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第四百八十八卷。宋代李昉等编。体用。才识兼优、明白体用的策问二道。才识兼优、明白体用的策问【策题见第四百八十七卷，与元稹相同】。独孤郁。臣听说，天以雷雨使万物发生，圣人以号令使万民兴起。天道和帝王之道同时在上运行，群臣和万物便都在下得到成就。伏惟陛下以天为仁，以雷作解。臣也不过是蠢动的一物，气息下降才会出声，哪里知道声音由何而来？臣与金石草木等没有心志的东西相近，敲击它们，有时大声，有时小声，始终相互应生，清浊之声交杂而出，变化而形成文理；圣人敲击考验它们，它们不能隐藏自己的声音。像臣这样朴直愚钝，陛下考问臣却没有声音，那就连金石草木等无心之物都不如了。臣岂敢不尽力陈说所闻来答对。伏以陛下发布德音，访问山林隐士，招致贤士，寻求直言，询问可行的谋略，表现出不知疲倦的听取之意，希望上面得到益处，下面能够倾吐实情，使君臣之间欣然相处。这就是禹之所以被称为伟大、汉代之所以被称为盛世所采用的道理。臣哪里足以仰承陛下的询问？臣认为，国家有贤才并不可忧虑，可忧虑的是不能任用贤才；没有直言并不可忧虑，可忧虑的是不能容纳直言。如今朝廷如此广大，百官如此众多，并非没有贤才，只是陛下垂下冕旒、塞住聪耳，或许还没有察觉他们。群臣各自默默地来朝又退下，即使有贤哲，谁能辨识他们呢？观察《易经》卦象，乾在上、坤在下，是否卦；坤在上、乾在下，是泰卦。乾代表君，坤代表臣。君上的意旨向下传达，臣下的诚意向上通达，这就是天地交泰的时候；君上的意旨不向下传达，臣下的诚意不上达，这就是天地不交、形成否卦的时候。像太宗文皇帝，每次临朝视事，从未不从容询问群臣政事的得失。臣下有一点善行，君上无不奖赏；君上有一点过失，臣下无不进谏。有时把臣下引入禁宫，有时让他们在宫中往来；他们生病，就亲临其宅；去世，就亲临其丧。君臣之道，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因此没有遗漏的人才，没有缺失的政事，巍巍荡荡，与天长存，这就是上下交泰。秦帝胡亥听信左右近臣，近臣想专擅秦国大权，就教胡亥说：“陛下年纪尚轻，刚刚即位，为什么要和公卿在朝廷上当面决定政事？事情一旦有误，就会把您的短处显给群臣看。”于是胡亥常居禁宫，群臣很少得见他，他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天下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上下不相交。伏惟陛下上法天道，下法地道，中间效法太宗。每次临朝，都宣布政令，使群臣各有陈说。陛下赐给他们温和的脸色，让他们尽情进献启发劝谏之言【“诲”疑作“语”】；侍从之臣得以奉行自己的职分，左右近臣有所思考，也可以留给后代。掌管谏诤的官员参与听闻政事，而负责进言和纠正过失的使者，如果这些人一点补益也没有，贬退他们也可以。假使他们稍微懂得大体，陛下与他们讨论政道、讲论政事，难道不可以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可”一作“或”】？谁敢不吐露实情呢？如果居官者不与他们交谈，进献直言者又不被任用，那么又何必搜求山林中的隐士，远道访求不被任用的人，辛勤寻求不被信任的言论呢？贤者本来就不会来，来了又能说什么呢？这就是体用的要领、任用贤才以成治理的方法，全部都在这里了。惟愿陛下施行它。至于百姓困于衣食，却没有眷恋故土的心，只因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原，这实在是方面大臣的罪过。方面大臣本应广泛传播天子的美好教化，像抚养婴儿一样保全安抚百姓，却反而榨取他们的脂膏血汗，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财物，聚集奇技淫巧，以此扰乱君心。天子真以为物力有余，却不知道百姓的实情。掌事的人又从未把百姓生活艰苦的情况上奏，难道那些获罪的人全都是因为直言而未被任用吗？君王居处九天之上，如果不是臣下痛切激愤、指明实情来说，又怎么能够上达呢？像臣这样草木般微贱，理应婉转周旋，以便把自己能够说的话说出来。如今天下困于商税不均，可以说严重极了。百姓忘弃农业根本的，十人中有九人。过去曾有这样的人家，拥有良田千亩、柔桑千株、房屋百座、牛羊千头、奴婢千人，仅所纳税就不少于七万钱。然而不到三四年，桑田变成废墟，房屋崩坏，羊、狗、奴婢十中只剩不到一人，而官府的税额竟丝毫没有减免，督责鞭打，直到死亡才停止。于是州牧、县长正以人口安定、赋税聚集为名，在其中强行办理朝廷所需，提升考绩，追取拖欠的赋税，平均摊派到尚存的人家；百姓辗转奔逃，官府又增加户口数目，所以赋税越来越重，百姓越来越贫困，这是不均的第一种严重情形。因此，如果想使百姓的财赋均等而没有日益窘迫的忧患，就应当考察各个通邑的盈亏，使各乡户固定在田地上，轮流互相核查上下等第，不让贪官污吏在其中纷扰，那么财物的有无、赋税的轻重就可以得到均衡。古代有四种人，如今反而增加到七种；按人口计算，每十人中，竭尽力气缴纳赋税、靠衣食养活其余九人的，只有农夫和蚕妇。穿绛色衣服、束浅色腰带而代替农夫的人，占十分之一；戴缦胡冠缨、穿短后衣服、仰赖县官供给衣食的人，占十分之二；剃光头、穿破衣、不耕不蚕、坐享供养的人，占十分之二；审察曲直、面对地势来整治五种材料，靠出卖工艺养活自己的人，占十分之二；乘时逐利，转运买卖有无，取得加倍利息来养活自己的人，占十分之二；游荡不事生产、倚靠市场谋生，以庇护妻儿、供给衣食的人，占十分之一；其余才是从事农桑的人数。农夫连糠皮和谷粒都不够吃，而那十种人却养马养到厌食粱粟；蚕妇衣不蔽体，而那十种人都穿着罗纨。因此，性情接近儒术的就入仕，接近武事的就从军，善于计算的就经商，逃避事务的就剃发，精通技巧的就做工师，不善于奸诈的就做牙侩。若不是愚钝专一、没有其他心思的人，谁肯辛勤劳作、效力于耕种的艰苦呢？况且田地荒废而衣食缺乏的人家，户口因之减少；背弃农业根本所获得的利益却很多，这是不均的第二种严重情形。陛下若真能宽减农人的赋税，使他们生活优裕安乐；堵塞各种邪路，使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困窘受辱，那么农桑就会增加，衣食也会有余。自从兵乱以来，百姓多有流散，户籍废绝，户口离散，又加上因忧惧逃到异乡；末业使人侥幸逐利，贪图苟且，放宽管理，他们就只顾眼前偷安；加以督促，他们又会因此陷入邪途。又有讹言传播，说房屋聚成瓦砾，田野全成荒芜，赋税不均，留下的人日益困苦，这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译伏望陛下命令各地把百姓编入当地户籍，不要立即遣返原乡；修治黄籍，活着就登记，死了就注销，这样男女出生的情况、户口的多少就可以查知。没有田地的人，给他们公田，借给种子和粮食；依靠当地的井泉，营造民居，种植桑麻、蒲草和蔬菜，饲养狗和猪，三年不向官府输纳赋税。自开始实行到满三年，仍有人留居当地；其他人无论到哪里，都应以重罪治罪。这样以后，百姓就能安于生活、乐于职业，而没有逃亡的忧患了。安定土著就会敦厚根本，敦厚根本人口就会繁盛。税赋均等，征敛就会减轻；征敛减轻，百姓就会富裕。用这个办法使风俗富盛，不兴盛还会怎样？用这个办法救济百姓，有什么困难？至于盐铁专卖，这是治理国家所凭借的资源，是财用中的大宝。然而当今的事务，如果整治盐铁业、革除其中弊病，也可以不受重税困扰。盐铁专卖最大的弊病，在于商人操持利润权柄，州县不奉行法令，商价过重而利息过多，布帛的精粗又不合标准。商人操持利润权柄，利润有时就会废失，州郡不敢过问，这是诱使农人追逐末业。州郡不奉法令，就各自偏袒自己的人，私煮盐铁者便会出现。价格过重，贫者承受不起；官吏过于烦扰，耗费资财的人就多；布帛精粗不合标准，女工便会受到损害，风俗变得偷薄，而君上也会困窘。既然如此，就应当裁撤盐铁官以节省费用，停止郡府各自的政令以统一管理渠道，禁止百姓经商以使他们回归耕作，减轻【一作“捐”】过高的商价以使百姓获利，迅速售出货物，布帛就一定精良；这样可以整齐风俗、增加百姓利益，也能大大补益国家、大大有利于百姓。卖酒的人，裁撤即可。对于已经发生的过失，不能长久沿着错误道路走；对于将来的忧患，要在中途就全部消除。自古帝王，没有不是在初期勤俭而使天下归附，到了末期自满而使天下离心的。陛下应以勤俭为常，以自满为戒，勤勉不止，减损再减损，谨慎地像当初一样对待结局，守住原则不要丧失。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运行不停止。陛下难道可以停息吗？可以懈怠吗？晁错之所以急切地约束七国，是想尊崇天子，担心诸侯势力削弱得太迟而祸患扩大。主父偃之所以向诸侯子弟推行恩泽，是利用他们的欲望，使诸侯容易分裂。如今天下统一为一家，全部成为郡县，没有诸侯强大的忧患，也没有宗室枝属亲王的关系，却还以推恩为言，臣恐怕不能用它来号令天下。齐桓公时期，列国互相倾轧，管夷吾想辅佐霸业，担心诸侯先行谋划而有所防备，所以修明寄寓于政令的办法，使军队和粮食充足。使作战的人一定务农，使务农的人一定能作战；无事时就把他们分散到田野，有事时就发给他们铠甲兵器，这是古人的本意，也是已经证明可以实行的方法。舜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退让贤者、任用能人。五教由契掌管，五谷由弃掌管，五刑由皋陶掌管，八音由夔掌管，虞官由伯益掌管，水土由禹掌管，喉舌言语由龙掌管，共工由垂掌管。舜自己没有具体操劳这些事务，所以只需执掌左契、垂衣端坐，天下便得到治理。难道一定要事事亲自参与、侵扰百官职分，然后才算圣明吗？一定要做到信任并彰明他们，发动他们去实行，任用他们并考察功绩。若任用不能建立，就有把三苗流放到三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放逐到崇山、把鲧处死在羽山，刑罚也一定可以施加。谁敢任用私心呢？儒家一派，向人显示中正之道并为之制定节制，考察人所达到的程度，指导他尚未达到的地方，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正，这是它的长处。然而迂腐的人实行它，就会执守古法而非难今世，凝滞不变。考核督责，是用来考察百官的。但光武帝采用它却不算美善，是因为他过重地要求臣下取得成效。伏惟陛下取法汉光武求实的精神，却不要追求速成；采用汉元帝崇尚儒学的做法，同时知道它可能凝滞；任用人才并向他们显示应当做什么，端坐拱手而不失勇气【“勇”字疑】。在取舍之间，区别就在这里。陛下若不能采用臣的言论，就不应当询问；若认为臣不能谈论这些事情，也不应当召来。既然臣已经来了，陛下询问事情的情况，就应当直截陈说；既然已经询问，微臣竭尽忠诚，就应当采纳这些策略。竭尽忠诚并不容易保持【一作“容”】，直言又有谁愿意【一作“肯”】说呢？忠诚尚未得到充分表现，直言必然有所顾惜；受到构陷而直言不悔、未被信任而忠诚不退的人，或许是有的，只是还没有显现出他们的作为。他们所具有的刚健，并非上天赋予；他们所具有的正直方正，也并非大地赋予，而是自己形成的。内心不怀疑自己，外在也不怀疑他人；忧虑君主而不顾自身，救济万物而不求个人利益。谁肯这样诚恳深切地从骨髓中发出、从肝膈中吐露，急切地关怀天下呢？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安定，微臣才能保全生命；天下不安，微臣连死也不能保全。因此臣心中只想着成效，把天下当作忧患；不顾念自身，把天下当作牵挂。知道怎样向君主提出责难的人，就应当尽说忠言；知道怎样对自己尽忠的人，就应当顾及天下。如此说来，何况陛下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怎么可以忽视呢？臣把这些编入篇章，向君上勉励进言，只有在陛下斟酌取舍了。谨此答对。同前　　　　　　　　　　白居易。臣答：臣听说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以为之流泪的有两件，可以为之长叹息的有三件。”当时汉朝兴起已经四十年，天下各方大治，四海极为太平；但贾谊并不是没有看见这些，却仍然故意说得过分，是因为言辞不切直、志意不激切，就不能回转君主的听闻、感动君主的内心，使君主对至理发愤而行。因此，即使在盛世，贾谊说过激的话也不感到惭愧；即使话说得过激，汉文帝也包容他而不责怪他，所以臣下没有失去忠诚，君主没有失去圣明，史册记载此事，成为美谈。然而臣观察自此以来的情形【一作“魏晋”】，天下的治理从未有稍稍像汉文帝时期的，激切的言论也从未有稍稍像贾谊的奏疏。难道是君主的明圣不如汉文帝，臣下的忠诚不及贾谊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丧乱的时代越来越多，而公正直率的言论却越来越少呢？如今陛下思念禹的直言而向它行礼，想到汉代极力进谏的事而征求谏言，厌恶空虚文章的无用，奖赏斥责当时弊病的至言，询问臣可行的策略，向臣表示不知疲倦的心意；这种恳切悲悯、深沉忧悼之情出自至诚，真是圣王思求至理、寻求过激直言的明证。

译这样看来，陛下的治道已经比前代宏大【《文粹》有“微”字】；臣的才干实在比古人低劣【《文粹》作“効”】，却想说些过激的话，以补益陛下光明德行的万分之一。所谓补益，并不是敢说臣的话一定可以施行，也不是敢说体用的道理一定可以阐明，只是希望后代知道，陛下即位之后，有朴直敢言的臣子出现，不让汉文帝和贾谊独享汉代的美名；然后臣退下俯伏，等待罪责，这是臣甘心情愿的。谨以过激之言冒死上奏答对。伏惟陛下赐下的策问，涉及思考振兴礼乐的道理、救济疲困百姓的方法、辨明惩罚过去并警戒将来的适宜做法、审慎推恩和寄寓政令的要领，深远极了！陛下的思虑能够达到这里，实在是万世的福分，哪里只是一个时代的人得到恩赐而已？臣听说，疲病的发生有它的因缘，救治的方法也有先后次序。臣请求为陛下究明因缘，陈述次序。臣听说，太宗凭神武的资质，平定天下的乱局；玄宗凭圣明文德，使天下达到富庶。在这两位皇帝时期，有利的事业无不兴起，弊政无不革除，远方无不服从，近处无不和睦。贞观的功业成就以后，大乐便制作出来；其中六代乐舞的尽善之处无不采用。开元的治理确定以后，盛大的礼制便兴起；其中三王礼制的明备之处无不讲求。礼制施行，所以君臣上下和睦；音乐通达，所以宫内宫外和平。因此兵器停止而万国感受仁德，刑罚清明而百姓自然受到教化，动植物都得到温暖抚育而自行生长。即使成王、康王以及汉文帝、汉景帝的治理，也无法超出这里。到了天宝以后，政治教化渐渐衰微，盗寇接连兴起，战争也相继发生。战争用来遏制盗寇，盗寇又因战争而产生，兵乱相互接续，直到五十年，赋税因此加重，民力因此疲惫；下面没有安心生活的人，即使说是在督促农桑，也不能使生业稳固；上面没有确定的费用，即使说是严行盐铁专卖法，年度财政计划也不能充足。日削月减，以至于已经耗损了一半。以上就是臣所说疲病发生的因缘，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百姓疲惫是由于税重，税重是由于军兴，军兴是由于盗寇产生，盗寇产生是由于政教有缺失。那么，政教没有修明就希望盗寇消灭，盗寇没有消灭就希望战争停止，即使太宗也做不到；战争没有停止就要求减省征发徭役，征发徭役没有减省就希望百姓安定，即使玄宗也做不到。为什么呢？事情有必然的规律，即使普通人也足以做到；形势有不可行之处，即使圣哲也不能强为。伏惟陛下想使百姓安定，首先应考虑减省征发徭役；想减省征发徭役，首先应考虑停止战争；想停止战争，首先应考虑消灭盗寇；想消灭盗寇，首先应考虑修明政治教化。为什么？如果政教修明，百姓就没有欺诈虚伪、暴戾悖乱之心，盗寇产生的根源便会消除。盗寇消灭，境内就没有兴师攻守的劳役，战争便由此停止。征发徭役减省，百姓就没有流亡迁徙的忧虑，百姓便由此安定。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的盗寇虽然已经全部消灭，仍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容易消灭而自我懈怠；如今的军队虽然还没有全部解散，仍希望陛下不要因为难以解散而自我怀疑。没有自我懈怠的心，政教就会日益严肃；没有自我怀疑的意念，诚信就会日益彰明。政教严肃，暴乱者便会改变心志；诚信彰明，强悍傲慢者便会归顺。改变心志，天下将要萌发的盗寇不用遏制就会自行消灭；归顺，天下已经聚集的军队不用驱散就会自行停息。然后沉重的征敛可以逐日减轻，疲困的百姓可以逐月安定，富裕繁盛可以日益增长，困乏枯竭可以日益恢复。百姓日益安定，和悦之气就会积聚；百姓日益富裕，廉洁谦让的风气就会流行。因势利用百姓的廉洁谦让而向他们施行礼教，礼就容易推行；乘着他们的和悦之情而用音乐鼓舞他们，乐就容易通达。推行这套方法，就可以恢复盛世；充分运用这套道理，就可以救济危难。惩戒过去的过失，没有比诚心更重要的；政教不明而政治不能修治，警戒将来的忧患，没有比盗寇更大的；盗寇不消灭，战争就不能革除。这就是臣所说救治的先后次序，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齐国施行寄寓政令的办法来称霸诸侯，汉朝采用推恩的谋略来惩治七国，把它们施用于今日，臣恐怕不合适。为什么？如今天下万方统一、四海如一家，没有可以倾覆的邻国，不是管夷吾施展权谋的时候【《集》作“秋”】。即使想寄寓政令，现在又要寄寓到哪里呢？如今废除封国、建立郡县，设置太守、罢免诸侯，没有爵位封土可以疏分，不是主父偃纠正弊病的时日。即使想推恩，恩又要推给谁呢？只要陛下期望继承【《集》作“嗣”】贞观的功业，弘扬开元的治理，就一定能光大太宗、玄宗的事业，使万代得到福祉。齐、汉那些小小的办法，哪里值得陛下仰慕？精细探究事情的端绪，关键确实就在这里。又承蒙陛下赐下策问，询问执掌契符、垂衣而治的道理，委任臣下、君上专掌的适宜做法，崇尚儒学而事业衰败、考核督责求实而政治失误的问题。这些都是政治教化的急务，是古今共同疑惑的地方，而陛下有幸加以思考，臣因此知道天下的治理将要兴盛了。所谓执掌契符、垂衣而不言，指的是教化已经成就以后的状态，不是谋划开始时的做法。把事务委托给臣下，是说君王治理天下，应当整治各主管部门、分派各种事务而已，并不是说政事无论大小都全部交给臣下。把权力专掌于君上，是说君王应当掌握枢纽、执持要领而已，并不是说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由君上专擅。汉元帝优游于儒学而盛大事业终于衰败，不是儒学的过错，而是学习儒学没有掌握正确方法。光武帝向公卿责求谏言而严峻的政令并不美善，不是考核制度造成拖累，而是责求臣下没有掌握要领。臣请求为陛下分辨清楚并说明它。所谓垂衣而不言，难道不是指无为的道理吗？臣听说，无为而能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舜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臣粗略知道一些。开始时，他勤勉修养自身，辛劳寻求贤才；明察刑罚，明慎赏赐；对外安排百官，对内勤理万机；日过中时才吃饭，夜里还穿衣而起，思虑着永不停息的道理。像这样，难道不是大有作为吗？到了最后，他安于恭敬自持，因得到贤才而安逸；刑罚明察，终于达到无刑；赏赐明白，终于达到无赏；百官不用告诫便能举职，万事不用劳神便能成功；端坐拱手、凝神垂旒，处在没有过失的境地。

译像这样，难道不是真正的无为吗？所以臣认为，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先有所作为，然后才能达到无为【《集》作“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老子说：“无为而无所不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把事务委托给臣下却让他们任用私心，或者君上专掌一切却没有成效，是因为把不应当委托的事委托了，把不应当专掌的事专掌了。臣请求从君臣之道来说明。臣听说，上下位置不同，君臣道路有别【《文粹》作“宜”】。大而简要的，是君道；小而繁多的，是臣道。臣道所涉及的百官职分既小又多，万事既细又繁，实在不是君主一人的耳目所能全部察知、一人的明察所能周遍照见。所以上君之道，只是选择人才加以任用，举出要领并加以掌握罢了。过去九位臣子各自掌管事务，而唐尧总摄他们的功业，因而称帝于天下；十位贤臣各自施展才能，而周武王总合他们的治理，因而称王于天下；汉高祖的三位杰出臣子各自发挥力量，而汉高祖兼用他们的才能，因而取得天下。这三位君主不能事事亲自去做，只是掌握要领、任用人才罢了。这也如同心对于四肢、九窍和全身各部位，心不能代替它们一一行动，但人的睡眠饮食、起居、言语、视听，全都以心为主。所以臣认为，君主得到君主之道，即使把权柄掌握在上面，臣下自然也能施展功效；臣下得到臣下之道，即使把事务委托在下面，臣下也没有机会运用私心。由此说来，光武帝督责百官而政事没有达到很美善的地步，并非别的原因，只是没有明白君臣之道在大小、繁简之间的区别；元帝优游于儒学而事业渐渐衰败，也不是别的原因，只是没有明白无为之道在开始与结束、劳苦与安逸之间的区别。这两方面的错误都很明显，可以看出。陛下只要举中道而施行，就没有什么可迷惑的了【《集》作“矣”】。臣伏见圣策第一章说：“上面得到它的益处，下面输送它的诚意”；末章又说：“兴起从我自身开始，不忧虑后来的祸害。”这实在是陛下思量、斟酌臣下的言论，乐于听闻君上的过失，勤勉恳切，担心我们有所隐瞒实情。臣岂敢不再次竭尽狂直之言，以稍稍符合天心呢？臣听说，古代先圣先王治理天下，是在欲望尚未萌发时制止它，在祸害尚未显现时除去它，所以静止时没有败事，行动时便有成功。若不是圣王，就不同于此【《文粹》作“昧于是”】，无不想在开始时逞强，到了最后才追悔；政事先失误，功业后来补救，利害得失大略可以这样说。比如军队暴乱以后才收拾，兵器作乱以后才遏制，虽说也是好事，却不如防范细微之处、堵塞渐变的趋势，使它不至于暴乱。官府邪曲以后才责罚，官吏奸邪以后才诛杀，虽说是惩治了，却不如审察其才干、选得合适的人，使他们不至于奸邪。百姓饥饿以后才给他们食物，受冻以后才给他们衣服，虽说是施惠了，却不如减轻徭役、削薄税赋，使他们不至于饥寒。举一反十，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陛下刚刚继承祖宗大业，开始临御众民，承受多灾多难的时运，正当国家鼎盛的年岁。这正是应该在欲望尚未萌发时制止、在祸害尚未显现时除去的时候。伏愿陛下敬重并珍惜这个时机，处理政事慎之又慎。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应当追究并救治其弊病；对于将要到来的事情，应当及早防范。先做到这些，那么保全国家始终在国家尚未危亡之时，恭敬自持始终处在没有安逸过度【《集》作“无过”】的状态；三代圣王的道理，难道离我们很远吗？臣能够生在世上很幸运，得以成为唐朝人，又在陛下临朝统治时，看到陛下开创太平的开始，那么臣即使早晨听到道理、晚上死去也已经满足了。何况臣还充当才识之士前来应贡，承受体用之问呢？如今臣之所以用尽千般思虑，冒着万死，在盛世献上过激之言，实在是微臣“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愿。否则，为什么会如此轻率地放纵狂妄愚昧的言论，毫不避斧钺刑戮呢？伏惟陛下稍加留意而阅览它，臣无论生死都感到万分幸运。谨此答对。《文苑英华》第八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