也没有减少；农民无法免除艰难的饮食，求学者无法通晓精微的言论。建立事业的功绩，尚未记载于众官之中；感叹人才匮乏的话，直到吃一顿饭的工夫也没有停止。法律中有弊病的地方，无不被去除，但法律仍未修明；切合政务的措施，无不施行，但政事仍未光大。难道是不能彻底改变风俗，因为道术广大而难以救济吗？难道是没有得到治理的门径，因为事务繁多而反而更加扩大吗？我等待听到美善的言论，不要有所隐讳。周代的德政，对授田有一定制度；汉代的法令，对耕地有固定数额。如今田界相接，土地有一半成为豪强的产业，流离佣作的人无所依靠；大抵这些编户本来就是为了交易，怎么能夺取富人的财产来补助贫民呢？如果想要因循旧法，这难道不是使多者受损而少者受益吗？采取中正之道，办法是什么？选取人才只看品行，不必看文采；任命官员只看才干，不必看资历和考核。然而，品行不是仓促之间就能全面察知的，才干也不是经过错综复杂的考察就能全部了解的。不必把文采作为衡量轻重的标准，这样士人就可以进退；不必把资历和考核作为固定尺度，这样官吏就有条理。如何适应变化、纠正偏差，才能符合良善的规范？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六气有序、招来各种祥瑞？施行什么措施可以使众生长寿、使百姓受到仁政？怎样才能以往代教训作为有据可考的依据，设置于当代又容易实行？不要鄙陋，不要杂乱，以符合我的心意。回答　　　　　　　　　　　皇甫湜 臣伏见陛下征召天下士人，在朝廷亲自策问，求贤以谋求治理，已经可以说做到极致了。然而臣不知道，陛下将把这看作空泛的策问，还是想借此求取实际成效？如果把它看作空泛的策问，那么后世的士大夫读史官的书时会说：“天子如此忧虑百姓，如此急于求贤，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以礼相待并询问他们，这也足以成就名声了。”如果把得到人才作为要务，把国家社稷的谋划放在心上，那么就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君王的尊贵如同上天，威严如同神明；即使以谦恭的态度询问，先以礼貌相待，接见时让他们靠近膝前交谈，虚心听取，尚且恐怕他们因惶惧失措而不能尽情表达心中的想法，何况让他们坐在阶庭之下，用文章来考试，使他们曲身俯首、弯腰屈背，承接询问后再上前回答呢？况且天下的事情，即使只能举出一两件略作说明，臣所应当说的事情，还有一些并非臣下所适宜听闻的，清问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又郁积而不能发出，只能勉强附在篇章之中，考察的人一定会认为多余烦琐，又排斥而不能进呈。陛下为什么不吝惜在冕旒之前赐给臣一个容足之地，使臣得以详细陈述呢？可以采纳的就施行，没有用处的就罢弃，这对陛下的明察又有什么损害呢？

译然而臣不敢对此有所指望，只谨慎地依循圣问，粗略竭尽一个盲者所能见到的意见。倘若陛下怜悯体察臣的心志，宽免臣的罪责，赐予臣答复当日的问题，使臣最终完成自己的论说，那么在陛下覆照之下，能够生存形气的人，谁不感到万分幸运？制策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具有上等圣人的资质，处在天下大治的时代，仍然担心治理未能达到极致；寻求贤才来使其发挥作用，仍然担心行动不合时宜；征询谏言来听闻大道，何况我愚昧浅薄，承受许多福禄，想到肩负的重任，警惕风波的忧患，寻求贤才、征询谏言，哪里敢懈怠忽视？至于穷尽神妙、通晓变化以盛大自己的德行，经纬文武以扩大自己的功业，考察古代、探究根本，沟通教化的源头，使眼睛明察、使耳朵通达，周遍考察视听所及的范围，这些都是我早晚所立志追求的。诸位大夫将用什么来匡正、辅助并实现这些目标呢？”这就是陛下忧勤到了这样的程度。臣听说尧舜把拥有天下看作自己的负累，而不把居于帝位当作快乐。臣又听说，百事成功，一定在于恭敬；百事失败，一定在于怠慢。如今陛下想到前代君王的戒诫而不敢懈怠，思考治理国家的常道而不忘早晚勤勉，求贤、征询谏言，甚至延及微贱之士，臣由此看见了尧舜的心意。效法天地运行的道理来施行政务，顺应阴阳调和的规律来养育万物，使一切事务都有秩序，一切行动都合乎时宜，这就是穷尽神妙、通晓变化的盛大德行。用武力制止杀戮、禁止暴乱，那么兵器就应当收敛；用文德治理国家、救济时世，那么教化就一定能够实行。这就是经武纬文的伟大功业。崇尚礼制、彰明义理，喜爱士人、尊重儒学，摒弃魏晋以来衰败末流的法术，考察周汉已经实行过的盛明之理，这就是考察古代、探究根本的方法。任用贤人而不三心二意，招纳谏言而一定实行，屏退身边亲近者的邪曲佞媚，进用正直敢言的臣子，这就是明察事物、广听意见的道理。臣又听说，先王之所以不用亲眼看却能明察、不用亲耳听却能聪闻，是因为他们依靠明断来排除邪僻的根由；其中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左右侍从、仆役、车夫只供奉正直之人，必定有懂得法令的人，必定有懂得礼制的人；让他们在座前足以尽知真伪，平日相处足以帮助君主听取和阅览。左右近臣既然如此，又让公卿大夫讲论正事，史官记载他们的举措，官箴纠正他们的过失，以至于百工、庶人没有谁不进谏甚至指责。文臣贤士成为他的股肱，勇武之士成为他的爪牙，这就是所以能够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如今宰相进见也有次数限制，侍从之臣全都失去职守，各部门官员上朝请示后便退下，而法律甚至有议论涉及乘舆便治罪的规定；不知道替陛下发出谏言、充当喉舌的人是谁呢？替陛下充当爪牙的人是谁呢？早晚侍奉起居、陪同宴游，与陛下谈论臣下的是非、赏罚好坏的人又是谁呢？股肱之臣不能接近，爪牙之臣不足以卫护，这样还能有什么进谏和辅弼呢？那些轻薄亵狎、残缺褊狭险恶之徒，原本只是皂隶一类的职务，怎么可以让他们掌握王命、执掌兵权，在内承担腹心的寄托，在外担负耳目的职责呢？这正是忠贞之士、义烈之人寒心丧志、含泪愤恨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倘若确实能够恢复周代的旧典，除去汉代末年的祸患，恢复谏官、史官、侍臣的职掌，使他们在左右前后每日延请宰辅共同讨论义理；凡是在朝廷有官位的人，都引荐进用；使他们面色温和以安定其心意，延长会见时间以让他们尽情陈述；可以采纳的必定施行，有所触犯的也不加罪责。王的勇士应当选择公卿大臣总领并分别治理，那么政事没有不能平定的，刑罚没有不能停止的，百姓没有不能和睦的，财货没有不能丰足的，蛮夷戎狄没有不能使之臣服的，美好的征兆和祥瑞也会到来。这样一来，难道还会忧虑视听所及的范围有所不周全吗？制策说：自中代以来，寻求治理的人接连出现，他们的用心都十分磨炼奋发，但成效却难以彰明显现。没有谁不想恢复淳朴厚重的风气，可浮薄之风常常盛行；没有谁不想遵守俭约，可奢侈之物常常昂贵；没有谁不想远离小人，可巧言谄媚的人常常得到进用；没有谁不想亲近庄重正直的人，可忠诚正直的人常常被疏远；没有谁不想勉励人们遵行义理，可廉耻之心常常不能修养；没有谁不想禁止人们作恶，可抵触冒犯之事常常不能止息。这些错误悖乱，难道没有根源吗？臣听说，一天之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德，这是说王者的。因为人们不遵从君上的命令，却遵从君上的行为。上古的君主亲身率先遵循正轨法度，推行恕道而施及万物，由真诚而达到明察；这就是他们的教化神妙、天下如刀裁般整齐的原因。中代以来就不同于此了。内心的至诚不能彰明，却想任用法律来防范百姓；忠信不能实行，却想放纵自身而去约束万物。虽然用心磨炼奋发，但实际行为与之不相符合，这就是有其心意却没有成效的原因。想使人淳朴厚重，却不先以减少私欲、降低欲望、无为而真诚来率先示范，所以浮薄之风常常盛行。想使人俭约，却不先以降低宫室、节省饮食、沉没珠玉、重视谷物来率先示范，所以奢侈之物常常昂贵；想远离小人，却喜爱悦耳之言，所以巧言谄媚者常常进用；想亲近庄重正直的人，却厌恶违逆心意的忧虑，所以忠直之士常常被疏远；想勉励人们遵行义理，却让贪污浑浊的人处在官位，所以廉耻之心常常不能修养；想禁止人们作恶，却使法制不一，所以抵触冒犯之事常常不能止息。错误悖乱的根本，难道就在这里吗？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全部反过来实行，成效很快就会明显显现。制策说：近年以来，我仍然广施大恩，霜露所降之处，润泽必定一律相同。洗涤污秽以引导人心，减少徭役以丰裕物力，蠲免田租以使农户富厚，修葺国学以振兴儒学风气，督察废弛的职务以补强纲纪，完备各类官职以次序安排贤俊。希望能够继承先人的志愿，达到太平治理。然而还没有听说有人改变行为，承担劳苦的人也没有减少；农民无法免除艰难的饮食，求学者无法通晓精微的言论。建立事业的功绩尚未记载于众官之中，感叹人才匮乏的话直到吃一顿饭的工夫也没有停止。法律中有弊病的地方无不被去除，但法律仍未修明；切合政务的措施无不施行，但政事仍未光大。难道是不能彻底改变风俗，因为道术广大而难以救济吗？

译难道是没有得到治理的门径，因为事务繁多而屡屡失误吗？我等待听到美善的言论，不要有所隐讳。臣认为陛下洗涤污秽，而仍未听说有人改变行为，是因为政事没有从根本上着手。想使人改变行为，就应当以德行率先示范，谨慎而明确地施行赏罚，不滥用刑罚，这就是洗涤污秽的根本。因此赏赐应当给善人，惩罚应当加给恶人，天下就会明白地逃避恶行而趋向善行；赏赐应当依据功劳，惩罚应当依据罪过，天下就会震动警醒，远离罪过而趋向功劳。这样人们自然会各自治理自己，上面就可以无为而治。这就是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因。赏罚都是报应。赏赐失当，刑罚不合宜，哪一种过失比这更严重呢？臣伏见自兴兵以来，开启权宜之道，实行苟且之政。台省的官职、王公的爵位，在国中泛滥，在州郡遍布，甚至遍及舆台。将帅之臣借用绯衣紫衣的品秩来驱使人。确定官位、奏请任命时，名器轻贱得如同土芥，执掌权柄的人又专擅如爪牙。这就是赏赐人而人不受劝勉的原因。州县判决的案件，每月以千数计；连年累世，却没有听说有一件疑案上报朝廷，也没有听说有受冤屈的人向王阙申诉。难道天下的长吏全都像皋陶一样吗？律令格式虽然齐备，却没有人遵守；乡、县、州、府各自制定制度。对自己发怒的人就擅自杀戮，平常则凭主观臆断。百姓犯了过错，尚且不知道应当避开什么，又怎能自己申诉明白，这不是太难了吗？何况赋税徭役没有定规，衣食又不足，百姓尚且不怕死，哪里还能躲避罪责呢？这就是惩罚人而人不感到恐惧的原因。赏赐不能劝善，罪罚不能使人畏惧，想使人改变行为，或许很难。即使洗涤了污秽，也不过是宽容奸人、赦免违法罢了，又有什么作用呢？伏望陛下慎重使用赏赐，赏赐一定依据功劳，那么天下的善行就会受到鼓励；慎重使用刑罚，刑罚一定依据罪过，那么天下的恶行就会受到遏制。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就不会发生僭越滥用；使百姓富足后再教化他们，廉耻之心自然会产生。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行为需要改变，也没有什么污秽需要洗涤了，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陛下减少徭役，但承担劳苦的人仍未减少，是因为小恩惠还没有遍及各地，而主管事务的官吏有的阻塞不肯承受。若陛下加施恩惠并俯察此事，物力哪里还会担心不能丰足，劳苦之人哪里还会忧虑不能减少呢？陛下蠲免田租以使农户富厚，而百姓仍然艰难度日，是因为生育的人仍然少，而耗费的人仍然多。商人乘坐坚车、享用肥美食物，工匠掌握轻巧器具、仰赖供给，士兵横行而享有厚禄，僧道无所作为却取得资财。农民劳苦困顿，终年辛勤不息，濒临死亡；愿意务农的人也因此既愚昧又少了。何况两税不均，又失去了因时变通、救济弊病的方法，各种横加的赋税，随着长吏而自行施行呢？如果使工商、老氏、释氏这些邪末之流受到困窘，减轻田野布帛的征税，蠲除横暴的赋役，减少镇防的兵力，那么耕作的人会像云一样多，积聚的粮食会像山一样高。臣请再为陛下详尽说明：贬抑珍奇贵重的货物，斥退过度雕琢的奢侈品，那么工商之道自然会衰息；贬黜异端的学说，使法令不混乱、教化不烦琐，那么老氏、释氏一流应当屏退。况且天下之所以惶恐不安，难道不是因为兵役吗？使赋税的根源增厚而能够实行，能够蠲免徭役的，难道不是因为商人吗？如今昆夷尚未平定，边境防备还不能撤除；中原或许还有忧患，镇防也不能废止。若要使百姓因此生计得到成就，那么不如减少兵员而加以训练。如今将帅中能够胜任职务、懂得用兵的人也很少，有的人依仗兵众来巩固权位，行贿来结交恩泽，因循苟且、粗疏卤莽，不过是保全富贵罢了，哪里有时间按时教训士卒、使他们熟习自己的职责呢？如今若特别加以申明整顿，使他们接受教阅，选取拳勇出众的人才，斥退屠夫、商贩和负贩之徒，那么士卒十分之中可以减少五分。人数多而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人数少而一定精锐呢？又近来州府虚报名册，妄求供给，全部侵吞军饷来肥私囊。如今若核查名册与实际人数，以法令纠正他们，那么五行之兵又可以减少两成。人数虚浮，哪里比得上人数虽少而名实相符呢？一方面可以使兵力强盛，一方面可以使赋税宽减。若江淮州郡远离敌寇、戍守地带已经清平，除非是为具备使令、仪注而设置的人员，其余一切都可以罢去；用节省的费用来代替征调，清薄积欠，然后慎重选择长吏，周全地加以安抚，不出四三年，便会家家富足、人人和睦；这样横暴不会发生，赋敛自然均平，达到至理而进入太平，还担心百姓仍然艰难度日吗？陛下修葺国学以振兴儒学风气，而精微的言论仍然郁塞，是因为求取俸禄、获得仕进的人，凭借章句记诵而不是凭借义理。若改变这种法则，就可以除去它的弊病。陛下督察废弛的职务以补强纲纪，而建立事业的功绩尚未记载于众官，这是众官的罪过。如今职位齐备却不举职，法令齐全却不施行；谏诤之官虽然满员，却听不到直言；弹劾察访之臣充斥道路，却从未直指过失。公卿大夫只顾侧身逢迎、苟且求容，持禄养交，为亲戚谋划，升迁除授不过是领取簿籍而已。兴利之臣专门以聚敛钱财、计算数目为务；共同治理政事的官吏专门以依附上意、剥削下民为功。习以为常，渐渐形成风俗。标新立异、锋芒毕露的人，很快就招来悔恨；混同光彩、淈泥随俗的人，富贵立即可得。即使陛下如此焦劳、如此明察，太平之治又有什么益处呢？伏请陛下下明诏制定统一的法则，使担任这种官职、治理这些百姓、奉行这些法令的人，必须有明确功绩，然后才允许升迁擢用。考核功绩的优劣，不敢有阿谀偏袒；而干犯刑法的官员中，有才能的每日进用，无能的每日退黜，那么众官建立事业的功绩，就将得到褒扬记述而来不及了。陛下完备各类官职以次序安排贤俊，而人才匮乏的叹息直到吃一顿饭的工夫也没有停止，仍然是因为奉承上级的人升迁得太快，处在下位的人受到刻责得太深。古代取用人才，十人中选得五人，尚且认为很多；曲木和直椽各自适合自己的用途。

译如今却不是这样：在礼部推荐时，说他幽昧凡陋而不可取；在吏部选拔时，又说他声名虚浮而不能任用。擅长文章的人，便担心他华而不实；质朴厚重的人，便担心他朴拙而缺少才能。出身冠盖之族的人，便认为可以凭借因缘；微贱之人，便认为幽暗险僻。上面求取人才越来越急切，下面搜求得越来越苛深。士人究竟对主管官员有什么亏负，竟然要这样阻滞、困顿、压抑、刻责他们呢？才能像积聚的郁气一样被压抑在下，一旦宰相、辅相和卿士大夫的职位出现空缺，求之不得，便说是山岳不降神灵，是时代缺少人才。于是反复使用已经任用过的人，轮流升迁到上位，不知道格限；没有声名功绩，有的一时之间三次拜官，有的两年九次迁升。因此便把位高看作当然有才。仕进之门常常关闭，而天子的官职、天子的权力，不过由当权的五六个人轮流占据掌握罢了。凭陛下的明圣，难道不想让国家得到人才吗？凭宰相的公正忠诚，难道不想使人才得到充分任用吗？只是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因循而成为这样罢了。伏望陛下特别告诫朝廷和州府，使他们每年各自把所知的人推荐到礼部、吏部，在计偕常选的人中访察推择。得到合适的人才，就给予他不按常次的职位，以非常的恩典相待；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就一定实行考核优劣来惩罚违滥，那么周文王使周朝安宁、舜帝使天下可封的功业，坐着就可以实现。人才匮乏的叹息，怎么会出现在圣朝呢？陛下说法律中的弊病无不去除，但法律仍未修明；切合政务的措施无不实行，但政事仍未光大。这是因为主管事务的官吏和长吏没有选得合适的人。即使舍人勤勉办理政事，又有什么益处？臣伏见赦书的条文周备详尽，纤细之处都写得很清楚，然而空洞的文辞和虚浮的声名充斥视听，实际功绩和深厚恩惠却没有丝毫惠及百姓。圣德不能宣扬，王泽不能流布。即使陛下日夜思考治理，宰相忧劳而奉行职务，又能怎么办呢？要使树枝挺直，必须先端正树根；朝廷是根，州郡是枝。如今朝廷的号令，有早晨发布晚上就改的；主管官署的法令，有昨天破坏今天又实行的。伏望陛下端正纲纪以张举万目，澄清源头以清理万流，那么四方就是大幸了。由此说来，并不是道术广大而难以救济，也不是事务繁多而更加失误，实在是奉诏承办事务的人的罪过。制策说：周代授田有一定制度，汉代耕地有固定数额。如今田界相接，土地有一半成为豪强的产业，流离佣作的人无所依靠；大抵这些编户本来就是为了交易，怎么能夺取富人的财产来补助贫民呢？如果想要因循旧法，这难道不是使多者受损而少者受益吗？采取中正之道，办法是什么？臣听说古代的道理不能改变，古代的法制却不一定要照搬。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时，井田法并没有亡失，天下却大乱；我太宗、玄宗时，井田法并没有修复，天下却大治。贞观、开元年间，不必授田而能均平，不必登记田亩而能富足，是因为朝廷端正法令并使之实行，一个人的冤屈能够上闻，一个官吏的罪过能够被罢除，由此才达到这样的结果。只要法令得到推行、教化得以成功，田地自然均平，百姓自然富足，天下就会陶然受到教化，难道还要等待奸曲的官吏逐事安排吗？这与贞观、开元并不是处在不同的时代。假如法令不能实行，政事又确实失职，只是更改制度、扰乱百姓，不过是聚敛怨恨罢了。制策说：取用人才只看品行，不必看文采。任命官员只看才干，不必看资历和考核。然而，品行不是仓促之间就能全面察知的，才干也不是经过错综复杂的考察就能全部了解的。不必把文采作为衡量轻重的标准，这样士人就可以进退；不必把资历和考核作为固定尺度，这样官吏就有条理。适应变化、纠正偏差，符合良善规范的办法在哪里呢？如今取士把文学、文字和记诵作为法则，对于一个人的平素操行和实际行为却没有门径；而那些知道可以凭文学文字进身的人，往往犯下奸邪盗贼之罪，这确实是很大的弊病。乾元以来，户籍已经败坏，各地游寄之人，都不知道应当归属何处。伏请下令天下尚未归籍的人，一律恢复原有户籍；愿意留下的，就命令他们登记入籍。设置乡校、县学、州庠，用来教导他们的子弟，培养他们的才志。从乡里升到县，从县升到州，从州升到礼部。公卿的子弟全都在京城养育成长的，就让他们必须经过太学，然后才能登进主管选举的官署。这样一来，他们幼年、壮年、老年时的表现，开口说话、举步行动、言语作为和趋向进退，都可以被考察知晓。然后再参考才艺，考验器用，这才是取用人才的紧要事务。伏望陛下裁定：严密限制资历考核和章句庸才、资荫常调之人的任用，至于想求得贤能之士，则都应实行臣先前所说的谋划，听从主管官吏和长吏的推荐；奖赏一定实行，法令确实如此，也就可以了。制策说：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六气有序、招来各种祥瑞？施行什么措施可以使众生长寿、使百姓受到仁政？怎样才能以往代教训作为有据可考的依据，设置于当代又容易实行？不要鄙陋，不要杂乱，以符合我的心意。臣听说古代山林薮泽都有按时实行的禁令，人的行动会造成的危害没有差别。依照《月令》，六气就能有序运行，各种祥瑞就会到来；怀有求生愿望的众人，没有谁不能登上仁寿之域。如今舍弃这些而不去实行，杀害胎儿、毁坏鸟卵，伤害仁爱、扰乱和气，却让诸夷的法令在正月、五月、九月禁止天下屠宰，想借此繁殖物产、祈求福祐，这也没有意义。伏望陛下行动都遵循《月令》，施行可以作为依据的古训文字，考察当代容易实行的时令禁令；施行而不停息，坚持而有恒常，那么帝王的美德就可以从今日遥相追想了。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