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宋》李昉等编，《直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二道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宝历元年】皇帝问：“我恭敬地守承宪祖中兴的运势，继承穆宗安宁的功业，敬畏戒慎、兢兢业业，也免于荒废坠落。诸侯忠于君上而奉行职务，卿士遵循法令而谨守官职。四方夷狄归向朝廷，百姓得到休息。至于承继统绪、垂示文章、为后代制定准则，终究只有使人致治的意愿，却没有治理百姓的办法。古人说：‘仰慕颜回的人，也是颜回一类的人。’又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私下不愿退让，想追随三代的足迹，俯视二汉。用至高的道理陶冶今天的风俗，使百姓登上太平和谐之境。诸位大夫都蕴藏才器、应当被推荐，心情激愤而欲言不能，思考奋发作为已经很久了，应当竭尽思虑，开解我的郁结。礼乐刑政，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礼乐并不是说威仪升降、钟磬铿锵和拊击乐器，而是将要致力于顺应天时、节制地利、调和神人与整齐风俗。刑政并不是说科条章令、繁琐文书和反复申约，而是将要使人心惭愧、使人知耻，设置防禁以消除细微的祸患。一定有关于此的论说，用什么方法实现它呢？士、农、工、商四民混杂居处，迁移到各种地方，历代以来都是共同的忧患。士人本来以儒学为根本，却有诡诈的行为；农民崇尚笃实坚固，却多有损害根本的心思；工匠修治器物，却制作雕琢磨饰的器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商人沟通有无，却携带难以得到的珍货。想要矫正这些弊病，必定有相应的办法。汉高祖建立基业，称道萧何、曹参；汉孝宣帝兴盛，称道丙吉、魏相。我观看他们的事迹，灿然齐备，全都在其中；我又看我国国家的盛况，其纪年称为贞观、开元，其辅相称为房杜、姚宋。我观看这些记载，发现能够防范群邪、超绝同类的人并不能相距太远；然而两朝的盛大、四人的才干，也不能加以诬蔑。难道要同天地元气合其德行，谋划事业而没有边际吗？还是史官的言辞志记不能长久留存在所记事业之中呢？口粮消耗极多，而开垦荒地的人却懒惰；供给徭役的人极多，而掌管财货的官府却空虚；官职没有空缺，而靠家庭供养的人却诉说困苦；恩德润泽仍然到来，而鳏寡弱小之人却没有得到充分供养。这里一定有防治的方法，怎样才能辨明它呢？不要泛泛而谈，不要粗略遗漏，不要游移说辞，不要隐瞒实情，以符合我虚心求教的本意。我将亲自阅览。” 回答　　　　　　　　　　　舒元褒【第三人】臣长久以来感到奇怪：如今上天的运行、大地的承载、万物生生不息，都与尧、舜、禹、汤时代没有不同；可是说到国家治理的成败、安危，便遥远得相差数千里。臣于是静心追索它的根源，大概是由当时君主造成的。在禹时，夏朝成为王朝；到桀时，夏朝灭亡。在汤时，殷朝成为王朝；到纣时，殷朝灭亡。难道古今有所不同吗？只是人的作为罢了。臣曾为此忧患，希望怀抱赤诚之心书写出来，置于天子面前。通达天子的道路十分高远，没有办法上达，所以终年郁结，如同抱有沉重的痼疾。上天仿佛知道臣有改变时局的办法，并且能够恳切不止。幸而使臣没有被霜露侵损，也没有犬马般的疾病，能够遇到陛下继承帝位的日子；陛下首先以直言极谏征召贤良方正之士，虚心向他们询问。这是五帝三王也难以实行的事情，而陛下一朝之间全都能够实行，这正是所谓天地交泰的时代。臣不敢恐惧回避，愿意接受汤镬之诛，愿意尽情吐露国家成败利害的根源，愿意解除天下百姓倒悬般的急难，也不旁生枝蔓、雕饰文辞来作为言论。上承圣上的询问，下切合百姓的实情，估量陛下必定能够实行的事情，然后才说出来。伏望陛下察知其中的忠诚，谅解其中的直率，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臣谨冒死上言。制策说：“古人说，希望成为颜回一类的人，也就是颜回一流的人；又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私下不敢自认为不如他。想要追踪三代圣王，俯视二汉，把当今的风俗陶冶到最高的道理上，使万民达到太平和谐。各位大夫都蕴藏才器，应当被荐举，内心郁结，思考奋发有为的方法，已经很久了。应当竭尽思虑，来疏通我积郁不通的地方。陛下首先问到这些，可见圣人思考治理之道多么深远。”臣听说扬雄有希望成为颜回的说法，颜渊有仰慕圣人的话，都是说人生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只要实行那种道，就是那种人。如今陛下具有上圣的资质，掌握大宝来统治人民，寒暑因您的咳唾而发生，生死系于您的喜怒；您的力量同天地一样宏大，您的财用如泉源一般没有穷尽。臣私下认为，凭借这样的力量，足以举起五岳而堵塞四海。如今陛下赐下制策说：“我私下不敢自认为不如他们，想要追踪三代，俯视二汉。”这正是陛下谦逊自持到了极点。微臣怎敢不拜舞称贺，并分条陈述呢？臣听说，三代治理天下，用义来教化天下，就像天地没有不覆盖、不承载的事物，日月没有不照临的地方。即使具有至圣的资质，也常常像有所不足，总是求取贤才来辅佐推广政道，接受谏诤来匡正自己，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从来不曾枉费一物而把功劳归于自己。三代以后，也要寻求治理天下的门径。什么才足以建立功业并亲近人民？如果失去了这种道，就在于从来没有思考天下人的苦难；既不知道他们的苦难，就一定会轻率地役使用民力。所谓轻率役使，并不是说每天杀戮无辜，而是说天下人的力量已经困乏，而上面的役使没有节制。上面的役使没有节制，就会有百姓转死沟壑的祸患；这种祸患产生于没有节制，足以成为活人的刀锯。又有比这更严重的：爵禄遍及舆台等卑贱之人，威福出自君主左右，刑罚不足以惩治，法令不能施行，天下昏乱而自己还不知道，反以为这是万世安宁的局面；用这种办法求得治理，和爬到树上去捉鱼有什么不同？如今陛下想要追踪三代，不如采用三代的治理方法。为什么？臣希望陛下用自己的德行治理天下，就应当思考求取贤才来扩大自己的覆盖承载；用正直光明与日月并耀，就应当思考采纳谏诤来帮助自己的照临；听到逆耳之言，就知道那是正直之士而进用他；听到悦耳之语，就辨别那是邪佞谄媚而斥退远离他。吃一顿饭，就想到天下人的饥饿；披一件皮衣，就想到天下人的寒冷；阅读国史，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看到贡赋，就想到百姓耕织的辛苦；居住宫殿，就想到采伐木材的劳苦；

译看到嫔妃，就想到鳏夫旷女的怨恨。听到声色、沉溺游宴，就悟到损害性命的警诫；驰骋田猎，就想到“高堂之下不可久处”的戒言。收束六军，不要让他们依恃宠幸；抑制近臣，不要放纵他们的威权；不要让人有求取恩宠的名声，不要让人有得到宠幸的称号；不要让宫内干预宫外政事，不要让内廷夺取外朝权力；不要因垂饰而随意赏赐，不要因迁怒而施行刑罚；不要追求悦目之华，不要喜好扰乱心志的奇巧。这就是三代明王治理天下的方法。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仰慕它，就应当效法并实行它；实行不止，自然会远远超过三代，更何况俯视二汉呢？这样就能把当今风俗陶冶到最高的道理上，使万民达到太平和谐，又哪里需要劳烦圣虑呢？制策说：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工具。礼乐并不是指威仪的升降、钟磬的铿锵和击拊，而是要用来使天时丰厚、节制地利、调和神人与人、整齐风俗。刑政并不是指科条章令、繁复文书和申明约束，而是要使人内心惭愧、知耻，设置防范以消除祸患于细微之时。一定要有相应的理论，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呢？臣听说，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三代的治理，没有不把礼放在首位的。礼制明确，君臣、父子、长幼、尊卑便知道各自的分际，人伦秩序就端正了。人伦秩序端正，和顺、孝慈的祥瑞就感应于上天，这就是使天时丰厚。贵贱的地位在内廷分明，奢侈耗损的弊端就在外部止息，这就是节制地利。这样上下自然交融通泰，天下人的心就喜悦；天下人的心喜悦，因而可以达到乐。乐达到以后，神人与人自然就和谐了。神人与人和谐，风俗自然就整齐了。仲尼说：“使上位安定、治理人民，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说的就是这个吧？当然不是指威仪的升降、钟磬的铿锵和击拊。伏望陛下举用三代的礼乐来实行，不把外在形态和声音当作贵重之物，那么就可以使天时丰厚、节制地利、和谐神人与人并整齐风俗。刑政，是国家的大典。臣听说，贞观时期的治理，刑政十分严明。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达到没有刑罚；政令的目的，在于最终达到无须政令。大概是用一人的权威来整齐天下，能够运用它就能治理，不能运用它就会混乱。刑罚设立而无人触犯，叫作法令划一；政令确立而不改易，就是必定施行的治理原则。然后才能除去奸邪、惩罚暴乱而养育百姓。然而它的祸患在于任凭个人性情好恶，亲近或疏远的人一概附和；这样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何况如今人人都自行逞强，想使他们内心惭愧、知耻，设置防范而消除祸患于细微，根本无从做到。为什么这样说？如今军队中的人，是陛下的人；府县中的人，也同样是陛下的人。既然都是陛下的人，那么刑政就应当共同遵守。如今有懒散游荡、无赖成性的人，不经营本业，输送货物、私自酿酒卖酒，只求一点小利；一旦进入北军，便张扬声势、依附权势，凭借托庇和附籍，恣意行凶逞顽。执掌宪法和治理京城的人，拿陛下的刑政来绳治他的罪过，主管者却说：“他越过职权来挫伤我的威势。”于是夸示自己的威权以固守禁防，使掌刑政者无从禁止，只能徒然发出城狐社鼠难以处置的叹息罢了。这是陛下的刑政在京城之内都不能实行，更何况远方呢？在京城之外，守土之臣有的各自另立门户，征发徭役、征收▯税，不依照法令条文；刑罚罪责的轻重，大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这是陛下的刑政在内地都不能实行，更何况远方呢？伏望陛下明察用刑之道，就可以同它约定达到无刑的境界，哪里只是使人内心惭愧、知耻呢？尽力施行政令，就可以同它约定达到无须政令的境界，哪里只是设置防范、消除细微祸患呢？伏望陛下采行贞观时期的刑政，那么天下人就会知耻并服从。制策说：“士农工商四类人混杂相处，逐渐迁移到不同的事物上，历代以来一直都是共同的忧患。士以儒业为本，却有行诡道的；农以笃实固守为尚，却多有抛弃根本的心；工以制造器物为业，却制作雕琢磨饰的器具；商以沟通有无为业，却携带难得的货物。想要纠正这些弊端，一定有相应的方法。” 臣听说，明君在上，能够掌握四民的职业，不让他们被异物迁移。如今士人从事儒业，并非不努力学习却仍有行诡道的，其弊端正是陛下亲近巧言谄媚之人而疏远正直敢谏之人。农民从事农业，并非不笃实固守却仍多有弃本之心，其弊端正是陛下嗜好珍美滋味而厌恶粗淡食物。工匠的技艺并非不专精，却制作雕琢磨饰的器具，其弊端正是陛下厌弃朴素而崇尚淫巧。商人的利润并非不多，却携带难得的货物，其弊端正是陛下看重珠玉而轻视布帛。只要陛下斥退巧言谄媚，士人就没有行诡道的了；断绝珍美食物，农民就没有弃本的心了；毁弃淫巧之物，工匠就没有雕琢磨饰的器具了；轻视珠玉，商人就没有难得的货物了。纠正弊端的方法，大概就在这里吧？纠正弊端要从先行端正上面做起，推究根本，然后再责求末端。为什么？应当规定士人的俸禄，使其稍微优厚宽裕；减轻农人的赋税，使负担更加薄少；规定工人的佣值，使服役者能够按时得到报酬；疏通商人的货物，使商品能够流通。这样一来，各人自然都会经营自己的行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如果还敢有被异物迁移的，就有陛下的刑政在那里。制策说：“汉高祖创业的根基，称道萧何、曹参；孝宣帝中兴，称道丙吉、魏相。朕看他们的事迹，灿然明白，都在我国盛世的记录之中。记载年代，就说贞观、开元；记载辅相，就说房、杜、姚、宋。朕看这些记录，防止群臣相互排斥、超越同类的做法似乎不能相差太远，然而两朝的盛况、四人的才能，是不可抹杀的。他们将要同天地元气合德，谋划达到无边无际的境地吗？”臣听说，君主凭借辅弼而兴起治理，自古以来王者希望建立非凡事业，就一定有非凡之人来辅佐。汉高祖凭借萧何、曹参，孝宣帝凭借丙吉、魏相；一个用来创业，一个用来中兴，其道理是可以知道的。汉高祖出身平民而拥有天下，大敌尚未消灭，长久征战，萧何、曹参匡正辅佐，谋划计策最多，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功业盛大。孝宣帝兴起于民间，霍光去世后才亲自处理政事；然而霍光虽然有顺应时势的功劳，却不通经术，不是辅佐王者的人，所造成的弊政尤其多。丙吉、魏相承接弊政之后，竭尽股肱辅佐之任，最终实现中兴，因此可以看出他们辅佐的功劳。我太宗、玄宗具有明圣的资质，海内归顺教化；房、杜、姚、宋处在至理之世，都尽力以忠言启发君主，全都具有匡正辅佐的道术。

译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君臣之道相合，所以贞观、开元同汉代功臣有所不同，而两朝的功德事业光耀史册。陛下认为防止群臣相互排斥、超越同类不能相差太远，臣先前所说的正是君主圣明、臣下贤能、君臣之道相合交泰，这是正史作者没有功德却能称道的原因。制策说：“人口粮食需求极多，而开垦耕作的人懒惰；供给费用极多，而财库官库空虚；官署并不缺员，而靠家庭供养的人却告困；德泽不断降下，而鳏寡弱者仍未得到充分供养。一定有防治的方法，怎样辨别这些问题？不要浮泛，不要简略，不要游说，不要隐瞒实情。”以此来符合朕虚心求言的要求，朕将亲自阅览。陛下最终问到这些，足见圣心忧劳之深。微臣怎敢有所隐瞒而不尽言呢？陛下因为人口粮食需求极多而开垦者懒惰，因为供给费用极多而财库官库空虚，难道不是上面失去了勤俭的教化，下面抛弃根本而不务农吗？想要增加开垦、使财赋充足，没有比劝导人民致力于根本更好的办法。致力于根本，在于百姓乐于自己的产业，开垦土地种粮，种植桑树养蚕取丝。这些都取自肥沃土地，肥沃土地的产出如泉源一样，难道会有穷尽吗？如今舍弃这些而不去经营，却想使开垦者不懒惰，是不可能的。现在陛下宫室池台如此兴盛，于是人们都忙于采伐，只趋求斧斤之利，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后宫中穿罗纨、施铅红的数千人，每天耗费数千金，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尚食供应的膳食穷尽海陆珍品，用来充当上方一顿饭的费用，也相当于中等人家百家的财产，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马厩里的马以及鹰犬很多，都由厮养来饲养；它们所需的刍草、粟米、粱米和肉食，一件牲畜的供养甚至超过人的需要，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车舆、服饰和玩好都用兼金错饰，用美玉镂刻，有的用文犀、玳瑁、大贝、明珠、象牙、皮革、羽毛，搜罗奇异之物到了极点；采集这些东西的人有时要航行大海，攀登高山，力气耗尽也不回返，继之甚至死去，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有些人借佛教徒削发惑众，建立寺宇，雕刻佛像，度人为僧，遍及天下的多达数十万，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奸吏治理人民，只把设法应付供应作为先务，急迫征收租税，厚重剥削赋税，以向左右近臣献媚，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上面喜好珍奇，商人就运输无用的货物；上面喜好技巧，工匠就制作无用的器具。器具和货物都出自人力，却被投置在无用的地方，这就等于耕夫减少十分之一。这几项，都是严重困乏百姓力量、耗竭国家财用的事情。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仰慕茅屋简朴的教化，约束佛教徒惑众的说法，抑制奸吏征敛赋税的欲望，禁止工商从事无用之事，那么百姓都会归向根本、开垦土地，又何必担心粮食需求太多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节省嫔妃的侍奉，斥减犬马的繁多，减少海陆珍品的过度供给，省去车舆服玩中的珍奇之物，那么赋税自然充足，又何必担心供给费用太多呢？所以古语说：百姓富足了，君主同谁会不富足？即使伊尹、傅说再生来替陛下筹划，也不能改变这一点。陛下因为官署并不缺员，而靠家庭供养的人却告困，难道不是选择人才、授予职任不明吗？迁调转任、考核政绩不严密吗？如今从三公到群有司，都有各自的官职，官职都有俸禄，考核成效只在任期届满时迁转，却不知道陛下凭什么选拔任用他们。臣听《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思是内外各自任用适当的人来治理，所以天下安宁。如今贤士充满朝廷，却使陛下忧劳到这种地步，即使官署不缺员，又将有什么用？这与“文王以宁”的意义相差太远了。陛下为何不在各自的职掌范围内考核他们的功绩？有成效的就提升他，没有成效的就黜退他。这样尸位素餐、充数占位的人就会很少，哪里还用担心靠家庭供养的人告困呢？陛下认为德泽屡次降下，而鳏寡弱者仍未得到充分供养，难道不是方镇之臣把恩泽阻塞截留了吗？臣私下看到，如今镇守地方的臣子和聚敛财物的臣子，巧立名目、计谋万端，割剥百姓的膏血，在两税之外又征收各种杂科，作为不合时宜的进奉，以此富贵来冒充陛下的恩泽。于是有月进、时进、朝贺之进、羡余之进；到了应当进奉的时候，上表陈言，都说“臣从方圆之内征取，没有扰害陛下的百姓”。只举这一点，就可看出他们的欺诈十分严重。如今长吏、节度、观察、刺史的家中，奢侈的家僮有数百人，节俭的也不少于百人；凭自己的俸禄供养尚且不足，必定要加重对百姓的征敛来补足，这就明明知道他们进献的不是俸禄。既然不是俸禄，却说没有扰害百姓，能从哪里得到呢？所以两税之外常有额外索取，盐铁▯酤等税收层层加重，借口进奏而轮番运输，水陆转运，半数流入私家。如今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抛弃产业，一天比一天困苦，而陛下没有途径知道；即使不断降下德泽，德泽不能流通，鳏寡弱者又从哪里得到供养呢？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稍微牵动圣虑、稍微震动圣心吗？臣私下料想，陛下将会不忍听到这些。陛下如果察纳臣的话，特别回转圣意，认真思考一番，命有司登记天下旧定的租赋，禁止奸臣非法征取，减少盐铁▯酤的繁重税收，断绝天下无端的进奉。这样德泽自然降下，天下百姓自然获得休息，富足而且人口繁盛，哪里还用担心鳏寡弱者得不到供养呢？然而清问所涉及的，都是当今紧要之事；微臣上言也已经说尽了。陛下察看并实行这些，只在于陛下留心各种政务，效法那些战战兢兢、勤勉不懈的人罢了。为什么？陛下正值盛年，上承十二圣的重重基业，自从即位以来，曾经有一天到了很晚还没有临朝，大臣忧惧，百官战栗，进谏的人言词恳切；陛下既赞许他们的忠诚，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宰相、卿士还没有及时回应，那么万机政务的重负，缺失将有多久呢？再加上宫门深邃、羽卫阻隔，那么朝堂之上的距离，哪里只是千里呢？即使陛下雄杰聪明，竭尽思虑而忧劳天下，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实情呢？即使说征召贤良来直言进谏，又对治理有什么益处？所以《传》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也没有人服从。”推而论之，天下的治乱，不由陛下造成，还能由谁造成呢？

译臣所说的留心各种政务、效法那些战战兢兢勤勉不懈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何况如今大的弊病还没有除去，怎么可以忽视呢？臣所说的大弊病，在于执法官吏玩弄文法，权臣操弄权柄，朋党相互勾结，货赂公然流行；他们把持朝廷内外的要职，出入交替占据，名位器物轻贱得如同粪土，公侯遍及顽劣驽庸之人，任意施行威福，苛酷伤害、暴虐残害百姓，谏官不敢议论，御史不敢纠察。陛下虽然有拥有天下的名义，而这些人却在实际上损害天下。这些弊病不除，百姓就不得安宁。陛下如果一定要除去弊病，就要堵塞其根本，斥退谄媚奸佞，进用忠臣贤人，早朝而晚退，引见宰相、公卿，询问天下的利弊；至于各部门官员，也都让正直敢言的人列侍左右，亲自裁决万机事务。这就是圣帝明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伏望陛下留神，独自听取正言，不受左右近臣迷惑，那么四海九州就万幸了。微臣怎敢吝惜自身一死而不说直话呢？谨此回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长庆元年策问，见《沈亚之集》】皇帝这样问道：我听说舜、禹拥有天下，是从卑微的地位起步，积累德行，累积勤劳，经历了许多年。他们以盛大圣明之心思考政事，难道还会有所遗漏吗？然而仍然喜欢询问，考察言论，勤勉地求访贤士，大概是因为承受上天所托的责任重大，忧虑百姓的心情深切。何况朕长久生长在深宫，接触治道的时间还很短，继承列位圣人的宏大基业，抚养万方众民，早晚都严肃恭敬，不敢懈怠，实在害怕洞察事理还不够周全，反省自身还不够明白，所以详细求取正直的言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诸位大夫应当把自己积蓄的见解全部发表出来，滋润我的空疏胸怀，尽情陈述正直的言辞，不要有所隐讳。过去君王的政治兴盛，必定达到安康太平；霸道所建立的功业，尚且能够达到富足强盛。我国疆域超过三代，斟酌采用的法度兼有百王之长，没有尧、汤那样的灾害，又积累了祖宗的治理成果，可是人民还没有繁衍众多，风俗仍然崇尚雕饰虚伪，家家没有充足的储藏，公门中储备的军队和车乘的数目、货币财物的资用，统合考核起来，没有能够超过前代的。难道天下土地上的生长生产已经不同于古代了吗？诸位大夫一定已经反复推究，务必穷尽政事的利弊，明确考察失误逐渐形成的征兆，详细陈述使国家兴盛的谋略。况且文武兼学才能成就功业，士人与农民交替从事各自的事业才能使产业丰足；因此家家给足，才能安守根本，才力周备，才能适应时势。近世各自遵循一端，彼此不能资助利用，导致做事的人各怀异心，难以成就考核功课；一旦离开职位便无所守持，轻易成为懒散游荡之人。明确指出使两途共同贯通的方法，就能合并二者的利益。长久思考教化治理，希望斟酌采取中道；施行措施如果有差错，得失就会相距很远。将要修睦劝善，下面的情况就难以察知；将要任凭权术驾驭人情，人心就会更加虚伪。我希望听到防备要害的办法，使之符合诚实和明察，辨别结党逢迎的情状，详细阐明忠厚的道理。能够了解人就是明智，自古以来对此都很慎重。九种考察恐怕流于拘泥，五种政事难以精通；有的人希望能够使人信服，但才能不能周备地处理各种事务；有的人言论都能达到义理，但行为却违背方正之道。应当陈述取舍的原则，用来明辨真假，直到朝廷的情况也一并说明。至于朝廷的缺失、四方的弊病，详细陈述并延请进来，可以直率地写出来吗？退下之后再说另一套话，是朕所不取的。诸位大夫应当努力。这篇策问共四百九十三卷，属于重复收录的内容，如今已经删去。对答者：厐严。臣答道：臣年轻时跟随老师学习，讲论历代典籍，研究皇、帝、王、霸所施行的政道，以及治乱兴衰发生的缘由。到了壮年，亲身处于困穷卑贱的境地，又得以了解农桑、工匠和商贾的利益，深知人情风俗的厚薄，心中希望把这些见解全部呈献给圣明的天子，却郁结在胸中，没有机会自行进达。正月初一，陛下在南郊举行祭祀，回到丹凤楼，颁赦天下，臣与百姓一同观看，列队在大陆之南；祥风从北方吹来，正好听到您的德音，于是听说有召令直言极谏，私下里非常欣喜，今天终于能够进献自己的志向了。如今承蒙陛下在丹墀之下亲自策问，您担心洞察事理还不够周全、反省自身还不够明白，于是命臣尽意直言，不得有所隐讳，臣难道敢不直说、不尽说而留下缺漏浅陋吗？臣生在三十年前，实在深受唐朝教化，只恨不能在日月照临之下自行效力。如今遇到昌盛的时运，得以进献狂直之言，希望增加天的高度，增厚地的深度；情意迫切，不知如何裁度，谨冒死上陈制策说：过去君王的政治兴盛，必定达到安康太平；霸道所建立的功业，尚且能够达到富足强盛。国家疆域超过三代，所斟酌采用的法度兼有百王之长，没有尧、汤那样的灾害，又积累了祖宗的治理成果，可是人民还没有繁衍众多，风俗仍然崇尚雕饰虚伪，家家没有充足储藏，公门没有足够储备，军队和车乘的数目、货币财物的资用，统合考核起来，没有能够超过前代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难道天下土地上的生长生产已经不同于古代了吗？还是如今的时政和法令有所失误呢？臣已经反复推究，务必穷尽政事的利弊，明确考察失误逐渐形成的征兆，详细陈述使国家兴盛的谋略。臣听说，用道来教化天下的称为皇，用德来教导天下的称为帝，用礼乐、刑罚、政令来治理天下的称为王。处在天下最尊贵的地位，举用四海的力量，成为皇、帝、王、霸，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仍然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何况人的诚实和虚伪、时俗的厚薄，必定都是由上而下形成的呢？帝王之道，高处不必从天上降取，厚处不必从地上获取，远处不必到四夷寻求，不过是师友辅弼之臣罢了。师友辅弼之臣，难道还要到别处寻求吗？不过是贤明、智慧、忠诚、诚信的人罢了。因此古代的圣帝明王想到天地也有不能完成全部功业的时候，便不自以为德行尊贵；仰望日月也有日食月食的时候，便不自以为光明无缺；一定要寻求贤哲，把他们安置在身边，然后自身的德行才会尊贵而且更加完善。臣每天进献谋略，君主每天实行；臣每天使君主听到自己的过失，君主每天改正。开始时，一个善行出自臣下；最后，百般善行都归于君主。把臣下当作皇者的老师、帝者的朋友，最终却没有听说老师比皇者更圣明、朋友比帝者更明智。后世的君王，有的却不是这样。臣下有所进献，有的人担心美名归于臣下，因此有些言论不肯听从；

译臣下有所替换，有的人又担心自己的恶行显露，因此有些过错不肯改去。这样一来，难道只说“劝谏我的话不正确”，对方就一定正确吗？竟不知道疾病在身上时，必定要饮用医生开的药，而医生本人也未必不生病；但是饮用他的药，有时确实能够见效。一定要等到筋力异于常人、脸色异于众人之后才饮用药物，那么疾病的根本难道不会变得更深吗？如今陛下超越皇帝的圣明，辅弼之臣又有师友般的贤能。所谓圣贤相逢，上古的治理之道就可以实现了。可是仍然担心人民没有繁衍众多、民俗仍然崇尚雕饰虚伪，那么治理就没有超过三王，德行也没有超越五帝。这些目标能够达到吗？确实有办法。臣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典籍图册：舜、禹用来对待防、契的做法是怎样的？贞观年间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是怎样的？开元年间任用姚崇、宋璟是怎样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成就尧、舜、成汤、文王、武王的名声，以及贞观、开元的治理呢？如今陛下自从即位以来，舜、禹的心意已经在四海得到彰明。陛下尊敬师傅，任用忠贤，贬斥抛弃奸邪贪婪之人，发散积压的物资，这些都是舜、禹的心意。臣希望陛下尊敬他们而不废弃他们的道理，任用他们而不废弃他们的言论，已经贬斥抛弃的人今后不要再召回，已经发散的物资今后不要再收回。《夏书》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有好的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陛下能够善始善终，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百姓家中的储藏不能供给所需，公府的储备有所缺少，那么铸造锋刃、销毁箭镞，军队和车乘的数量就可以在后世减少。减轻徭役赋税、节约费用，货币财物的资用就可以超过前代。失误逐渐形成的根源，没有比贤人得不到任用、政事得不到修治更严重的了。使国家兴盛的谋略，没有比恢复开元的局面、践行贞观的治理更优先的了；这样，三代的安康太平便可以举足而达到。五霸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哪里值得向陛下说明呢？制策说：“况且文武兼学才能成就功业，士人与农民交替从事各自的事业才能使产业丰足。因此家家给足，才能安守根本；才力周备，才能适应时势。近世各自遵循一端，彼此不能资助利用，导致做事的人各怀异心，难以成就考核功课；一旦离开职位便无所守持，轻易成为懒散游荡之人。明确指出使两途共同贯通的方法，能够合并二者的利益。”臣认为，文武之道虽然不同，士农之业虽然各异，但归根结底都在于修治各自的职业，并用来济助时政。如今所谓文，是什么呢？只是文采罢了。所谓武，是什么呢？只是骑马射箭罢了。想要使人文武兼学，能够做到吗？通晓古今经纬，是文的事业；把这些用于武，是武的德行。禁止暴乱、收止兵戈，是武的事业。把这些用于文，是文的辅助。不修治根本却专事末节，想求得完备，能够做到吗？如今如果只根据各人的才干授予相应职务，也可以济助天下的事务。因此仲尼设有四科来扩大教化之道，汉高祖有三位杰出人物来成就功业；正因为不要求人人完备，所以能够在前代开创事业，把教化流传到无穷后世。士人与农民交替从事各自的事业，以使产业丰足；如今之所以轻易成为懒散游荡之人，是因为国家自从幽州、蓟州兴兵以来，人民没有固定居所，士人和农民迁徙不定，仰慕政令教化就来，苦于苛刻暴虐就离去。俸禄有厚有薄，在桑梓之地又不均等，那么已经离开职位的人没有守持之处、不成为游荡懒散之人，又能归向哪里呢？陛下在上端正内心、克制自己，在下任用贤能、使用有才之人，那么文武各得其职，士农各安其业了。难道还要担心家中会有供给不足、才力会有不周全的忧患吗？制策说：“长久思考教化治理，希望斟酌采取中道；施行措施如果有差错，得失就会相距很远。将要修睦劝义，下面的情况就难以察知；将要任凭权术驰骋情意，人心就会更加虚伪。我希望听到防备要害的办法，使之符合诚实和明察，辨别结党逢迎的情义，详细阐明忠厚的道理。”陛下把修睦劝义作为心愿，却把难以察知和更加虚伪作为忧虑，难道是身边负责耳目之职的臣子还没有全部任用贤能吗？为什么忧虑叹息得这样深呢？自中世以来，淳朴的风气已经衰薄，贤者与不肖者混杂在一起，不能把二者分别清楚。臣认为，天下的事情统合起来计算，善而不能作为恶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二；恶而不能作为善的，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其中多达十分之六七的，大多是普通人。法令修明，贤人就会多；惩罚和劝勉不精确，贪婪冒进的人就会多。这一切必定在于上面有所施行，下面有所承接流行吗？况且陛下身边的人，只要贤能者才能被进用；只要任用贤能，四方的眼睛就会明亮，四方的耳朵就会通达，知人就不难了。陛下身边的人，如果不是贤能者被进用，虚伪的行为就会更加坚固，虚伪的言辞就会更加巧辩，人心也会更加虚伪。如今陛下必须选择忠贤之人置于身边，把他们作为耳目，作为腹心。任用忠贤所推荐的人，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果真如此，那么管夷吾由鲍叔牙推荐，并不算结党；祁奚推荐祁午，也不算徇私；关键只在于陛下是否任用他们。制策说：“能够了解人就是明智，自古以来对此都很慎重。九种考察恐怕流于拘泥，五种政事难以精通；有的人希望能够使人信服，但才能不能周备地处理各种事务；有的人言论都能达到义理，但行为却违背方正之道。应当陈述取舍的原则，用来明辨真假。”陛下清楚地问到这些，难道不是深切地思考求贤取士的方法吗？求取贤才、选拔士人，是为了充备官员；设置官职，是为了分别治理各种事务。有一尺长的木材，将要砍削来使用，必定要交给木匠；有一块泥土，将要揉和制作成器物，必定要交给陶工。如今陛下用仁来选人，天下人就都会归向仁；用义来选人，天下人就都会归向义。治理天下，必定要依靠仁和义。如今朝廷任用人，不依据仁，却因沉默退让、柔弱低下而进用；不依据义，却因循守旧、犹豫疑惑，因而言语与行为不相符合，才干又不足以任用。陛下即使想使五事精通，五事凭什么办法才能精通？即使想效法九征，九征又怎能真正效法？如果这样寻求各种事务的治理，就像把木材交给陶工、把泥土交给木匠，却希望得到器物，不也很难吗？如今朝廷开设取士的门路，不能说不广；其中选择精细周详、希望成为俊杰的人，在进士中不论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从中擢拔清要官职的人，十之八九确实有才干、有器识，也都集中在其中。然而所采择的是浮华的名声，所学习的是雕虫小技；因此掌管教化的人不懂得皇王之术，担任州郡长官的人不知道民生疾苦的根源。难道是他们有任事的才干，却没有任事的智慧吗？大概是所学技艺不对而职务又不同。

译臣听说古代有掌管豢养龙的官员。龙神奇玄妙、不可测度，变化无穷，而那位官员能够节制它的嗜欲，察知它的行动和休息，驯扰并控制它，无所不能，大概是因为世代承袭这一官职，继承修习这一职业。楚地人驾船，冀地人骑马，难道都是天性如此吗？必定是反复学习才达到精熟。如今即使不能大幅度改变现行事务，如果能够明确官员政绩考核的科条，把天下人驱使到修治功效、整饬品行的道路上：假如某人担任某官，表现出某种品行，建立某项功业，举荐某种善行，昭雪某桩冤案，就一定提拔迁升他；后来又表现出某种品行，建立某项功业，举荐某种善行，昭雪某桩冤案，就又提拔迁升他；如果始终默默无闻，就不等到获罪便黜退他，那么下级就没有隐蔽善行、结党包庇恶行的情状了。下级没有隐蔽善行、结党包庇恶行的情状，贤者不进用于朝廷，还能到哪里去呢？哪里还会有言语和行为相违背、才能和声望不相称的人呢？制策说：“至于朝廷的缺失、四方的弊病，详细陈述并延请进来，可以直率地写出来；退下之后再说另一套话，是朕所不取的。”臣已经在前面陈述了帝王之道。陛下又垂问朝廷的缺失、四方的弊病，难道不是想把人民提升到善道上，补救政事的缺失吗？臣又陈述了取士任贤的方法。陛下如果确实能在上面任用贤能，在下面善待众人，朝廷哪里会有缺失而不修治，四方哪里会有弊病而不除去呢？又何必把繁琐细小的事情一一备陈，来烦劳您的聪明呢？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想使人民富足、长寿、迁善改过、没有罪恶，使四夷归服于荒远之外，使百事在朝廷得到端正。想使人民富足，没有什么比厚实地发展耕种生产更好；想使人民长寿，没有什么比调和阴阳更好；想使人民迁善，没有什么比明确劝善奖赏更好；想使人民不犯法，没有什么比慎重使用刑罚更好；想使四夷归服，没有什么比修明文德更好；想使百事端正，没有什么比任用忠贤更好。忠贤不得任用，即使每天亲自处理各种事务，百事又怎么能够真正端正？德行不修明，即使每天对四夷动用兵戈，又怎么能够使他们归服？刑罚不慎重，即使每天杀死千名奸盗，又怎么能够使奸盗停止？劝善奖赏不明确，即使每天授予千人爵位、施行礼乐，又怎么能够使礼乐得到修治？冤屈和滥刑没有完全昭雪，阴阳就无法调和；浮屠没有完全革除，耕种生产就无法厚实。这六项，是政事的大要。伏望陛下记取。臣又听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陛下担心教化还不够光明，担心德行还没有普遍施及，担心有一个事物失去其所，担心众多政事有所乖违，于是向下访求遗缺，臣在清问中列陈条目。凡是先前强力对答的人，无不详细陈述自己所得的见解，那么陛下要知道这些并不困难，关键只在于实行得怎样。臣又认为天下的事情小大万端。陛下深居九重，广有四海，怎能在思虑之外劳费心神，在视听之外穷尽圣明呢？臣希望陛下每做一件事，都一定以古人为师；每施行一种政道，都一定效法上天。使日月的光明纯正，使星辰的位置安定，降下雨露的恩泽，振作雷霆的威严。内则任用夔、龙掌管万机事务，外则选用方叔、召虎考察百事的成效。对上有利的事情，一定同时考虑它可能造成的祸害；人如果在意自己的志向，就一定要考察他是否会求取非正之道。这样，天下人的希望就得到安慰，微臣的心愿也就满足了。谨此对答。《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