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三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三百五十九。宋代李昉等编。帝道。《拟剧秦美新》一首；《玉牒真纪》一首。《唐真符解》一首；《唐天志》一首。《拟剧秦美新》　岑文本 太极初始，天地混沌，元气弥漫；天地二仪开始分开，天、地、人三才于是形成。钻木取火的风俗已经过去，结绳记事的政教也无从听闻。那时久远而渺茫，所以无法加以叙说。到了文字和契刻兴起，卦爻和彖辞得以辨明；帝王开始有谥号，阐明历法，排列历代圣王的次序。远古圣王重视伏羲、神农的篆刻之法，推崇以道德教化天下；尧、舜弘扬揖让的风尚；商汤、周武凭借干戈建立功业，称得上美德尽备；周成王、周康王以搁置刑罚显示成功。虽然各时代步调不同，淳厚与浇薄也各不相同；帝王之道有文质差别，政治有兴盛衰替，但都不在于天象，而是因人而制定制度。政治规模灿然有章，声名和实际却遥远得难以继承。秦氏的政治真是奇异啊！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承袭襄公、文公遗留下来的功业；穷尽商鞅、白起的暴烈兵威，采纳商鞅、李斯等人的邪说；兼并两州之地，扫平六国的车辙。先王之道被废弃，古代圣人的德行被毁坏；以锋利的嘴和长长的距，耗尽百姓的性命；刮削言论，焚烧书籍，使百姓愚昧。四海之内非议它的凶暴灭绝，天下都苦于它的苛政。于是怀抱道术的士人背离三秦，远远避开；抱守质朴、涵养本性的贤者逃到九夷之地，自求安适。赵高、阎乐开启了祸乱，陈胜、吴广窥伺其间隙；二世时丧失六玺，一次变故便毁掉七庙。应当永远以此为鉴，秦政真是残酷啊！至于汉高祖兴起，登上帝位，居于大宝之位，感应白帝之灵的符命，施行玄妙圣人的大道；平定大乱而使天下长久安宁，使百姓免于衰老困苦。到了汉文帝、汉景帝继承历法，便以守成之治著名；到了汉武帝、汉宣帝继承帝统，也建立了帝王功业。然而，他们缺少帝王最重要的道理，对天地最精微的本质也有惭愧；仍然沿袭秦朝制度，尚且承用秦朝法程。既然没有听说有所改革，谁能发扬清明的声名？虽然时运使他们登上帝位，实际上却被天地人三灵所讥讽。我大唐开创基业，累积功劳而成就帝王之图，积聚德行而承受天命；政治教化遍及广大四方，恩惠泽被溢于号令之外。四方都承受它的养育，万物都实现自己的本性。帝王典制缺失的已经补足，王道纲纪松弛的都得到整顿。它的德行更加深厚，它的道路更加盛大。至于车轨文字大同，夷狄仰慕风化，这是武功；制定礼制，裁定音乐，改变风俗，这是文教。开始改革历法，改变服饰颜色，这是至圣；完备郊祀之礼，表达对鬼神的敬意，这是大孝。幽隐之人都被招致，奇异贤士全部到来，这是深沉明智。既废置刑书，也关闭牢狱，这是宏大的德行。因此上天不吝惜它的道，道路和祥瑞；大地不吝惜它的宝物。神龟背负图书浮出洛水，飞黄披着黑色马具；一角九尾的祥瑞动物早晚充满牧场，并枝同穗的祥瑞遍布京畿之地。它超越远古的美好，胜过前代君王的简册。上天的意思如此，人事的表现又如此，确实可以展开绿色图谶，昭示青史，在齐地郊外降下祥瑞。使嬴氏登上介丘彰明功德，使梁甫山同样传播美名；把记载写入无穷的史册，使歌颂之声充满耳边。让千载以前的往圣也羡慕它的盛大名号，让百代以后的人君也奉承它的美好声名。使皇极牢固地与造化相合，使最高的大道与神明相合。难道不美吗？难道不美吗！《玉牒真纪》　谢偃 在元气尚未分化以前、天地二仪刚刚开辟之初，时代绵远久长，本来就无法称说。到了建立天地根本、断鳌足支撑苍天、炼五色石补天的时候，有掌管三光、怀抱太阳的帝王，有驾驭祥云、呈九色光彩的君主；龟背文字显现，八卦因而形成；鸟的足迹被记录，六种书体也完备。于是文字确立，典籍兴起。因此褒贬可以由一句话确定，美恶能够流传千里。有的以揖让崇尚文德，有的凭干戈专擅武功。虽然五行轮转而各代兴盛，三正交替承袭，质朴与文饰的轨迹不同，驰骋与治国的法则各异，但没有不详载于典章制度，可以准备叙说。自近代以来直到周、秦，兵革交替兴起，英雄互相崛起；假借名义、窃取帝号的占三分之二，干犯纲纪、扰乱常道的十有其九。因此八方分裂，四海瓜分；玉垒有人称王，金陵有人谋帝。加之中原遭受战乱，戎狄侵凌，衣冠礼乐扫地而尽。将近数百年间，未曾听闻有确定正朔（“闻”一作“定”）。我圣王承受天命时，九州百姓无不翘首归心，天地人三灵都在等待眷顾；振举天干地维以连接天象，举起地络以笼罩人间。先前炎汉气数将尽，九域沉沦，于是圣王披开丹霄，张开大鹏的翅膀；驾驭玄海，截断鲸鱼的鳞甲；俯视嵩山、华山，仰望回旋的星河；把风云纳入胸怀，在胸中鼓动雷电；把雕翎箭射向日出的汤谷，把文采斑斓的宝剑横置天外。所以八方夷狄乘着风来归，九夷请求奉行正朔；这本来足以包举并镇抚虞舜、夏禹的天下，跨越并比肩殷、周。于是效法上天建立制度，顺应时势确立帝王之道；在沮泽寻求力牧，在海边访求风后。所以三杰一同来到，十乱全部汇集，能够辅佐天命、垂延帝统，修饰教化、开创基业。因此神功盛绩贯通幽冥、洞察昏暗，使无为之治复归于上古帝王，使淳朴复归于太初。于是歌咏五英，八方之风便顺畅吹奏；歌咏六德，百兽便随之起舞。至于白色毛皮、红色羽毛，极尽飞禽走兽的祥瑞；红色花萼和繁茂花丛，穷尽草木的祥瑞。上天没有隐藏，土地没有隐匿；图籍史册未曾记载、篆书符牒未曾详述的祥瑞，无不明亮交相辉映，纷纷交错映照，充满宫廷和园囿，遍及郊外和原野。难道只是阴阳二气运行而景星出现、三种祥文显现而神凤来仪罢了？伟大的上帝啊，在初月的第一天，皇帝于是背负斧扆图案，登上华美车驾，停驻金根车，陈列五种车辇。千门已经开启，万国全都汇聚；钟磬等乐器陈列齐备，珍宝贡品全部陈列。于是九司三公、群臣百官整顿衣带，整理帽缨，趋行上前说道：“臣听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圣人因此取法；大地极其厚重，帝王因此承受天图。由此可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神明灵验就在其中；上承天命，下履地德，福报和应验便由此归集。”

译没有不顺从它便获得昌盛、违背它便招致灾祸的。”臣遥远地听闻上古之事，广泛观察往代符牒；过去的圣明君主和睿智之王，没有改变过这条道路。即使七十二代的文字典籍，也没有谁能达到登上介丘、以大地孕育为根基、建立显赫称号、施加尊贵名号、举行礼仪告成功成之事；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百代帝王的壮观，是万古以来的大功业。过去齐桓公凭三代的功业，处在诸侯之位，尚且斜视梁甫山，眷顾泰山；何况陛下扼制四海，吞并万国，恩宠九州，包举八荒，怎么能让这些功业湮没而无人听闻呢？登封泰山，是用来变更国姓、奉行继承，复兴断绝的统绪、崇尚功德的事情，不可缺少。若可以缺少，那么神灵就可以欺骗，天命也可以欺瞒了。如今陛下却想贬抑百灵，拒绝群臣的意见，损害那部真实的纪典，埋没这种美德，使泰山徒然等待，梁甫失去荣幸；金绳脱离检束，玉牒收起文字；祥瑞的太阳暗中失去光辉，德星也遮蔽光色。这不是用来发扬荣耀、舒展德行、顺应天时、把恩泽流传百代、激励千年的办法。臣等竭尽思虑，尽心竭力，不敢奉行诏命；心中谋划，腹内议论，实在想进献忠言。过去九章失去次序，五纬星辰失去方位，于是使岁末失误，岁首不合。陛下既用玉律加以考订，又以金仪为准则，确定千年以来的日期差错，端正百代废弃的历朔；符合洛水之下的明证，恢复容成氏的精妙历法。这又是圣德感应所致。伏愿陛下上敬天赐之福，下顺坤地之德，协和群神的愿望，顺从亿万百姓的心意；在云亭清道，在泰山鸣响銮铃；举行射牛之礼，展现歌咏大泽的诗篇；垂下青色帷帐等待群神，拜谒紫色祭坛陈列众多祥瑞，使白云早晨升起，灵光夜间照耀，应合千年的期限，流传万岁的声响。这样四海便承受福泽，天下都会称颂太平。臣等敢借助神灵的恩赐，汇合最盛大的祥瑞，因此愿意坚决请求。于是皇帝神色严肃地说：‘过分了吧？你们的言辞为什么这样华饰？朕听说，只有德行达不到，才会没有能够成就的事；言语不审慎，便不会有征验。看看周、汉两代那些苟且进退的做法，实在足以厌恶。即使天命有所归属，我也将崇尚谦让。’于是士大夫们低头谢罪，抬头歌颂德行说：光明显赫的圣人法范，巍峨崇高的至上德行；玄妙的教化难以命名，神圣功业无法测量。上面包容乾天，下面囊括坤地；五岳的尘埃消散，四海的波涛平息。仁德之风绵延浸润，恩惠泽被下方；海外运来极珍贵的宝物，翻山越岭献来各种贝类。九重翻译的使者共享德化，万里之外一同守信；长久停留的彗星收起光芒，清晨的云气解散排列；阶前蓂荚暗中凋落，庭中轶草清晨鲜美。氤氲的和气充满四方，萧索的不是烟雾；重璧成双相合，星宿依次如珠串联。盛大的名声刚刚茂盛，美好的福运正在延长；云雾分开，云岸显露，霞光掀起，日观山出现。山川献上祥瑞，人神共同赞美；神灵恩赐凝聚成祥瑞，光辉开启清晨。把美名传播到贞石上，把芳名传布于柔软的笔札；德行越充盈越懂得自我减损，道术越积累越趋于中正。礼仪完成，便思考宏大之事；音乐变换，便推举功德。谦让是施政的开始，减少欲望是谦逊的终点。千年展示美德，万古承受这种风范。《唐贞符解》　柳宗元 获罪的臣柳宗元惶恐地说：被贬州（《文粹》作“贬所”）中，获准稍微调近安置的流人吴武陵对臣说：“董仲舒关于‘三代受命之符’的回答，果真正确吗？”臣说：“不正确。哪里只是董仲舒一人呢？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以及班彪的儿子班固以来，全都沿袭这种糊涂说法，推举古代祥瑞之物来配合受命之说。他们的言论像淫邪的巫师和盲眼史官，欺骗扰乱后代，不足以认识圣人建立帝王之道的根本，彰显至德，发扬大公之道，实在完全失去了其中的旨趣。”臣任尚书郎时，曾经撰写《贞符》，说唐家以正德从百姓中承受天命，德行累积深厚长久，理应享有无穷寿命的道理；文章本末宏大宽广，却在被贬逐期间中途停止，不能详尽完备。吴武陵于是叩头请求臣说：“这是大事，不应因受辱而放弃，应当补足残缺，使圣王的典范得以树立；这样才可以压制诡异的说法，防护正道，彰明考核万代的准则。”臣不胜奋发激动，立即详细写成文章。想到自己最终埋没在蛮夷之地，不能为当时所知，唯独不愿因此停止（“独”一作“犹”）。只要能使大道得到一次彰明，施行于人世，臣死也没有遗憾。因此自行决断，臣柳宗元叩首拜手上奏说：谁说远古之初质朴浑厚、懵懂无争？这种状态流传下来而逐渐讹变，便奋力争夺、斗怒相向，震动肆意，形成淫暴的威势，说道：“这是因为不知道道理。”人类最初诞生时，密集地出生，成群地聚居。云霜、风雨、雷电从外部侵袭，于是人们知道搭建巢穴和空洞，牵引草木，取得皮革，以抵御饥渴和男女欲望从内部的驱迫。于是又知道吞食禽兽，咀嚼果实谷物；彼此合居在角落里，交往时发生争斗，遇到隔阂便厮打。力气大的便搏击，牙齿锋利的便咬噬，爪子坚硬的便撕裂，人多的一方便碾压，兵器精良的便杀人；相互披散撕扯，草野上血流成河。后来强大有力的人出来治理，往往在险阻之地结成群体，发出号令，于是君臣、什伍的法度建立起来。德行相承者便继承，治道怠惰者便被夺取权位。于是出现圣人，名叫黄帝，使兵车交战贯通于治道之中，统一族类，齐一法度和衡量；然而大公之道仍未能建立。于是又出现圣人，名叫尧，设置州牧和四岳，执掌纲纪；选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的人参与辅佐、维系天下，像运转手臂、率领手指一样，屈伸把握，无不受到统率。尧年老时，推举圣人禅让给他，大公之道才得以建立。由此看来，最初无不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后来才逐渐可以有所作为；但若不树立德行，也是不行的。所以仲尼叙述《书》时，说尧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说舜“深沉明智而文明”，说禹“以文德之命恭敬承受”，说帝尧、帝汤“能够宽厚，能够仁爱，使信义彰明于万民”，说武王“有道的曾孙，考察衡量典法和誓命，真是正直啊”。这些德行，才是承受天命的符瑞，用来奠定永久的祭祀。后世那些妖异、淫乱、粗鄙、昏昧而喜好怪异的人，才开始陈述大电、大虹、玄鸟、巨人足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把它们当作符瑞。这些全都诡异荒诞，实在可耻，却没有人知道根本在于真正的德行。汉朝施行宽大的政策，能够安怀百姓，任用贤能，洗濯创伤，温暖寒冷，使人民得到安宁和兴盛，这才是它的符瑞。然而那些妄臣妾小人，却向下牵引虺蛇，向上援引天光，推类称庆，用来向无知之众夸耀欺骗，又增添驺虞、神鼎等祥瑞，威胁驱使、放纵防禁，使东方的泰山、石闾发出巨大声号，把这叫作封禅；这些都是《尚书》中没有的。王莽叙述自己的成效，最终奋然骄悖叛逆；后来有贤帝光武，能够安定天下，重新承继旧有基业，却仍然推崇赤伏符，反而玷污了自己的德行。魏、晋以后，庞杂混乱，彼此钩连分裂，符瑞不正，国家因而不得安宁，也没有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对于这种无从议论【“议”《文粹》作“讥”】的作为，实在无话可说。

译大乱延续到隋氏，仿佛把四海围成鼎，把九垠跨作炉，以毒火防护，以暴虐煽动。火焰烧灼人民，使他们沸腾翻涌、焦灼溃烂，号哭跳跃，却没有人能够救止。于是大圣人兴起，大降霖雨，深深洗涤荡沃【“荡”《集》作“荡”】，蒸腾成清爽的气氛，疏散成寒冷的风。人民于是清凉而安适，彼此为求生而互相帮助，彼此扶持而成事，彼此消解仇怨而得到安宁。剖割、碎屑、屠杀、剔剥，膏血流尽、肢节离散的灾祸不再发生，于是人民能够保全平安，舒畅愉快地安享身体，走上平坦的道路。焚烧、折断、抵拒、牵制，奔走流转、相继死亡的祸害不再兴起，于是人民能够聚合同类、会集族群，歌舞欢悦，用以敬奉大德。百姓徒步奋臂呼喊，犒劳迎接义军，欢声震动六合。至于麾下的大盗和豪强，占据险阻、抗拒命令，阻遏德义威势的，都被杀戮而坠灭其事业，没有留下任何虐害。人民于是共同受到美好福庆，离开隋氏而归于唐，踯躅歌唱，广大和谐而安宁。皇帝因此威严而使人敬畏，只以人民的行为为可敬，安定赋税，把财富储藏在民间，这叫作使国家富足。乡里设置义仓，收取财物而发放救济，谨慎整饬。年岁遇到大灾荒，人民仍能获得丰年般的生活；从根本上简省政务，刑罚不残酷而能惩戒，这叫作严明的威势。小的属类得到支撑，大的生长而子女繁衍；人民和乐恭敬，终于达到治理有序。凡是他们想要的，不用请求就能得到；凡是他们厌恶的，不用祈求就会止息。四夷低头服从，不兴兵革，不竭尽财货和民力，把这种德治理发扬给后代，垂示为永久的法式【“常”一作“帝”】。十位圣君共同成就这一治理，孝顺、仁爱、平和、宽厚，都以祖先为法则。恩泽长久而更加深厚，仁德增长而更加崇高，人民拥戴唐朝，永远没有穷尽。因此，接受天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民的美好符瑞；不在于祥瑞，而在于仁德。只要人民有仁德，就不是天降的祥瑞；不是天降的祥瑞，这才是真正的符瑞啊！从来没有丧失仁德却能长久的，也从来没有依仗祥瑞却能长寿的。商王曾因桑、谷生长而昌盛，因雉鸡鸣叫而兴盛；大宋的君主因德星出现而长寿。郑国因龙出现而衰败，鲁国因麒麟出现而衰弱，白雉使汉朝灭亡，黄犀使王莽死亡。祥瑞作为符瑞，究竟在哪里呢？这些怎能胜过唐朝的德行？唐德光明显著、深远宏大，保全人民而无边无际，应当献于郊庙。以文雅的诗歌，恭敬地把德行的美好告知神明。皇帝说：“确实如此。”于是斥退陈奏祥瑞的文书，探索符瑞的奥秘，思考德行尚未宏大的地方，寻求仁爱尚未完备的地方，用来达到国家的治理，敬慎对待人事。诗中说：多么盛美啊，敬德之治；百姓都惶惶不安。只有真正的德行才是符瑞，浩大而有力。仁爱充满人的肌肤，刀刃不能把人全部屠杀；恩泽润泽如雨，沸腾的炎热因此被洗涤。消灭那些凶恶的德行，于是驱逐它们、平夷它们；美好的风气啊，就这样温煦，就这样吹拂。父子之间和乐融融，彼此安宁而嬉游，赋税得到减免。仓藏充实，厚厚地储藏我们的粮食；身体轻快而清爽，使我们完好无伤。把安康留给我的子孙百代。十位圣君相继治理天下，都是神圣先王之后；子孙思念孝道，父亲文德也已经改变了旧患。人民拱手拥戴，神明都适宜保佑你【“神具尔宜”《集》作“神其祐焉”】。于是载入雅诗，承受上天的福祉。上天真诚，神明应当鉴察仁德；神明还能依归于什么呢？应当归于仁德。洗涤北方的诉讼，祝告南方的栗烈；疆域遍及东西，恭敬地专一你的心志。祝愿唐朝的纲纪，像后天一样永不坠落；祝愿皇帝的寿命，与大地一样长久。哪里只是口头祝愿？内心确实深厚诚笃。神明与人同心同道，共同把这些告知【此处有阙文】。千万年不震动、不危殆，使我们的时代延续，永远扶助它；人民更加崇高，怎么能不思念你？于是向上天发出号呼，众人说：“唉，请听我们说，皇帝的神灵啊，不要使这种符瑞衰替。” 《唐天志》　　　　　　　　　欧阳詹 上天覆盖养育万物，使万物生生不息，仿佛有情感一样，因此有时给予，有时不给予。它给予，并不只是给予；它不给予，也不只是不给予。凡是承受天命而使万物生生不息的，遵循正道，就能得到相应的结果；违背正道，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遵循正道，天就给予；违背正道，天就不予。这一道理本来必然可信。直到皇帝以诚信使大唐兴盛，已经一百七十五年。皇帝统治天下的第十四年，岁次辛未，正是贞元七年。他承受天命而遵循正道，上天使万物生生不息，正如天意在秋季所表现的那样吗？这一年的上天真是神圣、灵异、明察、诚信、仁惠而和谐啊！它高远而端正，洞彻九霄的清澈。清澈之中，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同那些有所求者相应。它郁盛而多变，浮现五色云气而芬芳浓郁。芬芳浓郁之中，仿佛在察知万物所厌恶的事物。它称合万物的本性，应合当时的欲求，如手足奔赴人心，如羽翼顺从鸟的性情。农夫在田畦中，蚕妇在林间，商人有的乘船、有的驾车，工匠有的烧炼陶器；需要干燥，需要湿润，无不顺从其意愿。其余的，则日月星辰依次运行，阴阳六气按时流行。上至一切事物，下至忙碌营生，飞禽走兽、鳞介之物、勾曲的甲虫、初生的芽苗，向天求取滋润丰厚，就常有雨；求取温暖明亮，就常晴；求取吹拂荡涤，就常有风；求取安静宁谧，就常安宁；求取烟云，就常阴；求取日月，就常常明亮。并不是不下雨，并不是不晴朗，并不是没有风，并不是不安宁，并不是不阴天，并不是不明亮。应当下雨然后下雨，万物不会缺少它所需的雨；应当晴朗然后晴朗，万物不会缺少它所需的晴；应当有风然后有风，万物不会缺少它所需的风；应当安宁然后安宁，万物不会缺少它所需的安宁；应当阴天然后阴天，万物不会缺少它所需的阴；应当明亮然后明亮，万物不会缺少它所需的明。实在是皇帝知道上帝把生生不息作为自己的职责，使万物各得其祸福，把它们与自己的得失相配合而默默掌握，恭敬而戒慎，温和而肃穆。心性如天地二仪，肢体如四时，仿佛承续上天的功效【《文粹》作“命”】；又像人心能够领受上天的忧虑，承受父亲的命令，继承堂屋、绍续基业，得到了父亲的心意。赠送遗赐、进献酬答，合乎其中的尺度，于是财货器物只按意旨来使用，牧养、车马和台隶也只按意旨来役使【二句“役”“用”版本有异】；因为役使无不恰当，使用无不适宜。土德胜过天，宝物归随于唐。皇帝是唐天子的第九子，既然能够承担重任，上天因此特别眷顾他。况且烟云风雨，也是上天的财货；日月星辰，也是上天的器物；神祇精灵，也是上天的牧圉、台隶。因此皇帝一举一动、一呼一吸，神祇没有不随从奔赴的，精灵没有不由肃穆寂静而来往的；它们联络往返于虚无之间，掌管日月，掌钥风雨，恭敬地执行诛责和开闭多少的职责，将要降下福佑、施布烟云，仿佛亲自请求张开帷幕一样。

译将要洒下滋润、疏散气息时，风雨仿佛亲自请求取盆和扇子来浇灌、扇动。将要照亮白昼、布施阳德时，阳气仿佛亲自请求取炉灶来烧灼。将要照亮幽暗的夜晚、开启阴灵时，阴气仿佛亲自请求取灯烛来使之明亮。万物安处而生长，含有灵性的生命不受摧折，草木茂盛，万物和乐，大概就是子孙敬奉父亲的慈爱，彼此相互带来福庆。凡是记载恶行、记录善行，虽是史官的职分；规诫淫乱、称述德行，也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我只是一个微贱的平民，歌咏日月而写下这篇志文。如果简册中已经记载了这些，还能再说什么呢？如果尚未记载，希望可以补足其缺漏。这一年，扶风窦公参任河中董公晋的职务，是辅政的第三年；赵郡李公纾任天官，是第四年；范阳卢公征任地官，是第一年；范阳张公蒙任春官，是第二年【《集》作“三年”】；昌黎韩公佪任夏官，是第三年；吴郡陆公贽同任夏官，是第二年；京兆杜公黄裳任秋官，是第二年；清河张公式任冬官，是第五年。太宰和六官对于天子治理天下，就像疏浚支流、澄清洪流一样，所以把他们列在这篇志文的末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文苑英华》卷三百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宋代李昉等编，明道年间。《金镜》一篇　　　　　　　　《读荀卿子》一篇 《讼忠》一篇 《杂说》一 《通儒道说》一篇　　　　《儒义说》一篇 《相孟子说》一篇　　　　《寓卫人说》一篇 《仲由不得配祀说》一篇。《鍼子云时说》一篇。《诘凤》一篇　　　　　　《大儒评》一篇 明道 《金镜》　　　　　　　　　　唐太宗 我利用处理万机政务的空闲日子，把心思放在前代史书上，仰观六代的高尚风范，考察历代君王遗留下来的事迹，兴亡的规律由此可以谈论。每当读到轩辕、少昊的无为而治，唐尧、虞舜的极盛政治，我没有不流连赞叹、吟咏不已的。至于夏、殷末世和秦、汉的昏暴君主，则使人战栗不安，戒慎恐惧，像踩在腐朽而薄的东西上。然而君主居于上位，都想永远享有万乘之尊，并把这种尊位传给百代之后。可是得失各有不同，兴亡也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缺少自我察见，听不到逆耳之言，所以到了将要败亡的时候，终身也没有醒悟，难道不可畏惧吗？看清治乱的根本源头，足以作为明镜和鉴戒。天下混乱，从来没有不是任用不肖之人的；天下太平，从来没有不是任用忠贤之人的。任用忠贤，就享有天下的福祉；任用不肖，就承受天下的祸患。身临危难的君主，各自把责任归咎于臣下。假使他们能够觉悟，社稷哪里会有危亡的灾祸呢？这特别是由于不把心思放在任用人上，反而把心思放在游乐上，难道不可悲吗？如果把游乐当作任用人，把任用人当作游乐，难道不是很好吗？古人说，舜、禹不爱好声乐，不贪恋女色；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他们应当是爱好这些的。人们说桀、纣沉溺于声色，我却认为他们应当是不喜欢声色。怎么知道呢？桀、纣的生命不能终享天年，欢乐不能享尽一生，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不喜欢声色。舜、禹寿命得以终尽，欢乐享尽一生，所以我说他们是爱好声色。人的性情有刚强、急躁、宽厚、柔弱等志趣，有忧愁、欢乐、贪婪、欲望等思想情感，也有聪明睿哲的才能，这些都是天命所赋予的；人的本性有善有不善。由此看来，尧、舜、禹、汤亲身实行仁义，治理达到隆盛太平，这是承受了天赋的善性。幽王、厉王、桀、纣却制定炮烙之刑，剖杀孕妇，剖开人的心，砍杀早晨涉水的人，把鬼侯制成肉干，制造酒池糟丘，进行长夜饮宴；这是他们承受了上天所赋的不善本性。立身处世的道理，在于折中调和，不在于偏执一端。吴起说：“从前桑氏的君主修养德行而废弃武备，因此亡国；有扈氏的君主依仗人多而喜好勇武，因此丧失社稷。”仲尼说

译：“用宽厚来调济严猛，用严猛来调济宽厚，仁义之道尚且不能偏执一端，何况旁门左道呢？何况不仁呢？”做君主的道理，是处在至尊的地位，把亿兆百姓当作自己的臣民，把万邦当作自己的心意。治理百姓必须依靠文德，防守边境必须依靠武威。孔子说：“文德施加得深厚，武力所能服从的范围就广大；德行施布得广博，武力所能制服的范围就广远。不能只靠威武来安定百姓，也不能只靠文德来完备边塞。大鲸出入水中，必然使小鱼游水的功劳废弃；鸿鹄沉入泥中，必定没有凌空飞翔的功效。假使让各种人才各自实现志愿，不失去他们的才能，古人说：想建造高大的屋宇，要先选择工匠，然后准备栋梁材料；治理国家，要先选择辅佐，然后安定百姓。高明的木匠建造房屋，必定用大木材做栋梁，用小木材做椽子；凡是合用的长短木材，都不抛弃，这是善于治理木材。屋宇不只有栋梁，国家也是这样。大德之人做宰相，也是国家的栋梁。我想，三代以来，君主喜好仁人，人民一定会跟随他【一作“君主有所喜好，人民一定会跟随”】。君主居上位而留心于亭台楼榭、奇异巧妙之物，必定会有这类人来到；极力游猎驰骋的人就会从远方聚集。留意管弦和郑卫之乐，就会有更多乐工进来；降低对粉黛女色的戒心，燕、赵的美女就会到来。堵塞直言切谏的道路，忠臣一定减少；打开谄媚奉承的道路，奸佞一定增多。古人说：君主好比器皿，百姓好比水。方圆取决于器皿，不取决于水。由此说来，足以作为永久的警诫。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懂得道理。仲尼曾向郯子学习，周文王曾向虢叔学习。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善于治理的君主思求贤才，如同农夫盼望丰收；明智的后王寻求人才，如同旱地的禾苗思念雨水。昏乱的君主嫉恨胜过自己的人，如同仇敌；把不肖之人看作儿子，怀抱在心中，哪一天会暂时忘记呢？王莽虚伪地实行仁义之道，有开始没有结束；孙皓暂时施行恩惠，有开端没有结局。这两个人还像胶船漂浮在巨浪中，毁灭已经不远；又像劣马奔驰千里，疲困就在将要到达之时。古人说：“升斗不能盛石，小聪明不能谋划大事。”巧诈不如拙朴的诚实，这话确实没有错。有明君，也有昏君。汉高祖向郦生整理衣襟表示敬意，比干却在辛纣时被剖心。殷汤把心意留给伊尹，龙逄却被夏桀杀死。楚庄王在闲暇时仍心怀忧虑，武侯退朝时却心含喜悦。昏君掩饰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明君思考自己的短处，因而长久发扬善行。观察汉高祖、殷汤，仰慕他们的德行，就像阴阳调和、四时正常运行，刑法政令公平、万民欢乐，那么麒麟就会呈现祥瑞。汉高祖、殷汤，难道不是麒麟一类吗？观察夏桀、商纣，感叹他们悖逆邪恶到了极点，就像时令不能运行、寒暖失去秩序，于是猛兽肆意施毒，蟊螟造成灾害。夏桀、商纣，难道不是猛兽一类吗？我从这里观察，难道不就是大道的道理吗？虽然说是天时，其实也在于人事。成汤时有七年的旱灾，剪下指甲作为祭牲，千里之内便降雨【一作“雨降”】；太戊时，桑树、谷树在朝廷中生长，他因恐惧而修养德行，于是使十六个国家经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见。这难道不就是人事吗【一作“哉”】？有人说做君主困难，有人说做君主容易。君主处在尊高的位置，掌握赏罚的权力，使用人的才能，发挥人的力量，还有什么做不成、求不到的呢？这样说实际容易，谈论起来却实在困难。为什么呢？轻慢天地，众多精灵就显现妖异；忽视怠慢神灵，风雨就会以暴烈回应【一作“异”】。因此帝乙有雷震的灾祸，殷纣招致飞沙般的焚烧。大肆营造池苑楼观，远方搜求奇异珍宝，百姓不能耕种，女子不能养蚕织布，田地荒芜，产业废弃，百姓凋敝残破。看见他们饥寒，却不为之哀痛；看见他们劳苦，却不为之感动。这

译是苦害百姓的君主，不是治理百姓的君主。

译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使百姓家家自给；上面没有暴虐政令和征取，下面有歌咏赞颂。克制一己的欲望，使四海百姓快乐，这是忧虑国家的君主，也是以百姓快乐为乐的君主。这就是做君主困难的原因。况且用人的道理，又并不容易。自己认为贤能的人，未必完全善良；众人所毁谤的人，未必全都邪恶。知道有才能却不举用，就是失去人才；知道有恶行却不黜退，就是祸患的开始。而且人才各有长处短处，不一定能够样样通晓。因此公绰长于担任大国的卿大夫，子产善于担任小国的宰相。绛侯周勃木讷少言，最终安定了刘氏宗族；啬夫能说会道，却不能任用为上林令。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然后才是美善。人的刚柔之情各不相同，曲直之性也不一样；古今人物奔走各异，贵贱也不相等。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孝，难道能够相同吗？上位者的孝，是匡正国家、安定家庭，志在崇尚礼义；下位者的孝，是承顺脸色、和悦容色，只在于恭敬奉养。虞舜虽然孝顺，却不能使慈父安心；曾参虽然仁厚，却不被宣尼认为完全合善。孔子说：“只会服从命令的儿子，不能称为孝；只会苟且顺从的臣子，不能称为忠。”像这样的事例，不可不察。违逆君主的耳朵而履行正道，杀死孔怀以安定国家，周公就是这样的人。” 顺合君上的心意来保全自身，顺从君主的情感而杀死儿子，易牙就是这样；舍弃自己的性命来保全君主的身体，纪信就是这样；挟持国家大计来办事，以报私仇，袁盎就是这样；挺身而出、执守节操，孤立正直而自我毁灭，屈原就是这样；表面显出和睦的姿态，内心却怀有如汤火般的恶意，宰嚭就是这样。由此观察忠臣与谄臣的道理，足以作为永久的鉴戒。白起替秦国平定赵国，却被昭王杀死；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终被景帝诛杀；文种谋划灭吴，反而遭越王杀戮；伍胥竭尽力量为国，最终遭受赐剑之祸，这些是君主的过错，不是臣下的罪过。至于赵高、韩信、黥布、陈豨一类人，则是自己招致祸患，不是君主滥用刑罚。汉高祖失误在于不能善于保全功臣，光武帝却得益于善于安置将领的妙策。臣下使君主和社稷安固，君主却把臣下置于危亡之地，难道这是相互酬报的道理吗？做天下的君主，处在万民之上，怎么可以轻易呢？背离正道、违背礼义，不只是损害自己，还会被贤人耻笑；降低身份、砥砺品行，确实是君子所为，却又会被庸常之人讥讽。越级品评而晋升官职，同类人一定会深深怨恨；偏私地同某个人说话，众人会认为这是曲意偏私；任用贤良，人们会说只是偶然得到；委任庸人，人们会说君主愚昧昏暗。说话太多，就说过于繁琐；言辞太少，就说讲道不深。任情发怒，朝廷内外都会战栗；留心宽恕，法令又会无法施行。百姓快乐，官吏就劳苦；官吏快乐，百姓就劳苦。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边远荒服地区是枝叶，京畿之内才是根本。古人说：“皮不存在了，毛将附着在哪里？”应当使根本牢固、根基深厚，把内政托付给宰相；但像伊尹、傅说这样的人，世上很少遇到。至于镇守积水的要塞、守卫飞雪纷飞的边疆，像魏尚、李牧这样的将才，当今也很少遇到。派人远行安抚，就会因眷恋而不忍离开；怜悯而不派遣，就会使枝叶凋落而无法保存。在这两者适宜之间，心意究竟应当放在哪里【一作“在”】？所以应当早晨起身、晚上警惕，不能忘记这件事。君主尚且如此，何况臣下呢？《易》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现在只是略陈大概，用来显示我心中所想罢了。古语说：“劳苦的人一定会歌咏自己的事情。”我并不是故意烦劳笔墨来显露文采，只是把学习所得作为自己的实践，姑且写下心中所怀，希望贤者们能够理解，不要以此为笑。《读荀卿子说》　　　　　　　韩愈 起初我读《孟子》，这才知道孔子的道术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称王容易，称霸也容易。于是认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子罢了。后来得到扬雄的书，大概是尊崇并信奉孟子的；由于扬雄的书，孟子更加尊贵，那么扬雄这个人，也算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在世上不能流传，周朝衰微时，好事之人各自拿自己的学说去求见当时的君主，纷纷杂陈，互相混乱；六经与诸子百家的学说交错混杂。然而老师大儒仍然存在，秦代有焚书之祸，汉代有黄老之学；保存下来而纯正的，也不过孟轲氏罢了，也不过扬雄氏罢了。等到得到荀氏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氏这样的人。考察他的文辞，时常有不够纯粹的地方，但考察其归宿，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仰望他，大概仍在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符合道的就著录，不合道的就黜弃，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瑕疵。我想删去荀氏不合道的部分，把合道的附在圣人的典籍中，这也是孔子的志向吗？孟氏是纯粹中的纯粹，荀氏和扬氏则是大体纯粹而小有瑕疵【《集》作“孟氏醇如也，荀与雄文大醇而小疵”】。《讼忠》　　　　　　　　　牛僧孺 《春秋》记载，周朝大夫苌弘修筑成周城时，晋国的女叔宽说苌弘违背天意，不能免祸。《国语》中卫国的彪徯又说：“苌叔支撑上天，是有过错的。”支撑天而天塌坏，是违背天意；用人道来补救天，是反常；诱导人修筑成周，是欺骗人。左丘明全都认为他们说得对。我认为，一句话使国家陷于危亡，其例子就是由此开始的。如果这样，那么帝王不致力于施政，只致力于声称天命；臣下不致力于竭尽忠诚，只致力于辨别兴衰。即使想不亡国，亡国也已经近在眼前了。难道一定要说天塌坏而没有人支撑，自古以来就没有中兴的君主吗？衰败的时运没有人辅佐，自古以来就没有挽救危局的臣子吗？殷太戊、周宣王，凭什么承接天塌坏的时运而兴盛？殷代傅说、周代吉甫，凭什么扶持衰败的国运而长久？这两位君主、两位臣子，难道上天偏爱他们吗？况且彪徯认为臣子谋划帮助君主是违背天意，那么国家危急而不扶助，反倒是顺应天意吗？用人道补救上天是违背正道，那么舍弃人事而求取天意，反倒是合乎正道吗？诱导人勤勉辅佐君王是欺骗人，那么劝人背叛君王反倒是诚信待人吗？言辞悖乱，竟到了这种地步。人道就在近处，忠诚是人伦的纲纪；天道在遥远之处，谈论天道容易成为关于人伦的虚诞之说。假借天道来辅助人伦，尚且担心论说会失实而造成诬陷；何况舍弃人事而求证天道，放弃近处而追求远处，对教化没有帮助。

译又说苌弘不能得到善终，是因为支撑天塌坏吗？那么赵高就是帮助秦国天塌坏的人，董贤就是帮助汉朝天塌坏的人，曹爽就是帮助魏国天塌坏的人，贾谧就是帮助晋朝天塌坏的人；他们全都家族覆灭、自身被杀，是因为上天不让他们长寿。上天所给予的，难道会有亲疏吗？以正道承接天意，天就没有塌坏；以祸乱承接天意，天就没有支撑。所以支撑或塌坏并不是天的作用，兴衰由人决定。只是有人不支撑而失败，并不是上天不能支撑。唉！苌弘没有殷宗、周宣这样的君主任用他，官位只是卑下的大夫，不是王卿士，最终使强大的晋国以不合正道的方式逼迫他，残杀使士人因难而死；苌弘能够这样，也算有所得了。为什么左丘明不讥刺周王杀害忠臣，说明这是国家危急的原因；不讥刺晋国杀害王臣，说明这是国家分裂的原因？只是记载苌弘被杀而死，来神助彪徯、叔宽违背常理的说法。我谨按《魏子》说，周王赏赐贾辛，是为了安定王室。孔子说：“这是他的命运；他的忠诚应当使晋国有后继者。”赏赐忠臣而使其有后代，那么即使自身终结，也不能说是违背天意而被杀。由此可知，左丘明听闻错误、见解偏颇，距离圣人的规范相差很远。我担心史册长期错误，造成诬蔑和迷惑，使做臣子的将来只求事情是否有所得，而不以文字来申辩吗？杂说第一 《通儒道说》　李观 古今的儒者大多抛弃黄帝、老子的学说，难道一定是因为上天的德性还不完备吗？道存在于圣人的内心，并向外施行教化。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都流出于道；道向外流行，借助这四者教化外物，最终都归复于天下。假如伏羲、神农不讲道而崇尚上德，尧、舜又都懂得至德，那么它们便不能列入圣人之教，仁、义、礼、智四者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分类了。凡是并行而施的，称为仁、义、信、礼；并行而达到的，称为德；德愈加完备而安定，便达到道。所以，两者是儒家的臂膀，四者是德的手指。如果忘却源头而截断水流，削去茎干而遮蔽根本，树木就难以生长了。那么，冲虚之道是在辨析根本和末节的利害；然而老子标举根本，孔子回顾末节，不能说谁特别超过谁，因为二者都从内心出发而止息。难道前面就没有道路吗？到了列子、庄子，则进一步加以阐发，使心境空明、清静、淡泊；若不合于经典和各家传统，便鄙弃它而窥探外在事物，但归根到底都通达于义理。《儒义说》　来鹄 天下人把研习文章的人称作儒士，把他们的著作称作儒书，这种说法错误很久了。所谓“儒”，本来是对有才具之士的称号。为什么呢？因为这类人不能通达事务，沉溺而迟滞。况且，关于《诗》《书》的法则，儒者未曾真正说明；关于《周易》《春秋》的文辞，也未曾真正记载。这一点很明白。只谈语言文字，应当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礼记·儒行篇》所说的，恐怕并不是仲尼的话。圣人所说的，不过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宾主之间的礼法罢了。既然儒者没有固定的规范，只是约束自己的事情并制定相应准则，何必一定称作“儒”呢？如果这样就称为儒，那么称为佛、称为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士人出仕，应当推进道德、实行礼乐，用来修治自己的身心；能够善于言说、明白仁义，才称为儒。士人如果品行不好而成为武夫，不过是挽弓执戈的卑贱隶役之徒罢了。如果只修习文事而不懂武备，怎么能成为君子呢？孔子说：“有文事的人一定要有武备，有武备的人一定要有文事。”文事用来遵循忠孝，武备用来收止叛逆；这两件事的作用，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罢了。我知道古今人的考虑或许还不够精审，所以冒昧提出这个意见，作为世人的准则。《论孟子》孟子爱护人的心意，细密地推究他的言论，却觉得还不够精当。他认为，如果学习某种术业能够获利，那么人心只怕这种利益最终会伤害人，于是说：“对于术业不能不谨慎。”唉，术业哪里能够谨慎呢？如果谨慎术业，反而违背了本心；真正应当谨慎的是人心，谨慎之后只是担心术业本身的恶，而不是让它的利益伤害人。假如仁人的本心会被术业所驱使而改变，那么咎繇所掌握的术业是治理黥刑、割刑，难道咎繇会以施刑伤人为利吗？周公所掌握的术业是治理丧服礼制，难道周公会以使人服丧为利吗？这是因为爱护人必定要有相应的防备。术业如果是好的，难道就能够改变人的本心吗？那么，老师的术业正是用来遵循善道的。潘崇凭借老师的术业杀死楚国国君，医者的术业本来可以救活人，晋国人却借医术用毒酒毒死卫侯。这样看来，老师和医者所掌握的术业，难道不都应当谨慎吗？然而，他们又何尝就是出于善心呢？如果果真认为利益能够稳固人心，只是禁止使用这种术业，那么函人不制造无敌的铠甲，这也就是在帮助敌人了。巫者不为没有病的人祈祷，这难道果真是在使病人获利吗？难道只是弓箭工匠的本心如此吗？既然已经认为不应当获利而使本心有所行动，那么弓箭工匠的利益也不希望杀人，制铠工匠的利益也不希望有人死亡，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心。然而，为了使工艺精良，又不得不在某些时候以杀人与死亡为利。既然弓箭是用来威慑天下的，那么只有征讨不义之人之后，杀戮才可以说是正当的；棺椁是用来封藏尸体于原野的，只有按照礼制区别尊卑、减杀其礼之后，死者的安葬才可以说是有利。唉，作为臣子却背叛君主，作为臣子却背弃丧葬之礼，他们家人的内心之所以畏惧，是害怕这种行为违背人情，所以怎能说术业可以使百姓谨慎呢？古人完备这些防备，是用来教导天下人爱护生命的。因此，尊重生者、送葬死者，爱人的道理已经尽在其中了；那么孟子的爱人之心，难道只是细密地诛责弓箭工匠的用意吗？圣人让工匠制造器物，是为了使爱人的道理得到充分施行，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寓卫人说》　李甘 卫国有一个人，污浊地混在众人之中，却独自尊师友贤，不明白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有时跟随孟轲交游，贫困时逃避做官，将要出仕却不娶妻。乡里的君子认为他似乎狂妄，便用言语讥刺他说：“你虽然不明白诸子百家的学说，却还跟随孟轲。孟轲写书说：‘出仕不是为了贫困，但有时也会因为贫困而出仕；娶妻不是为了奉养，但有时也会因为奉养而娶妻。’如今听说你推辞奉养弟弟的责任，躲避媒妁而逃避俸禄，你究竟是圣人，还是孟轲呢？两者我都弄不明白。”那人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的意思。我母亲教导我说：‘不要因为贫困就不选择官职，那会增长你的苟且之心；不要因为需要奉养就不选择婚姻，那会增加你的牵累。孝道在于使我的心安适，不在于使我的身体安逸。欢快地接受枕席，是使身体安逸；孜孜不倦地接受道术，是使我的心安适。如果只求身体安适，你难道没有看见马、牛、羊、猪吗？它们同样耗费草料和饲料，但马、牛可以免于被宰杀，羊、猪却不能免于被宰杀。没有别的原因：牛因为耕田而免死，马因为驾车而免死，难道只是草料和饲料的问题吗？人还有更大的责任，你应当勤勉于自己的道术。’”我回答说：“我听说，祭祀盟会用牲马，宗庙祭祀用牺牛，像这样也不能免于被杀。那我该怎么办呢，母亲？”她叹息说：“你如果确实能够列于盟会之中，荐于宗庙之内，即使不能免死，我的话也会使我感到欣慰；你本来就是接受了我的教诲。” 不然的话，我凭什么能够专心坚持这一点？如果只听从别人的话而违背母亲的心意，那就不能算是她的儿子了。”乡里的君子退下后说：“我听说曾子能够奉养自己的志向，这个人难道就是曾子一类的人吗？” 《仲由不得配祀说》　来鹄

译古语说：“人的生命受到三方面的恩养，应当把它们同等看待。”父亲生育他，老师教导他，君主供给他衣食。对于恩德所在之处，就应当献出生命。孔门弟子中，颜回最接近圣人，子贡善于言辞，卜商贤能，宰我有才，曾参、闵损孝顺。等到各位弟子谈论自己的志向时，孔子都相信并顺从他们，只有仲由受到教诲和激励而成就。因此，孔子教导仲由，所取得的功效加倍。仲由刚开始穿戎服，孔子便整顿衣襟以示不满；他刚开始佩剑卫护，孔子便教他以仁德自守。仲由做蒲邑宰时，用一箪食、一壶浆慰劳百姓。孔子担心他私自用食物馈赠百姓，这是彰显君主不施恩惠，便让子贡去制止他。孔子对他的教导也可说到了极点。仲由确实应当为孔子舍死，来等待孔子保全自身、完成教化的作用，为什么却要到卫国宫门前送死呢？这不是召忽那样的死，也没有达到圣人的心意。孔子叹息说：“自从我有了仲由，耳中就听不到恶言了。”孔子曾被围困在陈、蔡，仲由为什么不能像卫国之事那样救助老师呢？况且，诸侯之间如果有人被灭亡，齐桓公不能救援，就以此为耻。诸侯有城壕壁垒来阻挡寇盗，有铠甲兵器来抵御侮辱，而齐桓公尚且能够替他们洗雪耻辱，最终成为霸主来救助他们。何况孔子困顿失意，像丧家之狗一样，没有城壕壁垒，也没有铠甲兵器；一旦乘车经过宋、卫而被匡地的季氏等人劫持，那么仲由就无法施展后续的救援，反而死在焚毁的防垒之中。为什么齐桓公能够挽救诸侯的耻辱，而仲由反而不能最终解除孔子的困厄？假使孔子有仲由在身边，便会说：“耳中听不到恶言。”如今仲由不在，难道不是每天都听到恶言吗？又何必制作那么多像月亮一样的白色羽饰、像太阳一样的红色羽饰呢？《祭法》说：“抵御大患的人，就应当祭祀他。”孔子这位无冕之王的道统陷入困厄，所遭遇的祸患难道还不大吗？仲由不能始终护卫他，难道还配享祭祀吗？子贡说：“卜商，你有什么罪？如今仲由这样，你又有什么罪？应当贬低仲由的祭祀，以此警示后来的人。” 《鍼子云说》有人说：扬子云不思考尧、舜、成王、康王的时代，却只评论自己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难道这是儒者所应有的作为吗？回答说：扬雄确实懂得无冕之臣的职责。处在四海安定之时，居于九重高位之上，向上可以鉴察空寂之境，向下可以俯视苑囿；在闲暇静息之后，必然会思考封禅云亭、追慕轩辕、穆王那样的功业。列于众多士人的朝班之中，处在没有实际作用的官秩上，才略得不到施展，名声也无人听闻；在闲暇静息之后，必然会思考征虏将军那样的功效和雍丘的功业。这些都是君臣所处地位的高低不同，而他们所思考的事情也就有治乱之别。大概地位达到极高的人，思考的是空寂之道，希望无为；地位低下的人，思考的是功业，希望有所作为。无为确实是君主的本体，有为确实是臣子的职责。正如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杰，我没有赶上，但心中向往它。”扬雄却评论自己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唉！孔子真是无冕之王，扬雄真是无冕之臣吗？孔子思念三代的英杰，就如同身处尊位而谈论封禅云亭、追慕轩辕、穆王的功业；扬雄说自己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就如同身居闲散官秩而才略无从施展，只能思念征虏将军那样的功效和雍丘的功业。无冕之王确实掌握了君王之道，无冕之臣确实懂得臣子的职责。然而，臣子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子贡出使吴、越，孟轲排斥杨朱、墨翟，这些都是臣子的职责。如今不知道扬雄思念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的时代，究竟是想成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人，还是想用正道折服他们，使战争止息、文教扩展，并让天下归入我们的疆域？如果只是想成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人，那就是叛逆，又哪里谈得上臣子的职责呢？《诘凤》　陈黯 我曾看到扬雄说：“君子处在天下有道的时代，就像凤凰处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凤凰也是如此。”他的意思大概是说，隐退或出仕，都应当合宜。后来我想把这句话神圣化，作为鉴戒，却读到他的《剧秦美新》，便发现情况与这句话不同。扬雄仕于汉朝，遇到新室之乱，既不能离开新室，又受到祸患牵连，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谄媚新室、求得容身。唉！凤凰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凤凰遇到弓弩上的丝缴，仍会在其中盘旋吗？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道不能推行时，就可以彰明自己的节操。王莽不守臣道，扬雄当时身在朝列，理应依据君臣之义、兴亡之理加以匡救，以推行自己的道。如果害怕王莽的威势、贪恋自己的性命，那么完全可以弃官归隐，以彰明自己的节操。难道竟可以苟且求取俸禄、贪生怕死，顺从错误、粉饰欺诈，还广泛援引秦朝的过失来赞誉邪恶的德行，从而助长他的篡逆吗？这与古代扶持倾危、挽救危局、为名节而死的人，正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看来，先前所写“像凤凰”的说法，难道不是诬蔑凤凰吗？鸡是普通的禽鸟，天黑天亮都不会错过自己的时刻；凤凰是神灵之鸟，难道反而在天下治乱之际不知道自己的时机吗？唉！说话而不加思考，竟会有这样的情形吗？有人说：“古人面对危难而随机应变，也有权宜之计。” 杨雄知道王莽不可能臣服于自己，所以故意说出那样的话，姑且只求脱身免祸，这也是权宜之计。您为什么责备得这样深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权宜之计，圣人也有使用它的时候，是为了不失去自己的道。却没有见过舍弃自己的道而追随权宜之计的。过去仲尼在鲁国做官，因为季桓子沉溺于荒淫和齐国的音乐，知道无法匡正他，于是离开了他；从未听说仲尼故意说那些话来求得在鲁国获得容身之地【《文粹》作‘求庸于鲁’】。即使仲尼的德行如日月一般，常人不能相比，杨雄也仰慕仲尼的教诲，以著书立说为事业，难道能够轻易改变自己吗？凡是著书立说的人，难道不希望别人依从自己的教诲吗？自己尚且不能取信于人，何况还想求得别人的信任呢？古语说：‘君子先实行自己所说的话，然后人们才会依从他。’难道这句话可以欺骗世人吗？” 大儒评——陆龟蒙 世人把孟轲、荀卿称为大儒，考察他们的著作，确实没有违背孔子的道；如果不是儒者，便不能这样说【《文粹》作‘而何’】。然而李斯曾向荀卿学习，进入秦国游说始皇帝，兼并天下，被任命为右丞相。有一天，他诱使诸生聚集起来，把他们活埋，又下令【《集》作‘禁’】说：‘天下人若敢收藏诸子百家的著作，就送到郡守、郡尉那里烧掉；偶然谈论《诗》《书》的人，处以弃市之刑。’过去孔子对于弟子，从仲由、冉求以下，都说他们有可以任用的才能；至于仁德，则说不知道。李斯从荀卿那里听闻孔子的道，官位做到丞相，这是实行其道、实现其志的人；但他反而焚毁《诗》《书》，坑杀儒士，实在是太不仁了！不知道什么是不仁，还能说什么呢？何况他自以为贤明有智慧，却把这些道理传授给他人，这真是昏昧了自己的见闻。即使李斯尚且遭受五刑，何况荀卿，哪里能够称为大儒呢？我认为他不如孟轲。《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一，宋李昉等编，《杂说》二。《杂说》四篇，《本政》一篇 《爱直》一篇，《论书》一篇 《受命于天说》一篇，《寄言》一篇 《释辩》《释疑》一篇，《公狱说》一篇 《善恶鉴》一篇 《杂说》——韩愈 高明的医生，不看人的瘦弱或肥胖，只察看他的脉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是安定还是危险，只察看国家的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安危，就像人的肥瘦；纲纪，就像人的脉。脉没有病，即使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脉有病而身体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知道治理天下的原则了吧？夏、殷、周衰微的时候，诸侯纷纷兴起，战争天天发生。传了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只是因为纲纪还存在。秦统治天下时，不把权势分给诸侯，聚集兵器并将其销毁焚弃。传到二世天下便倾覆，只是因为纲纪已经灭亡。因此，四肢即使没有故障，也不值得依靠，关键只在脉；四海即使没有变故，也不值得自矜，关键只在纲纪。应当忧虑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应当警惧自己所能自矜的东西。善于行医、善于谋划的人，可以说是上天扶助他们【《集》作‘扶持’】。《易》说：‘观察行事，考察吉祥。’说的就是善医者和善计者的道理。二 龙吐出的气形成云，云本来不如龙神灵。然而龙乘着这股气，浩浩荡荡地在幽玄的空间中运行，迫近日月，遮蔽光明，感应雷电，施展神奇变化，使水降落到大地，冲刷山陵沟谷。云也真是神奇怪异啊！是云使龙能够施展神灵【一作‘云’】；至于龙本身的神灵，并不是云所能使它神灵的。然而龙没有云，就无法显现它的神灵。失去自己所凭借的东西，确实不可以吗？奇怪啊，它所凭借的东西，竟然是自己造成的。《易》说：‘云跟随龙。’既然说到龙，云就跟随它了。三 谈生所作的《崔山君传》中说到鹤会说话，难道不是很怪异吗？可是我观察世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而不类似禽兽异类的，实在太少了。这大概是为了愤恨世道、嫉恶如仇，长期离去而不再回来的人所作的吧？古代的圣人，有的头长得像牛，有的形状像蛇，有的嘴像鸟，有的相貌像蒙倛。他们只是外貌相似而内心不同，难道可以说他们不是人吗？有的人肋骨平直、皮肤舒展，面色像涂了浓厚的朱砂，外表美丽而内心凶狠；他的相貌是人【《文粹》作‘貌则人矣’】，内心却是禽兽，又怎么可以称为人呢【《集》作‘也’】？这样看来，观察外貌是否像人，不如考察他的内心以及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这样才不会失误。关于鬼神怪异之事，孔子的门徒不谈论；我姑且特意取其愤世嫉邪的意思来写它，所以题作这个名称。四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是在奴仆手里受到辱没，和普通马一同死在马槽之间，不能以千里马著称。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下一石粮食。如今喂马的人，不知道它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按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集》有‘也’字】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本领，但吃不饱，力气不足，优良的才质不能显露出来，想要和普通马相等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驾驭它不按照驾驭千里马的方法，喂养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马鞭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好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一作‘不知马’】？《本政》——前人 周代的政治文教，到了后来已经产生弊端。后世不知道继承它的根本，却大肆铺陈古代先王的事迹，于是把一时的权术公开讲给百姓听，百姓开始被教说迷惑。诸子百家的学说因此兴起，他们说：‘天下是可以治理的。’那种政治讲求仁，却违背了义；这种政治讲求敬，却违背了忠。我该遵从周代吗？回答说：‘周代还不如殷代。’那么该遵从殷代吗？回答说：‘夏代、虞代、陶唐氏、三皇氏，以及远古最初的时代。’他们放纵暴虐的情感，粉饰放荡的意志，支离的言辞雕琢正理，纷乱纠缠、互相攻讦，以此使百姓偏离和谐，引导百姓走向混乱。唉！道离开世间，最终竟不能再复返了吗？治理百姓的人发布一个号令、施行一项政令，百姓没有不骚动不安的。认为旧法不可守，立即改变而追随新法；这好比将要前往千里之外，走到门口却转身回来，虽然辛苦奔波，终究绝不可能到达。推究它的起因，本来是有人开启了这种风气。我从老师那里听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施行教化却不向人显示教化所依据的原则；到了弊端显现时，改变它也不向人显示改变它所依据的原则。’政治因此得到治理，百姓因此变得淳朴。如果有人能够有所创制，知道教化所以废弛的原因，抑制诡异邪说而畅行皇极，摒弃浮华文饰而崇尚忠厚质朴，任凭天运茫茫，顺应神妙的变化，道的实行大概就差不多了吧【《集》作‘矣’】。《爱直赠李君房别》——前人 您的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想让自身不正，怎么可能呢？我观察李生在南阳公身边，有所不知道的，一旦知道了，没有不替南阳公思考的；有所怀疑的，一旦疑惑了，没有不替南阳公进言的。他的勇气不被意气所撼动，正义也不显露在脸色上。南阳公的一举一动、施政作为，没有不合宜的；天下人所窥见、观察并称道的盛况，大概也正是因为左右前后有这样的人吧？凡是在这里趋赴南阳公的庭堂、议论南阳公事务的人，我已经跟随他们交游了。所说的话南阳公信任，所谋划的事南阳公采纳，四方之人已经听闻并知道了。李生是南阳公的外甥。不知情的人将会说：‘李生把婚姻托付给富贵之家，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要求就算了。’所以我乐意向天下人说明他的为人。如今他到那里任事，我能够替南阳公爱护他，却还不知道那里举荐李生时用的是什么说辞，也不知道那里将按什么方式对待李生。举荐他不能失当，接待他不能失礼；即使在这里有所失误，也值得爱惜；如果在那里得到妥善对待，我就会为李生感到欣喜，道理仍然如此。如果举荐他不是按照我所称许的方式，接待他不是按照我所期望的方式，那么李生的话就不能从他口中说出来了。我更加替天下人爱惜他【《集》作‘爱之’】。

译《论书》——刘禹锡 有人问：‘书法只要能够记写姓名就够了，工巧或拙劣，对于名数又有什么损益呢？’回答说：‘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只是取了最低层次的说法，不是合乎中道的说法。这也如同说居室只为躲避干燥和潮湿罢了，说衣裳只为适应寒冷和温暖罢了，说饮食只为填饱肚子罢了，说车马只为代替步行劳苦罢了，说俸禄官位只为代替耕作罢了。如今考察住宅，一定以高门大屋为美；收藏衣裳，一定以纹饰华美、质地精良为标准；饮食一定以精美的山珍海味为贵；选择车马，一定以华丽的车辕和绝快的良马为高；升迁俸禄官位，一定以加封重侯、累受封爵为意。这几件事都不实行取最低层次的说法，为什么唯独对书法实行它呢？’《礼记》说：‘士人依靠德行，游习六艺。’德是什么？就是敏、至、孝这些德行。艺是什么？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说，六艺排在三种德行之后，而士人却一定要游习它。书法位居六艺之上，是六艺中的一项。《论语》说：‘整天吃饱饭，却不肯用心思考，真是难办啊【《集》作‘矣’】！不是还有博弈的游戏吗？即使做它，也比闲着不用心强。’由此可见，博弈不能列入六艺，只是比饱食终日而不用心稍好罢了。我看如今的人，如果有人当面斥责他说：‘你的书法处在下等。’这个人一定会欣然发笑，或者傲然不屑；如果有人斥责他说：‘你的握槊、下棋处在下等。’这个人一定会惭愧不安，或者脸色顿变。因此，时常敢用六艺来斥责人，却不敢用六博来斥责人。唉，众人所崇尚的事物竟能改变人啊！问者说：‘那么魏、晋、宋、齐之间，也曾经崇尚这种技艺，甚至有君臣争夺名位、父亲也不肯退让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我起初只是想求得中道，难道要拿崇尚它所产生的弊端来匡正我吗？况且诚信是美德，秦穆公崇尚诚信，却没有贤臣能够赎救他；黄老之学是至道，窦太后崇尚它，儒臣却因此受刑。连道德都不可一味崇尚，何况道德以下的事物呢？’又问：‘所谓以中道谈论书法，为什么把它放在文学之下、六博之上？才质相同而书法较好的人，可以增加声誉；才质相同而书法较好的人，也可以据此评议其才能。所增加的只是声誉，并非实际；’ 不至于滥受奖赏；所评议的是过失，并不是罪行，不至于混淆刑罚。这样一来，大概只是希望六书之学不至于湮没失传罢了。《受命于天说》——黄颇 孔子说：‘只有天子接受天的命令，士人接受君主的命令。因此，君主的命令顺正，臣下就有顺从的命令；君主的命令悖逆，臣下就有悖逆的命令。’唉！统治人民的君主，难道不应该从这句话得到鉴戒吗？君王将要顺应天意、施行正道，臣下就会自行修养德行；如果君王违逆天命，臣下也会随着他的教化而变化。然而假如忽略汤、文王处在臣下的地位，那么就会借此把悖逆归因于德行，在天下动摇民心。处在上位的人，难道不危险吗？所以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的人知道君主的艰难，也就知道敬畏天命。正因为这样，夏、殷、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末的政治，内心违逆常理，外在扰乱自身，难道不都是因为接受天命的君主吗？所以那十二个朝代灭亡时，也正是下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即使普通百姓和女子儿童，也一定知道它们的过错。为什么呢？做君主的把某人当作贤能，做臣子的也认为如此，常常不观察前代，也不为后世谋虑，只求一时荣耀大盛罢了。逐一考察这些朝代，全都失误在这里。唉！统治人民的君主，难道不能从这句话得到鉴戒吗？《寄言》——韦端符 孩子说出成年人的话，父母一定怜爱并夸赞他。不只是父母，乡里人也会觉得奇异而指点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本来没有这样期待一个孩子。若把他当作孩子来对待，却说出成年人的话，那么父母会更加怜爱他，乡里人也会更加指点惊异。假如有一个魁梧的成年人，却做着孩子的事，这是什么人呢？他用什么心思来对待、看待和任用孩子呢？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小人不能成为君子，本来就是如此。小人害怕罪罚，并不是因为他们暴虐、悖逆、狠毒【一作‘陵戾’】，而是困窘于咽喉内部、方寸肌肤所受的刑罚，这种对待是不仁的。仁人【一有‘一’字】不会怜悯他们。如今有乡里的小吏，看见孩子拿着土泥玩耍，折弄草木，就呵斥并责打他说：‘你这是干什么？’而成年人有胡乱毁坏、过度取用的行为，小吏却不敢动一下眼睛就走过去。这实在是不明白治理一乡的道理。我希望世上的大人，不要只看见乡吏不能治理一乡，却看不见自己不能治理天下；不要对孩子的所作所为大声斥怒，却安然看着魁梧的成年人折断大草、过度取用大物。若能推究他们各自被对待的用心并加以比较，天下大概就可以得到几分安宁了。下篇 如今有人在这里患病，他的亲戚就为此忧虑。听说有高明的医生，即使远到燕、越也要去请他，希望他的病赶快痊愈。若像吹毛、拾叶那样容易，便只是智慧没有施展的地方罢了。然而忧虑的人即使十分忧愁，也不能医治；善于医治的人又不是忧虑的人。不忧虑，并不是轻视病人，而是因为他不在那个位置。他确实是高明的医生，怎么能对每个人都忧虑呢？如果他一定要处在那个位置，并且以自己不能医治为羞耻，那么就会施尽医术替病人治疗，和忧虑者的心情没有不同。因此，病情严重而忧虑悲伤，能够得到善于医治的医生，就差不多可以得到平治了。得不到高明医生的人，即使十天百夜围坐在病人身边，连药方和病情也弄不明白，难道不是离死亡不远了吗？所以说：忧虑却不能医治，是因为没有学习技艺；能够医治的人不一定忧虑，是因为他不处在忧虑者的位置。一定要得到善于医治的人，处在忧虑者的位置上，然后才能知道病情的关键，那就不会用很长时间了。过去为天下国家忧患的人，难道没有善于治理的人吗？只是没有处在忧患之中的位置罢了。漆室女确实忧虑鲁国，却不能治理鲁国。鸱夷子曾经善于治理越国，陶朱公却把他看待得如同涉水者看待车夫。假如曾经得到善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让他处在忧患之中的位置上，又怎么会有败亡呢？《释疑》——权德舆 《礼记》说：‘君子安处平易之境以等待天命。’《论语》说：‘君子坦荡荡。’这大概就是说观察行为、考察吉祥，因而不忧虑、不恐惧。《易》说：‘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它。’《论语》说：‘季文子每件事都思考三次然后才行动。’这又是告诫人们戒慎自持、如临危境的意思。言论难道只有一种吗？也不过是各自审慎地考察那些应当明白的方面罢了。有人不能深入推究事情的本末，却疑惑我为何仍然如此，那么船会沉没，骑马会坠落，睡觉会被魇住，饮酒会醉，吃东西会噎住，行走会跌倒；严重时都可能导致死亡，这些无不是危险的契机。难道可以把这些全都废弃，而像土偶木偶一样无知无觉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忧虑能够穷尽吗？忧虑能够穷尽吗？《公狱说》——杨防

译缙绅先生在东郡任职，杨防是他的属吏，有人主持狱讼。某人恰好坐在席间，趁机请教主持公正审案的道理。先生说：‘我每次查看诉讼文书，推测其中的是非曲直，指出来交给属吏办理。属吏能够立即写成文牍，没有不理解我的意思的，也可以说尽到了公正。’某人坐在席末，不敢直接认为这就是公正，于是退下来辨析其中的公正。况且《传》说：‘君主认为不对的，臣子要提出可行之处；君主认为可行的，臣子要提出不妥之处。’这是想弥补君主考虑不到的地方。等到君主认为可行臣子也说可行，君主认为不对臣子也说不对，所以齐国的晏平仲治罪于丘，杨防便顺着君主的意思行事。叔向讥讽乐王鲋，是因为他只会顺从君主；圣人之所以让聪明人向愚人询问，是因为愚人或许也有所得。尺排在寸之前，是因为或许有更长的；都把细小的点滴汇聚起来，将有助于形成广大之势。何况末世之人纤细狡猾，内外都柔弱而刚强，怎么会有不穷尽其言辞却能够彻底查究实情的呢？即使上位者取得实情，接连追问审讯，也只能说合乎情理，还不能称为公正。如果上位者与所见不同，远离道理，却也随之审问，专门搜取符合自己心意的供词，那就是所谓明察不法，怎么能称为公正呢？况且不以古人的言论为师，并不是不能做，只是做不长远；不依循礼制办事，并不是不能实行，只是实行不能持久。所以君子竭尽心力效法古人，行动一定以礼为根本，这样才能长远而不拘泥，持久而不混乱。至于审理诉讼，任凭自己的意愿而自以为明察，属吏又迎合自己而自以为公正，这就使心存侥幸的人有了窥伺进身的道路，使怀有邪念的人有了自行容身的门径。何况在丛棘之中，刑罚苦痛无所不备，还有什么需求而不能满足？更何况迎合执政者的指示，满足他所想要的结果呢？唉！喜欢别人顺从自己意愿的人，我看见他扰乱了是非曲直；喜欢别人附和自己的人，我看见他混淆了善恶。然而还夸耀自己的治理，称誉自己的公正，岂不是像盲人妄想辨别五种颜色吗？《善恶鉴》——前人 众人都说善，不一定就是善，要观察他行善的行为；众人都说恶，也不一定就是恶，要考察他作恶的原因。用欺诈来装饰自己，向小人献媚，这足以称为善吗？坚持正直而独立自守，因此受到异类小人的憎恶，这足以称为恶吗？所以，选择善行而只取决于众人的称誉，就会使党羽多的人得到进用；去除恶行而只相信众人的言论，就会使正直的人遭到排斥。王莽屈己礼贤、折节下士，而他的诸位伯父失去了权势，难道那些说他善的人就可以相信吗？京房坚守正道而极力进谏，宠臣却指责他为叛逆，难道那些诉说他恶行的人就可以听信吗？所以能够鉴察善的人，一定要考察众人所厌恶的方面；能够鉴察恶的人，一定要从众人所称善的方面去取证。这就是众人说章子悖逆时，如果没有孟子的贤明，就无法彰明章子的孝行；众人说史何聪明时，如果没有国侨的明察，就无法揭露史何的欺诈。唉！大道广大，如果不遇到贤明之人，怎么会不常常被扰乱呢？《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二。宋李昉等编。《杂说》三。《志过》一首，《天说》一首 《防说》一首，《朝日说》一首 《乘桴说》一首，《读韩愈毛颖传》一首 《画谏》一首，《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说凤尾诺》一首，《原晋乱说》一首 《祭祀祈说》一首

译《志过》——权德舆 辛酉年，我因办理公务经过上饶。当时左司郎中、博陵人崔公出任郡守，郡佐陪同我交谈，谈到世道，进而谈及人伦大节，便说：‘延州的谦让，不是达到极点了吗【《集》作‘哉’】？有人说，吴国因为太伯谦让而兴盛，因为季子谦让而灭亡；这只是拘泥于一方，而没有合乎天下的大道。我推究太伯避让季历，逃奔荆蛮，以成就文王、武王的大业，便知道太伯是借天下尊奉周室的形势来成就周室，难道是把吴国兴盛放在心上吗【一作‘兴周’】？季子则因天下人离弃谦让而保全谦让，难道是把吴国灭亡放在心上吗？这样看来，太伯、季子都是把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吴国的兴亡根本不值得他们挂怀；那些人的议论实在没有通晓其中的旨趣。’我说：‘这话确实正确。然而季子周游列国、历聘诸侯时，听到乐章、辨析歌诗，都能审察各国的盛衰，以达到精微深远之处；他明察万物，没有什么能逃脱其理数，万物的命数也各有极限，又何必在这些问题之间拘泥于不同的议论呢？’他回答说：‘您的话错了。假如季子认为吴国的兴亡是必然的，只因力量不能支撑，便趁此以后再三谦让，那就是从吴国将亡中谋利，借此沽名，哪里可以这样对君子说呢？说吴国因为太伯的谦让而存在、因为季子的谦让而灭亡，是把吴国的存亡归于谦让的废兴，而说季子成全了谦让。假使当初他勤勉治理吴国，治理好勾吴，那么吴国如今也已经化为古代的废墟，遍地长满荆棘，哪里能同礼让的大道相比？礼让可以使千古奉为准则，使贪婪者因此廉洁，使暴虐者因此仁慈，使忍受污辱、贪恋荣华的人因此知道畏惧；对于治理国家，它不是通达长远的吗？’我于是拜受他的议论，退下后把所听到的记写下来，并把篇名题为《志过》，希望听到正义便能够迁改自己的过错。《说天》——柳宗元 韩愈对柳子说：‘你知道关于天的学说吗？我来给你讲讲天的学说。如今人有疾病疼痛、疲倦受辱、饥饿寒冷，严重时便仰头呼喊上天说：‘残害百姓的人昌盛，保佑百姓的人遭殃。’又仰头呼喊说：‘为什么要使我到了这种极端困苦的地步？’像这样的人，全都不能认识天。果实和食物腐坏了，就会生虫；人的血气败坏逆乱，壅塞结聚，就会生出痈疡、疣赘、瘘疮、痔疮，也会生虫；树木腐朽，里面就有蝎子；草腐烂了，萤火虫就飞出。这难道不是因为腐坏之后才产生的吗？万物腐坏，虫由此产生；元气阴阳败坏，人由此产生。虫产生后，万物更加腐坏，虫啃食、钻穴，虫给万物造成的灾祸更加严重。有人能够除掉虫，那就是对万物有功；使虫繁殖增多的，就是万物的仇敌。人使元气阴阳败坏，也越来越严重。开垦原野田地，砍伐山林，凿泉打井取水，挖墓安葬死人，又挖穴作为厕所，修筑墙垣、城郭、堤坝、楼台、园观供游览，拦截河流沟渠、水沟、池塘，钻木取火来焚烧，熔化皮革和金属，烧陶、制作、雕琢、研磨，憔悴地使天地万物不能保持本性，忙乱冲撞，侵害、残毁、扰乱万物而从未停止。他们给元气阴阳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比虫所造成的更严重吗？’ 我认为，假如有人能够残害这些人，使他们日渐减少、年年削弱，使祸害元气阴阳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这就是对天地有功；使他们繁殖增多的，就是天地的仇敌。如今人们全都不能认识天，所以才这样呼喊并怨恨。我认为，天听到他们的呼喊和怨恨，有功的人所受的奖赏一定很大，作祸的人所受的惩罚也一定很重。您认为我的话怎么样？’柳子说：‘您确实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吗？那么这番话确实有辩才而且很美。我可以把您的话说完。那在上而玄黑的，世人称为天；那在下而黄色的，世人称为地；浑然处在天地之间的，世人称为元气；寒冷和暑热，世人称为阴阳。这些东西虽然广大，却同果实、痈疮、草木没有不同。假使有东西能够除掉那些钻穴侵害的虫，它能够得到报答吗？使虫繁殖增多的东西，能够产生愤怒吗？天地是巨大的果实，元气是巨大的痈疮，阴阳是巨大的草木，它们怎么能够奖赏有功、惩罚作祸呢？有功的人自己成就功业，作祸的人自己招致祸患，想要指望它们给予奖惩，是大错特错的【《集》无此句】。呼喊并怨恨，想要指望它们哀怜而仁慈，更是大错特错【《文粹》作‘亦’】。您如果相信这种说法，把仁义放在心中，活着直到死亡罢了，怎么能把生死得失寄托在果实、痈疮、草木身上呢？’ 《防说》柳子任御史，主管祭祀事务，将要进献《防说》，有关部门拿这件事来询问我关于祈祷的说法，我说：‘在南郊会聚百神，用来作为每年报答神灵的祭祀。举行祭祀前，必定要向户部核实。户部的文书说：某地有旱灾，某地有水灾，某地有虫蝗灾，某地有瘟疫，那么就黜退当地守土之神，不再加以祭祀。’我曾经学习礼制，经过思考而有所领悟，便说：‘若年成顺利的地方，祈祷才可以通行。’这种做法已经很古老了。接着又叹息说：‘神的相貌如何，我无法看见；祭祀时神是否享用祭品，我无法知道。这些事情荒诞漫无、恍惚迷离，若有若无，无法执取。圣人存心行事，一定只是有道理罢了，并不是针对神，而是针对人。神的事情既然如此荒诞、恍惚、若有若无，无法执取，尚且要这样削减祭祀、加以责罚，何况那些具体可见的相貌、言语和行动呢？这是在神那里设置规范，却在人的身上施加警戒，其意义很大。’有人说：‘照您这样说，那么发生旱灾、水灾、虫蝗灾、瘟疫，却不黜退有关官吏，反而黜退神灵；既然说是针对人，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像您所说的，旱灾、水灾、虫蝗灾、瘟疫，难道是人造成的吗？所以黜退的是神。至于暴虐、耗损、反复贪婪、疲弱无能，并不是神造成的，所以惩罚在人。’ 至于如今在人事方面应当遵循的原则，我就不知道了。不明白这个原则，却保存古代祭祀的旧制度，虽然名称还在，教化的实际内容却隐没了；我认为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所以叹息而这样说。有人说：‘那么使雨降下、使风回转，使蝗虫不成为灾害，使老虎背着幼虎奔走，这些如果不是人所做的，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说：‘您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吗？所谓偶然，确实就是如此。假如一定是人所造成的，那么十年九涝、八年七旱，又是谁造成的呢？如果黜退官吏能够真正明白教化的道理，即使废除古代的祭祀制度也可以。反过来，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荒诞漫无的说法占了上风，名义和实际的事情相互混淆，也实在可悲啊。’ 《朝日说》

译柳子任御史，主管祭祀事务。将要举行朝日礼，他的同僚问道：‘古代名称只叫朝日罢了，如今却说祭祀朝日，为什么？’我说：‘古代典籍【《文粹》作‘说’】所记载的，是早晨朝拜太阳。如今加上‘祭祀’二字，说的是早晨太阳升起。如今的说法不对。’问者说：‘把夕与朝相对，或许如今的说法是对的吧？’我说：‘夕这个名称，是与朝拜相对的名称。古代早晨拜见称朝，傍晚拜见称夕。所以《诗经》说：‘邦君诸侯没有肯在朝夕都来朝见的。’《左氏传》说：‘百官承办公事，早晨朝见而晚上不朝见。’《礼记》说：‘太阳落山就称夕’，又说：‘早晨不能废止朝礼，晚上不能废止夕礼。’晋侯将要杀竖防，叔向在晚上拜见；楚子留在干谿，右尹子革在晚上拜见；齐国发生动乱，子我在晚上拜见；赵文子磨治屋椽，张老在晚上拜见；智襄子建造房屋，士茁在晚上拜见；这些都是傍晚拜见。汉代的礼仪中，到了晚上，两位郎官向宫门拜见，称为夕郎，也是出自这个名称。因此说：‘大采时朝拜太阳，小采时夕拜月亮。’又说：‘春天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傍晚夕拜月亮。’像这类说法就足够了。如今又加上‘祭祀’二字，大概是没有学习古礼的人所造成的。’同僚说：‘希望您把这个说法写下来，我将把它施行于世，可以吗？’我答应了他。《乘桴说》孔子说：‘道不能实行，就乘着木筏漂浮在海上，跟随我的大概就是仲由吧？’子路听了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好勇超过我，却没有什么可取的材料。’解释说：‘海、木筏和材料，都是比喻。海，比喻圣人至道的根本，是可以在其中浩浩荡荡地游息的地方；木筏，是游息所凭借的工具；材料，是制作木筏的东西。《易》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心吧？’那么，天地之心就是圣人的海；复就是圣人的木筏；复返所凭借的，就是制作木筏的材料。孔子自认为拯救众生之道不能在当时实行，将要返回至道，在其中游息。他认为仲由听闻义理便勇于实行，逃避世俗便果断，所以答应他跟随自己。最后说‘没有什么可取的材料’，是说子路只是勇于听闻义理、果断地避世，却还没有得到用来制作复之木筏的材料。这是借以抑制子路凌厉逼人的气势，同时说明复返至道的困难。那么，能够得到材料来制作木筏，并在海中游息的，难道是圣人吗？孔子对颜渊说：‘任用我就实行道，不任用我就隐藏，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从这个道理说，拿这种说法来推求接近圣人的境界，那么颜回差不多达到了。至于说‘跟随我的大概是仲由吧’，应当是感叹。颜回已经死了。有人问：‘您一定是在说圣人的话吗？’回答说：‘我哪里敢这样说？我只是用来扩大不同寻常的见闻，并且使那些遁世的人得到我的话作为学习的依据，使他们不至于苦闷。我不过是这样牵强附会罢了。’ 读韩愈所作【《集》作‘著’】《毛颖传》后题 自古以来居住在夷地的人不与中原人通书信；有从南方来的人，偶尔谈到韩愈写《毛颖传》，却不能举出其中的文辞，只是大笑，认为它怪异。但我长期未能见到这篇文章，杨子诲来到这里，才开始带着这篇文章来找我，让我读它。它就像捕捉龙蛇、搏击虎豹，急忙同它们交锋，力量却不敢松懈；这才相信韩子在文章上的奇异。世上那些模仿抄袭、偷窃文辞，拾取青白字面，写得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自以为文章的人读到它，大笑本来是应该的。况且世人嘲笑它，不也是因为它诙谐吗？而诙谐又不是圣人所抛弃的。《诗经》说：‘善于戏谑啊，却不成为虐害。’太史公的著作中有《滑稽列传》，都是选取对世人有益的内容。因此，学习的人整天探讨学说、回答问题、低声诵读，练习反复应答，进退之间拘谨周旋、传播润饰【《文粹》作‘掩’】，就会疲惫不堪而废弛混乱，所以才有休息、游乐的说法。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稳地调弦；有所拘束，也要有所放纵。太羹玄酒，是祭祀时礼节性的供品，味道本来最为纯正；但又要设置奇异的食物，如小虫水草、山楂、梨、橘、柚，以及苦咸酸辛之味；即使刺痛嘴唇、冲裂鼻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却都有特别喜爱它们的人。文王喜爱菖蒲腌菜，屈到喜爱菱角，曾晳喜爱羊枣，然后才能把天下所有奇异的滋味都用来满足口腹。难道只有文章可以例外吗？韩子写这篇文章，难道也将使精神得到舒展而不构成虐害吗？难道也能休息、游乐而有所放纵吗？难道能尝遍六艺的一切奇异滋味来满足自己的口腹吗【《文粹》作‘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韩子的文辞就像堵塞着大河一样，必定要冲决而流放到陆地上，不能不陈述出来。况且古今是非、六艺百家，无论大小，都能深入贯通，取用而不遗漏【一作‘匮’】，这是毛颖的功劳。韩子穷究古书，喜爱这种文章，赞美毛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奋笔写下这篇传，为的是抒发郁积，而让学习的人得到它，以勉励自己做有益于世的事吗？这就是他的言论，本来是在同异代的人说话；可是那些贪恋寻常、嗜好浅陋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动着嘴，他们也实在太劳苦了吧。《画谏》——卢硕 汉文帝时，未央宫永明殿中画有古代的五种事物【《两汉故事》说，文帝三年在永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獬豸，共有五种象征之物】。汉成帝阳朔年间，曾经让群臣坐在殿下，指着这些图画说：‘我仰慕尧、舜的治理，所以把这些画在眼前用来警戒自己。’大司马、阳平侯王凤拜舞称贺说：‘陛下效法古人治理天下，向上考察唐尧、虞舜，仁政还会远吗？实行它就能达到；旌旗、谏鼓之类，只在于陛下建立它们罢了。至于神草灵兽，臣知道不久就应当在朝廷显现，以彰明上天确实给予的回应。’群臣不胜欢欣鼓舞。御史大夫张忠出来，等候发言说：‘这些是没有用的东西。臣请求当天就把它们涂掉。而且这些图画始创于太宗时期，到如今已经历八位圣主。睁眼看见它们的人，全都当面违背其意，从未听说它们对治理有所帮助。臣冒昧为陛下一一列举。臣曾听说文帝时洛阳人贾谊任博士，能够诵读《诗经》、撰写文章，曾经向皇上陈述古代先帝王的治道以及汉朝的正朔制度。皇上认为公卿的任用没有谁可以替代贾谊，不久绛侯、灌婴、冯敬一类人嫉害他的贤能而诋毁他，于是皇上疏远他、不再信任他，把他交付到卑湿的诸侯国；后来即使征召回来，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抱负未展而死。直到今天，那些怀才抱器的人还因此愤懑。这就是善人虽然被推荐，却不能得到任用。’

译皇帝又下诏废除诽谤之令，允许人们上书言事；到了中宗朝，大臣杨恽、盖宽饶却因讥刺性的言辞都被判处死刑。先帝在东宫时说这项法令过于深刻严酷，中宗最终也没有悔改。这就是诽谤木虽然处处可见，人们却不敢上书进言。起初元帝时，弘恭、石显专权，扰乱政事；前将军萧望之嫉恨他们的奸邪，劝说皇上除掉他们，皇上不听，萧望之反而遭受他们的迫害而自杀，这又是邪恶势力不可触犯的证明。前些日子，安昌侯张禹身居陛下师傅的尊位，却不能约束自己实行俭朴，反而决开泾水引入渭水，广泛开辟田地，只为便利自身、娱悦耳目，大肆设置奢侈的音乐。平陵人朱云上书请求斩下他的首级，陛下愤怒得不能忍受，立即要杀朱云；朱云仓促之间没有防备，以至于惊恐失措、魂不附体。臣猜想，历代圣主利用这些象征物，大概都类似这种情况吧？臣虽然狂妄昏瞽，只希望陛下说出的话一定实行，不要让涂饰丹艧的设置牵连、迷惑圣上的心思。而且大司马凭借亲勋和声望，受到朝廷内外的倚重，却不能因这件事进谏，反而把它当作值得庆贺的事，谄佞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谨以这些事指给陛下看；如果斧钺将要加到这些图画上，陛下就错待屈轶草了，臣不敢接受刑戮。《代河湟父老奏》——陈黯 臣等世代登记为汉民，虽然土地沦陷于戎虏之手，却常怀归附之心。时机未到，便低头苟且偷生；既然遇到太平的时运，怎能缄口沉默？臣等伏下思考，中国的祸患，边疆戎虏由来已久。在唐尧、虞舜、夏、商以前，淳厚的风俗尚未衰败，夷人与华夏各有区分，所以没有战争，事情本来如此。自周代以后，有时侵扰，有时征伐，没有哪个朝代不存在这种事。然而国家享有长久国运、君臣能够谋划，这才是可以征验的，其余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周、汉讨伐边疆的事情，臣等是知道的。请允许臣等比较而论，用来同本朝相比：周代讨伐猃狁，以驱逐他们为目的，并不把它当作常事；所以进军时迅速征讨，退兵时便停止用兵，导致边疆没有防备，壁垒也不修筑，这就是周代的谋略失于不够稳固。汉代讨伐匈奴，凭借时局丰足，仗恃兵力强盛，深入荒远之地，不计较远近，所以雪山、青海都成为汉朝内属的疆域。后来财力匮乏、军力耗尽，功业未能完成，于是交结和亲之好。自武帝至宣帝、元帝，接连沿用此法以后，这便是汉代的谋略失于过于广大。唐朝拥有天下，超过周、汉的道路，以一家统摄六合，以一心统御亿兆百姓。唯独这些犬戎仍不能不成为祸患。开元年间，有善于攻战的将臣，振扬皇帝威势，消灭丑虏，从秦地向西拓展土地数千里；这就是扩展周代的疆界、剪除汉代的疆域，所谓疆域的广袤取得了适中的程度。此后，国家内部时常发生祸乱，无暇西顾；那些蕃戎便伺机侵掠边州。臣等因此家家被虏，占为奴属。然而，虽然力量不能支持，内心却没有离弃汉地，所以居住在河湟之间，世代相互训诫，至今还传留着汉人的冠帽衣裳。每逢岁时祭祀，一定穿戴它们，以表示不忘汉人的礼仪，也如同越地的翼鸟、胡地的马蹄，各有巢居和嘶鸣的异俗一样。唉，他们的怨恨和思慕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刚刚统治天下，用慈爱仁德教化万民，听到这些，难道不会恻然伤怀而加以怜念吗？事情有可以实行的，形势有必能克服的；如果懈怠而不去做，就是失掉古人见机行事的道理。如今国家无事，三方安定，唯独收取边疆之地，也不过反掌之间罢了。何况遗老们的心愿再次有所缺憾，倘若天兵一到，谁不会当面受到感化呢？如今陛下若采纳臣的意见，就应先选拔良将，不要任用那些过去已经建立功勋、如今官位已高的人，而应授予节制〔一作“刺史”〕之职。为什么呢？他们的功劳已经很高，地位已经到顶，难道还会竭尽全力去经营此事吗？这样面对事务，必然多有自顾之心。希望陛下在朝班之中选取器量见识非凡、筹划可以采用的人，越过一资一级授予斧钺，统率军队，等到显出功劳以后再加以厚赏〔一作“加之”〕。爵位和赏赐只要确实能够摧毁凶敌、击破敌军，就不必吝惜。戎狄也是天地之间同一元气所化的种类，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只能斥退驱逐。伊尹、周公以及汉代的事例，正如前面所陈述的；如今所要取得的，希望止于本朝以来沦陷的秦、渭以西旧地，明确划定疆界，牢固做好防御，然后开辟边地田亩，使士卒吃饱，这可以作为长远的谋划。这样就能超越周、汉时代，使臣得以弃戎归华，世世代代的子孙不再有流离之苦，那臣无论生死都感到万分幸运。《说凤尾诺》　　　　陆龟蒙 有人问我：“凤尾诺究竟是防物、图画，还是书呢？”我回答说：“我所听说的，是从晋代到梁、陈以来藩王府第中的文书。凡是封皇帝的子弟为王，便开府并设置属官，从当时有学问、品行和才华的人中选任。藩王给东宫写下行文，称为‘令’；给皇帝上书，称为‘牋’。诸王给属下发文，称为‘教’；向上呈文，称为‘启’。应和性的文章，称为‘应令’、‘应教’。所下的文书比制书低一级，所以这样称呼。事情得到实行，便说‘诺’，就像汉代天子肯定臣下奏议时说‘可’一样。凤尾，就是所批准的牋文。它的文采綷縩防褷，像织成又像绘成，究竟是什么，没人确切知道。既然批准了这件事，一定还有褒奖和特殊的言辞，就像现在批答奏案一样。晋元帝还是琅邪王时，皇帝欣赏他的才干，让他通晓外事，常常叫他批写凤尾诺。南齐江夏王萧锋，是高帝的第十二子，高帝非常疼爱他；他五岁时，就让他学习凤尾诺，一下笔便写得很好，皇帝大为高兴，赐给他玉麒麟。我没有见过他写出的凤尾牋；它大概织得薄、缕纹轻，想来制作精巧华丽，却不是坚固耐久的东西。将近五百年了，必定不能保存下来。好事的人也许说这是织成的〔《集》作“识”〕，但那是妄说。况且传说孔子在鲁国时，陈国有人来问缶、羊、楛矢之类的事情，他都知道；等到修订《春秋》时，远古的事情写得简略，近世的事情写得详细，所以说孔子立足于定公、哀公时代，而指述隐公、桓公时代，年代已经很远了。圣人编作重大的经典，不能不慎重，那么前面流传的说法也可能是妄说。我学习圣人的文章，只求它的真实罢了。又怎么可以诈称辨别数百年前的事情，便自以为贤能呢？君子对于所传述的事情应当谨慎，不要轻易更改。” 《论晋乱说》　　　　杨防

译晋室南迁，制度开始草创。永嘉年间以后，浮躁的风气还没有革除，朝廷大臣中仍有人把谢鲲的轻佻、王澄的旷达诞妄竞相仿效，认为这是高雅通达。卞壸在朝廷上严厉地说：“皇帝的基业流离迁徙，国家社稷倾覆动荡，正是由于这种浮华虚伪，才造成这样的毁败；现在竟还想尊崇仰慕虚妄放诞之风，玷污败坏时俗。”于是上奏请求审讯他们，以端正衰败的风俗。王导、庾亮压下此事，才作罢。唉！西晋的祸乱，是百代以来都为之悲痛的事。迁都江左，本是堵塞祸乱源头、建立根本的时机。可是仍然助长虚浮、推崇虚伪，尊尚轻薄，踏着前人的败迹，重走覆亡的旧路；用这种做法来创立朝廷纲纪、建立王业，和登上一只胶粘的船泛渡巨大的洪水、拿朽绳驾驭奔驰的骏马有什么不同呢？假如当时听从卞壸的奏议，罢黜屏除浮华虚伪，提拔豪杰贤能〔《文粹》作“淳实”〕，亲近并奉行大法，维持纲纪，那么晋朝的前途也未必不能有所作为。后来王敦叛乱，苏峻接着作乱，我认为晋朝的祸乱，不是从王敦、苏峻才开始，而是在王导、庾亮那里酿成的。《祭祀不祈说》　　　　沈颜 祭祀制度的兴起，是用来奉祀祖宗、表彰有功之人的，不是用来向神明祈求、邀取福佑的。所以天子祭祀天地而建立七庙，诸侯奉祀社稷而设置五庙，士人和平民各按自己家族的制度祭祀；功劳施于百姓的，就祭祀他；因勤劳办事而死的，就祭祀他；因劳苦而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从前列山氏的儿子叫柱，能够种植百谷，夏朝兴起以后，周朝继承了它，所以在社稷中祭祀他。共工氏治理九州，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平治九土，所以祭祀他。舜勤劳办事而死于野外，鲧治洪水而被杀，禹勤于职守而死于治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以颛顼为祖，郊祭尧而尊奉舜；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以颛顼为祖，郊祭鲧而尊奉禹；商人禘祭舜而以禹为祖，郊祭禹而尊奉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而尊奉武王。所以说，祭祀是奉祀祖宗、表彰有功之人，不是用来向神明祈祷、邀取福佑的。如果一定认为神明可以祈求，福佑可以计量〔一作“丰”〕，那么三代就不会改换国运，秦、汉也不会更换姓氏。天子无论贤明还是昏暗，卿士无论贤能还是愚昧，只要能够完备祭祀，就都能享有福禄了。假若神明必定偏爱祈祷，喜欢肥壮的牲畜，因而降下祥瑞，那么天子就全都能达到尧、舜的境界，诸侯就全都能达到齐桓公、晋文公的境界；水不会成为水灾，火不会造成灾害，年成不会有灾荒，百姓不会有贫富之分，战争没有不能取胜的，守备没有不能牢固的，灾祸没有不能消灭的，疫病不会发生，国家不会危亡，宗庙祭祀不会废绝。这些愿望都是祈求了却得不到、祷告了却没有应验的，已经很明显了。然而这种风俗经历百代而不改变，传到百王而不革除，确实是有原因的。两国相持，必定有一国取胜；万国各自治理，必定有国家安康；祈求年成的人，必定会遇到丰收；祈求疾病痊愈的人，必定会有痊愈；祈求做官的人，必定会有升迁；祈求财货的人，必定会有富余。只要有一件事应验，大家都认为是神的佑助，却不知道人事的发生，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不是得到就是失去；使用方法有巧拙，智谋有先后，年成有丰歉，命运有否泰，这些都不是神所安排的。于是有人荒废本业而不去做，有人不惜耗尽家产去求神；巫师乘机借祸福之说欺骗他们，事情最终不能明白，渐渐形成风俗，这难道不是上面失去了正道，下面又仿效其行为吗？《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三。宋代李昉等编。辩论一。《贤之用舍》一篇　　　　《君之牧人》一篇 《国之兴亡》一篇　　　　《材之小大》一篇 《原道》一篇　　　　　　《原性》一篇 《原毁》一篇　　　　　　《原鬼》一篇 《贤之用舍》　　　　李华 君主对于贤才，忧虑的是不能喜爱他们；喜爱他们，又忧虑不能访求他们；访求他们，又忧虑不能辨识他们；辨识他们，又忧虑不能任用他们；任用他们，又忧虑不能始终信任他们；始终信任他们，又忧虑不能和他们同心，使天下化于正道。因此，士人看重的是遇合，又害怕遇合之后不能尽其才。《君之牧人》古代的帝王，并不是不想使自己获得丰厚的奉养、使自身过得安逸；只是他们本来就揣度着变化的根源，并且把事情推究到极点，也就做到极致了。因为他们认为，君主安逸就会使臣下困苦，使百姓困苦而让一个人安逸，并不是上天的意旨。既然这不是上天的意旨，也不忍心这样做。所以，即使臣下安逸而君主困苦，帝王也甘愿如此。何况百姓安逸了，君主又和谁一起受困呢？《尚书》说：‘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父母辛劳地养育子女，那么襁褓中孩子的疾病就会消除〔此处有阙文〕，父母的心也就安泰。’由此推求，圣人立志于俭朴简约，是不得不这样做。《国之兴亡》治理国家，和调理身体相同。身体有时不调和，就用药石治疗，用针灸调治。假如扶持病体却不攻治疾病，疾病加重便会死亡，那么所谓扶持它的人也只是在扶持尸体。齐、隋的灭亡，是因为把始终守正看作迂腐，把苟且而无耻看作明智，把怠慢职事看作高明；贤人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反而给长者制造违背的借口；施行法令时又依附强者而使弱者溃败。讨论得失时，往往不同意少数而附和多数。崇尚学问、仰慕古人，被说成荒诞；追逐便利、迎合时势，被说成能干。观察事情的燥湿，便据此衡量轻重；等候事情的成败，才据此褒贬。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用口腹之欲堵住自己的嘴，忍看国家危亡而侥幸求取禄利。在他们以下的人便说：‘上司尚且如此，我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有人能够奋发有为，也会被逆势者预先防备；一有行动便受到阻碍，因而意气消沉，志向沮丧，衰败也随之互相影响。侥幸活着的人气焰炽盛，四处勾结；为正道而死的人寻求援助却没有后继。麒麟悲鸣，凤凰垂翅，鸱鸟鼓动害人的翅膀，恶犬张口露出毒牙；那么蛇、鸩鸟、虎狼的气焰，怎么能够抵挡呢？唉！心腹和四肢本来是一体，但成为病患的地方却有万处。即使有扁鹊、缓和这样的名医，却不去请他们；即使扁鹊、缓和看见了，也没有办法救治。唉！齐、隋难道不是因此灭亡的吗？反过来依照这个道理治理国家，那么王道就很容易实行了。《材之小大》〔此篇在卷七百四十五重出，现已删去〕前人 鸟巢中的幼鸟，羽翼将要长成，正在学习飞翔并跟随母鸟，不幸被乌鸢惊击，掉落在尘土和车辙中。有门阀世家的女子，乘坐雕饰的车，铺着绣褥，经过道路中间，遇见它而怜悯它，便把它藏在玉笥中，用红稻米喂养它〔一作“安置在白玉笥中，用清江稻米喂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才小的东西反而被珍视，养着玩赏它，也容易做到。披着轭的牛，远望像山一样高大；它活着时负载重物、运送到远方，使天下获得便利；死后筋、角、皮、骨也都可以制成器物。可是由于水旱、寒暑失调，艰难地被驱赶〔一作“鞭打驱使，以至力竭”〕，登上、下降重重山冈，在泥水中跌倒爬起，蹄子脱落，关节裂开，力气全都疲惫病弱了。它的眼睛还斜视着人，盗鸟抓它的背、啄食它的肉，还恨自己啄食得不够。乌鸦们呀呀相呼，群犬牵扯它的腹部〔一作“肠胃”〕争食。车马在旁边往来，数以千万，却没有人顾及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才大的东西反而成为负累，即使扶助救治它，也很难收到成效。假如先前不怕费片刻的辛劳而救存它，获得的利益本来会很丰厚。可悲啊，才大反而成为负累，才小反而受到珍贵，这同理相违背、同道相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统治天下的君主，如果能够辨明并纠正这种情况，那么不出一代就会成为仁君了。《原道》　　　　韩愈 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依据仁义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空泛的名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有吉德，也有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毁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浅小。坐在井里观看天空，便说天空很小，这不是天空的过错。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孤立自守当作义，他的见识浅小也就理所当然了。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主张的东西称作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主张的东西称作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在一起说仁和义，是天下共同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撇开仁义来讲，是他个人的说法。周道衰微，孔子去世以后，秦代焚书，汉代崇尚黄老，晋、宋、齐、梁、魏、隋之间崇尚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一派，就归入墨翟一派；不归入墨翟一派，就归入老子一派；不归入老子一派，就归入佛教。进入那一派，就必然排斥这一派；所归入的奉为主流，所排出的视为奴仆；归入的便依附、尊崇，排出的便污蔑、压制。唉！后世的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听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老子一派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佛教徒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信奉孔子的人，长期听惯了他们的说法，反而喜欢他们的荒诞言论而自我轻视，也说：‘我的老师也曾经向他学习过，不过如此。’他们不但在口头上这样抬举，还把它写进自己的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去求取呢？人喜欢怪异，真是太过分了！不探求事情的源头，不询问事情的末流，只想听闻怪异的事情。古代从事各种职业的百姓有四类，如今有六类；古代教化百姓的人占其中一分，如今教化百姓的人占其中三分。务农的人家有一家，靠粮食生活的人家却有六家；制作器物的工匠有一家，使用器物的人家却有六家；经商的人家有一家，依靠他们供给资财的人家却有六家。这样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并且盗窃呢？古代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之后，才教给人们彼此生养的道理，为他们设置君主和老师，驱逐虫蛇禽兽，使人居住在中原。寒冷了，就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了，就为他们提供食物。住在树上容易跌落，住在土穴里容易生病，于是为他们建造宫室。设置工匠来供给器用，设置商人来沟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助夭折死亡，设置殡葬祭祀来增长恩爱，制定礼仪来安排尊卑先后，制定音乐来宣泄郁结，设置政令来率领懒惰疲倦的人，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梗直而互相欺凌的人，制造符节、印玺、斗、斛、权、衡。

译用这些来使人们相信彼此不会强夺，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祸害到来时为之准备，忧患发生时为之防备。如今有人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会争夺。’唉，他们也太不思考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人没有羽毛、鳞甲和介壳来抵御寒暑，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就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就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就是出产粟米、麻丝，制造器皿，流通货财，用来侍奉上司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成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能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就失去了成为臣子的依据〔一作删去此七字〕；百姓不出产粟米、丝麻，不制造器皿，不流通货财来侍奉上司，就要受到诛罚。如今佛教的教法却说：‘一定要抛弃君臣关系，舍弃父子关系，禁止彼此生养的道理，以求达到所谓清净寂灭的境界。’唉！他们幸好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退；他们又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不能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纠正。帝与王，称号名称虽然不同〔《集》作“虽”〕，但他们成为圣人的方法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时饮水，饥饿时吃饭。这些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所体现的智慧是相同的。如今有人说：‘为什么不实行太古时代那种无事的生活？’这就像责问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改穿葛衣，那样不是更容易吗？’又像责问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改为饮水，那样不是更容易吗？’古书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族；想整齐家族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的心，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既然如此，古代所说的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是为了有所作为。如今有人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却把国家和天下置于外部不问，消灭人的自然常性：身为子却不把父亲当作父亲，身为臣却不把君主当作君主，身为百姓却不去从事百姓应做的事情。孔子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礼仪，就把他们视为夷狄；夷狄如果进步而采用中国礼仪，就把他们视为中国人。经书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诗经》说：‘打击戎狄，惩罚荆、舒。’如今却把夷狄的法则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这样下去，离彼此都成为夷狄还会有多远呢？那么，所说的先王之教究竟是什么呢？”}], 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依据这种仁义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章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制是礼、乐、刑、政，它所教化的百姓包括士、农、工、商。它所安排的等级，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人们穿丝麻制成的衣服，居住在宫室中，吃粟米、蔬菜、水果、鱼和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它的教化容易实行。因此，把它用来修治自己，就会顺利吉祥；用来对待别人，就会仁爱而公正；用来端正内心，就会和谐平正；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置什么都不会不恰当。所以，活着时能够顺遂人的真实本性，死后也能尽到正常的礼制。在郊外祭祀，天神就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就会享用祭品。有人问：‘这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前面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种传承就失传了。荀子和杨朱选择道理却不精审，论说它又不详尽。从周公以上，都是上位而成为君主，所以这种道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都是下位而成为臣子，所以他们的学说流传得更久。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异端，正道就不会流通；不制止异端，正道就不能实行。让信奉异端的人仍作为普通人，焚烧他们的书，拆毁他们的住所，用先王之道来启发引导他们。鳏夫、寡妇、孤儿、无子老人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实行了。’ 《原性》所谓性，是同人一出生就同时产生的；所谓情，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性的品级有上、中、下三等，而构成性的内容有五种；情的品级也有上、中、下三等，而构成情的内容有七种。为什么这样说呢？性的品级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性，只是纯善罢了；中等的性，可以引导使它向善，也可以使它向恶；下等的性，只是纯恶罢了。构成性的五种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上等之性对于这五种，以其中一种为主而在其余四种中实行；中等之性对于这五种，五者中有一种稍有缺失，便会稍稍偏离正道；对于其余四种，也混杂不纯；下等之性对于这五种，违背其中一种而悖逆其余四种。性对于情，要看性的品级。情的品级有上、中、下三等。构成情的七种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之情对于这七种，虽有所发动，却能加以防范；中等之情对于这七种，有的过分，有的不足，但仍是在寻求合乎中道；下等之情对于这七种，既没有节制，也没有适度，只是任凭情感直接行动。情对于性，也要看情的品级。所以孟子说性：‘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说性：‘人的本性是恶的。’ 扬子说性：‘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究竟是起初善而后来变恶吗？还是起初恶而后来变善吗？还是起初善恶混杂，而如今才变成善恶吗？这些说法都只举出中等的性而遗漏了上等和下等，只得到其中一种而失掉了另外两种。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一定会因受贿而死。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就知道杨食我一定会使自己的宗族灭亡。越椒出生时，子文认为这是大大的忧患，知道若敖氏的鬼魂将来不会有后人祭食。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遭遇灾祸；他刚开始爬行时，就显得分明而高明。文王在母腹中时，母亲不忧愁；出生以后，抚养他并不劳苦；入学以后，老师也不烦劳。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象、文王的儿子管和蔡，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不善，但最终还是成为奸人。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不恶，但最终成为圣人。每个人的本性果真都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这三个人关于性的说法，只举出了中等的性而遗漏了上下两等，只得到其中之一而失掉了另外两种。有人问：‘那么，人的上等性和下等性最终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上等的性通过学习会更加明白，下等的性畏惧威严便会少犯罪。因此，上等的人可以通过学习提高，下等的人可以通过法制约束。’ 至于人的品级，孔子说是不能改变的。有人问：‘如今谈论性的人与此说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如今谈性的人，把佛教、老子的说法混杂进来了。既然把佛教、老子的说法混杂进来，那么说什么都会不同。’ 《原毁》

译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详，要求别人宽缓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周详，所以不会懈怠；对别人宽缓简约，所以别人乐意行善。听说古代有个舜，他是一个实行仁义的人。探求他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我要从早到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发扬自己像舜的地方。’ 听说古代有个周公，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探求他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我要从早到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发扬自己像周公的地方。’舜是伟大的圣人，后世无人能及；周公是伟大的圣人，后世也无人能及。这样的人却说：‘比不上舜，比不上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正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周详吗？对于别人，他却说：‘他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些，就足以成为善人了；能够擅长这些，就足以成为有才能的人了。’只取他的一项长处，不责备他的其他不足；只看他新近的表现，不追究他的过去。惶恐不安，唯恐这个人得不到行善的好处。一种善行容易修养，一种才能容易掌握。对于别人，他于是说：‘能够有这一点，就足够了；能够擅长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这不正是对别人要求宽缓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求别人详细苛刻，对自己却宽松简略。要求别人详细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对自己宽松简略，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善行，就说：‘我擅长这一点，这也就够了。’自己还没有才能，就说：‘我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够了。’ 对外用来欺骗别人，对内用来欺骗自己的内心，还没有得到多少成就便停止了。这不正是对自己要求太宽松了吗？对于别人，他却说：‘他虽然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个人的品德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一点，但他的作用不值得称道。’只举出别人的一项过失，不计较他的十项长处；只防备他的旧过，不考虑他的新的表现。惶恐不安，唯恐那个人有声誉。这不正是对别人要求太苛细了吗？这就叫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我没有看见这样做是在尊重自己。虽然如此，这种做法还是有根源的，那就是懈怠和嫉妒。懈怠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经试验过这件事。我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贤良的人，某人是贤良的人。’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贤良之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他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是这几类中的强者，听到这种话一定会在言语上发怒；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发怒。我又曾经对众人说：‘某人不是贤良的人，某人不是贤良的人。’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被贬低之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他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是这几类中的强者，听到这种话一定会在言语上高兴；懦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高兴。因此，事业有所修成，诽谤就兴起；德行越高，毁谤就越多。唉！士人处在这样的时代，还希望声名荣誉显耀、道德得以实行，真是困难啊！如果将来有执掌上位的人，能够得到我的这篇说法并保存它，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一作“或许可以达到治理的境地吧”〕。《原鬼》有东西在屋梁上发出啸声，跟随着声音拿火把照看，却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声音。有东西站在堂上，跟随着去看，却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没有形体。有东西触碰我的身体，跟随着去抓它，却什么也没有抓到，这就是鬼吗？回答说：不是。鬼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形体，哪里会有气呢？回答说：鬼没有声音，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果真没有鬼吗？回答说：有形体而没有声音的东西，万物中有它们，土石就是；有声音而没有形体的东西，万物中有它们，风雷就是；有声音又有形体的东西，万物中有它们，人和兽就是；没有声音又没有形体的东西，万物中有它们，鬼神就是。有人问：‘那么，有些怪异之物为什么会同百姓和万物接触呢？’回答说：有两种说法〔《集》有“鬼物有”四字〕。寂然没有形体和声音，是鬼的常态。百姓有违背上天的地方，有违背民众的地方，有损害万物的地方，有违逆伦理而感动了气，于是鬼便凭借形体、依托声音来应验这种违逆，从而降下灾祸，这全都是百姓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集》有“之”字〕。事情过去以后，它又恢复自己的常态。有人问：‘什么叫作物？’回答说：‘由形体和声音形成的，是土石、风雷、人兽；恢复到没有声音和形体状态的，是鬼神；’ 既不能有形体和声音，又不能没有形体和声音的，是物怪。所以它们出现并同百姓接触，没有固定的原因；有时触动百姓而成为福，有时触动百姓而成为祸，有时触动百姓却既不成为福也不成为祸，只是恰好遇上百姓处在这样的时机罢了。这就是我写《原鬼》的原因。《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四。宋代李昉等编。辩论二。《设渔者对智伯瑶》一篇，《复吾子松说》一篇。《寿颜子辩》一篇　　　　《私辩》一篇 《华心》一篇　　　　　　《塞废井文》一篇 《祀灶解》一篇　　　　　《春秋决疑》十篇 《设渔者对智伯瑶》〔《集》无此字〕　　　　柳宗元 智氏灭掉范氏、中行氏以后，野心更加膨胀，联合韩、魏包围赵国，引水灌晋阳。智伯瑶乘船来到赵国城下，又来回察看水源所在，急于尽快攻取晋阳。渔人中有一个正在坐着捕鱼，智伯觉得奇怪，便问他：‘你捕鱼有多久了？’渔人说：‘我起初在河中捕鱼，后来到海里捕鱼，现在主人把水势扩大到如此地步，我便因此来到这里。’智伯问：‘你捕鱼的情形怎样？’渔人说：‘我见识短浅却喜欢捕鱼。起初我在河里捕鱼，有鲨、鳊、鲻、鳗之类的鱼，它们不能自己找到食物，因为喜欢我的鱼饵，每天能捕到一百条。我认为这太少，便离开那里到龙门之下，等待大鲔鱼。鲔鱼到来时，跟随它的有数万条鲂鱼和鲤鱼；它们垂涎流沫，后面的鱼便得到食物。然而它饥饿时，也反过来吞食自己的随从，更加放纵力量，逆流而上，想变成螭龙。等到撞上大石，激起乱飞的水涛，折断鳍、磨秃鳍翼，翻转跌倒，顺流而下，曲折昏乱，绕着水中洲渚却不能出去。先前跟随它的大鱼，幸而啄食了它，我也空手得到了它，仍然认为太少。我听说古代有个善于捕鱼的任公子，他捕获的东西更大，于是离开这里到了海上，向北漂浮到碣石，寻找大鲸。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捕鱼工具，就看见大鲸驱赶群鲛，在渤海边追逐肥鱼，震动大海，撞击巨岛，一口便吞食几十只像船那么大的东西；它勇猛而不停止，贪食而不能满足，向北被逼到碣石，枯死在那里。先前作为它食物的东西，反过来一起吞食它，我也空手得到了它〔《集》作“焉”〕，仍然认为太少。我听说古代有个善于捕鱼的太公，他捕获的东西更大，于是钓到了文王，我便舍弃捕鱼而来到这里。’智伯说：‘如今你遇到了我，又会怎样呢？’渔人说：‘刚才我已经说了事情的端绪。起初晋国那些奢侈的大族，如栾氏、祁氏、郤氏、羊舌氏等十几家，不能保全自身，只因贪图晋国的利益而看不见其中的祸害，主人和五卿已经把他们分裂吞食了。这和鲨、鳊、鲻、鳗没有区别，脑髓流尽、骨头腐烂在主人的大鼎中，可以作为惩戒了；可是他们仍然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如范氏、中行氏，贪图别人的土地田产，侵犯别人的权势，想成为诸侯，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主人和三卿又把他们分裂吞食了；剥掉他们的鳞，切碎他们的肉，剖开他们的肠，割下他们的头，连同鱼卵幼鱼一起丢弃，遗留下来的鱼苗没有不被摆上祭祀食器的。这和大鲔鱼没有区别，可以作为惩戒了；可是他们仍然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吞并范氏、中行氏来使自己肥大，仍然觉得不够，力量越大，求取鱼类越不知满足；驱使韩、魏作为群鲛，追逐赵国这条肥鱼，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贪求肥鱼的势力将不会止于赵国。’ 我看见韩、魏害怕祸患将要波及自己，也庆幸主人被困在晋阳，眼睛已经有所转动；可是主人竟傲然自得，以为一切都已摆在砧板和俎案上，正在磨舌准备吞食。我又有些担心！如今辅果舍弃宗族而退走，不肯共同承受祸患；段规深深怨恨〔《集》作“深怨”〕，正在谋划。主人如果还不醒悟，我恐怕主人会像大鲸一样：头在邯郸被剖解，鳍在安邑被摧折，胸部在上党被剖开，尾巴在中山以外被截断，肠子流落在大陆，成为鱼肉干脯，填满三家子孙的肚子。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不然的话，主人的勇力和强大，难道比文王还差吗？’智伯很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没有醒悟。于是韩、魏与赵联合灭掉智氏，把他的土地分成三份。《复吾子松说》你怀疑树皮上有奇怪的纹理，人与人的贤能或不肖、长寿或夭折、尊贵或卑贱，究竟是不是气的寄寓？还是造物者裁制安排成这样的？我本来就认为这是气的寄寓。你没有看见云刚开始形成时的情形吗？它勃然发怒，冲涌而起，撞击山石、迫近树木，在空中纵横舒展；有时偃然像人，有时拳曲像鸟兽，有时铺展开来像林木山麓，有时高峻耸立像宫室。是谁传布、雕刻成这样的呢？风从洞穴中吹出，流转经过万物，经过清处又触及浊处，呼应召集各种孔窍，和草木相互配偶；繁多罗列的花纹，尖锐的芒刺，腐朽的气味，馨香的气息，以及赤、碧、白、黄等色彩，全都是气的寄寓。既然没有裁制安排它们的人，又何必偏偏怀疑树皮的奇异诡怪，以及人的贤能不肖、长寿夭折、尊贵卑贱参差不齐呢？这本来就是没有情意、无法穷究的事。然而可恨的是，人们有时掌握褒贬升降的权力，为天子访求人才；他们都学习圣人的道理，也都把仁义作为准则，都说‘我能识别人，我能识别人’，于是披览言辞、窥察容貌，追逐声誉，考察人的行为，用这些来提升或贬黜人才。他们所提升的人，往往多是昏聩糊涂、凶险邪僻、欺骗人以谋取私利的人；他们所贬黜的人，通常多是清明、谦和、淳厚、不作祸害的人。那并不是无情之物，也不是不想得到适当的升降，却仍然反常乖谬到这种地步。经过千百年才有一两个人幸而不受这种做法影响，即使考察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说明的。如今你不去治疗这种弊病，却反而追问树皮的问题，怀疑造物者是否存在，为什么要这样横加询问、反复追诘，扰扰不休呢？《寿颜子辩》　　　　皇甫湜 土同水、火、风相杂，形成千种品类、万般差异。大体说来，太虚之中有形体的，都以土为主；挥动运行的，都以风为主；流动贯通的，都以水为主；跳跃并滋养生命的，都以火为主。天地与微小的稊米，醯鸡与应龙，虽然大小不同，却一定都具备这四种物质；具备四者的性质，然后成为一个物体。能够运动或不能运动，都是四者能够作为形质、却不能产生知觉的状态〔《集》作“能运动的是四者，不能运动的也是四者；四者能成为形质，却不能产生知觉”〕。有虚灵之物同四者结合，才成为有知觉的物体；知道四者因结合而存在，能同这种认识相合的，就叫作有知。像有角的、有鳞的、会飞的、会走的，都属于有知；不能同这种认识相合的，就是无知，像草、木、金、石，都属于无知。最有灵性的，在人类中就是人；人的知觉以心为主，心的知觉叫作神。人出生时，以土、风、水、火为形质，以心来主宰知觉〔《集》作“以心为主”〕；死亡时，气回旋于太虚〔《集》作“回旋于”〕，又归还土、风、水、火的性质，各自回到构成自己的地方，终于变化消散而不存在。至于心的知觉，不知道它究竟归于何处；人们只看见形质变化了，便说知觉也随之消亡，难道不是太愚昧了吗？

译那种由心而产生的知觉，本来虚灵，不可能说它不存在，这是很明显的〔《集》三字作“如”〕。至于形质，难道只是遨游于幽冥而随之变化吗〔《集》作“是”〕？心就像水：水清时，搅动它也不会浑浊；一旦浑浊，就不再清澈〔《集》作“被搅动而浑浊的水不能保持，保持清澈就不会浑浊”〕。心又像镜子：镜子明亮时，尘埃不能停留；尘埃停留了，就不明亮。圣人与愚人起初所禀受的本性是相同的。圣人使自己的心明莹，并且对外物的诱惑有所防范〔《集》作“堵塞诱惑”〕，因此能够照见天下的道理，所以心清明而安定。愚人背弃自己的内心而轻视外在的诱惑，因此闭塞了天下的道理，所以心中尘垢凝结。心清明而安定的人，脱离形质以后，在太虚之中玲珑澄澈〔《集》作“兮”〕；一旦活动并同现实相合，就成为文王、仲尼；一旦止息安定，就一定能与天地始终相处。心中尘垢凝结的人，脱离形质以后，在太虚中狂乱奔逐〔《集》作“兮”〕；一旦转而同有形之物相合，就成为禽兽；对于人来说，就成为愚人、凡人；对于草木之类，则无所不可能成为。即使想稍稍安定，又怎么能得到呢〔《集》作“怎么能合于道理而安定”〕？由此推论，彭祖反而算作夭折，颜子反而算作长寿；盗跖反而算作杀戮者，比干反而算作得以善终。《私辩》　　　　牛僧孺 近古人所说的“私”，是指苟且聚敛财利，苟且安处逸乐，苟且使自己的屋舍得到润饰。僧孺认为，这些都是小人的私心，不是圣人的私心。圣贤并非没有私心，只是自己不知道那是私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定使自身归于公正，却把利益给予别人；这不是偏私于自身，而是使天下人都偏爱他们。凭什么这样说呢？婴儿见到乳母，便惊喜地认识她，并不是因为有知识才亲近她，而是贪恋她的乳汁，因而偏爱她。马见到饲养它的人，便奋然而嘶鸣，并不是因为有知识才亲近他，而是贪恋他的草料粮食，因而偏爱他。天下人已经不是乳儿和马那样愚昧了。如果有人使自身归于公正并使他们获利，谁会不因此获利并偏爱他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良善的宰相一定把天下人的利益视为私事，而使自身归于公正，因此天下人都偏爱并亲近他们。昏庸的君主、愚蠢的臣子一定把天下视为公物，却把自身利益视为私有，因此天下人都把他们当作公敌而疏远他们。疏远他们的人多，所以天下人都任由他们走向灭亡；亲近他们的人多，所以天下人都希望他们昌盛。过去大禹手脚长满老茧，是把自身公用于治理洪水。咎繇谋划政事、明辨辅弼、协调君臣，是把自身公用于规劝进谏。傅说在朝廷回答君王，是把自身公用于辅佐。周公吐哺握发、勤劳俭朴，是把自身公用于礼遇贤者。宣父孔子编写《春秋》、删定《诗》《书》，是把自身公用于垂教后世。因此，有夏的人思念大禹的功劳，有虞的人思念皋陶的正直，有殷的人思念傅说的政绩，有周的人思念周公的勤劳，有道之人思念宣父的教诲。有的在开国君主尊崇其后嗣时偏爱他们，有的建立祠堂、尊崇其塑像而偏爱他们。至于殷辛把财物聚集在鹿台，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所以天下人把他视为公敌而疏远他。秦始皇废弃诸侯，是把天下的爵位据为己有，所以天下人也把他视为公敌而疏远他。因此武王把天下的财物视为公有而分散给众人，天下百姓都偏爱并亲近他。高皇帝把天下的爵位视为公有而分封给人，天下英雄也都偏爱并亲近他。所以，把私利据为己有的人，众人反而把他当作公敌，他就会灭亡；把自身归于公正的人，众人反而偏爱他，他就会昌盛。圣贤并不是一定要使自身归于公正，只是私心包含在其中，因而不得不公正。天下也并不是一定要偏爱某一个人，只是公义包含在其中，因而不得不偏爱他。我说，亡国的君主、亡家的臣子和丧身的人，都是没有懂得正确的“私”之道，并不是圣贤没有私心。华心　　陈黯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到大食国人李彦升，把他推荐到朝廷。天子下诏让礼部考察他的才干。大中二年，他以进士及第，名声显著，平常那些由地方贡举的人都不能和他相比。有人说：“梁是大都，连帅是杰出贤能的人，受命于华夏君主，仰赖华夏百姓供给俸禄；他推荐人才，却从夷狄之地寻求，难道华夏没有值得称道的人吗？难道只有夷人可以任用吗？”我始终对连帅的做法感到疑惑。有人说：“连帅确实是在推荐人才，而不是偏爱这个人。如果从地域来说，就有华、夷之分；如果从教化来说，难道还有华、夷之分吗？所谓华夷，区别在于内心；辨察内心，要看他的志趣趋向。有的人生在中州，行为却违背礼义，这是外表像华夏人而内心像夷狄；有的人生在夷域，行为却合乎礼义，这是外表像夷狄而内心像华夏。像卢绾、少卿那样叛乱的人，难道是夷人吗？金日磾忠心赤诚，他是华夏人吗？由此看来，关键只在于他们的志趣趋向罢了。如今李彦升从海外来，能够用道义求得连帅的知遇，所以连帅认为他非同寻常而推荐他，用来激励戎狄，使日月照耀之处都归于文明教化；这是使他的内心华夏化，而不以他的地域为依据。同时，他又使夷地的人产生华夏之心。” 堵塞废井文　　杜牧 井废弃了却总不堵塞，古代没有这样的依据；如今各州府衙署有废井不堵塞，住宅堂屋上有废井，也不堵塞。有的用匣子围护它，有的横放木头，再用土覆盖它。甚至有的年久木朽，围护井的人因此掉下去死亡。世俗始终不肯堵井，却不知道这出自什么典故，反而说井不可以堵塞。井虽然列入五祀，在都邑中也只是很小的事物。假如盘庚五次迁都，连社稷宗庙尚且毁弃旧址，那么单单井难道不能堵塞吗？古代的井田有九顷，八家环绕居住。一家耕食其中一顷，另一顷种植蔬菜，凿一口井供八家共同汲水；这是借小事来使百姓懂得珍惜土地、重视地气泄漏，用小事说明大道理。人的身体长了疮不医治就会死，树木长了疮长期不封闭也会死；土地有千万处疮，对土地会怎样呢？古代八家共用一井，如今每家都有一井，有的大家族甚至有四五口井，比古代多了十倍。地气泄漏，出产的东西就会脆弱贫薄。人出生在土地之中，如今人的体质不如古人浑厚刚健坚实安宁，难道不是地气泄漏造成的吗？《易经》说“改邑不改井”，这里是取井的象来说明安定，并不是说井不能堵塞。天下各州每年春秋两个时节，天子准许从平时上缴的赋税中抽取一部分赐宴，各州刺史和州吏一定要扩展场地、建造大屋，以铺张这件事。黄州大概因为当地有一口古井没有堵塞，所以写这篇文章投入井中，实际上用土把它填实。祭灶辨析　　陆龟蒙

译灶坏了，烧火的人请求换一口新的。灶建成后，又请求选择吉日祭祀，并告诉它说：“灶列在祭祀典章中，听说已经很久了。”《祭法》说：“天子为百姓设立七种祭祀，其中一种叫灶祭。下达至庶人，庶士设立一种祭祀，有的祭户神，有的祭灶神。饮食之事，自从用火烹煮以来，百姓都依赖它，因此祭祀它是可以的。”解释的人说：“灶神居住在人间，窥察人的小过错，制造谴责和警告。”又说：“灶鬼按时记录人的功劳和过错，上报给天帝，所以应当祭祀它，以祈求福祥。”这些说法大概只是出自汉武帝时方士的话罢了，照这样做岂不是受迷惑吗？如果奉行君子之道，谨慎地奉养老人，慈爱地抚养幼小，寒暖共同、饮食均等；遇有丧事和祭祀，都心存敬意；不忘礼来约束自己，不忘乐来调和内心；在幽暗处也不欺骗，在屋漏之下也不惭愧，那么即使一年不祭灶，它难道能诬陷我吗？如果奉行小人之道，把君子的行为全都反过来，父子兄弟夫妻各自拿着一件东西来糊口，专门谋利来装饰欺诈，尊崇奸邪、树立错误，那么即使一年祭灶一百次，它难道会偏袒我吗？天处在最高处，灶处在最低处；天帝最尊严，鬼神最幽暗隐微。如果灶神果真能够欺骗天帝并向他告发，那就是不忠；天帝如果听信并接受这种告发，就是不明。下者不忠，上者不明，又怎么能够成为天帝呢？《春秋》决疑十篇　　皮日休 赵盾弑杀国君，莒仆弑杀父亲，《春秋》明白地写出他们的罪过，为什么呢？楚国公子围弑杀他的国君郏敖，子驷弑杀他的国君僖公，齐人弑杀他的国君悼公，却都以疾病报丧，《春秋》都写作“卒”。评论说：人活在世上，上有天地，下有君父；君父可以被弑杀，就是等于没有天地，这是生民最大的罪恶，也是有识之人的奇耻大辱。这也如同《汉书》所说的两条律文中没有“妻母”的文字，是圣人不愿书写的缘故。况且赵盾反而不讨伐弑君的贼人，董狐说他弑君；莒仆带着他的宝物来奔逃，里革说他弑父。这两人的罪名已经显明，仲尼只是承接已经显明的事实而书写罢了。那三名叛逆者弑君后以疾病报丧，仲尼并不是可以被欺骗的；他根据报丧文书来记载，是因为不忍心直书。所谓不忍，其中包含着羞耻，也包含着惩戒。《春秋》中弑君的有三十六起，其余叛逆之事也只是根据报丧文书记载罢了。赵孟无正当理由便讨伐别国，杞伯按照夷狄礼仪来朝见，《春秋》都贬称他们为“人”和“子”。为什么罪大的人反而替他隐讳，罪小的人却一定明白写出“无正当理由讨伐国家，是专擅君主命令”呢？作为君主却可以专擅行事，谁还拥有他的国家？难道不应当贬斥他吗？如果对罪大的人替他隐讳，这是推其走向灭亡；对罪小的人一定写明，这是坚固其存续。齐国茶、野幕的弑杀，事情起因在阳生；楚灵王在干谿自缢，祸根在常寿。而《春秋》却把罪归于陈乞、公子比，难道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回答说：野幕被弑，罪归陈乞，那么阳生的罪行就可以知道了；干谿自缢，罪归子比，那么常寿的罪行就可以知道了。《春秋》的笔法，就像酷吏审理案件：剃发、戴刑具的刑罚尚且不放过，刀锯肢解的刑罚又从哪里逃得掉呢？齐桓公救援卫国，《春秋》不写“狄灭卫”；晋文公召请周襄王，却写作“天王狩于河阳”。这是说：狄人确实灭了卫国，但由于桓公救援而使卫国得以保全，于是就不算灭亡了。晋文公确实召请了天王，但由于天王亲自前来，便称作巡狩，于是就不算召请了。如果桓公不能救卫，文公不能匡辅天王，就一定会写“狄灭卫，晋人召天王于河阳”。所以《春秋》时代，灭亡他国的很多，救援他国的很少。仲尼表彰桓公防患于未然；背弃周王室的很多，朝见周王室的很少，仲尼表彰文公勤王。鲁哀公八年和十三年，鲁君两次同吴国结盟，都没有记载；鲁桓公二年，鲁君同戎人在唐地结盟，却记载说：“吴本来是华夏族，只是行为像夷狄；它凭借强力迫使别人结盟，难道不该称为夷吗？戎本来是夷狄族，只是行为合乎华夏之道；它依据道义友好结盟，难道不该称为华吗？”所以因羞耻而不记载，是为了惩戒；以戎人的身份而记载，是为了劝勉。鲁桓公二年记载说：“宋国华督弑杀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鲁僖公十年又记载说：“里克弑杀他的国君卓以及他的大夫荀息。”对于国君称“弑”，而说“及”，这是因为不区别君臣。称作“弑”，是归罪于臣下。孔父因为争夺妻室而被杀，荀息因为拥立国君而被诛，他们都是无辜而死；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褒扬他们，把臣下列在君主之后呢？大概是为了贬斥华父和里克，使孔父之死如同与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同卓子之死；把他们并列记载，是为了尊重他们。姜氏淫乱私奔，子般早夭而死，这是鲁国的丑事，隐讳它是可以的。至于鲁君送葬晋国，却被齐国阻止；鲁国被邾国打败，这些也都隐讳，为什么呢？回答说：周王室有丧葬之事，鲁国前往送葬是应当的；但晋国以盟主身份使鲁国称臣，隐讳这件事，是隐讳以诸侯身份侍奉诸侯。诸侯有过错就削减土地，有叛逆就灭其宗族；齐、鲁本是一体，隐讳这件事，是隐讳以诸侯身份受制于诸侯。天下有道时，小国侍奉大国；邾是小国，鲁是大国，隐讳这件事，是隐讳大国败于小国。鲁定公六年，郑国灭掉许国，带着许男回去；到了鲁哀公元年，又记载“许男与楚国包围蔡国”。这是说：郑国确实灭掉了许国，后来又有人使它复国。复国的时候，许国的报丧没有送到鲁国，所以没有记载。凡是国家有报丧送来，即使国家很小也一定记载，宋国六只鹢鸟倒飞就是这样。国家没有报丧送来，即使国家很大也会缺载，晋国灭狄、灭霍、灭魏就是这样。楚国确实灭掉陈国，后来又恢复其封国；狄人确实灭掉卫国，后来又使它恢复，这也属于许国这一类。《春秋》的笔法，俘获国君称作“止”，诛杀臣子称作“刺”，杀死他国大夫，拘执我国使者，郑国抛弃军队，陨石坠落宋国五颗；像这些记载，就是古史的全文，哪里谈得上删削呢？回答说：仲尼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足以说明并没有诬陷别人。又说：“了解我的，要凭《春秋》；责备我的，也要凭《春秋》。”说的就是这个吧？像扬子的《太玄》，它的数理取法《易》，文字却深奥玄妙，也是这样。

译宋襄公拘执滕子并诬陷他，因此获罪于《春秋》，那么为什么只是承接报丧来记载呢？鲁国国君被弑杀的有五人，被驱逐的有两人，却都缺载不书。假如这样做是为了惩恶劝善，那么凭什么作为准则，乱臣贼子又怎么知道畏惧呢？回答说：仲尼修订《春秋》，依据史实而定其笔法，其中的深意本来有所等待。假如没有丘明阐发其奥义、疏通其玄理，那就只能根据报丧来追究事实，也不能说是诬陷。假如自行记载鲁国那些被弑杀、被驱逐的君主，那么鲁国人偷羊，仲尼也会为他作证了。” 《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五。宋代李昉等编。辩论三。《复性书》三篇，《君子无荣辱》解一首，《知道》一首。《复性书》上篇　　李翱 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在于本性；人之所以被自己的本性迷惑，在于情感。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都是情感所产生的。情感一旦昏乱，本性就隐藏了。这不是本性的过错。七种情感循环交替地到来，所以本性不能充分显现。水混浊了，流动就不清；火冒烟了，光就不明。这不是水火本身清澈明亮的过错。沙土不使水混浊，水流就清了；烟气不郁积，火光就明了。情感不起作用，本性就充分显现。本性和情感并不是谁先谁后。虽然如此，没有本性，情感也没有产生的依据。情感由本性产生，情感并不是自为情感，而是因本性而成为情感；本性也不是孤立地显现，而是通过情感来彰明。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命性；圣人得到它而不受迷惑。情感，是本性的发动；百姓沉溺于情感而不能知道它的根本。圣人难道没有情感吗？圣人寂静而不妄动，不出行却能到达，不发言却能神妙，不炫耀却能发光，所制定的制度参合天地，所作的变化符合阴阳。圣人虽有情感，却从未被情感支配。那么百姓难道没有本性吗？百姓的本性与圣人的本性没有差别。虽然如此，情感造成的昏暗彼此攻伐，从来没有穷尽，所以即使终身也不能亲自看见自己的本性。火潜藏在山石林木之中，并不是没有火性；江、河、淮、济的水源潜藏在山中、尚未流出，也并不是没有泉源。石头不经敲击，木头不经摩擦，就不能烧遍山林、使万物干燥。泉源如果不疏导，就不能形成江、河、淮、济，向东汇入大壑，浩浩荡荡，成为深不可测的水域。情感的发动如果不停息，就不能恢复本性，使天地获得无穷的光明。所以圣人是人类中最先觉悟的人。觉悟就明白，否则就迷惑；迷惑就昏暗。明与昏被说成不同，但本性本来没有明昏之别，那么同与不同二者也都离开了本性。所谓明，是相对于昏而言的；昏既然消灭，明也就无须成立。因此，真诚就是圣人的本性。它寂静而不动，广大而清明，照耀天地，受到感应便通达天下万事；行动、停止、言语、沉默，无不处于极致。恢复本性，是贤人不断遵循本性而不停止。只要不停止，就能回到本源。《易经》说：“圣人同天地的德性相合，同日月的光明相合，同四时的秩序相合，同鬼神的吉凶相合；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行动而奉行天时。” “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这不是从外部获得的，而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罢了。子思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化育万物；能够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列。次一等的人从细微曲折处下功夫，细微处也能达到真诚；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显著，显著就会明白，明白就会发动，发动就会变化，变化就会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万物。圣人知道人的本性全都善良，可以不断顺着本性而行，直到成为圣人。所以制定礼来节制情感，制作乐来调和情感。安处于仁，是乐的根本；情感发动而合乎礼，是礼的根本。因此坐车时就听到和鸾的声音，行走时就听到佩玉的声音；没有特殊原因不废弃琴瑟；视、听、言、行都遵循礼法而行动，这是为了教人忘掉嗜好欲望，归向本性和天命之道。道，就是极其真诚而不停止。极其真诚而不停止，就会虚静而不停止；虚静而不停止，就会明；明而不停止，就会照耀天地而无所遗漏。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充分发挥本性和天命之道。可悲啊！人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却没有人阻止自己而不去做，这不也是迷惑吗？从前圣人把这种道传给颜子，颜子得到它后，诚恳专一地守持而不失，不远离本心，很快便恢复了本心，三个月都不违背仁。孔子说：“颜回大概差不多了吧，屡屡处于空虚之境。”他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只差一息而已，并不是力量做不到，而是因为短命早死。其余能够登堂的人，大概都得到了传授。一气所滋养，一场雨所润泽，得到它的人各有深浅，不一定相同。子路死时，石乞、盂黡用戈击打他，斩断了他的冠缨。子路说：“君子死时，不能免去冠帽。”于是系好冠缨而死。子路并不是喜好勇武而没有畏惧，而是因为他的心寂然不动。曾子死时说：“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我得到正道而死，这就够了。”这是端正性命的言语。子思是仲尼的孙子，得到了祖父的道，撰述《中庸》四十七篇，把它传给孟轲。孟轲说：“我到了四十岁，便不再动心。”孟轲门下通达的人，如公孙丑、万章之类，大概都传承了它。秦朝遭逢焚灭书籍之灾，《中庸》未被焚毁的，仅有一篇保存下来。（“以”《集》作“之”；“传于”《集》作“传乎”；“三月不违仁”相关文字及“升堂”“一气”等，《集》有异文；“焚”《集》作“灭”，“仅有”《集》作“一篇”。） 从此，这种道便废弃残缺了。传授它的人，只把文章、句读、威仪和击剑之术互相传授，至于性命的根源，我就不知道还有谁传授它了。道发展到剥落的极点，必然会复归。我难道正是使它复归的时候吗？我从六岁起读书，只学习词句；立志求道，已经四年了。我把这些话对人说，从来没有人赞同我。那时我向南方观赏涛水，江水流入越地，而我的同郡人陆参（《集》作陆傪）在那里。我同他谈论此事，陆参（《集》作陆傪）说：“你说的话，正是尼父的心意。东方有圣人，他的道不超出这里；南方有圣人，他的道也不超出这里。只是希望你不断地实行它罢了。”唉！关于性命的书虽然还存在，求学的人却不能阐明，所以全都陷入庄子、列子、老子和佛教的学说。不明白的人说，孔夫子的门徒不足以穷究性命之道；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全都是如此。有人向我询问，我便把所知告诉他，并把所知传下去。于是将这些话写入书中，以开启诚明的源头；那种残缺断绝、废弃而不显扬的道，大概可以在当世流传了。书名定为《复命书》，用来治理他的内心，并把它传给那样的人。（“节文章句”《集》作“节行文章章句”；“也”疑为衍文；“如”“方”《集》有增字；“陆参”《集》作“陆傪”；“理”《集》作“治”。） 唉！如果夫子复生，也不会废弃我的这些话。《复性书》中篇。

译有人问道：“人的昏昧已经很久了，将要恢复本性的人，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请问应当用什么方法？”回答说：“不思虑，不思考，情感就不会产生。情感既然不产生，才是端正的思考。所谓端正的思考，就是没有思虑、没有思考。”《易经》说：“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又说：“防止邪念，保存真诚。”《诗经》说：“思虑没有邪念。”问道：“这样就够了吗？”回答说：“还不够。”这只是使心斋戒，还没有脱离寂静状态。静必然有动，动必然有静，动静不停息，这就是情感。《易经》说：“吉、凶、悔、吝，都是从变动中产生的。”这样怎么能够恢复本性呢？问道：“那该怎么办？”回答说：“正当心处于寂静时，知道心中没有思虑，这就是斋戒。知道本来就没有思虑，动静都能脱离，寂然不动，这就是至诚。”《中庸》说：“真诚就能明白。”《易经》说：“天下的变动，以守正归于一。”问道：“在不思虑、不思考的时候，外物来到，内心产生情感，怎样才能使它停止呢？用一种情感去制止另一种情感，可以吗？”回答说：“情感，是本性的邪曲。知道它是邪曲，本来就没有这种心，寂然不止（《四库全书》本作‘心寂不取’），邪念自然止息。” 只有本性明亮地照见一切，邪念从哪里产生呢？如果用情感去制止情感，这就是更大的情感。情感彼此制止，难道会有止境吗？”《易经》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差不多了吧？有了不善，没有不知晓的；知晓了以后，没有再去实行的。”《易经》说：“不远就复归，不会造成悔恨，大吉。”问道：“本来没有思虑，动静都能脱离，那么声音到来时，难道听不见吗？事物显现形状时，难道看不见吗？”回答说：“既不看也不听，那就不是人了。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却不因此停留在所见所闻上，这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不去做。心寂然不动，光明照耀天地，这就是诚的明。”《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易经》说：“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然不动，一旦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万事的道理。”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境界，谁能做到这样呢？问道：“请问‘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物，就是万物。格，就是来到、到达。万物来到时，心中明明白白，能够清楚辨别，却不对外物作出情感上的回应，这就是获得知识。”这是知识达到极点。知识达到极点，所以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所以心正；心正，所以身修；身修，家庭就能整齐；家庭整齐，国家就能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就能太平。这就是能够与天地并列的原因。《易经》说：“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智慧周遍万物，而道用以救济天下，所以没有过失；从各方面运行却不流失，乐于天道而知晓命运，所以不忧愁；安处于土地而厚行仁德，所以能够爱人；包容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折周全地成就万物而不遗漏，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而明白，所以神妙无方而变化无体。”一阴一阳就叫作道，说的就是这个。有人说：“请您为我讲说《中庸》。”回答说：“前面已经说过了。”又问：“我还没有明白，请问‘天命之谓性’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人生下来时本来寂静，这就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本性，就是上天的命令。遵循本性就叫作道。”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率，就是遵循。沿着本源而返回本性，就是道。道，就是至诚。至诚，就是上天的道。诚，就意味着安定、不动。修明道就叫作教。”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教（《集》作‘诚之’），就是人的道。使自己真诚，就是选择善并坚定地坚持它。遵循（《集》作‘修’）这条道而回归根本，就是明。这样的教，便可以用来教化天下。颜子就是这样的人。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能够离开，就不是道。” 解释的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心片刻也不能有所动摇。心一动，就远离了道，就不是道了。变化虽然没有固定方式，却从来没有离开不动的根本，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君子在没有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听见的地方恐惧。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也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明显。所以君子谨慎地对待独处时的状态。解释的人说：“不看之中的看，是最大的看；不听之中的听，是最深的听。他的心不动（《集》作‘一’），这就是不看的看、不听的听。他离复归本性已经不远了。所以谨慎独处，就是守住内心的中正。问道：“从前解释《中庸》的人，和您的说法全都不同，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他们是从事理上解释，我是从内心加以贯通。”又问：“他们也能贯通到内心吗？”回答说：“我不知道。”又问：“按照您的说法，修习一天，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吗？”回答说：“扰乱心性十年，却想在一天之内停止它而求达到圣人境界，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拿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火灾。停止扰乱却不停止努力，必定能够真诚；真诚而不停息，必定能够明白。明与诚终年不相违背，就能终身保持。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时也一定如此，就可以希望达到最高境界了。所以《中庸》说：‘至诚没有止息；没有止息，就能长久。’ 长久了就会显著；显著了就会悠长深远；悠长深远就会广大厚重；广大厚重就会高大光明。广大厚重用来承载万物，高大光明用来覆盖万物，悠长长久用来成就万物。广大厚重与地相配，高大光明与天相配，悠长长久无边无际。达到这种境界，就算不显现也能彰明，不活动也能变化，无所作为也能成就。天地之道（《集》有“故”字），可以用一句话完全概括（《集》有“之”字）。问道：“凡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吗？”回答说：“桀、纣的本性，也和尧、舜的本性相同。他们之所以不能看见自己的本性，是被嗜欲、喜好和厌恶所昏乱，并不是本性本身的罪过。”问道：“做不善之事，不是本性造成的吗？”回答说：“不是，是情感造成的。情感有善和不善，本性没有善和不善。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水被拍击使它飞跃，可以越过人的额头；激流引导它前进，可以使它流到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导引它的人使它这样。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他们后来变得不善，也正是这个道理。’问道：‘尧、舜难道没有情感吗？’回答说：‘圣人不过是达到至诚罢了。尧、舜任用十六位贤相，并不是因为偏爱；流放共工、放逐驩兜、诛杀鲧、窜逐三苗，并不是因为愤怒；’

译只是使一切合乎节度罢了。他们之所以都合乎节度，是因为要向天下施设教化。《易经》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中庸》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易经》说：“只有深邃，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只有细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妙，所以不急迫却能迅速，不行走却能到达。这说的是圣人。”问道：“人的本性和圣人的本性相同，那么嗜欲、爱憎之心是从哪里产生的？”回答说：“情感是虚妄，是邪曲。”又问：“既然邪曲和虚妄，就没有凭借和根由了。虚妄的情感灭除止息，本性清明，周流于六合，所以说能够恢复本性。”《易经》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论语》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这是因为能够端正性命的缘故。问道：“本性被情感昏乱，难道就消灭了吗？为什么说它还和圣人的本性相同呢？” 回答说：“水的本性是清澈的，使它变浑浊的，是泥沙（《文粹》作‘激而浑之者’）。正当它浑浊时，清澈的本性难道就不存在了吗？时间久了不再搅动，泥沙自然沉淀，清明的本性映照天地，并不是从外部重新得来的。所以它浑浊时，本性本来没有丧失；等到它恢复清明时，本性也不是重新产生。人的本性也和水的本性一样。”问道：“人的本性本来都是善的，却被邪情昏乱，请问圣人的情感，难道也会再次被嗜欲搅浑吗？”回答说：“不会再浑浊了。情感本来就是邪曲、虚妄；邪曲和虚妄没有根由，常人不能使它复归。圣人既已恢复本性，知道情感是邪曲，邪曲既然已被明觉察知，觉察到它就没有邪曲了，邪曲又从哪里产生呢？”伊尹说：“上天的道，是用先知者来启发后知者，用先觉者来启发后觉者。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的人，我将用这个道来启发百姓。不是我来启发他们，又有谁呢？如果还会再次被嗜欲搅浑，那就是尚且不能自我觉悟，更何况能够觉悟后人呢？”又问：“请问人死后归向哪里？”回答说：“这是圣人也没有说明，只写在典籍中的问题。《易经》说：‘推究开始，返观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说法。’” 精气凝聚成有形之物，魂魄游散形成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也就把这个道理说尽了。孔子说：“还不知道生，哪里能知道死？”既然如此，推究生命的开始，返观生命的终结，就可以穷尽人生之道。人生之道既已穷尽，关于死亡的说法即使不专门学习，也会自然通晓。这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事。你只要不停地修习它，自然会明白。我不能明明白白地把不是书中之言的话说出来（“且”《集》作“非”）。《复性书》下篇。白天起来活动、晚上休息，是凡人。活动时，并不是只有自己在活动，而是和万物一同活动；休息时，并不是只有自己在休息，而是和万物一同休息。我却不同于凡人，白天没有什么可活动的，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休息的。活动不是我在活动，活动中有外物；休息不是我在休息，休息中也有外物。是活动吗？是休息吗？这两者都脱离了，也都不再存留。我所存留的，始终不会消亡，而且已经脱离了这些状态（《集》作“也”）。人不能努力求道，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产生。人与万物一样，也只是其中的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完整地具有道德本性吗？承受一气而形成形体，有的成为物，有的成为人。得到人的形体是非常困难的。生在世上，寿命又不是深长久远。既然凭借并不深长的年寿，拥有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致力于大道，任意放纵心中的作为，那么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虫鱼的地方，就所剩无几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终究不会明白。我的年龄已经二十九岁了，思考了十九年，时间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思考了九年，时间也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人所承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十、八十岁，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的人，就很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百年〕 到了百岁之时，回头看九十岁时的光阴，与我今天回想从前的情形相比，远近难道会有很大差别吗？它又能比早晨的光阴长远多少呢？既然如此，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惊然相击，像风吹飘荡旋转一样，短促可知。何况一千一百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够活到百岁呢？所以我终身立志于道德，仍然害怕来不及。那些任意放纵心中所作所为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君子无荣辱解》　韦端符。所谓荣与辱，是贤与不肖的区别，是早晚都应存守的道理，也是君子和小人道路不同、名声有别的原因。君子没有世俗所谓的荣辱，小人只有耻辱而没有真正的荣耀。志意修养，技艺学业明达，德行完备，修饰这些，是从内在产生的荣耀。由于这些而获得爵位、位列尊贵、俸禄丰厚，没有什么处境不相称，这是从外在产生的荣耀。君子内在具备这些，外在的荣耀便会到来，就像播种后锄草、松土、灌溉，按时培育，禾苗自然茂盛一样。而世人把这叫作荣耀，这果真不足以成为君子的荣耀吗？即使尊贵到天下最高的地位，建立国家，安然自若仿佛本来就拥有这些，那些修养并非一天所成，取得它们确实有方法；我因此面对这一切而无愧，又有什么可荣耀的呢？困厄穷困、辱骂侮辱、暴怒横逆，甚至遭受拘系（一本作“击”）、揪扯、驱逐、肢解，世人所说的耻辱，果真不足以成为君子的耻辱吗？问问他遭遇的是什么，遭逢的是什么时代：我之所以不被容纳、不被任用，是因为我的修养可以用于尧、禹、孔子之时，却不能用于这个时代；我又有什么可耻辱的呢？君子没有荣耀，并不是没有荣耀，而是能够称为荣耀的东西出自我的道，和世人所说的侥幸得来的荣耀不同。把播种后收获说成侥幸，可以吗？君子没有耻辱，并不是没有遭受耻辱，而是我的道广大，他们不能采用；我的学说精纯，他们不能听闻，耻辱确实有它所在的地方。这就像河海不能容纳在小水洼中，难道是河海受了耻辱吗？

译所以说：君子没有世俗所谓的荣辱，道理就在这里。小人有耻辱而无荣耀，弯曲夸张、险恶诡诈、突兀荒诞、嫉妒残害，这些是从内心产生的耻辱。由此而获刑、被杀、流放，也是内在情形显现于外在的结果，就像杂草丛生、荒芜堵塞，蓬乱纠结、长满疮疖一样。把吃肉的死人（一本作“吃草”）说成不幸，可以吗？即使侥幸聚集（一本作“售”）奸邪、包容邪恶和盗贼，取得权位势力，当时的贤者也会暗中指责并默默讥笑他；愤恨极深的人，还会把他的事写入书中，向后人表示警戒。他们看待他的处境，就像看待仓廪中猪的肥肉，栏中猪的肥壮油润，这算是荣耀吗？所以说：小人有耻辱而没有荣耀。小人的耻辱和无荣耀，是内外一齐到来，无法用言辞解释的。然而对于这个说法，我还有要说明的。君子并不是拥有世俗荣耀的人，而是拥有仁义之荣耀，没有权势、仕进（一本作“任”，下同）之荣耀的人。对于我所修习的道，尧、禹、孔子，我将坦荡荡地奉他们为君、为师；即使站在他们的朝廷，登上他们的殿堂，也安然自得地拥有这种精神，使它流传千万世；我的鼻口都能闻到它的芳香浓郁，所以说这是拥有仁义的荣耀。至于权势和仕进，我又从哪里取得它们呢？即使得到，我也不屑一顾；即使流传千万世而未能实现，只要有人称述它、自己信守它，又何必在意是否得到权势和仕进呢？所以说：没有权势、仕进方面的荣耀。至于小人，则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不免受辱。求学的人述说大道，实行我的学说并审慎地取舍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分明了。《知道》　房千里。世人之所以认为显达，无非是因为爵位尊贵、俸禄丰厚，威势和刑罚用之不尽，珠玉多得数不胜数罢了。听惯了悦耳之声，看饱了赏心之色，厌足了美色，这就是所谓人之常情中的最大欲望。世人之所以困穷，是因为职位不足以庇护自身，俸禄不足以满足日用，受人轻侮却不能威慑他人，遭受羞辱却不能施加刑罚，声色不足以满足耳目，滋味不能使口舌称意，这就是所谓人之常情中的最大不欲。然而圣人急切地求取俸禄、出仕做官，难道是为了这些吗？答道：不是。圣人是为他人着想的，常人是为自己着想的。圣人凭借自己的资质，得到适宜的处所，逢上适当的时机，拥有一定的俸禄，然后凭借这些基础施行德泽，就像处在高处的水一经决开便灌溉下方，浸润的范围必然广大。圣人所认为的荣耀，是引导人归于仁义，然后使千百年后的人都记载他的功烈光辉，成就巍巍的德行功业，以普及世间生灵。常人为自己打算，所期望的是丰厚的俸禄和尊贵的地位；有了地位便用来使自己尊贵，有了俸禄便用来使自己富裕，越尊贵越骄傲，越富裕越奢侈，以此放纵满足一日的欲望，只是在气息尚未断绝之间尽情放肆罢了。圣人有合适的时机和地位，就推行自己的道，使它惠及他人；没有合适的时机和地位，也奉守自己的道来修饰自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所以圣人身居显位时不以此为荣耀，退居困境时也不因此忧戚，而始终能够守得住自己的道；常人侥幸遇上时机，窃取了地位，便放纵自己的作为，竭力搜刮他人来满足自己。没有时机，失去地位，就任凭自己的愚昧而使自己陷入困境。所以常人进身时把它当作自己的荣耀，退处时把它当作自己的耻辱，却始终失掉自己的道。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孔子感叹的是，推行自己的道本来足以招致凤凰来仪、河图出现，但当时的君王不用他的道，使他的道无从施展，并不是感叹自己吃饭不能摆满一丈、穿衣不能绣彩。常人所悲叹的不得显达，大多说：“我的妻子不能穿罗衣，我的孩子不能吃肉罢了！”难道他们平常所缺少的只是外物吗？圣人把德泽流布给人，即使接受九命的尊崇和赏赐，也不认为丰厚，因为他所得的赏赐确实应当归于天下，而不是只归于自身，并非自己得了幸运。常人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补益他人，只要侥幸得到俸禄官位，便安逸享乐来自怡悦，把偷偷取得、侥幸得到看作最大的聪明，把这些所得当作自己的幸运。孔子和颜回都是圣贤，难道他们常常听说砍树充饥、饮瓢水度日，便认为是自己的耻辱吗？姬旦也是贤人，难道他常常听说自己接受封赏、代理政事，便认为是自己的幸运吗？由此可知，圣人的快乐在于内在，常人的快乐在于外在。重内在，所以常常有余；重外在，所以常常不足。有余裕，便推让给别人；不足，便向别人索取。有道之人，即使穿鹿皮衣、腰系绳带，人们也不鄙视他，是因为看重他的内在而忘却了他的外表。豪强之民、任侠之士，即使穿紫衣、佩金钩，人们也不尊贵他们，是因为他们只是装饰外表。照这样说，富贵只是外在的装饰；那些人之所以有仁义，是因为内在的本质充实。西施不加华饰，嫫母穿上锦绣，也不能改变她们本来的美丑。后世君子，身处困穷、不得时运时，应当想到凭借自己的内在来坚定自守，不要凭外表向人谄媚；身逢显达、得遇时运时，应当想到勉励自己的内在来修饰自身，不要凭外表向人骄傲。如果能这样，大概就可以说是懂得道了。《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六。宋代李昉等编。辩论四。《原人》一篇 《十原》系述十篇：《原化》《原宝》《原亲》《原己》《原奕》《原用》《原谤》《原刑》《原兵》《原祭》，《两戒》一篇。《补泂战语》一篇 《吊旧友》一篇 《原人》　　　　　　　　　　韩愈 在上面显现形体的，称为天；在下面显现形体的，称为地；在天地之间禀受天命的，称为人。在上面显现形体的，日月星辰，全都是天；在下面显现形体的，草木山川，全都是地；在天地之间禀受天命的，夷狄禽兽，全都是人。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把禽兽称为人，可以吗？”答道：“不可以。”指着山问道：“称它为山吗？”答道：“称为山，可以。”山中有草木禽兽，这些都包括在山这个名称之中了。指着山上的一株草问道：“称它为山吗？”答道：“称为山，就不可以了。”所以天道混乱，日月星辰就不能按其规律运行；地道混乱，草木山川就不能保持正常状态；人道混乱，夷狄禽兽就不能各得其本性。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草木山川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作为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不能尽到作为主宰的职责。因此圣人把所有人一视同仁，同时厚待亲近的人而举荐远方的人。《十原系述》　　　　　　　　　　皮日休 所谓“原”，是什么呢？就是推究事物最初的由来。穷究大圣人的本性根源，探寻古人的最终义理，难道就在这十篇《原》中吗？唉！谁能够穷尽事理、完全发挥本性，通达幽深、洞察细微，为我补写《三坟》散失的篇章，修整《五典》败坏的纲纪，再为圣人写成一部经书呢？否则，我在文章方面难道还会没有遗憾吗？《原化》有人说：圣人的教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型于周公、孔子。它的实质是道德仁义，它的文饰是《诗》《书》《礼》《乐》。历代君王没有改变这些而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到了东汉，西域的教法才开始流传到中原。那里的民众全族都产生敬信之心，拿出全部财产来布施救济；子女离开父亲，丈夫抛下妻子，愚昧喧嚣的人们仰慕西域的风俗，践履它的门径，像百川荡漾奔流，无法阻止。这是为什么呢？所谓圣人的教化，难道不就是教化百姓吗？如今懂得教化的，只有西域之教罢了。有人谈到圣人的教化，世人便家家把他当作笑柄。难道圣人的教化比不上西域之教吗？怎么会如此乖戾！对此可以说：上天还没有厌弃混乱，所以没有世世代代降生圣人。圣人的道存在于言语之中，圣人的教化存在于文章之中。违背圣人的言语、悖逆圣人的教化，就是乖戾。古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辞去其说而加以辟斥，使道路重新开阔。所以有周公、孔子，必然也会有杨朱、墨翟，关键只在于有没有孟子。如今西域的教法，根基高大，源流深广，对社会的扰乱比杨朱、墨翟更加严重。既然如此，作为士人，谁是孟子呢？千载之后，只有一位昌黎先生，袒露手臂、瞪眼而视，在千百人中斥责它。他的言论虽然得以流行，他的道却不能胜过世俗。假如身着轩冕的士人世世代代都有昌黎先生那样的人，我就把他们看作孟子。譬如天下百姓全都是桀那样的百姓，假如其中只有一个尧那样的百姓，一个尧民的善行，难道能够改变天下桀民的恶行吗？所以有志于道的人，才是尧民。唉！如今的士人，大多以邪说统率众人，掌握混乱之道来治理天下；连其中所谓贤者尚且如此，要想求得不肖之人来改变这种风气，难道不是很难吗？难道不是很难吗！《原宝》有人问，也有人说：世间最贵重的东西，称为金玉；百姓最急需的东西，称为粟帛。一个百姓饥饿，需要粟来充饥；一个百姓寒冷，需要帛来御寒。没有听说黄金能够治饥，白玉能够免寒。百姓不反而把这些东西看得贵重，却把金玉看得贵重，这是为什么呢？答道：金玉，是古代圣王所看重的。在《舜典》中说“修治五玉”，在《春秋》中说“九牧贡金”。禹因此铸造九鼎来象征万物，玉用来装饰礼仪，金用来充作贡物。把这些看作贵重，难道还不够贵重吗？问：舜取五玉来完备礼仪，禹铸造九金来制作鼎。难道不是因为舜珍爱它们，所以不是为了诸侯、不是为了人民吗？假如没有粟和帛，也就没有诸侯和人民了。那么五玉、九金，难道只是徒然贵重吗？如果舜不修治五玉，禹不铸造九金，三代的祭祀就不会用玉作货币财物，也不会用金。由此说来，金玉是王者所用的东西。假如执政者下令说：“金玉不得藏在百姓家中，凡是藏有金玉的，一律按盗窃罪惩罚。”百姓就不会收藏了。法律既然如此，百姓必然会看重粟帛，抛弃金玉。即使想让男子不耕种、女子不纺织，难道办得到吗？有人说：是这样。《原亲》能够继承父母亲志的，不叫儿子吗？我看当今世上那些教导儿子的父母，必定用木杖鞭打，伤害肌肤、摧残骨肉，毁坏亲爱之情，把这当作教育。唉！孟子说古代交换儿子来教育，确实是有所防备吧？不能教育自己的儿子，就是遗弃自身；不能继承父母亲志，就是舍弃自己的宗族。古代的谄媚之臣，爱别人的尊贵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必定舍弃亲人而侍奉他，公子开方就是这样。爱别人的权势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必定杀死儿子来殉附他，易牙就是这样。自此以后，那些强臣想要夺取别人的宗族，必定先杀死自己的儿子，王莽杀子宇就是这样。唉！教导尚且不可以，何况杀害呢？有人说：亲人都是亲人，祸害都是祸害，那么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石碏杀死石厚，叔向杀死叔鱼，汉文帝流放淮南王，难道可以吗？答道：亲人虽都是亲人，但贤能者能够继承亲志，祸患则能够覆灭宗族；祸害虽都是祸害，周公不诛杀，别人就会诛杀；石碏不杀石厚，别人就会杀他；叔向不杀叔鱼，别人就会杀他；汉文帝不流放淮南王，别人就会流放他。自己施刑，只涉及一个人；由他人施刑，就会牵连整个宗族。这就是圣贤爱惜自己宗族的原因。刑罚之中，本来就包含着仁爱。《原己》

译能够用自己的心来求道，不就叫作尊重自己吗？能够用自己的心来成为天子、诸侯、圣贤，不就叫作尊重自己吗？所以尊重自己的意义，不仅在人身上重要，对道来说也同样重要。试着论说如下：能够辱没自己的人，必定能够被别人辱没；能够轻视自己的人，必定能够被别人轻视；能够使自己受苦的人，必定能够使别人受苦。成为颜回、孔子那样的人，不就是珍宝吗？正是因为尊重自己。成为盗跖、庄蹻那样的人，不就是残害自己吗？也是因为不能尊重自己。所以古代士人，有的足不出户，寝处之名却重于嵩山、衡山，道术广博胜过沧海渤海，只是因为尊重自己罢了。有人说：所谓尊重自己，不就是不能自我伤害吗？像竖貂自行阉割，能算尊重自己吗？鲍庄自断脚，能算尊重自己吗？答道：这同样是所谓尊重自己，也同样是伤害自己，只是谄媚与正直不同。所谓尊重自己，是依据道来尊重；伤害自己，也可能是依据道而为。有人说：圣人急切地为百姓操劳，到了尧如同干腊肉、舜如同干鱼的程度，他们的劳苦已经极重了，对自己难道安然吗？答道：所谓劳苦，是劳心；劳累一颗心而使天下安定。像禹那样，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没有汗毛，他的劳苦也极重；所谓劳苦，是劳身，劳累一身而使万世安定。古代有牺牲自身来成全仁德的人，何况只是劳苦呢？唉！我观察当今世道，谄媚的脸色、偷笑的神态，辱没自身、卑下自己，急切地求取仕进，像竖貂这样的人，差不多没有了。《原奕》有人问下棋的根本道理，某人说：尧教导丹朱，征讨丹朱而把下棋作为正道，确实有他的道理。皮子说：下棋这种技艺，对方的谋划一旦失误，我的谋划就抢先一步；我的智谋一旦亏损，对方的智谋就乘隙而入，这是损害。想要取得内部的利益，必须先攻打外部；想要取得远处的东西，必须先攻打近处，这是欺诈。形势胜利时，不用城池却有金城汤池般的牢固；形势失败时，不用兵甲却像败逃一样。胜利时不相让，失败时也不相让，这是争斗。保存这一处而舍弃那一处，得到那一处却丢失这一处，如同苏秦联合六国合纵、陈轸游说诸侯，这是虚伪。像这样，不加害就会失败，不欺诈就会灭亡，不争夺就会失去，不虚伪就会混乱，这是下棋的必然法则。即使是奕秋亲自出场，也一定要采用我的话。试着论说：尧具有仁义礼智信，是他的本性。正如活着的人必然能够使用手足、任用耳目一样，难道会局限于施展纤细的谋略和小聪明来显示技艺，用来争夺胜负吗？尧的时代，三苗不服从；凭尧的仁德、三苗的傲慢，尧本可用兵讨伐并消灭他们，就像罗人杀鸱鸮、▯人烹鲲鲕一样。然而尧不忍心用兵，便把这件事交给舜；舜也不忍心讨伐，而是施行文德，于是有苗才归服。连有苗的傲慢尚且不加以用兵，难道能把加害、欺诈之心和争夺、虚伪的智谋当作战法，教给子孙来攻伐国家吗？那么下棋的创始必定起于战国，是有了加害、欺诈、争夺、虚伪之道，才由合纵连横之流创制出来的。怎么能说是尧创制的呢？怎么能说是尧创制的呢？《原用》尧做诸侯时，并不是为了求得天子之位；挚的百姓任用了他。舜是鳏寡孤独之民时，并不是为了求得天子之位；尧的百姓任用了他。有人说：挚善良，也就是尧吗？答道：也只是尧罢了。又问：挚和尧，他们的百姓都舍弃了他们，那么善恶凭什么区别呢？答道：挚本来不仁，尧本来仁爱。尧这样仁爱，百姓尚且仰慕舜，何况有君主的恶行超过挚呢？君主之道比不上尧，怎么能得到百姓任用呢？所以说：圣人不求被任用，百姓却会任用他；求被任用，圣人反而不会被任用。又问：如果这样，孔子为什么没有被鲁国任用？答道：任用孔子，鲁国就会得到教化；如果鲁国不用他，天下又凭什么得到教化呢？《原谤》上天给下民以利益，它的仁爱已经达到极点了。没有比滋味更美却百姓不知道的，没有比使用更便利却百姓不依从的，没有比更有益于生命却百姓不求取的。然而暑热和淫雨来了，百姓也怨恨上天；严寒来了，也怨恨上天；自己不善而灾祸降临，也怨恨上天；自己不节俭而贫穷到来，也怨恨上天。这就是百姓侍奉上天，而不仁到了极点。上天尚且如此，何况君主呢？何况鬼神呢？所以百姓对他们的怨恨、诋毁、憎恨和诽谤，比对上天多出一倍。拥有天下、统治一国的人，能够不谨慎吗？所以尧有不慈爱的诋毁，舜有不孝的诽谤。人们却不知道，尧的慈爱遍及天下，并不只在于对儿子；舜的孝行惠及万世，并不只在于对父亲。唉！尧舜是大圣人，百姓尚且诽谤他们。后世统治天下的君王，如果不实行尧舜那样的政治，百姓掐住他的喉咙，揪住他的头颅，羞辱他、驱逐他，折断他、灭掉他的宗族，也不算过分。《原刑》有人说：“丹朱做诸侯，舜做天子，丹朱有过错，舜会诛杀他吗？商均做诸侯，禹做天子，商均有过错，禹会诛杀他吗？”答道：“不会。丹朱、商均治理国家，必定有舜、禹的官吏辅佐并治理，怎么会容许丹朱、商均残害百姓呢？假如他们有过错，必定先告诫他们；告诫后仍不改，又不能夺去他们的政权，就像诛杀他们一样处理，等于除去尧、舜的继承人，哪有做臣下的去废黜君主继承人的道理呢？”有人说：“法家严厉而少恩，周官有八议，汉法有三章。符合八议条件的人，即使杀人也可以免罪；按照三章之法，亲贵贤能之人也必须受刑，为什么呢？”答道：“圣贤处在世上，也不能没有过错，只是依据过错的轻重来议论罢了。如果按诽谤之罪来施刑，即使周公、孔子，难道也能免罪吗？” 《原兵》管子说蚩尤砍伐庐山的金属来铸造五种兵器。解释的人有的说蚩尤是古代天子，那么炎帝、黄帝承受天命相继而来，其间就没有蚩尤的时代。考察《史记》说：“蚩尤和他的大夫作乱。”既然这样，蚩尤就是平民中的暴乱者；况且平民不应当有大夫。皮日休认为蚩尤是黄帝的诸侯，大概因为他为人暴虐，黄帝征讨并消灭了他。这样说来，不过是一个平民中一人的暴乱，不足以当作天子用兵的理由，这就更加明白了。唉！如此明显的道理，前代贤人尚且昏昧不明，何况圣人深远的防范呢！《原祭》解释的人把蚩尤说成五兵的创制者，因此每逢出师祭祀，都应当祭祀蚩尤。唉，这种混乱太严重了。皮子认为蚩尤只是黄帝叛乱的臣子，五种兵器本来直接创制于炎帝；即使果真起始于蚩尤，因为他叛乱而且不应受祭，难道反而应当祭祀他吗？既然不是蚩尤创制，蚩尤又不行正道，黄帝灭掉他，就不应当把一个不行正道的人列入轩辕黄帝的祭祀。轩辕黄帝是五帝之首，能够用武力平定乱事，用德行泽被后世。如今出师祭祀，应当以轩辕黄帝为主祭，以炎帝配祭，这在义理上才恰当。《两戒》

译困穷的人应当有可以快乐的事情吗？确实应当有可以快乐的事情。困穷的人应当有可以恐惧的事情吗？确实应当有可以恐惧的事情。所谓快乐是什么？是以自己的困穷为乐，而不是以自己的修养为乐吗？是以自己不苟且求取、不偷窃取利为乐；是以自己的道安定、腹中充满义理，即使这样也不再追求富贵为乐；是以自己反省后内心正直，安安稳稳地居处，坦荡荡地行事为乐；是以自己善于选择善道、践履善道，不被外物迁移流转为乐。快乐大概就是这样。快乐难道有尽头吗？所以说，困穷的人确实应当有可以快乐的事情。所谓恐惧是什么？是恐惧自己处在困穷时不能有所作为；恐惧自己的道最终不能施行；恐惧自己的利益和恩泽不能施及他人；恐惧自己的荣誉、美名和美誉不能传闻于天下，使父母因此获得极大的荣耀；恐惧自己没有办法厚待亲戚；恐惧自己没有办法与乡党和贤友共同享有这些。恐惧大概就是这样。恐惧难道可以消除吗？所以说，困穷的人确实应当有可以恐惧的事情。显达的人应当有可以快乐的事情吗？确实应当有可以快乐的事情。显达的人应当有可以恐惧的事情吗？确实应当有可以恐惧的事情。所谓快乐是什么？是快乐自己显达，在上不欺骗君主，在下不愧对世人；快乐自己乘坐良车、食用肥美的食物，知道这些是凭正当途径得到的；快乐自己能够践履古代显达者的道路，在上位者面前匡正辅佐、拥戴君主。快乐自己进身之后能够思考怎样报效；快乐自己的谷禄丰厚，却不积聚收藏，而能以此厚待亲戚和所爱之人；快乐自己不使家业过分壮大，却能养育天下贤士，从而继承祖先的道；快乐自己供奉父母、奉行祭祀，大都依照父母教育自己的方式来居处和持守，以作为父母德行的芳香馨香；快乐自己的功业利益流布于人，国人指名称颂父母善于教诲；快乐上有可以倚赖的人，快乐下有可以仰望自己的人；快乐自己像古代那样成为教导子孙的善人；快乐自己成为后世贤德祖先；快乐古人并非没有我所遵循的道，只是有时与时代相合、有时不相合，而我恰好拥有它并且与时代相合。快乐大概就是这样。快乐难道有尽头吗？所以说，显达的人确实应当有可以快乐的事情。所谓恐惧是什么？是恐惧自己的显达是否通过曲折、便佞、邪僻的途径取得；恐惧自己是否靠谄媚的面容、甜言蜜语、媚态和讨好宠妾来取得；恐惧自己是否靠飞扬声名、隐藏行迹，窃取众人的好评来取得；恐惧自己得到地位后没有急于平夷祸患而反以谦让为病；恐惧自己没有厌弃丰盈，沉迷于地位而像邮传一样奔逐；恐惧自己不关心居官任职，却早早为日后打算；恐惧自己没有用激烈、诡谲、欺诈的手段来取得声誉；恐惧自己没有携带真实学问、传播技艺，却像雀群聚集、猕猴般狡黠。恐惧大概就是这样。这种恐惧难道可以忘掉吗？所以说，显达的人确实应当有可以恐惧的事情。困穷的人，应当有使自己快乐的原因，而没有使自己恐惧的原因。古人中有这样的人，颜子就是。凡是会损害道的东西，他很少不选择并除去；又得到圣人作为依靠，早晚熟习反复圣人所讲的道理，以此为乐。所谓恐惧，只是自己的功利不能施及他人罢了，至于受辱，自有应当归属之处。归属到有国之君、有民之主那里去；与我同生的人没有显达，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显达的人，应当有使自己快乐的原因，而没有使自己恐惧的原因。古人中有这样的人，周公就是。以周室为家，抱负年幼的君主，来最终成就天下。凡是能够养育天下的事情，都应当一一安置妥当，以此为乐，而完全没有可以恐惧的事情。后世少有像颜子那样的人，却奉行周公之道；他们难道只是有其所以有的，而没有其所以没有的吗？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应当在两方面都加以戒惧。于是作《两戒》。《补泂战语》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攻打宋国来救郑国，宋襄公与楚军在泂地交战。楚军已经渡过河而尚未列阵，司马子鱼请求进攻，宋襄公不肯趁其未备交战，最终失败退兵。公羊氏认为，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皮日休补充其文说：圣人制止百姓的祸患，单凭力量不能禁止，就设立法令来惩罚；祸患连刑罚也不能制止，就使用武力和兵器来对付。兵器既已出动，百姓便拿着它进行格杀，捕捉人来加以攻击残害。所以圣人设置金鼓来节制军队，使用羽旄来装饰军容，举行搜狩来训练军士。自三代以来，到春秋时期，礼乐的征伐和约束逐渐松弛，袭击偷袭的弊病日益扩大。争尽力量的人，就像角力者争夺胜负；并驾驱驰的人，竞逐先后。因此这是仁让之战吗？文王是圣人中的极致，即使以德教化，也没有听说不出兵而取得胜利的。所以他讨伐大夷，征伐密须，击败耆国，讨伐崇侯虎。宋襄公开始与齐国交战，拥立孝公，后来到了泂地，就说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凭险要狭窄之地进攻。圣人爱护百姓，头发斑白的人不应被提携俘获。又说，一个人不能得到自己的归宿，怎么能够把他驱入死地，拿人的性命来决出胜负呢？比较他们的战争，文王不会这样做。唉！公羊氏违背左丘明的训诫，认为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真是有罪啊！《吊旧友》　　　　　　　　　　张琛 范阳卢氏子骧，和人交往，必定先充分考察仁、信、道、德，然后彼此交往始终没有间隙，初交到终身的情谊都能保全。有人用过分的美誉称赞他，他内心并不因此自满；有人用巧言来试探他，也不能离间他旧有的交情。卢子的性情通达而深沉，卢子的机心又消融于言语之外。他平素喜爱歌诗，吟咏风月，往往具有前辈诗人的体调。七次被荐举给文曹，难道不是因为时运不济吗？皇帝十三年，我因旧事从东观归来，回到乡里，于是全都得知了卢子的事情。一天，他身染重病，医生也无法离开救治，最终死在山阳。唉！上天赋予卢子最高的道德，却使他违背时运；上天生给卢子孝顺守节的品行，却使时代反而违背他，这是命运吗？因为欺凌上天的盗跖，为什么反而得到福报？因为通达上天之道的颜回，为什么反而早死？时代是在成就盗跖吗？时代是在成就颜回吗？明明是，您的作为本来就赶不上盗跖所处的时运。我的心意，不足以写尽这些。孤山上雕刻着青碧，寒水澄澈如白练。您啊，就这样结束了。《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卷 《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七。宋代李昉等编。辩论五。《对禹问》一篇，《桐叶封弟辩》一篇，《太华山仙掌辩》一篇，《辩文》一篇。《三子言性辩》一篇 赠送 《说玉》，赠兰陵萧易简游三峡一篇。《说车》赠杨诲之一篇，《泽宫诗》一篇。

译辩论 《对禹问》　　　　　　　　　　韩愈 有人问道：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却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吗？答道：是的。既然这样，难道禹的贤能不如尧、舜吗？答道：不是。尧、舜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宜的归宿；禹传给儿子，是担忧后世因争夺帝位而发生混乱。尧、舜为百姓谋利的心大，禹为百姓考虑得深。问：既然这样，尧、舜为什么不担忧后世呢？答道：舜像尧，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天下传给他。找到合适的人便传给他，这是尧、舜；没有合适的人，不能传给他，又考虑到祸患而不传，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就是尧不知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舜不知人。尧把天下传给舜，是在为后世忧虑；禹把天下传给儿子，也是为后世考虑。问：这样看来，禹为百姓考虑得确实深远。但把天下传给儿子，如果儿子不贤，怎么办？答道：时代越来越难以治理，把天下传给别人就会引发争夺，事先无法确定；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即使继承者不贤，仍然可以守住法度；事先没有确定，如果又遇不到贤人，就会争夺而且混乱。上天降生大圣人，并不常有；降生大恶人，也并不常有。传给别人，若遇到大圣人，后来的人没有谁敢争夺；传给儿子，若遇到大恶人，后来的人便承受他的祸乱。禹之后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了四百年，才出现商汤和伊尹。商汤和伊尹是不能等待而后传位给他们的。与其传给别人却遇不到圣人，反而发生争夺和混乱，哪里比得上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仍然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的“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是什么意思？答道：孟子的本心，是认为圣人不会为了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他寻求这个说法却没有找到，于是顺着这个意思替圣人作了解释。《桐叶封弟辩》　　　　　　　　　　柳宗元 古代流传的记载说：“成王把一片桐叶给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它封给你。’周公进来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就把小弟弟封在唐地。”我的看法并不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封赏吗？周公就应当趁时机向成王说明，不必等他开玩笑后再祝贺来促成这件事。不应当封赏吗？周公却促成了这场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年幼者，让他成为君主。这样的人能够成为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因为君王说的话不能随意改变罢了，难道就一定要顺势促成它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向妇人、宦官开玩笑，难道也要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尚未达到恰当，即使改换十次也不算祸患；关键在于合宜，一旦合宜，就不能改变，更何况只是把它当作玩笑呢？如果开了玩笑就一定要实行，这就是周公教导成王把过错贯彻到底。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道理从容和缓地引导，使他最终归于大中之道罢了，绝不会遇到他的过失便替他找说辞。也不应当把成王束缚、驱赶得像牛马一样，催逼太急就会失败。况且普通家庭的父子尚且不能这样自我约束，何况名义上是君臣的人呢？这只是小丈夫喋喋不休、拘泥琐碎的做法，不是周公应该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立唐叔，是史佚促成的。《太华山仙掌辩》　　　　　　王涯 西岳太华山，华山的主峰有五处山崖并列在山谷之间，破岩而出，排列成形。从山下远远望去，偶然像手掌的形状，旧时的风俗和地方记载便这样说。流传下来的说法都说：“过去黄河从积石山流出向东，越过龙门后，便向南奔流千余里，转折水波向左旋转，将要流入东海。连绵的山岭堵塞了它，使水流受阻不能前行。有一位巨灵神在这里，用力劈开山体，脚踏而过，向北断开的部分成为首阳山，向南断开的部分成为太华山。黄河从这里泄出，浩荡奔流而下，所以山上还保存着他的手掌痕迹，这是巨灵神的遗迹。”我听说后觉得疑惑，于是前去观看，说：“这种说法荒诞啊！所谓神，不是人。神的行动没有声音，运行没有痕迹；有形却没有可见的形象，像气一样却没有颜色。分割山岭、剖开沼泽，看不见它在施作；鼓动风、使水奔流，看不见它的力量。眼睛无法察见，名称也不能完全指称，所以才推究而称为神。假如有声音可以听到，有形体可以看见，那么就不是神所作，而是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哪里有神施展力量，却留下人的脚印呢？况且高天厚地、山岳耸立、河川流动，都是神所作。所说的开山导河，也属于神的作为。神之所以成为神，就在于有所作为而不悖乱，一旦成就便不会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鸟如果起初堵塞了道路，后来又使道路通达；起初连接起来，后来又使其断绝；起初不能预知终局，这就不能称为神了。况且这个巨灵神的行动，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天地初开之始吗？是在陶唐时代洪水漫山、冲上丘陵之际吗？如果认为是在天地初开之始，就应当在混沌未分之前；那时天地还没有定位，万象昏暗茫昧，尚且没有确定的归宿。即使只是一条河流受阻，难道要有一个神灵与它相应，借此事迹自我显现吗？年代久远而渺不可寻，谁能将此事传下来，说是在陶唐洪水之时呢？那么禹平定百川，就应当记载在《禹贡》中；《禹贡》却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达华阴，向东到达底柱，这些都是禹的功业，最终通达大海。”难道天地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典籍反而不把它记载下来吗？上天设置四渎，本来就应当使它们通畅，不应当先阻塞水流、使和气滞塞紊乱，等到停滞混乱之后才治理。况且山谷形成这样的形状，又是什么原因呢？不正是因为高低险峻的山峰相互逼迫、深浅彼此相抗，才有尖锐突出的像虎牙，偶然背立的像熊耳，棱角耸峙的像牛首，像冠冕般陡峭的像鸡头吗？如果一定要用形状相似的事物来比拟形状，并且一定要附加解释，那么鸡、牛、熊、虎的形象，难道也都是神灵创造的吗？我曾经读到张平子的《西京赋》，读到“巨灵高举手掌，那些遗迹至今还存在”的话，认为他见闻广博、精通事理，常常因此感到疑惑。假如不谈论怪异鬼神的禁忌，又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呢？等到亲眼看见山形并加以考察，才知道果然荒诞悠远、没有根据。难道是借神灵之事来修饰文辞吗？还是思考时有所遗漏呢？于是辨析其中的缘由并写下这些话，告知山下之人。《辩文》

译有人说：文章是用来指明、陈述是非的，因此篇幅多便可贵；文章的关键在于修饰字句，并且谨慎安排文章的体制。又有人说：文章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这些说法都不知道高层次文章的道理，也不知道文章产生的根由。天的文理处在上，地的文理处在下，人的文理处在天地之间。不可任意增减的，是自然之文。所以伏羲创作八卦，用来象征天地，穷尽终始变化，万物变化没有差错。因此《易》与天地相准，这是圣人的文章达到极致。但只要合乎天地的德性，三才的道理就尽在其中。后来圣人有所创作，也不能把爻辞改成五句或七句而穷尽全部曲折；这才是文章达到极致。文字产生以后，治乱的形迹显现，孔子作《春秋》，用来规范万世，而褒贬寓于一个字中，这不也是文章达到极致吗？既然如此，《易》卦的一画、《春秋》的一字，难道是所谓崇尚文饰、追求篇幅繁多的做法吗？文章，是考察言语的工具。若只能靠华丽修饰，那么就不足以补益天地了。所以圣人应当使后世无法再凭增删文字来改动它；如果一画一个字就足以包举全部意义，即使只有一画一个字，也可以了。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却说一定要凭借彩饰的才能、援引的恰当来作为作文的秘诀和急务，这种说法岂不是末流吗？上天难道有意追求文彩吗？可是日月星辰的运行不可逾越；大地难道有意追求文彩吗？可是山川丘陵可以增高；八卦、《春秋》难道有意追求文彩吗？可是它们的极致能够与天地相等。它们为什么能够达到不可逾越的自然境界呢？所谓自然，就是不得不如此的意思。既然不得不如此，又何必谨慎安排文章体制呢？天地、八卦、《春秋》确实只能止于这个境界。我若能确定它们所说的道理，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的，难道只是因为我不肯学习吗？我怎么能够承受天下人的心意呢？正因为圣人的心卓然超绝于世俗，他的文章不求而自然达到极致。若不能从教化中有所获得，假如在圣人、通达之人的门径中毫无所得，那么即使在文采辞藻上劳苦憔悴，又有什么可数说的呢？所以道理存于心中叫作志，宣之于口叫作言，留存于文字叫作文，实质上是同一回事。至于圣人贤人，他们的书文全都是教化达到极致的言语。只是后世多见纤细绮靡而没有根本的文章，于是才把文章看作技艺。唉！《三子言性辩》　　　　　　　杜牧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杨子说人性善恶混杂。所谓喜、哀、惧、恶、欲、爱、怒，这七种是情，情产生于性。七情之中，爱和怒，人生下来就自然具有；这两者是性的根基，也是恶的开端。婴儿见到乳汁，必定伸手抓取，求不到就哭泣，这是爱和怒与婴儿一同生来的表现。至于另外五种情感，婴儿哪里会知道呢？等到长大，另外五种情感便随着成长而产生，有时存在，有时消失，有的深厚，有的浅薄。至于爱和怒，根本不需要等待教导，和婴儿相伴而一直到壮年。君子的性情，爱和怒淡薄，不超出道义；中等资质、可以上下变化的人，有爱时会受到礼的约束，有怒时会畏惧法律。世间有礼法，越过礼法的人不敢任意放纵自己的情感；世间没有礼法，情感也会随之炽烈。至于小人，即使有礼法也不能制约自己，有所爱就要去求取，求取不到就发怒，发怒就会作乱。所以说，爱和怒是性的根本、恶的开端，与婴儿一同产生，一直相随到壮年。凡是说人性善的，大多引用舜、禹；说人性不善的，大多引用丹朱、商均。舜、禹这两位君子，自有人类以来，像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少有，不可以拿来作为一般人的比喻。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出生在尧、舜的时代，受到他们的教化，都成为善人；何况生在他们的家室之中，亲自成为父子，即使蒸煮不能使其润泽，灼烧不能使其温暖，也只能说明他们的恶与舜、禹的善同样特殊罢了。上天只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说到光明的人，难道可以拿他们作为一般人的比喻吗？人的品类中可以上下变化的很多，而其中可以上下变化的性情，以爱和怒为最多。爱和怒，是恶的开端。荀子说人性本恶，拿来与丹朱、商均相比，荀子的说法已经较为充分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赠送 说玉：赠给游历三峡的兰陵萧易简。符载。玉出自珍宝之族，是各种精华汇聚而成的东西。它浸润天地的精粹和气，容纳阴阳的纯精；坚硬刚劲而温和润泽，足以匹配有德的君子。因此可以制成琏、瑚、珪、璋，用来奉祀神祇和人鬼，用来装饰车服冕弁。若没有这些，礼乐之道就会坠落在地上。当它光辉沉没、璞玉隐藏，掉落在污泥沙土中，枯槁昏暗而光明不能发出时，庸俗的工匠斜眼看它，把它当作顽石，正要拾起，又疑惑地把它丢回去。这就是卞氏因此悲鸣，珉玉和瓀玉因此长久被当作普通玉石的原因。等到遇上英明的玉匠，见识精密、鉴别透彻，从瓦砾中拾取它而毫不迟疑。敲击它，声音铿锵；雕琢它，光彩灿烂，像蒸熟的栗子、切开的脂肪一样温润；它的气势压倒蛇纹般的珍宝，超过串联的鱼目。到了这个时候，即使赵国也不能私自把它据为己有，秦国也不能强行夺取；它要坐在齐宫中才得以显现，要借绨绣包裹才得以执持；即使拿连城之璧如脱鞋一样轻易，即使割让土地如撕裂帛布一样痛快来偿付它的价值，还担心给得不够相当。玉尚且如此，人难道会没有这种情况吗？士君子胸怀谋略、蕴藏才能，却困顿于狭陋之境，尘垢沾身，身体隐没在蓬蒿茅舍、四壁空空的居所中；智慧不足以供给粗粝饮食，志道又不能取信于妻子，卑劣之人看待他，还把他当作愚钝之夫。等到遇上时运的机会，得到知己的顾念，便从耕田垂钓的困境中郁然奋起，建立合乎时代的功勋。对上可以拥戴大君，对下可以使百姓获得福祉，恩泽流传万世，声名充塞九州。到了这个时候，一句话就能受封卿相，几句辞令就能建立茅土社坛，加厚礼遇，还会认为这样的待遇不够厚重，简直像玩笑一样。有极为珍贵的事物，必有极大的价值；有盛大的才能，必有大的用途。纵观前代，不知道这些道理也就罢了，假如知道，古代宝剑在狱中的故事，就不会把它当作朽铁；盐车下的骏马，就不会把它当作病马；廊下的梧桐，就不会把它当作柴薪；磻溪的贤士，就不会把他当作疲惫的老人。兰陵萧易简，深藏着沉潜的识见，怀抱宏伟的才能，事业宏大而命运逼仄，和时代相违，如同前面所说的那些事；如果仍然不能被湮没，那么他的道理必定有所彰明，志向必定有所施行，举手投足便能建立功绩，长啸之间便能取得金印紫绶。这样的人，难道会肯昧于这些道理而在此时困顿失意吗？人们说你病得很重，我本来就知道你将要亨通了。然而三峡山势高峻，惊涛触天，行走本已容易引起愁苦，何况又听到悲哀的猿声。假如有一钟粮、一尺帛可以共同分享，那么宁可让贤者在这里辛苦往来。去吧，珍重自己，我只能为此叹息一声。况且玉有盛美，可以用来比拟德行，我又感念和氏璧的故事，所以写《说玉》来为你饯行。《说车》：赠给杨诲之。柳宗元。

译杨诲之将要出行，柳子起身为他送行。门外有一辆车经过，柳子指着车告诉他说：“你知道这辆车为什么能够承载重物并在世上行走吗？因为材料优良而器具精密，外形圆而内部方正，就是这样。材料不好就容易毁坏，工艺不精就容易败坏；内部不方正就不能承载，外部不圆整就会阻塞、碰撞而停滞。所谓方正的是车箱，所谓圆的是车轮。没有车箱，东西就无处安放；没有车轮，车辆就不能行驶。您大概应该努力效法这些吧？”杨诲之说：“是的。”柳子说：“这只是一辆车的道理，不是各种车的道理。我将告诉你各种车的道理。泽车的车箱宽大，山车的形制相称；上部轻便，下部高举；又能拖曳祥车而宽阔，左边装有革饰而车轴长；可以用于作战，也可以用来远望；可以用来载老年人；辎车可以遮蔽内部；垂下缨饰，可以用来打猎；载着十二旒，可以用于郊祀、宗庙祭祀和陈列在庭院中。它们的类别很多，但根本都在于材料优良、器具精密，外圆内方。因此，承载并使人安坐的是车箱，使车通达行走的是车轮，恒居中央的是车轴，拘束并使车体坚固的是车爪；车辕长而能弯曲前进，不责罚马，后退时也不责罚人的是车辕；退避暑雨的是车盖；可以表示敬意、又可以倚伏休息的是车轼；驾驭并控制车辆的是马或牛。” 这样以后，各种车的功用就都具备了。如今杨氏是仁义的树林，所产生的材料优良；杨诲之学习古道，写作古文，神气冲和而有光彩。他的工艺也精密；如果能扩充自己的器量，像车箱周密而四面通达；像车轮守持大的中正之道，向外运动而内在不变；像车轴用刚健之力统摄它；像车爪牵引车辆，能够适宜地驾驭外物；像车辕高举以远离污秽；像车盖下覆以成就礼法；像车轼外表险峻而内里安稳，简易而便利，行动合乎法则，那么差不多就可以使车体完整了。《诗经》说：“四匹公马奔驰，六根缰绳如琴弦般协调。”孔子说：“左边代表六官，右边代表执掌法令。”这就是凭此通达于大的政务。凡人的资质如果不好，就不能方正而且恒久；资质虽然优良，作用不周全，也不能圆通。孔子在乡党中温和恭敬，遇到阳虎便说“诺”，但在夹谷之会时，面对齐侯却像叱责畜狗一样，内心并不震动。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如果不以此为志，我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诲之是我的亲戚，他年长而更加贤良，内心已经方正；我本来希望他能够承担重任、行走于世间，只是担心他外在的圆通还没有达到，所以说车来赠给他。《泽宫诗》（并序）。刘禹锡。泽宫是送别贡士的地方，也是岁贡之士考试之处。晋昌人唐如诲，把信义比作良弓，把文学比作菆矢；面对众多爵禄，如同许多禽鸟处在密集的弓箭瞄准之下，持满弓迎风而射，射中的飞鸟已经有好几只了。他有巧妙地斟酒举杯的本领，却没有取得双鸧的收获。于是收起弓来，回去探究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行迹更加困厄，而名声却更加显著，君子们更加称许他。那些不依靠这种方法，只因一次侥幸而射中的人，即使貉皮之裘悬挂在庭中，君子也从不称许。年终将尽了，他告诉我将要向西行，请我作《泽宫》一章，希望可以看到你的弓不再张开了。整洁的泽宫，靶心上画着白鹄。众多士人纷纷而来，在这里求取禄位。那白鹄正在飞翔，像停立，又像飞翔。千里之差，起初只差毫厘。我的箭已经笔直，我的弓已经精良。倚靠在高墙之上，哪里会做得不好？什么是高墙？就是器具和时机。用心来审视它，谁还会说那是白鹄的靶心？《文苑英华》卷第三百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第三百六十八。宋代李昉等编。编录箴诫类文章。五篇箴诫。《持衡》（并序）。《弹琴》（并序）。《对镜》（并序）。《辞金》。《冰壶》（并序）。《守诫》。《口兵诫》。《犹子蔚适越诫》。三篇诫文。《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敌诫》。《箴言》（并序）。《五诫》。姚元崇。《持衡诫》（一作《执秤诫》）。所谓持衡，就是使天下得到公平。君子执持它来使自己的内心公平。衡在天上，是用来调齐七政的；在人间，是用来均衡万物的。称量事物而公平施予，治理政事以此为准则，毫厘不差，轻重都恰当。这就是执衡持平的意义。圣人制作衡器，使四方都取法于它，志向守持公正，形体兼具平直；用在天官铨选综合考察方面，便能使这种德行施行于乡里，纷争竞争因此平息。所以南北相对，左右相持，称量事物高低不差毫厘，使锱铢不致混淆，轻重没有疑问。聪明人不能矫饰，愚笨人不能欺骗；保存诚信，去除欺诈，以公灭私。王道没有偏私，君子不结党。法令是天下共同的器物，官员是百姓的师长；只要自身率先端正，即使不下命令，百姓也会实行。下位的人没有怨言，只认为上位者公平。所以说：“上面所做的，下面一定会跟从；上面所教导的，人们也会效法。”内心如果极为公正，人们将会完全同心。内心能够守持专一，政事才不会有过失。唉，你们这些士人，要敬慎并努力啊！希望由此观察衡器，能够同于佩弦之意。《弹琴诫》（并序）。琴，是音乐和谐的象征。君子抚琴，是用它来调和人心。它调节五音，协调六律，就能移风易俗，使禽兽感动起舞，何况调和人心呢？所以有的人身不下堂，不用说话就能治理好政事，大概就是因为弹琴的缘故。音乐可以导向最高的教化，声音可以感动人的情感，所以用雅乐改变风俗，用正声调和人心。乐器有琴瑟，音律有宫商徵。琴声能够调和天下，使不同的事物得到治理而彼此响应，以和谐为美。和谐而不相同，就像那有德的君子。因此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应当像弹琴一样：宫音代表君，商音代表臣；如果这样治理国家，那么治理之道就会对大事急切、对小事宽缓，难道不能安定人心吗？琴弦不协调就重新张弦，这比制定法令还要及时；声音悲哀，就调低琴弦，使它感动知音。过去武城、单父以弦歌来乐于任职，邹忌、雍门以辩说来匡正国家；赞美这种调和抚育而使人归正的作用，就是昭示后来者不要懈怠于德行。《对镜诫》（《文粹》作《执镜诫》，并序）。执持镜子，是取它明亮的意义。镜内空虚而能包容，外面分明而能照鉴，万物不能藏匿欺诈，各种形象也不能逃脱显现。因此野鹿对着镜子窥视而惭愧，山鸡面对镜子而起舞。所以君子把它绘画出来，放在座位旁边，大概是要借它照见奸邪反复的内心，断绝险恶偏邪的道路。《诗经》说：“我的心不是镜子，不能把一切都容纳。”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秦楼中的明镜能够鉴照，余晖映照之下，光色自然凝聚；清晨的光芒能够洞察幽隐。用鞶组装饰它，用珠玑装在匣中；如龙环绕水池而卧，如乌鸦临月飞翔；光芒旁入四邻之中，延及万象，救济万物极为广泛，使人获利也极为广大。若它掌握在帝王心中，宇宙便融和明朗；若把它悬置在铨选大臣那里，杰出的人才就会仰望。它明亮而不隐藏瑕疵，君子因此赞美；它不厌倦反复照察，君子因此效法。唉，你们这些在职之人，应当为后世树立法则：刑罚不可滥用，政事不可残害百姓。如今世上的人，很少致力于德行，纷纷阿谀媚上，使忠直之士沉没；应当像镜子一样明察，照临便可以公平；像镜子一样洁净，裁断便可以决断。谨以此告诫后来者，不要辱没前代贤哲。《辞金诫》（并序）。辞却金钱，是取其防备谨慎的意义。从前子罕辞去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却金钱，以有天地神明和自己共知为谨慎。列举前代清白廉洁的事迹，作为后人的龟鉴。原来站立时，是俯身作揖谦让；跪下时，是仰面接受而表示恭敬。使人能够左右顾盼，也由此得到谦恭的道理。古代的君子，登记姓名、接受任职，始终小心翼翼，整日勤勉不懈，谨慎地处在职位上，敬重你所掌管的事务。请托求见的人全都止息，送礼行贿的人一定辞绝。你把金玉当作珍宝，我把谨慎当作老师；你认为夜色昏暗时可以收受，我却将做到身处暗室也不欺骗。如果你有所赠送，我今天收下它，你就会丧失珍宝，我则会心怀愧疚。所以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去做；想要没有后悔遗憾，不如守持谨慎。怎样谨慎呢？主要的戒惧在于瓜。怎样避免悔恨呢？诽谤往往由薏苡而起。谨慎，祸患就不会波及；贪婪，灾难就从这里发生。假如自己谨慎修身，就一定不会有诽谤和羞辱。凡是从事政务，都必须端正自己；以往事为戒，修治将来，谨慎地对待终了，如同开始时一样。《冰壶诫》（并序）。冰壶，是清白洁净的志向。君子面对它，是表示不忘清白。冰壶洞彻而没有瑕疵，澄澈的天空能够见底；在官位上清明廉洁的人，难道不与它相似吗？所以内心怀有冰一样的清白，外表含有玉一样的温润，这就是君子冰壶般的德行。玉本来没有瑕疵，冰也是极其洁净；方与圆相互映照，表里都清澈，用来比喻那守贞洁的人，能够守住自己的节操。如今有些人，列于朝臣之位而自称臣子，在任官时把搜刮剥削作为要务，在上位时把财贿当作亲近之物，这难道不同于大象因为有牙而招致焚身，鱼儿因为贪食鱼饵而必然暴露鳞片吗？所以君子让出荣耀而不忧愁，辞去满盈而以此为珍宝，用来完备自己的德行，保全自己的本真。与其获得浑浊的富贵，宁可相伴清贫。吴隐酌取泉水，庞恭送来水；席皮洗帽，破旧袍子里面空空。即使清白而害怕被人知道，但所知道的人却更远更多。唉，你们这些身居官位的人，俸禄丰厚、官位尊贵，本应振作谨慎勤勉的节操，堵塞贪婪争逐的门户。以冰壶为座右铭，明亮的警诫仍然存在，应当把这种清白留给子孙。《守诫》。韩愈。

译《诗经》说：“大国是栋梁。”《尚书》说：“以此藩屏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护土地、奉行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用来支撑、藩卫王室的力量。如今有人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把柴篱修得很高，并在外面设置陷阱来防备它；住在都城的人，知道穿墙入室的小偷会偷盗，就一定把墙垣筑得高峻，在里面加固门闩锁钥来防备。这是乡野之人和鄙陋之士都能做到的，并不需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行。如今交通繁盛的大都城，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预先防备，唉，这也太糊涂了！乡野之人和鄙陋之士能做到，王公大人反而不能，难道是才能力量不足吗？大概是认为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不值得做而不去做更大的；才能力量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到了还不知道；才能力量不足的人，若能在事情发生前思考，那么他与祸患之间还会有区别。那些强悍的势力，身披铠甲、手执戈矛，不知道有多少；他们的土地绵延千里，并且与我国土地交错相接，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那样的关隘可以阻隔；他们又自己知道不能同天下争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希望天下发生变故来乘我方的便利，这比猛兽和盗贼更加暴虐可怕。唉，既然知道这些，为什么还不为此防备呢？孟贲、夏育如果不戒备，连童子也可以抗拒他们；鲁鸡没有防备，越鸡就不能支撑。如今鹿对于豹子，体形并不是不高大，然而最终被豹子捕获，是因为爪牙的材质不同，勇猛和怯弱的禀赋有别。有人问：“那么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 《口兵诫》（并序）。刘禹锡。我读《庄子》说：“兵器没有比志气更惨烈的，没有比邪僻更低下的。”由此知道有志之士也会受到伤害。后来，我又读远祖中垒校尉的著作说：“口舌就是兵器。”于是知道言语作为兵器，比志气更加惨烈。因此广泛考察前代记载，把这两方面推究到极致。志气，是兵器伤人的方式；即使激烈抗愤，也不过是不能从容处世罢了。口舌是兵器的发动，它造成的伤害更为深重。由此知道我祖先的话很急切，所以作这篇诫文，写在盘盂之上。五两之重的伤害，还可以用药治平；一句话造成的疾病，智慧却未必能明察。有人遭遇兵灾，奔走道路寻求救援，投献药方、施展技能，还担心后患；有人遭受谗毁，即使并肩相处也彼此狐疑，哪怕已经纷纷解释，毁谤仍然接踵而来。所以说：“舌端造成的灾祸，比楚国灭亡、夷灶被毁还要惨烈。”倘若真要谋划，就应当执戈驱逐、掩杀别人；倘若真有智慧，就应当折断簪笄来痛骂。贤者教诲子弟，相信言语确实有祸患。开口说话的艰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巧辩会成为欺诈的谋略，沉默才是德行的根基。玉匣不打开，哪里会暴露瑕疵？麋鹿隐居深处，谁能说它可笑？我对于口舌的戒惧，只有内心时时按住它。不要让它成为我的兵器，而应当让它成为我的藩篱；以谨慎为锁钥，以忍耐为守门人。可以多吃食物，不要多说话。《犹子蔚适越诫》。刘禹锡。我的侄子蔚早晨跪在席子一端说：“我幼年承受叔父的教诲，从刚刚萌芽成长到枝叶扶疏。前些日子没想到主管官署竟把我的名字列入贤能书，又没想到被丞相府召去担任从事。想到重重竞争和累累惭愧，害怕给叔父带来羞辱。如今将要出行，请您赐下临别之辞，作为我的戒诫。”我说：“你知道彝器吗？它开始制作时先斫削车轮，依照别人的规矩准绳使尺寸合度；外部空虚而有容纳之处，是因为材质细密坚实，后来又加以精细磨砺。经过风吹日晒，不剖裂、不发声，然后才加上青黄相间的鸟兽纹饰。瑶玉和黄金在清庙中最为尊贵，它们使用时用帷幕覆盖来保持洁净，收藏时用匣子来保养光泽。假如放置在不合适的地方，稍有一点损伤，便会衰败得只能同破甑为伍。你刚刚成年，就像器物刚制成粗坯一样，应当努力学习，接受磨砺；亲近贤人，如同加上青黄纹饰；友爱同僚朋友，如同珍贵的瑶玉黄金；忠诚于所奉事的对象，如同置于清庙；竭尽敬意，如同以帷幕覆盖；谨慎防护，如同用匣子收藏；去除懈怠以防止损伤，只在勤勉地实行这些罢了。假如有人想要穿过重重云霄、汲取清朗之气，却苦于没有阶梯可以登上；有力的人举起层层梯子，靠在泰山上，然而每抬一步脚便高一步，这也不是只有举梯子的人才能做到的。凡是大的职位从来不会空缺，所以世上有很多显贵；只有能够同时具备天爵和人爵的人，才可以称为伟大。” 伟大人物的一次顾念，胜过华美文章；但如果一旦有差错，也会像遭受黥刑、砍脚一样惨痛。你要谨慎啊！我已经看见遮天的云彩就在你的肩臂之间了。从前我的朋友柳仪曹曾对我说，我的文章俊秀而有滋味，意味无穷，越读越能显出精华。等你到了丞相府，过一两天，带着我的文章入谒，请丞相评定。丞相是我的朋友，你侍奉他，应当像侍奉各位伯父一样；即使有不合心意之处，也要推扩起恭敬之心来奉事他，不要怠慢。《三戒》（并序）。柳宗元。我一向厌恶世上的人，不知道推究自己的本性，却借助外物来逞强；有的依仗势力去求取不属于自己一类的东西，有的显露技能来激怒强者，有的乘着时机放纵暴行，然而最终都遭遇祸患。有客人谈到麋、驴、鼠三种动物，似乎与这些事情相似，于是作《三戒》。《临江之麋》。临江有个人打猎，捕到一只小麋鹿，便把它养起来。进门时，一群狗垂涎欲滴，摇着尾巴全都跑来。那人发怒，吓唬它们。从此每天抱着小麋鹿靠近狗，把它给狗看，让狗不要动。渐渐让它和狗一起玩耍，时间久了，狗都顺从主人的意思。小麋鹿渐渐长大，忘记自己是麋鹿，以为狗确实是自己的朋友，便用角顶撞、翻滚倒卧，和狗越来越亲昵。狗害怕主人，和它俯仰周旋，表现得十分友善，但有时却暗中舔舐自己的舌头。三年后，小麋鹿走出门，看见外面的狗很多都在道路上，便跑过去想和它们玩耍。外面的狗见了它，既高兴又愤怒，一起把它杀死吃掉，尸体狼藉地散在路上。麋鹿直到死也没有醒悟。《黔之驴》。黔地本来没有驴。有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运来一头驴。运到之后发现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在山下。老虎看见它，认为是个庞然大物，以为是神，便藏在树林里窥视它。老虎渐渐出来靠近驴，战战兢兢地，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天，驴大叫一声，老虎大为惊骇，远远逃走，以为驴将要咬自己，十分害怕。然而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发现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便逐渐习惯了它的叫声，又多次从它前后靠近，始终不敢搏击。后来渐渐靠近，越来越轻慢，冲撞、倚靠、冒犯它。驴禁不住发怒，用蹄子踢它。老虎于是高兴地盘算说：“它的本领不过如此罢了。”便跳跃着大声吼叫，咬断驴的喉咙，把它的肉全部吃掉，才离开。唉！外形庞大，似乎很有德行；声音宏大，似乎很有才能。如果当初不显露它的本领，老虎虽然凶猛，因疑惑害怕，最终也不敢取它。如今竟落得这样，真可悲啊！《永某氏之鼠》。

译永州有某氏，迷信禁忌特别严重，认为自己出生那年属子年，鼠是子神，便爱护鼠，不养猫，又禁止童仆打鼠；仓库和厨房里的东西全都任凭鼠取食，也不追究。于是鼠彼此相告，都来到某氏家里，吃得饱饱的而没有灾祸。某氏家中没有一件完整的器物，衣架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饮食大多是鼠剩下的。白天，鼠成群结队地和人并行；夜间则偷咬、争斗、肆虐，声音千奇百怪，使人不能睡觉，但某氏始终不厌恶它们。几年后，某氏迁居到别的州，后来的人来居住，鼠的作态仍和从前一样。那人说：“这些是阴类的恶物，偷盗暴虐尤其厉害，而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于是借来五六只猫，关上房门，拆掉瓦片，灌入鼠洞，悬赏招募童仆，四处搜捕，杀死的鼠堆成小山，丢在隐蔽处腐臭，几个月后才停止。唉，鼠难道认为凭借吃饱而没有灾祸就可以长久如此吗？” 《敌诫》。人人都知道敌人是仇患，却不知道敌人也是最大的助益；都知道敌人会造成危害，却不知道敌人也有最大的利益。秦国有六国时，战战兢兢地因此强盛；六国被消灭后，松懈骄纵，便灭亡了。晋国在鄢地击败楚国，范文子认为这会成为祸患；厉公不能谋划，终于使全国上下都结成怨恨。孟孙厌恶臧孙，等孟孙死后臧孙反而为他忧伤；药石一旦除去，我们的灭亡就不远了。即使有智慧能够知道这些道理，最终仍可能因此陷入危难，何况如今的人，竟曾经不思考这些吗？敌人存在时便恐惧，敌人离去时便欢舞；废弃防备而自满，只会更加增大祸患。敌人存在，可以消灭祸患；敌人离去，反而会招来过失。有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大名就会传播，成为警戒；病弱者反而能长寿自矜，强壮者却会暴死而放纵。想要不加戒惧，不是愚昧就是老耄。我作这首诫诗，有思考的人就不会有灾祸。《箴言》（并序）。白居易。贞元十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主持礼部贡举之事。第二年春天，居易以进士身份参加科举，一次便考中。到了第二天，直到十天之内，我想到自己固陋无知，恐怕不能符合渤海公的选拔，充当君王的宾客，于是自己陈述戒诫于德行，作《箴言》说：我听说古代君子，忧虑自己死后名声不能彰显，耻于国家有道时自己却贫穷卑贱。如今我生逢清明盛世，国家已经历二十六年，我才登记名籍。名声既然已经被君主听闻，就应当求取俸禄；俸禄将要惠及双亲，名声上达而能奉养父母，这都是您的恩德，我至死也一定报答。报答您的意义，没有别的，只是要激励自己的志向，使谋略远大，让德行一天比一天更新，道业一天比一天进步。这是报答您，却又不只是报答您；是光耀自身，却又不只是光耀自身；是使国家荣耀。唉，要记住这些，要勉励自己！希望使行为合乎规矩，文章合乎伦理，所学时时温习；不要懈怠、不要抛弃职位，只应循序渐进，不要急躁求成。以一种德行和五种常德，从内心陶冶造就；以四科和六义，从外在加以修饰。就像驾车，车驾已经套好，缰绳也已整治，才可以快速奔驰；又像冶炼刀刃，已经磨砺，经过淬炼才可以锋利使用。不要说“已经考中甲科，名声已经建立，就可以自我扩张、自我满足”；还应想到堆土成山已达九仞，却可能因少一筐土而失败。不要说“已经考中一次，职位就通达了，便可以自我欺骗、自鸣得意”；还应想到行走千里，始于脚下第一步。唉，我不以静止的水为鉴，应当以这篇文章为鉴；希望努力做到这些，并慎重地坚持到最后。每天回顾这篇箴言，不要做出使自己羞耻、也使渤海公羞耻的事情。

译《文苑英华》卷第三百六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第三百六十九。宋代李昉等编。编录谏刺、杂说类文章。《画谏》一篇（见第三百六十二卷）。《代河湟父老奏》一篇（见第三百六十二卷）。《御暴说》一篇。《木猫说》一篇。《文道元龟》一篇。《御暴说》。陈黯。有人问：“作为事物的暴虐者，是从狼虎而来的吗？为什么它们只是在山林草野之间进行凶猛攫取呢？权贵宠臣的暴虐，必定会祸害天下。狼虎怎么能和它们相提并论呢？”回答说：“虎狼的暴虐，明明白白表现在形体上，还可以知道；权贵宠臣的暴虐，萌生于内心，却无法预知。出自口舌的，不过是吞噬人的血肉、咬食人的膏血；出自内心的，则一定会毁灭人家的产业，使人的宗族遭殃。它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更严重吗？”又问：“既然如此，权贵宠臣的暴虐不能抑制，有国者也不能设置防备来抵御它，使百姓遭受它的祸害。有人说：‘虎狼，我知道可以用来抵御它们的是弓箭；权贵宠臣又怎么能够抵御呢？’回答说：‘刑法。’又问：‘秦、汉难道是放松了刑法吗？为什么赵高、王莽能够放纵暴行，却不能被抵御呢？’回答说：‘秦朝的赵高、汉朝的王莽之所以能够放纵暴行，都是因为刑法不明。假如能够明辨并惩治暴虐，暴虐从哪里发生呢？’唉，田野乡里的人尚且能够拿起弓箭来止息虎狼的暴行，有国者反而不能施行刑法来抵御权贵宠臣的暴行，难道掌管国家的人看重百姓，还不如乡野之人看重自己的生命吗？” 《木猫说》。从前有一种像兔子而比兔子小的动物，在田地里偷吃五谷。等到五谷成熟，农夫把它捕获带回家。那种像兔子而较小的动物也跟着来到农夫家，便偷偷藏在农夫的屋里，善于偷盗，每次偷吃，都能窥伺人的出入时机。主人厌恶它，于是给它取名为“鼠”，便挑选有才能、可以捕鼠的动物，举荐时对那人说：“苍茫的野外有一种兽，名字叫狸，有牙齿和爪子的力量，吃生物，善于发怒，才能足以捕鼠。”于是让他前往，在狸哺乳时，取来它的幼崽，带回家饲养。狸长大后，果然善于捕鼠，遇到鼠一定发怒并搏斗；替主人捕鼠，杀死后吃掉它，于是群鼠都不敢出来。鼠虽然已经被吃掉，捕鼠的人也获得依赖，不再有鼠偷盗的忧患。既然它对人有这样的功劳，为什么不尊敬它“狸”的名称呢？于是把它称为“猫”。“猫”这个名称是末，苍茫野外是本，农夫家族是末；看见它被人驯服，便是轻视根本而荣耀末流，所以称为猫。猫就在农夫家中生育。等到它的幼崽已经不太发怒捕鼠，大概是吃了母猫所杀的鼠，把它当作不必杀死就能吃的东西；没有见过捕鼠时的情形，所以不知道发怒。又因为它的幼崽似乎和鼠一同在主人家吃食，心中便没有伤害鼠的意愿。它的心意反而和鼠相同，和鼠一起成为盗贼。农夫于是叹息说：“猫的本来作用，是借助你的怒气替我制止鼠盗；如今你不再对鼠发怒，已经失去了你的职责，反而和鼠同住一室，于是丧失了你祖先爪牙的作用，具有了鼠盗的行为，使我大失所望。”于是把它装载起来，送回野外；又取来狸的新幼崽，带回家饲养。狸长大后，便像先前那只一样捕鼠。《文道元龟》（并序）。天宝初年，我恰好到了平阳。平阳太守稷山公，是衡的外祖父，平素喜爱古道，门下崇尚词客。当今文人相互交往的很多，我曾经感叹说：“取士的道路，人才实在难得啊！有的人文章精美而品行浅薄，有的人品行敦厚而文章浅薄，这竟然使取士之道失误到如此地步。”回头对我说：“我曾说你知道言语之道，你来谈谈吧。”我以私门身份凭文章进入文场，五代以来虽不擅长辞章，幸而借助您的教诲，冒昧写下《元龟》来叙述这件事。《元龟》说：“文道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它难道没有起始吗？天道以五行区别经纬，地道以五色区别方位，人道以五常区别德行。《易经》说：‘观察天文来察知时令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没有五行经纬，凭什么能够知道天？没有五色方位，凭什么能够辨别地？没有五常，凭什么能够教化人？文章作为一种道，历史也很久远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难道可以由此得到说明吗？卦从三画开始，文章的范围大体也不出三等，这是随着人的不同而产生的。工巧与不工巧，各自区分而形成等级。有君子之文，属于上等，德行完整；有志之士的文章，属于中等，义理完整；词士的文章，属于下等，思虑完整。他的思虑可以纲纪事物，义理可以感动众人，德行可以经行教化。能够教化人的作品，大概只有君子的文章吧？君子写作，先在于行动，行动是文章的本质；后在于言语，言语是文章的文饰。行动不超出言语，言语也不超出行动，这才是本质和文饰各占一半，才是教化成就的道路。志士的创作，坚定地树立诚信，愤发地有所述说；言语一定有所讽谏，志向一定有所趋向。言语少而意义恳切，气势高而声调苦峭，这是感激奋发的道路。词士的创作，学习古人来抒发情感，组织辞句来涉及外物。涉及外物胜过抒情，辞采就华丽；抒情放逸，气势就高昂。气势高的追求清静，辞采丽的追求婉约；以质朴为耻，以清丽为贵，却忘记了自己的志向，这就是颓靡的道路。古人看重有文章的人，是要用文章修饰行为、表彰德行，显现情感、记述事情，在天地之间抒发铺陈，使道理通达于性命的本原，使君臣的名位端正复归，使鬼神幽深之理受到昭示和感动。假如失去这条道路，就无所措置了。君子写成文章，事业随之显著；志士写成文章，德行随之彰明。然而如今人的作品，大多属于词士之文吧？时代一向崇尚文章，便想用这种文章来规范万物。要使众人受到规范、使国家安定、使政教秩序端正，难道不是很难达到吗？教化能够成就，真是可悲啊！我冒昧写下《元龟》，希望可以供人观察。文章之道，得到或失去的关键，是悔恨和过失产生的原因。” 《文苑英华》卷第三百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第三百七十。宋代李昉等编。纪述一。《辩三杰》一篇，《张中丞传后叙》一篇，《夏平》一篇。《旌故平卢军节士文》一篇。《辩三杰》。有人对客人说：“谈论者认为，太尉西平王的武略是上天所授，神机独运，剪除大恶，威服不服之人，使社稷安定于危急之中，使天子的鸾驾返回夷庚，功绩上达天地，成为唐朝的元老，可以同汉代三杰并列了！”客人说：“我听说道路虽然不同，最终却可以同归，关键只在于建立事业罢了；又听说有能有不能，这就是各人所趋向不同。萧何镇守关中、三秦之地，供给军饷，使军队获得数年储备，功劳加惠万代，确实很盛大。张良持重宝以防备秦将，烧毁栈道来取悦霸主，在固陵筑壁而使诸侯如麇集般到来，封雍齿而使我们这些人都喜悦，劝说迁都并跟随出击，代代出奇谋秘策，变化无穷，可以说十分盛大了。然而他们都没有战功，不能同太尉相比。淮阴侯用空罂渡水俘虏魏豹，插汉军赤帜而擒获赵歇，斩陈余，击破夏说，杀龙且；在睢水之上袭击田广，在历下击破齐军，谋划没有不善，作战没有不胜，所以汉高祖所说“统率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实在盛大啊！这可以同太尉比肩了。您难道独独没有听说太尉的事迹吗？圣上兴起时，太阳的温暖照耀不同地域，玄妙的恩泽润及中夏；而腥膻的戎族在巴汉一带强悍，昏乱的将领在燕赵一带反叛，于是授予太尉偏师，使太尉专门通达西南，便向西南退却敌地千里，向东北则进献俘虏数以亿计。” 至于挫败魏军、解赵地之围、在万人之中斩杀颜良、在七次放纵孟获之后将其降服，这些也都是太尉所承担的功业。等到叛贼朱泚突然发动叛乱，天子避狄，关畿之地有受惊奔逃的鸾驾，藩镇怀有像狼回顾一样的忧惧，太尉于是誓师，徒步前往行在，行动如烈火般猛烈、如疾风般迅速；没有交锋，十万敌虏便向北败逃，连夜溃散。于是太尉保卫长安，聚集士众而不出；有诏令让他和李怀光形成掎角之势，相互策应，收复旧都。李怀光倚恃叛乱来邀功，阻兵向西进发，内心怀有反叛的祸心，外部萌生结连的端绪；叛贼既然合谋，众人也都心怀异志。太尉侥幸逃出虎口，发誓消灭国仇，于是防守渭桥的仓库，守住新丰的道路，在旧宛追逐李怀光，在临阵时使叛将投降。军威大振，军队能够取胜在于和协；一举便剪灭群盗，再战便使大奸巨猾授首。京城没有受到丝毫侵扰，百姓感到像春日阳光般的温暖；使天子的翠华安定在九重宫阙，使朝纲在百事上恢复端正；枭獍之徒畏惧威势而改悔恶行，蛇豕之类感慕义理而改变心志。海内安宁，声名流传，功德永不磨灭；崇高的功劳如此盛大。如果这样说，那么在必胜的战事方面同淮阴侯相同，是合宜的；至于建立的功劳，恐怕太尉还胜过他吧？” 为什么呢？淮阴侯凭数万军队欺骗并击破弱小的齐国，袭击历下，哪里比得上太尉凭数千士卒追逐屯驻渭水之上的李怀光？淮阴侯俘虏魏、赵新近建立的王，哪里比得上太尉击破燕、朔相互连接的敌军？淮阴侯在垓下会合，诸侯共同出力，哪里比得上太尉收复天子之城、率孤军独自前进？淮阴侯击溃已经穷途末路的项羽，哪里比得上太尉抵御气势正盛的朱泚？由此推扬其功而论，功劳确实不能相比。有人说：“我是鄙陋而冥顽的人，议论事情狭隘浅近，只听到众人的传言说历来把他们分为三杰，本来不知道萧何、张良是那样，淮阴侯又是这样。”可以说，太尉兼有萧何、张良的谋略，又远远超过淮阴侯的功业。应该让他拥戴君主，庇护众生，宣扬宏大的福泽，承受吉祥的福报。君主多次接见他，赏赐达到九命之极；功劳没有更大却不自夸，德行越尊贵反而越加恭敬，光耀当世，流传万世。古书说：“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便生出云气；嗜欲将要到来，有所开启必先出现征兆。”《诗经》说：“巍巍的山岳降下神灵，生下甫侯和申伯，作为周室的栋梁。”说的不就是太尉吗？” 《张中丞传后叙》。韩愈。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我韩愈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负，写传颇为详密，然而我还遗憾其中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事情的始末。许远的才能虽然似乎不如张巡，但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把权柄交给张巡，自己处在张巡之下，毫无疑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至死，成就功名。城破以后，许远被俘而张巡战死，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能和智慧低下，不能完全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便认为张巡死了而许远投降敌人，怀疑他是害怕死亡而向叛贼辞服。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尺寸之地，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来与敌贼抗争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蚍蜉蚂蚁般微小的援助，他们所想要尽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敌贼却告诉他们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经覆灭，许远明白援军不会到来，而敌军越来越多，必定认为敌贼的话是实情。外面没有可等待的援助，却仍然死守；人肉将要吃尽，即使愚人也能在数日之内知道死亡的结局了。许远不怕死，也已经很明显。哪里有城池毁坏、部众都死去，只有他一人蒙受羞耻、苟求活命的道理？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你们认为许远贤明，反而会做出这种事吗？议论者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城而守，城防是从许远分割城池开始的，便以此责骂许远，这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 人将要死亡时，他的脏腑一定有先受到疾病侵袭的地方；把病因引导出来并截断它，截断必定有具体的部位。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形，便跟着责怪他们，这也是不通达事理啊。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全别人的美名，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事业如此卓著，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张巡、许远开始守城时，哪里能够预知自己最终不能获救，便弃城逃走呢？假如连这里都守不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用？等到已经无可救援、处境困窘时，带着他们残伤、饥饿、羸弱的余部，即使想离去，也一定走不了。二位公的贤能，他们考虑得已经很周密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以即将全部战死的千百名士卒，抵抗日益增多的百万大军，遮蔽江淮，阻遏敌军的攻势，使天下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在那时，弃城求生的人，不能一一计数；拥有强兵而坐观成败的人，彼此环绕。既不追究这些，却责备二位公应当死守，也可见那些人从此为叛乱制造荒诞言辞，帮助敌人进攻。韩愈曾在汴、徐二府任职，多次经过两府之间【《文粹》作“州”】，亲自祭拜所谓的双庙；当地老人常常谈起张巡、许远的事情。他们说，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救援时，贺兰嫉恨张巡的声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日〕

译张巡的威势和功绩已经显露出来，贺兰进明却始终不肯出兵救援。他爱惜南霁云的勇猛壮健，不听他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备办饮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霁云慷慨说道：“我来的时候，睢阳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我虽然想独自进食，按义理却不忍；即使吃了，也将无法下咽。”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都大为震惊，全都感动激愤，为霁云流泪。霁云知道贺兰终究没有替他出兵的意思，便奔驰离去。将要出城时，他抽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插入塔上的砖中约半箭深，说：“我回去击破贼军后，一定消灭贺兰。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贞元年间经过泗州时，船上的人还指着那支箭互相谈说。城破后，贼军用刀逼迫张巡投降，张巡不屈，贼军便把他拖出去准备斩杀，又逼降南霁云。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霁云说：“南八，男儿不过一死，不能向不义屈服。”霁云笑着说：“正想以死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南霁云岂敢不死！”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依附张巡；张巡起兵后，于嵩曾在包围之中。大历年间，我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因为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十分好学，没有不读的书。我当时还年轻，只粗略询问了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了解。”张巡身高七尺多，胡须长得像神人。他曾看见于嵩读《汉书》，对他说：“为什么长久地读这部书？”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生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所读的那一卷书从头到尾背诵出来，一个字也不错。于嵩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取其他书卷来试他，张巡没有一卷不能全部背诵。于嵩又取书架上的各种书来提问，张巡都能随口背出，没有疑误。于嵩跟随张巡，却又没见张巡平常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时，拿起纸笔便立即写成，从来没有草稿。起初守卫睢阳时，士卒只有近万人，城中居民也有几万人。张巡只要见过一次，问过姓名，后来便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胡须就会张开。城破后，张巡等几十人坐在那里将要被杀，张巡起身绕视众人；看见张巡起身，有的人起身，有的人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不敢抬头仰视。张巡走向刑场时，脸色不变，神态安闲，和平常一样；许远宽厚而有长者风度，容貌也像他的内心。有人与张巡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后来在张巡之后死去，称张巡为兄。张巡死时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初年【一作“中”】死在亳、宋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宋之间有田产，被武人夺去占有。于嵩准备到州里申诉，反而被那武人杀害。于嵩没有儿子。以上是张籍所说。《夏平》　　　　　　　　　沈亚之 夏州作为一个郡，向南到雍州一千零五十里，途中要渡过流沙；向北【《集》作“以”】受黄河阻隔，地处朔方【《集》作“古”】，所以把这个郡命名为朔方。这里四季的气候，夏天酷热而冬天漫长；当地人承受着强烈的风气，气质威猛严厉，容易愤怒而难以平静。这种难以平静的状态，在阳气方面表现为悖逆，在阴气方面表现为贪狼。悖逆所表现的不平，上面是统治者暴虐横行造成的，下面是百姓受残害、含冤而造成的。贪狼所表现的不平，上面是统治者蒙蔽惑乱造成的，下面是百姓愤怒激发造成的。元和初年，夏州节度使韩将军入朝觐见，他的外甥杨惠琳接任后，率兵叛乱。天子命令将军演代替韩将军讨伐杨惠琳。将军演到达后，把杨惠琳的部属全部杀掉，把有罪的说成无罪，并不分别罪责，连同他们的家属、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也一起俘获。把相貌姣好的挑选出来收入内宅，其余的人都按价补偿。部下骑士全都得以肆意侮辱污辱这些人。第二年，授右卫将军李愿为尚书，出京代替将军演执掌政事。李愿到达夏州，察看百姓的脸色，发现他们不能平静，便留意查访，果然查出了原因。于是【《集》作“即”】下令说：“天子怜悯无辜百姓，过了很久才命四方的执政官员加以观察。杨惠琳发动叛乱，胁迫善良百姓；百姓因为顾念骨肉妻子儿女，不能停止抵抗，又不能立即自杀，生命已经被别人控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五十里〕 如今却都因此获罪被杀。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中应当免罪的，不应再遭受污辱，而且他们也都是善良百姓的子女一类，难道这样做值得庆幸吗【《集》作“是”】！现在全部登记放出，不得隐藏。官吏还要继续察访，胆敢再有这种行为的处斩。”于是尚书李愿便以收取马匹作为标准，命令把被俘者按相应的价值赎回。他们都抱着死志，积累着冤愤；一旦被放出，便释放了长期积蓄的情绪，呼喊声传遍道路。有的人心中感愤无法承受，便仰头号哭，俯身跳跃，随后转为欢喜，跳舞歌唱。他们的感德之情和呼声，夹杂着各种声调而共同激发出来，就这样连续多日，过了十天以后才停止。李愿这样整治政教【三字，《集》作“条理其政”】，他们的气性难道还会恢复为贪狼吗【《集》作“悖”】？夏州所属土地广阔，纵横将近几千里，全都属于流沙地带。百姓都是各族俘虏的后裔，其中最多的是党项；他们在野外聚集成村落，称为部落。他们不从事农桑，所经营的是饲养马、牛、羊和骆驼。广德年间，各部落中原先的党项人与同类之间意见、气势不合，于是结党为兵，彼此攻伐；强者便占有对方的马、牛、羊和骆驼。此后各支亲属轮流报仇杀人，反复持续了六七十年，没有人能够禁止。沿路杀人抢掠成为常事；他们曾同汉人和夷人贸易，马、牛、羊、骆驼一交易完，便常常派壮健骑兵从小路尾随，窥伺险要加以袭击抢夺。汉人能够逃脱死亡的，几乎没有。李愿于是巡察各部落，完全了解他们的狡猾情状。罪大的处死，罪小的让他们订立盟约。又下令说：“现在盟约已经订立，胆敢背叛的就处死。”后来有人买到一匹马，花了很高的价钱，马的毛色也很好；马受惊逃走了。它跑了一个多月，奔过几个帐落，异族人追赶它，又追到一个帐落。帐落的老人便一起把马捉住，送到李愿的住所，请求说：“有一匹逃来的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此后又过了一年，原来丢失马匹的人得以找回自己的马。李愿这样整治他们的弊病【三字，《集》作“是则整顿”】，他们的气性难道还会恢复为悖逆吗【《集》作“狼”】？政令不明，那么平正之理就不能施行于人的神色言语之间；法令不清，那么平正之理就不能取信于乡里和市场交易【《集》作“市货理化”】。从前周公执政，在朝廷辅政，天下就太平；到东方治理，东方一方也就太平。如今夏州是北方的一方，能够得到这样的太平，难道是在位者懂得周公之道吗？于是我把这些事记录在篇章中，用来说明善于治理的道理罢了【十二字另作“亚之乃得籍为平之所故以着于篇”】。《旌故平卢军节士文》　　　　沈亚之

译郭▯和郭航本来不是同族，却都世居平卢军。郭▯的父亲郭珍，天宝七年考中进士，与权皋、著作郎一同列入同榜。天宝末年，燕地人叛乱，虽然后来因杀戮而平定，但齐、赵之间已经颇为听说他们的强盛。郭▯成年后，能够学习祖先的事业，又考中进士。当时宰相权相国任礼部尚书，记下他的成就，想提拔他。后来听说他家居之地不适合任官，便停止选任，让他回去。郭▯又被师古征召。郭▯与原渤海人高洙【《集》作“鈢”】同列任职。师古死后，师道接替他，又任用高洙。郭▯担任从事时，有位项常山统率士卒；他的士卒请求让他继任主帅，却没有得到命令。师道也派数千名【二字，《集》作“万”】甲士向北渡过黄河，驻扎在太原，以便观望形势。高洙和郭▯一起商议，谈到燕、蔡诸侯刚刚受封，想让师道先入朝任职，以建立大功，于是劝说道：有个雇工拿着锄头替人耕种，能够勤劳经营粮食，年年得到相应的收成。等到雇工的儿子已经独自占有土地、加入自己的队伍，便更加彼此帮助。有人把这话说成：耕田的人耕成百亩土地，所得报酬大约只有收成的一半，足以填饱三冬的肚腹；至于取得的东西不依靠主人的土地广大宽裕，便说：“可以。” 假如有一天主人坚定地不再供养他，他也会被夺去所得。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一定要饿死吗【《集》作“矣非”】？这只是借家人作比尚且如此，何况是替天子做雇工呢？如今河北的雇工正要求独自占有田地，君侯难道可以把不合情理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吗？如果您能趁此时按经略谋划，全部收取他的土地，亲自到宫阙之下拜见天子，那么君侯的功劳就没有谁能够相比；俸禄世世相传，即使衰弱的后代也终究不会被夺去，难道不是幸事【《集》作“伟”】吗？从别人那里领取食物，正应当满足饥渴的期待；一顿饭即使价值千金，不能吃的人也不能真正得到千金。等到已经饱足，再把山珍海味送到面前，即使齐备，也不过与糠和粗屑相同，牙齿接触它们又有什么惭愧？希望君侯仔细考虑，不要让别人跟随在后任事。将要出发时，身边的人又劝阻他说：猛虎之所以使狗害怕而不敢侵犯，是因为它以威势自居。所以它盘踞树林、横卧山谷，露出晴朗的身躯以显示愤怒，翘起尾巴倚靠着长啸，厌食熊、野猪、麋鹿、麚鹿的肉；等到抛弃自己的长处，想闭目【《集》作“耳”】低头等待饥饿，便知道性命悬在执掌者手中，即使小鹿也能亲近它、搏击它。假如想在咫尺之间伸展脚步，哪里还能由自己作主呢？如今您放弃自己取得食物的机会，却去等待饥饿，日后难道还能没有悔恨吗？” 谁替师道谋划这件事呢？于是师道果然大为后悔，便杀死高洙；而郭▯因为善于结交师道身边的人，消息被他们听到【《集》作“开”】，所以得以免死。他被幽禁在蔡州边远县城，让人守住门，亲属只能往来通报，动辄登记更换守卫，长达十多年。元和九年，蔡州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想把父亲的土地请求天子承认，天子震怒，发兵包围蔡州。形势危急后，师道也变得悖逆，仍暗中帮助吴元济。第二年秋天，师道率一万多人向东进攻彭城，进入萧、丰、沛三地，接近失败后退回，于是造成四境困难。郭▯出来后，便把绢帛写成奏书，封在里面，又把棉絮装得像颗粒一样，派郭航拿着送到彭城，请求见彭城主帅，希望能够上奏。将要出发时，他握着郭航的手说：“努力，千万不要泄露！这封书信没有署我的名字，只是假托齐人刘谅而已。除非见到主帅，不要对任何人说是我的书信。”郭航到达彭城时，他的同族郭运任武宁军虞候都使。起初郭航想在郭运那里住宿，但郭运领兵出征平定丰地，还没有回来；郭航便直接到宾府见郭行余，说：“郭航的母亲的姐姐的儿子刘谅，有一封帛书奏记，陈述叛军【《集》有“兵”字】所处山川道路的曲折情形，希望拜见将军。”郭行余得到书信后很高兴，立即起身告诉主帅。郭航见到主帅，单独对主帅说：“这封书信是郭▯写的，他害怕泄露，所以假托刘谅。刘谅是师道所信任的属吏。”于是打开书信，信中说：“希望率领三千士兵从沧州出发，使用戈船浮海进入蔡、淄水上游；依仗海上防备不足，那里所处之人都是罪犯和被贬谪的官吏，没有人能够同他们坚守，于是便可乘机上奏。”天子派使者告知彭城主帅，让他知道这件事。主帅认为这不是郭▯的书信，怀疑是师道所写，用来相互欺骗误导，所以郭航回去时没有给他书信回复，只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郭航不敢再走原路，绕道远行总共几千里，才到达郭▯所在之地；还没有见到郭▯，便被师道召见。出发后，他在路上遇到郭▯的兄长之子，便悄悄对他说：“这次我无故受到召见，难道是先前的事情泄露了吗？即使泄露，也只是我一个人死，终究不会造成败事，不必担忧。”郭▯听到这话，几乎要自杀。郭航本是莱州人，平素以意气豪勇闻名于平卢军；师道想叛乱时，把勇士全都笼络起来，所以郭航也在被征召之列。起初郭航不知道征召他的原因，以为是前面的谋划被察知，最终忧惧而死。第二年，吴元济被诛杀；又过一年，师道反叛，诏令调集大梁、楚、彭城、蔡、许、滑、魏等军，合兵从四路进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于是彭城军攻下鱼台，进入金乡；楚军包围海州，攻取了其中两个县；大梁军进攻考城，攻下了它；滑、蔡、许三军共同防守从斗门到临濮一带；魏军渡过杨流，占领东阿，又交战两次，进驻郓州以西六十里处。魏军离贼军最近，贼军更加败退，所以师道派右将军刘晤统率前后军三十万人，出兵迎击魏军。魏军攻势日益紧迫，刘晤也受到师道的催逼；等到他回到军中【《集》作“归轩”】，师道便把郓城全部投降，刘晤得以授任滑州主帅，这件事发生在元和十四年二月乙亥。高洙因为先前已经显露功劳，死后追授尚书，大概是用来表示宠褒。郭▯得以入朝任外郎【《集》作“外郎”】为滑州从事，诏令郭行余任记室。郭行余与郭▯在河关之间会面，郭▯对他说：“先前我派郭航带着帛书送到彭城，只听说他回来，却没有听说有人询问他；他现在已经死了。你知道他所请求的事情吗？”郭行余说：“他请求什么？”郭▯还能够把奏章中的话全部说出来。郭行余说：“果然如此！”唉，郭航最终还是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唉，元和十四年，我和李褒、刘蒙在白马津住宿，都从郭记室那里听到了这件事。第二天又一同到了济北；济北人全都能讲述郭▯的节义，所以我把这些事情全部论述记录下来，将请求史官把它写入史书。《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一。宋代李昉等编。纪述二。《金刚经报应述》一篇，《甘露述》一篇。《表医者郭常》一篇，《陆歙州述》一篇。任竟陵太守时，因游览西塔，写了《三感说》一篇。《国学官书》一篇；《书何易于》一篇。《金刚经报应述》【并序】独孤及。洪州牧、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披玄色礼服，心中护持真如。从前常常奉行般若之法，以弘扬正见；即使颠沛仓促，心也始终同经典在一起，已经有十几年了。皇帝中元年冬十月，皇帝因避狄人而出兵南行，百官仓皇向南奔往商于；魏公被盗贼抢掠，丢失了经书。他出发时，心中顾不得家室，只为经书丢失而悲伤。他想：与其得到七宝，不如见到经书；与其丢失四句经文，不如舍弃自身。第二年正月，皇帝的大驾返回京城，魏公任京兆尹，痛惜自己弘扬誓愿尚未实现，便只顾寻找经书。他到玄法寺的藏经处寻找，藏经人把经书送给了他。打开匣子，翻阅经卷，原来正是他在商于丢失的那部经书。询问守藏人，守藏人也说不知道经书从何而来，却能够得到它。魏公瞻仰礼拜，悲喜交集，捧着经书哭泣，这才知道精诚专一能够感通，所以经书随心而来；光明显著的报应如同声响回荡，迅速得到了回应。他回头对太常博士孟友顺说了这件事。有人说，得到经书只是偶然，何必说是精诚感应呢？孟友顺回答说：对这里真诚，就会在那里显现；所以在这里说出善言，千里之外也会有回应。这是以仁义忠信感动万物，何况第一义谛超越并贯通仁义，自在的智慧力量远不止忠信，那么因缘发动，果报便随心而至，真诚感动，经书也就回来了。佛法的深妙意趣，不是思考和言说所能达到的；难道是佛用般若之雨开启魏公的善根，使他因为这些因缘，依次得到愿望，进而登上无愿之法吗？不然，为什么心与境能够玄妙地契合，如同律吕彼此感召？乙酉年，魏公把这件奇异的见闻告诉我；我跪下叙述说：上等之士勤修道业，精诚感应，如同奔驰而来的愿望在心中显现，报应也随之而来，感通没有障碍。经书这样来到魏公身边，是要使魏公断除疑惑。魏公的善根，谁能测度呢？《甘露述》　　　　　　　　　欧阳詹 《甘露述》记述显扬孝道的事。贞元壬申年，福州福唐县尉、清源莆阳（《集》作“田”）乡人、济南人林公瓉的太夫人去世。林公每逢悲痛至极，水和浆都不入口，有时三天，有时五天，身体内外都十分羸弱疲惫，几乎到了死亡的地步。癸酉年，准备举行与先府君合葬的礼仪。林公对于亲人，在其生前已经竭尽了自己的力量；办理丧葬，又想着尽到自己的勤劳，说：“入殓所用的含、襚等物品和章服，都有王法规定，不敢逾越。墓地的营建和防护，实在是我的功劳，应当诚恳地去做。”于是亲自挖开墓穴，自行烧制砖瓦，和兄弟们亲手挖掘、肩挑背负，用来凿掘，用来夯筑。虽然全凭性情行事而没有违背（疑有脱文）法度，也没有违背曲（《集》作“典”）礼，却有不同寻常的仪式；反复考察、整理之后，还没有下葬。到了春季三月五日，忽然有奇异的气息从天而降，烟气朦胧地下覆，既不是云也不是烟，密密绵绵，光彩明亮鲜丽，香气浓郁。从早晨直到黄昏，盘旋不散。此前墓垄周围已经栽种了松柏，等到天亮，枝叶间到处悬挂着露珠；露珠都一样大，像梧桐子那么大。林公感到奇异，便和兄弟以及前来慰问的乡人不时取来品尝，味道甘美，异于人间通常所谓甘美的味道。露珠一天比一天增高，不消失也不干涸，越来越坚硬，越来越明亮，晶莹如珠（《集》作“珠相”），碰击时发出玉石般的声响。这样持续了三天。看见的人争相取用，有的拿来吃，有的拿来玩赏。唉！上天在其中蓄积灵气，大地在其中蓄积神气；灵气没有形体，神气没有身躯，既无形也无言，既无身也无声。如果确实有可以用某种事物来褒奖和表彰的德行，那么这种事物就不会徒然出现；如果没有值得褒奖的德行，事物也不会凭空运行。德行常见，祥物就常见；德行稀少，祥物就稀少。我听说过甘露的说法，却没有见过甘露的实物；它的稀少，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如今上天为林公降下甘露，林公的德行难道是寻常的德行吗？何况还有特殊的香气开辟道路，奇异的光彩彼此映照，凝结成圆润明亮的珠子，像月光一样翻转，何况其坚硬（《集》作“向日翻坚者哉”）；那么，这就是他的至诚所招来的，岂不是更多了吗？我依照吊丧的礼仪前往，有幸得以看见这些情景，珍奇之盛令人惊叹不已，于是为此撰述下来。

译《表医者郭常》　　　　　　　沈亚之 郭常是饶州人，以行医为业，居住在饶州城中。他凭借正直、德行和诚信立身。饶江以南的商路由闽地而来，颇能与海外夷人通商，那里有波斯、安息等地的货物。饶州人中有一个转运商在饶州经商时患病，而且病势危急；他先后请了许多医生，都不能医治，便请郭常诊治。郭常说：“这病可以除去。”商人说：“如果您真能救活我，我用钱五十万酬谢您。”郭常于是收治了他，先用针刺、艾灸等方法交替治疗，使他的血脉通行，然后再辅以奇特的药物，并告诫他说：“只管安居静养，收敛心神，住上一个多月。”商人自称病已痊愈，想要回去；郭常所答应的酬金，郭常却不肯接受。商人说：“先生认为酬金太少吗？”郭常说：“不是。我只是按我的药材计算药价，按我的功劳计算报酬；不能损失千钱，却接受不相称的酬金，反而会招来祸患。”最终也没有收下。人们认为郭常是在欺诈，便责备郭常。郭常说：“那些经商的人，心胸狭窄，见识短浅，整天只在买卖和计算中斤斤计较，把收入限定在毫厘铢两之间，所得终究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如今突然夺取他五十万的利润财物，他一定会追悔吝惜、苦闷悲痛，哪里还能排遣这种心情？况且药物施加于人，疾病刚刚除去而六腑正疲惫，又有忧闷之气从体内侵伐，便不可救治了。既然他在患病时知道我能治病而告诉我，我有幸使他免于死亡，却趁机贪图他的财物，又使他死去，难道我就不怕被认为是不仁，并以为神明可以欺骗吗？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沈亚之说：“仲尼大概说过：‘我没有见过喜好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憎恶不仁的人。’可是后世求学的人，尚且没有听说谁能明确地爱好仁德、憎恶不仁，难道是因为这句话的警诫还不够令人畏惧吗？如今世上有些拥有邦国土地的臣子，一心只顾聚敛财物，残酷地割取饥民的食物，放纵自己的欲望，忍心看着他们死亡而不感到惭愧，遭受刑罚和羞辱也不知羞耻，这也是极其不仁了，却始终没有人憎恶这种行为。像郭常这样身份低微却能奉行仁德的，怎么会不被当时的人称赞呢？” 《陆歙州述》　　　　　　　　李翱 吴郡人陆傪，字公佐，活在世上五十七年。他明白仁义之道，足以教化人伦、敦厚风俗；我认识他已有三十年。他接连侍奉观察使，但观察使不能了解他，于是退居田野六七年。后来由侍御史入朝任祠部员外郎，任职两年后出任歙州刺史，死在赴任途中。这是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凡是人力不能穷究的事情，都一定归之于天。上天降下滋润的雨水，人们的心情以为这就像使干旱的禾苗获得生机一样。然而雨水和禾苗的命运彼此不相遇：有时雨下在海上，有时雨下在山中，干旱的禾苗就不能承受它的恩泽。人也是这样。上天生出俊杰贤能之人，人们的心情以为这就像使憔悴困苦的人得到拯救一样。然而贤能者与憔悴（原文作“顦顇”，疑为异体或讹字）困苦的人有时不能相遇：有的人死在野外，有的人虽然取得职位，道却不能施行，憔悴困苦的人也不能受到他们的恩惠。滋润的雨降下，是偶然适逢的；贤能者出生的时代，也同样如此。命运相合，干旱的禾苗就能承受雨泽，憔悴困苦的人就能依赖贤能者的力量。这就是傅说、甘盘、尹吉甫、管夷吾一类的人。时代不相合时，即使滋润的雨终日降下，即使贤哲并肩而生，干旱的禾苗仍得不到救助，百姓也不能依赖他们。颜子、子思、孟轲、董仲舒一类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贤哲出生自有其时机，百姓能否依赖他们的力量，是天意；不能依赖他们的力量，也同样是天意。唉！公佐的官职虽然列（《集》作“升”）于朝廷，虽然出任一州刺史，但他出任外官才两年，道仍不能施行，与居住田野时没有差别。公佐的贤能虽然可以说已经闻名（“日”一作“曰”），但他的德行未必已经清楚显著地传到天子耳中。公佐因此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出任一州刺史，又因寿命短促，在赴任途中患病而死。天下没有受到他的德行恩惠，本来就应当如此。上天生下您（指公佐），授给您救助人的道，却没有授给您救助人的职位，就像雨水有时降在海上，有时降在山中，干旱的禾苗不能沾受雨泽一样。因此，君子不能取得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是命运如此。难道他内心还会有所不足吗？掌握了这种道的人，即使困穷地居住在野外，也不是屈辱；即使戴着冠冕辅佐天下，也不是伸展。这样的人内心还有什么不足呢？” 任竟陵太守时，因游览西塔，写作《三感说》。周愿。古人的文章，有为表彰事物而作的，有为歌咏功绩而作的，有为违逆时俗而作的，有为感怀旧事而作的。表彰事物，是谥号；歌咏功绩，是使功业显形；违逆时俗，是诈伪；感怀旧事，是情感。至于能够折裂金石、惊动鬼神，没有比感情更强的了。我所写的，是感怀旧事吗？客人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曾经和百越节度使、扶风人马公一同任南海连率；陇西李公又跟随马公任职，后来奉诏调往滑台。扶风公和我又在幕府中任宾客，从容往来于两地，已经七次改换岁火。如今扶风公的功勋遍满天下，文章声名远播，继续镇守南海，成为百姓的父母；而我的才貌浅薄，也只任一州刺史。由此，两位客人像双鲤传书一样，在楚、越之间殷勤往来。陇西李公年寿短促，经过川地便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重感怀。陇西公的先人名讳齐物，曾经在大德年间任竟陵郡守；陇西公出生在他任太守的时候，所以取名为复。唉！我以疏散拙劣的才能，忝居您先人治理过的州，过去做您的属僚，如今又治理您父亲任过的郡，真令人悲伤，这就是对陇西公的感怀。歌钟在池馆中熄灭，九泉之下薤露之歌极其零落，这是第二重感怀。我多年与太子文学陆羽共同辅佐马公的幕府，陆羽称我为兄；陆羽自称是竟陵人。当时陆羽说，竟陵风土之美，没有地方能超过我们这里。如今我治理陆羽的故乡，回想陆羽的话，果然没有欺骗我。扶风公又是陆羽所敬重的人。世人说陆羽的出处来历，没有宗族谱籍可考；他从婴儿时期开始，直到成年，都由竟陵的僧人抚养，年老后仍奉行他们的教诲，如同声闻、辟支佛尊崇竺干圣人那样。陆羽字鸿渐，百家经典的学问都掌握在手中，天下贤士大夫有一半同他交游。加上他方正直言，能坐着谈笑诙谐，世人对他也无可奈何。他的文章和品行，即使孟轲也有达不到的地方，只是没有显贵的地位罢了。唉！我州东边有一处覆釜地，圆圆的像人的头顶，中间立着塔寺；竹子高大，仿佛加长的手臂，青翠的竹林笼罩着遗像，大概就是鸿渐本师的像。可悲啊！似顶之地，楚地的竹子环绕着塔；塔中的僧人，是陆羽侍奉过的僧人；塔前的竹子，是陆羽种下的竹子。看着天空中的僧影，泥像已经破损；竹枝竹筠已经衰老，而陆羽也终于去世了。我任楚州牧，因而来到似顶中的道场；白天没有陆羽，香火稀疏，令人远远叹息，衣裳在楚风中摇动，这就是第三重感怀。因此写成《三感说》，又作七言诗，用诗和文章陈述这些事情。扶风公看了《三感说》，难道不会酸楚流泪、眼睛湿润，在塔下写下言辞来寄托感情吗？请把我的浅陋文章列在篇首吧。《国学官事书》　　　　　　　周墀

译国学官郭彪之，是太原人。他年幼时就学习儒家经典，后来深入通晓周公、孔子的深奥旨意，又能明白诸子百家流传下来的言论。他甘愿辛苦亲自谋生，不愿苟且接受俸禄。宰相听说东国学风衰薄已久，学者不能得到官职，其中的人都凭豪强势力行事；授业者迷失了道路【一作“经”】，专心治学者也丧失了志气。元和七年，诏令郭彪之任国学助教。郭彪之奉诏而来，拜为祭酒、司业，随即到国学任职，便以学校为家。他只有一匹役马，身边有一两名供役使的人；一只大箱子，供应生活用具，里面装满这些东西。郭彪之身材修长，容貌古朴，性情不合世俗；崇尚戴兽皮高冠，穿宽大的麻衣，衣襟袖口宽阔，系高带，脚穿大鞋。至于礼见公卿大夫，也喜欢饮用清洁流水，吃野菜和松柏的精华，不随便讲究美味膳食。他又喜欢饮酒，凡有人来看他，一定把酒放在面前；刚开始饮酒，就环告四座说：“酒用来调和精神、舒畅性情，节制它便合乎常理，放纵它便扰乱心神，所以不能让世俗的主人替人斟酒劝饮；命人饮酒，应当由饮者自己满足心愿。”郭彪之喝满三爵便停止。每逢天气清爽，他到讲论堂，坐在高处，召集七学诸生；平时不铺设宽褥长席，让学生们挨着手臂而坐。他澄清声音，分析经典训诂；即使涉及一个词，也都用通俗道理加以解释，使之完全进入学生心中，即使隔了千万日，学生也不会忘记它的来源。因此这些学生每年都能多次得到有关部门的推荐和提拔。郭彪之把俸禄用来救济孤弱，余下的钱便谋划在山泉之间买房居住，以遮蔽自己的光明。唉，当时害怕俸禄被夺、利益被分的人很多；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在天子身边说起这个人，必定辅翼君王的德行，仿效古代的治道，使当今时代几乎变成虞、夏、殷、周的风气：贤者昌盛，不肖者隐藏，公侯安康，百姓也安康。唉，公侯卿大夫对于贤明之士沉默不言，又没有途径通达九重，使天子听到他们的声音。郭彪之内心乐于把遗留下来的学问传给上位者，从而获得性情上的安宁。元和十年，郭彪之的道德文章流传到国学；我仰慕他的风采，庆幸国学得到这样的人任职，又愤恨把这样的人遗落在尽谏之位，于是记述其事，写作《国学官书》。《书何易于》　　　　　　　　孙樵 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益昌县距离刺史治所四十里，县城在嘉陵江南岸。刺史崔朴曾趁春日从上游出发，带着许多宾客，载歌载酒，乘船向东顺流而下，径直驶到益昌县旁边。到达后，便索要百姓来拉船；何易于当即自己系好笏板，拉着船上下行走。刺史惊讶，询问缘故。何易于说：“正值春天，百姓不是耕田就是养蚕，空闲不可强夺。我作为属县县令，正好在没有公务时可以充当劳役。”刺史和宾客跳下船，和骑兵一起回去了。益昌百姓多在山上种茶，所得利润归自己所有；盐铁官署上奏，请求加重茶税并专卖，诏令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何易于看着诏令说：“益昌不征茶税，百姓尚且不能活，何况加重赋税来毒害百姓呢？”便命令官吏铲除茶树。官吏争辩说：“天子的诏令规定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如今铲掉茶树，罪过反而更重；官吏最多只死罪，明府公难道能免于被流放到海边吗？”何易于说：“难道我宁愿爱惜自己一身，而毒害全县百姓吗？也不能让罪过牵连你们。”于是亲自放火把茶树烧掉。观察使听说此事，因为何易于挺身为民，最终没有弹劾他。县中百姓有父子死亡、年幼子弟又弱、产业破败而不能备办葬事的，何易于总是拿出俸禄，叫官吏替他们办理。百姓来缴纳常赋，其中有头发花白、弯腰拄杖的老人，何易于一定召他们坐下并给他们食物，询问政事的得失。公堂上有争讼的百姓，何易于都亲自同他们交谈，为他们分辨是非曲直；罪小的劝导，罪大的施杖刑，全都当场遣去，不交给官吏审理。何易于治理益昌三年，监狱中没有关押的百姓，百姓也不知道劳役是什么。后来改任绵州罗江县令，治理情况和益昌一样。当时前任相国裴公出任绵州刺史，只有他能够称赞何易于的治理。他曾跟随何易于观察政事，随从不过三人。他如此体察何易于，达到极其简约的程度。元和五年，我路过益昌，有百姓能够谈说何易于治理情况，并且说：“天子设置上、中、下三等考核来勉励官吏，何易于的考核却只得中上，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何易于督促赋税怎样？”百姓说：“只请求宽限期限，不愿紧逼百姓，使他们低价卖出粮食和丝帛。”“督促劳役怎样？”百姓说：“度支费用不足，他便拿出俸禄，希望使贫民得到宽缓。”“对来往的权贵馈赠供给怎样？”百姓说：“除传递符信之外，一概没有给他们什么。”“捉拿盗贼怎样？”百姓说：“没有盗贼。” 孙樵说：“我居住在长安城中【《文粹》有‘十年’二字】，每年听给事中考校官吏时，总是说：‘某人治理某县得到上等或中等考绩，某人凭上等或中等考绩得到某个官职。’问到他们的政绩，便说：‘某人能够督促赋税，提前完成；某人能够督促劳役，节省度支费用；某人身处要道，能够使来往的达官贵人替他说好话；某人能够捉拿若干盗贼。’县令得到上等、下等考绩，就是这样。百姓却没有得到相应利益，只能笑着离去。我认为：当今处于上位的人，都知道把求取财物当成功劳【《集》作“切”】。至于缓急之间补充官吏，便说：‘我忧虑的是没有人共同治理。’奉命举荐贤能，便说：‘我忧虑的是无法完成诏令。’等到真正有懂得这些道理的人时，又有谁呢？接着我要说：‘假使何易于不能从生前获得应有的名声，那么一定会从死后得到；因为有史官在。’ 《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二。宋代李昉等编。纪述三。《谒夫子庙文》一首；《救沈志》一首。《伤我马词》一首。辩论。《谴猫》一首；《鸡触人述》一首。《观八骏图说》一首；《祝牛宫辞》一首。《朱氏梦龙解》一首；《象耕鸟耘辩》一首。《告白蛇文》一首；《蓄狸说》一首。

译纪述。《谒夫子庙文》　　　　　　　李观 世世代代承载儒家教训的陇西李氏之子李观说：端正文辞作为祭文，执持祭文作为祭品，恭敬地向上献祭，已经有十三年了。孟秋七月初一，我整修冠帽衣带，询问庙门而入，在两根柱子下拜了两拜，这才退下伏地说道：“啊，伟大啊，夫子的道和德，与天地同周旋，与日月共同发出光明；既圣且神，光耀于典籍和训诰之中。只有王者得到它，才能侍奉神明、役使百姓；庶人得到它，才能不失去生死之道；诸侯得到它，才能侍奉天子；卿大夫【二字作‘士’】得到它，才能保全禄位【《集》作‘世禄’】，怨恨和灾祸不及自身；四时得到它，才能有序运行；天下得到它，才能达到大同。这样看来，天地、神、人之事，都清楚地表明夫子的道和德达到了极致！为什么我要暗自叹息呢？这种叹息，难道只是为了后来求学的人吗？难道只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吗？”又说：“我不敢这样。况且礼乐遍及光明之处，这是夫子善道的作用，可以说是来求学了；鬼神在幽暗之处俯察，这是夫子光明神灵的作用，可以说是来敬奉了。谁敢舍弃道义而来求学，亵渎敬意而来祈求神灵呢？” 于是我拜了两拜起身，回旋观望：礼制文饰足以征验，塑像陈设没有喧扰；这是我朝廷祭祀孔子的俎豆，也是我君王的衣冠。孔子得到这样的尊崇，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七十位弟子，有的成为公，有的成为侯；表面上如同君臣，内里实际上是在讨论学问。后世的年轻人，都想找到入门之道。孔子是圣人，天赐给他纯精的元气。他尚未出生时，仿佛超然神游，与阴阳二气一同存在；出生以后，却遭逢三代末世的阻隔，飘荡沉沦。弦歌的声音，抚弄琴弦也不能调和；仁义的图谱，卷起来无法陈列。等到他辅佐鲁国而面露喜色，离开宋国时说：“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圣人的困厄，竟然会有这样的情形吗？唉！假使孔子生在尧的时代，尧一定会把舜排在后面、把孔子排在前面；孔子生在舜的时代，舜一定会把孔子排在前面、把禹排在后面。圣人得到时机而施行教化，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假如舜、禹生在孔子的年代，也不过是在田野间守着耕作，哪里会有孔子的教化流传到无穷后世，像今天这样广远呢？只是孔子生时实际上是陪臣，死后才获得王爵，这就是有圣德；纣王生时实际上是殷的君主，死后却称为独夫，这就是有逆德。爵位和谥号在于德行，德行有圣德和逆德，圣德或逆德在人自身，不在于地位尊卑。唉！孔子难道是圣人中的极致吗？凤凰没有出现，是因为没有遇到它的时代。秦人焚烧书籍，是文化衰落的表现。唐帝封孔子为王，是德行兴盛的表现。孔子的德行和唐代的德行，长久而能安定，古老而又不断更新，使下民得到安康，发出深远而显赫的光辉，始终没有谁能对它提出非议。小子我心中忧惧战栗，拜祭后走出来，不是创作，也不是著述。救沈记　　　　　　　　　刘禹锡 贞元末年，夏季发生大水，熊武五溪的水冲决沉突，旧有的堤防毁坏，百姓家的房屋只得登上高处远望。浑浊的水流漫过华山山腹，形成沙洲；林木顶端像水草，急流奔腾迅猛，不起风也像在发怒；高峻的水势向前冲去，渐渐从旁边淹没，柔弱的东西被冲倒，坚固的东西被冲脱，圆形的被卷成旋涡，方形的被颠倒，轻而漂浮的被撞得铿然作响，重而高大的被冲得进退不定；活着的东西奋力挣扎，死去的东西舒展开来，遮蔽着水流向东漂去，像水中的木楂一样。有个和尚忧愁地挑担走在路上说：“佛教以慈悲为本，救活生命是最大的善事；如果能把那些人从溺水中救出来，我应当做首领。”乡里有几个孩子愿意跟随，三四人都熟悉水性、勇于在河中游玩。他们一起乘坐坚固的船，带着良好的器具，用绳索系住船只，沿着加固的堤防驶向高丘。水流在回旋处，人的力量容易施展；他们凝神观察，拿着器具，等待时机救援。大凡房屋中的东西、聚居的禽畜、牧放的群兽、圈养驯服的牲畜，上至百姓，下至禽兽，都被洪水逼到生地的，有几十上百只。恰好有一只像鸱夷的猛兽迎面而来，抓住漂流的树根；它没有防备角落的危险，眼睛斜看着自己的姿态，安静得很像六畜依附人的样子。那些人正要把它取来，和尚催促并呵斥说：“弟子，不要救它。这东西只能供人观看，却不能拿来做什么了。” 船上的人说：“我听说佛教崇尚空，空能生普，普能生慈；慈悲不求回报，施舍叫作空，不分别善恶叫作普，不拒绝穷困叫作慈。刚才你说生命一定要救，如今却把困窘的生命弃置不管，难道是计算善恶而忘了普遍和慈悲吗？”和尚说：“你问得实在迷惑而荒谬。我的教法难道没有善恶吗？六尘，是身心中的不善，佛把它看作盗贼；末伽、声闻，是他人尚未觉悟的状态，佛把它看作邪见。佛教难道没有善恶吗？我先前救出死地的人很多，他们形体恢复、气息复苏，各自恢复原状：有蹄的迈步而行，有羽的振翅舒展，有语言的喋喋而言；它们各自去了哪里，我不把施救的功劳据为己有，也不要求它们报德。假如是我，我尚且不能伤害它那形体干瘦、毛发蓬乱的样子吗？可是它的气性一变，行动就会暴烈悖逆。这种东西必定会反过来咬人，把咬人当成甘美；最有灵性的它，必定会把我们这一类也当作肉来吃，哪里能和那些迈步、鸣叫的动物相比呢？正如不能让老虎懂得感恩，也不能让人变成老虎。这不仅是我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还将给许多人带来祸害，我的罪过就大了。”刘子说：“我听说，善人在患难中而不救，是不祥；恶人在职位上而不罢免，也是不祥。和尚的话意义深远，所以把它记下来。” 伤我马词

译马的身体大多健壮而善于奔驰，是君子应当求取的牲畜。因此，有人专门要求力量，马有时奔驰过快而喜欢受惊；有人专门要求温顺，马有时身体干瘦而容易跌倒。能由德性而获得称许的马实在少。我从前知道良马难遇，不到马市去求，而到它的产地寻找；一天果然得到一匹马。它在阴山的山弯中，身形舒展，嘶鸣萧萧，常常回头远望，温顺而又有能力。只是它的身躯并不高大雄伟，即使士人也可以骑乘。我开始穿着黑色官服在朝廷任职，朝廷中许多人把它的形状说成三四种，轮流来驾驭我这匹没有替换的马。水路泥泞淋漓，泥路积水汪洋，泥水凝结成坚硬的块垒，又融化成低洼的水坑。前面有车辕折断，后面有衣裳沾湿；我防备着空中的危险，马嚼子正高高扬起；它抖动鬃毛，昂首挺胸，矫健得像飞翔。它那样强壮雄伟，不是力量大又是什么？烈火般的器具举起，马胸前的钩饰层层飞舞；一条小路上挤满千只马蹄，马匹并排而行、彼此磕碰，疲弱的便被挤倒，强悍的便发怒。我骑着的马鞍像山一样高，缰绳像彩带一样；它收敛毛发，安闲自得，宛如独处。它那样柔顺，不是聪慧又是什么？有一天我在宫门下获罪，背向商颜，赶往昭丘，中午越过舍脩门南面，这并不是骑马所适宜的地方。低处泥泞潮湿，高处险峻崎岖；老虎在空寂的树林中咆哮，猛兽在荒僻的道路上争斗；我在风雨中独自远行，又有公文催迫的威势，使我不至于跌倒。我的马依靠在什么地方呢？它辛苦劳顿，难道不是因为有德吗？我到武陵后，住在沅水旁边，有时一个多月也没有骑马，因此不能施展它的长处。它局促地回头张望，顿挫着被锁住的缰绳；饮水吃食一天天减少，精力消耗，气息受伤；寒冷的马厩里骚动不安，疲惫的毛色苍凉。听到道路上传来马蹄声，巴地的马腾跃奔驰。北方的云层深沉，边地的草木遥远；心里想要前往，声音却无法传达。它颓然像是不得其所而死，所以它的叹息声，听来格外反常。当初玄宗拘留大宛马，便拥有了那里全部的名马，命令主管牧养的官员按时照料。后来玄宗西行幸蜀，民间往往得到大宛马的种类并繁殖起来，所以毛色优良的马大多不是中原的品种。考察这种毛色的牲畜，难道是祖出大宛吗？汉代的歌中说：“龙是它的朋友。”武陵有一条河叫龙泉，于是把它的遗骨归葬在这条河边。并且哀悼它说：“生在沙漠砾石之间，善于奔驰；万里南来，却困顿在丘陵土阜之间；青菰和寒豆，并不合口。生病时听见北风还会抬头，金台已经平毁，骨骸徒然腐朽；把你投入龙渊，跟随你的朋友去吧。”

译辩论 谴猫　　　　　　　　　　牛僧儒 猫捕捉野兽，是为了防止它们因饥饿而吞食东西，这是猫的本性。防这种动物喜欢伤害东西，猫吃它们；因此猫对于人来说是爪牙，对于野兽来说是负责刺探奸恶的官吏。这就是伊祁氏在季春迎猫的原因，那么人借助并蓄养猫的意义也就完全明白了。僧儒平常学习《大戴礼》《小戴礼》，知道迎猫的益处；负责膳食的人全都以防难以对付为辞，私下请求迎来并蓄养猫，僧儒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这只猫不是不强壮高大、毛色斑驳，也不是不能越过防族；只是性情懒惰，不捕捉东西，善于窥伺厨人的门缝，搜寻覆盖的器具，提走隐藏的器物，好像有十根手指、百只眼睛一样；而家人仍然割肉给它吃，一日三次加以喂养，不敢停断。唉，防是藏伏在隐蔽处的；猫则是由人蓄养、以食物供养的。防住在厚墙深窖中，猫安处于铺席和堂屋之内。防出来时惶恐畏惧，猫游走时安适舒缓。既然防藏伏在隐蔽处，那么出来就可以伺机捕捉；既然住在厚墙深窖中，那么哪里不能把它挖空；既然出来时惶恐畏惧，那么挖掘震动它就可以使它害怕。唯独猫实在难以对付。僧儒常读晋、汉两史，看见更始元年，赤眉扰乱秦中，淆、函、岐、雍一带深受其害；本来以为更始帝应当制服他们，却反而使百姓更加受苦，这就像扰乱君主的猫偷窃一样。晋太康末年，赵厥扰乱岷蜀汉铜梁一带，使百姓深受其害；本来以为罗冲可以征讨他，却反而使百姓更加受苦，这就像扰乱臣子的猫偷窃一样。假使更始帝不是依仗汉朝名义，那么秦地百姓都能把他擒住；假使罗冲不是依仗晋朝，那么蜀地百姓都能把他捕获；假使猫不是依靠人，那么厨人都能把它杀掉。然而这三者都知道依仗他人，尽管只是偷窃，却不知道人们已经深受其苦，直到被驱逐，直到被杀死。因此，有治理国家的，有掌握军队的，有防备盗贼的，也有依仗权势而扰乱一切的；这种人超过了盗贼，也超过了作乱者。想到膳食之人迎猫这件事，就不能不慎重。鸡触人述 鄠、杜郊外，有人养了一只很大的鸡，它在同类中刚强勇猛，是百鸟中鹗一般的特异者；它疾视逼近，内心果断，外表强悍。即使是叫声凶猛的犬、威武健壮的壮士，窥伺机会暗中扑击，也都被它惊得跌倒。因此前后被它撞得背上流血、颜色深红的有好几个人。后来，年少的同族人互相劝说，都认为它依仗的是长嘴利爪；失去这些依仗，力量就不足以攻击人，应该会变得仁厚柔顺。于是趁它缩伏在树枝旁、眼睛不能看清时，用长绳把它捆住，使它无法挣扎拒抗；又找来磨石，把它的长嘴磨短，使秃枝般的嘴不能伤害东西；用锤子敲掉它锋利的脚距，使踢打不能伤害东西。然后放开它，让它逃走。鸡并不知道，还摆出握拳般的姿势，瞪大眼睛，咬咬争鸣，刚猛凶悍地冲来。邻里的孩子都拿着荆条和薄片，戏弄嘲笑，喜欢地说：“从前我害怕它搏击我、啄我，每次到这里，心就惊悸狂乱，眼前好像左右纷乱，竟像有成百上千只鸡。如今它啄击也不能伤人了，虽然这只鸡在我面前，却像看不见一样，难道是鸡发生了变化吗？”君子对此叹息说：过于刚强而自行折损，就像这样；不估量力量而招人取笑，也像这样。况且它的职责，是应当掌管报晓而鸣叫，风雨也不能改变。即使有专门争胜、嫉妒敌对的志向，也只应在同类中争鸣，不应拿来冒犯人。你依靠人，人就是你的主人；轻率地放纵勇力而违逆主人，所以即使有长嘴利爪，也不能长久依仗。既然已经失去了依仗，却还用脚跟去攻击人，招来邻童的嘲笑，也是理所当然的。僧儒常常思考并推断说：“想要改变人的事情，应当有像这只鸡一样的例子。”唉，这实在足以告诫那些刚强的人了。《观八骏图说》　　　　　　　柳宗元 古书中有记载，说周穆王驾着八匹骏马登上昆仑山的高处，后世好事者为这件事画了图。从宋、齐以来一直流传。看图中骏马的形状十分奇怪，都像腾跃、飞翔，像龙、凤凰、麒麟，又像螳螂。那本书尤其荒诞，世上这类说法很多，不值得采信。世人听说它们是骏马，便根据奇异的形状去寻求；那么他们谈论圣人，也往往如此。所以传说伏羲有牛首，女娲的形体像蛇，孔子像倛头，这类说法很多。孟子说：“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同于一般人呢？尧、舜和普通人是相同的。”如今马这种动物，驾车骑乘它，有的跑一里便出汗，有的跑十里才出汗，有的跑几十里、百里也不出汗；看起来都是有毛、有尾鬃、有四足和蹄子，吃草饮水也一样。由此推到骏马，也不过如此。如今人中有不够资格做挑夫商贩的，有不够资格做官吏的，有不够资格做士大夫的，也有足以做这些事的；看起来都同样圆头横目，吃谷物而饱，穿粗麻衣而清凉，穿皮衣而温暖。由此推到圣人，也不过如此。那么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也只是人罢了。骅骝、白蚁、山子之类，假如确实存在，也只是马罢了。它们又怎么会成为牛、成为蛇、成为倛头，成为龙、凤凰、麒麟，成为螳螂的样子呢？然而世人仰慕骏马，不到马中去寻求，而一定要寻找像图中那样的形状，所以终究不能得到骏马。仰慕圣人的人，不在人中寻求圣人，却一定要在牛、蛇、倛头一类的形状中寻找，所以终究不能真正得到圣人。假如天下有这种图，能够把它全都拿来焚烧，那么骏马和圣人就会出现了。祝牛宫辞（并序）　　　　　　　陆龟蒙 冬季十月，耕牛避开寒冷，修筑牛宫把它们收进去圈养。动工的前一天，老农请求向土地神求取神灵护佑，以遵从乡里的习俗。我勉励他并替他作辞说：四头母牛、三头公牛，其中一头已经不再吃奶。天降霜而寒冷，把它们收进这间屋子居住。老农拘谨地丈量土地，不用亩来计算：东西有多长？七步；南北有多长？一丈二尺再加五尺。两根柱子相对，正好当中；柱脚埋入土中一尺。太岁在亥年，余数不足以计算。上面用蓬草茅茨连接，下边远离官府。按时耕作除草，饮食各得其所；有时放牧，有时回圈，免受风吹雨打。愿你的子孙兴旺，实满我的仓库。” 告白蛇文

译田舍西北角有一座古丘，高得可以四面远望。我想登上去眺望远方、舒解郁闷。农民拦住我说：“不可以。这座丘上有蛇，大得像井或瓦缶一样而且是白色的，冒犯它就能作祟，对人十分不利，最好不要前往。”我取酒浇在丘上，告诉它说：“生来就是白色的动物，只有犬、鸡、马、牛、羊；其余动物都是老了以后才变白，狼、狐、兔、鹿、鸟、雀、燕、雉、龟、蛇之类都是这样。人老了，毛发洁白，衰弱昏聩，甚至记不住子孙的名字，形体朽坏、精神溃散，直到死亡；动物老了，鳞、毛、羽、甲也都衰败，变白之后才有灵性。若不是有一位圣贤居于上位、德泽光照下民，神异之物就不会出现；出现了，人们必定奉献给他，不敢隐藏。唯独蛇不在祥瑞的典籍中。即使它神异而有灵，也不过如此。汉朝兴起时，神姥称它为白帝之子；这难道不是因为天命将至，记载怪异时一定说成白色的吗？它们多挖掘古墓，凿穿大树，向乡野百姓索取食物，盘列菜肴、瓦器和酒来享用；让小儿女子冒着寒暑受巫术蛊惑，倚靠它们弹丝歌舞；它们的妖异、恐怖和迷惑，使人击鼓献币，僭越冒犯上天；人们每年奔走祭祀，害怕落在别人后面，生病也不医治，饥寒也不顾惜，这些全都是你们造成的。” 古人铸造鼎并描绘各种事物，使百姓知道神异和奸邪。你的奸邪之处，我已经知道了；何况你盘踞在我的土地上，随着我的进退，按时蛰伏、按时出动，不要超越昆虫的职责，也不要掺杂鬼神的事情。我住在宫中，你住在野外，各有自己的界限，所以互不伤害。然而你若在砍除遮蔽、疏通山巅的空闲日子，凭借这些地方作为栖身之所，就不应当与人争夺。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要向上天呼告，请雷霆把你的头尾劈裂。但我确实不会改变主意，也不会改变你应有的处所。” 象耕鸟耘辩 世人说，舜处于卑微地位时，在历山耕田，大象替他耕作，鸟替他除草，这是圣德感召所致。我说，这只是奇异的技艺，哪里谈得上圣德？孔子在《尚书》中叙述舜，说他深沉明智、文德显明，圣德达到这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说什么感召呢？不过“象耕鸟耘”的说法，我从农民那里听来，请允许我试着辨析。观察耕田的人，走路端直，缓缓起土，要求耕得深；兽类中形体魁伟的没有超过大象的，大象行走必定端直，脚步必定深沉；效法它的端直和深沉，所以叫作象耕。除草的人除去莠草，举手务求迅速而害怕迟晚；鸟啄食时也务求迅速而害怕食物被夺；效法它的迅速和畏惧，所以叫作鸟耘。考察禹的功业大成之后，才把他荐举给上天；他做事端直而深沉，难道不是从象耕中得到的吗？他除去四方的祸患，恐怕它们危害政事；他做事迅速而谨慎，难道不是从鸟耘中得到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舜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陶，都没有感召之事，为什么呢？难道圣人也有时候没有德行吗？孟子说，尧、舜和普通人相同；好事者却夸张附会来迎合怪异，这不是圣人的本意。我忧虑那些书把异端赶走，使它们合于正道，人们会听从我吗？即使不听从，我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说法。朱氏梦龙解（一作“辩”）　　　　　刘蜕 吴郡朱氏说：“从前有一天夜里梦见龙进入井中。”喜欢说荒诞话的宾客便编造吉祥的解释来祝贺朱氏。我说：“我从未见过周公、孔子。然而假如让我梦见一个男子，只要他戴着古代的帽子、穿着古代的衣服，我便称他为周公、孔子，人们一定知道这是我在自欺。我从未到过越地，不知道越地的城郭、宫室、道路和里巷；假如偶然梦见那里，也不能自己知道那是哪座城。那么朱氏梦见进入井中的东西，怎么知道它是龙呢？难道不是因为平常见过画工画的龙，把它的脊背弯曲、爪子伸出，在身上施以鳞甲、鬣毛和云气，才觉得像那进入井中的东西吗？这只是朱氏梦见了画，不大可能是梦见了龙。自夏后氏以来，世人没有见过龙；然而谈论龙的人，不过是相信龙的画像罢了。汉、魏时期所谓多次出现的龙，也是见到龙画而已。薄姬怀孕的故事，也是因为画像；宫门争斗的故事，也是因为画像。史书都把这些说成龙，而且已经足以说明史书的荒诞，何况朱氏所学本来就荒诞呢？龙不会轻易出现，又怎么会争斗呢？有德的妇人不会争斗，所以可知那些都不是龙。唉！龙以变化为德，所以孔子说：“只有龙啊！”它不可捉摸，这就是它的德性。至于像蚯蚓、像尺蠖、像蛇、像鱼，虽不能确定，也不能因此称为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有人说，像画中所画的那样，也可以称作龙吧？那么朱氏梦见的东西，究竟哪里是龙呢？蓄狸说　　　　　　　　　杨防 敬亭老人，家中深受老鼠祸害；老鼠穿墙打洞，墙壁房屋没有完整的地方，啃咬竹筐和财物，没有一件完好。老人于是用钱贿赂捕猎野物的人，让他寻找狸猫的幼崽；这种狸猫一定比家养的更敏锐。过了几天，终于在汴水边捕到一只；又得到良好的装饰和褥席供它栖息，给它鱼肉吃，像孩子一样厚厚地抚育它。几个孩子也去捕捉活物、搏击飞鸟，老鼠无不惊惧逃散，腥气和膻气横流，也没有老鼠敢来侵犯。然而它的野性始终想逃到外面去，完全不把被当作孩子抚养放在心上；一天老人稍微疏忽了绳索，它便越过墙垣、跨过屋顶，转眼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老人又惋惜又痛惜，十多天都不能平复。弘农子听说后说：野性不是驯服之性，养育它也不能使它感恩，不只是狸猫如此，人也有这样的。梁武帝对侯景宠爱不可谓不深，刘琨对祖逖的情谊不可谓不到位；他们既辜负了诚意，又反过来进行反噬。唉！不是可以蓄养的东西却偏要蓄养，哪有不背叛的呢？”},{ 《文苑英华》第三百七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第三百七十三卷，宋代李昉等编，讽谕类第一 《截冠雄鸡志》一篇；《说鹘》一篇 《罴说》一篇；《捕蛇者说》一篇 《纪鸮鸣》一篇；《养狸述》一篇

译《纪稻防》一篇；《蟹志》一篇 《禽暴》一篇 《截冠雄鸡志》　李翱 李翱到了零口以北的地方，见有人养鸡二十二只，其中公鸡七只，母鸡十五只。它们一边啄食一边饮水，又很亲近人。李翱非常喜欢，于是捧起粟米撒在地上，并呼唤群鸡。有一只公鸡被人截去了鸡冠，样子像是在统领鸡群。它望着我先走过来，见到粟米便长声鸣叫，像是在召唤同伴。群鸡听到它的叫声，一齐奔向粟米。它们来到后却都厌恶那只截冠公鸡，便攻击它、拖拽它，把它赶了出去。不久，群鸡又争相回来啄食粟米。到了傍晚，另外二十一只鸡聚在一起，栖息在屋柱的横梁上。截冠公鸡又来了，好像思念同伴，准备登上横梁栖息；它一边仰头望着，一边回头张望，先是小声鸣叫，继而大声鸣叫，又伸长脖子发出呜咿之声，声音十分悲哀，最后离去了。它来到庭院中，院中有一棵三十多尺高的树，便鼓动翅膀悲鸣，飞上去栖息在树梢。李翱对此感到奇怪，说：“鸡，是家养的禽鸟，具备五种德行。其中第一种叫作见到食物便召唤同伴，这是义。截冠公鸡正是这样。那些群鸡莫非是因为它的呼唤才幸运地赶来的吗？那么，它们为什么来了以后反而一同厌恶并逼迫发出呼唤的那只鸡呢？难道不是吃了它带来的好处，却背弃了它的恩惠吗？难道不害怕丧失它们见到食物便召唤同伴这一德行吗？” “况且，为什么群鸡一起栖息，却不让它和同伴们结伴呢？”有人告诉我说：“截冠公鸡是外来的鸡。它原来是我乡里东边一个鄙陋之人陈氏所养的鸡。它的母鸡死了，陈氏便把它寄养在我的鸡群中。它勇猛而且善于争斗，我家的六只公鸡都不敢单独与它较量。因此，群鸡厌恶它，不让它和自己一起进食、一起栖息。它虽然善于争斗而且勇猛，却敌不过群鸡，所以常常独自游走。不过，它见到食物，从来没有先啄食，而总是先长鸣召唤同伴。那些群鸡虽依靠它的召唤来到这里，到了以后却反过来赶走它。从前也是这样。截冠公鸡虽然得不到同伴的回应，但它的行为从未改变。”李翱听完，惘然感慨，因而悲伤地说：“禽鸟是微小的东西，其中也有独自禀受精气、守义而有操守的。外来的鸡在义和勇方面超过群鸡，群鸡都嫉妒它，尚且不肯与它为伴，何况在人与人之间呢？何况在朋友之间呢？何况在亲戚之间呢？何况在乡亲之间呢？何况在朝廷之中呢？”由此观察天地之间鬼神、禽兽及万物的变化和情状，难道能够逃脱这种情形吗？我的内心既为它悲伤，于是把这件事记下来，特意用来警戒自己，也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说鹘》　柳宗元 有一种猛禽叫鹘，在长安荐福寺佛塔的洞穴中居住了很多年。住在佛塔下面的人，观察它已经很熟悉，便对我说：“冬天傍晚，这只鹘一定会捕捉一只可以满握的鸟，完整地带回来，用它来温暖自己的爪掌，并左右交替着暖爪。天亮时，它便叼着那只鸟登上佛塔高处突出的地方，放开它，伸长脖子远望，直到看清它将要飞往的地方，然后一定背对着它飞走。如果它向东飞，那么这一天就不再向东追逐；向南、向西、向北，也都是这样。唉！谁说只有长着爪、喙、羽毛和翅膀的禽鸟，不能成为施行仁义的器具呢？它没有名号、地位、爵位和俸禄的欲望，也没有乡邻、亲戚、朋友之间的私爱；它从鸟卵中孵出后，只懂得捕捉食物、撕裂猎物而已，并没有其他原因。凡是以食物为生的动物，饥饿在早晨最严重；如今它却忍住饥饿而放走猎物，以求将来得到回报，这不也是卓然自立的吗？它运用自己的力量，却爱惜猎物的性命，宁可忘却自己的饥饿，又远远避开它，这不正是仁义之道吗？始终坚持这种行为，专一自己的志向，不欺骗自己的内心，这本来就是世上难得的品行。”我又痛恨当今的说法，说：“把温和沉默、慢慢低头的视为善类；把高昂严厉、明亮显露的视为暴类。” 如今猫头鹰白天昏昧，夜间活跃，常常在寝庙的穴中隐藏，沿着墙根奔走，这不是接近所谓温和沉默的一类吗？如今鹘站立时挺拔迅疾，行动时发出突然的声响，目光明白锐利，鸣叫声清厉有力，这不是接近所谓高昂严厉的一类吗？由此观察它的行为，那么当今的说法还没有说对。像鹘这样的，谁能比得上？我愿意跟随它！是羽毛吗？是翅膀吗？为什么不把我也带上？在寂静空旷的太清之中，以快乐忘却饥饿。《罴说》鹿害怕獐，獐害怕虎，虎害怕罴。罴的样子披散着头发，像人一样站立，力气极大，而且非常危害人。楚地南部有一个猎人，能够吹奏竹管，模仿各种野兽的声音。他曾经带着弓箭和火种到山中，模仿鹿鸣来引诱同类，等鹿来到后点火并射它。獐听到了鹿叫，便赶快来到那里。猎人害怕了，于是模仿虎叫来吓它。獐逃走后老虎来了，猎人更加害怕，于是又模仿罴叫。老虎也逃走了。罴听到叫声，便来寻找同类；到达后发现是人，便抓住、搏击、拉扯、撕裂他，把他吃掉。如今那些不能修养内在能力却依赖外在力量的人，没有不成为罴的食物的。《捕蛇者说》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底子上有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它咬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御。然而捕捉到它并把它晒成腊蛇制成药饵，可以治好大风、拘挛、脚腕肿病和恶疮，去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种寄生虫。起初，太医奉国王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作为赋税，并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捕蛇抵充他的租税收入。永州人争相奔走捕蛇。有个姓蒋的人，三代专门享有这种利益。我问他：“你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你的父亲也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如今你继承这个差事已经十二年了，几乎死掉的次数也有好几次了。”他说这话时，脸上好像非常忧伤。我怜悯他，并说：“你怨恨捕蛇这件事吗？我将把这件事告诉主管政事的人，让他更换你的差役，恢复征收你的赋税，怎么样？”蒋氏非常悲伤，眼泪汪汪地说：“您是要怜悯我、使我活下去吗？那么，恢复我赋税所带来的不幸，还不如承担这个差役的不幸严重。假如当初我不从事捕蛇这一差事，那么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的三代人居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然而乡邻们的生活日益窘迫，耗尽他们土地上的出产，榨干他们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地不起，遭受风雨，冒犯寒暑，接触有毒的瘴气，常常一批接一批地死去。从前和我祖父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一家还在了；”

译“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只有两三家还在；和我一起居住十二年的人家，如今十家中只有四五家还在。这并不只是因为死去和迁徙，而是我凭借捕蛇才独自留存下来。凶暴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各处大声叫嚷，在南北各处横冲直撞，喧闹得使人惊恐，即使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地起身，看看我的瓦罐，发现我的蛇还在，便放心地躺下。小心地喂养它，到规定的时节把它献上；回来后便心安理得地享用土地上的出产，以度过我的一生。一年中冒死亡危险的只有两次，其余时间都能安乐地生活。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天天都有这种灾祸呢？如今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的死，也已经算晚了，又怎么敢害怕捕蛇的毒害呢？”我听后更加悲伤。孔子说：“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我曾经怀疑这句话，如今从蒋氏的遭遇来看，仍然相信它。唉！谁知道赋税征敛的毒害竟然比这种蛇还厉害呢？所以我为这件事作说，等待那些考察民风的人得到它。《纪鸮鸣》　林简言 东渭桥有个沿路卖食物的人，他的屋舍庭院里有一棵槐树，树干高耸，枝条舒展，叶子铺开，凝聚着翠色，看起来与其他槐树不相同。他的屋舍既简陋，主人唯独把这棵槐树当作装饰。到了夏天，它蓄纳清风、储存凉意，即使是高台大屋，想来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因此，南来北往的人，无论步行还是乘车，都在这里歇肩、停车，也就忘了屋舍的简陋。长庆元年，林简言离开鄜州，曾在树下休息；看到主人爱惜槐树的心意，也觉得那棵树如同高台大屋一样。到了长庆二年离开夏阳时，槐树却已经被砍作柴薪了。屋舍既然简陋，槐树又被当作柴薪，主人于是搬进了别的屋舍。我因而询问其中缘故，他说：“我和邻人都是沿路卖食物的。我因为有这棵槐树，获利超过邻人。邻人中有个很会学猫头鹰叫的人，每到昏暗的夜晚，就登上树学猫头鹰叫。凡是靠近这棵树的人，无论老少，没有不凛然恐惧的，都以为槐树中有鬼怪，而且不久就会来到。邻人又私下勾结巫师，让巫师对鬼说槐树的事，叫鬼不要停止作祟。主人有母亲，而且患病，担心祸患连累母亲，于是听从巫师的话；后来也因为客人稀少而陷入困境。”林简言说：“假装学猫头鹰叫，毁掉树木、祸及人家，比真正的猫头鹰还厉害，这难道不是听信谣言造成的错误吗？然而屈原正直敢言，并不是对楚国没有好处，靳尚只学了一声猫头鹰叫，屈原便被放逐；杨震谋划国事，并不是对汉朝没有好处，樊丰只学了一声猫头鹰叫，太尉杨震便死了。到古代去寻找类似的事，那个主人也不能算非常愚蠢。” 《养狸述》　舒元舆 野外的禽兽中，能够驯养而且有益于人的，我从狸身上得到了验证。狸的本性憎恨老鼠，喜爱自己的身体轻捷，身上的花纹斑斓。我喜爱它能够制止老鼠偷窃，这接近于正直和勇敢。我曾看见虞人捕获了一只活狸，便请求得到它，带回新昌里的客舍。客舍在成为我居所以前，曾是富家的粮仓和围墙，地面很适合老鼠，洞穴的入口又光滑，每天都有老鼠络绎不绝地出入。然而我住进去以后，果然遭到老鼠猛烈的侵扰和损耗；老鼠常常白天成群出没，即使敲打、拍击、呵斥、吓唬，也全不畏惧。有时暂时蜷缩退避，过一会儿又回来；每天几十次穿过巾帛、钻入箱笼，造成的祸患接连不断。白天有时外出，回来时各种器物、衣服都已经破碎。到了夜间，常常守着灯火直到天明，和役夫轮流驱赶呵斥，极其扰乱心神。有时夜里灯火将尽、眼皮交合，在黑暗中又遭到老鼠沿着床榻爬过脸面、上下奔窜，实在无可奈何。有人知道这件事，借来箱子收拾衣服，不一会儿箱子又被咬穿了。我内心非常苦闷，想要掘地把老鼠全部杀掉；开始的二三十天还没有成功，颇为它们忧患，就像患了发痒的疾病一样。自从得到这只狸，我曾经关上门、堵实洞穴，把它放在屋中，暗中窥伺它。看见它伸出头来嗅闻，似乎闻到了老鼠的气息，便凝神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不一会儿，果然有几十只老鼠首尾相接地出来。狸忽然跃起，坚硬的瞳孔迸射出金光，斑斓的毛发张立起来，张开爪子，露出牙齿，发出划破空气般的怒吼；老鼠们全都伏贴在地，不敢逃窜。狸于是扑击它们，有的挖出眼睛，有的咬断尾巴，有的抓住头部；转眼之间，群鼠的肝脑已经涂满地面。到了夜里，我才背着灯偷偷窥看屋内，心情顿时舒畅，因此更加珍爱这只狸。我常常亲自驯养、喂食它，到现在仅仅半年。狸不再杀鼠，老鼠也不再出洞，洞口已经被泥土和虫丝封住，几乎合拢。从前藏在箱子里的衣物都被纵横抛掷，却没有受到损坏。唉！如果没有这只狸，老鼠不只是损耗我的物品，也将咬伤我的身体了。因此我知道自己能够高枕安睡，坦然躺卧，断绝疮痏之忧，全都是这只狸的功劳。这就不同于老鼠：老鼠本来属于阴暗之虫，昼伏夜动，常常害怕人。它从前之所以肆意损耗，并不是因为有大胆量和强壮力量能够欺凌人，只是因为人没有制伏它的办法，所以才得以如此横行。如今人家如果没有狸的作用，那么红色的墙、洁白的墙壁本来就会成为老鼠的屋宅；甘美浓厚的酒和鲜美肥腴的食物，也会成为老鼠的口腹资粮。即使缺乏人的智慧，又能把它怎么样呢？唉！天地覆载之间，头圆脚方、偷窃圣人教诲的人，有比老鼠更厉害的。” 如果当时不容纳正直的人，那么在光天化日之下，邪恶之徒照样能够在暗中肆意施展。所以夏桀的朝廷中老鼠很多，关龙逢便被斩杀；商纣的朝廷中老鼠很多，王子比干便被剖心；鲁国的老鼠很多，仲尼便离开了；楚国的老鼠很多，屈原便投江而死。由此推论，明知小人的势力正在增长，却不知道任用君子来匡正它，就像先前面对老鼠偷窃，却不知道使用狸来制止它一样。放任它们暴虐横行，那么五行和七曜也一定会在天上反常，哪里只是把祸患流布到人间呢？我因为养狸而领悟了其中的道理，所以详细记录事情的始末，收藏在箱笼中，来日拿给在位的正直君子看。《化稻防》　陆龟蒙 干符己亥年，震泽以东的吴兴，从三月一直到七月没有下雨。平时低洼潮湿的地方，尘土飞扬；平日可以划船、撑桨的地方，水已经退到门内，鞋子踩上去也不会沾污。农民把稻苗移到更远处有水润泽的地方，日夜像哺乳赤子一样，急切地救护它们的干渴，却来不及使稻子只结出花和折断的穗，最终结实的十株中不过一两株。没有多久，成群的老鼠夜间出来啃咬，把稻株咬倒；两夜之间几乎吃光了。即使守在田舍中的人用木板敲击驱赶来惊吓它们，也不能制服鼠害。可是官府督促、各户催责，不进贡粮食就要受刑；正在这时，征收赋税更加急迫，荆棘捆缚、械具拘押、鞭打肌肤和颈项，不论壮年还是老年都不能幸免。我听《礼记》说：‘迎接猫来，是为了食田鼠。’这种礼制已经废缺而长期不实行了。是田鼠知道这件事而后来报复吗？是万物有时会突然暴虐吗？还是政治中的老鼠——贪官——贪婪而使礼制废弛吗？《国语》说：‘吴国的稻子和螃蟹不会留下种子。’难道吴地的老鼠和螃蟹，轮流窥伺这件事、施展它们的力量，要把百姓消灭吗？况且《魏风》用硕鼠讽刺沉重的赋税，硕鼠斥责的是它的君主，只有老鼠之名，却没有老鼠之实。诗人尚且说：‘我将离开你，到那快乐的乐土去。’何况百姓呢？” 上面招取百姓的财物，下面又侵害百姓的粮食，一个百姓同时要应付两种老鼠；如果不流离转徙、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那又为什么呢？《春秋》中记载蝗虫幼虫滋生和大丰年，这些事情全都记录下来。这正是圣人对于丰年和鼠害都不隐瞒的证明。我通晓《春秋》，又亲自遭受鼠害，因此把这件事记载下来。

译《蟹志》螃蟹，是水族中微小的一类。它作为虫类，有文字记载，见于《礼经》，载于《国语》，也见于扬雄《太玄》以及晋代《春秋》《劝学》等篇。考察《易经》的卦象，螃蟹属于甲壳类，与龟、鳖一样，外壳坚硬，都属于乾卦所代表的类别。难道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旁行”之物吗？药物录籍、食物书疏中也提到它，民间小说更有广泛传说。至于它的智慧，却从未听说过。只有左氏记载它能造成灾害，子云讥笑它性情躁急，认为它不过是像郭索爬行、跟在蚯蚓之后的东西罢了。螃蟹开始在低湿泥地中挖穴，到了秋冬交替时，必定大量出穴。江东人说：“稻谷成熟时，它们往往各自捧着一穗稻子去朝见首领，然后跟随首领所走的方向。”它们早晚纷纷涌动，指向江水奔去。渔人编织芦苇拦在水流上承接它们，说：“螃蟹一道一道地截断了通往江中的道路。”于是它们攀援、越过、逃走的约有十分之六七；进入江中后，形体比从前渐渐增大。它们从江中又奔向海里，情形和入江时一样。渔人再次拦截捕捉它们，越过拦阻逃走的数量又更多了。进入海中后，形体更加庞大。海边的人也改变了对它们的称呼。唉！捧着稻穗去朝见首领，不是很接近“义”吗？舍弃低湿泥地而奔向江海，从微小而努力求得显著，不是很接近“智”吗？如今的求学者，刚刚得到百家小说的知识，却不知道孟轲、荀子、杨雄的学说；有的虽知道，却又不急切地学习圣人的言论，寻求中正大道的要旨，这是什么缘故呢？百家小说就是低湿泥地；孟轲、荀子、杨雄的学说，就是圣人的沟渠；六经就是圣人的大海。如果不能舍弃低湿泥地去求取沟渠，再由沟渠到达大海，那么这些人的智慧反而在水虫之下，难道不可悲吗？我因此记述螃蟹。禽暴 冬季十月，我在甫里察看收获，旱地里的禾苗稀疏，年成没有什么可以支撑的，我忧伤满怀，夜里不能入睡。常常听到像暴雨一样迅疾而来的声音，一夜总有四五次。第二天我询问农民，他们说：“是野鸭和水鸟。它们成群遮天蔽日地飞下来，凡是田里遇到的禾苗，必定把穗吃光才离开。”我说：“莫不是有人用弓箭罗网捕捉它们，使它们数量减少了吗？”他们回答说：“江南不能用弓箭罗网捕捉，通常用药来捕获。把涂了药的枝条密密插在水塘边，一旦粘住，成千上万只鸟便不能飞走。这种药出产在长沙、豫章一带，往来的商人交错贩运，每年卖给捕鸟人。自从盗贼兴起以来，防守冲塞长满江道，谁还敢经商？这种药一断绝，成群的野鸭便任意飞翔，幸好没有填饱自己的肚腹，反而侵害了百姓的稻谷。”我说：“唉！失去驾驭的百姓，变化而成为盗贼；关隘桥梁征收急迫，使商人不能通行，竟让江湖中的小鸟也放肆施暴，来伤害百姓的粮食。古代圣人把危害事物的百姓驱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何况是危害百姓的东西呢？使众多生灵死于盗贼，死于饥荒，我不知道还要统治者做什么？” 《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四，宋李昉等编，讽谕二 《铁炉步志》一首，《吏商》一首 《鞭贾》一首，《蝜蝂传》一首 《农夫祷》一首，《悲剡溪古藤说》一首，《书褒城驿屋壁》一首，《蠹化》一首。《较贪》一首 《铁炉步志》　柳宗元 江边凡是可以系泊船只、使船上下行驶的地方，叫作“步”。永州北郭有一个步，叫铁炉步。我乘船来这里居住了九年，往来探寻它为什么叫铁炉步，却没有人询问这件事。人们说：“大概曾经有锻铁的人住在这里，离去后炉子毁坏了，不知已有多少年，只剩下这个名称沿袭保存下来。”我说：“唉！世上本来就有事情已经消失、名称却还这样冒充存在的吗？”铁炉步的人说：“您为什么只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如今世上有些人凭借祖姓而立身天下，说：‘我家门第显赫，别人不能与我相比。’询问他的官位和德行，他说：‘那是我祖先很久以前的事。’然而他仍说‘我家显赫’，世人也说‘某氏显赫’。这种依靠名称冒充显赫，和这个步有什么不同呢？假如有人听到铁炉步的名称，却不带来釜、锜、钱、镈、刀、铁等物，怀着钱财前来，能满足他的愿望吗？那么向那些人求取官位和德行，同样是得不到的。只有官位存在而没有德行，尚且不足以使门第显大，然而人们还乐意居于他们之下，您为什么不责怪那些人，却只责怪这个步呢？夏桀、商纣冒充伟大，商汤、周幽王、周厉王也有冒称，周文王、周武王凭借名望傲视天下，都是因为不懂得推究根本，只姑且夸大旧有的名号，直到失败，成为世人的笑柄和羞辱；这实在是应当极其恐惧的。” 如果要寻求这个步的实际用途，却找不到釜、锜、钱、镈、刀、铁等物，那么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又有什么害处呢？您对这件末节小事惊讶得太过分了。我因为古代有太史观察民间风俗、采集民间言论，百姓说出这样的话，便是有所收获。喜欢它的言论可以采录，所以写下来作为记载。《吏商》做官而像经商一样，贪污官吏经商，还不如清廉官吏经商，因为后者获得的利益更广。贪污官吏用货物经商，资助同恶之人与自己结为同伙，大多要减损货物，支付役夫和工匠费用，耗费车船；投机时有得有失，货物有优有劣；又有盗贼、水火、杀夺、焚溺等祸患，即使侥幸获利，也不能达到十分之一二；一旦事情败露，俸禄被夺，大的处死，次的贬斥废弃，小的也会恶名终身、志愿不遂。贪污官吏哪里能够经商呢？清廉官吏以自己的操行经商，不役使工匠，不耗费车船，不资助同恶之人；减损货物，时机没有得失；货物没有优劣之忧；盗贼不能杀夺，水火不能焚溺；利益越多，声名越尊，自己富足，家族强盛，子孙保有荣光。所以清廉官吏经商所获更广。如果谨慎严格地防止贪污，以清白操守治理政事，由小吏做到县令，由小县令升任大县令，由大县令升任小州刺史，利益每月增加，各自按照原来的行为而不改变；又由小州刺史升任大州刺史，利益每月增加三分之一，行为仍不改变；又由大州刺史升任一道的节度使，利益每月增加三倍，那就富得不可胜数了。如果行为仍不改变，那么他所获得的利益，哪里能够计算呢？即使把山染红作为文章，把海水晒干制盐，也没有哪一种利益能大到如此程度。然而全天下都争着做经商式的官吏，因此败坏的官吏在道路上接连不断，百人中也难有一个成功，于是人们都知道投机谋利，喜欢眼前的富贵而接近祸患，真是可悲啊！有人说：“君子谋求道义而不谋求富贵，您没有看见孟子回答梁惠王的事吗？为什么要用利益来教导人呢？”柳子说：“君子有两种道路：真正诚实而明白的人，不可以用利益去教导；明白而诚实的人，利益到来而祸害退去。我说这些话，是为那些想求利的人设立的。有的人安然地依道而行，有的人因利益而行，等到成功，结果是一样的。我怜悯那些沉溺于利益的人，他们扰乱别人，也使自己失败。姑且这样设置说法，希望人们能由利益大小来提升自己的心志，幸而不被下等欲望扰乱，从而成就政事，彼此都获得大利益。我这样说是不得已，哪里有空闲从容地像孟子那样说话呢？孟子喜好道义而不通达时势，他的功效缓慢而疏阔，不如孔子那样急切地救助百姓。” 《鞭贾》市场上有个卖鞭子的人，别人问他价格，明明值五十钱，他一定说五万钱。再给他五十钱，他便伏地大笑；给五百钱，他稍稍发怒；给五千钱，他大怒；一定要五万钱才肯卖。有个富家子弟到市场上买鞭子，拿出五万钱，拿着它夸耀。我看那鞭子的头，卷曲皱缩，不能伸直；看它的握柄，弯曲紧缩，不能挺直。用它赶水中的东西，一去一来，不能连续使用；它的节疤腐朽发黑，没有纹理。按一按材料，连指甲也陷不进去。把它用力举起，轻飘飘的，好像挥动空物。我说：“您为什么看中这个东西，却不吝惜五万钱？”他说：“我喜欢它颜色黄而有光泽，而且卖鞭子的人这样说。”我于是叫童仆烧热水来洗它，它立即干枯，苍白无色。原先的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蜡涂的。富家子弟很不高兴，但仍然拿着它。三年以后，他到东郊去，在长乐坂下争路，马匹互相踢撞，于是用力挥鞭，鞭子折成五六段。马还不停地踢，他跌到地上受了伤。查看鞭子内部，空空如也，纹理像粪土一样，完全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如今有些人在朝廷中用栀子装饰外貌，用蜡涂饰言辞，以求取得官位和技能的评价：合乎自己的本分时就假装良好，一旦超过自己的本分却欣喜；合乎本分时反而发怒。他们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公卿呢？可是做到公卿的人也很多啊。”平时没有事情，即使超过三年也没有妨害；一旦遇到事情，把他们驱赶到施展才能的行列中，让他们抵御外物，凭着那空空的内里、粪土般的本质，却要求他们发挥强力作用，哪里会有不使其才能折断、并造成坠落受伤之祸的呢？

译《蝜蝂传》蝜蝂是一种善于背负小物的虫子。走路遇到东西，总要抓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在背上。东西越来越重，即使困苦不堪也不停下来。它的背很粗糙，东西堆积上去便不会散落，最终被绊倒，趴在地上不能起来。有人怜悯它，替它拿掉背上的东西。只要还能走，它又像原来一样不断抓取。它又喜欢向高处爬，竭尽力气也不停，直到坠地而死。如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遇到财货从不避开，用来增厚自己的家产；也知道这些东西会成为自己的负累，却唯恐积聚得不够。等到他们懈怠而跌倒，便被贬黜、抛弃、迁徙，也已经受苦了。如果能够重新起来，又不知悔改，每天想着升高官位、扩大俸禄，贪取更加厉害，越来越接近危险和坠落。看见前人的死亡，竟然不知道警戒；他们虽然形体魁梧高大，是人，智慧却像小虫一样，也足以令人悲哀。《农夫祷》　刘轲 丙戌年发生大饥荒，楚地南部沿江一带，黄州最为严重。第二年，我将要前往舒州，路过东山，看见一群老农聚集族人，在伍君祠中祈祷。他们的心意真诚，言辞却粗俗，于是我得到这篇文字，加以润色，也用来警戒百官。农夫某谨慎地陈述说：“我们把精诚奉献给明神。唉，我们这些靠耕种吃饭的人，谁不是土地上的人？我们有所求于神，难道神不应凭聪明正直来听取吗？从前连续多年发生饥荒，百姓成了鳏夫寡妇，田地没有耕夫，桑树没有养蚕妇，瘟疫和创伤流行，一方尤其危险。接着又有吴、蜀用兵，官吏来到家门，驱赶荒乱中残存的百姓，逼他们带弓持械。女子与亲人活生生分离，一路啼哭奔走。王师出征，群盗相继被诛灭。人们才得以回到居处，才重新修复房屋。房屋毁坏、田地荒芜，却没有人免除我们的租税。如今我们收拾残余、重新生产，每个人都付出百倍力量，幸而希望在秋天获得大丰收。可是实在担心旱而无雨，已经下雨又成水涝；又担心即使不成水涝，禾苗也不发芽、不抽穗，抽穗了又不结实；还担心遭受螟虫蝗灾；又担心马厩中的马夺去粮食，贪赃官吏增加征敛。唉！难道一定要让马永远不满足于粮食，让妾媵永远不满足于罗纨，我们的征敛已经很少了，还能在哪里加重那些本来就微薄的征敛呢？恭敬地希望神明不要有所忽略。” 祷词说：“不要使农人瘦弱，却使马厩中的马肥壮；不要使养蚕妇女受寒，却使歌妓妾媵温暖；不要熔毁农具，却使兵器增多。农人不饥，天下就会富足；养蚕妇不寒，天下就会安定；农具不被熔毁，天下就会丰饶。妾媵温暖而娇纵，兵器增多而残害百姓；马匹肥壮而骄横。不要让人迹断绝，不要让骆驼受困，使百姓粮食充足、衣服完备。皇天啊，皇天啊，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欢笑；愿神明心情和乐。请享用这些祭品。” 《悲剡溪古藤说》　舒元舆 剡溪向西绵延五百里，古藤很多。藤株和根桩紧贴土地，春天即使进入土脉，其他植物都萌发成长，唯独古藤感受不到春天气候，生机似乎已经完全断绝。我认为扎根土地的植物，春天到来必然有所萌动；这种藤也扎根于土地，春天却已经呈现死亡的颜色，于是询问溪边的人。有人这样说：“溪中有许多造纸工人，拿刀随时砍伐，剥开它的皮肉来供给自己的行业。”唉！藤虽然是植物，也会温暖则繁荣、寒冷则枯萎，得到养护则生长、遭到残害则死亡，似乎也有命运存在于天地之间。如今被造纸工人砍伐，不能萌发生长，这是天地的生气和力量受到人的伤害，以致一种植物遭受这样的灾病。后来我经过几十、上百个郡，停泊在东雒、西雍，遍见谈论书写文章的人，都拿剡纸互相夸耀。这才明白从前看见剡藤死亡，根本正是由于这件事，过错当然不在纸工。而且如今九州各地的士人，自以为专门能够看见文章的门户，人数多得如麻如竹。听他们的言语，他们自我安定、自我尊重的样子，无不如同手握骊龙之珠。即使偶有醒悟的人，同类也极少；不能胜过众人的，也都收手无言。那些胜过众人的人，果然自称天下的文章都归于自己，于是轻视傲慢地对待圣人的道，使《周南》《召南》的风教折断，混入《杨白华》之中；言偃、卜子夏的文学，也逐渐陷入淫靡放荡之中。并肩执笔的人，动辄就有数千上百；下笔动辄数千万字，却不知道自己写的是谬误，天天任意挥霍、残害藤的生命，把它换成更为低劣的桑麻之类，纷纷败坏，未见停止。这样看来，那些妄谈文章的人，哪一个不是在书写剡纸呢？纸工贪图利益，昼夜砍伐古藤来出售，即使把天下都变成剡溪，仍然不够供给，何况只有一条剡溪呢？由此恐怕日后再也不会有藤生长在剡地了。大抵世间的费用，如果取得适当，其道理便不算枉费；有正当的原则，就不会使暴虐耗损横加到万物身上。万物供人使用，也各有适当的时节。按照时节砍伐，不使它肥沃的生机受到堵塞，我认为如今那些杂乱写作文章的人，都是使剡溪古藤生机受到堵塞的言论。藤的生长有边际，而杂乱写文章的人却没有边际。世间损害万物，并不只是损害剡藤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因此，我取剡藤这件事来寄托我的悲哀。

译《书褒城驿屋壁》　孙樵 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到亲眼看见它，察看它的水池，却浅而污秽，长满茅草；看它的船，只见破败脱落、胶漆剥离；庭院台阶十分荒芜，堂屋廊庑十分残破，哪里看得见所谓的宏伟华丽呢？我询问驿吏，他们说：“忠穆公曾经治理梁州，因为褒城控制着三处节度使的治所，龙节虎旗往来，驿马奔驰、车轿疾行，来去之人车毂相接、马蹄相摩擦，因此把这个驿站修建得高大奢侈，以显示雄伟。大概当时看它比其他驿站壮丽，而且一年到达的宾客不下数百批；如果晚上能得到它的庇护，饥饿时能得到它的供给，都是傍晚到达、早晨离开的人，哪里会有爱惜它的心呢？至于划船，必定要折断船篙、撞破船舷、撞碎船头才停止；捕鱼垂钓，必定要使泉水干涸、泥沙混浊、鱼儿捕尽才停止；甚至有人在轩中喂马，在堂上住宿猎鹰。凡是能够污损败坏房屋、耗毁器具的事情，无不发生。官职小的，属下虽然气势凶猛，还可以制服；官职大的，属下更加横暴，难以禁止。因此驿站一天比一天破碎，与从前完全不同。他们那八九个人，虽在供应膳食的空隙修缮一二处，又怎能弥补几十、上百人的残暴行为呢？”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老农笑着说：“如今所有州县都成了驿站一样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听说开元年间天下富庶繁盛，号称政治清平，行走千里的人不必携带粮食，养育子孙的人不知道战争。如今天下没有兵器战争的声响，户籍百姓却日益困顿；边疆没有遭受侵略削夺的忧患，开垦的田地却日益减少；百姓日益困苦，财力日益枯竭，这是什么缘故呢？大凡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不过是刺史、县令罢了，因为他们的耳目能够接触百姓，政令也能够迅速施行。如今朝廷任命官员，已经轻视刺史、县令的职责，又屡次催促更换；刺史、县令任期长的三年一换，短的甚至一两年更换两次。因此州县政务中，假如有不利于百姓、可以由自己出面革除的事情，刺史便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何必这样做？”县令也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何必这样做？”忧愁时就借酒浇愁，饥饿时就只求吃饱；把帛装入袋中、把金钱装满囊袋，笑着等待任期结束。唉！州县难道成了驿站吗？何况在官员更替的空隙，狡猾的吏员又借机肆意作奸欺诈，来出卖州县呢？这样却想希望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户口不破败、垦田不减少，实在太难了！我送走老农后，把他的话逐条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蠹化》　陆龟蒙 橘树上的蠹虫，大约有小指头那么大，头上长着突出的角，身体蜷缩，像蝤蛴而呈青色。它遮在叶下仰头啃食，速度像饥饿的蚕一样快，彼此不相上下。有人张手触碰它，它便奋起双角发怒，神色桀骜。忽然有一天再看它，凝然不吃也不动。第二天再去，已经蜕变成蝴蝶了。它行动拘谨，翅膀还没有舒展开。翅上黑色、苍色相间，红色和黄色交错，腹部充实而椭圆，尾部纤细而长。像久醉刚刚醒来，瘦弱的枝条不能伸展。又过一天再去看，它倚着微风和露水，攀援草木，翅膀高举向空中，轻快地飞走。有时藏在蕙草缝隙中，有时停留在竹林顶端，翩然回旋于高空，飞扬摇曳，纷纷拂动，十分可爱。不一会儿撞上蝥虫的网，被胶粘住；它牵引丝线，层层缠绕，牢固得像戴上桎梏。人即使十分怜悯它，也无法解开让它逃走。唉！外表秀美，好像有文采；内心沉默，好像有德行；不结党而游，好像清洁；没有嗜欲而取食，好像廉洁。假如先前不知道它是橘树上的蠹虫，后来又没有看见它撞上蝥虫的网，人们会说它是从钧天帝居而来、如今又返回天上的仙物。天下就是大橘树，名位就是大翅膀，封疆就是巨大的蕙草竹林。如果灭弃德行、忘却公义，崇尚浮华装饰，只使外表荣耀而内里枯朽，损害根本而堵塞源头，难道不会成为大蝥虫网中的猎物，被胶粘住吗？看了我所写的蠹虫蜕变，就可以有所警惕了。《较贪》　杨防 弘农子游历卞山北面，遇到一个乡间老人，头巾破旧，鞋子不全，背着柴仰望天空，叹息之后又号哭。于是走近询问他：“莫非防备不足吗？还是有冤屈而没有地方申诉？为什么声音这样悲哀，情状这样痛苦呢？”老人放下柴哭着说：“拖欠了助军的赋税，儿子被关在县狱中，已经三天没有粮食了。如今官府要追查以前拖欠的赋税，我已经卖掉耕牛犊了；昨天的欠税，又抵押了小女儿。如今田地贫瘠而频繁播种，也没有一次成熟；卖掉东西又卖不出去，还要拿来充作助军费用，难道这些钱粮都真的用于军队吗？如今十成中还没有二三成用于军费，其余全都被挪作外用。又有狡猾小吏和贪婪官员，收放增减，变化万端；离开没有去处，留下又没有资财。不是我不敢顾惜生命，实在是想不死又能怎么办呢？”弘农子听了他的话，随之叹息，退下后反思世道。万物之中，对百姓危害最大的，没有什么比老虎的暴虐更甚。我将借老虎来警戒贪官，希望多少能救济百姓的疾苦。这天晚上，我梦见一只猛兽用人的语言说：“你想警戒贪官，却要把我列为首要对象。即使你自身清白，又何必这样严重地侮辱我呢？”我说：“你伤害人的牲畜来填饱自己，难道不是贪婪吗？”猛兽说：“我不放牧、不耕种，靠什么供养生命？如果不捕捉野物，我的口中就没有食物。” 我因为饥饿而寻找食物，假如偶尔吃饱了，就安然藏起来，不再图谋。难道你们人的智慧在于役使万物吗？饲养牲畜、种植作物，打猎捕鱼，都是为了供给自己的食物；栽种桑树、养育蚕，经营谋划，都是为了供给自己的用度。一件东西可以索取，一种货物可以谋利，便急急忙忙地谋划，勤勉不息地挂念，像深沟、深溪一样，永远不能满足。难道能和我吃饱一次便安然熟睡相比吗？”弘农子惊醒后，仔细思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还不如野兽，差距太远了。《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五，宋李昉等编，论事 《西边患对》一首，《叛解》一首 《罪言》一首，《原十六卫》一首

译《书田将军边事》一首 《西边患对》　沈亚之 元和十二年夏季六月，亚之向西出了咸阳，行走在岐山、陇山之间，采集当地风俗，听到西部土地上归降的旧老百姓告诉我边境成为祸患的原因和令人痛心的情状，言辞十分条理详尽。有人讥笑说：“若不是这个老翁把西戎蠕动般的小股军队说成边境祸患，假如让他听到北方边塞匈奴杂虏的声势，他恐怕连哭都不知道。”大概天子的忧虑已经十分勤勉，又把符节分给将帅，供给他们办边防所需，怎么还会困顿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如今所说的成为祸患的原因不止一个，正因为这些原因，边兵不能训练武艺，险要之处不能形成坚固防御，百姓无法谋生，即使这样，官吏仍轻视它。然而北方胡虏、匈奴即使乘着良马、挽着强弓，在严寒时节向南奔驰，他们来的人不过几千，所掠夺的百姓财物，也不过一人所能携带的数量，却仍像凶猛的鹰隼一样无法阻止。驻兵留守边塞，向北绵延千里而相连，望见敌军扬起尘土，便能知道奔马有多少；观察敌情后，烽火相继点燃，然后收聚百姓和牲畜，严密闭垒等待敌人。而且每年八月戍边时都有烧毁野草、实行清野的措施，使他们的马无处觅食；他们即使到来，也来不及解鞍，便会回去了。西戎却不是这样，他们的人像蚂蚁一样聚集，占据山川、低地、水泽等地利；他们的兵器虽然不能抵挡唐人，但防守十分深远，奋力作战而不怕死，所守必是险要之处，所夺必是有利地势。” 可是唐军中认为他们的兵材不能与自己相比，便都轻视他们。因此从安西以东，经过河、兰、伊、甘以及西凉，直到宁、天水，绵延一万三千里，凡六镇十五军都被西戎占有，正是由于轻视他们而逐渐失守。我听说他们当初攻下凉城时，包围军队绵延百里，等到守城军已经困窘，才派能通晓唐话的人告诉城中说：“我们所要的只是这座城，城中人无论老幼都可以向东离去，我们也会谨慎约束军队，不让离开的人受到伤害。”城中人争相喊道：“既然能够包围，就一定能够解围。”后来攻取其他城池，全都像攻取凉城一样。从此人人都坚定地抱有求生之心，不再认为有坚城可以守。这件事从得到防守地以来，至今仍作为言语相传，客人为什么偏偏没有听说呢？岐山、陇山之所以可以固守，是因为有陇山作为阻隔。从前这里树林繁密，西戎不能把它作为便道；如今树林全被砍伐，行走的人没有不能通过的。而且空额兵力号称数目与实际兵力相差五倍，又有不参加战斗、而被派入山林砍伐麞、熊、麏、麝、豪猪等作为徭役的，占十分之三；他们在穷险的山岩和屏障中，砍除繁茂树木、获取木材，斧声和呼喊声无论寒暑都不停。这种徭役又占十分之四；他们征发牲畜、粮食、金帛、文松、大梓、奇药、珍禽以及熏香等物，在陆路上挽车，在渭水上漂筏，向东抵达咸阳，进入长安，运输和部署接连不断。这种徭役又占十分之二。其余士兵应当守烽火台，昼夜击柝，侦察候望，却都困于饥寒；衣食有时经过很久也得不到救济，只看他们心中怨恨不平，幸而没有发生意外，他们还能抵挡西戎吗？这一切都依赖主上的圣明威神，西戎畏惧他的教化，所以不敢向东挥刀。如今岐山、陇山的土地非常肥沃，农民却不能得到足够粮食，穿的只是粗劣的秕稗衣和缀补的破缕，没有完整的布帛；租税缴纳粮食给官府，实收一份却耗费两份。小吏凭借法令索取贿赂，贿赂丰厚的人即使拖欠也宽免，粮食虽晚到也赶紧给他文书；贿赂微薄的人，稍微耽搁一天，便被小吏公开鞭打。粮食到了应当交纳时，官吏却说先轮到某人，又轮到某人，因此有人多日也交不上去。其他征发徭役也大都如此。农民把全部收获拿出来还不能满足费用，却仍无不忍受官吏，这些百姓住在蓬草之中，又有什么生存的乐趣呢？如今祸患众多，大略令人痛心的情形就是这样，长官始终不省察，仍然轻视它。唉，怎么能不困顿呢？” 《叛解》　李甘 有人说：“申恒为什么要叛乱？”回答说：“盗贼会不会仇恨富有的人家？他们还要贪图财物，强行索取，好像怨恨主人一样。申某熟悉盗术，恒某熟悉贼术，难道有区别吗？”回答说：“损害财物叫作盗，以盗术伤害人叫作贼。天下有士大夫之家拥有布帛粮食，天下有宰相之家拥有子弟。申某凭借叶县，难道不是盗吗？恒某惊扰宰相，难道不是贼吗？”有人说：“有人偷一金钱，难道要耗费千金去捕捉他吗？有一个贼人，难道要杀死十个人才能把他处以磔刑吗？如今三年用兵，费用不是千金而去捕捉一个盗贼，怎么支付这些费用？万人犯罪，难道不杀十个人就能处以磔刑吗？如果这样杀人，怎么办？”回答说：“如果认为一金钱太少而不捕盗，那么穷人家家都会图谋盗窃，富人家家都会遭遇盗窃；如果认为一个贼人太少而不处死，那么壮健男子人人都会成为贼人，懦弱的人人人都会遭受贼害。所以，消灭天下的盗贼，三年还算早；战胜天下的贼人，万人还算少。”有人说：“我听说勇猛的人会重重关闭门户，为什么不把门闩好呢？”回答说：“天降大雨，墙垣毁坏，盗贼趁机而入，难道只是因为门关闭了吗？” 有人说：“既然他们熟悉叛乱的技巧，把他们赎出而任用为官吏怎么样？”回答说：“盗贼想要施展技巧，官吏却不想受到扰乱。这就像赎出娼妓娶她为妻一样：她做娼妓时放纵淫乱，做妻子后就会受到约束吗？” 《罪言》　杜牧 国家的大事，本来不应当由我来谈，实际上谈论它就是有罪，所以把这篇文章题作《罪言》。人常常受兵乱之害，兵乱发端于山东，蔓延到天下；不能取得山东，兵乱就不能平息。山东这块土地，禹划分九州时属于冀州；舜因为它的地域太大，分为幽州、并州。衡量它的水土，和河南相等，常常占全国十分之一二，所以那里的人深沉勇悍、多有才能和力量，重然诺，能够忍受辛苦。自魏晋以下，后代逐渐浮华、羡慕淫靡，精通机巧纤杂之事，心意姿态百出，风俗越来越卑下鄙陋，人也越来越脆弱。唯独山东还崇尚五种农作物和兵器弓箭的根本，外来的事物不能使它动摇。那里又出产健马，劣马每天也能奔驰二百里，所以兵力常常足以抵御天下。冀州因为凭恃强力而不顺理，世人希望它必定衰败；即使已经衰弱，又担心它后来重新强大。并州的力量足以兼并吞灭他国。幽州地处幽暗阴惨、好战杀伐，所以圣人依据它的风俗给它命名。黄帝时蚩尤成为战争的祸端【阪泉在今妫川县】，此后许多帝王都居住在那里，难道是因为崇尚它的风俗才在那里建都吗？周朝衰弱后，齐国称霸却不到一世；晋国太强，役使诸侯。直到秦国集中精锐攻打三晋，经过六代才得到韩国，于是折断天下的脊梁，又得到赵国，因而逐一取得其他诸国。

译秦朝末年，韩信联合齐国占有山东，所以蒯通知道汉、楚的轻重取决于韩信。光武帝从上谷起兵，在鄗地成就帝业。魏武帝在官渡起兵，三分天下而占有其中二分。西晋混乱，胡人作乱；到宋武帝时，号称英雄，取得蜀地和关中，全部占有河南之地，天下十成中占有八成，却不能使一个人渡过黄河去窥伺胡人。后来高齐荒乱，宇文氏取得天下，隋文帝因而灭掉陈国，五百年间天下才重新统一。隋文帝并不是宋武帝的对手，而是宋武帝没有得到山东，隋文帝得到了山东，所以隋成为王朝，宋只是霸业。由此说来，王者如果不能得到山东，就不能成王；霸者如果不能得到山东，就不能成霸；狡猾的贼人得到山东，便足以使天下不得安宁。国家在天宝末年，燕地盗贼逐渐兴起，出入成皋、函谷、潼关之间，好像进入无人之地；郭子仪、李光弼等常率五十万兵马也不能越过邺城。从那以后，一百多座城池相继失陷，天下力量耗尽，连一寸土地也不能取得，人们看待他们，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义无反顾却没有人敢窥伺。国家因此依托黄河修筑屏障，在交通要道戍守设塞；齐、鲁、梁、蔡受到这种风气影响，也相继设置防御。里外互相支撑，混杂回旋，颠倒横斜，从未有过五年不发生战争的时候。百姓的生计日益衰败，四方夷狄日益昌盛炽烈。天子因此巡幸陕西，巡幸汉中；汉中已经焦灼困苦七十多年了。唉！适逢章武皇帝在位，他穿洗过的衣服，只吃一肉，不打猎、不游乐，从卑微冗杂的职位中选拔将相，经过十三年，才完全取得河南、山西之地，清除弊病，改革制度，没有不顺当合宜的。唯独山东不服，也曾两次攻打它，都因不利而返回。难道是上天使百姓还没有达到安定太平的境地吗？难道是谋划还没有做到吗？为什么这样艰难，为什么这样困苦啊！如今的天子圣明，超过古代，立志使天下太平。如果想让天下百姓都无事安宁，关键在于先除去兵乱；不能取得山东，就不能除去兵乱。兵乱杀人，没有停止的时候。如今最好的防御，没有什么比先治理自身更重要。为什么呢？贞元年间，山东有燕、赵、魏叛乱，河南有齐、蔡叛乱，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陕邓、安、黄、寿春等地都驻扎重兵。这十多个地方，兵力仅仅足够自守自理，实际上一人也不能抽调去执行其他任务，于是使我们的力量松弛、形势削弱。眼看那些不守法的人，却无可奈何。因而蜀地也叛乱，吴地也叛乱，其他尚未叛乱的地方，也都随时上下，不能保证可信。” 从元和初年到现在二十九年间，取得了蜀、吴、蔡、齐，共收复郡县二百多座城池。尚未取得的，只有山东的一百座城池。和往年相比，土地、人口、财物、铠甲兵器，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也足以自认为能够治理了。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真能自行治理吗？贤能和奸恶之人，搜寻选拔、安置舍弃，果真能自行治理吗？关塞戍守、干戈车马，果真能自行治理吗？乡里道路、仓廪财赋，果真能自行治理吗？如果不能真正自我治理，就是在帮助敌虏作恶。环绕土地三千里，根植七十年，又有天下人在暗中帮助他们，这样怎么可以攻取呢？所以说：最好的防御不如自我治理，中等的防御不如取得魏地。魏在山东最为重要，对河南也最为重要。为什么呢？魏在山东，因为它能够遮蔽赵地。既然不能越过魏地去取得赵地，当然也不能越过赵地去取得燕地。因此燕、赵常常把魏看得很重，魏常常掌握燕、赵的命运。所以魏在山东最为重要。黎阳距离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离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阳、新乡都属于卫州】，城垒彼此相望，早晨驾车，晚上交战。这两个渡口只要敌虏攻破其中一个，便能驰入成皋，不出几天就会到达。所以魏地在河南与山东之间也最为重要。如今愿意用近来的事情说明这一点：元和年间，调集天下军队，诛灭蔡地叛乱，驻军五年，没有山东的忧患，是因为能够取得魏地【田宏正来降】；昨日诛灭沧州叛乱，驻军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是因为能够取得魏地【史宪诚来降】。长庆初年诛灭赵地，一天之内五个节度使的军队四面出动，后来溃败解散，是因为失去了魏地【田布死】；昨日诛灭赵地，一天之内撤军，情形和长庆年间一样，也是因为失去了魏地【李听败】。所以河南、山东的轻重，常常取决于魏地，明白可知。并不是魏地强大到能造成这样的结果，而是地形使然。所以说，取得魏地是中等防御；最下等的防御是任意浪战，不考虑地势，不审察攻守，就是这样。兵多粮多，驱使人作战，适合防守；兵少粮少，军队不必驱使而自行作战，适合进攻。所以我们常常在战斗中失败，敌虏常常困于防守。山东人叛乱，已经有三五代了。如今后生所见所闻，言语举止无不带有叛乱，认为事情和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沉溺其中，深入骨髓，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若有人指示他们归顺，他们便抵抗、侵犯，甚至残杀亲族。俗话说：“叛乱离去，头目纷纷兴起。”至于被围困危急、粮食吃尽，甚至分食尸体来作战，把这种行为当成习俗，又怎么能和他们决一胜负呢？” 十多年以来，总共三次收复赵地：粮食吃尽、即将攻下尧山时失败【郗尚书士羡】；赵地重新振作，攻下博地时失败【杜叔良】；赵地重新振作，攻打馆陶时失败【李听】；赵地又重新振作。所以说，不考虑地势，不审察攻守而进行浪战，是最下等的防御。《原十六卫》国家开始沿用隋朝制度，设置十六卫将军，共三十人；属官共一百二十八人，分署守卫，分部夹峙于禁省之间。这套制度最初建立以来，直到现在从未废除削减。然而从今天看来，设置这些官职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恐怕就是十六卫吧？考察它原来的事实，它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大命运。自贞观年间开始，武功既成而兴文治，朝廷以内用十六卫蓄养军事将领【褒公、鄂公之流都任诸卫将军】，朝廷以外又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所，用来储备兵员。若有不幸，方圆二三千里作为防区，数十、上百万人作为防兵，蛮、夷、戎、狄四方践踏而来。这时军事将领应当带兵驻守外地。等到天下统一，暴乱消除，削弱了敌势，只需一辆车、一道符命，奉命四处巡行，没有不信服顺从的。这时军事将领应当带兵驻守京内。他们驻守内地时，官职是将军，印绶有朱有紫，仪章有金有银，率领千百骑兵趋赴朝廷宗庙【《集》作“谒”】；享受车马、歌伎舞女，追念功劳，赏赐劳绩，出于特恩。所属士兵分散安置在各府，上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共有约四十万人】。三季耕种，穿蓑衣，使用耞耒；另一季操练武艺、骑马、剑术、弓箭，轮流守卫，以此督促父兄相互告诫，不得另入其他户籍。将领府中的兵员分散到田亩，力量分散，势力被削弱，人人各自爱惜生命；即使有蚩尤做统帅，也终究不能使他们作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

译等到他们应当驻守外地时，所属士兵接到檄文才来，接受朝廷命令；不能见妻子，斧钺在前，爵禄赏赐在后，以首级争首级，以力量拼力量，猛烈冲突，哪里有空考虑别的策略？即使有蚩尤做统帅，也终究没有能力使他们叛乱【一作“也”】。从贞观到开元末年，一百三十年间【《集》作“一百三十五年”】，军事将领和士兵从未发生叛逆篡夺。这是圣人能够掌握轻重、控制内外屏障的圣明谋略。到了开元末年，愚昧的儒生上奏说：“天下文治已经太盛，请罢除府兵。”诏令说：“可以。”武夫上奏说：“天下武力已经强盛，请攻击四夷。”诏令说：“可以。”于是朝廷在内铲除府兵，在外制造藩镇将领；兵员像急流奔走、箭矢飞驰一样，京内一个士兵也没有了。他们从辽地起兵，逃奔蜀地，绵延万里，长期加强对奚、契丹、吐蕃、云南、大食等国的防御，十多年间死了百万人。于是形成尾部过大而中枢空虚的局面，燕地势力偏重，天下震动，祸根如灰烬复燃；七位皇帝忧劳到天未明就进食，想要除掉它，尚且做不到。由此看来，军事将领和兵员哪里可以有一天放出笼头、脱离约束呢？然而治理国家又不能完全没有军队；军队驻外就会叛乱【韩信、黥布、七国之乱，近代则有禄山、仆固怀恩等】。军队驻内就会篡夺【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氏以下都是这样】。若使外驻不叛乱，内驻不篡夺，士兵不离开编制，就没有自焚之祸，将领可以保全性命，也不会有“烹狗”的譬喻。这是古今以来最好的法术。难道还要设置府兵而废掉十六卫吗？近代以来，对于这些将领，弊病又更加严重了。人们喧嚷说：“朝廷诏令任命将领，公布姓名让人看，往往是市井小儿，大多只会索取金玉，倚仗幽暗势力，折券交结、贿赂财货。”他们完全不懂得父兄礼义的教诲，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气节【《集》作“气”】。一旦获得百城千里的权力，那些强悍、刚愎、暴横的人，就会削弱法制，不让法制防范自己；诛杀忠良，不让忠良违逆自己；凭借力量和有利形势，没有什么不作为防范手段的。那些暗中钻营、巧诈狡猾的人，也会盘算家产、搜刮人口，把财物托付给邪佞宠幸之人；通过卿位买通公卿，从郡守升到都城高官，把四境所辖之地指作自己的别馆。有的人若不幸长寿，就会残害百姓，几乎遍及天下。因此天下常常兵乱泛滥，齐民困敝耗损，乡党风俗淫邪衰败，教化悲凉浅薄，恩泽壅塞抑制而不能下达，灾异由此召来，甚至祸及牛马。唉！从愚昧到聪明的人，难道全都明白这些道理吗？况且武官承担诛伐之任，如同天时有秋季；文官承担治理之任，如同天时有春季。上天不能颠倒春秋，豪杰也不能混淆文武。这样的人接受斧钺去诛灭暴乱吗？回答说：“就在这里。”某人施行政教吗？回答说：“就在这里。”想要使祸患不发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恭敬地思考文皇帝设置十六卫的宗旨，有谁还能重新考察它的实际意义呢？这关系到天下的大命运，所以我作《原十六卫》。

译《写给田将军谈边防事务》　孙樵 向北背靠临卭，奔驰越过二百里，便到了严道郡。这里确实和沉黎、越隽同为边城，逼近群蛮。田宾将军任严道刺史三年，能够详细条理地说明南蛮的事务。他对我樵说：“巴蜀西面逼近戎族，南面逼近蛮族，应当有办法控制他们。”广德、建中年间，西戎两次饮马于岷江，人数多如蚂蚁。前锋魁梧强健，都穿着五蜀的铠甲，拿着长达倍寻的兵器。他们缓缓呼喊，按步前进，一边交战一边推进。蜀军遇敌便像树木一样直立列阵，横向堵截，排列的戈矛如同森林；射出的箭如飞蝗一般，却都折断刀刃，吞没箭镞，不能杀死一个戎人，更何况抵挡他们的阵势呢？然而戎兵踏入我方土地越来越深，因疫病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自己估量不能久留，便常常引兵退去。因此蜀人说：‘西戎还可以应付，南蛮却残酷难制。’自从南康公开凿青溪道路、与群蛮和好，使他们经蜀地来进贡，又选取群蛮子弟聚集在锦城，让他们学习文字和计算，学成便遣返，再用别人接替。这样将近五十年没有中断。他们来这里时，在蜀地学习的人不下千百，所以他们的国人都熟悉巴蜀的土俗、风物、山川和险要。文皇帝三年，南蛮果然能够大举攻入成都城门。他们攻入成都的三座城门，四天后便撤回。他们所掳掠的地方，从成都以南到越隽以北八百里之间，百姓和牲畜都被掠夺一空。再加上败兵、贫民持兵器聚集，乘机抢劫杀人，官府无法禁止。因此西蜀十六州直到今天仍受其害。从那以后，群蛮常怀有屠掠蜀地的心思。平时便休养牲畜、积聚粮食；行动时便训练士兵、讲习武事【《集》作“战”】。又让那些曾在蜀地学习的人，窥伺各地节度使之间的空隙，察看兵力和赋税的虚实。有时听说蜀地百姓苦于沉重的赋税，便准备借此机会挑动他们，以侥幸求取非常之变【李丞相固说，他镇守西蜀时，有个编户百姓李▯，派儿子带信与蛮人联系，说蜀地没有防备、可以攻取。边戍搜捕到他，审问后查明属实，处死于市。至今或许仍有人沿袭他的做法】。我不知道群蛮这次举动，究竟把大剑关以南看作国家所有的土地吗？况且每年派兵戍守南方的，都是成都的顽民，吃饱稻米猪肉，十个人中有九个肥壮如葫芦。他们虽然知道击钲击鼓的次数，却不熟悉山川险要。我曾经观察他们来犯时，北风正猛烈，他们缓步走平坦道路，一天只走一舍，已经气喘吁吁、满身出汗了。何况还要经历重重险阻，即使严守行程、束甲快走，防守作战，又怎么能够呢？再加上担任将领的人刻薄自私，侵吞运输军粮的费用，放纵属吏来防止盗窃。县官应当发给绢帛时，却用粗劣的来替换；应当发放好粮食赈济时，却掺入沙子充数【每年应发绢帛，主将往往先买轻薄的绢帛换取厚重的绢帛，然后发给边兵；应当发粮时，下属官吏必先盗取粮米，再用沙子补足数量发给边兵。边兵因此怨恨，四字《集》作“常以口为怨之也”】。这样一来，边兵只顾怨恨将领尚且来不及，又怎么能够拼死奋战呢？这就是巴蜀忧患的原因。我樵说：确实如将军所说。如果为国家谋划，哪有比下诏给严道、沉黎、越嶲三城太守更好的办法呢？让他们度量险要，查验营垒，自行招募士卒来守卫。况且兵籍隶属于郡，容易征役；士卒出于边地，熟悉险要；又各自在所属地区修整美好土地，分兵屯田。春夏耕种养蚕，以供衣食；秋冬严固营垒，等待防御敌虏。节度使能够督察他们，每年派防白吏查看士卒有无，弹劾守将违法的事情上报。这样，县官没有运输军粮的费用，奸吏没有借机盗窃的机会，兵力充足，粮食供应充分，士卒【《集》有“胥”字】不怨恨将领，那又怎么样呢【四字《集》作“如何”】？”田将军说：“这样做，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文苑英华》卷三百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