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一，《宋》，李昉等编，《直谏》。《直言极谏策》一道。茂才。《茂才异等策》一道。《直言极谏策》：建中元年正月十五日。问道：“朕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寻求正直之士、广泛采纳直言、勤勉实行，并借此辅助完成教化的。朕登临帝位的时间还短，政事治理多有缺失，每每希望忠义之士直切地进献有如药石的劝谏。诸位大夫收敛锋芒、隐藏器识，思求奋发而等待时机，如今开启言路，正好来滋润朕的心怀。你们应当有什么就直言进谏，不要隐瞒。朕私下不敢自我揣度，敢于仰慕前代君王，上则效法伏羲、轩辕，下则遵循尧、舜，恢复已经散失的淳朴，振兴将要衰颓的纲纪，使礼让兴盛流行、刑罚不被使用，可是人民仍然轻易犯法，官吏还在徇私。做盗贼的还没有逃散，不仁之人还没有远离。这难道是因为臣下不是稷、契才导致这样吗？还是作为君主的不是禹、汤，才使事情变成这样呢？应当制定什么谋略，才可以使西戎归于安定有序？施行什么教化，才可以使外门不用关闭？五种劝谏从哪里来？三位仁人中谁最为优异？周昌与汉高祖相比，对于桀、纣如何？刘毅与晋武帝相比，对于桓、灵如何？只要能够包容，一方不猜疑恼怒，那么君主不失圣明，臣下不失忠诚。诸位既然属于这些人的同类，应当详细说明他们过去的行为；四位贤人的优劣，朕等待你们辨析心中深切的疑问，也请说明朕自身所有的不足。除条目式问题以外，凡有关情况都详细写出，千万不要当面顺从，以加重朕的不德。” 对答者：姜公辅。臣听说，尧、舜驾驭天下，是用至高的道理治理万邦，用美好的利益使天下受益。百姓还担心自己没有受到教化，万邦还担心自己没有安定下来，于是又设置诽谤木，征询正直的意见，不敢自满自大，也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伏惟陛下以玄妙的德行统御天下，以文德和思虑承继国业，谨慎地守护中兴的大业，恢复淳朴古风。陛下光大发扬法典制度，广泛询问贤能之士，把臣的谏诤之思赐给臣，以便启发教诲臣。臣狂妄而简陋，不知教化的根源，谨冒死叩头，冒昧陈述愚见。制诏说：“朕私下并不自量，竟敢仰慕前代帝王，上法伏羲、轩辕，下遵尧、舜，恢复已经散失的淳朴，振兴将要衰败的纲纪，使礼让兴盛流行，刑罚不再使用，可是人们仍然轻易犯法，官吏还在徇私，盗贼没有逃避，不仁之人也没有远去。这难道是因为朕不是稷、契而造成的吗？这是因为君主辜负了禹、汤才导致如此。”陛下这番话真是伟大啊！臣听说禹称道：‘善人兴起，不善之人就远去了。’臣看见陛下从空山中征召隐逸之士，从卑下职位中拔擢夔、龙一类的贤臣，聘用名士，礼敬贤者，亲近无所贪欲的人，发布革新的诏令，使官吏严肃、百姓喜悦，法律清明、命令畅行，却还说‘这是君主辜负禹、汤，臣下又不是稷、契’，这正是陛下谦让到了极点。臣哪里敢插话呢？合乎正道的事情容易兴起教化，失去正道的事情就难以随机应变。处理事情违背了它的分际，哪怕一丝一毫也会出差错；审察事情合乎它的分际，即使道路不同也能达到同一结果。计算一年的功效，不是一时就能实行的；达到大治，也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只要在开始制定和处理事务时立法，期待经过多年以后才见到教化，使得失可以从兴衰中得到鉴戒，像寒暑在春秋中逐渐变化一样，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不能使治理达到羲、轩的境界，与尧、舜同放光辉呢？制诏说：‘设立什么谋略，才能使西戎归于秩序；施行什么办法，才能使外门不用关闭？’陛下施行诚信和惠爱的心意，和睦对待戎狄，观察那些君长，他们经过多重翻译来朝廷，却应当是由于地处偏远荒僻，不知道圣上的造化。臣认为西戎轻慢而少信用，贪婪而没有亲情；看见边防严整，就请求互通友好；看见边疆没有防备，就屡次萌发贪心。本来就难以用礼义使他们和睦，也难以用恩泽加以安抚。采取当前的要务，没有比任用有智谋的将领和强悍的士卒、在边疆设置险要更重要的了。臣认为陛下应当把抚恤百姓作为根本，不必把西戎作为忧虑。现在请制定边兵的固定数额，边将的固定职责；让他们分居在自己的土地上，供给牲畜使他们以此为业；依据他们的产业为他们修筑城池，依据他们的将领任命牧守。又进一步严明法令，使捕获敌马的人以马作为奖赏，使捕获敌羊的人以羊作为奖赏。人人都能安定自己的产业，作战时力量自然加倍，这样就可以稍稍安定了。如今铠甲日益积聚，战争年年扩大，百姓疲困不堪，还不能频繁出兵。伏望陛下使造福万物的根源得到休息，遵循人的正道，使众多百姓繁衍，农桑按时进行，在朝廷中弘扬济济的贤士，在民间盛行洋洋的教化，使他们来到这里时仰慕此地礼乐文物的兴盛，居住在边疆时杜绝追逐利益欲望的要求，然后才能叩关归顺而进入秩序。奸邪产生于豪强，廉耻产生于礼义；礼义一旦确立，谁会不知羞耻而归服呢？衣食充足，谁会背弃道义而趋逐利益呢？臣认为，使他们完成致富获利的产业，推行仁义的教化，那么外门就不用关闭了。制策问：‘五谏从哪里谈起？三仁之中谁最为优？’臣认为，进谏以委婉讽谏为先。使国家混乱，并不是没有直言；只是直言不被采用，所以谄谀胜过了它。治理国家也不是没有谄谀；只是谄谀不被采用，直言才会胜过它。时逢闭塞，仲尼有时也只能守住君主的文德；如今政治清明，微臣请求依从直谏这一臣子的职责，哪里敢涉及两件事呢？从前商纣不行君道，残暴地抛弃上天所赐的万物，三位仁人辅佐进谏，捍卫宗庙社稷，退却八百诸侯的军队，压制三分天下的势力，他们同样忧虑国家的混乱，都可以称为仁人。若比较他们挽救危局的操守，或许不全是同样的德行：比干明知死亡的道理，还要防止君主犯错；微子离开父母的国家，有人说这是以智求免，进退之间不失正道；这大概在太师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吧？制诏说：‘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他们都受到包容，君臣之间没有猜疑和恼怒，因此君主没有失去圣明，臣下也没有失去忠诚。’你既然和他们同类，就应当详述他们以往的行为；四位贤人的优劣，等待你辨析其中深刻的疑问。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两位圣主乘时开国，参与辅佐宏大的事业；两位臣子委身事主而建立国家，能够扶助兴盛的国运，开辟忠诚正直的道路，成就不避讳直言的朝廷。本来把他们拟议比较，虽然失去伦次，也无所惭愧，是想用来感动君主尚未觉悟之处，使政治达到太平，断绝好恶私情之门，传承和睦的时代，使名声高扬于万古，流传在史册之中。巍巍三代，这可以说是盛美之事。臣向来没有学术，错误地承受了对答和宣扬圣意的任务；如果改变其中微妙之处，便会玷污这些言论。若以礼法衡量臣的意见，晋武帝难道比汉高祖差吗？他击鼓发怒、抗言争辩；周昌难道不如刘毅吗？制诏说：‘朕自身有所不能及之处，除了条问所涉及的内容以外，也要全部写出，务必不要当面顺从，以加重朕的失德。’臣本来平凡浅陋，地位又处于卑微之列，只能仰望天地的广大，徒然欣喜于教化养育；体察阴阳运行的广大，每每承受陶铸造化之恩。哪里想到圣诏接连降临，屈尊向臣下询问？内心惶恐失措，就像夏天的虫不可能见到春天的冰，浅陋之士哪里能知道天道？想要陈述平素微薄的见解，进退之间都感到忧惧惶恐。

译臣看见陛下以道生成万物，以德覆盖承载天下，赏赐如春夏生长，刑罚如秋冬肃杀，把金玉抛弃在江湖，把珍奇返还给山泽，把符瑞视为草莽，把忠良当作灵验的祥庆，面对群臣施行正德，给百姓以厚生的恩惠，这确实是太平之道，是刑罚废置逐渐形成的征兆，臣不胜欢喜。愿陛下俯仰之间都以此为准，醒着梦中都不忘此道。《诗经》说：‘没有谁不能有好的开端，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臣私下认为，知道慎终如始、以善终来保存道义的，大概只有圣人吧？伏惟陛下善始善终，臣不胜葵藿倾心仰向的至诚，谨此回答。茂才异等策问 问：大禹寻求贤才，所以夏的德业长久兴盛；文王拥有众多贤士，所以周的道路连续光明。这样说来，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人才，有人才在位，政事就能兴举。朕德行浅薄、教化不足，继承登临帝位，早起敬畏，如同涉渡大河。朕寻求最高的谋略，希望能够回答上天的告诫。你们诸位大夫志向操行修洁，学术广博，思考天下大事，钻研大道的极致，庄重地前来应召，朕实在对此感到嘉许。近来夷夏多有忧患，烽火和战鼓屡屡报警，又加上荒年饥馑，百姓离散，家家都长满了荒草。如今八方刚刚清平，众多军队还没有停止。朕承接大业，确实要救济横流的时局，希望达到和平，革新制度。然而成汤承继夏而有天下，周武王平定殷，刘邦矫正秦的弊政，魏承袭汉代的风俗，他们都是以乱世转为治理，以安定代替危亡，必定有最高的政道保存在良好的典章中，与今日相合，可以举而实行。请精细辨析其中所长，写在策文中。禹的谋略所说的六府三事，周代法令所说的八政五纪，有所守持，有所作为，都是常道和训诫，筹划治理远古以来的政事，用来彰明得失。国史应当详细记载，天官也必须记录，完成政务、救济时局，没有比这更急迫的。都应当明确说明功利，分别辨明条理，比较圣王的损益，衡量当代应当采用什么、舍弃什么，沿袭和变革的要点，都是茂才对答所应涉及的。如今想要废除关市的征税，减轻什一之法，把超过一年的戍役归还，罢免无事可做的官员，那么国用就没有资财，军粮仍然不足，百姓多有怨恨，边疆有侵扰，工匠也没有良策。请明确陈述谋略；法令中有不合时宜的，官吏中有尚未适合其职任的，贤士有因不合流俗而被埋没的，遗留下来的纲纪中有可以补益教化根源的，都可以使肥沃和贫瘠的土地得到均衡，使工商在市场店肆中便利。改革征收物品的制度，厘清并创立端正的制度，恢复官署的职掌，澄清官员品流，使朝廷有能够治理政事之士，边疆有临难而死之臣，从而恢复民俗的廉正，重返淳朴简约的风气。一定要记录实际成效，指明陈述利害；在交上策文之外，还应当有好的谋略。各自把所听闻的全部陈述出来，充分申明正直的意见。朕虚心听取意见已经很久了，不要隐瞒对朕过失的指正。对答　　　　　　　　　　　杜元颖 臣元颖对答说：我依据《周易》所说，君主之道下济臣民，臣下的志向上通君主，这叫作泰卦。卦辞说：‘小的离去，大的到来。’臣遍观自书契以来的历史，君主的德行确定之后，没有谁舍弃这一道理而能够通达聪明、眼光达到宏伟功业的。伏惟陛下承受光明的天命，能够广布文德，亲自降下宏大的询问，向微臣征询意见。愚臣才智见识平庸浅陋，经学术业短浅，不足以充当明诏所问的回答；若隐瞒罪过，罪责就更大了。岂敢不低头竭尽愚诚，仰报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制诏说：‘朕恭敬地承受大业，确实要救济横流的时局，希望达到和平，革新制度。’而且成汤承继夏，周武王平定殷，刘邦矫正秦的弊政，魏承袭汉代的风俗，必定有最高的政道保存在良好的典章中。臣听说，汤改变夏的政教，民间以质朴为风；武王改变殷的政教，鬼神以文饰为风；秦朝残暴而灭亡，汉朝宽厚而矫正其弊病，这些都是古代帝王的良好典章。等到东汉衰败以后，皇帝的纲纪分裂，曹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借用汉法取得威权，中原大致平定后，终于窃取神器；他的政令、刑法、典章、礼制，杂乱地改变前代，实在不能和萧何、曹参的一贯制度以及文帝、景帝改革法令相比。虽说是革命改朝换代，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地方。陛下承继帝位而取得大器，以赫赫如雷电的威势扫除群凶，功劳高于一战，事业使国家获得再造；想要革新制度，亲自拯救百姓，幽明万物无不称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然而臣心中有愿意进献和纠正的意见，不怕斧钺之诛而冒犯龙颜，伏惟陛下稍加留意。臣听说，自古帝王改易国姓、接受天命，在上天面前告成之后，就革新制度，改变百姓的视听，这是为了显示亡国之君的骄横偏邪，也是为了发扬建立国家者的光明伟业。其余如少康复兴夏，武丁振兴殷，武王兴起周，光武帝继承汉业，也都采用旧有典章，用以彰明先朝美好淳厚的德行，辨明凶逆之人滔天犯纪的罪恶，记载先祖昭明的光辉，并继续修明他们的德业。我们的高祖辛勤抚恤百姓，开始除去暴乱，建立王业；我们的太宗协助谋划治理，增益先圣的光辉，上天眷顾保佑，赐予名臣。于是斟酌人心，参照典礼，建立我们的王法，作为万代的事业。陛下实在应当恭敬地守护它，勤勉地实行它，能够与上天相配，树立我们人间的准则。何况周、秦、汉、魏建立国家的事情，不是臣所应当谈论的。臣又看见去年征召臣等的诏书，圣意殷切，忧虑上天降下灾谴；如今制书开头却说：‘寻求最高的谋略，以回答上天的告诫。’ 其次说：‘希望达到和平，革新制度。’下面又说：‘改革征收物品的制度，厘清并创立端正的制度。’臣私下反复思量，圣上难道不是因为彗星出现有布新之道，明显想要承顺天意，将它表彰在国家典章中吗？臣愚昧地认为，自古以来灾异很多，大的有天地震裂，其次有日月相迫和日食月食，小的有星辰变异而受到谴责；这些有的应验，有的不应验，都系于君主的德行。猛烈的风不能凋落翠绿的树叶，凝结的寒气不能把醇厚的酒冻住，为什么呢？不应当凋落的东西，风又能把它怎样？不应当结冰的酒，寒气又有什么作用？这样看来，灾异是天道的常态；无德之君应当承受它，却不会成为有道之君的祸害，这已经很明白了。陛下如果想要敬畏上天，大为恭敬地治理，那么德行是根本，祈禳只是文饰；应当安居于根本，而不应停留在文饰上，这就是国家的大福。制诏说：‘禹的谋略所说的六府三事，周代法令所说的八政五纪，有所守持，有所作为，都是常道和训诫，筹划治理远古以来的政事，用来彰明得失。国史应当详细记载，天官也必须记录，完成政务、救济时局，没有比这更急迫的。应当明确说明功利，分别辨明条理。’臣听说，夏禹辅佐成就五服之治，首先谋划六府三事；周武王广泛施行明命，确实完成八政五纪。

译说到它们的功用，六府是人们仰赖以生存的；三事是德业赖以成就的。八政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五纪是成就天时的法则。分别说明它们的条理：曲直，是木的性质；可曲可直，是金的性质；水向下流而滋润养育万物；火向上燃烧而与天相同；土地顺利，五谷就繁盛滋长；谷物丰登，百姓才有粮食。端正自己以端正德行，治理财货以发挥财利的作用，致力于农业根本以使百姓生活富足，这九项功业因此得到有序治理。八政是：粮食用来使人存活，财货用来聚集人民，祭祀用来使鬼神得到仁爱；司空实际负责平治水土，司寇实际负责追查奸邪，司徒实际推行五种教化，宾礼用来协调各方，军政用来完备七种德行。这是先王保全治理万物的方法。周星是年岁的纪年；合朔是月份的纪年；旬日的信数是日子的纪年。观察星辰以察看天象，推算历数以授予人民农时，这是先王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的办法。得到这种道的就能称王，失去这种道的就会灭亡；古今虽然不同，道理的归宿却是一个。陛下执持古代的道，驾驭当今的事，把这些常道训诫降示给臣，只是承受老师的学说，难以副合圣上的询问。制诏说：‘比较前代圣王的损益，衡量当代应当采用什么、舍弃什么，沿袭和变革的要点，都是茂才对答所应涉及的。’臣听说，贯通古今、包容天地而不可改变的，是道与德；随着时代而有所损益、却都便于治理的，是名分和事物。因此，无形体的礼、无声响的乐，依凭大道的君主，没有不承袭实行的。至于正朔、服色、声名、文物，则自三代以后直到陈、隋，各自遵从他们所崇尚的制度罢了。伏惟陛下察看其中好的就采用，不好的就舍弃，这就是沿袭和变革的要点。制诏说：‘废除关市的征税，减轻什一之赋。’臣认为，征收关市之税和什一之税，是古今通行的典制；如果不超过旧有的轨道，就不会损害百姓，实在应当取用它以资助国用。陛下明白地想要废除、减轻这些赋税，以使百姓得到休息，这是极大的恩惠。然而臣认为，百姓的祸患不产生于此，而产生于法令不统一，赋税征收交替兴起，名目越来越多，使织机上的丝线都被搜刮尽了。如今王畿内外，即使是本来不应当征收赋税的州县，为什么还要设置镇守、团练等使，统辖数州，又设置节度使、度支使？这些机构都大量聚集强兵，增加编制，车载斗量的粮食，全都出自百姓；计算它们的征求，十倍于王府。至于因细小怨隙而发生冲突，不能自我约束以至自取焚灭，杀害长官、夷平城郭的事情，也很多。突然边疆有难，羽檄交驰，却必定连一个人、一件尺长的铁器也拿不出来，用来供天子讨伐。伏望陛下降下广大开明的诏令，使内地州县全都依照平时的旧有统帅制度，原有的老将全部罢免，以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那么天下赋税就可以减少十分之七八。制诏说：‘归还超过一年的戍役，罢免无事可做的官员。’臣听说，周王的士卒沿用旧制，正是楚子失败的原因；将领骄横、士卒懈怠，是项梁灭亡的原因。如今沿边将士功劳已经很高，职位已经很重，进身不求赏赐，退处也不怕刑罚。伏望重新命令将帅，宣布军中有愿意归乡的人，就用新兵替代他；愿意充军的人，就再用军法整顿训练。这样一来，军政一定能够实行；军政一旦实行，边疆就不会有侵扰了。臣又听说，因功劳授予尊贵地位，任用有才能者担任职务，这是古代的道理。臣看见近年来诏令规定诸员外官兼试等官，才华和能力足够的改授正员，其余的都依照原有资序逐级升迁。陛下已经掌握了用八种权柄驾驭功臣的方法，微臣又有什么可插言的呢？制诏说：‘法令中有不合时宜的，官吏中有不适合其职任的，贤士有因不合流俗而被埋没的，遗留下来的纲纪中有可以补益教化根源的，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应当和朝廷众位君子共同商议。’臣地位卑微，职分寡少，有什么足以补益的呢？然而臣认为，法令合乎经典而百姓喜悦的，可以保存；法令为救治弊病而制定，实行已久却仍然未能安定的，可以省察删改。如果能够重申黜退昏暗、擢升贤明的典制，官吏就会磨砺节操；遵循弃瑕录能的原则，俊秀贤能之士就会谨慎履行职务。至于王纲，已经布置在典册之中，关键只在陛下实行还是不实行，怎么能说是遗留下来的纲纪呢？制诏说：‘使原田中的肥沃和贫瘠得到均衡，使工商在市场店肆中便利。’臣听说，丈量土地、兴修土功，利用地利，是用来惠及众人的；禁止末业、断绝奇货，是用来惠及工商的。其要点在于申明田令，同时不要扰害市民。制诏说：‘改革征收物品的制度，厘清并创立端正的制度。’臣以为，国家受命以来将近二百年，法典、章程和典礼兼收并蓄了千古以来的制度。陛下继承圣统登临帝位，以孝治理，君临华夏，既然已经平定天下却又想改制，这些都是先圣的旧典，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臣又听说，夏以木德称王，正朔采用人统；殷以金德称王，正朔采用地统；周以火德称王，正朔采用天统。孔子说：‘夏正是得天之正的制度，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制诏说：‘恢复官署的职掌，澄清官员品流。’臣听说，设置官职、分别职掌，是为了完成王事，就像列宿各有位置，共同拱卫北辰。臣看见自从艰难忧患以来，增加使职名额，类似的官职一有两套；人无所归依，钱粮消耗，十处官场就有十处扰乱。如今陛下想要使官员恢复各自的职掌，使人心有所归依，这正是治理政事的根本。臣听说，政事靠贿赂才能办成，那么廉洁的人也会变得贪婪；如果不是按正道行事，那么贪婪的人也会显得廉洁，这就是仕进之人的实情。如今圣上的忧虑已经考虑到这里，谁不会使根源清洁、使水流疏浚呢？制诏说：‘使朝廷有能够治理政事的人，边疆有临难而死的臣子。’臣听说，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仁人于是就到来了。如今贤才从旁辅佐，俊杰在朝廷扬名，就像沧海中珠玑丰富、昆山中琼玉积聚，只是恐怕还没有被察识罢了。伏望陛下在听政的闲暇，引见他们准备顾问，那么十六位贤相就不会只有尧代独享美名了。臣又听说，儿子骄傲，就不会把孝放在心上；臣下骄傲，就不会把忠放在心上。伏望陛下以礼训导将帅，以义教示军队，那么还有谁会改变那些伏身守节、冒险赴难之人的功劳呢？制诏说：‘使民俗恢复廉正，使风气返归淳朴简约。’臣认为这并不难。教化从朝廷开始，公卿大夫谁不崇尚谦让、尊重节俭？天下之士谁不会随风而从呢？制诏说：‘在交上策文之外，倘若还有好的谋略。’臣认为，当今所应致力的，是兴盛礼乐，重视耕稼，禁止游手好闲者，抑制奢侈；其余事项，诏书询问臣下的内容已经很详尽了。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二。宋。李昉等编。直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一道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沈亚之 臣对答说：眼睛包含光明，但在昏暗的夜晚，就和盲人一样；等到接触阳光、受到光明照耀，才有能力看见。天地玄黄覆盖万物，杰出而有智慧的人，如果处在浑浊的世俗之中，就会和愚人混在一起。若不是遇到圣明的君主和适宜的时代，哪里能够调和阴阳、养育万物？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盲人即使得到光明，也不能看见；愚人即使遇到圣主，也不能获得智慧，其中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舜、禹把光明播布在上，益、稷一类的人在下辅佐，使天下人的视野周全，这就像悬挂太阳而让离娄看清事物一样。三代以后，君主的光明渐渐微弱，臣下的智慧渐渐狭小，只看见手却迷失了脚，只看见前面却不明白后面，这就像举着萤火虫般的烛光面对众多眼睛一样。如今陛下的神明之光震动上天，能够照察幽暗闭塞之处，还担心治理有未达到的地方，所以亲自阅览群臣的言论。而臣愚昧如盲，不能超过智慧杰出之人，不能副合陛下清明的询问。臣由相互推举而被荐举，以贤良身份应诏。微臣所冒昧承担的事情，不是我的才力所能胜任；本来应当伏地逃避、承受被弃置的罪责，仍不足以抵偿罪过，于是冒昧伏地进献所言。臣恭敬地读了圣上的询问，周详阅览圣上的策问，看见陛下正在思考天灾造成的弊病。臣愚昧地认为，这难道不都是由于尚书六曹的根本败坏而造成的吗？现在请总括起来，逐条陈述。圣上的询问中，有考虑民俗衰败讹乱以及士卒、车乘数量和货币资财的，臣请求以如今户部、兵部的败坏来说明。圣上的询问中，有思考人才应兼通文武、根本在于士农的，臣请求以礼部、工部的败坏来说明。圣上的询问中，有想要辨别品行真伪的，臣请求以吏部的滥杂来说明。圣上的询问中，有关于朝廷缺失的，臣请求以刑部的过失来说明。圣上的询问中，有关于四方弊病的，臣请求把山东、陇右的危急上奏。伏愿陛下详察臣的言论，体察臣的志向，不要因为臣地位微贱而轻视臣的奏议。臣听说，周代设置六官统辖百官，立国八百年，是由于纲纪没有在所制定的制度中断绝。太宗兴起，革除魏、晋残败的政令，修明法度，建立中书等机构，设置尚书六曹，用来排列文武官班，条理统系天下。号令一经布置，天下各方就顺从了。太宗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保全黎民如同保全幼子，唯恐他们有所坠失。使四方的眼睛明察在先，是为了看见他们尚未看见的；使四方的耳朵通达在先，是为了听到他们尚未听到的；尊重贤者的意见，把它作为自己的视听。视听先行张开，黎民就不会陷入灾害而得到康泰。后代即使有盗臣奸党，最终也不担心国家灭亡，是因为纲纪在所制定的制度中没有断绝。尚书六曹的设置，就像人有六腑；耳、目、口、鼻的枢纽系属于头部，手足的作用关乎肘膝，血气根脉都由六腑统领；彼此相合并听命于头部，然后才能活动运用。失去这种作用，不是邪乱就是昏眩。人没有不尊重自己的头部的，所以脚掌管所行走之处，手指掌管所执持之物；全身各部分各自勤勉发挥作用，头部便能安居尊位而不劳累。头部统摄身体，就像君主居于上位；百官各安其位，君主就能安居尊位而不劳累，这是很明白的。如今尚书六曹表面上虽然官职齐备，内部实际上却错乱了。如今民俗衰败讹乱，是由于户部的纲纪没有治理好。过去户部在开元年间最为清明太平；当时西边有甘、凉六府的丰饶，东边有两河的赋税，供养的军队不过四五个统帅所辖，其余收益都用于供给齐地百姓。四十年间富庶丰盛到如此地步；等到有一天，皇上倚仗升平的功劳，纵容臣下放肆逞威、骄横凶狠，直言的人获罪而死，谄媚的面色反而得到进用，转手之间，清道仪仗已经巡行到巴蜀。如今西凉成为敌寇所有，两河成为战场；开元年间天下的军队总数，抵不上如今几个郡的士卒，连能穿衣服的农民也被征发来承担各种徭役。鞭打和劳役繁重纷杂，不能承受户籍征发不顾其祸害、刑罚施加不问其深浅的做法；吞食危险、使众人困苦的事情如此之多，想不使民俗衰败讹乱也不可能。兵部选拔武士也错乱了。考校射箭以百发百中为上等，骑马射箭次之，骑马舞戈又次之；这些本是武夫中低等者应当从事的技能，可真正具备的人百中无一。其余全都安置豪强奸猾之家的子弟，服役的人借此等待冒名进入；那些挥戈驰马作戏的人也能取得军籍。于是估贩店铺富人的子弟，哪里能达到武事实际所需要的标准？他们只是想取得军籍，依靠军籍来逃避乡里的徭役罢了；这样却想使士卒、车乘和货币充足，强有力的军队是不会出现的。如今从两河之间直到幽蓟，连接西边和北边的边疆，供养的士卒多于当地百姓；兵部掌握的事务中，十九项连一个校尉都不能制约，更何况总摄其纲纪呢？古代兵农本是一体：三时从事农业，一时练习武事，所以春天耕种，夏天栽植，秋天收藏，冬天讲习武艺。实在希望使兵部的纲纪根植于古道的要领，使兵部的命令施加于将帅之臣，那么根本长久，事业就会更加壮大。为什么士卒和军需不能像古代那样充足呢？如今礼部所取进士，是最为清贵的选举，却用辞藻华丽、讲究声律的诗赋来选取他们；等到他们做官，又要求他们通晓天下的大经、具备王公应有的重大才器。现在取人的标准极其微小，却希望他们承担极大的任务，这就像敲击简陋的瓦缶，却希望它奏出韶、濩那样的乐曲。如今仕进的风气更加败坏了，必定把阴险欺诈当作朴实，把表面光明当作狂妄，反而把武事看作污秽，更何况兼通学问呢？陛下为什么不命礼部官员督察他们所学习的事业，交叉考查他们的才能？这样人就可以得到教化。只有博大的人才，才能兼通各种学问；能够提纲挈领，也非博大之士不可。要寻求博大之士，非竭尽诚意不可。所以殷宗对神灵竭尽诚意，神灵被感动，在梦中得到傅说；周文王对贤才竭尽诚意，精气被感动，从征兆中得到太公。陛下如果能够采用殷、周的诚意来求取人才，还担心人才不能到来吗？如今工部的纲纪没有振举，是由于各种工匠没有得到条理安排。况且只求迅速而杂乱，就会很快败坏；迷惑于邪僻奇巧，就会不断改作。迅速败坏接连发生，改作没有止境，想要使财费不穷尽、工力不枯竭，臣没有见过这样的可能。尧的功德与上天一样覆盖万物，却居住在土阶之上，荫蔽于茅草屋下，用土簋盛放食物。禹亲自勤劳治理洪水，居室宫室都很简陋。这两位君主不是不能做到极尽奇巧奢侈，而是故意使器物简陋而不满足，正是想让天下人自然趋于俭朴，容易跟从他们。至于周官所记百工的职务，全都载于六职的典籍，已经很详尽了。

译后来那些昏君乱主，没有一个不极尽游观之乐、穷尽奇巧奢侈的享受，任意挥霍罗纨绮绣的奢靡；即使各种生长植物的数量很多，也不足以充当虞人的裁取；即使耗尽田野农夫的力量，也不足以填补百工的劳役；即使竭尽养蚕妇女的辛劳，也不足以供给绮绣贡物的广泛需求。秦、隋末年，君主如果不是这样做，也不足以毁坏宗庙社稷。如今仕宦之家不在乡里的户籍中登记，已经很久了；农夫唯恐其他行业不容许自己投身，哪里肯顾惜田地而留恋本业呢？伏愿陛下仰法尧、舜、禹的圣明，敬畏秦、隋因奢侈而败亡的教训，思念汉文帝的节俭。凡是百工所用、涉及将作、内作、技同等机构的事务，一定要使它们统属于工部，以观察制作的制度，使劳费的怨恨不在下层百姓中产生。那么尧的圣明、禹的明智、周代的规制、汉代的节俭，只在陛下选择了，哪里只是使士农安于本业而已呢？如今吏部每年补授官吏，调选官员一千多人，却用写作对偶文、骈俪语的文章来考试，以二百字为标准，考察其能否，据此决定取舍。即使那个人真的能这样写，又怎么能够据此补授官职？何况其中十九都是伪饰之人呢？用这种办法寻求真实才能，是不可能得到的。况且昆吾的利刃、莫邪的巧才，即使巧妙使用，也不能雕刻咫尺之木；猛禽的罗网，即使善于遮掩的人也不能用来捕捉蚊蚋；假如让恢宏博大的士人把心思和辞锋裁削雕琢在这种文章上，那么他们的道术又怎么能够显现呢？陛下为什么不命在朝廷任职的群官，每年各自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分别以各人的长处加以试用，再根据各人的器量任用他们？不能胜任职务的，治罪于欺罔皇上的人；缺少荐举人才的，治罪于埋没贤能的人；博闻多识者，爵位可以超越次序。礼部、吏部按时登记名籍，刑部督察那些没有考察清楚的。这样一来，人人争相喜好贤才，人人都努力克制自己，还担心真伪不能辨别吗？如今朝廷的缺失很多，其中最急迫的是刑部。刑部的纲纪不能振举，是由于赏罚没有信用。诏命反复下达，而条文彼此相违，因此有今天施行、明天废止的，有在这里治罪、在那里赦免的；这只是怠慢轻忽和欺诈的渊薮罢了。想要不发生冤屈枉曲，是不可能的。实在希望斥去烦琐苛细的规定，去掉彼此相违的条文，使人人容易遵守、难以触犯。然后命儒者贤人考究掌管刑政的事务；对这些不明白的人，不得任为刑部官员。不要让狡猾奸贼之徒轻视自身性命、看重财货，窃取法律来任意玩弄。这样，刑政就清明了。赏赐可信、刑罚果断，远方就会形成畏罪自修的风气。如今不只是有缺失，恐怕已经将要成为深重的痼疾了。疾病如果还在皮肤，尚且容易治疗；六腑已经错乱了气机，病邪进入不属于经脉的地方，身体形成痼疾，难道不危险吗？臣请用医家的话来说明国家的疾病，伏望陛下察看。臣听说良医治疗痼疾，要陈列奇特的药方，进用猛烈的药物，在体外用针刺和艾灸疏导血脉；药物和病邪在体内互相攻战。等到痼疾解除、疾病痊愈，六腑也已经疲惫，于是竭尽良药来调理，用有德之人的膳食以滋补，随后六腑平和，百体端正，内里强健而外部和顺。后代的庸医却不是这样，必定使病势胜过身体而形体衰弱，能够不危及身体的很少。三公六曹，是国家的六腑；果断刑罚、信实赏赐，是国家的筋络；九州百郡，是国家的四肢；四夷八蛮，是国家的外皮；骄纵荒怠、淫乱乖异，是国家的痼疾；嘉谋远算，是国家的奇方；强将劲兵，是国家的针灸；礼乐法度，是国家的德膳和良药。百骸处在外部，六腑排列在内部，彼此借助而生成生命，彼此配合而运动呼吸，本来就是一个身体。等到一个腑失去调理，容忍它而不攻治，日久就会扩大；攻治它却不能除去，日久就会成为痼疾；除去痼疾却不加调补，日久又会发作而成为废疾，实在困难。臣认为，天宝年间遗留下的痼疾，开始于一肢，容忍它逐渐蔓延到全身，最终危及形体。玄宗、肃宗虽加以清除却没有坚持到底，痼疾于是蔓延到兴元、德宗时期。又没有良臣能够提出使内部强健的办法，攻治也没有成功。先皇致力于清除，却没有致力于补益，如今痼疾又在幽蓟复发，盘踞在国家的左右。又有西戎的祸患处在右掌的皮肤上，逐渐越过手腕和手肘，如今已经到了肩部。怎么知道它从手掌蔓延到肩部呢？因为从安西到泾、陇有一万二千里，其间险关重阻全都被戎人占有，由此知道它已经到了肩部。那么王畿与戎境相接的地方还不到五百里，肩部离咽喉能远吗？为什么还要容忍它而不清除呢？这些都是发端于朝廷的缺失，而使病势流布开来的。至于四方的弊病，没有比山东更严重的；陇右的危急，没有比武备不足更严重的。请再详细陈述。圣人养育万物，必定体察天地的功用，所以以阳气作为文教，使它达到光明；以阴气作为武备，使它达到肃杀。阳气充盈，就收敛而由阴气辅卫；阴气充盈，就回转而由阳气调济，所以二者能够相互治理而不发生混乱。五月阳气充盈，使一分阴气居于其中，表明阴气也有正当位置，而盗窃的阴气不会产生。所以圣人依循这一规律设置武备。到了十一月阴气充盈，包藏将要到来的阳气，可以盛大而长久。因此外部形成霜雪来严厉约束它，唯恐它僭越阳气的道路；内部则密藏温暖来养育它，使它成为文采和光明。所以圣人依循这一规律求取贤才作为辅佐。冰雹、冻、霜、雪，用来禁止邪恶杂乱，这是阴气的作用；所以圣人依循它来端正刑罚。雷和风作为先导，荡除阻塞不通之物；温暖的阳光随后使万物舒展，这是阳德；所以圣人依循它实行大赦。因此圣人的德行，虽然先施文教，却不能废弃武备。前年淮夷被擒，齐、鲁被平定，常山战死，幽蓟归来；臣没有看见制订法令有什么方法，议论的人却以为军队可以收敛，于是任用羸弱的将领守卫常山，让迂滞的儒生镇临蓟北，不久贼势便再次兴起。伏愿陛下谨慎行动，警惕盈满，不要损伤阴气应有的大势；而且施行教化在于便利百姓，举兵在于建立形势。百斛重车，即使由百头牛拉，也不能摇动车轴；若把它放在陡坡上，再用力驱赶，所需的牛数就不必达到百头；等到车子轰然移动，牛蹄的运转便赶不上车轮的奔走了。这就是建立形势的关键。如今幽蓟的军队，正像病人再次发病；人力空虚却要强行行动，只有建立形势才能诛灭他们。

译建立形势的紧急要点，在于把威势集中在深处，把实力充实于沧州、定州，然后用赵、魏的军队逼近常山，四面包围进攻，那么冀地战马纵横驰骋，就不能指望和燕地的马蹄会合了。用太原的军队进入蓟丘，那么易水以东的敌军，左臂就不能向旁边运转了。这是拘束燕地、巩固冀地的办法。如果擒获和放纵的办法只在一时适用，就只能由名将来使用；如果威势不能在紧急处集中，力量不能在危急处充实，即使有名将，也无法实行。陛下看见西边抵御戎人、北边抵御胡虏，壁垒的形势盘曲相连、交错分布，兵甲很多，赏赐优厚，就以为戎虏畏惧这些，不敢侵犯边塞。如今由于刑罚和赏赐没有信用，戎臣便自行进入；士卒中徒有虚名、占着军籍的，不下十分之五，日夜飞奔运送金帛，搬运银帛，只谈论田园、池塘唯恐不够广大，簪珥、羽钿唯恐不够奢侈，深房绮门唯恐不够幽深。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积聚对劳苦士卒的怨恨。等到敌寇到来，他们必定固守壁垒、关闭军兵，不敢出击。假如有一天戎兵挥刃向东，陛下将要依靠谁呢？如今北方的扰乱已经如同过去订立婚约而违约，西戎虚假的盟约又怎么值得相信？不能不加以忧虑。人的性情有勇敢和怯懦，地形有险要和平坦。勇敢和怯懦可以通过训练来制约：用刑罚制约，就能消除怯懦；用利益诱导，就能消除怯懦；用威势震慑，就能消除怯懦。比如登临险地，利用强弩，使负重者占据险处；到了平地，利用骑兵和长戈，让手快蹄健者占据优势；这就是取得形势而消除怯懦。如今士卒捕获戎人，所得的马、羊、牛、杂畜以及衣物、宝络，都交给他们，不让他们再有所争夺；这是使他们顾念利益而消除怯懦。违犯军纪的士兵一律诛杀，这是使他们畏惧刑罚而消除怯懦。这样用兵，勇气就会增加百倍。臣曾经在边疆任职，又曾经同投降的戎人交谈：从瀚海以东，经过神鸟、炖煌、张掖、酒泉，向东直到金城、防宁，东南直到上邽、清水，共有五十郡、六镇、十五军，全都是唐人的子孙，却活着成为戎人的奴婢，从事耕田、放牧、种植，有的被贬居在城落之间，有的分散在野泽之中。等到霜露降下，他们把这当作岁时节令，必定向东哭叫，感念故国的恩德，思念故国就是这样。陛下难道不能念及他们吗？臣猜想，西戎今年冬天应当越过黄河，抵御北虏；明年一定会大举进入灵武，侵犯西城，先攻击监宥。如果真能趁此时下诏，命宁、陇、邠、泾和南梁都制定防兵之计，只留下老弱谨慎守城，其余青壮和骑兵都带着装备、盐和干粮；命邠宁、泾原军都从平凉道出发，进攻弹筝；邠宁军向北固守崆峒，守住萧关；泾原军向西遮断木硖关；凤翔军越过陇山，从上邽出发，经过临洮，夺取凤林关，沿南梁军的道路前进；凤翔军越过黄花，借狄道防守陇西。得到有利形势就进攻，凭借当地牛羊足以供给军需；各部再分别派轻骑进入贺兰（《集》作“河兰”），安抚晓谕其遗民，使声威和势力飞快传播、不断扩张，向西延伸，那么旧日疆土就完全可以收复了。这样一来，王畿以内哪里还会有烽火报警的忧患呢？臣本来就说过：“四方的弊病，没有比山东、陇右更严重的。”现在防臣的名目叫作“直言极谏”，那么言论就没有不直率的，直率也不应害怕获罪。如果说劝谏没有不竭尽的，那么如今百句中还没有说尽臣所想的一二分吗？为什么呢？圣上的询问所涉及的，有些事情也许对国家并不有利，臣虽然想把它泄露出来却不知如何说，便怕执掌政事的臣子不能醒悟；圣上询问没有涉及的，有些是臣心中所积蓄的、也许对国家有利的意见，臣虽然想上奏，又怕因言说不合时宜而获罪。何况在日短天寒的清晨（《集》作“短晷”），面对飞驰的日光，仓促地把它写成条列奏章，又被文章格式拘束，怎能尽情陈说呢？臣内心愤懑的诚意，百中还不到一二。难道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蒙陛下顾问了吗？伏望陛下明察。谨此答复。《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三，《宋》李昉等编，直言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一道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太和二年春三月） 问：朕听说上古圣明君王治理天下，幽静无为，端正地拱手执掌法度，陶冶百姓的心性而处事简约，在不加以主宰的情况下凝聚日用之道，树立治国根本以厚待百姓，推行诚信以建立中正之道。由此天人相通，阴阳调和，风俗达到仁寿，万物没有灾病。唉！盛大德行所达到的境界，实在遥远得无法企及。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先后以质朴和文饰相互补救，但巧诈虚伪日益盛行，风俗教化渐渐衰微。自汉、魏以来，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越来越少。朕却昧于治国之道，只是承受先祖的大业，奉行先王的训诫，不敢荒废安逸（诸本作“怠荒”），任用贤能而警惕勤勉，早起晚睡，辛勤处理政务，哪里敢追及三代的长远法则，只希望继承祖宗的宏大事业。然而内心还有不能通达之处，施政还有不能取信于民之处，由内而外，缺失的政务越来越多，因此百姓不能顺从教化，气运有时受到阻塞，灾旱连年，播种耕植错过时令，国库很少积蓄，缺乏足以维持九年的储备。吏治头绪繁多，难有三年考绩。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本应用来观察治理情形，却有豪强奸猾超越法度（《旧唐书》有“时”字）。太学是彰明教化的源头，本应宣扬教化，学生却多懒惰。治理各郡在于颁布法令，但违犯禁令的事有时仍未断绝。百工在于遵守制度标准，但过分淫巧的制作有时仍未衰止。风俗堕落，流弊蔓延，积累错误而成为祸害。选择官吏来救治政事，如果只听信人的言辞，就难以辨别枝叶与根本；如果只用法令驾驭下属，就无法使知耻守礼的风气显现。要使财富增加、政令发布，却是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政令烦琐而治理成效很少。朕想防止这些错乱，使天下达到太平。这样的心愿浩大无边，如同涉渡泉水一般艰难。因此先前诏令有关部门，广泛招纳群贤，等待启发长期蒙昧的见识，希望达到时世和谐。诸位大夫都通晓古今，志在安民济世，如今来到朝廷等待询问，正好符合朕虚心求教的心意。你们一定要针砭君主的过失，辨明政事的弊病，说明纲纪条文紊乱的地方，考察百姓最急迫的富足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措施革除以前的弊病？应当施加什么恩泽惠及天下？实行什么才能使上古的治理接近今天？遵循什么道路才能使和气充盈？请推究根本源流，写在条列答对中。至于管仲关于轻重的权衡之术，谁能辅助治理？严尤所陈述的平定边患之防，谁能合于时宜？元凯所实行的考核制度，什么应当优先？叔子所从事的平定事业，主要应当致力于什么？请以这些作为借鉴，选择中正之道，希望能够广泛听闻。朕将亲自阅览。答　刘蕡 答：穿着粗布衣服的小臣刘蕡，沐浴斋戒，伏在红色宫庭之下，恭敬地叩头上奏说：皇帝陛下，臣确实没有才德，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却没有官位而无法施行；有冒犯圣颜、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而无法上达。只是心中怀着愤懑抑郁，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一并发泄出来罢了。臣常想同百姓在道路上议论，同商旅在市场上谈论，得以通达圣听，使君主心意有所觉悟，即使因此获妖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陛下以至高的德行继承帝位，以广大的光明照临天下，询问自己的过失，访问治国谋略，向朝廷内外下诏，征求能够直言极谏的人。臣既然有幸被列入其中，专门承受陛下的大问，怎敢不尽心尽意地陈说？至于皇上所忌讳的、时令所禁忌的、权贵宠臣所忌恨的，以及有关部门所能裁夺的事情，臣愚昧而不知（《文粹》有“大体”二字）。伏望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明朝廷出现因忠直进言而被杀戮的人；这是天下的幸事，并非臣个人所期望的。谨冒死回答。伏承圣策思念古代先王的理念，向往幽静无为的教化，希望使天人与人相通以调和风俗，使阴阳相合以温养万物。臣由此看见陛下仰慕治道的诚意。臣认为，圣明君王的治理原则并不遥远，只看陛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它。伏承圣策说，只承受祖宗的大业而不敢荒废安逸，奉行先王的训诫而不敢懈怠。这表明陛下忧劳到了极点（《旧唐书》作“志”）。至于任用贤能、警惕勤勉、早起晚睡，应当斥退身边巧言谄媚的人，提拔辅佐君主的大臣。至于追踪三代、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应当鉴察前代兴亡，明辨当时成败。内心有不能通达之处，是因为下情被阻塞而不能上达；施政有不能取信之处，是因为上天的恩泽被堵塞而不能下达。希望风俗得到教化，就在于修养自身而为天下先；希望气运调和，就在于顺遂万物本性而加以引导。救济旱灾，在于使精诚达到极致；广泛播种耕植，在于考察百姓所能承担的劳力。国库储藏很少，根本原因在于冗余食禄的人还太多；吏治头绪繁多，根本原因在于选拔任用不当；豪强奸猾超越法度，是因为内外法律不同；学生懒于学业，是因为主管学校的官员废弛；各郡违犯禁令，是因为授任官员不是合适的人；百工制作过分淫巧，是因为制度没有确立。伏承圣策有选择官吏以救治政事的心愿，也有增加财富、发布政令的感叹，可见陛下重视教化的根本。况且如果按照人的实际行为来进用人才，枝叶哪里还难以辨别呢？如果用礼来防范约束臣下，知耻守礼的风气哪里会不显现呢？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就可以罢斥游荡懒惰之人；想到政令烦琐而治理成效很少，关键在于考察政令实行与否。广泛招纳群贤，愿陛下一定采纳他们的意见；既然来到朝廷等待询问，那么小臣我又怎敢吝惜一死呢？伏承圣策有求贤、规谏过失的话，有审察政事、辨别弊病的命令（《旧书》作“念”），可见陛下勤于咨询访问。这样一来，小臣屏除奸邪豪强的志愿就能实现，过去的弊病也会革除。陛下顾念安民济世的言论（《唐书》作“心”，《文粹》作“方”），恩惠就会施加于下民（《文粹》作“孚于下”）；邪正的道路分明，上古的治理就可以接近；礼乐的原则彰明，和气就能够充盈。至于管仲的法术，那不是圣王的权衡；严尤所陈述的办法，没有防止君主受制的防范；元凯所优先考虑的，不如唐尧考核功绩；叔子所致力的，不如虞舜舞干之治。这些都不属于大德的中庸之道，不能作为至圣君主的借鉴，又哪里值得为陛下陈说呢？有些事情关系到安危的关键、预示着存亡的变化，臣请求披露肝胆，为陛下辨明并郑重说明。臣先前所说圣明君王的治理原则并不遥远，就在于陛下谨慎思考，努力实行，自始至终不懈怠罢了。臣谨按《春秋》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把“元”加在“岁”之前，把“春”加在“王”之前，是说明君主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对待开始。又列举时令以终结一年，列举月份以终结四时。

译《春秋》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正月，以保存时序，说明君主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对待终结。君主的一举一动，有始有终，都必须效法上天，因为上天的运行从不止息。陛下既能谨慎开始，又能谨慎终结，再勉力修治、勤奋实行，就可以执掌法度而处事简约，虽无为却没有什么不能治理；可以广泛树立治国根本的伟业，崇尚建立中正之道的盛德。又怎么会有三代循环反复的弊病，渐渐走向巧诈虚伪日益盛行呢？所以臣说，只看陛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它。臣先前所说，任用贤能而警惕勤勉、早起晚睡，应当斥退左右近臣中的巧言谄媚者，提拔股肱大臣，这确实是因为陛下忧劳到了极点。臣听说，不应当忧虑的事情却忧虑，国家一定衰败；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国家一定危险。如今陛下没有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的防患作为问题来询问，臣不知道陛下是否认为布衣之臣不足以谋定大计（《新唐书》作“与定大计”），还是因为万机劳苦而圣虑有所未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先忧虑呢？臣认为陛下所应当先忧虑的，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陷于危险，天下将要倾覆，海内将要大乱。这四件事就是国家已经显露的征兆，所以臣说圣上的忧虑应当先涉及它们。帝王的事业既然经过艰难才建立，怎么可以轻易守成呢？从前太祖开创基业，高祖勤勉成就功业，太宗安定帝业，玄宗继承光明的事业，到陛下即位，已经二百多年了。这期间，明君圣主相继而来，忧患祸乱接连发生，却从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继承发扬美好功业的。哪怕有一天不加以思虑，就会倾覆国家重器，使宗庙蒙受耻辱，成为万古遗恨。臣谨按《春秋》，人君的道理在于体察元气、居于正道。从前董仲舒曾大略对汉武帝说过这些，其中没有说尽的地方，臣得以为陛下补充陈述。继承前事必定记载，即位是为了端正开始；结束也必定记载结束的地点，是为了端正终局。所以君主发言一定是正言，所走一定是正道，所居一定是正位，所亲近一定是正人。臣又按《春秋》记载，阍寺杀死吴子余祭，特意记载阍寺的名字（《旧唐书》三字作“不书其君”），《春秋》是讥刺吴君疏远贤士、亲近刑人，已经有不合君道的表现。伏望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勤劳，牢记《春秋》关于继承前事的警戒，将要彰明法度的端绪，就应当发出正言、履行正道；将要杜绝篡夺弑杀的渐变，就应当居于正位、亲近正人，远离刀锯残酷之徒，亲近骨鲠正直的辅臣（《文粹》作“相”），使臣下能够专心承担职责，使百官能够守住职分（《唐书》作“守其官”）。为什么却让身边五六个人控制天下的大政，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对内窃取陛下的权威，以威势震慑朝廷，权势压倒海内，群臣没有人敢指出他们的罪状，天子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心意？祸患积聚于宫墙之内，奸邪产生在帷幄之间。臣恐怕曹节、侯览又会在今天复生，这就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的原因。臣谨按《春秋》记载，鲁定公元年春季，周王的纪年不记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端正其终局，后君就不能端正其开端，所以说“定无正”。如今忠臣贤士得不到心腹般的信任，阍寺却专擅废立君主的权力，使先帝不能端正其终局，导致陛下不能端正其开端。何况皇太子尚未确立，郊祀尚未修复，将相的职责没有归属，名分应有的秩序没有确定，这就是社稷将要危险的原因。臣谨按《春秋》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的义例是，双方相互杀戮本来不记载，但这件事却记载下来，是因为重视他擅自使用周王命令。上天所授予的在君主，君主所掌握的在命令。臣下既然说了而意见又不实行，就一定会遭受祸害，这只会使正直臣子的嘴被钳住，使奸臣的威势更加增长。因此，想把话全部说尽，就有害怕丧失自身的忧惧；想把心意全部表达，就有担心事情因此失败的忧虑。所以臣犹豫郁结，等待陛下觉悟，然后再把启发劝导的话全部说出。陛下为什么不在听朝政的空闲，亲临便殿，召见当时的贤相和有旧德的老臣，询问掌握变局、安定危势的谋略，求取扭转倾覆、挽救乱局的方法，堵塞阴邪的道路，屏退亲近狎昵的臣子，制止侵犯凌辱、逼迫胁制的用心，恢复宫门扫除的职责，警戒应当警戒的事情，忧虑应当忧虑的事情？既然过去没有得到治理，就在以后治理；既然不能端正开端，就端正终局。这样就可以遵奉典谟，成功承继祖宗的大业，最终收到任用贤能的功效，不再有因劳碌而废寝忘食的忧虑。臣先前所说，追踪三代、继承恢复祖宗事业，应当鉴察前代兴亡、明辨当时成败。臣听说，尧舜作为君主而天下得到大治，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选拔人才不失当，事业不改变，职权不侵夺；任官只看才能，身边只用贤人。元凯在下，即使地位卑微也一定被举用；四凶在朝，即使势力强大也一定被诛除。臣下既然已经进言却不能实行，必定会遭受祸患，这只足以钳制直臣的言论，却加重奸臣的威势。因此，想把话全部说尽，就有丧失身家性命的恐惧；想把心意全部表达出来，就有使祸患酿成的忧虑。所以我低回郁结（《旧唐书》作“徘徊”），等待陛下醒悟，然后再把全部意见陈述出来。陛下为什么不利用听朝以后的闲暇，在便殿明察政事，召见当时的贤相和旧德老臣，询问掌握时局变化、安危存亡的谋略，寻求平定倾危、拯救祸乱的方法，堵塞阴邪之人的道路，屏退那些亲狎近幸的臣子，遏制他们侵凌逼迫、胁制他人的用心，恢复扫除门户、整顿朝廷的职事，应该警戒的就加以警戒，应该忧虑的就加以忧虑？既然不能在事变发生以前治理好，就应当在事变发生以后治理；不能端正开头，就应当端正结局。这样便可以防守、奉行先王的典谟，能够承继先祖的大业，最终取得任用贤人的功效，不再有因忧劳国事而顾不上吃饭的忧虑了。我前面所说的“追踪三王五帝，继承、恢复祖宗的事业，应当鉴戒前代的兴亡，明察当时的成败”，就是这个意思。我听说，尧、舜做君主而天下得到大治，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用人不失其当，不让各人反复改变职掌，也不侵犯他们的职权，任官只看才干，左右近臣只选贤能。元凯在下位，虽然地位卑微，也一定得到举用；四凶在朝中，虽然势力强大，也一定受到诛罚。

译考察国家安危，明辨取舍。至于秦朝的二世、汉朝的元帝和成帝，都希望把国家治理得像唐尧虞舜，使自身达到尧舜的境界，最终却失败灭亡，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安危的关键，不明白取舍的道理，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亲近忠良，不疏远谗佞。伏望陛下察看唐尧虞舜所以兴盛的原因，在前代加以效法；鉴戒秦、汉所以灭亡的原因，在后世加以警惧。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相，百官没有贤士。如今纲纪还没有断绝，典范还存在，谁不想使自己成为王朝的臣子，使时代达到太平？陛下为什么反而忽视而不用他们呢？又有身居官位却没有相应才能、身边亲近者却不是贤人的人，他们像四凶一样凶恶，像赵高一样奸诈，像恭显一样奸邪，陛下又为什么忌惮而不除掉他们呢？国家神器自有归属，天命自有分定，祖宗自有神灵，忠臣自有本心，陛下请一定念及这些！从前秦朝灭亡，是失于强暴；汉朝灭亡，是失于微弱。强暴，奸臣害怕获罪而伤害君主；微弱，奸臣擅自掌权而震慑君主。臣伏见敬宗皇帝没有预料到秦朝灭亡的祸患，也没有剪除祸根。伏望陛下深切忧虑汉朝灭亡的祸患，杜绝它的渐变，那么祖宗的宏大事业就可以继承，三代的长远法则就可以追及了。臣先前所说，陛下内心有不能通达的地方，是因为下情阻塞而不能上达；施政有不能取信的地方，是因为上面的恩泽壅塞而不能下达。百姓有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陛下却没有途径知道，那么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百姓也没有途径相信。臣谨按《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时不说“攻取”，是说梁国自行灭亡，因为它思虑昏昧、耳目闭塞，君上施行恶政，百姓成为盗寇，却都不知道事情为何会这样，终于自取灭亡。臣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在于他重视自己的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使百姓生存。如果百姓不能生存，那么即使有社稷，也不能保持它的重要；如果社稷不重要，那么即使是国君，也不能保有他的尊贵。因此治理天下，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情况。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应当命令慈爱仁厚的人亲近他们、养育他们，像保傅保护教养孩子一样，像乳母哺乳孩子一样（《文类》作“如母之乳哺焉”），像老师教导学生一样。所以百姓对于君上，应当像敬奉神明一样敬仰他，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亲近的贵臣和宠臣分设部门、建立官署，补授低级官吏，招来宾客，凭借他们的财货贿赂，借助他们的气势；大者统领藩镇，小者担任州牧郡守。身居上位却没有清明惠民的政令，反而有贪暴残害的祸患；身居下位却没有忠诚守节的品行，反而犯有奸诈欺骗的罪过。所以百姓对于君上，像害怕豺狼一样害怕他，像憎恨仇敌一样憎恨他。如今四海困苦贫穷，到处流离失所；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鳏寡孤独者不能存活，老弱病残者不能得到养护。加上国家的权力和军队的权柄全在左右近臣手中，贪婪的臣子聚敛财富以巩固宠幸，奸邪的官吏攀附权势而玩弄法律。冤屈痛苦的声音上达九天，下入九泉，鬼神因此怨怒，阴阳因此错乱。宫门重重（《唐书》作“万里”），百姓却无法申诉；士人没有可以归顺教化的地方，百姓没有可以归附托命的地方；官府混乱，人民贫困，盗贼一同兴起，国家土崩瓦解的形势，忧患就在早晚之间。即使不幸因此发生战争（《旧唐书》作“疾病”），继而又遭遇饥荒，臣认为陈胜、吴广并不是只会产生在秦朝，赤眉、黄巾也不是只会产生在汉朝。这就是臣为陛下愤懑不平、扼腕叹息、痛心流泪的原因。既然这样，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呢？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百姓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这就使陛下施政不能取信、内心不能通达，本来就是必然的了。臣听说，从前汉元帝即位之初，改革制度七十多项，他的用心非常诚恳，声誉也非常美好；然而纲纪日益紊乱，国运日益衰弱，奸凶日益强盛，百姓日益困苦，是因为他不能选择贤明的人加以任用，失去了掌握权柄。自陛下登临帝位以来，忧劳于亿兆百姓，多次降下有德的诏令，四海之内没有不抬头长叹、庆幸自己重新从死亡中活过来的。伏愿陛下始终如一地谨慎，以满足天下的期望。实在应当把国家权力交还宰相，把军权交还将领，废除贪臣聚敛的政令，清除奸吏攀附权势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士，只任用正直之人，不听从宫内受宠的便佞近臣。选拔清廉谨慎的官员，选择仁慈惠民的长官，用利益养育百姓，用和气温暖百姓，用孝慈教导百姓，用德义引导百姓；消除耳目闭塞的状况，使上下情意相通，让万国欢乐安康、亿兆百姓得到休息，那么内心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政令也没有什么不能取信（诸本作“行”）了。臣所说希望教化人民，在于修养自身而为天下先。臣听说，德是用来修养自己的，教是用来引导他人的；修养自己，那么人民不用劝勉就会自然归附；引导他人，那么人民就会敦厚地实行并顺从（各本异文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教化修明，争逐竞争就会停止；争逐竞争停止，刑罚就会清明；刑罚清明，人民就会安定。人民富足，仁义就会兴起；人民安定，长寿就会出现（《唐书》作“至”）。仁寿之心在下民中受到感应，和平之气在上天得到回应，所以灾害不再发生，吉祥接连到来，四方安宁，万物都能顺利生长。臣先前所说，救济旱灾在于使精诚达到极致。臣谨按《春秋》记载，鲁僖公在一年之中三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国君有体恤百姓的心志；鲁文公在两年之中只记载一次不下雨，是因为国君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所以僖公竭尽精诚而没有使灾害伤害万物，文公没有怜悯体恤，旱灾便形成灾祸（《唐书》作“旱”）。陛下如果真有体恤百姓的心，就不会形成灾祸。臣先前所说，广泛播种耕植在于考察百姓的劳作。臣谨按《春秋》，作为君主，必须按时考察人民所致力的事情：人民劳作于力量，工程修筑就少；人民劳作于财货，贡赋就少；人民劳作于食物，百事就会废弛。如今财力、食物和民力都已经困竭，希望陛下停止各种无益的劳役（《旧唐书》作“劳”），来扩大一年三时的农事，那么播种耕植就不会错过时令。臣先前所说国库储蓄很少，根本原因在于冗余食禄的人还太多。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春秋》讥刺鲁国没有足以维持九年的储蓄，以至一年歉收，百姓就饥饿。

译教化得到修明，争强好胜就会停止；争强好胜停止，刑罚就会清明；刑罚清明，人民就会安定。人民富裕以后，仁义就会兴起；人民安定以后，长寿就会到来（《唐书》作“生”）。仁爱长寿的心意在下层受到感化，和平之气便在上天得到回应，所以灾害不再发生，吉祥之事接连降临，四方得以安宁，万物全都顺利生长。臣前面所说的，救济旱灾在于达到精诚，我谨慎考察《春秋》：鲁僖公在一年之中三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他的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意；鲁文公在二年之中只一次记载不下雨，是因为他的君主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意。因此，鲁僖公尽到精诚，旱情没有造成物害；鲁文公没有怜悯体恤之心，旱变便形成了灾害（“变”《唐书》作“旱”）。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怀有体恤百姓的心意，就不会有形成灾害的旱变了。臣前面所说的，广泛播种栽植在于看重百姓的食力，我谨慎考察《春秋》：做君主的人必须按时察看百姓所从事的劳作。百姓把力气用在劳作上，修筑工程就会少；百姓把财力用在供给上，贡赋就会少；百姓把精力用在食物生产上，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如今财力、粮食和民力都已经被过度耗用了，愿陛下停止各种事务的劳役（《旧唐书》作“用”），以便扩大一年三时的农事，那么播种栽植就不会错过农时了。臣前面所说，国家粮仓储蓄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冗食之人仍然太多，我谨慎考察《春秋》：臧孙辰曾向齐国请求借粮。《春秋》讥刺鲁国没有九年储蓄，以至一年歉收，百姓就挨饿。臣愿斥退游荡懒惰的人（《旧唐书》作“徒”），督促他们耕种；节省不急需的事务（《文粹》作“费用”），来供养百姓，那么国库储蓄就不会匮乏。臣先前所说吏治头绪繁多，根本原因在于选拔任用不当，是因为国家选取人才不能尽用其才，任用人才不能明察其关键。如今陛下用人，只求声名而不求实际，所以人们求取进身，只致力于末节而不致力于根本。臣愿核实考课的实际成绩，确定升迁次序的制度，那么头绪繁多的吏治就会止息。臣先前所说豪强奸猾超越法度，是因为内外法律不同，是因为官府的禁令不统一。臣谨按《春秋》，齐桓公会盟诸侯，不记日期，唯独葵丘之盟特意记日期，是赞美他能够宣明天子的禁令，率先奉行王官的法度，所以《春秋》详备地记载它。官制，是五帝三皇建立的；法律，是高祖、太宗制定的。法度应当统一，官职应当名称端正。如今又分设外官、中官，建立南司、北司的机构；有的在南司犯法禁，就逃到北司；有的在外廷受到正刑，就到内廷破坏法律。法令出自多个部门，人民无所适从，实在是因为军队和农民的势力不同，内外法律也不同。臣听说古代依据井田制度制定军赋，利用农闲修习武备，统计国土内士卒、战车的数目，让将领列在公卿之中，所以兵农一致，文武同道，可以保卫安定国家，遏制乱谋（《旧唐书》作“祸乱”）。到了太宗皇帝开始建立国家典章，也设置府兵，分属各省军卫，文臣武将共同掌管；平时闲暇便收藏弓箭，努力耕作，有战事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这是用来修复古代制度，并不废弃旧有事物。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知道军籍，只是奉召入朝；大将（《文粹》作“六军”）不主持军事，只是凭借功劳养成升迁的资阶。军队的仪容归中官掌管，军事法令附属于内臣的职权。刚一戴上武官的冠帽，就把文官看得像仇敌；脚一踏入军门，就把农夫视同草芥。谋略不足以铲除奸凶，诈术却足以操纵威福；勇力不足以镇守社稷，暴虐却足以侵扰乡里。拘束藩臣，侵犯宰辅，毁坏王朝法度，扰乱朝廷常规。张扬武人的威势，上可以控制君父，假借天子的命令，下可以驾驭英豪；有隐藏奸邪、窥伺时机的心思，却没有手持符节、为国死难的义行，这难道是先王文武并用的制度吗？臣愿陛下贯通文武之道，使兵农功劳均等，端正贵贱的名分，统一内外的法律，恢复军队的职责，修整各省署的官制；近处崇尚贞观年间的规制，远处恢复成周的制度。从京畿开始以刑法示范天下，先从天子开始而达到诸侯（诸本作“以达于诸侯”），这样就可以制服豪强奸猾的势力，消除超越法度的忧患。臣先前所说学生懒于学业，是因为主管学校的官员废弛；大概是因为国家看重官员的俸禄而轻视他们的才能，以事务为先而把品行放在后面，所以百官缺少通晓经书的学问，诸生没有修习学业的心志。臣先前所说各郡违犯禁令，是因为授任的不是合适的人。臣认为刺史的职责，关系到治理和祸乱的根本，关系到朝廷法制的施行；他的权力可以压制豪强奸猾，他的恩德可以惠及孤儿寡妇，他的威力可以抵御奸贼盗寇，他的政令可以改变风俗。那些将校、曾经参加战阵的人以及功臣子弟，各自请按照实际情况酬劳赏赐。如果没有治理人民的办法，就不应授予他刺史之职；这样就可以断绝违犯禁令的忧患。臣先前所说百工制作过分淫巧，是因为制度没有确立。臣请求用官位、俸禄等级来限制他们所用的器物、车马和服饰，禁止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之物收藏于私人住宅，这样就不会有扰乱人心的奇巧之物。臣先前所说辨别枝叶，在于考察言论并询问行为；臣先前所说使知耻守礼的风气显现，在于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臣先前所说，想到生产的人少而消费的人多，就可以罢斥游荡懒惰之人，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臣先前所说政令烦琐而治理成效很少，关键在于观察官员的贤能与否。臣听说，号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主审慎地发布，臣下奉行它；如果有所损益、停止或保留（《旧唐书》《文粹》作“或亏上意”），罪责不可赦免。如今陛下政令烦琐而治理成效很少，难道不是奉行这些政令的人受到蒙蔽欺骗了吗？

译臣先前所说，广泛招纳群贤，愿陛下必定采纳他们的意见，来到朝廷等待询问，那么小臣难道还敢吝惜一死吗？臣听说晁错为汉朝谋划削弱诸侯的办法，并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到来；但忠臣的心志，壮士的节操，只要有利于社稷，死也没有悔恨。如今臣并非不知道言论一发出就会有祸患相随，计策一实行自身就会被杀戮，只是因为痛惜社稷的危险，哀怜百姓的困苦，哪里忍心姑息时俗的忌讳，暗中窃取陛下一命之宠呢？从前关龙逄死后启发了殷朝，比干死后启发了周朝，郦生死后启发了汉朝，陈蕃死后启发了魏朝。如今臣来到这里，有关部门或许不敢推荐臣的言论，陛下又无法察知臣的心意，退朝之后必定会被权臣杀害。臣有幸能够在地下追随这四个人同游，本来就是臣的愿望。只是臣不知道，杀死臣的人在臣死后，又将由谁来启发呢？至于君主的过失、政教的弊病、从前的弊端，臣已经说过了。至于把恩惠流布天下，修明近古的治理，而使天下达到和平，就在于陛下亲自实行罢了。然而上面所陈述的，实在是因为臣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怎敢不逐条回答？即使以臣的愚见，也认为还没有说到教化的大端、圣王的要道。伏望陛下侍奉天地以教导人民，恭敬奉行宗庙祭祀以教导人民尽孝，赡养老年人以教导人民敬长（两《唐书》有“长”字），养育百姓以教导人民慈爱（两《唐书》作“幼”字），调和元气以温养万物，在仁寿之境播布太和之气，就可以安闲无为，端拱而成就教化（两《唐书》作“垂”字）。至于思考陶冶调和天下的道理，就在于选择宰相并任用他，使他掌握如同造化一样的权柄；思考保全民众、安定天下的功业，就在于选择百官并任用他们，使他们专心守护各自的职责；分担万民的忧愁痛苦，就在于选择地方长官并任用他们，使他们明白惠民养民的方法。这样自然会使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教诲，行动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仁爱足以劝导善行，正义足以禁止非为。又何必早起晚睡、劳心忧虑，然后才能实现治理呢？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三